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规则（共10篇）
投资规则 篇1
长期以来, 中国都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商直接投资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FDI) 地之一, 与之相比,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在21世纪后才开始变得蓬勃起来。2015年, 中国的OFDI出现了两个新指标, 一是中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投大国, 二是中国的OFDI首次超过IFDI并成为直接投资净输出国。在企业越来越重视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 以及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宏大战略的推动下, 可以预见, 中国的OFDI将显示更大的潜力。但与此同时, 国际投资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投资新规则, 这些规则在未来很可能对中国OFDI带来较大影响。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状况
1.1 投资规模创新高, 增速保持可喜态势
2015年, 中国OFDI首次超过了1456亿美元, 虽与美国有约1500亿美元的投资差距, 但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其全球流量占比达到近10%的比重, 2002年该值仅为0.4%, 这得益于全球工序化生产的深化、中国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 以及“一带一路”等建设的不断推进等因素。从增长率来看, 2015年OFDI同比增长超过18%, 保持了13年的连续高速增长, 年均增长率约为33.6%。
1.2 投资流向多样化
若按经济体集团分类, 2015年, 中国约有14%的OFDI流向发达国家, 而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分别约占84%和2%。其中, “一带一路”区域的中国投资表现突出, 2015年其投资总额超过189亿美元, 同比增速为38.6%, 占总投资流量的比重达到13%。在亚投行等相关机构的支持下, 工程项目承包尤为突出, 中国承揽该地区的工程项目达3987个, 约占44%的新签合同同期比重。
1.3 投资主体出现新变化
据统计, 2015年非公经济首次成为中国OFDI的投资主体, 占流量额比重约为65.3%, 其存量占比也达35.6%, 这表明中国的非公经济具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其中, 并购成为非公企业的首选方式, 其并购金额占该年并购总额的3/4。中国重要的大型非公企业, 如华为、万达、三一重工、海尔、万向集团等, 已经成为中国OFDI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投资领域较广
从投资行业看, 2015年中国OFDI涵盖了所有的国民经济行业, 除了制造业同期增长108.5%外, 装备制造业超过了158%, 而一些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 如金融业、信息服务和软件或传输的增长率也超过115%、52%, 中国OFDI投资开始表现出制造业、服务业并重的格局。
2 国际投资新规则及其内容
在中国OFDI越来越活跃的状况下, 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开始出现了一些发达国家力推的新规则, 如以美国为主的国家, 通过国内立法、双边投资协定、TPP和TTIP等超级区域贸易协定、甚至国际组织等各种途径, 加强这些投资规则的未来影响力。
2.1“竞争中立”规则
“竞争中立”最早源于澳大利亚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项国内规则, 意在消除地域上和企业性质方面的企业差别待遇, 赋予国企、私企相同的经营政策及环境, 包括税收、信贷、管制等相关政策的中立, 这一规则已被澳大利亚运用于其双边贸易协定, 并将其国内法向OECD、TPP等国际层面推展。欧盟的竞争规则, 除了公平对待所有企业外, 也重在促进其内部市场的公平竞争, 即消除不同国家间企业, 以及私有企业与公有企业之间的差别待遇, 且欧盟委员会被授权可以处理国企经济活动的权利。
与之不同, “竞争中立”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构成内容, 其在金融危机后除了扶持国内大型的跨国公司外, 还开始大力推广该规则, 尤其指责中国国企在税收、贷款、债务、重大项目等方面获得的优势, 并将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从国有企业扩大至所有与政府相关的市场商业活动, 并模糊化推断凡与政府相关的商业活动均获得了不合理的竞争优势, 这无疑偏离了“竞争中立”的初衷。
2.2“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规则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规则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 与传统国际法和WTO框架下的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不同, 赋予了投资者在投资国遭遇投资争端时诉告外国政府的权利。由于目前中国参与或被参与的国家与投资者投资争端不多, 这一规则直至TPP、TTIP等协议谈判前, 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但从国际范围看, 无论是在美国—阿根廷BIT等双边投资协定, 还是在以《华盛顿公约》为基础建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ISCID) 等国际组织, 援引该争端解决规则的频率并不少见。
另一方面, 该规则存在很多争议。在TTIP谈判过程中, 欧盟与美国的争议之一正取决于此, 欧盟公众及某些政府担心赋予外国企业过大权利将影响国内合理的政府监管, 因而协议谈判并未取得重大进展。2015年, 欧盟委员会曾建议, 将联合国关于透明度的规则应用于欧盟与各成员国的ISDS投资条款中, 这表明IS-DS案件开放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即便美国内部, 也对TPP、TTIP的ISDS机制有较大争议, 这不仅使政府在国内食品安全、环保、金融等合理监管遭遇到挑战外, TPP中规定的“不公开例外”实质上违背了长期以来贸易自由化框架下的透明度原则。
3 国际投资新规则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3.1“竞争中立”及其影响
不论“竞争中立”在其国内的具体规则和内容如何, 显而易见, 该规则的全球推广已经在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取得了共识, 这也成为发达国家制约部分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之一。
对于中国而言, 国外以安全等为借口的投资审查制度, 不仅损害中国国有企业, 也对众多数量的非国有企业不利。一方面, 尽管2015年非公有企业成为OF-DI的投资主体, 但国有企业仍是对外投资的重要来源, 且国企在大型项目的国外并购中居主体地位。随之而来的是, 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审查层出不穷, 理由涵括国企审查、国家与产业安全、市场垄断等, 根源则基于国家利益、战略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就澳大利亚而言, 凡涉及中国的投资交易审查, 在其对外国投资审批的交易总数中占比最高;另一方面, 由于美国任意扩大了竞争中立的范围, 除了国企外, 还对拥有政府背景、资本关联、甚至是商业业务关系的非公企业设置更多审查障碍, 如资源与能源, 以及信息技术企业成为审查不予通过的“敏感”企业, 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型非国有企业也很难通过投资审查, 美国甚至出台了专门法律以禁止华为、中兴的信息企业与其政府部门的业务合作。
3.2“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及其影响
从全球公开的案件数量看, 一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的投资争议诉讼案尽管略有升降, 但表现出大体增长的态势。1998年之前, 全球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投资争议年度案件均不超过10起, 2006年相比于2004、2005年的三四十起, 案件数大幅下降至约25起, 2013年超过60起, 2015年达到了70起。从案件数据总数看, 1987-2015年间案件总数达到696起, 涉及约107个国家。尽管中国的应诉案和起诉案均不多, 但这一现象仍值得关注。
仅就中国的OFDI而言, 发达国家的歧视性投资审查等政策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公司的竞争力和权益。如美国以国家安全受威胁为由, 禁止三一集团关联企业对其一项风电项目的收购, 而该项目原本并不由美国国内公司经营, 而是由希腊公司经营, 随后三一集团对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诉讼并最终胜诉。总体而言, 与中国遭受各国审查的投资案件相比, 中国提请诉讼并胜诉的案件极少, 但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一种可能性, 即根据实际情况, 积极、合理地利用ISDS规则。
4 结语
在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的过程中, 除了总体的投资规模, 以及区域、主体、行业等投资结构逐步调整等可喜局面外, 还要重点关注双边、区域和国际投资协定的新投资规则, 积极利用有利规则和研究不利规则的应对策略, 以便更好地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性、效益性和包容性发展。
摘要：2015年, 中国OFDI首次超过IFDI, 彰显了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潜力, 因而对外投资领域出现“竞争中立”、“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等新规则更应引以关注。总体而言, 由于规则的模糊性和争议性, 相关规则还未成为普遍被接受的国际标准, 但已被引入TPP、TTIP等协议谈判中, 这对我国OFDI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投资新规则,竞争中立,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中国OFDI
参考文献
[1]UNCTAD.Investor Nationality:Policy Challenges[J].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6, Geneva.
[2]张琳, 东燕.主要发达经济体推进“竞争中立”原则的实践与比较[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5, (4) :26-36.
投资规则 篇2
投资委员会议事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适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健全投资决策程序,加强决策科学性,提高重大投资决策的效益和决策的质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特设立投资委员会并制定本《投资委员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
第二条投资委员会接受公司股东会的委托，负责对公司的投资项目进行决策，并对股东会负责。
第二章人员组成第三条投资委员会由六名成员组成，分别是董事会主席一名，董事会副主席一名，董事三名及监事一名。
第四条每名成员的任期为三年，经原委派方再次委任，可以连任。但委派方有权决定其所委派的成员的任期，投资委员会的成员应按照委派其的一方的决定任职或离任。同时委派方有义务保证其委派的各届投资委员会成员之间工作的顺利交接。
投资委员会设主席一名，由董事会主席兼任。
第三章职责权限
第五条投资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
(一)依据委托方联合管理委员会及管理方的建议，审议委托方的投资方向、投资策略及投资限制；
(二)审定管理方提交的项目投资建议书，审定委托方所有的投资项目及投资方案；
(三)监督、检查管理方对已投资项目的监管和投资运作情况；
(四)审定管理方对已投资项目所作出的投资变现或处置方案；
(五)审定管理方对可能出现风险的已投资项目所作出的计提坏帐准备方案。
(六)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投资事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七)委托方与管理方公司章程以及《资产管理协议》授权的任何其他事宜。
(八)必要时对投资项目进行现场考察。
第四章工作程序
第六条：根据公司章程，管理方应就每一个潜在的投资项目制作初步的投资建议书，该投资建议书经管理方决策层审阅批准后，管理方应对该投资项目的财务、市场、技术及法律状况进行审慎调查及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作投资建议书报送投资委员会。投资委员会应在做好研究、决策的前期准备工作、审阅有关方面的资料，包括公司重大技改投资、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的意向、初步可行性报告以及(如有)合作方的基本情况等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本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审定投资建议书。
第七条对重大战略投资项目，投资委员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成立专项工作机构。如有必要，投资委员会经过委托方董事会主席同意可聘请专业咨询机构，进行研究论证，为决策提供专业意见，其费用由委托方支付。
第八条投资委员会成员为参加投资委员会会议的任何合理的实际费用应由管理公司承担。
第九条投资委员会审定批准的最终投资建议书只有在获得委托方董事会的书面同意后，管理方才能实施该等审定批准的投资建议书规定的投资。
第五章议事规则
第十条投资委员会会议由投资委员会委员提出，在投资委员会召开会议前，管理方应至少提前七天把将在会议中讨论的事宜和会议地点、时间相关信息提供给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除非该等信息之前已经提供给了委员会。
第十一条由主席召集和主持，主席不能出席时可指定其他委员主持。召开投资委员会会议，应给委员必要的准备时间。投资委员会委员因故不能参加时，可以书面全权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行使权利。
第十二条投资会议决议的形成（一）投资委员会议在全体委员出席（有书面全权委托人代为出席亦为出席）的情况下方为有效。因客观原因不能召开会议时，投资委员会可以采用书面、电话会议或传真形式作出投资决策，此种会议方式亦为有效。
（二）投资委员会在审议有关方案、报告时，应充分行使审查权，就项目的背景、引证来源、承办过程、论证结果、项目可行性及风险控制等有关情况详细询问管理方代表、项目承办人。
（三）投资委员会审议中对管理方的投资方案可行性论证不足、或存在其他疑问时应暂不交付表决，责成管理方进一步完善后，交下次会议审议。
（四）表决方式为举手表决，表决方式为同意、不同意、弃权三种方式。不同意、弃权的委员要说明理由并记录在案。以本条第一款所述其他通信方式审议时，持“弃权”或“反对”意见的委员，应充分阐明理由。
（五）投资委员会主席对任何决议均拥有一票否决权。
第十四条投资方案的生效条件
（一）投资总额5000万元以下的项目须得到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有效；
（二）投资总额5000万元（含）以上的项目须得到全体委员的一致同意方为有效；
第十四条投资委员会作出的投资决议必须经投资委员会参与决策程序的成员签名，并由委托方和管理方分别保留决议记录。
第十五条每次投资委员会会议，应制作会议纪要。纪要经投资委员会主席签发，发至全体投资委员会委员、委托方董事会以及管理方董事会。
第十六条如有必要，投资委员会可邀请公司和/或委托方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投资委员会会议。
第十七条出席会议的委员和列席人员均对会议所议事项有保密义务，不得擅自泄露有关信息。
第六章附则
第十八条本议事规则自委托方联合管理委员会及管理方股东会通过之日起执行。
第十九条本议事规则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本规则如与国家已颁布或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相抵触时，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投资规则 篇3
【关键词】国际投资；规则演变；中国对策
引言
随着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格局都在不断地调整，国际投资规则内容及结构正在经受着深刻的变革，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发生变化。在新的国际投资规则影响下，世界主要国家竞争也相继提出了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投资规则主张。面对这一趋势，中国在国际投资规则建设中长期处于被动状态。随着中国国际投资地位的变化，中国面临着改善在国际投资规则中立场的重要问题，以切实保护对外投资安全及国家经济的进步。所以，本文对基于国际投资规则演变的中国国际投资对策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国际投资规则的演变
1.1以欧式BIT为代表的国际投资规则
全球投资规则雏形最早出现于二战后各国签署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但是因为该条约内容比较复杂，并非专门的国际投资条约，所以无法更好地满足当今迅速进步和变化的全球投资环境。所以，部分欧洲国家开始对外缔结专门的双边投资条约（BIT），并形成了以欧式BIT为代表的第一代国际投资规则。
此阶段的国际投资规则重点是进行外资保护，而非投资的自由化，具体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对外资采取准入后国民待遇，东道国有权自由处理外资准入，只在投资准入后及设立阶段采取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此外，东道国有权监管外资准入后的经营运作，外资也要严格履行东道国的相关规定；二是投资规则更多的保护了发达国家的利益，重点保护外资，避免本国投资资产的国有化或者被征收；三是在国际投资规则中增加了国家与国家间爭端的解决机制，肯定了东道国司法在解决投资争议中的重要性，维护了东道国在解决投资者争议的权力。总之，因为此阶段的国际投资规则充分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问题，所以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肯定。
1.2以美式BIT为代表的国际投资规则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球化投资迅速发展的新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逐步提升，政治稳定性也不断提高，开始积极加强外资保护。同时，发达国家对外资的需求也不断提升，开始不满于现有国际投资规则。于是，以美式BIT为代表的第二代国际投资规则应运而生。
此阶段的国际投资规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再强调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更加重视投资自由化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点特征：一是对外资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东道国对外资的管理权，同时更广泛的推动投资自由化；二是在继承前一阶段国际投资规则中的保护核心外，加强了对外资的投资保护标准，并要求东道国能够履行外资的相应要求；三是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既保留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又增加了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后者主要是允许投资者遵循相应的条约规定，免于请求东道国当地法院救济而直接采取国家仲裁。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一方面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行双重开放标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主动让渡部分外资管辖权的基础上吸引外资。
1.3新国际投资规则
金融危机结束之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国家投资规则的制定上加剧了竞争，发展中国家开始强烈要求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及全球治理的公平性，而发达国家则通过各种方式维护其规则制定者的优势地位，在各方的激烈角逐中，逐渐显现出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雏形。
此阶段的国际投资规则表现出三种趋势或特点：一是更加注重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是在上一阶段国际投资规则提出的高标准投资自由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投资定义，要求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法开放市场；二是注重投资保护的同时，也注重东道国对外资的管理权力，并试图处理好两者之间利益的平衡；三是进一步限制了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发达国家不再使用或限制使用该机制。较之于前两种国际投资机制，新的国际投资规则的谈判议题、新规则议题都更加宽泛，标准也在不断提升。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并不再一味的重视外资保护，开始更多的注重对本国利益的保护及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引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在主观上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积极性在不断提升，但是新国际投资规则中对竞争中立规则的强调及一些透明化要求的提出等都十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占据优势地位。
2.中国国际投资对策
从国际投资规则演变的三个阶段来看，中国的外商投资管理长时间以来都坚持遵循的是以欧式BIT为代表的国际投资规则，对外资实施正面清单和准入后国民待遇管理。目前，新的国际投资规则的提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接下来，中国外商投资管理改革应主要在于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推动外资自由化。
2.1逐步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由于受到国际方面的压力，中国外商投资管理从准入后国民待遇和正面清单模式向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的转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具备大范围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的条件，不管是在金融、电信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还是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及外伤投资管理手段与方式方法等都还有待提升。所以，中国应采取循序渐进的态度，由点向面逐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2.2提高国际投资保护待遇标准
结合我国实际来看，我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增长的高峰期，扩大投资在增加我国能源、资源供给方面将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新机遇。中东、非洲及拉丁美洲等地区作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区域，投资风险较大，因此，在通过海外投资保险等方式来避免和减弱投资风险的基础上，我国应充分利用国际投资规则来保护对外投资的安全完整。因此，提高国际投资保护待遇标准是我国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实践的重要选择，同时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及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都是一致的。
2.3参加多边投资协议谈判
单纯地由发达国家谈判制定出的多边投资协议是无法更好地适应于全部国家的，他们所强调的全面根本性的投资自由化，实际上并未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在投资和金融监管方面的落后性，这样就很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由于短期资本的投机性而不利于其国家金融安全。随着时代的进步，由于我国的经济、政治实力也在不断提升，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也不断改善，我国应积极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主动参与多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在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发挥自身作用。在参与谈判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国际投资规则的演变趋势分析，还要从根本上维护本国利益，严格制止投资者的不正当行为，制定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权威投资协议，切实保护东道国利益。
2.4完善条款保障国家安全
外资自由化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并非是表面意义上的开放，切实保护好本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才是外资自由化的真实目的。因此，从国际层面来讲，中国在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开放模式时，还应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各项条款，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具体来讲，笔者总结为三点：一是全面引进国家重大安全利用条款，并要求中国可以对重大安全进行自行决定；二是进一步改进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保留国家对外资管理的更多合理权力；三是关于负面清单，条款措施要做到宽泛灵活，并通过第二类负面清单来积极保护产业安全。
3.结论
综上所述，国际投资规则通过各国对外资政策的分析整理，在国际谈判的基础上形成的有利于保护和推动国际投资顺利开展的基本原则与相关规定。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及国际投资的频繁，国际投资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我国的国际投资地位不断变化，对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积极主动性也不断提升。但是，面对新国际投资规则的形成，我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调整好本国在国际投资规则中的立场和态度是我们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我国应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及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提高国际投资保护待遇标准，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
参考文献
[1]宋瑞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国家利益博弈研究[D].云南大学，2015.
[2]辛宪章.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3.
[3]邢厚媛.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投资规则变化与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13，12：4-7.
投资规则 篇4
一、双边投资条约的最新发展
双边投资条约虽然名称各异,但其内容或多或少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在讨论WTO多边投资规则对双边投资条约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双边投资条约的最新发展趋势做一番梳理。
(一)双边投资条约的数量迅猛增长
截至2009年底,已知双边投资协议的数目超过5,939项。目前154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除了极少数成员外,其余的都纷纷加入双边投资条约行列。中国目前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共有128项,其中二十多项是加入WTO后签订的。由此可见,许多国家在WTO多边投资规则外另辟蹊径。
(二)双边投资条约的内涵日益丰富
双边投资条约除了对TRIMs协议已经限制的措施作进一步限制外,还把触角伸到TRIMs协议尚未涉及的领域:一是新一代双边投资条约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投资”概念,将当事方不打算列为投资的资产纳入双边投资的范围;二是界定对外国投资及投资者的绝对保护标准,特别是“公平和公正待遇”标准以及间接征用概念的涵义;三是涉及TRIMs协议规制以外的其他问题,如金融业投资、卫生、安全和环境保护以及促进国际公认的劳工权利等问题。
(三)发展中国家在缔结双边投资条约方面的作用不断加强
到2010年7月,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猛增到653个,占双边投资条约总数的38%。此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一份报告显示,在113个已经签署了双边投资条约的发展中国家里,签署40个以上条约的国家有三个:中国、埃及和马来西亚。这三个国家分别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的数目,超过了他们各自与发达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数目。可见,国际投资协议方面的南南合作在不断加强。
二、WTO框架下多边投资规则对双边投资条约的影响
各国纷纷绕开谈判僵局,转向双边投资条约,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WTO体制自身的特点乃至弊端难逃其责,反过来也可以说是WTO下现有多边投资体制的缺陷纵容了双边投资条约迅速发展。
(一)TRIMs的立法宽容和行政宽容导致双边投资条约的迅速发展
TRIMs协议对双边投资体制的立法宽容体现为TRIMs协议的局限性。TRIMs协议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产物,局限性显而易见:首先,TRIMs协议的调整范围有限,仅限于与货物贸易有关的特定投资措施,未涉及其他投资措施,离全面调整国际投资关系还有相当距离。其次,TRIMs协议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序言里给出了一个“可能产生限制和扭曲”的标准,但何种程度才为“限制和扭曲”,未予明示。“可能产生”的表述随意性很大,这样的定义使得“与贸易有关”的内涵变得含混不清。最后,TRIMs协议更多是体现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TRIMs在限制东道国(多为发展中国家)投资管理政策的同时,却没有约束外国投资者(大多来自发达国家),TRIMs协议实际上成为限制东道国投资措施的单方面守则。TRIMs协议的这种立法宽容使TRIMs协议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并留下“被边缘化”的隐患。此外,WTO下最惠国待遇的区域例外规定赋予区域投资协定的合法地位。
TRIMs对双边投资体制的行政宽容则体现为WTO对双边投资条约评审政策的宽容。WTO下对双边投资条约进行审查的机构主要是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委员会。虽然《关贸总协定》第24条和《服务贸易协定》第5条对于区域贸易协定的审查从程序和实质要件上都作了规定,实践中也已经对通知到WTO的区域贸易协定进行审查,但因政治和法律困难而没能对任何一种区域贸易是否符合WTO规定作出最终结论。正是由于GATT/WTO长期以来对于区域贸易协定这个“烫手的山芋”审而难决,助长了几乎所有的WTO成员都在双边投资条约的蹊径上“寻花问柳”、“移情别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WTO只把欧盟、南美海关联盟两个区域安排作为单一的实体单独进行评审,而其他的区域组织还没有纳入贸易政策评审范畴,只是对他的单个成员进行评审时有所涉及。
TRIMs协议第7条提出建立一个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委员会。该委员会履行货物贸易理事会赋予的职责,同时还监督TRIMs协议的运作和执行,并且每年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汇报有关情况。但该委员会对双边投资条约的监管存在严重缺陷,形同虚设。TRIMs协议第9条授权投资措施委员会在协议生效后的五年内对该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进而提出完善之建议。这条款虽然对审查有所涉及,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该协议明确规定必须在生效五年内进行审查。换言之,该条款在2000年后已经失效了。即使在该条款生效期间,原定的执行计划因为1999年西雅图部长会议议程被打乱而受到影响,审查工作未曾如期启动。
总之,WTO下多边投资体制对双边投资体制约束和监督上的宽容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他们的扩张。
(二)WTO下新的多边投资规则谈判举步维艰促使各国转向双边投资条约
WTO下多边投资谈判步履维艰是各国纷纷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的直接原因。虽然国际社会对于制定多边投资规则进行了不少努力。但是多边投资谈判依然毫无进展,究其原因:
一是投资问题的复杂性导致WTO下多边投资谈判旷日持久。对WTO而言,将议题扩大到投资问题,将使谈判既要处理原来遗留的各种问题,如市场准入问题、投资保护问题、投资争端解决问题,又要解决许多新的投资问题,如投资与贸易、劳工、环保的关系问题;既要着眼于原有各种协议落到实处,保证其实施,又要努力达成新的协议并推动其实施,同时还要协调新协议与旧协议之间的冲突。GATT/WTO的实践充分证明:随着WTO成员在数量上越来越多,在成分上越来越复杂,如今要在一个特定的议题上形成协商一致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随着WTO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致力于全球投资自由化,多边贸易谈判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政治敏感性越来越强,从而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
二是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大导致WTO下多边投资谈判无果而终。在是否必要制定多边投资协定问题上,发达国家(主要的资本输出方)普遍希望尽快启动多边投资规则框架的谈判。发展中国家(主要的资本输入方)则因原来普遍运用的对其有利的限制外国投资的措施已经被TRIMs协议所限制,坚持反对在WTO框架下启动多边投资规则的谈判。在是否将投资激励和更多的实绩要求纳入TRIMs协议加以禁止问题上,发达国家大多支持将投资激励和更多的实绩要求纳入TRIMs协议所禁止的范围,而发展中国家成员则基本上持反对意见(墨西哥除外)。在是否规定投资保障问题上,发达国家比较强调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则比较强调东道国的利益,对是否纳入更多的投资保障条款反应并不积极。过多的分歧导致多边投资谈判屡次不欢而散,急需引进外资的国家不得不转向谈判主体少、议题简单、易于取得成果的双边投资谈判。
(三)WTO下多边投资规则偏袒发达国家的立场引起发展中国家抵触
无论是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目的还是制定过程,主要是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追求。WTO下多边投资规则一味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没有得到充分地照顾,从而引发发展中国家的抵触是谈判毫无进展的根本原因。
从多边投资规则制定目的方面来说,首先,就TRIMs协议而言,TRIMs协议所禁止的对象是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各种投资措施。发达国家在TRIMs协议缔结前也大量地采用这些措施,时间长达50年。在发达国家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不再需要TRIMS协议时,要求正在适用TRIMs的发展中国家取消TRIMs,这无异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因此,遭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责难。
其次,就正在酝酿的多边投资条约而言,发达国家欲借助WTO体系,以贸易实力作为筹码,以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作为诱饵,以跨部门交叉报复作为威胁,迫使发展中国家作更多的让步。即使有发展中国家不同意在WTO体系内谈判多边国际投资规则,他们终究还是会被排斥在谈判过程之外,而且这样的规则也终将产生。此外,发达国家已经将有关国际投资法的一些重大、敏感问题如东道国对外资管辖权限、投资者待遇问题迂回地在WTO体制中加以解决。这是发展中国家对WTO下多边投资谈判有所顾虑的原因。
从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过程方面来说,透明度从一开始就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好像一直只针对这个俱乐部各成员而不约束俱乐部自身的运作。WTO的工作方式一直是不透明、不民主。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会议工作方式和程序的不透明、不民主和没有广泛的参与性所表现的不满甚至愤慨导致此次部长级会议不欢而散。
三、中国的路径选择:多边投资规则和双边投资条约齐头并进
面对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的双重挑战,中国应坚持多边投资规则和双边投资条约齐头并进之路,主动参与和利用这种双向推进模式,根据新变化,不断作出策略上的调整。
从长远来看,双边投资合作关系的发展是短期的、阶段性的,而多边投资合作关系的发展才是长期的、永久的。WTO框架下建立多边投资体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首先,WTO多边投资规则能避免双边投资条约具有的歧视性倾向、投资自由化程度不一和投资保护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其次,WTO多边投资规则容易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WTO成员中,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和谈判立场的一致性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提高其在WTO谈判中的谈判地位。最后,WTO一揽子计划谈判的方式有可能在投资规则的谈判中再显神通,发达国家会以在其他领域的某种让步换取发展中国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规范标准。因此,在WTO下建立多边投资框架是值得期待的。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积极参与全球性规则的制定;二是简单地遵循别人已经制定好的规则。相比而言,中国无疑能够从第一种方式受益,而在第二种方式中受损。国际经济竞争的最终游戏规则,通常是参与各方利益相互妥协的结果,而未积极参与制定规则的国家,其利益在规则中难以得到充分反映。作为WTO成员国的中国,在兼具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双重身份的前提下,不能全盘接受别人设计的全球投资体系,而应根据我国自身发展需要及强弱地位,努力参与国际投资体系的设计和制定,提出适当的要价。
当然,WTO框架下的多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处于搁浅之中是我们必须直面的客观现实。在多边投资规则谈判一时毫无进展的现实背景下,直接与其他国家开展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各国不约而同所选择的打破僵局的灵活方式。双边投资条约的缔约国可以根据不同谈判对手的经济、政治情况采取不同的有针对性的谈判策略和立场,在投资自由化主要是外资准入的国民待遇等方面有所突破。
无庸讳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投资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投资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不高;二是对外直接投资区域不尽合理,对外投资的对象国较为分散;三是缺乏清晰的境外发展战略,还未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战略;四是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够、行业结构有待改善。因此,在与发达国家缔结双边投资条约时,并没有多大的主动权。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对外投资是有一定优势的。据统计,自从1999年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中国开始积极地进行海外投资,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积完成对外直接投资2467.5亿美元。鉴于我国在南南投资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南南投资中我国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所以,我国应考虑适当与其他国家开展双边投资条约谈判,缔结双边投资条约,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海外投资及投资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曾令良.区域贸易协定的最新趋势及其对多哈发展议程的负面影响[J].法学研究,2004(5).
[2]曾令良.多哈发展议程的困境与出路[J].理论月刊,2004(7).
[3]叶兴平.WTO内多边投资谈判的利弊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2006(1).
私募基金投资审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篇5
为保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制度化，提高投资的质量，降低投资风险，根据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一、委员会职责
1、对经业务中心提交的基金投资项目进行审议，并审批通过投资方案和产品结构；
2、审议投资决策、投资风险、业务流程的风险，并形成相关决议；
3、对以上事项的实施进行投资分析和跟踪检查；
4、对项目操作过程中发生的各个环节风险进行警示和改进建议。
二、人员组成
1、初审小组委员名单：总经理+项目专业人员两人（有投票权）；项目引进人员、产品销售人员各一人，可加外部人员（无投票权）
2、复审小组委员名单：董事长、总经理、业务副总两名、项目老总、财务总监、部门经理及外部人员（律师或者会计师）
3、终审小组委员名单：人员待定
4、秘书长：
三、项目操作流程
1、业务部门拟将项目提交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的，应当将项目资料发送委员会初审小组。初审小组在受理上述材料后两个工作日内召开初审会议。经有投票权的委员投票表决，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则进入复审流程。
（1）初审委员应根据开发项目的地域、市场环境、产品定位、建设进度、资金状况、销售情况及融资主体背景对项目本身做出基本判断；
（2）参会人员对基金产品的风控措施提出意见，并根据该意见要求项目组与融资主体进一步磋商以形成相对完善的风控措施；
（3）秘书长形成书面初审意见带入复审会以备审查；（4）项目人员按照初审意见的要求进行整改。
2、项目人员在完成整改后将项目资料提交给秘书长，秘书长根据复审参会人员名单发送给委员会复审小组。复审小组在受理上述材料后两个工作日内召开复审会议。经有投票权的委员投票表决，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则进入终审流程。
（1）复审委员应审查项目基本情况，提示风险；（2）根据初审意见对项目组的风控措施的调整进行审核，并可根据调整后的风控措施提出新的意见；
（3）审核已形成的产品结构，并可给出完善或者新的结构思路；
（4）根据委员的意见，现场形成新的风控措施及产品结构，并对新增加的风控措施予以厘定，分为必选项和可选项。
（5）秘书长对上述内容形成书面决议。
（6）项目人员按照复审决议的要求进行整改，产品设计部完善基金产品，法律事务部完善相关合同。
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完善 篇6
随着金融投资市场日益发展壮大, 新型的金融投资工具不断涌现, 各种投资产品与金融工具不再像以往一般结构简单、易于理解, 其原理日趋复杂。知识储备不足、投资经验欠缺的投资者, 很难完全理解复杂金融产品中所蕴涵的风险。作为信息优势方, 证券经纪人与券商对金融市场与投资工具掌握了大量信息, 他们极易利用自己的专业地位, 向投资者提供不完整信息, 或故意遗漏重要信息, 甚至宣传虚假信息, 投资者则基于合理信赖做出不适当的投资决策, 发生资产损失。为了避免道德风险,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维护市场应有秩序, 投资者适当性规则应运而生。
一、其他国家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
美国的自律监管组织SRO以道德指引的方式确立了投资者适当性规则之后, [1]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于1939年开始发展适当性规则, 最初该规则并不要求证券公司主动获取客户信息, 仅要求其依据客户自行披露的信息进行投资工具的推荐。2009年, 美国的金融业监管局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 不仅要求证券经纪商尽勤勉义务了解客户、保证其推荐的投资工具适合特定投资者, 且其推荐须不会使投资者为频繁交易所累。此外, 该规则还豁免了证券经纪商向机构投资者承担此类义务。[2]源自美国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 体现了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制度的逐步完善深入, 也代表了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
欧盟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表现为投资公司负担的各项义务。首先, 投资公司负有了解客户的义务。除了进行股票等简单金融产品的投资经纪, 投资公司必须对投资者进行评估, 且评估的方式和内容因投资者寻求的服务类型有所不同。其次, 要进行投资者分类。欧盟将投资者分为专业客户和零售客户两大类, 又在专业客户中区分出合格对手方, 从零售客户到专业客户再到合格对手方, 受到的保护依次减弱, 为了满足不同投资者对投资效率的需求, 欧盟还设置了从上规则和从下规则, 投资者在经过了投资公司评估并履行了书面说明等程序之后, 可以被视为其他类别的客户得到较高或者较低程度的保护。此外, 投资公司必须以投资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向其披露包括投资服务、交易成本等信息。
日本将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纳入了金融基本法律《金融商品交易法》中。与欧盟类似, 日本也对投资者进行了分类, 并且规定了身份转换规则。日本适当性规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被安排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三章金融机构的相关规定中, 是金融机构进行各项业务的通用准则, 这种体例安排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二、我国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
我国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初现于银监会发布的调整货币市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文件中, 但规定的比较抽象, 未形成完整制度体系, 在我国金融分业经营的背景下, 相关制度亦不适用于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规则主要集中在创业板市场、股指期货市场与融资融券市场的相关规范中。
创业板市场中, 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授权出台一系列管理规定, 要求证券公司了解投资者的身份、财产状况、投资经验等信息, 并且以投资者资金规模的大小、交易频率的高低等情况为基础对客户进行分类管理;证券公司不仅需要向客户揭示相关投资产品的风险, 还需对客户进行培训, 并且建立健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机制与业务流程, 完善客户纠纷处理机制。创业板市场采取的是“买方风险自负”原则, 即虽然相关法律要求自然人投资者须具备两年的股票交易经验, 但不具备相关经验的投资者只要签署《风险揭示书》声明自愿承担市场风险即可参与创业板交易。
融资融券交易与创业板市场类似, 要求进行投资者分类管理、规范投资者准入。不同于创业板, 参与融资融券试点的证券公司可以自行设定参与交易的客户资产条件、制定投资经验与风险承受能力的评价标准, 但标准的设定应当基于审慎的原则, 且需提交证监会审核备案。
股指期货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中首次明确界定了这一制度的含义, 相较于创业板市场与融资融券交易, 期货公司承担的适当性义务更加全面, 期货公司须细化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适当性制度标准, 制定实施方案, 建立包括开户审核工作制度、客户开发责任追究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3]
虽然我国已经在证券市场初步建立起了投资者适当性规则, 但由于缺乏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支撑, 相关制度还存在以下问题:其一, 有关规范文件法律层级较低, 多为证券业协会和证交所的自律规则, 最高层级的文件也仅限于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部门规章, 这就必然导致相关规定的强制性较弱, 约束力不足;其二, 规则分散, 只适用于某些金融业务, 不仅在内容上重复, 而且缺乏体系性;其三, 投资者分类制度不完善, 缺乏合理的分类标准, 且分类制度主要用于投资者准入, 在后续的交易中无法发挥应有的效力。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建议
中国资本市场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但中小投资者比例偏高, 投资理念不够成熟、风险意识薄弱, 为了避免金融机构与投资者因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利益冲突, 构建起与国际接轨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有必要向金融中介机构施加适当性义务, 让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以便提高资本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
(一) 建立多层次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体系
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在创业板市场、融资融券业务、股指期货交易中分别设置, 做出了大量类似的规定, 这无疑会增加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降低工作效率, 而且, 在推出新型投资工具时又会出现规则空白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 应当考虑在较高层级的法律中统一规定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笔者认为, 应当在资本市场基本法律《证券法》中引入这一规则, 建立包括“了解客户”、投资者分类和违反相关规定的法律责任等内容组成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4]为了便于操作, 还应由证监会出台管理办法, 同时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 由证券业协会指导证券公司的工作, 由证券交易所制定操作指引, 详细规定适当性管理的具体内容和操作办法。此外, 证券公司也应在业务规范中明确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具体落实办法和相关工作人员业务工作流程。
(二) 明确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适用范围和法律定位
证券市场中, 投资工具复杂程度不同, 涉及风险不一, 投资工具有基础产品和复杂产品之分。如前所述, 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目的在于防止不具备相应知识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投资者参与到复杂的金融产品交易中, 因此, 该规则应当适用于具有特定风险的创新性金融产品, 对于股票等基础投资产品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至于投资者适当规则的法律定位, 美国的道德指引模式和欧盟的一体化规定模式显然都不符合我国国情。我国的资本市场处在新兴加转轨的发展阶段, 绝大多数投资者为中小散户自然人、绝大部分资金投资于股票二级市场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两大显著特点。[5]同时, 随着社会逐渐步入老龄化, 证券市场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老年投资者, 这与日本建立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社会背景极为相似, 作为具有相似文化传统的亚洲国家, 我们可以较多的借鉴日本的立法模式。
那么,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究竟应当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还是法律规则呢?法律原则作为一部法律的基础, 具有抽象性, 是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价值准则, 具有广泛的实用性, 法律原则中不仅没有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 也不设定法律后果;与法律原则相比, 法律规则的内容更加具体, 且仅对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的行为产生约束效力, 法律规则不仅对权利义务作出具体规定, 还规定违反相应规则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 投资者适当性规则在证券投资领域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应当将其作为一项法律规则, 同时, 考虑到我国法律法规中普遍缺乏调整证券公司提供金融服务行为的规定,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 将这部分内容安排在《证券法》证券公司一章更能突出加强对金融中介监管的立法目的。
(三) 细化投资者适当性的内容安排
分散制定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调整范围多是金融中介机构提供的经纪业务。然而,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证券公司仅靠证券经纪业务盈利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其盈利需求, 为此, 各大证券公司大力拓展投资咨询与资产管理方面的业务, 随之发生了许多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纠纷, 笔者认为, 有必要将适当性规则的适用范围进行拓展, 将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和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也应纳入适当性规则的调整范围。
作为适当性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投资者分类是进行适当性管理的基础, 我国将投资者机械的分为自然人和法人的做法缺乏灵活性, 为了尽快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 我国也应完善投资者分类制度, 建立科学、客观的投资者分类制度。笔者认为, 欧盟以投资者的专业性为评价依据的分类标准, 更能客观地反映投资者的真实状态, 我国应当部分借鉴欧盟的投资者分类办法, 逐步建立起以投资者专业性为核心的分类标准, 将投资者分为专业客户和普通客户两大类。考虑到欧盟近年来法律的修订, 将合格对手方的范围逐缩小, 尤其禁止投资公司主动将政府分类为合格对手方, 笔者建议, 我国暂时不进行专业客户再分类。在投资者分类标准的问题上, 也不应赋予证券公司过大的自主决定权, 应当改变目前各个证券公司对投资者信息披露要求不一致的状况, 改由法律进行规定统一规定。
参考文献
[1]武俊桥.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原则初探.载证券法苑.第3卷.法律出版社, 2010.
[2]何颖.金融交易的适合性原则研究.载证券市场导报, 2010.
[3]鲁东升, 杜惟毅, 张永开.股指期货创新中的投资者保护探讨.载证券市场导报, 2010.
[4]杨新平.五方面理解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载中国证券报, 2012.
投资规则 篇7
关键词：混合性投资,会计,税务
一、前言
国家税务总局于2013年7月15日发布了《关于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41号, 以下简称“41号公告”) , 对企业的混合性投资税务处理的新规则进行了规定。这次公告中, 有一大突出的革新点, 即在混合性投资中, 在不符合此文规定的情况下不再允许投资者通过固定性的利益分配来实现免税, 其获得的相应股息只能作为利息。此外, 国家对于投资双方所赎回的混合性投资, 也规定只能作为债务重组进行规制。
二、混合性投资会计和税务处理新规则出台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金融工具交易和金融产品创新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当前, 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与金融工具。然而, 我国当前的企业所得税法就混合性投资中的会计和税务处理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 使得该项内容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混合性投资业务在我国许多企业, 尤其是信托公司, 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较为广泛的使用, 因此, 制定相应的规范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关于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41号, 以下简称“41号公告”) 的出台满足了经济发展对混合性投资的需求, 该公告为了解决相应的投资业务的发生, 规定了相关成本费用、收益、税费的计算等规则, 即对“假股真债”进行的投资融资业务的规制。
三、对《关于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的解读
(一) 混合性投资的定义
《关于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针对的是当前市场上出现的新型的混合性投资业务, 而混合性投资业务主要指的是具有债权特征和权益特征这两种特征的新型投资业务, 即社会上所称的“假股真债”。
《公告》中对混合性投资的定义与我国《企业所得税新法释义》 (下称《释义》) 的解释相同, 根据《释义》债权性投资主要是指进行债券的购买、投资行为, 投资企业与被投资企业之间通过债券的买卖交易行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而权益性投资则指的是通过对股票、股权、股份等的购买与出卖, 使得投资单位拥有一定数量与比例的被投资单位的产权, 成为被投资单位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股份持有人。投资企业通过以上行为与被投资企业形成新的法律关系, 持有被投资企业的相应股权, 然而, 投资企业不享有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与利润分配权。在我国, 混合性投资, 即“假股真债”的投资方式已被私募基金或信托公司广泛运用于投资领域, 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二) 混合性投资会计处理方式的变革
会计制度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与关键, 是推动企业日常经营与运作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在混合性投资中, 会计处理显得尤为重要与关键, 由于混合性投资既涉及到投资方的运营, 还涉及到被投资方以及被投资方的原始股东、原始实际控制人等不同主体, 其会计处理方式必须进行有效的规制。
根据我国《公司法》以及《合伙企业法》, 对相应的会计制度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规制, 由于混合性投资既涉及到投资方的股权投资, 又涉及到债权投资, 被投资方在选择会计制度时, 需要根据投资方具体的投资行为进行决定。这就导致了在不同的情况下, 企业所选择的会计处理方式不同, 计量标准不同, 容易导致企业交易之间的混淆。
而根据《关于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 改革后的会计处理方式将企业相关的回购行为界定为债务重组行为, 虽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争议, 但同时也对混合性投资中的会计处理方式进行了统一, 使得企业避免了相应的麻烦。
(三) 混合性投资税务处理方式的变革
由于混合性投资具有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的双重性质, 在进行所得税计算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混合性投资的变现能力、投资目的、投资方式等不同的标准, 将其所得税计入相应的投资行为。《关于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出台前, 我国在计算所得税时, 常常将其权益性投资的内容作为免税的内容, 避免出现重复征税的问题, 然而, 这种做法将混合性投资的性质进行了割裂, 没有真正看到混合性投资的特点, 使得应纳税额的计算不能真正体现混合性投资这种新型的投资方式。
由于在混合性投资中, 其权益性投资所获得的收入往往是通过股息的方式实现, 而股息不能作为税前扣除的对象, 导致其支出不能在税前扣除, 而债权性投资所获得的收入则为利息收入, 该种收入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征税收入, 这就导致了混合性投资收益的被割裂。因此, 基于混合性投资的特别属性, 《关于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将其规制为债权投资的项目, 要求其通过债权投资的税收方式进行税收处理。
1. 被投资企业利息的处理方式
在混合性投资中, 被投资企业需要定期向投资企业支付利息, 因此, 投资企业需要在合同约定的日期与利率对被投资企业应得的利息进行计算与发放, 对于当期所确定的利息, 需要纳入所得税的税额。被投资企业在当日需要将所得的利息确认为当期的利息支出, 并根据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中的规定, 在计算所得税时, 对其进行税前的扣除。
在进行利息计算的过程中, 相应的利率不得超过同期同类金融企业进行借贷利率的比例, 超过相应比例的, 不作为利息计算标准。这是我国当前对非金融企业进行利率计算的基本要求, 也是维护我国金融秩序的必要。同期同类金融企业借贷利率指的是非金融企业作为投资方与被投资方, 其进行贷款的过程中, 贷款的金额、限度、期限、担保、利息等需要符合我国对金融企业提供相同服务的标准。以此防止企业在进行混合性投资中存在恶意投资, 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2. 被投资企业赎回投资行为的处理
被投资企业在进行混合性投资后, 可能因为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章程的改变、企业发生合并、分立、股权变动等原因需要对其投资进行赎回,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关于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也进行了相应的规定。
根据《公告》的规定, 对于混合性投资, 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当投资方实际投资的赎回价格低于其投资的成本时, 投资方可以将其投资成本与赎回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其进行债务重组过程中形成的损失, 并且在计算企业所得税的过程中予以扣除。而从被投资方角度来看, 其成本差额则可以确认为当期的债务重组中的收益, 并且计入其应纳税的所得中。
《公告》没有明确规定, 通过赎回所形成的债务重组的损益,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是否需要通过投资方与被投资方的所得税备案与重组的程序进行登记与管理, 但基于商业信用原则与公平交易原则, 通过企业内部的申报流程与具体的规制, 相信也可以实现合法有序的操作。
此外, 当投资方实际赎回的价格高于其投资的成本时, 投资方投资与赎回之间形成的差额则可以作为债务重组过程中所产生的收益, 并计入其当期的应纳税所得, 与此同时, 被投资方则视为债务重组过程中所产生的损失, 与第一种情况的处理方式相反即可。
3. 对于过去形成混合性投资税务如何处理
在《公告》出台前, 我国企业的混合性投资产生已久, 且具有一定的发展规模与程度, 对于过去所形成的混合性投资, 均不再重新进行处理。这既是维护我国税务管理制度的需要, 也是为了保证经济秩序稳定的需要。而对于没有进行处理的混合性投资, 则按照《公告》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1]程辉.解读企业混合性投资所得税处理新规[J].税政解析, 2012 (12) .
投资规则 篇8
自由贸易区 (FTA) 最基本的内容就是要给成员国产品以优惠待遇, 为了对成员国产品实施这种优惠待遇, 并避免第三国产品享受到这种待遇, 必须首先对产品的原产地进行准确的判定, 因而原产地规则已成为区域贸易体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 汽车原产地规则在保障NAFTA体制安排有效运行的同时, 也对区域内、外的贸易投资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的贸易投资效应的经济模型分析
模型1 (如图1、2所示) 假定:A、B两国均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最终产品 (汽车) , 世界价格P*给定;A国对产品征收TA的关税, 且A国不生产汽车整车;B国对外关税为零, B国国内生产该汽车产品, 价格等于生产成本, 也等于世界价格P*;A、B组成自由贸易区, 因而A国对原产于B国的汽车免进口税。B国的汽车生产商将汽车出口A国时, 可以选择: (1) 满足原产地规则, 免税出口, 并获得PA-RB (a) 的收益; (2) 不去满足原产地规则的要求, A国关税不减免, 获得PA-CB (1+TA) 的收益。其中PA为A国的汽车价格, CB和RB (a) 分别表示不受原产地规则约束时和满足原产地规则时在B国生产汽车的单位成本, a表示区域增值要求标准。因而, 如果RB (a)
如图1所示:GDM、FX和BY为A国的需求曲线, 其中, GDM、FX表示A国的需求相对旺盛, 超过了B国的产能, BY表示B国的产能刚好能够满足A国需求, BY下方的需求曲线B国的产能都能满足;EFGH为FTA成立之前世界市场 (包含B国) 对A国的供给曲线;IJKLM为无原产地规则限制时, 世界市场 (包含B国) 对A国的供给曲线;折线ABFGH为有原产地规则限制时, 短期中世界市场 (包含B国) 对A国的供给曲线。Q0为短期内B国的最大产能。另外, 对于原产地规则的严格程度, 因为非限制性的原产地规则的影响等同于没有原产地规则, 而限制条件非常严格的原产地规则的影响就等同于A、B之间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所以, 我们在此只讨论并不是十分严格的限制性原产地规则 (即CB
如果A国的需求曲线在FX之上 (如GDM) , 在FTA成立之前, A国的汽车进口量为QG, 从全球各地进口;如果没有汽车原产地规则, A、B之间FTA的成立, 将使区外汽车产品能够通过B国转口A国, A国的汽车进口量将增至QM, 也是从全球各地进口, 此时B国的产量被A、B两个市场分配, A国汽车的价格为P*;如果有汽车原产地规则, A国的汽车进口量仍为QG, 小于没有原产地规则时的进口量QM, 但B国的汽车产量Q0全部出口A国, A国 (QG-Q0) 部分的需求由其他地区的进口满足, A国的汽车价格为P* (1+TA) 。可见, 与没有原产地规则的情况相比, 一方面, 形成了贸易转移, 即部分从其他地区的进口转向了从B国进口;另一方面, 也形成了贸易抑制, 造成了贸易总量的减少, 减少量为QM-QG;在汽车价格上, 则由P*增至P* (1+TA) 。
如果A国的需求曲线在BY与FX之间, 则A国的均衡需求为Q0, 全部从B国进口, B国的需求则全部从FTA之外进口;A国的均衡价格在RB (a) 和P* (1+TA) 之间, 也高于没有原产地规则情况下的价格P*。如果A国的需求曲线在BY之下, 则A国的均衡需求低于Q0, 全部从B国进口, B国的需求则部分从FTA之外进口, 部分由国内生产满足;此时A国的均衡价格为RB (a) , 同样高于没有原产地规则情况下的价格P*。
当A国的需求曲线在BY之上时, 由于短期内B国的产能不能改变, B国的汽车生产商出口A国的价格高于B国的出口成本, 形成超额利润。这将吸引新的资本的不断流入, 直至A国的汽车价格等于B国的出口成本, 超额利润消失。此时, B国的产能扩大到能够满足A国的需求, 这就形成了长期中的投资效应。如图1中所示, 在长期中, 当需求曲线为GDM时, B国的产能将扩张到QD, 产能的扩大是靠增加投资来实现的。
由于存在竞争并假定规模报酬不变且不存在运输等成本, 在长期中价格等于生产成本。在图2中, 曲线RB (a) 表示满足不同区域成分含量要求a的汽车生产成本曲线;折线DHIJ为不同原产地规则要求a下, A国的汽车价格 (也就是B国出口A国的汽车的成本, 包括生产成本和关税成本) 曲线。当a≤a0时, 原产地规则要求是非限制性的, B国满足原产地规则要求的汽车生产成本为CB=P*, A国的汽车价格为P*=CB;当a0
假定A国的需求曲线为AB, 在FTA成立之前, A国的汽车进口量为QF, 汽车价格为CB (1+TA) 。在FTA成立之后, 若无原产地规则限制, A国的汽车市场供给曲线为DHC, A国的供求平衡点为C (QC, P*) ;若有原产地规则限制且a≤a0, A国的汽车价格为P*=CB, 汽车进口量为QC, 全部从B国进口;若a0
三、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贸易投资效应的经验检验
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要求贸易产品必须达到一定标准的区域价值增值, 才能享受NAFTA提供的贸易优惠待遇。整车生产企业为了获得优惠待遇, 不得不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提高区域价值含量:第一, 通过延长在NAFTA区域内的生产链的方式, 增加贸易产品的区域价值含量, 这必然要求增加对NAFTA的投资;第二, 将其使用的部分中间投入品由区域外的供应商转向区域内的供应商, 这样就增加了对NAFTA内原产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另外, 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对贸易投资的影响, 应分短期和长期两种。在短期, 由于受产能限制, NAFTA确立的优惠待遇将主要导致成员间贸易流量的增加, 但增量部分地被原产地规则抵消;而在长期, 限制性原产地规则将导致投资存量的增加, 没有限制性原产地规则时, 则主要表现为贸易流量 (转口贸易) 的增加。而且, 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的贸易效应包括对汽车零部件贸易和对汽车整车贸易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 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增加了对本区域原产汽车零部件的需求, 提升了NAFTA内部汽车零部件贸易的相对地位
NAFTA以贸易优惠待遇为诱饵, 以满足汽车原产地规则为条件, 促使整车生产企业更多地使用原产于本地区的汽车零部件, 从而为NAFTA内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创造了一个“俘虏”市场。对区域内中间产品生产商的保护, 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贸易效应来实现的:一种是贸易抑制效应:使用国内中间投入品代替区外中间投入品;另一种是贸易转移效应:使用区内其他成员国的中间投入品取代区外中间投入品。
NAFTA所确立的贸易优惠待遇, 促进了NAFTA成员间汽车产品 (包括整车和汽车零部件) 贸易量的增长;而NAFTA原产地规则通过创造“俘虏”市场, 进一步促进了本地区原产汽车零部件贸易的增长, 从而相对提升了汽车零部件贸易在NAFTA内部贸易中的相对地位。汽车零部件贸易地位的相对提升, 表现为汽车零部件贸易额与汽车整车贸易额比值的增加。
汽车整车生产企业为了使其产品获得原产地位, 不得不更多地使用NAFTA原产的汽车中间产品, 从而增加了对NAFTA汽车零部件的需求。如表1所示, 1986～1988年, 日本厂商对美国汽车零部件的购买额增幅相对不大, 两年约增长24.2亿美元;而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的1989年一年内, 日本厂商对美国汽车零部件的购买额就增长了22.1亿美元;同样, 在1989～1993年, 日本厂商对美国汽车零部件的购买额年均约增长21.1亿美元;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的1994年一年内, 日本厂商对美国汽车零部件的购买额就增长了43.2亿美元;1994年以后, 日本厂商对美国汽车零部件的购买额增长相对平稳, 约年均增长20亿美元。日本厂商对美国汽车零部件的购买额两次大幅度的增长的原因, 部分源于自由贸易协定中原产地规则对本地汽车零部件企业的保护作用。
资料来源: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网站 (http://www.jama.org)
1993～2004年美国从主要汽车产品贸易伙伴的进口额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从各贸易伙伴的汽车产品 (整车及零部件) 进口额整体上均表现为增长趋势 (参见文后附表) 。然而, 在贸易结构方面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如表2、3所示。
从表2中数据可以看出, NAFTA成立以后, 美国汽车零部件进口中NAFTA内部进口所占份额总体上表现为不断提高的趋势。这一方面源于NAFTA内部关税优惠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另一方面是因为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所形成的贸易转移效应, 使美国汽车零部件的进口部分地从区外转向了区内。
数据来源:根据附表数据计算而得
另外, 表3反映了美国汽车产品进口中产品结构的变化趋势。统计数据表明, 美加之间 (NAFTA内部) 汽车零部件贸易的地位整体上表现为提高的趋势;而美国从欧盟 (NAFTA外部) 汽车零部件进口贸易的地位整体上表现为不断降低的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附表数据计算而得
(二) 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限制了转口贸易和“螺丝刀经营”, 并在短期内促进NAFTA以外整车直接进口的增加
由于NAFTA成员国之间消除了相互之间的关税及其他一些贸易壁垒, 同时对外又保留了各自不同的贸易壁垒体系, 如果没有原产地规则的限制, 自由贸易区以外的国家就可以选择将产品首先出口到NAFTA中的低壁垒成员国, 然后再转口到NAFTA中贸易壁垒较高的成员国, 这样就形成了规避贸易壁垒的转口贸易。“螺丝刀经营”是指将产品零部件出口到进口国, 然后组装成产成品, 并在当地市场上销售或出口其他国家。在没有原产地规则限制的条件下, 区外企业通过“螺丝刀经营”, 可以将产成品免税出口到NAFTA的其他成员国, 从而规避了产成品的高关税及其他非关税壁垒。为了限制这种旨在规避贸易壁垒的转口贸易和“螺丝刀经营”, NAFTA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汽车原产地规则, 原产于NAFTA之外的产品从NAFTA的一个成员国转口到另一成员国时, 将不被视为本地区产品, 相应地, 也就不能获得NAFTA成员国之间的优惠待遇, 这样就有效避免了上述贸易规避行为。为了弥补转口贸易和“螺丝刀经营”受限所形成的整车贸易缺口, 区外成员将不得不增加对NAFTA成员国的整车直接出口。
1994年 (NAFTA生效时) 之后, NAFTA以外的国家对NAFTA成员国的汽车整车出口总体上表现出上升的趋势。笔者认为, 造成上述贸易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 在短期内, NAFTA的成立主要引起贸易量的变化, 受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的影响, 外来企业在北美地区的CKD (散件组装) 业务的作用受到限制, 日本和欧洲汽车企业一方面追加对北美的投资, 一方面以扩大出口的方式满足当地需求。
(三) 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促进了对NAFTA区域内的投资, 并形成当地生产对区外进口的替代
在短期内, NAFTA原产地规则鼓励成员国之间汽车零部件的内部贸易, 排斥非成员国竞争者的产品, 使成员国企业中间投入品的供应从低成本产品转向内部高成本的产品, 以获取最终产品的优惠待遇。因而, FTA原产地规则为当地企业提供了保护。而在长期内, 只要国际投资可以进入本地区, 原产地规则对本地企业的保护就会失效。在长期中, 原产地规则的实施有利于吸引外国对本地区的直接投资。一方面, 外国资本会加入NAFTA区域内汽车零部件生产的行列, 通过投资汽车零部件的生产, 可以提高汽车零部件市场的竞争强度和生产效率, 降低汽车零部件的价格, 进而降低整车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 当原产地规则体现为对整车生产的保护时, 外国资本则会直接加入东道国的整车生产。投资增加最终导致产能的增长, 并形成当地生产对进口的替代。
1993年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 (JAMA) 成员在美国的汽车及其零部件累计投资额为110亿美元, 而到2004年这一数值已增至275.77亿美元;同时, JAMA成员在美国的工厂个数则由1993年的11家, 增至2004年的25家, 据悉, 到2006年增至28家;JAMA成员在美国的研发人员也由1987年的200人增至2004年的3065人, 雇员则由1987年的11000人增至2004年的55795人。投资的增加还表现在生产能力和产量的扩张上。表4较好地反映了外来企业就地生产对直接出口的替代。可以看出, 伴随着JAMA成员对美国累计投资的增加, 其在美国的产量不断增加, 并导致了对其出口一定程度的替代, 这种替代效应在2002年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资料来源: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网站 (http://www.jama.org)
数据资料表明, 2001年之后NAFTA成员国对NAFTA以外的国家的汽车进口开始有所下降。其原因就在于, 日本和欧洲汽车企业对NAFTA的投资逐渐形成生产能力, 就地生产销售部分替代了直接出口。
四、结论
汽车原产地规则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内容之一, 它对NAFTA汽车贸易投资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促进了NAFTA成员间汽车产品贸易的增长, 提升了汽车零部件贸易的地位;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限制了散件组装业务和转口贸易, 并在短期内增加了对NAFTA以外产成品的直接进口;在长期中, 由于区外投资逐渐形成生产能力, 最终导致产成品当地生产对区外进口的部分替代。
资料来源: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网站 (http:www.jama.org)
摘要：原产地规则是区域贸易体制重要的组成部分, 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则是区域原产地规则中的典型代表。本文从经济模型分析和实证经验检验两个方面, 对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的贸易与投资效应的研究表明: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促进了NAFTA成员间汽车产品贸易的增长, 提升了汽车零部件贸易的地位;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限制了散件组装业务和转口贸易, 并在短期内增加了对NAFTA以外产成品的直接进口;在长期中, 由于区外投资逐渐形成生产能力, 最终导致产成品当地生产对区外进口的部分替代。
关键词：NAFTA,汽车,原产地规则,贸易投资效应
参考文献
[1]Cadot Oliver, Jamie de Melo, Akiki Suwa Eisenmann, Bolormaa Tumurchudur (2001) .Assessingthe Effect of NAFTA’s Rules of Origin, Mimeo, The World Bank.
[2]Joseph Francois.Rules of Origin in FTAs and the Pat-tern of Production and Trade.Tinbergen Institute and CEPR21May2003 (version0.7) .
[3]Kala Krishna.Understanding Rules of Origi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11150.
[4]Kala Krishna, Anne Kruger.Implementing Free Trade Areas:Rules of Origin and Hidden Protection.NBER working paper No.4983.
投资规则 篇9
为规范我国股权投资 (基金) 企业的运作和备案管理, 促进股权投资行业健康发展, 国家发改委最近发布了《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全国性股权投资企业管理规则, 标志着我国股权投资 (基金) 企业规范发展进入了制度化的轨道。《通知》从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规范要求:一是规范股权投资企业的设立、资本募集与投资领域;二是健全股权投资企业的风险控制机制;三是明确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的基本职责;四是建立股权投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五是加强对股权投资企业的备案管理和行业自律。《通知》还对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制度作出规定, 并明确提出组建全国性股权投资行业协会, 对股权投资企业及其受托管理机构进行自律管理。为保障《通知》的贯彻实施, 发改委还在其门户网站同时发布了11个备案文件指引/标准文本。
投资规则 篇10
本文通过GNP类关联规则挖掘方法构建外汇交易模型,通过外汇价格上升下降序列,提取显著的交易规则,并提出全新的GNP-SMT交易策略,基于GNP算法做序列的相似度匹配交易,进行外汇交易。
一、GNP-SMT方法
设Y(t)为在时间t的价格状态,它的值用1或0来表示向上或向下,其计算如下:
属性及其值对应于GNP方法中的判断节点功能。节点的连接被表示为关联规则。 图1显示了GNP类关联规则挖掘节点连接的示例。 其中,P1为一个处理节点,是关联规则的出发点。“Y(t)=1”,“Y(t-1)= 0”和“Y(t-2)=1”表示判断节点的功能。
GNP通过使用的判断节点检查数据库元组的属性值,并通过处理节点计算关联规则的测量。 判断节点通过判断的结果Yes或者No来决定下一个节点,对应着Yes边和No边。 此外,每个判断节点同时也检查t+1步中“Y(t+1)=C,C=1或者2”是否满足。
每个处理节点具有固有数字顺序(P1, P2...Pn),并且都连接到一个判断节点。 开始节点连接到P1。 属性值的检查从每个处理节点开始。 No-侧的判断节点连接到下一个编号的处理节点。 如果Y值从起点Ps检查结束,那么GNP也同样检查数据的下一个步。因此,数据库中的所有数据都进行检查。
CNP-based类关联规则挖掘的过程与一般的类关联规则挖掘方法的不同点在于:每个处理节点的N在每次访问都有更新(初始值N=0);它使用向后传输方法, 其中处理节点每次访问时步骤t更新到当前步骤n(最初n=n0);使用a, b, c, a(U), b(D)和c(D)计算规则的support, confidence和χ2值与以往的方法不同;这个方法会一直持续到得到足够大的n为止。 其中,在n步时刻,GNP向回追溯5步来发现规则,同时移动到下一步n+1,在向回追溯3步,如此一直持续下去……。每一步中向前追溯多长步骤是根据GNP节点的实际判断结果给出的。
当检测结束时,得到规则度量值。 在每个处理节点处,GNP都计算从所有Yes边到处理节点的样例个数,通过其作为测量关联规则的起始点。 N1表示从P1出发的总的记录数, 同时a, b, c分别表示每个判断节点通过Yes-边的记录数,并且a(U), a(D), b(U),b (D), c (U), c (D) 代表a, b, c中下一步为Up和Down的记录数。
利用这些得到的值, 就可以计算重要规则的度量,如使用b(U)/N1计算规则的支撑(support),使用b(D)/N1 计算规则的支撑(support), 使用b (U)/b计算规则的置信度(confidence),使用b(D)/b计算规则的置信度(confidence)。 同时,相应地χ2值也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得出。
本文定义重要的关联规则满足如下条件:
其中,χ2min和min sup分别表示本文定义的最小χ2值和支撑(support)的阈值。 同时当规则序列为(Y=C),C=0,1时, 使用第三个表达式判断置信度(confidence)值。
所有满足重要性条件的关联规则都存贮在UP池和DOWN池中。 当GNP产生一个重要规则时,其总是要检查该规则是否是新的。GNP个体中的判断节点和处理节点的数目都为初始设定值, 并且每一代中所有的个体都有相同的节点数目, 节点之间的连接也是在初始化GNP个体的时候随机产生的。 GNP的个体并不需要包括所有的判断节点函数, 同时每个函数的数目也是不确定的,GNP个体中可以包含几个相同函数。
关于适应度和遗传算子, 本文使用Shimada等［4］所提出的判断GNP个体适应度的公式,即:
χ2(i),n(i)和αnew(i)分别相应地代表规则i的重要性水平(importance),复杂程度(complexity)和新颖性(novelty)。 考虑该适应度值来提取新的规则的潜在性。本文使用三种不同类型的进化算子:交叉、变异-I(改变节点的连接)、变异-II(改变判断节点的函数)。 每一代中,根据个体适应度值的大小对个体进行排序,将其中前1/3的个体选择出来。 然后,在下一代通过三种类型的进化算子产生3倍的个体组成新的一代。 如果交叉或变异的概率取很小的值, 那池中就会重复产生很多同样的规则,GNP就会过早收敛而达不到效果。所以参数值的设定通过实验决定。
GNP个体进化以提取新的满足条件的规则到池中,而不是像一般GNP算法中得到最高适应度值的个体。 因此,该方法在其进化方式上是与其他进化算法有本质上的区别。
二、投资模型
基于GNP的类别关联规则的数据挖掘与传统的方法有一点不同, 规则的获取是通过价格序列上升和下降得到的。 而投资量的大小则是通过预测以向上和向下的价格确定的概率来决定的。 如表1所示,在第0步设置投资X(0)的初始确认金额。 当它移动到下一个步1,价格下跌,失去了投资X(0),并返回步骤1时的收益R(1)=-X(0)。 然后决定在步骤1投资多少是根据GMP-SMT预测的概率来决定。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在步骤9返回积累的收益R(9)=-X(0)+ X(1)+X(7)+…-X(8)。 而目标是最大化的回报R(N),同时,以降低投资风险。
表1中,U(t) :表示在t步价格上升;D(t) :表示在t步价格下降;x(t) :表示在t步的投资额;R(t) :表示在t步的收益额。
本模型主要解决在给定U (t) 或者D (t),t=0,1,2,3, …,s的条件下, 如何决定在s+1步投资额x(s+1),从而使得最后的收益额R最大化。
(一)价格上升下降概率计算
1.通过GNP-based类关联规则挖掘方法,计算在第s+1步价格上升或下降的概率。
2.依据历史价格上升下降数据, 通过与Up规则和Down规则的匹配来计算数据s的平均匹配度。
3.计算在s+1步价格上升或下降的概率:。
(二)策略计算
根据上式计算的s+1步价格上升的概率Pr(Up, s+1),本节采用两种方法来计算s+1步的策略x(s+1)值。
第一种方法(见图2情形1),其中x(s+1)为Pr(Up,s+1)的单调递增函数;另一种方法(见图2情形2),是通过决定一个正的α值,得到在s+1步平均收益R(s+1),从而来使用Pr(Up, s+1)计算x(s+1)。
三、实证分析
对全样本数据按2500手截取,数据呈现中间大,两端小的正态分布特征。 使用GNP-SMT方法的预测成功率在51.66%±0.32%左右, 其中51.66%为预测的均值,0.32%为预测的标准差。
从训练样本抽取2000个样本数据,GNP-SMT使用策略1累积收益达到70%左右。同时,从测试样本抽取550个样本数据,GNP-SMT使用策略1累积收益虽然在中间有所下降,但最后也达到60%左右。
考虑策略2, 从训练样本抽取2000个样本数据,GNP-SMT使用策略2累积收益表现不够平稳,其中在某个阶段收益率都为负值, 但最后累积的收益率也逐步上升,达到15%左右。从测试样本抽取550个样本数据,GNP-SMT使用策略2累积收益率的表现相当不错,最后可以达到90%左右的累积收益率。
整体最优策略的实证结果如下,全样本来看,年化收益率可以达到116%。 实证表明了GNP-SMT方法的有效性以及获利能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现实的金融环境错综复杂, 这种历史与现在关系的反映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有效的,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发现,才能获取新的收益。
四、结语
GNP-SMT方法利用了技术分析中,“历史是会重复发生”这一假设条件,通过使用GNP得到历史数据里的规则,然后使用SMT技术匹配交易数据和历史数据。 实证也表明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以及获利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市场不是完全有效的,历史的信息对现在的交易存在影响, 通过技术分析手段能够获得超额收益,这也验证了AMH的相关理论。
GNP-SMT为外汇交易提供了新的思路, 它通过预测汇率上升下降的概率进行投资决策, 通过本文的实证表明,GNP的相关算法在外汇市场上可以获得显著的收益率水平, 并且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都能够表现出很好的性质。
摘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外汇市场的价格上升下降序列的新的GNP-SMT方法 。基于遗传网络编程(GNP)与类关联规则,通过算法迭代,抽取大量的类关联规则,并存储在规则库中(上升池和下降池)。然后,将产生的规则进入池中来计算价格向上和向下价的概率。在训练期间,提取大量的向上和向下的规则后,使用相似度的匹配计算,以处理各个步骤的执行情况。在测试期间,连续交易的投资金额由GNP的SMT的预测概率计算确定。使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呈现的结果,模型都显示很好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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