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目标

低碳目标（精选5篇）

低碳目标 篇1

近年来北京市为了实现绿色北京、低碳北京的目标大力推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的发展, 在六大领域进行了努力的探索:

一是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2004年以来北京市率先实行65%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执行率达100%, 截止到2009年底, 北京市建造节能住宅累计2.77亿平方米, 占既有住宅74.2%, 建造节能民用建筑3.34亿平方米, 占既有民用建筑55.18%, 居全国首列。

二是加快推进公共建筑节能运行监管体系建设。特别是政府部门率先进行试点, 截止到2009年共完成65栋国家机关办公建筑250栋大型公共建筑用电分享计量装置安装, 占全市同类建筑的30%。

三是全面实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累计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1182.4万平方米, 普通公共建筑节能改造698.1万平方米。

四是积极开展抗震节能新农村住宅改造。截止到2009年共完成新建农民抗震节能住宅9700多户, 实施农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1.86万户。

五是加快推广可再生能源利用。采用浅层地热和热泵采暖民用建筑达2千万平方米,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采暖的农用建筑超过30万平方米, 累计24个项目被列为国家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程。

六是扎实推进绿色建筑发展。推进绿色建筑发展达12项, 总建筑面积156.9万平方米。

当前北京市已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阶段, 发展绿色建筑, 推动建筑节能是落实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三大战略和建设世界城市重要工作, 北京市发布了绿色建筑行动计划:2010～2012年, 把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建设低碳城市作为首都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 其中绿色建筑推广工程是绿色北京行动计划的重要一步, 本次大会的举办为我们掌握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的前沿理念提供了很好的沟通平台, 北京市参加大会的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认真学习兄弟省市和海内外的先进经验, 积极实践, 进一步提高北京推进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的工作水平, 同时北京市也愿意在这一领域与国内外机构进行紧密的合作, 为共同推进绿色建筑的科研和实践活动做出贡献。 (摘编自“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大会”的致辞)

低碳目标 篇2

一、低碳经济兴起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新要求

企业财务管理是实现低碳经济的一项关键手段,也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基础和保障,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必将给企业财务管理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在《京都议定书》框架内我国尚无强制性减排目标,但极有可能在2012年后要承担一定量的碳减排任务,这必将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造成重要影响。实行低碳财务管理是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企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因为只有实行低碳财务管理,才能够在资金运动过程中将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经济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构建一套低碳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科学合理地组织资金运动,其目的是保持和改善人类生态资源环境,在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同时实现企业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

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组织各种财务活动所希望实现的最终结果,是企业进行财务管理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能够有效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的实践活动,科学确定财务管理目标对于实现企业良性循环、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财务管理目标既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起点和终点,也是企业财务管理方法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传统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建立在没有考虑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这显然不能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必将导致企业的财务决策行为与低碳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传统企业财务管理往往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而低碳经济下企业财务管理必须要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传统财务管理只注重经济再生产,而低碳财务管理注重的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协调统一。低碳经济时代企业财务管理要突出生态责任,企业不能仅仅以自身经济利益为中心,而是应把自身看作整个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大多数企业所认同的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财务管理目标难以满足低碳经济的要求,不能适应低碳经济所强调的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并重的目标导向。因此,低碳经济时代企业在确定财务管理目标时必须要考虑生态环境。为了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就必须要重新确定财务管理目标。

二、低碳经济传统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述评

(一)利润最大化

企业是一种盈利性经济组织,利润代表企业新创造的财富,是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利润越多表明企业对资源的利用越合理,对社会G D P贡献越大。但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存在以下缺陷:利润是指企业一定会计期间实现的利润额,这种观点未考虑资金时间价值;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这种观点往往忽略了风险价值;没有反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利于不同资本规模的企业之间(或期间之间)的比较;未考虑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只注重权责发生制下的利润,忽视了企业的现金流量;如果片面强调某个会计期间的利润最大化,容易导致企业出现短期行为和弄虚作假的现象。

(二)每股收益最大化

每股收益最大化即将企业的收益和股东投入资本联系起来考虑,用每股收益来概括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将绝对数的利润变成了相对数的每股收益,比第一种观点利润最大化要好,但仍然存在缺陷:没有考虑资金时间价值;没有考虑风险价值;没有考虑现金流量。

(三)股东财富最大化

股东财富最大化是指企业通过合法经营,采取科学财务管理策略,在考虑资金时间价值与风险价值的基础上,为股东增加尽可能多的财富。人们习惯用股票市价代表股东财富。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在一定条件下就演变成股票市价最大化这一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也存在缺陷:把股东利益放在首位,相对忽略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容易导致企业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对大量的非上市公司难以适用,因为非上市公司没有股价可参考;股票市价除了受企业内部因素影响外,也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用一个企业不能有效控制的指标作为最优目标,有些不太现实。

(四)企业价值最大化

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指企业在合理协调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合法经营,充分考虑资金时间价值、风险价值、现金流量、资本结构等因素,采取科学的财务策略,不断增加企业总报酬,使企业的总价值达到最大。企业价值是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反映的是企业未来获得现金流量的能力及其风险大小,它是一个前瞻性概念,也是目前较流行的财务管理目标。但它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企业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企业未来预期的现金流量和企业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的大小这两个因素,而这些因素都是动态因素,很难准确预计。

在全球提倡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我国越来越重视发展循环经济。在不考虑环境资源的条件下,以上几种财务管理目标对引导特定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传统财务管理目标下,企业只是单纯地考虑可以用货币计量的经济效益,而未考虑尚未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不能以货币计量的环境资源的影响,不能准确核算企业的真实经营成果。低碳经济下要求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并重,注重环境保护和合理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正是基于此,低碳经济时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必须有所变革,才能满足低碳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三、低碳经济下企业财务管理新目标——绿色经济增加值最大化

(一)绿色经济增加值的涵义主要包括:

(1)经济增加值。经济增加值(Econom y V alue A dded,简称EV A)等于税后净营业利润与全部资本成本之间的差额。其中资本成本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也包括股权资本成本。经济增加值是从税后经营利润中减去债务成本和股权成本,是所有成本被扣除后的剩余收入。经济增加值是对真正“经济”利润的评价,是表示净营业利润与投资者用同样资本投资其他风险相近的有价证券的最低回报相比,超出后者的价值。

(2)绿色经济增加值。绿色经济增加值是以经济增加值为基础扩充发展而来。绿色经济增加值(G reen Econom y V alue A dded,简称G EV A),是指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全面考虑到环境收益与环境成本,在将短期的财务收益调整为经济收益的基础上,再考虑企业财务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后的价值。绿色经济增加值的计算可以先不考虑环境的影响,按各要素的原始数据计算经济增加值,然后分别确定企业的环境收益与环境成本,将所得到的经济增加值加上环境收益再减去环境成本,即得到绿色经济增加值。企业的环境收益主要包括:企业各种废弃物本身的变卖收入;利用“废物、废气、废水”等生产产品减免税款的收益;排污权交易收入;政府给予的环保补助或补贴;为履行环保责任,银行给予的低息、无息贷款而节约的利息支出;少交排污费、罚款的机会收益。企业的环境成本大致包括:资源消耗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耗用或使用的成本;环境支出成本是指环保设备的购置、运行成本;环境管理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为预防环境污染而发生的间接成本;环境破坏成本是指由于“三废”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破坏的损失。

(二)以绿色经济增加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的优点

绿色经济增加值符合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价值观念,既考虑了资金时间价值,又考虑了风险价值。绿色经济增加值最大化是在传统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如图1所示),它与传统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不同之处在于不单纯的追求经济利益,而是将社会责任、环境效益、资源稀缺等要素都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组成要素。绿色经济增加值既考虑债务资本成本和股权资本成本,还考虑环境成本,要使绿色经济增加值最大化,就要求企业必须充分利用财务资源,这无疑是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正确导向,符合当前全球倡导的低碳经济理念。

(1)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国情。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重点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如果资源配置不合理,将会导致后面环节出现各种不协调问题。同时必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规避市场风险,提高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所以,企业在确定财务管理目标时,仅仅局限于股东这一利益主体是不符合我国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的,必须要努力提高企业财务资源的配置效率。只有绿色经济增加值最大化,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最优的选择。

(2)符合我国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理念。科学发展观主要是指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当今人类越来越重视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依靠“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政府、社区、顾客、员工等)的协调配合,这就使得过去单一的传统财务管理目标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财务管理目标应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要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讲求企业经济利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企业只有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在社会长治久安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绿色经济增加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正好考虑了经济与社会、资源以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和谐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理念。

(3)符合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当前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一项关系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复杂系统工程。绿色经济增加值最大化目标体现了经济与社会、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能够在资金的运动过程中将资源的有限性(充分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社会的效益性(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的保护性(保持生态环境平衡)以及企业的盈利性联系起来。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总和,企业的经济活动必须考虑股东、债权人、经营者、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如果试图损坏一方的利益而使另一方获利,最终必然会导致利益冲突,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以绿色经济增加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充分发挥企业财务管理的中心作用,兼顾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使得各利益主体和谐共生。

(4)符合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环境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环境恶化逐渐加重,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生活健康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共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与传统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相比,绿色经济增加值最大化强调社会责任,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仅仅单纯注重经济再生产能力,而且注重自然再生产,所以说以绿色经济增加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符合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低碳目标 篇3

物流网络是物流活动的载体,从网络的角度来说,就是由线与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物流节点是指物流网络中连接线路的点[1]。目前,物流网络规划的主要研究领域包区域网络规划,正逆向物流网络规划,应急物流网络规划以及复杂物流网络规划等[2,3,4,5]。以上研究均从企业或政府单一角度出发,但从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近五年“两型社会”建设实践来看,政府从“两型”角度规划的物流网络仍未被企业高效运营,由此可见物流网络规划必须整合政府和企业两方的需求。

近年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物流网络的研究已成为新兴领域,2009年,NamS eokK im等[6]对欧洲的部分多式联运组合方式分别进行了物流成本最低和碳排放量最低的多目标分析,但文章没有考虑物流时间因素。2 011年,杨涛[7]研究了低碳经济下的多种运输方式物流网络规划问题,以总成本最低为优化目标,碳排放成本通过碳税来进行计算,但未分析碳税对网络规划的影响。在碳税对物流企业行为的影响方面,2011年,K.M.R.Hoen等[8]指出在欧洲,只有当碳税达到700欧元/吨左右时才会引起企业改变运输方式,而欧洲实际可能征收的碳税将小于30欧元/吨。2 010年我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9]运用CGE模型对我国进行碳税模拟,初步确定10元每吨的碳税,并在2020年升为40元每吨。张明喜[10]、王珂[11]等国内其他学者对碳税税率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结论。由此可见,如果按目前可行的税率征收碳税,那么新增的碳排放成本将不会对企业物流网络规划产生较大影响,这样仍无法将政府要求和企业利益整合起来。所以,笔者认为在进行低碳物流网络规划时,文献[7]所采用的将碳排放作为一项新增成本,以总成本最低为规划目标的方法并不合适。

本文整合政府和企业两方的要求,站在企业角度,追求总物流成本最小;站在政府管理者角度,追求碳排放量最小。因此,本文研究以网络总物流成本最小和碳排放总量最小为目标的双目标低碳物流网络规划问题,分析物流成本时考虑时间惩罚成本,分析运输方式时考虑同一线路上多种运输方式并存的情况。

2 问题描述

企业的销售物流网络一般由生产厂、区域物流中心(RegionalD istributionC enter,简称RDC)、地区销售中心(SalesC enter,简称SC)以及它们之间的物流线路组成,本文研究一个生产厂、若干个区域物流中心和若干个地区销售中心的低碳物流网络规划问题。企业物流网络实践中,在上层物流节点间的干线上,货物运输可能是多种运输方式并存,总货量中一定比例的货物采用公路运输,一定量的货物采用铁路或水路运输;在下层节点间的支线上,只选择公路运输方式进行货物配送。本文站在企业角度,以网络总物流成本最小为规划目标,网络总物流成本包括物流线路的运输成本,物流节点的开设成本和运作成本,以及当货物未及时送达时产生的时间惩罚成本;站在政府角度,以物流网络总碳排放量最小为规划目标,碳排放包括物流线路上的碳排放和物流节点上的碳排放,但一般而言物流线路上碳排放量比物流节点内的碳排放量大很多,且物流节点的碳排放量难以测算,所以本文仅考虑物流线路上的碳排放。

3 模型假设与符号

假设某企业有1个生产厂,n个候选区域配送中心(RDC),m个已知地区销售中心(SC);生产厂和RDC之间的干线运输可以选择公路、铁路和水路三种运输方式,RDC与SC之间只采用公路运输方式完成配送;一个SC的货物只能由一个RDC提供;物流节点中RDC有开设规模下限;网络总物流成本由运输成本、RDC开设成本、RDC运作成本、RDC和SC的时间惩罚成本组成;物流网络总碳排放量由生产厂到RDC、RDC到SC这两段物流线路上所产生的碳排量组成。

本文使用的符号定义如表1所示。

4 数学模型

在以上假定条件下,以网络总物流成本最小和碳排放总量最小为规划目标的双目标规划模型为:

以上网络规划模型的约束条件为:

规划模型中式(1)计算网络的总物流成本;式(2)计算物流线路上的碳排放总量;式(3)计算RDC的单位货物运作成本,考虑到处理货物时有规模效应,因此规模效应系数0<V≤1;式(6)、式(4)分别计算工厂采用各种运输方式运输到RDC的运输时间以及单位货物时间惩罚成本;式(7)、式(5)分别计算货物采用公路运输从RDC送到SC的运输时间和单位货物时间惩罚成本。

计算物流线路碳排放量时,各种运输方式的单位排放系数Ek非常关键,国内外学者已对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2011年,解天荣等[12]研究得到了2008年我国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单位换算碳排放量分别为:0.0556千克/吨公里、0.0165千克/吨公里和0.0133千克/吨公里,本文算例中将采用此碳排放量数据。

5 模型转换与求解

多目标规划模型的主要求解方法包括主要目标法、分层序列法、功效系数法等,以寻求Pareto最优解。多目标规划中,各目标可能代表了不同的含义,此时必须进行统一处理。2011年,万凤娇[13]在研究城市危险废弃物的逆向物流问题时,引入经济效用系数将非成本的目标统一化为成本,并采用线性加权法构造出成本最低的单目标规划模型,此种处理方法简明,但不同内涵目标间的转换系数难以测定;另有学者采用模糊规划的方法处理多目标问题[14,15,16,17,18],通过模糊隶属度函数将不同含义的目标统一成无量纲的隶属度单目标函数进行求解,本文也采用此种方法将前文所提多目标规划模型转换为单目标规划模型。

首先,分别计算网络总物流成本和碳排放总量的模糊隶属度,计算方法如下:

式(13)中,Z1为通过式(1)计算的网络总物流成本,Z10和Z11分别表示网络总物流成本的理想值和最差值;式(14)中,Z2为通过式(2)计算的网络碳排放总量,Z20和Z21分别表示可以网络碳排放总量的理想值和最差值。

然后,将多目标函数转换为单目标函数:

式中,a1,a2分别为两个目标模糊隶属度的计算权重。此时,低碳销售物流网络规划模型的求解将按以下步骤进行:

Step1:根据式(1)及约束条件,求解网络总物流成本最小的单目标问题,得到总物流成本的理想值和最差值。针对所研究的低碳销售物流网络,不考虑时间惩罚成本,将工厂到RDC的各运输方式运价与距离相乘,选取乘积最小的运输方式,在此条件下可求得网络物流成本的理想值Z10;考虑物流网络的实际情况,求解单目标规划,得到成本优化值,再根据规划要求,将优化值放大一定倍数,从而得到网络物流成本的最差值Z11.

Step2:根据式(2)及约束条件,求解网络碳排放量最小的单目标问题,得到碳排放量的理想值和最差值。针对所研究的低碳销售物流网络,将工厂到RDC的各运输方式碳排放系数与距离相乘,全部采用乘积最小的运输方式时碳排放量最小,全部采用乘积最大的运输方式时碳排放量最大,所以分别在这两种条件下,可以求得碳排放量的理想值Z20和最差值Z21.

Step3:根据式(13)、式(14)分别计算网络物流成本和碳排放量的模糊隶属度,根据式(15)计算总隶属度,以总隶属度最大的解作为多目标问题的规划解。

6 算法设计

物流网络规划模型一般需要采用启发式算法编程记算求解,各种算法中遗传算法(GeneticA lgorithm)对目标函数的可微性、凸性等均无特殊要求,并具有极强的鲁棒性和内在的并行计算机制,在求解组合优化领域的NP问题上显示出强大的搜索优势[19]。因此,本文也采用遗传算法对前文所提模型进行求解。

本文染色体种群为三维结构,如图1所示,Z轴为1表示第1个染色体,X轴为1、2、3表示第1、2、3种运输方式,即公路、铁路和水运,Y轴从1至n为n个RDC,其对应的列上三个数值代表各运输方式承担的运量比率。Y轴从n+1至n+m表示m个SC,此部分各列上X=1的元素为u,u是1至n的任意值,X=2和X=3的元素为0。

染色体种群在交叉、变异以及小生境选择[20,21]等操作后,将染色体解码,代入目标函数的计算式并得到目标函数值,然后计算各目标的模糊隶属度以及总模糊隶属度,将适应度定义为总模糊隶属度。由于算法中染色体的基因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是工厂到RDC的运输方式分担比的集合,后部分是SC的货物提供者的集合,所以交叉和变异操作均是染色体前后两部分分别进行,变异操作中,前部分染色体也包括两种情况:(1)因在初始种群中极少产生某种运输方式分担比为1,其它两种方式为0的基因,交叉操作也不可能产生这种基因,所以在变异中以很小概率产生这种基因;(2)采用同一列随机两个元素间交换的方式进行变异,以保证总和为1。而后部分染色体表示SC的供货RDC,可以随机从n个RDC中选取一个代替原来的选择。当迭代次数达到设定的最大进化代数时计算终止,选择适应度最大的染色体对其进行解码得到最优规划方案。

7 案例分析

某企业在长沙有1个生产厂,在湘北地区的岳阳、益阳、常德市区及其所属主要县设有14个SC,3个市区作为候选地可建RDC,市区内的SC与本地RDC间距离假设为0。规划模型所需各参数如表2、表3、表4、表5所示。

本文利用MATLAB软件,依据设计的算法编程,根据求解步骤进行求解。设置初始种群由200个染色体组成,代沟取0.9,交叉率取0.85,变异率取0.2,最大迭代次数取800次。

首先,分别求解网络总物流成本和碳排放量的单目标规划,适应度定义为各目标函数值的倒数,将单目标规划的最优解适度减小并取整得到各目标的理想值,将单目标规划的较劣解适度放大并取整得到各目标的最差值,计算结果如表6。

然后,根据单目标规划结果,采用模糊规划方法将多目标转换为单目标规划并进行求解,将适应度定义为总模糊隶属度,在模糊隶属度计算权重组合[0.5,0.5]下进行计算机仿真,计算过程如图2所示,计算最优染色体如图3所示,将最优染色体解码可得多目标优化结果。

修改模糊隶属度计算权重组合,在多种情景下进行求解,得到多目标规划结果,如表7。

表7仿真表明,不同模糊隶属度权重下,物流网络的基本构成一致,均选择了三个RDC,每个RDC的服务对象相同。三种权重组合下的多目标求解结果构成一组Pareto最优解集,当物流成本的权重系数较大时,生产厂至RDC选择铁路运输方式,使网络总物流成本较小;当碳排放量的权重系数较大时,生产厂至RDC选择水路运输方式,使网络碳排放量较小。公路运输虽然在运输时间上有优势,但在时间惩罚系数较低时,因运输成本和碳排放量较高,所以未被采用。

在模糊隶属度权重[0.5,0.5]的组合下,对不同的RDC与SC时间惩罚系数组合进行计算机仿真,得到多目标规划结果,如表8。

表8仿真结果表明,不同时间惩罚系数组合下,物流网络的基本构成一致,均选择了三个RDC,每个RDC的服务对象相同且与表7中结果也相同。随着RDC时间惩罚系数增大,工厂与RDC间运输方式会逐渐从速度较慢的水路、铁路运输向速度更快的公路运输转变,时间成本逐渐下降,碳排放量逐渐上升,当时间惩罚系数增大至一定程度后,网络将选择时间成本最小的运输方式组合,此时继续增大时间惩罚系数,网络结构将不再发生变化。

在当前政府未对碳排放采取约束、企业对物流时间要求较高的情况下,企业最可能选择的网络规划结果是表8中的方案4,这与目前的物流市场情况基本符合。今后,政府对碳排放可能采取设置碳排放限额或排放许可证制度等管理手段[22],届时企业物流网络构成将发生改变。

8 结语

本文在低碳经济发展环境下,针对销售物流网络规划问题进行研究,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为:(1)描述了低碳销售物流网络的基本结构,指出物流线路上存在多种运输方式并存的情况,并在模型中进行体现;(2)将企业需求与政府要求进行整合,建立了多目标规划模型;(3)设计了基于遗传算法的求解算法,并进行了仿真验证;(4)所提规划模型与算法能较好地弥补当前低碳物流网络规划领域的研究不足,为政府与企业齐心协力发展低碳物流提供参考。

低碳目标 篇4

1 建立科技政策创新机制, 增强低碳技术储备

低碳经济发展瓶颈的破解有赖于科技的突破和创新。全球经济的发展期待着新的科技突破来引领, 在科技突破尚未有重大突破之时, 要紧紧把握科技的前沿问题, 致力推动科技创新, 通过低碳技术创新实现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节能减排目标。

1.1 推进促进低碳技术研发的激励机制的建设

1.1.1 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导向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低碳经济的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要求给企业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同时也为企业在低碳技术方面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一方面技术创新从投入到产生效益的时间间隔较长, 且技术创新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若非企业产品或企业生产过程进入了产品生命周期的衰退期, 企业通常缺乏足够的动力去实施技术创新、完成技术替代。再加上技术创新收益具有非独占性的特征, 复制技术要比创新技术容易得多, 因此, 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往往需要必要的激励, 包括产权激励、市场激励、政府激励和企业内部的激励。很显然, 低碳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共性技术, 是一种能对一个产业或多个产业的技术进步产生深度影响的技术[4], 与其他技术组合后能广泛应用于一定范围和领域内的企业。因此, 低碳技术创新更需要企业之外激励机制的引导和推动, 政府不仅要为企业、研究部门等营造有利于低碳技术创新的环境, 还要直接参与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 采用政府引导和市场导向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推动低碳技术创新。

1.1.2 通过政府激励带动企业的技术创新激励。

如传统的技术创新, 低碳技术创新包括研发、示范、应用和推广四个阶段, 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 期间伴随着能源供需格局的变化、新能源技术的革新等, 还会产生许多的不确定性, 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个主体的共同参与。政府在低碳技术研发阶段的资助对低碳领域内的技术创新具有重大的影响, 它弥补了企业对低碳技术创新早期阶段的资金供给不足, 降低了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风险, 通过解决低碳应用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 为低碳技术的产业化奠定坚实基础。通过政府激励带动企业的技术创新激励的方式包括:

其一, 通过政府资助或合理引导社会资金等方式, 联合产、学、研究, 完成低碳领域的一些重要的基础性技术研究。对于一些关键的和共性的技术研究, 由于初始投资大, 企业出于风险—收益的考虑, 往往会回避在这些方面的技术投入。这时, 就需要政府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 通过政府资助或合理引导社会资金等方式, 加强对基础性技术的研发, 解决技术创新上的市场失灵问题。

其二, 通过对技术创新者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补贴等手段, 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活动的良性发展。

其三, 通过政府手段, 提高低碳技术创新企业的声誉和地位。对实施节能减排科技工程项目、清洁生产科技示范企业以及在低碳节能技术研发和推广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5]。维护低碳技术创新企业的良好声誉, 营造发展低碳技术的社会氛围。对于国有企业, 可以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创新能力建设和企业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等指标纳入企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范围, 提高技术创新者和企业的社会地位和声誉。

1.1.3 完善产权激励机制, 确保技术创新企业获得应有的市场激励。

企业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 尤其是在一些共性技术的研发方面, 存在着较大的外部效应, 这是造成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产权规定了人们与创新成果之间的关系, 也使得产权成为激励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制度。通过引入产权制度, 如知识产权等, 界定技术创新成果的所有权关系, 技术创新的外部效应能得到内部化, 为技术创新活动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从而保护技术创新者的收益。

鼓励技术作为生产要素以多种形式参与收益分配, 技术要素在发明创造、科技成果研究开发及转化等活动中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后, 以多种形式按一定数额、比例给予科技成果的完成者和转化实施者相应报酬。

1.2 以碳捕集与封存等关键技术为导向, 抢占低碳技术战略高地

低碳技术应用领域广泛, 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CO2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低碳技术将彻底改变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全球能源利用的结构, 引领能源利用方式的全新革命, 而低碳技术则是实现低碳化发展的关键手段。

拥有自主核心技术是低碳能源产业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也是低碳能源不断降低成本, 获得市场生存能力的关键。近年来, 主要发达国家都致力于新能源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利用, 以期抢占低碳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能源利用效率还有较大差距, 以高能效技术来看, 发达国家的综合能效, 也就是一次能源投入经济体的转换效率达到45%, 而我国只能达到35% (邹骥, 2007) 。应重点实现低碳能源技术突破, 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低碳社会消费模式。

各地区应依据自身的产业特色, 加大有利于本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推进电力行业中煤电的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 (IGCC) 、高参数超超临界机组技术、热电多联产技术等节能减碳技术的产业化。努力提高冶金、化工、建筑等领域的节能和能效提升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方面, 积极推动大型风力发电设备、高性价比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燃料电池技术等方面的技术创新。要依托本地区的产业优势和低碳技术需求, 促进关键性低碳技术创新, 抢占低碳技术研发的制高点。

1.3 依托重大项目, 实现低碳核心技术的突破

近年来, 我国依托一些重大示范项目的建设, 实行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方式, 集体攻关、重点突破, 实现了一些低碳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如通过华能沁北、玉环电厂等超临界、超超临界示范项目的建设, 实现了火电关键设备的国产化, 也掌握了燃煤机组的先进制造技术[6]。也即是, 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的差距是可以改善的, 实际上, 中国在面临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下, 是可以发挥后发优势, 赶超低碳技术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

各地区应利用自身低碳产业发展的优势和特色, 依托节能减排和低碳领域的重大项目, 集中科技资源, 对节能减排关键共性技术进行重点研发, 实现关键低碳技术的创新。

1.4 建立低碳技术示范区, 推广适用的低碳技术

总体来说, 低碳技术是对传统资源利用方式的一次全面的革新, 但新技术对传统技术的替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甚至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 并不是所有最尖端、最先进的技术都能被采用, 最后被推广应用的往往是在一定条件限定下最为经济、合适的技术。辩证的来看, 技术的推广应用应是随不同的生产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而存在着差异的。因此, 面对低碳技术的革新, 应该选取合适的区域建立低碳技术示范区, 既能推广适用的低碳技术, 又可以发挥区域产业优势, 提升区域的产业结构层次, 从而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

加强现有节能减排先进适用技术的集成配套, 通过节能减排与清洁生产企业的技术示范, 推进低碳技术的应用与革新。选择成熟的地区, 以争创“全国低碳经济示范区”为目标, 抓住列入“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契机, 积极创建全国低碳经济示范区, 推进低碳技术的创新与示范。

依托生态示范城市, 优先试验国家最新低碳生态的政策技术标准, 引导绿色交通、绿色市政、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等专项示范项目优先在这四个示范区建设。

2 健全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体系, 改变对传统“高碳”经济的路径依赖

受传统GDP主导绩效考核的影响, 环境污染等公共政策实施的效果在绩效考核的实际操作中往往被弱化。在节能减排目标的约束下, 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一步就是逐渐改变以GDP为主导的政府绩效考评体系, 强调碳排放及其它污染物排放量指标, 引导工业企业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改变对传统“高碳”经济的路径依赖。

2.1 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原则, 制定涵盖环境指标的政府绩效考评体系

工业经济处在碳锁定的状态, 尤其是锁定在碳密集的化石燃料能源系统中, 这是由技术和制度共同演进的过程中路径依赖所产生的报酬递增所引起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碳锁定效应会引起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失灵。从直接原因来看, 长期以碳为基础的能源系统受益于报酬递增可能会产生“锁定效应”, 妨碍低碳、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的创新。而从深层次来看, 强调工业化的发展路向、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特定阶段、“GDP崇拜”的发展观等因素是碳锁定不能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变迁的宏观原因, 受益于现有制度的参与者将试图维持该种制度 (包括政府、企业以至个人) , 这就进一步强化了现存技术系统的锁定。因此, 要改变对传统“高碳”经济的路径依赖, 首先需要政府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出发, 调整政府绩效考评体系, 改变“惟”GDP的经济发展目标, 重视低碳、节能等方面的环保目标, 从而合理引导生产、生活中的各种耗能行为。

这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议题, 然而在实践中, 政策的实施过程往往摒弃了福利最大化的原则。我们往往关注着经济增长带来的GDP总量的膨胀, 却忽视了工业经济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等对卫生健康状况、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等经济发展质量的侵害。

将帕累托的理论推而广之, 跨时间来看, 经济增长模式对资源的配置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即是可持续发展;跨空间来看, 经济发展过程不能只是强调一个领域 (或几个领域) 满足程度的提高而损害了另一个领域的满足程度, 也即是经济增长不能以危害生态环境、生活质量等为代价。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出发, 则是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领域的协调发展。

而从肯尼斯·阿罗 (1951) 的研究来看, 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 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 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因此,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诸多经济主体之间, 是无法从不同的企业偏好、个人偏好中选择出共同一致的顺序的, “不可能”达到共同一致的社会偏好。也就是说, 在改变对“高碳”经济路径依赖的过程中, 市场机制存在着市场失灵, 必须通过政府的引导, 制定涵盖环境指标的政府绩效考评体系, 减少碳排放及废弃物的排放, 实现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政府主导的从“高碳”向“低碳”转变的制度变迁, 首要的是要确立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向, 将低碳节能、环境质量等指标作为政府绩效考评的重要一环, 引导企业、居民走低碳节能之路。一些学者对低碳政府指标体系有过研究[7], 认为考量或分析政府的低碳能力时, 可以从低碳引导力、低碳管理力、低碳自制力和低碳保障力四个层面进行评价。改善传统的政府绩效考评体系, 关键是要将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纳入, 在此主要体现为政府的低碳引导力和低碳保障力指标, 即从政府行使政治职能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展开。

2.2 夯实政府对企业的低碳政策监管, 改变工业生产领域的高碳路径依赖

低碳经济的转型要求对现存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 运用制度手段将低碳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效益内部化, 使企业融入到低碳经济的革新中来。从考核政府低碳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方面来看, 要充分行使政府的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的管理能力, 即通过经济职能加强对工业企业的管理, 主要包括对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市场监管能力、对环境状况的管理能力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生活领域的碳排放是随着居民生活方式和能耗观念的变化而逐渐改善的, 是一个非强制性的、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 外在制度的推动并不能迅速带来碳排放的降低;而工业生产领域的碳排放如果通过低碳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则可以达到明显改观, 特别是低碳技术手段在生产领域中的运用和低碳方面设备的更新等, 因此, 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是必需的。在制度安排上, 要通过多种手段对低碳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强调政府对工业生产企业的监管功能, 改变工业生产领域传统上的高碳消耗路径依赖。

2.2.1 建立企业低碳生产标准与技术规范, 提高新设企业的进入门槛。

工业企业作为保障低碳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力军, 节能减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可以预期的未来, 欧盟国家会以生产产品的高碳为由拒绝进口中国企业的产品, 或对其课以高额关税, 这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出口型生产企业。在工业企业普遍存在碳锁定效应的前提下, 需要采用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式, 制定有利于促进企业低碳技术发展的生产标准与技术规范, 逐渐引导企业改变高耗能的生产方式, 适应企业国际化的要求。这包括积极进行企业的碳足迹核查与产品的碳标签认证等。政府应积极推动适合中国工业企业的低碳生产标准, 对生产企业实行限期内改造, 并通过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手段加大对企业的低碳改造和革新的补贴, 而对于新设企业则要设定低碳方面的进入门槛, 约束企业在生产投资的初始阶段就遵循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路径。在此过程中, 政府主要承担着对企业的引导与监督作用, 通过建立和完善市场准入标准、环境标志和能效标识认证体系等方式, 逐渐禁止未获得低碳认证的产品进入市场交易。

2.2.2 建立低碳信息披露机制, 监督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行为。

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改变工业生产企业对当前高能耗的路径依赖, 政府应促进企业建立起科学的碳排放核算体系, 监督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行为, 通过企业低碳信息的披露, 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向低碳路径迁移。

在低碳经济时代, 企业需要履行的责任除经济范畴外, 还扩展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领域。企业除了通过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增加社会商品的供给外, 还必须履行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责任, 这既包括为社会提供符合低碳认证的商品和服务, 也包括将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和低碳技术方面的进度适时披露。企业信息的披露主要体现在企业的会计信息中, 而现行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较少地反映环境方面的内容, 或主要反映生产成本、收益等经济方面的信息, 即使有对环境方面内容的披露也仅是给出相关的投入总额, 无更实质性的内容, 不利于政府监管部门对企业的追踪。同时, 企业缺乏主动披露环境信息的意愿, 然而政府部门、企业投资人 (及债权人) 、消费者需要了解企业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指标和“低碳化”程度。此外, 在政策上缺少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和准则的约束, 造成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的随意性较大, 信息参考价值不足。在低碳经济时代, 政府应促使企业拟定合乎规范的低碳信息披露机制, 通过定期或不定期核查低碳信息的真实性, 从而对企业形成约束, 形成发展低碳经济的良好氛围;而对企业在低碳方面信息的掌握, 有利于政府部门制定低碳经济的发展规划、落实低碳经济发展的责任, 推进企业的低碳化改造。

可考虑运用低碳经济中的指标体系完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内容。将工业烟尘去除率、工业粉尘去除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倍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单位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浓度等相关指标纳入企业低碳信息披露的列表, 以便政府在宏观层次上更好地衡量化学需氧量与人口之比、工业废水排放达标比重、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单位GDP能耗平均下降速度等指标, 从而有效地监控低碳经济转移的路径, 推进工业企业在低碳技术和低碳革新方面的进程。

3 收入与支出政策双管齐下, 发挥财政政策的支持与约束作用

财政政策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对能源、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进行重新配置, 通过收入和支出政策来纠正经济发展中的外部性 (Richard A.Musgrave, 1959) ,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低碳排放。

3.1 综合运用多种财政政策, 强化政策使用的协同配套

“十二五”期间, 国家对节能减排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完成“十二五”期间的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 必须进行政策创新, 运用多样化的财政政策工具, 强化政策的集成使用。

一般来说, 各种财政政策工具都有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如财政补贴能有效地刺激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但容易产生寻租和搭便车行为;碳税或能源税的征收能够有效地抑制能源的消费, 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发展, 同时也缺少对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因此, 要将低碳减排作为整体, 建立系统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突出政策的综合集成与协同配套, 统筹安排财政预算投入政策、低碳财政补贴政策、低碳转移支付政策、低碳产品政府采购政策、低碳税收激励与约束政策等, 既重视政策的激励作用又要重视政策的约束作用, 发挥政策合力, 全面推进产业低碳化、交通清洁化、建筑绿色化、服务业发展集约化、主要污染物减量化、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化等。

3.2 加大低碳财政投入, 全面扶持低碳产业和低碳技术发展

加大财政预算投入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之一。发展低碳经济, 低碳技术是关键。但对于私人部门来说, 低碳经济相关技术的研发在成功率和回报率上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导致企业往往缺乏发展低碳技术的动力。因而西方发达国家通常运用财政预算资金对企业进行资助或直接进行开发, 以解决这一现实存在的矛盾, 如英国、日本、美国、欧盟等。在我国财政的经常性预算中, 虽有一部分资金用于节能减排, 但基本都分散于一些其他项目之中, 没有用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专项资金, 出现了公共财政的“缺位”。因此, 各级政府应当创造条件建立起“低碳预算”:在经常性预算中, 增设低碳经济发展支出科目, 安排相应的财政支出预算, 并规定其支出额度及每年的增长幅度, 建立财政预算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在建设性预算中, 加强财政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投资力度, 稳步提高低碳经济发展投资占预算内投资的比重, 促进低碳技术的提高与进步[8]。

在项目安排上, 首先, 应增加对节能减排科技的研发、示范和推广的投入力度。重视对节能减碳技术方面的投入, 加大对已设立的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的支持力度[9], 整合用于节能减排的各项财政资金投入, 建立专项资金, 形成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其次, 加大对新能源研发与利用的投入力度。再次, 加大对低碳、低能耗城市建设的投入力度。

3.3 完善低碳财政管理体系, 提高财政资金支持的效率

低碳经济的发展涉及到广泛的利益主体, 既包括企业的各种低碳减排经济行为也触及一些低碳项目的开展运行。要保证财政政策的作用有效发挥,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式就非常重要。从公共财政的理念出发, 要提高财政资金投入的效率, 必须建立相应的政策效果评价和监督机制, 通过定期对财政政策工具的效果进行评价[10], 充分发挥政策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着实实现财政投资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各项财政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进行阶段性的评估, 也有利于及时调整政策工具使用的方向和强度, 以产生最优的财政政策效应。

财政预算安排的各项低碳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需明确资金申报条件、拨付使用等规定, 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办法。在资金分配方式上可以实行“以奖代补”等方式, 将对企业节能减排的奖励资金与企业完成的节能减排实际工作量及工作进度相挂钩, 并缩短对企业奖励 (补助) 的时滞。

在资金的监管使用方面可以借鉴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做法: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专门聘请具有温室气体减排量审核资质的中介机构以独立第三方身份对会员每年实现的减排量进行专业核查, 定期出具核查报告, 并以核查报告为基础, 确定每个会员可出售或需购进的减排量规模, 以保证会员按照交易所规则履行减排义务。借鉴其经验, 可以利用我国现有的审核、公证行业资源, 并积极培养专业性的节能减排监测、审核中介机构, 逐渐依靠独立第三方的力量来监测与审核企业的低碳经济执行情况, 保证国家财政支持资金的使用效率[11]。

3.4 调整并完善低碳财政补贴的环节和方向

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外部性, 低碳技术的研发也具有较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 市场机制在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上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 鼓励企业发展低碳经济, 支持节能环保产品的推广和使用, 能有效地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步伐, 因此, 财政补贴也成为了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一种比较流行的激励措施, 如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等。

实际上, 低碳财政补贴关键是在补贴的环节和方向选择上。财政补贴能够通过影响生产成本或商品价格, 改变资源配置结构以及商品、生产要素的供需结构。长期以来, 我国的财政补贴范围较广, 涉及工业、农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以及居民生活各方面, 使补贴成为了一种常态, 失去了财政补贴政策工具作用的初衷, 还造成了价格杠杆的失灵, 难以实现补贴政策的导向作用。因此, 在我国低碳财政补贴政策的实施方面应处理好如下几个问题:其一, 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补贴应主要体现在特定群体的消费环节, 而不在流通环节。[12]其二, 对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补贴应主要集中在低碳技术研发和创新环节, 而不是体现在加工制造环节上。其三, 尽管财政补贴不能作为一种长期政策选择, 但是鉴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 能源在整个经济中的贡献率只有10%左右, 而新能源在能源中所占的比重不足10%[13], 新能源产业仍较为弱小, 财政补贴还需要支持一段较长的时间。

3.5 加强地方财政资金与中央的协同配套, 加大低碳领域的转移支付力度

转移支付是各级政府通过一定形式和途径转移财政资金的活动, 为补充公共物品以调节和均衡各地区政府财力水平的一项政策手段, 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之一。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发挥转移支付政策工具的作用, 通过制定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对节能减排产业、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产业的资金支持力度。

从国家层面上来看, 中央财政应加大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节能减排给予财政支持和奖励, 以增强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同时, 低碳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既要在资金投入上满足各级政府行使基本职能的需要, 又要实现对地方政府开展低碳节能减排的激励, 这需要制定完善的低碳财政转移支付管理政策。

3.6 完善低碳产品的政府采购制度

低碳产品的政府采购与绿色政府采购的实质是一致的, 是指政府采购在保证质量和提高效率的同时, 应该从社会公共的环境利益出发, 或从全球的视角出发, 综合考虑政府采购的低碳、环保效果, 采取优先采购与禁止采购等措施, 促进企业、社会对低碳、节能、环保产品的认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绿色政府采购蓬勃兴起,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通过专门立法或政府令的形式强制推行或鼓励绿色政府采购政策, 借助其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自2004年起, 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印发了《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出台了《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但普遍来看, 政府采购规模的增长并没有体现政府机构节能的发展要求[14], 政策对引导节能产品的推广作用不明显。今后, 低碳产品的政府采购要继续推进以下几项工作:其一, 推进低碳产品的绿色认证工作;其二, 扩大低碳政府采购的产品范围和比重;其三, 建立公开透明的低碳产品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

3.7实施多元化的税收政策, 充分发挥财政收入政策的约束和激励作用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来源, 主要通过税种、税率来确保国家财政收入, 调节社会经济的分配关系, 以满足国家履行政治经济职能的财力需要, 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分配。在低碳经济发展领域, 税收能向生产者和消费者传递明确的价格信号, 刺激生产者调整生产方式、引导消费者改变消费模式, 从而实现节能减排。同时, 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 税收能够提供持续的约束或激励作用, 使低碳经济的发展在市场机制调节的作用下走上正轨。此外, 通过新设与低碳经济和节能减排相关的税收, 能够对企业的能源消耗活动起到抑制和约束作用;而通过减轻低碳企业的税负, 又能激励企业增加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投资。

3.7.1 修订和完善现有税种, 构建有利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

将现有税种中涉及节能减排部分的税种———包括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 列入税收调整范围, 扩大征税范围、改变税率和计税依据等, 发挥税收的约束作用。 (1) 资源税:扩大现行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将水资源、森林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以及必须保护性开发利用的资源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现行资源税的税率, 使资源税的征收额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保持联动, 或改从量征收为从价征收;改变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 按生产经营者的实际产出数量计征, 并将资源税的征收与资源的储量变动相挂钩。 (2) 增值税: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不可再生、非清洁资源按高税率征收增值税;对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按低税率征收;对利用清洁能源生产的无污染产品实行增值税减免或者增值税返还政策。 (3) 消费税:将易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消费品, 如能耗高的私人交通工具、使用氟利昂的产品等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资源消耗量小、对环境污染较小的清洁产品实行免征或减征消费税[8]。

3.7.2 实施低碳税收优惠政策, 激励企业增加对节能减排的投资。

实施低碳税收优惠政策需要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性质的不同, 通过税前扣除、免征税等方式, 给予企业差异化的税收优惠。在发达国家, 税收优惠也是常用的激励措施之一。

税收优惠政策是从应收税额中扣除一部分, 通过少征税来减轻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 以鼓励其生产和使用低碳节能技术和产品。参考发达国家的做法, 可以对推广和使用低碳技术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 完善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 激励企业在低碳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及研发活动。在企业所得税方面, 对企业在节能减排设备上的投资实行再投资退税、加速折旧、递延纳税等多种优惠方式, 对企业用于节能减排技术研发的费用增大税前扣除比例, 或允许其税前列支[15]。通过实行低税率、减征、免征等税收优惠方式, 鼓励企业参与低碳经济的共性技术及碳捕获、碳封存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3.7.3 研究碳税的征收方式和方法, 适时征收碳税。

碳税是指针对CO2排放所征收的税, 对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希望通过削减CO2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

碳税的征收使得高耗能的非清洁燃料成本变高, 从而促进企业、社会及个人减少非清洁燃料的消耗, 并能促进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同时, 碳税的征收也增强了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的成本竞争力, 使它们能与价格相对低廉的非清洁燃料相抗衡。此外, 碳税政策可以使不同企业根据各自的控制成本来选择控制量, 相较于排污标准等其他控制手段来说, 在管理和实施成本上也具有明显的优势。

4 创新碳金融政策, 推动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

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 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金融安排, 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其兴起主要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以及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融资问题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根据《京都议定书》设定的目标, 要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 每年所需投入的资金大概为1700亿~3000亿美元, 而当前世界投入的总量还不足100亿美元, 低碳经济融资缺口非常大。

4.1 遵循市场机制在碳融资中的主导作用, 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

尽管低碳经济的浪潮给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但不论是从河北省还是从全国来看, 碳融资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广泛和深入。而在当前, 碳融资问题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以市场还是以政府为主导。

在低碳融资机制的建立上, 首先应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机制是一个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选择, 通过价格信号传递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供需信息, 依托优胜劣汰机制使资金流向更具投资价值的项目和企业。但是在推动低碳融资上, 必须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通过政府资金和政策的介入, 引导私人资本进入低碳经济发展领域, 逐步建立起低碳融资的市场机制 (Tae Yong Jung, 2011) 。

同时, 在推动低碳融资方面, 政府应根据低碳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有区别的政策:对于尚不具备市场竞争力但有商业开发前景的可再生能源, 政府应当建立公共基金以支持;对于接近商业化的可再生能源, 仍需政策的支持, 但更多的应是金融政策, 激励私人资本的进入, 逐步减少公共资金的支持;如对于达到商业化发展程度的可再生能源一般占有较稳定的市场和稳定的现金流, 政府的干预应当弱化 (潘家华, 2011) 。

总之, 政府要营造有利于碳金融发展的环境, 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标准、规则, 提供相应的措施, 鼓励金融机构参与节能减排领域的投融资活动, 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通过降低清洁发展机制 (CDM) 项目的相关税率、延长免税期等方式, 对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的收入予以税收优惠, 从而提高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积极性。此外, 采取碳金融项目贷款额度内存款准备金要求的适当减免, 加大碳金融项目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 以促使金融机构的业务向碳金融领域倾斜。

4.2 构建区域碳交易平台, 逐步融入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的建立

碳交易本身就是一种金融活动, 碳交易市场的建立有助于增加资金的流动性, 能够高效地配置资金等生产要素进入低碳经济发展领域。2008年,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相继成立, 有效的促进了全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近年来, 我国在全球碳交易第二大市场———清洁发展机制 (CDM) 市场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拥有者丰富的碳减排量资源, 但却始终处于全球碳市场价值链条的低端, 其市场发展成熟度与发达国的碳金融市场相比差距还很大。因此, 迫切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 建立统一的碳交易标准、统一的信息平台等, 提供碳排放指标的供求信息, 联动各地环境交易平台的价格, 以推动低碳经济融资的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培育碳交易市场体系, 使碳排放量的稀缺属性突显, 体现出其真实的市场价值;将碳交易项目从场外逐步吸纳到场内交易平台上, 通过公开、透明、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机制, 实现有限碳排放量的交换价值。

4.3 创新碳金融产品和服务, 活跃碳金融市场

低碳融资的渠道或工具主要有:碳市场、碳基金、低碳信贷、合同能源管理以及以碳税和低碳补贴为主的公共财政融资等。实际上目前金融部门有关碳融资的业务相当有限, 部分银行开展了一些基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的金融服务, 其他基于碳的产品基本没有, 使得碳融资的作用远远未发挥出来。碳金融的兴起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既要减缓气候变化对经济金融体系的负面效应, 又要在适应气候变化中把握机遇, 提供管理气候风险的金融产品和投融资服务 (陈游, 2009) , 因此, 银行要在项目的风险识别、产品设计与责任营销中注入低碳理念, 以体现银行的社会责任。

国际范围内的商业银行已纷纷涉足于碳金融领域, 其业务范围也逐步渗透到碳交易市场的各个环节。荷兰银行推出一系列永续经营的全球性私募股权基金, 并参与碳交易、碳交易结算以及融资;比利时富通银行提供碳交易、碳交易对手服务和碳金融类的融资等。这些商业银行在原始碳排放的生产环节中, 针对低碳项目为企业提供贷款;在二级市场上充当做市商, 为碳交易提供必要的流动性;为碳交易设计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并提供相应的风险管理工具[16]。兴业银行在2006年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推出了“能源效率融资项目”, 之后又推出了多种新型的碳金融产品, 如CDM项目融资、碳买卖代理等。因此, 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推出应能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推动低碳经济的建设, 以不断提高社会福利。 (1) 建立可操作的碳投资基金。碳基金是集合各类投资者的资金, 专门投资于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或在碳交易市场从事碳信用交易的基金, 是低碳领域资金投资的重要来源。碳基金吸引着金额庞大的风险资本、对冲基金、共同基金与养老基金寻找节能减排领域的市场机遇[17]。实际上, 中国碳基金是国际碳基金的本土化, 其重点投资是以节能减排为基础产业题材的“原始股”, 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金融工具的创新。碳投资基金的设立和运营, 能有效的为节能减排等低碳项目进行融资, 促进碳市场交易的发展。 (2) 开发与低碳减排相关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可根据碳排放权市场发展趋势, 推出与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荷兰银行与德国德雷斯顿银行率先推出追踪欧盟排碳配额期货的结构性理财产品, 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也推出了收益率与海外CO2排放额度期货价格相挂钩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的低碳属性主要通过如下方式体现: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环保概念股票相挂钩, 与气候交易所的排放权期货合约挂钩, 与世界级权威机构的水资源、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等环保指数相挂钩[17]。

4.4 培育碳金融机构, 完善碳金融中介服务

清洁发展机制 (CDM) 项目的链条长、环节复杂, 不仅涉及环境领域, 还包括经济、法律、管理等领域的知识, 且融资过程需要担保机构的介入、合同的订立需要法律机构的协助, 因而CDM项目蕴含着对金融中介服务的巨大需求。由此, 应积极培育碳金融中介机构, 通过完善中介服务, 推动低碳融资活动。主要可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1) 培育参与碳金融的咨询、评估等中介机构, 为投资者和融资者正确把握投资收益和风险提供决策依据。 (2) 鼓励专业性的中介机构参与到碳金融业务过程中, 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项目风险。 (3) 加强商业银行与国内外碳金融服务中介机构的合作。商业银行 (如荷兰银行) 凭借其广泛的客户基础和交易网络, 能为碳交易各方建立沟通的桥梁, 提供代理、资金账户管理、财务顾问及碳基金管理等服务, 获取中间业务收入。 (4) 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以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身份向项目业主提供各种金融服务, 扩展中介服务的范围, 加速其服务的深度。

摘要：从四个主要方面分析政策创新的思路。在低碳科技政策方面, 要推进促进低碳技术研发的激励机制的建设, 并以碳捕集与封存等关键技术为导向, 抢占低碳技术战略高地, 同时依托重大项目, 实现低碳核心技术的突破;在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体系方面, 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原则, 制定涵盖环境指标的政府绩效考评体系, 夯实政府对企业的低碳政策监管, 改变工业生产领域的高碳路径依赖;在财政收入与支出政策方面, 要综合运用多种财政政策, 强化政策使用的协同配套, 实现收入与支出政策双管齐下, 发挥财政政策的支持与约束作用;在低碳金融政策方面, 要遵循市场机制在碳融资中的主导作用, 并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 推动碳交易市场的建立, 创新碳金融产品和服务, 完善碳金融中介服务。

低碳目标 篇5

由于逆向物流有不同于正向物流的复杂性和对专业设备、技术、人力的依赖性, 例如, 逆向网络的构建要考虑是否需要建立回收网点, 是否需要重新建立回收中心、废品处理中心以及分销中心等, 正是这些特性, 逆向物流活动往往超出了企业自营的运作能力范围, 选择第三方逆向物流成为企业的明智之举。目前, 越来越多的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已开展了逆向物流业务。逆向物流不仅可以创造经济效益, 也可以带来环境生态效益, 如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节约对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3]。因此, 如何在低碳经济条件下选择和评价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是企业面临的重要决策问题。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物流网络合作伙伴的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很多评价与选择合作伙伴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已有的研究主要有三个特征: 一是集中在供应商对制造商、物流企业对供应商的选择, 而对制造企业与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之间的合作研究相对较少; 二是评价指标体系大多数从经济效益、成本、企业能力、企业信誉等指标中选择, 没有考虑低碳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效益的影响因素;三是所用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 ( AHP) 、数据包络分析法 ( DEA)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 Fuzzy Syn-thesis Evaluation ) 、 数学规划法、 聚类分析方法 ( Cluster Analysis) 等, 上述方法各有其优点, 但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4]。然而, 上述文献要么是评价指标的选择过于片面, 不能很好地反映影响合作伙伴的因素, 要么所用数学方法主观性太强, 优劣区分不明显或者有的计算复杂、效率低, 不易得到精确解析解[5]。考虑到第三方逆向物流合作伙伴的选择中含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且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的选择是多目标决策问题, 而TOPSIS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选择尽可能接近理想解, 或尽可能远离负理想解, 或在理想解与负理想解之间寻找相对满意的方案, 这种方法比较符合决策者的主观思维习惯, 因此, 基于上述思想, 本文对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进行模糊多目标决策。

本文将在研究低碳经济条件的基础上提出考虑生态效益影响因素的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选择指标体系, 并采用模糊多目标决策模型和模糊TOPSIS法相结合的综合方法提出第三方物流企业合作伙伴选择, 同时进行实证运算, 以期实现对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的科学评价与选择。

1 模糊多目标决策方法与原理

本文运用梯形模糊数的多目标准则决策方法对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进行分析、决策。

1. 1 梯形模糊数 ( Trapezoidal fuzzy number) 的定义及算法

设R为实数集, 若= (a, b, c, d) , 式中-∞0, 则称A为正梯形模糊数。其中, a和d分别表示模糊集所支撑区间的上界和下界, 而闭区间[b, c]为的中值。特别的, 当a=b, c=d时, 梯形模糊数就退化成一般的模糊数———区间数;而当b=c时, 则为标准的三角模糊数。它的隶属函数μA:R→[0, 1]满足:

隶属函数 μ ( x) 曲线形式如图1 所示。

设M = ( m1, m2, m3, m4) 和 = ( a, b, c, d) 为两梯形模糊数, 其运算法则为:

两梯形模糊数之间的距离定义为:

1. 2 语言变量 ( Linguistic Variables)

本文采用语言变量表示属性重要性及等级高低, 分别如图2、图3 所示; 其隶属度函数分别如表1、表2 所示。

2 模糊多目标/ TOPSIS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选择模型

设E = { D1, D2, D3, …, DK} 为决策者对象集, DK为第K个决策者;

A = { A1, A2, A3, …AM} 为备选对象集, 这里AM为第M个合作伙伴;

C = { C1, C2, C3, …, CN} 为决策属性指标集; X = { xij, i = 1, 2, …, n} 为合作伙伴Ai ( i= 1, 2, 3, …, m ) 在Cj ( j = 1, 2, 3, …, n) 下的等级。

记第k个决策者对第i个合作伙伴的模糊评语等级及目标准则重要度分别为:

则模糊评语等级 ( xij) 可表示为:

目标准则的属性权重 ( wj) 可表示为:

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选择的模糊决策判断矩阵形式则表示为:

对于效益型目标B ( 值越大越好) , 可由下式将其标准化:

对于成本型目标C ( 值越小越好) , 可由下式将其标准化:

加入权重后的标准模糊判断矩阵可表示为:

模糊理想解 ( FPIS ) A+和模糊负理想解 ( FNIS) A-的定义为[6]:

各方案到模糊理想解与负理想解之间的距离及与理想解的贴近度由下列式子表示:

这里:dv (·, ·) 可由 (5) 得到。

贴近度CCI可表示为:

依据各方案与理想解的贴近度值对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排序, 大者优、小者劣, 从而选择出最优合作伙伴。

3 应用举例

某制造企业从成本以及经济和生态效益角度出发, 希望从4 个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中选择最优者进行长期合作, 提高自身竞争力。该企业有产品服务质量 ( C1) 、企业素质 ( C2) 、信息系统水平 ( C3) 、人力资源 ( C4) 、风险意识 ( C5) 、管理水平 ( C6) 共6 个经济效益指标, 还有资源利用率 ( C7) 、循环再利用水平[7] ( C8) 、绿化投入 ( C9) 共3 个生态效益指标, 以及成本 ( C10) 和地理位置 ( C11) 共2 个成本指标。

现有3 个决策专家对各目标准则属性的重要度及各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目标准则的等级评判结果如表3、表4 所示。

由公式 ( 6) 和 ( 7) 得出模糊判断矩阵, 如表5 所示。

由公式 ( 9) 和公式 ( 10) 得出加入权重后的标准模糊判断矩阵, 如表6 所示。

由公式 ( 11) 得出理想点与负理想点的值如下:

由公式 ( 5) 得出各目标准则到正理想点与负理想点的距离分别如表7、表8 所示。

由公式 ( 10) ~ ( 12) 得出方案到理想点和负理想点的值及贴近度如表9 所示。

依据贴近度值的大小, 可得第三方逆向物流优劣排序为: A2 > A3 > A1 > A4, 最优选择为A2。

4 结束语

本文不仅考虑经济效益因素以及成本因素度对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选择的影响, 还考虑低碳经济下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 并结合利用多目标决策和TOPSIS方法来进行评价, 对不同的语言变量隶属度函数进行了分析。通过例子可以看出, 此方法思路清晰, 计算简单, 比较容易操作。从控制逆向物流网络构建风险的角度出发, 企业不同的风险偏好对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选择的影响, 以及如何对其数量进行优化等问题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摘要：随着能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日程, 逆向物流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引起了各行各业的高度关注。通过实施逆向物流管理, 选择合适的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可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降低企业成本, 提高环境效益和企业名誉, 给企业带来有形和无形的利益。提出考虑低碳经济环境下生态效益的指标体系, 采用梯形模糊数将定性的多目标准则合理量化, 根据逼近理想点排序方法 (TOPSIS) 思想, 依据各方案与理想解的贴近度大小对第三方逆向物流企业进行排序, 从而得到最优合作伙伴, 最后通过算例表明该方法简单、有效。

关键词：低碳经济,第三方逆向物流,模糊多目标,梯形模糊数,TOPSIS

参考文献

[1]崔萌萌.低碳经济下物流业的发展探析[J].中国商贸, 2012 (10) :167-168

[2]党辉.低碳经济环境下逆向物流系统的构建研究[J].商业时代, 2012 (21) :26-27

[3]李美玲, 许良.低碳经济下逆向物流的价值分析[J].物流技术, 2012 (13) :48-50

[4]王苏芳, 张永, 毛海军, 等.考虑风险因素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研究[J].技术与方法, 2008 (2) :51-54

[5]桑圣举, 王炬香, 杨阳.基于模糊多目标决策的供应链合作伙伴选择[J].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 2007 (4) :101-104

[6]李荣钧.模糊多准则决策理论与应用[M].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