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共享法

2024-08-28

收益共享法(精选7篇)

收益共享法 篇1

一、关于现行房地产估价收益法的分析和改进

(一)关于现行房地产估价收益法的分析

在房地产估价的基本方法之一———收益法中,关于收益价格的公平性存在一定的矛盾。

在收益法中,房地产价格是通过计算未来净收益的现值之和(如公式1所示)而得到的,即买方把自己在未来取得的房地产净收益全部折现后付给了卖方。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买方购买房地产后,只是在为卖方“打工”,自己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收益,这对买方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价格。而作为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出来的价值应当是对各方当事人来说都是公平的。这就形成了关于收益价格公平性的矛盾。

收益法的基本思想是将购买收益性房地产视为一种投资,即买方购买收益性房地产的目的不是购买房地产本身,而是购买房地产在未来所能产生的一系列收益,是以现在的一笔资金去换取未来的一系列资金。

因此,卖方将归属于房地产的净收益,“全部”折现为房地产价值卖给了买方,是引起该矛盾的关键。

(二)关于收益法的改进

精明、谨慎的买者购买收益性房地产,是为了在支付收益价格后,可以在未来取得由该房地产所带来的净收益,即买方的净现值NPV>0。否则,如果买方仅仅是在为卖方“打工”,即买方的净现值NPV=0,是不能实现房地产交易的,不能形成公平的房地产价格。

所以,如何避免将“全部”净收益折现给卖方,如何使买方的净现值NPV>0,是解决矛盾问题的关键。

为了满足买方购房的投资目的,可以将该房地产未来的净收益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假设,分配给买方的净收益比例为R(0

根据公式2,可以得到买方投资购买该房地产的净现值NPV>0(如公式3所示):

在这种情况下的收益价格对于买方来说才是公平的,房地产交易才有可能发生。

(三)收益共享法

改进后的收益法将房地产未来的净收益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了合理的分配,既满足了买方的投资目的,也提高了房地产交易真实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在本文中,将该方法命名为“收益共享法”。

收益共享法是通过将估价对象预期的未来收益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来求取估价对象价格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具有收益性或潜在收益性的房地产类型,例如,旅馆、商店、餐馆等。

收益共享法的理论依据是预期原理。买方投资购买房地产的目的不是购买房地产本身,而是购买房地产未来所能产生的收益,即是以现在的一笔资金去换取未来的一系列资金。因此,决定房地产当前价格的不是其历史价格、开发建设已经花费的成本或者过去的房地产市场状况等过去的因素,而是房地产未来所能带给投资者的收益或者满足、乐趣等未来的因素。

在运用收益共享法进行估价时,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操作:首先,确定估价对象未来的收益期限。其次,求取估价对象未来的净收益。再次,确定该净收益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分配比例。接着,求取资本化率。最后,选用恰当的公式计算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

例如,某旅馆是在有偿出让的土地上开发建设的,当时获得的土地使用期限为40年,不可续期,至今已经使用了6年。该旅馆在2010年12月22日的价格测算过程如下:

1. 确定收益期限。

由于该宗土地已经使用了6年,并且,收益共享法认为决定房地产价格的是未来的因素,而不是历史的因素,因此,该旅馆的收益期限为:

收益期限=40-6=34(年)

2. 求取净收益。

通过相关资料的搜集和分析,预计该旅馆于估价时点后正常情况下每年的净收益为8万元。

3. 确定净收益的分配比例。

通过大量的市场调查和资料分析计算,得知卖方将该类旅馆出售给买方进行投资时,买方可以分配到4%的净收益,卖方可以分配到96%的净收益。

4. 求取资本化率。

以近期的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安全利率,加上一定的风险系数后综合确定资本化率5%。

5. 选用公式计算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

该旅馆于估价时点后未来的净收益正常情况下每年不变,且收益期限为有限年。故,可选用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在式(4)中,R=4%,A=8万元,n=34年,Y=5%。因此,

二、采用收益共享法编制的房地产估价报告节选

致委托方函(略)

估价师声明(略)

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略)

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略)

房地产估价技术报告

1.个别因素分析(略)

2.区域因素分析(略)

3.市场背景分析(略)

4.最高最佳使用分析(略)

5.估价方法选用(略)

6.估价测算过程

(1)市场法(略)

(2)收益共享法

所谓收益共享法,是指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并将收益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合理分配,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现到估价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1)求取年总收入(年潜在毛收入)(略)

2)求取年有效毛收入(略)

3)求取年运营费用(略)

4)求取年净收益(略)

5)求取收益共享法测算结果

为了满足买方购房的投资目的,确保交易公平、真实地发生,应将该房地产未来的净收益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

通过大量的市场调查及数据分析得知,房地产投资的社会平均收益率为5%~10%。在以抵押为估价目的的房地产价格评估中,应遵循谨慎原则。因此,确定该房地产可为买者带来5%的收益率,即:

设应分配给买方的净收益比例为R(0

其中,式(6)和式(7)中的n为收益期限,式(7)中的NPV为买方投资购买该房地产的净现值。

将式(6)和式(7)代入式(5),得

解之,得R=4.8%

故,应分配给买方的净收益比例为4.8%。

以过去的收益变动情况为依据,判断该房地产于估价时点后未来的净收益基本上每年不变,收益期限为有限年。故,可选用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在式(8)中,R=4.8%,净收益A=700元/m2,收益期限n=58年(住宅的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于估价时点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年限尚剩余58年),资本化率Y=5%(以近期的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安全利率,加上一定的风险系数后综合确定)。因此:

三、收益法改进前后对比分析

现行的房地产估价收益法存在卖方将归属于房地产的净收益“全部”折现为房地产价格卖给以投资为目的的买方的矛盾。如表1所示,通过相关指标的分析判断,采用现行的收益法计算得到的房地产价格使得买方投资购买房地产的净现值为0,其投资收益率也为0。即,若买者将房地产的未来净收益全部折现给卖方,则不能满足买方购房的投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交易不会真实发生。解决该矛盾问题的关键是使买方的净现值NPV>0。

注:R为分配给买方的净收益比例(0

收益共享法以买方的投资目的为出发点,将房地产未来的净收益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这样,买方投资购买房地产的净现值大于0,其投资收益率也大于0。即,买方在购买该房地产后,可以得到一定的投资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交易才有可能真实发生。此时,通过相应计算所得到的房地产价格,才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才能发挥房地产估价活动的专业作用。

房地产估价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人们财产保护意识的增强,越来越离不开房地产估价服务。要使房地产估价活动达到更新、更高的要求,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房地产估价理论,构建优化的房地产估价方法。

摘要:在现行房地产估价收益法中,关于收益价格的公平性存在一定的矛盾。本着以提高房地产估价质量为目的,改进后的收益法即收益共享法将房地产未来的净收益在房地产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了合理的分配,既满足了买方的投资目的,也提高了房地产交易真实发生的可能性。由此,达到了完善现行的房地产估价理论、构建优化的估价方法的目的。

关键词:房地产估价,改进,收益共享法

参考文献

[1]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1999)[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2]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3]柴强.房地产估价[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

[4]施建刚.房地产估价方法的拓展[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基于收益共享机制的VMI协调 篇2

供应商管理库存(vendor-managed inventory,VMI)是指由供应商监控用户库存水平,并周期性地执行包含订货数量、出货及相关作业的补货决策[1]。由于供应链存在“双边际效应”,VMI模式需建立协调机制才能实现整体收益最大,且保证双赢。协调成为VMI的主流。Yangzeng Wang等建立收益共享契约的VMI模型,给出零售商的最优收益份额[2];Gerchak等建立特殊的VMI模型,通过收益共享比例给定供应商和零售商收益[3];蔡建湖等建立一般收益共享契约的VMI模型,引入剩余补贴策略优化供应商和零售商收益[4];曹武军等建立价格敏感的外部需求下收入共享契约协调VMI[5]。收益共享机制是通过制定供应链收益在成员间的比例分配关系,达到供应链系统的协调[6];收益共享机制使用的前提是供应链的收益全部来自零售商,供应链收益对成员来说是可观察的,并且是可验证的[7]。本文首先在分析集成VMI供应链的最优订货量的基础上,提出收益共享的VMI协调机制,并分别设计收益共享机制下传统、Stackelberg博弈和Nash协商的VMI协调模型。

2 模型分析

假定一个风险中性的供应商和一个风险中性的零售商组成一个两层VMI供应链,生产并销售一种单周期产品,市场需求D是非负、连续的随机变量,且DU(0,b),密度函数,分布函数,单位商品的零售价格为p,且p由外部市场给定,供应商以单位成本c组织生产或采购,且c<p,供应商给零售商的库存补充量为q,未销售的商品没有残值,未满足需求的商品也没有缺货成本。

2.1 集成VMI供应链

集成VMI中供应商和零售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决策,确定最优订购量使整体收益最大,集成VMI整体收益πsc(q)为:

πsc(q)=(p-c)q-pq22b(1)

πsc(q)q=0,得最优订货量q*:

q*=(p-c)bp(2)

集成VMI最优收益为:

πsc(q*)=(p-c)2b2p(3)

2.2 收益共享机制下VMI协调

收益共享机制下,零售商对售出单位商品的收益共享保留比例为φ,即每销售一个售价为p的商品,零售商的收益为φp,其余的1-φ返还给供应商,供应商从单位商品销售中获得的收益为(1-φ)p, 要使供应商参与, 必须有c<(1-φ)p,即0φ<p-cp.分析收益共享机制下传统、Stackelberg博弈和Nash协商的VMI协调三种模型。

①传统的VMI协调

收益共享机制的实施,供应商和零售商收益πr(φ,q)和πs(φ,q)为:

{πs(φ,q)=[(1-φ)p-c]q-(1-φ)pq22bπr(φ,q)=φpq-φpq22b(4)

πs(φ,q)q=0,得最优库存量q*1:

q1*=[(1-φ)p-c]b(1-φ)p

q*1=q*,得最优收益共享保留比例φ*1:

φ1*=0(5)

将式(2)和式(5)代入式(4)得供应商和零售商最优收益:

{πs(φ1*,q*)=b(p-c)22pπr(φ1*,q*)=0(6)

πs(φ*1,q*)=πsc(q*),传统的VMI协调可使分散式VMI整体收益达到集成VMI整体收益;但供应商占有全部收益,零售商收益为零,不能保证双方收益均增加,故传统的VMI协调不能协调分散式VMI。

②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

收益共享机制设计中,假设双方决策基于完全信息,零售商为主方,先确定收益共享保留比例,供应商为从方,在已知收益共享保留比例下,决定库存量。供应商与零售商的库存补充过程可视为完全信息的两阶段Stackelberg博弈,得:

maxφπr(φ,q)=φpq-φpq22b(7)s.t.argmaxqπs(φ,q)=[(1-φ)p-c]q-(1-φ)pq22b(8)

由式(8)得最优库存量:

q2*=[1-c(1-φ)p]b(9)

将式(9)代入式(7)得最优收益共享保留比例φ*2由式(10)决定:

p2(1-φ)3-c2(1+φ)=0(10)

φ*2、q*2代入式(4)得供应商与零售商最优收益πs(φ*2,q*2)、πr(φ*2,q*2)。

③Nash协商的VMI协调

当供应商决定的库存量为q*=(p-c)bp时,VMI收益最大,供应商和零售商收益为:

{πs(φ,q*)=[(1-φ)p-c](p-c)bp-(p-c)2(1-φ)b2pπr(φ,q*)=φp(p-c)bp-(p-c)2φb2p(11)

以收益共享机制下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中供应商和零售商最优收益为谈判起点,即以πs(φ*2,q*2)、πr(φ*2,q*2)为谈判起点,根据Nash协商模型得:

maxφ[πs(φ,q*)-πs(φ2*,q2*)][πr(φ,q*)-πr(φ2*,q2*)](12)s.t.{πs(φ,q*)-πs(φ2*,q2*)0πr(φ,q*)-πr(φ2*,q2*)0(13)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L(φ,u1,u2)=[πs(φ,q*)-πs(φ2*,q2*)][πr(φ,q*)-πr(φ2*,q2*)]+u1[πs(φ,q*)-πs(φ2*,q2*)]+u2[πr(φ,q*)-πr(φ2*,q2*)](14)

将式(11)代入式(14)得:

L(φ,u1,u2)={[(1-φ)p-c](p-c)bp-(p-c)2(1-φ)b2p-πs(φ2*,q2*)}[φp(p-c)bp-(p-c)2φb2p-πr(φ2*,q2*)]+u1{[(1-φ)p-c](p-c)bp-(p-c)2(1-φ)b2p-πs(φ2*,q2*)}+u2[φp(p-c)bp-(p-c)2φb2p-πr(φ2*,q2*)](15)

由式(15)得最优收益共享保留比例:

φ3*=p-c2(p+c)+p(p2-c2)b[πr(φ2*,q2*)-πs(φ2*,q2*)](16)

φ*3代入式(11)得供应商与零售商收益πs(φ*3,q*)、πr(φ*3,q*)。

3 数值分析

某商品在供应商与零售商间实施VMI, 供应商以单位成本c进行生产或采购, c为20~35元/单位, 并在期初一次性对零售商库存补充, 市场需求D服从均匀分布, DU(0,b),b为2000~4000单位,单位商品零售价格p为60~80元/单位,未销售商品没有残值,未满足需求商品没有缺货成本。运用Matlab 7.01编程,通过数值分析不同模型的VMI协调中参数对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及供应商、零售商和供应链收益的影响。

3.1 单一参数对收益共享保留比例的影响

b=2000单位,c=20元/单位时,零售价格对收益共享保留比例的影响如图1所示。

零售价格增加,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在传统的VMI协调中始终为零,而在Stackelberg博弈、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均增加;在相同零售价格下,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在传统的VMI协调中最小,在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中最大,在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居中。

b=2000单位,p=60元/单位时,单位生产成本对收益共享保留比例的影响如图2所示。

单位生产成本增加,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在传统的VMI协调中始终为零,而在Stackelberg博弈、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均减少;在相同单位生产成本下,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在传统的VMI协调中最小,在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中最大,在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居中。

p=60元/单位,c=20元/单位时,市场需求对收益共享保留比例的影响如图3所示。

市场需求增加,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在传统、Stackelberg博弈、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均保持不变;在相同市场需求下,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在传统的VMI协调中最小,在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中最大,在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居中。

3.2 组合参数对零售商、供应商 和供应链收益的影响

考虑b=2000单位时,零售价格和单位生产成本组合参数对不同模型中库存补充量,收益共享保留比例,零售商、供应商和供应链收益的影响。

由表1知,传统的VMI协调中整体收益达到集成VMI整体收益,但不能保证双方收益均增加,其中供应商占有全部收益,零售商收益为零。由此可见,传统的VMI协调没有体现出互惠互利的合作精神,也没有满足合作后收益大于合作前收益的个体理性原则,零售商肯定不愿意合作。因此,收益共享机制下传统的VMI协调难以操作,不能协调分散式VMI。

由表2知,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中整体收益未达到集成VMI整体收益,表明VMI收益未达到最优,还有改善空间,零售商和供应商按一定比例分配VMI收益。因此,收益共享机制下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虽然不能完美协调分散式VMI,但比传统的VMI协调更具可操作性。

由表3知,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整体收益达到集成VMI整体收益;收益共享保留比例比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中的小,但供应商和零售商收益均比Stackelberg博弈中各自的收益大,得到进一步改善。因此,收益共享机制下Nash协商的VMI协调能完美协调分散式VMI,比Stackelberg博弈、传统的VMI协调更合理。

3.3 组合参数在不同模型中收益共享保留比例的比较

图4中情形1表示p=60元/单位和c=20元/单位,情形2表示p=60元/单位和c=25元/单位,情形3表示p=70元/单位和c=25元/单位,情形4表示p=70元/单位和c=35元/单位,情形5表示p=80元/单位和c=35元/单位,市场需求均为b=2000单位。

由图4知,在相同零售价格和单位生产成本下,不同模型中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差异较大,其中传统的VMI协调中收益共享保留比例最小,因而供应商对零售商库存补充的积极性很高,故供应商的库存补充量可使VMI整体收益达到最大,但为零的收益共享保留比例使零售商收益为零,因此传统的VMI协调方法缺乏实施性。Stackelberg博弈的VMI协调中收益共享保留比例最高,因而供应商对零售商库存补充的积极性不高,因此供应商提供的库存补充量难以达到VMI整体收益最大。Nash协商的VMI协调中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居中,供应商提供的库存补充量可使VMI整体收益达到最大,零售商与供应商收益均得到较大改进。

4 结束语

本文建立了收益共享机制下传统、Stackelberg博弈、Nash协商的VMI协调模型,并优化了模型中的最优收益共享保留比例。通过数值分析得出收益共享保留比例在传统模型中最低且为零,在Stackelberg博弈模型中最高,在Nash协商模型中居中。结果表明传统模型的不合理性,Stackelberg博弈模型达不到整体收益最优,但可使零售商和供应商收益得到一定改善;Nash协商模型既可使整体收益达到最优,又可使零售商和供应商收益得到很大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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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建湖,黄卫来,周根贵.基于收益分享契约的VMI模型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6,14(4):108~113.

[5]曹武军等.VMI环境下收入共享契约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7,21(1):51~55.

[6]De Kok A G,Graves S C.Handbooks in operationsresearch and management science,supply chainmanagement:design,coordination and operation[M].Amsterdam:Elsevier B.V.,2003:229~258.

收益共享法 篇3

很早就有学者对多产品的供应链问题做了研究, Stephen A.Smith (2000) 在报童模型的基础上, 研究了存在需求替代的多产品需求分发问题;Barun Das (2007) 研究了单周期下多种可替代易腐品的库存问题。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考虑多产品可替代的供应链协调研究也逐渐受到关注。其中Chung-Chi Hsieh (2008) 研究了存在两种可替代产品时的供应链协调问题, 分别从非合作与合作探讨了多产品供应链的可协调性, 得出结论上下游企业通过合作能达到帕累托改进。本文研究的是单周期下基于两种可替代产品的二级供应链契约协调问题, 假设只有一个销售商和二个供应商。信息对称条件下, 每个供应商向销售商供应一种商品, 但供应商之间的商品可以双向替代。商品之间的需求替代只与相互之间的价格相关, 不受其他因素或商品的影响, 这两种产品的价格任意变化都对彼此需求产生影响。同时, 假设供应商尽力满足销售商的订购量, 但两个供应商都存在一个不确定的供应量, 且允许供应商的供应量可能超过销售商的订购量的情况出现, 为此, 在建立的模型同时考虑了供应链中的生产和需求的不确定, 加入了需求预测波动和产品供应波动的随机变量, 但不考虑产品的缺货成本及不允许销售商退货。

一、非合作模型

(一) 相关说明

Di:供应商i的产品需求, i=1, 2;di:产品i的需求预测函数;Si:供应商i的供应量;wi:产品i的批发价格;ci:产品i的生产成本;vi:销售周期末的产品i残值, ci>vi;qi:销售商对于产品i的订购量;pi:产品i的市场销售价格;πr (p1, p2) :销售商的利润函数;πi (.) :供应商的利润函数;则为该二级链整体利润;xi:表示需求预测波动的随机变量, 概率分布为fi (.) , 概率密度函数为Fi (.) , 且表示供应预测波动的随机变量, 概率分布为gi (.) , 概率密度函数为Gi (.) , 且, 这意味着供应商尽力满足销售商订购需求。本文研究的商业过程是供应商i首先确定产品批发价格wi, i=1, 2, 销售商然后确定销售价格pi及订购量qi。因为销售商在供应与需求到来之前须决定产品销售价格和订购量, 所以销售商会存在一个库存风险。所以我们考虑了在销售周期末销售商对产品i的库存态度参数zi, E (zi) =1[13]。

由于供应商会尽力满足销售商的订购需求, 可能出现供应量超过订购量的情况, 当供应超过订购时会提高交易成本等额外成本。因此, 在这里本模型定义了一个产品i超过订购量那部分供应的边际收益mi, 且假设miwi-ci[5]。根据文献[7], 定义产品i的需求预测函数为di=α-βpi+γp3-i, i=1, 2;其中, α>0表示的是需求无法替代的部分, 而β>γ>0, 这表示当β-γ越大时, 产品3-i相对于产品i有越低的替代能力;为了使分析有意义, 定义α, β满足。从实际可以发现, 当Di

(二) 模型

根据文献[6], 我们得到参数Di、Si及订购量qi的乘法形式:

由 (2) 、 (3) 又得到:

非合作形式下供应商和销售商都有自己的利润函数, 并都以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根据前面说明, 本文分别得到以下关于销售商、供应商i和供应链整体的利润函数:

(5) 、 (6) 、 (7) 式中, 令:

min{Di, min (qi, Si) }=qiθi, 表示i类产品的销售量;min (qi, Si) =qiηi, 表示i类产品的订购量;max{min (qi, Si) -Di, 0}=qi (ηi-θi) , 表示i类产品的销售剩余;max (Si-qi, 0) = (1-ηi) qi, 表示供应商i的供应超过订购的数量。其中:

E (xi) =1, E (yi) =1和E (zi) =1我们容易知道, 0<θi, ηi<1。

(三) 模型求解

现在对该两种产品双向可替代情况下的Stacklberg博弈进行分析。假设供应商提供给销售商i的批发价格为wi0时相对于自己的利润函数是最优的, 然后销售商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批发价格可以得到相对于自己最优的销售价格和订购量。

根据 (1) - (4) 式和 (8) - (9) 式, 我们将 (5) 式转换为:

要使 (10) 式最大化, 必须找到这样的P0I, i=1, 2使其满足下式:

由 (10) - (11) 式我们得到销售商关于产品1、2的最优市场销售价格:

其中, 这是因为wi>vi且θi, ηi>0。

从 (12) 、 (13) 式知道销售商的价格确定与供应商的批发价格和产品残值相关。对于销售商而言, 销售商总是期望降低库存风险, 所以订购量恰好等于其对于市场的需求预测时为销售商最优的订购量决策, 所以将p10, p20代入di=α-βpi+γp3-i即可得到最优的qi0, q20。

根据 (8) 、 (9) 式, 我们可以将供应链整体的利润函数转换为:

同理可以得到该供应链整体最优的市场销售价格P′1, P′2:

其中。

通过对比pi0与p′i发现, 为了能使销售商的利益和供应链利益保持一致即达到供应链的协调, 必须使i=φi。所以, 得到wi0ηi=ciηi-mi (1-ηi) 的协调条件。又因为mi

综上所述, 以上非合作形式下销售商决定的最优销售价格要高于供应链整体最优的销售价格, 可替代产品下的非合作形式模型无法达到协调该二级供应链的效果。

二、收益共享扩展模型

通过以上非合作形式下模型分析发现, 对于2种可替代产品下的二级供应链存在类似单产品时的结果, 是无法协调的。而单产品条件下的收益共享模型可以达到协调二级供应链的效果, 很多文献对此做了丰富的研究[5], 所以利用非合作形式下的相关说明, 建立了一个收益共享模型。在销售商决定最优订购量q1, q2和最优销售价格p1, p2, 供应商i决定最优批发价格wi之前, 销售商给予供应商i来自产品i销售收入λi的比例。类似单产品条件下Gérard P.Cachon[5]建立的收益共享模型, 建立了2种可替代产品下的收益共享模型, 销售期末时销售商、供应商的利润分别表示为:

供应链的利润函数不变仍为 (7) 或 (14) 式。

从以上模型可以发现, 当λi=1, i=1, 2时此收益共享即以上非合作形式下的批发价格模型;当λ1=1时, 销售商选择与供应商2合作, 采取该收益共享契约, 而与供应商1非合作, 同样当λ2=1时, 销售商选择与供应商1合作, 采取该收益共享契约, 而与供应商2非合作。

命题1:当销售商同时与2个供应商采取收益共享契约时, 收益共享扩展模型无法协调该供应链。

证明:首先不妨假设该供应链整体达到协调, 即销售商利润与供应商利润满足下式:

令πr (p1, p2) =λ1∏0, 得到:

所以,

同样令πr (p1, p2) =λ2∏0, 得到:

所以,

由以上可以发现, 在时,

只要满足式 (20) 和 (21) , 即可达到销售商和供应链整体的决策一致, 那么供应商肯定会令λi=1, 因为供应商决定的批发价格与销售商的收益分享比例无关, 对供应商无实际约束力。当λi=1时, 收益共享扩展模型与非合作形式下的批发价格模型等价, 所以对于以上销售商同时与2个供应商都采取收益共享契约的情况, 并无实际意义。另外, 满足式 (20) 和 (21) 也恰好对应了非合作形式下该供应链无法达到协调的原因。命题1得证。

命题2:当销售商选择只与供应商j采取收益共享契约时, 令:

本文收益共享模型可以达到销售商与供应商j的协调。

证明:将 (20) 式代入 (17) 式, 容易得到πr (p1, p2) =λj∏0 (篇幅原因过程略) , 即销售商、销售商与供应商j组成的供应链整体最优行动一致, 由此看出可以协调销售商与供应商j组成的内部供应链。

命题2意味着即使其他供应商3-j供应的产品对供应商j供应的产品j的市场需求有影响, 但是如果供应商j足够强势, 使得销售商只和其合作, 还是能够找到相互协调的策略。实际上, 由λj∈[0, 1]并结合 (20) 式可以发现, 在该收益共享模型下, 供应商j的自身收益wjηj要低于其生产成本cjηj-mj (1-ηj) , 只有通过收益共享契约才能弥补供应商j的损失及从中获利。从 (21) 式还可以发现, 虽然假设两个供应商之间不相互竞争, 但供应商j与销售商的合作策略与产品3-j的批发价格、市场销售价格及市场需求相关。所以, 在本文研究的供应链中, 销售商与供应商j的收益共享比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假设销售商只与供应商j采取收益共享契约, 则销售商确定的产品j市场价格为p′j, 而产品3-j的市场价格为p03-j。由图1和图2我们发现, 如果销售商与供应商j合作, 将增大产品j的市场需求同时会降低产品3-j的市场需求。

命题3:销售商只与供应商j采取收益共享契约时, 其他变量不变情况下销售商给予供应商j的利润为供应商j确定批发价格的单调递减函数。

证明:命题2已经知道当λj满足 (22) 式时, 供应商j与销售商可以达到协调, 销售商的价格决策将与供应链整体决策一致;同时由 (15) 、 (16) 式, 可知此时销售商j对于产品j的销售价格决策与各供应商的批发价格无关。因此由 (22) 式发现1-λj为wj的递减函数, 即销售商给予供应商j的共享利润为供应商j确定批发价格的递减函数。

三、结论

在假设只有两个非竞争的供应商和一个销售商的二级供应链中, 不同供应商分别供应不同的一种产品, 但两种产品具有依赖市场销售价格的需求替代性。在同时考虑供应和需求不确定条件下建立了非合作条件下的批发价格模型, 并证明了非合作条件下该供应链的不可协调性。通过本文建立的收益共享扩展模型, 当销售商同时与两个供应商采取收益共享契约时无法做到供应链的协调, 当销售商只与其中一个供应商采取收益共享契约时, 虽然受到另一个供应商产品的需求影响, 但可以做到合作双方的协调, 同时给出了具体的共享策略。由于本文假设三方信息对称, 降低了收益共享扩展模型实际可操作性。因此在将来的研究中笔者将关注于能同时协调该供应链整体的合作策略研究, 同时假设供应商之间相互竞争也是我们将来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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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共享法 篇4

关键词:跨级收益共享合同,供应链协调,随机需求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不断发展, 市场主体的竞争不再是单一企业之间的竞争, 而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传统的供应链管理往往关注的是集中式管理模式, 在该模式下拥有所有信息和权利的唯一决策者能够使整个供应链的利润达到最优。然而, 现实中的非契约分散式供应链却面临着“双重边际效应”[1], 即供应链成员以各自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决策, 这将导致供应链整体绩效的降低。

通过设计供应链契约 (合同) 来建立协调机制, 可以为供应链中的成员提供激励, 使他们的决策更有利于供应链整体绩效的最优化。现有的供应链合同包括收益共享、数量弹性、批发价格以及回购合同等。其中, 收益共享合同被认为是供应链合同的一种主要形式, 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Dana和Spier研究了影碟租赁业中的收益共享契约, 发现其不仅可以缓解零售商之间的价格竞争, 而且可以减少供应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冲突[2]。Wang等研究了带有收益共享的委托契约对渠道绩效的影响[3]。他们指出, 整个渠道和单个企业的绩效依赖于需求价格弹性和零售商的成本分担。Cachon和Lariviere指出收益共享契约能够协调零售价格为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两种情况下的供应链渠道, 这要优于仅能协调单一情况的供应链契约 (如回购契约、数量折扣契约等) [4]。王勇和裴勇研究了需求具有价格敏感性的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的问题[5]。陈菊红等在综合考虑销售价格为内生变量和剩余产品残值与生产成本相关的情况下, 建立了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协调模型, 并借助报童模型对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决策行为进行了分析[6]。Giannoccaro和Pontrandolfo把收益共享合同扩展到三级供应链, 并通过设定合同参数来提升供应链成员的收益以及供应链整体绩效[7]。文献[8,9,10]也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协调三级供应链的收益共享合同。以上三级供应链在建立收益共享合同时, 需要供应链中所有两两相邻企业之间必须同时建立二元合同, 这样才能确保整个收益共享合同成功实施。然而, 同时建立多个二元合同从实施的角度来看是有困难的。Rhee等对于级供应链的协调问题提出了一种易于实施的跨级收益共享合同, 其基本思想是:如果某个企业降低其批发价格, 那么他的相邻下游买家获得激励从而也降低其价格。因此, 供应链最下游的零售商最终将决定增加订购量, 以增大市场需求, 保证供应链整体收益的提高。显然, 各企业由于批发价格的降低, 需要一定的补偿, 这可以从最下游企业的收益中获得一定的份额[11]。对于三级供应链, 跨级收益共享合同只需要所有企业签署一个合同, 而不需要同时签订两个二元合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跨级收益共享合同更具有实践操作性。但该文献假定产品的市场需求不依赖于零售价格。本文在文献[11]的基础上, 假设需求是价格的乘法函数, 发展三级供应链的跨级收益共享合同模型。通过调整合同参数来实现供应链整体收益最大并实现各成员的多方共赢的结果。

2 模型假设与符号说明

考虑一个由单个生产商, 单个分销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三级供应链。其中分销商是零售商的上游企业, 生产商是分销商的上游企业, 并且三者是处于信息对称的状态。在整个供应链中出售的产品是单一的, 且产品的市场需求是随机的。

相关符号说明如下:

p:产品的零售价格;

d:产品的市场需求;

q:产品的订货量;

ci=1, 2, 3:供应链中各成员的单位边际成本;

c:供应链总的单位边际成本, c=c1+c2+c3;

w:产品的批发价格, 其中wA, wB分别表示分销商出售给零售商产品的批发价格和生产商出售给分销商产品的批发价格;

φ:收益分享比率。其中φA是分销商从零售商处获得的收益分享参数, φB是制造商从零售商处获得的收益分享参数;

∏j={M, D, R}:供应链中各成员的期望收益。

本文用到如下假设:

假设1需求是不确定的, 并且是零售价格的乘法函数, 即d (p) =y (p) ·ε, 其中ε为随机变量, 其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别为F (x) 和f (x) 。假定ε的概率分布在[A, B]上有支集, 且。y (p) =ap-b, a>0, b>1, a表示市场规模的大小, b表示市场需求的价格弹性。本文考虑价格敏感性产品, 即b>1。不失一般性, 假设E (ε) =1。令h (x) =xf (x) / (1-F (x) ) , h (x) 表示需求分布的广义失效率 (Generalized Failure Rate) 函数。

假设2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信息是对称的, 且供应链系统各成员是风险中性的。

假设3销售季节后, 未卖出的产品残值为零;未满足的需求可以损失掉, 且无惩罚成本。对于短生命周期或季节性产品来说, 这个假设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3 整合决策模型

在整合决策下, 供应链各成员即制造商、分销商以及零售商愿意合作, 从整个供应链的绩效出发, 使得供应链的整体收益最优。为了最大化整合系统的期望利润, 决策者需要同时决定零售价格和存货量。

在整合决策下, 供应链系统的期望利润为

根据Petruzzi和Dada[12], 定义“库存因子”:z≡q/y (p) , 于是决定变量 (p, q) 等价于决定变量 (p, z) 。于是, 式 (1) 可写为

命题1 1) 如果h (x) 是关于x的单增函数, 则最优库存因子zc*由下式唯一决定:

2) 唯一最优零售价格为

命题1的证明过程可参见文献[3]。

命题1中要求h (x) 是关于x的单增函数, 即市场需求的分布具有递增的广义失效率。这个条件是一个温和的假设, 能被许多普通分布, 如正态、均匀和伽玛等分布满足。从命题1可以看出, 最优库存因子只与需求的价格弹性b和随机变量ε的分布有关, 而与其它参数无关。

由于z=q/y (p) , 故整合决策下最优订购量为

4 三级分散式供应链跨级收益共享合同模型

在跨级收益共享合同机制下, 零售商向分销商订购数量为q的产品, 分销商以wA的批发价格将产品出售给零售商, 并从零售商处获得比例为φA的销售收益。这里假定分销商采用批对批的订购策略, 即分销商也向生产商订购数量为q的产品, 生产商以wB的批发价格将产品出售给分销商, 并从零售商处得到比例为φB的销售收益。供应链的跨级收益共享合同关系见图1。

在跨级收益共享合同机制下, 零售商、分销商及生产商三方的期望收益如下:

记跨级收益共享合同下零售商的最优零售价格和订购量分别为, 最优库存因子为。为了满足渠道协调, 则要求跨级收益共享合同下零售商的订购量与整合决策下零售商的订购量相同, 即。

命题2若跨级收益共享合同 (wAs, wBs, φA, φB) 满足

则整个供应链实现协调。

证明:根据式 (6) , 在跨级收益共享合同下零售商的期望收益为

类似于整合决策下最优解的求解过程, 可得跨级收益共享合同下零售商的最优零售价格为

并且有, 即分散式跨级收益共享合同下与整合决策下的最优库存因子相等。由于z=q/y (p) , 并考虑式 (10) , 可得

从而, 。因此, 整个供应链实现协调。

注意到, 为了取得供应链协调, 跨级收益共享合同只对wAs与φA、φB的关系进行了限制, 而对wBs没有相应的限制条件。另外, wAs与φA、φB的选择仍然有很大的自由度。由于批发价格满足wAs>0, 根据式 (9) 可得

在跨级收益共享合同下, 供应链成员的收益分别为

当供应链三方不合作也不采用收益共享合同时, 三方的期望利润函数为

类似于整合决策下最优解的求解过程, 可得非契约分散决策下供应链各成员最优的零售价格、订购量、分销商的批发价格以及制造商的批发价格分别为:

从实用的角度来讲, 促使供应链各成员愿意实施合同机制的一个关键要求是该合同能实现多方共赢的结果, 即在合同机制下供应链各成员获得的收益不少于他们在非契约分散决策下的收益。因此, 合同参数除了满足条件 (9) 以外, 还应满足如下参与约束条s件:cd

综上, 跨级收益共享合同 (wAs, wBs, φA, φB) 满足条件 (9) 、 (23) 、 (24) 及 (25) 时, 能达到供应链协调, 并能实现供应链成员多方共赢的结果。

5 算例分析

假设制造商推出一种产品, 并与某地的分销商和零售商组成了一个三级供应链, 三者之间缔结了跨级收益共享契约, 假设有关参数取值如下:c1, c2=1, c3=4, a=323, b=2, 并且ε在区间[0, 2]上服从均匀分布。

根据式 (3) 计算可得最优库存因子, 进一步计算可得不同决策模式下最优的零售价格、订购量和系统利润, 结果比较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 与分散决策模式相比, 整合决策模式取得更低的零售价格、更大的订购量和更高的系统利润, 并且跨级收益共享合同可以协调整个供应链。

表2给出了跨级收益共享合同参数的选择对于供应链各成员利润分配的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 恰当的合同参数选取既可以达到供应链协调的目的也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结果。

表3分析了当时, 需求价格弹性指标b的变化对于供应链各企业利润的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 随着的逐渐增大, 系统最优的零售价格和订购量都在逐渐减少, 各企业的利润也都在逐渐减少。

6 结束语

本文在文献[11]提出的跨级收益共享合同的基础上, 假设需求是价格的乘法函数, 发展了三级供应链的跨级收益共享合同模型。传统的收益共享合同需要供应链中所有两两相邻企业之间同时建立二元合同, 这样才能确保整个收益共享合同成功实施。然而, 同时建立多个二元合同从实施的角度来看是有困难的。在一个三级供应链中, 跨级收益共享合同只需要所有企业签署一个合同, 而不需要同时签订两个二元合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跨级收益共享合同更具有实践操作性。在跨级收益共享合同中, 通过恰当的合同参数选取既可以达到协调供应链的目的也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结果。算例分析验证了合同的有效性, 并分析了需求价格弹性的变化对于系统最优的零售价格、订购量以及供应链各企业利润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假设需求为价格的其他函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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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共享法 篇5

一、土地增值收益来源及传统模式下拆迁土地价值评估误区

(一)拆迁土地增值收益的来源分析

1. 土地性质变更引起的增值

土地性质变更引起的增值是指土地由农用地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引起的土地增值。由于不同用途的土地产生的预期收益和集约利用形式不同,土地价格也不同。一般来说,建设用地的预期收益大于农用地的收益,故其价格也高于农用地。农业用地被征收转用,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即非农业用地),引起地价增加,这是最典型的土地所有权性质变更增值。

2. 土地合并使用引起的增值

房地产在拆迁之前,其土地要么为集体所有制中的农用地或宅基地,要么为旧城中的建设用地。对农用地而言,受土地产出和当前农业发展水平的限制,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较低,仅能满足农户生存和缓慢发展的需要;对宅基地和旧城中的建设用地而言,由于其上多为低密度低容积率的旧房屋,土地的现状效用较低。然而,上述土地资源的潜在利用价值却很大,前者可为农村的社会经济系统今后的发展留有充足的资源条件,后者是进行城市更新改造以实现土地增值的必要载体,而这些地块经过拆迁后的整合规划,其横向和纵向利用率都可以得到极大提高。因此,土地经过合并利用后产生的增值应该在拆迁土地评估中有所体现。

3. 土地规划指标变化引起的增值

土地规划指标变化引起的增值是指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建设指标的变化而引起的土地增值,即在投资因素和供求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同一地块由低收益用途变换为高收益用途或由低使用率变换为高使用率时引起的地价增涨。这主要有两类原因:一是由于不同用途的土地产生的预期收益不同,土地价格也不同,如工业用地转为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这是最典型的用途增值;二是由于不同规划指标导致土地的集约利用形式不同,如附加于地块上的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化率等规划指标的调整,使土地利用的集约度提高,从而使土地增值。

4. 土地再开发建设引起的增值

由土地再开发建设引起的增值,是因为特定地块或相邻区域投入资金、劳动力,使土地资本价值增加,从而使土地价格上涨。房地产(或土地)经营者对土地的连续追加投资,使特定地块的土地生产力得到提高,从而使该块土地价值增值。比如,土地经营者投入一定的人、财、物对某宗地进行道路、供水、供电、通讯、排污、供气、排水等建设和场地平整,从而使土地适合特定的建设需要。这些投入会直接产生级差地租II从而使该土地价值增值。

为后面测算土地增值的方便,将上述由土地性质变更、土地合并利用、土地规划指标变化和土地再开发引起的土地增值分别记为B1、B2、B3和B4。

(二)传统技术下拆迁土地价值评估误区

现行的评估方法中忽视土地增值收益,具体表现为三大误区:

1. 价值内涵界定不完整

现行的评估业务中通常将拆迁土地价值界定为土地在现状(现状容积率、现状用途等)条件下的市场价值,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根据其区位、用途、建筑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因素确定。此种价值界定立足于土地拆迁前的现状利用条件,对土地的未来投资价值尚未加以考虑。实际上土地经过房屋拆迁、再规划和再投入,拆迁土地价值实质为土地的投资价值,在数值上等于被拆迁房地产现状条件下的市场价值与土地部分增值收益之和。

2.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设定不合理

目前拆迁土地估价业务中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主要包括:估价对象为被拆迁人所占用的在现状条件下的土地,土地用途为现状用途,土地使用期限为自拆迁许可证颁发之日起的法定最高使用年限,土地开发程度按现状程度设定,容积率取各被拆迁人现状实际容积率。即以各独立宗地作为估价对象,基于现状容积率、现状用途、现状开发程度的假设条件进行价值评估。可以看出,上述估价假设以土地的现状条件为前提,尚未考虑土地在整体拆迁后将各宗地视为一个整体的集约效应以及在整体拆迁后土地整合利用时土地经济指标的调整对土地价值的影响。实际上拆迁土地价值评估应将拆迁范围内原独立使用的单宗土地经拆迁合并后的整宗用地视为评估对象,并需分别按照新旧规划用途、建筑覆盖率、容积率等经济利用指标进行评估。

3. 估价技术路线运用不灵活

就拆迁土地价值评估采用的技术方法而言,现有拆迁土地价值估价技术路线中一般都欠缺土地增值收益的估算、土地合并后增值收益的剥离及其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测算方法。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对拆迁房地产的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是以“房屋区位补偿价”的形式出现的,该区位补偿价一般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在集体土地的房屋拆迁中,实行的补偿标准是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按“年产值倍数法”进行补偿,补偿标准较低,如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补偿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二、土地增值收益共享的机理分析

世界银行移民和社会政策高级顾问迈克尔.M塞尼教授在他的《把人放在首位——投资项目社会分析》一书中,认为工程建设应当对它所侵害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所补偿,以使工程所涉及的所有人都能从中获利。[1]城市化进程中,当房地产开发中不可避免带来征地拆迁问题时,不仅需要对原土地使用者给予合理的补偿,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从土地的再开发中受益,使其成为土地再开发的参与者和开发效益的分享者。基于以上理念,笔者尝试提出基于土地增值收益共享的拆迁土地价值评估方法。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就是要将由土地再开发、土地性质变更、土地规划条件变化和土地合并使用等因素导致的土地增值额能在原土地使用者、政府和开发商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这种收益共享模式的设计主要基于以下原理: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冲突产生于资源的稀缺性这一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经济人”假设。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用“经济人”假设来加以解释。对稀缺资源的追求和竞争,使得冲突不可避免。同样在城市建设征地和拆迁活动中,这一假设也不例外。

拆迁中项目的开发者作为一个营利性企业,必然追求最大化利润,他们希望支付最低的拆迁补偿成本;原土地使用者多属非自愿性移民,他们会充分利用上访、钉子户、舆论等手段力求获得最高的拆迁补偿额;政府凭借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希望将因房屋周边设施和环境改善、土地用途调整、容积率增加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当三方理性经济人共同追逐同一份收益时,就需要土地价值评估方能以一种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共享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达数十种之多。弗里曼(Freeman,1984)认为“利益相关者是那些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的目标实现的人,或者自身受到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所影响到的人”。这是一种十分宽泛的定义。克拉克森Clarkson(1994)认为利益相关者即为“因企业活动而承担风险的人”。根据这两种定义,本文拆迁过程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界定为政府、开发商、被拆迁户。

首先,开发商作为项目开发的直接投资者,承担着较大的风险,应享有一定的风险收益,包括因拆迁获得的拆迁风险收益和因后续开发投资获得的开发投资收益。在开发收益中,由开发商对拆迁土地进行直接投资而引起的地价增值部分,实质上是级差地租Ⅱ的资本化,在土地使用期内,应归开发商所享有。[2]

其次,被拆迁户与项目开发商一样都承担着土地开发带来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丧失土地、失去房屋、就业困难(1)等,故被拆迁户应该分享项目的部分所有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控制权和收益索取权。

再次,政府是项目开发的重要影响者。拆迁后项目开发收益的实现依赖于政府对土地权利性质的变更和土地规划限制条件的制定,政府附加在土地上的这些规划条件成为影响项目开发利润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有强大的权力分享拆迁后土地的增值收益。如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被征收为国家所有,由农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而产生的增值就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有关,是绝对地租的增加和级差地租I的增加,它应由原土地所有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国家(城市土地所有者)分享。

(三)价值转移理论

如上所述,由土地再开发、土地性质变更、土地规划条件变化和土地合并使用等因素导致土地的未来效用价值远远高于土地的现状效用价值,因此在项目开发后,通过征地拆迁所获取的土地资源使用价值得到了升值。土地再开发后,土地资源的使用权转移给了项目开发者。土地权属经过转移后,是不是其所有收益都归最终的土地使用者享用呢?由于土地的增值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转移的过程中产生的,如土地合并使用、用途性质变更、规划条件更改;另一部分土地增值产生于转移之后,即开发商投入资金进行土地的开发投入产生的增值,因此在土地转移过程中和转移后导致土地增值的相关主体都有权利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从合理的角度讲,原土地使用者应该得到的补偿是土地资源对项目的预期效用,而不仅仅是对其自身的效用。但由于项目开发效用的产生除获取土地资源投入之外,还需要开发商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进行配套设施建设,需要政府在规划设计方面的努力整合,因此原土地使用者应分享的是项目开发效用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三、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模式下拆迁土地价值评估技术路线

以上述分析的拆迁土地会产生增值和土地增值应该共享为基础,下面从实践角度探讨土地增值收益测算和增值收益分配的技术路线。

(一)开发商与原土地使用者之间土地增值收益的共享:固定比值法下作价入股比例的测算

1. 案例简介

因城市更新改造,深圳某股份公司所属逾100000m2土地上的物业需整体拆迁,该地块改造前主要为工业用地,容积率约为1.1;改造后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规划容积率不大于4。案例中开发商和股份公司分歧的焦点在于:开发商希望按现状房地产的市场评估价值进行拆迁补偿,股份公司则希望按商住用地的市场评估价值补偿。前者实际是没有考虑土地拆迁改造增值收益时的最低补偿价,后者则是股份公司能部分分享土地增值的最高补偿价。

经被拆迁方(股份公司)与拆迁方(开发商)的协商,双方同意股份公司以其所拥有土地价值以作价入股的形式获得拆迁补偿,房屋拆迁补偿则采用一次性的货币补偿方式。受股份公司的委托,评估机构需要确定该待拆迁土地的市场价值,从而为股份公司确定作价入股的比例提供参考。

2. 技术思路

(1)测算现状土地使用权的总价值A

一是剥离法。剥离法是指将建筑物价值从房地产总价值中剥离后得出土地价值的方法,即首先运用传统的评估方法分别评估测算现状房地产市场价值A2和现状建筑物的价值A1,从而得出由原土地使用者占有使用的土地在现状合法用途、容积率、独立使用前提条件下的地价A,即:A=A2-A1。

二是累加法。累加法是将拆迁前各单宗土地价值进行加总求和,即:

上式中,Vi表示第i宗土地在现状合法用途、容积率、独立使用前提条件下的地价。

(2)评估测算规划前提下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B

土地价值与附加在土地上的规划指标息息相关,随着拆迁后土地规划建设指标的调整,土地的市场价值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当规划指标确定之后,土地可视为待开发土地,可按照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市场比较法等传统估价方法确定规划前提下土地的市场价值。这里B实际为具备开发建设条件时的土地价值,包括A和B1、B2、B3。

(3)评估测算开发商的投资总额D

开发商的开发投资总额包括土地取得成本、开发建设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销售费用和销售税费等,其中土地取得成本包括原土地上旧建筑物的补偿成本A1和应交的土地出让金,而将土地上建筑物的拆除成本计入开发成本之中,因此:

D=(A1+应交地价+开发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销售费用+销售税费)

开发商在土地上追加投资D会产生B4,如前所述,由开发商直接投资而引起的增值B4实质上是级差地租Ⅱ的资本化,应归开发商所享有。

(4)评估测算规划前提下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市场价值C

当土地的建设规划指标明确之后,可用假设开发法测算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此时C实际上是A、B1、B2、B3、B4及开发完成后建筑物的价格之和。

上述四步中的A2、A1、Vi、B、C等参数均可采用市场比较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传统估价方法进行求取。

(5)测算共享的土地增值收益F

B1、B2、B3、B4都会引起土地增值,但由于B4是由于开发商的追加投资引起的,原则上归开发商所有,因此土地在规划前与规划后其价值的差额为土地增值额,即:F=B-A。可以看出,这里F实际为B1、B2、B3之和。

(6)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测算土地增值额在原土地使用者与开发商之间的分配比例。为表述方便,将原土地使用者应分享的收益比例记为G。

方法一:G=A/D

产生土地增值的表面原因是改变了用途和规划条件,而真正原因是资本的再投入:除开发商的资金、管理等再投入之外,还有原土地使用者的土地资本初始投入,所以可用现状条件下的地价(A)占项目总投资额(D)的比例作为股份公司分摊土地增值收益的比例。

方法二:地价房价比值法

有学者研究表明,全国平均地价占房价的比重从1999~2006年基本保持在25%,上下浮动不超过1%,(2)即地价与房价的比例在一定时期内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待拆迁土地在规划前的地价房价比与规划建设完成后的地价房价比应该也有一定的一致性。故:A/A2=B/C。

可以将拆迁前或拆迁建设完成后的地价房价比作为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比例,即:G=A/A2或G=B/C。

因此,原土地使用者应分配的土地增值收益为:F1=F×G;开发商应分配的土地增值收益为:F2=F×(1-G)。

(7)测算原土地使用者作价入股比例H

经过上述测算,在整个房地产开发投资过程中,集体股份公司的投资作价入股额为A+F1,开发商的投资入股额为D+F2,因此:H=(A+F1)/(D+F2)。集体股份公司和开发商可以按照这个比例对日后房地产的收益进行分成。

(二)政府、开发商与原土地使用者之间土地增值收益的共享:盈亏平衡法下建设用地规划指标的确定

上述探讨了土地的规划指标确定之后,土地的增值收益在原土地使用者和开发商之间的分配。那么政府部门作为土地所有权的执行者,其如何获得待拆迁土地的增值收益呢?

一个理性的政府在重新确定土地的规划限制指标时,需要在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思维的指导下权衡开发商、原土地使用者和自身在规划条件下如何获得各自的利益。下面以政府规划部门委托评估公司“为政府确定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利用指标提供参考”(3)为例,分析政府如何通过制定合理的土地规划指标来分享拆迁土地的部分增值收益。

政府在制定规划指标之前,应首先赋予原土地使用者和开发商一定的利润空间,即允许他们分享待拆迁土地的增值收益。因此,评估机构在为政府部门提供参考的规划指标之前,可以给予一定的假设条件:

假设1:设定一定的拆赔比例(4),如1:1.3。此拆赔比例是在大量的调研和分析基础上,确保原土地使用者能分享到土地部分增值收益时的拆赔比。

假设2:赋予开发商合理的利润率,如30%。开发商的开发总利润包括开发利润与拆迁风险利润两部分。

在此两个假设条件之下,利用假设开发法的技术思路来确定合理的规划指标,具体测算思路如下:

(1)通过市场分析和项目定位研究确定项目可销售价格和可销售面积,其中:

可销售面积=总建筑面积(5)-拆迁补偿安置面积

式中总面积因子为未知数,它跟土地规划指标相关,比如容积率、绿化率等指标都会影响到总建筑面积的大小。

(2)分别测算应交地价、建设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利息、销售费用、销售税费等因子。这些因子均与上述总面积因子有关,其确定方法与一般评估项目的确定方法相同。

(3)确定合适的开发总利润。

(4)求解方程,确定总面积因子。

销售价格×(总面积-拆迁补偿安置面积)=应交地价+拆迁现金补偿+建设开发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开发总利润

由于上述应交地价、建设开发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六项因子均为总面积的函数,因此可对上述等式求解方程,从而求得总面积因子。该总面积是在既能保证开发商合理利润率,又能确保被拆迁户得到较满意的回迁房屋的前提下求出的最小总面积(记为Smin)。

(6)拟定规划利用指标。政府拟定的规划指标比如容积率指标须保证开发商实际建设的建筑总面积大于或等于最小总面积,否则开发商开发土地的积极性将减弱。以容积率指标的求取为例:

上式中,Rmin表示最小容积率;S±表示土地总面积。此最小容积率Rmin是在假定开发商取得固定利润和被拆迁户获得固定比例回迁房的情况下,政府制定的保本容积率,此即为政府的盈亏平衡指标值。当实际容积率高于Rmin时,政府除了能获得正常的土地出让金之前,还能分享由规划指标变更导致土地增值的增值收益;反之,当实际容积率低于Rmin时,政府便无法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但是,政府也必须把握容积率的最佳值,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提高容积率虽然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收益,但建筑容量的不断增大会带来外部负效应,导致商业或居住环境恶化,降低其使用舒适度。因此,为了控制外部负效应,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政府在城市规划中要寻求容积率客观上存在的合理最佳值。

摘要:本文以整体拆迁过程中土地价值评估的现状为切入点,分析目前拆迁土地评估中存在的三大误区,并根据利益分配原则就拆迁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提出评估技术路线。

关键词:土地价值,收益共享,评估技术路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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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共享法 篇6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供应链的影响力逐渐加大。供应链协调是供应链管理的关键问题之一,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在最初阶段都是以“理性人”来假设供应链中的各个主体,即决策者为风险中性。之后大量的市场“异象”迫使经济学家们寻找新的解释。诸如,Fisher,Raman(1996)发现时尚服装销售商的实际订购量要低于风险中性销售商的订购量[1]。Schweitzer,Cachon(2000)通过实验分析发现受到行为因素影响的零售商的实际订货量与最优订货量并不一致[2]。

由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快速发展,风险中性的假设已不再符合决策者的行为偏好。因而Kahneman与Tversky(1979)提出的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正被广泛地应用于分析人类的决策行为[3]。根据期望理论,决策者对于同样的收益和损失则更多的在于规避其损失。Xianghua Gan(2011)等分析了由损失规避型零售商参与的供应链能通过建立收益共享契约达到协调状态[4]。Charles X.Wang,Scott Webster(2007)通过建立收益共享和回购的结合契约能使风险中性制造商与损失规避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达到协调并且其整体收益能够达到任意分配[5]。叶飞(2006)在具有风险规避下零售商参与的供应链中,通过建立收益共享机制,分别给出了风险规避和风险中性时的收益共享系数的取值范围[6]。林志炳(2012)等研究了在离散供应链决策系统中,具有损失厌恶特性零售商在收益共享契约下的最优订货量与风险中性时的订货量存在差异,并得到其参数与目标函数之间的关系[7]。Agrawal,Seshadri(2000)在考虑零售商损失厌恶特性的同时还考虑了需求随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些条件下研究了零售商在单期采购的过程中定价和订货策略的问题[8]。M Eschweitzer,G Pcachon(2000)通过两种不同的实验,探讨决策者在不同的利润条件下报童模型中的决策者问题,结果表明决策者在不知道需求分布的情况下根据期望利润最大化所做出的决策与损失规避下决策者做出的决策不一致[9]。Gan(2004)等研究发现在损失规避下决策者参与的供应链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即实现供应链协调[10]。

Gino(2008)认为,决策环境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而决策者的心理认知以及其行为也会随着决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只有通过以人的心理认知作为研究出发点而得到的结论才能更加贴近实际,更加有助于管理实践[11]。以上的研究大多都是以决策者具有外生偏好系数来设定其决策目标函数,随着行为金融学的不断发展,发现以损失规避偏好即外定一个损失规避系数运用到供应链的决策中,仍然存在根本性的问题需要解决。例如,面对着不断变化的决策环境,决策主体做出的决策不可能是依赖于外界的偏好系数,而是根据内生的偏好做出行为决策。因而,应该以决策者内生偏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具有内定损失规避系数的模型对其进行定量分析,能够更加贴近决策者实际行为的心理认知过程并得到相关结论。所以说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供应链环境下,如果采用外定损失规避系数来分析决策者的具体决策以及供应链协调决策都会出现较大的偏差。但目前为止在供应链协调决策模型中还没有人引入了内生偏好系数。因此,本文研究通过建立收益共享契约来使具有内生偏好的零售商与风险中性供应链组成的供应链实现协调的问题。

2 基本描述与模型构建

对于决策者偏好的内生变化,Stutzer(2000)结合了Kahneman的期望理论假设对于该问题进行了相关理论分析[12],本文分析了内生偏好零售商在出现损失时以指数衰减最快扭亏,类似决策者具有损失规避。Bluklew(1990)[13]通过Crammer定理推算出了衰减函数为:

其中,θ是小于0的实数;E(·)是期望值。在这里非正实数θ表示决策主体的损失规避系数,从表达式中可以看出它内生于衰减函数I,即θ会随着决策主体以及决策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不同于损失规避假设的是内生偏好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其内生变量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损失规避中的外生变量是不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因此,内生偏好更加符合行为金融学对人性的假设。

本文研究单个内生偏好零售商与风险中性供应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协调机制,通过以上分析的最大衰减函数进行建模,将零售商的内生偏好特征通过模型中的内定损失规避系数θ表现出来,即将内生偏好定量化来进行研究分析。

零售商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来订购产品,供应商作为供应链的协调者追求供应链整体期望收入的最大化,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通过收入分享契约协调。供应商采用收益共享契约(w,φ)来激励零售商从整个供应链收益最大角度选择订货量。收益共享契约是指供应商以一个较低的批发价格w将商品出售给零售商,在销售季节结束时零售商自留φ(0<φ<1)比例的收入,同时给供应商分享(1-φ)比例的收入。由于零售商与供应商存在着不同的风险偏好,它们之间的效用并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并相加,因此在本文中认为在分散决策系统下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与集中决策系统下的最优订购量相等时,整个供应链达到协调状态。设零售商为了满足于市场随机需求X向供应商以批发价格w来订购产品Q.市场需求X是连续且非负的随机变量,其密度函数为f(x),相应累计分布函数为F(x),并都是可微可逆的且1-F(x)=F(x)。零售商再以每单位产品p的价格出售于消费者,在销售期结束后对于未出售单位产品的剩余价值为s.供应链对于每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为c.本文中不考虑极端情况,为了让供应商批发产品有利可图以及使零售商销售产品能得到利润,并同时保证零售商订购产品是用来出售给消费者,在此做出如下假设0<s<c< w <p.并令π为随机收益;E为期望收益;下标T,R,S分别表示集中系统供应链,零售商和供应商;上标“*”则表示各决策下的最优取值。

2.1 集中化供应链决策系统

在集中决策系统中,各个企业之间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整个系统可以看成为一家企业。那么该企业就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做出相应的决策,也就是说集中决策系统下的最优决策能使整个供应链达到最优状态。集中化整体供应链的成本也就是供应商的生产成本,收入为销售收入与残值收入之和。因此,集中化供应链的收益为:

供应链的期望收益为:

由于

由上分析可知EπT是关于Q的凸函数,可由得到供应链的最优订货量

2.2 分散化供应链决策系统

在分散化供应链系统中,零售商和供应商都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进行决策。供应商为了使零售商的订购量能够达到供应链利益最大化的程度,与零售商制定了收益共享契约。在该契约条件下,零售商的收益为:

供应商的收益为:

对于具有内生偏好的零售商而言,根据衰减函数理论,并把式(1)中的θ进一步假设为θ =-λ,λ为大于零的正实数。其期望效用为:

由此可以得到零售商的期望效用IR是关于订购量Q的凸函数,那么存在零售商最优订货量Q*R满足于,即:

其中,λ代表损失规避系数,由可等价为。

性质1当λ→0时,零售商为风险中性,并且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随着λ的增加而降低。

证明当零售商为风险中性时,其期望效用也就等于期望收益。由,可得

即当λ→0时,零售商为风险中性。

当λ=λ1>0时,设满足,也等价于满足,以下证明过程的目标函数都设为。现只需证明当λ=λ2>λ1时,存在满足,且.

设,对Q求导可得:

由式(7)可得

因此

其中

令,当时,φ′(Q,λ)是非负的,因此。

由以下性质3,可知φs<w<φp;以及,可知H1(Q,λ)是关于λ的非增函数,H2(Q)与λ不相关。因此,当λ=λ1替换成λ=λ2时,具有非增的特征。可得,即φ(·,λ)为凸函数,因此存在.

性质1说明了利用最大衰减函数的损失规避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Q*R随着其损失规避程度的增加而减少,零售商风险中性时其最优订购量Q*0达到最大,即存在Q*R<Q*0.可以知道具有内生偏好损失规避下的零售商为了规避损失,其订购量通常会低于风险中性下零售商的订购量。该结论和很多损失规避零售商订购决策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对该结论的解释却不相同。最大衰减函数模型中的损失规避系数是通过模型优化得到的内在系数,能够更加贴近行为金融对人的假设。除此之外,其损失规避系数在数值上的表达与其他损失规避模型存在不同,即该模型中的损失规避系数在趋于零的时候说明零售商为风险中性,而其他模型都认为损失规避系数等于1的时候零售商为风险中性。因此,最大衰减函数具有的内生变量填补了损失规避系数介于0到1的空白,能够更广泛的解释零售商的订购量随着损失规避程度的增加而降低。

然而,订购量的下降会使供应商的收益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到供应链的整体绩效。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商会主动建立机制来激励零售商增加订购量,本文供应商想通过制定收益共享契约来使供应链达到协调。

当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与集中系统时供应链的最优订购量相等时,供应链就达到了协调状态,也就是说当供应商建立收益共享契约(w,φ)后,能使Q*R=Q*T,则供应链就达到协调。

性质2损失规避型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Q*R随着批发价格w的增加而减小,随着收益共享系数φ的增加而增加,即

证明当零售商决定最优订货量Q*R时,供应商的收益为:

期望收益为:

(由于供应商的最优批发价格能满足,由式(20)可知其中,Q*R>0,因此,由可得到必须小于0,即。

同理可得。

批发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零售商和供应商在每单位产品上的收益分配。因此,对于较低的批发价格来说,供应商得到较低比例的收益分配;反之,则零售商得到较低比例的收益分配。面对较小比例的收益分配,零售商就会降低其订货量来规避损失,所以供应商可以通过降低批发价格来激励零售商增加订购量,以便达到供应链绩效最大化。在收益共享契约中,还有另一个参数可以表示收益分配比例,即φ.φ则表示零售商的收益占销售总收益的比例;(1-φ)则表示供应商的收益占销售总收益的比例。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收益共享契约中的参数对零售商订购量的作用刚好相反。因此,供应商通常会降低批发价格或者提升销售收益比例来激励零售商增加其最优订货量。

性质3 在区间[φs,φc]中,存在唯一的批发价格w能够使供应链达到协调。

证明当Q*R=Q*T时,供应链达到协调,而Q*R满足。因此,在协调状态时,Q*T也能使,即

当w=φc时,

当w=φs时,

由于φs<φc,因此当φs<w<φc时,存在最优批发价格w*满足上式。即在区间[φs,φc]存在唯一的w*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

性质4在区间[w/ p,w/s],存在唯一的收益共享系数φ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

证明当Q*R=Q*T时,供应链达到协调,可得。因此存在φ能使,即

可得

因此,在区间[w/ p,w/ s]存在唯一的φ满足,即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

综合上述分析知,供应商为了使整体供应链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而与利用最大衰减函数的损失规避型零售商制定了收益共享契约,以低于风险中性零售商的批发价格或者高于风险中性零售商的收益共享系数来激励损失规避零售商增加其最优订购量来使供应链达到协调状态。说明通过将零售商的内生偏好定量化分析能够得到与其他损失规避零售商类似的订购决策,但存在着完全不一样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弥补了内生偏好零售商参与的供应链协调研究的空白,对供应链协调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

3 数值分析

3.1 参数设置

现以一个算例来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并从中获得更多的管理启示。本节对批发价格w、收益共享系数φ以及损失规避程度λ 的变化及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为损失规避下供应链协调提供参考。相关参数设置如下:λ=2,s=1.5,c=2,w =3.2,p=5,φ=0.7,市场需求服从[0,125]的均匀分布。

3.2 敏感性分析

1收益共享契约对最优订货量的影响分析

将各参数代入收益共享契约(w,φ)下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函数,可以得到相关计算结果。从表1 看出,最优订货量QR*是关于批发价格w的减函数,随着批发价格的增加而减少。主要原因是当零售商的零售价格和成本固定不变,越高的批发价格导致零售商越低的边际利润。最优订货量QR*是关于收益共享系数φ的增函数,随着收益共享系数的增加而增加。主要原因是当零售价格和成本固定不变时,越高的收益共享系数会增加零售商的边际利润。收益共享契约对零售商最优订货量的影响如图1所示。

2损失规避对最优订货量的影响分析

将上述输入参数代入前文模型中的最优订货量函数中,可知零售商在损失规避时的最优订货量。不同损失规避程度λ下,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如表2所示,损失规避对最优订货量的影响如图2所示。从图2可知,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随着损失规避程度λ的提高而不断减少。

3收益共享契约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

将各参数代入集中决策系统供应链的期望收益中,可以得到集中决策系统下的最有订购量QT*=107.14,在分散决策系统中,当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QR*=QT*时,即可达到供应链协调。将以上各参数值且当w =1.05时代入分散系统零售商期望效用函数中,可以得到QR*= 107.14,供应链到达协调状态,而QR*随着w的增加而减少。因此,在[φs,φc]即[1.05,1.4]中存在唯一的w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

4 结论

通过对单个供应商与单个零售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该零售商在出现损失时以指数衰减最快扭亏具有类似损失规避特征,来探讨供应商通过建立收益共享契约来达到供应链协调的相关问题。在零售商具有内生偏好特征下,更能解释与风险中性零售商出现不同的情形,更加符合行为金融学对人性的假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内生偏好零售商的损失规避系数趋于零时相当于风险中性零售商,且最优订购量随着损失规避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当供应商提高批发价格时零售商的边际利润会降低,提高收益共享契约系数时零售商的边际利润会增加,因此,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随着批发价格的增加而减小,随着收益共享系数的增加而增加;还发现供应商通过建立收益共享契约能时整个供应链达到协调状态,并得到收益共享契约系数的取值范围。最后,通过数值分析对本文的结论进行了检验。

收益共享法 篇7

一、基本描述

考虑一个由制造商主导的制造商-零售商-消费者构成的供应链。设零售商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向制造商订购Q 单位商品,用P1表示制造商将产品卖给零售商的批发价,它是制造商的决策变量;P2表示零售商将单位产品卖给消费者的零售价,它是零售商的决策变量;C1表示单位产品的制造成本,假定为常量;C2表示单位产品的销售成本,为常量。并令π1表示制造商的预期收益;π2表示零售商的预期收益;π表示整个供应链的预期收益。

制造商为改善供应链整体绩效而采用共享收益分配机制来激励零售商从整个供应链收益最大化角度选择订货量。共享收益分配机制是指制造商以较低的价格将商品批发给零售商,待商品销售任务完成之后制造商与零售商共享供应链销售利润。其中λ表示在参与销售时,制造商从销售利润中获得的分成比例,从而零售商从销售利润中获得的分成为1-λ,显然,λ是我们所关心的中心问题。

二、构建基于共享契约的收益分配协调机制

(一)制造商未提供共享契约时的收益分配模型

为了比较分析, 首先探讨制造商不提供共享契约时双方的收益情况。假定商品的需求函数为简单线性关系:

Q= a-bP2 (1)

其中a>0,b>0,P2>0,Q>0。a,b为常量。

于是,制造商的利润为:

π1 = (P1 - C1)Q (2)

零售商的利润为:

π2=(P2-P1-C2)Q (3)

由于制造商与零售商为决策权独立的两个实体,供应链是一个分散决策系统。根据Stackelberg动态博弈思想,制造商和零售商通过价格调整达到均衡,其中制造商是价格的领导者和先行者,零售商则是跟随者。制造商首先确定批发价格后,零售商根据批发价格决定产品的零售价和定货量,但是制造商在决定批发价前,预料到零售商的定价反应。

零售商视批发价格P1既定,要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决策变量Q 必须满足一阶条件π2/Q = 0,于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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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4)代入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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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4)代入式(2),制造商也要实现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是π1/P1=0,于是可得制造商制定的最优批发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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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6)分别代入式(5),式(1),式(2),式(3)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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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整条供应链预期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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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供应链系统整体收益最大化视角来看,根据式(2)和式(3),整条供应链预期收益函数可表示为:

π=(P2-C1-C2)Q

如果零售商能从整条供应链利益最大化角度选择订货量,那么零售商的最佳订货量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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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为零售商从整条供应链利益最大化角度选择的订货量。但在制造商未提供任何激励契约机制情形下,零售商的订货量只能仅为Q(1),未能达到供应链整体收益最大所需要的订货量,整个供应链未得到协调。因此, 制造商需要提供某种激励机制来诱导零售商从整个供应链收益最大角度选择订货量。

(二)制造商提供共享契约时的收益分配模型

在制造商提供收益共享契约情形下,零售商与制造商的预期收益函数可分别表示为:

π1(λ)=λ(P2-P1-C2)Q+(P1-C1)Q (13)

π2(λ)=(1-λ)(P2-P1-C2)Q (14)

式(14)意味着在双方共享收益的情况下,零售商不独占销售利润,而是拿出λ份给制造商,因而自己获得的分成比例是1-λ。式(13)的含义是合作时,制造商的利润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来自批发价高出制造成本的生产利润;另一部分是对销售利润的分享,也就是零售商分出的部分。

(三)求解共享合作区间

制造商和零售商行为仍如前面假设。零售商视批发价格P1既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决策变量Q 必须满足一阶最优条件π2(λ)/Q= 0,于是同样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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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采用共享收益契约的目的是诱导零售商选择的订货量等于整个供应链收益最大时所需要的订货量,因此令Q=Q*可得:

P1(2)=C1 (16)

由式(16)可知,在收益共享契约下制造商制定的批发价格要等于其生产成本。将式(16),式(15)分别代入到式(5),式(13),式(14)可得收益分配协调机制下商品零售价及制造商与零售商的预期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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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供应链整体收益达到最大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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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20)与式(11)比较得:

π(2)>π(1) (21)

这里收益共享系数λ一般由制造商与零售商通过协商而定,但合理有效的收益共享系数必须满足参与者的个体理性,即必须保证制造商与零售商的合作后收益不小于合作前的收益。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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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22)可求得共享收益分配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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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3)中λ的取值范围即为制造商与零售商的共享收益合作区间。

三、结果分析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

1.由式(21)可知,在制造商未提供收益共享契约情形下,零售商从个体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选择订货量, 供应链整体绩效未实现最优,以至供应链未能得到协调。但当制造商提供收益共享契约时整个供应链得到了协调,协调后的供应链收益大于协调前的收益。

2.由式(6),式(16)可知,在收益共享契约下制造商制定的批发价格等于其生产成本,并低于未提供收益契约机制下的批发价格。制造商以成本价把商品批发给零售商,待商品售完之后再共同分享利益。对零售商来讲即使将来商品滞销,那么它将要承担的商品滞销风险也将很小。这表明基于共享契约的收益分配协调机制体现了零售商与制造商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

3.由式(17),式(7)可知, 在基于共享契约的收益分配协调机制下,当制造商制定的批发价格降低到生产成本时,零售价也明显低于未提供收益共享机制下的零售价格,这将有利于零售商扩大商品销售量,降低商品滞销风险。

4.由于实践中供应链收益分配与诸多因素相关[8,9],如合作伙伴的地位差异、合作投资多少、承担的风险大小等,使得收益分成比例应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式(23)提供的共享收益合作区间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同时,具有风险规避特性的零售商为了降低所承担的风险而宁愿让制造商在收益分配协调机制下获得较高的收益共享系数。

四、结论

供应链收益分配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企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提出了基于共享契约的供应链合作伙伴收益分配协调机制设计方法,得到的结论非常具体。主要包括:制造商制定合理的收益共享分配机制可使整个供应链得到协调;在收益共享分配机制下,制造商制定的批发价格等于它的生产成本;当制造商制定的批发价格降低到生产成本时,商品的零售价也明显低于未提供收益共享机制下的零售价格,这将有利于零售商扩大商品销售量,降低商品滞销风险;收益共享合作区间为实践中供应链收益在合作伙伴之间分配提供了一定的弹性,使得分配机制更具有可操作性。本研究成果对实践中供应链收益分配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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