古代教育传统

古代教育传统（精选11篇）

古代教育传统 篇1

摘要：《弟子规》是清代一部有关教育学的著作, 书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是儒家思想, 对我们在中国传统教育方面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弟子规》让我们对现代教育的缺失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和反省, 对我们如何传承中华文明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弟子规》,传统教育,现代教育

《弟子规 》原名 《训蒙文 》, 由清朝学者李毓秀根据宋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童蒙须知》编写, 文章模仿《三字经》的格式, 三字一句, 浅显易懂, 蕴含儒学哲理, 是中国古代私塾中教育学生的重要启蒙用书。 《弟子规》中体现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它以“弟子规, 圣人训, 首孝悌, 次谨信。泛爱众, 而亲仁, 有余力, 则学文”为开篇总纲, 引用和借鉴儒家思想的代表作《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 谨而信, 汎爱众, 而亲仁。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这一段孔子的启蒙教育理论。 《弟子规》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典型中国式教育, 规范中国知识分子应具备的道德基准。 本文将从孝悌、仁义、学识这几个部分对《弟子规》中的传统教育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以孝弟为先, 遵守孝道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思想

《弟子规 》以首孝悌, 入则孝, 出则悌开篇, 对学子进行启蒙教育, 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家庭的教子之方。 在儒家思想占据传统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 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基准。 而孝悌则排在首位, 说明中国人崇尚孝道, 用“百行孝为先”对一个人的品德做首要考量。 《论语》有关孝的讲解是懂得孝弟的人很少会犯上作乱。 儒学教育即所谓的培养君子的教育, 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 那么孝弟就是仁义之本。 把孝视为施行“仁爱”的根本和“忠义”的前提。 因此《弟子规》 中对将成为读书人的入学儿童的首条规范就是尊敬父母, 即“父母呼, 应勿缓;父母命, 行勿懒。 父母教, 须敬听;父母责, 须顺承”。 “冬则温, 夏则清;晨则省, 昏则定。 出必告, 反必面;居有常, 业无变”。 “亲爱我, 孝何难, 亲恶我, 孝方贤。 谏不入, 悦复谏;号泣随, 挞无怨。 亲有疾, 药先尝。 昼夜侍, 不离床”。 而像二十四孝中汉文帝亲尝汤药、黄香扇枕温衾、虞舜孝感动天地等一个个具体感人的故事在这些看似教条却蕴含丰富做人道理的话语中体现出来。

中国古代教育是仕途经济, 因此学生的教育也是以培养科举进仕、扬名立万的政治人物为主。 《孝经》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终也。 夫孝, 始于事亲, 中于事君, 终于立身”。 “夫孝,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 说明孝是天经地义之事, 孝可以治国, 孝可以忠君, 孝可以立身成名。 《孝经》提到“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 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 《尚书》也提到“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 施于有政”。 古人认为以孝为基础处理好家庭关系, 才能保证今后人生目标的正确确立和事业有成。 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尽匹夫之责, 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对孝的解释是:生, 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 中国是由“礼”维系的一个民族, 礼是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 代表作品是礼记。 孝与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礼记》中记载“三谏而不听, 则号泣而随之”, 《论语》中也写道“事父母几谏, 见志不从, 又敬不违, 劳而不怨”, “父母惟其疾之忧”, 所以《弟子规》中有“身有伤, 贻亲忧;德有伤, 贻亲羞。 丧尽礼, 祭尽诚;事死者, 如事生”。 而“兄道友, 弟道恭;兄弟睦, 孝在中。 财物轻, 怨何生?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 幼者后。 长者立, 幼勿坐;长者坐, 命乃坐。 尊长前, 声要低;低不闻, 却非宜。 近必趋, 退必迟, 问起对, 视勿移。 事诸父, 如事父;事诸兄, 如事兄”。 更是详细具体地从各个礼仪规则角度对学生见到长辈时必须遵守的礼节进行劝诫和规范。

二、信义与仁爱的思想

1.以诚信为本, 崇尚信义。

儒学思想中五常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道德标准, 《大学》说:是故君子有大道, 必忠信以得之, 骄泰以失之。 《中庸》里也提到“诚者, 物之始终。不称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论语》中认为“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君子行为规范的培养以礼为行为准则。 子以四教:文, 行, 忠, 信。 受这种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 古人对信义的推崇是毋庸置疑的。 俗话说:“黄金如粪土, 信义值千金。 ”故自古以来, 志士仁人为信义杀身成仁者不计其数。

《弟子规 》以 “谨而信”对学子们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 正如《论语》中所说的“信近于义, 言可复也。 恭近于礼, 远耻辱也”。 “敬而无失, 恭而有礼”。 《弟子规》中以“步从容, 立端正;揖深圆, 拜恭敬。 执虚器, 如执盈;入虚室, 如有人”要求学生的行为必须合乎“礼”的道德规范, 做到恭敬有礼,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论语》中孔子对君子的行为准则的要求是“言必行, 行必果。 古者言之不出, 耻躬之不逮也”。 《弟子规》对学生在诚实和讲信用方面的规定是“凡出言, 信为先;诈与妄, 奚可焉?说话多, 不如少;惟其是, 勿佞巧。 刻薄语, 污秽词, 市井气, 切戒之。 未见真, 勿轻言;知未的, 勿轻传。 事非宜, 勿轻诺;苟轻诺, 进退错”。 合乎圣人训导的“非礼勿言,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动”的君子行为。 《论语》中提倡“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道听途说, 德之弃也”。 因此《弟子规》劝解学生说读书人不可闲言秽语, 沾染市井俚俗之气。 “彼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莫闲管。 见人善, 即思齐;纵去远, 以渐齐。 见人恶, 即内省;有则改, 无加警”。 同时在为人处事和如何做人方面知道“闻过怒, 闻誉乐, 损友来, 益友却。 闻誉恐, 闻过欣, 直谅士, 渐相亲”。 不可相互攀比, 应崇尚德学才艺, “唯德学, 唯才艺, 不如人, 当自励。 若衣服, 若饮食, 不如人, 勿生戚”。 知错能改, 勇于承认过错, “无心非, 名为错;有心非, 名为恶。 过能改, 归于无;倘掩饰, 增一辜”。 这些美好的道德品质在《弟子规》的教育理论中都做了详细描述。

2.仁爱思想。

孔子讲仁, 孟子讲义。儒家提倡仁者爱人, 仁爱思想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主题思想。《弟子规》认为“凡是人, 皆须爱, 天同覆, 地同载”。正是所谓的泛爱众的思想。而“行高者, 名自高。人所重, 非貌高。才大者, 望自大;人所服, 非言大”。“善相劝, 德皆建;过不规, 道两亏”。则表现出“仁者安仁, 知者利人”和“唯仁者能好人, 能恶人”的思想。像“将加人, 先问己;己不欲, 即速已。恩欲报, 怨欲忘;抱怨短, 报恩长”则是表达孔子“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观点。“同是人, 类不齐, 流俗众, 仁者希。果仁者, 人多畏。言不讳, 色不媚。能亲仁, 无限好;德日进, 过日少。不亲仁, 无限害;小人进, 百事坏”则是培养学生“亲仁”的人生观, 亲君子, 远小人, 使自己成为仁人君子。儒家认为“仁”必须有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德行。孔子说:“苟志于仁矣, 无恶也。”“克己复礼为仁。”说明以“仁义”为基础培养道德品质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对学生教育的最高意境和长远目标, “知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是古代理想完美品格的体现。

三、在道德教育基础上进行知识教育

《论语 》中提到 “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 即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知识教育。 唐朝韩愈在《师说》中对教师的定义是传道授业解惑也, 即老师首先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接下来授业解惑, 对中国学生首先进行礼仪伦理教育, 其次才是知识教育。 学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弟子规》中列举“不力行, 但学文, 长浮华, 成何人。 但力行, 不学文, 任己见, 昧理真”, 很好地辩证学习与实践思考的关系, 即所谓的“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读书法, 有三到, 心眼口, 信皆要。 方读此, 勿幕彼, 此未终, 彼勿起。 宽为限, 紧用功, 工夫到, 滞塞通。 心有疑, 随札记;就人问, 求确义”。 这些规则向学生介绍许多有用的、很好的学习方法, 如“余力学文”, “勤学好问”, “读书三到”, “不可舍此慕彼”等。 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 教育学生学习方法的经典例子至今说来仍然朗朗上口, 如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 “默而识之, 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举一反三, 奋发图强”。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古人认为读书是个人修养和品德完善的重要途径, 因此古人将读书叫做读圣贤书, 读书人万万不可读杂书、生邪念。 《弟子规》中说道“非圣书, 屏勿视, 蔽聪明, 坏心志。 勿自暴, 勿自弃, 圣与贤, 可驯致”。 说明“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仁在其中矣”, “仁礼”与“学识”合而为一的思想。

《弟子规 》中蕴含着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 是古代有关中华教育的典型代表。 儒家教育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主流, 以道德修养、品格完善为要著, 使人在修身养性、成为拥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格的基础上学习知识, 至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当今社会由于种种因素, 现代教育中出现了许多错误的观念和误区, 因此《弟子规》中体现出的儒家教育的精华思想对现代教育的缺失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可以说儒家思想在整个思想史上是伟大的, 是值得中国人继续传承和弘扬的宝贵思想, 是中华文明最引以为傲的瑰宝。

参考文献

[1]孔子.《忠经孝经》.三秦出版社, 2008年1月.

[2]孔子.《论语》.中华书局, 2006年2月.

[3]李毓秀.《弟子规》.三秦出版社, 2008年月.

[4]金良年, 等编.《大学中庸》.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末9月.

古代教育传统 篇2

摘 要： 《弟子规》是清代一部有关教育学的著作，书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是儒家思想，对我们在中国传统教育方面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弟子规》让我们对现代教育的缺失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和反省，对我们如何传承中华文明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 《弟子规》 传统教育 现代教育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由清朝学者李毓秀根据宋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童蒙须知》编写，文章模仿《三字经》的格式，三字一句，浅显易懂，蕴含儒学哲理，是中国古代私塾中教育学生的重要启蒙用书。《弟子规》中体现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它以“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为开篇总纲，引用和借鉴儒家思想的代表作《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一段孔子的启蒙教育理论。《弟子规》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典型中国式教育，规范中国知识分子应具备的道德基准。本文将从孝悌、仁义、学识这几个部分对《弟子规》中的传统教育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以孝弟为先，遵守孝道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思想

《弟子规》以首孝悌，入则孝，出则悌开篇，对学子进行启蒙教育，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家庭的教子之方。在儒家思想占据传统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基准。而孝悌则排在首位，说明中国人崇尚孝道，用“百行孝为先”对一个人的品德做首要考量。《论语》有关孝的讲解是懂得孝弟的人很少会犯上作乱。儒学教育即所谓的培养君子的教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么孝弟就是仁义之本。把孝视为施行“仁爱”的根本和“忠义”的前提。因此《弟子规》中对将成为读书人的入学儿童的首条规范就是尊敬父母，即“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亲爱我，孝何难，亲恶我，孝方贤。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而像二十四孝中汉文帝亲尝汤药、黄香扇枕温衾、虞舜孝感动天地等一个个具体感人的故事在这些看似教条却蕴含丰富做人道理的话语中体现出来。

中国古代教育是仕途经济，因此学生的教育也是以培养科举进仕、扬名立万的政治人物为主。《孝经》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说明孝是天经地义之事，孝可以治国，孝可以忠君，孝可以立身成名。《孝经》提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尚书》也提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古人认为以孝为基础处理好家庭关系，才能保证今后人生目标的正确确立和事业有成。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尽匹夫之责，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对孝的解释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中国是由“礼”维系的一个民族，礼是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代表作品是礼记。孝与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礼记》中记载“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论语》中也写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父母惟其疾之忧”，所以《弟子规》中有“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而“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近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移。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更是详细具体地从各个礼仪规则角度对学生见到长辈时必须遵守的礼节进行劝诫和规范。

二、信义与仁爱的思想

1.以诚信为本，崇尚信义。

儒学思想中五常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道德标准，《大学》说：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中庸》里也提到“诚者，物之始终。不称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论语》中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行为规范的培养以礼为行为准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受这种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古人对信义的推崇是毋庸置疑的。俗话说：“黄金如粪土，信义值千金。”故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为信义杀身成仁者不计其数。

《弟子规》以“谨而信”对学子们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正如《论语》中所说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敬而无失，恭而有礼”。《弟子规》中以“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要求学生的行为必须合乎“礼”的道德规范，做到恭敬有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中孔子对君子的行为准则的要求是“言必行，行必果。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弟子规》对学生在诚实和讲信用方面的规定是“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说话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刻薄语，污秽词，市井气，切戒之。未见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合乎圣人训导的“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君子行为。《论语》中提倡“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道听途说，德之弃也”。因此《弟子规》劝解学生说读书人不可闲言秽语，沾染市井俚俗之气。“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齐。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同时在为人处事和如何做人方面知道“闻过怒，闻誉乐，损友来，益友却。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不可相互攀比，应崇尚德学才艺，“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励。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知错能改，勇于承认过错，“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这些美好的道德品质在《弟子规》的教育理论中都做了详细描述。

2.仁爱思想。

孔子讲仁，孟子讲义。儒家提倡仁者爱人，仁爱思想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主题思想。《弟子规》认为“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正是所谓的泛爱众的思想。而“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则表现出“仁者安仁，知者利人”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思想。像“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恩欲报，怨欲忘；抱怨短，报恩长”则是表达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媚。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不亲仁，无限害；小人进，百事坏”则是培养学生“亲仁”的人生观，亲君子，远小人，使自己成为仁人君子。儒家认为“仁”必须有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德行。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克己复礼为仁。”说明以“仁义”为基础培养道德品质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对学生教育的最高意境和长远目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是古代理想完美品格的体现。

三、在道德教育基础上进行知识教育

《论语》中提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即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知识教育。唐朝韩愈在《师说》中对教师的定义是传道授业解惑也，即老师首先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接下来授业解惑，对中国学生首先进行礼仪伦理教育，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学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弟子规》中列举“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很好地辩证学习与实践思考的关系，即所谓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幕彼，此未终，彼勿起。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心有疑，随札记；就人问，求确义”。这些规则向学生介绍许多有用的、很好的学习方法，如“余力学文”，“勤学好问”，“读书三到”，“不可舍此慕彼”等。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教育学生学习方法的经典例子至今说来仍然朗朗上口，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举一反三，奋发图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古人认为读书是个人修养和品德完善的重要途径，因此古人将读书叫做读圣贤书，读书人万万不可读杂书、生邪念。《弟子规》中说道“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说明“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仁礼”与“学识”合而为一的思想。

《弟子规》中蕴含着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是古代有关中华教育的典型代表。儒家教育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主流，以道德修养、品格完善为要著，使人在修身养性、成为拥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格的基础上学习知识，至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当今社会由于种种因素，现代教育中出现了许多错误的观念和误区，因此《弟子规》中体现出的儒家教育的精华思想对现代教育的缺失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可以说儒家思想在整个思想史上是伟大的，是值得中国人继续传承和弘扬的宝贵思想，是中华文明最引以为傲的瑰宝。

参考文献：

古代士人的精神传统 篇3

士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

在商周时期，士的含义十分广泛，如指青年男子、武士等，在等级制度上，士是各级贵族的通称，更多的是指宗法分封制度下的一个等级，处于宗法贵族等级序列的最末一等。汉人贾谊说：“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许多士在诸侯公室中担任职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春秋以前的士，“大抵皆有职之人”。

在士担任的职事官中，可以看到后世文人的原始形态。当时，在王室中有一批掌管祭祀、礼仪、占卜、记事等活动的文职官员，称“作册”、“巫”、“卜”、“祝”、“史”等。他们掌握文化知识，具有文人的特征。不过，与春秋战国活跃的士阶层相比，他们不是独立的知识群体，其知识还没有形成理论学说，没有达到以知识为资本与社会进行交换的程度。商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保证了士等级的稳定和不断扩充，严格的等级制度又使士纵然有知识和技能也无法充分施展，“士之子恒为士”，从这方面看，商周的士缺乏知识主体的自主性，其身份是不自由的。

春秋战国时期，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士摆脱了宗教等级的束缚，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一批非宗法性的士崛起，成为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非常活跃的阶层。

这时，士的身份已不再世袭，不再是贵族的一部分，那些通过刻苦读书，拥有一定才干的人，也可以成为士。如苏秦，家境贫寒，为改变生活状况，他决心努力学习，增长本领，读书累了，甚至“锥刺股”，终于学有所成，后来到各国游说，受到欢迎，曾担任六国国相。

由于士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他们所思所想多为针对天下如何统一、国家如何富强、社会如何治理等问题，所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成为士人的明显特征。

许多士人怀着对“道”的追求和憧憬而从政

古代士人具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即积极的入世精神。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论语·泰伯》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此言代表了广大士人的心愿和呼声。古代士人把参与国家政治视为自己的“天职”，把“治国平天下”当作崇高的理想追求。他们关心社会现实，“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少士人入仕后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清正廉洁，执法严明，成为贤相、清官，至今为人称颂。有的人虽遭贬谪，仍怀报国之志；许多人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从容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充分体现了士人中优秀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英勇献身精神。

战国时期，许多士人是怀着对“道”的追求和憧憬而从政的，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重于君主之位，应该用道对专制君权加以节制。他们在国君面前敢于据理力争，甚至指斥国君的不道行为。孟子周游列国，常常尖锐地批评国君，他站在维护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毫不留情地指斥了梁惠王“率兽而食人”，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不配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他的责备常常使得国君无言答对，“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的行为不仅显示了士人对政治的关心，还表明孟子具有可贵的社会良知。他以社会担当为己任，关注民生，反对战争，仗义直言，体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优秀品质。

从贾谊上疏和叶伯巨之死看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来源于读书人对社会、民族、国家前途深切的关怀。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古代士人的忧患意识常常表现在对事物的发展具有预见性。往往在王朝和平稳定时期，他们见微知著，察觉到潜伏的危机和面临的困境，表现出“超前意识”或“危机感”。

比如汉文帝时，贾谊上疏，针对匈奴强大、诸侯势力膨胀等问题，认为，汉王朝像病足一样，“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当时，社会处在平稳发展阶段，贾谊之“危机感”似乎是危言耸听，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对的。

明初，地方教官叶伯巨上书朝廷，认为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将来会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难免骨肉相残。果然，朱元璋死后，发生了争夺皇位的战争。但在当时，朱元璋却认为他的话有蓄意挑拨离间之嫌，不少大臣也认为他无中生有，叶伯巨被抓，死于狱中。

很多士人具有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对问题观察的敏感性，能比较清楚地发现某种趋势的发展前景。然而，在现实中，超前的危机感往往不为当政者认同，甚至被怀疑别有用心，这就酿成了许多个人的悲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历史使命感

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驱动下，中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虽身处逆境，但坚韧不拔，正信弥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继续奋进。司马迁被汉武帝动腐刑，蒙受了奇耻大辱，虽然处于痛不欲生的境况，但是他写作《史记》的决心没有动摇，他用历史上那些处于逆境的先贤激励自己，以超人的毅力，最终完成了这部伟大的史学名著。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品格，他们不屈不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甚至甘愿以身殉道。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腐败。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带领志同道合之士与宦官恶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称为东林党。由于东林党人的斗争矛头直指腐败朝政，熹宗时，被阉党头子魏忠贤残暴镇压。东林党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关注社会政治，忧国忧民，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可贵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士人的依附性，使他们的知识价值取向和人格的独立性都大打折扣

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参政意识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其一是强化了做官意识。在专制的家天下时代，士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往往要通过入仕为官来实现，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官员的名额有限，于是，无数儒生士子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为入仕，他们刻苦攻读，皓首穷经；为保住官位，他们争宠献媚，甚至互相倾轧，最终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和掌中玩物。

其二是重政治，轻科技。古代士人迷恋仕途，热衷参政，加之历代封建统治者轻视自然科学，认为科学技术不过是“器”、是“艺”，是等而下之的东西，因此，中国古代无官职的自然科学家、发明家的社会地位不高，他们至多在正史的“方伎传”中留几笔，而不能与政治家相提并论。这种观念造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知识结构不合理，更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

古代教育传统 篇4

关键词：古代文学,传统文化,教育

“文化本身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范畴, 笼统地说, 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 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是人化世界的总和。文化由宗教信仰、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法律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内容构成, 包括物质、精神、心理与制度文化。”[1]

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一切物质的、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的总称。从时间上来讲, “中国传统文化, 指中国古代 (鸦片战争以前) 的文化。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5000年之久。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力。世界上曾经有过与中国古代相媲美的文化类型, 如巴比伦文化, 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 它们有的消失了, 有的衰败了, 有的中断了。唯独中华文化传承不绝。虽然它也曾遇到过种种危机和挑战, 但却如同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一样, 一往无前, 至今仍保持着勃勃生机。中国古代文化内容丰富, 气势恢宏, 蕴涵深刻, 形式多样。它的悠久和辉煌, 足以使每人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2]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其中所表现提倡的高尚志向、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顺应潮流、不断革新的行为追求, 以礼待人、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 重人格、尚气节的思想境界, 知行统一、自我完善的修养目标, 淳朴务实、勤劳节俭的优良品质等等, 都具有超越时代的魅力”。[3]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千年所积淀, 具有民族的文化特性, 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准则, 影响、规范着当今社会。

古代文学作品蕴涵着极其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作品不仅体现语文工具性, 更凝结了古代熠熠生辉的思想精华, 比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传统美德, 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等优良品质, 它们是我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 这些品质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得最为丰富, 这又恰好是值得传承的精华。可以说, 古代文学作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一条很好的途径。首先, 作品富含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血脉之根, 而古代文学作品承载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我国传统价值观、道德观、人生感悟等的结晶。质朴的《诗经》, 诡丽的《楚辞》, 雍容的唐诗, 典雅的宋词, 都通过语言显示了丰富的文化意蕴, 体现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其次, 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作者是我们的人格榜样。他们通过作品来展现自己的某些品格, 如李白的《行路难》表现了他对人生前途乐观豪迈的气概, 林语堂的《论快乐》阐明了快乐由精神决定, 永不放弃理想追求。俞敏洪的《树的精神》告诉人们渡过难关是一种心态, 你想要跨过去的话, 就必然能跨过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写出了不愿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

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可以提升文化品位, 但综观我们的教学实践, 状况却不容乐观。在教学中, 教师只注重字词句知识的传授, 忽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教学方法单一, 教师只向学生讲解翻译, 教法呆板, 大多沿着“读一译一抄一背”的思路展开, 课堂气氛压抑, 千篇一律, 而学生只管翻译和记忆词法、句法, 对课文不能顺畅诵读, 不能理解课文思想内容。学生缺少兴趣, 教学效果不明显。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弘扬传统文化的现状不容乐观, 需要广大高职语文教育工作者合力探索教学出路, 走出教学困境。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起着主导作用, 所以要改善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效果, 首先从提高教师素质做起。要做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必须有过硬的基本功、丰厚的文化底蕴, 这对于古代文学作品教学更为重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内涵丰富, 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高职语文作为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 古代文学作品作为语文教学中的重点, 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 想教给学生一杯水, 教师就必须有一桶水。所以要求语文教师熟读古代经典作品, 只有教师领悟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才可以在课堂上得心应手, 用传统文化的魅力感染学生、熏陶学生。逐渐使学生接受传统文化并内化为自身的优秀品质。其次教学方法要灵活多变。教学方法是教师引导学生实现教学目的, 完成教学任务所采用的方法和措施。方法科学会事半功倍。因此, 在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中, 为了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 我们必须改变教学方法。字词要少讲、精讲, 可引导学生借助工具书自己解决翻译问题, 扫除阅读障碍。倡导诵读, 书读百遍, 其义自现。并鼓励学生体验感悟。比如读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我们就要去感受语言文字中那种生命无常, 有限生命无限追求的感慨;读苏轼的《定风波》, 就要领悟人生无论逆境顺境都可以泰然处之的豁达潇洒。读《冯谖客孟尝君》就会明白立足职场的必备素质。这样的阅读有助于激发学生思维, 更好的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同时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结合内容, 配以适当的音频视频, 提高学习兴趣, 使学生更乐于接受传统文化教育。

总之, 在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 首先需要教师提升自身素养, 在此基础上,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让学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从而提升人文底蕴,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

参考文献

[1]刘万军, 中国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芒种.2013 (11) :151.

[2]商聚德、刘荣兴等, 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1.

古代帝王与中国传统美食趣闻 篇5

烧杂烩在苏北一带，无论是寻常人家，还是星级宾馆，在酒筵上，都不可缺少。尤其是在操办红白喜事时，此菜更做为众菜之首被推上席间，让众食客大块朵颐。这道菜荤素搭配，鱼肉并列。将一些味性相佐的菜肴一并相烹，不仅有鱼有肉，还兼以海产野味，调以各种佐料，使得大杂烩杂而不乱，大有吃头。

这道菜的由来与楚霸王项羽有关。项羽生性有两大特点：一是室无二妻，终身以虞姬为伴;二是每顿饭菜无二样。就为这第二个特点，伤透了手下厨子的脑筋。为了使驰骋沙场、鞍马劳顿的大王有个健壮的身体，厨子们左思右想。其中一个小厨子想出个办法，他将一些鸡，鱼肉等放入一锅，精心烹制后，端到大王面前。以为会挨大王一顿训斥，未曾想，项羽吃了第一口，胃口就被吊了起来，一大碗杂烩顷刻吃了个精光，而且批示厨师，今后为了节省时间，菜就这么烧。从此，手下厨师悉听遵命，每菜必是杂烩。为了使杂烩不致太单调，厨师们想方设法改进配料，尽量让杂烩烧得花样翻新。后来，人们为了怀念楚霸王的功绩，“烧杂烩”便在民间很快流传开来，一直烧到今天。

曹操与曹操鸡

“曹操鸡”是始创于三国时期的安徽合肥传统名菜。此菜系经宰杀整型、涂蜜油炸后，再经配料卤煮入味，直焖至酥烂，肉骨脱离。出锅成品色泽红润，香气浓郁，皮脆油亮，造型美观。吃时抖腿掉肉，骨酥肉烂，滋味特别鲜美，且食后余香满口。因而，以其独具一格风味，受到来合肥旅游的中外食客好评，曾留言赞美：“名不虚传，堪称一绝”。

相传三国时期，合肥因地处吴头楚尾，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统一北方后，从都城洛阳率领83万大军南下征伐孙吴（即历史上著名的赤壁大战），行至庐州（今安徽合肥）时，曾在教弩台前日夜操练人马。曹操因军政事务繁忙，操劳过度，头痛病发作，卧床不起。行军膳房厨师遵照医嘱，选用当地仔鸡配以中药、好酒、精心烹制成药膳鸡。曹操食后感到味道鲜美，随之病渐愈，身体很快康复，尔后每进餐必常食此鸡。由此，后人传于世， “曹操鸡”声名不胫而走，于是这道菜便在合肥流传至今。现今“曹操鸡”这道美肴，尤以合肥逍遥酒家烹制最为出名，仍以当地优质仔鸡为本，并配以曹操家乡——安徽亳州出产的古井贡酒与天麻、杜仲、香菇、冬笋及花椒、大料、桂皮、茴香、葱姜等开胃健身的辅料制成。营养丰富，具有食疗健体之功，声誉日高，更加名闻遐迩。

赵匡胤与孝感豆油藕卷

豆油藕卷，俗称豆油卷，是楚乡湖北孝感民间传统风味素菜名馔。因孝感向以盛产优质莲藕出名，故当地人民素喜烹食各种藕肴。特别每适年节喜庆，几乎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烹制豆油的美味佳肴。

相传，宋太祖赵匡胤自小家贫，早年曾浪游楚地，以推车贩运为业。一次寒冬，他手推独轮车，从古“楚王城（今湖北云楚）来至孝感西湖村，当独轮车满载贩购的西湖莲藕后，却已值风雪黄昏，饥寒交迫，赵匡胤便推车投宿西湖酒家。急欲酒菜充饥御寒，然而，却逢当年因年岁饥馑，兵祸战乱频繁，朝廷严禁民间酿酒，加之此时酒馆饭菜俱空，厨间仅剩两张未用完的豆油皮及葱、姜等零星物料，而聪明的厨师触景生情，以显示自己厨艺高明，便随机应变，即取用来客独轮车上的莲藕作原料，经洗净去皮，切成细丝，略用盐腌渍后，抖入葱、姜、香菇丝等调配料和少许面粉，用净布紧紧卷捏成一字条形，再用抹过面糊浆的豆油包牢，以锯刀法切成形似“车轮”一样的筒片，并经油炸烹制，稍许，酒家端上一盘“豆油藕卷”和一壶私人家酿陈酒送上餐桌。赵匡胤非常感激，便一人独酌起来，边吃边赞曰：“豆油藕卷肴，兼备美酒好，落肚体通泰，今朝愁顿消。”于是，“豆油藕卷”这一佐酒美肴即问世并沿传下来。

大约过了十多年后，在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一跃而当上了宋朝的开国皇帝。一天，他忽然想起当年在西湖酒馆吃过那难得的美酒和佳肴，顿时感慨万分，为了不忘旧情，便特别为孝感颁发诏书，取消西湖禁酒令。自此，“西湖酒市”复兴，亦沿传千年。

朱元璋与油煎毛豆腐

毛豆腐是安徽驰名中外的素食佳肴。系以本省屯溪、休宁一带特产的毛豆腐（长有寸许白色茸毛）为主料，用油煎后，佐以葱、姜、糖、盐及肉清汤、酱油等烩烧而成。上桌时以辣椒酱佐食，鲜醇爽口，芳香诱人，并且有开胃作用，为徽州地区特殊风味菜。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幼年时，因家贫困，曾给财主家放牛帮工，每在白天放牛后，半夜就要起来与长工们一起帮磨豆腐，他年纪虽小，但做事很勤快，颇得长工们喜欢，因此，长工们尽量照顾不让他干重活。后被财主知道很不满意，便将他辞退回家了。朱元璋没办法，只得和附近一座庙跟前的小乞丐们混在一起。长工们可怜他，每天从财主家偷出一些饭菜和鲜豆腐，藏在庙的干扰草堆里，到时朱元璋就悄悄取走与伙伴们分食。不久，父母兄相继亡故，朱元璋更是孤无所依，便入寺当了和尚。因朱元璋最喜食豆腐，初时，长工们仍照样送来藏放草堆里。一次寺里一连几天忙着做庙会，长工们见藏放的豆腐原封不动就没有再送了，当庙会结束，朱元璋记起去取豆腐，发现豆腐上已长满了一层白毛，他就拿回庙中，偷偷地弄来油煎食之，觉得味道更香鲜无比，以后他就常用此法做豆腐吃。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油煎毛豆腐便成了御膳房必备佳肴。现今油煎毛豆腐已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外名菜。

鱼头豆腐与乾隆

乾隆为了表示自己勤政体民，曾多次巡幸江南，这年他来到杭州巡游。一天上午，他忽然心血来潮，竟悄悄微服登上吴山游玩起来。偏偏天公不为天子作美，时近中午，天降大雨，势如倾盆。乾隆被淋得像个落汤鸡，万般无奈，只好跑到山中一户人家的屋檐下避雨。谁知，大雨如注，一直下个不停。乾隆又饿又冷，只好进屋求主人给弄点吃的。这户人家的主人姓王，人称王小二。他见来客遇雨狼狈不堪，便热情招待了乾隆，只是家中贫困，又无准备，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他冒雨到园中拔了点菠菜，做了一碗菠菜煎豆腐。寻来找去，又用个鱼头和一块豆腐做了个鱼头豆腐。菜上桌后，乾隆一见，两个菜色泽鲜艳，香味扑鼻，均为宫中所不见。俗话说，“适口者香”。乾隆此时又饥又冷，这两个菜对他的确很适合。他尝了一口，鲜美异常，十分满意。饭后，雨过天晴，乾隆问过主人姓名，告辞而去。皇帝回到京城后，曾多次让御膳房做这两个菜，可是不管御厨怎么下功夫，没有一次赶上王小二做得那么好吃。

后来，乾隆又来杭州，想起上次遇雨一事，记起了王小二一饭之饷。便派人找来王小二，重赏之后，问起日子过得怎么样。此时，王小二正失业居家，穷困潦倒，靠借贷度日。于是，便如实答道：“一年不如一年。”乾隆一听，便说：“你很会烧菜，何不自己开家饭馆。”于是，王小二便开起饭馆来，这就是杭州城的“王润兴饭馆”。当时，乾隆还封王小二为“皇饭儿”。并亲书此三字。王小二把“皇饭儿”之匾高悬店内。这事儿—传开，人们争相来“王润兴饭馆”就餐。王小二又在鱼头豆腐这个起家菜上狠下功夫，不久，“王润兴”便誉满杭城，王小二的生意越来越兴隆。其它菜馆一见，也争相学习烹制鱼头豆腐。于是，此菜越做越精，最后成了—道杭州名菜。

龙井虾仁与乾隆

一次乾隆下江南游杭州，他身着便服，遨游西湖。时值清明，当他来到龙井茶乡时，天忽下大雨，只得就近在一位村姑家避雨，村姑好客，让坐泡茶。茶用新采的龙井，炭火烧制的山泉所沏，乾隆饮到如此香馥味醇的好茶，喜出望外，便想要带一点回去品尝，可又不好开口，更不愿暴露身份，便趁村姑不注意，抓了一把，藏于便服内的龙袍里。待雨过天晴告别村姑，继续游山玩水，直到日落，口渴肠饥，在西湖边一家小酒肆入座，点了几个菜，其中一只是炒虾仁。

点好菜后他忽然想起带来的龙井茶叶，便想泡来解渴。于是他一边叫店小二，一边撩起便服取茶。小二接茶时见乾隆的龙袍，吓了一跳，赶紧跑进厨房面告掌勺的店主。店主正在炒虾仁，一听圣上驾到，极为恐慌，忙中出错，竟将小二拿进来的龙井茶叶当葱段撒在炒好的虾仁中。谁知这盘菜端到乾隆面前，清香扑鼻，尝了一口，顿觉鲜嫩可口，再看盘中之菜，只见龙井翠绿欲滴，虾仁白嫩晶莹，禁不住连声称赞，“好菜！好菜！”从此这盘忙中出错的菜，经数代烹调高手不断总结完善，正式定名为龙井虾仁，成为闻名遐迩的美馔佳肴。（据《中华励志网》）

编辑/吴雨

古代教育传统 篇6

关键词：语文教育史,古代教育传统,当今语文教学

作为独立分科意义上的语文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但作为实质上的语文在教育史上应该是非常漫长了, 毕竟我国从先秦到清末的教育一直都是以语文教育为主体的, 所以审视、整理、分析古代教育思想的优良传统, 对于指导我们当今的语文教学和教学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取古代教育传统之精华

(一) 古代的语文教育是融识字教育与文史经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教育, 譬如《千字文》、《三字经》, 本为古代儿童识字的教材却也充满了思想教育的意味, 这就决定了古代语文教育内容的博大精深。应该说大部分文言文都具有文质彬彬的特点, 不仅仅可以作为写作的范式, 而且充斥着古代人的思想和智慧, 《诗经》、《论语》、《左传》等等莫不如是。到了当代, 入选我们语文教材的文章大多不脱离內容的综合性这一特点。但由于受到西方教育体系的影响和知识大潮的冲击, 语文教育倾向于应试教育,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往往只注重枯燥乏味的“文”的讲解, 却忽视了文言文最为本质的“文以载道”的特点, 难怪许多学生学过课文之后却不知其所言了。因此, 抓住文章內蕴的“质”的精华, 并和当下形式精密结合, 应是当今语文教学思考且注意的地方。 比如教学《陈太丘与友期》这一课时, 借陈太丘的儿子驳斥其父朋友的事件, 完全可以引发学生进行当下所倡导的诚信问题的讨论, 在讨论中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诚信是我们的传统美德, 新世纪的我们应当义不容辞的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从而达到了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效果。

(二) 古代的语文教育更多地从整体着眼进行诵读训练和写作指导。读, 着重诵读整篇文章和整体的著述;写, 着重进行整篇的习作和谋篇布局的训练。这种整体性的古代教育思想, 可以激活思维、引发联想、增强语感、陶冶性情, 和我们目前所倡导的创造性思维训练和陶冶性教育不谋而合。而我们在当今语文的教学中, 知识讲解过多, 整体感悟较少, 往往只注重生僻字词以及所谓的重点句的分析, 把完整的一篇文章分解的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因此, 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让学生从整体上感悟体会, 无疑也是当今语文教学应努力的方向, 何况学生凭自己的知识积累, 有时可以完全理解, 并不需要老师过分的条分缕析。

(三) 古代语文教育的训练方法是通过读写的实际操作使学生获得读写能力。“读书百遍, 其义自见”、“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都是古代关于多进行实际操作的论述。正是坚持这种教学方法的实践性, 我国古代多奇才。毕竟语文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实践和积累的过程, 要想学有所成, 必须大密度、高频率的训练。当今教学重讲解轻训练, 常常忽视了语文的这一特点, 把语文等同于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学习, 认为只要老师多讲解必有学生学习上的立竿见影的进步, 殊不知, 这是违背语文教学规律的。值得庆幸的是当今越来越多的语文老师认识到加强学生实践的重要性, 不但有指导性的让学生多读多写, 而且根据当前形势和社会需求, 鼓励学生多听、多说。

当然, 这种实践并不同于为了应试而进行的题海战术。首先是目的不同, 实践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题海战术则是为了学生应试、为了使学生取得高分, 而完全置学生能力的提高于不顾;其次范围不同, 实践兼顾到学生语文学习的听说读写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 题海战术则往往是以做题为主要方式只是进行考题方向的训练, 范围狭窄。当今的语文教学, 务必把教学方法的实践性和题海战术区别开来。

(四) 古代语文教育注意利用汉语文的特点进行教学。汉语文具有象形性、表意性、审美性、情感性、灵活性和艺术性等, 传统的语文教育正是抓住汉语文的本体特点并加以充分利用, 如识字教材中讲究押韵、综合训练中加强属对的练习、阅读写作中注意妙字神笔。可是当今语文教学多注意西方的主义和理论, 却舍本逐末的忽视了汉语文特点, 致使汉语文本身的强大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而抓住汉语文的本体特点进行教学, 不仅可以使学生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感染, 而且有利于学生联想、想象、逻辑、创造等多种思维结构的合成。因此, 从汉语文特点的视角重新思考研究当今语文教学策略定会给我们带来可喜的收获。

(五) 古代语文教育重视学生的独立思考, 强调启发式教学和因材施教。“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是对启发式教学的论述。这种教学法一是强调教育学生必须抓住时机、二是强调教育学生要有明确的要求, 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因材施教则是对不同的学生表现出的不同个性, 持有不同的态度, 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教学, 这是自孔子以来的古代语文教育的传统。而自从我国引进班级授课制, 就形成了一位教师面对众多学生的格局, 加上功利主义的影响, 教育窄化为应试教育, 随之产生了“灌输式”、“填鸭式”等教学法, 语文教学当然难免其影响。当今正处于信息社会, 语文教育做为本民族的教育, 理应站在时代的前沿, 担负起为未来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时代要求, 以人为本, 尊重学生个性, 而传统教育中的启发式和因材施教正好与此相吻合。可喜的是, 当今语文教学中部分教师已经将其做了进一步的应用和发展。例如, 讨论法、问答法、情景教学法都是对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应用和发展;而“三主三式”、“六步课堂教育法”等一些教学模式的提出, 则正体现了重视学生独立思考、因材施教教学法的渗透。

二、弃古代教育传统之糟粕

(一) 古代语文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少数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利益的官吏, 这一教育目的制约了古代的语文教育内容主要是为了应对科举考试的需要而进行的读写教学。读, 限于读四书五经和前人的著名闱墨;写, 限于习作八股文和试帖诗。只为功名的目标之狭隘和封闭, 严重束缚了学生的思维, 如小说中所刻画的受科举迫害的范进、孔乙己等不胜枚举的人物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当今时代语文作为一门学科, 其教育目的小而言之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大而言之是为未来的社会培养人才。所以当今语文教育的知识价值标准不能被政治价值标准同化, 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 不能把语文教学中阅读的内容牵强附会地披上政治教育的外衣, 不能在语文写作教学中控制作文的政治方向, 毫无理由地控制学生思路的开阔和思维的活跃。

(二) 古代语文教育严重脱离语言实际和运用实际。其一是因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历来尊崇经典, 并且以文取士, 于是, 全部语文教学的内容就被局限在读古文、写古文、写八股文的圈子里;其二是因为古代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文言文这种书面语为主要形式的, 这往往会造成只重视书面语而忽视口语的局面。而当今时代需要的是经世致用的人才, 不仅需要学生掌握大量的知识, 而且需要所学知识的广泛应用, 所以今天的语文教学一要正确看待经典, 不要弃之不学, 又不要以古代的只知背诵模仿而不知为我所用的方式去学;二要重视听说训练, 使语文走向广阔的生活, 并从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吸收营养, 这是大语文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三) 古代语文教育忽视我国自古就很发达的文字、训诂和声韵之学, 同时还相当严重的忽视文学教育, 这不得不说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巨大损失。正缘于此, 我们在长期的语文教育中没有清晰地认识到汉语文的特色、丢失了“诗教”的优良传统、戏剧和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没有形成语文的科学体系。当今语文教学我们应当力避这一固弊, 发挥汉语文之特长、适时适当地继承诗教传统、挖掘戏剧和小说中的精彩之处、逐步建立自己的科学体系, 使语文教学均衡、全面、健康地发展。

古代教育传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其精华, 和我们当前所追求的语文素质教育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其糟粕, 又给我们目前的教育教学改革多少警醒和启示啊。这对我们反思当今的语文教育现状, 思考今后的语文教育航行, 不是一个很好的指点吗?古代教育传统应该是我们在从事当今语文教学和教学研究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灵感。

参考文献

[1]曹明海潘庆玉编著.语文教育思想论[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2.1.

[2]郑国民.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1.

[3]禹明华.儒家文化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述评[J].现代教育论从, 2005, (3) .

古代教育传统 篇7

1 从古代中国的丰功伟绩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的古代史中有许多的丰功伟绩, 这些非凡的成就都可以让我们的学生深切的感受到自己祖先的伟大, 从而倍感自豪与骄傲。比如说, 就水稻而言, 我们就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的国家之一, 而且在父系公社的时期, 就已经掌握了养蚕防治的技术。古代的中国, 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艺术文化都处于世界的领先位置, 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一直保持这个地位。特别是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 更是给全世界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马克思和李约瑟都曾对公元三世纪的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过很高的赞誉。坦普尔甚至在其所著的书中写道, 建立现代世界的基本发明创造, 有一半甚至以上都可能是源自中国。古代的中国, 特别是唐朝时期, 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科学技术都曾被许多国家效仿和借鉴。日本的文字里更是有着明显的汉语的影响。而今全世界都在实行的考试制度也是发源于中国。此外, 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 也要让学生明白之所以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可以创造如此灿烂的文化, 与他们的勤劳创造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 中国人民一直都是一个勤劳伟大的民族, 虽然是在近代落伍, 但也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动政府压迫的。只有全面的透彻的了解, 才能更加感同身受的产生民族认同感, 在对中国古代的伟大灿烂的成就的学习中, 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鼓励他们为了祖国的强大和富强更加努力的学习。

2 从古代中国的杰出人物的事迹中塑造学生的高尚品格

无数的古代中国人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繁盛不顾个人得失, 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甚至宝贵的生命。这些事迹都是爱国主义教育中最为生动的题材。比如, 屈原忧国忧民, 因壮志难酬, 愤而投江, 留下的千古诗篇依然给了后人强大的精神力量;史学家司马迁, 忍受着非人的折磨, 在狱中依然坚持完成了鸿篇巨著《史记》;还有三国的诸葛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豪言壮语, 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质, 无不感染着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 至今亦然;南宋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 已被后人流传千年, 感动无数国人;南宋文天祥“自古人生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言更是将其高尚的人格和爱国情怀发展到了极致。通过对这些历史杰出人物故事的讲授, 使学生受到感染, 从而树立高尚的品质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3 正视封闭落后的封建社会, 使学生更加珍惜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正视中国古代历史中出现的失误或者偏差。除了要向学生讲授封建社会里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外, 也要让学生知道许多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对自己的文化是非常骄傲自大的, 对其他国家的文化甚至是蔑视的, 存在着严重的思想误区。这种情况下造成的闭关锁国政策, 特别是在十六世纪以后, 我国的科技已经落后西方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导致中国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可悲局面。在万利时期, 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 当时的中国在数理和天文等方面都已经落后西方了。而当时的有识之士, 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已经意识到了与西方的科技存在的差距, 于是与利玛窦等传教士合作, 把西方科学技术引进了中国, 是中国人得以开阔眼界。可是随着明朝的灭亡, 清朝的闭关政策更为严重, 通商口岸只限制在广州一地, 对外国的书记和文字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对外国的商人也严加管制。在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中, 不肯清醒, 骄傲自大。直到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才肯睁开惺忪的眼睛。

这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使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在那个时代几近于无。我们在教学中也要反思这种保守封闭的政策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 使学生对今天的开放局面倍加珍惜, 并且树立全球化的意识, 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其他的国家和先进的文化技术。同时, 不断探索创造, 使我国的科技文化能重新立于世界前列。

4 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重经济而轻环境的问题,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里, 大多数的统治者是推行以农为本的政策的, 汉文帝就曾经说过, “农, 天下之大本也, 民所恃以生业。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 故生不遂。”康熙也认为以农为本是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之策。但是过分的以农为本, 并且重本轻末, 使社会的经济平衡发展受到限制, 使其经济结构过于单一了。而农民只能依靠农业种植来维持生计, 又因为农业收入有限, 就不得不为了生活而多开荒地。再加上, 古代中国的人口数量是一直呈上升趋势的, 人口的增长, 使得统治者不得不扩大耕地面积以提高粮食产量。而小农经济的生产范围是非常狭小和分散的, 科学技术又不够发达, 就决定了大幅度的增长难以得到实现, 只有靠开垦荒地来解决。所以毁林开荒, 致使森林遭到破坏, 植被稀少又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通过这些严峻的史实的讲述, 使学生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 并且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转化到对大自然的保护中来。

5 结论

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华民族深厚的思想感情, 在加强思想文明建设的今天, 我们更要持久的开展爱国主义传统教育, 在全社会发扬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 行成一种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和保卫祖国为荣, 以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耻的社会风尚, 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鲍坚勇, 陈林彩.正确认识国内民族间的情感问题——古代史爱国主义教学中的困惑解析[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7 (5) .

[2]孙华.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意识[J].南京师范大学, 2008.

我国传统古代农用水车灌溉技术考 篇8

关键词：水车,农业灌溉,动力

灌溉用水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最重要的生产技术之一,我国古代农业早期对水的利用只是限于地表水,通过地表沟渠引导地表水进行灌溉。 但随着我国古代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单纯地依靠地表水的自然流动已经不能解决地势不平农田的灌溉,为了解决这些用水问题水车出现。

一、古代农业对水车使用

我国现存文献中对“ 水车”最早的记载出现在三国文献中“, 虽欣皇天之降润,亮水车之思雨”,将水车同水联系在一起说明当时已经出现用于灌溉或是提水的水车。 在水车出现之前,我国农业生产中主要使用欹器、桔槔等容器来取水进行灌溉,在大规模农业出现之后, 需要大量的水进行灌溉, 使用小容量容器负水显然不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同时随着农业开发,农业生产不再局限于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原,依赖沟渠灌溉无法解决这些地区的灌溉,水车由此产生。 翻车、井车、筒车等样式的水车逐渐使用,水车较欹器、桔槔等提水量要大,逐渐成为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工具。 农业用水需求推动水车创制,李根蟠在研究我国古代水车起源的时候,认为“ 从汉到唐,水车( 主要是翻车)发展不是单线、而是双线进行的”[1]。 除了农业生产需要外,古代城市尤其是宫廷供水需求也促使水车产生。

翻车是我国古代较早出现的水车,《 后汉书》中记载东汉宦官毕岚创制了翻车,毕岚“ 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2]2537。 翻车、渴乌都是一种将水从低处提升到高处的器具,唐代李贤对翻车的注释是“ 机车以引水”,这个时期翻车的主要功能还不是灌溉,到三国时期翻车开始用于农业灌溉,《 魏略》 中记载魏国马钧因为“ 有地可为园”,但是没有办法灌溉,于是“ 作翻车”。 随着唐代尤其是两宋江南的开发, 翻车得到迅速推广,《 册府元龟》 中记载唐文宗命令制造大量水车用于江南水田排灌。翻车的功能已经不仅仅是灌溉,由于需要将低处圩田中水排出,翻车的这种功能使其在江南开发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对于翻车的结构唐宋的文献中记载较少,直到元代王祯才对翻车的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王祯农书》 记载元代所使用的翻车车身用木板制成,高一尺,长二丈,在车槽中设置一个“ 行道板”,在车身布满木板,“ 在上大轴两端,各带拐木四茎,置于岸上木架之间。 人凭架上,踏动拐木,则龙骨板随转”[3]570。 到明代翻车的设置更为复杂“, 关键颇多,必用木匠”。

筒车的出现要晚于翻车, 在唐代四川地区使用已经非常普遍, 《 杜诗镜锉》 描述四川使用的筒车:“ 川中水车如纺车,以细竹为之, 车首之末,缚以竹筒。 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泻水。 ”筒车在设计上与翻车相似,最简单的筒车就是一个较大的竹制轮子,轮子的上顺次绑上竹筒,利用水流动的力量,灌满水筒,推动轮子转动。 元代的筒车设计上更加完善,出现了高转筒车,筒车由两个大小轮组成,小轮设置于岸上,小轮设置于水中,两轮之间布满了竹筒,在水流的冲击下,灌满竹筒,并推动筒车轮转动,将竹筒中的水倾倒到高处水槽中。 这种筒车是我国古代较大的水车,到清代我国传统筒车的使用达到顶峰。除了翻车、筒车之外,根据我国古代农业地区生产环境的差异,在北方还出现井车,在江南地区出现刮车,这些水车在当地被大量使用,只是由于这两种水车规模较小,我国古代主要的农业灌溉水车还是翻车和筒车。

二、古代水车动力的改进

水车不同于传统提水工具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水车可以使用多种动力,从而将人力从繁重提水中解放出来,在水车出现之前,人只是借助于简单的机械来提水灌溉。在水车出现初期水车动力也主要依靠人力,三国马钧制造的翻车就是依靠人力,“ 儿童转之,而灌水自覆”,儿童可以转动翻车取水,已经较以前只能由成年人取水灌溉有所改进。此后随着我国水车的改进,水车动力系统逐渐多元化, 不同水车因为设计不同,其动力系统也不同,风力、水力、畜力等都成为水车灌溉动力, 当然各种动力的使用并没有完全取代人力,人力始终是我国古代灌溉水车的重要动力。

由于人力不能长时间提供持续动力,难以应用在大型农业生产工具上,因此我国古代很早就开始寻求替代人力的动力,但在唐代之前都没有出现其他动力, 筒车的出现将水车的动力改为依靠水力。筒车与翻车不同,它依靠自然水流产生的冲击力使筒车转动,唐代陈廷章《 水轮赋》记载“: 水能力物,轮乃曲成”。 唐代利用水力的筒车主要有高转筒车和水转高车。刘禹锡所著的《 机汲记》中描述的就是高转筒车,高转筒车“ 及泉而循绠下缒,盈器而圆轴上引。 其往有建瓴之驶,其来有推毂之易,瓶繘不羸,如博而升。 ”水转高车“ 于下轮轴端别作竖轴,傍用卧轮拨之”,它适用于水位落差较大的地区, 通过水位落差产生的动力。 元代翻车也通过改进使用水作为动力, 水转翻车的基本设计与普通翻车相似, 只是改进了动力的传动装置,在翻车的踏轴上设置两个卧轮,上轮与水车的竖轮相连接,水推动下轮转动,下轮带动上轮、竖轮转动,翻车由此运行将水提高。

畜力在我国早期农业中已经作为重要的动力,东汉桓谭《 新论》 中就有用马骡等牲畜带动水车的记载:“ 后人加巧, ……设机关, 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春,其利乃且百倍”[4]卷二十八资产部引自桓谭新论。 但对于这种使用畜力的水车究竟是何种水车已经无法可考, 此后在唐宋时期,使用畜力的翻车、筒车、井车等出现,为适应畜力的需要,水车在车轮上加装了一个立形的齿轮,在另外一个立轴上装卧齿轮与立形的齿轮相连接,在立轴上装上横杆就可以驱动牲畜带动齿轮,最后将动力传到水车上,带动水车汲水,这种动力传动被广泛应用在畜力带动的各式水车上。

为了带动更大规模的水车,在南宋时期出现了风力水车,我国古代使用的风力水车分为立轴和卧轴,立轴风车是在一个立轴上装置八棱的木架,每个木棱装有帆“, 帆动轴转,激动平齿轮,与水车之竖齿轮相搏,则水车腹页周旋,引水而上”[5]卷六西域河中十脉。 卧轴风车也是通过齿轮、轴等装置传动动力,只是将帆改为由数量不等的布组成的风轴“, 中贯木轴,附设平行齿轮。 帆动轴转,激动平齿轮,与水车之竖齿轮相博,则水车腹页周旋,引水而上”[6]14。 由风力带动的水车比畜力、人力的水车规模要大,还出现了一个风车带动两个水车的设置。 风车动力的多样性反映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通过因地制宜地使用各种动力, 将传统人力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机械,水车是我国农业机械中为数不多的动力多样的机械。

三、古代水车灌溉效能

水车的出现较传统的人力灌溉效能实现了质的提高,从单纯的依靠人力转而依靠水力、风力等自然力,水车从结构简单的翻车再到大型的翻车,从简单筒车到高转筒车等,动力系统的改进和水车规模的提高都提升了水车的灌溉效能。依靠简单的工具“, 卫有五丈夫,俱负缸而入井灌韭,终日一区”[7]513,也就是说五个人一天也只能灌溉一畦,灌溉效率极为低下,而在使用桔槔等简单灌溉“, 终日灌韭,百区不倦”,同样的劳动力一天就能灌溉百畦,简单的灌溉工具就使灌溉效能提升了百倍, 水车的出现使灌溉效能有了更大的提高。 《 三国志》记载当时的足踏翻车“ 灌水自覆,更人更出,其功百倍于常”,同样是依靠人力进行灌溉,翻车借助于轮轴结构就使灌溉效能发生了质的变化。

筒车与翻车相比, 在出现初期就完全摆脱了对人力的依赖,因此可以“ 日夜不息,绝胜人力,智之事也”,与足踏翻车等小型水车相比,筒车的灌溉效能较高,因为筒车完全不使用人力。宋代沈括曾描述当时筒车每日灌溉在百亩以上,这在清同治的《 浏阳县志》 中也有记载,筒车“ 昼夜可灌溉二三百亩”,即使是使用畜力的筒车也可“ 灌田百亩”。筒车和改进后的翻车等基本上都摆脱了对人力的依赖,从人力到畜力、风力、水力水车,水车的动力系统的改进从而能够带动更大规模的水车。但我国的农业技术直到19世纪末,电力都没有应该用传统的水车上,水车一直使用传统的动力,这也导致在近代西方水泵等电力汲水工具传入后, 我国古代水车的改进就处于停滞, 传统水车因为效能上低于水泵等,逐渐被取代。

古代传统庄园与现代农庄景观设计 篇9

1 古代传统庄园文化

庄园对中国历史而言是一个文化沉淀极深的话题[1]。中国古代庄园的出现, 首先受到“隐逸文化”的影响, 庄园主旨在建造心中理想的“世外桃源”, “尽幽居之美”。庄园的出现同时对中国古代山水诗、田园诗和山水画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而这些文学艺术的作品也催熟了庄园文化、庄园心态和庄园情结。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庄园对中国古典山水园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园的设计与建造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和风水文化。

1.1 隐逸文化

“隐逸文化”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的古代中国, 士人阶层要想具有相对独立的道德禀赋以及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并不容易, 因此, 人们就产生一种消极的思想和消极的态度, 这种消极可谓之为“隐逸文化”[2]。特别是在动荡的政治生活下, 恬静的庄园生活成了一种必要的补充。庄园主选择山水佳境建立田园别墅, 或是凭借田园别墅开辟山水佳境, 不仅是为了解决物质生活问题, 而且也是在实践着所谓“朝隐”的理论[3]。选择归隐田园的庄园主省却了世间常人的生活烦恼, 既无是非荣辱之虑, 亦无进退俯仰之苦, 以有超然自适的心态。“隐逸文化”因素不仅影响了庄园主观照社会和人生的态度, 而且影响了他们对待庄园的审美方式和艺术追求。

1.2 山水田园文化

庄园主寄情于自然山水, 栖心于田园, 将以自然之美为核心的思想, 融入到庄园生活、生产的功能规划设计之中。庄园不仅作为生活、生产的物质场地, 同时也是精神意境的载体。在质朴、清逸、幽深的境界中, 最能表达品性的清高和超脱, 最能使人格完善和升华。其中, 庄园山水诗、田园诗最能表现出庄园山水田园文化和庄园主“诗意地栖居”。谢灵运《游名山志》云:“夫衣食, 人生之所资;山水, 性分之所适。”作为山水诗派的鼻祖, 谢灵运不仅在始宁隐居时代描画了庄园的奇丽美景, 他更是把山水纳入田园, 构筑士大夫从精神到物质自给自足的小天地[4]。庄园主热爱庄园的峰林泉石, 进一步发现山水的自然之美, 此亦陶渊明“园日涉以成趣”之谓[5]。王绩居住的庄园“有田十五、六顷”, “河水四绕”“桑榆成列”, 将山水田园风光融成一片, 反映于诗中[6]。中国古代庄园充满了山水田园之美, 庄园主热爱山水美景、追求田园生活, 选择和建筑山水田园栖居地, 而后又以诗、画描摹庄园山水田园美景。

1.3 “天人合一”的思想与风水文化

“天人合一”是一个传统的哲学命题。风水文化, 从其字面而言, “风”是流动着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据, 两者皆为寻找和建立人类生命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目标, 共同体现出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中国古代庄园将这思想蕴含其中, 《周礼》中所言:“天有时, 地有气, 材有美, 工有巧;合此四者, 然后可以为良。”这种神气和灵气被古代庄园直观地反映出来。

同时, 庄园主在躬耕中直接体验和领略大自然美的本身, 以素朴无为的自然人性去迎合大自然的天性, 密切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加速了物我共融体系建立的进程, 使中国人的美感走向了一个崭新的方面[7]。

2 古代传统庄园景观的特点

2.1 规模宏大

中国古代庄园通常规模宏大, 东汉刘秀亲眷樊氏庄园“东西十里, 南北五里”“开广田土三百余顷。”[8]石崇在洛阳郊外修建的金谷园“金田十顷, 羊二百口, 鸡、猪、鹅、鸭之类草不毕备。[9]”谢灵运的庄园更是“北山二园, 南山三苑。[10]”孔灵符的永兴墅则有“周会三十三里, 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 含带二山, 又有果园九处。[11]”

2.2 景观格局多变

中国古代庄园除了规模宏大外, 更是环境优美, 庄园格局多变, 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应有尽有。有的“果园在后, 开窗以临花卉, 筑圃居前, 坐檐以看灌圳[12]”;“高楼连阁, 波坡灌注, 竹木成林, 六畜放牧, 鱼赢梨果, 檀棘桑麻[8]”;有的“背山临流, 沟池环市, 场圃筑前, 果园树后[13]”;“有清泉茂林, 众果竹柏、药草之属[14]”;“榆柳荫后檐, 桃李罗堂前。”王维的辋川别业, 庄园内气象高华, 有山有水, 景点甚多, 如文杏馆、临湖亭、辛夷坞、欹湖、椒园等之类景点就有20余处, 是一所既有经济设施又有娱乐设施的庄园别墅[15]。在舒适闲逸的园林环境中, 庄园主也发展了一些游乐项目, 或“举杯永 (咏) 怀”, 或开“池沼”足以“渔钓[16]”, 亦或“泛轻舟, 奏女乐。”

3 对现代农庄景观设计的启示

3.1 引导精神意境的提升

精神意境是古代传统庄园园林景观的精髓, 也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古代庄园主热爱自然山水田园美景, 不仅借大自然之景, 更营建自然山水田园之居。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不是机械的模仿, 泥古不化, 而是将无限意境蕴含其中, 不仅如此, 对庄园的诗、画描摹, 也影响到后世的审美情趣, 促进园林艺术的升华和发展。古代传统庄园景物是园林精神意境的具体表征, 现代农庄景观的设计和建设, 在实现现代农庄农产品生产第一性的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支持功能。注重精神意境的表达, 提升现代农庄景观的文化品味, 体现农耕文化, 保护和开发乡土文化。既为都市人提供能充分发挥有文化教育意义的农业观光乐园, 又为乡村居民提供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休闲场所。注重精神意境的表达, 提升现代农庄景观的文化品味。

3.2 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的园林环境

古代传统庄园景观不仅取法自然, 更重要的是融入了“天人合一”的古代国人生存哲学智慧, 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庄园主在自给自足的庄园中平静地体悟回归自然的乐趣和对“世外桃源”的生态理想世界的憧憬与描绘。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农庄环境和景观的可持续发展。多种多样的景观格局对动植物群落的相对稳定大有好处, 同时也使得庄园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特有的乡土生境。这些独特的自然风景和乡土特色及人文历史景观造就了古代传统庄园, 也是现代农庄设计的重点内容。

3.3 生产多功能与园林化环境相结合

中国古代服饰蕴涵的传统文化理念 篇10

关键词：古代服饰 传统文化

服饰，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符号，是人类文明和审美思想的指向标，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风貌、人们思想和传统理念。服饰作为一个民族演进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既是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也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面镜子，承载着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心态、宗教观念、礼制审美和生活习俗等等。中国素有“衣冠故国”的美誉，早有《易、系辞》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可见中国服饰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并且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理念。

一、龙凤纹样的服饰图案、体现着皇权的威严

龙凤图案是中华民族服饰最富有特色的纹样之一，它不仅积淀了深厚的华夏文明，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古代，龙凤图案一直是皇权的专用纹样，成为权力的向征。

龙凤纹样在服饰中的运用超始于殷商时期，造形抽象怪诞；至春秋战国，龙凤纹样变得富有生气，并开始与皇族文化相融合；发展至唐代可谓繁荣期，龙凤纹样华丽精致，杜甫《秋兴八首?其五》“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描写的就是皇帝服饰中的龙纹图样，生动形象。此后历代君王都以龙纹作为帝王服饰的纹样，且形式多变、造形丰富。凤凰作为帝后服饰中的图案，也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征，与皇帝的龙纹相呼应，不仅体现在服饰的刺绣上，也体现在女性的头饰和发饰上。唐宋以后，男性官服上也出现凤凰图纹，成为权力高低的象征。

龙凤纹样在服装中能经久不衰的运用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蓄藏着浓厚的中国味，深受人们和外国友人的喜爱，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未来的憧憬，对吉祥的渴望和世代相传的祝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云龙凤虎”等等都寓意着美好的事物，这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于人们思想中的印记和传统理念。直到现代，龙凤图纹仍然是中国服饰中的重要纹样，在服饰文化的对外交流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服饰色彩的差别、彰显封建等级和时代审美趣味

服饰色彩差异最为明显的应属古代官服，官服的色彩象征着官员品级的大小高低。官服以颜色分级别始于唐代：三品以上官服为紫袍，五品以上官朋为绯袍，六、七品官服为绿袍，八、九品官服为青袍。白居易《瑟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表达的是仕途不济的悲伤心情，官位级别低下。

虽然历代的官服在形式和色彩上可能会所不同，但是其内涵寓意都是如出一辙，即体现着儒家的等级思想和忠君效力的的理念，这是传统文化理念在服装色彩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和运用。

服饰中的色差不仅是封建等级的坐标指向，也是社会审美趣味的反映。例如唐代文明开化、繁荣多元，其服饰色彩也是丰富多彩，形式多变新颖，有明显的外来文化和民族多元化的特性；而宋代崇尚文治，其服饰色彩与唐代相比，款式缺乏创新，色调趋于单一，有向质朴、洁净、自然方向倾斜的趋势。可见，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服饰色彩也有考究，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气息。

三、服饰布料考究细致、反映社会地位和宗法制度

以古代丧服制度为例，丧服是指在血缘关系网中一人死了，有关系的人应遵守规定用特定的服饰以志哀悼。[1] 服制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各等级服布料有所不同，如斩衰服以粗麻布制作，不缝下边，是最亲近人应穿着的丧服，如子女为父母服丧、妻为夫丧；大功以粗熟布制作，是关系稍远一些的人穿着的丧服，如妻为夫之祖父母服丧等。它体现的是古代宗法原则，“亲者其服重，疏者其服轻”的传统思想得到应证，是儒家的礼仪制度与宗法制度的结合。

同时，布料还是不同身分和地位的象征。古代平民百姓、奴仆穿的都是褐、布衣。褐是粗糙的麻、毛编织品，布则比褐细致一些，成为平民百姓的衣着布料。《诗经·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描述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生活，是贫贱者的常服。而达官贵人的服饰布料多是绫罗绸缎、丝帛锦绢。《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眼中的王熙凤，对其服饰有重点描写：“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关翡翠撒花洋绉裙。”把富贵显达的身分表现得恰如其分。

四、玉佩作为服装配饰、体现文人雅仕的高端品行

服装的配饰是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含有画龙点睛之笔的作用。与现代人们的裝饰物不同，古代人常以佩玉为装饰，这与古人的理念思想和玉本身的品性密不可分。

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都秉持“正以修身、平治天下”的理念，在古代，玉一直与封建等级制度密切联系，是达官贵人的饰物，《礼记·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候佩山玄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其次，玉还镀着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古人把玉器作为辟邪之器，是讨吉祥之意，这与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的认知肤浅有极大联系；再次，玉又是古代伦理道德的重要标志，玉的洁白纯净与仁、礼、乐、知、忠、信等品德联系在一起，因此也深受文人墨客们的追崇，喜爱随身佩戴。不管是自身修养，君子之交，都与玉本身蕴含的良好品德相关联。

古人佩玉在腰间或是镶嵌于帽毡，以示身份和地位，在起到装饰美观的同时，流露着一群时代人的思想修养和传统观念，是服饰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浅谈中国古代服装设计的传统美学 篇11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服饰作为统治者的标志因此有严格的等级区别, 使服饰成为政治权利与宗教神权的专属物。据《周礼》所载, 周朝不仅有服饰等级制度, 而且还专门设“司服”一职, 掌管服饰的实施, 安排帝王的穿着。到了汉代, 冠帽也是区分等级差别的基本标志之一。 (1) 色彩是服饰的灵魂然而色彩也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权利象征。西周时称奴隶为黎民, 黑色被看作是低贱的, 因而奴隶只能穿黑色衣服。公元630年唐太宗制定了一至九品官员的服色:一品官员是红色袍, 二、三品是紫色袍, 四、五品是朱色袍, 六、七品是绿色袍, 八、九品是青色袍等。 (2) 在特定的政治、经济下的集体化、制度化、组织化都意味着“皇权意志”, 所以对于服装的款式、色彩、图案的变革和设计都必需经过当局统治者的认可和“钦定”并依据衣规服制典范而产生。从先秦至明清这一段时期总得来说服装的发展都是循规蹈矩的, 相对封闭和保守的。但就是在这一时期创造了服饰艺术的辉煌。如商的“威严厚重”, 周的“秩序井然”, 战国的“清新”, 汉的“凝重”, 六朝的“清瘦”, 唐的“丰满华丽”, 宋的“理性美”, 元的“粗壮豪放”, 明的“敦厚繁丽”, 清的“纤巧”这些都是体现不同时期的辉煌的艺术设计风格。以上的审美倾向、设计理念它们并不是“无须有”的、莫名产生的, 都是根据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必然存在的。时代的不同, 人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意识也不同了。服装一旦离开了时代感, 便失去了美的光泽。 (3)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也应该是为那一代而存在:它毫不破坏和谐, 毫不违反那一代的美的要求;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时候, 再一代就会有它自己的美、新的美, 谁也不会有所抱怨的。今天能有多少美的享受, 今天就给多少;明天是新的一天, 有新的要求, 只有新的美才能满足它们。”“技进乎道”, 从实际操作的高超技艺中可以归结出美的规律“道”。技艺的神化, 进乎道, 亦出乎道, 道是技的立足根本, 技是道的外在表现和激发因素。这种道与技的辨证关系, 是应该为现代设计师所把握的。

制作服装除了设计颜色、款式、图案以外, 最重要的是面料的选择。我们有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面料, 如:丝绸、棉、亚麻、印白花毛蓝布等。面料又有软硬之分, 还有面料上的纹样的变化。进入到21世纪, 设计师们都能清晰地认识到:设计的重点不能仅放在款式的变化及色彩的搭配上, 这样让设计的发展变得很局限, 从而满足不了人们追求服装美的需求, 必须从多方位来解决问题, 于是设计师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制作服装最基础的面料上。所以兴起了一股对面料进行再造的风尚, 如:在2005年第四届 (青岛) 国际时装周上, 来自欧洲、日本、韩国、香港、台湾、上海等地近10位著名服装设计师参加了作品发布会。参加的每位设计师的作品都各具特色及自己的风格, 充分代表了近年来国内外服装设计发展的水平。其中以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菱沼良树的作品尤为突出, 因其大量采用了将现代时尚元素与高科技数码印花技术、先进的织造和后整理技术融为一体的面料, 在观众中产生了极其强烈地反响, 更给业内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和“面料是服装的主体、灵魂、支柱”的启示。这也说明要与时俱进, 传统美学与现在高科技的结合才能使服装设计有创新, 能不断的发展走得更远。这是一个很好的列子, 我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启发。由于最近的环保意识盛行, “绿色设计”被更多的设计师运用。其中大部分的设计师都选择用中国传统的面料进行面料的再造, 产生出奇妙的效果。特别是棉、麻、丝绸等面料的运用, 有古韵而不失时尚感。

结束语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历史积淀。中国风近来盛行, 并且越来越受更多设计师们的喜爱, 他们按自己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美设计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我本人深爱中国风格和中国的传统美学, 希望能进一步的获取其精髓加上现代的高科技能使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2][3]《现代实用服饰美学》王金海[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6

[1]《美术大观》——《浅论影响当代设计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刘军[J]辽宁: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6, 第10期.

[2]《判断力批评》康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