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与分级

病理与分级（通用5篇）

病理与分级 篇1

摘要：目的:探讨儿童紫癜性肾炎肾脏病理分级与临床表现之间的联系。方法:收治紫癜性肾炎并行肾穿刺活检患儿35例, 对其进行病理分级与临床表现相关性分析。结果:病理分级主要集中在Ⅱb级 (28.6%) 和Ⅲa级 (37.1%) , 临床分型以血尿和蛋白尿型 (45.7%) 为主, 免疫病理分型集中表现IgA+IgM沉积型 (37.1%) 和IgA+IgG+IgM沉积型 (40%) 。血Ccr越低, 病理分级越重 (P<0.05) , 尿红细胞计数、24小时尿蛋白定量越高, 病理分级越重 (P<0.05) 。结论:临床分型为肾病综合征型, 则病理分级较重, 但病理分级与临床分型不完全一致。病理分级较重时, IgA+IgG+IgM沉积型所占比例增加, 但病理分级与免疫病理分型分布间未发现关联性。血Ccr、尿红细胞计数、24小时尿蛋白定量与病理分级有相关性, 而Cys-C与病理分级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儿童,紫癜性肾炎,病理,临床表现

过敏性紫癜 (HSP) 又称亨-舒综合征, 是一种以全身性坏死性小血管炎为主要病理改变, 临床表现为皮肤、关节、胃肠道和肾脏等多脏器受累的全身性疾病。近年来, 过敏性紫癜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1], 而其严重程度及预后均取决于肾脏受累的程度。紫癜性肾炎 (HSPN) 是儿童时期常见的继发性肾脏疾病, 虽大多数患儿预后良好, 但仍有部分患儿病情进展, 导致终末肾。因此, 了解肾脏受累程度对评估HSP的预后及早期指导治疗尤为重要。

资料与方法

2012年8月-2013年11月收治肾穿刺活检确诊的HSPN患儿35例, 男23例, 女12例, 男女比1.92:1;年龄6~16岁, 平均 (10.34±2.82) 岁。

诊断标准及临床分型:参照2009年中华医学会儿科肾脏学组制定的“儿童常见肾脏疾病诊治循证指南 (二) ”中的最新诊断标准[2], 在过敏性紫癜病程6个月内, 出现血尿和 (或) 蛋白尿。其中血尿和蛋白尿的诊断标准分别为:⑴血尿:肉眼血尿或镜下血尿;⑵蛋白尿:满足以下任1项者: (1) 1周内3次尿常规蛋白阳性; (2) 24小时尿蛋白定量>150mg; (3) 1周内3次尿微量白蛋白高于正常值。

临床分型: (1) 孤立性血尿型; (2) 孤立性蛋白尿型; (3) 血尿和蛋白尿型; (4) 急性肾炎型; (5) 肾病综合征型; (6) 急进性肾炎型; (7) 慢性肾炎型。

病理分级:所有患儿均在B超引导下行经皮肾活检术, 由同一病理医师进行病理分级, 采用国际常用分级方法:Ⅰ级:肾小球轻微异常。Ⅱ级:单纯系膜增生, 分为: (1) 局灶/节段; (2) 弥漫性。Ⅲ级:系膜增生, 伴有<50%的肾小球新月体形成/节段性改变 (硬化、粘连、血栓、坏死) , 其系膜增生可为: (1) 局灶/节段; (2) 弥漫性。Ⅳ级:病变同Ⅲ级, 系膜增生伴50%~75%的肾小球伴有上述病变, 分为: (1) 局灶/节段; (2) 弥漫性。Ⅴ级:病变同Ⅲ级, >75%肾小球伴有上述病变, 分为: (1) 局灶/节段; (2) 弥漫性。Ⅵ级: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免疫病理分型:根据肾小球内免疫复合物沉积不同可分为4型:单纯Ig A沉积型, Ig A+Ig G沉积型, Ig A+Ig M沉积型, Ig A+Ig G+Ig M沉积型。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定量资料采用 (±s) 表示, 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病理分级与临床分型:本研究病理分级分为Ⅱa级4例 (11.4%) , Ⅱb级10例 (28.6%) , Ⅲa级13例 (37.1%) , Ⅲb级8例 (22.9%) , 以Ⅱb和Ⅲa多见。临床分型分为孤立性血尿型6例 (17.1%) , 孤立性蛋白尿型3例 (8.6%) , 血尿和蛋白尿型16例 (45.7%) , 急性肾炎型2例 (5.7%) , 肾病综合征型8例 (22.9%) , 没有发现急进性肾炎型和慢性肾炎型, 见表1。

免疫病理分型分为单纯Ig A沉积型2例 (5.7%) , Ig A+Ig G沉积型5例 (14.3%) , Ig A+Ig M沉积型13例 (37.1%) , Ig A+Ig G+Ig M沉积型14例 (40%) , 以Ig A+Ig M沉积型和Ig A+Ig G+Ig M沉积型多见。其中伴C3沉积28例 (80%) , 不伴C3沉积7例 (20%) , 见表2。

BUN、Scr、Cys-C与病理分级轻重不存在相关性, Ccr与病理分级轻重呈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0.410 (P=0.014) , 即随着Ccr下降, 病理分级加重, 见表3。

尿红细胞计数和24小时尿蛋白定量均与病理分级轻重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0.402 (P=0.028) , 0.378 (P=0.043) , 即随着尿红细胞计数、24小时尿蛋白定量增加, 病理分级加重, 见表4。

讨论

过敏性紫癜是由含Ig A的免疫复合物沉积引起的一种免疫复合物病, 血管壁免疫损伤引起皮肤、黏膜及多脏器病变, 而肾脏具有丰富的毛细血管, 是其主要受累器官。冯仕品等报道国内近几年对HSPN患儿行肾活检发现几乎100%的患儿有不同程度的肾损害[3]。而过敏性紫癜患儿肾脏受累程度是影响预后的关键因素。Endo等随访部分紫癜性肾炎患儿20年, 发现其中20%患儿出现慢性肾功能不全[4]。本研究病理分级集中为Ⅱ级和Ⅲ级, 可能与患儿家长对肾穿刺活检依从性和住院患儿病情严重程度有关。35例紫癜性肾炎患儿, 病理分级主要集中在Ⅱb (28.6%) 和Ⅲa (37.1%) , 与杨静霞等报道的国内180例儿童HSPN中, 病理分级以Ⅲa (43.33%) 最多见的结果基本相符[5]。临床分型以血尿和蛋白尿型 (45.7%) 为主, 病理分级较轻时主要表现为孤立性血尿型和孤立性蛋白尿型, 病理分级较重时则主要表现为肾病综合征型。总体来说, 病理分级和临床分型有一定的相关性, 但病理分级与临床分型不完全一致, 同样的病理分级, 临床表现却多种多样。

本研究显示免疫复合物主要沉积在系膜区, 35例中除1例外均有Ig A沉积, 且同时伴有Ig G和Ig M沉积, 80%伴有C3沉积, 提示HSPN是由Ig A及其免疫复合物肾小球内沉积引起的肾脏损害。免疫病理类型以Ig A+Ig M沉积型和Ig A+Ig G+Ig M沉积型多见。朱进华等报道Ig M与早期病变有关[6], 儿童HSPN免疫复合物中Ig M沉积比例大, 可能与儿童病变多为早期, 且较早行肾活检有关。随着病理类型加重, Ig A+Ig G+Ig M沉积型所占比例增大, 提示病理分级与免疫病理类型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本研究未发现免疫病理类型分布与病理分级存在关联性。

注:35例中1例无Ig A沉积。

血清BUN和Scr是最常用的肾功能评价指标, 但BUN和Scr受多因素影响, 在肾损害早期和轻微肾损害时不能很好地反映肾功能受损情况, 敏感性较差, 本研究中BUN和Scr均与病理分级无相关性, 在病理Ⅱ~Ⅲ级中BUN和Sc变化不能反映病理分级轻重。GFR是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的主要指标, 但临床上不能直接测得GFR, Ccr一直是评价GFR的常规指标, 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本研究通过Schwartz公式计算的Ccr与病理分级呈负相关, 即随着Cc的下降, 病理分级加重, 在病理Ⅱ~Ⅲ级中Ccr能较好的反映病理分级的轻重。血清Cys-C属于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是一种低分子蛋白质, 由有核细胞产生。近年来研究表明, 血清Cys-C与肾小球滤过功能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血中浓度不受性别、年龄、饮食、炎症、血脂水平和肝脏疾病干扰[7], 故血清Cys-C可作为评价早期肾小球损伤的指标。本研究发现在紫癜性肾炎病理Ⅱ~Ⅲ级中血清Cys-C不存在相关性, 与范妍等文献报道不符[8], 可能与病例数较少、病理分级较集中有关, 血清Cys-C与HSPN病理分级相关性尚需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同时发现尿红细胞计数和24小时尿蛋白定量与病理分级轻重呈正相关, 即尿红细胞计数或24小时尿蛋白定量增加时, 病理分级较重。黄丹琳等报道HSPN患儿肾脏组织发生了Th1/Th2比值的变化[9], 表现为INFγ表达下调, 而IL-4表达增加, 呈现Th2极化状态。HSP发生肾损害时, 肾组织中Th2细胞功能亢进, 血清TNF-a、TGF-β1、IL-6及CRP的表达增加[10], 局部炎性反应加重并引起组织免疫损伤, 造成肾小球、肾小管损伤。损伤严重时, 血管壁通透性增加, 血液及淋巴渗出, 大量红细胞和蛋白自毛细血管进入尿液中, 引起尿红细胞计数和尿蛋白量增加, 因此尿红细胞计数和24小时尿蛋白定量能较好的反映病理分级的轻重, 即肾功能受损的程度。

综上所述, 血清BUN、Scr、Cys-C在病理Ⅱ~Ⅲ级中不能很好的反映病理分级的轻重, Ccr、尿红细胞计数、24小时尿蛋白定量与病理分级轻重有显著相关性。临床中, 当出现Ccr降低、尿红细胞计数较高、24小时尿蛋白定量较高时,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及时地行肾穿刺活检, 根据病理分级选择治疗方案;在无法进行肾穿刺活检时亦应采取积极的治疗, 改善预后。本研究肾活检病例较少, 尚需进行大样本观察, 进一步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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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黄丹琳, 许自川, 党西强等.儿童紫癜性肾炎肾组织Th1/Th2比值与肾脏微血管损伤的关系[J].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2011, 13 (4) :27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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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与分级 篇2

【关键词】超声造影；HCC；病理分级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5）05-0180-02

肝癌与肝硬化关系密切，约84.6%肝癌中合并有肝硬化。肝癌常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经历肝硬化再生结节、低度异型增生结节、高度异型增生结节、包含肝癌中心的异型增生结节到肝细胞癌的逐步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肝窦的毛细血管化和新生血管生成。肝硬化再生结节由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供血，以门静脉供血为主；在由肝硬化再生结节向肝癌转变以及肝癌生长的过程中，门静脉血供逐渐减少，肝动脉血供逐渐增多并最终成为肝癌的主要滋养血管。随着肿瘤的生长，低分化肿瘤组织也逐渐生长并替代高分化肿瘤组织。中低分化肝癌主要由肝动脉供血，肿瘤常合并动静脉屡，较少含有血窦。高分化肝癌以门静脉供血为主或由肝动脉和门静脉双重供血，癌细胞多呈梁状或索状排列，血窦丰富。肿瘤分化越差，肿瘤组织和血管结构越紊乱，生物学行为越险恶。肿瘤微血管构筑类型与病理分化程度相关，随着HCC分化程度的减低，肿瘤的微血管密度（MVD）呈逐渐升高趋势，即分化程度较低的肿瘤单位体积内血管数较多，管腔较大，HCC病理分化差异较大，不同分化程度肝癌血供不同，影响着肿瘤的生长、浸润和转移。而客观的评价肿瘤的病理分级对于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案，评估预后有重要的意义。

一，肝癌的病理演变过程及特点

HCC常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经历肝硬化再生结节、低度异型增生结节、高度异型增生结节、包含肝癌中心的异型增生结节到高分化肝细胞肝癌直至低分化肝细胞肝癌的逐步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肝窦的毛细血管化和新生血管生成。肝硬化再生结节由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供血，以门静脉供血为主；在由肝硬化再生结节向肝癌转变以及肝癌生长的过程中，门静脉血供逐渐减少，肝动脉血供逐渐增多并最终成为肝癌的主要滋养血管。随着肿瘤的生长，低分化肿瘤组织也逐渐生长并替代高分化肿瘤组织。不同分化程度肝癌血供不同，影响着肿瘤的生长、浸润和转移。而且中低分化肝癌主要由肝动脉供血，肿瘤常合并动静脉屡，较少含有血窦，而高分化肝癌以门静脉供血为主或由肝动脉和门静脉双重供血，癌细胞多呈梁状或索状排列，血窦丰富。肿瘤分化越差，肿瘤组织和血管结构越紊乱，生物学行为越险恶。而对于非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其病灶的血供特点对于选择最佳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超声造影对HCC的研究

超声由于其无创、便利、廉价等优点，成为肝癌的普查方法。但B型超声和彩色多普勒超声由于技术本身的局限，对肝癌的定性能力相对较弱，超声造影作为诊断肝肿瘤的新技术，显著提高了诊断水平。

超声造影与CECT，CEMRI不同，它是真正的血池显影。造影剂微泡的血流动力学与红细胞相似，可以显示组织的微血管结构，因此可作为一种示踪剂显示器官的血流灌注情况。超声造影剂的成分是微泡，病人对造影剂有很好的耐受性，因此超声造影可以重复多次检查。

肝脏是受双重供血的脏器，同时接收肝动脉和门静脉的血流，因此造影剂由肘静脉注射入体内后，也从肝动脉和门静脉两条途径进入肝内，这也是肝脏造影形成动脉相、门脉相和实质相的原因。肝动脉的血流占总血供的25-30%，门静脉的血流占总血供的70%-75%。造影剂由肘静脉注射入体内后进入腹主动脉，一部分造影剂直接进入肝动脉入肝，引起肝动脉系统灌注增强，从而形成早期增强。剩下的造影剂通过两条途径汇入门静脉，其一是造影剂经腹主动脉进入腹腔动脉，然后依次进入脾动脉、脾静脉，最后汇入门静脉；其二是造影剂经腹主动脉进入肠系膜上动脉，然后进入肠系膜上静脉，最后汇入门静脉。经门静脉入肝的造影剂引起引起门静脉系统灌注增强，从而形成延迟增强。由于肝动脉占肝供血的四分之一，门静脉占供血的四分之三，因此早期增强（动脉相）入肝微泡少，肝实质增强程度弱，延迟增强（门脉相）入肝微泡多肝实质增强程度强，因此形成了肝显像的“时相”。

肝脏造影剂灌注增强过程可分为三个时相：（1）动脉相：注药后8-17秒后开始，25-35秒消退，平均持续27秒。该时相表现为肝内动脉血管迅速显影，呈亮线状强回声，血管分支形态规则，似“枯树状”，未明显增强的肝实质与增强的动脉影呈强烈的对比。（2）门脉相：30-45秒开始，2分钟消退。该时相表现为门静脉主干及其一、二级分支内充盈造影剂，血管呈“条带”状较强回声，肝实质增强逐渐显著。（3）实质相：注药后2分钟开始，4-6分钟消退。该时相表现为肝组织均匀性增强，至增强信号完全消失时结束，期间血管结构不显影。在肝脏造影的临床应用中，門脉相与延迟相间无明显的分界，因为超声造影剂为血池造影剂，并不弥散于血管外间隙，完全在血管内（肝窦），因此门脉相和实质相又可并称为肝窦期，两者之间并无严格的分界。HCC病灶增强方式可表现为：快进，动脉相早期病灶已经完全被造影剂充填；快出，动脉相晚期或者门脉相早期病灶中的造影剂已被清除；慢进，门脉相晚期甚至实质相病灶仍未全部被造影剂充填；慢出，实质相病灶仍被造影剂充填。

在低机械指数谐波超声造影中，HCC典型的表现为动脉相早期肿瘤区出现快速明显强化，病灶的回声强度大大超过周围正常组织。进入门脉相后肿瘤周围正常肝实质回声开始增强，肿瘤内部回声强度开始减弱，实质相进一步消退呈低回声。

结论

病理与分级 篇3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这项研究包括36例病理诊断的肝癌, 并于2010年1月至2013年1月在我院进行动态增强CT扫描。所有图像由两位放射科医师一起进行了评价, 并通过协商一致作出决定。患者包括男28例, 女8例, 年龄介乎29至90岁 (平均年龄53岁) 。病变的大小分别为0.7和13.5厘米 (平均病灶大小, 3.64厘米) 之间。

1.2 诊断标准:

采用标准的肝动脉期, 门静脉期和延时期条件对36例肝肿瘤进行螺旋CT三期增强扫描。

1.3 器械与方法

使用日本东芝公司产 (型号Aquilion TSXIOIA) 16排螺旋CT机, 利用国产高压注射器以2.5-3ml/s速率经肘静脉注射碘普罗胺85-90ml, 于30s后扫肝动脉期、60s后扫门静脉期, 3分钟后扫延迟期。扫描条件:120KV, 300m A, 0.5s。对比增强对病变进行肝动脉期, 门静脉期和延时期阶段评价, 由经验丰富的病理学家根据病理组织学确定病理分化程度。

2 结果

根据动态MDCT结果, 有5例患者在第1类组 (图1) 10例2型组 (图2) 和3型

21例 (图3) 。24名患者有分化良好的肝癌 (1级和2级) 。12例低分化肝细胞癌 (等级3和4)

图1:男, 48岁, 肝癌病理诊断为分化良好:1型动态MDCT增强模式。肝动脉期肝S7段、S8段有两个结节性病变呈稍低密度密度影。门脉期肝S8段病灶显著强化。肝S7段病灶呈边缘轻度强化模式和中央液化坏死区。肝静脉期肿瘤亦呈低密度, 还显示坏死区。

图2:女, 29岁, 病理诊断为分化较好的肝癌, 2型动态MDCT增强模式。肝动脉期肝S8段见一直径约4mm低密度病变。门静脉期及肝静脉期的亦为低密度。

图3:男, 65岁病理确诊为低分化肝细胞癌;3型动态MDCT增强模式。肝S4、S8段见多个外生性结节状病变。肝动脉期呈中度强化, 门脉期病灶强化程度减退呈相对高密度。肝静脉期呈低密度。

3讨论

这项研究揭示了动态MDCT对肝癌增强模式与病理分级之间的有着重要的关系。类型3 MDCT增强模式表明, 在所有的低分化肝癌病灶呈富血供改变, 应与血管瘤等病变相鉴别。从而为临床医生提供了重要的、非侵入性的信息, 可以帮助确定治疗方案。

肝癌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富血供肿瘤, 分化较好的肿瘤可少血供。这项研究所有的1型和2型病变有少血供增强模式, 其分化良好。虽然1型病灶比3型病变血供少, 1型病变在动脉期没有显示动脉强化。如果在肝癌病理1级 (分化良好) 的患者中发现类型2的对比增强模式。中度分化肝癌患者的有一半显示1型或2对比度增强模式, 而另一半有3型增强模式。当显示动脉血管时, 即使病变呈中度分化, 可能已经有新血管形成。低分化肝细胞癌患者在1型或2型增强模式少见。

在类型1增强模式, 没有显示动脉血管, 在肝静脉后期阶段病变表现出廓清, 但在2型增强模式血供少, 不显示廓清。虽然大多数良性病变在肝静脉相呈高密度或等密度, 也不能把2型病变不能良性病变, 如再生结节等区别, 如果患者检查第一次行MDCT且以前没有活检这种鉴别的确是一个难点。在这些患者中, 只能靠临床化验结果如α-甲胎蛋白升高来鉴别。

总之, 本研究表明, 非侵入性的动态MDCT放射成像模式对肝癌患者的诊断、随访和临床预后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动态MDCT对比度增强模式, 提供更多的治疗方案。观察动态MDC1型或2型增强模式时, 如果病变是肝癌,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分化良好的HCC。此外, 动态MDCT强化模式不同提示患者病理不同, 在随访期间随着动脉血管的增加病理分级也增加, 可以根据这种变化对患者进行评价, 而不需要重复活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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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宏伟;晁明;徐风峰多层螺旋CT对肝癌合并肝动静脉瘘的诊断价值[期刊论文]-中国医学影像技术2003 (04)

病理与分级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2年10月~2014年10月收治的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212例,所有患者均已经通过病理诊断和胃镜诊断,并且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2],中医症候诊断标准以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诊疗共识意见》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为准。212例患者中,男124例,女88例,年龄18~67岁,平均年龄(43.44±9.28)岁。

1.2 研究方法

对21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收集并进行中医辨证分型,对患者的幽门螺杆菌进行检测,然后对各个证型与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及胃炎萎缩程度、肠化和异型增生的程度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4]。在被纳入实验前15 d内对患者进行再次检查,以确定其诊断。全部患者年龄为18~67岁,在患者知情并且同意的情况下将其纳入研究当中。排除标准:(1)精神病患者;(2)病理诊断疑有癌变者或者合并消化性溃疡患者;(3)造血系统存在严重原发性疾病患者、合并肝肾心脑等存在疾病的患者;年龄不在18~67岁之间的患者以及正处于哺乳期或者妊娠期的患者。

1.3 幽门螺杆菌阳性诊断标准

以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分会幽门螺杆菌学组《第四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5]作为参照标准。对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进行尿素酶实验、胃黏膜组织切片染色检查以及C呼气实验,在3项检查当中只要有一项检查为阳性则患者的幽门螺杆菌便可以诊断为阳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中医证候分布

经过中医辨证,其中脾胃虚弱患者为74例,男40例,女34例,占全部患者比例34.91%,该病证患者的平均年龄(42.1±8.5)岁;脾胃湿热证患者为48例,占全部患者比例22.64%,其中男28例,女20例,该病证患者的平均年龄(48.36±8.71)岁;肝胃不和证患者为40例,占全部患者比例18.87%,其中男24例,女16例,该病证患者平均年龄(49.24±9.20)岁;胃阴不足证患者为32例,占全部患者比例15.09%,其中男20例,女12例,该病证患者的平均年龄(49.32±8.65)岁;胃络瘀血证患者为18例,占全部患者比例8.49%,其中男12例,女6例,该病证患者的平均年龄(53.21±9.10)岁,全部患者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中医证型和幽门螺杆菌之间的关系

全部脾胃虚弱证患者中幽门螺杆菌呈阳性的患者为44例,占全部患者的59.48%;全部脾胃湿热证患者中幽门螺杆菌呈阳性的患者为32例,占全部患者的66.67%;全部肝胃不和证患者幽门螺杆菌呈阳性的患者为26例,占全部患者的65.00%;全部胃阴不足证患者中幽门螺杆菌呈阳性的患者为12例,占全部患者的37.50%;全部胃络瘀血证中幽门螺杆菌呈阳性患者为10例,占全部患者的55.56%。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从低到高排序依次为胃阴不足证、胃络瘀血证、脾胃虚弱证、肝胃不和证以及脾胃湿热证,全部212例患者中幽门螺杆菌呈阳性的患者为124例(58.49%)。

2.3 中医证型和萎缩程度之间的关系

全部证型患者中,肝胃不和证患者中出现轻度萎缩的比率要明显高过其他证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全部证型中中度萎缩比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全部证型中重度萎缩比率,胃阴不足证、胃络瘀血证以及脾胃湿热证均要明显高于肝胃不和证和脾胃虚弱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4 中医证型与肠化、异型增生程度之间的关系

全部中医证型轻中度肠化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脾胃湿热证、胃络瘀血证与胃阴不足证、肝胃不和证以及脾胃虚弱证相比轻度异型增生程度所占比例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全部证型中,脾胃虚弱证胃癌前病变比例明显低于其他证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胃阴不足证和肝胃不和证明显低于胃络瘀血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注:与其他证型比较,aP<0.05

注:轻度异型增生中,与其他证型比较,aP<0.05;癌前病变中,bP<0.05;与胃络瘀血证比较,cP<0.05

3 讨论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消化系统疾病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病症。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不典型增生通常被认为是癌前病变的一种,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基因积累和变异之后就会导致胃癌的出现[5,6]。患者在出现慢性胃炎之后没有进行彻底的治疗,使得慢性胃炎反复发作从而导致出现慢性萎缩性胃炎,该病证临床表现为虚实夹杂、本虚标实,并且病程长。本虚指的是脾气虚和胃阴虚,标实指的是血瘀、湿热以及气滞,标实的三种症状也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基本病因所在。

在本研究当中按照中医证型由低到高排序依次为胃络瘀血证、胃阴不足证、肝胃不和证、脾胃湿热证以及脾胃虚弱证,在全部证型当中,患有脾胃虚弱的患者最多,患有胃络瘀血证的患者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发展阶段是这一情况的出现的直接原因[7]。

在本研究当中,幽门螺杆菌的阳性感染率由低到高依次排序为胃阴不足证、胃络瘀血证、脾胃虚弱证、肝胃不和证以及脾胃湿热证,其幽门螺杆菌的阳性总感染率高达58.49%,这在我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中属于较为平均的水平[8]。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率最低的为胃阴不足证,与其他证型感染阳性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医的角度来说,幽门螺杆菌是属于“邪气”的范畴。慢性萎缩性胃炎是在脾胃虚弱的基础上感染幽门螺杆菌,在感染前期患者最为常见的病症为胃络瘀血、脾胃湿热以及肝胃不和,感染后期最为常见的病症为胃阴不足,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将会出现化燥伤阴的情况。慢性萎缩性胃炎在发病的早期、中期主要是以实证为主,在晚期是以虚证或者是虚实夹杂为主,导致胃腺体萎缩的主要病机则是胃阴亏损、胃失于滋润修养以及胃络瘀阻,血瘀则是导致恶化的重要病理。

本研究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中医辨证分型提供一些临床依据,为揭示该病症中医证型的客观化提供一些帮助,希望可以在中医诊治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摘要：目的 对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证型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病理分级的相关性研究进行分析和探讨。方法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212例,所有患者均已经通过病理诊断和胃镜诊断,并根据中医辨证原则将患者分为肝胃不和证、脾胃湿热证、胃络瘀血证、脾胃虚弱证和胃阴不足证五种病证,对所有患者的中医证候和幽门螺杆菌感染、异型增生程度、肠化以及萎缩程度进行观察和比较。结果 全部萎缩性胃炎患者根据中医证型以所占比率为基准由低到高排序为:胃络瘀血证、胃阴不足证、肝胃不和证、脾胃湿热证以及脾胃虚弱证。幽门螺杆菌感染有低到高依次为胃阴不足证、胃络瘀血证、脾胃虚弱证、肝胃不和证以及脾胃湿热证,其总感染率为58.49%。结论 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胃黏膜的病理改变对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证型有一定的影响,三者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关键词：幽门螺杆菌,慢性萎缩性胃炎,病理组织学,中医证型

参考文献

[1]宗湘裕,王万卷,刘宝珍,等.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证型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病理分级的相关性研究.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5(4):370-372.

[2]黄雅慧.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粘膜癌前病变病理变化与中医证型及Hp的相关性研究.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第二十四次全国脾胃病学术交流会,2012.

[3]王俊,黄雅慧.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黏膜癌前病变病理变化与中医证型及TRPV1、TRPM8的相关性研究.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4,23(24):2627-2630.

[4]林根友,谢海萍.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镜下不同病理改变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关系.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3,23(10):2400-2402.

[5]朱日.肠化型慢性萎缩性胃炎与幽门螺杆菌及中医证型关系的研究.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第二十五届全国脾胃病学术交流会.2013.

[6]刘兴山,郝筱倩,杨斌.中医舌诊、辨证在幽门螺杆菌相关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治中的意义.中医研究,2010,23(1):32-34.

[7]林亚珍,唐忠辉,黄仲庆,等.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分析.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14(5):689-691.

病理与分级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方便收集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病理科2007年12月—2015年12月进入医院进行治疗的经尿道切除的前列腺癌43例。

1.2 方法

所有病例均由2位高年资的病理医师分别采用修订版和ISUP版GS系统进行评分。

2 结果

2 种版本的评分情况见表1。修订版中以Gleason 3级为主的比例为55.7%,Gleason 3级为次要结构的比例为51.1%,以Gleason 4级为主的比例为34.9%,以Gleason 4级为次要结构的比例为37.2%。ISUP版中以Gleason 3级为主的比例为46.4%,以Gleason 3级为次要结构的比例为46.4%,以Gleason 4级为主的比例为4 4. 2%,以Gleason 4级为次要结构的比例为41.9%。对比发现,ISUP版中Gleason3级所占比例明显下降,Gleason 4级所占比例明显上升。

3 讨论

前列腺癌的Gleason评分系统是目前国际、国内应用最为广泛的分级系统,GS系统能够评估前列腺癌的病程及治疗效果,而且和肿瘤浸润范围、临床分期以及是否发生淋巴转移等指标密切相关[3]。最早的Gleason分级系统存在较多的缺陷,也并不完善,经过Gleason医师分别在1974年和1977年对GS系统进一步的完善,于1993年被WHO推荐为应用最普遍的分级系统,现在也已经成为前列腺癌的诊断、临床制定治疗方案和预测预后的主要参考指标之一[4]。国际泌尿病理学协会在2005年对该系统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改,并达成了关于分级的新共识,见表2[5]。

在新的修订方案中,最主要的一点是重新拟定了Gleason 3的定义,适当扩大了4级范围,具有明显分化特点但散在分布的小腺体,被归属于3级的范畴,而单个细胞则被归属于4级[6,7]。对于筛状型的诊断严格了许多,虽然同为筛状边界,但关于筛状腺体的描述分为了大小、边缘和形状的区分,在形态上更接近于高级上皮内瘤变,从这一点来看,几乎所有的典型筛状结构都能够归属于4级,仅有少数特点的筛状结构符合3级标准,因此认为4级范围做出了适当的扩大。

目前的研究表明,Gleason分级标准是评估前列腺癌的重要手段,该分级系统能够为临床提供准确的预后信息,从而为后续治疗方案的拟定提供参考依据[8,9]。病理医师必须熟练掌握Gleason分级系统,积极了解新的分级标准,才能对前列腺癌做出准确的分级评判,为临床医师的治疗方案选择提供帮助[10]。该组研究发现由于对Gleason 3级和4级评判标准的改变,运用ISUP版评分系统,Gleason 4级所占比例明显提高,Gleason 3级所占比例明显下降。从中充分显示了使用修正后的ISUP版评分系统可以有效显示前列腺癌的具体情况,其具有较高在诊断准确率。

综上所述,Gleason评分可以有效判断前列腺癌的预后,将其应用于临床可以帮助病理医师准确分析患者的病情。而经过改善之后的ISUP版评分系统不仅具备1977年GS修订版评分的优势,而且可以清楚地显示出前列腺癌的具体信息,是临床医生制定治疗方案的重要参考指标,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摘要：目的 探讨2005年国家泌尿病理协会(ISUP)Gleason评分系统(GS)对前列腺癌分级的影响。方法 方便选择在2007年12月—2015年12月进入医院进行治疗的经尿道切除的前列腺癌患者43例,并且使用ISUP版GS系统对以前按照1977年GS修订版评分对经尿道切除的前列腺癌重新评分,比较2个版本GS的差异。结果 修订版中以Gleason 3级为主的比例为55.7%,Gleason 3级为次要结构的比例为51.1%,以Gleason 4级为主的比例为34.9%,以Gleason 4级为次要结构的比例为37.2%。ISUP版中以Gleason 3级为主的比例为46.4%,以Gleason 3级为次要结构的比例为46.4%,以Gleason 4级为主的比例为44.2%,以Gleason 4级为次要结构的比例为41.9%。结论ISUP版中Gleason 3级所占比例明显下降,Gleason 4级所占比例明显上升。

关键词：国际泌尿病理协会,前列腺癌,Galeason评分,前列腺癌分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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