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属性（精选9篇）
课程属性 篇1
任何事物都有属性,大体上,属性可以分为本质属性和普通属性。普通属性是同类事物共同具有的属性,本质属性是一个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区别于另一个事物的根本的属性。
义务教育课程也有其本质属性和普通属性,其普通属性与高等教育、高中教育等课程一样,是学生品德形成、知识传授的载体。其本质属性就是本身所固有的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课程的根本的属性。认清义务教育课程本质属性对于推进义务教育课程建设、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根据《义务教育法》对义务教育的规定,义务教育的本质属性可以概括为强制性、基础性、普适性和均衡性,为此,义务教育课程至少应该具有以下本质属性:
普适性。也就是义务教育课程应普遍适应全国所有的义务教育学校和学生,即在现有师资、办学条件下,所有城乡学校都能开齐、开足、开好所设课程。义务教育是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作为实施义务教育的载体,义务教育课程必须让全国所有学生都平等享受,不因其所处位置、所在学校而有所区别。要增强义务教育的普适性,就要以全国义务教育的中间水平作为义务教育课程设计参照系,而不是以城市或是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作为标准来设计课程。否则,义务教育课程的普适性就会大大降低,这对于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是他们真正的“起跑线”。
基础性。也就是义务教育课程要适合适龄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状况和实际情况,坚决克服“繁难偏旧”,换句话说,就是重在提供学生未来发展的基础性知识,树立意识,不追求学习内容的完整、全面。一方面,要防止教学内容层层下移,出现博士妈妈辅导不了小学儿的状况,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教学内容面面俱到,改变“少开一门课,学生的知识就少一块”的观念,树立新的教育理念。党的教育方针强调“全面发展”,是德智体美几方面全面发展,而不是只在学习知识上的全面发展。早在1917年,毛泽东同志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说:“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这个理念,对今天义务教育课程的设计和改革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时代性。也就是义务教育课程反映的时代要求、时代特征、时代脉搏,即把当今时代党和国家提倡的社会风尚、法律要求,道德准则以及对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要求等及时充实到义务教育课程中。教育不仅具有工具性,用以传承文化和知识;教育更具有阶级性,要反映党和国家的主张、意志,这是教育保持正确办学方向的主要体现;教育还要与时俱进,把人类社会最新的发展成果、理念等及时传递给学生,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增强义务教育课程的时代性,就应把家风、孝道、中华文化精粹、党和国家的新政新风、发展成就等纳入课程之中。除此之外,还要革除义务教育课程中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陈旧内容。
养成性。也就是义务教育课程要有利于学生在走进社会、融进生活、亲近自然中养成做人的基本品质,而不能把学生束缚在课堂上,换句话说就是有利于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不过分强调知识学习和传授。人类积累的知识浩如烟海,要把时间还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相信学生利用教师传授的方法在未来的时间里能够学习掌握自身生存所必须的知识。但是,行为习惯如果错过了义务教育阶段这个养成期,要再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或者改变不良的行为习惯就要困难得多。如果从小不注意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就会出现小学学知识、大学养习惯的“倒挂”局面。俗话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尊重长辈和老师,在旅游等公共场所中讲究文明礼仪等都要在义务教育这个关键期养成。就像一棵树,幼苗时有弯曲,通过外力可以矫正,但是一旦长成大树,即使折了,也不可能再通过外力来改变其状态了。
认清事物的本质属性,既是适应和引领事物发展的前提,也是主观世界正确改变客观世界的基础。只有正确把握义务教育课程的本质属性,才能真正认识到其客观要求,也才能真正体现其本质。这是关系到教育目标和未来人才质量的大事,不可小觑。
课程属性 篇2
中图分类号：G80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2－0050－04
近几年来，关于体育课程屙性的问题，有贾齐、钟远金、谢飞厚、刘曼航、孙庆祝等人，分别从文化学、教育学和哲学角度进行探讨。但是任何一项学术研究与学科属性的定位，都离不开相应的语境，任何“缺乏语境限定的讨论对解决体育基本理论问题是徒劳的”。当前体育课程本质属性亟需从身体语境中进行社会学解读和定位，因为“人的身体是教育的最好表达”，身体状况可以直接反映体育课程的本质属性。
1、体育课程对人的社会属性教育的遮蔽
近些年部分课程研究依据某些西方不尽成熟或缺少检验的理论思潮，在探究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元理解和泛滥解释之中，极大地消解了体育课程本质属性，即体育课程本质属性旨在“身心兼修、魂魄并铸”的人的社会属性的培养。
1.1现行体育课程的物化
体育课程的物化是指对身体概念的生物性理解和机械理解，把身体简单视为“肌体”，把身体练习视为“肌体”练习，体育课程性质只关注“肌体”层面的生理性改造，忽视“精神”层面的社会性教育，忽视了身体、心理与精神的整体兼修。实践证明：体育课程的模式化、程式化、标准化已经极大束缚了学生的身体运动时间和空间。以《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为“指挥棒”，以追求体质健康状况的高达标率为依托来编制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导致课程实施对技术规格、密度曲线、运动负荷等生理性的强化和对学生的情感、动机、态度、意志、个性体验等心理和精神要素的弱化。现在的课程研究把生动、活泼的体育课堂视为呼吸变化、脉搏监控的实验场所，把富有运动欲望的学生身体理解为“肌体”甚至是“肉体”，把学生原本主动的运动需求变为被动而又无奈接受的现实。
体育课程是身体的生命化过程，是对学生肌体、心理与精神的一种运动滋养。从社会学角度看，体育课程不是简单的学生“肌体”的物化改造手段，学生身体也不是体育课程有待加工的物质实体。体育课程除了要关注“对肌体做了什么”，即注重课程实施对学生技能掌握、呼吸脉搏变化情况来增强体质之外，更需要重视对学生“精神和心理做了什么”，反映社会发展需要，强调身体的社会属性教育。其次，从教育学角度看，体育课程对身体的加工远非停留在运动系统“肌体”的表面，体育课程必须要把对身体姿态、运动轨迹、技术技能等身体要求视为一种身体的文明化表达和社会化习得过程，反映体育课程对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伦理道德的教化与规训功能，体育课程要体现着对学生身体的生物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整体性素质提升，而不是单向度的“肌体”训练。那种缺少身体的社会属性思考的体育课程研究，只能使学生的身体被禁锢在狭小的课堂空间之中，致使体育课程丧失宝贵的社会功能与价值。
1.2现行体育课程的“标准化”
近年来许多学者热衷以“科学”名义进行各种体育课程“标准化”研究，这种标准化研究实质上只是对学生“肌体”要求的同质化和确定性问题研究，却难以对学生身体“魂”与“魄”的铸造进行标准化研究。体育课程标准化实施只是反映了各个目标领域的学科逻辑，注重锻炼身体方法的传授和技能的提高。而事实上，这种学科逻辑却把魂魄相济的体育文化肢解成技术关键、技术细节、练习步骤和方法，导致体育人文精神和生命价值无法得到体现和升华，体育运动所蕴含的智慧、激情、情感、自由、超越、公平、竞争、拼搏等社会属性得不到释放，误导了教师与学生对体育课程标准的社会性认识与理解。体育课程需要精神生命的激扬和社会生命的铸造，因为体育课程逻辑更接近于“身体的逻辑而不归属于理性的逻辑”。体育课程的“魂”与“魄”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将直接涉及到课程改革宗旨与成效。
体育课程的“魂”在于对学生精神生命的激扬，体育课程的“魄”在于对学生社会生命的锻造，体育课程“魂魄并铸”本质属性归属于社会的、民族的和国家的需要。换个角度说，体育课程所铸造的健康的、强壮的身体只有贡献于民族进步、社会发展才具有意义，因此体育课程标准化决不能遗忘课程的社会属性，标准化决不能把体育课程误导为单向度的科学研究范式。体育课程标准化必须纠正以过度理性为核心的畸形发展所导致的课程失衡现象，必须要把身体逻辑与社会逻辑整合为一体，才能使体育课程发育健全和健康成长。
1.3现行体育课程的功利化
首先，功利化追求直接表现为对学生身体的生物性改造上，遗忘了体育课程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及顽强拼搏的精神”等社会品质教育虽然在体育课程目标中都有体现，但由于受“智力本位”及功利主义的影响，原本体育课堂上顽强拼搏精神被怕苦、怕累、怕脏现象所取代，体育课程对身体的关注不断滑落并凝聚在“肉体”之中，遮蔽了人们对体育课程社会属性的认识。尤其近些年来，由于应试教育下追求升学率的影响，体育在现代教育中呈现萎缩状态，独生子女的吃苦耐劳的品质，经受挫折的能力以及果断、自制、坚韧等良好的社会品质令人担忧，孩子从小被喂娇了、抱懒了、惯坏了。
其次，改革开放30年以来，课程属性的功利化更关注于课程改革实验表面的“轰轰烈烈”、更关注于学生唯生物性特征的体质改造。各类各级的诸多体育课程研究课题多出于功利化追求，如以《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为根本的高达标率“虚假”追求和研究，否则的话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不可能20年持续下滑，可以说，近些年来，体育课程研究从身体与社会的紧密关系中丧失社会紧迫感、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危机感，遗忘了学生身体的民族性、阶级性和国家意志需要，致使体育课程改革在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的心态中飘荡，尤其面对目前学生个体的差异、城乡差异、地域性差异和校际差异，体育课程标准化并没有考虑到课程标准的操作难度，并没有看到教师对执行《体育课程标准》的无所适从，因此，体育课程的社会属性也难免在学生的人格教育、民族精神教育方面成为一种边缘的教育存在；阳光体育运动、校园集体舞、冬季长跑、体育中考、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等一系列体育政策也成为一阵风、走过场的例行公事，国家有关学校体育的结构性干预被随意性理论假设所取代，有关国家与民族兴衰的体育课程建设的长效机制令人担忧。
人的身体作为有限时间中的空间存在物，是可见的肉性身躯与承载着无限精神的统一体，是个体存在
的全部意义和唯一载体，体育课程唯有让学生心智“苦”，筋骨“劳”，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信念才会得以养成，也才能承担起“天降大任”。因此对身体的控制与改造、规训与教化等行为模式一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领域。南怀瑾先生认为：“19世纪初对人类威胁最大的是肺病，20世纪是癌症，21世纪可能就是精神病。许多孩子精神有问题的背后，就是教育的问题。”因此，当前体育课程迫切地需要承担起培养人的社会属性的社会使命与责任。
2、对体育课程本质属性的理解与认识
2.1
身体教育决不能忽视国家意志
教育发展的历史证明：“教育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不同步现象，其根本原因或直接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社会关系”。“人的本质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发展是怎样的，不是由人性或人的自身所能说明的，从根本上还必须由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的社会生活来说明，直接决定教育的因素是国家意志，“我们培养的必须是对国家、社会，甚至对全人类负责的人才”，因此教育的形态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的烙印。
体育作为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身心教育，“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考虑，学校课程保存和传承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同时受制于特定国家政治需求”。体育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等标准问题，绝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要根据国家需要来规定所教的内容，通过课程实施来实现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正所谓“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国动则一国强”。19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欧洲体操制度》的指导思想源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本身强烈地反映了国家需要，如在1812年，体操创始人杨氏(F.L.Jahn，1760-1852年)组建了体操联盟，统一德国体操用语，设立体操日(实质为反法斗争纪念日)，德国青年集体在体操运动过程中唱爱国歌曲，强调力量和纪律，体系内容包括提高纪律性的队列队形练习、器械体操和武器操练，其体系教育目的是提高德国青年的体能，强化德国国家意志，为德国的统一集聚军事力量。
体育课程标准作为一种课程范式，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对体育的期待与必然需求。但是个体的发展并非在真空中进行的，纯粹的、价值中立的体育课程观是不存在的，“任何社会制度下、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都不存在不考虑社会或国家需要的体育课程，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制约着体育课程编定和实施”；而过分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无限度地尊重个性，弱化国家意志，忽视体育课程的社会属性，是对体育功能特殊性的漠视与弱化，由此也可能导致课程改革的失败。因此课程搞改革保持个性尊重的宽度和深度，保持“合法”的国家利益与“合理”的个性发展之间的适宜张力，无论是课程目标制定、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的实施过程和课程评价，都要反映课程的最终目的——为国家发展服务。
2.2“魂魄并铸”体现了民族性需要
体育课程本质属性反映了国家对人才体质健康的整体性要求。身体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有机体，不再仅仅是医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身体表达不仅仅是光滑的皮肤、强壮而发达的肌肉、粗壮的骨骼，而更具有复杂的社会印记。以健康第一为核心理念的体育课程体系所关注的身体语境绝对不是想当然的一个简简单单的生物体，更远非仅用生物学术语而非社会性加以表达的身体，身体运动饱含着社会所赋予的民族情结、天伦人德和精神意志，身体折射着民族情感和社会情结。从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悲剧一直到“东亚病夫”的民族辱称，身体精神与意志的柔弱无不折射着社会的柔弱，因此身体作为社会意义的纽结，体育课程本质属l陛就一定蕴涵于某一社会范畴之中。新华社曾报道《中国学生体质调查：胖而无力影响国家竞争力》；《解放日报》上刊登《让“身体好”成为教育的起点》等文章无不表达着民族发展的身体愿望，正所谓《身体政治》中“身体本身也是目的”——民族兴衰角度考虑。因此从民族高度看，学生身体机能退化、体力不足和成人病症的低龄化、学生情感世界中对人不关心和对事不努力，精神空虚，心理失落等体质健康状况不仅反映着学生的生命存在状况，更反映着社会发展的民族危机。因此，“健康第一”的体育课程改革必须要首先满足身体状况改善的社会性要求，必须依据民族发展需要来规定体育课程本质属性。
2.3身体的规训与教化是体育课程的现实需要
人的社会化是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必然过程，而人的社会化首先是对人的身体的社会化，即形成适应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一方面，体育作为一种规范的、合作的、有组织的竞技运动，每种运动项目、每个动作，都有比赛规则和严格的规范性要求，这些规范对身体行为起着“戒律”作用，表现为一种身体的秩序、节制、约束，体现着社会道德和伦理的对身体“自由欲望”的规训与教化作用，体现出身体行为的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特征。因此体育课程属性定位要充分利用体育中各种运动规范及标准，发挥体育对身体的约束和控制功能，培养学生对比赛规则的服从能力，注重培养学生遵守规则比赛的规范意识及纪律修养，树立公正、公平的价值观念，把体育课堂营造出引导学生社会行为规范、践行社会规范的模拟场景。另一方面，体育课程倘若使学生长期在自主、建构与个性的状态下学练，长期忽视必要的身体教化与规训，那么所谓体育新课标也只是一种纯粹性理论，改革也只能有“顶天”之理想而无“立地”之功效，尤其我国目前多数学校每个班的男女学生人数较多(平均有50人左右)，学生的兴趣、爱好以及体质和身体素质差异很大，其运动能力也各不相同，如果没有严格的教化与规训要求，那么无论教师素质多高，无论其怎么精心组织教学，总有一部分学生在被动接受，或应付了事，从而直接导致体育课程对学生的伦理道德、社会规范、行为方式等规训与教化的失败。
2.4“身心兼修、魂魄并铸”需要制度化保障
体育课程作为表达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途径与方法，其功能实现需要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干预行为，如加强学校体育立法工作，要深刻认识体育课程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效性，保证“身心兼修、魂魄并铸”这一课程本质属性不受人事变动和个人思想倾向的干扰，确立体育课程“身心兼修、魂魄并铸”的主流意识不动摇，明确各方面应承担的职责；认真研究体育课程本质属性，建议成立具有社会学者参与的课程改革指导机构；重视体育教材建设，把握教材的正确政治方向，严格执行教材审查、出版、发行的有关规定；对课程实施和管理中的违规违纪行为，要有相应的处罚办法。
论审计学专业课程的契约属性 篇3
自我国高等院校审计课程设置以来, 对于审计教学内容或者审计课程到底来自于何处, 目前尚没有统一的结论。若认为来自于实践经验的总结, 但多数教材教学内容却脱胎于国外教材或审计准则;若来自于审计准则, 却也有一些课程内容如国家审计和内部审计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来自中国审计实务;若来自于审计理论或者审计概念框架, 审计学原理类课程的确能够看出有一些审计假设、基本原则的内容, 但有一些高校尤其是跟国家审计机关联系密切的高校, 其审计学课程来自于大量的审计实务经验总结。一些查账技巧类教学内容或者课程很有实用价值, 但跟审计基本理论和其他课程无法衔接。此外, 我国目前还存在一个现状, 即财政部和中注协管理CPA教育 (包括课程) , 审计署、内审协会管理或协助管理国家审计和内部审计教育 (包括课程) 。那么, 审计专业课程设置和取舍的依据是什么, 也即审计学专业课程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笔者从课程参与者角度探索审计学专业课程的属性, 以期对课程论或课程本质的研究有所启示, 同时揭示审计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不一的原因。
二、课程本质与契约相关研究
(一) 课程本质文献综述
课程是一个最普遍使用而定义最差的教育术语 (R.D.V.Scotter) , 据统计, 课程的定义有119种之多。斯宾塞 (1859) 把知识的系统组织定为课程的内涵, 确立了课程即系统化的知识观点, 认为课程就是教学科目。教学科目是从相应科学领域中选取知识分科编排的知识。教学就是将这些科目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以达到教育目标, 这就是教学科目说 (或者知识说) 。另外对课程的理解还有教学计划说和学习经验说。教学计划说 (G.A.Beauchamp) 把课程表述为有计划的教学活动, 包括达到这项目标或目的的策略。学习经验说 (William E.Doll, Jr.) 即把课程的本质界定为学习经验, 课程是学习者直接经验和课程间接经验的融合。对课程本质的界定还有课程即预期的学习结果 (M.Johnson, 1971) 、课程即社会文化的再生产 (M.Skilbeck) 、课程即社会改造 (Theodove Brameld) 、课程即资源、课程即传播等诸多说法, 以上可以看作是传统意义上的课程观。现代课程观包括概念重构学派、批判教育学派、人本主义学派、建构主义学派等观点。概念重构学派派纳 (William F.Pinar) 认为“课程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文件”, 是一种“话语、文本”、“语词与观念”;批判教育学派阿普尔 (Michael.W.Apple) 认为, 课程知识的选择和分配是社会权势者依据某一选择或组织原理而作的意识形态上的抉择, 课程实质上是主流阶层权力、意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体现和象征, 课程知识是一种合法化的官方知识;人本主义课程论者罗杰斯 (C.R.Rogers) 、马斯洛 (A.Maslow) 等要求学校课程以尊重学生的本性和需要为中心原则, 以学生的自我实现为核心目的, 并将认知课程与情意课程相整合, 注重学生及社区所有成员参与课程;建构主义者布鲁纳 (J.S.Bruner) 等人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性和情境性, 知识只是特定社会情境下个人经验的合理化, 不可能以实体的形式独立存在于具体个体之外。20世纪末, 课程理论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 打破了主客二元论传统, 把课程与教学过程结合起来。美国学者韦迪 (R.Weade) 认为课程就是教学过程, 提出了“课程教学”概念, 其内涵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课程与教学过程的本质是变革。从变革的观点看, 就会发现两者的情境意义与不断变化的可能性。二是教学作为课程开发过程。在教学中师生发挥主体性, 共同创生课程, 探求内容转化与意义的重新建构。三是课程作为教学事件。课程已由静态的书面文件变为师生不断创建的经验, 成为动态的过程。
以上观点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结果和过程、单向提供和多向创生、意识形态和权力、孤立和联系等多个角度反映了课程的本质, 总的趋势是由静态到动态, 从主客分离到主客合一, 从专制、机械传递到民主和课程创生。从静态和结果上看, 课程表现为教学科目、教学计划、教学目标和人生经验、资源等, 教材是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 教学过程是教师将教材内容向学生传输的过程;从动态看, 课程是一个由国家、专家、学校、教师、学生等主体共同创生的过程, 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的课程创生过程的继续。笔者将以此认识为起点和基础, 吸收意识形态和权力论的合理成分, 分析高校审计学专业课程的来源和属性。
(二) 契约的特点
根据MBA智库百科的解释, “契约, 就是市场交易双方或多方之间, 基于各自的利益要求所达成的一种协议。订立契约的各方是自主自愿的。订立契约的目的是为满足各自的需要。契约是双方之间的一种合意。这种合意从根本目的来说, 是受功利目的驱使的。通过契约, 双方都扩大了自己的需要。”“一般而言, 契约是指私法上的法律行为, 可分为债权契约 (例如买卖) 、物权契约 (例如所有权移转登记) 及身分契约 (例如结婚) 等, 不过在公法上也存在契约关系 (例如行政契约) 。”“1932年美国律师学会在《合同法重述》中的定义是:契约是‘一个诺言或一系列诺言, 法律对违反这种诺言给予救济, 或者在某种情况下, 认为履行这种诺言乃是一种义务’。从法理上看, 契约是指个人可以通过自由订立协定而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和社会地位的一种社会协议形式。”综上, 契约具有以下特点:多主体参与, 基于各自不一致的经济利益, 理想的契约主体之间关系应该是平等的 (实际上可能不平等) , 订立契约的目的是为自己创设权力、义务和社会地位, 订约的过程要经过竞争和博弈。
三、审计专业课程的形成及契约属性
(一) 审计专业课程设置现状
根据对30所设置“审计学”专业 (不分方向) 的高校 (院系) 统计, 审计学专业课程开设频次, 依次为“审计学” (96.67%) 、“财务审计” (73.33%) 、“内部审计” (56.67%) 、“社会审计 (注册会计师审计或独立审计) ” (33.33%) 、“经济效益审计” (33.33%) 、“内部控制 (学) ” (26.67%) 、“投资 (工程项目或建设项目) 审计” (26.67%) 、“政府审计” (23.33%) 、“管理审计” (23.33%) 、“内部控制审计 (评价) ” (10%) 、“舞弊审计” (6.67%) 、“责任审计” (3.33%) 。
开课最多的是“审计学 (原理、基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图书馆保存最早的一本《审计学原理》是1982年大连出版社出版的《审计学概论》, 其次是1983年陈今池编译的《审计学原理》。多数《审计学原理》教材主要体现我国审计体制、法规以及国家审计相关程序的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民间审计机构逐渐增多, 目前比较权威的《审计学》教材和课程内容大都与CPA考试教材内容和最新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衔接或接近。如秦荣生、卢春泉编写的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审计学》、刘明辉主编的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审计学》都是如此。这显示了教育部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课程内容的巨大影响。
1991年国家首次组织了注册会计师的全国统考, 此后除了1993年外, 每年坚持考试, 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 注册会计师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注册会计师法》、《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颁布, 注册会计师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而存在, 独立审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 展示自身的实力也成为社会和在校学生的一个目标, CPA考试《审计》用书内容几乎全部都是注协颁布的审计准则、道德守则和全国人大颁布的审计法的内容。注册会计师财务报表审计成为会计、审计专业的重要课程;据笔者调查, 72%的高校审计学专业设在会计院系内, 许多审计教师本来是会计教师, 这也是企业财务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或财务报表审计成为主要课程的原因;财政部、教育部、中注协大力推进注册会计师教育, 1994年以来在全国22所高校的会计学专业内资助并开设注册会计师专门化专业, 自2006年起, 对CPA方向高校实行教学质量评估, 实行末位淘汰、有进有出办法, 进一步推动了注册会计师审计、企业财务审计等课程的建设;注册会计师专门化专业高校审计教材50%以上采用的是注协指定教材和注会考试辅导教材, 显示了中注协对课程及其内容的巨大影响。另外, 具有世界影响的英国特许会计师协会 (ACCA) 也在中国大陆合作高校设置了相关审计课程。截止到2012年, ACCA官方认可的开设ACCA方向的高校有64所, 目前拥有学员20000多名, 每年招生近5000人。ACCA课程包括包括知识、技能、核心和选修课程共14门, 伴随着ACCA的影响, 借鉴ACCA课程理念、内容的审计课程也逐渐增多。
1996年12月, 国家审计署颁布了《审计机关指导监督内部审计业务的规定》, 2003年5月审计署颁布了《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 尤其是2003年《内部审计准则》的颁布促进了中国内部审计的提高和发展, 中国内部审计开始借鉴国际上先进的审计理念, 不再满足以财务审计为中心, 转而以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及效益审计等为其中心。开设内部审计课程或者设置内部审计专业的高校逐渐增多, 设置内部审计专业或方向的, 如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安徽审计职业学院;开设内部审计课程的高校如上海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南京审计学院、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相关课程如内部审计、经济效益审计、内部控制学、投资 (工程) 审计、管理审计、内部控制审计 (评价) 开设的高校也逐渐增多。所用教材大部分都是高校教师自编教材, 另外,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也有开发培训课程职责: (1) 组织研究内部审计专业知识、技能和实务经验需求, 审议教育培训规划; (2) 组织设计培训课程; (3) 组织审议培训教材。1998年中国内审协会与IIA签定协议, 将IIA在国际上举办的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 (CIA) 引入中国。目前, CIA考试已经成为我国公认的一种职业认证资格考试, 报名参加CIA考试的人数逐年上升。南京审计学院还于2007年9月加入了IIA的IAEP项目, 成为中国大陆唯一一所被IIA认可的可以开展内部审计高等教育的学校。CIA资格考试与国内的会计、审计考试范围有很大差异, 突破了传统的财务范畴, 把内审视野拓展到整个管理领域的方方面面, 而国内类似考试仍主要局限于财务会计范围。CIA考试用书包括《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指定辅导用书》等, 这为我国内部审计课程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国有政府审计文化传统。1982年, 国家审计监督第一次被写入《宪法》, 1983年, 审计署成立, 促进了审计专业和课程的恢复。1988年颁布《审计条例》, 当时各高校审计学课程多数以此为蓝本编写教材。1995年《审计法》从法律上进一步确立了政府审计的地位;2000年审计署发布《国家审计基本准则》;2004年审计署发布《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 (试行) 准则》;2006年《审计法》修订并实施, 为政府审计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07年国家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中国审计学会与西南财经大学共建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框架性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三方以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为平台合作进行高层次人才培养。2010年, 在充分借鉴国际政府审计准则的内容和外国审计机关有益做法的基础上, 我国颁布了《国家审计准则》, 在国家和有关部门推动下, 国家 (政府) 审计相关课程逐步发展演变。
从课程设置、教材选取角度不难看出国家、政府有关部门、协会、考证颁证机构、高校等利益主体的影子。这些主题相互协同、竞争、作用、借鉴、妥协共同形成了我国审计学专业的现有教材和课程内容。表面看是环境的影响, 但反映了不同主题的利益、诉求、责任。在存在多种教材、多种理论体系、多种范式的审计学科里, 选取何种知识尤其是选用何种教材以及教学内容是多方妥协的产物。
(二) 审计专业课程的契约属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高等教育面向市场的背景下, 学生就业面向市场, 学生自主发展的意识越来越突出, 学生选学校、选专业、选课程、选教师、参与选教材、参与选教学内容和学习方式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所以以上主体确定的教材和教学内容, 在教学环节中, 还将在师生之间、教师与学校、学生与学校多方互动、冲突中面临再次选择和创生。现代学校教育强调教授治校, 现代课堂教育强调师生互动, 多向选择, 尤其是师生之间的课堂互动对于课程开发建设、达成教育教学目的至关重要。总之, 课程的开发、设置, 教材和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再开发或创生, 都是各方主体多次博弈、妥协的结果, 同时这种博弈和妥协又是课程生成的根本来源。在一系列过程中, 存在以下主体, 他们投入自己的资源或要素, 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承担自己的责任, 所有的权力、利益、责任的总和共同构成了一个总体契约, 形成了现有课程和课程体系。
(1) 国家。根据派纳和阿普尔的观点, 课程实际上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载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统治阶级也利用课程反映、灌输自己的意志, 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课程的内容绝不仅仅是技术性的, 它实质上由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和办学宗旨所决定。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党通过国家在审计课程和审计教育上提供意识形态, 颁布有关审计基本法规,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办学宗旨和课程规划, 获得高等审计教育的繁荣和发展, 为国民经济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培养高等审计人才。
(2) 政府主管部门:财政部 (包括所属中注协、中国会计学会) 、审计署 (包括所属中国审计学会、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总结颁布相关审计准则、总结审计实践经验和审计教育经验、组织审计理论研究和成果交流, 提供审计课程主要内容和素材, 制订审计教育规划, 提供相关高校的审计课程标准、课程体系、审计人才培养规格要求以及资金, 部分地提供统编教材、指导教材以及相关的教学标准, 要求高校培养符合要求和规格的人才;教育部进行审计专业和课程的指导、管理和考核, 组织规划教材编写;在部门管理过程中, 各主管部门实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3) 课程开发者:在规定的框架内和计划指导下, 研究开发适应国家、地区、学校、专业的新课程, 获得职称和其他收益。
(4) 国内外会计认证和培训机构:如ACCA、IIA、AICPA等国外的认证和培训机构以及CICPA等国内的认证机构都建立并发展了与相关高校的合作伙伴制度, 提供规定的课程和学习计划以及相应的教学管理, 获得声誉和经济利益。
(5) 高等学校:审核批准培养计划、培养方案、课程计划, 批准选用教材以及教学进度, 进行日常教学管理, 期望获得良好声誉和优质优量的生源。
(6) 高校教师:选择提供自己熟悉的教学内容, 传达自己对既有知识的理解和领悟, 期望获取更多创新的知识, 建设更好的课程, 获得个人事业进步, 获取学生较好的评价。
(7) 高校学生:提供自己学习投入, 提供学习收获和成果 (包括试验实践创新成果) , 获得个人发展需要的知识、经验、能力, 获得文凭。
(8) 用人单位:提供课程素材、需求信息和就业岗位, 期望获取合适的审计专业人才。
各主体都投入各自的资源和要素, 参与课程建设, 享有一定的权力。除了国家对专业和课程的设置、管理权以外, 课程的所有权来源于专有要素的投入。由于专有要素的抵押性与风险, 谁投入了专有要素, 谁就拥有课程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亦即产权。在国家意识形态和宏观管理框架内, 不同的课程参与主体享有的产权不同:目前我国原创性的审计课程内容主要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 其次的产权主体是我国注协等将国外内容中国化的课程开发和教材编纂机构, 再次是一些课程研制教师, 普通课堂讲授教师根据其拥有的专有知识分别拥有部分产权, 学生和其他主体依据其课堂参与程度享有少量产权。课程的边界就是构成最终课程的专有知识的边界, 课程的最终消费环节也是课程继续开发环节, 课程是一个不断创设的过程。诚然, 课程开发者和教师拥有知识权威和课程所有权, 但如果学习者不接受这种权威, 课程教学活动 (课程开发和消费活动) 也无法进行, 同时, 学习者也是具有兴趣、爱好、意向性、自主性的人, 课程的消费也是人力资源消耗和重构的过程, 学生接受的权威通常能够产生很好的效果, 加入学生自主理解和研究 (包括实验实践创新) 的课程将会更加丰富生动。
契约中权力大小是不完全等同的, 权力越大的主体获得的利益也越大, 知识和思想垄断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利益。在权威型、缺乏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官本位社会, 课程主体内容主要来自“权威”和“上面”, 这也导致我国大多数审计课程和教材大同小异, 权力小的主体只能些微地增加一些自己的意志和理解。通常而言, 在阶级社会, 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主体意识形态必须在课程中得到贯彻, 但如审计这类技术性浓厚的学科, 应该下放课程内容的开发、设计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课程主体的平等地位将会逐步实现, 审计课程的真正繁荣发展将会变为现实。
四、结论
契约的本质是签约主体之间的平等、自由与守信。基于地位平等的主体之间充分博弈竞争形成的契约最为公平, 会达到利益最大化, 获得帕累托最优。现实中, 国家和政府部门处于较高的契约地位, 高校和老师的契约地位处于次高的地位, 相对地位最低的是学生。这样产生的课程不是最优的, 审计教育的效率也是处于帕累托改进状态。当课程提供者形成完全垄断时, 审计教育培训以及审计课程的提供会形成格式化条款契约、霸王契约, 审计课程的发展就处于停滞状态, 审计教育也就名存实亡, 大量的课程研发和提供人员形同虚设, 最后不得不再花巨资大量引进国外课程。审计专业课程的契约观指的是课程主体作为利益相关者, 在相互竞争、谈判、妥协基础上产生了课程, 并不是说课程本身就是契约。这种课程观指出了审计课程的相对性和非本体性, 同时也指出了课程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在课程产生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实际上也提醒课程决策者、提供者和使用者, 理想的课程应该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自由博弈产生的。在宪法允许范围内, 允许课程的自由开发和研究, 允许多种教育培训机构存在, 允许教师的自由流动, 允许设置多元多层次多种类的审计课程, 扩大选课制、学分制、选导师制范围;在课堂教学上, 增加互动, 允许受教育者发出声音, 增加实验实践创新项目课程, 增加来自实践的新内容、新方法、新技术、新理念。形成课程利益相关者的充分交流和谈判, 获得最佳的审计课程资源。课程契约论主要是一种理念, 或者是一种“应然”的属性, 亦可以认为是课程的本质或规律, 如果课程的建设符合这种本质, 课程将会得到很好地繁荣发展, 否则课程将难以持续。提出和探讨这种属性目的是推动审计课程建设的繁荣和发展, 在宪法框架内推动知识的民主化、思想的自由化。
参考文献
[1]丛立新:《知识、经验、活动与课程的本质》,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4期。
[2]李硕豪、魏昌廷:《本体论视角下的高等学校课程本质》,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0年第7期。
[3]郭祥超、蒋冬双:《课程本质研究中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反思与超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6期。
[4]杨道宇、温恒福:《课程本质论》,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课程属性 篇4
明显的同质倾向
理论上讲，教辅读物在一定程度上的同质化是无法避免的。大家在面对同一类别的教育人群、同样的教育内容开发教辅读物时，内容选择的同一性势必会导致辅助内容的雷同。特别是在一些基本的陈述性知识譬如定义、定理、概念等“死知识”的识记、再现方面，编者几乎别无选择。
但是，在某些偏重于基本能力、方法，习惯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程序性知识方面，不同的编者却可有不同的处理。因为这些知识所面向的更多是一种技巧、一种策略，它们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才能得以体现，而这些载体，是有着选择的弹性空间的。譬如测评某个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编者自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范围和对读者能力的一般评估，选择不同的作家作品。
不过，市场上占很大比重的教辅图书在很多程序性知识的测评、助读题目的设置上，却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同质倾向。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在网络上输入相关的题目，可以检索到很多一模一样的网页。
教育理念的忽视
无论是课堂上的正规教学，还是适应教学的教材，特别是辅助教学的教辅读物，都与特定的教育理念密切相关。它们在教育目的、教育效率、教育价值等诸多方面，影响、引导着具体教学行为的走向。
以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教育为例，自2001年新的《课程标准》颁布以来，所有的中小学教材都围绕它展开了新一轮的编写和实验。那么，与之相关的教辅读物的编写，则不仅要注意是否与教材配套、衔接的问题，同时要反映《课程标准》所坚持的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否则，教辅读物将不能帮助读者增强，提高学习能力，相反，还会使读者通过教材学习已经获得的某些与新的理念相互适应的知识、能力、方法、习惯受到教辅的错误引导，而走向歧途。
从许多教辅读物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出，尽管很多图书都在申明“围绕课程标准理念”而编写，但实际上在这个方面却作为无多。
原创动力不足
就近年的教辅读物来看，往往是某一创意独特且受读者欢迎的图书上市不久，即有类似的大量的跟风之作出现。譬如上海辞书出版社以数年之功打造的“中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因在引领学生迁移所学知识、扩大视野、培植情感、提升鉴赏能力等诸多方面所具备的优势，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于是“带动”了为数不少的同类选题的开发，但与前者相比，后起的同类图书显然特色不明显。
实际上，原创动力的不足并非只由简单的模仿造成。对于和教育图书密切相关的教育理念的忽视和误解，也许是更为隐蔽的和更为深刻的原因。许多跟风图书所以受到冷落，根本上是无从真正落实被模仿者引以为傲的对于相关教育理念的深入理解和扎实演绎。严格来看，教学辅助读物并不单纯依傍于教材，它更不是简单拓展、延伸教材内容所形成的习题集台，它包含着教学辅助工具、教学偏误纠正工具、教育理念转化工具、教育理念评价工具、教育功能实现工具等多种多样的功能。而对于教辅图书的这些功能，可以负责地说，国内的认识、研究、开发都还是不够的。特别是基于教育理念转化工具、教育理念评价工具、教育功能实现工具等功能的教辅图书开发，相当有限，这使得最需要也最能够体现教辅图书原创动力的一个方面却乏善可陈。
阅读适应与阅读取向的被动塑造
教辅图书广泛存在的上述多个方面的问题，对读者的最初影响当然是阅读适应与被动认同。
教育理念的忽视与原创动力的不足，使得相应图书所负载，传播的信息出现不周延的情况，随之而来的则是读者难于获取全面正确的知识、无法独立地判断思考和获取更大的满足空间，其辅助功能实际上并未真正实现。而由于同质图书的放大效应，本来在教与学上需要得到辅助的读者，会在缺少判断能力的情形之下，无意识地被动认同理想的教辅图书就应该是它们所见到的市场上教辅图书的样子，经过一定时间的强化，读者便适应了此类图书。浏览一下专业的教育网站，常常可以看到很多教师对待一个问题的见解纷繁歧出，仔细分析可以知道，很多不同的见解乃是源于个别教学辅助读物的误解，教师只是沿袭了所见的错误认识而已。
基于属性重要性的属性约简算法 篇5
粗糙集理论是由波兰数学家Z.Pawlak在1982年提出的,该理论是一种刻画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的数学工具,能有效地分析和处理不精确、不一致、不完整等各种不完备信息,并从中发现隐含的知识,揭示潜在的规律[1]。其主要思想是在保持分类能力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知识约简,导出问题的决策或分类规则。近年来,它已经被广泛应用到人工智能、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和故障诊断等方面[2,3,4,5,6]。
属性约简是粗糙集知识发现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描述了信息系统属性集中的每个属性是否都是必要的以及如何删除不必要的知识。经过多年的研究,已经知道求粗糙集的最小属性约简是一个NP-hard问题[7]。现在研究出的属性约简算法主要有:基于信息熵、基于区分矩阵、基于可辨识矩阵等算法[8],各自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很多学者提出利用核和属性重要性的约简算法,该类算法使用核作为计算约简的出发点,属性的重要性作为启发规则,计算最小的约简。
本文研究了可辨识矩阵的约简,从属性依赖度角度给出了两种属性重要性度算法公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属性约简的启发式算法。此算法以属性频率作为启发式信息[9],同时解决了当属性频率相同的情况下的属性选择问题。即提出了属性频率相同时的属性重要性判断标准。解决了基于可辨识矩阵中以属性频率作为属性重要性度量时[9]产生重要度相同的情况。
1 粗糙集基本概念
定义1一个信息系统S,表示为S=(U,A,V,f),其中U={X1,X2,…,Xn}是论域;A是属性集合;V=∪va,∀a∈A,va表示属性的值域;f=U×A→V是一个信息函数,对x∈U,a∈A,有f(x,a)∈va。若A可分为条件属性集C和决策属性集D,即A=C∪D,C∩D=φ,则该信息系统称为决策表。
定义2在信息系统S中,对于每个属性子集B⊆A可以定义一个不可分辨的关系ID(B):
称为由B构造的不可分辨关系。
定义3在信息系统S中,对于属性集X⊆U,R为等价关系,定义2个子集:
分别称它们为X的R下近似和R上近似集。
定义4在信息系统S中,若P,Q⊆A,则Q的P正域POSP(Q)定义为:
其中P-X为X的P下近似。Q的P正域是U中所有根据分类U/P的信息可以准确地划分到关系Q的等价类中去的对象集合。
定义5 P和Q为U上的等价关系,当POSp(Q)=POSp-r(Q),称r∈P为P中Q可省略的,反之,r为P中Q不可省略的。
定义6当P中任意r都为Q不可省略时,称P为Q独立的。当S为P上的Q独立子族,并且满足POSS(Q)=POSP(Q),称S为P的Q简化。
定义7 P中所有Q不可省略原始关系族记为redQ(P),称为P的Q核,记作Coreα(P):
定义8据定义1中的决策表,从核R=Core(C)出发,根据属性重要性的大小来选择重要性最大的属性a加入到R中,R=R∪{a},直到POSR(D)=POSC(D),R为约简的属性。
2 改进的基于属性重要度的启发式算法
2.1 改进的属性重要度量方法
设S=(U,A,V,f)是一个决策表,且R⊂C,则对于任意的属性a∈C-R的属性重要性定义为:
文献[9]提出的基于可辨识矩阵的属性频率约简算法,以可辨识矩阵中属性a的出现次数作为判断属性重要性的标准:
由式(1)定义的属性重要度作为属性相对于决策的相对重要度的启发式信息,文献[9]中已经给出了详细的解释,这里不再赘述。通过上述方法可以依据属性对分类的影响即属性重要性来选择属性,但是经常会遇到属性重要性相等的情况,这时就无法选择属性。
基于文献[9]的算法中用属性频率作为属性度量方法时会出现相同属性重要性时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在属性度相同情况下如何选择属性的方法[10]。通过另一个属性重要度表示方法M来作为选择属性的标准,若求属性a的M值,下面给出M的定义:
对于一个决策类Yj,如果某个条件属性集决定的等价类当中有一个是Yj的子集,虽然可能没有一个是决策类的子集,可这个条件属性集对Yj来说也是很重要的,SGF2就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SGF2表示论域U对于属性a的分类中包含于决策属性分类Yj的最大对象数在分类Yj上的比例,方便起见可以用M来表示,可以通过求相同重要度属性的M值,选择M值最大的属性加入到属性约简集中。
2.2 改进的算法
输入:决策表S=(U,C∪D);
输出:S的属性约简集。
(1)首先计算出决策表的可辨识矩阵,然后将可辨识矩阵中的核属性(即属性组合数为1的条件属性)赋给属性约简后得到的属性集,即red=Core;
(2)将可辨识矩阵中含有核属性的属性组合项去掉;
(3)根据定义1计算可辨识矩阵中所有剩余属性项中各条件属性出现的频率,选出出现频率最高的属性,该属性记为a;red=red∪{a},如果出现频率相同的属性,求出属性的M值,选择M值最大的属性加入到red中去,将可辨识矩阵中包含有条件属性a的属性组合项删除掉;
(4)计算POSred(D),当POSred(D)≠POSC(D)时,转(3),当POSred(D)=POSC(D)时,red就是最后得到的约简。
3 算法分析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2.2改进算法的有效性,表1为某决策表。
表1决策表对应的可辨识矩阵如下:
从可辨识矩阵可知,其中c为核属性,在去掉属性c以及含有c的组合项后得到新的可辨识矩阵如下:
从可辨识矩阵中知道,属性a,b,d的出现频率是相同的,即p(a)=p(b)=p(d)=6,也就是说根据定义1的公式不能确定加入到核中的属性,因为三个属性出现的频率都是相同的,这时我们可以根据公式2来求这三个属性的M值,过程如下:
由以上公式可得:
可知a的M值最大,将a加入到red中去:
因此Red={a,c}为最后这个决策表的约简集。
4复杂度分析
算法第一步求出可辨识矩阵的核属性的时间复杂度为O(|U||A|2|A|log|U|),根据文献[11]的计算正区域的方法,算法第四步计算正区域的最大的时间复杂度为O((|C|+1)|U|log|U|),所以算法总的时间复杂度为O(|U||A|2|A|log|U|),并没有增加原先基于可辨识矩阵属性约简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5结束语
本文在文献[9]中提出的可辨识矩阵属性频率约简算法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属性频率约简算法,即当可辨识矩阵约简算法中出现属性频率相同的情况时,通过属性求得的另一个属性重要度值来确定要选择加入到约简集中的属性,解决了在属性频率相同的情况下的属性选择问题。此方法据分析能有效地对在可辨识矩阵中属性频率相同的属性进行约简。
参考文献
[1]Pawlak Z.Rough sets[J].Communications of ACM,1995,38(11):8995.
[2]Pawlak Z.Rough Sets-Theo ret ical A spects of Reasoning About Data[M].Dordrech 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1:930.
[3]Frank W,Hans T.The application of rough sets analysis inactivity based modeling: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J].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2004(27):585592.
[4]Amitava R,Pasankar K.Fuzzy Discretization of feature space for a rough set classifier[J].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2003(24):895902.
[5]Tsumoto S.Mining diagnostic rules from clinical databases using rough sets and medical diagnostic model[J].Information Sciences,2004(162):6580.
[6]王国胤.Rough集理论与知识获取[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7]Wang K M,Ziarko W.On optimal decision rules in decision tables[J].Bulletin of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1985,33:693696.
[8]Skowron A,Crauszer.The Discernibility Matrix and Functionsin Infor-mation System,Handbook of Applications and Advances of the Rough Set Theory[M].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2:331361.
[9]任小康,吴尚智,马如云.基于可辨识矩阵的属性频率约简算法[J].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3(1):138140.
[10]罗来鹏,刘二根.一种新的属性重要性度量及其规则获取[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7,43(22):170172.
课程属性 篇6
一、中职文化基础课尴尬的现状及缘由
(一) 中职文化基础课尴尬的现状
由于中职学校的多数学生入学时文化水平比较低, 中职文化基础课教学存在学生“听不懂”“学不会”、教师“教不会”“管不住”的问题, 课堂秩序难以维持, 教学效果难以提高的现象普遍存在。据调查显示, 有50.7%的文化课教师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职业倦怠中的高情绪衰竭。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部门、学校不得不对中职文化基础课进行改革。改革的重点各有不同, 有的地方不断压缩文化基础课课时, 更有甚者, 干脆在某些专业中不开设相关文化基础课。理由很简单:反正学生听不懂, 学了也是白学, 与其让他坐在教室白白浪费时间, 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在实习工厂练练技能。有的地方迫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压力, 只好根据专业的需要, 有选择地挑选文化基础课的教学内容, 用压迫式的方式让学生“背会”其中的知识点。也有的地方根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 规定中职学校必须按照统一的教学指导方案开设中职文化基础课程, 并按时进行教学质量检测, 而学校实际上只是把上级教研部门编好的会考题库在学期开学初就发给学生, 让学生“背答案”, 以应付上级检查。还有的地方也确实想从根本上来解决中职文化基础课的问题, 也在尝试诸如专业文化基础课、素质文化基础课、综合文化基础课等改革, 但是推行起来又遇到了师资、政策等层面的阻碍, 未见明显成效。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不断深化, 中职文化基础课何去何从, 如何改变这种尴尬局面, 不得不先从源头上来进行探究。
(二) 中职文化基础课困境产生的缘由
1.九年义务教育资源优劣分布不均, 中职学校为其后果“埋单”。教育部组织开展的职业教育专项研究课题《中等职业教育对学生文化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要求的研究》作了一项调查, 调查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对2007年入学新生数学、英语实际水平进行测试, 二是对2005年—2007年中等职业学校3年入学新生中考成绩进行统计。
水平测试试题分小学四、六年级, 初中一、二年级4组, 由小学、初中的特级教师和教研员设计, 试题难度低于相应年级中等生水平, 即在难度系数为0.75的基础上适当降低。有111所中职学校的45886位学生和45596位刚报到的入学新生分别参加了数学、英语两科水平测试。从数学看, 46.60%的学生没有达到小学毕业应有的水平, 59.69%的学生没有达到初中二年级应有的水平;从英语看, 38.63%的学生没有达到小学毕业应有的水平, 72.24%的学生没有达到初中二年级应有的水平。
课题组对中职学校2005年—2007年3年入学新生进行了中考成绩数据统计。得出以下结果:中职入学新生总体处于不及格水平, 而且大半处于50分以下水平;中职入学新生中考“主科”水平更低;中职入学新生的文化水平离散度极高。
九年义务教育在分流的最后选择过程中, 近一半的学生成了中职学生, 而这些学生大部分却是没有达到九年义务教育规定的标准, 需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2.2+1学制, 让中职文化基础课无所适从。前面提到, 由于大部分中职生没有达到九年义务教育的标准, 从《义务教育法》第五条的要求来说, 就是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第五条规定: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保证教育教学质量。中职学校不仅要为他们补上这一课, 还要保证中职学生毕业时具备相当于高中程度的文化基础知识, 在文化基础课教学时间安排上, 必须保证2年的学习时间;但另一方面, 中职学生还要承担繁重的专业学习任务, 由此带来了学习时间的冲突。很多学校无奈之下, 减少, 甚至在二年级停开文化基础课。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 还要进行层级的提高, 还要优先保证专业技能课课时, 在短短的2年完成这些教学任务,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出现本文中开始提到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背景下, 文化素质作为人的核心素质, 如何在文化基础课教学中渗透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 使学科教学和职业能力培养有机结合, 也使得中职教育的主导者和执行者必须重新认识中职学生的文化基础课教学。而在2+1学制下, 面对越来越高的“素质教育”要求, 中职文化基础课到底应进行怎样的改革呢?
二、国内中职文化基础课课改的几种主流声音
(一) 蒋乃平的“宽基础、活模块”再论系列
蒋乃平先生在《职业技术教育》杂志发表的“宽基础、活模块”再论系列, 在全国职教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文从课程开发的方式、方法、内容, 课程设置的原则、内容、形式等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在中职文化基础课体系上, 蒋乃平强调课程设置的原则应该是:第一, 满足需要, 不仅满足经济发展需要, 满足社会需要及教育公平需要, 还要满足学生终身学习的需要;第二, 实事求是, 正视生源总体文化水平低, 正视生源学习能力的特点, 正视学制和培养目标对学生文化水平提高的制约;第三, 尊重差异, 尊重生源文化水平离散程度高的差异, 尊重学生发展途径多的差异, 尊重专业多样性对文化基础课需求的差异;第四, 促进发展, 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发展, 每个学生在原有智能上发展。
蒋乃平对中职文化基础课的设置也提出了具体建议:中职文化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比例一般为3∶7, 根据专业上下浮动比例在1以内;中职文化基础课的必修课应该是语文、数学、计算机, 英语根据专业来定必、选修的课时量, 语文、数学也应该根据专业不同来确定课时量, 工科专业语文课时量少点, 数学多点;中职文化基础课标准分三类, 数学、英语分基本要求、一般要求、较高要求三类标准, 语文和计算机只分一般要求、较高要求两类, 不设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对应小学毕业水平, 一般要求对应初一水平, 较高要求对应初二水平;文化基础课模块化, 开发通用和应用两类文化基础课模块, 通用模块属于基础性内容, 应用模块依据专业特点, 注重功能化, 强化应用性。
蒋乃平的论述, 源于他对一线教学的深入调研和亲身体验。暂且不论合理与否, 至少多了一种选择, 当然也多一种选后可能产生的风险。
(二) 石伟平、徐国庆、马成荣的“项目课程”模式
“项目课程”模式关于中职文化基础课的课改也提出了相关原则:第一, 浅显性原则, 建议内容不宜偏深、偏难, 许多知识只需要学生了解即可, 没有必要深究其学理渊源;第二, 广泛性原则, 建议要突破原来的语文、数学、外语、德育等这种框架, 重视生涯教育、心理教育、人际沟通、环境教育、两性教育、各地文化教育等内容;第三, 生活性原则, 建议要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 特别是目前的生活来开发文化基础课课程内容, 要敢于把一些非常实用, 而在以往的观念中不受重视的内容纳入到课程, 要求这些课程内容应当按照与生活密切联系的方式, 用更加实用的话语进行阐述。
“项目课程”模式, 对文化基础课的改革更多地注重于文化基础课的实用性, 更多地要求文化基础课为专业课服务, 更多地趋于文化基础课的内容职业化, 更多地改造文化基础课的形式项目化, 更多地实施文化基础课教学的工作任务化。
(三) 姜大源的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领域”课程模式
姜大源先生在其著作《论学科体系的解构和行动体系的重构》中认为,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设计有3个理论层面的创新:第一个是关于知识的解构和重构的问题;第二个是方法论层面的行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是哲学观层面探究潜在的技术与实在的技术转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力图从教育学层面解决技能和知识整合的难题。开发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 绝对不是消灭知识、不要知识, 而是重构知识。它包含两个命题:一个是“适度够用的文化基础课及专业课理论知识在数量上没有发生变化, 但在排序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解构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学科体系中去提取适度够用的知识, 并与工作过程进行整合。另一个命题是:“适度够用的理论知识的质量发生变化, 不是知识的空间物理位移而是在工作过程中的融合。”
很显然, 姜大源认为“适度够用”的文化基础课课程内容的选择问题其实就是解构后的文化知识如何通过工作过程的学习进行有效融合的问题。但是“适度够用”的尺度如何拿捏仍旧停留在理论的表述之中。同时, 对于工作过程组成的学习领域课程, 如何体现文化基础课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也是一个难解之结。
不管是“宽基础、活模块”, 还是“项目课程”和“学习领域”课程, 中职文化基础课因其在整个职业教课程体系中, 起到了固基强本、提升素质的作用, 都阐述了文化基础课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也强调了中职文化基础课如何体现职业性, 如何更好地融入专业课和技能中, 为专业课和技能服务。
三、中职文化基础课的职业属性衍生与实用主义
我国在“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指导思想下, 中职教育课程改革必将围绕着如何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上下工夫。职业教育有三重任务:一要为个体进入工作岗位做一般性准备;二要为个体从事哪种职业做准备;三要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准备。美国曾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立专门委员会, 进行长期调查与广泛分析, 最终提出在当今的技术时代, 无论从事何种职业, 都应具备5种基本能力和3种基本素质。5种能力为:合理利用与支配各类资源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获取并利用信息的能力;综合与系统分析的能力;运用各种技术的能力。3种素质为:基本技能、思维能力、个人品质。因此, 职业教育体现职业性, 就应该紧紧围绕“三重任务”、“五种基本能力”和“三种基本素质”的要求, 整合教育资源, 改革教学方法, 为学生就业和走向劳动力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也就决定了中职文化基础课也必须贴上职业属性的标签。
(一) 中职文化基础课职业属性的理解
中职文化基础课的职业属性是现代职业教育衍生出来的指派性规定。文化基础课它本身赋予的职能是人的认知、素养、情感的特质。
现代职业教育与现代社会、现代职业、现代人的内涵共生和交织, 表现为职业教育既要准确反映和适应现代职业对人的要求, 又要为现代人的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和制度保证。随着现代社会劳动分工日益精专化, 现代人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职业的形成和发展, 并通过职业与社会及他人建立密切关系。从事某种职业成为人重要的社会化途径之一, 职业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为现代人的规定性。从这个角度而言, 现代教育具有培养人的规定性,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培养符合一定社会和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职业人。中职文化基础课的职业性也是随着社会劳动分工不断精细而显现出来的。
(二) 中职文化基础课的实用主义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 新的职业相应产生, 旧的职业逐渐消失, 各种职业的劳动者比例不断发生变化。职业结构变化总的趋势是, 体力性、非技术性职业劳动者所占的比例不断减少, 而脑力性、技术性劳动者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职业结构的变化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要求, 要求劳动者在上岗前接受一定的职业技术培训。因此职业教育便出现了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 过分凸显职业教育的社会筛选与分配功能, 而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本质功能——育人。杜威曾指出:“就是有一种危险, 把职业教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解释为工艺教育, 作为获得将来专门职业的技术效率的手段。”于是就出现了把职业教育当做职业培训来做, 把文化基础课功利化、替代化、过分职业化的种种现象。于是也就出现了把中职文化基础课分块、分割、分类、拣选, 想方设法赋予其专业特色, 成为专业课的一部分等等实用主义现象。
(三) 中职文化基础课的职业属性不同于中职文化基础课庸俗化的实用主义
中职文化基础课的职业属性是由职业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文化基础课程的内容应该与职业相对应的工作岗位群发生必要的联系。如在语文课程中加入与专业相关的各类文案的策划与编写、产品描述与口头介绍等;在数学课程中融入专业学科的元素, 如美术装饰类专业, 让学生学会装饰预算的编制、空间测量与计算等;英语课程, 完全可以根据专业的特点进行生活化编排, 如职业人员英语口语交流300句等。中职文化基础课的这种职业性融入和庸俗化的实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庸俗化的实用主义纯粹是把文化基础课中认为与专业学习相关的内容挑选出来强化学习, 不相关的内容干脆摒弃掉, 或者弱化掉, 进行所谓的彻底的文化基础课改革。这与职业培训中教师列出一个电学公式, 其中用到三角函数的数学内容, 培训师临时性的补充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没有任何区别。
四、中职文化基础课的人文属性本源与超脱的理想主义
进入21世纪, 知识的更新速度和传播方式比以往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信息化, 网络化的今天, 整个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提到了相应的高度。21世纪的人才, 需要汲取丰富的人文知识和科学思想的营养, 人性、美、科学是未来人才综全素质的核心内容。而这些又将导致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组织、教育方式的变革。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就曾说过:“判天地之美, 析万物之理。”美必建立在宽广而高超的审美心胸的基础之上才是真正的理性的美!“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比科学技巧和知识更重要。因为气质、气度、胆识和心胸是决定一切的。
而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同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 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 直接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第一线工作的中等应用型专门人才和劳动者。由此可见, 职业教育具有它的特殊属性, 这种特殊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市场导向性。这种市场导向使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对社会直接有用的人, 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选择。由此, 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 而缺少必要的人文涵养, 更不用说提高全面素质、综合职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了。这与我们的教育目标还相去甚远。因此想改变这种状况, 需要彻底改变我们的教育理念, 需要将人文教育的思想渗透于职业教育的每个环节, 这既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更是做人的需要。人文精神, 是可以通过文化基础课的教育实践来逐步探索体会的。
(一) 中职文化基础课的人文属性本源
什么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是“人”和“文”, “人”关心人、关注人, “文”即文2010年、文化, 故“人文”之本意即关心人现实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空间、关心人类的文化和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学论》中谈到, 教育的目的就是在现世创造一个美满的生活, 人们的现世生活就应以其服务与享乐为其主要内容。所谓服务, 就是为社会、国家和别人服务;所谓享乐, 主要是指心灵的快乐。
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主流教育之一, 理所当然也承载着“人文精神”的内涵。职业教育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这有利于培养适应实际工作需要的能力和素质, 提高学生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为他们自身的发展取得更大的主动权与自由权。这是职业技术教育所体现的一种最现实的人文关怀, 是职业技术教育人文价值的集中体现。
从当代社会、经济的要求说, 职业技术教育是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人才。而当代社会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对人才能力和素质的要求, 不仅是生产技术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还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意志品质、心理承受能力、质量意识、安全意识、诚信意识、责任感、合作精神等非技术能力和素质。因此, 不管人们主观上如何认识, 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必须包括这些非技术能力和素质的教育, 这些教育内容从性质上说, 都属于人文教育。
因此, 中职文化基础课的人文属性本源就是职业技术教育原本蕴含的人文精神。只不过这种人文精神被喧哗与浮躁的功利主义所掩盖, 进而逐渐迷失。中职文化基础课程的重新认识有助于这种人文精神的回归。
(二) 中职文化基础课应该避免理想主义
中职学生不仅要学好文化基础知识, 掌握文化课的基本技能, 更应在文化基础课程里获得一种深厚的人文修养。但是, 是不是一定要照搬普教课程模式, 语、数、外、史、地、物、化、自然、社会、音、体、美都要兼顾呢?当然不是。如果这样就会走进另一个不可实现的理想主义状态中。前面提到的中职教育对象的文化水平程度决定了文化基础课程必须放在“劳动者素质”和“公民素质”提升的目标上来设置与开发。“劳动者素质”前文已经阐述了。“公民素质”是社会进步和谐的重要因素, 也是文明传承的根本因素。试想一下, 中职生最终要培养后代, 是下一代的第一位教师, 他们的“公民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下一代“公民素质”。
因此, 中职文化基础课在人文属性上, 调子不能定过高, 但也不能忽视其最根本的教育本质。
五、中职文化基础课职业属性与人文属性的有机融合
综上所述, 中职文化基础课既要体现其职业属性, 又要兼顾人文属性, 最终达到二者的有机融合。
据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中等职业教育的文化基础课的改革应该正视现状, 但不能为现状所左右, 不能偏听偏信, 走上极端;中职文化基础课程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社会需要的是具有一定人文精神和职业素养的专门化职业人才;人文教育、职业教育、敬业诚心教育的有机融合是中职文化基础课改革的有效途径。
为了彰显中职文化基础课的职业性、人文性, 在职业教育实际工作中, 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其一, 以就业为导向。在文化基础课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和组织上中体现专业特色, 为专业技能课程的有效学习打下兴趣的基础。
其二, 以学生会学为目的。在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方式方法上, 必须进行深入研究, 如何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乐趣, 在学习中得到职业素养和人文精神默化。
其三, 以美育带动智育。中职文化基础课的教学, 尽量能够创设令人难忘的职业情境, 在美的意境中学会知识, 得到熏陶。
其四, 以实践促发展。中职文化课不该是呆板的背诵, 不该是理论的说教, 也不该是无趣的演算, 而应该是在某个职业情境中的一次实践, 实践的内容可能是某个计算、测量, 某次演说, 某次洽谈, 某个制作, 某次写稿……通过实践, 学生的职业能力得到发展, 人文修养得到提高。
其五, 以教育部中职文化课程改革为契机, 认真研究课程标准, 通过开发形式多样的课例来带动广大文化课教师钻研教法、学法, 改造目前呈现的中职文化课课堂生态, 坚定信心, 将中职文化课上好、上“活”。
摘要：中职文化基础课一直以来在它的属性、功能定位以及课程设置等具体问题上模糊不清。本文从中职文化基础课的现状入手, 分析产生这种现状的缘由, 列举当前中职文化基础课改革的几种主流声音;着重阐述中职文化基础课的职业属性和人文属性的特性、内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分析中职文化基础课的职业属性和人文属性的二元融合对中职教育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职文化基础课,职业属性,人文属性
参考文献
[1]刘晓明.试论职业技术教育的人文属性[J],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4)
[2]唐林伟.试论职业教育的价值体系[J], 教育与职业, 2008 (11)
[3]段振榜, 张洪.职业教育职业性、社会性、人民性解读[J], 高职教育文摘, 2007 (3)
[4]蒋乃平.努力构建中国特色职教文化课体系[J], 职业技术教育, 2008 (29)
[5]蒋乃平.中职课改:学得会用得上才是有实效的文化课[P], 中国教育报, 2008—7—4 (8)
[6]姜大源.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7]徐国庆.实践导向课程模式研究——技术学范式[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8]钟启泉.现代课程论[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课程属性 篇7
智能信息处理是当前信息科学理论和应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海量信息中获得规律性的认识在信息时代显得愈加重要。Rough集理论[1]是波兰的Pawlak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数据挖掘方法。近年来,Rough集理论在不完整数据、不精确知识的表达、学习、归纳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Rough集理论已经成为智能信息处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Rough集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信息系统进行约简,即在保持决策表决策属性和条件属性之间的依赖关系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对决策表进行简化,约简包括属性约简和值约简[2]。关于属性约简算法,由于涉及到大规模信息系统的分析,所以计算效率成为评价各种约简算法优劣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实际计算属性约简时,往往采用某种启发式的算法以提高计算效率,降低计算的复杂度。可以采用信息熵的概念来设计约简算法[3],或者根据可辨识矩阵和属性重要度进行属性约简[4]。将布尔空间上的离散属性约简问题转化为实数空间上连续的全局优化问题也被证明是一种可行的算法[5]。文献[6]提出了根据适应函数进行启发式属性约简以及属性约简算法设计的总体指导原则。文献[7]提出了两种改进的属性重要度定义,进而给出了一种启发式的属性约简算法。基于启发式算法的属性约简算法往往只能得到给定信息系统的一个属性约简,而给定信息系统的属性约简往往不只一个。有些算法可以获得全部属性约简,但是计算量往往过大,不适合分析规模较大的信息系统。
本文采用了一种基于属性核的属性约简搜索算法。首先采用一定的算法得出属性核,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搜索计算,找出所有的约简属性集合。
1 Rough集基本理论
Rough集基本概念叙述如下[2]:
定义1一个信息系统S可以表示为S=
一个信息系统可以利用决策表来表示。
定义2有信息系统S=
定义3对于每个子集X哿U和不分明关系B,X的上近似集B(X)和下近似集B-(X)分别可以定义如下:
B-(X)=∪{Yi│Yi∈U│IND(B)∧Yi哿X)},B-(X)=∪{Yi│Yi∈U│IND(B)∧Yi∩X≠φ)},其中u│IND(B)是由不分明关系IND对U的划分。
定义4对于信息系统S=
定义5对于信息系统S=
定义6对于信息系统S=
记C的所有D约简为REDD(C)。
定义7对于信息系统S=
定理1对于信息系统S=
2 属性约简搜索算法理论基础
A
定义8一个信息系统S=
定理2一个信息系统S=
定理2的证明可参见文献[8]。
推论1对于一个相容的信息系统S=
对于相容的信息系统,可以通过将决策表中的条件属性分别删除得到新的决策表。如果新的决策表仍然相容,就表明该属性可以省略[8]。
本文采用的是基于属性核的属性约简算法。根据定理1,一个特定的知识表达系统的条件属性对于结果属性的核是所有条件属性对于结果属性的所有约简结果的交集,换言之,条件属性对于结果属性的所有约简均包括属性核。因此,采用一定的方法求出属性核将有效地提高计算效率。文献[9]提出了一种基于决策系统一致性的属性核计算方法。文献[10]给出了一种采用知识(属性集合)的信息熵来计算属性核的方法。
定理3对于信息系统S=
证明:采用反证法,根据定义6,如果S为S的D约简,则S中任何元素都是不可省略的。假设有r∈S,使得POSS/{t}(D)=POSC(D),因为S、{r}奂S,则与定理3条件矛盾,所以得证。
3 属性约简搜索算法计算过程
根据定理3可以设计出基于属性核的搜索算法。这种搜索算法采用了“剪枝”的思想,即在属性核的基础上添加非核属性,形成新的属性集合,对新的属性集合检验是否有已知的属性约简集合为其子集。如果有,将新的集合删除;如果没有,则对新的属性集合根据推论1判断其是否为约简属性集合,如果不是属性约简结果,则在该集合基础上增加新的非核属性进行判断。具体算法如下:
输入:一个相容的信息系统S=
输出:信息系统的属性约简结果。
Step2把core放入object,object中的元素是待分析的属性集合;
Step3对于每个s∈object,判断Red中是否有非空属性集合r,使得r哿s,如果有则从object中删除s;
Step4根据推论1判断每个s∈object是否为属性约简,如果是,则Red=Red∪{s},并从object中删除;
Step5将core中的属性c,逐个添加到object中的元素s,s=s∪{c},s中包涵的属性个数增加1,且s中无重复属性,object中的元素无重复;
Step6重复Step 3～5,直到object=φ;
Step7输出属性约简结果Red。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求得属性约简的过程包括了一个“剪枝”的过程,即当object中某个元素被判断为约简属性集或者其子集为约简属性集时,就从object中删除,从而不再参与下一步的计算,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搜索判断的次数,从而提高了计算效率。
4 算法测试
为了评估算法的有效性,采用机器学习通用的UCI数据库(http://www.cs.cmu.edu/afs/cs/project/ai-repository/ai/areas/learning/database/uci_mldb)的部分数据进行测试,表一显示了测试结果。
测试表明,本文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种能够快速有效地找到给定信息系统属性约简的算法。
5 结束语
本文采用了一种基于属性核的属性约简搜索算法,从属性核出发对待分析属性集合进行不断地扩展和剪枝来获得给定信息系统的全部约简属性集合。通过实例分析和测试表明该算法是一种可以高效地获得全部属性约简的算法。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采用了属性核理论对Rough集的属性约简算法进行了改进,提高了属性约简的效率;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剪枝运算并在不构成约简属性集合的基础上再生成新的属性集合并进行属性约简判断。利用本文的属性约简算法,可以快速得到给定信息系统的全部属性约简。根据本文所述方法编制了相应的计算程序,并利用UCI数据库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令人满意。
本文所描述的算法在砂土震害分析中得到了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11]。
参考文献
[1]Pawlak Z.Rough se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Information Science,1982,5(11):341-356.
[2]王国胤.Rough集理论与知识获取[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3]Luo P,He Q,Shi Z.Theoretical study on a new information entropy and its use in attribute reduction[C].4th IEEE Conference on Cognitive Inf-ormatics2005,ICCI2005.Irvine,CA,United State-s: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Computer Society,Piscataway,NJ08855-1331,United States,2005:73-79.
[4]Al-Radaideh Q A,Sulaiman M N,Selamat M H,et al.Approximate reduct computation by rough sets based attribute weighting[C].2005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anular Computing.Beijing,Chi-na:IEEE,2005:383-6.
[5]Tan S.A global search algorithm for at-tributes reduction[C].17th Australian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2004:Advanc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airns,Australia:Spring-er Verlag,Heidelberg,D-69121,Germany,2004:1004-1010.
[6]Zhao Y,Luo F,Wong S K M,et al.A general definition of an attribute reduct[C].Proceedings.Toronto,Ont.,Canada:Springer,2007:101-8.
[7]丁守祯等.一种启发式属性约简算法[J].微计算机信息,2008,24(18):230-232.
[8]曾黄麟.智能计算——关于粗集理论、模糊逻辑和神经网络的理论及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9]赵军等.一种高效的属性核计算方法[J].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2003,24(11):1950-1953.
[10]王国胤.决策表核属性的计算方法[J].计算机学报,2003,26(5):611-615.
课程属性 篇8
在对于具体的文学活动与作品来说,它们的呈现方式多是以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话语的蕴藉属性是一部文学作品话语的重要表现手法和形式。话语的蕴藉属性,在整个文学活动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突出。在特定的文本中,有可能一段话、一个句子、一个词语,甚至是一个人名地名亦或是一个字都有特殊的含义,这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话语的蕴藉属性。话语蕴藉的使用体现在多种表现形式中,诗歌、散文、小说、话剧甚至是在影视作品中也多有涉及,它的使用范围和限制相对于其他的文本表现形式要自由的多。所以话语蕴藉的使用频次是很高的。
话语蕴藉有两种比较典范的表现形态,一种是含蓄,一种是含混。含混就是俗称的多义或是歧义,就是文本看似是蕴含一种意义但是实际上却蕴含着两种甚至更多种的意义,读者会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体会到不同的含义所带来的不同效果感受到不同的意味。含蓄就是在话语中蕴含无限的意味,需要读者在自己的阅读过程中去体会不同的含义和感悟不同的人生。话语蕴藉能够更好地表现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识形态,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所真正传达的精神。话语蕴藉能够使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得到更好地发挥,是之流传的更为深远。
二、话语蕴藉在部分作品中的运用
1、话语蕴藉在诗歌当中的运用
《诗经》在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里面包含的诗歌就有多首运用话语蕴藉属性。如在《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这句话当中,作者就用关雎的和谐来蕴藉男女感情的和谐美好。前一句描写关雎为下一句描写男女的感情做了铺垫。又如《桃夭》一篇开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看似是描写景物的美好,实在是在描写女子的美好,以及对心仪女子的爱慕之情。这样类似的手法的运用在《诗经》中有不少的篇章。可以看出话语蕴藉属性的运用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含蓄内敛的表现自己的情感。
以《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为例,“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这首诗蕴含着丰富的话语蕴藉:首先,这是一首歌咏洞庭湖景色的名篇,写出了洞庭湖汪洋浩荡,一望无际,气蒸荆楚,波震岳阳的壮观,气势雄伟,形象鲜明,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接着,由眼前景物的触发转向抒情,诗人面对浩淼无垠的湖水,想到自己功名未遂,空有出仕的愿望,无人引荐,就好像欲渡洞庭而无舟船一样,希望张九龄援引,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从作者的创作来看,通过话语蕴藉向张丞相委婉表达自己出仕为官、报效国家的愿望,全诗颂对方,而不过分,乞录用,而不自贬,不卑不亢,十分得体。从阅读和批评看,无论是张九龄还是古今读都通过这首诗的话语蕴藉对孟浩然的情感和愿望以及这首诗本身的文学意义和属性做了不同层次的了解。所以,在特定的语境中,孟浩然与读者们通过这首诗而展开了沟通,即文学活动作为处于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说话人”与“受话人”同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过程,其五要素无一不是存在于话语系统中,由话语系统蕴藉而成。
在王安石诗歌《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个“又”字就可以看出高深的功底。有时候看起来是非常平常的一个字,也许就蕴含着与普通话截然不同的含义。这个“又”字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炼字并不是只要求新意和奇特,而是要言简意明,从而达到话语蕴藉效果。
2、话语蕴藉在小说当中的运用
《红楼梦》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它的地位不言而喻。在这部文学作品中,话语蕴藉属性的运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不同的篇章中都可以找到话语蕴藉的影子。在《红楼梦》的第一回和最后一回,都提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甄士隐,另一个是贾雨村。这两个人名具有了一定的话语蕴藉属性。甄士隐,将真事隐去。贾雨村,假语村言。这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就构成了这“满纸荒唐言”的《红楼梦》。在《红楼梦》的第一回,出现了两个女人,一个是甄士隐的女儿,甄英莲;另一个是贾雨村的夫人贾娇杏。而这两个女人几乎代表了整部《红楼梦》中女人的命运。甄英莲,真的应该可怜;贾娇杏,侥幸,但是是假的。贾府的四个女儿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合在一起就是“原应叹息”,原本就是应该叹息的。这四个女儿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就暗示了她们的命运和贾府的命运。原本就是应该叹息的,不仅是她们命运的写照,更是贾府命运的一个侧面写照。再有一处就是林黛玉说自己的眼泪就要流干了的时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林黛玉的生命也到了尽头。质本洁来还洁去,黛玉葬花,无疑是整部《红楼梦》中较为出彩的一个情节。出彩之处就在于,在这个情节当中,作者运用了双重的话语蕴藉性。我们形容一个女孩长的漂亮,往往说她长的像一朵花。其实在金陵十二钗中,林黛玉本身就是一朵花。黛玉即花,花即黛玉。这是第一重话语蕴藉性。为什么偏偏要安排黛玉葬花呢?其实作者这是在暗示黛玉悲剧命运的开始。现在是黛玉葬花,马上要葬的就是黛玉了,正如刚刚所讲,黛玉即花,花即黛玉。这是另一重话语蕴藉性。果然,在接下来的故事中黛玉香销玉陨。读罢这一段悲凉凄惨的故事,我们不禁会留下“一把辛酸泪”。因为林黛玉来到贾府就是来还宝玉上一世的滴灌之恩的,眼泪流完了,恩也报完了,生命也就结束了。从另一处中也可以看出来,在第八回茜雪被撵出贾府的那段中,李嬷嬷喝了本来是要给贾宝玉的枫露茶,才使得茜雪被背了黑锅,撵出贾府。枫露茶的谐音好似“逢怒茶”,一杯茶的名字似乎是暗示了茜雪的命运,也指出了贾宝玉的少爷习性,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人的命运被改变了。从这三处的文本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在《红楼梦》这样一部恢弘的著作中对话语蕴藉的喜爱。也看出了话语蕴藉的适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作家对它的钟爱程度也是极其深的,在表现本文的意识审美形态中也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意义。
《三国演义》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文学作品的集大成者。在这本文学著作中,话语蕴藉的运用也不在少数。如与诸葛卧龙先生齐名的凤雏先生庞统庞士元,他死于落凤坡的乱箭之下。这“落凤坡”三个字,这一地名似乎就暗示了凤雏先生的命运。当庞士元一行行至落风坡的时候,读者就会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就油然而生。果不其然,凤雏先生就死于这落凤坡了。这一地名似乎在冥冥之中就揭示了故事的发展,在文学的细微之处就可以看到故事的结局。
话语蕴藉的运用不仅仅是在文学作品中,在影视作品中也有大量的运用。如在热火的《后宫·甄嬛传》当中,安陵容与甄嬛的对话,“皇后杀了皇后”这句话就运用了含混这一话语蕴藉的手法。皇后到底是指哪个皇后,前后两个皇后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说。不仅仅是为以后的剧情发展铺垫了基础,还能够吸引观众的兴趣。再如各位妃嫔的称号,就可以从中看出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与自己的优势。如华妃,就有一种雍容华贵的即视感,身份高贵,形态华美。鹂妃,就能想到这个人或许有善于歌唱的特长,还能表现出此人的地位较低,被人当做宠物一样。等等诸如此类的妃嫔名号处处可见。这类型的话语蕴藉在这部影视作品中处处可见其精彩之处。
三、运用话语蕴藉的益处
文学作品中话语蕴藉的运用,可以更好地体现出文学作品的面貌和所表达的情感。话语蕴藉由作者自己去创造,但是需要读者自己去感悟其中的含义与意蕴,从而让自己可以回味无穷。这一手法的运用,可以极大的提高文学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可以让作品的流传性更广。
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话语蕴藉是表现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对表现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但是总而言之,话语是其重要的呈现方式。由此可见,话语运用的能力的高低对表现文学作品的意义可见一斑。话语蕴藉又作为一种重要的表现话语的手法,所以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话语蕴藉的运用可以是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情感,可以和作者产生良好的共鸣,也可以使读者更能了解作者的情感表达,从而使读者更好地读懂作品本身所要传递的能量和精神。对作者所要表达的时代精神和人文情怀有更好地表现。文学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识形态是可以更好地传递高于作品本身的能量的,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话语的蕴藉属性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在语言艺术和语言现象上来说,它们的表现形式可以极大的丰富语言的多样性,极大地提高语言的趣味性,使读者产生更浓重的兴趣。在丰富语言多样性的基础上还可以更好地增加文学作品的审美性,增加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使文学作品在美学的概念中也占用重要地位。
文学的话语蕴藉形成了文学独特的美,似一曲美妙的音乐曲中而意未尽,余音绕梁;似一杯美酒,回味无穷。文学话语蕴藉之美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感悟其中的奥妙,正向《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开篇中写道:“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这句话不仅写出了他内心的缺乏知音的痛苦,也写出了话语蕴藉的奥妙,意在不言,意留言外,只有慢慢体味,透过言语的表象才能读出其中蕴含的美。
课程属性 篇9
林荣泰 (R.Lin, 2005, 2006) 为了将文化上的因素转变成设计元素, 提出了一个研究文化对象的空间架构, 其中文化可以被分类为三个层次:1) 物理或者材料文化——包括食物, 服装, 交通等等。2) , 社会或行为的文化, 包括人际关系, 社会组织, 以及3) 精神或理想的文化, 包括艺术和信仰。从林荣泰整理的文化空间构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层与内在层的文化因素更多地是一种“关系”与“涵义”的表达, 是无法直接感受到的, 需要设计人员的主观把握。并且这种分类方式更加适用于功能性较强的产品, 由于家具类产品结构形式较为简单, 所以本文在林荣泰文化空间关系构架的基础上为了使文化因素更直观地展现, 将文化因素所赋予的家具产品属性分为三个层面:1) 基础层:包括产品的材质、部件以及各部件之间的关系等;2) 方式层:即基础层的各个要素之间的连接组合方式;3) 呈现层:即元素部件通过一定结合方式所呈现出来的造型框架。这三个层次相互递进又相互独立, 因此可以分别对其进行文化因素的分析, 即分析探讨每个层次之所以出现的主要文化因素背景, 并形成文化因素与产品属性之间的对应关系库。
我国的传统家具具有悠久的历史, 明式家具正是家具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个辉煌时期。本文以明式桌案家具为例, 根据上文家具属性的划分, 进行分析探讨。
一、基础层次与文化因素
选取明式桌案家具较为有特点的基础构件, 并将其归纳为三类:1) 纹样;2) 枨子与横梁;3) 腿足。并以其中较为典型的几种元素进行分析。
如:方胜纹是以两个菱形压角叠加而构成的几何纹样。“方”原为并行的两只船, 强调并列、并行的状态, 隐喻为同心相连、成双入对的美满寓意, 用来表达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胜”原为古时妇女的一种用来束发或配于腰间的饰物, 《山海经》:“西王母, 梯几而戴胜杖”, 古人借“胜”驱邪保平安, 具有吉祥用意, 它是人们企望平安、幸福等心愿的物化表现。方胜纹由两个基本的菱形构成, 菱形纹是在由网格的进化演变中得来的, 是原始人类受到生产编织活动影响的图像化表现, 菱形纹为装饰的主题纹样发展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与方胜纹的形式特点甚似, 与此同时, 方胜纹也已见诸记载, 因此有学者推断彩陶上的菱形纹为方胜纹样的雏形, 是人们的生命观与世界观一种非自然的生成物再现。方胜纹体现了对婚姻的美满希冀、对吉祥的恒久企盼和对生命的无限崇拜。而回纹体现了人们对吉利永长、清淡朴拙和理性有序的追求;云纹展现的是生机、祥瑞、清新雅致和文儒情节。
枨子的功能在加强腿足之间的结合强度, 大致有直枨、罗锅枨两种。枨子矮一些, 对构架的稳定有利, 但会妨碍使用者腿膝的活动。两端靠下, 中部拱起的罗锅枨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矮老将枨子和上面的构件联结起来使枨子也能起传递承重的作用。为了防止枨子有碍腿之弊, 桌几四腿之间不用构件联结, 而设法把腿子与面子联结起来, 能将面子的承重直接分递到腿足上来。“霸王枨”由此设想而被创造出来, 似寓举臂擎天之意, 形容枨子远远探出孔武有力的样子。
本文从外观框架上将桌案家具中的腿足造型归纳为3类:直腿无马蹄足、直腿马蹄足和三弯腿马蹄足。大部分明式家具的腿足的变化受到“有束腰”和“无束腰”两种结构体系的影响。概括说来, 直腿多用于无束腰家具。王世襄认为无束腰家具起源于木建筑的大木梁架。古建筑的柱子多直落到柱础上, 故无束腰家具的腿足也多直落到地, 没有马蹄。有束腰家具是从唐代流行的台座或壶门床、壶门案演变而来, 由开始的每面几个壶门简化到每面一个壶门, 再到四角只剩四根腿足, 牙脚经过蜕变和敛缩, 成为足端的马蹄。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西晋时期盛行曲形凭几, 有‘曲几三足……以丹漆之’”。因此可以得知, 我国最早的三弯腿的雏形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文化变动剧烈, 强调情感的价值, 文艺活动本身被视为目的。因此, 弯曲圆滑、动感流畅的S形弯腿出现在此时也不足为奇了。
二、方式层次与文化因素
明初期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 大力恢复农业生产, 制定各种恢复经济的政策。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手工业和城市经济也迅速发达起来, 各类木作工种的专擅有了更明确的划分, 这对于家具尤其是硬木家具的打造有着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 明代匠户制度改为轮班轮作, 政策上允许“以银代役”, 因此手工业者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同时, 冶炼技术的发展为硬木家具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工具条件, 精密的榫卯结构, 不仅实现了家具功能形式的完美统一, 还可以防止家具因环境变化、时节变迁而收缩、开裂、变形等损伤。每一种榫卯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作用, 如:粽角榫多用于框形的连接;插肩榫常用于案形结构牙板与腿的连接;夹头榫是是连结桌案的腿子、牙边和角牙的一组榫卯结构;霸王枨是用于方桌、方凳的一种不用横枨加固腿足的榫卯结构;抱肩榫主要解决腿足与面板、腿足与束腰、腿足与腿足之间的连接等结构问题。
三、呈现层次与文化因素
从相关文献、杂志等搜集大量描述明式家具的相关感知词汇共计18个。邀请明式家具研究人员5名、设计类及非设计类高年级学生20名, 根据这18个词汇是否适合表达明式家具桌案家具感性意象来进行投票。得到4个高频词汇 (质朴、古典、内敛、儒雅) , 并对其文化因素进行探讨。
1、质朴感与文化因素
北宋时, 手工业发达、经济繁荣, 随着家具种类的日益细分, 家具真正走入百姓生活中。宋代的科举制度使得众多来自民间的文人进入士大夫阶层, 民间简朴淳厚的生活观念和艺术趣味, 以及儒释道思想合流的审美观逐渐成熟, 在生活器用上也潜移默化地贯彻着质朴风格, 对崇尚华丽的上层宫廷与贵族的审美观产生重大影响。宋代中后期, 一些文人墨客的美学思想, 也对奠定朴实无华的宋代家具风格起了推动作用, 如苏轼主张“发纤稚于简古, 寄至味于淡泊”, 崇尚新秀之美、自然之美的美学思想。由宋朝发展起来的家具框架结构到明代已进步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准, 明式家具充分利用和表现材料本身的色泽与纹理, 后期制作用仅用蜡饰工艺进行处理, 体现出一种隽永朴素的风格。
2、古典感与文化因素
在宋明以后, 以等级和名份教化社会的观点被称作“天理”, 并成为人们言行的桎梏。清代统治者更是尊崇宋明以来的程朱理学, 主张“法古”而兼顾变革, 认为烙守祖制、继承前人衣钵是本分的事。中国正是由于这种两千年儒家文化的一家独尊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 因此设计风演变地十分缓慢。中国古典家具中最早的造型符号当属商周时期的壶门形式, 后来这种形式一直被使用在家具中。随唐时期家具中出现了圈形扶手、靠背等形式。宋元时期, 牙子、牙板、马蹄腿、霸王帐等大量出现。各历史时期的设计虽然各有侧重, 特色不一, 但总的来说一脉相承, 较少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中国的古典建筑也体现了这一点, 从汉代中国建筑体系基本确立以来, 以木构架、斗拱和大屋顶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建筑型制便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以至于若非古建筑专家, 很难辨认出建筑的年代。明式家具艺术的古典风格是对中国文人的尚古情绪的加以说明与体现。
3、内敛感与文化因素
中国传统哲学要求自强不息、以人为本, 讲究内在超越、有容乃大, 天人合一的东方宇宙生命论是意境论这一审美理论的哲学根基。“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方式使人们在审美对象的刻画中只求神似, 追求抽象和空灵的装饰, 是一种模糊的意象思维方式。宗白华指出“中国自六朝以来, 艺术的理性境界却是‘澄怀观道’, 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王国维认为, “无我之境, 人惟于静中得之”, “静”极具内敛性质, 与“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苏轼诗云:“静故了群动, 空故纳万境”, “真空即为妙有”, 空即是超越又包含着空与满。禅宗实际上是一种十分内敛的宗教, 它要于人的自然性情中寻找佛理。中国的艺术褚神实质上也是内敛的, 喜欢反观自身, 于是便有了禅义。传统的文人画中的留白, 正如王渔洋所谓:“不著一字, 尽得风流”。创作者悟到了真理, 但不直白讲出, 要观者自己去“悟”。无数禅机就在空白处, 取决于观者的自性如何:“卷尽云雾, 万象参罗”, 才会产生“韵味”。
4、儒雅感与文化因素
自明初至成化年间, 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科举考试只能寻着“八股”的固定程式, 甚至为了镇压一些触犯了统治者禁忌或表现出来的政治异端而大兴文字狱, 使得一大批有功名的文人对仕途感到失望, 而且大批富有的商人可以通过纳捐入朝为官, 因此符合入仕资格的文人精英愈发过剩, 作为仕、农、工、商之首的社会地位岌岌可危。为了维持自己的身份地位, 文人、士大夫放弃了原先社会大众的消费标准, 他们逐步建立、完善专属于文人阶层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 来反映他们独特的有鲜明价值观的生活方式, 而文人阶层所推动的这种生活方式亦成为社会各阶层争相学习、推崇的社会时尚。如据明人陆容在《寂园杂记》中的记载:当时将收藏书画、玩器、盆景花木的三类人称为“清玩”、“清赏”和“爱清”;再如他们大力参与家具的设计和制作, 通过不同与以往式、形制的家具式样, 表达自己在精神文化方面不肯随波逐流的追求。明朝末期, 越来越多的文人关心家具这类和生活密切相关的艺术, 因此家具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势必要与文人士大夫儒雅清高的品性相吻合。
摘要：文化和家具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文化不仅包括了家具设计的所有方面, 同时家具也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而不断地推动着文化的发展。文化因国家或民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在与日俱增的全球化形势下, 对文化差异的研究也必将融入到家具设计中去。明式家具作为中国古典家具发展史上的顶峰,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功能上对当今中国家具设计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家具同文化一样, 是时代的产物, 如何将明式家具中优秀的设计元素进行借鉴创新, 亦或者说使用明式家具的哪些元素属性, 本文将以明式桌案家具为例, 从家具属性-文化因素的角度进行探讨, 并得出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表格, 这样就更方便将符合当今时代需求的文化因素所对应的家具属性作为设计元素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