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高危人群

女性高危人群（共7篇）

女性高危人群 篇1

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统计, 2007年全球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有3300万, 已有2500多万人死亡。《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 (2007年) 》显示, 我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人, 2007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5万人, 每日新增感染者137人;因艾滋病死亡2万人, 日均死亡55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青年为主, 20～39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占全国累计报告的70%, 且平均死亡年龄为37.6岁。目前HIV/AIDS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命与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云南省是中国HIV/AIDS感染的高发区,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缅甸、泰国、老挝等国相毗邻, 国境线4060km, 紧靠毒品生产地“金三角”, 深受周边地区毒品及高艾滋病流行的影响, 吸毒人员多, 流动人口多, 以及卖淫嫖娼现象的存在, 使艾滋病在云南省呈逐渐蔓延之势。因此, 对吸毒、卖淫等高危妇女预防艾滋病知识认知的研究, 以及开展预防艾滋病感染的健康教育是有关妇女生殖、健康所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于2003年10月对云南省某女子劳教所第一、第二大队的劳教人员进行了有关问题的调查, 结果总如下。

1对象与方法

对女性高危人群艾滋病知识的认知研究是一个比较难做的课题, 本课题研究的对象是在云南省某女子劳教所第一、第二大队的劳教人员中, 随机选择了31位吸毒和卖淫的女性劳教人员作为开展本项目的研究对象, 其中有2个人是HIV感染者。最大的39岁, 最小的18岁, 平均年龄26.7岁;汉族27人, 回族2人, 彝族1人, 仡佬族1人;高中或职高学历的占10.34%;初中及以下学历占89.66%;无业人员占82.7%, 工人、教师和个体劳动者占比例较小, 共占17.3%;未婚的占74.19%, 已婚占25.81%。研究方法, 运用社会学的个案研究、问卷调查, 以及开展预防HIV/AIDS知识的培训工作。

2结果

2.1女性高危人群HIV/AlDS知识的认知度调查

对随机选择的31位学员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 了解她们对预防HIV/AIDS感染知识的认知和需求情况。同时, 对她们掌握艾滋病基本知识现状进行了测试, 发现大多数学员, 对艾滋病的病因、症状和预防方法等问题不是很清楚, 只有约25%的人对HIV的传播途径有所了解, 大多数人对HIV/AIDS知识的认知度较低。第1天的工作结束后, 我们整理了学员们反馈的需求、问题、建议、体会等等, 收到了学员们提出的如下问题: (1) 吃多了避孕药对以后的身体有害吗? (2) 阴道分泌物有异味怎么办? (3) 阴道瘙痒、疼痛是什么病? (4) 哪些属于妇科病?它有什么危害和影响?该怎么预防? (5) 什么是梅毒?该怎么治疗? (6) 什么是尖锐湿疣?该怎么治疗? (7) 性病的预防有几种方法? (8) 性病是否会引起不孕症? (9) 月经前乳房会胀痛, 疼痛1周才会来月经, 这是什么原因?

针对上述学员们提出的问题, 经过2天的准备工作, 我们再次来到了劳教所, 针对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做了回答。同时, 讲解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如淋病、尖锐湿疣、梅毒、霉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等疾病的病因、症状、治疗方法和传播途径等。

笔者根据女性劳教人员对性病、艾滋病基本知识的认知度较低现状进行了测试, 特别是对艾滋病和性病的病因、症状和预防方法等问题不是很清楚, 只有约25%的人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所了解。针对上述问题, 讲授了性病、艾滋病的病因、流行情况、HIV与AIDS的区别、HIV的传播途径、临床表现、HIV感染者的预后等问题, 还讲授了HIV/AIDS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 以及HIV感染者的心理特征、怎样正确对待HIV/AIDS患者等问题。另外, 针对学员们的要求对生殖与避孕知识进行了专题讲授。

2.2女性高危人群预防艾滋病知识培训后的认知度评估

通过对这些女性劳教人员进行为期3天有关性病、艾滋病知识的健康教育后, 我们对学员掌握艾滋病基本知识情况进行了测试, 共发出问卷31份, 回收了有效问卷30份, 结果艾滋病的病因答对率为89.66%, 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答对率为98.66%, 艾滋病初期症状的答对率为96.35%, HIV所需的检测时间及哪些是高危人群的答对率为100%。可以看出学员们受培训后掌握H 1V/AIDS基本知识的情况, 有明显的改善。这对防止HIV和性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受过本项目培训后的大多数学员, 对艾滋病的预防意识增强, 认识到避孕套在预防HIV和其他性病传播中的作用。掌握了HIV感染的高风险行为, 如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和共用牙刷, 而且93.10%的人表示赞成预防HIV首先从自己做起。

2.3女性高危人群对HIV/AIDS认知态度

在30份问卷中, 100%的人都表示应该同情和帮助HIV感染者, 仅有其中2人, 除表示同情和帮助HIV感染者外, 还表现出对艾滋病恐惧。这次调查期间我们和学员们一起进行有关艾滋病社会问题的讨论, 大家一起做了一个有趣的游戏, 即艾滋病角色的扮演, 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些字条, 其中有4张字条上分别写上HIV感染者的朋友、因吸毒共用注射器而感染HIV、女性性工作者因多个性伴侣而感染HIV、HIV感染者的亲人, 另外还包括一些空白的条, 让学员们抽, 由抽到上述4张字条的学员扮演字条上的角色, 请她们谈谈假如自己是是字条上的人物应该怎么办?然后由大家发言补充, 最后由老师来讲评。

在角色扮演中, 第1位学员扮演的是HIV感染者的朋友, 她提出应该从4个方面去做: (1) 精神上的帮助; (2) 不歧视; (3) 尽自己的能力从物质上帮助; (4) 帮助寻找治疗的方法。

第2位学员扮演的是因吸毒共用注射器而感染HIV的患者, 她认为应从下列6个方面去做: (1) 告诉家人、朋友, 寻求她们的帮助; (2) 学习有关HIV的知识; (3) 不传播给他人; (4) 不要有精神压力; (5) 未曾结婚的人要不结婚, 不生孩子; (6) 使用避孕套。

第3位扮演的是女性性工作者, 因多个性伴侣感染了HIV, 她认为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去做: (1) 到医院治疗; (2) 不能与外界接触; (3) 不能传播给他人; (4) 不结婚、不生育; (5) 放松思想, 接受现实; (6) 不能与他人进行接触。

第4位是扮演HIV感染者的家属, 她认为: (1) 应该买药给病人吃; (2) 送患者到医院看病; (3) 生活上的关心; (4) 精神安慰; (5) 避免传播。

从上述这4位学员的回答中, 我们可以看到, 参加培训的学员们基本掌握了预防HIV感染的基本知识, 以及怎么样正确对待HIV/AIDS病患者等方面的知识。

3讨论

在所调查的吸毒和卖淫女性人群中, 文化素质普遍较低, 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人群占89.66%, 无职业者占82.7%。这些女性高危人群普遍缺乏对性病、艾滋病方面的系统防护知识, 大多数对艾滋病的病因、症状和预防方法等问题不是很清楚, 只有约25%的人对HIV的传播途径有所了解, 对HIV/AIDS知识的认知度较低。而且这部分人群是感染和传播HIV和性传播疾病 (STD) 的主要人群, 据我们的调查她们本人也希望了解和掌握HIV/AIDS方面系统知识。通过这次艾滋病知识的培训, 参加培训的31位劳教人员中, 95%以上的学员, 对艾滋病的病因传播途径、初期症状、预防措施、HIV感染的高风险行为, 以及HIV所需的检测时间等知识的认识有明显提高, 对艾滋病的预防意识增强, 认识到避孕套在预防HIV和性病传播中的作用, 有93.10%的人表示赞成预防HIV感染首先从自己做起, 这对保护妇女健康, 防止HIV和性传播疾病在社会上的流行和蔓延,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女性高危人群 篇2

关键词：梅毒螺旋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明胶颗粒凝集试验,高危女性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慢性性传播疾病,90%以上通过性接触传播,也可经由血液传播和胎盘垂直传播[1];近年来,我国梅毒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危害群众的健康安全。目前,梅毒诊断主要依赖血清学诊断方法,本次研究,就梅毒螺旋体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TPPA)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反应素试验(TRUST)三种检测方法的结果符合率、特异性及敏感性进行探讨,为开展女性高危人群梅毒防治提供实验依据和理论基础,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门诊收治的198例性传播疾病高危女性,年龄18～37岁,平均年龄(26.8±9.2)岁。

1.2材料与方法:ELISA试剂由厦门英科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TRUST试剂由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TPPA试剂为日本富士株式会社产品,所有试剂符合产品质量要求;抽取性传播疾病高危女性的肘部静脉血液5 mL,经3000 r/min离心5 min后,提取血清,及时进行ELISA、TPPA及TRUST检测;操作步骤与结果判断严格按照试剂说明进行。

1.3统计学方法:本次研究数据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单位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经t检验,计数单位组间比较经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防治法》中被列为乙类防治管理病种,其病原体主要为梅毒螺旋体,当人体感染梅毒螺旋体7～60 d可出现硬下疳,即一期梅毒,硬下疳出现后1～4周内可在血清中检测到抗体[2];由于性接触是梅毒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因此对于性传播疾病高危女性人群及早进行梅毒诊断和治疗,对控制梅毒疫情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临床常用梅毒血清学诊断方法主要有两类[3]:一是非特异性血清学,即针对人体感染梅毒螺旋体后产生的非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主要以类脂为抗原的筛选试验,此类方法主要应用于梅毒初筛试验,如TRUST、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RPR)、血清不加热反应素玻片试验(USR)等;另一种方法是特异性血清学,即针对感染梅毒螺旋体后产生的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包括IgM和IgG,常用检测方法主要有TPPA、ELISA等,此类试验方法是梅毒螺旋体血清检测的确认试验。TRUST法具有操作简便、快速等优点,常被用于梅毒患者的筛查和梅毒治疗疗效判断标准,但TRUST法测定的心磷脂抗体,一般较特异性抗体出现晚2～3周,因此不适用于早期潜伏期梅毒检测,且梅毒螺旋体各群之间或同螺旋体以外多出现交叉反应[4],加之TRUST法易受多种因素影响,采用肉眼检测时,容易产生较高的误诊、漏诊率,本次研究TRUST法符合率仅为26.28%,因此,TRUSY法应主要应用于治疗效果监测。

综上所述,TRUST法适用于治疗效果监测,而对于大量样本筛查应首选ELISA法,对于性传播疾病高危女性高危人群须采用TPPA法,以减少梅毒的误漏诊。

本次研究,198例性传播疾病高危女性经TPPA法检出并确诊172例,阳性率为86.87%,三种梅毒螺旋体血清学检测方法检测阳性结果符合率比较见表1。

由表1可知,ELISA法诊断符合率为96.79%,TRUST法符合率为26.28%,TPPA法符合率为100%,ELISA法和TPPA法检测结果符合率较TRUST法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ELISA法与TPPA法检测结果符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梅毒是人类独有的传染性较强的疾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参考文献

[1]解佳妹性传播疾病高危女性人群梅毒螺旋体血清学检测方法研究[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2,33(21):2634-2635.

[2]胥国强,康清秀,蒲泽宴,等.4种方法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结果的比较及应用评价[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1,32(16):1869.

[3]羊建,唐明霞.不同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方法的临床应用评价[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1,32(14):1579.

女性高危人群 篇3

关键词：脑卒中家族史,头CTA,Willis环

脑卒中发生与许多危险因素相关, 包括性别、年龄、生活习惯及脑血管自身的变异等[1]。脑卒中家族史是卒中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2], 具有脑卒中家族史的人群是脑卒中发生的高危人群。但目前还未有这种高危人群脑血管形态的研究。Willis环可通过血流转向而对脑血流低灌注做出反应。本单位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天津蓟县某些农村地区的脑卒中年首发病率较高[3]。本文以脑卒中高危人群为研究对象, 对其进行头CTA检查, 以了解脑卒中高危人群颅内动脉Willis环的特点。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天津蓟县某些农村地区招募脑卒中家族史的志愿者 (指应招人的父母或亲兄弟姐妹中存在脑卒中患者) : (1) 18岁以上的常住人口; (2) 无明显神经功能缺损 (m RS≤2级) ; (3) 志愿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接受影像学检查。最后共招募283人 (男153人, 女130人) , 年龄24~77岁, 平均 (50.8±10.5) 岁。此研究得到了天津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支持, 所有的参与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影像学检查

所有参与者均行头CT及头CTA检查。然后对其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进行鉴别与统计, 并对颅内血管Willis环的形态进行分析。采用64层螺旋CT (CT750 HD, GE, America) , 先常规颅脑CT平扫, 再行CTA扫描 (范围从主动脉弓至头顶) 。扫描阈值一旦超过50 HU, 螺旋扫描即自动开始。扫描参数:管电压120 k V, 管电流量180 m As, 准直64 mm×0.625 mm, 旋转时间0.5 s, 螺距1.375。使用专用高压注射器以4 m L/s的流率经肘静脉团注碘普胺 (370 mg/m L, Bayer) 60 m L, 并用40 m L生理盐水作为推进剂。CTA扫描所得原始图像在一个图像工作站 (a GE Advantage Workstation) 进行处理, 获得冠状和矢状位多平面重建、最大强度投影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s, MIP) 和3D体积重建 (3D volume-rendered, 3D VR) 等。

1.2.2 相关研究的比较

把研究结果按照Li等[4]对160名中国人的研究数据进行筛选, 并与之比较。

1.2.3 图像分析

所有Willis环的评估及测量根据源图像、3D VR和MIP图像进行。评测由一位神经外科主任和一位神经放射学家一起对图像进行分析, 如果这两位专家的意见不统一, 将会邀请其他神经放射学专家一起进行评估, 直到结果一致。评估的血管主要包括双侧大脑前动脉交通动脉前段 (A1) 、前交通动脉 (Aco A) 、双侧后交通动脉 (Pco A) 和双侧大脑后动脉交通前段 (P1) 。本研究认为Willis环血管直径≥1 mm为正常。若血管直径<1 mm则认为发育不良;若血管在CTA上未显示则认为缺如。

Willis环的整体形态根据前循环和后循环部的完整性进行联合分析, 并和健康中国人的研究比较。Willis环的整体形态分为3类, 包括完全完整 (EC) 、部分完整 (PC) 和不完整 (IC) 。完全完整:前循环和后循环部的所有组成血管区段是可见和连续的, 且血管直径至少1 mm。部分完整:Willis环的前部或后部通路, 只要有一部分是完整的即可归入此类 (完整部分血管连续且直径都>1 mm) 。不完整:前部和后部通路都有缺陷的血管 (非连续的, 发育不良或缺如) 存在。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9.0软件处理。男女年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Willis环变异在性别间的比较采用字2检验, 若存在小于5的理论频数, 字2检验的P值采用Fisher精确检验的结果。Willis环变异随年龄的变化采用字2检验结果中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的结果。以双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Willis环的整体形态

两名女性分别因甲亢病史和对造影剂过敏, 未行头CTA检查。最后, 共281人 (男153人, 女128人) 的头CT及CTA图像用于分析, 年龄24~77岁, 平均 (50.9±10.5) 岁, 男女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87) 。Willis环不完整率为38.5%, 完全完整率和部分完整率分别为13.5%和48.0%。男性和女性不完整率分别为34.6%和43.0%,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5) 。因为≥65岁的人数较少, 分析时和上一年龄组合并。可看出, 随年龄增大, Willis环不完整率增大, 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8) 。各年龄组女性的Willis环不完整率均高于男性, 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Willi环整体形态与性别及年龄的关系见表1。

注:EC指Willis环完全完整;PC指Willis环部分完整;IC指Willis环不完整。≥65岁指该年龄组人数较少, 分析时和上一年龄组合并。趋势P值为Wiliis环不完整率随年龄的变化趋势 (采用字2线性趋势检验)

2.2 和健康中国人比较

为和中国健康人群比较, 本研究的人群按前人研究的纳入标准进行筛选: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急性缺血性中风或出血性中风病史;经检查没有致残性神经功能缺损[4]。其中209人 (男116人, 女93人) 符合纳入标准, 年龄24~70岁, 平均 (49.7±10.2) 岁, 男女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6) 。两组人群完全完整率和不完整率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 见表2。

2.3 缺血性卒中与非卒中人群比较

CT发现缺血性脑卒中共36人 (12.8%, 男21人, 女15人) , 年龄36~77岁, 平均 (59.0±8.7) 岁。缺血性卒中患者与非卒中人群的[不包括发生SAH的2人;男132人, 女111人;平均 (49.7±10.2) 岁]Willis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缺血性卒中人群的平均年龄高于非卒中人群,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 见表3。

3 讨论

早期Willis环的研究主要来自于尸体解剖, 其局限可能在于福尔马林的浸泡使动脉血管失去真实形态。随着科技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影像技术对Willis环的形态进行研究[4,5,6,7,8,9,10,11]。

影像学研究提示不同健康人群Willis环完全完整率从27%到89.7%不等[4,5,6,10], 这种差异可能与人种、人群及判定方法相关。本研究的脑卒中高危人群的Wiilis环整体形态EC率只有13.5%, 明显低于以往人群的研究。而且和中国一般健康人群相比, 此高危人群Willis环不完整率较高,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脑组织缺血时的血流代偿能力与血管是否存在及血管直径大小有关[12]。某些人Willis环具有足够的代偿能力, 其发生脑卒中的危险较低[13]。颈内动脉严重狭窄的患者, 可通过Willis环再分配血流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缺血事件的发生或进展[14]。从此研究看出, Wiilis环较高的不完整比例可称为其脑卒中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Willis环完整与否和年龄及性别存在一定的关系[6], 但此研究并未发现Willis环形态存在性别上的差异或随年龄而显著改变。Willis环的解剖变异很可能是基因决定的, 在胚胎早期阶段已发育, 出生后保持形态不变[15,16]。

此研究并未发现Willis环的某种变异形态在脑卒中家族史阳性志愿者的缺血性卒中与非卒中人群中存在明显差异, 前文提示Willis环的变异很可能是基因决定的, 这提示该人群中缺血性卒中与非卒中的人具有相似的遗传因素。但缺血性卒中人群的平均年龄高于非卒中人群 (P<0.001) , 这提示年龄在脑卒中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脑卒中发病的重要原因, 由以上结果推测, 相似遗传背景的人群随年龄增高, 外部因素的累积作用在脑卒中的发展中越来越重要。

女性高危人群 篇4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5年3月, 以居民健康档案为平台, 按照《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2013年版) [2]中的糖尿病高危人群筛查标准, 随机整群抽取龙湖镇10个村居民共4884名。

1.1.1糖尿病高危人群筛查标准①年龄55岁以上, 且常年不参加体力活动者;②有糖尿病家族遗传史者 (双亲或同胞患糖尿病) ;③肥胖和超重者﹝体重指数﹙身体质量指数﹚≥24 Kg/m2﹞;④妊娠糖尿病患者或曾经分娩巨大儿﹙出生体重≥4Kg﹚的妇女;⑤高血压患者﹙血压≥140/90 mm Hg﹚和﹙或﹚心脑血管病变者;⑥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 (≤35mg/dl, 即0.91mmol/L) 和/或高甘油三酯血症 (≥250mg/dl即2.75mmol/L) 者;⑦曾经有轻度血糖升高 (IGT或隔夜空腹血糖调节受损) 者。

1.1.2 诊断标准糖尿病诊断按1999 年WHO标准。 隔夜空腹血糖受损 (隔夜空腹血糖调节受损) 诊断标准为:隔夜空腹血糖6.10~7.0 mmol/L (110~126 mg/dl) ;2 h后血糖水平:≤7.8 mmol/L。 糖耐量受损 (IGT) 诊断标准为:隔夜空腹血糖≤6.10 mmol/L (≤110mg/dl) ;2 h后血糖水平:7.8 mmol/L≤2 h血糖<11.1 mmol/L。 隔夜空腹血糖受损 (隔夜空腹血糖调节受损) +糖耐量受损 (IGT) 诊断标准为:隔夜空腹血糖6.10~7.0 mmol/L (110~126mg/dl) ;2 h后血糖水平:7.8mmol/L≤2h血糖<11.1mmol/L。

1.2 样本选择

随机整群抽取10 个村的糖尿病高危人群做隔夜空腹血糖和OGTT试验, 发现隔夜空腹血糖受损 (隔夜空腹血糖调节受损) 和糖耐量受损 (IGT) 患者。

1.3 问卷调查

采用统一自制的调查表,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对每个调查对象面对面的询问填表, 包括一般状况 (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等) 、糖尿病家族遗传史、慢性病情况、糖尿病防治基础知识及健康信念和技能等基础知识, 居民体质健康检查。

1.4 统计方法

采用EXCEL2003、Epidata3.0、和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基本情况

10 个村, 共4884 名居民参加糖尿病高危人群筛查, 其中男性2178 人, 女性2706 人;年龄49~89 岁, 平均 (70.88±0.35) 岁;发放糖尿病知识及行为调查问卷880份, 回收822 份, 回收率93.4%。

2.2 各年龄段人群

糖尿病、IGT、 隔夜空腹血糖调节受损的检出率调查结果显示, 查出糖尿病274 例, 检出率5.6%;隔夜空腹血糖调节受损、IGT检出率分别为10.8%、9.4%。 糖尿病检出率在65 岁及以上最高, 占79%, 而糖耐量异常的患者主要集中在65 岁及以上人群中, 占93.5%。 其中男性和女性隔夜空腹血糖调节受损检出率分别为10.2%和11.2% (χ2=1.25, P=0.53) , 糖尿病检出率分别为79% (χ2=1.25, P =0.53) , 身体质量指数分别为5.0% 和6.1% (χ2=1.25, P=0.53) ,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隔夜空腹血糖调节受损和糖尿病检出率在年龄段有统计学意义 (χ2=47.6, P<0.05, 表1) 。

2.3 糖尿病高危人群家族遗传史情况

根据此次回收的822 份调查问卷数据显示, 有66 位居民有糖尿病家族遗传史, 占总调查人数的8.0%。 其中男性30 人 (576 人) , 女性36 人 (246 人) , χ2为10.37, P值为0.01, 小于0.05, 有统计学意义。

2.4 糖尿病高危人群血脂及其它生化指标情况

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 查出TC274 例, 检出率18.7%;TG、CR检出率分别为25%、5.3%, BUM检出率为33.2%。其中男性和女性在TC、TG、CR检出率分别为12.5%、23.7%, 18.9%、29.9%及3.1% 、7.1% , TC、TG和CR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2) 。BUM在性别上分别为31.9%和34.3% (χ2= 1 . 6 , P =0 . 2 ) ,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注:TC表示总胆固醇, 标准为2.3-5.7mmol;TG为甘油三酯0.55-1.58umol;CR肌酐50-120μmol;BUN尿素氮2.5-6.3 umol。

2.5 知-信-行

调查在糖尿病基础知识方面, 822份问卷知晓率最高的是糖尿病典型症状, 为20.2%, 糖尿病会遗传吗为18.5%, 糖尿病有哪些并发症为8.0%, 哪些人容易患糖尿病为6.3%, 哪些不良行为可以引起糖尿病为6.3%, 糖尿病的分型为1.7%, 糖尿病的判断依据为0.5%。健康信念方面, 相信低盐饮食有利于健康的最高, 占90.5%, 限制饮食量可以减少糖尿病发病的占75%, 好心情可以减少糖尿病发病的占64.2%, 低活动、高能量饮食可以增加糖尿病发病率的占61.1%, 糖尿病经过治疗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占36%, 最低的是白白胖胖的人是健康的占20.4%。生活方式及行为方面, 每天抽烟、喝酒、运动、近一个月常喝豆浆或牛奶的及每天吃蔬菜的分别占32.1%、29.7%、19.2%、9.7%及71.0%。

3讨论

糖尿病早期筛查对于干预和控制糖尿病的发生发展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 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然而选择合适的筛查方法尤其重要, 美国糖尿病协会于1997 年正式认定并进行筛查, 但不主张以全人群为基础的筛查策略, 建议采用选择性高危人群筛查策略[3]。据报道, 用调查表筛选法筛选出高危人群在进行血糖检测, 与社区全人群普查相比, 只需对社区目标的37%人群进行血糖检测, 便可发现人群中存在3/4 的糖尿病患者[4]。

本调查显示男性和女性在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肌酐及尿素氮方面存在差别, 有统计学意义, 这可能与生理差别及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有关; 隔夜空腹血糖调节受损与糖尿病的检出率分别为10.8%和5.6%, 比有关报道检出率低[5,6]。 性别方面, 男性与女性在隔夜空腹血糖调节受损和糖尿病方面检出率基本相同, 差别不大, 无统计学上意义;隔夜空腹血糖调节受损和糖尿病检出率在年龄层有统计学意义。 隔夜空腹血糖调节受损和糖尿病检出率有差别, 55~64 岁糖尿病检出率高, 65 岁以上隔夜空腹血糖调节受损检出率高;而65 岁及以上老人开始注重生活方式, 因此, 糖尿病的患病率下降。 身体质量指数方面, 不同性别的身体质量指数没有明显的不同, 无统计学意义, 这可能与现在社会经济水平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便捷的交通网络和交通工具使得现在的老年人运动量下降有关。

问卷调查显示, 在糖尿病认知方面: ①基础知识居民知晓率偏低, 比有关报道低, 可能是因为村居民经济文化水平偏低有关; ②健康信念总体认知比较高, 可能与近年医生健康教育分不开。 近年郑州市加大健康公共卫生教育促进工作, 大量医疗资源投入社区、乡镇, 每年进行老年体检, 干预不良生活方式, 给百姓带来了干预疾病的防治信息, 百姓相信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可以干预;③生活方式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如吸烟、饮酒及低活动等偏高, 可能与郊区农村居民经济、文化水平偏低有关, 很难在短时间通过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改变百姓的不良生活习惯。 以上几方面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加大健康教育的力度, 改变百姓的不良生活习惯, 提高居民的健康知识水平及提高居民身体素质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及多部门联合的工作, 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必须系统的、循序渐进的逐步推进, 建立由各级政府支持, 卫生行政部门协调, 疾病干预控制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综合医院共同参与的糖尿病社区综合防治模式[7]。 充分利用公共卫生资源, 加强健康教育和生活习惯方式干预, 提高人群健康意识, 改变不良生活方式, 降低危险因素水平, 控制糖尿病及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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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高危人群疾病预防疗效分析 篇5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中心2010年1月-2015年1月在结核病筛查中发现的结核病高危者98例作为本次观察对象,所有密切接触高危者治疗前的肝功能、血常规检查指标均正常。以治疗方式的不同将98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49例。对照组中男20例,女29例,年龄12~45岁,平均年龄(25.5±3.7)岁;接触期为2个月~3年,中位值(1.6±0.3)年。研究组中男15例,女34例,年龄14~45岁,平均年龄(27.5±3.3)岁;接触期为3个月~3.5年,中位值(1.8±1.1)年。两组入选对象进行年龄、性别和接触时间等一般性临床资料比较时没有明显差异(P>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入选对象未接受任何治疗,研究组病患选择异烟肼联合利福喷丁治疗,异烟肼用药量是0.6g/次,2次/周;利福喷丁用药0.6g/次,2次/周,连续用药3个月[2]。对于预防性治疗对象,如果其体重不足50kg,使用异烟肼片口服治疗时,用量标准是10mg/(kg·次),2次/7d,同时利福喷丁胶囊口服用药0.45g/次,2次/7d。在用药过程中对病患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给予严密的观察和详细记录,对病患的病情实施严密监测,以便病患出现异常情况时能够及时应对。在治疗结束后对病患进行为期1年的随访观察,以统计病患的发病率。

1.3 诊断标准

将X光片或胸部CT、PPD试验作为主要检查方向,同时结合痰涂片检查、密切接触高危者病史、临床表现以及流行病史进行辅助诊断,经一系列诊断后所有密切接触高危者均为结核病高危人群。

1.4 统计学方法

本文所有数据都选择SPSS20.0统计学专业分析软件进行分析以及处理,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采取t予以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分析后发现,研究组未出现结核病发病患者,对照组1年累积的结核病发病率为6.12%(3/49),研究组结核病的发病率低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临床上将肺结核病定义为一种带有传染性质的疾病,严重者会出现咯血和窒息的症状。涂阳肺结核患者是主要传染源之一,就结核病密切接触高危者而言,在5~15年就会有8%左右的高危感染者会发展成活动性肺结核[3]。因此,对结核病高危人群实施有效的疾病预防,以缓解结核病的疫情十分重要。

当前,预防结核病进一步传播的方法是控制结核病传染源,而在规定的时间内合理、有效的应用抗结核病的药物,则是提高结核病治疗成功的关键。异烟肼、利福喷丁是结核病治疗的主要药物,根据密切接触高危者的实际情况有效联合应用异烟肼、利福喷丁来进行结核病预防,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

在本文中,我中心按照密切接触高危者的具体情况,合理、有效应用异烟肼联合利福喷丁以后,研究组的整体发病低于对照组,由此可见,异烟肼联合利福喷丁在结核病高危人群疾病预防中的效果较为显著,不良反应少、发病率低,是有效的结核病高危人群疾病预防方法。但要注意,治疗时间会影响异烟肼联合利福喷丁的效果,时间太短难以发挥出效果,时间太长又会发生毒副作用,使密切接触高危者的肝功能受损[4]。因此,在应用异烟肼联合利福喷丁预防结核病高危人群疾病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规律、全程、早期和适量的原则,才能提高结核病高危人群疾病预防的疗效。

一般情况下,结核病的疗程都比较长,密切接触高危者都难以长时间坚持服药,因此医护人员需要认真、耐心的向其讲解结核病的知识,让其坚持服药,根据病情及时调整药量,才能达到预防结核病的目的[5]。在笔者看来,结核病高危人群疾病预防对降低结核病的发生率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做好结核病预防工作也就十分重要,而要保证结核病预防的疗效,就要坚持服药。本文中未坚持服药就是导致结核病高危人群疾病预防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6]。为此,在密切接触高危者服用异烟肼和利福喷丁的过程中,医务人员一定要告知应按时、按量用药,才能保证结核病预防的效果[7]。

综上所述,异烟肼联合利福喷丁在结核病高危人群疾病预防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能够提高疾病预防的有效性,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相对较低,密切接触高危者易于接受,值得在结核病高危人群疾病预防中应用。

摘要：目的:客观评价结核病高危人群疾病预防的疗效,旨在为结核病高危人群疾病预防提供依据。方法:选取我中心2010年1月-2015年1月在结核病筛查中发现的高危患者98例作为本次观察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49例,其中对照组未接受任何治疗方案,研究组选择异烟肼联合利福喷丁同时进行治疗,并回顾两组入选对象的疾病预防疗效。结果:研究组未出现结核病发病患者,对照组1年累积的结核病发病率为6.12%,研究组发病率低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结核病高危人群,选择异烟肼联合利福喷丁进行预防,能有效提高其临床疗效和密切接触高危者的接受程度。

关键词：结核病,高危人群,预防,疗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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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高危人群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卫生部“十二五”医改专项-脑卒中筛查与防治项目统一制定的脑卒中高危个体评估标准, 脑卒中高危个体:在8项危险因素中具有3项及以上危险因素或既往有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病史者。这8项危险因素有: (1) 高血压病史或正在服用降压药; (2) 心房颤动和心瓣膜病; (3) 吸烟; (4) 血脂异常或未知; (5) 糖尿病; (6) 很少进行体育运动 (体育锻炼的标准是每周锻炼≥3次、每次≥30 min、持续时间超过1年;从事中重度体力劳动者视为经常有体育锻炼) ; (7) 肥胖 (BMI≥26kg/m2) ; (8) 有卒中家族史[3]。本研究从某社区医院前期筛查的2 828名脑卒中高危个体中随机抽取10%作为调查对象, 共282名脑卒中高危个体。发放282份调查问卷, 回收275份, 有效问卷270份, 有效回收率为95.7%。其中男138人 (51.06%) , 女132人 (4 8.9 4%) ;年龄5 6.5 6岁±8.7 1岁;小学及以下9 8人 (36.17%) , 初中80人 (29.97%) , 中专/高中69人 (25.53%) , 大学及以上23人 (8.51%) ;家庭人均月收入1 000元以下54人 (19.93%) , 1 000元~1 999元91人 (33.71%) , 2000元~2999元97人 (36.08%) , 3 000元以上28人 (10.28%) ;有3个危险因素的有1 3 8人 (5 1.0 6%) , 4个危险因素的有8 0人 (29.97%) , 5个及以上危险因素的有52人 (19.15%) 。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 一般资料:自行设计, 包括年龄、性别、婚姻、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和脑卒中危险因素等。 (2) 定期筛查意愿调查问卷:自行设计, 包括筛查的认知、医护人员的建议、是否愿意参与筛查和筛查障碍4个维度, 该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1。 (3) Champion健康信念模型量表 (The Champion Health Belief Model Scale, CHBMS) , 该量表由Champion设计, 共6个维度36个条目, 包括感知到的易感性 (易感性) 、感知到的严重性 (严重性) 、感知到的益处 (益处) 、感知到的障碍 (障碍) 、健康动力和自我效能。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 其中, “完全不同意”计1分, “不同意”计2分, “不确定”计3分, “同意”计4分, “完全同意”计5分。得分越高表示对采取相应健康行为的信念越高。此量表适合于各种肿瘤患者健康信念的研究, 在以往多个研究中被应用, 并被证实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4,5]。CHBMS着重于乳房自我检查和知觉到的乳癌危险, 但Champion认为只要换掉某个字或词, 这个从HBM发展而来的评定标准就可以用于不同种类的癌症[6]。中山大学彭慧蛟[7]用该量表评价脑卒中病人的健康信念。本研究在彭慧蛟研究的基础上对量表做适当的修改, 将量表中“复发脑卒中”修改成“患脑卒中”, 使之适用于脑卒中高危人群。经5名神经科医学及护理专家评定, 量表内容效度CVI为0.80, 适合于本研究人群。对30例符合纳入标准的脑卒中高危个体进行预试验, 测得其Cronbach’sα系数为0.8 9。问卷信度和效度良好。

1.2.2 资料收集

调查时采用统一指导语, 采用无记名填写方式, 向被调查者详细说明量表填写方法, 被调查者在30min内独立完成, 完毕立即收回。

1.2.3 统计学方法

将资料输入SPSS17.0软件建立数据库, 录入时实行双人录入的方法, 采用频数、百分比、均值与标准差描述脑卒中高危个体的一般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筛查意愿量表各维度得分

58.9% (159/270) 的脑卒中高危个体愿意参与筛查, 执行筛查的障碍构成百分比从高到低依次为费用高 (42.1%) 、不需要 (25.4%) 、忘记 (14.8%) 、无时间 (10.4%) 、医疗不方便 (4.0%) 、交通不方便 (2.1%) 、害怕检查 (0.8%) 、家人不支持 (0.4%) 。

2.2 脑卒中高危人群健康信念得分 (见表1)

由结果可知, 脑卒中高危个体的健康信念总分为3.17±0.39分, 在Likert五级评分法中, 处于中等水平, 即对筛查的态度“不明确”。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自我效能、感知到的严重性、健康动力、感知到的障碍、感知到的益处和感知到的易感性。其中, 自我效能、感知到的严重性和健康动力属中上水平, 对筛查的态度界于“不明确”与“同意”状态之间;感知到的障碍、感知的益处和感知到的易感性属中下水平, 处于“不同意"程度, 尤其是感知到的易感性维度得分最低, 仅为2.66分±0.76分。

2.3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见表2)

以筛查意向性为应变量, 年龄、性别、婚姻、居住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付费方式状况、危险因素个数、筛查的认知、医生建议、护士建议、感知的易感性、感知的严重性、感知的益处、感知的障碍、动力及自信心为自变量, 以α=0.05作为变量进入方程的标准, 以β=0.10作为变量从方程中剔除的标准, 采用Wals进入法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家庭人均月收入、筛查的认知、医生建议、感知的易感性、感知的益处进入回归方程, 共解释筛查意愿总变异度的40.1%。

3 讨论

本研究调查显示, 仅58.9%的脑卒中高危个体愿意参与筛查。国外报道的乳癌、结肠癌、前列腺癌、肝癌高危人群筛查依从性为15%~20%[8,9]。国内文朝阳[10]报道的肝癌高危人群的筛查依从性为25.7%。因为筛查意向性并不能完全代表筛查依从性, 故本研究的筛查意向性与筛查依从性没有可比性。但与73.5%的肝癌高危人群愿意参与筛查相比, 本研究中的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意愿较低, 可能因为与癌症相比, 脑卒中是一种低病死率的疾病, 尚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执行筛查的障碍构成百分比从高到低依次为:费用高、不需要、忘记、无时间、医疗不方便、交通不方便、害怕检查、家人不支持, 其中1例高危个体选择家人不支持, 与文献报道一致[11]。提示检查的费用、不需要、忘记、无时间等是执行筛查的主要障碍。医护人员应重视检查的费用对筛查依从性的影响, 尽可能的设计经济实用的筛查方案, 并实行定期提醒, 减少执行筛查的障碍。家庭月收入对筛查意愿有很大影响。本调查中家庭人均月收入1 000元~2 999元占69.79%,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为主, 家庭人均月收入为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意愿的影响因素, 与文献报道乳腺癌高危人群接受乳腺检查受费用的影响一致[12]。提示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好的个体可能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健康, 采取预防性的检查措施的意愿较高。

本研究结果提示脑卒中高危个体对定期筛查有较高认识, 但只有少部分的对象认为自己易患脑卒中, 大多数调查对象在心理上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特别是女性对这问题有强烈的反感, 这与其他肿瘤的研究结果类似。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知道自己易患肿瘤, 但他们并不重视定期筛查[13]。尽管大多数对象认识到脑卒中是一种严重的疾病, 但他们似乎并不担心自己患脑卒中。而且他们也没有感知到定期筛查的益处。脑卒中高危个体感知到的障碍、感知的益处和感知到的易感性属中下水平, 处于“不同意”程度, 尤其是感知到的易感性维度得分最低, 提示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应该注意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帮助脑卒中高危个体明确其对患脑卒中的态度。

医护人员的建议是影响高危个体筛查意愿的重要部分, 并且医护人员的建议越多,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意愿越高。脑卒中高危人群对筛查认知的信息来源包括医护人员的指导与建议、报刊、网络资源、亲属朋友的告知等方式, 但由于信息多而杂, 高危人群缺乏对信息的判断与筛选过程, 医护人员的建议是最有效的信息来源, 与文献一致[14]。

4 启示

女性高危人群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张贴海报、社区宣传、电话预约及入户发放调查表等方式选取广州市萝岗区永和街4个社区的城镇居民共1 000名, 收集所调查人群的一般资料, 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是否有糖尿病家族史、心血管疾病等其他慢性疾病, 分别记录干预前后血压、身高、体重、腰围及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干预时间1年。

1.2 糖尿病高危人群

年龄≥45岁且体力活动较少者, 身体质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 BMI) ≥24 kg/m2且以往有糖耐量异常者, 有糖尿病家族史者,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者, 既往有高血压和 (或) 心脑血管疾病者, 年龄≥30岁的妊娠期妇女, 有妊娠糖尿病史者或者有多囊卵巢综合征或有不能解释的滞产者的妇女, 女性腰围≥80 cm、男性腰围≥85 cm, 空腹血糖5.6~7.0 mmol/L或者餐后血糖7.8~11.1 mmol/L, 三酰甘油I≥1.7 mmol/L, 总胆固醇≥5.18 mmol/L, 高密度脂蛋白≤1.04 mmol/L, 低密度脂蛋白≥3.37 mmol/L, 血压≥140/90 mm Hg。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予以排除:糖尿病患者, 年龄≥75岁者具有腰部或膝关节病变及行动不便者, 精神病患者和智力低下者。

1.3 诊断标准

按照1999年WHO公布的糖尿病诊断标准, 糖尿病症状加随机血糖≥11.1 mmol/L或空腹血糖≥7.0 mmol或75 g葡萄糖负荷后2 h血糖≥11.1 mmol/L;糖耐量受损 (impaired fasting glucose, IGT) :空腹血糖<7.0 mmol/L, 服糖后2 h血糖≥7.8 mmol/L, 且<11.1 mmol/L, 空腹葡萄糖受损 (Impaired fasting glucose, IFG) :空腹血糖≥6.1 mmol/L且<7.0 mmol/L, 服糖后2 h血糖<7.8 mmol/L[2]。

1.4 研究方法

按以上纳入条件确定观察对象, 签订知情同意书;进行统一项目的体检, 填写健康信息调查表, 进行健康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 制定社区干预计划, 采用面对面方式对被观察者进行健康管理, 包括健康教育知识的宣传及讲座、发放书面健康教育资料, 采取针对性的营养和膳食结构干预, 达到合理膳食以及体重锻炼以改变运动量的不足, 体检评估分别在健康管理前后进行。

1.5 体检项目和方法

体重采用体重称重仪测量, 脱去外衣空腹称重;腰围用无伸缩性卷尺在肋缘下和髂前上棘两点中线进行测量。血清总胆固醇、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用贝克曼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糖化血红蛋白采用酶联免疫法, 血糖采用葡萄糖氧化法。

1.6 健康干预

经过培训的医生, 对观察对象集中授课, 每个月定期开展糖尿病预防与治疗的健康教育讲座, 在课上与对象积极互动。授课内容包括糖尿病基础知识、糖尿病并发症的预防知识指导、饮食控制和运动治疗方法指导。建立合理的膳食结构, 教会观察对象如何计算食物热量, 根据个体具体情况计算每日所需总热量并结合患者实际运动量适当调整热卡量。在开始运动计划前对患者进行身体评估, 主要评估依据为患者性别、年龄、病情、体力及大血管、微血管并发症等不同情况, 如无运动禁忌, 可自由选择慢跑、快走、游泳、舞蹈、或者太极等有氧运动, 饭后1 h开始, 每次20~60 min, 每周至少5~7次。对调查对象逐个上门随访, 1次/月, 了解上述具体措施的执行情况, 随访率达100%, 随访1年。

1.7 评价指标

疗效评定: (1) 知晓率为1年内在糖尿病患者中知晓糖尿病相关基本知识的人数与糖尿病高危人群总数之比, (2) 发病率为1年内新发糖尿病人数与调查总人数之比。

1.8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 13.0进行统计学分析, 连续变量进行配对t检验, 分类变量进行配对列联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的糖尿病高危居民1 000例, 其中男484例, 占48.4%, 女516例, 占51.6%, 已婚者829例, 占82.9%,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925例, 占92.5%。一级亲属中具有糖尿病家族史者86例, 占8.6%, 有血脂异常者72例, 占7.2%, 有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病变者640例, 占64%, 有妊娠糖尿病史者53例, 占5.3%, 有IGT或IFG史者256例, 占25.6%, BMI≥24者782例, 占78.2%, 静态生活方式者104例, 占10.4%。

2.2 干预后与干预前发病率、患病率及知晓率比较

经相应的干预措施后, 患病率为1.48% (15例) , 知晓率为85.8% (858例) , 发病率为4.1% (41例) , 干预前患病率为9.8% (98例) , 知晓率为72.9% (729例) , 发病率为10.2% (102例) , 有糖尿病家族史和高血压 (或) 心脑血管病病变者干预前后患病率及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静态生活方式、超重、血脂异常者干预前后患病率及发病率均降低, 知晓率升高 (P<0.05) 。干预后明显改变了不良行为如改变静态生活方式, 坚持锻炼、运动, 饮食低脂低热量,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对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筛查及干预是糖尿病三级预防的第一个阶段, 纠正高危人群可控制糖尿病的危险因素, 可以对糖尿病的发病率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本次研究关键的干预措施是宣传教育和技能培训, 主要包括采取有针对性的营养和膳食结构干预, 达到合理膳食以及适当的运动量。健康教育不仅要使糖尿病病人知道糖尿病的相关知识, 更要培养正确的态度, 使糖尿病病人能自觉地参与到干预方案中。健康宣教可以有效提高高危人群对糖尿病症状、诊断标准、危险因素等知识的知晓率。本研究结果显示健康宣教可提高人群对糖尿病的重视, 培养正确的态度, 使高危人群能自觉参与到干预方案中来, 直接获益。经过干预, 高危人群患者的糖尿病发病率为13.0%, 低于文献报道水平。研究表明, 对糖尿病前期人群进行积极健康教育、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 可以减少糖尿病的发生。因此, 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对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3]。充分利用社区资源, 加强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 改变不健康生活方式, 提高人群健康意识, 降低危险因素水平, 控制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4]。

摘要：目的:探讨社区干预对糖尿病高危人群的意义。方法:筛查糖尿病高危人群1 000名, 采用健康管理技术, 对该人群进行为期1年的社区干预及健康管理。对被观察者主要体检指标干预前后进行对比分析。结果:通过社区干预及健康管理, 居民的能量摄入、体重、血压、血清胆固醇、空腹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均下降, 糖尿病知识知晓率升高, 糖尿病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发病率显著下降。结论:在社区开展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筛查及健康管理, 可提高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知识知晓率和自我防病意识, 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可以改善血糖水平, 延缓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

关键词：糖尿病,高危人群,社区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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