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建置

历史建置（共3篇）

历史建置 篇1

刘知几撰著《史通》，把经学领域的“通义”体名称移植到史学领域中，创作出了历史学理论文体，开辟了中国专门史学理论研究著作体裁的先河。

今本《史通》由49篇论文组成，每一篇都是有关历史学理论的一个分论题。每篇的篇名就是该篇的中心论点，共49个论点，紧紧围绕史学“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主题展开论述。

其中内篇36篇从史书体裁体例、创作方法、史学批评和史家人才要求等方面归纳一系列原则，构成一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是全书的主干部分。

书中用了大量篇幅，对于史籍的源流、类别，以及史体的发展作了论述，提出了著名的“六家二体”说。这里所谓“六家”，是关于史籍的分类;而“二体”则是关于史体的分类。《史通》以《六家》、《二体》两篇冠盖全书，说明“六家二体”说在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刘知几通过对古往今来史籍源流的考察，认为大体上不出六家范围。《六家》篇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1) 这里刘知几所谓“六家”之论，是要区分史籍类别，追溯史籍源流;就刘知几“六家”论的具体内容而言，其中的《尚书》家与《春秋》家，刘知几借用《礼记·经解》的话，认为前者旨在“疏通知远”，后者要在“属辞比事”;《左传》家和《国语》家旨在述说经义，《国语》家是于《左传》之外“稽其逸文，纂其别说”，以释经义;《史记》家“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创立了纪传体;《汉书》家的特点是言简意赅，包举一代，成为后世正史范本。

刘知几从史籍源流角度提出“六家”说，这“六家”应该说是综合了史书体裁和史书内容而言的。而当他纯粹从史书的外部形态即史书体裁来论说时，又提出了“二体”说。《六家》篇通过对六种史体的具体论述后，进而总结道：“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旧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2) 这就是说，“六家”当中，真正流传于世者，唯有左氏及《汉书》二家，而这里的“二家”，则显然是指《左传》之编年体和《汉书》之纪传体，是纯粹就史书体裁而言的。《二体》篇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 (3) 这里的“二体”是指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认为二书史体的创立，标志着史书编纂体裁的完备。我们说纪传体是以《史记》为代表还是以《汉书》为代表，其内涵是不同的，《史记》的纪传体是通史纪传，而《汉书》的纪传体是断代纪传。如果综合《史通》一书所反映的刘知几的历史编纂思想来看，他所说的“二体”，应该是指编年体和断代纪传体，因为一方面《二体》篇又说汉代以后的史书编纂是“班、荀二体，角力相争，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这里已经说得很明确，史书编纂不出之“二途”，就是班固《汉书》为代表的断代纪传和荀悦《汉纪》为代表的编年体。这里以荀悦《汉纪》为编年体的代表，无改于《左传》编年体的性质;而《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则强调的是断代。从《史通》关于通史纪传与断代纪传的评价可知，刘知几是崇尚断代纪传，而不主张通史纪传的做法的。《六家》篇说，通史纪传“疆域辽阔，年月遐长……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采录之烦者也”， (4) 故不便做也不易做。而《汉书》的断代纪传，“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易讨，易为其功;自迩迄今，无改斯道”， (5) 故而便于做，也容易做好。

当然，刘知几也看到了史之“家”、“体”还存在着一个流变问题，外篇13篇是对这个体系相关问题的补充：《史官建置》阐述史学创作组织源流、《古今正史》阐述自古讫唐历代国史的发展源流。这两篇一是从制度发展的角度，一是从国史源流的角度对以体裁为评论中心的《六家》、《二体》的内容进行补充。

刘知几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史官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得失利弊，相当充分地肯定了史官修史其中包括史馆修史的卓越贡献。他对史官和史籍的评述，全面系统，源流分明，评价公允，多为历代史家和文献学家所本，至今亦然。诚如金毓黻先生在所著《中国史学史》中所说：“外篇之首，冠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古代之史家，即为史官，而史籍之精者，悉为正史，子玄取古代之史官，及隋唐以往之正史，序而列之，以明源流所自。”

《史官建置》的开篇便充分肯定史官的历史作用。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6) 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而我国古之史家即为史官。故肯定史学之重大功用，当然要肯定古代史家———史官，当然要肯定古代史官制度的历史作用。不过，肯定古代的史官修史制度并不完全意味着同时也肯定作为史官修史制度发展阶段的史馆修史。《史官建置》述及唐初史馆，刘知几写道：“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阙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凡有笔削，毕归于余馆。” (7) 看来，刘知几对唐初史馆的评述还是相当客观公允的。

刘氏叙述历代史官沿革变迁，条分缕析，简要详明。《古今正史》按着时间顺序历述古今正史，分溯其源。所言“正史”，系指纪传、编年二体的史书。“正史”之名，最初见于《隋书·经籍志》，指的是纪传体史书。《隋志》把《史》、《汉》视为纪传史之祖，“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开创了纪传体史书体例。班固因《史记》撰《汉书》，改书曰志，取消世家，整齐为纪、表、志、传四体。而纪、传是这种体裁的主体，班书以下，表、志或有缺略，但一定有纪有传，凡属于这种体例的，都叫做纪传体。刘知几把编年史和纪传史统称为正史，他论史体结构，当然不局限于纪传史，不过主要是纪传史。刘知几关于纪传史的评论，贯穿《史通》全书，占有关乎全局的地位，由之可以窥见其史评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

的确，《史通》一书，内篇讨论历史编纂学，外篇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统而观之，既可视之为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历史编纂学，又可视之为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史学史。所以说，把《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和《六家》、《二体》联系起来，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唐之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当然也可看出唐以前中国史料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

摘要：产生于盛唐时代的刘知几《史通》, 是我国古代最系统、最具特色的体例完备的历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不但在著作名称上标新立异, 而且在著作框架的设计和论述方法上都独具特色。他在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 本文仅以《六家》、《二体》、《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四篇来分析。

关键词：《史通》,《六家》,《二体》,《史官建置》,《古今正史》

参考文献

[1]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1.

[2]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23.

[3]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27.

[4]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19.

[5]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29.

[6]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303-304.

[7]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374.

古代辽宁地区行政建置的特点管窥 篇2

一、政区层级划分以三级制为主

从一级行政区名称来看, 古代辽宁在唐朝以前可以说是州郡制度, 唐朝到金朝是道路制度, 元朝以后是行省制度, 这与历代中央王朝的行政设置是一致的。但在行政区划的层级划分上看,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表中带“*”号的表示与当时全国一般行政区划层级划分不同。唐朝全国普遍实行道 (藩镇) —州、府—县三级制, 在东北却为四级制, 一级区是河北道和平卢节度使, 二级区有安东都护府和营州都督府, 三级区有各羁縻府州, 有的州下设县为四级区, 如营州都督府所辖燕州领辽西、泸河、怀远三县。明朝时全国普遍实行布政司 (省) —府 (州) —县三级制, 而在辽宁则实行山东行省下辖各卫的二级民政管理体制。另外, 元朝虽实行四级制, 但由于大多数府州的属县废弃, 实际上主要实行三级制。这些都是古代辽宁政区划分的特殊性表现。从战国建立正规的行政区划开始, 一直到民国时期, 约有1100多年实行三级制。总之, 辽宁地区历代的行政层级划分基本符合当时的人口数量、民族分布和经济发展等状况, 只是在唐朝、辽朝、元朝时期实行四级体制, 层级较多, 略显混乱。

二、行政建置具有少数民族特色

首先, 辽宁地区的行政建置多数时间是少数民族统治者设置的。据文献记载, 夏商以来至战国以前, 东夷诸族和山戎、东胡、秽貊等族是生活在辽宁大地上的主要居民, 大部分处于部落组织管理之下, 有的民族首领 (如山戎、东胡) 被称为王。东晋以后, 辽西为慕容鲜卑的三燕政权, 辽东为高句丽政权。高句丽政权一直存在到唐高宗时期, 唐朝末年辽东部分地区又成为渤海国的辖域。辽金元时期分别为契丹、女真、蒙古政权, 清朝为满洲政权统治。这些民族的行政建置虽大多采用汉族的建制结构, 但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如胡汉分治和军、政分离等。

其次, 古代辽宁地区一直为多民族聚居区, 即使是汉族统治时期, 也存在一些少数民族的行政建置。如东汉时期乌桓的部落组织和东汉政府为之设立的辽东属国, 唐朝时期辽宁地区大部分是安东都护府下辖的高丽府州以及营州都督府下辖的契丹、奚等羁縻府州。明朝在辽东边墙之外为蒙古兀良哈三卫和女真的建州三卫等。这些行政建置在政治管理、经济活动等各方面都具有独立性, 不同于中央王朝。

三、行政机构设置实行胡汉分治政策

东汉以来辽宁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加, 历代大多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东汉设立辽东属国, 并且重设护乌桓校尉管辖乌桓各部落组织。唐朝采用羁縻府州形式管理高丽、契丹等民族。辽朝形成了一套“因俗而治”的行政建置, 即原则上对契丹人和奚人等游牧民族地区实行部族制, 对汉人和渤海人地区实行州县制。金朝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与辽朝相似, 对于广大汉人和渤海人实行州县制, 对女真和部分契丹人、奚人等实行猛安谋克制。明朝边墙之内为汉人各卫, 边墙之外为蒙古和女真各卫, 属于羁縻性质, 虽都称为卫, 但管理不同。清代旗民事务归盛京将军管理, 而对汉人的管理则设置府州厅县, 归奉天府尹管辖。上述几个朝代不仅对于聚居于不同地区的各民族分开设治, 而且所设机构名称和管理方式有所不同, 是比较典型的胡汉分治。其余各朝实际上也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单独设治, 如西汉设玄菟郡管理高句丽地区, 隋朝设辽西郡以居靺鞨移民, 并以靺鞨首领为辽西太守。元朝蒙古诸王各有封地, 蒙古驻军单独驻扎, 与汉人居民分开管理。

四、军政机构与民政机构自成系统

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 唐朝以节度使统辖各军、镇、守捉城, 与管理民政的州县分开, 即使后来节度使大权独揽, 军政、民政的管理机构也是自成系统。金朝实行猛安谋克制度, 独立于民政机构之外。元朝在辽宁地区的驻军主要有蒙古军和探马赤军, 分别由一些专门军事机构管辖。明代各卫的民政事务由山东行省布政分司、按察分司管理, 军政事务由辽东都司管辖。清代盛京将军统辖各地八旗驻防城, 管理军事事务, 而奉天府尹管理各府厅州县的民政事务。

五、“辽泽”和下辽河, 分辽东和辽西

古代下辽河 (沈阳石佛寺以南的辽河河段) 平原地区沼泽湿地广阔, 河流纵横, 交通困难, 人口稀少, 被称为“辽泽”。辽泽主要集中在今北镇与辽中之间, 这片沼泽湿地自古存在, 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逐渐消亡, 加上邻近其东部边界的下辽河南北纵贯, 所以地理分隔作用非常明显, 这种地理分隔作用是辽泽和下辽河共同完成的。这片地区在原始时代是不同新石器文化的地理界限, 商周时期是东胡和秽貊族群的地理界限, 西汉末年以来是各中央王朝与乌桓、公孙氏政权、鲜卑、高句丽、渤海以及明朝时蒙古族等的地理界限。另外, 也是辽东与辽西两个行政区域的分界线。

古代所说的“辽东”地区这一概念, 大多时期并非专指辽河以东地区, 而是将辽泽地区包括在内。具体来说, 是指医巫闾山和大凌河以东地区。辽东地区在燕、秦、汉时期设辽东郡, 南北朝时期大部分属于高句丽, 唐朝设安东都护府, 辽朝属于东京辽阳府。但金朝以后医巫闾山和大凌河以东至下辽河地区设广宁府, 归北京路管辖, 不属于东京路, 改变了这种状况。有时辽东地区的东北部单独划出, 独立设治, 如东汉设玄菟郡, 金朝设咸平路, 元朝设开元路, 明朝属于蒙古福余卫等。

燕、秦、汉时期辽西大部分地区属于辽西郡, 一小部分属于右北平郡, 三国、西晋时期属于昌黎郡, 之后是慕容鲜卑的三燕政权统治, 北魏以后设营州, 唐朝属于营州都督府, 金朝属于北京路等。但辽朝以后辽西地区往往分成不同的行政区, 大致以大凌河为界。如辽朝分属于上京道和中京道, 元朝分属于大宁路、懿州路和广宁府路, 明朝设立边墙, 内为辽西各卫, 外为蒙古兀良哈三卫, 清朝又分属于锦州府和蒙古东三盟牧地, 后又在属于蒙古东三盟牧地的辽宁西北部地区设置朝阳府。

总之, 古代辽宁地区由于受到河流、沼泽等自然因素影响, 主要形成辽东和辽西两个独立的行政单元。再由于民族分布的不同, 有时辽宁东北, 辽宁西北、辽宁西南地区又形成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

六、古代辽宁行政区划设置若干变化

中国历代的行政区划在机构名称、管辖范围和层级划分上有一定的继承性, 也有一定的变化性。古代辽宁地区也是如此, 但由于政治、民族关系复杂, 社会动荡较大, 所以行政区划的变化性更加突出, 并体现出明显的断代性特点。纵观辽宁古代历史, 在行政区划设置上, 可以划分为几段不同的时期。

1. 燕、秦、汉时期:

以辽东、辽西二郡的设置为基本行政格局。此时期辽宁大部分地区由辽东、辽西二郡管辖, 居民大部分是汉人, 实行与中原地区相同的汉人统治的行政建置。只是在东汉时期, 由于乌桓南迁而为之增设辽东属国, 高句丽扩张又迫使玄菟郡西迁, 变化较大, 但仍以此格局为主。

2. 三国、西晋时期:

以辽东郡 (国) 、玄菟郡、昌黎郡为基本格局。此时辽西郡西迁于今河北省, 辽西地区设昌黎郡管辖, 形成上述格局。此时乌桓、鲜卑等民族在辽宁地区的人口日渐增加, 影响力增强。曹操灭掉乌桓以后, 慕容鲜卑势力上升, 逐渐控制辽西地区, 到西晋末年, 慕容廆侨置了许多郡县, 改变了这一行政格局。

3. 三燕、北朝时期:

形成鲜卑侨置州郡和高句丽山城对峙的格局。此时期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在辽西地区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 有时省并, 有时复设, 致使行政机构数目增加, 辖地缩小, 行政建置比较混乱。侨置州郡县实际上从西晋末年就开始了, 由于西晋内乱和高句丽的扩张, 许多汉人迁到辽西, 慕容廆为之设立冀阳郡、成周郡、唐国郡和乐浪等郡, 这是侨置州郡的第一次高潮。第二次高潮是后燕末年, 侨置营州、青州、并州、冀州等州和辽东郡、玄菟郡等郡于辽西。第三次高潮是北魏末年, 营州下辖辽东、乐浪、营丘等侨置郡和永乐、带方、襄平、新昌等侨置县。五世纪初, 高句丽占据了辽东地区, 建筑了许多山城, 从而形成鲜卑侨置州郡和高句丽山城对峙的行政格局。辽宁的统治民族也由汉族变为鲜卑、高句丽民族。

4. 隋唐时期:

辽宁地区大多为少数民族的羁縻府州。隋初罢天下郡, 以州领县, 实行州县二级制 (后实行郡县二级制) , 结束了之前侨置州郡的混乱局面。隋唐时期多数为汉族统治, 但主要居民仍为各少数民族, 所以行政机构主要采取羁縻府州形式。隋朝为靺鞨居民设置辽西郡, 为契丹部落设玄州。唐朝营州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下辖众多羁縻府州。唐末渤海国占领部分辽东地区, 所设州县在名义上仍属于唐朝羁縻州县性质。

5. 辽金元时期:

形成具有一定继承关系的道路制格局。此时辽宁地区又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辽朝时期, 辽宁地区属于上京道、中京道和东京道管辖, 辽朝在唐朝和渤海国行政机构基础上, 增设了许多州县, 尤其是为汉人和渤海人设置了许多侨置州县。金朝设北京路、东京路和咸平路, 下属州县基本上继承了辽朝, 但数目减少, 设置更加规范。元朝创立行省制度, 东北归辽阳行省管辖, 但基本行政单位仍然是路, 与前代有极大的继承性, 只是州府的属县多数废弃, 行政机构数目大大减少。这一时期在行政管理制度上均采用了胡汉分治体制。

6. 明朝:

形成军政合一的卫所制度。此时行政机构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 由州县制转为军政合一的卫所制度。行政层级为布政司 (都司) 、卫二级制。在机构名称、治所驻地和管理模式等方面与前代有极大不同。

7. 清朝:

重设府厅州县格局。清朝行政建置与明朝又有极大不同, 辽宁地区的民政机构统一由奉天府尹管理, 清初设有奉天、锦州二府, 重设了府厅州县的行政格局。清末又增设许多府和直隶厅等, 行政机构数目大大增加, 而且行政机构名称、管辖地域大多重新设定。民国二年 (1913年) , 废府, 改州厅为县, 直隶于省。但是清朝所确立的行政机构名称和治所驻地为后来沿用, 实际上奠定了近现代行政制度的基础。

历史建置 篇3

1 选址

1.1 地理环境

威宁县灼圃草场属于边远高寒山区, 多雨潮湿, 土地贫瘠, 适宜牧草生长。场部距县城54.5 km, 交通便利, 四周人户稀少。

1.2 基本条件

水源。草场水源丰富, 有露天地下水源1处, 天然水塘1处, 自建有自来水。

电力。草场电力供应充足有保障。

交通。场部乡村级公路贯通, 路况较好, 交通便利。

通讯。移动通讯全覆盖。

1.3 场区合理布局

1) 场区与外界。

场区主要以刺铁丝围栏与外界隔离, 根据养殖规模在场部四周设立内六户、外三户、边九户等专业户。

2) 场部功能区。

场部生活区与生产区有一定距离, 生产区与粪污处理区距离较近, 建有1处粪污处理场所, 距离200 m2。

3) 圈舍分布。

圈舍分别有母羊舍、羔羊舍、育成羊舍、育肥羊舍、产羔羊舍及公羊舍 (尽量远离母羊舍) , 每个圈舍外配有运动场。

2 草地建植

2.1 耙地

在5月对选定草地喷洒除草剂1周后再翻耕。

2.2 播种

以多年生黑麦草+白三叶 (2∶1的比例) 用磷肥加水拌匀, 以草种周围均匀包裹上磷肥为宜, 进行撒播 (直接撒进地) 或条播 (人工拖出浅沟草种撒在沟内) , 覆土2~3 cm。人工草地初播播种量为30~40 kg/hm2。

2.3 轮牧

草地划区用刺铁丝围栏分片轮牧, 按7.5个羊单位/hm2分片[1]。

2.4 草地改良

宿营法改良草地是改良退化草地及天然草地最有效的方法。用电围栏围出一定范围的草地, 每只羊占地0.5 m2左右, 以宿营区无草本为标准, 实行高强度卧地改良草地。放牧工人一般20 min左右即可围好一个电围栏圈, 卧地后撒上优质黑麦草种, 改良成本极低, 改良效果却非常好, 是高效改良天然草地以及退化草地的极佳方法。

3 设施与设备

3.1 羊舍

每只羊平均占有最低面积如下:种公羊为1.5~2.0 m2, 成年母羊为1.0~2.0 m2, 哺乳母羊为2.5~3.0 m2, 幼龄公、母羊为1.0~1.5 m2, 羯羊为1.5~2.0 m2。该标准以草场冬、春季节羊基数为准, 此季节草场羊为选育羊存栏最低基础数;夏秋季节草场羊只数较多, 以宿营为主, 目的为改良草地。运动场设5~10°斜面以雨水能流入沉淀池为宜, 面积为羊舍面积的1.0~1.5倍, 围墙高度1.5 m。

3.2 饲养密度

草场现有羊舍2 000 m2, 存栏种羊1 000只, 圈舍平均饲养密度2.0 m2/只。

3.3 消毒设施

1) 专用消毒设施。使用WFB-18AC背负式喷雾、喷粉机, 防泄漏16型喷雾器。

2) 专用药浴池。草场建有专用药浴池, 在每年4-5月份剪毛后1周进行药浴驱体外寄生虫、苔、癣等。

3.4 养殖设备

1) 饲槽。标准羊舍楼饲槽呈上宽下窄倒梯形, 规格 (上底×下底×高=35 cm×25 cm×30 cm) 。

2) 羊床。羊床距地面1.0 m, 钉结实的细木条, 留5 cm漏缝或专用羊床。

3) 保温及通风降温设施。标准羊舍楼保温及通风降温设施齐备。通风降温以开窗为主, 同时在羊群入舍后, 关闭运动场隔离门, 打开圈舍门, 羊只可自由选择舍内或运动场休息。

4) 饲料加工机具。配备必要的玉米、多汁饲料、青贮饲料加工机具。

5) 饮水槽。采用饮水槽与天然水塘饮水结合的供水方式。

6) 青贮及青干草设备。100 m3青贮窖2个, 可贮青料2×105kg。青干草的贮存主要在场部进行, 场规划青干草刈割地, 在每年的6月初刈割青干草进行贮备。

7) 粪污处理场。建粪便集中堆积发酵处理场地200 m2, 四周砌1.0~1.5 m高围墙, 处理羊舍产生的部分粪便。

3.5 辅助设施

1) 更衣室。更衣室与兽医室相连, 便于更衣操作。

2) 兽医及防疫、药品存放室。兽医、防疫、药品存放室在更衣室隔壁。

3) 人工授精场所。配备完整的人工授精仪器设备室、人工授精操作室、待授精羊隔离室及采精公羊隔离室。

4) 档案资料室。建立准确的谱系档案。治疗时开具处方, 并妥善保管。

4 生产工艺

4.1 工艺技术的原则

1) 安全生产的原则。

(1) 疫病防治。严格执行动物防疫制度, 每年执行春秋两防羊四联苗、口蹄疫预防注射, 同时进行体内外寄生虫的驱虫预防。确保羊只体质健康。发现有传染的羊只及时隔离治疗, 启动预防传染病传播预案, 病畜死尸放于专用尸体处理池作无害化处理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

(2) 严格出场检疫。出场羊只严格按照检疫程序进行检疫, 以防带病羊流入用羊单位及市场。

(3) 严格饲料入库程序。禁止任何饲料添加剂入库。饲料主要以玉米、麦麸为主, 多汁饲料由本场种植, 入库时保管员严格检查, 防发霉变质或加有添加剂饲料入库, 库房干燥通风, 落实保管员责任制及责任追究制。

2) 高效快速发展的原则。

坚持高效快速发展原则, 在草地管理方面, 进行草地轮牧管理、宿营法改良退化草地。草地分片划区, 放牧强度不得低于5 cm, 放牧工人在管理人员指导下分片轮牧, 避免了草地的过度践踏, 同时又充分利用了草地资源, 提高了草地的供草能力, 草场秋末冬初能达到每666.67 m2有1个羊单位的高载畜量。在绵羊生产方面, 以大批量人工授精为主, 辅以种公羊本交;坚持月体质量监测;坚持以年更新率为20%的速度更新种羊结构;坚持短期育肥出栏原则, 加强管理科学化, 保持场内羯羊能在6个月体质量达到30~40 kg, 及时出栏减轻草地压力, 提高经济效率。

3)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不加任何饲料添加剂、催肥精, 属绿色可信赖肉食品;建立准确的谱系档案, 无近亲交配, 羔羊健康发展;粪污处理后, 回归草地, 提升草地肥力, 牧草生长旺盛, 对环境几乎无污染;提供优质种羊, 改良威宁绵羊, 提高威宁绵羊生产能力, 提供羊毛及肉食品, 具备可持续发展基础。

4.2 工艺技术

1) 纯种繁育及选育。

考力代基础母羊在8月份整群, 体质量低于45kg的进行补料催膘, 10月份进行人工授精辅以本交等技术进行配种, 次年3月份集体产羔, 迅速扩大群体规模, 7月份对考力代羊的毛用性能、生长发育性能进行测定, 对照品种标准, 选择优秀的个体留种或供应市场, 不符合标准的作为商品羊淘汰出售 (图1) 。以后通过个体品质测定、后裔鉴定加强选种, 通过同质选配、亲缘选配, 加强选育, 保证群体具备较高的生产性能。

2) 防疫措施。

“预防为主, 防重于治”, 每年春秋两季做好羊的四联苗、五号病疫苗预防注射、驱虫。每周对羊舍、运动场、牧道进行消毒。建立疫病监测制度, 每季度对羊抽检1次, 每半年全群检查1次, 防止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5 小结

5.1 经济效益

随着贵州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 绵羊养殖的市场前景逐渐看好, 经济效率逐步提升, 在灼圃示范牧场的带动下, 周边农户已逐步壮大自己的养殖规模, 基本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克服了高寒山区土地贫瘠、广种薄收困境, 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自然优势。

5.2 生态效益

人工草地的建植, 有利于水土保持, 同时对于绿化美化、封山育林起到积极支持作用, 对于推动贵州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5.3 社会效益

积极改良本地品种, 提高贵州半细绵羊生产性能, 做大做强贵州半细绵羊品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