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村寨旅游社区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精选10篇）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 篇1

长期以来,困扰民族旅游社区发展的利益冲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利益冲突的广度和深度仍在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利益制度的缺失或者不合理,缺乏系统性,导致效率低,二,更深入地,是制度背后的伦理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因此,调整、转变对利益主体、利益制度基础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思考,构建合理的利益制度系统,是解决利益冲突的根本之道。

一、制度与利益

很多经济学家都给制度下过定义,至今也未有统一的看法。1968年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利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资本主义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诺斯则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柯武刚和史漫飞将制度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规则,它们抑制着人际交往中的可能出现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制度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措施而得以贯彻执行。没有惩罚的制度是无用的”。“制度是通过权利与义务来规范主体行为和调整主体间关系的规则体系”。

尽管制度的定义不统一,但是基本的含义是一致的,即制度是人为之物,是为了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而出现的。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莫过于利益关系,或者出于利己,或者是出于利他,或者是为己利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是有限度的,并且利益天生地就要求公正。人是高度分工背景下的社会动物,每一个人的利益实现都有赖于他人的合作,每一个人既是利益求取者,又是责任承担者。即使是最原始最简单的非正式制度也是为了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确保公正,防止和化解冲突。因此,制度的本质就是利益的调节器。

在少数民族村寨发展旅游过程中,也需要合理的制度调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利益行为,保证旅游业发展在有序和谐的环境下顺利进行。

“制度根源于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制度产生的基础。……人的需要在社会关系中表现为人的利益。……由此,解决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制度的根本内容。”制度和利益由此具有天然的关系——任何制度都是针对某一范围内的利益主体就其权利与义务的合理分配而制定的,从最高层的自然法到最底层的私人约束莫不如此。利益的分配,或者说主体权利义务的分配必须是公正合理的,为此,制度必须是合理的。合理的制度“必须满足两项条件:(1)能够保证个体的合理利益的地位,否则,难以保持个体对制度的满意状态;(2)能够约束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使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不相违背。”

如果没有制度对主体的某些利益进行界定与维护,亦即制度系统中存在制度真空,在价值观与伦理观扭曲的状况下,其他利益主体可能会因无法可依而损害该主体的利益,主体的合理利益将得不到制度与政府的维护。如果此利益关涉到主体基本的生存权利,政府已经看到制度真空的不利影响却没有填补真空,这是政府官员的伦理观扭曲。如果制度对主体间的利益与责任的划分不公正、不平衡,制度就失去公正性,反映了制定主体的价值观与伦理观的扭曲。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冲突,说明主体的利益与责任界定不统一,正式制度难以获得广泛地支持。

以上分析说明合理的制度必须是有效的,制度之间必须是耦合的;有效的制度的制定、监督、执行、反馈主体的伦理观、价值观必须是合理的。在此认识基础之上,探讨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保障制度系统的结构问题。

二、民族旅游社区利益保障制度系统的结构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保障制度系统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社区内部的利益保障制度系统安排,二是社区外部的保障性保障制度系统。前者镶嵌于后者之中,制度之间必须是相互耦合的,整个保障制度系统才能够发挥预期的作用,这是有效制度的保证之一。如图1所示。

制度本身没有真空现象和冲突现象是制度有效的保证之一。制度要依靠人的制定、执行、监督、反馈才能实现功能,制定、执行、监督、反馈主体的价值观、伦理观、法律观对制度效率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主体是正义的,整个保障制度才会发挥既定的作用,达到效率最大化。因此,制度的主体系统是有效制度的保证之二。至此,保障制度系统的研究结构要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是社区内外部角度,二是制度的主客体角度。如图2所示。在制度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有一个小箭头,表示主体系统是客体系统的保证系统二。

社区内外部利益保障制度系统研究的内同不同,把图1和图2的内涵加上各自的研究内容,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利益保障制度系统。如图3所示。

图中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与导游管理制度系统分别有两个箭头指向制度的价值基础和伦理基础,表示这两个制度(系统)的缺失与不健全均与制度的价值基础和伦理基础有密切关系。

注:图中n,N分别代表社区内部和外部利益保障制度,制度之间的箭头代表制度之间必须是耦合的。

三、构建制度最深层的基础:合理的伦理观和价值观

制度合理有效的最根本基础在于制度各主体的伦理观和价值观的合理,但是现实制度实践中各项制度都缺乏合理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基础,尤以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导游管理制度、社区村民土地流转制度为甚,为此本文对这三个制度重点阐述。

(一)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真空造成了村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制度真空的责任却在于政府。“政府必须在自爱与爱人的原则规范下,建立起平等的、明确的、普遍有效的财产权利。建立平等的、明确的、普遍有效的财产权利,是因为约定的财产权利是正义的表征。这同样是政府维护和平与执行正义的根本体现。因为财产权完整的地方,才有完整的正义;正义不完整的地方,其财产权也必然是不完整的。”作为社区内部利益保障制度系统的支持制度,制定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势在必行。目前我国没有一个全国性或者各省独立制定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村民的合理利益得不到确立和保护,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二)导游管理制度系统不合理,缺乏必要的激励制度、跨区流动制度、硬性考核制度,缺乏合理的挂靠制度,尤以薪酬制度极度不合理。观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爱因·兰德女士更是将财产权作为实现人的生命权的唯一工具,如果没有财产权,他就是一个奴隶。“因而,对人来讲,保持、维护和捍卫生命自身的权利的最实在的形式就是对维持生命权的财产权的明确和清晰的定位。因而,财产权的确立于维护、实现其人的生命权最有力的途径。……请记住,财产权是一种行动的权利,就像其他权利一样:它不是对某种对象的权利,而是对行动、劳作的结果以及赚取的东西的权利。它不是保证人们将要赚得财产,而是保证如果他赚取的话,就能够拥有。他是取得、保持、利用和处置物质价值的权利。”

2006年12月国家旅游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导游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基本工资+带团补贴”为主体佣金成分为补充的导游薪酬制度改革办法,具体标准由各地旅游管理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但是直到2010年5月国家旅游局发布《导游体制改革调研报告》,还没有一个省市制订合理的导游薪酬制度。目前天津市、云南省、浙江、山东等地已经提出了改革导游薪酬制思路,基本上都是参照《意见》而定,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最低工资标准、带团补贴、佣金成分数额不同。为什么导游薪酬制度的制定如此之难?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制定者缺乏最基本的人文关怀:对权利的伦理观和价值观缺乏必要的认知,没有从思想根源认识到薪酬的本质是财产权,是人有尊严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

(三)社区村民土地流转问题凸显了制度主体伦理观和价值观的不合理。目前我国已经有《宪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法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2009年12月31日)、《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200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年10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2007年12月23日)等意见、决定、通知,在所有的法律、文件中都明确农村土地土地承包人的各项权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论土地采取何种流转方式,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和依法、有偿、自愿的原则,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利益。但是,种种违法违规迫使农民流转土地的恶劣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根源在于政府管理不到位,这是扭曲的价值观和伦理观造成的。

四、结语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中的利益协调依赖于构建合理的利益保障制度系统。村寨内外部均应有合理的利益制度,制度之间必须是耦合的,这是制度合理有效的基础之一。但是最根本的基础在于制度的伦理基础和价值观基础是合理的。因此,合理有效的制度必须具有系统观,必须从制度本身和制度主体两个角度研究。前者从客体角度进行,后者从主体角度进行,本文对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保障制度系统的框架进行探讨,该框架和具体的制度内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不断完善。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 篇2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国发2号、黔党发9号文件精神，充分发挥文化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促进我州民族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2012年5月29日至31日，黔南州政协常委会议视察团分赴惠水、龙里、贵定、荔波、平塘、三都等6县，就民族特色文化和旅游村寨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题视察。现将视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民族特色文化和旅游村寨建设情况

黔南州是以布依、苗为主体民族，水、瑶、毛南、侗、汉等多个民族聚居的自治州。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民族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特别是近几年来，全州按照“951”经济社会发展格局部署和要求，着力打造1批以“好花红”为主打的民族文化品牌，推进民族文化建设步伐。一是创编了一批民族歌舞。2008年以来，州、县（市）艺术团体和社会各界文艺工作者，创编各类民族歌舞、小品戏剧8000多个，创编黔南民歌近200首，获各级各类文化文艺奖500多个。其中，文学作品《山中的那个家园》获全国文学作品最高奖——骏马奖；《水寨除魔》获全国第四届曲艺比赛金奖——牡丹奖；《绕家呃嘣》获“多彩贵州”歌唱大赛金奖。实现了我州历史上获全国、全省金奖零的突破。2009年，独山花灯歌舞唱响世界音乐圣地——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引起世界注目。二是创作了一批民族歌舞剧。2009-2010年，全州打造具有黔南特色民族风

情歌舞剧19台，创编了11支具有黔南独特元素的民族广场舞、民族健身舞、迎宾集体舞，在全州各县（市）广泛开展“幸福进万家”等群众系列活动，参与群众达500多万人次。三是组织了一批文化精品加强对外宣传交流。2008年以来，先后组织民族文艺歌舞精品出省、出境、出国开展文化交流，进行招商引资宣传40多次，展演80多场。四是打造了一批民族工艺品牌。共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7项。五是建设了一批民族旅游村寨。初步形成了以民族文化观光、农家美食品尝、康体文化体验和生态农业观赏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全州有各类乡村旅游点1680个，2011年，接待各类旅游者396万人次，创旅游综合收入16.83亿元，吸纳就业人数15000多人。

二、存在问题

1、民族文化元素逐渐衰退。目前，黔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基本状况呈复兴、衰退和变异三种现象并存，少数民族有形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流失与衰退现象日趋突出。受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正在走向消亡。一些民族传统技艺后继无人，许多珍贵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实物和文物大量流失。民族文化、民族工艺传承与发展后继乏力。乡村旅游与民族文化融合不紧密，民族文化如何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如何与市场接轨，发挥助推我州经济社会建设的作用尚未形成共识，得到有效发挥。

2、打造民族文化精品缺乏有力支撑。从全州当前的现状看，我州民族文化多为民间自娱自乐，虽近年来取得了一

些进步，但总体来看缺乏代表我州特色民族文化的精品力作。一是迄今没有一台代表我州特色民族文化在全州、全省、全国传得开、叫得响的精品力作，缺乏我州外塑形象的民族文化建设的品牌效应；二是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缺乏高端策划，高起点动作，高品位观赏，高层次影响；三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仍呈分散零星之状，握不成拳头，形不成品牌，尤其缺乏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财力技术支撑。

3、旅游村寨建设与民族文化结合不够。民族地域特色不突出，还没有真正形成民族文化融入到旅游村寨中，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民俗风情得不到充分展示，对厚重的人文历史、民族饮食文化挖掘、包装不足，旅游景点中的文化元素注入还有较大差距，在发掘民俗文化内涵，提高游客在旅游与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活动的融合性、娱乐性、参与性等深层次开发方面还做得不够。在民族建筑风格，提升民族文化影响力的可视性民族民居建筑，民族旅游商品、民族工艺品等还未形成统一的、深入的挖掘和开发；旅游商品街建设，民族特色土特产开发及产品定点商店尚未形成序列的规模。

4、民族村寨旅游结构单一。民族村寨旅游的主体方式大多还是停留在一些节庆活动、休闲度假、观赏寨容寨貌、体验“农家乐”等，盈利空间有限。民族村寨旅游项目少、档次低、类型单一，尚未真正形成由观光旅游向融观赏、考察、学习、休闲、康体、娱乐、购物及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发展转型。大多数景区主题不突出，形象不鲜明。民间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围绕行、游、住、食、购、娱6大要素配套尚不完备，一些旅游村寨美化绿化和环境卫生亟待改善，一

些新建民房与民族村寨特色风格不相协调，不同程度影响了民族旅游村寨的整体形象。

究其原因分析，主要有：

1、思想认识还有差距。全社会形成共同推进民族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识不强，把民族文化的传承、泓扬、发展真正作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来认识和定位的思想观念还未形成。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一部分领导对民族文化建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忘掉”的思想倾向还比较突出。特别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文化建设是软指标”的思想，使得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存在抓经济建设和抓文化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由此在对民族文化建设上没有高度重视，没有可行的规划和有力的扶持政策。文化市场、行业规范和投融资体系不健全，在为文化企业提供服务、信息咨询、市场拓展、人才培训等方面还没形成完整的、多层次的、全方位的服务平台。

2、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尚未形成文化建设发展的有力扶持和投入机制，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各级政府投入不足，民间投入很少，基层基础公共文化建设薄弱。在对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投入总量偏少，尤其缺少对特色民族文化建设项目的资金投入。文化建设和旅游村寨建设目前仍大多是政府行为，至今尚未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进入、市场运作的文化建设发展体制机制，缺乏对企业进入文化建设领域的政策扶持支持，引进企业参与文化建设较少。民间艺术团体发展缺乏资金支撑，走入市场步履维艰。民间文物修

缮保护管理经费严重不足，挖掘、整理、推出黔南民族文化的专业研究机构不健全、力量薄弱。

3、人才资源匮乏。现有文化队伍专业不强，人才断层，数量不足，文化管理部门人员老化，业务人员缺乏，乡（镇）无专职文化管理人员，村级文化事业发展困难。现有一些人才留不住，外流或跳槽现象较多，人才引进力度不够，尤其是缺乏一批我州民族文化发展领军人才，缺乏文化创意人才和文化经营人才。缺乏民族村寨旅游管理人才。

三、对策建议

1、进一步深化认识，切实增强促进我州民族文化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衡量小康社会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各级组织广大干部要进一步深化对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建议各级党委政府把文化建设，特别是促进我州民族文化建设的发展繁荣等列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工作重点，列入工作考核，真正从思想上重视，在政策上扶持，在行动上给力。扎实推进我州文化事业快速、有序、健康发展。要积极发挥政府部门对民族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规划的组织领导，管理协调，服务保障等功能，建立健全推动我州民族文化发展繁荣体制机制。健全完善旅游文化建设管理体制，形成分管文化与分管旅游领导上下对口、左右一致的领导分工负责制。要打破县（市）各自为战，部门条块分割的格局，打破地域部门界限，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融合各方力量形成推动旅游文

化发展的强大合力。加大对我州特色文化的传承宣传普及力度，让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在全社会形成热爱地域文化、保护传统文化、吸收先进文化的风尚。加强对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工作的领导与协调，出台规范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统一规划与实施的指导性文件，推动民族特色旅游村寨建设上水平、上台阶。

2、科学编制规划，进一步促进旅游与文化的紧密融合。结合我州正在支持、配合和参与《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进一步编制完善全州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在编制工作中，应重视突出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进一步强化文化与旅游的深度结合。旅游文化建设规划要着眼于未来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依据市场对旅游文化发展的需求，立足于当地旅游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特别要注意挖掘民族特色元素，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科学制定发展规划，确立旅游文化发展战略。同时，要注意规划的科学性、可行性和连续性。要下决心对所有景区景点、核心保护区周边的原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整治，不得破坏生态环境和历史文脉，更不得乱拆乱建。

3、着力打造民族文化精品，努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建立健全包括组织协调机制、创作激励机制、经费保障机制、市场营销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在内的文化精品生产保障体制机制，着力打造一批以“好花红”为品牌的具有民族特色、展示时代风貌的文化艺术精品，并推向市场。大力发展地域优势和文化优势相结合的以旅游、歌舞表演、餐饮娱乐、文物民俗展示、民族文化旅游商品流通等项目为主体的文化产

业。研究制定科学系统、操作性强的文化产业发展扶持优惠政策，着力培育一批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形成具有黔南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策划、包装、储备一批待开发和提升的优势文化产业项目，以项目为载体吸引国内外有实力、有文化理念的投资者参与黔南民族文化产业资源的综合开发。大力培育文化中介机构，引导和扶持文化中介在民族文化建设与发展中发挥作用。

4、加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我州特色文化。加强宣传引导，让少数民族群众能辨证地对待自身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民族传统文化，防止民族民俗被同化和庸俗化。要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对一些即将消失的、非常重要的民族民间习俗、民族节庆、舞蹈、戏曲活动和民族的语言、音乐以及实物、文献等，要采取具体有力措施予以拯救。要制定各民族文化环境保护规划，把民族文化环境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协调起来。做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防止过渡的商业化和民族文化习俗的弱失。结合我州实际，应以民族歌舞、民族体育、民族节庆、民风民俗、民族饮食文化、民族建筑等为重点开发。加大民族文化商品购物一条街、旅游超市等旅游市场建设力度，布点上尽可能分布在主要景点和旅游沿线。

5、积极拓宽文化投融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支持。一是抢抓贯彻落实国发2号文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大好机遇，积极争取国家各种文化建设专项的资金扶持；二是建立健全民族文化和旅游村寨建设招商引资激励机制，以资源优势、文化特色优势吸引外资和企业投资进入文化旅游建设，做好联合开发，共同受益；三是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民族文化建设的投入，按照国家规定的“各级财政对文化事业经费的投入增长不低于当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要求，逐年在财政支出中不断增大对文化投入的比例；四是各级政府在挖掘、搜集、整理、研究民族文化上投入必要的专项经费进行抢救性保护，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给予必要的倾斜；五是创建民族文化发展基金，积极吸引国内外企业、机构和社会各界人士对文化建设的资助；六是建立起“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开发、多方参与”的开发建设机制，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业主开发为主体、社会资金为补充、项目经费捆绑使用的模式，多渠道投入，整合各类项目和资金投入旅游村寨建设。

6、加强人才培养引进，提升专业队伍素质。加大文化专业人员的培训力度，发挥基层文化骨干、文化能人的积极作用，鼓励和支持民间协会、民间文艺组织的建设和发展，积极探索社区（村）文化管理员、辅导员队伍建设新路子。积极选送一批有专业基础，热爱文化艺术事业，具有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产业开发能力强的人员到大专院校深造，为民族文化建设储备优秀人才。积极引进经营、管理、营销、策划等各类人才，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机制和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加强对民间艺人的发掘和培养，鼓励民间艺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民间传统技艺，引导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到旅游文化建设中来。

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探讨 篇3

关键词：民族村寨旅游　开发模式　黔东南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3-156-02　　黔东南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但却是贵州境内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古老原始的民族建筑、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原汁原味的民风民俗最受国内外游客青睐，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世界十大“返朴归真，回归自然”旅游目的地首选地之一。因此，发展乡村旅游是黔东南广大农民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

1 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分类

乡村旅游开发是指把乡村各种资源转变为旅游产品的过程。根据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了解以及前人的研究，发现国内乡村旅游的开发类型、模式存在诸多差异。有根据区位分布条件，把乡村旅游分为三种主要模式：景区边缘型，大中城市郊区型，老少边贫型；有些学者则根据分布区域、客源市场等条件把乡村旅游的开发类型分为：市场依托型、景区依托型、资源依托型；还有根据旅游资源把乡村旅游分为：田园风光，农事活动，民俗文化，农业生态园，古村落建筑等。根据成因，可把旅游资源区分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两大类别，而民族村寨旅游属于人文旅游资源中的一类。本文主要根据旅游资源所处的低位、作用及其表现形态将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分为民族建筑依托型、民族节庆依托型、民族工艺依托型、民族民俗依托型四大类。

1.1 民族建筑依托型

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情况，各地民族建筑也显现出多样化的面貌。黔东南具有独特而集中的建筑文化，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苗、侗、水、瑶、等民族的干栏式吊脚楼，土家族的衙院庄园，侗族的鼓楼、花桥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很高的艺术价值。建筑风格能够充分反映建造时代和民族村独特的生活状况，政治和经济制度等，具有民族建筑文化代表性和较高的旅游价值。因此，民族建筑文化资源是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有利资源。

1.2 民族节庆依托型

民族传统节庆是一个民族通过对环境的认识，在一定时日表现出来的各种文化，是民族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具有文化底蕴深厚和参与性很强的旅游资源。黔东南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少数民族文化保存相对完整，素有“百节之乡”的美称；民族文化种类繁多，一年中有节日集会200多个，被誉为“世界苗侗文化遗产保留核心地”。通过发展民族节庆文化旅游，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品牌，有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

1.3 民族工艺依托型

民族工艺传承了古老的工艺技术，可满足现代旅游者的需求，不仅可以给当地村民带来经济效益，还可以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黔东南民族工艺美不胜收，有早在宋代就作为贡品的苗族蜡染和侗族的侗锦以及苗族侗族的刺绣、具有鲜明特点的民族服饰和首饰等，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1.4 民族民俗依托型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具有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据2008年相关数据统计，黔东南州总人口444.62万人，少数民族人口364.01万人，占总人口的81.87%。黔东南可充分利用丰富、独特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满足游客们“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使民俗旅游资源成为黔东南乡村旅游的一个亮点。

2 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探讨

旅游开发模式的选择，关系到旅游发展中的资源配置和发展目标的实现。如果每一个乡村都按照一种模式去进行旅游的开发，必存在一定的误区。为使乡村旅游能带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农民脱贫致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探寻适合每种乡村类型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应依托丰富的乡村资源，按照“一村一特色、一村一主题、一村一形象”原则，正确选择适合当地的开发模式，避免千篇一律。

2.1 民族建筑依托型——以西江苗寨为例

西江苗寨是全国最大的苗寨，有1250多户，5600多人，因此称为“千户苗寨”。村寨依山傍水南而建，吊脚楼层层叠叠，呈金字塔形。西江苗寨因其“吊脚楼”的实用性、科学性而得名。民族建筑为依托的乡村旅游开发应采用“保护为主、生态开发”的开发模式。由于该村雨水充沛，湿度较大，木结构建筑在此自然条件下会风化、朽蚀。因此，应加强对建筑物的保护，对于比较破旧的建筑物进行生态恢复。建筑材料的更换是不可避免的，可尽量保存原始木房结构，更换少部分材料的方式来尽量保持它原来的建筑特点，营造一个极具特色的苗族建筑文化旅游环境。

2.2 民族节庆依托型——以肇兴侗寨为例

肇兴是歌舞之乡，寨上有侗歌队、侗戏班，每逢节日或宾客临门，侗族群众欢聚于鼓楼、歌坪，举行“踩歌堂”、“抬官人”等民族文娱活动。歌类尤其出名，有侗族大歌、蝉歌、踩堂歌、拦路歌、酒歌、叙事歌、童声歌等。民族节庆为依托的乡村旅游开发应采用“突出特色、村民参与”的开发模式。由于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标志性节庆活动，在民族节庆旅游开发中应突出于其他民族不同文化特征。民族文化越鲜明越能吸引游客，开发的价值也越大。其次，民族节庆文化的表现不是某一个人或者小部分团体能够体现出来的，需要村民们积极参与到节庆活动中来；此外，节庆活动的开展也应该提高旅游者的参与程度，让游客们在获得娱乐的同时又增加了知识。2.3 民族工艺依托型——以丹寨石桥村为例

丹寨石桥村，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我国古代造纸的民间工艺，一座绵延数百年的造纸作坊，村民们仍在重复着历史的文明。石桥村村民们通过展示古法造纸工序等，吸引了不少游客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探究的欲望。随着近年来旅游开发的深入，独具特色的民族工艺受到了旅游者的青睐，让当地的不少村民们因此而脱贫。以民族工艺为依托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应采用“政府引导、工艺创新”的开发模式。作为民族村寨旅游地，村民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而旅游工艺品的开发需要在继承原始工艺文化的同时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这就需要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寻求工艺品开发和创新的途径，提升工艺品的文化内涵和特色。只有在政府的引导下，积极打造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工业产品，才能更好地发展地方旅游经济和传承地方民族工艺文化。

2.4 民族民俗依托型——以从江芭莎为例

岜沙村位于黔东南从江县西部，距县城仅7.5公里，但至今还停留在刀耕火种， 结绳记事的原始、半原始的状态中。当地苗族服饰，全是自纺、自织、自染、自缝而成的土布。岜沙男子服饰、裤管肥大，腰佩长尖刀，习于上山打猎或下河捕鱼，目前是国家批准的唯一可以携带枪支的民族。岜沙人独特的远古文化，成为从江县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以民族民俗为依托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应采用“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开发模式。民族民俗旅游因为其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备受许多中外旅游者的关注。民俗旅游资源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民族民俗旅游开发中应充分认识到特色民俗文化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不能仅仅为了追求旅游收入而使民俗文化商业化。民族村寨民俗旅游只有适度开发，充分考虑民俗文化的淳朴性和神秘性，才能让游客们真正认识、体验到当地文化原始性和古朴性。

3 结语

民族村寨旅游是黔东南最大的资源,也是黔东南目前最大的发展希望。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推进,为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黔东南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中，应充分考虑旅游资源所处的低位、作用及其表现形态，不断探索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模式。文中虽将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分为四大类，并对其开发模式进行了肤浅的探索，但在黔东南的旅游开发中，目前还没有比较成功的先例。因此，如何针对各类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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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武.黔东南乡村旅游发展探究[J].旅游经济,2008,(8):153-155.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 篇4

关键词：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功利主义,道义论,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启示

在我国, 伴随着民族村寨旅游迅速发展的还有旅游领域的利益问题, 除了游客方面的利益问题, 目的地村民与政府、村民与旅游企业、旅游企业之间、旅游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是不断。如何解决利益冲突, 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 转变政府职能等。但是, 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这些方面, 而是出在政府、制度产生的基础——伦理观方面。本文以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问题为研究中心, 在对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道义论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探寻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冲突的真正根源, 并提出利益协调的方向。

任何一门学科或者一种思想的出现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思想家的理念息息相关, 因此, 伦理学的这三大流派在分析利益问题方面各有所长所短, 吸取它们的优点, 避免它们的不足之处, 对当下分析民族村寨旅游社区的利益问题有很好的启示。

一、功利主义伦理学利益分析的优劣势

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德谟克利特为创始人, 他以唯物主义观为出发点构建了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伦理学, 在此基础上定义了利益:“快乐和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界限。” (唐代兴, 2002) , “简单地讲, 对自己有用的或能够怎能增加其有用性的就是利益;而对自己无用的或加大其无用性的就是损害。” (唐代兴, 2002) 沿着德谟克利特的思路, 伊壁鸠鲁、爱尔维修、休谟、边沁、穆勒逐渐对其进行补充与修正, 到了穆勒那里, 演变为幸福说。边沁将幸福做为快乐的一种, 认为利益是能够带来或增加快乐的事物, 是避免或者减少痛苦的事物, 并提出7条标准衡量快乐的大小;以个体的人作为利益主体, 以追求合理利益最大化作为人的目的, 并在快乐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因为边沁坚持肉体的快乐最重要, 因此被一些批评者指为“全然卑鄙并堕落的学说, 只配给猪做主义” (宋希仁主编, 2004) 。基于对边沁的种种批评, 穆勒对此进行修正, 将快乐进行质的区分——低级快乐:肉体快乐;高级快乐:幸福。所以能够带来或者能加幸福的就是利益, 反之为有害。并在此基础上对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进行修正, 以“幸福”做为人的目的。在当时, 穆勒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集大成者。

功利主义伦理学在利益分析上有几个比较大的问题难以解决:第一, 个体的感性的快乐或幸福是不同的, 如何计量?第二, 如何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第三, 将他人只看做手段不是目的, 如何防止滑入极端利己主义?第四, 如何解决正义平等分配? (谭杰, 毛兴贵, 2005;徐锦中, 2005;刘雪梅, 2007;孔红艳, 2008)

但是, 功利主义伦理学在分析利益问题方面也有其长处可取:第一, 将利益作为驱动主体行为的见解符合人性的客观实际;第二, 将个体的人作为利益主体并极力赞扬人追求合理利益的观点, 对于解放人的思想和能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尤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 人的解放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常重要;第三, 利益是有限度的, 而不是无限制的欲望;第四, 功利主义的检验标准“最大快乐或者最大幸福原则”在复杂情境下可以有效地评判该行为的合理性与否或者道德与否;第五, 对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不可分性, 或者说公共利益对个体利益的重要性的论述有着非常大的实际意义;第六, 私有财产权是保证个体利益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第七, 第一个提出了道德制裁的观点 (王海明, 2001;唐代兴, 2002;陈何芳, 2004;徐锦中, 2005;刘雪梅, 2007) ;第八, 对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做了比较客观的论述。

二、道义论伦理学分析利益问题的优劣势

道义论 (或义务论) 以苏格拉底为鼻祖, 历经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 康德将其发展到一个顶端。“康德思辨地论证了善良意志、绝对命令、意志自律和社会公正四条普遍原理或基本原则, 精心构造了一个严密的道德形上学体系。” (宋希仁主编, 2004) 道义论否认人在感性的支配下而追求利益是道德的起源,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其具有不同于动物的理性, 理性才是道德产生的根源;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不应该看结果而应该看动机;人追求道德不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至善;公共利益绝对凌驾于个体利益之上。总之。康德的道义论不仅从方法上而且从内容上都是理性的思辨, 与经验无关。

道义论伦理学在利益分析上有几个比较大的问题难以解决:第一, 无视利益对人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作用, 将纯粹的理性设定为人的本性, 这是一种片面的视角;第二, 以绝对命令作为道德准则, 忽视了道德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第三, 只强调动机不强调结果的善, 难免会陷入因无法辨析动机是否善而无法辨析结果是否善的境地;第四, 为义务而义务, 难免空洞枯燥; (徐锦中, 2005;史玉华, 2007;龚群, 2008) 第五, 他人只是目的不是手段, 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平等要求的客观实际;第六, 在康德的道义论里, 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性, 是天赋的, 似乎暗含着刚出生的婴儿也有理性, 也有道德准则, 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七, 把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交给灵魂交给上帝判断, 无异于无法判断其构建的道义论是否符合人间的实际。

道义论伦理学在分析利益问题方面的可取之处包括:第一, 人的追求不仅仅包括幸福、快乐, 还有精神高尚方面的追求;第二, 强调理性与道德自律, 有助于人自觉遵守道德及道德作用的发挥, 也就是强调道德的能动作用。 (徐锦中, 2005;李芬, 2007)

依笔者管见, 经验分析的功利主义和先验综合的道义论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前者说明道德是如何从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中产生, 后者进一步强调这种业已形成的外在约束规则如何逐步内化为“内在价值”, “善良意志”等等, 在人的发展中起到自觉的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分析利益问题的优劣势

确切地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并没有系统的伦理学, 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是否存在伦理观, 西方学术界至今仍是争论不已。 (王露璐, 张霄, 2008) 如今我们学习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从前苏联那里借鉴并重新阐释的伦理学, 是对马恩原著中涉及道德的片段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批判剥削、阶级压迫, 以建立共产主义为己任, 论述了资本主义道德的虚伪性, 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尚性;是采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对上述两个伦理学派别的统一。在道德起源基础上, 马克思批判了康德的道义论, 坚持“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的观点, 肯定了利益的合理性及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体现了功利主义色彩 (李芬, 2007) ;在道德的目的上, 倡导以集体利益为最高追求目标, “公而忘私, 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共产主义道德” (李芬, 2007) 。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利益分析上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难以解决:第一, 限于历史使命与社会背景, 对于社会主义公正的探讨是不足的, 由此也引起当代人对政府、制度公正的问题正视不足 (李芬, 2007) 。这恰恰是利益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 虽然承认利益的巨大作用, 承认利益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 但是将个人追求利益的目标设定为集体利益而非个体利益, 以长远利益取代近期利益, 人的行为与目标要统一在集体行动与目标之下, 而没有看到所谓的集体也是由个体的人组成, 集体利益的目标最终是为了个体利益的不断提高。实际上等于否认了人的个体性, 这对于发挥人的个性不能不说是一种限制;其次, 也等于否定了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实质上强调更多的是道德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联系。即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就是不道德的, 公有制下就是道德的, 先验地断定生产资料公有制下个体不应该有个体利益而只有集体利益, 割断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尽管中国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观点不适合现代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的实际, 但是在理论领域仍然宣扬集体利益最高,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符会导致前者限制后者或者言行不一致;第三, 如何从集体利益转化为个体利益没有论及;第四, 对生产资料的归属强调公有而不是个体私有, 由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私有的批判扩大到对任何社会阶段产权私有的否定;第五, 尽管强调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却没有对经济基础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论证, 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单纯强调共产主义道德, 强调平等, 极大压制了人的积极性;第六, 没有论述人为什么要追求利益, 这等于是从功利论中截取了中间一部分加以应用。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分析利益问题方面的可取之处包括:第一, 强调人追求利益的合理性, 并坚持道德的起源与利益紧密相关;第二, 看到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第三, 看到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 (李芬, 2007) ;第四, 利益冲突的根源分析与协调分析理论至今仍有一定指导意义 (张玉堂, 2001) ;第五分析了道德的历史性和独立性, 尤其是独立性的分析使现代的人认识到道德与上层建筑其他方面和经济基础的不一致性, 既为人们弃旧扬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也为人们审视当下道德理论与实践不符提供客观依据。

四、三种伦理学比较对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分析的启示

本文将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定义为:是指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旅游吸引物、以旅游利益为主要纽带联结起来的个体、以实现旅游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旅游目的地及周边与旅游活动较为密切的社区。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位于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不仅包括少数民族个体, 也包括旅游企业, 基层行政管理部门, 这些主体是以利益为纽带且主要是以旅游利益为纽带连接在一起的;目的地居民受教育水平一般不高, 少数民族文化保存比较完好;经济形式一般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发展旅游业主要依靠外来货币资本。

基于民族村寨旅游社区的定义和特点, 根据前述三种伦理学派别的比较, 对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问题的分析提出笔者的看法:

(一)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的利益

利益是人的欲望的实现, 欲望或者感性是人的本性之一, 与理性共同构成人的全部本性。发展旅游就是旅游参与各方为了实现各自的欲望、采取理性行动产生的经济形式, 旅游中包含着各方的利益。因此, 所谓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就是指, 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 能够给社区内外部主体带来或者增加幸福的、与旅游有关的事务。利益的含义可以做如下的解读:第一, 利益的多元性。能够给利益主体带来幸福的既有经济方面的满足, 也有精神方面的满足;既有满足眼前需要的, 也有满足长远需要的;既有个体的利益, 又有实现个体利益的中介——公共利益, 因此, 利益主要包括经济利益与精神利益, 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三大类。保障民族村寨村民的个体利益的手段之一是正确界定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产权。第二, 利益是有限度的。为了自我能够实现当前与长远利益, 利益各方必须控制自己的逐利欲望在合理的限度内, 否则将受到法律和/或道德的制裁。第三, 应当看到, 社区是作为一个整体吸引游客的, 如果社区无法吸引游客, 个体自然也无法进一步获得利益, 因此, 个体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采取合理的行为;第四, 公共利益向个体利益的合理分配才能促使个体有维护公共利益的动力, 毕竟, 人参与旅游是为了获得比以前更多的利益, 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失去继续参与和支持旅游发展的动力。

(二)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的利益主体

在当前的经济基础现实下, 一味强调利益主体的集体性等于无视现实条件, 也引发了各种借集体之名行一己私利的腐败行为。因此, 对利益主体的界定首要的是肯定个体作为利益主体的合理性。由此观之, 村寨内的村民——只要受到旅游影响, 以及游客毫无疑问地都是利益主体。那么组织机构如旅游企业与政府是否可以作为旅游中的利益主体呢?三个伦理学流派都是从个体出发分析利益问题, 不过思路和结论迥然不同:功利主义否定集体的主体性, 而道义论和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的主体性。利益主体到底是个体还是集体, 与对利益的理解一道关系着追求利益的目标, 以及利益冲突的根源与利益协调的途径。本文在严格界定的基础上将它们作为利益主体, 原因如下:

1企业是利益主体的原因。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 企业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市场里存在交易成本, 如果单个的经济人去寻找信息、辨别信息、进行谈判与交易会投入大量的成本。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以更合理地配置资源, 单个的经济人组成企业。而“节约交易成本以更合理地配置资源”无非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 因此, 企业产生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个体为了更好地获取利益。组成企业的个人将各自的利益调和形成企业的公共利益目标, 通过企业这个形式获取利益然后再分配给组成企业的个人。因此, 企业与其说是一个利益主体, 还不如说是一个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中介。这个逻辑关系可以表达为:个体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需求组成企业;企业的利益蕴含着个体的利益;企业利益实现就等于个体利益的实现。当然, 前提是企业公共利益到个体利益的转化是公正合理的。因为个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方面是一致的, 因此以企业公共利益代表个体利益的总和, 以企业作为个体总和的代表而获得利益主体的身份。这样, 企业作为代表个体及个体利益的总和在利益的一极, 与之交易的另一方在利益的一极, 从这个意义上讲, 企业是一个利益主体。但是, 绝不是说, 企业本身就是利益主体, 因为企业不会有快乐感幸福感, 也不会有伦理观, 它只是一个实现利益的中介而已。这是本文将旅游企业作为利益主体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与民族村寨旅游社区的特点紧密相关。民族文化保存完好的地区一般都处于偏远地区, 以农业为主, 收入低, 居民受教育水平也比较低, 缺乏旅游投资资本和管理的能力, 发展旅游完全依赖外来管理人员和资本。于是, 旅游的投资开发商和经营商就不可避免地与村寨紧密结合起来, 成为社区的利益主体之一。

因此, 旅游企业可以作为利益主体, 但是基于以上严格界定才获得利益主体的身份。组成企业的个体具有什么样的伦理观, 反映在企业层面就是企业社会责任观。

2、政府是利益主体的原因。政府是由个体组成的, 组成政府的个体作为自然人同样有着与普通民众一样的最基本的利益需求, 作为社会的人, 他同样必须尊重他人的利益, 遵守社会道德。同时, 政府成立的原因又赋予他们特殊的责任。于是, 作为政府的成员, 首先要满足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利益需求, 其次必须履行人们赋予政府的职责, 行使权力的范围仅仅在人们赋予政府的界限之内。与企业不能成为利益主体的原因相同, 政府作为一个组织机构没有生命, 没有理性, 因而不可能有欲望, 也不会有利益。比如当政府人员做出正确的决策而使公共利益总量增加时, 获益的是单个的政府人员和个体的民众而不是政府集体;当作出错误的决策致使公共利益总量受损时, 得到惩戒的或者负利益的也是单个的政府人员和个体的民众而非政府集体。因此, 是政府人员由某一决策而受益或者受损, 而不是政府由此受益或者受损。但是, 它产生的原因是为了维护公正, 对正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行为予以激励, 对不正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行为予以制裁。从这个意义上讲, 政府代表了具有正当利益行为和利益关系的利益主体位于利益的一极, 采取不正当利益行为的利益主体位于利益的另一极, 从而政府是作为维护公正而获得利益主体身份的。这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在中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土地管理政策。第一, 基层行政管理组织首先是基于管理治下社区而遵循行政法律、法规与制度成立的行政组织, 其基本的职能就是管理社区;第二, 旅游的投资开发商和经营商首先要取得基层行政管理组织的许可才可以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旅游开发, 而且在开发经营过程中基层行政管理组织要对旅游引起的各项事务持续地进行协调与管理;第三, 基层行政管理组织的管理人员一般来自于社区, 与社区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样, 就不能把基层行政管理组织排除在社区人口之外。

因此, 本文亦将政府界定为社区的一个利益主体, 但是, 也是基于上述的严格界定而获得利益主体身份的。

现在根据上述分析完整界定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主体。所谓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主体, 就是受旅游影响而感到幸福或者不幸福的个体的人, 就是从旅游中得到利益或者受到损害的个体的人。一群人出于从旅游中获取最大利益目的而组成了企业, 人们出于公正维护的需要而促成了政府的产生, 因此企业和政府因为分别代表两大类性质不同的公共利益也获得利益主体身份。

(三)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的利益冲突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的利益冲突的表层原因在于马克思论证的分工的固化、直接参与权的丧失、利益分配不合理 (张玉堂, 2001) , 深层原因在于:第一, 没有构建合理的财产制度, 如土地制度、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第二, 没有明确地设立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界限;第四, 对于不公正的越界谋利行为没有相应的法律与道德制裁;第五, 企业和政府是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基础上获得利益主体的身份, 由此出现如下问题并引起利益冲突:以公共利益之名损害个体利益, 但是对公共利益变动总量与个体利益变动总和之间的净余额没有公正的评价——即使前者增加总量小于后者损失总和也要按照集体的名义采取某项措施;或者, 公共利益和极少数个体利益都增加了, 但是却是以牺牲大部分个体利益为代价;或者增加的公共利益并没有改善大部分个体的利益现状。而这一切又与缺乏合理的财产观、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与惩戒机制紧密相关。

(四)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的利益协调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利益协调理论指出了三个协调路径:经济途径, 观念途径, 制度途径 (张玉堂, 2001) 。但是要从根本上最大限度地降低利益冲突, 根本措施在于正视我国现行伦理观的长处与不足之处, 调整伦理观:合理确定利益目标, 利益主体, 财产权制度, 构建多元指标的监督制度, 激励制度与惩戒制度, 建立正义的政府——正义的政府及其成员才会制定与执行合理的制度。

五、结语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 篇5

关键词：民族村寨；体验；休闲旅游产品；桃坪羌寨

近年来，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迅速，但是我国民族村寨的休闲旅游产品打造并没有跟上旅游者个性化和参与性需求增强的发展趋势，所以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民族村寨休闲旅游产品的低层次开发现象。本文从体验经济时代下游客需求出发，以桃坪羌寨为例分析，提出民族村寨休闲旅游产品设计的初步构想。

一、文献研究

目前，学界有关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研究主要集中与旅游开发与地方经济发展、旅游开发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等[1]。如罗永常探讨了当今文化经济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2]，吴必虎、余青以生态博物馆为切入点分析了民族村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3]。近年来在学术界也掀起了一股“体验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这一理论来解决问题和指导旅游业的开发工作。如张源（2006）以体验经济时代下的旅游产品研究为主题，曹新向、郭志永、雒海潮则以体验经济的理论为依据，分析了旅游的体验化设计[4]。可见体验性理论应用到旅游产品的设计中还是比较成熟，但是针对休闲旅游产品的设计，从体验性的视角透视还是一个空白，所以本文从该视角出发，以桃坪羌寨为例，探讨了民族村寨休闲旅游的产品设计问题。

在经历了贵族化旅游和大众化旅游两个发展阶段后，目前，世界旅游正进入体现个体、突出特色的细分化旅游发展的新阶段[5]。体验经济最初是由约瑟夫·派恩和吉尔摩提出的，并预示着我们将会进入一个体验经济的时代，在体验经济概念越来越深入我们生活的今天，体验性也成为游客们的潜在需求。所以它也构成了旅游产品的内在属性。结合旅游景区的实际状况并对旅游产品的体验性的深度挖掘是旅游景点致胜的关键。很多游客外出旅行的时候就是为了寻找一种体验，他们离开旅游目的地时能带走的只能是一次经历，因此能否激发他们参与性的体验性活动也是旅游目的地规划的前提。

二、桃坪羌寨案例调查

桃坪羌寨，位于四川理县东40公里处杂谷脑河畔桃坪乡，距成都市约180公里，紧领317国道，是世界保存最完整的羌族建筑文化艺术。桃坪羌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至今保存良好，因为神奇的建筑结构、迷宫似的寨内巷道、四通八达的地下水网而闻名于世，被专家学者称之为神秘的“东方古堡”。

为了更好的了解桃坪羌寨的旅游产品结构、功能等，本文作者在2013年12月进入到桃坪羌寨，通过深度访谈等方式，对该地的旅游发展有个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桃坪羌寨的羌碉是当今世界保存最为完整的，在汶川地震过后，桃坪羌寨在当地政府以及湖南援建的基础上又兴建了一批新寨。较之老寨，新寨的现代性更强，基础设施更为齐全。如新寨的家庭旅馆一般都有空调，所以价格也较之老寨子较高。该地的住宿设施是具有当地特色的家庭旅馆，经营者都为当地村民。当地的家庭旅馆季节性突出，据当地居民说，在国庆、春节等旅游黄金周，该地的家庭旅馆基本能保持80%以上的入住率。而在淡季，这儿的家庭旅馆基本都是空置的，入住率很低。这是因为桃坪羌寨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旅游观光区，不管是自由行还是组团游，游客多将其作为毕棚沟以及米亚罗的中转点，并不能吸引游客在淡季入住。该地的食宿也多是家庭旅馆提供的，且多是当地的特色餐饮，如核桃花、野生菌类等。但是这些家庭旅馆提供的菜式基本上是雷同的。入住该地的家庭旅馆，家庭旅馆的成员也比较乐意当游客的免费向导。至于旅游购物，集中于当地的广场，另外一般的家庭旅馆都有出售旅游特产的功能。当地的旅游纪念品包括：羌绣等一些手工纪念品以及土特产品。土特产品包括核桃、野生菌类、羌家腊猪肉等。此外该地的水果种类多样而且质量好，所以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

三、桃坪羌寨的旅游产品现状

1、旅游产品结构单一，缺乏配套的休闲旅游产品

桃坪羌寨的旅游资源特色在于该地保存完好的羌碉，这些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参差记错、古朴神秘的羌族古民居建筑，坚固的羌碉不仅是羌族祖先防御敌人的根基，更是今天外来旅游者眼中精粹。正因为这种显著性，使得该地的旅游形式主要集中于观光旅游，并没有针对游客的配套休闲产品，这表现在休闲的配套设施少，能供游客坐下来休闲的地方不多，几个零星的凉亭也仅限于休息，并没有附加的配套服务。一方面难以留住游客，另一方面也失去了进一步增加收益的机会。

2、屏蔽效应使得该地的旅游产品知名度不高。

桃坪羌寨位于理县杂谷脑河畔桃坪乡，其附近的毕棚沟、米亚罗旅游景区以及同类型的萝卜寨等羌族村寨都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且知名度很高，特别是米亚罗的红叶更是享誉国内外，萝卜寨的旅游资源组合优势较之桃坪羌寨更为明显，不仅有羌寨更有雪山、梯田等资源配套，所以在这些知名景区的遮蔽下，桃坪羌寨的知名度并不高。进而影响了该地的旅游收益。

3、旅游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附加值不高。

游客所接受的服务主要是是通过以家庭旅馆为载体的当地村民提供的，他们提供“食住行游购娱”的一条龙服务，但是这些服务基本上都是雷同的，差异化现象并不明显，所以在淡季的时候，各家庭旅馆收益的不同取决于各自招揽游客的功夫，所以竞争关系也比较明显。

4、商业社会下的“伪好客”影响了游客的真实性感知。

桃坪羌寨由于位于杂谷脑河边的317国道上，便捷的地理位置使得当地兴起旅游的时间较早，所以该地寨子内的家家户户都在从事旅游业，在旅游淡季的时候，该地的“抢客”“宰客”现象都比较严重，游客预期中的民族好客现象开始演变成一种商业化社会下的“伪好客”，当地村民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逐使得游客的真实性感知受到了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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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休闲旅游产品的规划设计要点

1、体验主题提炼

一个旅游景点要想获得成功，首先要根据当地的史脉、文脉确立一个可供游客理解欣赏的主题。主题是体验的基础和灵魂，这就要求主题提炼的过程中注意体验性、参与性的融合，体验主题的提炼必须从民族村寨的特色资源中选择一个最具特色、最富有体验性的一个或者若干主题，并围绕该主题发掘体验的线索[6]。而确定主题的目的是为了聚集顾客、营造气氛，使顾客离开时能带走一次愉快的经历。提高旅游产品的活动品味和实现游客的预期目标。民族村寨在主题定位的过程中要根据当地的文脉进行产品策划以及形象定位，但是在这种过程中切忌主题设置过多过于繁杂，否则将会给游客留下平淡无奇的印象。如桃坪羌寨的“东方古堡”的定位就很清晰，游客结合桃坪羌寨这一名字，会意识到此处不仅是羌族聚居区，同时最具特色的一定是羌碉。使用“东方”这一字眼，利用依附性定位，提高了该地的知名度。但是笔者认为可以将该地的形象延伸为：踏访神秘东方古堡，探寻原始羌碉故乡。

2、活动策划与氛围营造

活动体验将是游客体验的主要构筑因素，参与性、体验性、娱乐性强的活动往往不仅能调动广大游客的注意力，而且能在游客完成旅行活动后留下一次难忘的旅游经历，旅游目的地也能获得较大的收益。在每个村寨的主题确定之后，就需要围绕这些主题，策划一个或多个具体的体验项目来支撑主题。因此，活动策划是决定体验化产品设计的关键。它需要在具体的体验场景如“舞台”设计一些活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民族歌舞表演。根据主题线索设计体验过程，策划类型多样的体验活动。现在桃坪羌寨在旺季或者是游客需求的时候会有篝火晚会，游客们在享受烤全羊美味时候还能感受羌族人民的热情，所以也受到游客们喜爱。本文认为在现有产品体系下，可以丰富产品的类型，在打造自己特色的基础上借助周围的景区扩大知名度。申办一些重量级的民族节庆活动。如2013中国·四川·米亚罗红叶温泉节在桃坪羌寨盛大开幕。并举办摄影展、民间体育竞技活动、旅游服务技能大赛，藏羌锅庄大赛等。这些活动都是很好的体验性活动，但是要在传统的活动上有所创新，比如建设民歌KTV，由当地的民众教游客唱民歌，得分高者可以获得一定的实质奖励，比如可以免费体验。在氛围营造的过程中，要从游客的感知度着手，从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听觉等方面出发打造整体感受。对于原生态的村寨，淳朴、热情的村民，清新的花草香，美丽的民族服装等都是旅游者所希望能看到的。除了对体验场景的设计，还要注意一些细节上的把握，如饮食过程中“敬酒祈祷”、歌舞表演中的热情邀请等体现当地好客度的民俗，在凸显核心旅游氛围的基础上还能吸引游客的积极参与。

3、旅游纪念品的开发

旅游纪念品往往是游客到某地出游后的一个有形证明，它同照片一样成为游客们回忆或向亲朋好友炫耀的一个载体，所以极具纪念意义的旅游商品受到众多游客的青睐。但是由于现在很多民族地区的旅游商品的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所以其真实性也受到广大游客的质疑。

旅游纪念品不需要多么贵重、精致，只要能代表当地的特色，有当地的标志，对于游客就有纪念价值。除了当地的土特产，桃坪羌寨在旅游纪念品这一块还需要凸显特色。比如印有当地标志的明信片、纯手工制作的羌绣制品、以及融入当地人民感情的羌碉的模型都能激发游客的购买欲，增加旅游产品的附加值。

4、游客接待制度的形成

桃坪羌寨由于在周边景区的影响下，旅游的季节性特征较为突出，所以在旅游淡季的时候，当地村民往往集聚在寨子门口拉客，这些不仅影响了当地村民的邻里关系，同时也破坏了游客的真实性感知。所以在旅游淡季的时候有必要建立一个利益分配较为均衡的游客接待制度，如分户接待，减小邻里之间因为利益均分形成的矛盾，同时也能提高游客的感知满意度。

五、结语

在当前体验社会的大潮下，游客们对旅游体验的需求越来越突出，但是民族村寨这种文化敏感区的体验性产品供给往往与游客的需求错位，这不仅影响了这些地方的旅游开发效果，同时也不利于实现游客的预期期望。民族地区特有的自然、人文环境赋予了其独特的旅游资源，我们只有在这些资源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文脉规划设计出真实性、参与性、娱乐性于一体的休闲旅游产品才能最终实现民族旅游的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田敏，邓小艳.近十年国内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研究述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1）.

[2]罗永常.文化经济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J].思想战线，2006，（4）

[3]张源.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产品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2006，（4）

[4]曹新向，郭志永，雒海潮.论旅游的体验化设计[J].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5]魏小安.关于旅游发展的几个阶段性问题[J].旅游学刊，2000，15（5）：9-14

[6]芮田生.旅游体验与旅游产品策划研究[J].四川大学，2007，（5）：53

作者简介：任耘（1973.10-），男，四川达县人，博士、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旅游、旅游规划与目的地管理

王宗琳（1990.04-），女，四川通江人，西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旅游。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 篇6

(一)内部利益冲突的根源

1、社区利益冲突。

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主体包括内部的和外部两大类。相应的,利益冲突也包括两大类:社区内部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简称社区内部利益冲突),社区与外部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简称社区外部利益冲突)。实际上,导游与旅行社之间,旅行社与政府之间,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游客与村民、旅游企业、旅游管理部门之间,旅游开发与环境之间都有可能存在冲突。鉴于本文的研究范围,只选取村民之间、村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类型与根源进行剖析。

2、村民利益冲突。

按照参与旅游的方式及是否参与旅游,村民可以分为两大类:参与旅游的村民与未参与旅游的村民。参与旅游的村民主要集中于经营家庭旅馆、出售旅游产品、在旅游企业就业三个领域。按照参与领域的不同结合方式,又可以细分为四类:一类是既有家庭旅馆又有家庭成员在旅游企业就业;二类是仅有家庭旅馆;三类是仅有家庭成员在旅游企业上班;四类是没有家庭旅馆,没有家庭成员在旅游企业上班,但是经营其他服务项目,如向游客销售特色产品等。其中一类和二类村民本文称之为大经营户,三类和四类村民本文称之为小经营户,因其所得旅游利益少于大经营户。大经营户内部为争夺游客的利益冲突最为严重;小经营户之间为争夺在旅游企业的就业机会也有利益冲突,但是相比起大经营户内部之间的利益冲突,其程度要低得多,小经营户与大经营户之间为争夺经营家庭旅馆的机会也产生了利益冲突;未参与旅游的村民细分为两类:不想参与旅游的村民,想参与但没有机会参与旅游的村民。本类村民内部的利益冲突不明显,但与参与旅游类村民之间有着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是否参与旅游上。

(二)内部利益冲突的根源

1、非正式制度作用消褪。

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主要是群体内通过谴责、疏远或者驱逐方式得以发挥,激励作用主要是通过肯定、声誉方式发挥。在小范围群体内,声誉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非正式制度的功能还能够比较有效地发挥。但是,发展旅游后这种局面遭到一定破坏。虽然在发展旅游前村民之间也存在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冲突,非正式制度也在缓慢演变,但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像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那样对利益冲突的广度有如此之大的造就能力,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像经济利益那样对非正式制度的演变甚至是破坏有如此迅速和强大的能量,以至于在经济利益面前历代相传的非正式制度都要低头让步,部分村民锱铢必究,邻里甚至亲戚之间反目成仇,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已经下降了。而非正式制度一旦演变或者消退,就如泼出的水一样再也难以点滴不漏地收回。

2、正式制度缺乏。

在非正式制度作用消褪的同时,正式制度却处于真空状态,或者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有冲突。这更加剧了利益冲突的程度。在参与机会方面,绝大多数旅游开发商都以正式规则的形式如企业规章制度、开发商与村民或者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中对参与资格、参与方式做出限定。在开发实践中一般从三个角度安排参与资格:首先考虑被征地(或租地)村民,其次按照接待设施条件,其三按照经营管理能力。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限定参与资格没有错误,毕竟一个企业和景区无法容纳所有的村民参与。但是,这种正式规则与社区的非正式制度发生了冲突。在一些偏远少数民族社区,长期以来村民内部已经形成了绝对平等的观念,即使只能从某个机会中获得微小的利益,但是参与机会和基本均等化的微小收益对村民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哪怕参与旅游的收益在其收入构成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他们也非常重视公平地参与。

二、外部利益冲突类型及根源

(一)利益冲突类型

村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属于外部冲突。这种冲突在旅游开发初期就已现端倪,在旅游烈性以后这种冲突可能扩大。

1、土地“被流转”引起了冲突。

无论是《宪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都明确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因此集体的土地以何种方式、何种价格流转给旅游开发商时村民并没有决定权,甚至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者村民委员会都没有权利决定,由开发商和基层政府越过村民与村民委员会直接决定了,在不完全知情和不自愿的情况下有些村民的土地部分“被流转”,有些则是全部“被流转”。村民的利益从一开始就被损害了,这为双方日后的利益冲突埋下隐患。云南文山普者黑旅游开发商自1992年始长达18年没有给19户村民任何土地补偿,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激烈就是一例。

2、参与层次、收入、机会安排不合理。

村民和旅游开发商之间除了土地方面的利益冲突,在旅游参与方面也存在利益冲突。一是参与层次和收入方面,村民在参与层次与收入方面均属于低层次,没有得到满意的收入,在村民能力逐渐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参与方式的安排无疑会引起利益冲突。二是参与的机会公平性方面,有些村民认为自己也符合参与条件但是没有参与的机会,不仅与参与村民之间有冲突,与旅游开发商之间也产生了利益冲突。

3、安静、安全生活环境被破坏。

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资本,管理,信息,游客,带来了经济结构与收入构成的变化,也改变了村民的交往面和生活环境氛围。不管是否参与旅游,村民都要面对旅游,面对游客,往日的生活秩序、氛围和习惯被打破,宁静的日子被高音喇叭、游客的嘈杂、景区内交通工具穿梭声所淹没,朴素的民风被无情的争利所瓦解,和睦的亲戚邻里反目成仇。以往安静、质朴的生活完全不存在了。村民安静、安全生活的利益得不到满足,非经济利益冲突由此产生。

4、对对方利责的错误界定。

在对对方利责的界定上,双方从自己的理解和利益出发为对方界定了一些权利和责任,这是未经过良好沟通和协调的界定,所以常会出现对方眼中的越界行为,利益冲突产生。如一些社区的村民认为,虽然旅游开发商只征用了社区部分土地但已经实际使用了整个社区,那么就要对社区的发展负责,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安排就业,帮助村民致富;而旅游开发商认为既然合同认可企业开发行为,那么不管村民是否参与旅游都应当服从企业的管理。这两种理解都是把对方责任扩大化的错误做法。

5、开发商没有兑现开发初期的承诺。

有些开发商在开发之前承诺村民许多参与事项,但是进入经营阶段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兑现承诺,村民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利益冲突产生。一些民族村寨在发展旅游初期是非常欢迎旅游资本的,一般资本所有者在进入前都会给村民一些承诺,比如招工、改善环境、参与旅游、利润分成等等,有些承诺是分不同阶段给出的。这样,村民就形成了自己的“保留价格”。旅游资本的所有者也有自身的“保留价格”———只有从旅游中获得的利润不低于这个“保留价格”资本才会留在目的地。保留价格与实际分配到手的利益之间的差额称为交易利益。交易利益越小心理落差越小,表明利益分配比较公平,利益冲突产生的可能性越小。

(二)村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源

利益冲突根源与相应正式制度真空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冲突有莫大关系。

1、缺乏合理的旅游规划制度。

首先我国没有一部专门的正式制度对村民在旅游规划和经营阶段的参与主体地位及其利责进行确定,仅靠一些普适性的外在制度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界定利益主体的利责。村民在旅游规划阶段没有发言权,不能够就是否愿意发展旅游业表达意见,成为“被规划者”而不是“规划者”,这种背景下开发商及政府管理部门根本不必考虑村民的意见,除了有些旅游开发商和政府为避免日后管理困难象征性地征询村民意见,但这不是真正的参与规划。也没有决定参与层次与收入的权利。这样的制度真空从规划伊始就制造了利益冲突。

2、当地政府没有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我国的《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排除了土地私有制,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方式控制土地流转权利;尽管《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一包30年不变,这期间承包者有权利决定土地的使用方式,但是由于这一规定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监管及反馈,这给某些地方政府部门随意征用土地制造了机会。因此,村民的土地才被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商以议定的价格任意“被流转”,且没有对流转方式的发言权。上级政府要以强硬的手段保证地方政府严格按照现行土地流转程序、遵循土地流转原则处理土地流转问题。同时,也要审视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制度的价值基础与伦理基础。

3、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真空。

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是最主要的旅游资源,然而,能够利用该资源获益的是旅游开发商和极少数“精英”,并不是广大的文化传承者———村民,理由就是村民没有货币资本与经营管理能力。假如有某个正式制度赋予村民这样的权利:少数民族文化是文化资本,传承者拥有共同的产权,可以通过某种表决方式和程序决定是否使用该权利,那么,文化资本的所有者就能够与货币资本的所有者拥有同样的权利:交易或者不交易,同时拥有参与层次与参与收入谈判权。如果没有该制度就从反面证明一个违反人类基本道德的事实:货币就是权力,可以凌驾于任何价值观之上。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村民初期的喜悦是由期望中的“保留价格”带来的,如果在外部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交易利益的分配与预期相差比较大甚至巨大,即利益分配不合理,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产生。有些是温和的对抗,有些则采取激烈的对抗方式,比如破坏旅游开发商的经营环境,拒绝参与旅游,破坏旅游资源或旅游基础设施,甚至与开发商发生暴力冲突等等。为了保持景区秩序,村民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旅游开发商、村委会和基层政府一般会出面予以劝解协调,基本依据的是非正式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没有一个良好的公共利益到个体利益分配的正式制度。

但当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外部冲突产生时,调解和谈判就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外部冲突面前,有些社区的村民能自发组织起来轮流接待游客,然后对没有参与机会、没有参与能力的村民进行利益的再次分配。但是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社区普遍没有这样的利益再分配制度,正式制度真空造成外部冲突难以化解。这类冲突的实质应当是村民与地方政府的冲突,但是由于村民认知能力并不能认识到这是制度真空所致,转而把冲突转嫁到了旅游开发商。

纵观村民内部、外部的种种利益冲突,主要根源都在于村民内部、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缺乏有效的利益保障制度;同时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也不完善或不合理,如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属于真空状态,土地流转制度不合理。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同时,村寨内部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在逐步消褪。如果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两类利益冲突,必须从建立合理有效的利益保障制度系统入手。

参考文献

[1][2][3]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利益协调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46,55,56,118.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 篇7

少数民族传统社区, 是指由于地理或历史等原因, 在一些特别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 当地文化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现代化的影响, 仍然保存着一种较原生的、未经改变的传统民族文化的社区 (国外学者也称之为土著社区) 。在我国, 越是偏远、封闭、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 其保存的传统建筑、服饰、歌舞、节日、习俗就越完整。这些传统的民族文化既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也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 许多传统社区日益成为当今文化体验旅游的开发对象和热点目的地。但由于这类社区的特殊性及其固有的一些制约因素, 旅游开发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困惑和矛盾。比如开发品位不高;开发深度不够;旅游综合效益差;开发带来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过度性开发引起的商业化、庸俗化等诸多问题[1], 许多景点生命周期十分短暂, 难以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

2 黔东南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旅游开发面临的现实问题

黔东南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从黔东南的开发实践看, 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旅游开发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 有良好的旅游资源却无真正的旅游产业:黔东南有众多的特色旅游村寨, 号称“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旗舰”, 然而, 由于没有形成规模化和产业化开发,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优势一直不能转化为旅游经济优势。目前, 除了雷山西江千户苗寨有一定的规模外, 多数旅游村寨都没有做大旅游产业;第二, 有节日的热闹却无持续稳定的客源:节日是民族文化集中展示的时段, 也是民族文化旅游的看点和卖点。

5结语

我国旅游行业历经20多年的发展, 现阶段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 其发展离不开旅游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旅游企业。近年来, 国家政府已经开始注重加大对中小旅游企业的法律支持, 也曾经多次将立法工作提上议程。但我国对中小旅游企业法律和法规的构建还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 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 需要借鉴国外经验, 结合我国中小旅游企业发展的现状, 加快法律制度的构建, 实现我国旅游行业和旅游企业的健康发展。

但“节日热闹节后冷清”一直是多年来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无法回避的“硬伤”;第三, 有短期的繁荣却无持续的发展后劲。一些旅游村寨开发后, 由于多种原因, 往往变得“民风不再淳朴、环境不再宁静、百姓不再支持”, 从而很快衰落。几年前来客必到的凯里市南花村如今几乎无人问津就是例子;第四, 有热闹的开发却无老百姓真正的受益。村民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弱势, 许多村寨的旅游开发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和外来开发商主导, 群众受益面不大;第五, 旅游开发品位不高、开发深度不够。多数村寨仍以观光旅游为主, 产品层次低, 单一雷同, 仅局限于看表演、参观寨容寨貌、吃农家饭、照照相, 缺少高水平的, 参与性、文化体验性强的旅游项目策划, 对民族文化内涵挖掘和体现不够, 留不住游客, 旅游综合经济效益不高, 总体来看缺乏开发的深度;第六, 过度开发引起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旅游开发后, 一方面是少数民族传统社区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的乡风民俗受到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冲击, 民风不再纯朴, 文化自信心逐渐丧失。另一方面是村寨传统文化景观的破坏, 一些村落成为景区以后, 停车场、餐饮设施、宾馆和道路交通的建设破坏了村落独有的儒雅和幽静;第七, 当地社区的参与不足造成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政府过度的干预甚至是与村民逐利的行为, 加上外来资本和势力的过度介入和对旅游开发的控制, 村民参与不足导致社区支持度下降、干群商群关系紧张等问题。

3 如何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旅游开发的六大关系

本文认为, 要解决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旅游开发的这些困境和问题, 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好旅游开发中“传承与发展、外力与内力、深度与适度、小众与大众、特色与综合、节日与平日”等六大关系。

3.1 要传承文化更要社区发展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存完好的社区往往是相对封闭、落后的地区。作为一种文化的特殊类型或一种文化的特殊阶段, 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 这些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存在理由和保护价值, 有的

参考文献

[1]宋才发, 杨富斌.旅游法教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2]祁颖.我国地方旅游法律环境透视[J].学术交流, 2006, (8) .

[3]董玉明, 陈耀东, 孟凡哲.旅游法学论点评述[M].北京:知识产权出

版社, 2006.

[4]卓泽渊.法的价值总论[M].人民出版社, 2001.还不乏许多值得弘扬的文化特质, 值得加以传承和保护, 但落后的现实又使发展成为这类社区面临的头等大事。有关文化保护的诸多措施在促进社区发展方面作用不大, 旅游开发似乎能促进发展, 但旅游开发是一把“双刃剑”, 实践证明旅游开发既能保护民族文化、带动社区发展, 也能毁了民族文化[2]。因此, 在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问题上, 强调文化保护的同时必须正视社区的发展问题, 不能只为了文化保护而忽视民众的发展权, 社区的民众有选择自身文化发展道路的权利, 有分享现代文明成果的权利。

3.2 要外力更要内力

少数民族传统社区的旅游开发需要外力更需要内力。这里的外力是指政府的支持、专家学者的帮助、外来资本的进入等, 内力则是指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身发展能力的提高。如前所述, 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传统社区, 往往是相对封闭和经济落后的地区, 旅游开发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专家的帮助和必要的外资介入。但有一个客观事实, 村民是村寨的主人, 是民族文化的拥有者、传承者和展演者, 没有他们的认可、接受、参与、支持, 村寨的旅游开发是难以成功的。民族文化的旅游开发必须充分尊重社区的文化、环境、经济模式和传统生活方式、传统行为, 尊重当地普通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充分鼓励和保证社区群众积极参与旅游开发, 不仅要参与决策、规划, 还要参与项目经营、管理, 并在参与中取得旅游收益并最终提高村民自我发展能力。如何形成一套社区群众参与旅游开发的有效机制, 特别是社区普通群众从旅游开发中获益的机制, 是当前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旅游开发需重点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 社区参与层面是无穷的, 只要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传统社区的旅游资源潜力, 就能找到各种参与并获益的途径和方式。

3.3 要深度更要适度

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旅游开发既要深度更要适度。深度开发, 就是要进行深度的文化挖掘、深度的旅游产品设计, 达到深度的文化体验, 强调村民深度的参与, 达到社区深度的获益。但是, 少数民族传统社区社会经济状况、民众心理及综合素质、旅游资源类型及其赋存状况都十分特殊, 同时还是自然与人文生态的双重脆弱区。旅游开发面临着文化保护、扶贫、生态环境建设等多重压力和难题, 要实现这类地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强调“适度开发”。“适度开发”的本质和目标是可持续发展。所谓“适度”的旅游开发, 是指既开发出特色鲜明、个性突出、拥有特定而稳定的客源市场的旅游产品, 又有利于资源本质的保持与提升, 同时保持自然和人文生态系统平衡的一种可持续的旅游开发状态[1]。目前, 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旅游开发中出现的多数问题都与开发的“不适度”有关。因此, 适度开发至关重要。目前, 黔东南旅游开发的“不适度”问题既存在开发不足造成的资源浪费, 也存在开发过度带来的文化破坏。针对黔东南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赋存状况、开发目标等的特殊性而言, 结合目前开发中的一系列不适度问题, 本文认为, 环境改造的适度、游客规模的适度、文化展示的适度、开放范围的适度、参与的适度、游客量的适度、外力介入的适度等都是影响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 必须站在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高度, 从多角度建立“适度开发”的指标体系, 将旅游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小, 从而有效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并为旅游者提供传统文化的深度体验需求。

3.4 要小众更要大众

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旅游的开发到底应该是“大众旅游”还是“小众旅游”一直是众说纷纭的问题。这是一个开发理念的问题, 它关系到旅游开发的市场定位、产品开发导向与开发类型、开发的规模与效益、游客体验的质量与旅游的可持续性问题。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命题。从乡村民族文化旅游的本质上讲, 是一种文化体验旅游, 真正的游客来这里追求的是一种文化体验或者遁世感觉, 需要的是宁静而不是喧嚣, 只有小众旅游才能确保这种体验感觉。但是, 没有大众旅游, 就没有人气, 就没有规模和效益, 民族村寨只能永远停留在有旅游现象而没有旅游产业的“背包客”旅游阶段。因此, 少数民族传统社区的旅游开发既要做小众旅游产品, 也要做大众旅游产品。

3.5 要特色更要综合

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旅游开发要强调主题和特色, 也需要树立综合的资源观和产品观。民族村寨并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旅游资源, 还有自然性旅游资源和社会性旅游资源, 不仅有观赏性旅游资源, 还有度假体验、休闲、探秘旅游资源。目前, 许多民众村寨旅游开发只注重村寨人文资源的观光性开发, 游客参观村寨、观看表演, 最多停留半天吃一顿饭就走人, 体验项目太少, 村寨留不住客人。要进行民族村寨旅游的深度开发, 不能只在村寨内部做文章, 要将开发延伸到村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秀丽的田园风光上来。自然生态与田园风光是指特定民族社区周围地理环境中具有旅游吸引力的自然事物和因素。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民族社区都可能有着不同种类的自然生态与田园风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偏僻, 千百年来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许多村寨周围环境往往保持着原始的自然生态, 有关地质、地貌、气象、水文, 尤其是生物等多种类型的具有旅游价值的资源得以保存下来, 不仅具有科考、探险、修学的价值, 同时也具有观赏、休闲、娱乐、健身的功能。此外, 一些人工自然景观 (如梯田、果园、农作物) 、优美的田园风光, 甚至清新的空气, 对游客 (尤其是城里人) 都有很强的吸引力, 是开展散步、徒步、远足、登山、划船、森林探秘、溶洞探险、研究动植物及生态学、观赏自然景观等生态旅游活动的对象。

3.6 要节日更要平日

少数民族传统社区节日文化丰富多彩。节日是民族文化集中展示的场景和时段, 是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文化旅游最大的看点和卖点, 举办节日也是很多地方政府开展旅游宣传、提高知名度的主要措施。但是, 再热闹、隆重的节日也是短暂的, 靠密集办节的方式虽然能吸引部分游客, 但对一个举办节日的县市来说, 节日一年只有一个, 一个节日最多三、四天, 劳民伤财大半年就是为了这几天, 真正的旅游市场却并不一定买账。旅游地的吸引力应该是持续的、日常性的, 多数节日仅起到宣传、扩大知名度的作用, 对旅游地的建设似乎起不到真正的促进作用, 但负面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劳民伤财;二是节日期间人满为患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三是容易出现与平常事实不符的旅游宣传形象, 被误导的游客在非节日到访时常常大失所望, 而游客的不满又反过来影响目的地的旅游形象。因此, 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文化旅游开发不能只会办节和仅仅满足于办节, 要从长计议, 充分整合各种资源和条件开发出日常性、四季性的旅游项目和产品。

参考文献

[1]罗永常, 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文化旅游适度开发初探[J].贵州民族研究, 2009, (5) .

浅析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理念 篇8

1 民俗博物馆

1.1 民俗博物馆的内涵

民俗博物馆是展示人们生产、生活、饮食、起居、交通、服饰、禁忌等民俗文物和民俗事象,具有文化、教育、旅游、环保及文物收藏诸功能的文化活动场所[1]。民俗博物馆是征集、收藏、研究、展示人类在长期劳动和生活中形成的,反映某一地区和人民的生产、生活、礼仪、信仰、娱乐等民俗事象的文化遗存机构,民俗博物馆的第一层次文化应是民俗文物收藏文化[2]。民俗博物馆的外观形式仍然是人工建筑物。与传统博物馆相似的是,其展品同样是在经过人为有选择的收集后进行集中展示。但是,民俗博物馆对传统博物馆有所突破,体现出自身特定的意义和价值。

1.2 民俗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比较分析

文物收集对象上存在差异:传统博物馆主要收集的是历史上各种与民众生活相关的器物、建筑等,如早期出土的汤具、炊具等,多为考古发掘的珍宝收藏。民俗博物馆文物收藏范围比传统博物馆要宽泛得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与传统博物馆相似,收藏历史上的考古珍藏;另一类是至今流传于生活中的器皿、用具、宗教用品等,并且民俗博物馆更偏向于后一类文物的收藏与保护。

陈列方式上存在差异:传统博物馆所采取的是罗列式的陈列方式,现代建筑物和堆积的文物构成了一种虚设的历史联系,参观者只能通过只言片语的文字信息了解文物。民俗博物馆的陈列最佳方式就是将民俗文物归回其原位[2],这种复原陈列方式恢复了文物的“生气”,参观者能够身临其境地领略文物的魅力。

1.3 民俗博物馆对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借鉴意义

重视当代资源的展示:民俗博物馆的收藏对象中突出了近现代的珍藏品,甚至是至今仍流传于民间的事象,这对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具有较大启发。少数民族村寨的很多旅游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目前看来平常可见的资源若保护不力或许在后代的生活中将不再存在,对具有保存价值的旅游资源应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民俗博物馆的保护理念充分体现了动态发展的思想,少数民族村寨发展旅游同样应重视对当代资源的保护,保持旅游资源的生命力,这是村寨旅游顺利开展并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

强调民俗展示的原真性:民俗博物馆理念认为,民俗文物的原位性很重要,离开原位的民俗文物很难体会民俗的原始状态[2]。对于少数民族村寨发展旅游而言,离开村寨的异地展示同样会带来类似的弊端,旅游者虽然通过观赏民俗可以对该民族有所了解,但是很难创造出真实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气息,使所展示的文物失去了存活的基础,失去了“灵气”,旅游者会感到有明显的“加工”痕迹,无法形成对民俗的全面了解。

2 生态博物馆

2.1 生态博物馆的内涵

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新兴的博物馆形态,它是人类社会现代生态意识和现代环境意识不断觉醒在博物馆界的一种反映,也是国际博物馆界对传统博物馆进行反思后的一种全新的探索[3]。乔治·亨利·里维埃认为,“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利机构和当地居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和管理的工具。公共机构的参与是通过有关专家、设施及设施机构所提供有资源来实现的;当地居民的参与靠的是他们的志向、知识和个人途径”[4]。

2.2 生态博物馆的特征分析

生态博物馆是以本社区内群体的亲自参与和管理为基础的,同时在博物馆学家和科学家的指导下及当地财政支持下得以实现。在生态博物馆概念中,包括下列关键词:社区区域、遗产、社区人民、参与、生态学和文化特性;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工作模式,在社区文化遗产和文化价值方面将增强人们的文化特性意识,使某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得以抢救和保护[5]。约翰·杰斯特龙采用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对比的方法,阐述了生态博物馆特定的形式和内容(表1)。

注:资料来源于文献[3]。

社区参与:生态博物馆的形式和内容中强调“社区”和“居民”,明确社区是生态博物馆的展示对象,居民是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参与者和关注对象,完全突破先前传统意义博物馆的内涵。杰斯特龙认为,“生态博物馆的基础,就是人民不应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分离出来,他们应有足够的权利在自己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之上创造自己的未来。”[5]离开社区参与,生态博物馆建设将脱离原生环境,缺少发展动力,甚至可能偏离前进轨道。

本土化:苏东海指出,“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的核心理念是在原产地和居民生活的社区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6]生态博物馆是建立在文化的原生地,文化遗产与文化原生地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本土性[7]。生态博物馆的出现使得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尤其是“活态文化遗产”无须脱离其原生的自然环境而得以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8]。

综合性社会功能:生态博物馆除了具有一般博物馆的收藏—研究—教育的共同功能之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功能。生态博物馆的特殊社会功能首先体现在保护生态维护生态平衡,使人与自然处于最好的关系,使生态、民族文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处于最佳状态;其次体现在生态博物馆的“收藏—研究—教育”功能具有自己的特性,并在此特性发挥中承担了如调节人际关系、维护博物馆社区的正常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等许多新的社会功能[4]。

2.3 生态博物馆对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启发

苏东海认为,“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从而使人与物及环境处于固定的生态关系中,并使之和谐向前发展的一种博物馆新理念、新方法”[4]。生态博物馆突破传统博物馆的诸多局限,对于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启示主要体现在:①重视自然、文化资源的全面保护。生态博物馆理念不仅仅重视一些文物的展示与保护,而且提出了对自然的保护,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协调。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要重视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同时也应该保护自然环境,为旅游的发展创造和谐的环境。生态博物馆理念突出保护对象的全面性,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也应如此,保护民族文化的同时保护自然环境,并将其作为发展旅游的资源基础,才能促进村寨旅游的全面发展。②强调文化展示的原地保护。根据生态博物馆的涵义,可以将社区看作一个博物馆,对自然、人文资源进行原地保护,并认为只有原地保护才能促进社区的正常发展,这与民俗博物馆的机构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少数民族村寨发展旅游也应进行原地开发与保护,以少数民族居民自身的生活区为基础,在其生活区范围内开发旅游资源,向旅游者展示整个社区的环境和文化,给旅游者以鲜活的印象和感受。③提出居民参与保护。与传统意义博物馆不同的是,生态博物馆不是单纯依靠博物馆专家、学者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参与和讲解承担其特定功能,而是提出当地社区居民参与保护当地文化的思想。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是1998年10月31日正式对外开放的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建成后的博物馆分两部分,一是“资料信息中心”,二是“长角苗社区”。作为生态博物馆主体的长角苗社区就是长角苗居住的12个自然村寨,以居民生活化的展示达到唤起少数民族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豪感。

3 文化生态村

3.1 文化生态村的内涵

尹绍亭明确提出,文化生态村是一种崭新的文化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和方式,具有4个基本特点:①文化生态村改变以往使文化脱离原生地的保护方式,而是以现实生活中具有深厚的文化沉积和浓郁文化色彩以及良好生态环境的典型社区或乡村为对象的文化生态保护展示区。②文化生态村的建设,必须具备系统工程相互谐和、动态发展的理念。③文化生态村必须有民众的积极参与,并最终由当地民众进行管理和依赖自身的力量进行发展。④文化生态村的建设必须与旅游发展相结合,并积极寻求其他经济发展的途径[9]。有学者在尹绍亭提出的文化生态村内涵的基础之上,将文化生态村的概念表述如下:文化生态村是弘扬村社文化,保育生态环境,整合各类资源,由当地民众自觉参与,自主经营、管理,以达到可持续发展,提高村民生活水平为目的的一种乡村发展模式[10]。

3.2 文化生态村与生态博物馆的比较分析

“文化生态村”与前述的“生态博物馆”概念相近,于1971年诞生于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理念是以生态学为基础,以文化人类学现象为基本内容,以原汁原味的“活态文化遗产”为展示重点,走与社区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延续“传统”[8]。文化生态村与生态博物馆的内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2)。

注:根据文献[11]整理。

3.3 文化生态村对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启示

创建民族文化生态村,就是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原生民族村寨直接接待旅游者的一种旅游模式[12]。它具有多维价值,满足游客“原汁原味”的文化旅游需求,使当地社区居民的经济利益受到保护的需求,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护的需求[12],对于少数民族村寨发展旅游的指导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作用(表3)。

整体思想——系统发展:促进村寨各因子共同发展。文化生态村建设理念是,整个村寨的发展是由不同因子的共同发展而促成的,并且各因子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文化生态村建设中,任何一个因子有所变化或出现故障,都会影响其他因子和整体的运行及功能的发挥。寻求村寨与旅游者的契合点。文化生态村不仅仅将整个村寨看作一个由各个因子共同组成的独立系统,同时注意到村寨与外界系统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尤其注重寻求村寨与旅游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在文化生态村发展过程中,强调既保留原有的传统文化,以此吸引旅游者的关注;又强调在某些方面考虑旅游者的需求,融入现代化的因素。

旅游实践——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文化生态村建设中推崇朴素的自然生态观,这与少数民族村寨自身的民族文化息息相关。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自觉投入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实践中。如被称为“云南民族文化生态第一村”的仙人洞村,当地人把民风民俗的传袭与自然环境看成是跟他们自身的生存融为一体,人人都是自然的保护者[13] 。人与人的和谐,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创造了文化生态村的整体和谐。也许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有,但是精神生活世界却很充实。在劳动工作之余,他们进行各种形式的民族活动,宣传、弘扬了民族文化,增进了相互交流和沟通,使整个村寨俨然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文化生态村在建设中自然地融入了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和谐的“个体”组成了和谐的“群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生态村不是要求当地居民祖祖辈辈地死守着老传统,而是努力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结合点。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新意识的活跃。虽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本民族发展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同样提倡文化的现代转型,提升为现代型的和谐文化。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任何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传习和“冻结”式的保护,民族文化不仅处在一种历时性的“传统”中,而且处在一种共时性的“生境”中[14]。

矛盾处理——辨证发展:在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方面,自然生态是民族文化的生存基础,民族文化又会影响自然生态的变化。自然生态虽然不是民族文化的决定因素,但它是民族文化形成、发展和变迁的生成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文化的诱导因子。民族文化生态比自然生态更加脆弱,保护的难度更大,因为它需要当地人自觉抵制某些急功近利的诱惑,需要本民族宽阔的文化视野、高度的文明觉悟[14]。在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方面,民族文化构成了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生态村建设中的关键因子。旅游开发一方面有助于民族文化的挖掘、开发和保护,另一方面又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汉文化作为强势文化,随着旅游的开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渗入田边地头,少数民族为生活生产的需要,主动地认同强势文化,从而盲目地抛弃本民族文化,致使民族认同感的失落[15]。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冲击和民族认同感的变迁客观存在。美国学者佛克斯说:“旅游就像一把火,它可以煮熟你的饭,也可以烧掉你的屋”[16]。这也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之间的辨证关系。在自然环境与旅游发展方面,文化生态村的自然环境是其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是旅游发展赖以生存的基础;旅游业的发展,为环境整治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与此同时,外来旅游者对当地自然环境的破坏作用也客观存在。文化生态村建设必须充分意识到自然环境与旅游发展的辨证关系,一方面利用旅游发展的经济优势进一步改善当地的环境;另一方面在发展旅游过程中运用各种有效的方式正确引导旅游者的行为,将其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减小到最低程度。

实现目标——可持续发展: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自然环境是文化生态村赖以生存的背景和依托,文化生态村建设以村寨的自然环境为基础,因此文化生态村关注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很多村寨的村规民俗中都强调大自然是人类的朋友,人类不应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无限度地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在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文化是文化生态村的建设“核心”,也是文化生态村的“生命线”。有学者说,“文化是一条河”,当前的文化只是文化长河中的一段,不应当将文化看作恒古不变的现象。同样,文化生态村中也强调文化的动态发展,在保持“原真性”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使之保持顽强的生命力,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在村寨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文化生态村以村寨的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在建设中一方面着眼于不断提高当地的经济效益,帮助当地居民逐步改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着眼于提高居民的综合素质,很多村寨都制定了居民的培训方案,鼓励居民参与到村寨的建设和管理中。

4 小结

湘西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 篇9

一、湘西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意义

民族村寨旅游是指以民族村寨为旅游目的地, 以目的地民族文化和自然风光为旅游吸引物, 以体验异质文化, 满足“求异、求新、求乐、求知”动机的旅游活动。在湘西地区, 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 使许多村寨纯粹地居住着某个民族, 他们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湘西民族村寨进行旅游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是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 在其不断推进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储存和传播功能, 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强化。

(二) 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旅游为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 使其超越了单一的劳动形式。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当地居民经营各种风味饮食、出售各种特产、开展多样活动等, 使其经济收入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三) 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谐、文化繁荣。

在发展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过程中有利于树立“共生与共赢”的文化理念, 有利于各民族的交流和沟通, 以便促使各民族和睦相处, 促进各民族文化进一步繁荣。

二、湘西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 城市化倾向破坏了民族村寨自然景观。

湘西许多发展旅游的民族村寨, 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往往忽视对村寨特有的传统文化进行挖掘, 过于追求现代化的城市化生活方式, 包括农舍内铺瓷砖、路面水泥化、家用设施现代化等方方面面, 不仅使游客感觉到乡风民俗荡然无存, 而且还破坏了民族村寨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民族村寨的城市化倾向破坏了自然景观, 阻碍了民族村寨旅游的持续发展。

(二) 民族传统文化的肤浅化和粗俗化。

民族村寨旅游的主要动机应该是了解、品位少数民族独特文化, 达到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目的。但因为旅游开发主体急功近利, 为了吸引旅游者的到来, 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过度开发, 加之对绝大多数旅游者来说, 由于他们不具备高深的人类学知识, 不能理解民族文化中的深意, 只是将这些活动当作猎奇、猎艳的对象, 从而造成民族文化的肤浅化和庸俗化。例如, 湘西一些民族旅游村开发的所谓“婚俗”项目, 本身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但同时也助长了部分游客的放纵心理, 很容易滋生一些不法行为。

(三) 民族旅游产品单一化。

据笔者对湘西的实际调查, 了解到湘西的民族村寨旅游, 大多还是停留在参加欢迎仪式, 参观寨容寨貌, 欣赏歌舞, 吃农家饭, 住农家屋, 一起过节等这些浅层次的初级产品上, 产品非常单一, 忽视了参与性、文化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 完全可以对民俗旅游资源进行深度挖掘, 将生产、生活习俗中有旅游价值的东西给予展示, 如定点一些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点, 可让游客参与生产和顺带销售纪念品。

(四) 经营与管理问题。

湘西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不是非常快也不是非常好, 一言以蔽之:经营粗放, 管理混乱。经营粗放体现在没有一个真正有管理能力、经营能力的经济实体来行使管理权。村寨旅游业大多由政府投入, 少数村民集资, 村委会管理的模式, 村民对发展旅游业的意义、如何发展旅游业等问题认识不清, 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难以保证。实际上湘西民族村寨旅游是处于认识不清、政企不分、效率低下的状态中, 谈不上对产品进行包装、宣传、促销、创新, 基本没有市场运作能力, 理念落后, 管理混乱, 这必将阻碍未来进一步、深层次的发展。

三、湘西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对策

(一) 文化入主, 提高旅游产品品位。

湘西民族村寨旅游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不了解民族传统文化与村寨旅游的密切关系造成的。旅游的本质是审美和休闲。旅游者到民族村寨去旅游, 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 是两种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磨合。然而, 湘西民族村寨旅游产品的个性丧失, 品位不高, 甚至出现肤浅化、庸俗化倾向, 主要是由于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鉴赏、开发、诠释不到位造成的。因此,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绝不能仅仅着眼于游客的好奇心, 而应该充分挖掘民族文化内涵, 提高旅游产品品位, 保持自己的特色, 民族旅游真正的文化交流功能才能得以发挥, 传统民族文化也才得以延续并永葆其独特魅力。

(二) 建立实地旅游民族村。

由于旅游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开发的旅游民族村比较多, 例如深圳中华民俗文化村、云南民族村等, 其优点是以主题公园的形式进行舞台化表演, 缺点是真实性不强, 给人一种造假和伪装的感觉。在这里提出的实地旅游民族村是在湘西区内建设小型的各少数民族村寨, 作为对湘西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抢救、研究、承袭和展示的基地, 不是一座人工建设的博物馆和建筑设施群, 它的主要功能是促进湘西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建立的几个少数民族村寨, 建筑风格、屋内摆设均严格按传统修建, 村民们沿用以前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通过建筑、生产生活用具、服饰等方面体现传统文化物质层面上的保留。游客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 品尝传统的饭菜, 跟主人学习刺绣, 参与村寨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 真正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活。

(三) 增加旅游体验项目, 提高游客参与性。

民族村寨旅游的参与性指的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经历和体验。在村寨旅游活动中, 以民族文化事象作为吸引物和承载物, 激发游人兴趣, 通过游人的亲身投入, 成为特定民俗民风环境中的一员。湘西民族村寨旅游项目结构比较单一, 大都是静态的民族文化展示。为了达到旅游主体、客体双向交流, 满足旅游者休闲、求新、求奇、求知的心理, 村寨旅游项目应该注重游客的参与性。人们对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总是会有一种终身难忘的情感。因此, 土家族、苗族的各种旅游商品, 如具有代表性的刺绣, 不用急着把成品摆出来, 可以让游客自己去编制。这样既省劳动力, 又可以激发游客的成就感和购买欲望, 还能增长游客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见识。在他们的制作过程中, 可以让摊主给其讲解一下有关刺绣的来历和功用等本地文化知识。相对而言, 游客的参与性较易带给旅游者一种真实的、原生态的文化体验。

(四) 建立ECCTV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模式。

所谓ECCTV模式, 是Evironment (环境) 、Culture (文化) 、Company (公司) 、Topic (主题) 、Villager (村民) 的第一个字母缩写, 它是民族村寨开发、公司主导、村民适度参与的综合开发模式。这五个方面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缺一不可, 它们之间能够形成一个互动的系统。

1、主题 (Topi c) 定位———特色之魂。

随着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日益升温, 各民族村寨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旅游者的需求日益个性化。因此, 湘西民族村寨旅游最迫切、最根本的课题就是创新, 使产品差异化。

2、环境与文化 (Evi r onment and Cul-t ur e) 保护———开发前提。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应该是保护性、开放式开发, 一方面只有保护好民族文化与环境才能保护好民族村寨的核心旅游资源;另一方面只有在旅游开发的动态发展中才能实现民族文化与环境更好地保护。

3、公司 (Company) 主导———路径选择。

由于湘西地处落后的边远地区, 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差, 可进入性不强, 基础设施不完善。所以, 资金成为湘西地区村寨发展最大的颈瓶, 单靠政府的投入非常有限, 企业的介入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难题。

4、村民 (Vi l l ager) 受益———动力保障。

村民是民族文化资源和产权的所有者, 同时也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及村寨旅游发展中重要的相关利益者, 是实现村寨旅游持续发展的动力。

民族村寨旅游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 其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对构建和谐新农村起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湘西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应高度重视适度发展, 不可一味地迎合游客盲目开发, 而因站在传统民族文化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循序渐进的开发。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湘西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湘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 具有丰富的原汁原味的民族村寨旅游资源, 开发利用价值巨大, 对其进行合理而科学的开发, 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族进步, 而且有利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本文针对湘西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问题, 从提高旅游产品品位、建立实地旅游民族村、建立ECCTV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模式等方面, 探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对策。

关键词：湘西,民族村寨,旅游业

参考文献

[1]解晓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问题和对策[J].三峡大学学报, 2011.6.

[2]廖军华.民族村寨旅游环境问题探析[J].湖北农业科学, 2011.13.

[3]张华明, 滕健.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CCTV模式——以西双版纳“中缅第一寨”勐景来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 2006.3.

[4]杨昌儒, 潘梦澜.贵州民族文化村寨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4.5.

民族村寨旅游社区 篇10

商标最为重要的功能在于区别相类商品的生产者及商品的质量和服务。商标是商品质量的象征, 是某一商品不同于其他产品的标识。生产者、经营者要打造自己的特色产品, 必须注重商标, 因为商标是保护自己的特色产品并有效将自己的产品与其他产品区别开来的标记符号。

民族村寨旅游是以民族村寨社区为旅游目的地, 以村寨人文事象和自然风光为旅游吸引力, 以体验异质文化与生活、享受乡野田园风光为动机, 融观赏、考察、体验、度假、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活动。民族村寨旅游主要是一种文化旅游, 即依靠自身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来发展旅游。作为游客的消费者来民族村寨旅游主要目的是为了体验民族村寨独特的文化和自然风光。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族村寨的开发者、经营者“卖的是文化”, 而游客“买的是文化”, 文化的特色和品牌成为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生命。

近几年, 民族村寨旅游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由于一些地方在经营民族村寨旅游过程中, 没有商标意识, 导致了自己特色文化品牌被其他经营者使用, 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民族村寨旅游, 其旅游目的地在农村, 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大多数经营旅游业的农民没有商标意识, 明明是自己经营、打造的文化产品往往被其他公司、企业无偿占有。如有的苗族村寨的传统音乐、传统舞蹈, 经村民打造后往往被一些公司、团体无偿占有, 而作为文化产品的真正拥有者、创造者没有获得任何利益。文化产品的价值主要在于其产品的文化价值, 由于文化的无形性, 是一种知识产权, 因而很容易产生侵占现象。民族传统文化的持有者只有依靠法律, 才能有力保护自己对自己文化的产权。在发展民族村寨旅游的过程中, 利用商标保护自己的文化产权, 才能有效地保护好自己打造的旅游产品。

商标是生产者、经营者保护自己产品的有效工具。农民的产品, 不管是物质产品, 还是非物质产品 (文化产品) , 在进入市场后, 如果没有商标的保护, 很容易导致自己特色品牌被他人所侵占。同时, 农民的产品, 之所以难以在进入市场, 难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自己的应有份额, 其主要原因在于商标意识淡漠。商标是农民产品进入市场、加入市场竞争的有效工具。

商标不仅有助于区分同类商品, 将生产者区分开来, 有助于保证商品质量, 而且便于消费者的选择。不同的商品代表着不同的商品质量和服务, 消费者可根据商标选择满足自己需要的商品。因此, 商标有利于加强商品的广告宣传, 有利于获取稳定的消费群体。

民族村寨旅游本身及其旅游产品的经营是一种文化产业, 民族村寨旅游“卖的是文化”, 因此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主要是一种“文化产品”的打造和经营。作为消费者的游客之所以到西双版纳民族村寨旅游同时又到黔东南侗族村寨旅游, 其主要原因在于西双版纳可欣赏傣族文化, 而到黔东南可享受侗族风情。打造和经营自己有特色的“文化产品”是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关键, 而商标正是这一特色的标识。如果不注重商标, 不仅不利于特色产品的打造, 而且有可能使有特色的产品遭受流失。

商标是产品的标识, 商标的信誉依靠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来维持, 商标的使用促使生产者、经营者注重产品的质量和服务以提高自己的信誉。目前, 在一些民族村寨旅游区, 有发生欺骗、宰杀游客的情况, 这种没有看到长远利益, 只顾短期效益的现象也是没有商标意识的表现。商标是一种无形资产, 具有重要的价值。如美国的可口可乐这一商标就具有巨额价值。商标的价值并非一注册就注定的, 而是生产者、经营者依靠产品的质量和服务长期形成的。商标的价值需长期经营, 依靠产品的信誉来维持, 而产品信誉的丧失很快就可毁灭商标的价值。因此, 商标有助于产品质量和服务的优化。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商标的运用有利于旅游的规范化, 有序化。商标的信誉价值依靠产品本身, 民族村寨旅游只有为游客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和独具特色的文化, 才能吸引游客, 让游客花了钱又感到满意。有的开发者只注重旅游产品的宣传、促销, 在大势轰炸下, 有可能吸引一部分游客, 但如果游客购买的是一种劣质产品, 即到旅游区体验的是一虚假文化, 没有特色的文化, 宣传与实际不符, 最终将是对产品商标价值的损坏。

商品本身蕴含有“物”的属性和“文化”的属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 物质逐渐获得满足, 商品中“文化的价值”得到增长。属于“文化产业”的民族村寨旅游主要依靠具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来实现经济发展, 文化的价值无法用有形的物来衡量, 因此作为价值象征的商标是衡量、保护文化价值, 保障文化产品持有者最有效的工具。有的民族文化持有者认为该文化的根具有地域性, 其他地方搬不走、抢不去, 不用注册商标, 但文化具有传播性, 如果不注重商标, 不关注市场, 将导致文化品牌的丧失, 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节”申遗的成功使端午节发源地的中国受到的损失即是较显明的例子。

商标是产品的符号标志, 也是人类文化符号。民族村寨旅游经营的是文化, 作为文化产品的民族村寨如果不注重商标, 势必难以打造自己的品牌, 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 甚至难以保护自己有特色的文化品牌。注重商标, 不仅有助于民族村寨旅游的规范化、有序化, 促进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 而且有助于人们文化价值观的形成, 即文化持有者是文化经济化、资本化的利益主体, 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财富, 同时, 文化也是一种经济财富。正是基于商标有助于文化主体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利益保障, 有助于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 因而民族村寨旅游应注重商标的运用。

商标是产品品牌的象征, 民族村寨旅游是以文化产业为主导的综合型产业。民族村寨旅游这一产品品牌的价值在于其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独特的田园风光, 差异性和独特性是吸引游客的地方。民族村寨旅游这一性质需求经营者打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产品, 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一个文化产品, 要实现产业化, 将产品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 获得市场运作的成功, 除了应注重产品自身的价值外, 还要注重渠道、促销和价格。如“云南映象”这一文化产业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文化产品本身的价值, 云南“原生态”音乐、舞蹈与杨丽萍“孔雀舞”的有机结合, 同时还在于其产品品牌的打造和宣传。“云南映象”作为云南音乐的形象, 充分利用代表云南音乐这一点, 积极打造自己的品牌价值, 从而获得较大的市场。

民族村寨旅游主要是一种文化旅游, 商标的运用不仅有利于经营者有效保护自己文化的知识产权, 而且有助于旅游产品的促销。有市场就有市场竞争, 用商标打造自己的品牌, 是市场经济下必需的市场化运作。同时, 民族村寨旅游商标的运用也利于游客消费者的选择, 有利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规范化、有序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