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共享收益

知识共享收益（精选7篇）

知识共享收益 篇1

科技经济全球化、资源约束以及技术变革加速等因素的存在,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中小企业逐渐陷入 “高端封锁”和 “低端锁定”的全球价值链两难境地。中小企业之间通过战略联盟的形式进行合作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在超竞争环境中破解创新困境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

合作创新其实质就是不同创新主体间跨组织、 跨界面、跨时间、跨空间的知识创新行为和活动。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可以有效降低R&D成本[1],实现创新风险和收益共担[2],使企业获取外部异质性资源和知识[3],迅速提升知识创新能力。现有研究已经表明,知识共享是联盟合作创新的关键要素所在[4,5,6],中小企业合作创新通过知识共享创造和维持一种知识链集合体,加强双方的理解和期望[7], 通过探索性和挖掘性组织学习获取价值性信息和资源,提高合作创新的效率和效果,继而促使中小企业实现 “1 + 1 > 2” 的合作创新效应[8]。然而,中小企业合作创新本质上属于一种竞合关系,组织差异性以及知识保护等行为的存在加剧了管理与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9],容易滋生合作创新关系风险,直接导致合作创新失败或联盟解散。Dwyer等人和Kanzler的研究明确指出,知识共享受制于不确定的关系风险,而合作伙伴之间的组织间交换取决于彼此对于风险和收益的评估。Brandenburger和Nalebuff研究指出,在竞合关系的合作背景下,即使组织间知识共享能带来竞争优势,合作创新企业间为了规避关系风险带来的知识溢出和核心知识被模仿等风险,也会采取严密的知识保护措施。因此, 合作伙伴间的协作行为和活动需要建立在以价值为基础的组织间关系基础之上[10,11]。资源基础观的理论观点认为,专用性关系资源能够根据这种关系带来的收益进行衡量,如果某个合作伙伴能够带来巨大的高附加价值,企业将会积极的和这种伙伴建立、 发展和维持这种关系。此外,在这种价值性为基础的组织间关系中,合作企业间也会减少关系风险行为。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间良好的组织间关系能够有效提升彼此的知识共享意愿,因此,探究关系风险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知识共享的影响机理,把脉关系收益对二者的调节效用,对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有文献来看,合作创新研究已具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多数属于定性的理论分析,主要针对合作创新的内涵、动机、组织模式以及风险和防范等内容,缺乏定量的实证研究,特别是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更是所见甚少。因此,本文以关系风险为切入点,辅以资源基础观的理论视角, 引入关系收益作为调节变量,以 “关系风险———知识共享”的逻辑范式为研究框架,深入探析价值性为基础的关系提升关系风险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共享的影响机理。一方面可以丰富合作创新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为我国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的开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科学建议。

1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能够令处在其中的所有成员维持和获取竞争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然而, 参加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本质上是一种竞合关系,一方面,合作创新主体间需要深入协作,通过有效的知识管理,提升组织间合作伙伴的知识共享效果和效率[12],才能实现 “1 + 1 > 2” 的创新协同效应; 另一方面,合作主体之间往往是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彼此担心知识溢出效应使其丧失原有竞争优势和异质性知识。基于此,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往往存在着较高的关系风险[13],最终陷入合作创新的 “囚徒困境”[14]。与此同时,根据资源基础观的理论观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属于专用性关系资源投资的范畴,具有较高专用性的资源优势壁垒,因此,关系资源是中小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关系收益作为组织间关系中的关键因素之一[15],能够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的合作创新行为。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间具有较高价值性为基础的组织间关系能够更好的展开知识共享,继而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双赢。

综上所述,本文以组织间关系理论、知识管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石,构建关系风险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影响的理论模型,并纳入关系收益为调节变量,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具体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关系风险是指合作伙伴没有按照约定的方式进行合作而造成的可能和结果,其主要源于并行的合作风险和行为风险。 合作创新过程中,由于关系风险的存在,中小企业间可能不情愿毫无保留的共享价值性知识,特别是他们认为可能成为其潜在竞争对手的合作伙伴。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的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的关系风险主要从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性冲突和权力非对称性三方面进行考察。图1关系风险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影响的概念模型

1.1关系风险与知识共享

1. 1. 1机会主义行为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机会主义行为已经被证明是跨组织合作过程中难以规避的潜在风险。古典测验理论中,将机会主义行为定义为追求自我利益的欺骗、违反承诺的潜在差异性行为。如果合作伙伴违反了联盟建立之初的承诺或条款,那么可以说该合作伙伴出现了机会主义行为。Jao - Hong Cheng研究指出,战略联盟或组织间合作是合作主体间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要载体, 特别是价值性关系薄弱的短暂联盟可以看作是机会主义行为的直接诱因。中小企业合作创新作为一种典型的竞合关系所表现出的种种迹象完全符合短暂联盟的特征。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投入专用性资源或价值性知识,此时这些资源和知识就具备了公共产品的特点,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很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策略 ( 如搭便车或学习竞赛等) ,依赖知识溢出风险获取外部资源和知识据为己有,甚至利用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用来与其他合作伙伴进行竞争[16,17],此时,合作伙伴为防止价值性知识溢出和被模仿一般都会采取严密的知识保护措施,严重影响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共享效率和效果。也就是说,如果参与合作创新的某个中小企业获取的个人利益大于维持联盟运行的成本时,很有可能出现损害合作创新总体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致使知识共享的效率和效果下降,最终导致合作创新失败或合作终止。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组织间机会主义行为越高,知识共享的效率和效果就会越差。综上所述,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机会主义行为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成负向相关关系。

1. 1. 2破坏性冲突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 破坏性冲突可定义为合作主体间由于冲突发生过程中的一些敌对、不相容的行为或目标而产生的矛盾聚集到一定程度所展现的一种相互不喜欢和猜忌的不和谐状态[18]。破坏性冲突直接致使信息歪曲而影响联盟合作伙伴间的行为和活动,导致彼此之间不信任而彼此恶意干预或故意设置障碍[19]。联盟成员在破坏性冲突的作用下均以个人利益先行,而不顾集体利益。破坏性冲突往往导致联盟成员之间不团结、信任水平低下的诸多负面影响,严重的甚至直接导致合作关系破裂。破坏性冲突在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直接影响合作主体间的知识共享效率和效果。其一,破坏性冲突直接损害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间的合作满意度,并会破坏彼此之间的信息扩散和组织学习的意愿[20],严重影响组织间信息传递和组织反应速度[21]。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如果无法积极主动的友好合作,彼此之间的知识共享效率和效果就是天方夜谭。其二,破坏性冲突会导致信息的扭曲和缺失,致使中小企业合作创新活动难以有效展开,加剧彼此的不信任程度, 而知识共享以信任为基础,故而,破坏性冲突下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也就无从谈起[22]。其三, 破坏性冲突具有机会主义行为的属性,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容易发生相互抵触、争执或攻击等行为,直接导致合作创新整体效率的下降,知识共享难以实现。综上所述,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 破坏性性冲突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具有负向相关关系。

1. 1. 3权力非对称性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组织间合作建立在双方相互依赖、资源能力互补的基础之上,若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的依赖程度高于对方时,就会产生权利非对称性[23]。Casciaro和Piskorski[24]研究认为,依赖性差异是造成组织间合作权利非对称性的主要因素。权利非对称性能够迫使处于弱势的一方臣服于强势一方,最终形成类似 “领导者—跟随者”的合作情形,导致企业合作间资源、知识共享的失衡。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由于资源限制、专用性知识、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等因素同样会陷入权利非对称性的 “漩涡” 中。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合作伙伴之间的依赖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企业能够为其他成员企业提供哪些价值,企业均会有倾向性地选择能够为其提供最大收益的企业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权利非对称性程度越高,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的信任程度就越低。信任缺失的合作创新会陷入严重的关系风险之中,中小企业合作主体之间很大程度上会歪曲或隐瞒价值性知识,致使知识共享水平达到冰点,最终导致合作创新失败。综上所述,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 权力非对称性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具有负向相关关系。

1.2关系收益的调节作用

关系风险的存在导致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水平和合作绩效的降低,然而当合作伙伴间的关系收益水平足够高时,彼此愿意为该关系增加价值性资源投资,具有较高知识密集性的合作行为 ( 如知识共享) 将会得到提升。现有研究将关系收益视为关系强度、关系质量等的代名词[25]。一方面,关系收益能够有效降低由于关系风险导致的组织间背叛行为; 另一方面,关系收益投资意味着组织间忠诚度、积极的合作态度[26]以及较高的关系质量[27], 能够有效规避合作伙伴间的相互抱怨和诋毁,提高组织间容忍度,有效降低组织间报复行为; 再者, 寓于关系收益中的信任和互惠可以帮助合作伙伴树立信心,促使合作主体间能够在合作中真诚行事, 实现利益共享[28]。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关系收益会直接影响合作主体之间关系的发展方向以及关系的稳定性。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的关系收益足够大时,参与合作创新的主体会容忍关系风险的存在,知识共享的效率和效果不会受其直接影响。 也就是说,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收益越高,那么组织间关系风险对知识共享的影响程度就越小。综上所述,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 关系收益对关系风险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2研究方法

2.1样本与数据收集

基于研究需要,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所需样本数据,问卷设计基于Likert量表法,指标采用5级打分法。问卷设计通过文献研究、征求专家和业界高管意见、预测试3个阶段,形成最终的正式调研问卷。本研究的正式调研从2013年9月17日持续到2014年3月17日,共历时6个月,课题组主要深入辽宁省锦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的目标企业进行实地调研。期间主要通过现场问卷发放、电子邮件、委托发放等方式发放调查问卷346份,回收283份,回收率达到81. 7% 。283份问卷中有24份问卷由于填写错误、信息不完整、一致性等问题予以剔除,还有5份问卷的企业不符合国家颁发的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规定》的范畴,予以剔除。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54份,问卷有效率为73. 4% 。

从回收的254份有效问卷可以看出,样本企业所属行业主要为电子信息 ( 23. 5% ) ,软件与信息服务 ( 30. 2% ) 、新能源与 新材料、生物医药 化工 ( 28. 4% ) ,机械制造业 ( 17. 9% ) ; 企业所有权性质来看,民营企业占58. 1% 、外资企业27% 和合资企业14. 9% ; 从被调研对象的岗位职责来看,技术部门主管占35% ,项目经理占47% ,创新团队成员占18% 。

2.2变量测量

为了有效测度本文构建的概念模型,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的大量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结合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的实际情况以及本研究目的和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正和改进。

机会主义行为。根据Morgan和Hunt,Simonin以及Jao - Hong Cheng的研究,机会主义行为的测量主要采用以下3个指标: ( 1) 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 参与合作创新的合作伙伴有时会改变事实; ( 2) 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参与合作创新的合作伙伴有时会违背承诺; ( 3) 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参与合作创新的合作伙伴有时违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契约。

破坏性冲突。根据Morris、Cadogan以及Cheng、 Sheu的研究,采用以下3个指标对破坏性冲突进行测度: ( 1) 合作创新过程中,我们想尽办法影响合作决策的制定; ( 2) 我们会夸大自己的资源、能力以影响合作伙伴; ( 3) 我们会夸大信息和事实以影响合作伙伴。

权力非对称性。根据Morris和Cadogan,Chao Hung Wang以及Eliver和Barry等的研究,采用以下3个指标对权力非对称性进行测度: ( 1 ) 我们需要这个合作伙伴的专业技术能力; ( 2) 我们对这个合作伙伴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 3) 我们具有较高的合作伙伴转移成本。

关系收益。根据Yu - Hern Chang,Fang - Yuan Chen以及Po - Tsang Chen,Hsin - Hui Hu的相关研究,关系收益的测量主要采用以下3个指标:( 1) 我们对与合作创新伙伴的合作能够获取良好收益充满信心; ( 2) 我们与合作创新伙伴的合作能够大幅度提升创新效率; ( 3) 我们与合作创新伙伴的合作能够获取较高的满意度。

知识共享。根据Lee,Jao - Hong Cheng以及Ying - Hueih Chen,Tzu - Pei Lin等人的相关研究, 知识共享的侧脸主要采用以下3个指标: ( 1) 我们和合作伙伴共享价值性信息和知识; ( 2) 我们和合作伙伴共享专用性技术; ( 3) 我们和合作伙伴深入合作提升组织学习。

3实证分析结果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对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使用Spss18. 0和Amos18. 0完成。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的关系风险作为自变量,知识共享作为因变量,关系收益作为调节变量。由表1可知,关系风险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为后续的假设检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此外, 数理统计中,相关水平处于0. 75临界值以上被认为存在严重的共线性,本研究的各变量间相关水平均处于0. 7以下,故而,本研究数据不存在共线性现象。

注: **p < 0. 01

3.2样本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的各变量的测度量表均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的特点经适度修改发展而来,一定程度上问卷具有相当的信度和效度。此外,本研究使用Cronbach’sα 系数对测量变量进行信度检验,采用AVE ( 平均变异萃取量) 检验各个测量变量的内部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各个测量变量的Cronbach’sα 系数均满足大于0. 7的理想水平,各个测量变量之间的AVE值都满足大于0. 5的显著水平,说明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可以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注: 所有系数均达到 0. 5 的统计显著性

3.3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在分析关系风险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的影响时,需要将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收益的调节效应考虑进去,即在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潜在关系风险存在的前提下,关系收益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的影响程度是增加了还是减弱了。本研究的概念模型使用AMOS18. 0进行拟合优度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研究结果表明,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χ2值为239. 112,其显著性水平低于0. 001,χ2/ df值为2. 614,符合2 ~ 5的区间水平,说明本研究的概念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拟合优度指标分别为: CFI = 0. 941、IFI = 0. 925、GFI = 0. 932,三个指标均满足大于0. 9的水平要求,R M SE A = 0. 085,小于0. 10,表明该概念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拟合结果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3. 3. 1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关系风险的影响机理分析。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的关系风险包括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性冲突和权力非对称性3个维度,其中机会主义行为对知识共享的路径系数为0. 375,破坏性冲突 对知识共 享的路径 系数为0. 319,权力非对称性对知识共享的路径系数为0. 351,假设H1、H2、H3均通过假设检验。也就是说,关系风险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性冲突和权力非对称性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即关系风险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具有负向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之间应该通过详尽的关系规范积极拓展和引致组织间关系往良好方向发展,最大限度的规避导致关系风险的行为和活动。

3. 3. 2关系收益的调节作用分析。关系收益在关系风险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的影响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关系风险的3个不同维度 ( 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性冲突和权力非对称性) 下的路径 系数分别 为0. 373、0. 284、 0. 269,充分说明了关系收益正向调节关系风险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关系收益作为一种价值性资源能够有效促进彼此合作关系的深化,提升合作主体间的信任水平, 继而提升知识共享的效率和效果。

注:*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4结论

本研究基于组织间关系理论、技术创新理论依据知识管理理论,从联盟合作关系风险入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了关系风险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破坏性冲突和权利非对称性3个方面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的影响作用,并创造性的引入关系收益这一全新变量分析其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管理效用。

第一,关系风险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性冲突和权利非对称性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关系风险在组织间知识共享中是可不忽略的关键因素。究其根本原因,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受到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如国家政策变化、行业变革、消费者偏好改变等因素所创造的新商业机会,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可能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做出破坏组织间关系结构的行为和活动,继而导致知识共享质量的降低,即由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关系风险的存在,当某一伙伴企业获取的个人利益大于整体利益时,其就会做出有损联盟关系的行为和活动。此时,其他参与合作创新的企业就会采取严格的知识保护策略,以规避由于知识溢出和价值性知识被模仿所导致的潜在风险,防止竞合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大于自己的竞争优势。故而,中小企业在构建合作创新关系时,应确保彼此合作是建立在价值性关系的基础之上,以防关系风险破坏合作关系及知识共享效率和效果。

第二,关系收益在关系风险与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之间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关系收益能够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可以理解为,如果参与合作创新的某中小企业能够通过合作带来较高的创新绩效或能力提升,那么该中小企业倾向于构建以价值性为基础的组织间合作关系。Gwinner等人和Wulf等人的研究结果已经表明,组织间关系收益越大,关系就越紧密,组织间知识共享随之提升。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可以为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如何提高彼此的组织间关系收益,提升组织间知识共享效果和效率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参考。

摘要：以组织间关系理论、知识管理理论为依据,探讨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的关系风险与知识共享的关系问题,并引入关系收益作为调节变量,深入探析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伴随的关系风险对知识共享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关系风险对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知识共享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关系收益能够有效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关系风险,知识共享,关系收益,中小企业,合作创新

基于收益共享机制的VMI协调 篇2

供应商管理库存(vendor-managed inventory,VMI)是指由供应商监控用户库存水平,并周期性地执行包含订货数量、出货及相关作业的补货决策[1]。由于供应链存在“双边际效应”,VMI模式需建立协调机制才能实现整体收益最大,且保证双赢。协调成为VMI的主流。Yangzeng Wang等建立收益共享契约的VMI模型,给出零售商的最优收益份额[2];Gerchak等建立特殊的VMI模型,通过收益共享比例给定供应商和零售商收益[3];蔡建湖等建立一般收益共享契约的VMI模型,引入剩余补贴策略优化供应商和零售商收益[4];曹武军等建立价格敏感的外部需求下收入共享契约协调VMI[5]。收益共享机制是通过制定供应链收益在成员间的比例分配关系,达到供应链系统的协调[6];收益共享机制使用的前提是供应链的收益全部来自零售商,供应链收益对成员来说是可观察的,并且是可验证的[7]。本文首先在分析集成VMI供应链的最优订货量的基础上,提出收益共享的VMI协调机制,并分别设计收益共享机制下传统、Stackelberg博弈和Nash协商的VMI协调模型。

2 模型分析

假定一个风险中性的供应商和一个风险中性的零售商组成一个两层VMI供应链,生产并销售一种单周期产品,市场需求D是非负、连续的随机变量,且D～U(0,b),密度函数,分布函数,单位商品的零售价格为p,且p由外部市场给定,供应商以单位成本c组织生产或采购,且c<p,供应商给零售商的库存补充量为q,未销售的商品没有残值,未满足需求的商品也没有缺货成本。

2.1 集成VMI供应链

集成VMI中供应商和零售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决策,确定最优订购量使整体收益最大,集成VMI整体收益πsc(q)为:

$\pi {}_{sc}(q)=(p-c)q-\frac{pq{}^2}{2b}(1)$

令$\frac{\partial \pi {}_{sc}(q)}{\partial q}=0$,得最优订货量q*:

$q{}^{*}=\frac{(p-c)b}{p}(2)$

集成VMI最优收益为:

$\pi {}_{sc}(q{}^{*})=\frac{(p-c){}^{2}b}{2p}(3)$

2.2 收益共享机制下VMI协调

收益共享机制下,零售商对售出单位商品的收益共享保留比例为φ,即每销售一个售价为p的商品,零售商的收益为φp,其余的1-φ返还给供应商,供应商从单位商品销售中获得的收益为(1-φ)p, 要使供应商参与, 必须有c<(1-φ)p,即$0\le \phi <\frac{p-c}{p}$.分析收益共享机制下传统、Stackelberg博弈和Nash协商的VMI协调三种模型。

①传统的VMI协调

收益共享机制的实施,供应商和零售商收益πr(φ,q)和πs(φ,q)为:

$\{\begin{array}{l}\pi {}_s(\phi ,q)=[(1-\phi )p-c]q-\frac{(1-\phi )pq{}^2}{2b}\\ \pi {}_r(\phi ,q)=\phi pq-\frac{\phi pq{}^2}{2b}\end{array}(4)$

令$\frac{\partial \pi {}_s(\phi ,q)}{\partial q}=0$,得最优库存量q*1:

$q{}_1^{*}=\frac{[(1-\phi )p-c]b}{(1-\phi )p}$

令q*1=q*,得最优收益共享保留比例φ*1:

$\phi {}_1^{*}=0(5)$

将式(2)和式(5)代入式(4)得供应商和零售商最优收益:

$\{\begin{array}{l}\pi {}_s(\phi {}_1^{*},q{}^{*})=\frac{b(p-c){}^2}{2p}\\ \pi {}_r(\phi {}_1^{*},q{}^{*})=0\end{array}(6)$

πs(φ*1,q*)=πsc(q*),传统的VMI协调可使分散式VMI整体收益达到集成VMI整体收益;但供应商占有全部收益,零售商收益为零,不能保证双方收益均增加,故传统的VMI协调不能协调分散式VMI。

②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

收益共享机制设计中,假设双方决策基于完全信息,零售商为主方,先确定收益共享保留比例,供应商为从方,在已知收益共享保留比例下,决定库存量。供应商与零售商的库存补充过程可视为完全信息的两阶段Stackelberg博弈,得:

$\begin{array}{l}\underset{\phi }{{\displaystyle max}}\pi {}_r(\phi ,q)=\phi pq-\frac{\phi pq{}^2}{2b}(7)\\ \text{s}.\text{t}.\underset{q}{{\displaystyle \arg \max }}\pi {}_s(\phi ,q)=[(1-\phi )p-c]q-\frac{(1-\phi )pq{}^2}{2b}(8)\end{array}$

由式(8)得最优库存量:

$q{}_2^{*}=\left[1-\frac{c}{(1-\phi )p}\right]b(9)$

将式(9)代入式(7)得最优收益共享保留比例φ*2由式(10)决定:

$p{}^2(1-\phi ){}^3-c{}^2(1+\phi )=0(10)$

将φ*2、q*2代入式(4)得供应商与零售商最优收益πs(φ*2,q*2)、πr(φ*2,q*2)。

③Nash协商的VMI协调

当供应商决定的库存量为$q{}^{*}=\frac{(p-c)b}{p}$时,VMI收益最大,供应商和零售商收益为:

$\{\begin{array}{l}\pi {}_s(\phi ,q{}^{*})=\frac{[(1-\phi )p-c](p-c)b}{p}\\ -\frac{(p-c){}^2(1-\phi )b}{2p}\\ \pi {}_r(\phi ,q{}^{*})=\frac{\phi p(p-c)b}{p}-\frac{(p-c){}^2\phi b}{2p}\end{array}(11)$

以收益共享机制下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中供应商和零售商最优收益为谈判起点,即以πs(φ*2,q*2)、πr(φ*2,q*2)为谈判起点,根据Nash协商模型得:

$\begin{array}{l}\underset{\phi }{{\displaystyle \max }}[\pi {}_s(\phi ,q{}^{*})-\pi {}_s(\phi {}_2^{*},q{}_2^{*})][\pi {}_r(\phi ,q{}^{*})-\pi {}_r(\phi {}_2^{*},q{}_2^{*})](12)\\ \text{s}.\text{t}.\{\begin{array}{l}\pi {}_s(\phi ,q{}^{*})-\pi {}_s(\phi {}_2^{*},q{}_2^{*})\ge 0\\ \pi {}_r(\phi ,q{}^{*})-\pi {}_r(\phi {}_2^{*},q{}_2^{*})\ge 0\end{array}(13)\end{array}$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begin{array}{l}L(\phi ,u{}_1,u{}_2)\\ =[\pi {}_s(\phi ,q{}^{*})-\pi {}_s(\phi {}_2^{*},q{}_2^{*})][\pi {}_r(\phi ,q{}^{*})-\pi {}_r(\phi {}_2^{*},q{}_2^{*})]\\ +u{}_1[\pi {}_s(\phi ,q{}^{*})-\pi {}_s(\phi {}_2^{*},q{}_2^{*})]\\ +u{}_2[\pi {}_r(\phi ,q{}^{*})-\pi {}_r(\phi {}_2^{*},q{}_2^{*})]\end{array}(14)$

将式(11)代入式(14)得:

$\begin{array}{l}L(\phi ,u{}_1,u{}_2)\\ =\{\frac{[(1-\phi )p-c](p-c)b}{p}-\frac{(p-c){}^2(1-\phi )b}{2p}\\ -\pi {}_s(\phi {}_2^{*},q{}_2^{*})\}\left[\frac{\phi p(p-c)b}{p}-\frac{(p-c){}^2\phi b}{2p}-\pi {}_r(\phi {}_2^{*},q{}_2^{*})\right]\\ +u{}_1\{\frac{[(1-\phi )p-c](p-c)b}{p}\\ -\frac{(p-c){}^2(1-\phi )b}{2p}-\pi {}_s(\phi {}_2^{*},q{}_2^{*})\}\\ +u{}_2\left[\frac{\phi p(p-c)b}{p}-\frac{(p-c){}^2\phi b}{2p}-\pi {}_r(\phi {}_2^{*},q{}_2^{*})\right]\end{array}(15)$

由式(15)得最优收益共享保留比例:

$\phi {}_3^{*}=\frac{p-c}{2(p+c)}+\frac{p}{(p{}^2-c{}^2)b}[\pi {}_r(\phi {}_2^{*},q{}_2^{*})-\pi {}_s(\phi {}_2^{*},q{}_2^{*})](16)$

将φ*3代入式(11)得供应商与零售商收益πs(φ*3,q*)、πr(φ*3,q*)。

3 数值分析

某商品在供应商与零售商间实施VMI, 供应商以单位成本c进行生产或采购, c为20～35元/单位, 并在期初一次性对零售商库存补充, 市场需求D服从均匀分布, D～U(0,b),b为2000～4000单位,单位商品零售价格p为60～80元/单位,未销售商品没有残值,未满足需求商品没有缺货成本。运用Matlab 7.01编程,通过数值分析不同模型的VMI协调中参数对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及供应商、零售商和供应链收益的影响。

3.1 单一参数对收益共享保留比例的影响

当b=2000单位,c=20元/单位时,零售价格对收益共享保留比例的影响如图1所示。

零售价格增加,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在传统的VMI协调中始终为零,而在Stackelberg博弈、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均增加;在相同零售价格下,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在传统的VMI协调中最小,在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中最大,在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居中。

当b=2000单位,p=60元/单位时,单位生产成本对收益共享保留比例的影响如图2所示。

单位生产成本增加,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在传统的VMI协调中始终为零,而在Stackelberg博弈、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均减少;在相同单位生产成本下,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在传统的VMI协调中最小,在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中最大,在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居中。

当p=60元/单位,c=20元/单位时,市场需求对收益共享保留比例的影响如图3所示。

市场需求增加,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在传统、Stackelberg博弈、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均保持不变;在相同市场需求下,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在传统的VMI协调中最小,在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中最大,在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居中。

3.2 组合参数对零售商、供应商 和供应链收益的影响

考虑b=2000单位时,零售价格和单位生产成本组合参数对不同模型中库存补充量,收益共享保留比例,零售商、供应商和供应链收益的影响。

由表1知,传统的VMI协调中整体收益达到集成VMI整体收益,但不能保证双方收益均增加,其中供应商占有全部收益,零售商收益为零。由此可见,传统的VMI协调没有体现出互惠互利的合作精神,也没有满足合作后收益大于合作前收益的个体理性原则,零售商肯定不愿意合作。因此,收益共享机制下传统的VMI协调难以操作,不能协调分散式VMI。

由表2知,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中整体收益未达到集成VMI整体收益,表明VMI收益未达到最优,还有改善空间,零售商和供应商按一定比例分配VMI收益。因此,收益共享机制下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虽然不能完美协调分散式VMI,但比传统的VMI协调更具可操作性。

由表3知,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整体收益达到集成VMI整体收益;收益共享保留比例比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中的小,但供应商和零售商收益均比Stackelberg博弈中各自的收益大,得到进一步改善。因此,收益共享机制下Nash协商的VMI协调能完美协调分散式VMI,比Stackelberg博弈、传统的VMI协调更合理。

3.3 组合参数在不同模型中收益共享保留比例的比较

图4中情形1表示p=60元/单位和c=20元/单位,情形2表示p=60元/单位和c=25元/单位,情形3表示p=70元/单位和c=25元/单位,情形4表示p=70元/单位和c=35元/单位,情形5表示p=80元/单位和c=35元/单位,市场需求均为b=2000单位。

由图4知,在相同零售价格和单位生产成本下,不同模型中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差异较大,其中传统的VMI协调中收益共享保留比例最小,因而供应商对零售商库存补充的积极性很高,故供应商的库存补充量可使VMI整体收益达到最大,但为零的收益共享保留比例使零售商收益为零,因此传统的VMI协调方法缺乏实施性。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中收益共享保留比例最高,因而供应商对零售商库存补充的积极性不高,因此供应商提供的库存补充量难以达到VMI整体收益最大。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居中,供应商提供的库存补充量可使VMI整体收益达到最大,零售商与供应商收益均得到较大改进。

4 结束语

本文建立了收益共享机制下传统、Stackelberg博弈、Nash协商的VMI协调模型,并优化了模型中的最优收益共享保留比例。通过数值分析得出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在传统模型中最低且为零,在Stackelberg博弈模型中最高,在Nash协商模型中居中。结果表明传统模型的不合理性,Stackelberg博弈模型达不到整体收益最优,但可使零售商和供应商收益得到一定改善;Nash协商模型既可使整体收益达到最优,又可使零售商和供应商收益得到很大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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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共享收益 篇3

很早就有学者对多产品的供应链问题做了研究, Stephen A.Smith (2000) 在报童模型的基础上, 研究了存在需求替代的多产品需求分发问题;Barun Das (2007) 研究了单周期下多种可替代易腐品的库存问题。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考虑多产品可替代的供应链协调研究也逐渐受到关注。其中Chung-Chi Hsieh (2008) 研究了存在两种可替代产品时的供应链协调问题, 分别从非合作与合作探讨了多产品供应链的可协调性, 得出结论上下游企业通过合作能达到帕累托改进。本文研究的是单周期下基于两种可替代产品的二级供应链契约协调问题, 假设只有一个销售商和二个供应商。信息对称条件下, 每个供应商向销售商供应一种商品, 但供应商之间的商品可以双向替代。商品之间的需求替代只与相互之间的价格相关, 不受其他因素或商品的影响, 这两种产品的价格任意变化都对彼此需求产生影响。同时, 假设供应商尽力满足销售商的订购量, 但两个供应商都存在一个不确定的供应量, 且允许供应商的供应量可能超过销售商的订购量的情况出现, 为此, 在建立的模型同时考虑了供应链中的生产和需求的不确定, 加入了需求预测波动和产品供应波动的随机变量, 但不考虑产品的缺货成本及不允许销售商退货。

一、非合作模型

(一) 相关说明

Di:供应商i的产品需求, i=1, 2;di:产品i的需求预测函数;Si:供应商i的供应量;wi:产品i的批发价格;ci:产品i的生产成本;vi:销售周期末的产品i残值, ci>vi;qi:销售商对于产品i的订购量;pi:产品i的市场销售价格;πr (p1, p2) :销售商的利润函数;πi (.) :供应商的利润函数;则为该二级链整体利润;xi:表示需求预测波动的随机变量, 概率分布为fi (.) , 概率密度函数为Fi (.) , 且表示供应预测波动的随机变量, 概率分布为gi (.) , 概率密度函数为Gi (.) , 且, 这意味着供应商尽力满足销售商订购需求。本文研究的商业过程是供应商i首先确定产品批发价格wi, i=1, 2, 销售商然后确定销售价格pi及订购量qi。因为销售商在供应与需求到来之前须决定产品销售价格和订购量, 所以销售商会存在一个库存风险。所以我们考虑了在销售周期末销售商对产品i的库存态度参数zi, E (zi) =1[13]。

由于供应商会尽力满足销售商的订购需求, 可能出现供应量超过订购量的情况, 当供应超过订购时会提高交易成本等额外成本。因此, 在这里本模型定义了一个产品i超过订购量那部分供应的边际收益mi, 且假设miwi-ci[5]。根据文献[7], 定义产品i的需求预测函数为di=α-βpi+γp3-i, i=1, 2;其中, α>0表示的是需求无法替代的部分, 而β>γ>0, 这表示当β-γ越大时, 产品3-i相对于产品i有越低的替代能力;为了使分析有意义, 定义α, β满足。从实际可以发现, 当Di

(二) 模型

根据文献[6], 我们得到参数Di、Si及订购量qi的乘法形式:

由 (2) 、 (3) 又得到:

非合作形式下供应商和销售商都有自己的利润函数, 并都以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根据前面说明, 本文分别得到以下关于销售商、供应商i和供应链整体的利润函数:

(5) 、 (6) 、 (7) 式中, 令:

min{Di, min (qi, Si) }=qiθi, 表示i类产品的销售量;min (qi, Si) =qiηi, 表示i类产品的订购量;max{min (qi, Si) -Di, 0}=qi (ηi-θi) , 表示i类产品的销售剩余;max (Si-qi, 0) = (1-ηi) qi, 表示供应商i的供应超过订购的数量。其中:

E (xi) =1, E (yi) =1和E (zi) =1我们容易知道, 0<θi, ηi<1。

(三) 模型求解

现在对该两种产品双向可替代情况下的Stacklberg博弈进行分析。假设供应商提供给销售商i的批发价格为wi0时相对于自己的利润函数是最优的, 然后销售商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批发价格可以得到相对于自己最优的销售价格和订购量。

根据 (1) - (4) 式和 (8) - (9) 式, 我们将 (5) 式转换为:

要使 (10) 式最大化, 必须找到这样的P0I, i=1, 2使其满足下式:

由 (10) - (11) 式我们得到销售商关于产品1、2的最优市场销售价格:

其中, 这是因为wi>vi且θi, ηi>0。

从 (12) 、 (13) 式知道销售商的价格确定与供应商的批发价格和产品残值相关。对于销售商而言, 销售商总是期望降低库存风险, 所以订购量恰好等于其对于市场的需求预测时为销售商最优的订购量决策, 所以将p10, p20代入di=α-βpi+γp3-i即可得到最优的qi0, q20。

根据 (8) 、 (9) 式, 我们可以将供应链整体的利润函数转换为:

同理可以得到该供应链整体最优的市场销售价格P′1, P′2:

其中。

通过对比pi0与p′i发现, 为了能使销售商的利益和供应链利益保持一致即达到供应链的协调, 必须使i=φi。所以, 得到wi0ηi=ciηi-mi (1-ηi) 的协调条件。又因为mi

综上所述, 以上非合作形式下销售商决定的最优销售价格要高于供应链整体最优的销售价格, 可替代产品下的非合作形式模型无法达到协调该二级供应链的效果。

二、收益共享扩展模型

通过以上非合作形式下模型分析发现, 对于2种可替代产品下的二级供应链存在类似单产品时的结果, 是无法协调的。而单产品条件下的收益共享模型可以达到协调二级供应链的效果, 很多文献对此做了丰富的研究[5], 所以利用非合作形式下的相关说明, 建立了一个收益共享模型。在销售商决定最优订购量q1, q2和最优销售价格p1, p2, 供应商i决定最优批发价格wi之前, 销售商给予供应商i来自产品i销售收入λi的比例。类似单产品条件下Gérard P.Cachon[5]建立的收益共享模型, 建立了2种可替代产品下的收益共享模型, 销售期末时销售商、供应商的利润分别表示为:

供应链的利润函数不变仍为 (7) 或 (14) 式。

从以上模型可以发现, 当λi=1, i=1, 2时此收益共享即以上非合作形式下的批发价格模型;当λ1=1时, 销售商选择与供应商2合作, 采取该收益共享契约, 而与供应商1非合作, 同样当λ2=1时, 销售商选择与供应商1合作, 采取该收益共享契约, 而与供应商2非合作。

命题1:当销售商同时与2个供应商采取收益共享契约时, 收益共享扩展模型无法协调该供应链。

证明:首先不妨假设该供应链整体达到协调, 即销售商利润与供应商利润满足下式:

令πr (p1, p2) =λ1∏0, 得到:

所以,

同样令πr (p1, p2) =λ2∏0, 得到:

所以,

由以上可以发现, 在时,

只要满足式 (20) 和 (21) , 即可达到销售商和供应链整体的决策一致, 那么供应商肯定会令λi=1, 因为供应商决定的批发价格与销售商的收益分享比例无关, 对供应商无实际约束力。当λi=1时, 收益共享扩展模型与非合作形式下的批发价格模型等价, 所以对于以上销售商同时与2个供应商都采取收益共享契约的情况, 并无实际意义。另外, 满足式 (20) 和 (21) 也恰好对应了非合作形式下该供应链无法达到协调的原因。命题1得证。

命题2:当销售商选择只与供应商j采取收益共享契约时, 令:

本文收益共享模型可以达到销售商与供应商j的协调。

证明:将 (20) 式代入 (17) 式, 容易得到πr (p1, p2) =λj∏0 (篇幅原因过程略) , 即销售商、销售商与供应商j组成的供应链整体最优行动一致, 由此看出可以协调销售商与供应商j组成的内部供应链。

命题2意味着即使其他供应商3-j供应的产品对供应商j供应的产品j的市场需求有影响, 但是如果供应商j足够强势, 使得销售商只和其合作, 还是能够找到相互协调的策略。实际上, 由λj∈[0, 1]并结合 (20) 式可以发现, 在该收益共享模型下, 供应商j的自身收益wjηj要低于其生产成本cjηj-mj (1-ηj) , 只有通过收益共享契约才能弥补供应商j的损失及从中获利。从 (21) 式还可以发现, 虽然假设两个供应商之间不相互竞争, 但供应商j与销售商的合作策略与产品3-j的批发价格、市场销售价格及市场需求相关。所以, 在本文研究的供应链中, 销售商与供应商j的收益共享比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假设销售商只与供应商j采取收益共享契约, 则销售商确定的产品j市场价格为p′j, 而产品3-j的市场价格为p03-j。由图1和图2我们发现, 如果销售商与供应商j合作, 将增大产品j的市场需求同时会降低产品3-j的市场需求。

命题3:销售商只与供应商j采取收益共享契约时, 其他变量不变情况下销售商给予供应商j的利润为供应商j确定批发价格的单调递减函数。

证明:命题2已经知道当λj满足 (22) 式时, 供应商j与销售商可以达到协调, 销售商的价格决策将与供应链整体决策一致;同时由 (15) 、 (16) 式, 可知此时销售商j对于产品j的销售价格决策与各供应商的批发价格无关。因此由 (22) 式发现1-λj为wj的递减函数, 即销售商给予供应商j的共享利润为供应商j确定批发价格的递减函数。

三、结论

在假设只有两个非竞争的供应商和一个销售商的二级供应链中, 不同供应商分别供应不同的一种产品, 但两种产品具有依赖市场销售价格的需求替代性。在同时考虑供应和需求不确定条件下建立了非合作条件下的批发价格模型, 并证明了非合作条件下该供应链的不可协调性。通过本文建立的收益共享扩展模型, 当销售商同时与两个供应商采取收益共享契约时无法做到供应链的协调, 当销售商只与其中一个供应商采取收益共享契约时, 虽然受到另一个供应商产品的需求影响, 但可以做到合作双方的协调, 同时给出了具体的共享策略。由于本文假设三方信息对称, 降低了收益共享扩展模型实际可操作性。因此在将来的研究中笔者将关注于能同时协调该供应链整体的合作策略研究, 同时假设供应商之间相互竞争也是我们将来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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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房地产估价收益共享法的探讨 篇4

(一)关于现行房地产估价收益法的分析

在房地产估价的基本方法之一———收益法中,关于收益价格的公平性存在一定的矛盾。

在收益法中,房地产价格是通过计算未来净收益的现值之和(如公式1所示)而得到的,即买方把自己在未来取得的房地产净收益全部折现后付给了卖方。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买方购买房地产后,只是在为卖方“打工”,自己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收益,这对买方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价格。而作为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出来的价值应当是对各方当事人来说都是公平的。这就形成了关于收益价格公平性的矛盾。

收益法的基本思想是将购买收益性房地产视为一种投资,即买方购买收益性房地产的目的不是购买房地产本身,而是购买房地产在未来所能产生的一系列收益,是以现在的一笔资金去换取未来的一系列资金。

因此,卖方将归属于房地产的净收益,“全部”折现为房地产价值卖给了买方,是引起该矛盾的关键。

(二)关于收益法的改进

精明、谨慎的买者购买收益性房地产,是为了在支付收益价格后,可以在未来取得由该房地产所带来的净收益,即买方的净现值NPV>0。否则,如果买方仅仅是在为卖方“打工”,即买方的净现值NPV=0,是不能实现房地产交易的,不能形成公平的房地产价格。

所以,如何避免将“全部”净收益折现给卖方,如何使买方的净现值NPV>0,是解决矛盾问题的关键。

为了满足买方购房的投资目的,可以将该房地产未来的净收益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假设,分配给买方的净收益比例为R(0

根据公式2,可以得到买方投资购买该房地产的净现值NPV>0(如公式3所示):

在这种情况下的收益价格对于买方来说才是公平的,房地产交易才有可能发生。

(三)收益共享法

改进后的收益法将房地产未来的净收益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了合理的分配,既满足了买方的投资目的,也提高了房地产交易真实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在本文中,将该方法命名为“收益共享法”。

收益共享法是通过将估价对象预期的未来收益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来求取估价对象价格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具有收益性或潜在收益性的房地产类型,例如,旅馆、商店、餐馆等。

收益共享法的理论依据是预期原理。买方投资购买房地产的目的不是购买房地产本身,而是购买房地产未来所能产生的收益,即是以现在的一笔资金去换取未来的一系列资金。因此,决定房地产当前价格的不是其历史价格、开发建设已经花费的成本或者过去的房地产市场状况等过去的因素,而是房地产未来所能带给投资者的收益或者满足、乐趣等未来的因素。

在运用收益共享法进行估价时,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操作:首先,确定估价对象未来的收益期限。其次,求取估价对象未来的净收益。再次,确定该净收益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分配比例。接着,求取资本化率。最后,选用恰当的公式计算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

例如,某旅馆是在有偿出让的土地上开发建设的,当时获得的土地使用期限为40年,不可续期,至今已经使用了6年。该旅馆在2010年12月22日的价格测算过程如下:

1. 确定收益期限。

由于该宗土地已经使用了6年,并且,收益共享法认为决定房地产价格的是未来的因素,而不是历史的因素,因此,该旅馆的收益期限为:

收益期限=40-6=34(年)

2. 求取净收益。

通过相关资料的搜集和分析,预计该旅馆于估价时点后正常情况下每年的净收益为8万元。

3. 确定净收益的分配比例。

通过大量的市场调查和资料分析计算,得知卖方将该类旅馆出售给买方进行投资时,买方可以分配到4%的净收益,卖方可以分配到96%的净收益。

4. 求取资本化率。

以近期的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安全利率,加上一定的风险系数后综合确定资本化率5%。

5. 选用公式计算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

该旅馆于估价时点后未来的净收益正常情况下每年不变,且收益期限为有限年。故,可选用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在式(4)中,R=4%,A=8万元,n=34年,Y=5%。因此,

二、采用收益共享法编制的房地产估价报告节选

致委托方函(略)

估价师声明(略)

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略)

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略)

房地产估价技术报告

1.个别因素分析(略)

2.区域因素分析(略)

3.市场背景分析(略)

4.最高最佳使用分析(略)

5.估价方法选用(略)

6.估价测算过程

(1)市场法(略)

(2)收益共享法

所谓收益共享法,是指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并将收益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合理分配,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现到估价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1)求取年总收入(年潜在毛收入)(略)

2)求取年有效毛收入(略)

3)求取年运营费用(略)

4)求取年净收益(略)

5)求取收益共享法测算结果

为了满足买方购房的投资目的,确保交易公平、真实地发生,应将该房地产未来的净收益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

通过大量的市场调查及数据分析得知,房地产投资的社会平均收益率为5%~10%。在以抵押为估价目的的房地产价格评估中,应遵循谨慎原则。因此,确定该房地产可为买者带来5%的收益率,即:

设应分配给买方的净收益比例为R(0

其中,式(6)和式(7)中的n为收益期限,式(7)中的NPV为买方投资购买该房地产的净现值。

将式(6)和式(7)代入式(5),得

解之,得R=4.8%

故,应分配给买方的净收益比例为4.8%。

以过去的收益变动情况为依据,判断该房地产于估价时点后未来的净收益基本上每年不变,收益期限为有限年。故,可选用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在式(8)中,R=4.8%,净收益A=700元/m2,收益期限n=58年(住宅的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于估价时点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年限尚剩余58年),资本化率Y=5%(以近期的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安全利率,加上一定的风险系数后综合确定)。因此:

三、收益法改进前后对比分析

现行的房地产估价收益法存在卖方将归属于房地产的净收益“全部”折现为房地产价格卖给以投资为目的的买方的矛盾。如表1所示,通过相关指标的分析判断,采用现行的收益法计算得到的房地产价格使得买方投资购买房地产的净现值为0,其投资收益率也为0。即,若买者将房地产的未来净收益全部折现给卖方,则不能满足买方购房的投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交易不会真实发生。解决该矛盾问题的关键是使买方的净现值NPV>0。

注:R为分配给买方的净收益比例(0

收益共享法以买方的投资目的为出发点,将房地产未来的净收益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这样,买方投资购买房地产的净现值大于0,其投资收益率也大于0。即,买方在购买该房地产后,可以得到一定的投资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交易才有可能真实发生。此时,通过相应计算所得到的房地产价格,才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才能发挥房地产估价活动的专业作用。

房地产估价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人们财产保护意识的增强,越来越离不开房地产估价服务。要使房地产估价活动达到更新、更高的要求,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房地产估价理论,构建优化的房地产估价方法。

摘要：在现行房地产估价收益法中,关于收益价格的公平性存在一定的矛盾。本着以提高房地产估价质量为目的,改进后的收益法即收益共享法将房地产未来的净收益在房地产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了合理的分配,既满足了买方的投资目的,也提高了房地产交易真实发生的可能性。由此,达到了完善现行的房地产估价理论、构建优化的估价方法的目的。

关键词：房地产估价,改进,收益共享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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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建刚.房地产估价方法的拓展[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

知识共享收益 篇5

信息技术的发展无疑给企业竞争带来新的挑战, 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交货期的缩短、服务周期的延伸等等, 市场竞争越来越公开化、透明化。处在这样一个信息扩张的市场环境中, 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已经难以应付瞬息万变的市场, 各相关企业间开始逐渐成为一个融合的整体, 而不但是彰显各自单枪匹马能力的竞争环境。合作共赢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然之选, 因为只有建立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 遵守统一的合作目标同时又发挥各自的核心能力, 才能确保信息的及时流通, 从而对市场变化做出快速响应。供应链的管理思想恰恰迎合了这种竞争需求, 于是迅速发展并普及, 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化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协同是供应链管理的组成部分, 供应链企业中如何共同投入供应链产能或技术或服务, 从而达到供应链成本降低、收益增加的目的, 在这一过程中供应链所有成员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通过制定合理的机制使得在成员企业合作投入前后供应链在最优订货量上能够得到协同, 并使得整体供应链收益最大化。

二、供应链协同的目的和管理

供应链协同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SCC) 的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咨询界和学术界正式提出。1999年4月, 全球著名的供应链管理专家Anderson和Lee指出新一代的供应链战略就是协同供应链。供应链协同的目的就是通过协同化的管理策略使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减少冲突和内耗, 更好地进行分工与合作。要实现供应链的协同运作, 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必须树立“共赢”的思想, 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必须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分担的机制;必须在信任、承诺和弹性协议的基础上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必须搭建基于IT技术的信息与知识共享平台, 实现及时相互沟通;必须进行面向客户和协同运作的业务流程再造。

供应链协同针对供应链上各节点企业的合作所进行的管理, 是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为了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而进行的彼此协调和相互努力。该链条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市场占有率和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以协同商务、相互信任和双赢机制为商业运作模式、以核心企业为盟主, 通过运用现代研发技术、制造技术、管理技术、信息技术和过程控制技术, 达到对整个供应链上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业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规划和控制, 从而连成一个完整的网链结构, 形成一个极具竞争力的供应链战略联盟。供应链协同具备“共赢”意识:变各自为阵的松散关系为紧密合作的伙伴关系, 注重信息共享, 共同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 实现协同价值创造的最大化。

三、传统供应链管理的弊端

传统供应链是简单的点到点的横向集成, 通过通讯介质依次联系, 更注重内部关系, 灵活性差, 一个节点出现问题就影响到整个供应链, 导致供应链管理失调。其弊端主要有:

(一) 运作效率不高

供应链运作效率不高, 应如何打通供应链中割裂的流程, 通过建立深度融合的一体化流程, 提升供应链协同效率。横向上, 供应链跨越了多个专业职能部门, 在计划到采购、采购到物流、物流到工程、采购到财务等关键流程的衔接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割裂, 造成采购效率的降低, 或导致管理隐患。

在纵向上, 供应链跨越了广阔的区域, 自下而上的采购需求搜集, 与自上而下采购结果执行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 需求是动态的、变化的、个性化的, 而采购结果是固定的、强制的、共性化的, 两者之间如何契合是要解决的关键。

(二) 资源配置不完善

内部资源配置不完善, 成本高。应如何将隐性的供应链成本显性化, 寻找突破点, 进一步优化降低供应链体系运营成本。集中化采购发展到今天, 如果没有更加创新的思维和手段, 单纯的采购成本将降无可降, 因此, 首先我们必须突破传统的以商务价格为核心的采购策略, 从全局的角度来控制和降低采购成本, 但是目前还缺乏对供应链成本的整体分析, 无法精确计算分析在配送、仓储、运行维护、报废处理等其他物资流转环节投入的成本资源, 无法实现对供应链整体的成本有效控制, 其次, 我们的采购寻源渠道必须进一步拓宽, 要充分利用区域商品经济资源, 寻找采购成本降低空间。采用新的采购策略和新的采购渠道是优化供应链成本的关键。

(三) 外部协同效果不佳

外部资源的协同未很好体现, 应如何完善供应商管理体系, 提升外部供应商外部协同水平。在供应商管理体系未建立之前存在的问题是:供应商进出没有明确标准、评估流程和机制尚不完善、激励和惩罚没有制度化、没有对供应商进行合理分类导致管理没有重点、供应商信息库不够完善, 这些存在的问题对我们更客观地选择供应商, 更有效地管理供应商, 更方便地开展与供应商的业务协同起到了阻碍作用, 造成内外信息壁垒、合作壁垒。

(四) 信息系统的协调性较弱

信息化支撑的效果较弱, 应如何打造强大的专业化信息支撑, 将供应链流程体系植入管理信息系统, 支撑供应链业务协同运作。传统供应链的采购管理和库存管理己无法有效支撑供应链各业务环节, 造成多个系统间信息割裂, 信息流、资金流和实物流无法完全匹配的情况, 导致账实不符, 为采购、物流的业务管理造成诸多困难, 同时影响了公司的相关决策, 另外信息系统的支撑也仅限于公司内部, 与外部供应商间没有建立起开展业务协同的信息平台。因此, 需要打造整合的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 依靠信息化手段全面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

(五) 组织执行力有待提升

传统的供应链组织不健全, 执行力弱, 因此应健全组织机构保障, 比如, 采购物流职责分散于不同部门, 就会形成混乱的上下协作关系, 造成在采购物流任务执行过程中, 出现口径不一致、权限不统一、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因此, 确保集中采购得以顺利落地实施的关键在于健全采购物流组织机构, 保证职责的统一与明确, 采购物流部门要从以往的生产职能转变为兼具生产与管理职能, 并且更好发挥管理职能, 保持供应链的上下协同与联动。

四、基于供应链协同的合作投入和收益共享机制的实现路径

(一) 供应链协同的合作投入实现路径

能与企业匹配的供应链, 往往有着技术、材料、设备的优势。通过和他们合作, 可以更符合企业商业化的创新需求。

1、对于供应链协同合作投入双方选择采取的措施

一是要使双方对对方有充分的了解, 使用调查手段, 了解协同能力, 比如生产范围、生产规模、原来客户群的构成、现在的管理体系等等;二是对产业发展方向有共识, 这样的合作伙伴才会有共同的目的和方向;三是业务能力要有互补性, 要充分评估各自的强项和弱项, 特别是设计需求方对于供应链的选择, 需要考虑后者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对于企业发展还有哪些助益;四是协同时能够取得良好的综合效益, 比如成本最低、工期最短、产能最高、良率最高等等, 这是在充分理解协同开发能力的前提下所作出的最终考量;五是协同双方能考虑为对方牺牲自己一定利益, 优先为协同项目进行付出的执行力。

2、供应链协同的合作投入实施

本文假设前提是供应商生产量与制造商订购量是一比一的关系, 这里简化为供应商1单位的中间产品对应制造商1辆汽车。假设在整个供应链中, 中间产品即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的单位成本为20000元, 中间产品的转移价格即制造商购买原材料的单位成本为50000元, 制造商将中间产品加工成为产成品的追加单位成本为30000元, 期末库存成本为8000元, 最终市场售价为120000元, 针对降低成本技术创新的投资总额为5000000元, 通过技术创新后供应商生产成本降低额为3000元。在制造商与供应商合作投资的情况下, 随着投资分成系数增加, 供应商和制造商的收益都逐渐增加;供应链整体收益增加。

在制造商与供应商合作投资的情况下, 随着投资分成系数增加, 供应商收益的增加幅度比制造商收益增加幅度要大, 这可以看作是由于供应商拥有技术研发降低生产成本的能力, 因此靠降低生产成本来获取更高利润这一点对供应商的影响对制造商要大;同时, 制造商的收益一直在增加, 说明制造商对供应商投入的成本可以有供应商技术溢出带来的自身成本降低的收益来弥补。若制造商参与到供应商的共同投资中, 制造商可以享受到供应商技术创新的溢出水平, 制造商生产成本也能相应的降低, 同时由于制造商参与了供应商的投资, 作为回报供应商分担制造商的一部分库存成本, 在合适的投资比例和库存分配比例下供应链能够达到协调。同时, 随着制造商投资比例的增大, 制造商收益和供应商收益都会随之增大。

在制造商与供应商合作投资的情况下, 当投资系数为0.65时, 制造商与供应商的收益相等, 约为45523117元。

(二) 供应链协同的收益共享机制实现路径

1、对于供应链协同收益共享采取的措施

在供应链竞争环境下, 核心企业 (提出创新需求的企业) 的利润实现不是以牺牲上下游节点企业 (供应商和零售商) 的利益为基础的, 而是要在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的合作下谋求整个供应链的价值实现, 只有得到最终消费者认可的商品价值增值过程才能作为企业利润的实现。

一是对于报价单利润空间的处理。对于保障供应商的合理利润空间, 首先在日常例行的产品报价清单上, 明确指出管理费用、利润比例等项。使得供应商不得不认真的去核实符合客户所需求的材料以及加工方案、加工制程、不良与产能等因素, 并考虑可能的制造变更, 核算真实的其材料与生产成本, 而不是象之前一样, 随意估计或比对出一个值, 并留出一定的下调空间, 以便客户核价时可以直接下调令客户相当满意的幅度。保持报价时的合理利润, 更有助于保持产品的成本稳定性和品质的可控性, 也有利于客户抽出精力进行更精细化的优化或者新的创新实现。

二是对于持续降低成本的安排。合理的持续降成本之策, 应该是供应商对其生产成本的降低。可以分解如下:首先保证品质, 降低出现不良的概率, 从而可以合理的减少品检与设备/治具维护费用;二是供应商存在下家外协时, 有利于促其优化相应外协的品质、产能等等。

作为需求方, 对于产品的加工制程、材料应用是有着一个横向的认知经验;而对于供应商来讲, 则是一个明显的纵向的专长。在遵守知识产权及保密责任的基础上, 任何事情如果加以触类旁通, 有助于其及时调整解决方式促进更快实现优化。

而对于降低品质和减少应有工序所进行的降成本措施, 应该予以杜绝, 并将该思路作为一种工作习惯、自觉行为约束, 深入到整个产业链各环节各级别人员心中。除非客户提出设计变更, 方可进行制程、材料等方面的调整, 但必须先行报备客户。对于需求方来讲, 则及时与供应商相关人员及时沟通, 包括及时了解己方的来料检测信息, 使得及时掌握来料有关信息, 以便及时作出相应反应。

2、供应链协同的收益共享机制实施

假设在整个供应链中, 中间产品即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的单位成本为20000元, 中间产品的转移价格即制造商购买原材料的单位成本为50000元, 制造商将中间产品加工成为产成品的追加单位成本为30000元, 期末库存成本为8000元, 最终市场售价为120000元, 针对刺激下游需求的投资总额范围为1000000-3600000元, 制造商收益分配系数为0.8, 即制造商将销售额的20%分给制造商作为回报。

在供应商参与到制造商的共同投资的情况下, 随着对刺激下游需求的投资额的逐渐增加, 制造商和供应链的收益都会增加, 制造商的收益一直比供应商的收益高。因为在合作投资刺激下游需求后, 由于市场需求的增加, 最直接的收益者就是面向市场的制造商, 因此制造商的收益高于供应商的收益。

在供应商参与到制造商的共同投资的情况下, 随着对刺激下游需求的投资额的逐渐增加, 供应链最优订货量会逐渐增加。在投资额达到250000元时, 最优订货量的增加速度开始减慢, 这一点也符合期望规模效益递减原理, 一定程度的投资额会对最优决策变量有明显的影响, 但当随着投资额的继续增加, 带来的影响效果将减弱。

若供应商参与到制造商的共同投资中, 供应链能够达到协同, 作为回报制造商将自己的一部分销售收入分享给供应商, 同时, 由于下游市场需求的增加, 制造商和供应商都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随着对刺激下游需求的投资额的逐渐增加, 供应链最优订货量会逐渐增加, 制造商和供应商收益都会随之增加。

摘要：供应链协同是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为了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而进行的彼此协调和相互努力, 传统供应链是简单的点到点的横向集成, 一个节点出现问题就影响到整个供应链, 导致供应链管理失调。提出了对于供应链协同合作投入双方选择, 以及收益共享机制采取的措施, 并对供应链协同的合作投入和收益共享机制的实施进行了佐证。

关键词：供应链协同,供应链管理,合作投入,收益共享

参考文献

[1]马翠华.基于能力合作的物流服务供应链协同机制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 2009 (2)

[2]冯长利, 周剑, 兰鹰.供应链成员间知识共享行为演化博弈模型[J].情报杂志, 2012 (3)

[3]胡本勇, 陈旭.基于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的格子铺经营机制优化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 2012 (1)

[4]李玉光, 黄永生.面向大规模定制的供应链协同运作机制研究[J].物流技术, 2014 (1)

[5]齐旭高, 吕波, 付强.基于Shapely修正的供应链协同产品创新收益分配[J].工业工程, 2015 (1)

知识共享收益 篇6

一、土地增值收益来源及传统模式下拆迁土地价值评估误区

(一)拆迁土地增值收益的来源分析

1. 土地性质变更引起的增值

土地性质变更引起的增值是指土地由农用地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引起的土地增值。由于不同用途的土地产生的预期收益和集约利用形式不同,土地价格也不同。一般来说,建设用地的预期收益大于农用地的收益,故其价格也高于农用地。农业用地被征收转用,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即非农业用地),引起地价增加,这是最典型的土地所有权性质变更增值。

2. 土地合并使用引起的增值

房地产在拆迁之前,其土地要么为集体所有制中的农用地或宅基地,要么为旧城中的建设用地。对农用地而言,受土地产出和当前农业发展水平的限制,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较低,仅能满足农户生存和缓慢发展的需要;对宅基地和旧城中的建设用地而言,由于其上多为低密度低容积率的旧房屋,土地的现状效用较低。然而,上述土地资源的潜在利用价值却很大,前者可为农村的社会经济系统今后的发展留有充足的资源条件,后者是进行城市更新改造以实现土地增值的必要载体,而这些地块经过拆迁后的整合规划,其横向和纵向利用率都可以得到极大提高。因此,土地经过合并利用后产生的增值应该在拆迁土地评估中有所体现。

3. 土地规划指标变化引起的增值

土地规划指标变化引起的增值是指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建设指标的变化而引起的土地增值,即在投资因素和供求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同一地块由低收益用途变换为高收益用途或由低使用率变换为高使用率时引起的地价增涨。这主要有两类原因:一是由于不同用途的土地产生的预期收益不同,土地价格也不同,如工业用地转为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这是最典型的用途增值;二是由于不同规划指标导致土地的集约利用形式不同,如附加于地块上的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化率等规划指标的调整,使土地利用的集约度提高,从而使土地增值。

4. 土地再开发建设引起的增值

由土地再开发建设引起的增值,是因为特定地块或相邻区域投入资金、劳动力,使土地资本价值增加,从而使土地价格上涨。房地产(或土地)经营者对土地的连续追加投资,使特定地块的土地生产力得到提高,从而使该块土地价值增值。比如,土地经营者投入一定的人、财、物对某宗地进行道路、供水、供电、通讯、排污、供气、排水等建设和场地平整,从而使土地适合特定的建设需要。这些投入会直接产生级差地租II从而使该土地价值增值。

为后面测算土地增值的方便,将上述由土地性质变更、土地合并利用、土地规划指标变化和土地再开发引起的土地增值分别记为B1、B2、B3和B4。

(二)传统技术下拆迁土地价值评估误区

现行的评估方法中忽视土地增值收益,具体表现为三大误区:

1. 价值内涵界定不完整

现行的评估业务中通常将拆迁土地价值界定为土地在现状(现状容积率、现状用途等)条件下的市场价值,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根据其区位、用途、建筑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因素确定。此种价值界定立足于土地拆迁前的现状利用条件,对土地的未来投资价值尚未加以考虑。实际上土地经过房屋拆迁、再规划和再投入,拆迁土地价值实质为土地的投资价值,在数值上等于被拆迁房地产现状条件下的市场价值与土地部分增值收益之和。

2.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设定不合理

目前拆迁土地估价业务中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主要包括:估价对象为被拆迁人所占用的在现状条件下的土地,土地用途为现状用途,土地使用期限为自拆迁许可证颁发之日起的法定最高使用年限,土地开发程度按现状程度设定,容积率取各被拆迁人现状实际容积率。即以各独立宗地作为估价对象,基于现状容积率、现状用途、现状开发程度的假设条件进行价值评估。可以看出,上述估价假设以土地的现状条件为前提,尚未考虑土地在整体拆迁后将各宗地视为一个整体的集约效应以及在整体拆迁后土地整合利用时土地经济指标的调整对土地价值的影响。实际上拆迁土地价值评估应将拆迁范围内原独立使用的单宗土地经拆迁合并后的整宗用地视为评估对象,并需分别按照新旧规划用途、建筑覆盖率、容积率等经济利用指标进行评估。

3. 估价技术路线运用不灵活

就拆迁土地价值评估采用的技术方法而言,现有拆迁土地价值估价技术路线中一般都欠缺土地增值收益的估算、土地合并后增值收益的剥离及其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测算方法。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对拆迁房地产的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是以“房屋区位补偿价”的形式出现的,该区位补偿价一般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在集体土地的房屋拆迁中,实行的补偿标准是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按“年产值倍数法”进行补偿,补偿标准较低,如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补偿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二、土地增值收益共享的机理分析

世界银行移民和社会政策高级顾问迈克尔.M塞尼教授在他的《把人放在首位——投资项目社会分析》一书中,认为工程建设应当对它所侵害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所补偿,以使工程所涉及的所有人都能从中获利。[1]城市化进程中,当房地产开发中不可避免带来征地拆迁问题时,不仅需要对原土地使用者给予合理的补偿,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从土地的再开发中受益,使其成为土地再开发的参与者和开发效益的分享者。基于以上理念,笔者尝试提出基于土地增值收益共享的拆迁土地价值评估方法。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就是要将由土地再开发、土地性质变更、土地规划条件变化和土地合并使用等因素导致的土地增值额能在原土地使用者、政府和开发商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这种收益共享模式的设计主要基于以下原理: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冲突产生于资源的稀缺性这一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经济人”假设。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用“经济人”假设来加以解释。对稀缺资源的追求和竞争,使得冲突不可避免。同样在城市建设征地和拆迁活动中,这一假设也不例外。

拆迁中项目的开发者作为一个营利性企业,必然追求最大化利润,他们希望支付最低的拆迁补偿成本;原土地使用者多属非自愿性移民,他们会充分利用上访、钉子户、舆论等手段力求获得最高的拆迁补偿额;政府凭借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希望将因房屋周边设施和环境改善、土地用途调整、容积率增加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当三方理性经济人共同追逐同一份收益时,就需要土地价值评估方能以一种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共享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达数十种之多。弗里曼(Freeman,1984)认为“利益相关者是那些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的目标实现的人,或者自身受到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所影响到的人”。这是一种十分宽泛的定义。克拉克森Clarkson(1994)认为利益相关者即为“因企业活动而承担风险的人”。根据这两种定义,本文拆迁过程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界定为政府、开发商、被拆迁户。

首先,开发商作为项目开发的直接投资者,承担着较大的风险,应享有一定的风险收益,包括因拆迁获得的拆迁风险收益和因后续开发投资获得的开发投资收益。在开发收益中,由开发商对拆迁土地进行直接投资而引起的地价增值部分,实质上是级差地租Ⅱ的资本化,在土地使用期内,应归开发商所享有。[2]

其次,被拆迁户与项目开发商一样都承担着土地开发带来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丧失土地、失去房屋、就业困难(1)等,故被拆迁户应该分享项目的部分所有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控制权和收益索取权。

再次,政府是项目开发的重要影响者。拆迁后项目开发收益的实现依赖于政府对土地权利性质的变更和土地规划限制条件的制定,政府附加在土地上的这些规划条件成为影响项目开发利润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有强大的权力分享拆迁后土地的增值收益。如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被征收为国家所有,由农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而产生的增值就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有关,是绝对地租的增加和级差地租I的增加,它应由原土地所有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国家(城市土地所有者)分享。

(三)价值转移理论

如上所述,由土地再开发、土地性质变更、土地规划条件变化和土地合并使用等因素导致土地的未来效用价值远远高于土地的现状效用价值,因此在项目开发后,通过征地拆迁所获取的土地资源使用价值得到了升值。土地再开发后,土地资源的使用权转移给了项目开发者。土地权属经过转移后,是不是其所有收益都归最终的土地使用者享用呢?由于土地的增值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转移的过程中产生的,如土地合并使用、用途性质变更、规划条件更改;另一部分土地增值产生于转移之后,即开发商投入资金进行土地的开发投入产生的增值,因此在土地转移过程中和转移后导致土地增值的相关主体都有权利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从合理的角度讲,原土地使用者应该得到的补偿是土地资源对项目的预期效用,而不仅仅是对其自身的效用。但由于项目开发效用的产生除获取土地资源投入之外,还需要开发商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进行配套设施建设,需要政府在规划设计方面的努力整合,因此原土地使用者应分享的是项目开发效用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三、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模式下拆迁土地价值评估技术路线

以上述分析的拆迁土地会产生增值和土地增值应该共享为基础,下面从实践角度探讨土地增值收益测算和增值收益分配的技术路线。

(一)开发商与原土地使用者之间土地增值收益的共享:固定比值法下作价入股比例的测算

1. 案例简介

因城市更新改造,深圳某股份公司所属逾100000m2土地上的物业需整体拆迁,该地块改造前主要为工业用地,容积率约为1.1;改造后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规划容积率不大于4。案例中开发商和股份公司分歧的焦点在于:开发商希望按现状房地产的市场评估价值进行拆迁补偿,股份公司则希望按商住用地的市场评估价值补偿。前者实际是没有考虑土地拆迁改造增值收益时的最低补偿价,后者则是股份公司能部分分享土地增值的最高补偿价。

经被拆迁方(股份公司)与拆迁方(开发商)的协商,双方同意股份公司以其所拥有土地价值以作价入股的形式获得拆迁补偿,房屋拆迁补偿则采用一次性的货币补偿方式。受股份公司的委托,评估机构需要确定该待拆迁土地的市场价值,从而为股份公司确定作价入股的比例提供参考。

2. 技术思路

(1)测算现状土地使用权的总价值A

一是剥离法。剥离法是指将建筑物价值从房地产总价值中剥离后得出土地价值的方法,即首先运用传统的评估方法分别评估测算现状房地产市场价值A2和现状建筑物的价值A1,从而得出由原土地使用者占有使用的土地在现状合法用途、容积率、独立使用前提条件下的地价A,即:A=A2-A1。

二是累加法。累加法是将拆迁前各单宗土地价值进行加总求和,即:

上式中,Vi表示第i宗土地在现状合法用途、容积率、独立使用前提条件下的地价。

(2)评估测算规划前提下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B

土地价值与附加在土地上的规划指标息息相关,随着拆迁后土地规划建设指标的调整,土地的市场价值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当规划指标确定之后,土地可视为待开发土地,可按照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市场比较法等传统估价方法确定规划前提下土地的市场价值。这里B实际为具备开发建设条件时的土地价值,包括A和B1、B2、B3。

(3)评估测算开发商的投资总额D

开发商的开发投资总额包括土地取得成本、开发建设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销售费用和销售税费等,其中土地取得成本包括原土地上旧建筑物的补偿成本A1和应交的土地出让金,而将土地上建筑物的拆除成本计入开发成本之中,因此:

D=(A1+应交地价+开发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销售费用+销售税费)

开发商在土地上追加投资D会产生B4,如前所述,由开发商直接投资而引起的增值B4实质上是级差地租Ⅱ的资本化,应归开发商所享有。

(4)评估测算规划前提下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市场价值C

当土地的建设规划指标明确之后,可用假设开发法测算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此时C实际上是A、B1、B2、B3、B4及开发完成后建筑物的价格之和。

上述四步中的A2、A1、Vi、B、C等参数均可采用市场比较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传统估价方法进行求取。

(5)测算共享的土地增值收益F

B1、B2、B3、B4都会引起土地增值,但由于B4是由于开发商的追加投资引起的,原则上归开发商所有,因此土地在规划前与规划后其价值的差额为土地增值额,即:F=B-A。可以看出,这里F实际为B1、B2、B3之和。

(6)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测算土地增值额在原土地使用者与开发商之间的分配比例。为表述方便,将原土地使用者应分享的收益比例记为G。

方法一:G=A/D

产生土地增值的表面原因是改变了用途和规划条件,而真正原因是资本的再投入:除开发商的资金、管理等再投入之外,还有原土地使用者的土地资本初始投入,所以可用现状条件下的地价(A)占项目总投资额(D)的比例作为股份公司分摊土地增值收益的比例。

方法二:地价房价比值法

有学者研究表明,全国平均地价占房价的比重从1999~2006年基本保持在25%,上下浮动不超过1%,(2)即地价与房价的比例在一定时期内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待拆迁土地在规划前的地价房价比与规划建设完成后的地价房价比应该也有一定的一致性。故:A/A2=B/C。

可以将拆迁前或拆迁建设完成后的地价房价比作为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比例,即:G=A/A2或G=B/C。

因此,原土地使用者应分配的土地增值收益为:F1=F×G;开发商应分配的土地增值收益为:F2=F×(1-G)。

(7)测算原土地使用者作价入股比例H

经过上述测算,在整个房地产开发投资过程中,集体股份公司的投资作价入股额为A+F1,开发商的投资入股额为D+F2,因此:H=(A+F1)/(D+F2)。集体股份公司和开发商可以按照这个比例对日后房地产的收益进行分成。

(二)政府、开发商与原土地使用者之间土地增值收益的共享:盈亏平衡法下建设用地规划指标的确定

上述探讨了土地的规划指标确定之后,土地的增值收益在原土地使用者和开发商之间的分配。那么政府部门作为土地所有权的执行者,其如何获得待拆迁土地的增值收益呢?

一个理性的政府在重新确定土地的规划限制指标时,需要在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思维的指导下权衡开发商、原土地使用者和自身在规划条件下如何获得各自的利益。下面以政府规划部门委托评估公司“为政府确定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利用指标提供参考”(3)为例,分析政府如何通过制定合理的土地规划指标来分享拆迁土地的部分增值收益。

政府在制定规划指标之前,应首先赋予原土地使用者和开发商一定的利润空间,即允许他们分享待拆迁土地的增值收益。因此,评估机构在为政府部门提供参考的规划指标之前,可以给予一定的假设条件:

假设1:设定一定的拆赔比例(4),如1:1.3。此拆赔比例是在大量的调研和分析基础上,确保原土地使用者能分享到土地部分增值收益时的拆赔比。

假设2:赋予开发商合理的利润率,如30%。开发商的开发总利润包括开发利润与拆迁风险利润两部分。

在此两个假设条件之下,利用假设开发法的技术思路来确定合理的规划指标,具体测算思路如下:

(1)通过市场分析和项目定位研究确定项目可销售价格和可销售面积,其中:

可销售面积=总建筑面积(5)-拆迁补偿安置面积

式中总面积因子为未知数,它跟土地规划指标相关,比如容积率、绿化率等指标都会影响到总建筑面积的大小。

(2)分别测算应交地价、建设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利息、销售费用、销售税费等因子。这些因子均与上述总面积因子有关,其确定方法与一般评估项目的确定方法相同。

(3)确定合适的开发总利润。

(4)求解方程,确定总面积因子。

销售价格×(总面积-拆迁补偿安置面积)=应交地价+拆迁现金补偿+建设开发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开发总利润

由于上述应交地价、建设开发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六项因子均为总面积的函数,因此可对上述等式求解方程,从而求得总面积因子。该总面积是在既能保证开发商合理利润率,又能确保被拆迁户得到较满意的回迁房屋的前提下求出的最小总面积(记为Smin)。

(6)拟定规划利用指标。政府拟定的规划指标比如容积率指标须保证开发商实际建设的建筑总面积大于或等于最小总面积,否则开发商开发土地的积极性将减弱。以容积率指标的求取为例:

上式中,Rmin表示最小容积率;S±表示土地总面积。此最小容积率Rmin是在假定开发商取得固定利润和被拆迁户获得固定比例回迁房的情况下,政府制定的保本容积率,此即为政府的盈亏平衡指标值。当实际容积率高于Rmin时,政府除了能获得正常的土地出让金之前,还能分享由规划指标变更导致土地增值的增值收益;反之,当实际容积率低于Rmin时,政府便无法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但是,政府也必须把握容积率的最佳值,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提高容积率虽然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收益,但建筑容量的不断增大会带来外部负效应,导致商业或居住环境恶化,降低其使用舒适度。因此,为了控制外部负效应,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政府在城市规划中要寻求容积率客观上存在的合理最佳值。

摘要：本文以整体拆迁过程中土地价值评估的现状为切入点,分析目前拆迁土地评估中存在的三大误区,并根据利益分配原则就拆迁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提出评估技术路线。

关键词：土地价值,收益共享,评估技术路线

参考文献

[1]孔令强,施国庆.项目开发效益共享型征地拆迁安置模式探析[J].生产力研究,2007,(16).

知识共享收益 篇7

易损品是指其使用价值以及数量等方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损坏的产品。这类产品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如，水果、面包及鲜花等。由于这类产品具有容易损耗的特性，其库存就成为企业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易损品库存管理在供应链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大量研究发现供应商库存管理（VMI）能够提高供应链库存管理效率。供应商库存管理本质上是将多级供应链库存管理转变成单一库存管理，即制造商同时管理自身库存和零售商库存，制造商通过实际需求制定产品生产计划以及零售商的产品分配决策。Zhang等（2007）通过建立供应商库存管理能够使供应链整体库存费用下降，使供应链成员的利润上升[1]。Dong和Xu分析了在VMI下的供应链利润变化，得到在短期内利用VMI可以使整个供应链的成本下降，但同样伴随着零售价格以及供应商的利润下降。在长期情况下可以使供应链的利润上升[2]。Yao等（2010）在供应商库存管理系统下建立了激励合同来供应链绩效达到最优[3]。

之前大量研究中都是致力于降低产品的易损成本、生产成本以及库存成本来使决策主体利润最大化。很少有学者在考虑成本的基础上将市场需求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易损品最大特征在于易损耗，如果在发生损耗前刺激消费者需求增加同样能使决策主体利润最大化。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市场需求的因素来减少产品损坏的现象。首先，广告作为一种有效且常见的促销手段，能够让消费者充分了解产品信息以及售后服务并能够增加产品品牌效应，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及挖掘更多的潜在客户。Robert和Stephen的研究发现供应商采取的广告策略能够提高产品品牌效应，让消费者认识产品产生购买意向。而零售商的广告宣传则在于促销产品，直接让消费者产生购买欲望并导致购买行为[4]。然而，广告的作用并不是无限的。Kenneth Roman深入研究了广告投入与产品销售的关系，发现产品销售存在一个最大可能值，在达到最大可能值之前增加广告投入能使促使销售量接近于最大可能值，当达到该值之后继续投入广告不但不会增加销售量，还会增加广告成本造成浪费[5]。其次，零售价格也是影响产品需求的另一重要因素，价格与需求量成反向变动关系。因此，最优广告投入以及最优价格是决策者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使其获得的利润最大。

目前，众多学者都致力于合作广告对供应链的影响。Jinxing Xie和Alexandre Neyret(2009）对比分析了零售商和制造商存在广告合作与不存在广告合作情况下的三种博弈类型（Nash均衡、零售商主导的Stackelberg均衡以及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均衡），研究发现广告合作的情形要优于没有广告合作的情况[6]。Huang和Li在单一零售商和单一供应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研究了合作广告的作用，并通过建立一种共享规则来使供应链参与者共同承担所有的广告费用[7]。Gerhard Aust和Udo Buscher(2011）分析了由零售商和制造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中通过协调广告投入以及价格的决策使得供应链成员利润得到提高，探讨了不存在广告合作以及合作广告的情形[8]。但是，在上述研究中都是通过探讨供应商分担一部分零售商的广告费用来进行广告合作。而在广告合作中，供应商和零售商在广告与价格决策依然是相互独立的。由于“双重边际效应”的影响，分散决策系统下供应链的决策会降低整体供应链的绩效，不能实现协调状态。然而很少有学者研究需求依赖于广告和价格时，通过建立有效的供应链契约来使供应链中投入最优的广告以及制定最优的价格来实现供应链整体绩效最优，即实现供应链协调。传统的收益共享契约是指供应商分享一定比例零售商的销售收益，以提供零售商较低的批发价格，从而实现供应链协调的一种协作方式。大量研究都已证实收益共享契约能使供应链实现协调。但Cachon和Lariviere(2005）的研究发现在服务投入的情况下，传统的收益共享契约有可能不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9]。而Yang等（2011）提出了广义收益共享契约即在分享收益的同时也共同承担成本的一种协调方式[10]。

本文基于供应商库存管理来对易损品供应链进行研究，在分析只有零售商投入促销广告的情形下，通过建立广义收益共享契约，从最优广告投入以及最优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三个个方面来实现供应链协调。

2 模型构建与符号定义

本文研究单一供应商与单一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其中，供应商提供易损品并由零售商进行采购，最终销售给消费者。在易损品供应链中建立供应商库存管理系统，而零售商通过投入促销广告来刺激消费并制定最终零售价格。为了实现价格与广告的相互作用及供应链协调状态，假设零售商的销售周期与供应商的生产周期相同，即假设供应商生产周期为[0,1]时，零售商销售周期就为[t0,t0+1]，其中t0就为供应商的生产时间。相关参数定义如下：

a：零售商广告水平；

p：零售价格；

w：批发价格；

c：生产成本；

c1：每单位产品的损失成本，|c1|<c;

hr：零售商每单位产品的库存成本；

hs：供应商每单位产品的库存成本；

Ir(t）：在t时间零售商的库存水平，Ir(t0)=Is(t0）以及Ir(t0+1)=0,t∈[t0,t0+1];

Is(t）：在t时间供应商的库存水平，Is(0)=0,t∈[0,t0];

t0：供应商的生产时间，0<t0<1

φ：广告弹性系数；

η：零售商广告成本系数，η>0，广告投入效率；

β：需求价格弹性系数；

θ：产品损失率，θ>0;

R：生产率；

πr：零售商利润；

πs：供应商利润；

πc：集中决策系统下供应链利润；

X(p,a）：需求函数，依赖于零售价格和广告投入水平。

在此做出如下假设：0<c<w<p，供应商的产品生产率要高于市场产品需求率与产品损失率之和。

在影响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因素中，广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销售量在一定范围内随着广告投入的增加而增加，销售量与广告投入呈现出正向变动关系。而与零售价格呈现出反向变动关系。根据Goyal和Gunasekaran(1995)[11]提出的Cobb-Douglas需求函数，在本文中将假设需求函数为：其中k为正常数。为了得到a水平的广告效果，零售商必须投入的广告费用。

2.1 分散决策系统

在分散决策系统中，零售商和供应商都致力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零售商的利润为：

而在VMI系统下，供应商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库存持有成本以及易损产品的损失成本。在[0,t0]内，供应商的库存水平依赖于生产率以及产品损失率。根据Ghare和Schrader(1963）的研究可得，供应商的库存变化率为：

由Is(0)=0，可得到在[0,t0]内，供应商的累积库存水平为在[t0,t0+1]内，零售商的库存水平依赖于市场需求率以及产品损失率。同样，可以得到零售商的库存变化率为：

同理可以得到在[t0,t0+1]内，零售商的累积库存水平为由于Ir(t0)=Is(t0），可以得出供应商的生产时间为：

因此，在VMI系统下，供应商的库存持有水平为：

而损坏的商品数为因而得到损失成本为：

通过以上的成本分析，最终可以得到供应商的利润为：

在分散决策系统中，零售商通过最优零售价格和最优广告投入决策来达到利润最大化，而供应商则通过最优批发价格来使其利润达到最大化。因而，当时，可得

当时，可得

因此，将式（7）、式（8）代入式（6）可得：

其中，

根据式（10）可以得到最优批发价格w*满足该方程。将最优批发价格w*代入式（7）和式（8），即可得到最优零售价格p*和最优广告投入a*；最优批发价格w*代入式（9）可以得出分散决策系统下供应商的最大利润πs*；同样将最优批发价格w*及最优零售价格p*和最优广告投入a*代入式（1）可以得到分散决策系统下零售商的最大利润πr*.

性质1最优批发价格w*随着广告投资效率1/η的增加而增加。

为了更好地说明性质中的相关特征，本文利用相关数值分析进行描述。相关参数设置如下：β=2,c=0.5,c1=0.05,hr=0.2,hs=0.1,R=0.3，η=2，θ=0.1，φ=0.4,k=3。将相关参数代入最优批发价格相关公式即可得到以下计算结果。从表1可知，最优批发价格w*是关于广告投资效率1/η的增函数。因为当零售商的广告投资效率增加时，供应商就会通过增加相关批发价格的方式来共同分享零售商低广告投入带来高广告效用的利益。广告投资效率对最优批发价格的影响如图1所示。

性质2最优批发价格w*随着损失率θ的增加而增加。

从表2可知，最优批发价格w*是关于损失率θ的增函数。因为当损失率增加时，易损品的损失随之逐渐增大，因此，供应商就会增加批发价格来补偿相关损失。易损率对最优批发价格的影响如图2所示。

性质3零售商的最优广告投入随着广告投资效率的增加而减少。

同样用以上相关数值进行分析，可得以下计算结果。从表3可知，最优广告投入a是关于广告投资效率1/η的减函数。因为当零售商的广告投资效率增加时，零售商会减少广告投入来降低成本。广告投资效率对零售商广告投入的影响如图3所示。

2.2 集中决策系统

在集中决策系统中，各个企业之间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整个系统看成为一家企业。那么该企业就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做出相应决策，即集中决策系统下的最优决策能使整个供应链达到最优状态。因此，集中化供应链的利润为

可由得到集中决策系统下的最优零售价格pc*和最优广告投入水平ac*，将其代入式（11）即可得到集中决策系统下供应链最大利润πc*.

为了更好地说明集中决策系统的优越性，在这里引入供应链系统效率的概念。供应链系统效率是指分散决策系统中零售商和供应商利润之和与集中决策系统下供应链利润的比，即可表示为：

在分散系统中，供应链存在双重边际等效应，因此，在供应链没有达到协调时，其效率总是小于1。在这里着重分析损失率和广告成本对供应链系统效率的影响。

性质4供应链系统效率随着广告成本的增加而降低，随着易损率的增加而增加。

同样利用以上数值对其进行分析，从表4可知，供应链系统效率f是关于广告投资成本η的减函数，随着广告投资成本的增加而降低。主要原因是当零售商的广告投资成本增加时，其承受的总体成本就会增加，那么此时对于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变得恶化，而导致整个供应链系统效率降低。广告投资成本对系统效率的影响如图4所示。

从表5可知，供应链系统效率f是关于易损率θ的增函数，随着易损率的增加而增加。主要原因是易损率增加对于分散决策系统来说主要是对供应商造成影响，而在集中决策系统中将会对供应商和零售商两者都造成影响，由于易损率增加而带来的影响中分散系统要低于集中系统，因此，随着易损率的增加反而会导致系统效率随之增加。易损率对系统效率的影响如图5所示。

3 收益共享契约实现供应链协调

由以上分析得到存在双重边际效应的情况下，分散决策系统下的供应链利润要低于集中决策系统下的供应链利润。特别是在VMI系统条件下，有必要设计激励契约来降低双重边际效应并实现供应链协调。由于在供应链中存在广告投入成本，产品持有库存成本以及生产成本，Cachon和Lariviere(2005）指出服务投入的情况下，传统的收益共享契约（w，φ）有可能不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9]。因此，本文主要考虑通过建立广义收益共享契约（φ，TR）来实现供应链协调。广义收益共享契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零售商的收益共享系数φ以及零售商分担的费用TR．在广义收益共享契约条件下，零售商和供应商不仅分享供应链收益还同时承担供应链成本。由此可得，零售商的利润为

其中：由三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为零售商分担的生产成本φckaφp-β；第二部分为零售商分担的库存持有成本以及产品损失成本φ[H+(c+c1)(Rt0-kaφp-β）]；第三部分为供应商对零售商的广告投入补偿从中可以得到，当零售商的广告投入成本η较高时，供应商就会相应降低零售商分担的费用TR，因而来分担零售商的部分广告成本。

在广义收益共享契约下，供应商的利润为πs1=(1-φ）πc.

因此，当存在广义收益共享契约下，能够同时满足π*r1=φπc*≥πr*且时，就能实现供应链协调。也就是说当时，广义收益共享契约（φ，TR）能够实现供应链协调，并且在在该范围内能够实现供应链收益在两者之间任意分配。

4 结论

通过对单个供应商与单个零售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作为研究对象，并且供应商给零售商提供易损品。由于易损品容易损耗的特征，本文探讨其库存和刺激需求以及最终通过建立广义收益共享契约来实现供应链协调的相关问题。在易损品的前提下，供应链实行供应商库存管理来提升其库存效率，零售商通过促销广告来刺激市场需求，与此同时研究零售商广告投资效率对零售商以及供应商相关决策的影响，且通过供应链效率来分析分散决策系统利润与集中决策系统利润的关系，并分析了广告投资与易损率对系统效率的影响，在系统效率小于1的情形下通过广义收益共享契约使整个供应链实现协调。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最优批发价格随着零售商广告投资效率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易损品损失率的增加而增加；零售商的最优广告投入随着广告投资效率的增加而降低；供应链系统效率随着广告成本的增加而降低，随着易损率的增加而增加；且广义收益共享契约能够实现供应链协调，并在特定范围内能够实现供应链收益在两者之间任意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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