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规制

食品安全规制（精选12篇）

食品安全规制 篇1

一、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现状及成因

(一)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现状

食品安全是遍及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 不仅关系人类的健康生存, 而且严重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瘦肉精, 这样的问题不断出现, 危害人们的健康,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并影响到食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出口。从肉蛋奶、米面油到干货、调料, 我们已经不知道身边哪些食品是安全放心的, 食品安全问题令人担忧。

(二) 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因素

1. 化肥、农药残留与有害物质的滥用

我国每年大量或不合理地施用化肥于农作物上, 使化肥在土壤中的残留加重, 蔬菜残留的有机磷被人体吸收后, 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脏器, 严重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失常, 食品中由于药物本身的副反应或耐药性细菌种群的增长, 增加潜在安全问题。

2. 生产加工和食品原料不合格

每个厂商都以获得最大利益为目标进行生产, 食品容器、包装材料, 可能在食品加工、贮藏和经营过程中造成食品污染。我国缺乏对食品原料中有害物质的限制或尚未制定强制性标准, 使这些产品不经必要处理直接上市或供给加工, 致使其有害物质超标现象日益严重。

3. 市场秩序混乱与监管力度小

我国出现食品中毒事件和违规经营、操作后的处罚往往是罚款、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 这并不能触及违法者的根本利益, 监管和处罚不利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我国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 自身管理水平低, 群众缺乏对有害食品的抵抗力, 食品安全监管条件、手段和经费与市场运作存在不能适应的问题。

二、我国规制食品安全立法缺陷

第一, 免检制度的废除。国家质检总局制定《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在法律层级上是行政规章, 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免检制度是废止的。行政机关在有法律规定必须承担某项职责时是要作为的, 国务院部委是否有权规定其必须承担的责任免除在法理上有所欠缺, 市场经济为追求最大利润会使经营者提高技术, 但不乏一些生产经营者投机取巧。若食品免检制度废除, 必将监管职责落到实处, 就要设立专门协调机构进行监管, 人员的组成及履行职责就需要明确规制。[1]

第二,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承担。《食品安全法》第53条确立的相关规定, 政府对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安全质量负有监管的职责, 实践中政府对于一些不合格食品惩戒措施力度小, 质量安全关把握不严, 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 缺乏对缺陷产品召回的有效管理。[2]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强调的是买卖双方在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性, 缺陷产品的出现破坏了公平性, 因而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需要对不公平的交易活动进行规制。[3]

第三, 法律技术上的欠缺和操作上的不足。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企业需要承担行政、刑事或民事责任, 行政处罚决定一旦生效不能停止执行, 刑事责任追究时间较长, 民事赔偿责任程序复杂, 过程漫长, 其结果是罚款和罚金执行完毕上缴国库, 违法者可能没有可供赔偿的财产, 民事赔偿责任应按照哪一顺序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 列入普通债权还是优先顺序需要法律规制。

三、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措施

第一, 加强对食品安全问题知识的宣传, 提高人民的意识, 对食品行业的企业管理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教育和培训, 食品经营者应当强化自律意识。

第二, 明确规定《食品安全法》的赔偿金额和法律责任的承担。存在问题的有害食品本身价格少, 但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巨大, 应该以实际损失计算为基础, 采用综合性标准确定具体赔偿数额, 通过法定方式科学、合理地制定, 参考国外优秀的食品安全法规和标准, 进一步修订、补充和完善国家和地方的法规、条例。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问题食品召回应是强制性的规定, 通过监测与预警系统的实证分析, 完善系统的实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使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过程中的污染量达到最小化。[4]

第三, 完善《食品安全法》与刑法保护食品安全行为, 建立流畅的信息平台与通报制度。妥善处理行政与刑事处罚的关系, 法条竞合的关系, 法制统一与法律体系内部和谐的关系, 建立起一个系统化的保护体系, 而刑法是最后一道关口。[5]对违法行为起到应有的惩戒, 使罪刑相适应, 对危害行为起到威慑作用。在全国建立起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和事件通报处理制度, 使信息及时传递到全国, 通报违法行为。政府要提供公共信息和教育培训, 对信誉良好的企业进行宣传, 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 建立各类食品安全信息数据库, 便于公众查询。

结语

综上所述,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食品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应给予高度重视, 在审视传统食品安全法律和监管体系的基础上, 应该对这些问题有更深的认知和把握, 法律的运行效果, 直接关涉到我国公民的基本利益。食品安全法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深入到社会的程度越深, 公众的生命和健康才会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摘要：近年来, 我国食品安全案件频发, 给社会造成不良后果, 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在挑拨公众神经的同时, 引起了立法者的关注, 我国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不衔接, 法律制度操作性不强。本文立足于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评析我国规制食品安全的相关立法, 指出其存在的主要缺陷, 提出具体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缺陷,完善

参考文献

[1]李志琴, 潘云华.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缺陷和完善[J].

[2]陶丽琴.论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属性以《食品安全法》为视角[J].杭州:浙江大学.

[3]吴丽莎.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中政府责任探究[J].武汉:武汉科技大学.

[4]裴山.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立与实施指南[J].食品科学, 2003, 24 (8) :260~264.

[5]卢建平, 方翌.完善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N].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2009 (1) :67~69.

食品安全规制 篇2

――守信/失信的经济学分析

于立丁宁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中国现实经济中的广泛存在的失信现象，从经济学特别是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信用的性质，失信的种类与原因，防止失信的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从信息的角度分析信用问题是个很好的视角。

关键词：信用信息不对称信用机制信用规制

一、信用的基本概念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信用和中国经济发展”。首先，应该对会议关键词“信用”有所界定。从信用体系上说，有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狭义的信用指的是银行或金融信用，因此信用的英文词Credit又指“信贷”。1 广义的信用还有“信誉”（reputation）、“诚信”或“信任”（trust）、“声誉”（prestige）等涵义，甚至还与“道德”(moral)、“伦理”（ethics）有关。通常，人们所说的信用含义相近，但往往有所不同。本次会议的邀请函中，将会议主题译成“Trust and China’ s Economic Development”，即把“信用”译成“Trust”，也是明显的一例。

信用本身是个中性词，与其对应的褒义词是“守信”，贬义词是“失信”。守信是指信守合同、履行承诺、努力工作、不偷懒、不说谎等行为。失信则表现为说谎、违约、欺骗、赖账、造假、缺斤少两、偷懒等行为。

在涉及信用的交易活动中，行为主体至少包括双方当事人（授信方与受信方，贷款方与借款方，买方与卖方，雇主与雇员，作者与出版商，原告或被告与律师，规制者与被规制者，等等），往往构成具体的委托－代理关系，有时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不一定是单向的，也可以是交互的。

在涉及信用的交易过程中，通常要有合约（contract，或称契约、合同），但这种合约可以是正式的（有正规标准合约，甚至经过公证）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口头或默认）。一般而言，非正式合约不具法律效力，但无论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不发达国家，都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合约。而且通常是非正式合约引起更多的信用问题。

在中国现实经济中，失信现象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是出现了信用危机，与此有关的市场秩序比较混乱。虽然问题比较严重，但如果把信用概念理解得过于宽泛，或者模糊不清，成为一个“大筐”，很可能于事无补。本文讨论的重点是企业信用，但又不同于狭义的银行信用，因此可与信誉（reputation）同义。就企业信用与个人信用的比较而言，由于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将一次性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的机制2，是信用的载体，而个人信用一般不具 本文的相关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辽宁大学经济体制比较研究中心的资助。并且经过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讨论。Credit还可指学位教育中的“学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另一个与此有关重要论点是，任何一项信用机制或规制政策，如果不是“纳什均衡”，则很难是有效的。

备这种性质，所以企业往往比个人更可信。

二、信用的性质

说到信用，人们首先容易想到的是道德。道德当然很重要，但道德问题主要属于社会学

3伦理学、宗教和社会哲学的范畴。本文探讨的主要是信用的经济学性质。

1、信用是一种无形资产

信用是一种无形资产，它有如下特征（1）不能独立存在，只能依附于企业、商号或品牌等信用载体；（2）由于信息的传递过程，建立信用或信誉往往需要逐渐形成。另一方面，虽然不守信的坏名声也要有个信息传递过程，但通常是“下坡路好走”，因此短期行为者与失信的相关度较高；（3）信用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分离。如担保公司为某个企业做担保，后者实际上在使用担保公司的信用，当然也需要付费。麦当劳及其它的连锁经营也是同样道理；（4）衡量信用价值的难度主要取决于获得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因此有关的市场机制和法律设计就十分重要。

2、信用的外部性

分析企业（当事人）选择采取守信或失信的行为特征不能就事论事。引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externality）概念分析信用问题，可使人得出新的启示。

当事人选择守信或失信行为，不仅会对自身产生后果，还会给他人（外部）带来效应。例如，在一定条件下，当事人的守信行为可能会对其他当事人产生“正面”影响，引起别人的效仿，结果有利于形成大家都守信的社会环境。反之，在一定条件下，当事人的失信行为可能会对其他当事人产生“负面”影响，引起恶性循环的社会效果。“三角债”现象就是突出例子。

一般情况下，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守信行为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奖励，即企业（当事人）的守信收益小于社会的守信收益；而能够产生“负面”影响的失信行为又得不到必要的惩罚，即企业（当事人）的失信成本小于社会的失信成本，这样就会产生信用市场运行中的“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信用市场失败”的结果便是守信行为倾向于减少，而失信行为倾向于增多。这可能是中国目前失信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因此，往往需要（广义的）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恰当的规制措施进行干预。这是本文后面章节的话题。

3、信用与交易成本

从社会的角度看，守信可以大大地节约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相反，如果失信较为严重，交易者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收集有关的信用信息，同时采取各种手段来防范失信行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根本上依赖于信用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完善。计划经济主要靠行政命令，市场经济首先要靠信用，法律或必要的行政手段只能是辅助性的。虽然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rule of law）4 经济，但一个社会或国民经济的运行，如果事事都靠法律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能够勉强运转，交易成本也必然过高。反过来就是说，必要并且有效的法治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保证一国经济的运行效率。简单说，信用与法治既有相互替代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3 亚当·斯密的名著之一是《对国民财富之性质与源泉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另一名著是《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发表于1759年，早于《国富论》15年。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在斯密看来，道德或信用与经济人假设是不矛盾的。钱颖一曾明确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法治”，一是“以法治国”（rule by law），二是“依法治国”（rule of law）。（钱颖一，2000）

三、失信与信息不对称

对中国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失信行为，光“骂娘”是远远不够的。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信用问题，有关信用的经济学研究近一、二十年来取得了很多新的重大成果。守信或失信首先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往往是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因此，对信用问题必须进行“理性”的分析。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发现，现代经济学中比较适合分析信用问题的是信息经济学。（Molho，1997）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信息不充分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问题。如果信息对交易各方都是对称的，则交易各方可以通过签订完备合约（complete contract），减少甚至杜绝失信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可把失信分为两类。

1、第一类失信：隐藏知识

不对称信息可分为两类，并从而产生两类“失信”。第一类是“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或“隐藏知识”（hidden knowledge），即有些信息只有一方当事人知道，另一方不知道。例如贷款合同中的借款方过去有过违约的“前科”，但银行对此并不了解。简单地说，“隐藏知识”就是“说谎”（Lying）。在信息经济学中，将此现象称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亦称“签约前机会主义”（precontractual opportunism）。

“逆向选择”最初起源于保险业，后来扩展到许多其他行业。保险公司面对的投保者中，有些人投保前（签约前）已经患有严重潜在疾病，但由于这些人掌握“私人信息”或“隐藏知识”，结果是恰恰是这些人的投保动机最高。这种现象对保险公司而言，则是一种与其意愿相悖的“逆向选择”。“逆向选择”的前提是“隐藏知识”，最早是由阿克洛夫（Akerlof，1970）在“柠檬市场”（market for lemons）5问题中提出的。该篇论文是信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贡献。

2、第二类失信：隐藏行动

第二类是“隐藏行动”（hidden action），即签约时双方都了解有关信息，但签约后有一方可以利用对方不了解的签约后信息，采取“偷懒”或“不尽力”行为，给对方带来损失。简单地说，“隐藏行动”就是“欺骗”（cheating）。在信息经济学中，这类失信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亦称“签约后机会主义”（postcontractual opportunism）。

“隐藏行动”最初也起源于保险业。在保险合同签约之后，比如投保房屋险的投保者，则会缺乏动力去消除火灾或其他隐患，因为反正可以得到补偿。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则面临着投保者“隐藏行动”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具有广泛意义的“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理论就是与此有关的重要理论。委托－代理问题一般表现为委托人（雇主、授信人）无法观察代理人（经理、受信人）的行为，如努力程度和是否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等，代理人利用其信息优势，可能做出与委托人利益相悖的行动。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委托人可以很好地控制代理人的行为。但由于信息不完全，因而代理人就有可能采取“隐藏行动”。

虽然我们可以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分别讨论，指出其特点和危害，但上述两类失信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有时会同时出现。

另外，中国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强取豪夺”型的“失信”现象，如“赖账不还”等属于“明着骗”，则远远超出了信息不对称，“隐藏知识”、“隐藏行动”的范围，已经达到了“明目张胆”、“明火执仗”违法的程度。有时现实经济中的失信程度已经达到了信用危机或失信5 “柠檬市场”有人译为“次品市场”。Lemons的文中之意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实际交易中的物品或服务达不到表面所示的质量水平，而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对此不能完全了解。因而，一般意义上的“次品”不能准确表达原意。

泛滥的程度。

四、防止失信的机制

既然上述两类“失信”有其存在的经济基础，而且通常难以通过法律手段来完全消除，就要求采取其他有效手段，“对症下药”。因此，顺理成章地就需要设计出相应的制度或机制。这里主要讨论的是防止失信的市场机制，但实际上市场机制也要以必要的法律为基础，特别是对失信行为的惩罚，有时所谓的“行业自律”或市场自发惩罚的作用是有限的。

1、针对第一类失信的“信号传递机制”

对于“逆向选择”，重点在于建立“信号传递机制”，尽量使交易各方的信息对称起来。例如，通过“信用评级”，签约前对交易对象的信用情况有个大概了解。又如，当对交易对象的信用了解不够，又不值得花过大代价去掌握时，可通过担保机制，由信用较好的第三方出面担保，也是比较简便易行的办法。就是这样，“信用等级”和“担保”发挥的正是“信号传递机制”的作用。“抵押”也是与此类似的“信号传递机制”。

2、针对第二类失信的“信用激励机制”

对于“道德风险”，重点在于建立“信用激励机制”，一方面使守信者得到奖励，同时使失信者得到惩罚。从社会的角度看，有时允许当事者获取一定的“信息租金”(information rent)或“守信奖金”（credit reward）也是必要的。比如有的企业通过长期的诚实守信行为，使其产品品牌有所升值，以至于形成较大程度的“产品差异”，6 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能够在质量、性能相同的情况收取高于同行的“价差”。这种现象不能视为不公平，甚至应该给予鼓励。现实中，Sony系列产品几乎所有品牌的价格都高于其他企业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大连市百货大楼“不满意就退货”承诺，虽然增大了营销成本，但多年来企业从价格或其它方面得到的回报，也使企业具有了长期竞争能力。企业理论中的“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t)也是这样一种激励机制。（Molhol，1997，p139）

对于守信行为，仅有正面激励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否则也会产生“逆向选择”。在设计对失信行为的综合惩罚机制时，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失信行为的“期望成本”一定要大于失信行为的“期望收益”，这种“期望成本”就是“平均惩罚力度”与“被惩罚概率”的乘积。低于此标准的“惩罚”就会成为实质性的“鼓励”。当然，这种惩罚既包括法律意义上的，也包括市场自发意义的上。大家可以亲身感觉到，中国现实经济中对失信行为的惩罚还远未达到这一基本标准。

3、两类失信并存时的“应变机制”

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信号传递机制”与“信用激励机制”是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失信问题的主要手段。实际上，二者之间也能够相互促进。例如，本来主要是用于减少“逆向选择”的快速的“信号传递”（如媒体“曝光”，列失信“黑名单”），往往会有利于减少“道德风险”现象的发生。反过来。本来是为减少“道德风险”的行之有效的“信用激励”，通常也有利于减少“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

既然现实中两类失信可能同时发生，并且相互作用，那么就启发人们探索能够同时防止两类失信的机制。这里以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出版合约为例加以说明，其道理也可用于说明发明家与产品推销商、歌星与唱片公司或规制机构与公用事业部门等类似的委托－代理合约关系。（Molhol，1997，p163）

在作者（委托人）与出版商（代理人）之间的合约关系中，作者可能对其作品的潜在销售额缺乏了解，出版商具有私人信息或隐藏知识。同时，出版商也需要一种动力去促销，如6 “产品差异”（product differentiation）是产业经济学或产业组织学中的重要概念。（于立、王询，1996）

果没有这种动力出版商就可能会采取隐藏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需要某种合约机制来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稿酬支付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针对“畅销书”的“一次性稿酬制”（lump sum payment），二是针对“常销书”的“版税制”（royalty system）。当选择“一次性稿酬制”时，作者将书稿的版权转让给出版商，出版商由于能够获得全部销售收入，因而会有积极性去推销，从而不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但依然会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作者在对出版商谈判一次性稿酬时处于不利地位。假如选择“版税制”，即根据销量，作者与出版商分享销售收入，这样虽然可望解决逆向选择问题，但仍会存在道德风险问题。经济学家萨平顿（Sappington，1991）提到一种“应变合约”（contingent contract）可以解决类似问题。具体说就是作者先要求出版商预测销售量，再据以签约。如果出版商预测的销售量较高，作者尽量选择较高的一次性稿酬和较低的版税；如果出版商预测的销售量较低，作者则尽量选择较少的一次性稿酬和较高的版税。作者选择的这种“应变合约”与期货交易中的“套期保值”非常类似。企业中实行的经营者“年薪制”也是“应变合约”的例子。首先确定基薪，再允许经营者根据企业的绩效领取绩效金。这样，可以比较有效地对经营者进行激励，有利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守信。

五、信用规制制度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根据前面的一般分析，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如下的有关结论，即中国现实经济中信用危机或失信现象泛滥的主要原因，从市场机制角度看，不外乎两个方面：（1）信号传递机制缺乏。如缺乏可信度高的资信（征信）公司、信用评级机构、担保公司及其它信用中介组织。（2）信用激励机制不当。守信者得不到应有鼓励，失信者得不到必要惩罚，这本身也会形成一种社会性的“逆向选择”。最坏的信用制度是守信者“事实上”受罚，失信者得到“事实上”的鼓励。不幸的是，这种现象经常是经济现实。

社会上对现实中的失信泛滥普遍存在着误解，总以为政府重视，或者重要官员的关注，问题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决。仔细分析，有以下几点需要明确。第一，本来属于市场机制范围内的事情不应期望用非市场手段去解决，企业的信誉只能靠企业自身的长期守信行为来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许多行之有效的市场途径来约束企业行为，例如上述的各种“信号传递机制”、“信用激励机制”和“应变合约”机制。第二，需要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要期望政府行政机构去解决，这一方面是政府行政机构也会产生失信行为，另一方面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法律首先是约束政府行为的。(钱颖一，2000)第三，虽然目前中国有关信用方面的法律建设还很不够，但也应清醒地意识到，主要用法律手段解决信用问题成本太高，有时甚至不可行。（张维迎，2002）

人们习惯上认为，由于“内部性”（即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会导致“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因此便需要采取相应的规制（regulation）措施，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都已说明，规制也可能产生“规制失败”（regulation failure）。（于立，2002）下面就举出中国现实经济中的若干规制不当或规制失败现象。这都是信用规制制度设计中需要给予充分注意的问题。

1.中国的《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的股份不得超过20％。这就等于限制无形资产（企

业信誉）自由的交易。限制无形资产的价格就是限制信誉的价格，而限制了信誉的价格就必然会导致信誉的短缺。（张维迎，2002）当初制定《公司法》时有这一规定，初衷也许就是针对失信现象的，但这种规定反过来又强行地使守信企业的信誉贬值，从而引导人们“逆向选择”。

2.中国的《公司法》规定，公司上市必须符合“开业在三年以上，最近三年连续盈利”的要求。国务院1993年制定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规定，企业发行债券必须符合“企

业经济效益良好，发行企业债券前连续三年盈利”。这种规定会诱使企业和相关的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帐。正常情况下，企业发行股票或债券完全是企业和投资者自主决策的事情，政府机构介入越少越好。如果出现欺骗行为，也应通过有关的法律程序予以解决。政府机构介入太多会使政府蒙受过多的社会和法律责任。中国现实中，有许多本来纯属企业信用的问题，最终成为政府信用问题。这是典型的“规制失败”。

3.国家税法和有关政府税收条例中，过去经常有对某些类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或在一定期

限内减免税收的规定。这些规定虽在当时或局部不是全无积极意义，但对长期的和整个社会的信用建设来说，无疑都在客观上诱导某些企业想方设法“戴假帽子”，或在期限内故意关闭企业或者重新注册。不仅国内企业，就是外资企业也把较多精力放在钻政策空子上，而不是诚实发展，守信经营。这也是加入WTO后，相当多的企业缺乏自信，被动退缩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2.3.4.5.6.7.8.9.张维迎，2002：《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经济研究》第1期。张维迎，2001：《产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钱颖一，2000：《市场与法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于立、王询，1996：《当代西方产业组织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于立，2002：《规制失败的类型与分析》，待发表。Daniel R.Fusfeld, 1990, The Age of the Economist.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George Akerlof,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Lan Molho, 1997,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ying and Cheating in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Blackwell Publishers.D.Sappington, 1991, Incentives in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0.Charles K Wilber, 1998, Economics,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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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研究 篇3

关键词：食品；安全；刑法；规制

一、食品安全犯罪概述

（一）食品安全的概念

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的《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中正式提出“食品安全”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对食品安全的规定是“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二）食品安全犯罪的概念

我国《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与食品安全犯罪相关的罪名主要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滥用职权罪；非法经营罪；玩忽职守罪；徇私舞弊罪等。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哪些罪名属于食品安全犯罪，我们也不能把所有与食品有关的犯罪都归类为食品安全犯罪。若要给食品安全犯罪下一个定义，我们需要结合其犯罪的本质特征。

二、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及缺陷

（一）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立法现状

1997年《刑法》第143条和144条规定了食品安全犯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143条做了修订，将食品卫生修订为食品安全，同样，在第144条中，从前的卫生标准改为安全标准，将食品监管渎职罪单独予以规定。总而言之，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发展和修订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改变。

（二）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缺陷

1.《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衔接不够

双重违法性是食品安全犯罪的特殊属性。因此只有兼顾《刑法》与《食品安全法》两者的法律规定，将两者有效结合才能预防和惩治食品安全犯罪。但从现行立法来看，二者的连接度却很低。

2.罪名设置存在问题

例如，如果运输负责人在食品运输过程中违反必须注意的运输要求或标准，会致使食品发生污染或自身发生变化。这会导致运输负责人明知食品已经腐坏变质的情况下，仍将食品交付给食品接收人而产生严重后果。对此情况，《食品安全法》第91条作出了相关具体的规定，但《刑法》却没有相关规定。《刑法》作为整治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在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当今存在很多不足，表现出《刑法》在这方面的空白，易造成刑法威慑力的下降。

3.刑罚设置不完善

（1）罚金刑不利于操作

刑法修正案（八）对相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规定的罚金没有数额规定，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没有规定某种罚金需有怎样的处罚比例。虽然这种模糊的规定可以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缺乏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甚至会出现不公平现象，这样的处罚力度还不如修正案（八）实施以前。

（2）没有规定资格刑

目前我国刑法并未在食品安全犯罪方面规定相应的资格刑。现有的刑罚主要为处以自由刑和财产刑，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威慑还不够，这使得一些生产经营者会抱着侥幸的心理不断重复的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三、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規制的完善

（一）提高《食品安全法》与《刑法》的衔接度

食品的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运输者一旦违反《食品安全法》造成严重的后果，《刑法》在此时就要发挥其配角的作用，对违反食品安全法律规定的人给予刑事处罚，这样，《食品安全法》的有效实施也能得到保障。《刑法》在确认食品安全犯罪的构成要件时，也应当参考《食品安全法》是否对此类行为加以规定。如果在《食品安全法》中没有相关规定，则《刑法》就不宜将此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在适用具体某项罪名时，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具体内容也应当参考《食品安全法》中的相应规定，从而提高《食品安全法》与《刑法》的衔接度。

（二）完善罪名设置

目前，我国《刑法》关于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在主观上都是故意心态，没有将过失犯罪纳入其中，而若将过失犯罪也纳入其中会使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更加完善。可以减少行为人有可能以忽略该注意义务为由掩盖自己的故意之心从而规避刑法规制的可能性，达到预防的效果。

（三）完善刑罚设置

1.罚金刑的完善

罚金刑针对的是行为人的犯罪动机。针对食品安全犯罪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特点，我们更应进一步强化对罚金刑的适度适用，提高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成本，修改罚金的适用标准，要使罚金额度与不同的犯罪情节与结果相适应。

2.资格刑的完善

资格刑会对食品安全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进行很好的限制，可以预防食品安全犯罪的发生，也可以使犯罪分子不能再活跃于食品安全犯罪中。因此，可以适当的引入资格刑：禁止从事食品行业的资格，限制经营、销售食品活动等。

食品安全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微观上，影响我们人类的身体健康；宏观上，影响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的稳定发展，甚至是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们发现了问题，就要解决问题，积极采取措施打击预防食品安全犯罪。我们应当根据国情、民情，完善食品安全犯罪刑罚规制，解决现实生活中危害食品安全的实际问题。结合《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以广大人民的一切利益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1]杜鹃、刘红：《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2]刘录民、侯军歧、景为：《食品安全概念的理论分析》.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3]张国琦：《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反思与完善》.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4]利子平、石聚航：《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之瑕疵及其完善路径》，载《南昌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黄慧琦（1993.08～），女，内蒙古，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论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 篇4

最近发生的“老酸奶事件”, 更是彻底地撕掉了当前食品安全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这些食品安全事故频发, 导致信誉缺失, 不仅令国人提心吊胆, 而且因此臭名远扬, 丢失了不少国际市场, 例如中国大陆的奶粉难以进入香港市场, 就是一个明证。

2.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原因分析

2.1 相关部门对食品安全生产的监管不力。

我国的食品监管部门主要包括:县级以上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县级以上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2.1.1 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2.1.2 对生产经营的食品进行抽样检验。

2.1.3 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2.1.4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违法使用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

2.1.5 查封违法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县级以上农业行政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的职责, 对食用农产品进行监督管理。

上述各监管部门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但各职能部门挑肥拣瘦, 要么争着监管、重复执法, 要么相互推诿扯皮, 这就给某些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提供了可乘之机。

2.2 食品法律体系存在缺陷, 尚不完善。

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条文规定的比较笼统, 难以操作, 并且这些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严重滞后, 现有的一些食品安全的标准水平规定偏低, 许多指标远远低于国际标准, 对一些问题食品的打击、监管无法可依, 这就为那些不法厂商、企业违法生产超低标准、不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提供了操作空间。

2.3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给不法商贩生产经营问题食品提供了动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饮食大国, 中华美食享誉天下。中国饮食历来注重色、香、味俱全, 无论在餐桌上, 还是在商场、超市, 各种食品花色品种俱全, 芳香鲜艳, 常常令人食欲大增。殊不知, 各种果酱、色素、路边小吃等食材在给大家带来美味的同时, 也常常会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比如, 在果酱里添加苏丹红, 在海鲜里添加避孕药物, 银耳本是黄色的, 却为了美观熏成白色的, 其情节令人发指!导致养鸡的不吃鸡肉, 养海鲜的不吃海鲜, 种蔬菜卖的是带剧毒农药的, 吃的是自己另外种植的专供品。某些不法商贩为了制造鲜艳香甜的食品, 扩大销量, 多多赚钱, 不惜牺牲公众健康, 昧着良心, 滥用违禁添加剂。

2.4 社会诚信缺失, 道德水平江河日下。

造假可以带来暴利, 于是中国每个行业都有大批的人乐此不疲。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最终的结果:谁也没有得到好处!无禁忌的造假者获得的黑心钱又让别人用假货换走了, 相反自己还得吃穿用无数的假货!最终大家都深受造假之害!长此以往, 中国人再也没有了诚信, 没有谁会相信谁了, 大家一边咒骂着造假者, 一边加快着自己造假的步伐, 形成恶性循环。

3.他国食品安全保障之道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卫生方面, 走过了较长的时间, 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可以给我们以“前车之鉴”。

3.1 预防为主, 防患于未然。

美国的食品监管经历了100余年的历史, 但近年来, 美国仍多次发生食品污染事件, 美国总统奥巴马及时调整食品监管体系, 赋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更大的权力。2011年1月, 奥巴马签署《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 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迎来一次大变革。该《法案》强调,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应当以预防为主, 而不是在事件发生后补救;政府要对食品生产设备加强监管;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拥有强制召回权;更严格监管进口食品, 食品行业对食品安全承担更多责任。

我国《食品安全法》对各个监管部门的权责规定不够明确, 目前的食品监管尚处于救火阶段, 监管部门类似消防队, 哪里出事了, 就赶紧前往灭火。食品监管应当防患于未然, 依法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而不能仅仅充任消防队。对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也是我国应当考虑的问题。

3.2 完善法律, 监管各个环节。

德国食品法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79年。至今, 德国关于食品安全的各种法律法规多达200多个, 涵盖了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和销售所有环节。德国的《食品法》、《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HACCP方案》和《指导性政策》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四大支柱, 彼此互相对应, 互为补充, 组成了成熟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德国新的《食品和饲料法典》、《添加剂许可法规》等详细地规定了食品安全防范机制, 形成了快速有效的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机制。

与德国相对比, 我国的食品监管体系还比较单薄, 有待进一步完善, 以有法可依。

3.3 全程管控, 确保食品安全。

作为一个美食大国, 法国从食品供应的源头开始, 便实行严格的监控措施。供食用的牲畜如牛、羊、猪都会挂有识别标签, 并由网络计算机系统追踪监测。屠宰场还要保留这些牲畜的详细资料, 并标定被宰杀牲畜的来源。肉制品上市要携带“身份证”, 标明其来源和去向。

日本对所有农产品实施可追溯管理模式, 实行身份证制度, 记载每种农产品的生产者、农田所在地、使用的农药和肥料、使用次数、收获和出售日期等信息。

目前, 我国对食品和农产品的管理比较粗放, 存在很多方面的监管空白, 使有毒、有害食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和餐桌。

3.4 严格管理, 严惩违法行为。

在法国, 销售部门对于保障食品安全的作用很大。巴黎超市的工作人员每天晚上关门前都会把第二天将要过期的食品扔掉。一旦店内有过期食品被检查部门发现, 商店就得关门。

德国对于违法食品违法者, 实行严厉的处罚措施, 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上的处罚。而经济上的处罚足以让违法者破产。

目前, 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也已经入刑, 从经济上的处罚有待进一步加大力度, 提高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违法成本。我国是熟人社会, 遇到麻烦, 百姓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 请客送礼。对此, 监管部门要坚守执法为民的理念, 对违法者绝不姑息, 做到执法必严, 才能减少和杜绝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发生。

4.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防治的几点建议

4.1 完善立法, 制定细则。

我国应当在审视原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和法律规定, 制定更加完善和严厉的食品法律法规, 同时, 要制定细则, 便于执行。

4.2 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宣传, 提高食品安全观念。

食品安全问题是与千家万户紧密相连的事情, 我们不可能“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作用, 既要继续揭露、曝光食品安全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 让食品安全问题无处遁形。又要大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培养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 让人民不再“见怪不怪”, 努力营造人人关心食品安全、人人重视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4.3 完善执法程序, 各监管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各监管部门要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避免监管真空, 防止为了部门利益, 挑肥拣瘦。“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从政府来看, 我们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太过分散, 导致资源浪费、效率过低甚至互相推诿, 如果这个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 将节约很大成本。一个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各个环节的监管部门互相协调, 如画一个监管流程图, 从饲料质量监督, 到生猪饲养监管, 再到产品加工和流通过程中的质检, 各个环节严格划分职能, 分别追究责任。国务院的食品安全领导小组要切实起到一个组织协调机能, 而非事后的灭火队的作用, 从组织结构上加强组织协调。

4.4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重建社会诚信。

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上, 仅仅靠完善食品监管体制是不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也是道德经济, 一个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 决不能放任见利忘义的行为, 决不允许基本道德的失守。借鉴温总理的一句话, 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也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综上所述, 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 各监管部门要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严格执法, 重建社会诚信。通过以上努力, 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必将得到改观, 食品安全黑幕不再重现, 人民群众不再提心吊胆。

综上所述, 《物权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物权行为理论, 这反映出立法者试图通过《物权法》在实证法上确立物权行为理论。但是涉及物权行为理论的规定立场模糊, 这说明物权行为理论在立法者之中未能形成广泛认同, 因而不得不作出妥协。

摘要：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们的饮食文化日益多样化, 食品卫生与安全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阜阳奶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地沟油事件”、“老奶粉事件”等, 无一不牵动着广大民众的心。接二连三发生的恶性食品安全事故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 加大对食品安全监管迫在眉睫。

机构改革需要法律规制 篇5

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以来，大的机构改革就有7次，分别在1953－1954，1957－1958，1961－1963，1970－1971，1982－1983，1988，1993－1994年进行。如果加上开始、尚未结束的这一次改革，则有8次。撇开正在进行中的这一次，前7次改革都没能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由于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现象严重，加之政企不分和职能交叉，导致了第8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目前，中央一级的机构改革已经完成，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47.5％，省一级的改革尚在进行，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机构改革还有待于开始。

应当说，机构改革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一方面，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加深，政府职能日益扩展，政府的规模也日趋庞大；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资源的有限性，也由于政府规模膨胀带来的管理效率低下、官僚作风严重，因而，政府不得不采用机构改革的方式来确保政府规模的合理、行政机关设置的科学和公务员的活力。

机构改革多涉及政府职能的重组、行政权力的再分配、政府规模以及公务员队伍的调整。从表面上看，机构改革似乎仅仅是行政机关的事情，因为改革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行政机关的变化和人员的减少，但实质上，机构改革却与广大公民的利益直接相关。机构改革涉及对行政权的重新界定，而行政权的大小则直接影响到公民的自由。行政权越大，意味着公民的自由度就越小。另外，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控制政府规模，而政府规模决定着公民负担的多少。政府的一切运作都是由纳税人支付的税款来支撑的，政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公民的负担越重。当然，改革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每一次机构改革，都面临着机构人员的调整，国家需要安置分流人员，需要时间、精力和财力。

由于机构改革关系到全民的利益，因而需要建立在民主、理性、公正的基础上。公民作为普通的纳税人，有权了解和参与机构改革；机构改革的设计者应当地位超脱，独立于各种利益之上；改革方案需要广泛调查研究以及科学论证。为保障公民的参与、改革过程的理性以及改革方案的合理公正，需要法律的规制。这是因为：首先，法律规制可以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公民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程序来参与机构改革，需要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如规定公民参与对机构改革方案的讨论，机构改革的研究机构应有社会各界的代表等。没有法律对参与权的规定与保障，公民的参与就只是一句空话。其次，法律规制可以保障改革过程的理性。改革方案由谁来设计论证，由谁作最终的决定，改革方案又由谁来负责推行，都需要法律的规定。除了合理分配机构改革的各种权力外，还可以对机构改革的.程序进行全面规范，以保障机构改革权的合理行使。改革过程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改革方案的合理公正。再次，法律规制可以保障机构改革的有效推进和改革的最后成果。由于法律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强制力，所以改革方案一旦为立法所肯定，任何人都受其约束，违法将会受到法律制裁。可见，通过法律规制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也可以防止改革成果的流失。

目前，西方国家的机构改革大多在法律的规制下进行。机构改革的过程大致分为三步：第一，通过立法成立一个改革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为非官方组织，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由其负责对机构改革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机构改革的建议报告。第二，由立法机关制定有关机构改革方面的法律。对机构改革研究委员会提出的改革建议，一般要在政府和社会进行广泛讨论，立法机关可以采纳其合理部分制定法律，决定改革。第三，有关改革的法律制定后，由政府具体推行。在推行过程中力求稳妥，往往分阶段、分步骤进行。美国新政后的政府重组，日本二战后的几次政府改革都是遵循这一改革模式，并取得了较好成果。

不能说上述改革模式完美无缺，但有一点则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它的民主与法治精神。在我国，机构改革往往由政府自行设计，并依靠运动式的行政手段推行。改革的设计者也是改革的推行者。虽然政府的部分改革方案需要权力机关

浅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篇6

关键词：食品安全；持有型犯罪；刑法谦抑性

一、食品安全犯罪的概述

（一）食品的法律概念

我国《食品安全法》第99条规定：“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①

（二）食品安全的基本界定

我国《食品安全法》针对食品安全下了定义：“食品安全是指提供人类食用的各种食品，在其生产、运输、储存、加工、销售、烹饪、食用等各个环节必须符合饮食卫生标准，保证各种食品所含营养和能量安全进入人体，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由此我们可知对食品安全的法治研究是基于一个食品链的全过程研究，涉及生产、经营、消费等诸多环节和门类。

（三）食品安全犯罪的体系划分

在我国刑法中，食品安全犯罪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其实际上是对一类罪名的总称。从现行刑法来看，依据是否直接侵犯了所保护的食品安全制度这一客体，可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为基本犯罪和延伸犯罪。基本犯罪是指犯罪行为直接侵害了食品安全制度的犯罪，即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罪名直接反映了刑法规范的设立目的和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与之相应的延伸犯罪是指那些并未直接侵犯食品安全制度，但与侵犯食品安全制度有间接关系的，与基本犯罪共同构成危害食品安全刑法规范体系的其他犯罪，例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危害食品安全渎职罪、非法经营罪等。②

二、我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体系的缺憾

（一）食品安全的基本犯罪的刑法定位不合理

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进行分类的标准是犯罪的同类客体；对各类犯罪排列的标准主要是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食品安全法》第1条规定：“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与刑法第二章的立法目的相契合，而我国现行刑法却将食品安全类罪名划分在刑法第三章即破坏社会主义市经济类犯罪。③

（二）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体系相关立法缺失

1.没有将不作为的食品安全严重犯罪行为予以规制

《食品安全法》的亮点之一是建立了不安全食品的召回制度，规定了“拒不召回”的法律责任。但《刑法》却并未对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作出相应的规定，仅仅依靠《食品安全法》与《食品召回管理制度》并不能有效地规制生产经营商拒不召回问题食品的行为。④

2.没有对过失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予以规制

食品安全类犯罪中，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基本犯罪成立的主观罪过形式都是故意，过失实施的行为无法构成这一犯罪。

3.没有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持有行为予以规制

现行刑法对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未作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这类预备行为一般只能作行政处罚，而不能按刑法定罪量刑，也就是说缺失持有型犯罪的规定。

（三）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刑设置不合理

《刑法修正案（八）》对罚金刑的设置做了修改，现行罚金刑采取“并处罚金”的方式，在数额上未作规定。这一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但是没有规定最低的刑法数额，这必然会弱化刑法的威慑力。而且罚金刑的适用缺乏量刑标准，这样将会导致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困难，易出现量刑的畸轻畸重。

三、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完善

（一）调整食品安全的基本犯罪规制的体系归属

食品作为人们日常生活最基础的消费品来讲，它直接关系到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影响到了公众的生命健康权利。而且食品安全基本犯罪的客观方面也十分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观要件，即实施了危害不特定多数公众的生命健康权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由此，无论从社会危害性，还是客观方面要件的符合度来讲，食品安全基本犯罪都应该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

（二）增设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罪

《刑法》中应设置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罪，规定一旦企业拒绝承担其义务，就要必须去承担相应的不作为法律责任，接受刑法的制裁，使其犯罪成本大于召回缺陷产品的成本。

（三）增设过失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罪

该罪的设立属于过失危险犯。过失危险犯的设立，在刑法立法上体现了刑法的前置化，实际上也就是国家刑权力对社会干预的扩大化，⑤因此本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过失危险犯的设立应仅限于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一罪质比较严重的犯罪。

（四）增设持有型食品安全犯罪

持有型犯罪的设置，有利于加大犯罪的打击力度，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把食品安全犯罪的持有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内，有利于把该类犯罪的预备行为纳入规制之中，从而更好的保护相关法益。⑥

（五）完善相关犯罪的罚金刑配置

规定具体的量刑幅度，防止使用罚金刑处理食品安全犯罪时出现畸轻畸重的情况，出现“同案不同判”的不良后果。也可针对不同主体区别设置罚金刑，将食品安全犯罪中的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要区别对待，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两套不同的刑罚体系，使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99条

②胡洪春.“浅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犯罪研究》，2012年1期

③利子平，石聚航.“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之瑕疵及其完善路径”，《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4期

④谭凤琼.《论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以风险社会为视角》，重庆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利子平，石聚航.“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之瑕疵及其完善路径”，《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4期

⑥张广建.《论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苏州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简介：

李晓瑞，女，河南洛阳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刑法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对策研究 篇7

1.1 食品安全规制机构设置不合理

目前, 我国食品安全规制主体主要包括食品安全委员会、卫生部、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 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以加强对各规制部门的协调、指导, 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 明确卫生部将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责任。纵观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主体的现实状况, 食品安全规制机构设置存在多头规制与规制缺位并存的问题。一方面, 现实的经济活动呈现出多样性, 并非按照“规制环节”来设计, 有些经济活动同时涉及多个“规制环节”, 而有些却可能呈现模糊性, 很难把其归为某一“规制环节”。另一方面, 对食品安全规制的同一方面存在不同的规制部门。这种规制主体与规制对象在理论与现实上的错位, 使政府部门按照职责划分都必须管, 或是当该问题一时很难明确属于哪一个规制环节时, 各个政府规制部门都可以不管。这种规制体制的设置, 在运行中暴露出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弊病, 使相关部门在行使其规制职责时多头规制和规制缺位同时存在, 从而造成了政府资源浪费和规制低效。

1.2 食品安全规制对象管理有失规范

食品安全的规制对象是指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生产经营者及其行为。作为食品市场的供给体, 其提供的食品安全与否直接影响到食品市场的秩序。目前, 我国食品业尚处于粗放发展阶段, 从事农产品和食品经营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这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 地位、功能不明确, 交易方式落后等问题。因此, 食品企业实现规范管理以及产品交易时质量等级化、重量标准化和包装规格化的难度增大。据调查显示, 30多万家食品经营企业60%左右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经营条件, 约70%没有食品检验能力。这不仅给消费者的经济利益造成了损失, 而且对消费者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1.3 食品安全规制立法有待健全

目前, 我国制定和出台了许多有关食品安全的规制立法, 基本形成了以《食品安全法》为主导、由数部单行法律法规构成的集合法群形态, 为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工作奠定了必要的法律基础。尽管我国在食品安全规制方面的立法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其完整性、系统性及严密性仍有所欠缺。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立法中, 一些法律法规内容单薄, 对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所导致的食品安全新情况、新问题大多尚未涉及。而且, 现已颁布的法律法规大多对食品安全仅做了一些概要性规定, 法律法规条文过于笼统, 缺乏清晰明确的定义和限制。由于大多为分段立法, 法律法规条文相对分散, 并且在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 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 导致某些法律法规不协调。

2 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的经验借鉴

2.1 建立高效的食品安全规制机构

建立高效的食品安全规制机构是发达国家食品安全规制的一个显著特征。美国的食品安全程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 主要是由于联邦政府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相应部门一起构成了相互制约、综合有效的食品安全规制体系, 实现了对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实行严格的规制。其最高主体机构是1998年成立的“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 该委员会成员由农业部、商业部、卫生部、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环境保护局、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等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 委员会主席由农业部长、卫生部长、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共同承担, 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的主要规制机构有设置在美国农业部 (USDA) 下的食品安全检验署 (FSIS) 、设置在卫生部 (DHHS) 下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和动植物卫生检验署 (APHIS) 及美国环境保护 (EPA) 等几个部门。在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的统一协调下, 各个部门主要按食品类别进行分工规制, 做到了“分工明确、权责并重、疏而不漏”地保障食品安全, 从而保护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2.2 重视食品安全规制立法体系建设

健全的食品安全规制立法体系是有效开展规制活动的基本前提。目前,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多建立了涵盖所有食品类别和食品链各环节的规制立法体系, 为保障食品安全, 维护消费者健康权益提供了保障。日本的食品安全规制立法体系由基本法律和一系列专业、专门法律法规组成。《食品卫生法》和《食品安全基本法》是两大基本法律。《食品卫生法》于1948年颁布并经过多次修订, 其宗旨是保护人们远离由于饮食导致的健康危险, 改善和促进公众健康, 适用于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食品安全基本法》于2003年颁布, 该法规定了消费者至上、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规制等原则。在日本, 涉及食品安全的专业、专门法律法规很多, 包括食品质量卫生、农产品质量、投入品质量、动物防疫和植物保护等五个方面较为健全的农产品质量立法体系。此外, 日本还大幅度修订了食品安全各环节和各品种的规制法, 推动了食品安全规制立法体系更臻完善。

2.3 注重“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控制

美国的食品安全政府规制强调从农田到餐桌整个过程的有效控制, 规制环节包括养殖、种植、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等;规制对象包括化肥、农药、包装材料、运输工具和食品标签等。通过全程规制, 对不安全食品预先加以防范, 避免重要环节的缺失,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食品的追溯机制。

美国非常重视HACCP制的实施, 并以此作为制定食品安全系统政策的基础。HACCP制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 对食品生产经营的整个过程进行危害分析, 确定容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环节和关键性的控制点, 建立相应地预防措施消除隐患, 以避免不安全食品流入市场, 其目标在于有效预防和控制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美国的食品召回制也相当完善, 而且程序严格、可操作性强。食品召回制具体是指食品企业在获悉食品存在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的缺陷时, 依法向政府部门报告, 及时通知消费者, 并从市场中收回问题产品, 积极予以更换、赔偿的有效补救措施, 其目的就是及时收回缺陷食品, 避免流入市场的缺陷食品对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危害或扩大, 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3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的对策

3.1 明确规制机构的权力和责任

完善统一协调、权责明晰的食品安全规制机构是政府有效规制的前提条件。2009年2月通过的《食品安全法》已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划归为卫生部管理, 由此强化明确了卫生部在食品安全规制中的责任主体地位。在现有分段规制体制的基础上, 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 将有利于加强对各有关规制机构的协调、指导。因此, 应赋予更多的规制权力和职责给卫生部和食品安全委员会, 增强其责任意识, 整合有效资源, 统筹协调行动。卫生部应统一负责食品安全规制工作, 承担食品安全协调职责, 这样将有利于改变机构权力各自为政的局面, 避免多部门规制造成工作漏洞和资源浪费以及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扯皮等问题, 解决规制部门职能交叉、多头规制与规制缺位并存的现状, 促进规制工作高效有力地进行。在现有食品安全政府规制体制下, 进一步明确各个规制机构的职责。对当前存在职能交叉、多头规制和规制缺位的领域进行清理, 对各规制机构所承担的权力和责任进行明确界定, 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的食品安全规制体系。应就规制方面存在交叉和重复之处重新进行明确分工, 一个规制职能只能由一个机构专门负责, 其他机构退出。在制定分工方案时要充分考虑各规制机构的实力, 做到优势互补, 实力弱的退出或充实到新的负责机构。

3.2 建立规范化的企业自律机制

建立企业自律机制, 实现规范化发展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更是食品企业的责任。食品企业在制定管理规范的过程中, 既要切合实际, 又要保证企业管理规范的内容全面, 包括企业标准、企业定位、企业形象等。完善企业管理规范的核心就是加强制定食品质量安全标准。特别是要加强有关食品标识、相关物流标准, 以为规范食品流通领域的正常秩序和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创造条件。尽快建立食品安全检测数据库, 为食品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提供基础性条件。大力开展危险性评估等科学方法在制定和修订食品标准过程中进行应用的研究, 以提高标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高食品标准的整体水平, 提高我国食品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 应强化以法律法规、政策为主导, 食品企业制定管理规范为主体的形式, 促使食品企业形成有效的自律机制以增强信守本行业规范的观念与意识。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积极性, 将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纳入规范、健康的轨道, 改善企业的公众形象。

3.3 健全食品安全规制立法体系

健全食品安全规制立法在世界各国都被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和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 除了由立法委员会制定法律来对食品安全规制做出较为原则的规定外, 大量法律条文的细化和技术性规定都授权行政机关以法令和条例的形势做出。目前, 主要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一般通过制定多部法律法规来进行食品安全规制, 食品安全规制立法体系已经比较完善。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分段规制的现状, 应从食品安全规制的实际需要出发, 进一步制定更多的水平性和垂直性的法律法规, 以形成《食品安全法》为总领, 与其他法律法规相配套的规制立法体系。同时应加强食品安全规制立法的系统性, 在制订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 必须按照全程规制的理念, 抓住食品链中的关键要素和制约环节, 逐一加以规范、规定和细化。另外, 在立法规定的总体框架下, 对食品安全规制部门进行必要的授权。各部门可以根据食品安全的现实需要迅速采取行动, 发布、修改或废止相关的法规和标准, 特别是对于那些立法环境不成熟、近期不宜立法的食品安全问题, 也可以制定过渡性的暂行规定以解当时之需。

摘要：作为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被提升到影响国家公共安全的第一大危险因素的战略地位, 是政府公共管理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是政府履行其公共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和执政为民的职责所系。在分析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现存问题的基础上, 借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的实践经验, 力求探索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的具体对策措施。

关键词：食品安全,政府规制,对策

参考文献

[1]贾敬敦, 陈春明.中国食品安全态势分析[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03.

[2]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保障食品的安全和质量:强化国家安食品控制体系指南[M].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出版, 2003.

[3]彭亚拉.中外食品安全监管的比较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4]鲍长生.食品安全管理的政府规制创新探讨[J].工作研究, 2008, (5) .

论食品安全零售企业的自主规制 篇8

关键词：食品安全,零售企业,私营标准

长期以来, 公共利益理论一直是各国食品安全规制倚重的理论。该理论认为, 由于在食品安全这个特定的领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通过市场实现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优, 需要寻找更优的资源配置的方法;而政府规制是政府以相关法律为依据, 通过事先标准、标准控制和强制披露等手段, 对食品的生产、加工、贮藏、运输以及销售过程进行相应的监管、调节和干预, 从而维护公众的利益, 以解决不公平分配的问题。因此, 该理论认为政府规制应是保障食品安全最根本的方法。然而, 20世纪末以来, 疯牛病、口蹄疫、二恶英、禽流感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使人们认识到, 在食品安全这样复杂的领域, 完全依赖政府规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一方面, 食品安全隐患可能存在于食品供应链各个环节, 而重点关注食品消费环节安全的政府规制只能解决问题的“冰山一角”;另一方面, 致力于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秋后算账”的政府规制, 不但无法激励企业“事前”主动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而且还可能加剧供应链企业间“搭便车”机会主义行为。因此, 为提高食品安全规制体系效率, 需要建立一个独立于政府规制并可以弥补政府规制之不足, 最终与政府规制形成合力的规制体系。

1 食品安全政府规制体系改革取向

为应对食品安全政府规制面临的挑战, 各国政府,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围绕提高企业参与食品安全规制主动性与积极性不断探索和推进食品安全规制体系改革。

1.1 企业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承担更大责任

赋予企业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更大的责任, 将食品安全的责任转移到私营部门此举旨在强化食品链经营者对食品安全性的法律责任和市场责任, 提高公共食品安全决策的透明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如欧盟《食品安全基本法》序言第30段指出:“针对供应食品并确保食品的安全性, 食品业经营者必须设计一个安全体系;因此, 在确保食品安全方面, 他们负有主要的法律责任。”

1.2 授予企业或者企业联合体制定私营标准的权力

赋予企业或者企业联合体制定私营标准的权力, 以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自主规制, 履行食品安全领域公共规制职能。尽管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挑战并破坏了标准作为知识的公用领域的公共本质, 但却很好地解决了食品安全企业自主规制所需的激励机制问题, 为建立和发展食品安全企业自主规制体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 私营标准的特征

与食品安全政府规制依赖的官方标准相比较, 食品安全企业自主规制所依赖的私营标准有四个重要特征。

2.1 大型零售商或者零售商联合组织主导私营标准的发展

从绝对数量来看, 据UNCTAD的统计, 目前全球食品领域大约有400多个私营标准体系, 其中绝大多数与零售组织有关。从最有影响力的私营标准来看, 乐购标准 (Tesco Nature's Choice) 、家乐福标准 (Carrefour Filière Qualité) 、英国零售商联合标准 (BRC) 、欧洲良好农业标准 (Eurep GAP) 、国际食品安全行动组织 (GFSI) 等最有影响力的私营标准几乎都与零售组织有关。

2.2 私营标准比官方标准更复杂

相比官方标准关注产品的消费安全, 私营标准除了检测与评价供应链全过程的生产、加工和销售行为以外, 还关注那些超越了食品安全范围, 但却对食品安全有重要影响的方面, 如HACCP、动物福利、有机物、转基因、追溯性、环境影响、劳工标准等方面。例如, 英国的BRC标准与欧盟的食品安全法律相比, 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法律的基本要求, 单是关于食品质量管理体系上就有十几种要求超过了法律的基本条例, 另外, 在工厂环境标准、产品控制和质量控制方面也有一定的补充和超越。

2.3 私营标准经常比官方标准更严格

OECD一项对零售商的调查问卷显示:总体上, 85%私营标准高于政府的官方标准;食品安全、环境、动物福利、劳工标准四个方面私营标准高于政府的官方标准分别是88%、78%、89%和50%。

2.4 私营标准具有实际上的约束力

与官方标准的强制性不同, 私营标准在理论上是自愿性要求, 而由于私营标准制定的联合化趋势以及使用频率的提高, 它们往往成为行业性的要求, 自愿性标准也就演变成事实上具有强制性的标准, 而遵循那些由零售商参与与坚持的私营标准, 尤其如此。据统计, 坚持Eurep GAP标准的成员目前已遍及欧洲12国的30家大型零售商, 并控制了欧洲生鲜农产品87%的市场份额, 可见, 对欲进入欧洲市场的供应商而言遵从Eurep GAP标准是多么重要。

3 私营标准对零售企业食品安全自主规制的激励效应

从以上私营标准的特征可见, 私营标准对于企业, 尤其是零售企业实施食品安全自主规制蕴含的激励。

3.1 私营标准可以成为有效的竞争工具

当已有的官方标准不足以满足消费者对于产品和质量差异化的需求, 或不足以回报生产者对质量和安全生产的投资时, 由于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相互竞争并且希望能够维护和获得市场份额, 所以一些大企业有强烈的动机推行自己的标准以区别于那些执行公共法规所定的食品安全与质量门槛标准的竞争者。而对于那些官方标准很齐备且标准较高的领域, 企业仍然实行私营标准的动力在于更高的私营标准能够作为一种彰显企业社会责任的手段。

3.2 私营标准是企业差异化战略的载体

企业利用私营标准来区分其产品线和产品, 私营标准的贯彻实施, 加上认证, 标识和品牌体系, 这些都使得消费者在心目中将高质量和安全标准与产品和公司联系起来, 并产生信誉和竞争优势。既然私营标准通过促进产品差异化来增加利润, 那么它就可以给供应商以激励, 对有关食品安全的特定资产进行投资。

3.3 私营标准协调供应链并降低供应链运行成本

私营标准通过规范分布在跨越国界的广大区域的供应商产品需求来实现协调供应链的功能, 随着供应链的全球化、采用的标准不同、经济和法规环境的差异, 这一点变得更为重要。相应地, 私营标准也起到了减少交易成本和采购有关的风险的作用, 特别是那些对食品安全监管要求较高的地区。成本的降低主要靠利用标准来调节供应链, 在长期严格地执行同一标准的基础上创建信任。而且私人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以及有关的评估过程能成为一种机制, 通过这种机制有关的成本得到控制。因此, 提高质量标准最低门槛、掌控发展方向与与众不同的产品, 以及管理与昂贵的供应环节有关的交易成本和风险, 这些因素为食品安全私人标准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这尤其受到大型零售商和食品服务经营者的推动, 他们拥有商品买主垄断力从而诱发供应链变化, 以及能通过差价或其它优惠条件激励供应商。

4 私营标准的发展趋势

尽管有大量研究站在供应商的角度, 对私营标准提出了许多质疑。例如, 私营标准种类繁多, 而且标准之间缺乏统一性, 微观上会使得供应商无所适从或者需要承担高额的遵从成本, 宏观上可能导致以中小企业为生产主体的发展中国家向私营标准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农产品时遭遇事实上的贸易壁垒, 而且无法在WTO框架内进行申诉。但在实践中, 私营标准对于改善食品安全规制绩效, 增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信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 如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曾指出自愿性标准组织对食品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它们确实提升了产品安全。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等开展的研究显示, 私营标准体系可以改善效率, 通过更好地使用化学品、组织生产行为等降低成本, 降低负面影响。有学者甚至认为私营标准将成为管理世界农产品和食品供应链的最主要形式, 而WTO将会成为第二权威。可以看出, 依托私营标准的食品安全零售企业自主规制必将在未来各国食品安全规制体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发挥更大的作用。

5 我国的政策建议

5.1 切实转变观念

摒弃食品安全规制体系就是“政府出资金、官员定标准, 企业被动接受标准”的陈腐观念, 充分发挥大企业, 尤其是大型流通企业在食品安全规制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加快推进企业自主规制体系建设。要充分认识到, 在食品安全规制体系中, 大企业自主规制是基础, 没有成熟的企业自主规制体系, 政府规制要么无功而过, 要么规制成本高到无法实施。

5.2 加快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努力推动食品安全领域国内标准接轨国际标准, 避免国内企业执行标准极大低于出口企业执行标准情况, 甚至有些国内企业根本就不用执行标准的情况。只有这样, 企业或企业联合才会有动力出于竞争的需要, 遵从或制定私营标准, 也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国际标准高于国家标准、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行业标准高于企业标准”的中国“标准化”特色。

5.3 加强对国际私营标准的跟踪

鉴于欧美是食品安全私营标准发达的区域, 有必要加强对国际私营标准发展动态和相关研究情况的跟踪, 为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应对私营标准提供支持和帮助, 为我国构建高效食品安全规制体系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Alvarez, G.Fair trade and beyond:Voluntary standards and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s’, in Mena, C.and G.Stevens (eds.) Delivering performance in food supply chains.Woodhead Publishing Limited, Cambridge, 2010.

[2]Sexsmith, K.and J.Potts.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and economic rents:The economic impacts of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along the coffee, fisheries and forestry value chain, IISD: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nnipeg, Manitoba, 2009.

厘清食品安全规制研究的根本问题 篇9

不久前自创“油条国标”的成都“油条哥”火了, 现在“卖的不是奶, 是诚信”的台州“牛奶叔”红了, 在这些关于食品安全的值得夸耀的事件背后, 不得不反思的是现下诚实守信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凤毛麟角, 公众对于食品市场信用的心理预期之低, 食品市场真实的信用状况之差。

的确, 接二连三的恶性食品公共安全事件, 让公众对食品公共安全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 公众不知道什么食品是不安全的, 也不知道什么食品是安全的, 颠覆了公众以往对于食品公共安全的认识, 更是摧毁了食品市场一直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信用基础, 把食品市场的信用问题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风口浪尖上, 也就是说食品市场失灵了。

在食品市场失灵的情况下, 公众将解决食品公共安全问题的目光转而聚焦到了政府身上。然而, 虽然政府存在着作为公众代理人, 向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一面, 但是也存在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 政府对于食品公共安全问题的规制不力或者说懒政, 政府食品公共安全规制者对受规制者的争抢或推诿, 更是将食品公共安全规制的问题推到了山重水复的尴尬境地。

因此, 如何解决食品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成了当前亟待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然而, 国内理论界对于上述两大核心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成熟, 主要集中于食品公共安全规制的比较法研究, 通过对发达国家食品公共安全规制经验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进行消化和吸收, 使之与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食品公共安全现实相适应。但是, 由于现下的比较法学者过分专注于或者只专注于发达国家食品公共安全规制的法律制度与政策的研究, 而忽视了食品公共安全规制的法律制度与政策所根植的土壤, 即发达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氛围, 难以使得拿来的发达国家的食品公共安全规制的法律制度与政策实现有效的本土化、中国化。

1 目前国内食品安全规制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 国内在食品安全规制方式的研究上, 据不完全统计, 有食品安全行政性规制、食品安全经济性规制、食品安全社会性规制、食品安全法律性规制、食品安全风险性规制、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 甚至食品安全卫生性规制、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等。从种类上来看, 食品安全规制方式可以说是非常的多样化。

但是, 在现有的食品安全规制方式如此多样化的前提下, 食品安全问题依然严峻。如2013年5月22日报道的青海大通学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如2013年5月23日报道的最近持续发酵的镉大米事件, 又如2013年5月25日报道的温州苍南上千吨剧毒米面流入市场事件。不得不承认, 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难以治理也是在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目前, 已经有众多食品安全学界的学者, 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食品安全问题研究, 来揭开食品安全问题的面纱, 一探究竟。

尽管如此, 不得不承认的是, 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双重失灵之后, 食品安全规制研究不能很好地为食品安全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即食品安全规制研究也失灵了。因此, 食品安全规制研究非常值得反思。需要反思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其一是为什么多样化的食品安全规制方式解决不了食品安全问题?其二是食品安全规制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首先, 要回答为什么多样化的食品安全规制方式解决不了食品安全问题这个问题。王艳林教授认为, 在我国, 以监管为主导的全面质量与安全控制政策, 使质检法成了“问题中心主义法”的典范, 即为解决质量与安全为题, 一切可用之规制手段, 可以不以逻辑为中心的予以采用和实施[1]。食品安全法属于质检法, 身上也不可回避地沾染着质检法的问题中心主义法的弊病。既然如此, 这里要质疑的问题是食品安全规制方式多样化的背后体现的到底是食品安全规制学者们的集体智慧呢, 还是学者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中心主义思考方式对规制的滥用?

“食品安全规制”中的“规制”交代了分析方法是规制经济学分析, 因为“规制”一词历来是在规制经济学的语境下使用的。在对食品安全规制进行了规制经济学意义上的反思后, 会发现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多的食品安全规制方式, 是因为对“食品安全规制”的认识不清。“食品安全规制”就是用规制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食品安全问题。规制经济学是以政府规制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经济学。规制是政府为实现食品安全的公共政策目标, 对食品经营者和消费者进行的规范和制约[2]。食品安全法属于质检法的内容, 质检法是市场规制法的内容, 市场规制法属于经济法的内容。因此食品安全规制就是规制经济学中, 政府为实现某种公共政策目标, 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的规范与制约。依据微观经济干预政策性质的不同, 可以把政府规制区分为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2]。因此食品安全规制应当分为食品安全经济性规制和食品安全社会性规制两种, 而不是食品安全规制方式越多样化越好。食品安全规制方式的多样化是学界长期以来对“规制”的误读造成的, 这种误读是厘清食品安全规制研究的根本问题的障碍。食品安全规制方式的多样化分散了厘清食品安全规制研究的根本问题的注意力,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那么, 食品安全规制研究的根本问题究竟是什么?有很多学者认为食品安全规制研究的根本问题是政府失灵问题。

周德翼、吕志轩认为, 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监管方式不当或者没有积极性监管, 导致无效的食品安全管理信号系统, 生产者、决策者没有可供参照的有效信号和知识储存[3]。

陈建勋、武治印认为, 安全问题是我国近年来社会非常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 为何《食品安全法》通过之后, 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理?

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发现我国当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制度性障碍, 无法从制度上保证食品链条的真正安全[4]。

刘任重认为, 中国食品安全事件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监管方面存在着巨大问题[5]。

李怀、赵万里认为, 影响中国食品安全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的监管方式。长期以来, 中国食品安全处于人治化的监管方式下, 在这种情况下, 要么是制度体系缺失, 要么是制度形同虚设, 显现不出威慑力。总之, 制度在食品安全规制中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6]。

2 对食品安全规制问题的分析

中国食品安全规制制度经历了由乱到治的过程。然而, 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使人们对中国食品安全规制制度产生了怀疑。伴随着《中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以及理论界对该法的认可和肯定, 这种怀疑又被日益增进的国人信心冲淡了。笔者认为, 导致中国食品安全突发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人治的监管方式;二是激励机制的缺失。这两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 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 而且中国食品安全也将永无宁日[7]。

当然, 认为食品安全规制研究的根本问题是政府失灵问题的学者还有很多, 篇幅有限不能网罗所有的学者的观点。但是, 食品安全规制研究的根本问题绝不可能是政府失灵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 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总是存在的。所以就算政府不失灵, 市场失灵也不可能完全被根除。因此不应当把食品安全规制研究的根本问题归咎于政府失灵问题。

所以, 这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在公众将目光聚焦于政府, 学界多数学者也把食品安全规制问题抛给政府失灵的大背景下, 有少数学者提出食品安全规制研究的根本问题在于食品安全规制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边界的问题。

曾蓓和崔焕金认为, 食品安全生产调控有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基本手段。如何界定并有效协调市场与政府在食品安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范围和作用边界, 并整合社会各方力量以提高规制绩效, 一直是政府食品安全规制政策管控探索的核心内容[8]。

刘亚平认为,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并非简单的监管权力的分散问题, 而是有着更深层面的原因, 它关涉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和边界的根本问题[9]。

的确, 在食品安全规制中, 最重要的一对逻辑关系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是在经济发展的何种时期应当扩张政府权力而限制市场权利, 二是在经济发展的何种时期应当扩张市场权利而限制政府权力。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在某一特定经济发展时期, 在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利的角力中, 政府权力是否是不当扩张的, 市场自由是否是受到不当限制的。如果政府权力存在不当扩张或者市场自由受到不当限制, 其逻辑前提是什么。再进一步说, 就是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利是否平衡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是平衡的, 那么划分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利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说是不平衡的, 那么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利应当在什么标准下维持一种平衡。这种标准要如何确立, 如何实施, 如何监督。这种标准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最后, 在对我国目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边界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分析和定位的前提下,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参考文献

[1]王艳林.质检法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2]谢地.政府规制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3]周德翼, 吕志轩.食品安全的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139.

[4]陈建勋, 武治印.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治理: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解析与政策建议[J].江苏商论, 2012 (3) :3-5.

[5]刘任重.食品安全规制的重复博弈分析[J].中国软科学, 2011 (9) :167-171.

[6]李怀, 赵万里.中国食品安全规制问题及规制政策转变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0 (2) :23-29.

[7]李怀, 赵万里.中国食品安全规制制度的变迁与设计[J].财经问题研究, 2009 (10) :16-23.

[8]曾蓓, 崔焕金.食品安全规制政策与阶段性特征:1978~2011[J].改革, 2012 (4) :23-28.

食品安全规制 篇10

食品安全规制概述

本文中提到的规制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制定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关领域内发生的状况进行限制。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体系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多好处, 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过去长期受压制的经济发展态势, 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市场发展的盲目性和商人追逐利益的本性使经济发展中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目前,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出, 从三聚氰胺事件到饮料中检测出塑化剂成分, 从饭店地沟油事件到各种肉制品中瘦肉精的使用, 在不同食品领域中, 出现各种各样的安全事故, 已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 我国政府需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规制, 通过制定具体的明文细则限制、引导市场行为, 从而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目前效果

首先, 我国在食品安全规制方面已建立起一个较完善的综合性法律法规体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我国已颁布食品安全领域相关的综合性法律法规,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涉及食品领域范围较广, 规定内容完整的基本法, 这些法律是我国各地方制定具体法律法规的基础。另一方面, 我国在各具体细分的食品领域也出台有针对性较强的法律法规, 如适用于各种具体食品、各种特定人群、面向新资源食品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两方面相辅相成, 两者互为表里, 缺一不可。其次, 自从我国颁布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遏制, 各类具体且针对性较强的法律法规为我国食品安全管理部门的工作提供具体的指导, 虽然这些法律法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事后的补救工作, 但也是维护我国食品安全的一道屏障。

我国食品安全规制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政府在规制工作中垄断主导, 应转变政府职能, 促进多方参与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全体人民群众的重要民生问题, 因此食品安全问题的规制工作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完成, 但在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中, 我国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规制工作中始终占据着主导乃至垄断地位。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往往仅从政府自身角度出发, 而忽略了食品市场中其他重要主体 (食品生产企业、食品消费者、民间监督组织等) 的作用。在规制工作中, 政府往往大包大揽, 未实现对于食品安全问题治理工作的社会全员参与。政府部门在规制工作中的过度干预使其他群体缺乏参与机会, 使这项工作缺少持续进行的能力, 同时政府的单方面进行也易出现政府权力监督的缺失。因此, 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转变政府工作职能, 努力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更多地将食品安全问题规制的具体工作交给社会其他主体。在这个思想指导下, 政府要发挥自身在相关政策制定、明文法规的颁布、对疑义问题进行公平公正裁决等服务性等工作上的优势, 为食品安全问题规制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积极吸收社会上的其他群共同参与工作, 在工作中实现社会的全员参与, 从而提高该工作的持续性和可行性。

规制方式单一落后, 机构权力分散, 应制定完善的制度保障机制

在食品安全问题规制工作中, 政府部门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主体, 往往强调工作的强制性和对立性, 但忽视了工作形式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在实际工作中, 政府部门对于违规企业往往仅采取行政处罚的手段, 但这样做只是注重安全问题出现后的治理工作, 却忽视了问题出现的整治工作。我国食品市场具有流动性快、品类复杂的特点, 在实际的工作中往往很难仅采用一套不变的手段, 因此就需要不断更新我国食品安全问题规制工作中的具体制度。需做到以下几点: (1) 建立制度保障机制, 通过立法等途径提高社会各主体在参与过程中的保障; (2) 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各个主体的工作, 防止权力滥用; (3) 做好参与工作的激励体系建设, 鼓励更多的个体参与到食品安全规制工作中; (4) 建立一个更加便利的信息披露体系, 目前个人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时, 往往还面临着告知无门的情况, 因此要建立起便利的信息披露体系, 促进各种重要信息的更好传播。

结语

食品安全规制 篇11

摘 要 近年来，随着“瘦肉精”“毒奶粉”“红心蛋”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曝光，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不断挑战公众的认知底线，在严重威胁、影响人民生命权、健康权的同时，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加强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保障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不仅是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权益的迫切需要，更是促进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 动物源性食品；食品安全；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志码：B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6.24.063

1 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基础理论

动物源性食品，指全部可食用的动物组织以及蛋和奶。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即全部可食用的动物组织及蛋和奶等不应含有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物质与因素。法律规制，是政府根据相应规则，通过认可和许可等手段，对微观经济主体活动施加直接影响的行为。动物源性食品从“养殖到餐桌”各流通环节，涉及多方利益相关主体行为，法律所规制的对象正是这些利益相关者行为，具体包括相关农业投入品经营者行为、相关农产品生产者行为和相关食品经营者行为[1]。法律规制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的制度体系、完善的执行与监督体系。

2 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动物源性面临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动物疫病。近年来，由动物疫病引发的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事件屡屡发生，而我国的动物防疫管理体制、防疫条件和防疫水平尚不能满足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发展需求。二是兽药残留及违禁药品使用。近年来，个别生产者、经营者在动物产品饲养过程中不当使用兽药，甚至出现滥用违禁药品的恶性事件。三环境污染及有毒有害物质残留。我国少数地区有毒有害的物质的排放量和使用量远超出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损害，不仅对人体健康构成直接威胁，而且经由食物链蓄积效应在动物体内残留累积。四是投喂、屠宰、加工、仓储和运输方式不当。五是人为因素。由于目前违法成本较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惜以身试法，通过伪造检验检疫证明、掺假掺杂、添加禁限用化学物质等手段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现状

3.1 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现状

随着国家对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視，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不断完善。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层面，一系列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保障及相关法律相继制定、修改、颁布和实施，逐渐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为中心、其他法律相互协调配合的动物源性食品法律规制体系。制度体系建设层面，我国陆续制定了系列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详细规定了兽药残留、农药残留、污染物限量、生物毒素限量等，为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的指标参考和技术支撑；作为质量标准的重要补充，目前已建立了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和有机食品认证。执行与监管层面，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具体管理工作主要由食药监督、农业、质量监督管理、卫生管理等机构的中央部门及其在地方设立的延伸机构在其职责、权限范围内分别负责。

3.2 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法律规制问题

一是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相对于动物源性食品品种、数量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动物源性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发展仍相对滞后，相关法律体系呈现“散、乱、差”的特点。二是标准体系不健全，涉及动物产品及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标准少、质量低，安全认证技术与标准低于国际水平，检测机构布局不合理，专业检验检测专家、人才缺乏，检验水平偏低[2]。三是管理部门权责不清，相关部门往往“各自为政”，监管资源分散冲突、相互扯皮现象严重。四是执法力量薄弱、监管人员素质不高，执法人员专业知识匮乏，道德素养有待提高，执法经费短缺、队伍建设投入不足。五是安全风险预警、召回制度等食品安全保障制度不健全，现有的各项食品安全保障制度确立时间不长，由于监管体制、监管机构及信息公开等方面缺少详细规定，相关制度还只能说是刚刚起步。

4 完善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建议

4.1 构建法律法规体系

一方面，要完善立法制度，坚持立改废释并举，明确立法权限和边界，加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法律解释工作，明确和厘清法律法规的具体含义和争议、模糊情况的适法依据，不断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构建法律体系，整合法律资源。建立层次分明、机构紧密、体系协调的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构建以专门的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基本立法为核心，以相关具体的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为保障，以刑法、行政法及经济法等部门法为补充的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立体监管。

4.2 健全标准体系

一是将标准体系建设纳入法律规制，以法律作为标准建设的坚实后盾和执行依据；二是构建科学、健全、协调的标准体系，宜采纳国际通行的全过程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框架，完善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各环节的配套标准建设；三是将通行的国际标准广泛纳入我国标准体系框架，如采纳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欧盟和美国等贸易国的食品安全标准，生产中推行HACCP、GMP管理和监控体系。

4.3 理顺监管职责

首先，建立统一高效的动物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应向以“品种监管为主，分段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转变。其次，充分理顺各监管部门职责。应以《食品安全法》中确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为依托，充分发挥其在食品安全保障中的监督、协调作用，协调各相关部门建立职能明确、专业齐全、反应迅速的组织机构。最后，完善行政问责制，明确责任主体、责任范围、责任方式及具体可操作程序，全面落实监管主体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4.4 提高执法、检测水平

一方面，加强人员队伍建设，既要注重对执法人员职业道德、专业知识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感，强化其业务理论水平、执法水平和实际操作水平，提升其履职能力；又要注重执法人员编制及人员、执法经费的保障，配备必要的交通、通讯、办案工具等办案设备，促进执法和监督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要加大资金投入，健全完善食品检测机构，大力推动兽医实验室、质量检测中心建设和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通过对先进检测设备和检测技术的引进，加强科学检测能力，充分提高检测结果的可靠性，为行政执法和风险分析提供直接依据。

4.5 完善基本制度

食品安全管理的核心是预防，通过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预警评估体系和问题食品召回制度，有效地分析食品的风险等级，向社会及时发布相关的食品信息，及时召回安全系数超标的食品，预防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使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免受有害食品的伤害[3]。

4.6 实施全过程监控

动物源性食品从生产到流通涉及产地和厂区环境、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兽药防疫、屠宰加工、仓储运输和包装销售等各种因素，只有做到从源头到终端产品的全程监控，才能有效避免食品安全风险，要加强产地环境监管，加强“养殖到餐桌”的各环节规范操作与监控。

参考文献

[1]谈珏霞.动物性食品安全监管过程控制的研究——以江州市为例[D].苏州：苏州大学，2013.

[2]李英海.国内外动物源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07.

[3]李云霞.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问题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06.

食品安全规制 篇12

关键词：食品安全,委托-代理,信息对称,合谋行为

食品安全关乎民生, 更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然而在当今社会, 这一问题却频繁发生、屡禁不止, 究其原因, 核心是食品安全规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 而影响食品安全规制实施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信息不对称。该理论认为,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 每个人对相关信息的了解是存在差异的, 一般来说, 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员通常拥有较多信息, 而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员拥有的信息量则相对较为匮乏, 这种情况在委托-代理问题上尤为明显, 即代理人在接受委托人委托后, 由于两者的目标不一致, 而且代理人拥有更多的信息且其行为具有不易观测性, 这使得理性的代理人会背离委托人委托的初衷, 而选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食品安全规制中, 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对当地食品企业拥有更多的信息, 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来监管当地的食品企业, 以保证所生产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 两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 作为理性人的地方政府有可能与当地食品企业合谋, 向中央政府隐瞒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但使得中央政府对食品安全的规制无效。因此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 采用委托代理模型来研究食品安全规制问题并探寻行之有效的优化食品安全规制对策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现有的研究中多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 运用委托-代理模型来研究规制的社会福利、效率以及制度等问题。王燕等[1]采用消费者、政府、规制机构和被规制企业的多重委托代理模型探讨了规制俘虏问题, 并得出了规制者和企业的合谋会降低总社会福利的结论。郭庆[2]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出发, 分析了制约我国环境规制监督效率的因素, 结果表明, 不同的监督对象, 其影响环境规制监督效率的因素也不相同, 因此提出, 需要针对不同的监督对象, 综合运用制度与技术手段, 有针对性设计出可行的监督系统。高思安[3]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追溯精确度水平和食品供应链中道德风险的关系问题, 并据此提出追溯体系精确度越高越能促进食品供应者选择提供具有较高安全水平的食品。王孝莹等[4]通过构建风险约束条件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分析了影响规制主体采取行动的因素, 得出规制者可以通过完善激励性规制、可追溯体系、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等措施来更好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肖兴志等[5]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煤矿企业的多重委托代理模型, 重点研究了地方政府和煤矿企业的合谋对中央政府规制的影响, 得出合谋的存在会降低中央政府的效用, 并进一步分析了煤矿企业规模与中央政府抽查对合谋行为的影响以及监管者级次增加对规制政策的影响。徐玉华等[6]通过建立政府、规制机构、企业家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监督员的寻租行为, 认为信息不对称是诱导规制者寻租的主要因素, 提出改革规制机构、加大监管力度和对腐败惩处的力度可以提高规制效率。齐文浩和刘禹君[7]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规制问题, 并据此分别研究了政府监管强度等因素在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条件下对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效用产生的影响。马艳艳[8]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 采用激励性规制以及规制俘虏分析了高校国家奖学金和助学金激励机制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综上所述, 现有的关于运用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等方面分析规制问题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合谋行为与社会总福利的关系、规制效率、可追溯体系、规制主体行动的影响因素、合谋对规制的影响等方面, 而关于食品安全规制问题的研究较少, 尤其是关于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的条件这一方面的研究更是少见。文章从委托-代理模型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地方政府与食品企业发生合谋的条件, 以及中央政府应如何选择行为来阻止地方政府与食品企业合谋, 并进一步提出优化食品安全规制的措施。

1 食品安全规制模型构建

1.1 模型基本假设

基于以上关于食品安全规制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食品企业三个部门的规制模型。

假设1:假设食品安全水平仅由食品企业的安全投入所决定, 食品安全投入主要是指:食品企业用于各种安全设备的投入, 定义为a。

假设2:假定安全设备投入a可以被观测到, 地方政府可以无成本的来获得a的信息, 而中央政府则由于成本和空间的限制而无法获得a的信息。

假设3:中央政府会规定食品安全设施的投入标准, 以获得一定的安全水平。我们将食品安全设施的投入标准定义为

假设4:中央政府要获知食品企业是否执行了安全设备投入标准 (即) 必须通过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检查食品企业是否执行了中央政府规定的标准, 并将检查结果报告中央政府。

假设5:如果食品企业的安全设备投入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 即导致出现食品安全事故, 造成了伤亡人数为h, 那么中央政府会对食品企业处以罚款f (h) , 且

假设6:地方政府在监管中向中央政府汇报的实际伤亡人数为h′, 且为了激励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从对食品企业的罚款中抽取m比例给地方政府, 如果地方政府多报食品安全事故伤亡人数, 企业会面临非常高的罚金, 但是企业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向中央政府进行投诉, 因此地方政府也不会多报。

假设7:食品企业可以选择向地方政府寻求合谋, 给地方政府的报酬为r, 只要r

假设8:如果地方政府与食品企业的合谋行为被中央政府发现, 中央政府还会额外罚食品企业上交所逃避罚款数g1比例的罚金, 地方政府也会受到惩罚,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与食品企业合谋的惩罚为上交所逃避罚款数g2比例的罚金。

1.2 模型构建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食品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在图1中,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监管当地食品企业, 食品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有两种选择, 合谋与不合谋, 而且中央政府会有一定概率查处食品企业是否发生了食品安全事故, 地方政府与食品企业采取不同的行动面临的期望收益也不同。

如果食品企业选择给地方政府报酬r来寻求合谋, 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汇报的实际伤亡人数为h′, 因此企业可以把罚金从f (h) 减少为f (h′) , 这时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报酬也从mf (h) 减少为mf (h′) , 但食品安全事故有可能会被中央政府发现, 概率为n。当中央政府发现食品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合谋行为时, 企业不仅要补交少交的罚款f (h) -f (h′) , 还要为其合谋行为付出代价, 因此中央政府会额外惩罚食品企业多交所逃避罚款数的g1比例的罚金, 因此食品企业一共需要交的处罚额度为 (1+g1) [f (h) -f (h′) ]。同样的, 地方政府也会受到惩罚,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与食品企业合谋的惩罚为多交所逃避罚款数的g2比例。所以地方政府受到的处罚额度为g2[f (h) -f (h′) ]。

2 模型的理论分析及实证

2.1 存在合谋时的委托-代理模型

假设发生了食品安全事故, 我们来分析地方政府与食品企业发生合谋的条件。如果食品企业选择不与地方政府合谋, 那么他就会承担f (h) 的罚款。如果食品企业选择向地方政府支付r的报酬以达成合谋, 并且使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少汇报食品安全事故伤亡人数, 则企业少交罚金f (h) -f (h′) , 损失的只是用于支付给地方政府报酬的r (只要r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如果地方政府选择拒绝与当地食品企业合谋, 那么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它的收益为mf (h) 。如果它选择接受企业的转移支付r, 并且向中央政府少汇报食品安全事故的伤亡人数, 那么它得到了r+mf (h′) 的报酬, 但是同样的, 以概率n被发现后将面临罚款g2[f (h) -f (h′) ]。由此得知, 对地方政府来说, 不合谋时的收益为mf (h) , 合谋时的期望收益为:

只有当政府与食品企业都受益时, 合谋行为才会发生。这时候应该同时满足:

即:

(m+ng2) [f (h) -f (h′) ]

2.2 不存在合谋时的委托-代理模型

当食品企业向地方政府寻求合谋时的期望罚金大于不合谋的期望罚金时, 企业就不会向地方政府寻求合谋, 这时候应该满足:得出来:在中央政府查处食品安全事故的概率n、食品企业给地方政府的报酬r一定的情况下, 加大对食品企业逃避罚款的罚金比例, 可以有效阻止食品企业向地方政府寻求合谋。

如果地方政府选择不与食品企业合谋时的期望收益大于选择合谋的期望收益, 那么地方政府就不会选择合谋。这时应满足条件:得出来:其中Δf (h) =f (h) -f (h′) 。在中央政府查处食品安全事故的概率n、食品企业给地方政府的报酬r、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激励m一定的情况下, 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瞒报食品安全事故伤亡人数的罚金比例可以有效阻止地方政府选择与食品企业合谋。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提高中央政府查处食品安全事故的概率, 而且加大对食品企业和地方政府合谋的罚金, 能够有效阻止食品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 从而提高食品安全规制效果。

2.3 实证分析

以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为例,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不满和轰动, 以致失去了消费者对我国政府监管和食品安全的信任。2008年, 三鹿“问题奶粉”在全国曝光且引起人民群众的公愤及质疑后, 石家庄的相关责任人承认, 早在曝光前就已经收到关于三鹿“问题奶粉”的报告, 却没有及时将有关情况通知给中央政府。相反的, 地方政府却选择了瞒报, 直至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才站出来承认, 相关监管部门并没有尽到应承担的责任。而地方政府这种漠视的态度也让三鹿企业理直气壮起来, 在问题曝光之前, 三鹿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一直表示, 其婴儿奶粉是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来生产并通过全面检测了的。显然, 地方政府对三鹿这种蒙混过关的态度十分知情, 却选择了瞒报及放任, 这种行为造成了住院治疗的婴幼儿有12 892人, 死亡3人。

在这个问题曝光后, 国务院即刻做出了应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方案。其主要对策是对奶粉市场进行全面整顿与治理、一旦查明事实, 严惩违法违规生产的企业、相关责任人以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责任人。经过三聚氰胺奶粉这一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 国家加大了对食品的抽查率以及对企业违规生产的惩罚, 因而2009年的食品中毒人数从2008年的13 095下降到11 007, 食物中毒报告起数由2008年的431起下降到271起。

因此可以看出, 国家加大对查处食品安全事故的概率, 而且加大对食品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惩罚, 能够提高食品安全规制效果。

3 优化食品安全规制的政策设计

地方政府与食品企业合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因此为了优化食品安全规制, 需要探索一种合适的政策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相协调一致。

3.1 加大中央政府随机抽查的概率

在现实生活中,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 如果地方政府瞒报真实的食品安全事故伤亡人数或者直接瞒报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中央政府也不一定会知道, 这就为地方政府与食品企业合谋提供了机会, 使得安全规制政策形同虚设。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了中央政府查处地方政府瞒报的概率与地方政府采取合谋行为具有较大的相关性, 因此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随机抽查的概率, 能够改善规制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相应的地方政府与食品企业合谋的期望收益就变得越小, 地方政府采取合谋的概率也会随之降低。

3.2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信息收集、分析、利用及评价能力

政府的监管首先表现在对信息的监管, 包括信息的采集、分析、利用和评价。在日常的食品安全监管中, 地方政府要定期去检查食品企业生产设备等安全情况, 收集各类信息数据并整理分析上报给中央政府, 这样可以增加中央政府的信息量。此外, 可以建立一个多渠道的信息网络系统, 政府通过定期抽查企业生产的食品, 及时向消费者通报食品安全情况以及优秀企业名单, 食品生产者、消费者和媒体也都可以参与到网络信息平台中揭露食品安全事故。中央政府的监管人员也要定期通过查看网站了解最近的信息, 而不是让这种网络平台流于形式。

3.3 加大对合谋行为的罚金

在以上的模型分析中,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加大对食品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行为的罚金, 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杜绝合谋行为的发生。所以中央政府在制定罚金数额时要加强惩罚力度, 尤其是要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罚金数额, 这样地方政府与食品企业合谋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当罚金的数额达到食品企业选择合谋无利可图时, 食品企业就不会向地方政府寻求合谋, 进而会主动避免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自觉的生产安全食品。此外, 对地方政府徇私舞弊的惩罚越严重, 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的期望收益就越小, 可以促进地方政府主动避免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加强对食品企业的监督。

3.4 提高我国监察队伍的整体素质

食品安全离不开人,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有什么样的素质就有什么样的食品质量。而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的规制和食品质量安全规制的工作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具有专业性这些要求不相符, 具体表现在监管不力、效率低下、监管业务能力差, 尤其是工作动力不足。我们应该设立专门的安全监察人员的培训机构, 提高监察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 并给予相对优厚的待遇以激励监察人员全力履行其职责。

参考文献

[1]王燕.基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规制俘虏模型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2007, 6 (4) :7-13.

[2]郭庆.基于委托代理视角的环境规制监督系统设计[J].理论经济研究, 2012 (6) :32-38.

[3]高思安.可追溯体系与食品安全-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J].安徽农学通报, 2011, 17 (19) :3-5.

[3]王孝莹, 张艳艳.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食品安全规制研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2013 (3) :85-89.

[4]肖兴志, 赵扬.煤矿安全规制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J].财贸研究, 2009 (3) :80-87.

[6]徐玉华, 谢承蓉.非对称信息下的政府规制与企业家寻租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6 (6) :63-65.

[7]齐文浩, 刘禹君.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规制探析[J].科技与经济, 2013, 26 (5) :1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