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规制下食品安全

犯罪规制下食品安全（共7篇）

犯罪规制下食品安全 篇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全会提出: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完善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是维持公民生命、健康基本条件,只有重视食品安全问题,积极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带来挑战,才能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夙愿。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食品安全犯罪情形也不断增多,导致人们生命、健康、财产等遭受重大损失,也影响了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1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原因

1.1自身经济因素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之所以频繁出现,首先因为有些犯罪分子自身经济条件较差,生活贫困所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施行了一系列解放、发展生产力举措,在此过程中,有些人急功近利通过不法、犯罪手段先富起来,有些人还在贫困线上,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贫富差距增大,有些相对贫困人渐渐消沉,而先富起来某些人却不断宣扬奢侈、不劳而获思想。在高消费及互相攀比心态下,相对贫困人想尽快脱贫致富,于是不惜铤而走险走向了违法、犯罪道路。

1.2人格结构因素

食品安全犯罪大多属于经济类中财产型犯罪,其人格结构中存在着贪图享受、不劳而获、个人需求恶性膨胀、金钱崇拜倾向。享乐、拜金等思想严重影响并扭曲了某些人价值观与行为。金钱、利益也曾成为社会中评判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成功的标志。因此助长了某些人以此为人生目标,不惜一切手段去追逐金钱,尽快实现自己目的。 在此过程中,这些人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例如不具备合法、 科学生产、制造、运输、销售某些食品的适法资质、学识、 才能、机会等,难以合法手段达到赚钱目标,不愿自食其力而自甘堕落,因此就采用了犯罪手段。

1.3心理素质因素

食品安全犯罪人一般文化素质低,心理常表现为认知能力、自制力差。由于缺乏法律教育、基础教育,故文化水平低,很多成为文盲、法盲。他们在认知事物及具体行为时常缺乏科学分析能力,容易自身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也容易被人引诱、利用成为食品安全犯罪工具,尤其是妇女、农民、待业青年、没受过小学、初中教育的人。然而,近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白领等社会中、高素质人也有一定数量参与食品安全犯罪中,例如某些公务人员经不起外界利益诱惑,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等故意放纵、协助犯罪分子,他们知法犯法走上了不归路。

1.4社会、行政管理因素

由于社会在快速向前发展、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机制存在缺陷与漏洞,为食品安全犯罪提供了便利。例如: 外来人口无序流动给食品安全犯罪流通环节流动作案提供了可乘之机。某些单位财物管理混乱导致单位人员与外界不法犯罪分子进行勾结作案。某些单位、部门领导、人员不按国家、 机关、单位管理制度进行工作,参与食品安全犯罪组织、策划、指挥等,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财产等权利。我国传统食品安全理念只注重结果罚,而非事先预防与过程持续性监控,因此导致食品安全行政类管理难以与国家有关立法融会贯通。

1.5法律、法规因素

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从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食品安全法、经济法等,都已形成了大致体系,但仍存在若干问题。例如: 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曾欠缺对食品各种技术标准进行统一设定而致政府难以更有效监督食品安全; 缺乏针对性立法打击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处罚力度较弱导致立法欠缺震慑力; 食品生产、经营市场准入标准较低,违法、 犯罪成本较低导致食品安全犯罪屡禁不止; 食品安全犯罪执法体制曾出现农业部、工商部门、卫生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多头管理而导致权责混杂难以明晰让犯罪者钻了空子; 各类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立法、司法、执法中,由于某些类别法律、法规标准不一,欠缺有效衔接甚至矛盾而导致办案的尴尬。

2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我国早在 《礼记 . 王制第五》中就有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立法: “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唐律疏议》 中规定: “( 有毒食品) 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规制罪名主要有: 《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 根据 《刑法修正案 ( 八) 》 现已将刑法第143条表述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 ( 《刑法修正案 ( 八) 对此罪刑罚也做了较大修改) 。此外,刑法分则第二章第114条、第136条,第三章第147条、第213条、第214条、第222条、第225条、 第七章第397条、第408条第1项、第412条、第413条、 第414条等条款也对食品生产、使用、经营、广告宣传、 监督方面等犯罪行为做出了规定。例如: 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涉及 《刑法》 第114、115条投放危险物质罪、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147条生产、销售伪劣农药、 兽药、化肥、种子罪; 第222条虚假广告罪; 第225条非法经营罪; 第229条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刑法修正案 ( 八) 》 在第408条后增加1条,作为食品监督管理者渎职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与此相关的罪名还有 《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

关于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方面,主要有: 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 《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主要明确了伪劣产品中 “掺杂、掺假”、“以次充好”、“销售金额”等具体概念含义; 首次通过 “货值金额”数量认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 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量刑进行了细化等。2002年8月 “两高” 又针对 “瘦肉精”案件发布了 《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 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主要内容涉及: 非法生产、销售 “瘦肉精”等药品行为刑法适用; 饲料生产者、销售者在饲料中非法添加违禁药品或者销售明知是含有违禁药品的饲料行为的刑法适用; 屠宰等加工环节和肉类市场销售环节有关不法行为处罚; 竞合犯罪的问题; 违禁药品范围确定等问题。2002年9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内容涉及违反国家相关盐业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细化了非法经营食盐具体犯罪情形; 明确了犯罪构成不以行为人非法经营行为是否盈利为定罪依据; 明确了若同时触犯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罪时,可按处罚较重罪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对于有可能在执法中出现的妨害公务罪与各食品安全犯罪出现竞合时,能以数罪并罚追究刑责也进行了明确。这些具体罪名确立及司法解释出台对于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关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缺陷和完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一,在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出现原因分析中,有的认为是受历史和经济影响与制约,所以对食品安全缺乏持续信念。有的认为是经济逐利所致,有的认为食品安全领域的技术标准设置不一致导致国家有关部门难以监管。有的认为纯粹是政府和社会监管不到位,有的认为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缺乏威慑力。有的认为是生产、销售者自身原因所致,由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进入市场的条件不够苛刻,故导致有漏洞可钻,有的提倡针对这类犯罪发生原因提出了解决对策,如需加大执法力度并对执法体制进行改革。笔者认为,这些原因都是存在的,只是侧重点、看问题角度有所不同而导致了差异。

第二,在我国食品安全犯罪所涉及基本概念界定方面, 学者们对微观基础概念进行了一系列探讨: 有的从 “食品”、“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属性”、 “食品安全犯罪”、 “食品卫生”、“粮食安全”、 “生物安全”进行了详细剖析。 有的提出食品安全不能以传统安全定义,因为此类犯罪具有不确定性、隐蔽性、社会性、多元性、扩散性,不能让刑法事后惩罚,而更需要法律、法规事前预防。有的则围绕食品、药品等基本概念解析提出了自己见解。这些基本概念界定有利于奠定研究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基础,只有肃清了这些概念内在含义,才能更清楚理性地思考相关法律问题解决。

第三,在食品安全犯罪所涉及具体犯罪中,学者们也有一定探讨。例如: 在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罪过形式中,有的认为此罪主观方面是笼统故意,有的认为只存在间接故意,还有的则认为存在过失情况。笔者认为采用间接故意较妥当,因为该罪中对危害结果发生更倾向于放任而非主观追求。在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犯罪中,学者们对该罪中 “非食品原料” 表述、是否为危险犯等进行了探讨。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学者们对此罪本罪与非罪界限、此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罪的界限、 此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界限等进行了探讨,进一步明确了各罪间区别与联系。有的学者则单独对食品安全许可证、婴幼儿食品、食品安全是否能设置过失犯罪进行了探讨。

第四,在食品安全犯罪所涉及刑罚中,学者们也进行了探讨。例如: 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中,主要围绕罚金刑是否有存在必要、罚金能否设限额、罚金基准能否为货值金额还是其他标准、罚金具体执行方式、罚金幅度具体规定、是否能由具体危险犯改变为行为犯进行了探讨。在食品安全犯罪资格刑中,例如: 能否剥夺政治权利、如何协调刑罚与行政处罚之间关系、是否设置资格刑,资格刑如何合理设置、如何借鉴国外资格刑先进立法对我国食品安全犯罪资格刑立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死刑条款中,学者们主要围绕是否能废除此罪中死刑进行了讨论,有的学者认为由于社会、国民在现阶段暂时无法接受去死刑化理念,因此还需设置死刑以遏制此类犯罪发生。有的认为死刑是刑罚中最严厉的惩罚,因此只有犯罪性质和后果极其严重,且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特别巨大时才能实施。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当符合现代刑罚品格,因此需彻底废除死刑的规定。

第五,在食品安全犯罪体系宏观建构中,学者们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例如: 在围绕我国食品安全犯罪中原有具体条款与体系前提下,学者们提出了需根据社会的不断发展与 《食品安全法》相关最新法规,相应地在刑法中增设有关的罪名,如: 增设食品安全事故罪、非法买卖、出租、出借食品许可证罪等罪名。有的学者跳出了微观研究领域,而关注食品安全是否需纳入刑法规制中,例如: 有的赞同向某些发达国家学习食品安全问题非犯罪化,而加强行政责任即可, 有的学者提出需犯罪化,有的则认为由于行政责任惩治不够有力且行政执法不严厉,因此才导致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因此我国食品安全仍需坚持犯罪化。

3结论

食品安全问题是人类社会将一直关注的问题,因为其关系到人生命、健康权实现,继而也关系到国家安危、社会稳定。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尤其是刑法规制,才能进一步减少食品安全犯罪,实现国家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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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篇2

关键词：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

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相关条文的修改

（一）罪名的变更

《修正案（八）》将刑法第143条中的“卫生标准”改为“安全标准”。同时，《规定（五）》也将其罪名由原来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刑法的这种修改，除了与《食品安全法》相衔接外，更为重要的是拓宽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对象范围，为打击此类犯罪布下更加严密的法网。

（二）刑罚的修改

1.主刑

原刑法第144条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修正案（八）》将其改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修改后的刑法第144条已将拘役删除，主刑起点刑得到提高，自由刑起点由1个月提高到6个月。

2.附加刑

《修正案（八）》将原刑法第143条和144条分别改为“并处罚金”、“并处罚金”以及“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不但取消了单处罚金的规定，而且取消了罚金数额的限制。这无疑是一记“重拳”，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力度。

（三）犯罪情节的增加

原刑法第143条三个量刑幅度的情节要件分别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以及“后果特别严重的”，《修正案（八）》将“疾患”改为“疾病”，同时对第二个量刑幅度增加了“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要件。原刑法第144条有“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两个加重量刑情节，《修正案（八）》将其分别改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这样，一方面扩大了可以适用加重量刑幅度的范围，另一方面降低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取证难度。

（四）新罪的设定

《修正案（八）》在刑法第408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408条之一，《规定（五）》将其罪名确定为食品监管渎职罪，成为修正案的一个亮点。更为重要的是，食品监管渎职罪量刑幅度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刑法》第397条第2款因徇私舞弊渎职犯罪相同，相较于一般渎职犯罪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明显提高了刑罚上限。同时，“徇私舞弊”成为量刑的从重情节，而非一般渎职罪量刑的加重情节。这样，食品监管渎职罪成为“刑罚最重的渎职罪”。该罪的设定意义重大，一是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二是解决了相同性质的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行为承担不同刑事责任的法律问题。

二、我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体系的缺陷

（一）食品安全的基本犯罪的刑法定位不合理

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进行分类的标准是犯罪的同类客体；对各类犯罪排列的标准主要是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食品安全法》第1条规定：“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与刑法第二章的立法目的相契合，而我国现行刑法却将食品安全类罪名划分在刑法第三章即破坏社会主义市经济类犯罪。

（二）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体系相关立法缺失

1.没有将不作为的食品安全严重犯罪行为予以规制

《食品安全法》的亮点之一是建立了不安全食品的召回制度，规定了“拒不召回”的法律责任。但《刑法》却并未对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作出相应的规定，仅仅依靠《食品安全法》与《食品召回管理制度》并不能有效地规制生产经营商拒不召回问题食品的行为。

2.没有对过失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予以规制

食品安全类犯罪中，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基本犯罪成立的主观罪过形式都是故意，过失实施的行为无法构成这一犯罪。

3.没有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持有行为予以规制

现行刑法对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未作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这类预备行为一般只能作行政处罚，而不能按刑法定罪量刑，也就是说缺失持有型犯罪的规定。

（三）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刑设置不合理

《刑法修正案（八）》对罚金刑的设置做了修改，现行罚金刑采取“并处罚金”的方式，在数额上未作规定。这一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但是没有规定最低的刑法数额，这必然会弱化刑法的威慑力。而且罚金刑的适用缺乏量刑标准，这样将会导致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困难，易出现量刑的畸轻畸重。

三、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对策

（一）关于食品安全犯罪层面的整合和完善

食品安全犯罪层面的整合和完善应从拓展我国食品安全犯罪范围的角度进行，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应进一步推动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出台和完善，将食品经营行为中涉及的具体行为进行明确，特别是针对较为原始的生产方式中所涉及的采集、以及持有等涉及食品安全的各个环节进行明确，从而弥补当前我国当前立法的不足。尽管这并不属于经营行为的范畴，而将其纳入规制范畴能够有效实现对生产、经营行为的源头控制，适当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外延，进而实现刑法对提升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

其次，对掺入行为进行规制的覆盖。由于食品生产掺入等行为涉及食品安全，尽管我国《食品安全法》对添加剂等问题进行了界定，但对于添加剂、转基因、掺入等问题并未在刑法中得到合理体现，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只能按照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量刑豑。但这在司法实践中极易造成同类型犯罪行为的不同判决结果。所以，应该在刑法规制中增加相关独立罪名，以强化对该类型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

最后，从立法角度进一步拓宽食品安全犯罪规制范围，将过失造成的食品安全犯罪、因进出口食品引起的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刑法规制范畴。具体而言，可将因进出口食品引起的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刑法分则走私罪中进行规制，通过立法解释进行扩容；但在量刑上应考虑食品安全的危害性特点，要比一般走私犯罪从中处罚。将过失造成的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刑法规制范畴，参照过失犯的量刑方式和标准，在食品安全犯罪量刑幅度内从轻设置处罚。

（二）关于刑事责任设置的完善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责任设置主要是财产刑和资格刑的设置，而这一设置存在一定的问题，应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

首先，从财产刑角度分析，可以配合罚没财产的方式弥补当前财产刑存在的不足。这对当前罚金刑设置的不合理问题，可以在不对罚金刑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情况下通过适用并处没收财产等方式进行弥补。进一步强化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力度，可以增加对单位进行罚没财产的规定。如果说作为财产刑的罚金适用于单位犯罪较为恰当，那么作为财产刑的没收财产却没能成为惩治单位犯罪的刑罚是令人遗憾的。同时，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具体情况，特别是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等确定罚金刑的罚金额度。

其次，增加食品安全犯罪的资格刑，即剥夺或者限制不法分子涉入食品领域继续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资格。对单位食品安全犯罪的，推动刑法破产和停业整顿的设置，与行政处罚相衔接。对自然人食品安全犯罪的，综合考虑犯罪情节设置限制三到十年年直至剥夺终身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资格。

环境规制下的企业生产制度创新 篇3

产品研发设计的制度创新

环境规制日趋法律化、严格化给企业的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传统产品受到绿色产品的挑战。为了生存发展, 企业应尽快适应这种转变, 以期在新的环境要求下增强产品竞争优势。绿色产品是伴随着全球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的趋势而出现的, 这种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具有环境友好性、资源节约性、能耗最小性, 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 有些产品在其使用终止时可回收再利用。绿色产品之所以被关注, 是因为它能够满足环境、消费者、社会和企业的不同要求, 在设计、生产、包装、运输、销售和回收再利用等环节, 可满足绿色环保、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 得到了各利益相关方的认可。

环境规制下产品研发设计阶段的制度创新, 是指企业在现有的研发设计条件下, 通过创设新的、可有效激励员工创新的制度和规范体系, 进行研发设计变革。这些创新活动有赖于制度创新的不断积累和持续激励, 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使之常态化。产品的研发设计主要包括外观造型、功能结构、材料选择、工艺设计、使用环境、回收再利用等方面的一种创造性行为, 它是市场信息分析、消费者需求和产品设计能力的综合体现。

传统的产品设计主要采用直线式开环设计流程, 站在企业利益和产品成本的角度, 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 到产品废弃为止, 未将回收再利用纳入设计中, 很少考虑产品报废、回收时对环境的影响, 以及产品使用过程中给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

绿色产品研发设计弥补了传统的产品研发设计对环境“有污治污”的缺陷, 从产品的生命周期出发, 将环境因素融入设计过程中, 在考虑产品的功能、质量和成本的同时, 还充分考虑产品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将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并使产品的各项指标和性能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其基本理念是从产品设计到实际生产, 要实现资源和能源的低耗并保证不污染环境, 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使用后要易于拆卸、回收, 并可进行无害化处理, 以达到循环使用的目的。

传统的产品设计与绿色产品设计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一是从产品设计结构上看, 传统的产品设计是线性的, 从市场需求到产品报废未考虑环境因素和资源因素, 产品生命周期终止也未制定回收方案, 未采取有效的处置和再利用办法, 从而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这种粗放型的传统设计方式造成资源渐趋枯竭, 也给人们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威胁。而绿色产品设计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当某些产品生命周期终止时, 可进行回收再利用, 既减少了产品对环境的损害, 又节约了资源。二是从产品设计内容上看, 绿色产品设计将环境因素充分体现在生产的每个环节, 同时考虑到产品设计过程中的技术属性、人员健康和资源能源的优化利用等。

环境规制下产品的绿色设计应遵照以下原则:

1.资源最优原则

这项原则包括两方面:一是在选用资源时, 应考虑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 从资源的可再生性和可替代性出发, 不能因资源选择不合理而造成资源短缺, 影响生产, 也不能因资源过度使用而加剧资源的稀缺性, 造成资源危机, 制约产品生产的连续性。因此在绿色产品设计过程中, 应选用资源的可再生性, 避免使用稀缺性资源。二是在使用资源过程中, 应使资源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和利用, 减少废弃物排放量, 并在产品可拆卸、可回收等环保设计中, 充分考虑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对暂不能回收的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避免污染环境。

2.能耗最少原则

这项原则包括两方面:一是能源选择, 二是能源利用。绿色产品设计应选择清洁可再生的一次性能源, 如太阳能、风能等, 避免使用煤、汽油等不可再生的二次能源。在使用能源中应减少能源消耗, 避免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量, 造成能源浪费, 有效缓解能源危机, 使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

3.“零污染”原则

绿色产品设计在保护环境中应以“预防为主, 治理为辅”, 摒弃“先污染后治理”、“有污治污”的治理模式, 从产品设计阶段开始就应考虑如何防止污染、消除污染, 使产品整个寿命周期中的环境污染达到趋于零的最佳状态, 最终实现“零污染”的目标。

4.“零损害”原则

绿色产品设计的“零损害”原则主要针对人与环境而言。产品绿色设计应确保产品寿命周期不对环境造成损害, 同时还应保障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安全性, 避免给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 进而达到“零损害”的目标。

5.技术先进原则

绿色产品的品种多样性、功能完善性、环保性和资源能源的节约性等要求, 都离不开技术的先进性。只有先进的技术才能为绿色产品提供可靠的功能保障和性能保障, 从而达到与环境的协调性, 因此技术的先进性是绿色产品设计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6.整体效益最佳原则

在环境规制下, 产品的绿色设计不同于传统的设计, 前者不仅要考虑企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 而且要使产品整个寿命周期内的资源循环利用、优化配置等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所造成的影响最小, 使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企业的效益达到整体最优。

7.多代生命周期循环原则

在设计绿色产品时, 应考虑零部件的回收再利用, 以使产品在生命周期结束后, 仍可满足下代产品的绿色环保要求, 既节约了资源, 又减少了废弃物处置过程中的能源浪费, 以及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因此, 在绿色产品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多代生命周期循环问题。

产品加工制造过程的制度创新

产品的生产制造阶段, 实际上是将设计结果转化成实际产品的物化过程, 它决定了企业能否将设计理念产品成功转化成现实的理想产品, 这一阶段连接了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 是增加企业价值的重要环节。由于企业在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 必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 因此这一过程是治理污染的重点。

建立产品生产过程绿色预警制度, 可及时发现并报告出现的污染状况, 保障绿色产品生产顺利实施, 降低因污染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增加企业的净利润。

1.绿色预警制度的特点

绿色预警制度, 是对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投入、转化和产出表现出的环境不友好性及时报警的生产制度, 其涉及范围较广, 从生产技术准备到进入生产程序, 从辅助生产到生产服务, 几乎涵盖了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与一般的评价分析相比, 绿色预警制度的特点是: (1) 及时性。绿色预警制度对问题的反应快, 可及时的发现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环境问题, 并予以解决, 避免问题严重恶化给其他生产活动造成影响。 (2) 集中性。这是指绿色预警制度不仅分析现有问题, 而且对潜在的问题有自动警觉作用, 预测问题的恶化状态、恶化过程和变化趋势, 对突出问题可能造成的危害, 发出预警提示。 (3) 动态性。这是指绿色预警制度具有动态监督预测作用, 可根据现有问题, 预测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变化趋势和影响, 并将其反映到负责部门, 及时制定有效措施, 减少给产品生产和环境保护带来的不利影响,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4) 深刻性。绿色预警制度在对现有问题评价分析的基础上, 深刻准确地揭示问题的本质及其变化规律, 为管理者提供参考, 帮助他们作出及时正确的决策, 减少对生产过程造成的不利影响。

2.绿色预警制度的实施

企业建立绿色预警制度, 主要是针对产品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给环境和人员带来的危险, 及时有效地排除, 确保整个生产过程的环保性, 这是建立绿色预警制度的出发点, 其操作流程是 (见下图) :

(1) 实施绿色预警制度应设立预警部门, 指定专人负责预警系统的运行, 负责各部门相关信息的收集并对其进行识别、分析、诊断、评价, 及时制定实施预案。

(2) 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及时、准确地监测, 并作好相关记录, 以便对监测信息进行分析判断, 为制定预警方案奠定基础。

(3) 识别监测信息, 辨别影响企业生产过程的各种不确定环境因素, 并对其按照人员、材料、设备、技术等因素进行分类。

(4) 根据不确定性因素的具体类别, 对监测因素进行“诊断”, 明确监测因素的影响原因、可能的影响范围及其影响程度。如果找不到原因可提出假设, 并对这些假设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形成合理的结论。

(5) 对上述“诊断”进行评价, 根据监测数据和实际问题再次进行综合评价, 找出其真实影响所在。

(6) 根据以上评价制定相关对策, 判断监测因素所处的不同状态, 并制定解决方案:当监测因素处于正常状态时, 对该因素持续监测, 不进入预控管理阶段;当监测因素处于警告状态时, 预警部门根据实情提出预控方案, 并将方案传递给决策层, 由决策层下达各职能部门执行;当监测因素进入危机状态时, 整个生产过程也进入危机管理阶段, 此时应成立危机管理小组, 按预警部门提出的危机解决方案, 由小组组织人员具体实施。危机管理小组应全面负责危机状态下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 直至危机化解、生产管理恢复正常运转。

企业在产品生产的绿色预警系统中, 还应建立生产管理过程预案对策库, 为以后在生产过程中避免发生警告状态、摆脱危机提供借鉴, 提高不确定因素的响应速度和处理速度, 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对环境不友好行为, 为绿色产品生产和员工的健康提供绿色环境, 提高产品的环境竞争优势, 增加企业的潜在收益。

产品回收再利用过程的制度创新

传统的生产者责任被界定为在产品设计、制造、流通和使用阶段, 未涉及产品废弃后的回收处置阶段, 废弃产品处置只是简单地丢弃或卖给流动商。在环境规制下, 对于废弃产品的回收处理倾向于生产者责任延伸 (EPR) 制度, 这项制度是指生产者不仅应承担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责任, 而且还延伸到产品整个生命周期, 特别是产品废弃后回收处置阶段的责任。企业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和消费者提供安全、实用的产品, 主要目的不仅是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及其股东谋取经济利益, 而且还要关注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利益, 如消费者的利益、社会的公共利益和环境利益等。企业通过贯彻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可在谋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 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应注重产品的回收再利用和最终处理。在产品回收处理阶段, 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应承担的主体责任, 发挥控制力, 最大限度地挖掘利用废弃产品的最大利用价值, 减少因不当处理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使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相协调, 真正实现垃圾减量 (Reduce) 、重复利用 (Reuse) 、循环利用 (Recycle) 、能源回收 (Recovery) 的“4R”目标。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可促使企业在产品设计、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使用、回收处理等阶段, 形成环保、节能的观念。从产品的耐用性、可修复性、可回收性、可降解性等方面综合考虑选材, 提倡绿色设计、生态设计、回收设计和资源再利用, 从源头减少废弃物产生。在生产过程中关注资源循环利用,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缓解产品生命周期终止后的废品处理压力, 从根本上减少废弃物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在倡导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的今天,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大势所趋。企业应充分认识到这一制度的重要性, 积极主动实施这项制度, 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跨越国际贸易绿色壁垒, 推动贸易与经济协调发展, 实现生态环境的绿色化、健康化。

浅析宪法规制下的预算权问题 篇4

关键词：宪法规制；预算法；预算权；改革

自近代以来，预算权就被视作是掌管和控制国家“钱袋子”的权力，备受民主国家的关注，许多国家不仅制定了完备的预算法律，而且还在宪法中设专章规定预算制度，在实践中政府预算公开也成为建立阳光政府的基本要求。通过对预算的合理分权实现财政民主，成为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对完善我国预算制度的启示。

一、宪法与预算权

1.预算权概述

预算权是预算管理职权的简称，被定义为“确定和支配国家预算的权利和对于国家预算的编制、审查、批准、调整、监督权力的总称”，具有以下法律特征：“预算权发生于国家预算收支管理领域，体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是国家财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算权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列入部门的预算的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任何公民或非预算单位都不得享有预算权；预算权是一种经济权力而不是一种纯粹的行政权，它具有经济内容；预算权的确定具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性，不能由当事人约定；预算权与预算年度紧密相联系，具有严格的周期性；预算权所体现的利益归于国家、归于全体人民。”

2.宪法规制预算权的价值及原则分析

在宪法的规制下，可将我国预算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预算民主、预算法定和人权保障。这些原则是宪法精神在预算法中的集中体现，是对预算行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和普遍约束力的基础性法律规范。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预算民主在宪法原则中的体现，它所强调的是宪法的人民主权理念；同时，预算制度及预算权由法律规定，旨在关注预算权的规范行使；我国宪法中明确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保障原则是实现和保障公民预算权利的基本要求。由此看来，预算权是在宪法与法律的规制下进行的，在人民民主国家，人民将其意志上升为法法律，人民又通过法律保障自己的意愿，宪法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大法，预算权置于宪法的民主之下，预算的民主又进一步反映民意，民意在法定的预算权法律中体现，预算过程中公民权利的实现又能够促进民众参与。

二、宪法规制下各国预算法的发展及我国现状

预算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使公共事务管理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财力保障, 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都毫不例外地规定了预算制度。如日本1946 年公布的战后《宪法》第91 条就规定：“内阁必须定期，至少每年一次，就国家财政状况向国会及国民提出报告”。其1947 年颁布的《财政法》第46 条更明确规定：“预算成立后，内阁必须及时将预算、上上一年度财政收支决算等财政事项，以印刷品、演讲或其他适当方式通告国民。除前项规定外，内阁必须至少每个季度向国民报告预算使用状况、国库状况以及其他相关财政事项。”又如《德国基本法》第109条规定：“一、联邦与各邦在财务管理方面应自给自足，互不依赖。二、联邦与各邦在财务管理方面应考虑全面经济均势之需要。三、经由参议院同意之联邦法律，得就预算法、配合景气之财务管理及多年财政计划树立对联邦与各邦共同有效之原则。”我国台湾地区的预算法律制度已经形成了以台湾地区“宪法”有关预算章节为核心, 其它专门预算法律为主要内容的小体系。这是我国台湾地区的预算“法律”在原民国预算法律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三、我国宪法规制预算权及改革建议

1.我国预算法存在的问题

2012 年 7 月 开始，《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我国的经济体制已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阶段，随着法治国家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随之而来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换，要加强政府公信力就要使政府行政运行透明化，使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民主权利等。

近几年来，借助于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财政预算报告列入了政府应予重点公布的信息范围，并对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监督和保障等做出了规定。但在中国现行《宪法》、《预算法》及有关法律中都没有关于预算公开、公民参与的相关内容。政府预算工作的不足，预算编制过于笼统，包括预算收支范围划分不科学、预算科目的编制不细致；预算编制根据不具体；预算编制中缺乏法律依据等问题开始显现，并且受到民众关注。现代法治文明不断进步，我国改革在不断深化，公民对政府权力行使的监督也有进一步的要求，因此，将预算权置于宪法规制下的改革势在必行。

2.宪法规制预算改革的建议

（1）明确预算公开透明原则。 现代国家政府公共预算之所以要公开，其原初依据就在于人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国家主人、在经济上是其私人财产的所有者，而政府预算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资金的受托决策——政府公共预算资金的点点滴滴均来自于委托人——广大纳税人人民所有的财产而非来自于政府自身。

（2）进一步加强公民参与程度。 一直以来，民众对政府做出的预算行为并不完全了解，不了解的只能被动接受，了解的也并没有积极的参与，或是想参与意见却不知如何参与等等问题的出现，说明公民对政府行政行为的参与与监督程度还远远不够。

关注预算权的发展，参与预算立法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不再是国家秘密，也不仅仅是政府权力和职能的体现，国民有权要求预算公开化，让国家财政在阳光下运行，让关乎民生的重大事项能够让民众充分参与，有助于达到最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税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2]戴激涛.预算法：宪法之下的财政基本法——从预算法的修订说起[J].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12(19).

[3]王永礼.两岸预算法律制度比较[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2).

[4]朱大旗.预算法修订应明定预算公开透明原则[N].东方早报,2013 -2-26(009).

犯罪规制下食品安全 篇5

一、价格规制下自然垄断行业的定价方式分析

（一）边际成本定价

边际成本定价假定垄断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那么对于企业产出唯一有效的配置必须是消费者没增加一单位产品的消费所付出的代价等于生产这一单位产品所花费的成本。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经济系统要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必须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因此，边际成本定价在理论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定价方法。然而，科斯认为边际成本定价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如消费者和纳税人之间在享受基础产品的利益分配和支付价格之间并不对等;按边际成本定价，企业的亏损由政府支出来承担，没有动力和压力提高经营效率;最后，征收所得税会扭曲资源配置的效率。尽管在垄断行业推行边际成本价格十分困难，但是它可以作为政府价格规制水平的参考。

（二）成本加成定价

成本加成定价，是指按照产品的单位成本加上一定的比例来确定产品的销售价格。这是价格规制中经常运用的一种方法。成本加成定价最好的好处在于：它可以是产品的生产者有不断降低固定的激励，并且不需要政府来补贴垄断行业的亏损。其缺点在于：在信息不对称的约束下，被规制企业可以通过具体情况来做出相应的对策。如选择更多的劳动、更少的资本组合;或者是更少的劳动、更多的资本组合。因为规制价格确定后，被规制企业可以通过成本最小化来调整资本和劳动组合，从而达到降低平均成本，获取更多利润的目的。

（三）拉姆齐定价

拉姆齐研究了在提供多种不同产品和服务时，企业在收支平衡为前提下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价格被称为拉姆齐价格。该模型假定一家多产品的自然垄断企业，成本表示为C (q1，Λ，qn)，其产出分别为q1，Λ，qn，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是相互独立的;Sk (qk)表示对产品k的消费总剩余，反需求函数表示为pk=pk (qk)=S′k (qk);规制部门在企业对消费者的收费收入要补偿企业的成本的约束下，选择产量以最大化社会福利。该定价方式通过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框架，这种方法可以让规制部门可让消费者在价格和产品之间获得帕累托最优。

（四）固定价格定价

如果规制机构无法观察到被规制企业的成本C，只能观察到企业的产量q，且C=βq。那么由于成本不可观察，规制机构只能按照固定价格为p (q)来定价。当成本不可观察时，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选择激励方案的强度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是这种定价方式在不对称信息下，价格会高于拉姆齐价格。但是如果按照固定价格定价，企业会有意隐瞒产品生产的成本，通过提高产量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很有可能导致价格的扭曲。

（五）资本投资回报率定价

资本投资回报率定价的基本思路是根据社会平均利润率以及垄断企业为提供一定量产品所付出的成本，来确定所谓的公平回报率作为企业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定价的依据。若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则资本投资回报率价格规制模型为：R (pq)=C+S (RB);如果企业生产多种产品，则价格规制模型为：。在这两个模型中，R为企业的收入函数，它决定于产品价格(p)和数量(q);C为成本费用;S为政府规定的投资报酬率，RB为投资报酬率基数，即企业的资本投资总额。

资本投资回报率定价有利于鼓励企业投资，是采用广泛的定价方式之一。但是，由于资本投资回报率定价限定了最高的收益率，因此受规制企业追逐利润的行为就可能导致它为使总收益达到最大而扩大其价格基础，从而降低了生产效率，这种效应也被称为“A-J效应”。

（六）德姆塞茨特许权定价

德姆塞茨提出，可以把供给权拿出来拍卖，在潜在的供给者之间展开的争夺特许权的竞争能消除任何的垄断利润。政府规制部门可以通过组织竞争性的拍卖，把特许权给予成本最低的竞争者。在潜在的垄断行业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决定成本和价格。该定价方式的优点是，如果以上假设条件成立，就能保证消费者可以在较低的价格上得到服务，供给者有动力去使成本达到最小，这就可以避免A-J效应。

但是，由于垄断企业的运作是不断进行的，成本状况会随时变化。因而，一次特许权拍卖无法用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定价问题。在下一次特许权拍卖中，在位企业就具备了比所有人都更加有利的地位。这种情况下，独立的市场价值并不存在。而且，该定价方式忽视了某些摩擦和不确定性问题，使得它缺乏灵活性，无法用来替代报酬率规制。

（七）价格上限定价

价格上限定价是指规制部门对产品规定了最高的售价，企业可以在这个价格下自由地定价。价格上限定价的一般模型P=P0+(RPI-X)表明，当政府公布了零售物价指数RPI和经过政府确定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X之后，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定价是自由的。该定价方法运用的前提条件是规制部门必须掌握充分的成本和需求的信息。如果不了解被规制企业的成本和需求信息，有可能导致价格上限定得过高，从而使它成为不受限制的垄断性企业，而过低的价格上限有可能导致企业无法盈利，失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价格上限定价的有效性取决于三个因素：合理的规制模型(主要是RPI和X值)、合适的规制范围与结构以及能适应不确定性。

（八）芬辛格-沃格尔桑动态定价

沃格尔桑(Vogelsang)和芬辛格(Finsinger)提出的动态价格规制，在成本、需求信息都不对称且对企业不能提供补贴的条件下，促使企业最终采用拉姆齐价格的机制，简称为V-F机制。V-F机制允许垄断企业在每个时期按照不超过给定水平的加权平均价格选择各种产品价格，在t时期实行的各种产品价格必须满足：在t时期价格水平下，前一时期(t-1时期)的产量(Q)所获得的收益不能大于在前一时期所发生的总成本。对一个多产品企业来说，这个约束条件是，t期的综合价格不能超过t-1期的平均成本。

拉姆齐定价需要充分的信息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最优。V-F机制的优点在于，在信息不对称的约束下，短时间内可以产生较好的刺激效果。但是，如果在企业有着长期目标时，在V-F定价方式的刺激下可能导致被规制企业目标出现偏差。自然垄断企业为了长期的利润，可能会想法设法地提高生产成本，如低效率地使用生存要素、过多的投资等等。这种情况看似不可理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大量存在。

（九）按比例调整的最优线性定价

新规制经济学认为，最优线性定价可以最低限度地降低固定费用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损失，或者提高低收入消费者的福利。假定q=D (p)表示需求函数，反需求函数p=P (q)。消费者的净剩余Sn (p)是由。企业的成本函数是C=(β-e) q。由于企业的收入是直接向消费者收费得到的，没有政府转移支付下的完全信息最优，没有留给企业任何租金;个体理性要求：。最小化总生产成本的最努力选择是：。价格由上式解出。

线性定价类型依从报酬的影子成本反映了趋向垄断价格的变动带来的边际无谓的损失，可以通过消费者和企业分担成本上升的按比例调整的方案来实施最优。但是在该按比例调整方案中，最有效率类型的企业小的成本增加不会在价格增长中反映出来。而且，该定价方式没有办法保证企业在给定的时期内收支平衡。

二、价格规制的定价方式对我国政府的启示

通过对以上这9种定价方式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结论。这些结论对我国的规制部门进行价格规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这些定价方式需要信息对称

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约束的存在，它可以使企业获得信息租金，从而减少自己的努力程度。因此规制部门要尽量扩展收集信息的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这是规制部门对垄断行业实现规制的前提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规制机构的预期目标。

（二）要注意规制滞后

针对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规制，企业的成本一直是政府规制部门运用各定价方式的重要依据。但是，规制部门针对成本变化而进行的调整只能够事后进行，这个价格规制的特点被称为规制滞后。如果没有这种针对成本变化而进行的收益条款调整上的滞后，企业也许就没有刺激去严格控制成本。

（三）运用激励性的价格规制方式是现实所趋

现代的激励性规制措施是在制定规制政策考虑到信息不对称时研究得出的定价方式，它试图利用企业对自身的利益的追求，通过设计特定的程序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诱导企业逐步接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思路。通过这些激励性的定价方式，可以减少竞争不足，促进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诱导自然垄断企业尽可能地讲真话，从而避免传统定价方式的弊端。

（四）规制部门在运用价格规制时，要防止规制俘获

以上9种价格规制的方式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规制部门能够独立、自主，没有被被规制企业所俘获。但是，由于我国政府规制部门一定程度上拥有裁决权，规制过程并不是公开、透明的，这就导致的政府规制不可避免会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或出于某一目的维护某些集团利益，从而达不到预定效果。因此，只有保证规制部门超然地行驶经济性规制职能，才有可能使价格规制真正地实现福利最大化。

摘要：文章对边际成本定价、成本加成定价、固定价格定价、拉姆齐定价、资本投资回报率定价、德姆塞茨特许权定价、价格上限定价、芬辛格-沃格尔桑动态定价、按比例调整的最优线性定价9种定价方式进行了介绍和利弊分析, 为我国规制部门的定价决策时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价格规制,自然垄断行业,定价方式

参考文献

[1].史普博.规制与市场[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吴振球.经济规制中定价方式的利弊分析及政策含义[J].经济评论, 2006 (2) .

犯罪规制下食品安全 篇6

外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对我国环境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近年来,虽然政府采取了各种污染治理措施,但各地雾霾现象依旧愈发严重。环境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自身原因,即一国为实现预定目标不惜以环境为代价;另一方面则是外部因素导致的,最明显的就是外资对环境的影响。正确合理的分析外资的环境效应,尤其是在环境规制作用下,对于政府正确指导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更好发挥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指导意义。

1 文献评述

对外资环境效应的分析,目前已经形成了2个对立的学派,即“污染光环”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针对这两个假说,国内外很多学者通过选择不同的研究对象、数据和方法,分别来证明各自假说的正确性。前者认为外资引进的同时能带来先进的技术,例如更清洁的生产技术,以此来提升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即外资的引进利大于弊,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Wayne等[1]指出FDI的溢出效应可以提高东道国的企业生产效率,进而会改善东道国的环境质量;He[2]通过首次建立五等式联立模型,估计中国29个省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面板数据,结果显示,FDI对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总影响是很小的结论;邓柏盛等[3]通过分析国际贸易和FDI对EKC曲线的影响发现FDI有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周力等[4]在对我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联立方程和情景模拟估计后,发现FDI的增加会促使工业污染的减少;黄菁[5]使用我国217个城市的工业污染数据,分析发现FDI有利于我国环境状况的改善;此外,许和连等[6]也得到了类似结果。后者认为发达国家的环境管制较为严格,而发展中国家相对宽松的环境政策会吸引大量污染密集型产业,从而导致东道国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即外资引进弊大于利,主要研究有:夏有福[7]理论分析了外商投资污染密集产业及对我国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Matthew等[8]认为当东道国腐败程度较高时,FDI利于污染避难所的产生;沙文兵等[9]通过分析我国30个省五年的面板数据,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并且东中西部影响不完全相同的结论;苏振东等[10]对我国30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广义举证估计,认为外资引进对我国环境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并且东中西三大区域各不相同。

除此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辩证的来看待这一问题,如陈建国等[11]认为FDI与我国各个经济区域的环境污染状况关系虽然密切,但影响方式和程度却各不相同;包群等[12]分析了外资进入对环境质量的双重影响,论证了在环境质量满足正常商品假设的一般情形下,外商投资对东道国当地环境的影响具有倒U型曲线关系;杨博琼等[13]论证了FDI对污染物的排放作用取决于国内投资的结论;杨杰等[14]检验了FDI的环境效应存在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

以上的大多数分析都是建立在Grossman等[15]提出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基础上,但是必须认识到,政府的环境规制,尤其在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把政府的作用考虑进来已经很有必要。目前,已经有学者认识到政府环境规制的作用,典型的有郭红燕等、史青和张宇等[16,17,18],但此类研究只是少数,并且都是单纯的把环境规制指标引入到模型中进行实证分析,对具体影响机制缺乏探讨。本文基于政府污染治理力度在不断加大,但环境问题尤其是雾霾却不减反增的现实,来探讨政府环境规制在外资引进中的影响机制,更加注重不同区域不同性质政府监管的不同影响,从而更全面的解释我国不同区域的政府环境监管的效应差距。

2 模型建立和数据来源

我国引进了大量外资,在享受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时,其是否也会产生其他方面的影响呢?由此,本文在传统的经济活动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影响环境的基础上,引入政府的环境规制作用,即将其作为“第四效应”,研究在环境规制存在的情况下,外资的引进通过这些效应对环境治理起到了抑制还是促进作用,及其在不同区域是否有所差异。

首先参考Grossman等首次提出的经济活动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3种效应来影响环境的观点,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第t年对应的数据,βi是地区固定效应,表示只与地区有关而和时间没有关系的因素,βt为时间固定效应,μit为随机误差项,其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设定如下。

被解释变量Plu:环境污染情况,鉴于近年来环境污染指标的设定多种多样,在全面反映环境状况的指标设定上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因此本文只选取了我国碳排放量来进行实证回归。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公布各个生产活动的碳排放量数据,因此碳排放量的估算借鉴徐国泉、杨树旺[19,20]等人的做法,公式如下:

我国与碳排放相关的能源消费主要集中于煤、石油和天然气上,其余能源(水电等)属于清洁能源,碳排放量很少,因此i代表煤、石油、天然气,其中:TC代表我国能源消费所产生的总的碳排放量,Ci代表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θi代表第i种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Fi表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E代表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系数的选取本文借鉴杨树旺[20]的做法,将美国能源部、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组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测定的碳排放系数求平均值,依次将煤、石油和天然气的排放系数取为0.7329、0.557 4和0.422 6,整理出我国各省2004—2012年的碳排放量。

解释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各省相应年份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衡量,鉴于外资单位均为美元,因此乘对应年份的汇率,将其单位换算成亿元,为了消除不同区域之间的规模差距,本文对其作除以当地当年GDP处理。

规模效应,主要包含各省人均GDP(gdp)和人均GDP的平方(gdp2),这一设置也可以验证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是否成立,本文以2004年为基期,用人均GDP指数对变量进行平减,得到人均实际GDP,以消除价格变化的影响。

结构效应,本文主要用产业结构来衡量,目前大部分学者对产业结构的衡量只是简单地采取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但随着行业的多样化发展,这一做法不能很好地反应产业结构,本文借鉴张宇的思想,将与碳排放有关的产业结构指数定义为

其中:Yi,t代表i省在第t年的总产值,ωjA,0代表产业j在基期消耗的与碳排放量有关的能源总量,Yji,t代表t时,i地区产业j的总产值,YjA,0代表产业j在基期的全国总产值,该方法实际上为以各产业与碳排放有关的能源消耗为权重进行加总,值越高,产业结构越完善;鉴于篇幅原因,本文没有具体给出我国各省的产业结构指数。

技术效应tec:本文以政府支出中科技支出份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

除此之外,本文着重引入环境规制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为了更全面的体现政府的作用,本文的环境规制除了包含污染治理支出外,也加入了税收收入性政府监管,即本文将环境规制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ipc,一个是资源税res,均取其占GDP的比重表示。在此基础上对计量模型进行完善,依次建立如下模型进行回归:

其中,Xi包含了规模、结构和技术3种效应。为了避免异方差和各解释变量之间系数差距过大,对所有变量取对数(考虑到产业结构用指数来表示,数值已经很小,因此不对其取对数)。其中的数据均选自《EPS全球数据库》、各省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统计年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鉴于西藏地区部分数据的缺失,本文的分析暂时不包含西藏;统计年鉴中没有上海资源税的数据,考虑邻近原则,本文将与上海最相邻的浙江和江苏的资源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加总求均值,作为上海资源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来近似估计上海的资源税。

3 实证分析

3.1 实证结果

在进行回归之前,本文先对模型做豪斯曼检验,以决定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如果拒绝原假设,则采取固定效应,否则采取随机效应。首先在全国层面上对式(4)进行实证回归,为了全面对比不同环境规制的作用,本文依次采取不加环境规制、只加入外资与收入性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只加入外资与支出性环境规制的交互性及两种环境规制均存在的回归方法,结果如表1中的(1)(2)(3)(5)所示。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域之间差异较大,不同地区不同性质政府监管的力度和实施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将我国分为东、中、西3个区域来分析,其中东部包含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中部包含山西、吉林、黑龙江、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8个省,西部包含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1个省,对3个区域进行同样回归,结果分别表示在表1中的(6)(7)(8)(表1中仅列出本文需要的变量)。

下面对结果进行分析:在全国层面,fdi与res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首先,当fdi不变时,征收的资源税越多,碳排放量就越少;其次,征收的资源税对fdi冲击越大,fdi对碳排放量的抑制作用就越大,这两方面都表明,在全国层面征收资源税会抑制碳排放量,在10%的水平上显著;fdi与ipc的交互项为正则说明,政府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越多,越对环境不利,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政府的环境规制会直接作用于外资的环境问题,征收资源税从全国看来是有利的,但政府污染治理支出则相反。其次对区域进行分析,中部和西部存在政府环境监管的直接作用,而东部则不显著:当征收资源税时,中部的外资引进会抑制碳排放量,西部则会促进,东部虽然抑制但并不显著,而政府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则会明显促进中西部的碳排放。具体表现为:西部相对于中东部还处于迫切发展阶段,即使征收企业资源税影响了企业收益,企业还是渴望通过引进外资来赢得经济上的更快发展,以弥补其税收支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环保问题,但东中部的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面对资源税时更理智;对于政府支出治理环境,当不影响企业自身利益时,企业不会控制自身的污染排放量,继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追求利益最大化,即先污染后治理的想法是错误的,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解释为政府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的正影响小于外资引起的负面环境问题,两则最终都导致治理支出效果事与愿违。

总的来说,环境规制作用下,当政府征收资源税时,中部的外资引进利大于弊,西部则弊大于利;政府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在全国和中西部均表现为弊大于利。

除此之外,人均实际GDP与其平方的系数在不同区域的回归结果中不同,在全国和西部两者均为正,表明在本文选取的数据和方法下,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和西部并没有得到验证,但是在东部和中部均显著成立。

3.2 稳健性说明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接下来在全国层面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列于表1中的(1)~(5)中,对比这五列结果可以看出,当解释变量发生改变时,剩余变量的符号和大小以及显著性几乎都不变,同时,对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方法的结果也可以发现,差异并不是很大,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的模型是稳健的,即本文的结果是有一定依据的。

注:FE固定效应,RE伪随机效应,括号内为p值,*,**,***分别表示变量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3.3 影响因素分析

在环境规制下,外资引进之所以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完全相同,本文假想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程度,为了验证这一想法,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GOV代表政府的环境规制,I则代表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从全国层面依次进行验证,经检验,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可以看出,引进外资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和技术都会产生作用进而影响我国的碳排放量,这也证实了我们的猜想。当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时,结构不完善的地区,外资引进引起的结构优化远不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直接表现为外资更多的外资流向了高污产业;相反,技术落后地区则能从外资中学到更多先进技术,以学到的技术来弥补其引起的环境问题。从以上分析结合上表,也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还不够完善,但是技术创新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如何用先进科技来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是我们以后努力的方向。

4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首先,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考虑到政策的区域差异性。就本文情况来看,政府征收资源税的效果要优于政府污染治理投资,尤其是对于中部而言,因此政府就要转支出性治理为收入性治理,使企业在环境治理时更有参与感,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最明显的就是在征收资源税的同时,加入相应排污税,只有涉及企业的真正利益时,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其次,考虑到我国产业结构还不够完善,目前大量的工作就应该放在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本文发现,为了发展经济,目前我国很多地区还存在高污产业,这些高污产业也是外资的重点进入对象,加大对高污产业的整顿,向其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不仅是国家社会,更是每一个先进环保产业的必要职责;

犯罪规制下食品安全 篇7

一、经济持续发展与低碳转型相结合

2006年斯特恩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中呼吁全球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重视采取行动解决影响气候变化的低碳和排放问题(Schmalesee,1998;Galeotti,1999)。低碳经济是以适应和减缓地球气候变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低能耗、低排放,最终以碳排放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为前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王铮,2010)。经济发展与低碳约束结合,能够尽可能地消除生产和消费对环境的破坏,达到产业与自然环境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总体而言,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人类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产业转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和双赢。

目前,中国走向低碳发展已成为共识,但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3]实现从“高碳”向“低碳”的突破性变化,摆脱化石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束缚,既有现阶段的技术障碍,更有经济方面的利益和矛盾(宋德勇,2009);解除“碳锁定”对于每个经济实体甚至每个人都意味着痛苦和损失,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如果要大幅削减CO2排放,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王宏,2009)。因此,中国在减少CO2排放、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角度进行考虑;必须权衡减排与发展的关系,在确保经济不受影响的条件下,实现发展与减少CO2排放的双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

由于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中GDP增长难免伴随着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一些地方的经济高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李凯(2009)通过模拟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情景设计最优减排路径,认为环境经济规制虽然起到一些作用,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节能减排的内在动力和长效机制在我国仍未建立,我国节能减排的空间还很大。关于环境效率,李胜文等(2010)对我国1986～2007年各省的环境效率进行了估算,结论是我国总体环境效率较低且增长缓慢。王群伟等(2009)的估算也得出类似结论,认为我国环境污染情况仍十分严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减排的任务严峻。由于技术进步一直比较落后(吴军等,2010),我国的技术进步仍然是以GDP增长为导向。李钢等(2010)的研究显示,我国工业环境已支付成本占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小,即使实施更严格的环境管制,对我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也十分有限,我国工业能够承受更高的环境标准。

林伯强(2009)利用库兹涅茨模型模拟传统环境的排放拐点,得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加重的情况,但陈诗一(2010)用能源预测的方法模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却发现到2040年拐点还未出现,说明除了人均收入,人均排放量还受能源消费强度、能源结构和碳强度的影响。胡鞍钢对2009～2049年我国节能减排的损失和收益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与环境优化的双赢路径是存在的。王群伟等(2009)运用含有非期望产出的DEA模型测度了1996～2007年间我国28个省区的排放绩效,结果显示所观察地区排放绩效的提高依赖技术进步;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分析表明,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外,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所有制结构也是影响排放绩效的主要因素。Taning(2010)的研究认为,研发强度、技术转移和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中国的碳减排。刘希颖(2010)在Kaya恒等式中引入城市化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化水平也对我国的碳排放产生了较大影响。王锋等(2010)对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分析还涵盖了交通工具、家庭数量、居民消费。另外,李小平和卢现祥(2010)、许广月和宋德勇(2010)、朱启荣(2010)、魏本勇等(2009)还分析了国际贸易、产业转移与我国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李郁芳、李项峰(2007)在政府非完美性的假设前提下指出,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也存在外部性,不仅表现为利益群体间的财富转移,还体现在成本或收益在区际和代际间的溢出。周权雄(2009)在一个双重任务的共同代理框架下,研究了企业污染减排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实证分析表明了地方政府短期利益导向的行政干预越多,地方政府规模越大越不利于形成企业的减排激励。崔亚飞、刘小川(2010)利用1998～2006年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省级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税收竞争对污染治理采取“骑跷跷板”策略,并存在“趋劣竞争”。郝前进(2010)利用我国1990～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放松环境管制或增加环境基础设施投资来吸引FDI,但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管制的行为会引起区域间的连锁反应,而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分权程度会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管制行为。

中国要在实现低碳排放的同时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通过制定和执行积极的产业政策,以实际排放的自我约束,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胡淙洋,2007),因为产业的能源使用新技术开发有助于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中国应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途径发展低碳经济(吴文,2005)。此外,刘晓(2008)也认为,发展与气候和环境友善的低碳经济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并最终达到保护国内环境、节约资源、提高效率、调整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污染和排放的目的。朱志胜等通过对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历程的分析认为,低碳经济实质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朱志胜,2008)。付允(2008)等人则在对前人观点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低碳经济应是在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秉持公平与责任参与碳减排国际合作

低碳发展作为一场由科学家和环境社会运动所推动的革命,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和学术领域的普遍认同。正如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的报告认为的那样:气候问题越早采取行动成本越低,越到后面陷于锁定越深,摆脱的困难和成本越大(斯特恩,2006)。进入21世纪以来,在以低碳技术和产品为核心的新一轮国家竞争力角逐中,谁领先一步,谁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并成为国际市场最大赢家(刘瑞,2007)。

近几年每年召开的全球性气候与碳排峰会充分体现出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共迎挑战的强烈意愿。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由于发展水平不同,面临的发展潜力和减排空间不同,要设计出公平且能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碳排放方案并不容易(金乐琴,2007)。因为任何一种新的碳排放国际合作制度势必重新规范各缔约方的政策行为和利益范围,对各国未来排放和发展空间形成一种潜在的制约,影响当代人和后几代人的利益,甚至引发特定国家未来竞争实力的此消彼长。[4]因此,国际气候和碳排放合作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远远超出气候变化科学问题的范畴,而更多地包含着非气候的主观因素,如国家利益、国际形象、文化因素以及其他战略考虑等。[5]

(一)“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双轨制”

面对气候变暖的重大挑战,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发展中国家选择“自主减缓”。这是因为温室气体排放历史责任和减排能力不同,在发展与减排的两难情势下,发达国家首先加大减排力度,正视并承担起应有的历史责任,并为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就发展中国家一方而言,由于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保护环境的多重任务,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实施“三可”(可测算、可报告、可核查)仍会存在认可上一致的问题和矛盾。[6]任何一种国际气候合作机制,都应充分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超越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实际能力的义务。特别在谋求低碳国际合作的同时,在存在国际争端的其他领域谋求霸权、炫耀武力,低碳排放的自觉接受的共同规制似乎变得亦发艰难,因为铀开采、研磨及提纯过程中所产生的CO2差不多可以赶上天然气的排放量(格温·戴尔,2010)。

(二)碳排放约束的国际公平原则

公平是控制气候变化、形成碳排放国际合作的首要问题。从经济角度,“碳排放”是包括全球所有成员在内的涵盖了公共领域的“产权界定(排放额度)”、“外部性”、“低碳技术创新”和“信息不对称”等几乎所有“非市场因素”问题,既涉及到产权划分与公平,又牵涉到技术创新中的“搭便车”和排放过程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由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就难免有一个讲一套做一套的故事(艾默厘·洛文斯,2010)。从技术角度讲,解决气候变化仅靠停止碳排放即可做到(汉森,2009),但制度变迁面临“公平性”、“责任分配”和成员机构的内部制衡的障碍,[7]各国的最优策略是使其他国家减排而自己不用有所作为(如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也有不怀好意地甚至要抓住机会压垮对手(David Keith,2010)。对此,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在2010年就给出了震惊世人的忠告: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

(三)通过“碳排容量划分”延伸出“碳交易”新型市场

碳交易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发展。碳交易机制是有助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其意义在于引领产业发展和实体交易,解决碳的超额排放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马中等,2008)。如果各国排放权得到明确界定和严格保护,节能减排就会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潘家华,2009)。但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无法达到目标(胡鞍纲,2009)。在目前CDM(Clean-Development Mechanism)下,发达国家在悄无声息地谋划着游戏规则,意在将低碳交易向广泛的行业渗透(陈诗一,2010)。但就资源与环境的消费而言,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限制奢侈浪费,推行低碳消费。[8]由于发达国家多属于“奢侈排放”,发展中国家多属于“生存需要”或“发展需要”的“基本排放”,因此只有结合各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设计合理的碳交易金融机制,才能引导低碳经济从政府扶持趋向自我驱动。[9]

(四)低碳排放是人类拯救地球的共同行动

低碳排放成功的关键在于主要工业国家谈判并达成一项彼此都共同遵守的规则(李丽平等,2009),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将来不得不承受我们不愿意承受的后果(潘基文,2006)。这里,实现互利共赢是目标,促进共同发展是基础,确保资金技术是关键(周凤起,2009)。作为一项应对性的国际长期合作方案,如果合作者之间任何一方诉诸强权、武力对抗造成大规模战争,那么控制气温升高的努力会在“一夜之间崩溃”(詹姆斯·汉森,2009)。

三、现有技术约束下低碳发展最优方式

发展低碳经济首先涉及到技术可行性问题,所以低碳能力决定着新一轮国家竞争力。低碳经济是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的方向,也是发展中国家应当遵循的可持续发展途径(苏铭,2009)。就总体来看,中国低碳经济尚未成型,低碳技术研发水平相对落后,低碳经济的产业化道路还在探索和尝试之中,特别是在低碳重大核心技术领域,如光伏电池的核心制造装备仍然依赖进口,氢能、生物质能、核能与新材料技术与国外相比差距还很大。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但目前国内大部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成本高昂(牟敦国等,2009)。

(一)低碳转型技术问题

其一,科技创新机制和能力欠缺。由于外部性和不付费享受其中带来的好处的“搭便车”问题,低碳科技创新严重不足(李俊峰,2008)。创新的技术知识具有公共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免费“搭便车”享用创新成果的结果必定严重削弱创新的激励和供给机制。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软肋,但中国又是资源消耗大国,单位资源平均产出不足发达国家的1/10,因此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条件,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马玲娟,2009)。

其二,发展使用低碳能源存有困难。推进能源结构转变,通过核电、风电、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压力。如林伯强和蒋竺均(2010)研究发现,通过调整一次能源结构,减少CO2排放是有效的。但是,尽管能源结构的调整可以大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的商业化受到成本约束,难以与常规的化石能源竞争(来自Mckinsey&Company报告认为,由于风能发电不稳定,从电网安全角度考虑,风能发电的电量比例一般不能超过总发电量的10%);此外,中国的化石能源储量以煤为主,油气资源相对欠缺,中国许多重要行业对煤炭和火电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现阶段通过改变能源结构减排的空间不大,[10]即使至2030年,中国煤炭仍占全部发电燃料的47.2%,由此决定了我国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以煤为主的格局(王铮,2002)。

其三,“碳捕捉”、“碳封存”成本高昂。时至今日,从未来发展可行性看,“碳捕获”和“碳储存”技术(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是理想的解决办法,各国对CCS技术能有效降低CO2排放,尤其是短期内减少火电厂的排放量已逐步达成共识(刘晓,2010)。但是,目前的“碳捕获”技术至少存在成本高昂、耗能量大、储存空间大(发电厂或其他工业设施增添捕获、运输和封存CO2设备,势必会增加能耗和运营成本)等问题。实行“碳捕获”将加速能源短缺,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和成本。因此,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技术突破降低“碳捕获”成本,“碳捕获”就不具备可行性(符平,2009)。

其四,碳税虽有效但却有负面影响。实际操作中,已有瑞典、挪威、荷兰、丹麦、芬兰以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开始根据能源产品中的碳含量征收碳税。对于碳税的减排效果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征收碳税所释放出来的信号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能源部门的总产出以及国内产品供给量,如Barker(2005)认为征收碳税,GDP有可能继续以高于基准的水平增长;Shrestha(2006)发现低税率通过电力价格的提高可使能源消费大幅降低,带来较高的减排量;而魏涛远和格罗姆斯洛德(2002)发现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陈文颖(2004)、王灿(2005)等的模型分析也得出中国实施碳税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有负面影响的结论。林伯强(2009)利用CGE模型研究发现,中国煤炭价格上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很大。蔡昉等(2008)发现CO2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远远晚于其他污染物。樊纲等(2010)研究发现中国约有20%左右的国内实际排放是由他国消费所致。朱永彬等研究发现,碳税征收对各经济部门的影响各异,高排放的能源部门所受影响最大,其他非能源部门如一些玩具体育娱乐用品、纺织、印染、服装以及基础化学和日用化学等部门所受负面影响较大,而通信、电子、汽车制造、林业以及仓储、旅游等低碳部门所受影响是正面的(杨超,2010)。

根据姚昕等的统计分析,目前中国的综合能源效率约33%,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其中,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水泥、纸和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和12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侯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既反映了中国目前的能源使用比较浪费,也充分表明中国提高能源效率的潜力巨大(姚昕,2010)。因此,通过降低能源强度和提高能源效率,有望达到减少能源消费。

(二)实现低碳转型发展的最优选择

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使得能源需求与排放继续增长,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另一方面中国能源消耗已不堪重负(朱永彬,刘晓,2010)。1993年我国从石油净出口国变成了石油净进口国;2000年我国石油消费自给率为75%;2010年我国石油消费的自给率降低为46%;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据有关部门预测,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2015年将上升至65%,2020年将达到70%以上。因此,实现低碳转型发展的最佳方式就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格温·戴尔,2010),通过低碳技术、制度、路径和评价指标等方面的综合创新,实现低碳排放目标的自我约束。

其一,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应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的比重,并重视在一次性能源结构中煤炭占70%的问题(刘丹萍,2009);在限排的情况下,从能源产业产值能耗的视角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张洪国,2010)。姬振海(2008)认为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低碳经济实现的重要途径,应鼓励市场运用最新的低碳技术,减少对煤炭等化石燃料依赖程度。为此,要积极促进能源结构的转换,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等绿色能源,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利用;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更广泛地应用节能技术,推广清洁能源发展机制,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制定长期的能源技术开发战略,积极引进加快节能减排的先进技术(牛叔文等,2010)。

其二,打造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工业体系。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平均能耗水平偏高的重要原因(郭兆晖,2009)。为此,一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少明能,2009);二是建立节能型工业,工业部门实行产品结构和行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构建节能降耗型工业体系,调整工业内部比例关系,逐步建立低耗能的发展模式,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注重提高高技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优先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能耗低的信息产业,鼓励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张云海,2009);三是加大淘汰污染严重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把淘汰落后作为走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途径(郑宏,2009)。

其三,建立产业低碳转型的法制保障机制。一是制定《低碳经济法》、《可再生能源法》与《节约能源法》等,抓紧制定和修订节约用电、节约石油、建筑节能管理,强化清洁能源、低碳能源开发和利用的鼓励政策,支持企业走低碳发展道路(潘家华,2008),为中国特色的经济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提供可靠的保障(斯蒂夫·霍华德,2007);二是建立碳基金(Carbon Funds),通过提供资金,扶持和鼓励开发低碳技术,引导社会投资,支持工商业和公共部门革新能源技术,提高能源效率;三是大力开发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新技术,大幅提高节能研发投入比例,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发节能技术,促进成果市场化、产业化,开发绿色建筑、环保汽车等信贷业务和保险产品;四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碳预算”制度,仔细核算中国的“碳足迹”,进一步完成“碳交易”模式,将发展低碳经济纳入政府规划,制定出低碳经济的“国家方案”和行动路线图,形成一个具有国家意志的可操作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徐岭等,2008);五是使碳金融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政策工具,把碳金融发展纳入到国家气候变化、减灾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谢军安等,2008)。

其四,积极参与世界性低碳领域的技术合作和创新。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推行的关键(姬振海2007),我国要通过国际转让等方式提高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尽快缩小与先进低碳技术方面差距,力争在清洁和高效能源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在国内碳减排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吴朋能,2009)。

其五,通过“退耕还林”等生态恢复建设,增强汇碳能力。由于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因而通过土地利用和林业措施的调整,将大气温室气体储存于生物碳库中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减排途径(郑元,2009)。为此,要进一步完善造林绿化目标责任制,加大植树造林、“退耕还林”、“退沙还草”等政策措施和重点工程建设,扩大森林草地面积,增强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增加碳汇吸碳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加大林地保护管理和森林经营力度,提高现有森林的碳贮存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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