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核算方法（共9篇）
排放核算方法 篇1
一、引言
气候变化, 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全球变暖是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 也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的全球性的共同问题。研究表明, 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尤其是CO2的排放。国际社会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解决这一问题, 从2005年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 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等, 都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全球CO2排放控制做了不懈的努力。近些年,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 我国碳排量总量也迅猛增长。中国作为世界大国, 应该承担其中有区别的应该承担的部分责任, 并做出努力和改进。为此, 企业应当提供可用于碳排放管理的碳排放成本的核算信息。
水泥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 同时也是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型行业。我国二氧化碳的五类主要碳排放源是固体燃料、液体燃料、气体燃料、水泥生产和废气燃烧 (葛全胜、方修琦, 2010) 。2010年我国水泥总产量约为18.68亿吨, 排放二氧化碳10多亿吨, 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20%左右 (马忠诚、汪澜, 2011) 。因此, 对水泥工业进行碳排放成本核算方法研究, 不仅对水泥企业本身的成本核算与管理有重要意义, 也是建立低碳社会的一个紧迫而又兼有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重要研究。
二、碳排放成本核算的基础理论
碳排放成本指产品生命周期中每一环节由碳的物质流所导致的耗费, 如:企业在生产、制造、物流、使用、废弃和循环利用等环节产生的碳排放及其补偿等。因此, 碳成本核算要追踪碳足迹, 分析碳的物质流是碳排放成本核算的基础。
(一) 物质流成本会计
碳成本核算物质流分析的需要使物质流成本会计成为碳成本核算的基础理论之一。物质流成本会计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MFCA) 是基于企业制造过程中材料、能源的投入、消耗及转化, 跟踪资源流转的实物数量变化, 进行物质全流程物量和价值信息的核算。该理论, 最早由Bend Wagner教授和德国环境与管理协会 (IMU) 开发研究提出, 从物质 (物理单位) 和价值 (货币单位) 两个层面来反映物料流动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何种形态与程度的排放以及浪费的物料金额情况等, 从而使管理者能够针对其产生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 其目的在于提高物质使用信息的质量, 识别低效率的生产过程, 提高资源利用率, 减少生产系统中物料与能源的消耗, 在降低成本的同时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对环境的威胁。MFCA的功能是从数量和成本两个方面使物流各环节的资源损失和排放成本可视化, 通过对流程中各生产环节信息的揭示, 反映资源损失金额、计算成本, 为改善生产工艺、合理设计产品及严格控制生产流程提供有用的决策相关信息。
物质流核算是价值流核算的基础。它将企业的物质流转视为成本分析的中心, 按照物质的输入输出平衡原理 (原材料+新投入=输出端正制品+输出端负制品) , 将一个企业划分为几个物量中心, 根据物质流转在不同物量中心之间的顺次移动, 对材料、能源流向进行分流计算, 分别核算各物量中心输出端正制品 (合格品) 和负制品 (废弃物) 的数量和成本。在输出端, 资源流成本会计核算将所生产的合格品称为正制品, 其成本称为正制品成本或资源有效利用成本;将产生的废弃物称为负制品, 其成本称为负制品成本或者资源损失成本。这种将企业生产流程中所有物质划分为正制品和负制品, 并且将成本在正制品和负制品之间进行分配的核算方法, 可以反映各个生产环节废弃物和合格产品的比例, 由此可找出负制品比例过大的物量中心, 然后深入分析负制品的成本构成, 找到负制品产生的源头, 以此作为挖掘潜力的重点对象。同时采取优化措施, 提高正制品比例, 这可达到节约资源、削减成本、减少污染的目的, 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物质流成本会计提供物质流程的实物量和价值量的核算方法, 为企业碳排放成本的核算提供了思路。对于制造业而言, 其物质流程图可以如下图1所示:
(二) 碳排放成本内涵
企业的产品成本, 按费用性质可分为各种要素费用;按归集程序与方法又可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为生产该产品而消耗的直接人工费用、直接原材料费用;间接费用主要为制造费用。直接人工费用和直接原材料费用可以直接归属于该产品, 是构成该产品“生产成本”的最基本费用;间接费用, 不能直接归集到某一产品, 一般先归集到“制造费用”这一账户, 期末再按一定的分配方法分配到各个产品“生产成本”当中。
而碳排放成本就内涵而言, 主要是生产活动各环节的碳排放导致的费用。就归集的程序而言, 也由两部分构成, 其一, 可以直接归属到某一产品的碳排放成本, 按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为原材料采购的碳排放成本, 生产产品产生的碳排放成本, 销售或使用该产品产生的碳排放成本等内容。其二, 企业预防管理、计划控制碳排放而支付的所有费用或付出代价, 以及因超额排放增加的成本。前者称为直接碳排放成本, 后者称为间接碳排放成本。碳排放物质流分析, 是提供有关碳排放信息, 核算碳排放成本的基础。
本文选取水泥企业以水泥生产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水泥生产的物质流分析, 追踪碳排放踪迹, 对水泥企业碳排放成本进行界定与分类, 计算水泥企业的碳排放成本。
三、水泥企业碳排放成本核算举例
本文以水泥企业为研究对象, 以期能为该行业提供可实际操作的碳排放成本核算方法。
(一) 水泥企业生产物质流分析
生产硅酸盐水泥的主要原料是指以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石灰石、黏土、铁矿粉, 还有泥灰岩、白垩和贝壳等。石灰石是水泥生产的最主要原料, 每生产一吨熟料大约需要1.3吨石灰石, 生料中80%以上是石灰石。水泥生产工艺过程主要是:“两磨一烧”, 即生料制备、熟料煅烧和水泥粉磨的过程。
第一“磨”——生料的制备阶段
1.原材料开采。石灰石是水泥生产的最主要原材料, 通常采用爆破方式或使用截装机进行开采和提取。
2.破碎。一般在原料开采提取后, 送至破碎机, 采用破碎或锤击方式成碎块。
3.粉磨。破碎的石灰石等原材料被送至生料磨车间, 经过立磨或球磨阶段, 使原料被磨得更细, 从而保证高质量的混合。
4.均化。新型干法水泥生产过程中, 稳定入窖生料成分是稳定熟料烧成热工制度的前提, 生料均化系统起着稳定入窖生料成分的最后一道把关作用。
第二“烧”——熟料的烧成阶段
1.预热分解。生料均化后, 经过喂料比例的计量, 送入预热器。预热器的主要功能是充分利用回转窑和分解炉排出的废气余热加热生料, 使生料预热及部分碳酸盐分解。
2.煅烧冷却。均化后的生料在旋风式的预热器中经过预热和分解后, 进入回转窑进行煅烧。在回转窑中, 碳酸盐进一步充分分解并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先是生成C2S等水泥熟料中的矿物, 当温度升到1400℃左右, C2S等已融化成液态, 并与Ca O等发生反应, 生成水泥熟料。最后由水泥熟料冷却机将回转窑卸出的高温熟料冷却到下游输送、贮存库和水泥磨所能承受的温度, 进入熟料库。
第三“磨”——水泥的制成阶段
1.粉磨。水泥粉磨是水泥制造的最后工序, 也是耗电最多的工序。这一阶段, 主要是先通过碾压机将水泥熟料碾压, 在配比以调节材料后经过水泥粉磨机粉磨至适宜的粒度, 形成一定的颗粒级配, 满足水泥浆体凝结、硬化要求后, 进入水泥库。
2.包装。成品水泥通常被储藏在巨大的混凝土料仓内。水泥出厂通常有两种包装方式:袋装和散装。一般都是通过包装机包装, 用标准货车或其他运输工具发送出售。
(二) 水泥企业碳排放成本分类
经过上述泥生产工艺流程的分析, 水泥企业的碳排放成本可分类如表1所示。
(三) 水泥企业碳排放成本计算
综上, 水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为:能源燃料燃烧排放、各工艺阶段用电排放和生料中碳酸盐分解与少量有机碳燃烧排放。
因此, 在上述分类基础上, 水泥企业原料及能源消耗的成本信息可进一步归纳整理如下表2。
矿石生料中有机碳含量比例为r1 (这一比例通常在0.1%—1.0%) , Ca CO3含量百分比为r2, Mg CO3含量百分比为r3。水泥企业作为用电终端用户, 可以直接采用国家主管部门发布的0.302kg/kwh这一排放因子进行电力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而实物燃煤二氧化碳排放, 则可以根据国家发改委推荐使用的排放系数0.68t/tce计算;其他各种能源燃料可以采用环保部发布的排放因子来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 比如汽油低位发热量为43.124MJ/kg,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为0.0694kg/MJ, 柴油低位发热量为42.705MJ/kg,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为0.0698kg/MJ。
所以, 二氧化碳实际排放量计算如下:
1.直接碳排放成本
(1) 用电耗用CO2排放量 (Qe) = (E1+E2+E3+E0) *0.302;
(2) 实物煤耗用CO2排放量 (Qc) = (C1+C2+C3+C0) *0.68;
(3) 汽油耗用CO2排放量 (Qg) = (G1+G2+G3+G0) *43.124*0.0694;
(4) 柴油耗用CO2排放量 (Qd) = (D1+D2+D3+D0) *42.705*0.0698;
(5)
矿石中有机碳燃烧CO2排放量 (Qo1) = (O1+O2+O3) *r1*44/12;
矿石中碳酸盐分解CO2排放量 (Qo2) = (O1+O2+O3) * (r2*44/100+r3*44/84) ;
综上, 企业CO2排放总量 (Qt) =Qe+Qc+Qg+Qd+Qo1+Qo2。
由于我国目前碳排放交易市场还不健全, 碳排放交易价格还不成熟, 因此借用欧洲排污权交易市场中碳排放交易价格——12欧元/吨, 即94.8元/吨, 作为计算单价。因此, 本期该水泥企业主要碳排放成本可以表示为:Cd= (94.8*Qt) 元。
2.间接碳排放成本
除了在水泥生产中原料及能源消耗的直接碳排放成本之外, 企业还可能另有其他间接碳排放成本, 主要有预防管理成本、超额罚款损失成本或不确定性成本等, 这部分间接碳排放成本具体计算如下:
(1) 预防管理成本。这一部分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投资吸收二氧化碳设备的项目数和价款, 按照一定的摊销比例分配到每一期, 并加上运行维护成本。如果企业还专门设立部门人员实施碳排放的管理, 这个部门的所有人工、管理费用等都要记入这一部分“预防管理成本”。
计算公式:预防管理成本=设备价款*摊销比例+该期运行维护成本+“管理费用”
(2) 超额罚款损失成本。如果企业因超额排放二氧化碳, 以致于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罚款处罚等。这一部分支出的费用或付出的代价, 可以直接按照处罚金额计算“超额罚款损失的碳排放成本”。
(3) 不确定性碳排放成本。这里的不确定性碳排放成本类似于会计学中的或有事项。这部分成本可以采用估计的计提方法, 即根据企业实际情况, 生产经营特点, 按照一定的生产成本比例, 提取不确定性碳排放成本。
综上, 水泥企业的碳排放成本总公式可表示为:Ct=Cd+Cid。
其中, Ct代表企业碳排放总成本, Cd代表直接碳排放成本, 也是企业主要碳排放成本, 主要核算生产中原料及能源消耗的直接碳排放成本 (也包括企业部分生产管理中的直接碳排放) , Cid代表间接碳排放成本, 主要核算除前者之外的间接碳排放成本。
四、结语
本文以物质流成本会计为基础, 在界定了碳排放成本的内涵之后, 进行了水泥行业的碳排放成本的核算方法的研究。通过对水泥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及其碳排放特征的分析, 将水泥企业碳排放分为直接碳排放与间接碳排放两部分, 并建立反映水泥企业生产工艺特点的碳排放成本的核算方法, 为水泥企业核算碳排放成本提供思路和方法, 进而为企业碳减排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分析的依据。
排放核算方法 篇2
火电厂烟气排放流量测量方法研究
火力发电厂烟气排放流量是环保监测的.重要参数.由于烟道内烟气流场的湍流特性,流量测量精度无法达到规范要求.根据某电厂330 MW机组烟气流场现场测试结果和流场数值的模拟分析,提出一种实际可行的烟气排放流量测量方法.通过在炯囟入口烟道处安装数套流量仪的方法,有效解决了单一流量仪监测精度差的问题.
作 者：王万林 齐小娟 WANG Wan-lin QI Xiao-juan 作者单位：浙汀省电力试验研究院,杭州,310014 刊 名：浙江电力 英文刊名：ZHEJIANG ELECTRIC POWER 年，卷(期)： 28(6) 分类号：X830.2 关键词：烟气排放 流量测最 数值模拟 流场碳排放会计核算研究：文献综述 篇3
【关键词】碳排放权 会计确认 会计计量
一、碳排放会计基本内涵与实质
碳排放权概念由经济学家提出的排污权概念而来，在《京都议定书》中规定，每个参与的国家都限制一定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既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排放权。对于碳排放会计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定义，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Stewart Jones教授在2008年首次提出“碳会计”这一新概念，并且他将碳排放、交易和鉴证等业务统一称为“碳会计”。从此，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学者们也开始加入到“碳会计”研究的行列中。郑玲和周志方（2010）在研究大量文献基础上，认为碳排放主要是以二氧化碳为主要排放物，具有不确定性，它不同于以往的污染物排放，应该单独设立账户对其确认和计量。张巧良（2010）认为碳排放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碳排放权的政治特性决定了会计准则制定必须更多地关注会计的目标。张鹏（2010）指出，碳排放权就是一种温室气体排放的权利。实质是“核证的减排量”。苑泽明（2013）分别从法学和经济学视角阐述了碳排放权的性质。吴德林等人（2013）认为想要研究碳排放会计，首先要明确其概念和本质，他认为碳排放权具有商品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碳排放会计定义的过程中，由于目前对碳排放会计的定义还缺乏权威的界定，容易与碳会计混淆，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碳排放会计的侧重点在于由碳排放所引起的会计内容的变化。碳会计核算的范围更加广泛，包括碳会计核算，固碳会计和碳信用。
二、碳排放权的确认与计量
碳排放权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资源，并具有稀缺性，就像其他会计要素一样，应该将其在会计系统中予以反映。但是究竟作为何种要素、如何反映，我国对此还没有统一的观点。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都相继出台过一些准则试图规范碳排放会计核算。2003年，IASB下辖的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发布了关于总量控制交易会计处理意见稿，确定将碳排放计入无形资产中，2004年，又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3号——排污权》，但是由于与IAS 38存在冲突，随后被撤销。
（一）碳排放权的资产确认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资产的定义来看，碳排放权属于资产，这已经达成共识。主要的争议是把碳排放权确认为何种资产，采用那种计量方式。就目前来说，学者们存在以下几种意见：一是确认为存货，二是确认为无形资产，三是确认为金融资产；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和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第一种观点认为，就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是基于CDM项目产生的，核心是减少碳排放量，它存在企业的日常活动中，而且我国的CDM项目是为了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出售，而存货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企业持有的最终目的就是出售，因此张鹏（2010）、吕喆（2012）都认为我国的碳排放量完全符合存货的特征，应该将碳排放权计入存货。
第二种观点，目前在国外市场上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具有完善的定价机制，并且能够以公允价值计量，另外，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有了相关期权期货的交易，碳排放权和其他普通金融产品一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朱敏（2010）、岳常玲和章新蓉（2011）认为，在清洁发展机制下，企业获得碳排放权并不是自己使用，而是将其出售给发达国家获得资金或者技术支持，符合金融资产的定义，介于此，应该将其计入金融资产。
第三种观点认为，从碳排放权的本质而言，在法学的视角下，碳排放权与排污权相类似，是政府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特许企业享有一定的排放权利，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却不被许与这种排放权，表现为排放一定数量碳的权利，属于用益物权。在经济学的视角下，碳排放权虽然与自然资源不同，但被人为制定排放定上限，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使之具有价值。因此，碳排放权属于一种被人为制定稀缺性的排放量产权。（王爱国，2012；苑泽明和李元祯，2013）。碳排放权的某些特征和无形资产相类似，首先他不具备其他资产的实物形态，其次可以由企业出售或者转让，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邹武平（2010）认为碳排放权具有土地使用权的性质；肖序和郑玲（2011）认为碳排放权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
（二）碳排放权的计量
我国碳排放该采用何种方式计量，首先要确认碳排放权应该计入何种资产。根据计入的资产科目不同，采用的计量方式不同。
对于碳排放权计量问题，目前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应以历史成本进行计量。张鹏（2010）认为碳减排量作为一种存货，对企业的意义不在于其历史成本上的增值，所以初始计量应该根据获得配额的成本计算，取得后，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进行后续计量。王爱国（2012）认为我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处于一个摸索时期，缺乏成熟完善的市场，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获得，在操作方面存在技术和参照物的缺陷。同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显现出一些缺陷和不足，在我国更加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更应该采用成本计量。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朱敏（2010）认为碳排放权应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取得碳排放时采用市场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在后续计量中以实际价格进行计量，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苑泽明和李元祯（2013）建议在计量方式上借鉴土地使用权的计量方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外购的排放权采用取得成本入账，免费获得的配额，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但是此公允价值时经过评估后的价值，这类似于政府划分土地使用权的计量方式。并定期对排放权进行评估。
三、结论
笔者通过国内外关于碳排放会计核算的研究文献了解到关于碳排放权的核算现状。通过研究国内外学者对碳排放会计的定义，笔者认为，碳排放会计是以碳排放量进行确认、计量、报告，以传递企业碳排放和减排情况的会计信息系统。碳排放权作为一种资产已经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是由于相关权威会计准则的缺位，导致碳排放会计信息缺乏一致性、可比性和决策相关性，究竟计入哪个资产科目，采用何种计量方式，目前国内外的处理方法不同。本文认为，目前国外碳交易市场已经达到成熟阶段，公允价值可以可靠获得，一些相关的碳资产金融衍生物已经出现。相较于国外，我国碳交易市场处于起步阶段，在我国不活跃交易市场下，碳排放已经成为企业的一个必要品，就像生产企业必须要有生产许可证一样。基于此，我国的碳排放权应该计入无形资产科目，采用历史成本计量。
近年来，随着低碳经济在我国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碳排放会计在我国的应用。但是，与其他的研究项目相比较，碳排放会计的研究还处于滞后的状态。本文梳理、总结了近几年我国碳排放会计研究文献发现，由于碳排放会计自身的不确定性，导致对碳排放会计的内涵、碳排放权的分配方式以及碳排放权的资产、负债的确认和计量等一些问题难以得到统一。虽然国外碳排放会计研究相比我国来说比较完善，碳交易市场比较完备，但是由于国际上对于碳排放会计的核算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会计准则来对其进行规范，对于碳排放权的确认计量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以我国国情为基础，了解企业实际情况，根据自身的实际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学为己用。在未来研究中应该注重以下几方面：第一，加快实现我国碳会计核算体系的建设，借鉴FASB与IASB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构建适合我国的碳会计核算体系，使得我国的碳排放交易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进行。第二，加快我国公允价值的规范研究，完善体系建设，使得其尽快在我国碳排放中得到试用。第三，尽快完善我国其他会计体系准则，提高碳排放相关会计与其他准则的协调性和系统性。
参考文献
[1]郑玲，周志方.全球气候变化下碳排放与交易的会计问题：最新发展与评述[J].财经科学，2010（3）.
[2]张巧良.碳排放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差异化研究[J].当代财经，2010（4）.
[3]张鹏.CDM下我国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和计量[J].会计研究，2010（1）.
[4]苑泽明，李元祯.总量交易机制下碳排放权确认与计量研究[J].会计研究，2013（11）.
[5]吴德林，熊楚熊.碳排放权会计问题初探[J].开放导报，2013（3）.
[6]邹武平.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会计问题探讨[J].商业会计，2010（7）.
排放核算方法 篇4
为有效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建立完善温室气体统计核算制度, 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目标, 推动完成国务院《“十二五”控制温室气排放工作方案》提出的加快构建国家、地方、企业三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体系, 实行重点企业直接报送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制度的工作任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近日发布了《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 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通知》公布了首批10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 , 行业涉及发电、电网、钢铁等多个领域, 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作参考使用。
排放核算方法 篇5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碳排放核算,内部控制
发展低碳产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球面临气候变化采取的必然战略,碳排放交易作为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蕴含着巨大的潜力和不可估量的商业价值。我国于2010年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交易制度”。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进一步指出“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2012年5月国资委与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央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加强节能减排等特殊业务的内部控制建设”。从企业角度而言,将碳管理的理念融入其发展战略中,从核算和内控两个角度为参与碳排放交易做好基础性工作,成为争夺战略制高点的一种必然要求。
一、碳排放交易机制
碳排放交易源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京都议定书规定参与国负有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并提供了三种灵活的减排机制:联合履行 (Joint Implementation,JI)、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和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ing,ET)。前两种是基于项目的机制,而排放交易却是基于配额的机制。京都议定书中涉及到六种温室气体,其中最为普遍的是CO2,而其他五种气体的排放量 可以依据 全球变暖 潜能值 (Global WarmingPotential,GWP)换算为CO2的排放当量,所以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也被称作为碳排放交易。世界范围内存在多种碳排放交易机制,除上述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三种减排机制外,还有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建立的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但最成熟、规模最大的是欧盟的排放交易机制(European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U ETS)。通常,政府会设置一个排放的总量,进而将排放的权力以配额的形式分配或出售给企业。实际排放低于配额的企业可以向市场上出售多余的配额,而实际排放超过配额的企业就需要从市场上来购买配额,从而形成一个排放交易市场。
二、企业碳排放核算制度建立
碳排放交易的开展离不开基础的排放数据。企业微观碳排放信息的缺失,不仅使企业不能很好地了解企业自身的污染排放情况,而且不利于宏观碳排放市场的形成和碳排放交易的开展。为此,企业需要进行碳排放数据的搜集,并逐步建立碳排放核算制度。
(一)碳排放核算基本思路碳排放核算的关键是进行碳盘查,将碳排放加以量化。总体而言,碳排放的核算包括边界的设定、排放源的识别、排放量的计算以及排放报告的编制四个阶段。
(1)设定组织边界与运行边界。组织边界的设定是组织层次的碳排放核算与碳排放管理的第一步。组织可由一个或多个设施组成,组织应采用下列方法之一来归总其设施层级温室气体排放或消除:控制权法,组织对其拥有财务或运营控制权的设施承担所有量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或消除;股权份额法,组织依股权比例分别承担设施的温室气体排放或消除。运行边界包括直接排放、能源间接排放和其他间接排放。直接排放指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源所产生的碳排放。能源间接排放指组织从外部购入的电力、热力或蒸汽在使用中所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其他间接排放是除直接排放和能源间接排放以外的排放,如外购原材料所包含的碳排放、产品交付用户在使用或处置期间所产生的排放。直接排放和能源间接排放应予以量化,其他间接排放因量化及查证存在困难,通常只定性盘查,不进行量化。
(2)识别排放源。从排放源角度看,排放包括固定源燃烧排放、移动源燃烧排放、过程排放、逸散排放。如锅炉产生的排放属于固定源燃烧排放,运输工具产生的排放属于移动源燃烧排放,生产或提供服务过程中由于物理或化学变化而产生的排放属于过程排放,煤堆、冷却塔产生的自然泄露,设备接合部、装卸料过程中发生的泄露排放,设备事故或检测发生的排放等属于逸散排放。
(3)量化碳排放。针对排放源及其种类,寻找一种能使不确定性最小化且结果准确的排放量化方法。其中,排放因子法应用最广泛,具体公式为:
二氧化碳排放量=∑活动数据×第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第i种温室气体的GWP。
其中,GWP为全球变暖潜能值,即单位某温室气体相当于二氧化碳的量。
量化方法确定后,收集活动数据,进而选择排放因子,计算和汇总排放量,结果按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如某期汽油的使用量为5万升(活动数据),汽油的燃烧会产生三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CO2的排放因子为2.26kg/L,CH4的排放因子为9.8×10-5kg/L,N2O的排放因子为1.96×10-5kg/L,依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给出的GWP值,CH4和N2O的GWP值分别为25、298。则5万升汽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4)编制碳排放清单和报告。依据一定的核算标准的要求,生成企业碳排放清单和报告。清单主要包括排放源识别表、活动数据收集表、排放因子选择表、排放量计算表和温室气体排放汇总表等。
(二) 碳排放核算标准选择从标准的开发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温室气体系列标准;第二类是世界能源研究所及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RI/WBCSD)联合开发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第三类是英国标准协会(BSI)发布的“公众可用规范(PAS)”;第四类是其他机构开发的自愿碳减排标准,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开发的黄金标准(GS)和气候组织开发的自愿碳标准(VCS)等。从标准的应用范围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国家层面的核算标准,如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IPCC 2006;第二类是组织或项目层面的核算标准,如WRI/WBCSD的《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GHG Protocol);第三类是产品或服务层面的核算标准,如ISO 14067《产品碳足迹标准》、英国标准协会的PAS 2050《商品或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其中,比较成熟、应用较为广泛的核算标准是GHG Protocol与ISO 14064。ISO 14064具体由三部分组成:ISO 14064-1“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消除的量化与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14064-2“项目层次上对温室气体减排和消除增加的量化、监测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 14064-3“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范及指南”。国内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核算标准,但碳排放交易试点城市已开始拟定相应的标准。如深圳借鉴GHG Protocol与ISO14064,于2012年11月发布了《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规范及指南》以及《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规范及指南》,自2012年12月起实施。
三、企业碳排放内部控制框架构建
内部控制是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控制措施的总称,为实现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资产安全完整、经营合规等目标提供合理保证。2008年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提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五要素: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随后,又陆续发布了内部控制的配套指引,包括应用指引和评价指引。笔者结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围绕企业的碳排放和碳管理进行内部控制系统的设计。
(一)内部环境内部环境是企业进行内部控制的基础,包括企业的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企业文化、社会责任、全体员工的内控意识等。
(1)制定低碳发展战略。企业应制定低碳战略,将碳管理和碳排放交易的开展融入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中。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2号———发展战略》,对未来碳排放市场进行科学预测,结合企业的实际能力,制定低碳战略发展规划,明确在不同阶段减排的具体目标,使企业在未来的低碳发展中形成竞争优势。短期来看,减少碳排放,需要引进环保设备、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增加经济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在环境要求日益严格的趋势下,碳排放权将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其交易价格将逐步攀升,因此要在未来碳交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从战略角度加以重视,不丧失发展机遇和动力。
(2)成立碳管理委员会,专人负责碳管理工作。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号———组织架构》的要求,应明确企业内部各层机构设置、职责权限、人员编制、工作程序和相关要求的制度安排。为了适用低碳战略,保证机构运行的效率,企业应在董事会下设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碳管理委员会”,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具体职责既可以由现有的环境保护职能部门来承担,指定相应的人员来负责,也可以成立单独的部门———碳管理部,配备专业人员来进行碳排放的管理工作,包括企业碳排放源的核查、碳排放信息的搜集、碳排放量的计算、碳排放配额的使用以及碳信息披露等。
(3)营造低碳发展的企业文化,切实承担减排的社会责任。《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中规定“企业应建立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制度,认真落实节能减排责任,积极开发和使用节能产品,发展循环经济,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为此,本着全员参与的原则,全体员工应逐渐树立碳减排的理念和意识,通过宣传、培训等活动形成“减少碳排放,人人有责”的一种氛围,使全体员工能结合自身的工作岗位来进行碳减排的具体行动,使文化的影响力转换为减排的行动力。
(二)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内部控制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等。在识别企业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识别的风险进行度量,确定关注重点,进而结合企业的风险承受度,确定风险应对策略。
(1)培养危机意识。企业应具有危机意识,主动识别气候变化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包括市场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以及体现在参与碳排放交易中各环节的具体风险等。如企业现有的非节能产品不符合国家政策而滞销引发的市场风险;高能耗项目不能获得贷款审批的风险;企业海外分公司的所在国推出更为严格的碳排放政策,提高了产品进入壁垒;目标出口国推出碳排放的新政,企业产品因不满足其排放标准,而引发法律风险等。
(2)在风险中识别机遇。未来的碳排放交易中,包含风险的同时也蕴含着无限的机会。碳信息披露项目(CDP)2011年中国报告显示,100家样本企业中有71家公司发布了CSR(企业社会责任)报告,87%的报告明确提及气候变化。但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仍停留在概念陈述层面,对风险和机遇的认识普遍不足,只有7%的报告提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2013年3月,发改委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了《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在我国建立统一的低碳产品认证制度。因此,企业生产的产品如果能获得该认证,良好的市场标签带来的将是机遇而不是风险。
(三)控制活动为了使企业在未来的碳排放交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应加强产品生命周期的低碳管理,建立供应链全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绿色设计的内部控制。产品的碳排放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环节,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0号———研究与开发》,企业应从低碳战略出发,研究与开发节能产品和减排技术,使传统的“面向服务的设计”转变为“面向环境的设计”,在成果的研究与立项、开发与保护方面加强内部控制,加速研发成果的转化,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获得低碳竞争优势。
(2)供应链的低碳管理。基于《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7号———采购业务》和《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9号———销售业务》,企业应推行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营销。从供应商的选择、原料的采购、仓储,到生产、包装、运输,以及营销策略与销售渠道的选择等都应注意低碳的标识,减少排放。如,2011年3月,宝钢就已发布中国钢铁行业首个《绿色采购指南》。
(3)基于项目的碳排放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1号———工程项目》规定项目立项时应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估,在低碳战略下,企业还应在项目选址、立项论证、结构设计、建设管理等环节考虑减少碳排放的要求,强化对环境影响的评估。国际上,建筑物碳排放的核算与审计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目前香港已经编制了一套完整的审计指引。因此,企业可以参照这些已有的规则对工程项目在设计和建设阶段进行碳排放控制。
(4)碳资产的管理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8号———资产管理》中主要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的管理作出了规范。当企业的实际排放量低于政府核发的排放配额时,就可以将多出的排放配额在碳排放市场上进行出售,获得经济利益,因此,碳排放配额符合“资产”的确认特征。通过减少碳排放,企业可以形成碳资产,并通过有效地管理,为企业带来价值。此外,从碳排放一级市场上获得的碳排放权或当排放配额不足从二级市场上购得的碳排放权,也需要作为一种资产加以管控,使得碳排放权能够合理地被使用。
(5)交易环节的控制。企业应未雨绸缪,按照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设计碳排放交易和碳金融投资中具体环节的控制。碳排放交易的授权、执行与记录属于不相容职务,应由不同的人员来进行,防止舞弊风险的发生。基于碳交易衍生出的金融品种(如碳期货、碳期权)投资交易中,也要遵循一般的投资交易的内控原则。
(四)信息与沟通信息与沟通作为内部控制体系的保障机制,主要从内部信息传递与信息系统建设两个方面予以体现。
(1)建立碳排放的内部信息传递与报告制度。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7号———内部信息传递》的要求,企业应建立碳排放的内部信息传递机制和沟通方法,防范内部信息传递不通畅、不及时而引发的决策失误甚至泄露商业机密的风险,围绕碳管理的决策程序与内部信息传递、内部报告的使用等方面作出控制,并强调危机管理和应急预案的制定。
(2)建立碳排放数据管理系统。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碳排放数据缺失的问题,为应对未来的低碳竞争,参与碳排放市场,企业应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8号———信息系统》的要求,在碳排放数据监测与搜集的基础上,建立碳排放数据管理系统,提高管理的科学化,为碳排放的核算与管控奠定基础。
排放核算方法 篇6
尽管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多边制度和国家政策,但相对于1970~2000年人为温室气体年均1.3%的排放增长率,2000~2010年年均增长率上升为2.2%,以致2010年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达490亿tCO2当量[1]。全球CO2浓度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并且全球温度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2]。因此,控制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一环。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作为城市碳排放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在欧美国家,生活消费碳排放占城市碳排放总量的30%~40%[3];在英国,伦敦市家庭碳排放是最大的排放源,占伦敦总排放量的38%[4],并且英国城镇居民碳排放明显高于农村居民[5];在我国,城乡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呈上升趋势,1995~2010年年均排放增长率达8.0%[6]。而随着城市化水平和人居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生活消费相关的排放量呈现逐年递增趋势[7]。因此,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研究对温室气体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居民生活碳排放核算研究,在国家层面上,主要集中于碳排放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趋势、变化特征、影响因素及人均排放等方面的研究[8,9,10,11],也有部分研究单独针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产生的碳排放[12,13]。在区域层面上,主要在生活消费直接碳排放、间接碳排放、空间自相关性、城乡碳排放差异等方面进行了相关分析。而在城市层面上,北京、南京、上海、天津、开封、德州、昆明、厦门等城市展开了相关探索[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其研究需要的能耗数据来自统计年鉴或实地问卷调查,核算方法主要包括模型法和碳排放系数法。
广州作为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初步建成具有较强全球辐射力的国际商贸中心和我国南方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核心门户。广州市在居民生活消费碳核算的研究较为缺乏,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27]、排放特征[28]、空间差异[29]等方面,大多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缺省方法与排放系数,对于采用适用于我国碳排放估算方法的研究较少,且在不确定性分析上较为鲜见。因此,结合我国省级碳排放核算的部门方法和参考方法指南,对广州市2005~2014年居民生活碳排放进行测算、分析与验证,具有一定理论研究意义,研究结果不仅可引导居民走向低碳消费生活模式,也可以为广州市低碳城市建设和相关决策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2 核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的界定
碳排放指温室气体的排放,本研究仅考虑CO2排放。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家庭碳排放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但对于家庭碳排放的研究内容与边界尚未形成共识[30]。基于前人研究[10,14,20,21,30],居民生活碳排放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直接排放指以照明、制冷、供暖、炊事、出行等为目的而直接消费能源而产生的碳排放,直接排放又可分为住房和交通两个部分[31];间接排放来源于非能源商品和服务在全生命周期中所消耗的能源。本研究基于广州市可获取的数据,仅考虑与住房相关的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其能源消费类型分为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主要包括煤炭、液化石油气(LPG)、煤气、天然气和电力。
2.2 居民生活碳排放核算方法
本研究居民生活碳排放估算方法主要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试行)》[32]为方法学指导,采用部门方法与参考方法相结合。部门方法是一种自下而上(bottom-up)需要依据行业、技术、燃烧条件及燃料属性等确定排放因子,且计算精度相对较高、不确定性程度相对较低的方法[33]。而参考方法是一种自上而下(top-down)相对较易获取统计数据和计算的方法,一般用于部门方法的验证和交叉检查[33]。将两种计算方法得出的碳排放量结果进行比较,若出现明显差异,则说明核算过程采用的能源消费量、低位热值量、含碳量及氧化率等数据可能存在问题。部门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1)中,ADi表示居民生活分品种能源消费量,TJ或kW·h,化石燃料消费量由化石燃料消费的实物量与低位发热值确定;EFi为居民生活部门分品种能源的CO2排放因子,kg/TJ或kg/kW·h,化石燃料排放因子基于各种化石燃料品种的含碳量及主要燃烧设备的碳氧化率确定,电力排放因子根据不同年份不同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确定;i表示能源类型。参考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2)中,AD表示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kg标准煤;EF表示居民生活部门CO2排放因子,kg/kg标准煤。
2.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包括2005~2014年广州市居民生活消费分品种能源量及相应的低位热值量、含碳量与氧化率。其中,分品种能源量来自广州统计年鉴[34]和广州统计信息网中的年度报表[35],低位热值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4》[36],含碳量和氧化率均取自《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试行)》[32],具体数值见表1。
注:*为原煤、洗精煤和洗中煤的平均值;*单位为kJ/m3。
电力消费过程没有直接CO2排放,广州市的电力并非全部来自火电,对于非火电部分排放要进行相应扣减,2007~2014年南方区域电网电力的CO2排放因子来自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37],2005~2006年排放因子由于不可获取而根据2007~2014年数据进行推算。2005~2007年标准煤排放因子来自胡初枝等[38],2008年及后的标准煤排放因子取自冯蕊等[22]。
3 结果分析
3.1 分年份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
图1为广州市2005~2014年居民生活能源消费CO2排放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686.2×104t上升至2014年的1891.1×104t,年均增长率达15.4%。同期广州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5年的1.8万元增加到2014年的4.6万元,年均增长率为10.8%[35],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的持续上升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可能存在一定关系[28]。图1中还显示了2009-2010年广州市居民生活碳排放量猛然上升趋势,由2009年的828.6×104t上升至2010年的1663.9×104t,这主要与2010年广州市居民生活电力消费的大量增加有关。
3.2 分能源品种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
图2为广州市2005~2014年分能源品种居民生活消费CO2排放量。由图可知,首先,电力对居民生活碳排放的贡献最大,高达73.9%~85.9%,这可能是因为空调、电磁炉、微波炉、电热水器等多种类大功率家用电器逐渐进入家庭,导致电力消耗量也逐年上升,家庭用电量是影响居民生活消费CO2排放的主导因素[19]。其次,天然气的碳排放量与煤气的碳排放量此起彼伏,这可能与管道煤气和更清洁的管道天然气的循序推进有关。再者,由于炊事燃煤的使用量逐年下降,由2005年的12.9×104t降至2014年的0.3×104t,并且居民环保意识的增加和政府对使用洁净能源的鼓励,使得2007年后煤炭CO2排放量不足0.1%。
3.3 参考方法核算结果
利用参考方法估算广州市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量,2005~2014年其总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809.1×104t上升到2014年的2082.0×104t,年均增长率为11.4%。由表2可知,两种计算方法计算的碳排放量在2005~2014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对偏差,但基本控制在20%的可接受范围内,并无显著差异。造成计算结果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二者采用的能源统计数据不相同,部门方法采用的是分品种能源消费数据,参考方法直接采用居民生活总能源消费数据。另一方面,二者采用的排放因子亦有区别,前者采用分能源品种由碳含量与氧化率所确定的排放因子,后者则直接采用IPCC提供的缺省值。
4 不确定性分析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统计误差、试验误差或估算方法的局限性,因此会造成碳排放结果的不确定性[39]。不确定性分析是构成一个完整碳排放核算过程的重要环节。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包括定性分析法、半定量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由于本研究缺乏采用定量分析法需要的基础数据,因此对广州市居民生活碳排放结果进行定性不确定性分析。居民生活碳排放与能源消费量、低位热值、含碳量及氧化率等密切相关。不同统计口径的能源消费量数据可能存在不一致,而活动水平的不确定会导致排放结果的不确定。煤炭低位热值与含碳量的选取是根据不同煤种取平均值得到,这可能与广州市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对于生活消费部门,广州市统计资料中没有相关能源品种消费信息和数据的,本研究认为没有此类能源的消耗,因此仅核算了电力、煤炭、LPG、煤气、天然气等能源的碳排放,这可能会造成排放结果的低估。本研究在LPG、煤气、天然气等燃料的CO2排放上采用了IPCC的缺省排放因子,未体现本地化特征,其不确定性相对较大,而电力排放估算采用中国区域电网排放因子,其不确定性相对较小。此外,本研究考虑了不同燃料类型的氧化率,有利于降低估算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尽可能采用统一口径的活动数据与本地化排放因子,考虑更全面的能源类型是今后研究改进的方向。
5 结论与建议
(1)利用部门方法计算广州市居民生活消费CO2排放量,由2005年的686.2×104t上升至2014年的1891.1×104t,年均增长率达15.4%,其整体趋于上升,并且电力导致的碳排放在总排放量中占绝对优势,达73.9%~85.9%。
(2)比较了部门方法与参考方法的估算结果,二者相对偏差基本在20%以内,CO2排放量计算结果相差不显著。
排放核算方法 篇7
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承诺期内, 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为使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 《京都议定书》引进了清洁发展机制 (CDM) 、国际排放贸易 (IET) 和联合履行机制 (JI) 三种灵活履约机制。CDM是为帮助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而制定的, 通过此机制, 发达国家可利用资金和先进技术援助的形式换取碳减排量。
随着CDM项目市场迅速发展, 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成为CDM市场中的主要供应国。2005年, 为促进CDM项目在中国有序开展, 我国政府制定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本文主要根据《管理办法》确定的原则, 就我国CDM项目企业对碳排放权如何在会计上确认、计量和处理进行探讨。
一、碳排放权概述
根据CDM规定, 发达国家都有碳减排的指标, 发展中国家暂时还没有减排指标。发达国家可通过“资金+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换取碳减排指标以获得排放权。我国的碳排放权成为发达国家追逐的目标, 碳排放权交易日益频繁。
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投资于可再生能源项目等, 直接向我国实施节能项目的企业购买碳减排量;另外一种是投资于高能效项目, 为排放污染较严重企业建设减排项目, 实际的碳减排量收益按合同规定比例作为其投资收益。无论采取哪种交易方式, 根据《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我国碳排放权资源归中央政府所有, 具体CDM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归企业所有, 碳排放权转让所获得的收益归中央政府和实施项目的企业共有。对于碳排放权交易中的核心交易项目氢氟碳化物 (HFC) 和全氟碳化物 (PFC) , 国家收取转让额的65%。根据《管理办法》规定可知,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质是企业替政府出售碳排放权, 碳排放权的所有权属于政府, 是一种国有资产。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目前学术界对于我国碳排放权的确认问题, 争议主要集中在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何种类别资产的问题上, 存在三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碳排放权应确认为金融资产;第二种观点认为碳排放权应确认为存货;第三种观点认为碳排放权应确认为无形资产。本文通过对碳排放权的法定所有权归属及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质分析, 认为碳排放权不属于CDM项目企业的资产, 宜将其归属收取手续费方式下的受托代销商品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处理。
1. 碳排放权不属于CDM项目企业的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三章第二十条规定, 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是指企业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 或者虽然不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 但该资源能被企业所控制。首先, 根据《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可知, 我国碳排放权的所有权属于国家, 不满足“企业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的条件。其次, 《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 如果项目在报批时还没有找到国外买方, 必须将该项目产生的减排量转入中国国家账户, 只有等报批核准后才能将这些减排量从中国国家账户中转出, 也不满足“该资源能被企业所控制”的条件。由上述两点可知, 我国碳排放权资源所有权及控制权都归属于国家。因此, 碳排放权不满足资产的定义, 不能确认为CDM项目企业的资产。
2. 碳排放权应视为CDM项目企业收取手续费方式下的受托代销商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规定, 视同收取手续费方式下受托代销商品的确认条件可归纳如下: (1) 不符合资产的定义; (2) 委托方交付实物, 但受托方并未取得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3) 受托方在商品售出后, 按双方约定的方法收取的手续费。
首先, 我国碳排放权资源属于国有资产, 所有权属于国家, 满足“不符合资产的定义”的条件。其次, 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可知, CDM项目企业碳排放权上的风险报酬并未发生转移, 企业实质上是替国家出售碳排放权, 满足“受托方并未取得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的条件。再次, 《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碳排放权转让在国家和企业中的分配比例, 对于碳排放权交易中的核心CDM项目, 国家收取转让额的65%, 转让额的小比例部分为企业代售劳务的手续费所得。可见, CDM项目企业的碳排放权交易满足视同收取手续费方式下受托代销商品经济业务活动的大部分确认条件, 因此碳排放权可视同CDM项目企业收取手续费方式下的受托代销商品。
三、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
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 企业在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列报于会计报表及其附注时, 应当按照规定的会计计量属性进行计量, 确定其金额。2002年1月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规定, 为加强对受托代销商品的管理, 收取费用方式下的受托代销商品应列示在“存货”项目中, 但“代销商品款”作为“存货”的扣除, 实际上并未列示。
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受托代销商品列示于资产负债表中, 需要进行会计计量。基于碳排放权的特殊性, 其计量与普通的受托代销商品必然有一定的差异。
1. 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
碳排放权应该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即CDM项目企业获得碳排放权时, 按照经联合国和我国物价部门核准的价格记入“受托代销商品———碳排放权”科目进行初始计量。碳排放权的交易不属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由此产生的收益、费用记入其他业务收支科目。因此, 为获得碳排放权而发生的相关审核费用、注册费用等相关手续费用记入“其他业务成本”科目。
2. 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
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主要包括碳排放权资产负债表日的确定。由于碳排放权具有稀缺性这一特性, 市场价值波动较大, 可在国际交易所获得当期碳排放权的价格, 依照活跃的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 采用公允价值对其进行后续计量。企业在持有碳排放权期间资产负债表日应按照公允价值对碳排放权的价值进行调整。
3. 碳排放权的处置。
基于碳排放权稀缺性及市场价值波动较大、难以预计等特点, 碳排放权出售时价值的确定应遵循孰高就高 (不完全公允价值) 原则。合同期满, CDM企业转让碳排放权, 合同未约定价格的, 按照当期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进行确定;合同约定价格的, 按照合同价格及当期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二者孰高就高进行确定, 然后对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并确认手续费收入。
四、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
如上文所述, 我国CDM企业碳排放权所产生的收益、费用计入其他业务收支, 后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等特征, 其账务处理与普通的收取手续费形式下的受托代销商品有所不同。下面用一实例来说明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
例:欧洲M碳基金公司于2009年5月1日与我国A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合同, A公司获得国务院授予的碳排放权, 核准价格为40元/吨, 发生的与碳减排量核证相关的成本、费用为50万元。合同规定, 3年内A公司实施小水电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中的50万吨将向欧洲M碳基金公司转让, 合同规定价格为42元/吨, 合同期满时当期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为45元/吨 (本项目为氢氟碳化物HFC, 国家收取转让额的65%) 。不考虑各种税费的影响, A公司此项交易的会计处理如下 (单位:万元) :
1. A公司获得碳排放权。
2.2009年12月31日, 价格上升为42元/吨。
3.2010年12月31日, 价格上升为43元/吨。
4.2011年12月31日, 价格上升为44元/吨。
5.2012年4月30日, 合同到期日, 价格为45元/吨。
6. 向国家上交转让款并计算所得。
摘要：清洁发展机制 (CDM) 的制定使得碳排放权成为一种新型的经济业务交易对象。我国作为CDM市场中碳排放权的主要供应国, 亟待研究和出台规范碳排放权的会计准则, 以促使碳排放权交易的顺利进行。本文运用实例对我国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和计量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碳排放权,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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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核算方法 篇8
关键词：温室气体,统计,核算,清单编制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能源、资源和环境等统计工作不断完善,为应对气候变化统计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不断深入,现有统计在反映气候变化状况、核算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数据缺口,难以满足履行公约和开展国内相关工作的需要。近年来,广西开展了“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广西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库建设”、“推广应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报告、核算技术”等工作,但尚未形成完备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指标体系和制度,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数据的缺失给广西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带来了难度。清单编制工作需要大量相关统计基础数据作支撑,建立一个与之对应且较为完善的统计体系,对及时、高效开展清单编制工作意义重大。
要实现准确的核算温室气体排放,最基础性的一项工作就是开展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数据统计。本研究立足于广西,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根据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废弃物处理等五方面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编制方法,结合广西现有统计基础,研究建立适用于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指标体系。
1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所需基础统计指标
编制清单最重要的两类基础指标是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其中活动水平数据是指在特定时期(通常为一年)、特定区域,增加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人为活动量,如化石然燃料消耗量、水泥熟料产量、森林蓄积量变化及畜禽存栏量等。由于排放因子主要依靠检测手段取得,因此本研究重点为反映活动水平的统计指标及收集。从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涉及的五大领域看,有以下需求:
1.1能源活动
能源活动相关活动水平数据包括以测算化石燃料温室气体排放量为目的的分部门、分能源品种、分主要燃烧设备的能源消费量;以测算生物质燃烧温室气体排放量为目的的分灶具类型的秸秆、薪柴、木炭与动物粪便等生物质燃料消费量;以测算电力调入调出二氧化碳间接排放量为目的电力调入或调出电量。
1.2工业生产过程
工业生产过程活动水平数据主要有两类,一是主要产品产量,包括水泥熟料、石灰石、电石、己二酸、一氯二氟甲烷、硝酸、铝、镁、氢氟烃与钢材等产品产量;二是主要资源消耗量,包括石灰石、白云石、生铁、六氟化硫、四氟化碳、三氟甲烷和六氟乙烷等主要资源产品。
1.3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森林和其它木质生物质生物量碳贮量变化测算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有区域内乔木林按优势树种(或树种组)划分的面积和活立木蓄积量,疏林、散生木、四旁树蓄积量,灌木林、经济林和竹林面积;森林转化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主要为乔木林、竹林、经济林转化为非林地的面积。
1.4农业
稻田甲烷(CH4)排放测算需要调查各种类型稻田播种面积,一般包括单季水稻、双季早稻和晚稻等类型;农用地氧化亚氮排放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包括农作物面积和产量、畜禽饲养量、乡村人口、粪肥施用量(吨/公顷)、粪肥平均含氮量、化肥氮施用量、秸秆还田率、相关的农作物参数和畜禽单位年排泄氮量等;动物肠道发酵及动物粪便管理甲烷排放涉及的指标主要为分类型动物不同饲养方式的存栏量数据,其中主要动物类型包括奶牛、非奶牛、水牛、绵羊、山羊等,饲养方式包括规模化饲养、农户饲养和放牧饲养等。
1.5废弃物处理
固体废弃物填埋甲烷排放估算所需的活动水平数据包括城市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城市固体废弃物填埋量、城市固体废弃物物理成分;废弃物焚烧处理二氧化碳排放估算需要的活动水平数据包括各类型(城市固体废弃物、危险废弃物、污水污泥)废弃物焚烧量;生活污水处理甲烷排放测算需要的主要活动水平数据为污水中有机物的总量,以生化需氧量(BOD)作为重要的指标,包括排入到海洋、河流或湖泊等环境中的BOD和在污水处理厂处理系统中去除的BOD两部分;工业废水处理甲烷排放测算时将每个工业行业的可降解有机物数据分为两部分,分别为处理系统去除的COD和直接排入环境的COD;废水处理活动氧化亚氮排放量测算涉及数据包括人口数、每人年均蛋白质的消费量(千克/人/年)、蛋白质中的氮含量(千克氮/千克蛋白质)、废水中非消费性蛋白质的排放因子以及工业和商业的蛋白质排放子以及随污泥清除的氮量。
2广西现行指标体系与需求存在的差距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涵盖全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清单编制所需基础统计数据来源复杂,原始记录分散,数据搜集和管理难度较高。总体而言,现行统计体系和制度与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需要之间的差距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与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差异较大。我国政府统计体系以国民经济核算为中心,与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涉及的能源、物资消耗、畜禽粪便管理及废弃物处理等相关指标差异较大,难以直接应用于清单编制所需。
(2)缺乏统一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管理机构与制度。目前,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管理分散在统计、林业、农业、环保等多个部门,涉及的各类基础统计指标散落于多个统计制度中,指标的统计口径与范围缺乏统一标准。
(3)温室气体排放统计力量较为薄弱。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统计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统计能力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专职温室气体排放统计力量基本为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领域为能源消费,现阶段其基础统计体系建设的大部分工作需要由能源统计系统承担,工作力量的配备严重不足。
(4)各领域统计上尚有诸多不足。能源统计方面,能源数据统计及管理体系与清单编制所要求的数据体系并不完全一致,如广西区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但煤炭热值、基础不扎实且含碳量数据统计不全面,为能源清单的编制带来一定困难;燃烧设备能耗调查难度较大,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难以满足清单编制对分设备能耗数据的需求。工业统计方面,产品产量调查表为核算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部分活动水平基础数据,但统计范围尚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如石灰、硝酸、部分资源消耗量数据等产品并不在工业产品统计目录中。农业统计方面,《广西农村统计年鉴》、《广西调查年鉴》和《广西统计年鉴》中相关报表为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测算提供部分统计数据,但其统计范围及品种设置尚不能完全满足要求,如缺乏秸秆还田、家禽存栏量、氮肥和复合肥消费量等。林业统计方面,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或普查能够为计算相关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数据提供基础的统计数据,但林业森林资源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各年度森林资源数据只能进行推算,统计频率与清单编制需求尚有一定差距。废弃物统计方面,《广西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广西环境统计年报》等环境综合统计报表制度中相关统计表为核算废弃物处理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提供部分基础活动数据,但其统计范围及品种尚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如缺少农村废弃物统计数据,废弃物物理成分统计较为薄弱。
(5)应对气候变化统计的资金匮乏。从国内来看,财政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机制还未建立,这使得应对气候变化指标体系,特别是数据信息量颇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基础指标体系的统计工作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给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了很多困难。目前,自治区和各地市均未建立起有力的应对气候变化专项基金机制保障,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没有专项投入,企业和社会投入也还没有专项统计。
3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指标体系
对于绝大多数省市而言,温室气体清单数据的收集方式还属于临时性调查。为及时便捷地收集温室气体清单所需数据,建议根据清单的数据需求以及各领域统计特点与实际情况,适当对现有统计指标体系进行增补、修改和完善,建立在统一数据采集平台框架下的数据收集渠道,以更好满足清单编制及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工作的需要。
3.1完善能源统计和调查
针对广西现有的统计基础,修改完善能源平衡表,细化燃料品种,增加生物质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统计,在终端消费量部分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分开为“仓储和邮政业”和“交通运输业”,并增加道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运、航空、管道运输等细项。完善工业企业能源统计,明确区分不同用途的分品种能源消费量,包括企业非生产性能源消费量、用作原材料的能源消费量、用于交通运输设备的能源消费量,对上述不同用途的能源消费进行分类汇总。完善煤炭生产企业,石油天然气勘探、生产及加工企业,火力发电企业相关统计与调查。健全交通运输能源统计,按照不同运输方式,健全道路运输、水上运输营运企业和个体营运户能源消费统计调查制度,内容包括运输里程、客货周转量、分运输工具能源消费量等指标。
3.2健全工业相关统计与调查
在工业产品产量统计目录中增加电石、石灰、电石渣水泥熟料、硝酸、原铝产量等产品的统计。健全钢铁企业废钢入炉量、炼钢用生铁量、石灰石及白云石使用量、电炉电极消耗量等数据的统计与调查。增加含氟气体生产、进出口及消费量统计。
3.3完善农业相关统计与调查
基于现有统计基础,需要完善农田和畜牧业相关统计指标。开展早稻、中稻、晚稻农田播种面积统计,水旱轮作农田的旱田播种面积专项调查。开展农用地氮输入量、主要农作物特性专项调查。完善畜牧业养殖数量统计调查,开展畜牧业生产特性以及畜禽饲养粪便处理方式等专项调查。畜牧业生产特性以及畜禽饲养粪便处理方式等专项调查的报送频率为五年一次即可。
3.4完善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相关统计和调查
基于以上排放源和现在统计基础,完善森林主要灾害相关统计,增加火灾损失林木蓄积量和森林病虫害损失林木蓄积量指标。结合森林资源清查,增加林地单位面积生物量、年生长量等指标的调查,并开展森林生长和固碳特性的综合调查。加强造林、采伐、林地征占与林地转化监测与统计,并按地类类型统计森林新增面积和减少面积。
3.5完善废弃物处理相关统计与调查
基于以上排放源和现在统计基础,当前需要增加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处理方式、填埋气回收发电供热量以及垃圾焚烧发电供热量的统计,并选择典型城市进行垃圾成分专项调查。增加生活污水生化需氧量(BOD)排放量及去除量、污水处理过程中污泥处理方式及其处理量的统计与调查。
4构建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体系的对策建议
应对气候变化统计工作涉及领域广、统计指标多,工作量大,为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明确工作责任、建立基础统计报表制度、落实资金保障和强化统计核算能力建设等措施。
4.1加强部门间合作,明确职责分工
由于碳排放统计面广、专业性强及情况复杂,仅靠政府统计部门来实施难度较大。因此要找好政府统计与部门统计的结合点,既要发挥主管部门对本系统业务熟悉、沟通方便的优势,同时利用部门统计的力量开展基础统计工作。
4.2完善基础统计,建立报表制度
积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统计工作,结合《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统计工作的意见》与地区实际,编制相关统计指标实施方案,为地区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提供基础统计资料,以加快构建自治区、设区市和重点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与核算体系。
4.3增加专项经费,落实经费保障
温室气体基础数据覆盖范围广,涉及机构多,需要统计和调查的信息量大,须有稳定和充足的资金保障。建议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和加强气候变化统计工作”的要求,将气候变化工作所需资金应纳入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并在政府预算中加大用于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支持比例。
4.4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充实统计力量
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方面,温室气体排放基础指标统计工作尚未正式起步,基础统计工作力量较为薄弱,难以适应应对气候变化指标体系及温室气体排放基础指标体系工作的需要。以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工作体系为目标,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统计工作,亟需加强统计机构特别是基层统计机构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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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尾气排放检测方法探讨 篇9
1 汽车尾气排放检测方法
汽车尾气检测的主要对象是尾气中的CO、HC、NOx等主要污染物的浓度和单位排放值。根据机动车的使用年限不同, 对机动车分为了新车和在用车两类, 这两类车的尾气检测方法也不相同。对新车的尾气检测方法主要是指在制造厂内, 根据相关标准采用工况法来进行, 但工况法所用设备昂贵, 技术复杂, 不能广泛普及, 所以新车的尾气检测一般都由生产厂家来完成。本文所介绍的检测方法是针对在用车尾气提出的。根据在用车的使用状态, 世界各国对其尾气检测的方法一般分为三大类:无负荷法、稳态工况法和瞬态工况法。
无负荷法主要有怠速、高怠速法和双怠速法, 这三种方法对汽车在空载时发动机怠速运转状态下的尾气排放特征进行检测, 由于怠速法测得的数值稳定, 设备简单, 在我国广大的车管所和检测站等部门得到普遍应用, 但这种方法没有真实的反应出汽车的实际工作状态, 而且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运行, 催化器的工作效率差, 凭测得的NOx数值难以判断催化器的转换效率。为了克服上述缺点, 许多检测机构采用了双怠速法检测尾气排放。双怠速法也是在汽车空档无负荷的情况下, 发动机加速至“额定转速”的70%保持30s, 然后保持高怠速 (轻型车发动机转速2500r/min, 重型车1800r/min) 15s后, 高怠速检测采样30s, 然后保持怠速15s后怠速采样30s。双怠速法是目前我国各地区的车管部门检测尾气排放应用最普遍的方法, 技术成熟、操作方便。但这种方法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其检测原理所限制, 无法测定高排放的NOx值。
工况法依托底盘测试机, 模拟发动机的负荷工作状态, 再对其尾气进行检测。国标 (GB18285-2005) 中推荐了3种工况法, 分别是稳态工况法、简易瞬态工况法和瞬态工况法。稳态工况法主要是指加速模拟工况法 (ASM) , 它是根据车的排放性能和交通状况等因素, 利用底盘测试机, 监测机动车在25km/h和40km/h两个工况的尾气排放数据, 测定结果是不同工况下的排放浓度。瞬态工况法 (VMAS) 也利用底盘测试机, 通过对车辆工况进行预置, 分别对瞬时运行、停止和启动等状态进行测试。由于瞬态工况法是建立在真实的工况基础之上, 该方法具有与新车认证检测的相关性好, 错判、误判率低等优点, 而且瞬态工况法的测定结果是排放总量, 即g/km, 有助于评估车辆的尾气排放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 其检测方法科学, 结果可靠。但瞬态工况法的技术与设备复杂, 仅在国外有应用, 国内应用尚未普及。为了推广瞬态工况法, 我国的国标 (GB18285-2005) 推荐了简易瞬态工况法, 该方法的技术优点与瞬态工况法相同, 通过对检测程序进行必要简化, 降低了检测的技术门槛。目前全国各地的新建尾气排放检测站多采用简易瞬态工况法, 整个检测过程仅耗时195秒左右, 与瞬态工况法所需的10多分钟相比, 检测时间大大缩短, 而且可以不必采用瞬时工况法那样复杂的技术和昂贵的设备, 应用推广的阻力大大减小。
由于双怠速检测法的弊端, 部分地区已经禁止使用双怠速法来检测机动车尾气排放值, 而采用ASM法或简易瞬态工况法来代替。例如, 北京市已于2003年3月1日起, 全面禁止双怠法的应用, 而推荐使用VMAS法代替。而我国其它地区对新的替代方法的应用正在研究和探索中, 目前仍然采用双怠法进行尾气测试。
2 影响汽车尾气排放的因素
汽车发动机工作时, 将吸入的空气与经过雾化的燃料喷入气缸后充分混合, 经火花塞点燃做功。燃料烧的充分与否直接影响着尾气排放物的浓度。影响发动机燃烧状态的主要因素有:
2.1 空气与燃料的比
以汽油发动机为例, 汽油充分燃烧所需要的空气量为汽油量的14.8倍, 即空燃比为14.8, 当实际的混合气空燃比大于14.8时, 说明混合气过稀, 反之, 则说明混合气过浓。当混合气过浓时, 汽油燃烧不充分, 则HC、CO大量增加, NOx则因数燃烧温度高不会产生太多。当混合气浓度较稀时, 汽油燃烧完全, HC、CO的产生量比较少, NOx会根据氧气的消耗情况不同而排放量不同。
2.2 燃料的品质
人们在选择汽油时, 是根据发动机工作的压缩比不同来选择汽油的标号的, 压缩比越高, 汽油的标号也应越高。汽油标号的高低反映着辛烷值的高低, 是汽油的重要指标, 高辛烷值的汽油能抑制发动机的爆震, 给汽车带来更好的动力保障并减少废气的排放。值得注意的是, 汽油标号的高低与油品没有关系, 油品优劣是指汽油中的杂质及燃烧时易产生积炭物质的含量高低, 劣质油品易引起汽油燃烧不完全, 造成尾气排放超标。
2.3 发动机的工况
发动机的工作状况是影响尾气排放的重要因素, 即使新车的非正常工况使用也可能会使尾气排放超标。发动机的工况主要有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发动机的负荷、发动机转速以及火花塞的点火时刻等, 这些都是影响尾气排放的重要因素。发动机不同的工作状况所排放的尾气中主要污染物的组成及浓度均不相同, 因此尾气排放数值的检测与控制须对应不同的发动机工况才有意义。
3 提高检测精度的措施
3.1 选择适宜的检测方法
在双怠速法逐渐不满足检测精度的要求而新的替代方法又不成熟的时候, 选择适合当地条件的检测方法是广大车管部门应加以注意的问题。检测过程中应对不同类型的车辆分类, 如轻型车用简易工况法为主, 双怠速为辅, 而重型车以双怠速法为主, 或者针对不同年代产的化油车和电喷车采用不同的检测方法, 有利于提高检测精度, 推广新检测方法的应用。
3.2 按规程操作检测仪器
尾气分析仪器较为精密, 使用中应加强操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素质培养, 严格按照检测仪器的使用规程来操作, 并避免精密仪器受到日晒、雨淋、沙尘的影响, 使用完毕后应定期保养、妥善保存, 经常校准仪器, 保证仪器精度。
3.3 加强尾气检测超标后的维护与诊断
当检测车辆由于系统故障、空燃比、点火时间等因各种原因发生改变时, 会造成尾气排放检测不达标, 此时应加强发动机故障诊断并予以排除, 使发动机以正常工作状态下通过检测。值得广大检测人员及车主注意的是, 不能为了应付检测而采用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如人为调燃油与空气供应比、甚至将空气滤清器拆掉, 这种做法可能会侥幸通过检测, 但却未找到尾气超标排放的根源, 不能了解车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尾气排放情况, 达不到控制污染的目的。
4 结语
在双怠速法面临淘汰的情况下, 各地区应积极探索适合当地的检测方法, 国家有关部门也应抓紧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技术标准, 推动新检测方法的应用。检测人员也应加强学习, 减少人为操作因素对检测结果带来的不良影响, 才能真正的使汽车尾气排放得到控制, 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带来的污染。
参考文献
[1]张琳.浅析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J].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 2011 (3) .[1]张琳.浅析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J].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 201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