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地区（通用6篇）
高危地区 篇1
摘要：目的:分析桂林地区脑卒中高危人群中的高危因素。方法:抽取桂林地区40岁以上常住居民2 431例,给予血糖、血脂、同型半胱氨酸、颈动脉超声、心电图检查。结果:高危人群危险因素前三位分别为高血压、肥胖及吸烟。随着年龄增加,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高血糖的发生率逐渐增加,高血脂的发病率逐渐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年龄增加,颈动脉硬化发生率逐渐增加,肥胖的发病率逐渐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脑卒中是多种危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加强对危险因素的干预力度可降低脑卒中发病率、复发率。
关键词：桂林地区,脑卒中,高危人群,危险因素
脑卒中是一组突然起病、以局灶性神经功能缺失或意识障碍为共同特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已成为危害我国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主要疾病。开展有效的一级预防是减少脑卒中疾病负担的最佳策略。找出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并给予针对性的干预,可以降低脑卒中的发病率。为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和控制脑卒中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对桂林地区部分乡镇及社区40岁以上常住居民进行脑卒中危险因素筛查,并分析高危人群中高危因素分布情况。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13年12月-2015年5月抽取桂林地区部分乡镇及社区40岁以上常住居民2 431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数据来源于全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协同工作平台网报资料。
研究方法:根据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工作流程,对研究对象进行风险评估(初筛):(1)高血压病史(≥140/90mm Hg),或正在服用降压药;(2)房颤和(或)心瓣膜病等心脏病;(3)吸烟;(4)血脂异常;(5)糖尿病;(6)很少进行体育活动;(7)有脑卒中家族史;(8)明显超重或肥胖(BMI≥26 kg/m2)。既往是否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病史、脑卒中病史。危险因素≥3项,或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既往有脑卒中史及3类兼有患者均评定为脑卒中高危人群。然后对高危人群进行复筛,含部分实验室检查、颈动脉超声、心电图检查。
统计分析方法: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基本情况:男1 119例,女1 312例,年龄40~95岁,平均(63.7±7.47)岁。共筛出高危组人群498例,男289例(58.03%),女209例(41.97%)。其中脑卒中患者230例(46.18%),有TIA发作史患者22例(4.42%),≥3项危险因素人群246例(49.40%)。
高危组人群危险因素暴露情况:危险因素前三位分别为高血压(90.8%)和肥胖(BMI≥26 kg/m2)(45.6%)及吸烟(34.7%)。血脂异常(33.5%)、体育活动明显减少(20.4%)等不良生活方式也占较大比例。
不同年龄组实验室检查情况:随着年龄增加,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Hcy)、高血糖的发生率逐渐增加,高血脂的发病率逐渐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不同年龄组颈动脉超声检查结果和体重指数情况:随着年龄增加,颈动脉硬化发生率逐渐增加,肥胖的发病率逐渐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讨论
脑卒中是一种多因素引发的疾病,高危组人群中筛查的8项危险因素前5位分别是高血压、超重与肥胖、吸烟、血脂异常、很少进行体育活动。高血压仍是脑卒中的第一危险因素,持续的高血压可使脑动脉硬化,是脑梗死的病理基础。舒张压或(和)收缩压增高均可增加脑卒中的发病率,且与脑出血或脑梗死的发病风险呈正相关。肥胖的暴露率已跃居为继高血压之后脑卒中的第二危险因素,超重和肥胖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控制超重肥胖是减少或延缓脑卒中发病的一个关键因素。研究发现,肥胖者缺血性脑卒中发病相对危险度2.2。有关研究表明,吸烟和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均有相关性,吸烟量和吸烟时间与脑卒中的发病率及病死率呈正相关。因此,老年人群戒烟是预防脑卒中的有效措施。本研究对高危人群状况进行筛查,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高危人群中男性多于女性,提示性别是脑卒中的一个危险因素,与冯彩忠等的研究结论一致。其原因可能是男性抽烟、酗酒、暴饮暴食等不良生活方式的分布远高于女性,且男性工作压力更大、社交活动更多、时常精神紧张、焦虑、郁闷等增加了男性交感神经的活性,增加了高血压、脑卒中的发病概率。
本研究发现,较年轻的脑卒中高危人群中,肥胖和高脂血症是主要的危险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颈动脉硬化的检出率明显增加。颈动脉硬化与血糖是主要危险因素。这与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吻合性。血脂升高及体重超标是40~60岁年龄段高危人群暴露的主要危险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病变逐渐暴露。这与本研究发现的60岁以上的高危人群主要暴露的危险因素转变为高血糖及颈动脉硬化相吻合。提示60~69岁人群应作为脑卒中高危人群干预的重点人群。Hcy是心脑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表明,82.5%全组人群Hcy升高。因此,脑卒中高危人群合并Hcy升高,发生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可能更高。提示对于脑卒中高危人群,尤其年龄较大的脑卒中高危人群,应该常规检查血浆Hcy水平,并及时补充维生素B6、维生素B12、叶酸,以预防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综上所述,脑卒中是多种危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危险因素可分为不可干预性和可干预性两类。不可干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种族、遗传因素、性别等。可干预性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心脏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糖尿病、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血脂异常、吸烟、肥胖等,是脑卒中一级预防主要针对目标。加强对可干预性危险因素的干预力度,努力降低脑卒中发病率、复发率,减轻脑卒中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疾病和经济负担,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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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地区 篇2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0年1月-2011年8月在我院分娩的高危妊娠产妇80例作为观察组, 初产妇50例, 经产妇30例;年龄28～43岁。高危因素:乙型肝炎10例, 人工流产≥3次12例, 轻～中度贫血9例, 高龄初产20例, 臀位未纠正18例, 瘢痕子宫11例。另选择同期在我科分娩的非高危妊娠产妇80例作为对照组, 年龄27～34岁;初产妇49例, 经产妇31例。2组年龄、孕产次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2组产妇的临床资料, 比较2组产妇分娩方式、新生儿情况。
1.3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
2结果
2.1 分娩方式
观察组自然分娩率低于对照组, 剖宫产率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组产钳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胎儿结局
观察组新生儿窒息8例 (10.0%) , 对照组为2例 (2.5%) , 2组新生儿窒息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出生体质量低于对照组, Apgar评分少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讨论
高危妊娠是指在妊娠期有某种并发症、合并症或致病因素, 可能危害孕妇、胎儿或导致难产, 除直接影响母婴健康外, 也是导致孕产妇和围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2]。而高原少数民族地区, 因山高路远、经济落后及农牧民文化素质差等因素的存在, 导致高危妊娠的发生率明显增加, 而做好孕期保健工作可预防妊娠期疾病, 促进母婴健康, 对产妇及胎儿所出现的异常状况可及早发现、及早诊治。
围生期采用高危评分法, 分析可能引起孕妇、胎儿和新生儿发育异常、死亡的各种因素, 及时识别这些因素, 确定高危因素的程度, 对高危妊娠做出正确诊断和处理, 要使高危孕妇了解有病不治亦可影响胎儿, 要恰当掌握用药剂量、时间、给药途径, 如贫血、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的早期经过治疗可转危为安, 治疗和控制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亦可到收到良好的临床疗效;对臀位及其他胎位不正的孕妇指出剖宫产的危害性, 劝其不要过分依赖, 要适当地纠正胎位。
在孕产妇系统管理中, 对筛查出来的高危孕产妇实行专册登记, 并在围生保健卡上作出特殊标记[3]。根据当地医疗条件制定高危妊娠的转诊制度, 对未按期来诊者采取不同方式追访, 凡属高危的孕妇均应住院分娩, 根据不同因素, 到条件允许的医院, 高危孕妇住院后应根据母婴具体情况制定合理治疗方案, 选择分娩时间和方式。
总之, 由于高原少数民族地区高龄孕产妇在围生期易出现各种合并症和并发症, 其围生儿病死和晚期流产率也明显高于适龄孕产妇。因此, 必须强化认识高龄初产妇的特殊情况, 重视高龄孕产妇的孕前、孕期宣教做好产前检查, 加强妊娠各阶段的监护, 应积极防治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 普及产前诊断及遗传咨询, 对高龄产妇适当放宽剖宫产指征, 使高龄产妇能顺利渡过妊娠和分娩期, 降低高龄产妇妊娠期和分娩期风险[4]。在高原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完善行之有效的预防保健和临床处理系统, 对防止该地区高龄孕产妇死亡及降低围生儿病死率有重要意义。
摘要：目的 观察高原少数民族地区高危妊娠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将高危妊娠产妇80例作为观察组, 另选同期在我科分娩的非高危妊娠产妇80例作为对照组。分析2组产妇的临床资料, 比较2组产妇分娩方式、新生儿情况。结果 观察组自然分娩率低于对照组, 剖宫产率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新生儿窒息率为10.0%高于对照组的2.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出生体质量低于对照组, Apgar评分少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高原少数民族地区高危妊娠可影响妊娠结局。在高原少数民族地区做好孕期保健工作优为重要, 可预防妊娠期疾病, 促进母婴健康, 对产妇及胎儿所出现的异常状况可及早发现、及早诊治。
关键词：高原少数民族地区,高危妊娠,妊娠结局,新生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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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地区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5年1-12月来我院产科门诊进行产前筛查的孕妇27 335例, 经血清标志物AFP、Free-βhCG、uE3检测, 对筛查出的高危孕妇1 095例进行羊膜腔穿刺、羊水培养及染色体核型分析, 1 095例产前筛查高危孕妇预产年龄17.71~47.16岁, 怀孕15+1~20周, 羊水穿刺前均详细告知孕妇穿刺的目的及注意事项, 并按要求签暑知情同意书。
1.2 仪器与试剂
AFP、Free-βhCG、uE3试剂由芬兰Wallac Oy公司生产, 仪器为美国PE公司生产AOTU1235全自动免疫荧光分析仪, 室内质控由宝莱科技公司生产, 室间质评参加卫生部临检中心免疫组产前筛查质控。羊水培养试剂由杭州宝荣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1.3 方法
每例孕妇在规定的孕周内抽取静脉血3ml, 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要求测定AFP、Free-βhCG、uE3含量, 采用lifeCycle软件进行风险评估。羊水培养, 取羊膜腔穿刺羊水10ml, 置无菌离心管中离心后, 于培养基中培养, 每例接种2瓶, 于37℃中培养7~9d, 收获, 制片, G显带, 每例计数20~30个分裂相, 核型分析不少于5个。
1.4 判断标准
21-三体高风险切值1∶270, ≥1∶270为21-三体高风险;18-三体高风险切值为1∶350, ≥1∶350为18-三体高风险;开放性神经管缺陷高风险切值为2.5, AFP-MoM≥2.5为开放性神经管缺陷高风险。
2 结果
2.1 高风险孕妇筛查
27 335例接受检查的孕妇中, 筛查出21-三体综合征高风险1 538例, 筛查阳性率5.63%;18-三体综合征高风险41例, 筛查阳性率0.15%;开放性神经管缺陷高风险127例, 筛查阳性率0.46%;高风险总阳性率为6.24%。
2.2 孕妇异常核型分析
1 095例高风险孕妇的羊水染色体检查, 共检出异常核型86例, 异常率为7.85%, 不同年龄组的孕妇异常核型分布见表1。86例异常染色体核型分布见表2。常染色体数目异常28例, 其中21-三体综合征19例 (其中11例年龄≥35, 8例年龄<35) , 18-三体综合征8例 (其中4例年龄≥35, 4例年龄<35) ;常染色体结构异常7例, 涉及1、2、3、5、7、13、20号染色体;性染色体数目异常4例, 性染色体结构异常1例;染色体多态性变异46例。
3 讨论
在提高产前诊断的准确率、降低盲目性方面, 可以采用对孕中期孕妇血清标志物联合筛查作为有力的检测技术。这种联合筛查因为有效、简单、无创, 所以孕妇容易接受, 而通过对筛查出的高危对象进行羊膜腔穿刺、羊水培养和染色体核型分析是确认胎儿是否存在染色体异常的最终方法。本文共筛查了27 335例孕妇的血清标志物, 筛查出的高危孕妇有1 095例, 进行了羊膜腔穿刺、羊水培养及染色体核型分析, 一共检出异常染色体核型86例, 检出率为7.85%。86例中确诊常染色体数目异常28例, 其中21-三体19例, 18-三体8例, 均建议孕妇选择终止妊娠。21-三体和其他染色体病患儿风险、染色体异常检出率, 呈上升趋势, 并且随着孕妇妊娠年龄的增长而明显增加。根据本文分析结果, 孕妇年龄>35岁的异常染色体核型检出率为10.8%。有报道[1]21-三体综合征患儿的孕妇年龄有年轻化趋势, 这与环境因素如空气污染等,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吸烟、饮酒等, 现代化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以及妊娠期病毒感染等有一定关系。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 (ACOG) 2007年在指南中提出, 不论孕妇年龄大小都应对所有孕妇提供产前筛查, 因此有必要将产前筛查作为孕妇产前常规检查项目。然而, 就现有的技术和设备, 还不可能实现100%准确筛查, 总会有漏诊现象。石祖亮等[2]曾报道唐氏儿漏筛的现象。因此, 对产前筛查应严格规范, 让孕妇知晓筛查不等于确诊, 并签订孕妇知情同意书, 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
本文统计数据中还有性染色体数目异常4例, 性染色体结构异常1例, 这些都可能产生无法预估的临床后果, 因此都建议孕妇放弃继续妊娠。性染色体异常中有1例为嵌合体。羊水细胞中, 不仅包含有胎儿自身脱落细胞, 还可能存在来自胎盘等胎儿附属物, 也可能有母体细胞污染, 所以在产前诊断时发现嵌合体, 应该鉴别是否是细胞外培养异常还是胎儿外非重要组织细胞的增生、是真性嵌合体还是假性嵌合体等。出现这种情况, 在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时, 可将分裂相计数的个数增加, 计数正常核型和异常核型的比例, 异常核型比例越高, 胎儿异常的临床表现通常会越严重。
本文86例染色体异常核型中, 常染色体结构异常7例, 占8.14%, 主要为倒位和易位。染色体核型分析时易位和倒位还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在临床工作中对于易位及倒位的咨询要十分严谨, 应对患儿父母双方的染色体检查, 以确定其遗传是来自父母还是新增的, 然后再作出是否终止妊娠的建议。本文中有3例倒位胎儿确定其遗传来自母亲。患儿父母一方有染色体平衡易位和倒位者, 如果胎儿的染色体是遗传于母亲或父亲, 且表型正常, 则可建议孕妇继续妊娠保留胎儿, 但此类胎儿成年后仍会面临生育风险。因此, 在染色体核型分析时遇到此类染色体异常, 对其潜在的风险应向孕妇及家属充分说明, 结合孕妇的实际情况, 与临床医生一起做出最合适的遗传咨询。不平衡易位的染色体必须建议终止妊娠, 同时建议下次怀孕时必须进行产前诊断[3]。
本文数据统计中, 染色体多态性异常共计46例, 说明多态性变异在产前诊断羊水核型分析中有一定比例, 如染色体臂间倒位、随体柄长度增加、次缢痕长度增加等属于正常变异, 对此类变异基本可考虑选择继续妊娠。但近年来研究[4]表明多态性变异与异常妊娠有关, 如9号染色体臂间倒位等等。生殖细胞减数分裂过程会受到染色质不平衡的影响, 引起胚胎发育异常。遇到此类结果的咨询时, 必须建议对患儿父母双方外周血的染色体检查, 以明确多态的来源, 向孕妇及其家庭成员分析多态可能出现的表型、潜在的风险及患儿成年后可能发生的生育风险。
随着人民对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 特别是放开二孩政策以后, 高龄产妇明显增加, 能否生育健康婴儿更是成为每个孕妇及其家庭的希望, 而如何避免生育风险则对医务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结果显示, 产前筛查高风险孕妇进行羊膜腔穿刺、羊水细胞培养和染色体核型分析, 可以安全、有效地检出胎儿染色体异常, 对降低缺陷胎儿出生率、提高胎儿生命质量、指导优生优育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目的:探讨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在防止异常染色体患儿出生方面的作用。方法:对龙岩地区27 335例妊娠15~20周的孕妇血清标志物AFP、Free-βhCG、uE3进行检测, 对筛查出的高危孕妇1 095例进行羊膜腔穿刺、羊水培养及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27 335例孕妇中, 筛查出高风险1 706例, 总阳性率6.24%。1 095例产前筛查高危孕妇, 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异常86例, 检出率为7.85%, 其中常染色体数目异常28例, 占异常核型的32.56%;常染色体结构异常7例, 占异常核型的8.14%;性染色体数目异常4例, 占异常核型的4.65%;性染色体结构异常1例, 占异常核型的1.16%;染色体多态性异常46例, 占异常核型的53.49%。结论:产前筛查高危孕妇进行羊水细胞培养、分析染色体核型, 可以安全、有效地检出胎儿染色体异常, 对优生优育、避免缺陷胎儿出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产前筛查,产前诊断,羊水细胞培养,染色体核型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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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地区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9年1—12月间在清城、英德和佛冈等3个强制戒毒所戒毒 (省级艾滋病监测哨点) 的所有吸毒者。
1.2 监测方法
按照广东省疾控中心《广东省艾滋病监测工作方案 (2009年版) 》的要求, 采用广东省统一使用的吸毒人群哨点监测《健康调查问卷》, 采取面对面问卷式调查, 内容包括人口学资料、艾滋病相关知识、吸毒行为及性行为特征等。
1.3 检测方法
对每名吸毒者采集静脉血5ml, 分离血清, 用于监测HIV和梅毒抗体。HIV和梅毒抗体初筛检测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 HIV抗体初筛阳性者标本送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检测确认实验室采用蛋白印迹法 (WB) 确认, 梅毒抗体初筛阳性者采用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 (简称RPR) 方法复核。
1.4 统计方法
经过质量监控的所得问卷用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 用SPSS 12.0版软件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
2 结果
2.1 吸毒人群一般情况
共监测866人, 其中男性814人, 女52人, 男女比为15.6∶1。婚姻状况:未婚324人 (37.41%) , 已婚382人 (44.11%) , 同居61人 (7.04%) , 离异或丧偶32人 (10.7%) 。年龄分布:最大56岁, 最小16岁, 平均 (32.30±7.58) 岁;男性平均 (32.48±7.56) 岁, 女性平均 (29.56±7.61) 岁。户籍:本省籍814人 (94.00%) ;外省籍52人 (6.00%) , 其中广西籍19人 (36.54%) , 湖南13人 (25.00%) , 四川8人 (15.38%) 。民族:汉族858人 (99.08%) , 其他少数民族8人;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317 (36.60%) , 初中476人 (54.96%) , 高中及以上92人 (10.62%) 。
2.2 吸毒的方式与种类
吸毒种类主要为:海洛因725人 (83.72%) , 冰毒164人 (18.94%) , K粉36人 (4, 16%) 。866名吸毒者中, 口吸毒品者295人 (34.06%) , 有静脉注射吸毒史571人 (65.94%) , 其中近1个月有注射吸毒行为415人 (72.68%) , 每天需注射毒品的次数一般为1～4次, 最多1天注射15次;注射吸毒者中, 本省户籍注射吸毒史544人 (66.83%) , 外省户籍注射吸毒者27人 (51.92%) , 本省人口吸毒的注射吸毒率高于外省人口 (χ2=4.836, P<0.05) 。
2.3 不同地区注射吸毒情况
注射吸毒比例最高的哨点是清城戒毒所, 为86.04%, 其次为英德和佛冈戒毒所, 分别为78.70%、45.6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3.861, P<0.01) 。注射吸毒者中, 33.45%的人近6个月曾共用过注射器, 其中曾共用过注射器吸毒的比例最高的哨点是清城戒毒所, 为40.90%;其次为英德和佛冈戒毒所, 分别为34.12%、24.5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765, P<0.01) 。见表1。
2.4 不同地区商业性行为情况
吸毒者近1年曾有商业性行为的比例最高是清城戒毒所, 为34.75%;其次为英德和佛冈戒毒所, 分别为27.31%、19.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8.961, P<0.01) 。吸毒者在近1年在发生商业性行为中, 每次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24.78% (56/226) , 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最高是英德戒毒所, 为37.66%;其次为清城和佛冈戒毒所, 分别为21.11%、16.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473, P<0.01) 。表2。
2.5 不同地区艾滋病和梅毒检测情况
共检测861名吸毒者, 发现HIV抗体阳性者22人, 梅毒抗体阳性者24人, 感染率分别为2.56%、2.79%, HIV阳性者均为男性感染者。HIV阳性率最高的哨点是英德戒毒所, 为6.64% (14/211) , 其次为佛冈和清城戒毒所, 分别为1.28%、1.16%, 不同哨点吸毒者HIV抗体阳性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5.74, P<0.01) ;清城、佛冈和英德等3个哨点的梅毒抗体检出率为1.55%、3.83%和2.37%, 不同哨点梅毒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155, P>0.05) 。见表3。
2.6 不同地区接受预防艾滋病服务情况
29.10% (252/866) 的吸毒者近1年接受过预防艾滋病服务, 其中23.67% (205/866) 的人接受过安全套宣传与发放 (艾滋病咨询与检测) , 7.62% (66/866) 的人接受过社区药物维持治疗 (针具提供与交换) , 10.28% (89/866) 的人接受过同伴教育;清城、英德和佛冈3个戒毒所的吸毒者中既往接受过预防艾滋病服务的比例分别为51.63%、31.63%和13.62%, 3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9.102, P<0.01) 。而在注射吸毒中, 近1年接受过HIV检测的比例为22.94% (131/571) , 其中检测比例以清城戒毒所最高, 为31.08% (69/222) ;其次为英德和佛冈戒毒所, 分别为21.18 (36/170) 、14.25 (26/179) ;3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5.137, P<0.01) 。见表4。
3 讨论
在我国, 注射吸毒是艾滋病流行的主要原因[2], 因此对吸毒者开展艾滋病监测, 及时了解吸毒人群的人口学和高危行为特征, 对于疾病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监测结果显示, 吸毒者性别构成以男性为主, 占93.99%, 年龄以青壮年为主, 20～42岁吸毒者占90%以上, 与省内大多数地区相似[3,4]。但年龄较2005年清远市吸毒者年龄有所上升, 这与戒毒所关押的人员多数为长期复吸的注射吸毒者有关, 这些人群大多数生活在社会低层, 他们文化程度较低, 性格较为内向, 情绪不稳, 可能是HIV/AIDS在该人群中传播的潜在因素[5]。对他们如何开展有效的艾滋病宣传和行为干预工作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从吸食毒品类别中, 海洛因居首位, 但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也占有相当比例, 在吸毒方式方面, 65.94%的患者采用静脉注射吸毒, 与东莞、番禺等邻近城市大致一样[6,7]。注射吸毒者中, 33.45%的人曾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 其中以清城、英德等地的比例较高, 由于国内多条铁路干线需穿过清城、英德等辖区范围, 而毒品的走私贩卖在铁路沿线一带较为活跃, 如英德的大站镇、清城的源潭镇和飞来峡镇等, 提示需要当地加强共用针具危害的宣传, 切实提供内容具体、有针对性和减少危害的教育, 并建议结合实际开展针具交换等措施以提高针具的可获得性。
在性行为方面, 26.10%的人承认近1年有商业性行为, 在商业性行为时每次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24.78% (56/226) , 其中清城和佛冈戒毒所分别为21.11%、16.95%, 其比例与东莞 (17.46%) [6]、番禺 (28.3%) [7]等邻近城市调查的数据相近。由于该人群中大部分人正处在性活跃期, 个别存在着婚外性行为, 而安全套的使用率低。由于吸毒者一旦感染了HIV容易传播给其配偶或商业性伴, 因此应加强高危人群包括吸毒者和性服务工作者的健康教育, 开展安全套的推广, 以提高安全性意识。
本次调查吸毒者的HIV抗体阳性率为2.56%, 梅毒抗体阳性率2.79%, 低于东莞市吸毒人群感染率 (7.63%) [8];清远市2003年以来吸毒人群哨点HIV感染率一直维持在4%～5%之间, 但近年监测发现的HIV阳性比例有所下降, 其中以清城区下降趋势较为明显, 这与近年清城区逐步开展美沙酮维持治疗、社区吸毒人群外展宣传和同伴教育等防治工作取得的成效是分不开的, 其接受艾滋病服务的比例达51.63%, 明显高于其他县 (市) ;值得注意的是, 佛冈戒毒所的HIV阳性率也超过了清城区, 而英德市戒毒所近年HIV阳性率依然呈较高水平 (已超过了5%) , 说明艾滋病已在局部地区的吸毒人群中出现聚集性的流行。由于吸毒人群中大量存在的不安全性行为和对自身感染艾滋病危险的低认识, 使吸毒者主动寻求检查发现HIV感染者的可能非常之小, 如英德、佛冈等地的吸毒者近1年接受过HIV检测的比例不到20%, 所以需加大对吸毒人群的艾滋病监测力度和广度, 提供便利的HIV检测和咨询条件, 以及时发现吸毒人群中的HIV感染者。
近年我市已逐步加大了对吸毒人群的艾滋病知识宣传工作, 但由于宣传工作主要集中在戒毒所、看守所等场所, 吸毒人群对艾滋病知识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吸毒者中艾滋病高危行为并未得到明显改变, 依然存在着共用注射器、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低等情况。因此若要降低清远市吸毒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 减少由此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只加强对吸毒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是不够的, 关键是干预高危人群的高危行为, 采用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的综合性预防措施[9], 清远市各县 (市) 应借鉴和学习清城区的艾滋病防治经验, 尽快完善和推广普及美沙酮替代疗法、社区吸毒者行为干预、100%使用安全套及探索建立针具交换等综合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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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地区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分析2009年6月~2013年3月我院ICU使用机械通气治疗的患者328例, 排除入科时已有肺部感染或机械通气时间≤48 h者。其中, 外伤72例, 手术63例,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58例, 呼吸系统疾病55例, 心脏病32例, 心肺复苏术后31例, 中毒17例。
1.2 诊断标准
根据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制定的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VAP的诊断标准为:使用机械通气48 h后或撤机拔管后48 h内X线胸片可见出现新的或进行性增大的肺部浸润性阴影, 肺实变体征和 (或) 可闻及湿啰音,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外周白细胞总数增高 (WBC>10.0×109/L) 或<4.0×109/L;体温>37.5℃;呼吸道有浓性分泌物;从支气管分泌物中分离到新的病原菌。
1.3 资料收集
统计每例研究对象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原发疾病、转入ICU日期/时间、转出ICU日期/时间、机械通气时间、营养状况、急性生理功能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Ⅱ, APACHEⅡ) 评分、是否发生VAP、有无昏迷和气管切开、有无留置鼻胃管及胃内容物吸入、有无预防性抗菌药物、糖皮质激素及抑酸剂使用、病原学送检结果和药敏试验结果等。
1.4 统计学处理
研究资料收集完成后, 使用SPSS 11.0软件进行平均数、标准差及百分比统计描述与分析, 其中连续变量采用独立t检验, 组间比较采用卡方χ2检验, 相关性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 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VAP患者及死亡患者相关因素分析
接受机械通气的平均年龄为 (54.6±4.5) 岁, 男性167人, 女性161人;接受机械通气的平均A-PACHE II分为 (24.5±6.7) 分。见表1。接受机械通气的328例患者中, 住院期间共死亡102例, 其中49例VAP患者中死亡22例, 患VAP者死亡率 (22/49, 44.9%) 明显高于非VAP患者 (80/279, 28.7%) ;充血性心力衰竭、糖皮质激素治疗、Pao2/Fio2、APACHE II评分、急性肾功能衰竭及菌血症与VAP发生具有相关性。死亡患者中因高龄、高APACHE II评分、低Pao2/Fio2比, 患菌血症, 处于免疫抑制状态, 出现急性肾衰及充血性心力衰竭等原因均与幸存者差异有显著性。见表1。
2.2 治疗措施对VAP患者及死亡患者的影响
更频繁的透析、较多的给予H2型受体拮抗剂和抗酸剂者, 还有那些需更长时间机械通气者, 与死亡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 发生菌血症 (95%CI, 1.98~6.40) 、免疫抑制状态 (95%CI, 0.96~2.51) 、高APACHE II评分 (95%CI, 1.05~1.11) 和高龄 (95%CI, 1.02~1.05) 与住院死亡率独立相关。
多因素分析显示, 鼻胃管留置 (95%CI, 1.78~4.66) 、气管切开 (95%CI, 3.91~11.50) 及抑酸剂 (95%CI, 1.19~6.64) 是发生VAP的独立危险因素 (均P<0.01) 。使用呼吸机96 h后, 留置鼻胃管 (95%CI, 1.40~2.35) 、气管切开 (95%CI, 2.43~4.29) 及抑酸剂 (95%CI, 2.58~8.98) 是患VAP发生的预测因素。通常VAP是在机械通气2周内发生。见表2。
2.2 VAP患者病原菌及药敏情况
绿脓杆菌和鲍氏不动杆菌是所有VAP感染患者呼吸道分离培养最常见的革兰阴性菌, 金黄色葡萄糖球菌是所有VAP感染患者呼吸道分离培养最常见的革兰阳性菌。分离的金葡菌中, 72.2%对苯唑西林耐药, 在VAP死亡患者中, 感染金葡菌及曲霉菌更常见, 与存活者相比, 差异有显著性。见表3。
3 讨论
国外研究资料显示,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VAP) 是重症监护病房 (ICU) 医院感染中的第1位, 它增加患者的病死率, 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 增加住院费用[2], 成为临床和医院感染控制工作者关注的重点。本组资料显示, 接受机械通气的328例患者中, 住院期间死亡102例, 总死亡率为31.1%;有49例患有VAP, 其中死亡22例, 死亡率为44.9%, 非VAP患者死亡率为28.7%。VAP患者死亡率明显高于非VAP患者。因此, 分析其易感因素并采取预防措施, 对减少VAP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对于VAP的易感因素有许多的研究。WILHELMINA等[3]研究显示, 患者本身原发疾病及住院期间干预相关的因素外, 一些可预防的措施包括:H2受体拮抗剂、抑酸剂、预防性抗生素、仰卧位、肠内营养、气管切开及气雾剂治疗等。余栋栽等[4]研究认为深静脉导管、胃管插管、人工通气、药物应用、机械通气时间以及营养不良等是导致VAP的危险因素。减少这些因素可降低VAP的发生率。
由于ICU患者均为危重患者, 合并症多, 病情复杂, 自身的抵抗力不足, 患者处于负氮、高分解状态, 容易并发感染。如有深静脉导管、胃管和气管插管等均会损伤呼吸道组织。加之机械通气时间过长可引起呼吸系统的防御和自清能力下降, 易造成内源性感染[5]。感染主要来自患者的自身菌群, 有报道53.8%VAP患者下呼吸道阳性标本与口咽、鼻部细菌培养的菌株相一致[6]。李华茵等[7]报道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 28.8%的VAP患者的病原菌存在由胃腔道逆向定植于口咽部再经吸入进入下呼吸道。H2阻滞剂和制酸剂等药物, 这就减少了胃液的酸度, 增加细菌定植。研究表明[8], p H值>4.0时则60%患者革兰阴性杆菌定植。本研究结果显示, 充血性心力衰竭、糖皮质激素治疗、Pao2/Fio2、APACHE II评分、急性肾功能衰竭及菌血症与VAP发生具有相关性。鼻胃管留置 (95%CI, 1.78~4.66) 、气管切开 (95%CI, 3.91 Pao2/Fio211.50) 及抑酸剂 (95%CI, 1.19~6.64) 是发生VAP的独立危险因素 (均P<0.01) 。这些因素均易导致内源性感染。
欧洲重症监护感染预防中心研究显示[9], ICU病房VAP感染占所有感染的45%。造成VAP最常见的致病菌为铜绿假单胞菌, 其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以上致病菌属多重耐药[10]。本结果与之相似, 本组绿脓杆菌和鲍氏不动杆菌是所有VAP感染患者呼吸道分离培养最常见的革兰阴性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所有VAP感染患者呼吸道分离培养最常见的革兰阳性菌。分离的金葡菌中, 72.2%对苯唑西林耐药, 在VAP死亡患者中, 感染金葡菌及曲霉菌更常见。本组49例VAP患者中呼吸道分泌物培养出64株细菌, 有的是混合感染, 但更多的是抗生素筛选出的条件致病菌, 与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有关。在有些肺部感染患者中, 感染已经控制, 但在呼吸道分泌物中仍可培养出细菌, 这要考虑定植和标本污染, 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故合理使用抗生素、尽量减少广谱抗生素长期、大量使用在VAP的防治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不仅观察VAP相关危险因素, 同时也观察死亡相关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 发生菌血症 (95%CI, 1.98~6.40) 、免疫抑制状态 (95%CI, 0.96~2.51) 、高APACHE II评分 (95%CI, 1.05~1.11) 和高龄 (95%CI, 1.02~1.05) 与住院死亡率独立相关。吕晓东等[11]将APACHE用于13所医院的5 815例ICU患者, 发现APACHE分值与病死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即分值越高, 病死率也越高。其预测病死率的正确率达86%。这些因素不仅与VAP的发生相关, 也与患者的死亡相关, 且本组VAP患者的死亡率也高于非VAP患者。
因此, 临床医生不仅要知道哪些因素与VAP的发生明显相关, 知道这些因素对VAP患者预后的影响, 同时也要知道哪些因素与患者死亡相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结果, 促使临床各科室合作共同制定出预防或减少如VAP或其他的院内感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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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妊娠产妇高危因素分析与治疗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随机选取2014 年1 月—2015 年6 月该院收治的320 例高危妊娠产妇为研究对象, 将其设为观察组, 另同期选取320 例正常产妇设为对照组。 其中, 观察组孕产妇年龄18~40 岁, 平均 (32.3±3.6) 岁, 孕周28~41 周, 平均孕周 (34.5±4.2) 周, 初产妇200 例, 经产妇120 例;对照组孕产妇年龄17~40 岁, 平均 (32.5±3.5) 岁, 孕周28~40 周, 平均孕周 (35.8±3.9) 周, 初产妇197 例, 经产妇123 例。 两组患者在年龄、孕周等方面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所选320高危孕妇的临床症状均符合《妇产科学》中高危妊娠的诊断标准。 两组产妇均给予产前心理、生理等基础护理。
1.2 方法
①行首次产前检查时, 给予全身全面检查, 详细记录各孕妇的身体情况。 ②为孕妇建立个人档案, 记录孕妇是否有妊娠史、药物过敏史、家族病史等。 ③重点观察高危孕产妇可能存在的高危妊娠影响因素, 如:有无妊娠期并发症、自身固定因素、可变因素等。 其中, 妊娠期并发症包括羊水过多或过少、过期妊娠、胎儿宫内发育迟缓、母儿血型不合、胎盘前置、妊娠糖尿病、胎盘早剥等;固定因素包括产妇骨盆情况、身材比例等;可变因素包括孕妇胎位是否异常、产妇是否贫血、孕妇的营养情况等。 ④整个孕产期间需定期实施危险因素筛查工作, 并评估其变化[2,3]。
1.3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产妇阴道助产分娩率、剖宫产率、胎儿死亡率及顺产率, 观察并记录观察组高危妊娠危险因素, 统计单项高危妊娠危险因素所占比例。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PSS 18.0 软件对高危妊娠产妇高危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 (%) 表示, 采用 χ2检验, 以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阴道助产分娩率、剖宫产率、胎儿死亡率分别为9.06% (29/320) 、58.13% (186/320) 、8.13% (26/320) , 对照组阴道助产分娩率、剖宫产率、胎儿死亡率分别为3.44% (11/320) 、30.63% (98/320) 、1.56% (5/320) , 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表2。
结合表2 可知, 高危妊娠产妇的主要高危影响因素为羊水过少、过期妊娠、胎儿窘迫、早产、妊娠高血压、瘢痕子宫、人工流产超3 次、贫血以上等。
3 讨论
经临床研究表明, 影响高危妊娠的高危因素除羊水因素、胎盘因素、不良孕产史、胎位异常、胎儿宫内窘迫、妊娠糖尿病人工流产超3 次、骨盆狭小、高龄孕产之外, 还包括接触有害物质、放射线、孕期服药不当等因素。 在该组研究中, 观察组阴道助产分娩率、剖宫产率、胎儿死亡率分别为9.06%、58.13%、8.13%, 对照组阴道助产分娩率、剖宫产率、胎儿死亡率分别为3.44%、30.63%、1.56%, 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其中, 主要高危影响因素为:妊娠高血压 (9.67%) 、早产 (9.69%) 、人工流产超3 次 (9.38%) 、过期妊娠 (8.75%) 、瘢痕子宫 (7.81%) 贫血 (6.25%) 等几类。 与赵红等人[4]在系统总数数据库中搜集的数据资料统计结果相近, 其中, 女性流产次数过多, 易导致胎盘粘连、习惯性流产、新生儿死亡、羊水栓塞等情况发生;年龄>35 岁以上者怀孕, 其胎儿染色体出现不正常的几率会增大, 易造成新生儿早产及合并妊娠期并发症;胎位异常易导致患者难产, 危及产妇及胎婴儿的生命安全[5]。与国内外相关研究课题报道资料结果相近。
在进行高危妊娠产妇管理与治疗阶段, 医护人员需结合高危妊娠产妇情况给予对症治疗, 具体方法为:①尽可能地卧床休息, 尽可能地取产妇左侧卧位, 以改善产妇子宫胎盘中的血液循环。 ②重视孕妇的营养指导及体重管理, 孕妇的营养对胎儿生长发育而言至关重要, 医护人员需叮嘱产妇注意营养搭配, 不要挑食、偏食, 但也需防止胎儿营养过剩, 以免造成胎儿巨大、产妇妊娠糖尿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若孕妇出现贫血症状, 需积极查找病因, 并补充对应的钙、铁、锌、维生素及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1]。③注射维生素C、葡萄糖, 注射维生素C、葡萄糖可有效增强胎儿对缺氧的耐受力, 特别是对于部分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孕妇更为有效。 详细做法为:浓度为10%, 总剂量为500 m L的葡萄糖内加维生素C 2 g, 静脉缓慢滴注, 5~7 d为1 疗程, 1次/d[6]。 ④积极预防早产, 一旦妊娠期产妇出现阴道少量出血、下腹阵痛症状, 需立即卧床休息, 并积极服用抑制宫缩类药物[7]。
综上所述, 通过采取积极的孕前健康教育、加强对产妇妊娠期高危风险的控制, 给予高危妊娠产妇恰当的临床诊疗及正确的心理健康指导, 可有效保障孕产妇及胎婴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8]。
摘要：目的 分析高位妊娠产妇危险因素及其临床治疗措施, 以确保孕妇与围生儿的生命安全。方法 回顾性随机选取2014年1月—2015年6月该院收治的320例高危妊娠产妇为研究对象, 将其设为观察组, 同期选取320例正常产妇设为对照组, 对比并分析两组产妇的引导助产分娩率、胎儿死亡率、剖宫产率。结果 观察组阴道助产分娩率、剖宫产率、胎儿死亡率分别为9.06% (29/320) 、58.13% (186/320) 、8.13% (26/320) , 对照组阴道助产分娩率、剖宫产率、胎儿死亡率分别为3.44% (11/320) 、30.63% (98/320) 、1.56% (5/320) , 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与对照组相比, 观察组高危妊娠产妇的危险因素为胎位异常、胎儿巨大、过期妊娠、早产、胎膜早破、胎儿窘迫、人工流产>3次、贫血等。结论 妊娠期加强孕前健康教育, 加强高危产妇危险因素监控, 对提高产妇及围生儿生命安全, 减少高位妊娠发生率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高位妊娠,产妇,危险因素,妊娠高血压,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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