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属性（通用12篇）
大学属性 篇1
对大学任何问题的讨论都绕不开对大学的本质功能、组织属性和特征的认识, 对其进行分析是研究大学组织存在的问题、优化大学组织治理的必要前提和内在逻辑出发点。埃米尔·涂尔干曾这样评论过大学:“很少能找到一种机构, 既是那么统一, 又是那么多样;无论它用什么伪装都可以认出;但是, 没有一个地方, 它和任何其他机构完全相同。”这说明大学的组织属性和本质特征既统一又复杂多样。
一、大学组织的基本特征:学术属性与科层属性
学术属性是使大学区别于政府和企业等其他组织的本质属性, 是由大学的根本任务决定的。以高深知识为中心高度专业化的学术工作是大学的主要工作和活动,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不同职能正是以不同的方式对高深知识进行操作的结果。“知识是包含在高等教育系统活动之中的共同要素;科研创造它;学术工作保存、提炼和完善它;教学和服务完善它。”从大学的组织构成来看, 大学的基本单位是按知识体系划分的学科和院系, 大学是以学科为主轴组织起来的“知识加工厂”。
同时, 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正式组织, 带有明显的科层属性。大学的科层属性是基于学术属性衍生出来的, 是非本质属性, 服务于学术属性。现在的大学早已不是中世纪时期学者组成的行会组织, 随着大学职能的扩展、规模的扩大、与外界环境交往的密切, 大学的内部事务和组织结构越来越繁杂。纷繁复杂的日常教学与科研管理, 资源的规划与分配, 人事与财务的管理等都需要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手段来进行, 以充分利用大学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降低成本, 提高大学组织的效能, 保证组织活动正常有序的运行和组织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大学组织的权力特征:二元权力结构
大学的学术属性和科层属性在权力结构上表现为大学权力的二元特征, 既包括基于自上而下层级制的行政权力, 也包括基于对知识的占有优势的学术权力和专业权威。如果说中世纪大学是“学术共同体”, 规模庞大的现代大学毫无疑问是“学术-行政共同体。”学术权力是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 主体主要是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人员和相关的学术机构, 客体主要是学术事物、学术活动和学术关系。行政权力是大学的行政组织或行政人员管理其职责范围内行政事务或活动的权力。行政权力的主体是校内的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 行政权力的客体是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和活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二者的关系既相互矛盾, 又相互统一, 一方存在的合理性以对方的局限性为依据。学术权力源自学者对知识的深入探索和占有, 扎根于学科和专业, 具有合理性, 是内生的非制度性权力, 是大学本质特征的外化, 具有松散、自主和民主的特点;行政权力源自大学的科层制结构, 是国家法律、政策和组织职位所赋予的, 具有合法性, 是外生的制度性权力, 目的在于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力, 主要通过指示、指令、决议等, 自上而下贯彻执行, 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追求组织的效率和秩序, 包括决策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两种权力在大学组织的运行中都有其合理性和运行的边界, 协调二者的关系对实现大学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行政权力的过分强调必然会影响从事学术活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而过分松散的学术权力则将有损于大学效率的提高和政体目标的实现。
三、大学组织的动力特征:大学自治与社会控制的对立统一
大学自治与社会控制的对立统一源自知识生产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统一。《辞海》将知识定义为“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韦伯斯特词典》认为知识是“通过实践、研究联系或调查获得的关于事物和状态的认识, 是对科学、艺术或技术的理解, 是人类获得的关于真理和原理的认识的总和。”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首先表现为个体所拥有的主观知识, 是认识主体的精神现象。与此相对的是能够脱离认识主体而独立存在并为社会其他成员共享的社会客观知识。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体知识创造是知识生产的源泉, 决定了社会知识的存量和结构;社会客观知识决定着知识的传播、限定了个体主观知识再创造的方向和路径。个体主观知识需要经过社会的合法性认定, 客观化为社会知识才能在社会中传播和保留, 得到社会的认可。个体知识创造遵循合理性原则, 以求真为本, 以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标准;社会知识选择遵循合法性原则, 以是否符合人类情感和社会利益为标准。两个原则并不具有天然的一致性, 合理性要求尊重个体知识的自由创造, 合法性要求对个体知识创造进行约束。对大学来讲, 知识生产的个体性和合理性要求维护学者追求真理和学问的自由, 独立思考和创造的自由, 支配时间的自由, 学术自我管理的自由, 也就是要维护大学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自由;知识的社会效用和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则要求大学的知识生产要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符合社会的价值取向。作为社会利益代表的国家有必要对大学的活动进行管理和控制, 从而也决定了大学自治是有限度的自治。正如布鲁贝克所言:“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 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因此, 对以知识为逻辑起点的大学组织而言, 知识生产的矛盾性使大学不可避免的处在自治与控制的矛盾冲突中。
摘要：探讨和厘清大学的组织属性是优化大学治理的内在逻辑出发点, 本文从知识和社会的视角概括分析了大学的组织的部分属性和特征。
关键词：大学,组织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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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属性 篇2
论文化的作用及其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商品属性
从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看,文化决定着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品格和精神,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核心和灵魂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模式,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强大源泉.文化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产业商品属性,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中,正确认识两种属性的关系,对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加快文化产业建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兼吸外来有益文化、走向世界的中华文化的大发展格局,适应我国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国家对外开放和科技生产力发展的形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 者：谢鲁海 作者单位：济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50014刊 名：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JINAN MUNICIPAL COMMITTEE年，卷(期)：“”(1)分类号：G05关键词：文化建设 文化发展 意识形态属性 产业商品属性
大学属性 篇3
明显的同质倾向
理论上讲，教辅读物在一定程度上的同质化是无法避免的。大家在面对同一类别的教育人群、同样的教育内容开发教辅读物时，内容选择的同一性势必会导致辅助内容的雷同。特别是在一些基本的陈述性知识譬如定义、定理、概念等“死知识”的识记、再现方面，编者几乎别无选择。
但是，在某些偏重于基本能力、方法，习惯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程序性知识方面，不同的编者却可有不同的处理。因为这些知识所面向的更多是一种技巧、一种策略，它们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才能得以体现，而这些载体，是有着选择的弹性空间的。譬如测评某个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编者自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范围和对读者能力的一般评估，选择不同的作家作品。
不过，市场上占很大比重的教辅图书在很多程序性知识的测评、助读题目的设置上，却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同质倾向。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在网络上输入相关的题目，可以检索到很多一模一样的网页。
教育理念的忽视
无论是课堂上的正规教学，还是适应教学的教材，特别是辅助教学的教辅读物，都与特定的教育理念密切相关。它们在教育目的、教育效率、教育价值等诸多方面，影响、引导着具体教学行为的走向。
以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教育为例，自2001年新的《课程标准》颁布以来，所有的中小学教材都围绕它展开了新一轮的编写和实验。那么，与之相关的教辅读物的编写，则不仅要注意是否与教材配套、衔接的问题，同时要反映《课程标准》所坚持的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否则，教辅读物将不能帮助读者增强，提高学习能力，相反，还会使读者通过教材学习已经获得的某些与新的理念相互适应的知识、能力、方法、习惯受到教辅的错误引导，而走向歧途。
从许多教辅读物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出，尽管很多图书都在申明“围绕课程标准理念”而编写，但实际上在这个方面却作为无多。
原创动力不足
就近年的教辅读物来看，往往是某一创意独特且受读者欢迎的图书上市不久，即有类似的大量的跟风之作出现。譬如上海辞书出版社以数年之功打造的“中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因在引领学生迁移所学知识、扩大视野、培植情感、提升鉴赏能力等诸多方面所具备的优势，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于是“带动”了为数不少的同类选题的开发，但与前者相比，后起的同类图书显然特色不明显。
实际上，原创动力的不足并非只由简单的模仿造成。对于和教育图书密切相关的教育理念的忽视和误解，也许是更为隐蔽的和更为深刻的原因。许多跟风图书所以受到冷落，根本上是无从真正落实被模仿者引以为傲的对于相关教育理念的深入理解和扎实演绎。严格来看，教学辅助读物并不单纯依傍于教材，它更不是简单拓展、延伸教材内容所形成的习题集台，它包含着教学辅助工具、教学偏误纠正工具、教育理念转化工具、教育理念评价工具、教育功能实现工具等多种多样的功能。而对于教辅图书的这些功能，可以负责地说，国内的认识、研究、开发都还是不够的。特别是基于教育理念转化工具、教育理念评价工具、教育功能实现工具等功能的教辅图书开发，相当有限，这使得最需要也最能够体现教辅图书原创动力的一个方面却乏善可陈。
阅读适应与阅读取向的被动塑造
教辅图书广泛存在的上述多个方面的问题，对读者的最初影响当然是阅读适应与被动认同。
教育理念的忽视与原创动力的不足，使得相应图书所负载，传播的信息出现不周延的情况，随之而来的则是读者难于获取全面正确的知识、无法独立地判断思考和获取更大的满足空间，其辅助功能实际上并未真正实现。而由于同质图书的放大效应，本来在教与学上需要得到辅助的读者，会在缺少判断能力的情形之下，无意识地被动认同理想的教辅图书就应该是它们所见到的市场上教辅图书的样子，经过一定时间的强化，读者便适应了此类图书。浏览一下专业的教育网站，常常可以看到很多教师对待一个问题的见解纷繁歧出，仔细分析可以知道，很多不同的见解乃是源于个别教学辅助读物的误解，教师只是沿袭了所见的错误认识而已。
大学属性 篇4
大学教育质量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既受国家、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定位影响, 也受大学教育系统内部制度设计与资源配置的影响。立足于大学教育系统本身, 大学教育质量是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的综合, 与大学系统内部既有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密切相关, 也就是说, 不同的大学制度设计将会导致大学活动场域内不同的行为主体的行为表现, 而不同的行为表现最终会反映在大学功能的实现程度与大学教育质量的现实差异上。大学治理是大学教育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国家层面的大学教育理念在大学实体层面的具体表现, 它涉及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和系统内的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运行和调控, 既是大学制度组成部分, 也是大学教育质量的保证性条件。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现行的建立在国家行政管理基础上的大学教育治理模式势必会导致大学教育活动主体行为的异化, 从而影响到大学教育质量[1] 。因此, 大学的“去行政化”和“回归学术共同体本位”已经成为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一致性共识 (张文红, 2012) 。如果以大学教育质量是大学教育系统在合理而科学的治理结构中的产出作为研究预设, 那么建立起适应大学教育规律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就必须回答以什么为基本框架来分析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 现行的行政治理模式为什么会阻碍大学教育质量的提高, 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何处等问题。本文从大学教育质量属性角度出发, 系统地分析了行政治理模式与大学教育质量属性要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大学去行政化必须以合作治理理论为基础, 理顺国家、政府、大学之间的外部关系并在大学教育系统内部突出各主体的作用, 形成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大学治理结构。
二、大学教育质量属性与大学治理的关联性分析
在大学诞生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虽然大学因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其功能定位几经改变, 但大学是社会化分工的产物,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基本事实却为社会所普遍接受, 其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既决定了其存在的社会价值和作用的大小, 也决定着国家和地区层面的社会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在整个社会化分工系统中大学被定位为人才培养、知识创造、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四种基本功能。大学功能之间的比例结构是区分大学类型的标准, 但不管什么类型的大学, 为受教育者提供知识服务, 进行人才培养, 使受教育者成为有价值的社会公民是大学的基本功能, 而判定其基本功能发挥得好坏的标准就是大学的教育质量, 大学教育质量的好坏决定着大学自身的命运, 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由此可见, 大学教育质量涉及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的多个主体, 既与大学组织内部的学生、教师、管理者有关, 也与大学组织外部的家庭、工商企业、政府部门的利益有关, 是多个利益主体价值判断和评价的结果。大学教育质量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和评价标准的差异化决定了大学教育质量的社会属性、复杂性、主观性和客观性, 是多重属性的综合。
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 是宏观环境巨系统内的子系统, 具有自有的投入—转换—产出系统。大学教育质量是以人为载体的, 是微观层面上的个体在大学教育系统内, 通过组织认同、学习参与和系统训练等教育活动程序后的变化程度, 是典型的系统性产出, 是特定的宏观外部环境下, 大学教育提供系统中的活动主体互动作用的结果。大学教育质量虽然表现为一种结果, 但与活动过程有关, 是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的非线性加总。大学教育的过程质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验性的服务质量, 发生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各个时间和空间节点, 类似于服务质量中的功能质量, 既与行为主体的过程参与动机、参与环境等因素有关, 也与整个大学教育系统的各质量要素的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和有形性有关, 是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的结果, 存在着过程性。大学教育的结果质量以大学教育活动的结束为时间节点, 反映在受教育的价值观念的形成、知识的增长和能力提高等多个层面上, 类似于服务质量中的技术质量, 其结果质量不仅在个体上存在差异, 而且在显示和隐形两个维度上均有所表现, 其对社会的影响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和环境的变异性。大学教育质量的过程性和结果性既决定于大学教育活动内容设计、也决定于活动内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一致性和其主体能动性作用的发挥程度。
在相同的宏观环境条件下, 大学教育质量决定于行为主体在整个大学教育活动中的参与机会、积极性和参与方式, 而行为主体的参与机会、积极性、方式是由结构系统决定的, 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2] 。现代服务质量管理理论认为:功能质量主要是通过服务接触管理实现, 结果质量主要通过服务质量系统改进来达成[3] 。服务质量具有主观性、差异性、互动性和过程性的典型特征, 服务质量的属性特征决定了服务运作的管理与产品生产管理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不同[4] 。D·凯特指出: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络管理系统[5] 。缪勒把治理定义为:关注制度的内在本质和目标, 推动社会整合和认同, 强调组织的适用性、延续性及服务职能, 包括了战略方向的掌控, 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协调, 资源的有效利用, 外部性的防治, 顾客服务宗旨的实施等内容[6] 。理论上, 大学教育质量是以受教育者为载体的, 发生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过程的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教育服务, 也有互动过程中的知识增长。如果按照制度—行为—绩效的分析范式, 将大学教育质量视为特定环境下的组织绩效, 那么教师和学生就在大学教育质量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是影响大学教育质量的两个重要的主体。国家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定位就决定了大学的外部环境, 而大学环境决定了整个教学过程以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行为, 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因此, 如果将大学作为一个组织, 对大学教育质量进行系统性思考, 那么大学教育质量的研究就必须从外部制度与内部制度安排两个层面着手进行分析, 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政府与大学的制度安排和微观层面的大学内部的制度安排。
大学治理模式与大学教育质量有关, 也就是说大学教育质量属性的保证性条件的形成和作用发挥是通过大学的治理结构来实现的, 与大学治理结构密切相关。大学治理结构是大学教育系统内外部的一套旨在实现大学理念和目标的制度安排及相应的组织架构、权力规则体系。在大学治理中, 结构是一个基础性条件, 所有的决策活动都是在一个基本的治理结构中展开的, 也就是说大学办学理念和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合理而科学的大学治理结构 (顾建民, 刘爱生, 2011) 。总体上, 从世界现有的大学治理模式分析,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受大学办学历史、国家制度和各种外部事件的影响, 宏观层面上的大学治理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既有行政、学术权力主导下的大学治理, 也有市场权力主导下的大学治理, 不同类型的大学治理的效率即大学教育质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7] 。微观层面上, 如果将大学教育系统视为一个投入—转换—产出的知识性服务生产系统, 那么在投入一定的前提条件下, 产出的效率或大学教育质量就决定于转换过程, 而转换过程在微观组织层面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结构性特征, 在这种结构系统内, 组织内部的权力、资源分配、决策体系和规则就构成了大学内部治理的基本内涵。由此可见, 大学治理由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部分组成, 外部治理通过一定媒介作用于内部治理, 两者之间具有传递性、反馈性且具有自洽功能, 这客观上要求合理而科学的大学治理:一是必须涵盖大学教育质量的利益相关者并将其纳入到其决策主体的范畴内, 是多主体之间共同参与的治理;二是影响大学教育质量的两个关键要素教师和学生对大学教育系统活动本身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 对大学教育质量有决定性作用, 其决策参与机会应在制度层面予以保证;三是权力下沉的治理, 大学具有高度的自治权力, 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应在各自的系统内发挥作用, 相互之间界限清晰、相互制衡, 运行有序。
三、大学行政治理与大学教育质量的内在矛盾分析
(一) 行政治理导致政府与大学关系错位, 大学偏离其学术本位
大学教育质量的社会性决定了国家、政府教育投入和大学对教育资源的正确使用的应然, 这也决定了政府和学校在整个大学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中的关系和角色。在整个大学教育体系中, 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教育发展规划、筹集资源、建立大学教育质量外部评价机构、设立大学董事会;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家的大学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制定大学教育目标、设计合理的组织结构、建立组织运行机制, 保证大学教育活动和科研活动的正常进行, 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保持高度的自治。在政府与大学之间关系清晰的前提下, 大学通过人才培养、知识创造、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来寻找其自身的发展和生存。在一种竞争市场上, 大学为了生存和发展将会自动地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作为一种自律机制, 也就是在这种治理模式下, 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是由市场驱动而非政府驱动的, 也只有在这种模式中, 大学的教育质量才能成为大学的自觉行为而得以保证。在大学行政治理模式中, 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 且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与行政官员的任命交织在一起, 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与监督发生在行政体系内部, 大学彻头彻尾地成为了庞大的政府统治机构中的一部分。大学行政治理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是建立在社会等级差别基础上, 其结果势必会导致大学等级秩序的出现, 其治理机制依赖于政府的强制力和权威, 依靠教育资源的行政化和差异化配置来实现其治理目标。为激励大学管理人员, 体现政府意志, 政府通过惯行的绩效考核的方式来对大学进行各种类型的考评且以考评结果作为大学教育资源配置和大学管理人员升迁的主要依据, 忽略了大学教育质量的发展规律。出于个人理性和官僚政治理性, 大学的行政管理者将会自觉与不自觉地把满足上级政府的要求和政府官员的政策偏好作为学校行政决策的主要风向标, 倾心于做让上级政府和直接委托人满意的事, 对大学教育规律的坚守和维护将让位于政府意愿和长官意志。以此为背景, 所谓的大学教育质量就极有可能成为阶段性目标或只是停留在各种类型的评价指标的完成上而非大学教育系统的自觉行为。在这种治理模式下, 高校将会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各种类型的评估和考核上, 大学的学术本位难以受到应有的尊重, 现实表现就是不断地给教师下指标和校园内热闹的迎评活动。长期的结果是大学精神的逐渐丧失和与大学格格不入的组织氛围的出现, 不良校园文化的形成将会使大学在偏离其学术本位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大学教育质量不仅难以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证, 也难以在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心理层面上得到重视。
(二)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边界模糊, 导致大学教育质量活动主体行为异化
大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既离不开学术权力, 也离不开行政权力, 是两者协调作用的结果。在一个合理而科学的大学治理结构中,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应在各自的决策范围内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为大学教育质量提供保证, 共同实现大学教育目标。事实上, 大学的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功能目标的实现是以大学教育系统的学术活动为基础的, 因此, 学术权力应成为大学教育系统内教育资源计划、配置的主导性权力。学术权力主导地位的确定是教师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生通识教育、心智训练等大学教育质量活动有效开展的保证。大学教育系统的行政权力作用于大学教育系统内部行政管理系统, 为大学教育质量服务, 承担大学教育的硬件建设和日常的教学服务, 通过行政权威的应用发挥作用。
大学行政治理是以行政命令的自上而下的贯彻实施为主线的, 行政权力具有其先动优势。在权责范围不清的情况下, 大学行政治理的结果必然会导致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 而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必然会导致三种程度不同的结果:一是大学演变成为一个官僚组织。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大的必然结果是学术权力在大学教育系统内部的弱势。在弱势的环境条件下, 为了生存, 学术组织将会以自身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力的丧失去换取存在空间而逐渐成为大学官僚组织的附属物, 学术自由成为大学学术共同体海市蜃楼般的理想图景。学术权力的丧失必然会导致教师和学生的治理主体地位的丧失、大学成为单一中心的行政官僚组织, 大学的组织属性与大学教育质量属性在整个治理结构中难以得到应有的体现。二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边界模糊,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模糊在学校决策层面必然导致大学教育系统内部运行的混乱和无序, 大学教育系统正常运行和质量保障条件建设所必需的资源难以从制度上得到保证, 其典型表现就是在国家加大教育投入的前提下, 学校管理者凭借其独享而不受监督和约束的行政权力将教育资源投入到看得见、摸得着且立竿见影的硬件设施建设上, 大学出现了一流的设施、三流的教师管理和服务理念的错位现象。三是教师的自我矮化。出于价值理性, 为迎合行政管理需要, 教师丧失对学术的坚守, 失去对学术应有敬重, 学术工作成为教师渔利的工具, 导致学术活动场域的大面积失范和败德行为, 教师的失范和败德行为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教师的模范性和教育的感染力, 另一方面加剧了教师内心深处的冲突和价值观的扭曲。教师层面的失范和败德行为在大学教育系统内, 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体验和感知而影响和塑造着受教育者的社会价值观念。受教育者主流价值观的丧失必然会导致没有灵魂的工具和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大量出现, 严重地影响到大学教育质量的社会属性。
(三) 大学行政治理忽略了大学教育活动规律, 剥夺了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
大学教育质量与大学教育过程组织管理密切相关。大学教育质量的过程性和结果性决定了教师和学生在整个大学教育质量体系尤其是在大学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这客观上要求, 任何行之有效的大学治理结构以及机制的建立必须以尊重和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维护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的主体地位为基础和前提条件。建立在传统的治理理论基础上的大学行政治理模式将大学作为国家庞杂的行政组织中的一部分, 并将大学整合在一个层级结构明显的官僚行政组织体系之中, 国家通过对大学教育资源的行政垄断、计划、分配和人事的任免实施对大学的控制和管理。在这种制度安排下, 大学外部行政治理通过政治权力、行政权力的扩张渗透到大学教育系统内部, 国家的教育理念和相关政策通过国家—地方政府—大学党委—大学校长—院系等多个层级传递到大学教育系统中的活动主体教师和学生身上, 这种信息传递模式是单一的纵向传递, 层级多且缺乏信息反馈, 政府决策过程缺少来源于基层的相关信息且相关政策容易被层级结构中的不同利益主体加以选择性应用而出现决策目标与实际执行状况相差甚远的现象。与此同时, 学生和教师的相关诉求逐层向上传递, 受传递层级的影响, 正当而有用的信息将会被逐层过滤而失去其本来面目, 也就是说国家和政府了解掌握的有关大学教育的信息可能与大学教育系统的真实情况存在偏差, 以此为基础的各种决策难以反映客观现实而失去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由此可见, 在大学行政治理结构中一方面教师和学生作为大学教育质量的关键要素被置于整个大学治理结构的行政命令体系中的最底层, 教师和学生在整个行政权力体系中仅为行政管理者的办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各项行政规定的执行者, 在大学教育体系中充当着一个政府和校长行政意志实现的工具性角色, 而非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个体, 大学教育质量属性中的主动性难以实现, 不难看出, 大学行政治理是见物不见人的, 这种模式的运行结果使本应成为大学共同治理主体的教师和学生被排斥在整个大学教育的决策体系之外, 其参与大学治理的机会被剥夺, 从而产生强烈的疏离感, 进而失去对学校教学事务的参与热情和合作精神。
四、结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2020) 》把提高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放在了战略高度, 不断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历史主旋律。为保证和提高大学教育质量, 大学教育的提供系统必须具有一套与大学教育质量属性相适应的治理模式, 这种治理模式是在了解大学教育质量形成机理基础上, 以国家、政府和大学之间清晰的关系定位为基础, 能够对影响大学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进行有效激励和控制, 并保证在整个大学教育活动过程中, 教师和学生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信息畅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高等教育质量利益的多元化、质量的过程性和结果性决定了大学治理与其它组织的差异性。大学教育质量的多元性决定了大学应是一个相关利益主体参与治理的共同体, 大学教育质量的过程性和结果性决定了大学、教师和学生在整个大学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和地位。单一中心的行政治理结构将会导致大学管理的行政化、大学的学术本位的丧失、教师和学生主体地位的失去, 从而影响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 在现行国家加大财政投入的大前提下, 应着眼于现代大学教育规律, 着力搞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 而顶层设计的核心是理顺国家、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 为大学建立良好的外部治理结构, 以此为基础将大学教育相关利益者纳入到整个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中, 形成多主体的合作治理模式, 以满足大学教育质量的内在要求, 达到提高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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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二重属性 篇5
具体是指：管理既有与一定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又有与一定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其中，社会属性直接或间接地同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关。
二者的来源是：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
管理的自然属性：
指管理是一种不随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客观存在。这种与社会生产力相联系的客观存在具体表现在：
（1）它是一种对人、财、物、信息等资源加以整合与协调的必不可少的过程。
（2）它是社会劳动的必然要求，资源的整合利用与人的分工协作都离不开管理
（3）管理有着很多客观规律，管理活动只有尊重和利用这些规律才能取得成效。 因为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力，故管理的自然属性也称为管理的生产力属性。
管理的社会属性：
指管理是一种只有在一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中才能进行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为谁管理”的问题，它为统治阶级服务，体现着生产资料所有者指挥劳动、监督劳动的意志。 它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既是一定社会制度的体现，又反映和维护一定的社会制度，其性质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有不同的社会属性。
因为任何管理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进行的，都必然地要体现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定要求，为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服务，从而实现其调节和维护社会生产关系的职能，所以，管理的社会属性也叫做管理的生产关系属性。
二者的联系：
（1）管理的自然属性离不开社会其社会属性，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中，不然，它就成了没有形式的内容；而管理的社会属性也离不开其自然属性，不然，它就成了没有内容的形式。（2）二者又是相互制约的，管理的自然属性要求社会具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与其相适应，而管理的社会属性的不断变化必然使管理活动具有不同的性质。
指导意义：
（1）管理二重性是我们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管理经验和研究、总结我国管理经验的指导思想。
顺生于自然属性 篇6
地点：北京陈文骥工作室
受访人：陈文骥
采访人：冯博一
主持语：陈文骥不是一个以社会重大主题和文学情节表现见长的画家，而是一个专注绘画语言魅力、尊重自己的绘画性感觉的抒情画家。在他的作品中，有对油画艺术历史的尊重、有对绘画语言变化的敏感。他努力学习中国早期油画家那种广阔的文化修养，使自己的作品有较多的历史文脉气息。但他独特的冷静气质和独思习惯，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理性的严谨，并且提供了有关世界和存在的哲学阐释的话语空间。
冯博一：对当代文化境遇，以及在这种处境中艺术家个人创作态度和立场，或许将导致对以往艺术观念与形式在方法上的改变。作为一位成熟的艺术家，你现在是如何看待艺术的创作？或者说，你对艺术的态度、立场是什么？
陈文骥：对于我个人来说，如果回到三十年前，我二十多岁得时候，我肯定会想突破、改变、争取些什么。这和人的年龄、地位，或者思考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年轻时期的我和现在是对立的，而现在的我又是和那个时期完全相反的。目前，我所思考的只是想在我所拥有的绘画和艺术表达方式这个领域里，能使自己得到一个完整的自我。所谓完整的自我，不只是我在艺术领域完成自己，同时要以这种艺术方式，来完成个人的生物状态。因为到了这个年龄，好像也悟到些什么。有些事情你会感到很无奈，你不可能再去超越自我，感觉好像你在个人的意识上，只有保持，而不是再去突破。
冯博一：你的这种认知和自我的判断，与你现在的艺术创作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我觉得个人的状态和艺术创作的状态，包括语言方式、风格样式，应该是具有一致性的。
陈文骥：是一致的。因为这几年我围绕着这些方式在做，我自己感觉很明显在远离一个中心的思考，好像不愿意介入某一种领域的干扰。就是说我有意回避大家比较关注的方面，想寻找一个完全符合自我的，并乐意去做的，做起来也有把握的一种方式。这种结果，都是根据这种意识来要求的。所以我不是想扩大，而是想把范围缩小，尽可能在有限的条件和能力下，我能办得到的一个结果。
冯博一：是否可以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向外的趋向，而现在更多的则是一个内敛的收缩？
陈文骥：对！以前是加法，现在是减法。所以感觉现在作为个人的一种生存意识，是一种往里禁锢的、局限性的、缩小的。当你意识到这个年龄阶段，和早年比较，从思考方式、态度，或者说从普通意义上的收获是完全不一样的。
冯博一：在我看来，你早期的创作是比较直接面对现实的，现在逐渐返还于个人的内心体验。那么，你现在如何看待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陈文骥：现在，我不太愿意去考虑我跟社会现实的关系，而更重视个人一种状态上的思考。我好像没有把对社会这个部分和我自己的行为作一个连接点。我考虑的是我本源上的行为反应，我希望是一种生物化的反应。
冯博一：也就是说，更符合个人生存的自然属性。是否有些宿命了？
陈文骥：可能是这样。作为艺术家，我的艺术创作和思考，自然会或已经把我的文化态度、社会因素考虑进去了。同时，也与其他领域的人在行为、思考方式上产生一些距离。在这个距离里，我希望我把这个个人更动物化一点，因为人本质上就是动物。当然,这种自然属性的思考，人可能思考的更到位，更具体。作为我这种表达方式的人，我很希望还原到初始化的本质状态。所以，你可能会很自然的进入了一个层面里面，这是你的自然归宿。这东西没有什么必须去强迫、去安排的。我的结果都是生理暗示，并不是说我需要让自己有一个设定，但是我要明白，要认识到自己在生理状态上更适合用什么方式来完成自己，而不是要从社会现实形态来考虑。我感觉人之间的差异，到我们这个年龄啊，就认定下来了。我可以当蚂蚁，我要很勤勉去完成自己，人这种心态就到了终极了。当你到了生命终极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会认可它。我看过一个电影，一个被暗杀的神父，临死之前突然笑起来了。暗杀他的那个人把他打死之后就不明白，为什么他当时要笑。这就是凶手和神父之间的境界，对待死亡、对待人生的不同理解。
冯博一：过于“入世”，容易沉湎于现实而迷失自我，倒是以个人经验为出发的“出世”，忠实于自我的人，可以找到本我的存在。这让我想起了张中行老先生写的《顺生论》一书。
陈文骥：因为像张中行这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这种思考也会多一点。我到了五十岁以后，感觉好像也是不可改变的。反而发现自己有一种愉快，我可以变得很单纯，我可以很少去顾虑什么，使我在有限的领域里面，可以少做很多事情，但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彻底。
冯博一：我觉得任何艺术创作都可以说是某种实验，但可以区别两种基本的实验方式。一种是某一艺术传统内部的实验，一种是传统之外的实验。传统内部的实验是对这个传统，如绘画自身语言和风格的不断提升、丰富和深入化；传统外部的实验则注重的是对现存艺术系统的重新定义，所希望达到的是传统画种、表达方式、审美趣味之间的相互打破，包括对所谓艺术的重新定义。所以它不仅仅是对某一画种审美或语言的完美化，而是带有某种革命性的东西。你如何认识这两种实验性？
陈文骥：我只是对有些未知的东西抱有诉求，对自己同样也是不断关注会有什么可能性，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产生让我意外的结果。在这个层面我会找到一些方式。也就是说，我只是拥有了一些表达方式，绘画是帮我完成了自我。而完成自我的同时，我在寻找一些我曾经未知的一些可能的东西。也许我突然发现有可以让自己改变的，我会尝试着让自己努力地去调整。至于结果能否让自己满意，就考虑的比较少。所以这里面也带着些想突破、冒险的心理意识，是出于人本能的好奇心，一种未知的诱惑吧。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其实是把自己这个人，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自己归到哪个类别上去。我是希望能够更本能些，提供一些可值得珍惜、研究的文本，而不要进入任何意识形态的归类。我对未知性特别敏感，特别喜欢参与其中，想从中获得些什么，又不知道结果，这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其实，我做事情逻辑性是很混乱的，这个混乱里面让我去寻找新的设定。我喜欢设定，但在过程中又喜欢打破。我现在很重视这种本能式的、生理化的反应。我希望思想性，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能在我的创作中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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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博一：你近年的创作比较强调物的形态结构与色彩协调的美感，你如何认知物与人之间的关系？
陈文骥：人与物的关系是，人造了很多物，这些物其实是跟人有关系的。它的形状、美感与人是协调的，我们视觉上接受了，其实也在生理上接受了。人创造的物就是完成人形态表达的一个结果。人一定要和周围这些东西联系起来考虑，这是一种共存观。把这两种事物结合起来思考的话，人在这里面的地位不一定说高多少，不是控制性的，只是说可以更好地配合。人始终自我感到得意的是自己在思维上可以超越其他物，在这超越过程中主要说我和它协调，我用我的智慧和它协调，从而获得一种美感。我在创作中，尽量抽离它的实用性、功能性，然后再看它在这个形态过程中有一种生理状态上的收获。同时，还是用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模糊的追寻。前方有个模糊的东西，我被它吸引，我要让它由模糊变成清晰,但走到头我发现并不清晰，因为产生了另外一个模糊。一个模糊套另外一个模糊，我努力去追寻，然后就永远没完没了的了。这就体现了一个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喜欢这么做。如果换一个人，他也许就不会这么做，他首先要将这个事情清晰化，清晰了他才会踏出这一步。对于我这些清晰的东西不会有什么吸引力，但是我会为了某个目的，设定一个很清晰的路线图，但是这个路线图是完全备用的。在过程中这个路线图最终要彻底被打破，这是个人的行为方式，在控制的过程中，我有快感。所以每次我完成一个展览，都有逃过一劫的感觉，因为我心中不是很有数。其实，我是一个心中没有数的人，完全是非理性的表达。
冯博一：但在作品里，我却感到你是一个很理性、严谨，甚至苛刻的艺术家。
陈文骥：理性成分里面其实饱含了很多侧面，很多感性的侧面掺杂在一起，同样感性的成分里面也包涵了很多理性的成分。我感觉人不可能是特别单一的，都有微小的差异，绝对化是不太可能的。这里面有一个灰色地带，很多人处在这两个类型中间的模糊地带。实际这个灰色地带的人起到了平衡作用，他是存在的。
冯博一：这是否意味着你甘愿“边缘化”，或与所谓的前卫艺术渐行渐远？
陈文骥：当你只有意识到这东西存在的时候，你才知道自身还有多少缝隙。我只是希望自己不是空旷的，也希望周围不是很拥挤的，而我在这个最拥挤的范围里，有限的那些小的缝隙中，同样能生存的特别自由。它其实跟当代艺术表达的态度好像稍微有一点点抗衡，或者是有意回避。它作为一个新的态度，在中国艺术的表达意识里，我感觉和西方有区别。我们更多的是记住了一些形式，在完成自我，好像是一种宗教式的态度在做这个艺术，由一种形式来完成自己一种行为反应。这个心态和状态上也运用的特别多，这和艺术表达好像有些不太一样。
冯博一：艺术家的表达方式肯定对他个人有意义，否则他就不会去这么做。但是对其个人有意义、有价值的创作，如果说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当中是不是有意义、有价值？
陈文骥：人与人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让每一个人都在一个价值范畴之内去完成。他存在自然有他的可行性、合理性。其区别就在于有些人仅仅是在一个动物层面的存在范畴，就像人存在，蚂蚁也存在，但不是说蚂蚁必须要按照人的方式去生存。这就是自然生态的共存的合理性。你是蚂蚁就只能当蚂蚁，但蚂蚁这个存在你又不能消灭它。我们不能因为蚂蚁跟人有区别，就不承认它的存在，甚至说你在研究人的过程中把它抛离。人之间有这种差异，艺术家之间也是有这个差异，我们现在不能把一切都归纳到人的普泛方式上去完成。作为艺术家不管他寻求哪种方式，对他个人来说都有他的理由。对于一个社会学家，他要敏感的意识到其存在的合理性，去研究它。而艺术家的存在就是说去怎么样接触这种方式，去完成自己。更多的思考，应该是由另外一个层面去完成的。对艺术家来说，他是不是在现阶段自我做的很彻底，是否感到充实，这点很重要。所以一个艺术家被赞赏，或是被认可、被批评、被抛弃，他已经有一种可讨论的价值，他已经达到他的作用了。所以说艺术家他所承担的东西，需要他自己发现一些能把握住的东西。
大学属性 篇7
大学文化具有多属性、不可重复的基本特点[1], 其属性包含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学术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等诸多相关因素, 是极复杂的决策过程。目前, 国内学者对于大学文化的综合评价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主要是对大学文化的综合评价给出了定性的方法, 缺乏定量的分析,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相对单一, 只是对文化现象进行了浅层的分析, 未能将权重的差异对评价对象的影响进行充分的考虑。本文将熵理论引入大学文化评价中, 结合逼近理想解排序法 (TOPSIS) 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改进熵权的大学文化多属性评价方法, 根据此方法对具有多属性的大学文化进行综合评价, 通过实例证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对多元文化相互影响下的大学文化评价具有良好的效果。
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指标提取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德尔菲法、问卷调查法来获取大学文化的基本评价指标, 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1所示。
大学文化从总体上看, 可以分为精神层面、学术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 每个层面也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这五个层面基本上涵盖了大学文化的基本构成, 也是评价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文化涵盖的五个方面, 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 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 使得在对大学文化进行综合评价时, 指标权重确定较为随意, 不同学校之间的大学文化评价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 给大学文化的综合评价造成一定的困难。
1.2 主观权重
对于大学文化评价这一类多属性决策问题, 属性初始权重的确定一般都是由专家直接给出, 具有直接、便于计算的优点, 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专家由于知识结构、个人研究领域等不同, 对大学文化的相同属性往往会做出不同的判别, 即对同一个属性在评价过程中会给出较大的权重差异, 同时专家在评价中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程度 (专家权重)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指标权重。本文针对专家决策权重的随意性, 提出利用主观权重和熵权相结合的组合权重确定方法, 有效地解决了专家确定初始权重时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1.3 熵权
熵是热力学概念之一, 主要描述了分子的无序运动, 在信息论中熵值的大小主要是描述信息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越大, 需要的信息量就越大, 则熵就越大。而信息熵则可以衡量信息强度的大小[7]。本文利用熵权法将大学文化评价中的指标进行量化, 将评价指标的客观权重用改进熵加以确定,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专家在对指标权重确定过程中科学性和合理性。构建m个决策方案, 每个决策方案具有n个评价指标, 构建评价决策矩阵R (xij) m×n (i=1, 2, …, m;j=1, 2, …, n) , 其中xij表示第i个评价方案的第j个指标值。消除不同纲量的差异, 对指标的判断矩阵进行规范化处理, 得到标准化评价矩阵Y={yij}m×n。第j个评价指标的信息熵值表示为:
1.4 组合权重
本文在原评价指标的基础上, 利用主观权重和信息熵加权组合得到新的最优属性权重, 同时将专家意见通过参数引入决策模型中, 兼顾了专家对指标重要性的主观认识和经验, 同时将客观权重提供的信息充分将以考虑, 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从而使得评价更为有效, 更加适合大学文化评价决策的实际环境。
对于大学文化评价各个指标的属性, 令组合权重为w*, 在组合权重中主观权重所占的比重可设为pj, 客观权重所占的比重为qj, 且pj+qj=1, j=1, 2, …, n则评价属性组合权重表示为
2 改进熵的排序方法
根据大学文化体系构成的特点, 由信息理论可知, 在不同的两所高校A和B之间的大学综合文化的差异程度可以用表示:
C越小则两所高校A和B之间的差异程度越小, 可以定义C为A和B之间相对距离[9]。本文通过引入相对距离C来衡量各高校大学综合文化发展程度与现阶段满足时代需求的大学文化之间 (理想方案) 的差异程度, 利用各高校大学综合文化的加权标准化矩阵分别和正理想方案和负理想方案的相对距离定义了一种新的方案贴近度, 通过对方案贴近度的排序进而对各评价对象进行优劣排序。
(1) 定义相对贴近度:和分别为评价对象与正理想方案和负理想方案的相对熵。
根据相对距离S计算决策方案与理想方案的相对贴近度, 其中C+表示与正理想方案的相对贴近度, N+表示正负距离之间的相对偏差。
(2) 确定方案的排序规则:方案xi与正理想方案的相对贴近度C+越大, 相应的方案越好。当两个方案的与正理想方案的相对贴近度相同, 即Ci+=Cj+时, 方案xi与正理想方案相对距离Si+越小方案越好。
(3) 方案排序方法:根据大学文化体系评价的属性值对构造的决策矩阵Y= (yij) m×n进行标准化, 即, 其中zij表示标准化后第i个方案的第j个属性值。对得到的标准化矩阵, 利用公式xij=wjzij进行加权集结, 构造加权标准化决策矩阵 (xij) m×n。当评价指标为效益型和成本型时, 分别用公式 (10) 和 (11) 计算指标的正理想方案xj+和xj-负理想方案。利用公式 (6) 和 (7) 计算各个待评价的决策方案与正、负理想方案的相对距离, 即, 各评价方案与正理想方案和负理想方案的相对熵。根据相对距离, 应用公式 (8) 和 (9) 对属性进行集结, 得到方案的相对贴近度Ci+, 根据相对贴近度Ci+的大小顺序, 对方案进行排序择优。
3 算例分析
某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省内所属的4所文科高校{A1, A2, A3, A4}组织专家进行巡视诊断评估, 以综合评价4所高校的大学文化建设情况, 专家由教授2名 (权重分别为35%) , 高级行政管理人员1名 (权重为30%) 组成。专家针对4所高校从精神C1、学术C2、行为C3、制度C4和物质C5层面20个决策指标进行了综合评价, 各指标见表1所示。在现阶段高校大学文化构建过程中, 学术水平建设C2和物质条件C5创造方面应该越大越好, 为效益型指标;大学精神C1凝练, 大学行为C3规范以及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C5, 需要符合现阶段大学发展的需求, 为成本型指标。3位专家根据自身经验对4所高校按照0-100分进行评价打分。如表2-表4所示。
对构建的决策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到3位专家对评价对象的标准化决策矩阵zij分别为:
根据公式 (2) , (3) 计算得到信息熵和熵权分别为:
根据公式 (4) 计算得到组合权重为:
四所文科高校的评价正理想方案和负理想方案分别为:
利用公式 (6) 和 (7) 计算各个待评价的决策方案与正、负理想方案的相对距离, 即, 各评价方案与正理想方案和负理想方案的相对熵。
根据相对距离, 应用公式 (8) 和 (9) 对属性进行集结, 得到方案的相对贴近度Ci+。
根据相对贴近度Ci+的大小顺序, 可以得到第3所高校的大学文化建设更能适应现阶段高校文化建设的需要, 其次是第1所高校和第4所高校, 最不理想的是第2所高校。
4 结论
本文根据大学文化评价的特点, 将熵权引入大学文化评价中, 克服了专家主观确定指标权重的主观性, 有效地对专家主观评价进行了改进, 在建立评价体系的基础上, 利用主观权重与熵权组合的确权方法来进行指标权重的确定, 通过相对熵计算相对贴近度和相对偏差, 最终对方案进行择优排序, 确定各所高校文化建设的优劣。与传统的单一确定权重的方法相比较, 指标权重确定更加科学合理, 充分考虑专家和决策问题的实际情况, 使得评价过程得以充分的量化。实例计算表明, 本文提出的基于多属性改进熵的大学文化评价方法, 能够有效地评价大学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 为大学文化评价这一类复杂的多属性决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进一步优化最优权重的提取方法, 同时扩充现有的属性决策信息, 使得决策模型更加符合实际决策。 (2) 将本文方法进行推广, 逐步应用到多属性的群决策问题。
摘要：针对大学文化评价缺乏定量分析, 未能充分考虑权重对评价对象的影响问题, 将改进的熵权与专家主观权重相结合, 形成基于改进熵的组合权重确定方法。在建立评价体系的基础上, 通过相对熵计算相对贴近度和相对偏差, 最终对方案进行择优排序, 确定各所高校文化建设的优劣。实例计算表明, 本文提出的基于多属性改进熵的大学文化评价方法,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为大学文化评价这一类复杂多属性决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多属性决策,改进熵,相对贴近度,模糊评价
参考文献
[1]袁贵仁.加强大学文化研究推进大学文化建设[J].中国大学教学, 2002 (10) :4-5.
[2]张桂霞.大学文化对区域文化的引领作用初探[J].现代教育科学, 2011 (6) :163-166.
大学属性 篇8
随着我国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向了大众教育。高职教育处于高等教育的最底层, 进入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成绩一般都不太高, 这一部分大学生对理论学习不感兴趣, 甚至有部分学生本身不想上大学, 但迫于家长压力或其他因素而进入高职院校学习。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都处于这种状态, 他们进入高职院校后普遍存在厌学的现象[1]。国内有好多专家学者对当代大学生的厌学现象都做了大量的研究, 也建立了一些数学模型[2,3], 但专门针对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厌学现象和建立数学模型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选用属性层次模型[4,5]对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厌学情况进行了分析, 该数学模型较传统的层次分析法模型大大减少了计算量[6], 避免了人为因素的误差, 从而提高了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1 属性层次模型
属性层次模型是北京大学程乾生教授在1997年提出的一种无结构决策方法。该方法克服了常用方法 (如数理统计方法、层次分析法) 的不足, 避免了对数据的繁琐处理, 简化了数学计算过程。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属性层次分析法的建模过程。
1.1 建立评价层次结构
根据评价对象建立层次结构。一般评价结构为三层:第一层为目标层, 第二层为评价准则层, 第三层为对象层。目标层是为实现评价对象而建立的标准;评价准则层是能够代表评价对象特征的主要因素;对象层是代表评价对象特征的详细因素。
1.2 构建属性判断矩阵
构建判断矩阵。根据两两因素之间的重要性, 利用1~9比例标度法表示相对于上一级因素而言下一层两两因素之间的重要性, 当两个因素比较时, 如果重要程度相同, 则用1来表示;如果前者比后者稍强, 则用3来表示;如果前者比后者强, 则用5来表示;如果前者比后者很强, 则用7来表示;如果前者比后者极强, 则用9来表示;2、4、6、8用来表示处于两个奇数之间的中间值;取倒数时则表示后者相对于前者的量化值。通过量化计算可得判断矩阵:
式 (1) 中, aij=1/ajt, aii=1。
判断矩阵通过式 (2) 转换可得属性判断矩阵:
式 (2) 中, k≥2, U为系数, U≥1。通常情况下U=1或U=2。
1.3 计算相对属性权重
各个因素的相对属性权重可以利用公式 (3) 计算得到:
1.4 计算组合权重
利用准则层求出的属性相对权值再乘以对应的对象层的各个属性相对权值, 就可求出各个因素的组合权重。组合权重由公式 (4) 得到:
2 属性层次模型的应用
下面以高职院校大学生厌学为评估对象进行评估。
2.1 建立评价层次结构
为了找出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厌学情绪的原因, 笔者对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各个院系的各个专业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 并对专职教师和专职辅导员也做了大量的咨询, 最后对他们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 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19项指标进行分类, 得出的厌学原因指标体系如表一所示。
2.2 构建属性判断矩阵
首先根据调查的数据计算出判断矩阵, 设u1~u4;u11~u16;u21~u25;u31~u34;u41~u44的判断矩阵分别为A, B, C, D, E。表示如下:
由式 (2) 可得以上各个判断矩阵的属性判断矩阵:
2.3 计算相对属性权重
根据式 (3) 计算各个因素的相对权重值如下:
2.4 计算组合权重
根据式 (4) 计算组合权重, 最后得到的评价权重如表二所示。
3 模型数据分析
分析属性层次模型可知, 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厌学的主要因素为:个人因素占43.73%;学校因素占30.72%;家庭因素占16.55%;社会因素占9.00%。由此可知, 高职院校大学生厌学的主要因素还是学生自己个人的因素, 其次是学校的因素, 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所占的比例较小。
在个人因素中, 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厌学的主要因素排序为:对专业的认可占24.67%, 学习的目标占21.24%, 自我控制能力和学习方法和效率各占17.00%, 自我认知能力占10.10%。高职院校大学生厌学的因素主要是对所学专业认识不清或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根本就不了解;有的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 或者想改学其他的专业。
在学校因素中, 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厌学的主要因素排序为:学校的学习氛围占27.13%, 教学与实践课的吻合程度占23.05%, 教师的教学水平占17.78%, 生产实习实训课所占的比例和课程的合理性各占12.29%, 学校的知名度占7.47%。由此可见, 一个学校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学生就会产生厌学现象。
在家庭因素中, 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厌学的主要因素排序为家庭的经济状况占38.73%, 家长对学生的期望占30.00%, 家庭的知识结构占20.00%, 家庭和睦占19.05%。目前高职大学生中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 出现厌学现象的反而较多。
在社会因素中, 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厌学的主要因素排序为:高职大学生的社会地位占38.73%, 学生所学专业的前景占30.00%, 企业对学生的衡量占20.00%, 社会需求的一致程度占11.28%。高职院校大学生的社会地位对大学生的厌学现象影响较大。
4 高职院校大学生厌学解决对策
4.1 充分了解所学专业
高职院校大学生了解大学的各个专业情况主要有两个机会:一是高考填报志愿, 通过招生简章了解所报专业;二是大学入学后在大学里了解所学专业。为了避免厌学现象的出现, 学生应在填报志愿时通过网络、电话、报刊等各种方式充分了解自己所报专业;对于高职院校, 要想使学生充分了解自己所选专业, 在高考填报志愿时高职院校应设置专职人员进行高考填报志愿解答, 使学生充分了解自己所选的专业;入学后各个专业主任应及时进行专业介绍。为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所学专业, 专业主任应分不同学期分别介绍自己的专业, 让学生对所学专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了解过程。此外, 学生在充分了解各个专业后, 学校应允许学生在大学二年级进行调换专业, 学生在充分了解各个专业后, 可重新选择自己热爱的专业进行学习。
4.2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每一个学校的学习氛围都不太一样, 有的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的氛围较浓, 学生积极开展各种课堂内外活动, 积极参加各类大赛;有的高职院校学习氛围较差, 学生上课迟到、早退, 上课玩手机、玩游戏, 上课睡觉, 对各种课外活动不感兴趣。高职院校应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学校的学习氛围, 如设置一定比例的奖学金及助学金, 积极开展系部、学院的各种专业技能大赛。对积极参加课内外活动的学生给以一定的奖励, 在校园内大力宣传优秀学生的事迹等等, 使高职院校内各个层次的大学生都能积极地表现自己、展现自己, 以增加高职院校的学习氛围。
4.3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高职院校大学生进入大学后, 还没有完全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很容易受到社会上不良的影响, 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这时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树立远大的理想, 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努力学习。
摘要：本文介绍了属性层次模型 (AHM) 的基本原理, 建立了高职院校大学生厌学的属性层次模型, 并根据模型的结论, 分析了高职院校大学生厌学的主要因素, 提出了针对高职院校大学生厌学的解决建议。
关键词：属性层次模型,高职大学生,厌学现象,解决对策
参考文献
[1]于文露, 增凡稳.高职院校大学生:“厌学心理”探析[J].教育现代化, 2015, (12)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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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属性 篇9
随着十堰市北京路沿线大学城的形成, 各类店铺瞬间在这一地段安家落户, 由于受到特殊商业圈的影响, 这些店名表现出更鲜活的语言特色和时代气息。本文对大学城周边的店铺名称作了抽样调查, 以153个店名作为分析对象, 拟从语言特点和文化属性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找出这一特定区域中店铺的命名特点和文化审美倾向。
一、店名的语表特点
(一) 店名组合形式分析
一般来说, 店名的组成包括属名、业名和通名三个部分:属名表示所属个性的区别性名号;业名表示从业类型名称;通名表示商业单位的通用名称。三名复合便是店铺的大名。[3]如“杨氏水果超市”, “杨氏”是属名、“水果”是业名、“超市”是通名。本文对这153个店铺名称作了抽样分析, 发现其构成情况有如下几类:
1. 属名+业名+通名, 如:春雨书吧、智慧屋学生用品生活馆、时尚秀场美发店
2. 属名+通名, 如:绿叶超市、乐乐佳便利店、王记商行
3. 属名+业名, 如:简约发型、晨光文具、金友棋牌娱乐
4. 业名+通名, 如:服装创意工作室、水疗会所
5. 单用业名, 如:水果副食、文具生活、涮烤
6. 单用属名, 如:飞虎飞剪、依然自我、幸运频道
当代商业店名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命名要素的倚变和缺失。[4]属名为“变素”, 表现出最大的灵活度;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导致店名追求简洁化、个性化, 很多成分会慢慢缺失。根据153个店名的抽样调查, 其中属名+通名、属名+业名数量最多, 分别占到29%和26%, 这两类既富有简洁性, 又拥有较大的信息量, 易记易懂;其次是属名+业名+通名, 占22%, 这是最传统、最完整的店名构成, 承载的信息量最大, 深受店主青睐;单用属名的类型占有19%, 属名最彰显店名的个性, 而业名+通名、单用业名的数量最少, 只占1%和3%, 缺失了属名让店面丧失了标志性的区别, 辨识率大大降低, 所以使用者很少。
(二) 音节分布倾向
调查发现, 店名在音节的分布上呈多种类型, 最短的只有两个音节, 最长的有十个音节, 而由四音节构成的最多。音节过少, 涵盖的信息量就少, 不足以让人通过店名马上反馈出准确、清晰的信息;音节过多, 信息量足够, 但过于冗长, 不宜在瞬间让人识记, 而适中的四音节, 既保证了足够的信息量, 又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真正发挥了店名的作用。另外, 音节构成中, 双数多于单数, 这样看起来更加对称、和谐, 读之更具有韵律感。
(三) 语法构成分析
从语法结构看, 该区域店铺名称在组合上同大多数店名一样倾向于偏正式结构, 而且偏正式结构中有“名词性+名词性结构”组合, 如“用心人大药房”、“桃李园菜馆”等, 其次有“形容词+名词性结构”组合, 如“休闲炒货”、“简约发型”等。除了以偏正式语法结构为主外, 也有其他结构形式出现, 如:
并列式结构:如涮烤、水果副食
动宾式结构:汇美、启美
主谓式结构:吾饮良品
店名语法结构丰富, 彰显出店名选择的个性化和灵活化倾向, 同时用简洁、利落的语法结构组合出丰富、实效的店名, 迎合快节奏的经济生活。
二、店名语义特点分析
(一) 属名的语义组合特征
属名是店名中个性色彩最强, 区别意义最大的构成元素。人们根据店铺特点和个人喜好自由选择赋有特色的属名, 达到招揽顾客的目的。因此, 属名的语义特征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决定整个店名的内涵。根据调查发现, 大学城区域店名在属名各元素的组合上形式多样, 其组成元素主要有以下语义特征[5]:
1. 地名+品味+定位, 如:东方御品家常菜馆
2. 地名+定位, 如:桐华平价超市、南洋小灶
3. 定位:小户人家、简朴寨
4. 评价+材料:鼎中鼎豆捞
5. 地名+材料, 如:巴山卤菜店、澳门金汤豆捞
6. 称谓+材料, 如:李二鲜鱼村、邢氏海参
7. 材料, 如:清粥小菜
8. 地名+制作方式, 如:上海炒货
9. 地名+材料, 如:哈尔滨饺子馆、渤海渔村
1 0. 制作或服务方式, 如:土灶台、水疗会所、涮烤
1 1. 品味, 如:魅格、汇雅精品时尚宾馆
1 2. 企愿, 如:吉阳酒店、吉安宾馆
总之, 属名各组成元素在语义上丰富多彩, 根据不同的组合方式搭配使用, 营造出新鲜而形象的店名特色。
(二) 店名整体的语义选择倾向性
店名不仅要传达出直观而充实的信息量, 而且要给人留下瞬间性的关注度和无穷的回味性, 要达到这种由内而外的影响力, 店名的拟定就应十分重视语义选择的倾向, 通过字词的选择, 组造出特定的语义, 从而提升店名的内涵和特色。据调查, 大学城区域店名在语义选择上主要表现出以下倾向性:
1. 仁德、信誉义, 如:用心人大药房、济世大药房
2. 祝福、祈盼义, 如:荣华宾馆、寿康永乐
3. 活色生香、高贵儒雅义, 如:紫藤阁养生会所、临风阁烟酒副食
4. 市井生活、俚俗之义, 如:农夫果园、南洋小灶
三、店名的文化审美属性
店名是企业文化的载体, 反映了经营者的文化、学识素养, 而且店名还是某区域文化底蕴的反应堆, 彰显区域文化内涵, 大学城周边店铺处于一特殊区域, 该区域政治、经济正在蓬勃发展, 文化气息浓厚。作为该区域滋生、成长起来的商铺在店名的选取上应具有鲜明、独特的文化属性。
(一) 学究气息浓厚
由于该区域地处大学城周边, 在各大高校云集的经济区域, 无疑渗透着独特的学究气息。如新东方超市、行之道校园超市、大学城艺术中心、美颜教室等, 教育、学校的影响力悄然融合于店名之中, 使店名具有浓厚的校园文化气息。
(二) 雅俗交错与并存
1. 求雅
(1) 清新脱俗、用词高雅。
大学城是高学历、高学识人才的聚集地, 其店名在审美倾向上会力求高雅、清新的审美格调, 如雅米奶茶、米兰晴天、紫藤阁养生会所等用字典雅、清新, 富于韵味, 读之充满情趣雅味, 很好地迎合了大学城特有的文化氛围。
(2) 善用修辞等, 求言在此意在彼之境界。
(1) 谐音的运用。为追求店名的韵味, 往往使用谐音之妙, 达到一语双关的作用。
如“衣恋”运用“依恋”的谐音, 形容对点铺的喜爱、留恋;“一生好福记”则运用“一生好福气”的谐音, 表达出商家的美好企愿。这种运用语音之美传达言外之意的拟名方式传达出高雅脱俗的文化气质。
(2) 字词的巧搭。店名在用字的选取上, 往往通过奇妙的组合, 微妙、含蓄地传递出深刻的内涵。如“汇美”、“启美”均用在化妆品店名中, 含蓄地变达出“汇聚美丽”、“开启美丽”的含义。这些店名的使用无疑体现出一定的文化色彩。
2. 求俗
店名毕竟需达到招揽顾客的目的, 而针对大部分消费群体的社会特征, 店名在选择上还会巧接地气, 特意选择通俗、易懂、直白性的字词, 营造出“乡土俗气”的文化色彩。如“小户人家”、“张胖子烤鱼”等, 给人以自然、原始的感受。
(三) 追求个性化、时尚化倾向
大学城所在的群体, 以年轻化、时尚化居多, 为了迎合这一消费群体的审美感受, 很多店名在选择上刻意求新、求奇、求简, 力求表现出张扬的个性和前沿化的时尚。所以有“艾洛依”、“伊呀呀”、“伊魅儿”、“爱转角”等很难从字面判定店铺归属的个性化店名。同时, 为了刻意追求奇特、洋气, 还出现了如“I LIKE”、“Smiley Shop”等用英文作为店名的情况, 这些折射出大学城店名彰显时尚、青春、个性的文化倾向。
总之, 店名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现象, 渗透出一定的文化品位与审美倾向, 是一座城市的名片, 标志着一座城市的软实力。大学城作为城市文化、礼仪的集聚地, 更应率先引领整个城市健康、文明的文化气息, 所以对店名进行深入研究, 以求不断规范化、健康化, 利于形成大学城这一区域独有的知识氛围、文化积淀, 从而提升整体城市的影响力与形象品位, 给城市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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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属性 篇10
没有什么决策比选择一个职业或工作对人们的生活具有更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尤其在当代社会, 人们对职业所代表的社会价值有着高度的认同, 职业不仅是个人谋生的手段, 也是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职业影响甚至决定了个人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所从事的主要活动, 进而决定了个人的生活质量。
对于大学生而言, 在当前大众教育的背景下, 大学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 职业生涯决策已经不仅仅关系着大学生未来的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 更影响着在毕业时能否找到一份工作的问题。尽早的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生涯决策, 能让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对自我有更充分的认知, 能结合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和潜能, 有目的的学习知识和参与实践活动, 培养自己的职业能力, 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能力。
二、职业生涯决策过程分析
职业生涯决策与大多数的即时决策不同, 其特点是没有固定的职业选项, 职业选项的属性也是不确定的, 有时职业属性之间存在着冲突。当个体意识到需要做出职业生涯决策时, 首先要确定可能的职业生涯方案。在初步确定职业生涯方案时, 由于信息加工能力的有限性而可选的职业道路众多, 个体不可能详细考察每一个可选的职业道路, 这时, 个体仅仅根据决策者自己设定的目标考察职业生涯的某个属性, 从而快速地做出选择, 此时决策者的信息加工是以属性为基础的。
初步的职业生涯选择之后往往得到的并非某一个而是几个职业道路, 这些职业生涯方案在某个属性上的价值都能满足个体的最低要求。如果这时所剩的职业生涯方案仍然较多的话, 个体将根据对他来说第二个重要的属性来剔除过多的选项。
如果初步选择之后所确定的职业生涯选项信息处于个体认知加工能力范围之内, 则个体能够充分考察每个职业生涯的属性价值, 通过补偿策略确定最后的职业生涯方案。例如, 赋予职业选项的每个属性一个价值, 将同一选项的属性价值累加起来产生一个总体价值, 在总体价值的基础上对比各个职业, 最后选择具有最高价值的职业生涯方案;或者决策者首先对比所有职业在同一属性上的差异, 然后把同一选项的各属性差异累加起来, 累加的差异将导致决策者偏好某个选项。通过对职业生涯属性的加工分析过程, 个体可能获得某个确定的职业生涯方案, 但是也有可能精细加工的结果是一无所获。
当明确了职业生涯方案之后, 个体是否会执行这一决策结果呢?这取决于个体对自己决策结果的评估。如果个体认为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 对决策结果充满信心, 那么, 他将很快地投入到确定的职业生涯行动中。如果精细地决策加工没有能够满足决策者要求的职业生涯方案, 那么决策者就需要回到初步选择阶段, 收集更多的职业生涯信息做出新的决策。
三、职业生涯决策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应考虑一个多属性生涯决策模型, 见表。该模型假定已得到若干职业生涯决策备选方案, 采用相对定量的方法来确定各个备选方案的完全序或者选出相对满意的方案。
这里定义X={x1, x2…, xn}是决策备选方案的集合;G={g1, g2, …, gm}是影响职业生涯决策的属性 (因素) 集合;W={w1, w2, …, wm}是各个影响因素相对于整个属性集合的重要性大小, 即权重集合, 当然是各方案相对于各个属性的属性值;P={p1, p2, …, pn}是各个备选方案对于决策者来说实现的可能性概率集合。
四、模型的使用规则
实际操作过程中, 可以按照如下规则进行。
一是属性 (影响因素gj) 的选取。不同的决策目的, 选取的影响因素不同。比如在选择第一份职业时, 可能会重点考虑企业的性质、企业所在地、未来收入的多少等;而在大四进行就业还是继续深造决策时, 可能会重点考虑自己家庭经济状况、自身能力的大小等因素。选取的因素不宜过多, 最好少于10个。
二是属性权重 (wj) 的确定。权重的确定有很多方法, 属性数量少时可以主观给定;数量较多时可以采取AHP (层次分析法) 确定;也可以采取诸如10分制分别赋分, 加总后再分别归一化确定权重。
三是各方案属性值 (vij) 的确定。由于属性数量比较多、属性间的不可公度性以及属性值分布差异大, 往往导致决策者进行属性比较出现很大困难。理论上, 为了给出属性在决策人评价方案优劣时的实际价值, 使得不同的属性值具有可比性, 操作时需要对属性数据进行预处理, 即属性值的规范化。比如要通过线性变换, 把效益型、成本型、固定型、区间型属性值转化为[0, 1]区间的数。但是这种操作对大学生, 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有一定难度, 可以在实际操作时采用更简单的等级赋分法直接把各个不同属性的值统一到同一量纲, 使其具备可公度性。比如可采取里克特 (Likert) 五级计分法, 低分值表示该方案在此属性方面相对于决策者来说价值低, 高分值则相反。
四是备选方案 (xj) 的筛选。被选方案不易过多, 否则会加大计算量;也可以采用非补偿性策略, 比如里克特五级计分赋值时, 凡是属性值小于等于1的, 对应的备选决策方案可以直接剔除。
五是备选方案相对于决策者实现的可能性概率 (pi) 的确定。方案实现的可能性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 它涉及到决策者的自我效能感、其他人员对决策者的帮助、职业的需求量、竞争强度等因素。这里界定10≥pi≥0, 数值越高表示实现的概率越大。
六是选择策略。这里采用数值相乘综合计算法, 及然后根据Vxi数值的大小进行排序, 可以得到各个方案对决策者的综合价值排序。决策者可以根据结果进行最优决策, 也可以选定满意的若干方案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与选择决策。
五、结论
多属性职业决策模型是一个相对通用的职业生涯决策工具, 给决策者以更广泛的空间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 并且兼顾了职业成功的机率。该方法的使用只需要大学生具备一定的决策知识, 能够理性的选定相关影响因素, 给定权重, 主观赋分, 判断自己每个职业选项成功的机率, 就可以量化的帮助自己做出客观的决策, 减少决策困难。
摘要：严峻的就业形势, 使得高校和大学生们开始重视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生涯规划的核心是职业生涯决策, 而这种决策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 常常使大学生们左右为难。通过多属性决策模型, 可以理性地选定相关影响因素, 给定权利重, 主观赋分, 判断自己每个职业成功选项成功的机率, 减少决策困难。
关键词：大学生,职业生涯,多属性决策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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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亚, 龙立荣.职业决策理论的线索与趋势[J].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9 (2) .
代理佣金的属性 篇11
从前在“黄金时代”，大部分代理公司跟开发商谈营销代理业务，无论是否有溢价分成的条款，都会对开发商讲：我赚的不是你的钱，是从市场上赚取的“溢价价值”。然后进一步举例，比如均价5000元的项目，我卖到均价5100元，收取2%的佣金，也没有从你包里掏一毛钱。
当市场处于上升通道时，房子不难卖、不愁卖，虽然开发商对开发周期也有计划和要求，但其对“单位利润”的追求绝然是排在首位。哪怕卖得慢一些，但只要房价在向上走，那么越到最后单位利润越高、赚得越多，有不少项目出现了最后1万平方米赚的钱能比最初10万平方米利润还高的情况，甚至有极端个例出现了最后10%的房源赚取了全盘50%以上利润的奇迹。在那个大家一起求利润、做高价的时代，代理佣金的核心属性可以认定为“市场溢价”。
自“黄金时代”的中后期开始，随着代理协议中溢价分成条款的逐步消失和开发商财务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大部分开发商都发生了从谋求单位利润到全盘利润的思想转变。这个时候，因为融资很难且融资成本极高，大部分开发商都把销售速度（俗称“跑量”）提到了首位，把对单位利润的追求放到了次位，“跑量”背后的潜台词就是降低财务成本、提高资金周转率，一年卖2个亿和卖5个亿对开发商而言绝对是质的不同。
谁的资金周转率高谁才是高手，才能继续发展和做大规模，很多初涉开发的小开发商干到最后一算账没赚钱，说白了就是没看清形势、盲目追求单位利润，最后给“金主”们打了工。
藉此，代理商跟开发商沟通的角度也发生了剧变：我不能给你卖多贵，但我能争取给你卖多快。此时，代理佣金的核心属性就从溢价价值转变成了“财务成本”，精确的说是“财务成本节余”。我一年多给你卖1、2个亿，这省下的财务成本就足以抵扣相当额度的销售佣金了。
当下，除去极个别尖端项目、极品小盘依然以单位利润为核心操盘和盈利追求外，绝大部分常规项目都是如此。当然，此类项目只适合找顾问，找代理极不匹配，容易“双输”。
代理佣金的属性明晰，这不仅对代理公司很重要，对开发商更重要。搞开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个“算清大账”的过程，那些倒下和跑路的开发商其实都是在资金链上出了问题，没有算清大账，没有做好资金安排和财务策划。这一点对于那些依赖外部资金较多、融资成本高昂的开发商尤其重要！
开发商必须得算清楚自己的大账，不要光用那种陈旧思路把代理佣金之类的营销费用列入成本开支，先仔细盘算清楚代理商能够给你快销到什么程度，在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之后，也许不少开发商还会“偷着乐”——原来省下了这么多财务成本，代理费等于没花呀！
以前代理公司帮开发商多赚点儿，如今是帮开发商多省点儿。代理佣金如此，自销开发商的营销费用也是如此。
时移世易、行情剧变，也只有真正明白了代理佣金的属性，开发商和代理公司的合作才会有更好的开始……
大学属性 篇12
关键词：语言社会属性,大学英语教学,适切性,不适切现象,完美结合之道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新常态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理工科二本院校面临着非英语专业学生数量多、学生英语基础薄弱的新情况, 如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对于每位理工科二本院校公共英语教师而言, 既是严峻挑战, 又是探索改革的机遇。在教学实践中, 以语言的本质属性做抓手, 从语言的本质属性———社会属性视角去探寻和掌控大学英语教学的适切性, 从而对课程性质、教学目标和各类深化教改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 并尝试开辟新途径, 是公共英语教学的必然选择。本文以二本理工科院校公共英语教学的现实状况为依据, 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语言的本质属性与大学英语教学的适切性
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语言是交际的工具, 交际是在社会中进行的。离开了社会, 语言不仅失去了交际对象, 还失去了交际环境, 语言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 语言教学应该牢牢抓住语言的社会性这个总纲, 才能做到提纲挈领, 纲举目张, 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 无论是教师, 还是学生, 对英语的教与学都必须找准语言的社会性和英语教与学之间的适切性。
大学英语教学的适切性指的是什么?“适切性”一词是从著名教育学家布鲁纳的《适切性课程》 (布鲁纳, 1989) 中借鉴过来的。布鲁纳的适切性课程理论概括起来,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课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即教育改革不能脱离社会需求。因此, 课程改革应立足于现实社会的需求, 而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变化的, 所以, 教学目标就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 它应随着社会进步而动态发展, 以实现与社会的适切性。另一方面是关于课程设计的相关问题, 即课程要针对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也就是说, 课程与社会问题不仅息息相关、不可分割, 而且要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因此, 课程不应仅局限于课堂学习, 还应延伸到社会生活和工作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适切一词描述的既是一种状态, 又是一种价值, 标示着教学与社会需求及学生个体需求的协调和契合程度。大学英语教学的适切性是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 所采取的教学措施、选用的教材、制定的教学目标、设计的教学方案等都要与社会需求、就业需求、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能力等相适应。简言之, 不能脱离社会需求与学生需求相契合的实际, 用哲学理论表述就是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此, 大学英语教学不能脱离语言的社会属性这个总纲。
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逻辑, 我国自1862年在北京建立同文馆设英语学科以来, 特别是自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的英语学习由兴起到形成热潮, 以及今天遍及全国的四六级考试热、“托福热”、“雅思热”、“SAT热”等种种英语学习、培训、考试, 都是紧紧围绕着语言的社会性、工具性而展开的, 从侧面印证了教学适切性的重要功能。由此可见, 语言的本质属性———社会性, 与大学英语教学的适切性, 互为依托, 互相促进, 相辅相成, 二者的完美结合应该是大学英语教学取得优质高效成果的保障。
二、当下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诸多“不适切”现象
教师觉得教得累, 学生觉得学着难, 这既是很多理工科二本院校公共英语教学的现实窘境, 又是很多高校公共英语教师的无奈感慨。我认为其基本原因是大学英语教学中没有牢牢抓住英语教学的适切性与语言的社会性相结合的根本点, 现在的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存在着以下几种“不适切”现象。
第一, 不充裕的资金, 教师超负荷的教学量与“高大上”的办学标准不适切。办教育既需要有充足的资金保障, 更需要有好教师。好教师是好教育的柱石, 但好教师不是天然成长起来的, 而是学校培养和个人努力结合的产物, 其中学校的培养这个外因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资金不充裕或其他各种原因, 教师的一些高水平培训进修不能落实, 因教师编制紧张也不招聘新人, 而是选择让在职教师长期超任务量工作。教师既要完成超任务量工作, 又要挤时间搞科研, 疲于奔命。这不仅影响教师的身心健康, 还使教师没有时间和精力钻研教学与科研, 使教学陷入“教师感觉教得累, 学生感觉学得难”的双输怪圈。
第二, 应用型大学录取的学生与研究型大学的教学要求不适切。“文革”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初, 我国实行的是精英化高等教育策略。1977年刚恢复高考时, 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 仅有27万人被录取, 录取率仅为4.8%。而自从高校大规模扩招之后, 我国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就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型。据《中国教育年鉴2013》显示, 2012年我国有915万学生参加高考, 有685万学生进入高校, 录取率已高达75%。因此, 很大一部分的当代大学生, 与恢复高考之初的大学生在学习能力和学习动力等方面不能相比, 大多数的理工科二本院校的各种教学标准仍然仿照或套用研究型高校的标准, 学生与标准之间的不适切是必然的。
第三, 学生薄弱的英语基础和偏低的学习能力与“个性化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不适切。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的独生子女, 价值观多元, 功利性突出, 在交往对象和交往价值取向上, 有自我中心的痕迹。总之, 独立性差、依赖性强、任性随意是独生子女的显著特点, 因此, 较强自律和自主性的独立自主学习方式并不完全适合他们。在英语教学中, 很多时候教师不得不像对待小学生一样, 课上课下绞尽脑汁, 采取各种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督促学生学习。然而, 仍然有部分基础薄弱、自律性差的学生, 不能自主完成学习任务, 对课堂训练不响应, 写作业抄袭, 有时会出现全班的作文基本都相似甚至雷同的现象。结果不仅英语四六级考不过, 而且导致更多的学生对学好英语失去信心, 教师压力随之加大。
第四, 新版四六级英语考试试题难度与现在二本理工科学生的学习现状不完全适切。我国的英语四六级考试制度始于1987年, 作为衡量学生英语水平的手段, 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学校需要一个客观的衡量学生英语水平的工具, 用人单位也对人才的英语能力提出一定要求, 所以四六级成了找工作的一块“敲门砖”。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 虽然教育部从来没有发布关于英语四级成绩与学生学位证挂钩的规定, 但是因为英语的“世界通用语”地位和作用, 大部分理工科二本院校仍然非常重视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通过率, 对学生的四六级考试一考通过率仍然有要求。而现实情况是, 理工科二本院校的学生, 总体上入学时英语水平较低。经过改革的四六级考试试题, 在难度方面略有提高, 所以理工科二本院校的学生英语四六级初次平均通过率较低。教师和学生都为四六级头痛,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通过率却不理想, 影响了学生学好英语的热情和信心。同时, 学校对通过率的高要求, 给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第五, 学校的英语教学目标与学生心中的英语学习目标不完全适切。学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较高的四六级通过率, 而学生的大学英语学习目标不仅包括拿到四六级证, 还包括为日后的深造做好准备, 在应聘和日后的工作实践中管用, 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例如能够读懂机械的英文使用说明书, 能够看懂本专业相关文献, 能够工作中用英语与人流利沟通。为期两年的大学英语教学显然不能满足全部要求, 正是因为学校的教学要求与学生的学习要求不完全适切, 学生才没有学习兴趣, 也缺乏学习积极性。因为大部分理工科二本院校是应用技术型大学, 培养的是应用技术型人才, 大部分学生的目标是就业, 而不是做学术研究, 所以学校的英语教学目标与学生心中的英语学习目标不完全适切, 在家长和学生的心中, 能就业才是硬道理。
三、关于大学英语教学与语言的社会性完美结合的思考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同样的教育方法, 因为教学语言不同, 其教学效果就可能相差二十倍。” (1) 因此, 集语言与外语功能于一体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可谓任重道远。如前所述, 把语言的本质属性与大学英语教学的适切性完美结合起来是强化教学效果的捷径, 鉴于实际存在的不适切问题, 我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解决。
第一, 发挥教育部督导机构的作用, 把各级相关机构对教育的投入资金、教师的工作量标准、工作保障、工资待遇等规定落到实处。教育投入是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 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的明确规定, 更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保障教师地位, 维护教师权益, 提高教师待遇, 让教师有尊严感和成就感, 才能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为此, 必须明确划清给教师适当的工作压力与超负荷工作的界线, 这种压力必须在适当的范围之内, 不能超负荷, 不能影响教师的身心健康。把教师从超负荷的重压中解放出来, 腾出时间钻研教材, 了解学生, 保证教师有健康的身心投入教学和科研。同时, 要注重监督教师业务培训等规定的落实情况, 使教师在专业方面得到与时俱进的培训和提高, 让教师真正有一个和谐、温馨、向上、快乐的工作环境和氛围。
第二, 通过中央党校和教育部联合办班等形式, 有计划、有针对性地举办高校领导干部研讨班, 解决高校领导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观念问题。通过办班解决高校中存在的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办学标准同质化、学生培养目标趋近、教学标准相同的问题, 从根本上避免出现应用型的二本院校套用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标准的情况。《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中明确提出, 到2020年, 努力形成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作为搭建终身学习型社会立交桥的大学, 其对自己在学习型社会中的核心定位与使命担当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 重新审视和考量大学英语教学在本校的定位及在学习型社会中的作用, 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学生实际的英语教学标准, 破解“教师感觉教得累, 学生感觉学的难”的难题。
第三, 针对理工科二本院校学生英语基础薄弱、文科知识欠缺多等现实, 在设置课程时, 应该考虑适当增加英语课时量或者按照清华等名校的做法进行分级教学。高级班的同学可以较早参加英语四级考试, 而中级班和普通班同学可以推迟参考时间, 从而既解决了学生之间因为学习成绩不同而产生的学习要求不同的矛盾, 又使成绩差的学生有了新的英语学习兴趣和获得感, 既能强化英语学习效果, 又能提高英语四六级通过率。
第四, 根据部分理工科二本院校仍然有四六级通过率压力的问题, 可用下面两种方法进行实验性尝试。一是教育部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理工科二本院校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不再使用通用的全国统一教材, 而是使用与学生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英语教材, 即学科专业英语, 由专业行会或学校制定考试标准, 弱化四六级考试。二是教育部可以选择在理工科二本院校进行单独的英语四六级 (试题难度低于全国文科院校和重点大学) 的考试, 从根本上消除理工科学生对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恐惧和幽怨。
第五, 针对现在的学生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 自主性学习能力弱的特点, 建议在辅导员之外设立班主任的工作制度, 即每个班级都配备一名任课教师 (最好是年轻的英语教师, 因为年龄差距小, 便于沟通交流) 做班主任, 专门解决学生的各种学习问题。如前所述, 现在的“90后”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 在他们身上存在一些通病, 特别是学习不自觉、不认真, 生活太任性、太随便, 都是令学校和家长头疼的难题。有了特设的班主任, 学生有学习问题不仅可以及时找班主任咨询探讨, 及时摆脱学习中的困惑, 而且可以跟班主任交流分享学习中的感想和快乐, 成为好朋友, 从而激发出无穷的学习热情, 营造出努力拼搏、奋发向上的学习氛围, 使英语教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大本营, 幸福大讲堂, 学生终身受益的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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