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程度（精选10篇）
国际化程度 篇1
一、问题提出
国际化代表了一种最复杂的管理环境, 地理、文化、市场、技术及制度法规等因素的不确定加剧了企业的信息处理、资源依赖需求及委托代理问题。董事会是公司管理的核心,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董事会的主要功能是减小股东和经营者间利益分化的潜在可能性, 最小化代理成本和维护股东权益不受损失;信息处理理论认为有效的组织所具备的信息处理能力能够应对其面临的不确定性, 并且Wiersema (1992) 提出合理的董事会结构是解决企业信息处理要求的关键要素;Pfeffer (1978)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依赖环境等外部支持者增加了不确定性, 并指出董事会的规模和成分是组织对外部环境条件做出的合理反应, 董事会成员作为公司与外界环境的信息桥梁, 能凭借其社会或行业内的声誉帮助公司获得必要的资源, 减少公司生存的不确定性。
因此, 国际化必然对董事会结构带来影响。基于此本文研究国际化程度与董事会结构的关系, 试图为国际化背景下的董事会结构变迁提供研究指导。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Luo (2005) 认为国际化程度的增加要求对当地市场的快速响应和国际化经验, 因此需要更大的董事会规模。Nadler (1978) 认为企业面对不同与本国的制度环境时需要面临处理的信息量会增多, 企业会选择增加能够提高组织信息处理能力的董事, 因而扩大了董事会规模。Sanders (1998) 研究发现通过增加具有不同国际经验的董事会成员能增强信息处理能力, 应对国际化增加的环境依赖。资源依赖理论支持董事会是管理企业外部依赖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 增加董事能提高公司积聚社会资本的能力, 因而董事会的规模是组织对外部环境条件做出的合理反应。本文认为扩大董事会规模可以更好应对国际化程度的增加所带来的管理复杂性, 特别是信息处理和资源获取能力, 董事会规模与这种能力密切相关, 因此提出假设:
H1:企业国际化程度与董事会规模正相关。
资源依赖理论将董事分为内部和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细分为管理型、支持型专家和社团影响者, 这三类能为董事会搭建一个与外部资源联系的平台。LaPorta (1999) 认企业国际化扩张初期表现为经验不足, 而外部董事通常是具有较强专业技长和资源网络优势的群体, 因此国际化经营最初倾向于增加外部董事即独立董事的比例, 以节约成本。另外, Balkin (1992) 研究表明国际化会因为环境和管理复杂性从而加剧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Gerhart (1990) 认为国际化会带来代理行为程序性的降低, 增加了代理成本。本文认为董事会监督经理的能力取决于其获取信息和施加控制的效果, 而且独立董事可通过联系当地管理者、政治家、竞争者和其他的商业组织成员并与之密切合作帮助公司获得生存的外部资源, 从而引入独立董事能增加董事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H2:企业国际化程度与董事会独立性正相关。
董事与总经理双职合一, 是指总经理同时兼任董事长或董事。国际化经营使公司规模迅速扩张, 作为规模较大的国际化企业的总经理, 不仅能扩大控制资源的权利, 而且可以通过非完全的市场途径分散人力资本风险满足个人的需求。总经理能否实现私人的利益, 关键在于他能否控制董事会。R e c h n e r (1 9 9 1) 认为总经理双职合一会减少董事会的独立性。因为, 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时可以起到监督经理行为的作用;而当董事长与总经理合一时, 无疑存在着自己监督自己的机制缺陷。于伟等 (2 0 0 8) 认为总经理的职务双重性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尤其是对子公司缺乏监控的我国跨国企业, 会造成子公司总经理决策自由度过大, 从而加重母子公司之间的代理问题。另外, Sanders (1998) 提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跨国公司在复杂的环境下, 可能需要更多的授权和部门责任, 总经理和董事职位分开有利于这种局面。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H3:企业国际化程度与董事总经理双职合一负相关。
2、变量定义与度量。
被解释变量为董事会结构的三个维度, 分别为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总经理双职合一。董事会规模Bsize为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 包括董事长、董事和独立董事, 不包括董事会秘书和董事会证券机构代表;董事会独立性Inde为独立董事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将董事会领导结构定义为三元虚拟变量Dual, 第一类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记为1, 第二类是总经理兼任副董事长或董事记为2, 第三类是董事长和总经理完全分离记为3。
解释变量为企业国际化程度E S R。由于数据获取有限, 本文简化采用企业的海外销售收入占比作为衡量指标。
本文考虑其他因素对董事会结构的干扰采用了以下控制变量vs:包括公司规模Fsize, 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的成长性Mb, 即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资产负债率Debt, 等于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最终控制人类型大致可分为国有法人、境外法人、境内非国有法人及境内自然人, 在模型中需设置3个虚拟变量con_1con_2con_3, con_1表示是否为境外法人, con_2表示是否为境内非国有法人, con_3表示是否为境内自然人;股权集中度Share, 以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来测度;年度控制变量Year, 以2010年为基准年, 设置2个年度虚拟变量year08和year09。
3、样本、数据和模型。
本文选取在沪市A股主板上市的制造业企业08年—10年数据作为样本, 并借鉴了国内研究的普遍做法, 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尽量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对样本做如下调整:剔除ST、PT企业;剔除治理数据和财务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选择三年连续的平衡面板的企业数据, 以控制国际化程度在年度间波动的影响。经过筛选整理, 共选取了10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研究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数据库, 部分数据由手工收集。本文采用了对横截面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 运用Eviews6.0软件处理。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假设, 本文建立的回归模型如下:
(1) Bsize=a1+b1ESR+c1vs+u1 (2) Inde=a2+b2ESR+c2vs+u2 (3) Dual=a3+b3ESR+c3vs+u3
式中a为方程的截距, b、c为回归系数, vs为控制变量, u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本文采取的方法是, 首先引入控制变量, 然后同时引入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通过最小二乘法多元回归实证得出研究结果如表所示。
(1) 国际化程度与董事会规模的相关性检验。从模型1得知, 企业国际化程度ESR与董事会规模Bsize的相关系数是0.31844, t显著值为2.246257, 说明了两者之间呈正相关, 并且相关性显著, H1得到了支持。加入的控制变量与董事会规模的回归结果说明, 公司规模与董事会规模呈正相关, 并且相关性显著;公司成长性、资产负债率与董事会规模也呈正相关, 但是相关性不显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 董事会规模越小, 并且这种相关效应是显著的;另外从Con_1Con_2Con_3的结果可以看出, 国有法人最终控股的企业比其他类型最终控股企业的董事会规模要大, 并且影响是显著的。
(2) 国际化程度与董事会独立性的相关性检验。从模型2得知, 企业的国际化程度E S R与董事会的独立性I n d e的相关系数是-0.018215, t显著值为-1.186283, 说明了两者之间呈负相关, 即国际化程度越高,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较趋于减小, 但是这种相关性并不显著, H2没有得到支持。加入的控制变量与董事会独立性的回归结果说明, 公司规模与董事会的独立性呈正相关, 并且相关性显著;资产负债率与董事会规模呈正相关, 公司成长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董事会的独立性呈负相关, 但是相关性都是不显著的;另外从C o n_1 C o n_2 C o n_3的结果可以看出, 各种类型的最终控股企业的董事会独立性相差不大。
(3) 国际化程度与董事/总经理双职合一的相关性检验。从模型3得知, 企业国际化程度ESR与董事/总经理两职合一Dual的相关系数是-0.084174, t显著值为-1.969650, 说明了两者之间呈负相关, 即国际化程度越高, 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或者董事的情况越少并且相关性显著, 因此H3得到了支持。加入的控制变量与董事会独立性的回归结果说明, 公司规模与董事/总经理双职合一呈正相关且相关性显著;资产负债率与董事/总经理双职合一呈正相关, 公司成长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董事/总经理双职合一呈负相关, 但相关性都不显著。
四、建议
本文研究得出国际化程度与董事会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国际化程度与董事会独立性无显著相关性、国际化程度与董事/总经理两职合一呈显著负相关。
由于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较晚, 法人治理制度尚不完善, 在进行海外扩张时, 可根据环境的复杂程度适当扩大董事会规模, 特别是增加具有国际化经历的董事成员, 因为他们具备特殊市场和区域的知识与经验, 会深度理解外部的制度与文化环境。
其次, 由于我国主要的跨国公司基本是国有大型企业, 产权关系十分复杂, 股东层、管理层和监督层重叠, 使母公司在对海外子公司的管理时强调决策权的集中, 大大减弱了海外子公司的市场快速反应和决策能力。因此, 董事和总经理两职分离的设置更有利于解决母子公司产生的代理问题, 职责清楚划分和合理授权有利于国际化中的决策制定。
第三, 继续深入完善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目前我国公司的独立董事还没有发挥较好的作用, 需要进一步加强规范董事会中的内部成员。比如内部董事的比例过大会造成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所以需要规定内部董事的比例;不能由总经理独自选任内部董事而应由董事会和股东一起决定。
摘要：经济全球化下, 国际化战略是公司发展的重要举措, 国际化经营使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内部组织安排发生较大变化。董事会作为公司决策中心, 其结构将受到影响。本文运用委托代理、信息处理及资源依赖理论, 以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0年数据为样本, 采用回归分析法实证分析国际化程度与董事会结构的关系, 得出国际化程度与董事会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国际化程度与董事会独立性无显著相关性、国际化程度与董事/总经理两职合一呈显著负相关。
关键词：国际化程度,董事会结构
参考文献
[1]、周杰, 薛有志, 王世龙.总经理任期、产业竞争与国际化战略[J].经济问题探索, 2009, (02) .
[2]、薛有志, 周杰多元化经营.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价值[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 2008, (01) .
[3]、于伟, 周建, 刘小元.企业战略与公司治理互动视角下的跨国公司治理问题研究——兼论国际化背景下我国MNE的公司治理[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8, (07) .
国际化程度 篇2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很多同学平时很少看新闻了解时事，对于一些了解都是从他人那里得知的，并且有部分同学觉得国家的发展问题与自己的关系不大。
觉得自身的力量太过渺小，承担不了这份责任，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努力让自身过的更好，其他的与自己并无多大关系。
二，关注娱乐事件，忽视其他事件
科技、军事、社会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指标，值得我们大学生关注。然而调查结果反映不少大学生对关注什么并不明确。调查中发现，15%的大学生只关注娱乐事件，对自己偶像明星了如指掌，可是对国家最近发生的一些大事反而毫无了解。对于时尚和娱乐的追求并没有什么值得批判，但是如果过于追捧而忽视现实之中的与自己密切联系的事物那就是不对的`。娱乐只能在生活里用于茶余饭后的消遣，我们并不能从中收获什么。
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对我国国际形势认知的建议
一、提高对于文化的辨识能力，倡导传统文化
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要坚定不移的传承保护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并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坚决的反对文化侵略。大力的发展宣传传统文化，让更多的走进中国古老美好而充满智慧的传统文化中去。在当今文化广为传播的信息时代的背景下，面对每天的大量文化信息，应以适当的途径引导学生以正确的观念识别有害文化信息，吸收利用有益的。
二、引导学生关注时事政治，关注国家发展
大学生是可塑性很强的一个群体，他们积极热情、思想活跃，而要培养学生的思想认识，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应当从理性角度出发，重视和维护学生的合理要求和利益取向，在学生中积极倡导健康积极的思想认识，从而激发学生关注的主体意识，去主动关注科技、军事的等方面的问题，去了解更多关乎国家的重大事件。例如可在节假日期间组织对学生的爱国主义专题教育，提升学生的使命感。也可以通过舆论和广播宣传，给大家营造一个良好健康的思想教育氛围。
三、明确目标，努力学习
当今大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要想将来步入社会后成为国家的人才就必须立足现在，把握自我，练好本领，做有用之才。当代大学生既是目前的知识学习者，又将是明天的祖国建设者。因此，在面对日益发展的国际形势时，我们的当代大学生要立足现在，把握自我。确确实实地珍惜当今的学习机会，在关心国
际形势发展的同时，安心学习，在学习中做到打牢理论知识的基础，不断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勤学勤问勤思。练好自身本领,提高自身素质，力做未来有用人才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们的当代大学生只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立足现在，把握自我，练好本领，做有用人才。那么我们的当代大学生才能在不断发展的国际形势背景下，挑起未来建设祖国的重担,为祖国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结语
贵州国际贸易现状及开放程度分析 篇3
一、贵州国际贸易现状
1.贵州进出口贸易长期处于高速增长状态，但短期波动较大
贵州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00年的54.64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307.59亿元，增长率高达462%。其中出口贸易总额从34.82亿元增加到188.05亿元，增长率为440%；进口贸易总额从19.82亿元增加到119.64亿元，增长率为503%。这表明贵州省贸易出口总额持续高于进口总额，贸易进出口长期处于高增长状态。
短期而言，进出口贸易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例如2004年进出口贸易增长率为53.77%，其中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增长率分别为47.38%和63.3%。2009年金融危机负面效应波及贵州贸易进出口，使得进国际贸易降幅高达32.92%，其中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分别下降29.9%和36.83%。进出口贸易变化趋势表现为：贵州进出口贸易规模早期（2000—2002年）处于水平状态，随后出现快速增长（2002—2008年），紧接着大幅下降（2009年），后期又快速反弹（2010—2011年）。
2.贵州省进出口贸易规模较小，但增长潜力较大
通过横向比较贵州省与浙江省、广东省和湖南省在五年规划（或五年计划）末期的进出口贸易可知，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末期（2000年），贵州省、广东省、浙江省和湖南省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54.64亿元、10 547亿元、1 754亿元和176.93亿元，三个省份进出口贸易规模分别是贵州省的193倍、32倍和3.23倍。其中，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34.82亿元、5 791亿元、1 225亿元和60.5亿元，三个省份出口贸易规模分别是贵州省的166倍、35倍和1.74倍；进口贸易总额分别为19.82亿元、4 964亿元、529亿元和116.38亿元，三个省份进口贸易规模分别是贵州省的250倍、26倍和5.87倍。
在“十一五”规划末期（2010）年，贵州省、广东省、浙江省和湖南省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212.63亿元、48 664亿元、15 973亿元和229亿元，三个省份进出口贸易规模分别是贵州省的228倍、75.12倍和1.07倍。其中，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129.91亿元、20 897亿元、11 369亿元和104.99亿元，三个省份出口贸易规模分别是贵州省的160倍、87倍和0.8倍；进口贸易总额分别为87.72亿元、28 551亿元、4 603亿元和124.02亿元，三个省份进口贸易规模分别是贵州省的325倍、52倍和1.41倍。
通过贵州省与东部地区的广东省和浙江省对比可知，2000年至2010年贵州省进出口贸易规模与这两个省份的差距逐渐拉大，但是贵州省进出口贸易规模与中部地区湖南省相比，差距逐渐在缩小，而且2009年 贵州出口贸易规模反而超过湖南省，并且两者出口贸易规模逐渐拉大。由此可知，相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近十年贵州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相對于发达的东部地区而言，贵州进出口贸易规模与这些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
3.贵州国际贸易以亚洲为主，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增长迅速
贵州与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规模占贵州贸易总额的比例从第九个五计划末期（2000年）的66.98%小幅降到“十一五”规划末期（2010年）的62.57%，在此期间，贵州每年与亚洲贸易往来的比例都在57%以上。2000—2002年，贵州与亚洲国际贸易发展处于缓慢增长阶段，2002—2004年，两地之间贸易往来迅速增长，经过2005年小幅下降之后，再次经历了2006—2008年的高速增长，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两地贸易往来有所回落。贵州在亚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为东南亚国家联盟、香港地区、日本和韩国，2011年贵州对上述四个地区的出口贸易分别为5.07亿美元、2.28亿美元、1.07亿美元和0.67亿美元。
2000年与贵州国际贸易往来最为频繁的前三个地区依次为亚洲（2.82亿美元）、欧洲（0.54亿美元）和北美洲（0.47亿美元），2010年前三个地区依次为亚洲（12亿美元）、北美洲（2.28亿美元）和欧洲（1.89亿美元）。这表明亚洲因为其地缘优势，使得贵州与亚洲国际贸易往来非常频繁。欧洲和北美洲轮流处于与贵州贸易往来第二、第三的位置，表明贵州与发达经济体贸易往来较为频繁。2000—2010年，与贵州贸易往来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为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其增长率分别为790%、736%和488%，表明贵州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迅速。
二、贵州贸易开放程度分析
1.虽然贵州国际贸易发展迅速，但是贸易开放程度没有显著提高
贸易开放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当年GDP的比例即为贸易开放度。贵州近十年贸易开放程度，首先，2000年—2002年贸易开放程度从5.31%下降到4.6%，在此期间贸易规模由54.64亿元小幅上升到57.23亿元，表明贵州国际贸易发展速度低于其经济（GDP）增长速度。其次，2002—2004年，贸易开放度由4.6%上升到7.47%，贵州贸易开放程度得到飞速提高，但是2004—2007年贸易发展速度连续三年下降。最后，2008—2009年贸易开放程度因国际金融危机而受到重创。第九个五年计划末期（2000年）和“十一五”规划末期（2010年）贸易开放度分别为5.31%和5.39%，其中出口贸易开放度分别为3.38%和3.3%，进口贸易开放度为1.92%和2.1%。十年间贵州贸易开放度处于相同水平，而贸易规模却出现了大幅增长，这表明贵州贸易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相持平，贵州贸易开放程度仍然不高。
2.贵州贸易开放度发展速度相对滞后
第九个五年计划末期（2000年）贵州、广东、浙江和湖南贸易开放度分别为5.31%、98%、28.55%和4.46%，三个省份开放程度分别是贵州的18.5倍、5.38倍和0.84倍。”十一五“规划末期（2010年）贵州、广东、浙江和湖南贸易开放度分别为4.62%、106%、57.62%和5.77%，三个省份开放度分别是贵州的22.9倍、12.47倍和1.24倍。东部地区的广东省、浙江省与贵州省贸易开放的差距逐渐拉大，与此同时，湖南与贵州贸易开放程度的差距逐渐缩小，并最终反超贵州。通过横向比较贸易开放度可知贵州贸易开放发展速度相对滞后。
三、贵州涉外旅游发展状况
1.涉外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旅游业易遭受外部因素的冲击
贵州旅游外汇收入从1980年的700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3 936.51万美元。有5个年份（1981年、1985年、1992年、1994年和2004年）的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高于100%。因2003年涉外旅游的大幅下跌和2004年涉外旅游业的恢复，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2004年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高于100%。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高于100%的其余4个年份的增长是在上一年份高速增长基础之上出现的，表明贵州涉外旅游业发展迅速。
1989年的政治风波、2003年的非典、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对贵州涉外旅游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从而使得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出现下降。其下降幅度分别为15.87%、63.6%、9.45%和5.58%。虽然贵州没有发现非典病例，但是非典对旅游业的冲击最为严重。
2.涉外旅游业以亚洲为主，其他地区增长显著
2005年来贵州旅游的外国游人分别为亚洲45 417人次、非洲413人次、欧洲19 219人次、拉丁美洲15 357人次、大洋洲11 305人次以及其他地区873人次，所占比例分别为49%、0.45%、20.76%、16.59%、12.21%和0.94%。2010年来贵州旅游的外国游人分别为亚洲85 383人次、非洲1 110人次、欧洲4 4799人次、拉丁美洲35 239人次、大洋洲16 861人次以及其他地区2 662人次，所占比例分别为45.89%、0.6%、24.07%、18.94%、9.06%和1.43%。表明贵州涉外旅游的外国游人主要来自于亚洲国家或地区。
2005—2010年来贵州旅游的外国游人人次数的增长率分别为亚洲88%、非洲168.8%、欧洲133.1%、拉丁美洲139.4%、大洋洲49.1%和其他地区205%，表明其他国家、地区来贵州旅游的人次数迅速增加。
四、结论
根据贵州經济发展状况以及工业强省的发展战略，从国际贸易、对外经济合作、引进外资、外商投资和对外旅游四个领域来测度贵州国际经济贸易往来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同时，选取具有东中部地区有代表性的浙江、广东和湖南作为贸易开放度横向比较的参照组。
分析发现：第一，贵州进出口贸易长期处于高速增长，但短期波动较大；第二，贵州省进出口贸易规模较小，但增长潜力较大；第三，贵州国际贸易以亚洲为主，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增长迅速；第四，虽然贵州国际贸易发展迅速，但是贸易开放程度没有显著提高；第五，贵州贸易开放度发展速度相对滞后；第六，涉外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旅游业易遭受外部因素的冲击；第七，涉外旅游业以亚洲为主，其他地区增长显著。
参考文献：
[1] 应才发.新贸易保护主义背离国际公平贸易准则[J].贵州社会科学，2009，（7）：76-81.
作者简介：李明桥（1980-），男，贵州福泉人，副教授，从事农业经济学研究。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国际化程度 篇4
中国的大学教育管理国际化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内在要求。许多专家学者对此展开了有益的研究和论述。
毕家驹 (2005) 在其文章中首先分析了大学国际化的基本概念和内涵, 着重论述了中国大学国际化的特征, 以及大学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最后, 以同济大学在国际化方面典型项目为例, 作出了阐述、分析和评论[1]。侯俊平、张春河 (2003) 分析了教育国际化对高水平大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国际性是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本质特征, 创建高水平大学首先要树立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确立国际化的目标, 充分利用国际教育资源, 积极调整专业, 改变人才培养模式, 才能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2]。娄成武和闫丹 (2006) 探讨了研究型大学国际化发展途径问题。作者首先对研究型国际化的概念进行界定, 接着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型大学国际化发展途径, 从研究生教育、教师管理和财务管理三方面进行了阐述[3]。张安富等 (2006) 也研究了大学国际化的发展途径问题, 不同的是作者主要围绕教育本身的内容, 而不涉及其他方面。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 通过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目标、课程建设、交流与合作的国际化, 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 才能够提高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地位[4]。有的学者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并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建议。乔玉香 (2002) 探讨了我国大学发展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 作者提出我国大学必须进行多维度的改革, 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 包括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培养目标、科研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但在国际化的过程中, 还要把握好三方面的内容, 即国际化与民族化、学术交流与知识产权保护、“文化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5]。王刚、徐立清 (2004) 认为大学的国际化, 既是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选择, 也是促进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大学国际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包括创建国际化办学机制, 树立国际化培养目标, 设置国际化课程体系, 营造国际化办学环境等方面[6]。廖进球等 (2008) 提出我国的大学教育应该走本土化的国际化道路的观点。作者认为, 大学教育国际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同时从实现途径、形式上来说, 大学教育国际化又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为适应全球化、一体化所采取的一种战略行为。应该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 走本土化的国际化道路, 彻底摆脱依附发展模式, 以改变我国大学国家化策略的单向度和单一性问题[7]。一些学者关注高等教育国际化指标体系的构建问题。李盛兵 (2005) 探讨了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问题, 作者认为大学日益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践行者和策动者, 大学国际化迫切需要基本的运作规范。作者分析了大学国际化指标体系的构成、观测点和权重, 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一个包括7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8]。常永胜 (2008) 撰文研究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涵义与发展动因, 并且重点分析了大学国际化的内容、策略, 主张从人员的国际流动、国际化的课程设置、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和重视外语教学四个方面入手, 建立大学国际化的评价指标体系[9]。
本文不同于宏观的分析论证, 而是从微观的基础性的内容入手进行研究。对国内“985工程建设”大学、有研究生院的大学、“211工程”大学及一般性大学中对学生语言与课程设置的国际化程度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选取对入读学生是否有某种外语要求、对本科生毕业的外语要求、对本科生开课中的国际化课程所占比重三个指标分别刻画大学对学生外语要求的国际化程度, 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三个指标进行组合, 从而比较研究不同指标对大学本科生课程设置的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状况, 探索大学课程设置创新的新思路, 期望对正在走向国际化的中国大学教育从微观的基础性的课程设置上提供有益的结论和建议。
2 样本数据的收集及初步处理
本次的调研方式是首先根据研究目的, 在查阅大量文献并征求多方意见的前提下制订了调查表格[10], 然后按211大学、985大学、其他一般性大学、有研究生院的大学4种分类方法分别对样本学校的相关部门发送了问卷, 共收回有效问卷50份,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大学等25所985学校回复了问卷;211学校9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合肥工业大学、西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有研究生院的学校6份,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其他一般院校10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问卷涉及了所调查大学的基本情况及大学在语言与课程设置方面的国际化程度, 旨在探索大学课程设置创新的新思路。表1给出了所调查样本数据的基本情况。
教学是大学的一项基本使命, 而从国际的视角来看, 教学国际化的必要条件是进行国际学生交流, 因而一个学校对国际学生交流的支持程度是该大学国际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度量。本文构造一个用于刻画大学进行国际学生交流支持的指标体系, 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大学的学生国际交流的支持力度进行比较研究[11]。从学校对入读学生是否有某种外语要求、对本科生毕业的外语要求、对本科生开课中的国际化课程所占比重三个方面说明学校在本科课程设置方面的国际化水平。
3 大学对学生语言与课程设置国际化程度要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图1给出了不同类型大学入学时对国际化语言的要求。从图中的分类不同程度的比较来看, 211大学与985大学的要求基本相似, 其基本特点是基本符合大学国际化要求的入学语言要求占主导地位, 这一比例占一半以上, 其次是非常符合, 二者均没有完全不符合的情况。但从二者的比较来看, 211大学完全符合的比重要高于985大约10个百分点, 而其不符合的比例则要比985大学低约8个百分点, 这似乎表明, 大学的科研实力强弱与其对学生入学的外语要求是紧密相关的[12]。
1-211大学;2-985大学;3-有研究生院大学
相对于前面的二种情况, 仅有研究生院的学校在不符合、基本符合与完全符合三种情况下所占的比重基本一样, 即三者各占33.3%。可见, 在符合以上的这个层面上, 仅有研究生院的大学所占比重要低于211或985大学。但是, 对于这一指标有一问题需要说明, 就是由于我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在考试科目设定上基本是全国一致的, 而英语是绝大多数专业所要求的必考科目, 因而这里的外语要求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对大学入学的英语成绩要求。
第二个指标是大学在本科生毕业时是否有外语要求, 图2给出了相应的分析结果。总的来看, 211大学没有出现对本科生毕业要求不符合或完全不符合国际化要求的情况, 但985大学或仅有研究生院的大学则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这个问题。具体来看, 约三分之一的211大学在对本科生毕业时外语要求上完全符合国际化的要求, 约三分之二的学校的这一要求基本满足国际化的要求。相对而言, 985大学则约有近5%的大学在对毕业生外语要求上不满足或完全不满足国际化的要求, 而符合或完全符合的情况则各占近50%。对于仅有研究生院的大学, 其占主导地位的是对本科毕业生的要求基本满足国际化的要求, 这个比例大约是50%, 但与此同时, 则大约有16%的学校对本科毕业生的要求不符合或完全不符合大学对国际化的要求。从这一指标也可以看出, 大学对毕业生外语的要求也与一个学校的科研实力似乎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13]。
1-211大学;2-985大学;3-有研究生院大学
图3给出了大学在对本科生国际化课程的设计上是否超过了10%这一指标的情况。根据图中所表示的结果, 各个层次大学的这个指标均不是太好。具体来说, 对211大学来说, 调查结果表明, 约有27%的大学的国际化课程设计没有超过10%, 985大约为43%, 而仅有研究生院的大学则高达67%。同时, 211、985和仅有研究生院的大学的基本满足要求的学校比例分别是50%、43%、33%。虽然横向比较的数字表明, 这一指标的排序仍符合大学的声誉或科研实力排序, 但总起来看, 我国的大学在课程设计上满足国际化要求的比例仍较低。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 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剧, 我国的经济发展或科学技术进步会日益依赖于与国外的交流, 而课程体系或课程语言的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化将有助于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逐渐满足这一要求, 这对于我国未来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从一些国家, 甚至是例如东南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看, 提高中国大学课程设置的国际化是相当有必要的[14]。
1-211大学;2-985大学;3-有研究生院大学
4 对本科生外语要求的主成分分析法
前面选择了三个指标来分别刻画大学对学生外语要求的国际化程度, 但是没有给出三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三个指标进行组合, 反映出不同指标对大学本科生课程设置的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状况,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加入了一个新的指标——本科生在校期间是否被要求学习某一国外地区的热点知识[15]。
主成分分析的目的是从原始的多个变量取若干线性组合, 能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中的信息。从原始变量到新变量是一个正交变换 (坐标变换) 。设有X= (X1, X2, …, Xp) T是一个p维随机变量, 有二阶矩, 记μ=E (X) , Σ=Var (X) 。考虑它的线性变换:
易见:
如果要用Y1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的X的信息, 经典的办法是使Y1的方差尽可能大, 这需要对线性变换的系数L1加限制, 一般要求它是单位向量, 即LT1L1=1。其他的各Yi也希望尽可能多地保留X的信息, 但前面的Y1, …, Yi-1已保留的信息就不再保留, 即要求Cov (Yi, Yj) =0, j=1, …, i-1, 同时对Li也有LTiLi=1的要求, 在这样的条件下使Var (Yi) 最大。设协方差阵Σ的特征值为λ1≥λ2≥…≥λp≥0, 相应的单位特征向量分别为a1, a2, …, ap (当特征根有重根时单位特征向量不唯一) 。这时 X的第i个主成分为Yi=aTiX, i=1, …, p, 且Var (Yi) =λi. 记
, 则A为正交阵, Y=ATX, Var (Y) =Λ, 且∑λi=∑σii, 其中σii为Λ的主对角线元素。
主成分Yk与原始变量Xi的相关系数ρ (Yk, Xi) 称为因子负荷量 (factor loading) , 可以证明ρ2 (Yk, Xi) =a2ikλk/σii, k, i=1, …, p, ∑ρ2 (Yk, Xi) =∑a2ikλk/σii=1。
为了减少变量的个数, 希望前几个Yi就可以代表X的大部分信息。定义λk/∑λi为主成分Yk的贡献率, 称∑λk/∑λi (k=1, …, m) 为作成分Y1, …, Ym的累计贡献率。一般取m使得累计贡献率达到70%～80%以上。累计贡献率表示m个主成分从X1, X2, …, Xp中提取了多少信息, 但没有表达用它来恢复每一个Xi能恢复多少, 为此定义m个主成分Y1, …, Ym对原始变量Xi的贡献率vi, vi为Xi对Y1, …, Ym的复相关系数平方, 可以用公式vi=∑a2ikλk/σii计算 (注意m=p时vi=1) 。前m个主成分Ym, = (Y1, …, Ym) T在X的m个线性组合中能对X最好地线性逼近。
在上面的主成分计算方法中, 方差越大的变量越被优先保留信息, 实际中为了消除这种影响经常把变量标准化, 即令:
这时X*= (X*1, X*2, …, X*p) T的协方差阵就是X的相关阵R. 这时, 主成分的协方差阵是Λ*=diag (λ*1, λ*2, …, λ*p) , 其中λ*1≥λ*2≥…≥λ*p为R的特征根; ∑λ*p=p; X*i与主成分Y*k的相关系数 (因子负荷量) 为ρ2 (Y*k, X*i) =a*ik2λ*k, 其中a*k= (a*1k, …, a*pk) T为R的对应λ*k的单位特征向量; ∑ρ2 (Y*k, X*i) =λ*k, i=1, …, p; ∑∑ρ2 (Y*k, X*i) =1; k, i=1, …, p.
对于X的观测样本, 设第t次观测为xt= (xt1, …, xtp) , t=1, 2, …, n, 把数据写成矩阵形式为:
由
在利用主成分法进行分析之前, 还要先利用一些统计指标来检验其可行性, 如表2所示。
由于Bartlett统计量值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而KMO统计量值为0.691, 因此可以认为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原变量信息进行压缩来构造主成分是可行的而且可以保证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另外, 由于前两个特征值对原变量的累积方差的总的解释程度达到了84.02%, 因此可以选取这两个特征值所对应的主成分作为原变量所包含信息的代表。
由统计分析结果中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可以得到一、二两个主成分与原变量的关系如下:
和
式中, y1、y2分别表示第一与第二主成分;x1、x2、x3、x4分别为上述一些入学时的外语要求、毕业时外语要求、国际课程设置比例是否超10%、是否要求学习某一热点地区的知识。
对于第一主成分, 国际课程设置所占的比重要较大, 其次是对毕业时的外语要求, 然后是入学时的外语要求, 最后是是否对某一热点地区的知识要求掌握或学习。这一结果的含义是, 对大学而言, 如果从本科教学国际化的角度来看, 那么本科阶段课程设置的国际化应当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指标, 其次是毕业时对外语的要求。这一分析基本与前面所做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对于第二主成分, 所得结果则有所不同。在这里, 占更大权重的是入学时的外语成绩要求, 其次是大学期间的国际化课程设计, 然后是毕业时对外语的要求, 最后仍然是是否对某一热点地区的知识要求了解或掌握。应当指的是,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 由于主成分权重大小取决于某个因素的变异程度, 因而第一与第二主成分的差异主要在于在剔除了第一主成分的影响因素后, 剩下因素在变异程度上的重排, 因而第二主成分所得结果并不与第一主成分矛盾[17]。
5 结束语
研究和分析的结果表明, 211大学与985大学对入读学生的外语要求基本相似, 其特点是大学国际化要求的入学语言要求占主导地位。这表明, 大学的科研实力强弱与其对学生入学的外语要求是紧密相关的。
总的来看, 211大学没有出现对本科生毕业要求不符合或完全不符合国际化要求的情况。相对而言, 985大学符合或完全符合的情况则各占近50%。对于仅有研究生院的大学, 其占主导地位的是对本科毕业生的要求基本满足国际化的要求。从这一指标也可以看出, 大学对毕业生外语的要求也与一个学校的科研实力似乎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对于大学在对本科生国际化课程的设计上是否超过了10%这一指标的情况, 所得到的数据显示, 各个层次大学的这个指标均不是太好。对211大学来说, 约有27%的大学的国际化课程设计没有超过10%, 985大约为43%, 而仅有研究生院的大学则高达67%。同时, 211、 985和仅有研究生院的大学的基本满足要求的学校比例分别是50%、43%、33%。虽然横向比较的数字表明, 这一指标的排序仍符合大学的声誉或科研实力排序, 但总起来看, 我国的大学在课程设计上满足国际化要求的比例仍较低。
各项数据显示, 从语言要求与课程设置的角度来看, 现阶段我国各大学国际化水平的发展参差不齐, 大多数学校的国际化程度都还比较低, 主要表现在国际化课程的设置水平较低, 因此推进大学课程设置创新, 对大学课程进行国际化改革成为大学国际化战略的重中之重。
摘要：对国内985大学、有研究生院的大学、211大学及一般性大学学生语言与课程设置的国际化程度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选取对入读学生是否有某种外语要求、对本科生毕业的外语要求、对本科生开课中的国际化课程所占比重三个指标分别刻画大学对学生外语要求的国际化程度, 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三个指标进行组合, 对不同指标对大学本科生课程设置的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状况进行比较研究, 探索大学课程设置创新的新思路。
国际化程度 篇5
有人生怕别人舒服，尽量让别人不舒服，而只要自己舒服就行； 还有一类人生怕别人不舒服，尽量让别人舒服，哪怕委屈自己。
我做猎头职业，我们猎聘的老总有几十万年薪的，也有几百万年薪的，甚至有过千万年薪的。
要问我对这些老总有什么本质感觉上的`不同，我的回答是，越是高薪的老总，在与其交往中，他越会让你感觉到舒服。
跟千万年薪的老总谈，谈上两到三个小时，无论我说的话是酸甜苦辣何等味道，他们都能把每一句话平缓接起来回答，而从不让一句话落地或磕碰，让人感觉非常舒服。
就像打太极，无论什么招式，全部是以柔克刚。
这就是高手过招，化解问题于无形之处，于无声之中。
他们之所以挣千万年薪，自有千万年薪的价值，让人舒服程度也许就是一个衡量指标。
常常发现越是与年薪水平低的人交流越容易让人不舒服。
回想平时大家之间的沟通交流，磕磕绊绊，到处充满着不舒服的感觉。
你不让别人舒服，别人就会让你不舒服。
想提高年薪吗，就从如何让别人舒服着手，提升这方面的品质和修养。
我们平常说话两个人都容易伤害到对方，引起争执。而我曾与一位级别很高的70多岁的老人交谈，他的每一句话都不会伤及任何一个人，不会让周围的任何一个人感觉不舒服。
在一起聚餐十多人，每一句话都能照顾到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感觉舒服，这是何等的修养。
国际化程度 篇6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近些年有目共睹的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 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从长远来看,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能有效减少汇率波动的风险, 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长足发展, 而且还能够获得国际铸币税、国际通货膨胀税等由国际货币这个身份所带来的巨大收益。同时, 人民币国际化必将会提高我国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影响力、增加我国在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有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全面提高。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 人民币国际化似乎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国际上,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QE) 数月后经济骤然遇冷, 欧元区经济却因为QE出炉而得到提振, 新的国际形势或将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新的变化;国内来看, 截至2015年, 中国已在全球设立了14家人民币清算银行, 与28家央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去年“沪港通”的启动也刺激了跨境投资和资本市场发展。今年, 中国又进一步放宽了国内存款利率的上限, 还可能再次加大汇率浮动区间……这一系列的举措, 都表明人民币已经准备走出国门, 开始国际化的征程。
2015年5月26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其声明中首次明确提出人民币币值不再被低估。IMF对人民币汇率评估措辞的重大转变, 预示着人民币有可能在今年11月被纳入包括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在内具有IMF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 加入成功意味着人民币将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 会对中国及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 深入研究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因素, 进而借鉴经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进方向与政策措施提出相关建议,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 货币国际化相关文献综述
科恩 (1971) 最早从货币职能的角度定义货币国际化, 他认为货币国际化是货币职能在国外的发展, 是私人部门或政府部门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在货币发行国之外使用货币。蒙代尔 (2003) 除定义货币国际化是货币流通范围超过其法定范围之外, 总结出影响货币国际化的因素有货币流通规模、货币政策稳定性、货币管制、货币发行国的实力以及货币的自有价值。
魏昊, 戴金平, 靳晓婷 (2000) 选取了国际储备比重、外汇交易比重、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比重、特别提款权比重、国际债券发行货币比重这五大指标分析了五大国际货币的国际化进程, 得出结论认为货币国际化的决定因素包括社会惯例建立、产出贸易投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货币财政政策稳定性以及网络外部性。李翀 (2013) 对英镑、美元和日元国际化的经验进行了分析总结, 认为英镑国际化凭借的是当时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和世界最完善的金融体系, 前者是根本原因, 后者是技术原因;美元凭借的是当今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同样离不开雄厚的经济实力, 此外牙买加体系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也给日元也创造了机会, 但受到美元货币惯性的影响, 日元国际化并不充分。
(二) 人民币国际化相关文献综述
李稻葵, 刘霖林 (2008) 经过分析得出影响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显著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总量、通货膨胀率、汇率及其波动以及实际利率后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双轨制步骤, 一是在境内实现渐进的资本账户可兑换, 二是建立境外, 主要是香港的离岸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李建栋, 安瑶 (2011) 通过对中日两国的对比, 认为目前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上的做法符合德日模式, 要谨慎地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并加快实施利率和汇率自由化。他认为中国最终要有自己独特的货币国际化道路。
由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刚刚起步, 所以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 我们需要借鉴其他国家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整合梳理相关文献, 当前世界上货币国际化共有三种模式, 即美元的国际化模式、欧元的国际化模式、日元的国际化模式。而现在中国经济的背景与20世纪80年代日元国际化的背景非常相似, 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实际上已经选择了日元的国际化模式, 即在新的世界货币与经济体系中谋求国际地位和国际利益, 这种模式的选择符合中国国情。因此, 通过分析日元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因素, 可以对日后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借鉴。
三、日元国际化程度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分析, 得出影响日元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基本经济情况、金融市场发展、币值稳定以及网络外部性这四大方面。
(一) 基本经济情况
日元国际化正式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 而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国际化得到了全面发展,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1984年, 日本的GNP已达到美国的34.5%, 1987年增加到56%。雄厚的经济实力是日元国际化的坚实基础, 所以理论上, 二者为正相关关系。
(二) 金融市场发展
一国的货币要想国际化, 那么该货币发行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理应具有较高的广度与深度。为了实现日元的国际化, 1988年之后, 日本政府先后开放了日元商业票据市场和外汇市场, 对东京离岸市场放松了入超管制, 废除了出超管制。随后, 日本政府又向国内居民开放了中长期欧洲日元贷款, 继而解除对欧洲日元债券以及居民的海外存款限制。日本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深化, 对日元国际化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根据经验, 金融市场发展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正相关。
(三) 币值稳定
成为国际货币要求该国货币不但要能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 还要满足国外对该国货币保值增值的需求。对内, 日元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借助美国的帮助, 成功遏制住了通货膨胀并缩减了财政赤字, 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对外, 1973年以后, 日元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告别了长期实行的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 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并凭借此后20多年的升值走上了国际化道路。所以一国货币国际化对该国货币币值的稳定也有要求, 二者理论上正相关。
(四) 网络外部性
货币的网络外部性会带来货币惯性, 即使出现了一种货币比原先的货币更适合成为国际货币, 但人们仍然更倾向于使用大家都在使用的原先的货币。从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 一国后起货币想要取代原先的国际主导货币需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跨度, 美元的粘滞作用对日元国际化的影响自然也十分巨大, 二者理论上负相关。
四、日元国际化程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 变量与样本
本文将日元占全球官方持有外汇总储备的比重R视为日元的国际化程度, 从基本经济情况、金融市场发展、币值稳定以及网络外部性这四大方面选取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具体的变量选择及假设值如下表:
针对上述变量,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选取1987~2013年的年度数据作为处理对象, 除资本账户开放程度kpn来源于Ch inn-Ito指标的官方网站, 日元和美元外汇分别占官方持有外汇总储备的比重来自IMF年报外, 其余变量数据均直接来自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或由世界银行官方网站数据计算所得。
(二) 模型建立
以日元占全球官方持有外汇总储备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 日本GDP占世界总GDP的比重、资本账户开放程度、M2占GDP比重、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 (年通胀率) 、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2010=100) 年变化率的绝对值、美元外汇占官方持有外汇总储备的比重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R=β0+β1gdp+β2k pn+β3m2+β4inf+β5r eer+β6usd+u
(三) 回归模型
利用Eviews软件, 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得:
R=-0.074620+4.473369gdp+0.034875k pn+0.027594m2+0.163682inf-0.052268r eer-0.064275usd
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958167, 修正可决系数为0.945618, 拟合优度较高;各参数的p值分别为0.0000、0.0045、0.0022、0.245、0.0246、0.0127, 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 除inf对应参数的P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外, 其余各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F值为76.34939, 远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5%下该方程的临界值3.87, 说明回归方程显著, 即六个变量联合起来对日元国际化程度有显著影响。
(四) 模型修正
通过辅助回归的方法依次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和自相关的检验和修正。
1. 多重共线性。
运用Eview s软件, 分别以某一解释变量为被解释变量, 做与剩余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 结果发现, gdp与其余变量以及reer一起与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修正可决系数达到了0.9以上, 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来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 但鉴于Eviews软件自动回归的结果与手动结果通常有差异, 为了结合实际经验, 不删去重要变量, 本文采用手动方法回归。最终, 在确定gdp、usd、inf、m2、k pn的基础上加入r eer进行回归后, 方程的修正可决系数虽然从0.932914到0.945618有了改善, 但是inf变量因为reer变量的加入导致自身的显著性检验未通过, 所以综合考虑后选择删除变量reer。所以现在的模型为:
R=β0+β1gdp+β2k pn+β3m2+β4inf+β6usd+u
运用Eviews软件, 对当前的五变量模型进行回归, 得:
R=-0.060803+2.946346gdp+0.026238k pn+0.015899m2+0.376752inf-0.059067usd
2. 异方差。
在多重共线性已得到修正的前提下, 运用Eview s软件对现在的模型进行怀特检验, 判断模型有无异方差。结果显示, 样本量与可决系数的积为26.23519,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小于临界值30.1435, 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 (所有参数值都为零) 。怀特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不需要进行相关修正。
3. 自相关。
LM检验也是通过建立辅助回归模型的方法来判断模型是否存在自相关。运用Eviews软件, 对当前模型进行LM检验。结果显示样本量与可决系数的积为1.617726,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对于Eviews软件默认的滞后期2, 小于临界值5.9915, 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 (所有参数值都为零) 。LM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不需要进行相关修正。
(五) 实证结果及原因分析
经过各项检验及修正, 模型的最终结果为:
R=-0.060803+2.946346gdp+0.026238k pn+0.015899m2+0.376752inf-0.059067usd
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9458, 修正可决系数为0.9329, 拟合优度较高;模型中各变量的P值分别为0.0000、0.0324、0.0315、0.0040、0.0335, 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F=73.3128, 模型整体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说明, 日本GDP占世界总GDP的比重、资本账户开放程度、M2占GDP比重、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 (年通胀率) 、美元外汇占官方持有外汇总储备的比重确实是影响日元国际化程度的重要因素。
另外,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 某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资本账户开放程度、M2占GDP的比重与该国货币外汇在国际官方外汇储备份额成正相关关系;美元外汇占官方持有外汇总储备的比重与日元外汇在国际官方外汇储备份额成负相关关系, 以上与我们的假设相符。而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 (年通胀率) 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 与我们的假设不符, 这很可能是因为适度的通货膨胀能够促进经济金融发展, 有利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
值得注意的是, 与最初设定模型相比, 最终模型删除了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2010=100) 年变化率的绝对值这一变量, 但本文并不是完全否定这一变量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程度, 很可能是因为纯粹的汇率变动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较小。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 (年通胀率) 反映了货币购买力的变化, 汇率的变动一定也会影响货币购买力, 那很可能通货膨胀中已包含了一部分汇率变动的影响, 所以不能完全否定汇率变动对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影响。
五、日元国际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我国当前的经济背景正和当初日元走向国际化时的经济背景类似, 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也选择了日本国际化所代表的德日模式。根据模型结果, 借鉴日元国际化的经验, 人民币想要国际化, 应该从基本经济情况、金融市场发展、币值稳定以及网络外部性这四方面不断努力。
(一) 基本经济情况
从上文的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 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决定性因素。我国经济现在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经济走势分化, 经济运行风险增大, 我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地方债务风险积聚、房地产行业衰退等都严重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要重视起来。
国内方面, 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老路子行不通了, 政府必须要采取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 引导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 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 要把握好稳增长和控风险的平衡, 对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引起高度警惕,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国际方面,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 宏观政策既要考虑国内因素, 也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创新, 既能输出国内过剩的产能, 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 也能促进国际关系的友好、深入发展, 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经济新常态下, 我们既要看到光明的前景, 又要正视眼下的困难, 积极应对, 抢抓机遇, 持续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二) 金融市场发展
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对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显著。虽然著名的米什金“八大金融谜团”阐述政府介入金融市场在现代经济中是一种常态, 但在西方发达国家, 政府对金融业的介入一般不采取直接提供或生产的做法, 而是通过提供正式金融规则 (法律法规等) 的形式对金融业进行规制。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此相比尚有不足, 资本进入限制和管制、金融服务业开放有限、国际认可度不够等等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阻碍因素, 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经验, 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前提下不断深化改革, 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国内方面, 不断深化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完善。继续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继续深化金融企业改革, 落实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改革方案, 加快形成与商业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良性发展的格局。稳步推进区域金融改革, 进一步深化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改革, 稳妥推广成熟经验, 稳步推进天津、广东、福建自贸园 (港) 区试点的相关工作。进一步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除了在上交深交所之外, 加快新三板、股权交易中心等多级市场的建立。同时还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将金融风险遏制在襁褓中。
国际方面, 加快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5月29日国际专业机构最新数据显示, 人民币已成为中国与亚太其他地区之间跨境支付的第一货币。我国应继续开展与他国的货币互换以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不断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以及在贸易结算中的比例。另外, 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 不断创新人民币金融产品与投资形式, 放松跨境融资管制。上海与深圳作为我国两大金融城市应当发挥各自的优势, 以“沪港通”以及2015下半年有可能开放的“深港通”为契机, 努力开发新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产品, 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金融工具, 活跃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流通,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 币值稳定
本文回归模型的结果虽然显示通货膨胀与货币国际化程度呈正相关, 与最初假设不符, 而且删去了汇率变动这一影响因素。但可以想象, 一国货币的币值若极不稳定, 是断不可能成为国际化的货币的。所以, 对于我国来说, 要想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仍要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正相关, 与最初假设不符, 而且删去了汇率变动这一影响因素。但可以想象, 一国货币的币值若极不稳定, 是断不可能成为国际化的货币的。所以, 对于我国来说, 要想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仍要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对内均衡方面,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 将物价上涨控制在1%-2%、至多5%以内, 能像润滑油一样刺激经济的发展,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月26日新闻发布会上也预计中国今年年底的通货膨胀将在1.5%左右。要保持人民币对内的币值稳定, 在恰当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同时, 最终仍回归到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上。
对外均衡方面, 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除了继续加强对国际贸易形势与国际收支平衡的准确判断和调节外, 还是要不断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会给投资者带来良好的预期, 坚定投资者的信心, 从而保证人民币的坚挺, 使得人民币汇率不至于发生大幅度的波动。另外, 也要不断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只有中央银行拥有高度的独立性, 才能制定相关货币政策坚定不移地将币值稳定作为重要的调控目标。
(四) 网络外部性
回归结果显示, 国际主导货币的粘滞性对后起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是有重要影响的。当前的国际主导货币仍是美元, 美元外汇占据了世界官方外汇储备的60%以上。所以人民币要想国际化, 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当前能做的就是不断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 提升人民币的影响能力。一方面, 货币当局可以采用货币外交, 配合中国的对外贸易, 继续推进货币互换、人民币清算银行以及自贸区的建设等, 提升人民币在对外贸易结算中的比例;另一方面, 政府可以采用政治外交, 通过建立诸如亚投行之类的政府间合作组织, 积极重构国际金融秩序, 增强中国在国际中的话语权, 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势必会促进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广泛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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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建栋, 安瑶.从日元国际化道路看人民币国际化[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11 (4) .
国际化程度 篇7
1 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相关研究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研究逐渐增多,特别是人民币加入SDR之后,目前主要有两种研究思路:第一种是结合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比如李稻葵和刘霖林通过对各国央行国际储备、贸易结算以及国际债券中的各国货币比重进行计量分析,研究考察影响一国货币国际化水平的内在因素。他们研究得出的显著因素包括:一国的经济发展总量、通货膨胀率、真实利率水平、汇率升(贬)值及波动幅度等。苏治、李进和方彤通过对人民币接受程度的定性分析和对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定量研究,构建了人民币东盟-香港地域接受程度指标体系,对人民币区域化水平进行度量。他们研究得出的显著因素包括:中国内地通胀水平、经常账户状况、中国内地真实利率水平、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推进、中国香港通胀水平以及中国香港真实利率等。罗斌、高钰涵、杨婷婷通过多个指标相关度平均值的计算,提出了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四个核心因素和十二个重要辅助因素。他们得出的四个核心因素分别是GDP占世界比重、国际贸易总额占世界比重、投资总额占世界的比重、金融实力及其国际化水平,十二个重要辅助因素分别是GDP增长率、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研究与开发经费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本国GDP比重、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进口额占世界的比重、外汇储备占世界的比重、军事竞争力指数、汇率波动率、CPI、消费率、证券化率、股票交易额占GDP比重、相对利率水平、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外来直接投资总额占世界的比重。
第二种研究思路是通过构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来对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行定量分析,比如2006年人民银行研究小组通过对特定货币境外流通范围指数、特定货币境外流通数量指数、特定货币国际贸易中支付数量指数、特定货币在国际贷款市场计价数量指数、特定货币在国际债券市场计价数量指数、特定货币在直接投资计价数量指数和特定货币在境外国家官方储备数量指数进行加权计算,运用构建货币国际度指数体系的方法得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指数。他们研究得出:在将2002年美元国际化水平标准化为100后,欧洲的国际化程度接近40,日元为30左右,而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只有2。曹玉瑾根据货币的三种职能———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选取世界贸易总额中人民币结算比重、全球对外信贷总额中人民币信贷比重、全球国际债券和票据发行额中人民币债券和票据比重、全球国际债券和票据余额中人民币债券和票据比重、全球直接投资中人民币直接投资比重、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储备比重、作为锚货币被其他国家货币盯住汇率的比重等指标,构建了人民币以及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的国际化指数。他研究得出2010年各季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的各项指标都呈现出快速增长,表明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作用出现快速提升,2011年和2012年增速有所放缓。2014年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为0.83,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相比,国际化程度还非常低。张英梅通过选取我国GDP增长率、我国GDP占世界GDP的比例、人民币升值率(以2000年第四季度为基准)、人民币汇率波动率(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方差衡量)、我国的通胀率水平、真实利率水平、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储备占比、我国进出口占GDP比重、我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比重、我国进口占世界进口比重、我国出口占进出口的比重、我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的比重、我国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的比重、我国对东南亚国家联盟出口占比占我国进出口的比重、我国对东南亚国家联盟进口占比占我国进出口的比重等19项相关经济指标,对人民币履行国际货币价值储备职能、交易媒介职能和价值尺度职能的程度进行描述,通过Matlab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001年-2010年季度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测度人民币国际化的综合指标。他研究得出:通过主成分分析构造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能较好地反映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且从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的变化趋势看,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正处于不断提升的过程。
本文通过选取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测量量度的相关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人民币境外使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意在挖掘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因素。
2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分析
主成分概念最早由Karl Parson于1901年在讨论非随机变量时引进,后经Hotelling于1933年将这一概念推广到随机变量,从而使主成分分析在许多学科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主成分分析的目的是用少量的主成分指标来获取与大量变量等价的信息,且提取的主成分尽量不改变解释变量体系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这些主成分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解释变量的综合影响,并且互不相关。
2.1 样本选取
结合综上分析的因素,本文分别选取了2012年9月到2016年3月的人民币国际支付:中国大陆区域市场份额、人民币国际支付:中国香港区域市场份额、人民币国际支付:其他区域市场份额、央行人民币货币互换规模、中国银行人民币跨境指数(CRI)、渣打人民币环球指数(RGI)、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结算金额合计(当月值)、人民币直接投资结算业务(当月值)、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金额(自试点以来累计数)、中国香港:银行存款:人民币存款、中国香港:人民币贸易结算交易量以及中国台湾人民币总存款额的月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这些数据主要通过万德数据库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官方网站整理得到。
2.2 主成分分析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求出标准化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如下:
注:这里的x1-x12分别代表人民币国际支付:中国大陆区域市场份额、人民币国际支付:中国香港区域市场份额等12个程度因素的标准化变量。
经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样本的KMO统计量为0.651,且Bartlett球体检验值为366.475,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都说明了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各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本文数据适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处理。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由表2可知,通过对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12个反映因素的主成分提取,其中第一主成分占80.212%,第二主成分占10.167%,前两个主成分的方差占所有主成分方差的90.379%,已经足够代替原来的12个反映因素,故提取前2个主成分,且通过表3可以进一步得到各主成分的表达式为:
第一主成分中x1、x4、x8的系数较大,即人民币国际支付:中国大陆区域市场份额、央行人民币货币互换规模、人民币直接投资结算业务(当月值)为主要反映因素;同样,第二主成分中x4、x6、x10的系数较大,即央行人民币货币互换规模、渣打人民币环球指数(RGI)、中国香港:银行人民币存款为主要反映因素。
2.3 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在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度量方面,人民币国际支付:中国大陆区域市场份额、央行人民币货币互换规模、人民币直接投资结算业务、央行人民币货币互换规模、渣打人民币环球指数(RGI)、中国香港:银行人民币存款是反映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主要6个指标,这为考察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供了一些参考。
3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前景展望
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重大,加入SDR是其中一步,也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步。
首先是要在东南亚、东北亚扩大贸易总量的同时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发展。当前人民币结算由于刚起步、基数低,仍处于高速发展之中。据人民银行统计,2014年,我国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金额65500亿元,同比增长41.6%。其中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59000亿元,同比增长42.6%,占同期货物贸易本外币跨境结算金额的比重接近20%。
然而出口商品议价能力低、进口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的情况同样也是我国外贸的特点,这将制约结算业务的发展。从国际经验看,两国贸易结算货币如果不是采用第三国货币,通常会是两国货币中流通性更好的那种。我国向美国、英国、欧元区等强势货币地区的贸易占总量的约36%,这部分贸易较难以人民币结算。排除强势货币地区和大宗商品交易,可以看出我国与东南亚、东北亚贸易最适合人民币结算的推进。
其次是通过“一带一路”愿景推进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人民币直接投资同样处在起步阶段增长迅速,但FDI(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远大于ODI(对外直接投资)。2014年,ODI人民币结算金额为1865.6亿元,同比增长117.9%。FDI人民币结算金额为8620.2亿元,同比增长92.4%。对外直接投资的输出往往伴随资本实物与技术的输出,和逐利性更强的证券投资相比往往增长更稳定,对国内实体经济带动也更持久。不过“一带一路”愿景仍有待多方沟通,落实到具体项目上去,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化首先是要利用中国在亚洲的强势地位,在周边贸易伙伴和亚洲范围内推动其贸易结算、投资结算的职能,进而成为这些国家的储备货币。因此人民币的“亚洲化”是国际化的基石。
最后是要警惕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可能引起的风险,未来金融改革不会降速。当年日本开放资本项目后,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日本,在制造了空前繁荣的同时也掩盖了当时日本金融体制的隐患,为后续的崩溃埋下伏笔。当前美国加息将至,我国受资本流出的压力更大。不过从历史经验看,美国真正进入加息周期后新兴市场未必一直处于资本流出,且此轮加息的节奏和幅度都会较历史更为缓和。因此未来几年资本大进大出、两个方向的可能同时存在。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资本项目未来要放开,从试点扩展至全国。在此之前,我国需要一个具有深度的、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资本市场,既需要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行业,也需要当局合理的宏观审慎政策和应急管理能力,因此应继续推进未来金融改革。
4 总结
通过主成分分析,对反应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指标进行了分析,但由于分析方法的局限和数据的可得性等因素,本文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首先,从已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外部性,这对反应人民币国际化指标影响非常明显。但是通过主成分分析并不能直接反应外部性的影响。
其次,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对于反应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指标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反映情况。虽然有上述缺陷,但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我们仍可以发现人民币国际支付:中国大陆区域市场份额、央行人民币货币互换规模、人民币直接投资结算业务、央行人民币货币互换规模、渣打人民币环球指数(RGI)、中国香港:银行人民币存款这6个因素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这为测度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供了一定参考。
摘要：随着人民币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随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文中结合12项相关经济指标对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行描述,通过SPSS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012年-2016年月度数据进行分析,找出了能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6个指标,并研究了每项指标对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贡献大小,对人民币国际化测度问题进行研究。同时,从三个方面对人民币加入SDR后的国际化进程战略进行了展望,提出人民币的“亚洲化”是国际化的基石,并要警惕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可能引起的风险。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主成分分析法,金融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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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建军,林翔.关于日元国际地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09(4).
国际化程度 篇8
关于经济国际化程度问题, 本文作者认为经济学者应该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国际化程度。许多经济学者 (例如, 韩立民、刘玉玫、贾双苗、卢丹等) 都建立了衡量实体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指标。例如, 从贸易视角建立的外贸依存度 (计算公式=本国商品进出口总额/本国GDP) 、从投资视角建立的直接投资流量依存度 (计算公式=本国对外国直接投资与外国对本国直接投资之和/本国GD) 、从生产视角建立的跨国生产依存度 (计算公式=本国企业在外国的生产与外国企业在本国的生产之和/本国GDP) 。但这些指标有一个共同缺陷:它们都是在流量概念上建立的指标。具体讲, 这三个公式的分子在性质上有一个共同缺陷:分子各组成部分取值都取决于流量 (指某年内的发生额) 而不是存量 (指截止某年底为止的累计额) 。由于不能用流量大小判断存量大小, 所以采用这些指标不会取得令人信服的衡量结果。
二、从要素收入视角在存量概念上构建新指标
为了更加准确衡量实体经济国际化程度, 本文认为可以从要素收入视角在存量概念上建立一个更优的指标。在宏观经济学中, GDP (国内生产总值) 与GNP (国民生产总值) 是在同一水平上的经济总量。实际上, GNI (国民总收入) 已取代GNP, 且世界银行数据库中所有GNI数据都等同于GNP数据。依据上述可知, 一国GNP (或GNI) 与GDP之间有以下关系:
GNP (或GNI) =GDP+本国公民在国外得到的要素收入 (A) -外国公民在本国得到的要素收入 (B)
在公式中, A与B这两项都是跨国要素收入。若从要素收入视角研究一国实体经济国际化程度, 为简单起见和便于比较, 本文将该指标定义为跨国要素收入依存度, 它是本国公民在国外得到的要素收入 (A) 与外国公民在本国得到的要素收入 (B) 之和占本国国民总收入 (GNI) 的比值, 公式为 (A+B) /GNI。显然, 若给定一国GNI, 该国跨国要素收入发生额A和B越大, 则 (A+B) /GNI这一比值越高, 就表示一国实体经济国际化程度越高。
需要强调的是, 跨国要素收入依存度是在存量概念上建立的指标, 因为其公式中分子各组成部分取值都取决于存量概念。具体讲, 某年本国公民在国外得到的要素收入 (A) 越高, 则表示截止到该年底为止本国对外国投资累计规模和本国劳务输出累计规模越大;某年外国公民在本国得到的要素收入 (B) 越高, 则表示截止到该年底为止外国对本国投资累计规模和本国劳务输入累计规模越大。所以采用跨国要素收入依存度可取得令人信服的衡量结果。
三、从要素收入视角对各国实体经济国际化程度做实证分析
美国和日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发达国家, 而中国和印度是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下文是用跨国要素收入依存度对上述四国实体经济国际化程度做实证分析。表1、2、3提供了在2005年~2012年时期美日中印四国的相关要素收入数据和国民总收入的数据。
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数据
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数据
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数据
根据跨国要素收入依存度的公式 (A+B) /GNI, 可以计算出表中每个国家的跨国要素收入依存度的数据。表4提供了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跨国要素收入依存度的数据。
注解:横坐标刻度1-8分别表示年份2005-2012;纵坐标刻度表示跨国要素收入依存度
图1是根据表4中数据绘制而成。表4中数据和图1中曲线显示:在2005年~2012年时期, 美国的跨国要素收入依存度最高, 中国与日本比较接近, 但明显高于印度。在上述时期, 在对外投资和吸引国外投资, 以及在劳务输出和输入方面, 中国已是发展中国家内的娇娇者, 其水平当然明显高于印度。表1和表2中的数据显示, 日本在对外投资和劳务输出方面强于中国, 但在吸引国外投资和劳务输入方面却弱于中国, 使得中国与日本接近。中国明显低于美国, 则无需解释。结论:若从要素收入视角来看, 即用跨国要素收入依存度来衡量, 在上述时期, 美国实体经济国际化程度明显高于中日印三国, 中国与日本比较接近, 印度是最低的。
四、结语
关于衡量实体经济国际化程度问题, 本文指出以往经济学者从不同视角建立的常用指标都是在流量概念上建立的, 在理论上有先天不足。为此, 本文从要素收入视角在存量概念上建立了新指标———跨国要素收入依存度, 这一新指标在理论上优于那些旧指标。本文还用这一新指标对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四国实体经济国际化程度做了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的结果与现实情况完全相符, 这就证实了新指标的实用性和可靠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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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程度 篇9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资产减值作为公允反映企业资产状况不可或缺的一项会计核算,其地位与日俱增。在各国会计准则不断向国际化趋同的背景下,资产减值会计准则要求更符合国际惯例,同时保证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高质量,客观上还要求准则必须针对本国问题、基于本国国情,实现国际化和本土化平衡。会计准则制定和国际趋同是世界各经济体长期博弈的过程,欧盟作为世界最大经济组织,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英国作为欧盟四大成员国之一,不可避免地受到欧盟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态度的影响。2005年,欧盟全面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英国作为主要成员国积极参与其中,实现第一次实际意义上的大规模趋同。然而,一方面,欧盟在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时采取双重认可制度,使欧盟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有差异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总部设在伦敦,英国在理事会中的重要角色也使两者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固定资产和商誉减值》准则的国际趋同程度如何?跨国企业资产信息是否具有可比性?同时,英国作为欧盟的主要成员国,资本市场发达,投资者保护和法律执行力强,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领域具有重要话语权。而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新兴资本市场,正处于转轨经济中,投资者保护和法律执行力相对较弱。相比之下,我国同时期《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程度怎样?英国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程度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者又有哪些启示和经验借鉴呢?
鉴于此,本文通过回顾中英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相关文献,采用赋值法和匹配系数法对2011年英国 《固定资产和商誉减值》财务报告准则和我国《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程度进行形式趋同的计量,力求直观地反映当前中国和英国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程度的高低,通过横向比较分析为我国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完善与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二、文献综述
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盟整体会计准则趋同层面,针对英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程度的研究较少,而国内更多是围绕英国会计准则的发展进程、中英会计准则的内容对比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建议等,对英国《固定资产和商誉减值》这一具体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研究更是寥寥。相比之下,在会计准则趋同程度的度量方法上的研究相对丰富,例如,王治安和万继峰(2005) 利用平均距离代替马氏距离和配比率作为测量协同度的指标,度量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程度,结果表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仍存在适度差异。杨钰和曲晓辉(2008)采用修订的Jacard系数,分阶段定量考察了1998年以来我国资产计价相关准则的国际趋同程度及其变化,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准则比较项目达到高度趋同,少数领域仍存在细微差异。张国华和曲晓辉(2009)提出模糊聚类分析法,以我国存货、固定资产、收入和无形资产四项准则为例,度量了其国际趋同程度。Fontes等(2005) 采用Jacard系数法和Spearman系数法计量了1977-2003年间葡萄牙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水平。Nguyen和Gong(2014) 利用模糊聚类分析法计量越南会计准则(VAS)与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AS/IFRS)的趋同程度,其结果表明两准则仅实现了中等水平的趋同。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会计准则形式趋同度的度量方法研究已久,度量方法各有千秋,整体而言度量方法越来越被学术界所认可,但对英国FRS 11准则国际趋同程度的研究较少,遵循英国会计准则的报告实体其资产价值信息可比程度仍需进一步研究。
三、英国《固定资产和商誉减值准则》国际趋同程度计量
(一)研究设计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于1998年6月发布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IAS 36)《资产减值》,并在2004年和2009年进行两次修订,2004年是针对合并项目第一阶段部分内容修订,2009年针对商誉减值处理内容修订,此后未进行改动。英国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FRS 11)《固定资产和商誉减值》由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于1998年7月正式发布,生效至今。鉴于此,本文以2011年FRS 11和IAS36为研究对象。对比IAS 36和FRS 11具体准则发现,两准则均是按照减值损失的判断、计量和披露的会计程序来安排准则结构的。通过综合两准则所有可比项目,将准则分为七个对比项目进行计量,分别是:A1定义、A2范围、A3减值的认定、A4可收回金额的计量、A5减值损失的确定、A6减值损失的转回、A7列报和披露。
每一比较项目下,根据准则具体规定设置比较点。实际设置中比较点涵盖了两准则中的主要规定,共计比较点40个。其中,A1(定义)设置1个比较点;A2(范围)下包括一般规定和具体规定两个比较点;A3(减值的认定)下分为减值迹象、减值检查时点两个方面,包括9个比较点;A4(可收回金额的计量)下分为一般原则、可变现净值计算、使用价值计算、现金流量后续监测四个方面,包括9个比较点;A5(减值损失的确定)分为一般规定、减值损失的分配、重估价后的固定资产三个方面,包括4个比较点;A6(减值损失的转回)分为单个资产、现金产出单位、商誉三个方面,共3个比较点;A7(列报和披露)下共设置12个比较点。
对所有比较点采用相同的赋值标准进行赋值。本文借鉴Nguyen和Gong(2014)的做法,基于整体会计准则的视角,把会计准则形式趋同程度分为完全趋同、基本趋同、中度差异、完全不同四类。具体赋值原则如下:(I)当比较点内容完全匹配时赋值为“1”;(II)当比较点内容完全不同或者仅在FRS11中有规定而IAS 36中没有,或IAS 36中有规定而FRS 11中没有时,赋值为“0”;(III)比较点在FRS 11和IAS36中都有规定,但内容不完全相同时,准则趋同水平在(0,1)之间。对基本趋同赋值“0.7”,对中度差异赋值“0.3”。比较点具体设置及赋值情况见表1。通过上述赋值结果计算每一比较项目的匹配系数,根据匹配系数来衡量FRS 11和IAS 36的趋同程度。匹配系数计算公式:
其中:m1表示完全相同的变量数;m2表示基本趋同的变量数;m3表示中度差异的变量数;m4表示完全不同的变量数。
(二)计量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设计对FRS 11和IAS 36相对应的40个比较点进行赋值,并计算A1定义、A2范围、A3减值的认定、A4可收回金额的计量、A5减值损失的确定、A6减值损失的转回、A7列报和披露七个对比项目的匹配系数,进而对趋同程度进行量化。执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英国FRS 11和IAS 36两准则对资产减值的定义是完全相同的,但准则在适用范围上的对比值为0.7,相对而言IAS 36的适用范围更广,而英国对小型报告主体有另外一套会计准则供其采用,因而不包括在该准则适用范围内。减值的认定上,匹配系数是0.79,是七个对比项目中趋同度最高的一项,说明两准则在减值迹象的判断和减值检查时点上的规定高度相似。但从表1的具体对比点可以看出,两者差异主要是IAS 36 要求每年年末必须对商誉和无使用期限的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而FRS 11存在免除减值测试的例外情况。
在A4可收回金额的计量和A5减值损失的确定上,两准则匹配系数分别是0.74和0.68,低于减值认定项目的趋同程度,表明英国对固定资产和商誉减值的计量较确认而言趋同水平要低。而在A6减值损失的转回上,匹配系数为0.67,与A5减值损失的确定项目0.68的匹配系数极其接近,表明两项目作为构成资产减值计量的主要部分,趋同水平基本相同,可以代表准则计量的趋同程度。
在准则披露方面,表1详细描述了该项目12个对比点的赋值情况,相比其他6个比较项目,列报和披露的匹配系数仅为0.59,趋同程度相对较低。从表1中的对比点可以看出差异主要在于IAS 36要求列报和披露内容更广泛,12个对比点仅有3个对比值为0.7,其他9个对比点有5个完全相同,剩余4个对比点FRS 11中没有规定。
从整体看,FRS 11和IAS 36的匹配系数近似为0.7,根据前面对趋同程度的分类标准,本文认为英国《固定资产和商誉减值》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达到了基本趋同程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2005年起,欧盟全面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英国作为主要成员国积极参与其中,实现第一次实际意义上的大规模趋同;(2) 欧盟在全面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时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采取双重认可机制,这意味着欧盟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积极靠拢的同时依旧保留了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发言权;(3) 英国FRS 11的制定符合其会计准则制定的核心思想———真实公允,而具体规定则是本国企业与政府制定者博弈后的结果。
四、我国《资产减值准则》国际趋同程度计量
(一)研究设计
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发布(CAS8)《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该准则与旧会计准则相比,在适用范围、减值迹象判断、减值损失的计提和转回等方面均有突破性进步。新准则在制定上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对资产减值会计处理做出了全面具体的规范,并一直沿用至今。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比性,本文采用同时期(即2011年3月底)《资产减值准则》为研究对象,运用上述方法进行计量,并将上述研究称为研究1。
仍将IAS 36和CAS 8分为A1定义、A2范围、A3减值的认定、A4可收回金额的计量、A5减值损失的确定、A6减值损失的转回、A7列报和披露这七个比较项目。但在比较点设置方面,由于比较点涵盖IAS 36 和CAS 8的主要内容,坚持设置原则的一贯性,设置点与研究1中的设计有一些差别,原因在于:(1)FRS 11中有的规定,在IAS 36和CAS 8中均没有,使得研究1中设置了比较点,这里没有设置;(2)CAS 8中有的规定,在FRS 11和IAS 36中都没有涉及,因此在研究1中未设置该比较点,但这里会设置。除上述两个影响因素外,其他比较点与研究1相同。比较点具体设置情况:A1(定义)设置1个比较点;A2(范围)下包括一般规定和具体规定两个比较点;A3(减值的认定)下分为减值迹象、减值检查时点两个方面,包括9个比较点;A4(可收回金额的计量)下分为一般原则、可变现净值计算、使用价值计算三个方面,包括8个比较点;A5(减值损失的确定)分为一般规定、减值损失的分配、重估价后的固定资产三个方面,包括4个比较点;A6(减值损失的转回)分为单个资产、现金产出单位、商誉三个方面,共3个比较点;A7(列报和披露)下共设置13个比较点。累计比较点共40个。采用与研究1相同的赋值原则,比较点具体设置及赋值情况见表3。
(二)计量结果及分析
采用研究1中匹配系数计算公式(即公式1)计算IAS 36 和CAS 8七个对比项目的匹配系数,对趋同程度进行量化。执行结果如表4所示。
注:匹配系数保留两位小数
通过表4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中国CAS 8和IAS 36对资产减值的定义相同,这一点在FRS 11中也没有区别。在适用范围上,两准则匹配系数为0.85,CAS 8和IAS 36对明确排除在准则适用范围之外的列举项存在差异,比如:CAS8指出融资租赁中未担保余值的减值不在准则适用范围内等,而IAS 36没有此规定。减值认定项目下包括减值迹象判断和检查时点两方面,两准则差异主要在减值迹象判断上,同是7个减值迹象的判断,IAS 36列示的更加明确,而CAS 8中以“其他表明资产减值可能存在减值的迹象”收尾,使得准则匹配系数为0.82。
在可收回金额的计量上,两准则达到高度趋同的水平,匹配系数0.93,是7个比较项目中趋同度最高的,差异主要在两准则对相关概念的表述上,例如CAS 8 中使用“资产组”而非IAS 36中的“现金产出单元”,等等。A5减值损失的确定方面,两准则匹配系数为0.75,相比准则对计量的规定,其趋同程度低,从表3中可以看出1个对比点完全不同,即对重新估价后固定资产的确认,CAS 8对此没有相关规定,这也构成两准则主要差异点。
值得关注的是A6减值损失的转回,匹配系数为0,表明CAS 8与IAS 36完全不同,IAS 36观点是当引起减值损失的事实消失时允许减值损失转回,而CAS 8规定已经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一律不得在以后会计期间转回。这是CAS 8与IAS 36显著不同的地方。
对于列报和披露方面,匹配系数为0.67,受A6减值损失的转回差异的影响,IAS 36中涉及减值损失转回的披露,CAS 8中均不涉及;其次,从表3具体对比点看出IAS 36要求列报和披露的内容较CAS 8更详尽。此处设置13个对比点,较表1 FRS 11与IAS 36的12个比较点多一个,即第30个比较点,CAS 8中要求披露减值准则累计影响金额,在IAS 36和FRS 11中均未要求披露。
最后的执行结果,CAS 8与IAS 36匹配系数为0.73,根据前述的分类标准认为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与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达到基本趋同程度。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1年英国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 《固定资产和商誉减值》 和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为研究对象,以同时期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为参照标准,通过赋值法和匹配系数法分别计量了中英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程度。研究表明英国固定资产和商誉减值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度达到70%,中国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度略高于英国达到73%,两准则均实现了基本趋同,但英国较中国在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制定上更具独立性。
(二)启示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英国会计准则在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大背景下,依旧保留了适用于本国的制度条款,坚持合理的会计原则。相比英国所处的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我国正处于转型经济期,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投资者保护执行力弱。在这样的背景差异下,首先,我国不仅要积极实施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增加跨国间企业资产信息可比性,降低境外投资风险,同时也要不断优化制度环境,为高质量的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实施提供保障。其次,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不是生搬硬套,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者必须坚持以我国基本国情为导向,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制定适用于我国当前会计环境的资产减值准则。与此同时,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并提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合理建议,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博弈中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
摘要：以截至2011年3月底的英国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固定资产和商誉减值准则》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准则》为研究对象,采用赋值法和匹配系数法对两准则的国际趋同程度进行形式趋同的计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本研究将会计准则形式趋同程度分为四类:完全趋同、基本趋同、中度差异、完全不同。研究结果表明中英两国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程度均达到基本趋同水平。本研究希望通过计量来直观反映当前中英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程度,帮助跨国间资产价值信息的比较,同时为我国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资产减值,国际趋同程度,匹配系数法,英国
参考文献
[1]杨钰、曲晓辉:《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程度——资产计价准则的经验检验》,《中国会计评论》2008年第6期。
[2]汪祥耀:《英国会计准则的演进和最新发展》,《财经论丛》2002年第2期。
[3]张国华、曲晓辉:《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度量方法拓展——模糊聚类分析初探》,《财务与会计》2009年第12期。
国际化程度 篇10
一、股权投资程度的分析
1. 股权投资比例达到50%以上时,投资程度被定义为绝对控制。无论是否存在投资企业影响被投资单位的标志,投资企业会形成对被投资单位的绝对控制权。所谓绝对控制权,是指投资企业有权决定被投资单位的经营管理决策。控制的主体是唯一的,不是两方或多方。即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的提议不必要征得其他方同意,就可以形成决议并付诸实施。
当投资企业的股权投资比例大于被投资单位股份的50%即成为被投资单位的第一大股东,由此也被赋予了最大的投票权。50%以上的投票权最终产生的是50%以上的意见,形成公司最终的决策。
2. 股权投资比例在50%以下时,国际会计准则通常以影响程度来判定投资程度,分为“缺乏重大影响”和“具有重大影响”。标志性影响因素存在的时候,投资程度并不由股权投资比例决定。即在投资比例小于20%时,投资企业可能对被投资单位管理和经营施加了重大影响。而投资比例大于20%时,投资企业也有可能对被投资单位管理和经营不存在任何重大影响。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对重大影响标志的解释为:1投资企业参与董事会,参与被投资单位的管理;2参与被投资单位的管理决策;3存在重要的关联方交易;4投资企业与被投资单位内部管理人员的相互流动;5存在重要的技术信息条约。
3. 股权投资比例在50%以下但缺乏以上明显的影响标志时,投资程度通常由投资比例决定。即在股权投资比例为20% ~ 50%时,可以被认定为对被投资单位产生类似重大影响。
(1)夏普里—舒比克权力指数反映了股权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力,能够客观地度量某股东或某些股东对股份制公司的控制力。夏普里值所反映的是参与人在一个投票体中的“影响程度”,或投票人与其他投票人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即作为关键加入者的次数的比重。所谓关键加入者,是指某一投票者加入某一联盟中,可使得该联盟成为获胜联盟;或该投票者在已形成的获胜联盟中退出时,该获胜联盟将因此而瓦解,从而不能成为获胜联盟。此时的夏普里值反映的就是投票人的“权力”。它的核心假定是,投票者形成的每一个排列是等可能的。
将夏普里值用于投票分析,所得到的投票决策者的夏普里值就为夏普里—舒比克权力指数,也就是股东的权力。对于以半数为通过临界点的议案,如果一股东拥有超过50%的股份,那么他的夏普里—舒比克权力指数为1,而其他股东的夏普里—舒比克权力指数为0。由此也说明在股权投资程度大于50%的时候,投资企业可以对被投资单位产生绝对的控制。但当一股东持股比例小于50%的时候,那么他的夏普里—舒比克权力指数会下降,而其他股东的夏普里—舒比克权力指数上升。
(2)从被投资单位股权结构角度分析。若投资企业持有被投资单位相对控股权即持股介于20%~50%,则可以被视作大股东,大股东定义即为持有被投资者股权相对较多的投资者。
第一,对被投资单位内部决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但并非形成绝对控制的程度。若被投资单位的股权相对集中,则持股20% ~ 50%的投资者并不一定是绝对唯一的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而言,董事会成员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根据代理理论,大股东会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选举出代表他们利益的董事,进入董事会,形成被投资单位的最高决策层。因此,不同的董事会成员将代表不同的大股东意愿。当被投资单位出现重大决策议案时,若不同的大股东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那么代表大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成员的意见也往往出现冲突,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被投资单位内部的决策。当然最终结果是由董事会成员中超过半数以上的意见形成重大议案的决策方案,即最终代表着几个相同意见的绝对比例大股东意愿。
第二,对被投资单位管理层的监督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因被投资单位由少数几个大股东分享控制权,使得任何一个大股东都无法单独控制公司,一定程度上达到互相监督,抑制股东因自身利益牺牲公司资源的现象。另一方面,公司所有权同经营权分离使股东与管理层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代理成本应运而生。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成本是代理成本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有效地控制监督成本是减少代理成本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持股比例在20% ~ 50%之间的大股东之间应考虑如何有效率地配合,而非无效地监督,增加监督成本。
第三,公司兼并时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公司兼并必须得到每一方公司超过三分之二以上股权的股东的赞成票方获批准,因此,在公司面临最终兼并或被兼并时,持20% ~ 50%股权的股东的赞成与否往往对企业兼并成功与否起到关键性作用。投资程度达到20% ~ 50%的投资企业在董事会的决策上有较大比重的发言权及决策权,一旦这些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存在根本利益冲突,这些股东将会凭借其相应比重的决策权更换管理层。这些投资企业大多会参与公司一些重要决策的制定和表决。
(3)从被投资单位绩效方面分析。该投资比例下的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经营管理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被投资单位的绩效。在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 ~ 50%之间、股权结构相对集中且公司有若干个可以适当相互制衡的大股东的情况下,由于大股东拥有股份数量较多,因此有动力也有能力发现公司经营中的问题并提醒管理层进行改进,而其他股东由于也拥有一定的股权,对被投资单位经营管理和大股东行为也有监督动力和制衡力。强有力的监督和积极的态度会使得被投资单位的运营更加健康,公司绩效也会因管理的加强而更加可观。
股东参与董事会并针对管理层制定较有效的激励措施,如设立绩效奖励或股权分配的措施,这都将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甚至在公司出现资源不足的问题时,持股20% ~ 50%的大股东会考虑直接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进行支持。这些都将对被投资单位产生重大的影响。
4. 在股权投资比例大于20%而小于50%且又缺乏以上明显的影响标志时,投资程度可以被认定为类似“缺乏重大影响”。
从投资目的而言,对于持股20%以下的投资者,一部分投资者投资目的仅是获取投资收益而非对被投资单位管理决策施加重大影响和控制。另一部分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可能存在参与管理意愿,但由于股权比例小于20%,其影响力也会低于20%,最终重大公司管理决策仍然由其他大多数股东意愿决定。
从股权的稳定性角度而言,持股比例小于20%的股东流动性更大,他们更多地关注公司短期利益,而缺乏对公司长期战略发展的思考。
二、不同股权投资程度决定了投资者的核算方法选择
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成本法;另一种为权益法。《国际会计准则第40 号——投资性房地产》对股权投资核算采用成本法,《国际会计准则第28号——在联营企业的投资》采用权益法,即根据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影响程度来决定核算方法的采用。影响程度包括无重大影响、重大影响和控制影响。当缺乏重大影响时,投资企业采用成本法来核算,而存在重大影响时采用权益法来核算。所谓重大影响是投资企业通过获取被投资单位的投票权股票(一般指普通股)达到影响被投资单位管理的目的,准则明确提出,若缺乏重大影响的证据,通常以所购买投票权股票占全部被投资单位在外发行的投票权股票比例来决定。持股比例0% ~ 20%代表无重大影响,20% ~ 50%代表重大影响,而超过50%则意味着绝对控制。当出现控制的关系时,投资企业可选择成本法或权益法(如下图所示)。
成本法与权益法两种核算方法存在很大的差异:
1. 成本法是指按长期股权投资成本计价的方法,即投资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按原始取得成本入账后,始终保持原资金额,不因被投资单位的经营成果发生增减变动而受影响。它是一种以收付实现制为确认基础、以历史成本原则为计量基础的会计处理方法。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成本法主要适用于两种情况: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投资,即对子公司的投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投资。目前,大部分国家对成本法所适用的投资程度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保持一致,美国会计准则对于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产生控制这一投资程度没有要求投资企业使用成本法,更多的采用的是权益法。
2. 权益法是指投资以初始投资成本计量后,在投资持有期间根据股权投资比例的变动对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方法。与成本法不同,权益法在投资实物中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在国际会计准则中,权益法同样适用于两种情况:能够与其他合营方一起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即对合营企业投资;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重大影响的投资,即对联营企业投资。对于权益法所适用的投资程度,各大会计准则的规定基本一致。
三、权益法或成本法的选择对投资者财务报告产生的不同影响
1. 在初始投资时,若采用成本法,投资结果只会影响资产项目之间的变动,即现金减少,股权投资额增加,资产总额不会发生变化;若采用权益法,投资者报告要受被投资单位净资产的评估价值影响。若被投资单位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大于其账面价值时,投资企业对于其溢价值要根据不同资产在当期进行摊销,摊销的结果使投资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额减少,相应当期权益额下降,当期盈余收益减少。
在投资报告期间被投资单位宣布发放现金股利时,若采用成本法,投资企业的资产、权益以及当期盈余收益同步增加;而若采用权益法,投资企业资产项目之间金额发生一增一减的变化,而资产总额、权益以及当期收益保持不变。
在投资报告期结束时,若采用成本法,则不必进行任何会计处理;而若采用权益法,则投资企业当期资产、权益以及当期收益都必须按股权比例计列被投资单位当期收益。
2. 现以2009年某国际餐饮集团BAISH(投资方)投资于国内某著名的餐饮连锁有限公司XFY(被投资单位)为例,说明采用不同的会计核算方法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XFY2009年3月25日早晨7∶15发布公告,公司获股东TI及PR通知,二者将拥有的XFY股权悉数出售给BAISH餐饮,共计14 312.98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92%。XFY控股股东PW及主要股东BY则表示,它们将所持6 239.870 4万股股份出售给BAISH,占总股本的6.07%。上述两笔股份转让协议的签署时间都在3月24日。BAISH此次为收购XFY 20%的股权出资4.93亿港元。考虑到PR持有的股份计入公司公众流通股股份,转让完成后XFY将不符合公众流通股占25%的规定。主要股东BY做出相应对策,将其所持10.03%的股权进行分派,分派后,公众流通股占比将恢复到至少25%。自此,BAISH将成为XFY第二大股东,PW持股45.88%,仍为控股股东。同时BAISH也承诺,尽管收购了20%的股权但不会参与XFY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务。在XFY餐饮连锁有限公司2009年年度财务报告中,公布发行的普通股有1 027 678 370股,期末宣布发放的现金股利为12百万元,全年净收益为155.4 百万元。此项投资对BAISH公司财务报告(忽略所得税影响因素)的影响见下表。
根据上表:1在投资初始,当XFY净资产被评估的公允价值大于其账面价值,若BAISH采用权益法,则资产、权益以及当期收益可能减少,这是由于BAISH需要根据其20%的投资比例摊销其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异额。而采用成本法则不需要考虑XFY净资产的公允价值。2投资报告期间,XFY分配股利,BAISH采取成本法,记录其应收到的投资股利,资产的“现金”项目和权益的“留存收益”项目以及净利润的“投资收益”项目同时增加12百万元。若采用权益法,BAISHE的资产的“现金”项目和“股权投资”项目一增一减12 百万元,总的资产额未变。3在报告期末,BAISH公司采用成本法核算时,各项目不会受XFY的影响。而采用权益法核算时,股权投资必须按投资比例计列被投资公司收益(155×20%=31),因而会改变资产负债,并形成对公司当期收益的影响。
因此本文建议,对于那些资金充足的、能够承受更高风险的公司,可尝试对被投资单位形成重大影响或控制的投资,在会计核算处理上采用权益法,从财务报告上体现更多收益,并能通过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有效地改变资本结构而增强股东和其他投资者的信心。若投资者投资动机趋于稳健,而且并无强烈意愿参与被投资单位的经营管理,仅希望通过获得短期投资收益作为回报,则可以对被投资单位形成既没有重大影响也不实施控制的投资程度,从而使用成本法核算。
摘要：对于投资企业而言,如何进行正确及有效的股权投资会计核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股权投资程度。本文通过对股权投资程度的认定,探讨了“重大影响”、“控制”以及“缺乏重大影响”三种投资程度与不同会计核算方法选择的关联问题,并结合案例分析选择不同核算方法所导致的财务结果以及对财务报告的最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