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食品安全规制

对日本食品安全规制（共5篇）

对日本食品安全规制 篇1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 人们在生活质量上的追求也随之“水涨船高”。加之, 近年来, 让人“谈虎色变”的食品安全事件[1]前言, 1-2在这其中, 登记检查机关制度就是日本食品安全法制中颇具代表性的制度, 该制度不仅很好地起到了减轻行政负担、提升行政效能的作用, 而且切实发挥了检查监督市场、保障食品安全的功效。因此, 很有必要将该项制度的运作机理加以探讨, 使我们对它形成概览式的了解和把握, 从而对我国的食品安全规制有所借鉴。

一、登记检查机关制度的产生背景

(一) 行政改革、规制缓和提供了外在契机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以“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为主题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浪潮席卷欧美各国。一向以讲求效率闻名于世的日本, 自当不肯“甘为人后”。受“新公共管理运动”浪潮的影响, 行政改革、规制缓和的呼声在日本国内日渐高涨。而在实际的行政运作中也确实存在诸多亟待改进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组织, 包括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特殊法人等难以及时回应日新月异的社会需求和纷繁复杂的新兴行政事务, “规制失灵”的局面不断凸显。于是, 从发挥“民间活力”的观点出发, 在重新审视国家干预的潮流中, 各种行政事务在保持其行政的性质即公共性的状态下让民间来承担的现象有所增加。[2]271

由民间发起设立的民间法人来承担行政职能、完成行政事务的现象在日本被称之为“私人行政”。这种现象与德国的私人行政现象相类似或者说存在相对应的法律现象。[2]286而在日本的现行法上, 私人行政的行为方式主要存在两种类型。有学者认为, 现行法采用的以某种形式使私人完成行政事务的方式主要有委托制度和指定机关制度。[2]286较之于委托制度, 指定机关制度的应用则更为广泛。日本诸多的行政法律都引入了指定机关制度, 本文探讨的食品安全规制领域也不例外。日本《食品卫生法》在1972年6月的修改中将指定机关制度“收至麾下”, 创设了“指定检查机关”制度。随着历史演进, 后来改成了“登记检查机关”[1]144, 而这一名称也一直沿用至今。

(二) 市民社会的成熟、民间组织力量的完备保证了内在供给

前文谈到, 登记检查机关原本是民间法人。因此, 如果说“行政改革”、“规制缓和”为登记检查机关制度的创设提供了外在契机, 那么, 市民社会的发达以及民间组织力量的完备则支撑了制度运行的内在供给。而市民社会是否发达、民间组织力量雄厚与否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该国是否实行地方自治。众所周知, 日本是一个践行央地分权、地方自治的国家。纵向分权的治理模式有利于增强地方参与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更有利于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日本的民间组织尽管数目庞杂, 但是运行规范、制度健全、组织成员素质普遍较高。它们为丰富民众生活、解决民众生活困难、促进日本社会更加多元与和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在很大程度上, 民间组织成为了日本政府不可或缺的力量。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 民间组织在灾后救援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最好的例证。鉴于登记检查机关是从民间法人中选取, 而且在获得委任后还要担当行政职能, 因此, 对于民间法人的资质要求非常严格。然而, 民间组织力量的完备为获得委任的民间法人很好地承担行政职能、顺利地完成行政事务提供了保证。

二、登记检查机关制度之理论界定

在行政改革、规制缓和的背景下, 依托成熟的市民社会和完备的民间组织力量, 登记检查机关制度得以产生并很好地担负起节约行政成本、保障食品安全的重任。那么, 何谓“登记检查机关”, 它的法律性质和地位又如何呢?这里有必要对登记检查机关的概念、法律性质等作进一步的界定和阐释。

(一) “登记检查机关”概念释义

如上所述, 登记检查机关是由指定检查机关演变而来, 为了更好地理解登记检查机关的内涵, 有必要对指定检查机关予以描说。按照从事事务的种类, 指定机关可以划分为指定考试机关、指定证明机关、指定检查机关、指定检定机关等等。[2]287-288从划分的依据, 我们可以大概得知指定检查机关的任务在于“检查”, 而在“检查”之前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行政厅的“指定”[1]133-144

(二) “登记检查机关”的法律定性

在对登记检查机关的概念进行了释义之后, 我们有必要对其法律性质予以界定, 以加强对于这一概念的确切理解, 进而引起人们关注和思考基于登记检查机关制度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行政法上的难题。对于登记检查机关的法律性质, 我们应当考虑从它的权限取得方式、日本现行法律对其适用的规定等方面进行综合权衡, 从而作出界定。

从权限取得方式来看, 登记检查机关的权限来自厚生劳动大臣的授予、委任, 但这里的“委任”不同于中国行政法学上所说的“委托”, [2]中文版序, 3因此, 不可将其定性为我国行政法上的“受委托组织”。

就日本现行法律的规定而言, 日本的《行政组织法》规定的行政主体包括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以及特殊法人等, 而没有将“指定机关”纳入行政主体范围。基于此点的理解, 登记检查机关不可以做出行政处分[2]318而指定机关处理的事务中, 对于有可能构成处分的决定、登记及其他活动, 可依据《行政不服审查法》, 向监督行政厅提出审查请求。[2]304此外, 指定机关的处分还可以成为诉讼的对象。而对于登记检查机关制度, 日本《食品卫生法》第40条第2款规定, 登记检查机关中从事产品检查业务或委托事务的负责人和职员, 在适用《刑法》以及其他罚则时, 视为依法令从事公务活动的职员。[1]251

综上所述, 登记检查机关虽然没有被《行政组织法》定性为传统意义上的行政主体, 然而, 却可以做出行政处分, 适用行政程序, 受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监督。因此, 在这里我们将登记检查机关的性质界定为:可以承担包括行政处分权限在内的行政作用的“功能性行政组织”。[2]311

(三) 与我国行政法上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之比较

作为“功能性行政组织”的登记检查机关与我国行政法上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之间既有共通之处, 又有不同点。共通之处:权限方面, 都可以承担行政职能, 行使公共权力;监督层面, 都适用行政程序, 接受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监督。不同之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行政权限直接来源于我国法律的授权, 而登记检查机关的行政权限则是厚生劳动大臣的委任;在权力行使过程中, 登记检查机关必须接受厚生劳动大臣的指导和监督, 比如要向其报告业务状况、接受检查等, 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则不会受到同样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的无端侵扰和横加干预。

三、登记检查机关的职责权限

赋予和明确登记检查机关的职责权限是登记检查机关得以发挥检查监督市场、保障食品安全功效的前提条件。在经过厚生劳动大臣的委任后, 登记检查机关就具备了行使行政权限的资格条件。在食品安全规制中, 登记检查机关的权限承继了指定检查机关的“检查”业务。登记检查机关的业务范围并不大, 主要限于对食品、添加剂、器皿和容器包装做试验, 看其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1]144而登记检查机关在执行检查职权时, 可以向受检查的企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这些手续费可以作为登记检查机关的收入。

尽管业务范围有限, 但是登记检查机关很好地运用了自身原初“民间法人”的独特优势, 比如灵活性、能动性等, 从而节约了公共资源, 减轻了行政负担, 也为政府能够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抽身出来提供了可能。

四、对登记检查机关的法律规制

把行政事务委任给本是民间法人的这类组织, 使其承担官方的或者公共性的职能, 这既可以说是其特征, 同时也正是此特征引发了各种问题。[2]271而登记检查机关作为接受委任而承担公共职能、完成行政事务的典型代表, 它的产生和运行也确实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登记检查机关行使的是“公权力”, 而这种“公权力”常常会以“行政处分”的方式对行政相对人的切身权益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 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因此, 应当将登记检查机关制度置于法的统制之下, 由法律加以确认并进行必要的规制。对登记检查机关的规制应当是全面性的, 主要从民间法人资质的适格、机关的组织构成、法定义务的履行、运行程序的规范以及责任的承担等方面进行有效规制。

(一) 主体规制:资质适格

一般的民间法人若要步入“登记检查机关”的行列, 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 具备适格的资质。具体而言:设置完成检查业务的场所 (事务所) ;购置产品检查所需的各种特定机械器具以及其他设备;配置特定的职员, 职员必须具有相关的知识经验, 熟知产品检查业务流程;在从事“检查”业务以外的业务时, 不得影响“检查”业务的公正性和中立性。除此之外, 日本《食品卫生法》还通过列举不适格的条款, 来将一些不适格的民间法人排除在外。比如, 某民间法人或其负责人因为违反《食品卫生法》而被处以罚金以上刑, 自执行完毕或不再执行之日起未超过两年的不可以获准登记。[1]248-249

(二) 组织规制:事前许可

登记检查机关的负责人及其职员是行使检查权限、完成检查业务的载体。所以, 机关的人员资质是否适格、组织构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将直接影响食品检查业务能否顺利完成。因此, 对于机关组织的规制确有必要。如上所述, 登记检查机关的负责人及其职员必须符合适格的资质, 而法律所规定的资质要求都是实体性条件。除了实体上的规制之外, 程序上的限制也必不可少。作为对指定机关的组织上的规制, 法律规定指定机关的负责人或特定职员的选任及解任都要得到主管大臣的认可。[2]302虽然, 日本《食品卫生法》并未明确规定, 登记检查机关的负责人及其职员的选任及解任都要得到主管大臣的认可。但是, 日本《食品卫生法施行规则》却将“负责人及其职员的选任及解任”作为登记检查机关的业务规程事项。登记检查机关必须将包括负责人及其职员的选任、解任事宜等业务规程向厚生劳动大臣提交申请并获得许可。

(三) 义务规制 :多重义务

马克思有言:“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对于登记检查机关而言, 同样如此。登记检查机关在享有检查权限的同时, 必须履行法律设定的义务, 以此来督促其合理有效地监督检查市场, 从而保障食品安全。日本《食品安全基本法》和《食品卫生法施行规则》都给登记检查机关设定了相关义务。

1.实施和完成检查业务的义务。

基于厚生劳动大臣的委任而获得检查权限的登记检查机关, 不仅有义务实施和完成检查业务, 而且, 必须公正地、用符合厚生劳动省令所规定之技术标准的方法进行产品检查。[1]250

2.申请批准、申报许可的义务。

登记检查机关, 一方面, 在检查事务的中止、废止方面受到限制, 很多情况下, 在中止、废止时需要向厚生劳动大臣申请批准。否则, 登记检查机关不得擅自中止、废止检查事务。另外, 登记检查机关的名称、事业所的变更, 在很多情况下, 要得到厚生劳动大臣的批准要求进行申报。[2]302

3.机关负责人和职员的忠实、保密义务。

在食品安全规制领域, 登记检查机关的负责人及其职员在行使检查权限时, 势必会涉及到相关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 尤其是关于食品行业的商业秘密。因此, 作为承担公共职能者的机关负责人及其职员应当恪守忠实、保密义务, 不得泄露所知晓的秘密, 否则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4.备置账簿等义务。

为了达到正常、有序、有效的运转效果, 任何一家正规的企业或机构, 在其日常运营过程中都会致力于形成和打造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合理有序的工作流程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 登记检查机关也应力求做到检查业务流程的规范化。基于检查监督市场的考虑, 也为了便于接受厚生劳动大臣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登记检查机关有义务备齐账簿, 并对特定事项进行记载。[2]302譬如, 应当认真制作本机关的财产目录、文件, 详细记载与检查业务相关的各种必要事项等。

(四) 程序规制:双重监督

1.法律监督。

虽然, 日本的《行政组织法》未将登记检查机关定性为“行政主体”, 但是, 登记检查机关能够享有和行使对行政相对人造成实质影响的行政处分权限, 却是不争的事实。有鉴于此, 日本的《行政程序法》将登记检查机关纳入自身的统制范围。于是, 和其他传统意义上的行政主体一样, 登记检查机关适用行政程序法, 受到行政程序相关原则和制度的规范和约束。然而, 对于作为行政程序基本原则之一的行政公开原则是否适用于登记检查机关, 尚存争议。由于登记检查机关不是通常的行政机关, 加之对它的讨论没有得以充分认识等原因, [2]330目前, 日本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尚未将其作为信息公开的对象机关。

2.行政监督。

除了受到《行政程序法》的调整, 登记检查机关还需要接受原权限厅即厚生劳动省主管大臣的指导和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在登记检查机关的业务运营违背规定时, 厚生劳动大臣可命令其修改;不符合指定标准时, 可以命令其采取必要措施以符合指定标准;[2]303根据法定条件, 厚生劳动大臣还可以取消登记检查机关的登记或命令其在一定期间内停止或部分停止产品检查的业务;此外, 厚生劳动大臣在执法的必要限度内, 可要求登记检查机关报告其业务或财会状况, 其职员可进入事务所进行检查等。[1]253虽然, 这些指导和监督方式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但是, 厚生劳动大臣在做出不利的决定时, 会征询利害关系人的相关意见。

(五) 责任规制:行政救济

责任规制, 主要是指行政相对人针对登记检查机关所作的行政处分不服可以寻求行政救济, 比如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然而, 日本的《食品卫生法》没有对是否允许行政救济做出明确规定。在这个问题上, 日本行政和司法实践中的通行做法是:如果对“指定机关处分的不服是否可以提起复议和诉讼”没有明确规定, 只能从该指定机关活动的实质出发判断其处分的性质, 依据权限的内容进行个别判断。[2]319

五、结语

作为“私人行政”现象的典型代表, 登记检查机关制度在日本食品安全规制领域得以产生并发挥效用, 尤其是在减轻行政负担、节约行政资源方面成效显著。然而, 与此同时, 它也给行政法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与挑战。诸多问题中, 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适用于行政主体的法律原则、理念和价值是否也同样完全适用于原本是“民间法人”的登记检查机关, 厚生劳动省与登记检查机关之间又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对于这些根本性问题的回答, 在日本的行政法学界尚未明朗。而行政立法的规定也不尽一致。面对如此情势, 作为法治发达的国度, 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的行政法学研习者必定继续深入探究以登记检查机关为代表的所有与“私人行政”相关的理论创设和制度改进, 以期尽快达成共识, 促进立法的完善。而登记检查机关制度的日臻成熟, 对于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借鉴也是大有裨益的。

摘要：作为日本食品安全规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登记检查机关制度在减轻行政负担、提升行政效率、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起到了独到的作用。登记检查机关必须经过厚生劳动省主管大臣的指定, 才可以承担行政职能, 完成行政任务。在日本行政法上, 该机关被称为“功能性行政组织”, 没有被定性为传统意义上的行政主体, 然而, 它却可以作出行政处分。因此, 有必要将其置于法的统制之下, 由法律加以确认并进行必要的规制。对登记检查机关的规制应当是全面性的, 主要从主体、组织、义务、程序、责任等方面展开。

关键词：食品安全,登记检查机关,行政组织

参考文献

[1]王贵松.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9.

[2][日]米丸恒治.私人行政——法的统制的比较研究[M].洪英, 王丹红, 凌维慈,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3]胡澎.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民间组织的作用[J].博览群书, 2010 (7) :13.

对日本食品安全规制 篇2

第一，该书按照规范的规制改革分析框架，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规制改革，避免了对外文资料的简单编译，提高了著作整体的深度。规制改革涉及面较广，单方面的研究会使读者产生误解，给人一种盲人摸象的感觉。为了避免片面性，该书按照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研究角度，从产权改革、治理机制、分析模式、竞争措施、价格规制、规制机构等多个方面对日本规制改革进行了系统研究。

第二，该书拓展了规制改革的研究范围。与关于规制改革的现有研究相比，该书增加了对日本规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与影响因素的分析和规制影响分析，从而将对FI本规制改革的研究向前（规制改革制度是如何设计和实施的）和向后（如何分析规制改革带来的影响）各延伸了一步，提高了著作整体的系统性和纵深度。可以说规制改革的落实与否与规制改革的内容设计同等重要，所以将规制改革的研究范围扩展至制度设计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至于规制影响分析，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但是OECD早在1997年就已经建议政府要对现存或即将公布的规制之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目的在于提高政府规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透明性和客观性，履行对国民和相关利益团体的说明义务，从而达到提高规制效果的最终目的。因此系统研究日本规制的影响因素，对我国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该书论证了规制改革与竞争政策等配套措施同时并行的必要性。放松进入规制后，在位企业总是试图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打压新进入企业，因此为确保公平竞争和形成有效竞争，反垄断措施必须跟进。以日本电信产业的互联互通谈判为例，在改革之初，在位的N17、首先是拒绝、然后是拖延与新进入企业的互联互通谈判，再而又单方面制定不合理的接入价格，极大地阻碍了日本电信领域的规制改革进程。面对这些问题，日本政府意识到了规制改革中竞争政策的重要性，于是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制定了《电信领域竞争指南》，负责电信领域规制改革的总务省制定了《电信市场竞争评价制度》、《公平竞争保证制度》等，以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

该书中一些研究结论对于我国进一步深化规制改革具有较为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以日本《特定通信设备制度》为例，根据该规定，凡是被列入该制度的NTT硬件设备，其它电信企业都可以以政府设定的价格租用，日本通过公平竞争保证制度，对纳入《特定通信设备制度》的设备的范围实施动态调整和多样化规制方式，以确保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和中立性。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设备竞争与服务竞争的问题。适用于所有具有网络瓶颈设施的行业，因此说日本的实际做法对我国进一步深化电信、电力等领域的规制改革具有参考价值。

对日本食品安全规制 篇3

食品标签规制现状

中国食品标签规制现状

现今实行的法律为2009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此项法律中包含有关食品标签的强制性规定, 其中第四十二条明文规定预包装食品上应当有标签, 且标签应当标明规定内容。我国相继修订和修改的有关食品标签法规和标准主要有:《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2011)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2011) , 其他的标签标准还有《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通则》 (GB 13432—2004) 《保健 (功能) 食品通用标准》 (GB 16740—1997) , 以及农业部发布的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等使用规范等。

于2013年3月22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SFDA) 改名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CFDA) , 就此我国食品安全规制“九龙治水”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混乱局面结束。改革后的规制部门明确了与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安部几个主要相关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分工。食品安全规制主体变得精简、统一, 管理职能相较过去集中、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对食品标签规制起到积极的作用。

美国食品标签规制现状

美国食品标签的通用法规标准主要是《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以及《美国联邦法规》两项法规, 还有其他涉及食品标签的法规如《食品过敏原标签和消费者保护法》 (2004) 《合理包装和标签法》 (1966) 《营养标签和教育法》 (1990) 《膳食补充剂健康和教育法》 (1994) 等。美国联邦食品法规第二十一章第10l部分中的食品标签的相关内容是美国食品标签法规的实施细则, 其中对食品标签有着详细的说明、解释。

美国按照食品类别对食品标签进行分工监管, 食品标签监管涉及多个政府部门。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不断修订、完善和更新食品营养标签标注的法律法规, 使食品标签相关法规能够符合现今社会和人民生活发展的需求, 使之能够在最大程度确保消费者的饮食健康, 美国食品标签规制主体中的主要监管部门包括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食品药品管理局、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等。

日本食品标签规制现状

日本现行食品标识制度中规制义务标识内容的法律主要有三部, 分别是《农林物资规格化及品质标识适当化法律》、及以保护国民身心健康为目的的法律《食品卫生法》和以确保公平竞争, 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不当景品类及不当标识防止法》。

公正交易委员会、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在实行合作机制以确保食品标识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同时, 也加大了对违反食品标识制度的监督和处罚力度。其分别根据《不当景品类及不当标识防止法》《食品卫生法》《农林物资规格化及品质标识适当化法律》的相关规定, 制订了各自的监督和处罚机制。

三国食品标签规制对比分析

基本标识内容

见表1

在食品标签问题上, 美国先于其他国家采用了食品营养标签标识制度, 食品生产商一旦食品标签相关条例, 便会面临严厉处罚以及高额罚款, 其严格的食品标准法规为现今美国的食品安全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日本, 公正交易委员会、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在实行合作机制以确保食品标识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同时, 也加大了对违反食品标识制度的监督和处罚力度。其分别根据《不当景品类及不当标识防止法》《食品卫生法》《农林物资规格化及品质标识适当化法律》的相关规定, 制订了各自的监督和处罚机制。

过敏源标识管理

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与美、日食品标签的过敏源标识表述略有差异但种类基本相同。但针对过敏源标识的要求则有所差异, 其中包含强制性标识以及非强制性标识的规定。日本对过敏物质分为义务标识和任意标识, 日本《食品卫生法》中规定的过敏物质:小麦、荞面、乳类、蛋、花生等五类食品为义务标识的范围。美国有专门的过敏源标签的法律, 对主要食品过敏源进行强制性的标识, 保护消费者权益。

强制生产厂家对食品标签对基本过敏源标识, 可避免有对以上六类有过敏史的消费者, 因对产品信息不了解而误食产生的过敏症状, 影响正常生活、甚至威胁生命安全。因此, 我国食品相关研究部门还应当着重力度在过敏源检测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 在食品生产中食品生产厂家能否做好致敏物交叉混入的管理, 以及能否对食品中所含致敏源做到正确标注都是风险管理的关键所在, 同时也是预防食品安全危机的重要保证之一。

完善我国食品标签规制的措施建议

完善法律体系

相对于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 都对食品营养标签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而我国则缺少单独的针对食品营养标签标准及法律。虽然有涉及食品营养的法律和相关食品标签标准条例, 但对于规范市场的可操作性差。市场上销售的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标识率较低;缺乏规范和统一的标准的食品营养成分测定方法, 这就给食品营养标签的监管带来了困难。因此, 应该快速修订并实施相关法律法规, 统一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和营养成分测定的技术文件。制定涵盖种类全面的食品的标准体系及法律法规, 从而使个别有鲜明特点的食品有更为适合的食品标识。

提高处罚力度

完善食品标签规制中的监管部分, 对生产及销售领域的食品标签进行统一的监督管理, 建立各个企业的食品标签历史样本和近期样本的管理系统。监管部门对企业实际销售食品的食品标签与先前在管理部门批准内容不相符的, 必须给予严厉的处罚。加重处罚力度就意味着生产者的违规成本变大, 企图通过不良手段获得更大利益的生产者在高额的处罚金或其他重罚之下也会遵守各项法规标准进行生产活动。食品行业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让人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是食品行业政府规制的主要目标, 在制定合理标准的情况下, 处罚是保证各项标准有效遵守和法律的强制力的有效手段。在高额的违规成本之下, 逐渐形成一个安全规范的食品生产环境。

完善规制机构的各项职能

对日本食品安全规制 篇4

【关键词】日本老年福利设施；中国老人；安全管理；启示

【中图分类号】R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2）08-0577-02

当今世界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我国更是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期。老年人因其生理机能衰退和疾病等原因，导致发生跌倒等安全问题日益严重，据统计，每年会有1/3的老年人（65岁以上）发生跌倒事件，直接医疗费用在50亿元人民币以上[1]，因此，老年人的安全管理问题成为家庭和社会亟待考虑的问题。笔者于2011年10月有幸参加了“第三届江西省老年介护师资培训班”的赴日研修学习，开扩了眼界，通过参观日本冈山旭川莊敬老园，目睹了日本老年福利设施的先进性与安全性，了解了老年人的“家庭式”养老生活，感到值得借鉴，特此介绍并提出几点思考。

1 日本旭川莊老年福利设施介绍

1.1 旭川莊概况

冈山位于日本东南部，是个富有田园风光的美丽城市。社会福祉法人旭川莊，是由小儿科医生川崎祐宣先生于1957年4月创建成立的，现已有54年历史，是一所具有80个介护福利设施和民间福利事业的“医疗福利一体化机构”，从幼儿（如：旭川儿童院）到老年人（如：旭川敬老园）都可以利用，开展老年认知症、生活自理能力障碍、高龄老人及在宅服务等各种利用设施及专业化的服务；“敬天爱人”是其精神和服务宗旨。

1.2 旭川莊敬老园老年福利设施亮点

1.2.1“家庭式”结构布局

旭川莊敬老园将“家庭式”布局取代了传统的“宾馆式” 结构布局，即每层楼由南、北各两个大家庭单元组成，每家有8个单间，供8位老人居住，每个房间内设置有一张可遥控的升降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个洗漱水池（坐轮椅可使用）。每个单元家庭的8位老人共用一个大客厅、餐厅、厨房及三-四个厕所，南北两面的两大家各共用一个大浴室和一个小浴室。每层楼四家中间有一个大的活动休闲娱乐空间，可供老人们进行插花、娱乐、锻炼等群体活动。每个家庭单元配备了3-4名工作人员，其中介护士2名[2]。

1.2.2 无障碍设施环境建设

（1）室外环境建设 为了让老人能充分接触大自然，多接受阳光和新鲜空气，旭川莊在建筑选址上可谓别具匠心，四周青山绿水，空气清新，坐在房间放眼远眺，顿觉心旷神怡。户外道路人车分流，地面干净，宽畅与园区各出入口衔接无缝，无门槛，有台阶处均设有防滑坡道及扶手，坡度平坦合理，便于老人及轮椅的行走通过。

（2）室内环境建设 一进入园区内，各通道场所宽畅明亮，无杂物堆放，沿途墙边均设有高矮合适的扶手方便老人的移行，上下楼均有老人专用电梯，电梯内有老人专用操作盘，上有升降按键及电话报警灯等安全呼叫装置。老人居住的房间南北朝向，采光通风，有益身心健康。考虑到老人的记忆力，方向辨别能力差，所以每个人的房间门口、各转弯处及厕所等处均安装了各具特色的彩色照片等标志物，以便帮助老人识别和记住。考虑到老年人身高缩短及坐轮椅的需要，室内家具、开关等均降低了安装高度，伸手可及。室内所有家具没有棱角，以免老人磕碰受伤，考虑到老年人上厕所的安全，便器均以坐式为主，浴盆、坐便器四周均安装了各式扶手和紧急呼叫装置，防止老人跌倒及应对意外事件。

2 我国老年人跌倒及安全管理现状

2.1 跌倒流行状况 据统计，跌倒是我国伤害死亡的第四位原因，而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则为首位。2006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跌倒死亡率男性为49.56/10万，女性为52.80/10万[1]。，且跌倒发生率与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升高。跌倒除了导致老年人死亡外，还导致大量残疾，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2.2 我国老年人安全管理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人口结构的转型，导致我国老龄化呈现持续加剧态势，家庭小型化、少子化、“空巢”化，加上中国的传统观念导致了我国老年人是以家庭自助养老为主，社区邻里共助养老为辅，政府、社会、机构公助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格局，而现代家庭“4.2.1”结构的日趋增多使其承担照顾老人的能力越来越弱，老年人防跌倒等安全管理问题因此日趋突显，亟待社会家庭的重视与解决。

3安全管理啟示

3.1 加强老人的安全评估

3.1.1 身体评估 主要包括：年龄、有无跌倒史、生理机能状况、疾病史、服药史等。

3.1.2 居家环境评估 不适宜的居家环境因素是导致跌倒的重要因素之一。老年人居家环境致跌倒的危险因素评估主要包括：1地面是否平整？2出入口及通道是否通畅？3卫生间及浴室有无扶手等借力设施？4居室灯光是否合适？有无夜间照明设施，有无紧急呼叫设施？5家居摆设是否高短合适？6居住楼层是否过高？居室是否有障碍物等安全隐患？

3.1.3 防跌倒评估测试 以下四种测试方法是日本理学疗法士用于老年人是否容易跌倒的常用评估方法，即简单易学又科学实用，值得借鉴。

（1）两步跨越幅测试法(不分男女) 用最大的步伐连走两步,然后测量足尖到足尖的两步长距离,除以身高长,（均以米为单位）,得出的数值如≥1.0为正常，如﹤1.0则老人容易跌倒，单独外出就有危险。在日本此测定法既简单,又可信，被老年机构作为评估方法经常应用。

（2）功能前伸试验(分男女三个年龄段) 双脚平行并拢站立,一手伸直,与肩膀平行,身体站在一手伸直的距离,脚不动手尽量往前伸,看手伸出的距离,正常值，男性：20～40岁为42～47cm，41～69岁为37～42cm，70～87岁为32～37cm；女性：20～40岁为37～42cm，41～69岁为34～40cm，70～87岁为25～35cm，如＜15CM则有跌倒风险存在。

（3）“起立-行走”计时测试 座椅上坐好,双脚与椅子成90°角,站起立走三米的距离,再反身走三米距离,走的速度与平时走路速度一样,然后坐回椅子上,计算时间,如结果＜20秒为正常,超过20秒表示身体不稳，易跌倒。

（4）单腿站立测试法 主要是测试一个人的平衡性，方法是单腿睁眼站立达30秒及单腿闭眼站立达30秒，如在50岁前不达标的均属异常，老年人则作为测试平衡能力的参考指标。

3.2 安全管理对策

3.2.1 加强宣传教育，增强防跌倒意识，强身健体：社区要通过海报、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加强老人及家属对防跌倒的重视以及对防跌倒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学习，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同时老年人自身要强身健体，合理用药，从而减少跌倒的发生。

3.2.2 提供安全家居环境：全国调查显示，老年人的跌倒有一半以上是在家中发生的，因此家庭内部的安全防范管理非常重要[1]。家居环境的改善和家庭成员的良好护理可以很有效地减少老年人跌倒的发生。

（1）家居环境建设应坚持无障碍观念和安全观念：移走可能影响老人活动的障碍物；将常用的物品放在老年人方便取用的高度和地方；尽量避免地面的高低不平，合理安排室内家具高度和位置，日用品固定摆放在方便取放的位置，使老年人熟悉生活空间。

卫生间是老年人活动最为频繁的场所，也是最容易受伤的地方，因此建议卫生间的地面应防滑，保持干燥；

老年人对于照明度的要求比年轻人要高2～3倍，因此家中照明，应室内光线充足、柔和、这对于预防老年人跌倒很重要。

3.2.3 调整生活方式：老年人可以根据评估结果，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规避或消除环境中的危险因素。如日常生活起居做到“3个30s”，即醒后30s再起床，起床后30s再站立，站立后30s再行走。走路尽量慢走；避免去人多及湿滑的地方；使用交通工具时，应等车辆停稳后再上下；尽量不要在家里登高取物；

3.2.4 改善个人生活：为老人挑选适宜的衣物和合适的防滑鞋具；衣服要舒适，鞋子要合适。行动不便者要帮助选择合适安全的辅助工具，如助行器、拐杖等。

3.2.5 心理干预：从心理上多关心老年人，保持家庭和睦，给老年人创造和谐快乐的生活状态，帮助老年人消除如跌倒恐惧症等心理障碍。

3.2.6 社会干预与支持：在社会公共设施建设以及养老机构建设时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群的生理特点，关注社会公共环境安全，及时消除室外环境可能导致老年人跌倒的各种危险因素。

4 结语

综上所述，老年人防跌倒安全管理问题，重要的在于全面、细致的评估和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消除各种引起跌倒危险因素的存在，同时它还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公共卫生部门的强化管理；需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个性化指导；需要家庭子女对居家设施改造建设的密切配合；更需要老年人的主动参与和全面落实，在老人、家属、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有效防止跌倒等意外事件的发生，保障老年人的安全，维护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衛生部《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M].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编，2011-9-6.

对日本食品安全规制 篇5

然而,经过若干年的发展至今,不可否认宪法所表达的理念和现实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由于对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具体法律制度的缺失而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加剧,强制征收征用导致的私有财产受到侵犯等。如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法律层面进行规制,除了充分把握我国现实情况之外,正确了解其他国家法律法规的渊源、结构及其适用规则也是十分必要的。

经济自由、精神自由和人身自由是近代宪法所公认的基本人权,战后日本宪法也同样吸取了以上基本人权的内容,明确了权力分立和人权保障的规范,并成为亚洲各国宪政发展的样板之一。根据日本国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财产权的内容应由法律规定,内容需适合于公共福祉;私有财产在正当的补偿下可收归国家。由于两国社会制度的差异,自然有各自不同性质的财产权利,对作为财产权客体的财物种类的限制也不尽相同。但是从条文表达的内容上看,其与我国宪法中对财产权的规制仍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笔者拟通过分析日本宪法第29条有关财产权规定的内涵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以期在探讨我国宪法关于对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方面得到若干启示。

一、从立宪主义财产观看日本宪法第29条的由来

所谓财产权是指具有财产价值的所有权利的总称,例如所有权、债权、著作权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财产权的起源,向来有以洛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财产观”和以卢梭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财产观”两种对立的看法。前者强调的是财产权的自然权属性,认为每个人对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获得的成果有当然享受的权利。后者则否定了财产权的自然权属性,认为可以基于法律来调整财产秩序。

财产权的保障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为近代市民社会所强烈要求的宪法价值之一。其中,影响近代的立宪主义宪法思想就出自于洛克的“资产阶级财产观”,换言之,洛克认为:生命、自由、财产皆为与生俱来、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其中财产权既不受身份的拘束,也不受特权的牵绊,完全可以将意识附加在生产物上,并基于自由意思处分自己的生产物。(2)这种主张产生于当时生产方式与劳动还没有完全分离的社会背景之下。在那个时代,如果通过自己的劳动而取得的财产作为不可侵犯的权利而获得保障的话,就能同时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利。由此,尊崇自由主义的近代立宪主义宪法法典对“财产权不可侵犯”的规定可以说具有夸张的意味,这在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中就有突出表现。(3)而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的宪法性文件也无一例外的体现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一思想。(4)当然这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对私有财产的绝对追求,尚未体会和掌握到由财产权转化成的政治权力的必然结果。

与此相对,卢梭否认人的财产权同生命和自由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认为财产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经过因社会契约而建立的政治共同体全体人民的公认,并由法律加以规定才确立起来的。(2)卢梭的“社会主义财产观”自产生之初即受到众多批判,但它却并没有轻易从历史中消逝,尤其是到后来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扩大,近代立宪主义所提倡的“自由”与“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弊端开始显现,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所有权过分扩张,造成了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由此出现了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问题,使社会秩序陷于不安。于是人们开始反思个人主义所有权思想,在19世纪初,个人主义衰退团体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主张“社会责任”“福祉国家”“对财产权的限制”等现代立宪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流,使公权力对财产权的规制开始有所增加,并发展到常态化。例如1919年《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款规定“所有权伴随着义务而存在,其行使应同时为公共福祉服务”。这也是对所有权进行限制的最早的立法。后来的德国基本法也在标榜社会国家理念的基础上,主张对产业进行国有化,从而进一步接近理想国的状态。受其影响,之后的日本宪法同样体现了对私有财产权从绝对保护到侧重于社会福祉相适应的相对保护的变化过程,这些都展现了财产权从19世纪的“不可侵犯性”到20世纪的适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演变趋势,其中必然包含了现代立宪主义所必需的要素,即伴随着社会连带主义思想的发展,财产权应受到社会的限制。

由此可见,现代立宪主义的出发点,与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原因在于,所谓现代立宪主义是步入正义之国的必经之路,而这个国家则能够积极保障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况且创造财富和实现经济的平等也不应该是对立的。如果要探讨现代立宪主义宪法应有的状态,那就应该是国家重视平等胜过重视自由。若用政治学用语来表述现代立宪主义那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但是通常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要实现平等,最大的障碍就是财产权。因此,如何对财产权进行适当的保障和制约则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而日本宪法第29条正是在上述思潮的背景下制定并发展适用起来的。

日本宪法第29条向来是最有争议的条款之一,其规定如下:

若要对上述条文进行分析,那么对各项条款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必不可少。关于日本宪法第29条的结构,首先,第1款以宣言的形式规定了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在第2款中又明确了不可侵犯性受“公共福祉”的制约,除此之外,第3款是以损失补偿为前提,对为了达成公共目的而对私有财产进行征用的限制。也就是说,第1款和第3款,特别是第1款,与法国人权宣言的表述大致相同,体现了近代立宪主义中“财产权不可侵犯”的思想。而第2款则传承《魏玛宪法》的基本立场表现了现代社会国家对财产权的制约。由此可见,日本宪法第29条兼有历史与现代的复合性质,同时侧重于现代立宪主义所提倡的社会国家的立场,因此对其结构的理解理应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下面,就分别从财产权的保障、规制与补偿这三个方面对第29条的内容进行探讨。

二、对财产权进行保障的意义

从日本宪法第29条第1款规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可以看出,“不可侵犯”这种表述残存了自然权思想,其主要包含两层意思,即对个人现有的具体财产权的保障和对私有财产制度的保障。

首先,关于对个人现有的具体财产权的保障意味着国家不能剥夺公民个人现有的财产权,也就是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对各自享有的财产权有自由使用支配等权利。而且这里的保障同时也包含了契约自由等经济活动自由方面的内容。

其次,对私有财产制度的保障即把财产权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来进行保障,其主要是保障规定公民个人能享有财产权的法律制度的存在。原本,财产权就是以一定法律制度的存在为前提所成立的权利,并且日本宪法对于财产权的保障不仅包括公民个人所有的具体财产权,也包括使财产权的享有具有正当性的法律制度。因此,当把对财产权的保障理解为对私有财产制度的保障时,这个制度的核心部分即使是基于法律也不能被侵犯。关于对私有财产的核心内容,学术界有多种理解,以往大多数学者认为,如果把私有财产制的核心理解为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向社会主义转变则必然要修改宪法。不过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私有财产制的核心其实在于人们对为了经营生活所必要的物质资料的享有,只要不侵犯这个内容,即使不进行宪法修改,社会化也是有可能的。(5)

另外,在关于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中,直接认为宪法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看法越来越少,笔者认为私有财产制度并不必然代表资本主义,将日本宪法第29条应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保障上,这样的解释论也是不恰当的。

三、对财产权进行制约的必要性

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肯定了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可以对财产权进行制约。之所以认同宪法对财产权的大幅度制约主要意在消除社会贫富差距,救济经济上的弱者。在日本宪法第29条第2款“财产权的内容要符合公共福祉”的规定中,即明确了法律所保障的财产权要受到“公共福祉”的制约。

所谓“公共福祉”的制约,根据规制目的的不同分为两种类型,即积极目的的规制(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与福祉国家理念的政策性制约)和消极目的的规制(维持社会生活中的公共秩序与安全,防止侵害他人生命、健康等的内在制约)。(6)例如在反垄断法中对私人垄断的禁止,在农地法中为了保护耕作者所实施的规制,在城市规划法中对土地利用的规制,在文化保护法中为保护文化财产而进行的规制,以及在环境保护法中为了保全生态环境而进行的规制等都属于积极目的的规制。再例如日常生活中,为了避免灾害或尽量使灾害降到最小限度而在消防法中对建筑物建筑标准的规制,为了防止对人们生命、健康的危害而在食品卫生法中对食品利用的规制等即属于消极目的的规制。

财产权的行使既要服从积极目的的规制,又要服从消极目的的规制。换句话说,财产权的行使除了受自身内在制约以外,还应服从于立法机关为促进社会全体利益而采取的规制,这种规制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它既包括像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保护经济上的弱者等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这类积极方面的因素,又包括保障社会生活的安全,维持社会秩序这类消极方面的因素。在“森林法共有林事件”(7)判决中也提到,对财产权规制的合宪性判定标准之一在于立法的规制目的要符合公共福祉。

如前所述,财产权要受到“公共福祉”的制约。除此之外,相当数量的法律也对财产权进行了限制。既然财产权的内容由法律规制,那么这里的“法律”是否包含地方性规章条例呢?亦或地方条例能否成为制约财产权的因素呢?对此无论判例还是学说都有多种意见。一般来说,财产权成为全国性交易对象的情况相当频繁,所以应该由统一的法律进行规定。但同时,条例是由地方议会或公共团体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特别是关于那些针对地域性的特殊情况而制定的条例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若否定其对财产权的规制也是不妥当的。正如现今各地的环境公害规制条例那样,根据条例对财产权进行规制是在所谓“法律范围内”的制约下进行的,从而在事实上消除了宪法上的疑虑。代表性案例当属“奈良县水塘条例事件”。(8)在此事件中最高法院认为:条例虽然对使用堤坝的这种行使财产上的权利几乎全面禁止,但这是为了防止灾害发生而采取的必要行为,为了公共利益当然应该忍受,任何造成水塘决堤的使用行为都不在宪法、民法所保障的财产权范围之内,因此这种使用行为即使根据条例被禁止、处罚,也不与宪法及相关法律抵触。

四、对侵害财产权的征用及损失补偿

根据日本宪法第29条第3款“私有财产可以因公共目的被征收或征用,并应给与正当的补偿”的规定,以“用于公共目的”与“正当的补偿”作为前提,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限制或征用。由于“征用”具有强制性,必然使私有财产权受到侵害,因此有必要对两个前提的适用进行严格限制。那么何谓“用于公共目的”呢?通常根据狭义的理解,“为了公共目的”主要是因修建学校、医院、铁路、公路等公共设施,要求民众提供私有财产的情况。而在广义的理解中,公共设施的修建自不必说,只要是为了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无论间接直接与否都可对私有财产进行征用。(9)

如前所述,日本宪法第29条第2款明确了私有财产权的行使要受到公共福祉的制约,既然如此,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对私有财产进行征用本不需要补偿,尤其在涉及相邻关系中对私有财产权的制约,以及对财产权内在的社会性制约都无需进行补偿。但是,除此之外当征用行为使特定的个人作出了特别的牺牲时,则有对其进行补偿的必要性。这就是“特别牺牲说”。根据该学说的主张,要判断是否作出了“特别的牺牲”主要基于两个标准:首先作为形式要件看侵害行为的对象所涉及的是广大范围的群众还是特定的个人或集体;其次作为实质要件则看侵害行为是否在对财产权的内在社会制约所应忍受的限度之内,如果超出了这个忍受限度又是否达到了足以侵害财产权本质的强度。(10)通常情况下要对这两个要件进行综合考量,但是最近,大多数学者开始侧重于应该以“特别牺牲说”中的实质要件为中心来判断是否应进行补偿的主张。(11)

在对私有财产的征用过程中,补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对特定的个人来说,已做出了特别的牺牲,而这种“特别的牺牲”的强弱程度就成为补偿与否的判断标准。那么究竟何种程度的补偿才属正当呢?学界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学说,即完全补偿说与相当补偿说。

完全补偿说认为,应对所产生的全部损失予以完全的保障,并遵循该财产的市场价格来进行全额补偿。以完全补偿说的立场,“正当的补偿”即可理解为“完全补偿”。成为补偿对象的财产不仅包括其客观价值,还包含所附带的全部损失。(12)例如因修建水库大坝而对附近居民的土地和房屋进行征收征用时,除了要对土地房屋的价值进行补偿之外,还应当对居民在搬迁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进行适当补偿。

与此相对,相当补偿说认为,如果是在充分考虑到对财产的规制目的或规制必要性程度的基础上,出于某种公共利益而对该财产算定了合理的金额,那么即使此金额低于市场价格也可以被认定为“正当的补偿”。(13)这种学说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在战后日本国内的农用地改革中针对农地征收而采用的。(14)

损失补偿制度是基于平等原则,把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所产生的损失不使其仅由个人负担,而是将其转嫁为国民的一般负担为目的的制度。宪法则赋予了国民私有财产权受到侵犯的补偿请求权。因此在法治社会,尽管公权力机关的行为本身是合法的,但对公民财产权造成的侵害仍可以根据宪法追究其补偿责任。

关于补偿请求权的实现有两种途径,通常可以依据法律法规中有关补偿的条款实行,但是当在具体法律中欠缺相关的补偿规定时,则可以直接根据宪法第29条第3款请求补偿。例如在“河川附近地限制令违反事件”的判决中,最高法院认为:在发生特别牺牲的场合,即使没有关于损失补偿的规定,也可直接依据宪法第29条第3款获得补偿请求的权利。(15)

五、结语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在私有财产权受到侵害的案件中直接适用宪法,二是违宪审查。同时在此基础上广泛承认私有财产权应受到公共利益与法律的制约,从而形成了以宪法为中心,公法与私法相协调的私有财产权法律保障体系。其中关于对财产权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的解释论,以及当公民财产权受到侵害,其他法律救济手段被用尽的情况下可直接根据宪法请求补偿等内容都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今天,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与规制不能截然分开。私有财产权之所以值得保护不仅由于其具有基本人权属性,还在于其事关每个公民的经济自由,是公民能够有尊严生活的保障。对财产权进行制约也是救济经济上的弱者,缓解社会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当然以上几个方面都有必要通过宪法遵守与宪法适用来实现。

私有财产权入宪标志着我国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但是由于具体国情的差异,我国宪法的司法化尚处于较低水平,现阶段不存在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条件,因此对私有财产的保障与规制将取决于司法观念的转变,同时在具体案件的实施中将有赖于法官对宪法条款所作的司法解释。

财产权是国家民主、法治的基石,实行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就必须落实、捍卫属于每个公民的财产以及他们的财产权。没有宪法对财产权的保障与规制,就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会妨碍到经济结构的转型。正如美国宪法学者萨恩斯坦所说:“为财产权提供有力保护的宪法,能够在推进市场转型和民主法治的建设、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摘要：财产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在保障公民经济自由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宪法第29条是对财产权进行规范的条文,向来也是争议较多的条文之一。其中关于财产权的保障、规制和补偿等内容不仅从形式上构筑了法律规范的基本框架,而且从实质上保障了公民的财产权不受侵犯。文章通过分析日本宪法第29条的结构与司法实践应用,有利于明确其财产权的内涵和判例的发展趋势,这些对我国宪法中关于财产权的解释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