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目标（精选7篇）
多重目标 篇1
1 引言
电气工程中的综合问题常归结为多目标优化设计问题。这类优化问题的解不再是单一的“最优解”, 而是Pareto解集, 即一组全局非控解。因此, 多目标优化需要同时发现并均匀采样Pareto解集。众所周知, 由于具有种群特征, 进化算法可在一次优化中实现对Pareto解集的近似采样。因此, 该算法在工程综合设计中获得广泛应用。然而, 目前基于非控关系的进化算法在解决目标超过三维的高维多目标优化设计问题时很难获得全局非控解。其主要原因在于此时种群中的多数个体彼此非控, 无法赋予个体合理的适应度, 导致选择压力过小, 从而使启发式的搜索退化为随机的盲目搜索[1]。
为解决高维多目标优化设计问题, 人们又转而研究传统的矢量优化标量化技术[2]。其中多重单目标Pareto采样算法 (MSOPS) 可以看成是一种并行的自适应标量化搜索方法[3]。在该算法中, 通过采用不同的聚合方式将多目标函数优化问题转化为多单目标优化问题。因此, MSOPS算法实现简单, 计算复杂度低。此外, 基于单目标优化的聚合类算法易于保持进化过程的选择压力。然而, 研究也发现, MSOPS算法难以维持较好的种群多样性[4]。为此, 本文提出了若干改进措施, 以期在保证MSOPS算法选择压力的同时获得优良的种群多样性。
2 改进的MSOPS算法
2.1 MSOPS算法简介[3]
与一般进化算法不同, 除了初始种群, MSOPS算法还需一组预先设定的单位矢量T。这组矢量指明了算法在目标超空间中的搜索方向, 称其为目标矢量。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标量化多目标算法中, 需要目标矢量为标量化后的目标函数确定其进化方向。根据不同的目标矢量, 种群P中的每个个体都可以获得一组不同的适应度值以代表其在各目标矢量下的优劣。取最优者为该个体最终的适应度, 便可用于进化算法的环境选择。由上所述不难发现, 在搜索过程中MSOPS算法总能保持足够多的优劣等级, 从而保证了选择压力。
2.2 目标矢量的确定
显然, 目标矢量的分布决定了最终种群的多样性。因此, 理想的目标矢量应保证最终解在Pareto解集上均匀分布。为实现这一目标, MSOPS在各可能方向上均定义了目标矢量。此时由于位于搜索边界的中间解对于指向可行域外的目标矢量总是具有最优的适应度, 致使搜索结果在Pareto解集边界出现集聚[3]。为解决这一问题, MSOPS-Ⅱ引入了自适应的目标矢量更新机制[4]。通过将现有种群中的个体标幺化, 使之成为备选的目标矢量。比较备选目标矢量与原有目标矢量相邻个体的内积, 保留内积较小者以用于下一代进化。然而, 文献[4]也同时发现, 较之于原算法, MSOPS-Ⅱ算法在Pareto解集边缘的搜索能力明显减弱。这主要是因为分布在Pareto解集的边缘区域的目标矢量较少。
为增加位于Pareto解集边缘区的目标矢量并保证搜索结果均匀分布, 本文采用了基于θ-拥挤操作的目标矢量更新机制[5]。θ-拥挤操作受NSGA-Ⅱ拥挤操作的启发而提出, 在原算法中用于保证群体的多样性, 而本文则用于克服MSOPS-Ⅱ算法的不足。将目标矢量用目标空间的极坐标表示为m-1个倾角θ1, p, θ2, p, …, θm-1, p (m为目标维数) , 设N为目标矢量规模, θ-拥挤操作的具体过程如下:
(1) 选出所有目标矢量第i维倾角, i=1, …, m-1, 对其进行排序, 共进行N组排序;
(2) 找出每组排序的最大倾角与最小倾角, 令其对应个体的拥挤度为∞;
(3) 找出与每个目标矢量与相邻矢量第i维夹角, i=1, …, m-1;
(4) 求出各矢量夹角之和, 称为个体之拥挤度。
可见, θ-拥挤操作的结果是对每个目标矢量相邻夹角求和。本文算法通过删除较低拥挤度值的目标矢量实现目标矢量的更新, 从而保证了目标矢量的均匀分布, 进而实现了搜索结果的均匀分布;同时由于处在当前搜索边界的目标矢量的拥挤度值总是无穷大, 因此这类矢量必然用于引导下一代的进化, 增强了算法对Pareto解集边缘解的搜索能力。
2.3 目标矢量的重新定位
在搜索过程中, Pareto解集的部分维度较其他维度更易于搜索。为此, 本文首先定义当前搜索范围以刻画算法在某一维度收敛的难易程度, 即
其中, pi与rangei分别代表当前解及其搜索范围的第i维分量, 而i=1, …, n。
当某些解接近Pareto解集在某一方向的边界时, 该维度的搜索范围将逼近0;相反, 当这些解距离Pareto解集在某一维的边界较远时, 则其维度指标值很大, 表示在这一维具有较大范围的未充分搜索空间。利用这一指标, 本文算法将目标矢量重新标幺化 (定位) 为:
其中, Ti与T'i为变换前后目标矢量的第i维分量;α为可调整数。
该变换将目标矢量重新定位到现有搜索空间的边界, 即靠近未搜索的区域。在图1 (a) 中, 原均匀分布的目标矢量 (以虚线表示) 通过变换移动到另一区域 (以实线表示) , 并呈非均匀分布状态。由于大量目标矢量逼近了未搜索区域, 整个群体就有更多可能进化到新的未搜索区域的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集聚操作可能破坏了目标矢量的多样性。为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算法采用变换前的目标矢量产生新的目标矢量, 而采用变换后的目标矢量计算适应度函数值。因此, 这样既保证了目标矢量的均匀分布, 又有效地增强了趋向未搜索区域的选择压力。
2.4 非控解筛选的外部档案
随着目标矢量的移动, 种群将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区域。如图1 (b) 所示, 目标空间上种群个体用圆点表示, 由于采用2.3节方法, 种群从Pareto解集的一侧移动到了另一侧。于是, 全局非控解将由于目标矢量的移动而删除。为防止这一现象, 本文算法引入了非控解筛选的外部档案。首先, 将每一代的结果并入该档案;然后, 从档案中删除可控解。此时如果档案中个体数量没有超出存储上限, 则操作结束。否则采用类似于NSGA-Ⅱ与SPEA2的截断技术[6,7]截断非控解中的个体。
2.5 改进算法简述
首先生成初始种群P0与初始目标矢量集合T, 其次将初始种群P0标幺化, 构成备选目标矢量Tc;通过θ-crowding对集合T∪Tc进行排序并将其截断形成新的目标矢量T。通过P0与T, 依照MSOPS的方法赋予每个个体适应度并进行选择, 然后进入下一代进化直至算法满足一定的终止规则。
本文改进算法有两个可调参数:目标矢量数tv_num与α。一般而言, tv_num应当接近种群数量以保证选择压力与目标矢量均匀分布能力的平衡。至于正则化系数α则最好逐步从较小值增至最大值。因为虽然较大的α将增强算法的搜索能力, 但往往导致算法跳过某些未被充分搜索的区域, 从而影响了结果的完整分布。通常α最大值设定为5可以满足大多数实际应用。
3 算法验证
3.1 试验设计
为比较本文算法与MSOPS-Ⅱ[4]、NSGA-Ⅱ[6]以及Hyp E[9]的优劣, 首先应用上述算法求解高维多目标优化的测试函数DTLZ7[8]。该函数定义为:
式中
DTLZ7函数的优化变量数为8、目标函数为6。该函数具有间断的Pareto解集, 在高维优化问题中尤难寻优。本文主要考察个体适应度赋值评级的优劣, 各算法环境选择的方式统一采用差分进化算子 (DE) [10]。DE中的缩放系数F在[0.5, 1]中随机选取, 交叉率C则确定为0.8。为保证比较的合理性, 各算法的种群数量相同。
由于高维多目标优化问题无法将非控解集可视化, 所以必须采用某种性能指标评价优化结果的质量。本文采用超体积比较不同算法对Pareto解集的逼近优劣[11]。原理上讲, 由不同算法搜索到的两组解集中, 超体积大者, 其对Pareto解集的逼近度高。由于本文选用的都是随机搜索方法, 将相同算法多次应用于同一问题可能获得不同的优化结果。因而, 所得的超体积实际上是一组分布未知的随机变量。为此, 根据多次运行所获得的超体积样本, 根据其统计特性进行推断, 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两个不同算法的性能。具体而言, 首先采用两个不同算法对测试函数多次优化, 从而得到两组超体积样本。然后, 应用非参数统计的Wilcoxon秩检验[12]对两组样本的差异做出统计推断。
在两组解集比较时, 如果一组样本持续高于另一样本, 则两个样本差异不显著的零假设不成立。从理论上看, 零假设对应于Z统计量的某一具体数值。在实际应用中, 如果取显著性水平为0.05, 则对应的零假设的Z统计量为2.81。如大于2.81, 则两者差异显著。在本文数值实验中, 每个算法的样本数取100, 即每个算法随机运行于优化函数产生100个Pareto解集。在每次优化中, 种群数量设为30, 运行代数设为300代。此外, 在MSOPS-Ⅱ和本文所改进算法中, 目标矢量个数确定为50。本文算法的外部档案个体上限也定为50。
3.2 结果与讨论
表1给出了上述条件下不同优化算法的统计性能比较结果。本文改进算法获得了最好的结果, 较之所有其他算法优势明显 (Z统计量均大于5)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算法的性能明显优于专用于高维多目标优化而设计的Hyp E算法。
3.3 应用实例
八木天线广泛应用于VHF/UHF等领域。除一个激励元与反射元外, 该天线还包含一组寄生单元构成引向元, 设计十分复杂。在八木天线设计中, 除对方向性的要求外, 往往还包含对输入阻抗以及旁瓣电平的要求, 因此可归结为高维多目标优化设计问题。本文以四振子八木天线优化为应用实例。该优化设计问题包括七个设计变量:四个振子振长Ln (n=1, 2, 3, 4) , 三个振子间距Sn (n=1, 2, 3) 。设计变量的调整范围0.1λ≤Ln≤λ, 0.1λ≤Sn≤λ。振子半径取为0.00225λ。优化的目标为:增益G最大化、旁瓣电平SLL最小化, 以及输入阻抗Z的实部等于50Ω而虚部等于0Ω[13]。
计算时, 种群个数设定为20, 迭代的总代数设为200代。其他设置与前例相同。各算法运行后得到的可行设计结果示于表2。显然, 较之MSOPS-Ⅱ与Hyp E, 本文的改进算法不仅可以得到多个可行解 (设计) , 而且解的性能较Hyp E为优。而NSGA-Ⅱ则没能获得任何有用的设计结果。
4 结论
为克服现有MSOPS算法的不足, 本文提出了若干改进措施。更加灵活的目标矢量更新与变换机制, 以及外部档案的增添提高了MSOPS算法在高维多目标优化设计应用中的性能。通过与MSOPS-Ⅱ、Hype和NSGA-Ⅱ在数学函数与八木天线上的数值试验的性能比较, 证明了本文改进算法不仅总是优于MSOPS-Ⅱ, NSGA-Ⅱ, 而且在多数应用场合均优于专用于高维多目标算法而设计的Hyp E算法。此外, 本文算法的计算复杂度较低。
摘要：电气工程中的设计问题常归结为多目标优化问题。对于目标函数超过三维的高维多目标优化设计, 目前基于非控关系的多目标进化算法很难获得理想的优化结果。为此, 人们提出了多重单目标Pareto采样 (Multiple Single Objective Pareto Sampling, MSOPS) 算法。该算法结构简单, 计算复杂度低。然而, 研究表明, 这种方法的最终优化结果往往缺乏多样性。为此, 本文对MSOPS算法进行了改进研究, 提出了目标矢量的拥挤操作, 非均匀的目标矢量更新以及附加外部档案等改进措施以提高优化结果的多样性。通过与MSOPS-Ⅱ、HypE以及NSGA-Ⅱ算法在求解测试函数上的性能比较, 证明了改进算法在Pareto解集上获得了更好的收敛性与多样性。最后, 通过八木天线的优化设计验证了改进算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性。
关键词：高维多目标算法,进化算法,多重单目标Pareto采样算法,多样性保持
多重目标 篇2
关键词：户籍改革；多重目标；积分权益制；流动人口；普惠型制度
中图分类号：D63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1-0028-09
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社会经济进一步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施政方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过去30多年间不断加速，在过去10年中间，城镇人口每年增加1.3个百分点，到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6%，也就是说，有大约7亿中国大陆人口是城镇中的常住人口。在这7亿人口中，还包括近2亿的农民工群体，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城镇中生活工作了许多年，他们的家庭也可能已经长期生活在城市之中，但他们还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城镇常住人口，在实际身份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快速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在中国城市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为代价的，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就很自然地被视为造成这种社会割裂的最大的制度性根源，户籍制度改革也就成为政府近年来一直大力推动的社会改革之一。
我国中央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通过四大战略重点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具体来说，包括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其中，统筹推进户籍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在我国城镇化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理性认识户籍制度的历史作用和改革经验
户籍制度对城市化进程的扭曲已经得到很多的关注和反思，而户籍制度曾对城市管理发挥过一定的积极功能也应当得到肯定。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最初只是一种人口的登记管理制度，用以识别公民的身份、亲属关系、法定住址等。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迁，它逐渐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功能，发展成为一种身份甄别机制，成为政府实行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差别性分配的制度载体。
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对于人口机械流动的限制有所放松。城乡、城城之间的人口流动变得相当普遍，形成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如果说由内地农村流动到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数亿农民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潜在的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非正规就业等现象是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制度性安排，也是中国人口红利得以充分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实现人口红利的人口学前提条件首先是要有充足的年轻劳动力资源，同时这些劳动力必须能够充分就业。正是因为如此巨量的进城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在城市福利和保障体制之外，否则中国城市的工业的发展不可能那么廉价，中国的产品也不可能以那么低的价格销售到世界各地，中国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基于户籍制度的这种城市新二元体制也为城市政府调控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关系提供了一种政策工具。因此，从整体结果来看，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户籍制度在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过去30多年间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的作用，当然我们同时也应该清楚这个作用的发挥是以剥夺农民、剥夺农民工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为代价的。
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城市与农村、不同城市的公民之间的权利与福利是不平等的，主要表现为人权、财产权和公共服务三大不平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不仅从地域上划分了“城里人”和“乡下人”，更重要的是不同户口类型公民对应的经济待遇和福利制度也由此确定。同时，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市内部的新二元体制将外来人口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导致了产生新的社会不平等。外来人口虽然同样为城市建设和现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是城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未能公平地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得不到城市户籍人口同样的待遇，成为生活在城市中的弱势人群和边缘人群。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许多地区都开展了户籍制度的改革，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突破。考察已有的这些对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发现，综合起来，这些改革基本上是沿着两种模式前行的。
第一种模式是打破农业、非农业户口管理的二元结构，统一城乡户口登记管理，统一以“居民户口”取代“农业”、“非农业”户口，给予居民以基本一致的权利和福利。我国先后已有河北、辽宁、四川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出台了此种改革措施。这一路径基本上是遵照城乡一体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路来实行的。
第二种模式是准入机制，即对城市流动人口实行有选择的准入，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和发展目标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把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作为在当地落户的条件，有选择性地引进所需人才，以应对本地劳动力的供求矛盾，提高本地劳动力的整体质量，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和谐发展。这是大多数人口流入地区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改革路径。它一方面可以解决流入地当地劳动力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可以较为灵活地平衡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对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具有较好的优势。
“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和“准人制”的户籍改革模式都体现了公平原则的逐步兑现，是符合当时中国城市发展状况的现实选择。但是，这两种改革模式都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它们仍旧是一种捆绑式的改革方法，其改革逻辑仍旧是先取得户籍身份，再享有权利，是在保持现有户籍制度所覆盖的各种福利的基础上扩大能够享受这些福利的人群范围，而并没有真正解决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问题，即如何剥离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福利与权利，推动户籍制度回归最基本的人口信息登记功能。此外，统一居民户口的改革模式对城市社会承载力要求较高，一些城市的改革由于没充分考虑自身承载能力，在类似“大跃进”的改革道路上造成了教育资源紧张、社会保障压力激增、交通拥挤等社会问题，从而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准入制”的排斥功能非常突出，具有明显的调节人口流入结构的目的。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推行了居住证形式的户籍改革措施，持有不同类型居住证的居民享有不同的权利和福利。居住证制度尝试淡化户籍与福利的联系，类似于一种剥离式的户籍改革制度，是借鉴发达国家“绿卡”制度进行的积极尝试，为户籍改革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但在受众的普惠性上仍有所欠缺，而且在实际操作中，统筹范围往往至多只能达到省一级层面，跨省的自由迁移仍然具有较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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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户籍改革的目标，探究一种新的制度载体，以确保我国政府可以平稳有序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而基于此目的本文所研究的积分权益制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制度设计，可以满足平稳有序推进改革的目的。
二、户籍改革应具有阶段性的多重目标
前面已经说过，户籍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使户籍制度回归到最基本的人口信息登记功能，实现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公民身份以及基本福利的平等化。但在实现最终目标前，需要从中国发展现状出发，厘清阶段性目标，以求改革措施与目标保持内在一致性。从现阶段来讲，户籍改革应至少具有以下三重目标。
1.剥离相关福利，促进社会公平
中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需要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不公平，构建和谐平等的发展环境。为此户籍改革被赋予了极大的期待，人们希望通过户籍改革来促进公民身份的平等化，化解城乡二元体制和城市新二元体制。
但需要指出的是，仅仅通过户籍改革来达到社会公平是不现实的。随着户籍改革的不断推进，附着在户籍之上的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不断暴露，近年来一些以关注民生为出发点的公共政策进一步提高了户籍的“含金量”，和户籍改革淡化与福利相连的目标取向相背离。因此，单纯改革甚至取消户籍制度，而不跟进其他福利制度的改革，反而可能产生新的不公平的制度性屏障。此外，城乡、区域间的发展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不同地区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差异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不平等并不会随户籍制度改革而消除。
2.引导人口合理分布，推进新型城市化
户籍改革应为人口的自由流动创造一种制度环境，从而能够引导流动人口有序流动，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进程。我国政府已经明确了户籍改革按照城市分类推进的基本原则，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改革最大的难点仍然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从改革的现状来看，小城镇或小城市对户籍改革的态度最为积极，改革也相对最为彻底；一些中等城市也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入户门槛，而大城市仍以采取控制性的改革措施为主。但就改革效果来看，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还是中等城市以上规模的城市。也就是说，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的进入意愿越强，而户籍改革措施越倾向于紧缩和控制，其深层次原因是由于不同规模城市户籍的“含金量”不同。随着城市规模的提高，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充裕，公共服务越完善，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越多，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由于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等原因，大量的流动人口所诉求的并不一定是在大城市中“落户”，而是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大城市所能提供的发展机会，实现个人和家庭发展的福利最大化。务实的户籍改革措施应该引导流动人口在城乡、城市之间合理分布，选择合适自身发展的区域永久居住。
3.实现权益相伴的自由流动，促进建成统一劳动力市场
统一、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是我国应对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各方面变化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平等就业与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迫切要求。在现行户籍制度存在的前提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通常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与劳动力供给（存在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在地理上被割裂了，劳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反应要缓慢很多，常常导致特定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大起大落。户籍改革应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人口不以权益缺失为代价的自由流动，促进统一、高效的劳动力市场的建成。
目前，人口在区域间的机械性的自由流动已基本实现，但在现行户籍制度和福利分配机制下，这种流动是以牺牲迁移人口的部分利益为代价的。同时，目前的各种户籍改革措施主要还是让外来的农村人口转化为流入地的市民，是以这些外来人口成为市民以后不再迁移为假设的。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的配套，转化为流人地市民的外来人口又被固定在流人地，而不能继续自由地迁移到其他城市或地区。也就是说，目前的户籍改革可能解决了农村人口转变成一个具体的城镇市民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自由流动问题。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仅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也会有效降低社会风险。在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区域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将流动人口固定在某一城镇，可能会带来诸多社会风险，造成新的公共安全隐患。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时，各界都非常担心危机会造成整个中国出口企业不景气，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引发社会不安定。但结果却并未发生较大问题，大量农民工返乡，在农村依然可以劳作生存或者在当地找到其他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户籍改革措施要尽量与总体的改革目标保持内在一致，但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限制，改革的多重目标的达成存在优先顺序，需逐渐过渡。总的来讲，户籍改革需坚持渐进式改革思路，改革路径应由选择型逐渐走向普惠型，改革的政策取向应是淡化户籍制度与社会公共产品分配的联系，采取剥离式改革模式。从实际改革路径来看，户籍改革是要从“完全的控制体制”回归到最初的“登记体制”，中间要经历很长的过渡期，而过渡期内则仍需要从“选择型制度”过渡到“普惠型制度”。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管理完全基于户籍“身份”来分配权力和福利；在过渡时期，则是要逐步放开户籍作为福利分配载体的控制权限，具体来讲，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在过渡期内由“选择型制度”转向“普惠型制度”，即政策实施对象由“选择性的人才”扩大至“所有流动人口”；最终，户籍制度要回归到登记体制，即根据居住地登记，仅履行最初始的人口管理职能，不再作为福利和权利的分配载体。
三、积分权益制：兼顾多重目标的普惠型制度选择
30多年的户籍改革实践为深化下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在改革的探索过程中，逐步明确了淡化户籍制度与附着权益联系的剥离式改革取向。同时，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流动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都迫切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选择型”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亟须推行一种受众面更广、灵活性更强的“普惠型”制度设计。积分权益制成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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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权益制是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即外来人口按照其对流人地城镇的贡献而取得相应的权利与福利。具体地说，就是在目前各地实施的居住证管理的基础上，对外来人口在流入地按照连续工作年限、文化程度、技能水平、就业类型、经济贡献、遵纪守法等情况进行积分登记；城市政府根据当地人才需求和城市承载力，确定对应于各积分等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外来人口在达到一定积分后可以获得流入地城镇的户籍。
积分权益制并非是一种准人性、捆绑式的户籍改革制度，而是一种剥离式改革，其目的并非通过积分决定哪些人可以获得户籍，而是将积分作为分配城市公共福利和公共产品的基础。当然，获得户籍也是权益的一种类型。
广东省是我国第一个在全省主要城镇实施积分权益制的省份，这一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存在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其实践经验为其他城市深化户籍改革提供了借鉴意义。目前，整个广东省出台的积分指标体系是以省统一指标及各市自定指标两部分构成，省统一指标全省互认、流通而后接续。通过整理广东省典型城市积分人户制办法可以对积分权益制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广东省积分人户制办法以人户为指导方向，但在未达到人户积分标准前，仍可根据积分累积享受相应的福利和权利。
从实际效果来看，上述广东四市在实施了积分人户办法以后，真正据此申请城市户籍者与庞大的外来人口相比并不很多，而最终获得城市户籍的则更少（以2011年为例，见表2）。即使如此，积分制作为对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性制度还是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上海市在总结国内外多种积分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特别是总结了自2002年以来实行的各类居住证管理模式，于2013年7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试行办法》，该办法通过积分权益制将现行的临时类、就业类、人才类等居住证整合为一个综合体系，打通各类居住证之间的屏障，由过去按条件分类（条件管理）向按积分分类转变，对持证人进行“积分管理”。外来人口在上海按照积分的多少享受不同程度的公共福利，包括子女就学和高考。该办法将更好地保障境内来沪人员的合法权益，规范上海人口服务管理，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促进上海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较高的期待。
四、总结与讨论
由于外来人口的弱势地位，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重点关注外来人口的权益，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原则，也是近年来社会政策领域大量学术研究的重点所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长期的发展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兼顾各种人口群体的利益，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也就是说，在维护外来流动人口公平分享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权益的同时，不应当也没有必要以压缩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为代价，只要这种利益是合法合理的。城镇原有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心自身利益被稀释，也就是担心外来人口权利的获得来自于城市原来居民的利益让渡，这种担心如果不能很好地疏解，有可能导致本地与外来人口这两大人口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城市和谐发展新的隐性风险。设计与户籍改革有关的公共政策应当非常慎重，尽可能将我们有限的社会资源分配得更加合理，配置得更加高效，最大程度地避免这两大人口群体之间为各自的利益发生矛盾。社会政策应当能够做到这一点。
从一定程度来讲.过去的户籍改革的立足点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一是过分关注了户籍制度本身的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之初，户籍制度就被赋予了本不应该由它承担的许多政治、社会和经济功能，这些功能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被强化和放大，使得以人口管理制度形式存在的户籍制度逐渐演变成为与户口性质和登记地相挂钩的权利界定和利益分配制度。在这样的改革模式下，户籍制度依旧是政府作为统筹协调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能力、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环境资源承载力和社会公平公正等各种关系的制度工具。因此，单纯强调户籍制度本身而不把重点放在加载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和权利的改革是难以发挥作用的，也无法达到社会公平。
二是过分强调了农民转化成城市居民的改革。户籍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人口和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而并非必须要通过户籍改革将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并固定在某一个城市之中。
好的户籍制度改革，不是改革户籍制度本身，而是改革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社会福利和相关政策。当户籍的含金量越来越低，户籍制度逐渐重新回归到初始的人口登记作用，那么，户籍制度本身并不一定需要根本性的改革。同理，户籍改革的成功绝非单纯的改革户籍制度本身，同时要依赖于各项社会政策配套改革的推动实施。若能在调整社会政策的过程中找到新的福利载体也可以视为一种户籍制度改革的成功。因此，试图在短期内从根本上破解户籍制度之困是十分艰难的。中国的户籍制度的历史变迁决定了户籍改革需要以渐进式思路推进，必须按照“承认差异，梯度推进”的原则来逐步开展。
积分权益制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制度设计，可以平稳有序地推进户籍改革。其基本理念是以社会管理规范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是与户籍改革的多重目标保持内在一致性的普惠型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渐进式、剥离式”的户籍制度改革模式及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制”的发展趋势。这一制度创新面向所有流动人口，而不是如以往的户籍改革那样仅仅面向所谓的人才。
严格地讲，积分制并没有破除城市中的新二元结构，它是在承认城市原有人口的既得权益的基础上，为外来人口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了一个政策通道。或者说积分权益制试图在维持现有户籍居民的规模及福利水平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和改善对积分持有者的公共资源与福利的供给水平，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打破了以户口为标准来分配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的惯例，为公共福利分配提供了新的载体。剥离了附着在户籍之上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降低了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是一种绕过户口的户籍改革模式，也是一种类似双轨制的改革模式。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讲，积分权益制与现有其他户籍改革模式相比，具有诸多优势。一是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由于居住证管理已经在许多大城市实施多年，积分制的实行不需要建设全新的管理基础设施；二是政策灵活度高，可以在整体积分权益制制度框架不变的前提下，灵活地根据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可能，动态调整对应积分指标的权重和享有的权利和福利，从而达到政策引导外来人口有序流动的效果；三是透明度高、规范导向性强，让外来人员清楚积分指标体系和自身积分情况、当前居住证类别和可以达到的预期，并根据个人的基本状况按照积分制的导向提高自身素质，从“被动接受管理”转向“主动参与管理”；四是使流动人口可以在城乡、城城之间灵活进退，根据积分实现自己的福利需求而不必要获得户籍，从而有利于流动人口保护合理权益，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区域之间作出理性的迁移选择。
就目前积分权益制实施现状来看，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积分指标框架、各指标的权重有待完善。目前积分指标的确定主要采用专家咨询方法，应当逐渐扩大所有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使之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二是实施过程中资料审核较为复杂，积分权益制涉及计分项目众多，几乎每项均需流动人口提供相应的证明资料。可以逐渐通过跨地区的个人诚信系统的建设简化对外来人口申请者获取各种证明材料的成本；三是职能部门沟通有待加强，积分权益制涉及面广，需要职能部门间的有效配合，而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政府部门管理功能分割、部门间缺乏协调合作的机制和意愿，降低了积分权益制效率；四是需要加强其他与民生有关的社会管理机制的配套改革。积分权益制主要还是一种基础性的载体，更加公平和高效的社会发展还是要依赖其他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只有当劳动就业、老年福利、医疗健康、教育等社会政策和保障项目不再与户籍挂钩时，积分权益制也就可能完成其历史使命了。
此外，对比广东省积分权益制办法与上海居住证管理办法，可以发现，积分权益制仍是不同省份间“各行其是”的格局，未能打通省际间自由流动的隔阂。在放开中小城镇户籍的同时，积分权益制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改善、推进，而这需要中央及城市政府的共同努力，使人口在省际间的不以福利缺失为代价的自由流动成为现实，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能够有序开展，新型城镇化成为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
多重目标 篇3
家族企业目标的多重性
家族企业是指从家族全部拥有两权到拥有多数控股权再到临界控股权的所有企业, 所以我们应从股权和控制权的角度把家族企业看成是一个连续分布的状态, 它一旦突破了临界控股权, 就蜕变为公众公司。家族企业的成长过程是股权逐渐分散、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的过程。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 企业中的关系日益复杂化, 导致了企业目标的多重性凸现。从总体上看, 家族企业的目标, 包括家族目标、所有者目标和企业目标。家族的目标是追求家族福利的最大化, 企业是追求企业效益的最大化, 而所有者追求的是股东权益最大化。在家族企业规模较小、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情况下, 这三方面的目标基本是重叠的, 所以由于企业目标不同而造成的冲突不是很突出, 但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 这种重叠的程度会减少, 企业目标的多重性将成为导致家族企业出现冲突的根源。
家族企业成长中的多重代理冲突
家族企业目标的多重性和利益的差异性, 最终会导致以下代理冲突:
1.家族所有者与家族经营者之间的代理冲突。家族企业中的家族管理者的利己动机决定了其作为代理人时的目标并不必然与委托人的目标保持一致, 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 家族经理常常是企业的部分所有者, 可能会追求那些有悖于企业价值或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且由于家族感情的影响, 经理可能不必直接对企业绩效负责, 其追逐自利的行为不易被发现或发现后受惩罚的概率较小、程度较轻。经理任期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在家族契约中较非家族契约要弱。
2.家族所有者中的控制性股东与其他家族所有者之间的代理冲突。由于权力在企业中不对称分布, 从强势所有者 (往往也是家族企业高层经营者, 如CE0) 的“自我控制”问题会产生道德风险看, 其与企业其他所有者之间会产生代理问题。例如, “自我控制”问题使得投票结果无法反映经济风险和收益在所有者之间的真实分布状况, 只反映某些强势股东的个人效用。再如, 强势股东会反对采取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行动, 如果这些行动需要他们付出太大的努力或与其经济利益相冲突。可见, 家族成员对控制家族企业的所有者的影响能力是受到限制的。这些限制同控制所有权的所有者所进行的可能不为其他家族成员所认可的投资结合起来, 便使得这些家族成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投资。在同胞兄弟合伙制企业中, 所有的合伙人可能关心他们自身的福利和他们家属的福利胜于关心他们相互之间的福利。这样, 在同胞兄弟合伙制中, 代理问题的条件类似于控股所有者阶段的那些条件。同胞兄弟合伙制具有应用家族企业的资源以实现其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激励, 基于这些激励所进行的活动可能再次引发“双重道德风险”问题和同胞兄弟合伙人之间的冲突。
3.家族所有者与非家族经营者之间的冲突。在家族企业成长中, 缓解企业家能力约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吸纳家族外的人力资本, 使企业家从日常经营管理中解脱出来, 致力于企业的扩张性活动, 这实质上也就是使企业家授让部分控制权, 这有可能导致分权后的失控。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信任的缺失, 引进职业经理即意味着控制权在家族与职业经理间的优化配置, 当然这一过程要依赖于家族既有的管理禀赋。在契约失灵的情形下, 由于两者的利益和目标不同, 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下, 双方的委托-代理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这也是家族企业发展中雇用外部经理人的主要障碍。
4.作为控制性股东的家族所有者与作为中小股东的非家族所有者之间的代理冲突。这种冲突主要出现在家族控股的企业中, 尤其是在CMS结构 (少数股东控制结构) 的企业里, 这类问题尤为突出。CMS结构是一种间接控制结构或具有多层次的控制结构, 主要特点是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 即股东尽管只拥有一小部分对公司现金流的索取权, 但却可以对公司行使控制权, 不像分散的所有权结构, 掌握控制权的管理者几乎没有股票, 而且能被替换。CMS结构的控制者既不用面对代理人的竞争, 也不存在恶意收购, 而且不像大股东控制的所有权结构那样, 控股股东对小股东进行掠夺, 通过他们的股权, 使他们决策的价值影响的大部分内在化。CMS结构的控制者可能只掌握他们控制的企业现金流权很小部分, 如果现金流权减少, 控制者会不断外化他们的道德风险成本, 这时企业的代理成本会以快速的增长率增加。
在非上市家族企业中, 由于股权集中度和家族的参与程度很高, 企业一般由家族所有者控制和经营, 代理关系主要集中在前三种。在规模较大的上市家族企业中, 由于股权相对分散, 家族参与程度总体上相对较低, 除了出现第一、第二和第三种代理关系以外, 第四种代理问题较为突出。
家族企业成长中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互补
企业的成长和规模的扩大必定会伴随企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 也会伴随集权和分权、信息逐步扩散和有效利用。在这一过程中, 企业中的代理冲突会加剧, 这就要求企业的治理模式相应地发生变革。所以说, 家族企业成长的过程也是企业治理结构不断规范和完善的过程, 或者说家族企业的矛盾冲突可以通过推进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化, 确保家族企业持续成长。
在家族企业发展初期, 关系治理是企业治理的普遍特征, 并在企业发展中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因为家族利他主义使家族具有激励和监督的诸多优势。当企业依家族而建时, 家族秩序自然地移植至企业之中, 家族理性或混合组合 (家族和企业的组合) 理性依赖于非正式的契约, 在这里规则更多是默认的, 公平传导是通过忠诚和无私的理性得以保证的。当然, 信用约束的强度和水平会影响契约的形式和管理安排。所以在市场和科层治理失灵的情况下, 家族治理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机制。正如上面所分析的, 关系治理并不能摒除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家族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可能由于家族关系而得到包庇纵容。所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利他主义的效率递减, 家族契约的代理问题日趋严重, 以至于在企业的成长中, 关系治理失灵将导致家族企业衰败, 或者在企业的成长中, 当企业规模大到无力承担这些成本的时候, 关系治理的边界就会降临, 企业就会停止成长。而一些家族企业为回避企业成长中的管理“瓶颈”, 始终保持小规模经营, 以使企业经营保持在家族管理禀赋所能支撑和控制的范围内, 所以关系治理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家族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 并且集中于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行业。因此当企业发展突破家族管理资源的禀赋, 需吸纳和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时, 建立规范的契约治理结构就成为必要。
一般认为关系治理更重视家族的利益, 而契约治理则是以企业利益为目标。所以根据家族企业发展的不同特点, 企业的成长应实现从关系治理, 向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的互补机制转化, 而且环境越不确定, 越需要两种治理手段结合使用。国内外的一些研究也证明, 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相互补充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更大的作用。在契约治理中要重点完善“三会”制度建设, 建立规范的企业治理机制, 使家族企业兼具家族治理和科层治理的优势。但任何一种制度的选择都是人们相互博弈的一个均衡结果, 我国的家族企业之所以更倾向于关系治理模式, 是因为人们在长期的博弈中认为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所以实现治理模式的转变需进行相应的制度环境建设。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家族企业成长的法制环境。政府应提供有效的法律法规, 切实保护家族企业的产权,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家族企业的合法权益。只有投资者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他们才会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来经营, 才能使市场成为主导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 才能为企业实现契约治理提供制度保证。
2.完善家族企业成长的外部市场环境, 包括建立和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管理资源的短缺制约了家族企业的成长, 但引入外部管理资源又可能会导致分权后的失控, 所以完善经理人市场, 为家族企业提供高素质的经理人, 并通过市场对职业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约束, 成为家族企业成长的前提。此外, 还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 加强资本市场对家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最终为实现家族企业与社会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的融合创造条件。这也是实现家族企业治理模式转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构建整个社会的信任和信用环境。家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 会受到企业吸纳和集成新管理资源的能力、融资能力的数量和速度的限制, 社会环境如果缺乏信任或信用, 家族企业与社会资本的融合就会遭遇障碍, 企业的成长就会遇到“瓶颈”。国人主要是通过声誉和关系来建立信任, 而以法制化产生的信任则较少, 所以一旦人们之间共享的习俗和共识的规则受到破坏, 人们在交往中难以对对方产生稳定的预期, 企业的关系治理就会失效, 所以我们应大力建设以法制为基础的信任环境。■
多重目标 篇4
一、现实针对性是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论文选题目标多重性的客观依据
相对于其他专业,行政管理专业的现实针对性更强,与大学生的人生联系更密切。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是“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社会中介组织从事政策法规研究、管理预测分析、组织人事管理、机关事务管理、 社会公众沟通等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本专业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1]。尤其是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论文选题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目标多重性特征,运用得当,就能通过“一题多用”,培养出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论文选题是按一定价值标准或条件对可供选择的课题进行评价和比较,并对研究方向、目标、领域和范围作出抉择的过程,是决定论文内容和价值的关键[2]。行政管理专业的现实针对性决定了研究生论文选题具有目标多重性的特点和优势:一是政治色彩浓,有助于培养学生较高的政治素质。二是政策性强,有助于学生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三是注重实践,有助于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四是贴近实际生活,有助于学生更快了解社会。五是储备职场知识,有助于学生就业和快速发展。六是专业的跨学科性,有助于拓展学生多方面能力。七是榜样示范, 有助于为学生提供励志楷模。
可见,从行政管理专业现实针对性出发确定目标多重性的论文选题,可以通过“一题多用”,带动学生“一专多能”,既“一举多得”,还“一劳永逸”。
二、论文选题目标多重性应立足学生多方面需要
目前的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面临着和其他专业研究生一样重理论轻实践,很难学以致用,就业压力大等残酷现实。从事纯行政工作和纯行政管理教学研究的只是一部分,绝大部分要到其他领域就业,未必都适合做纯学术型选题。明智做法是从行政管理专业现实针对性出发,根据学生不同情况,通过目标多重性选题模式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综合训练,满足学生多方面需要。
论文选题是在构思初始阶段选取一个主题或者明确一种立意[3]。选题“既可从实践和社会需要中选取,也可以研究本专业的研究空白或前沿方向, 还可以对发生争议的话题进行讨论, 或者对生活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讨论研究, 以及针对学科交叉的空白区的研究等等”[4]。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目标多重性论文选题模式在满足学生多方面需要方面的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政治素养的提高。行政管理论文大都涉及政治理论和大政方针,确立这些方面的选题有助于培养学生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
二是从解决学生实际问题入手。行政管理论文面向实际的特点非常突出,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教育、医疗、 住房无所不包,都是学生关心的问题,针对学生所需确定相应选题,就可带动学生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和处理, 起到排忧解难的作用。
三是培养初步的工作能力。行政管理论文选题都关涉行政能力和职场知识,为此,研究生入学就应该确定导师和选题大致方向,然后有针对性地从事一些行政事务性工作,并将其与选题结合起来,也可在工作中完善选题或发现新的选题,这样的论文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就强,对学生初步工作能力是很好的训练。
四是提供就业指导。现行入职考试都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大量内容,而且行政活动还与其他领域工作联系紧密,导师可以结合学生就业方向有针对性地确定相应题目,在撰写论文同时也兼顾着备考和了解所关心领域的知识。
五是多方面才能的积累和训练。其一,针对行政管理专业跨学科特点使学生了解多学科知识,便于毕业后什么工作都能胜任。其二,针对行政管理论文大多涉及行政活动中复杂问题处理的特点,有意识地使学生掌握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其三,针对驾驭目标多重性选题难度大的特点对学生进行抗挫折训练。其四,针对行政管理论文都关涉行政伦理问题的特点,带动学生对伦理道德问题的了解,学会怎么更好地做人和处事。通过上述多方面才能的积累和训练,学生既丰富了知识,又掌握了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既懂得了为人的道理,也受到了百折不挠、攻坚克难的处事训练。
学位论文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选题的确定就应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5]。从目标多重性出发确定行政管理专业论文选题源于学生多方面需要,是对学生一专多能的综合训练,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学生带着问题写作论文,避免了空洞乏味和拼凑应付,学位就会保值甚至增值,为解决当下研究生就业难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高质量目标多重性论文可作为咨询报告提交有关部门
行政管理论文政策对策性非常强,具有政策咨询功能,师生都应把自己当作外脑和智囊,将联系现实的论文视为政策咨询报告来对待,答辩实际上也是政策辩论。
一是师生都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实际工作,有一定实际工作经历更好,学院也应创造条件让学生带着问题到实际工作部门实习或调研。
二是侧重对策性研究,包括对问题及原因的实证分析,国内外经验介绍及启示,对策要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三是充分发挥理论对现实政策的指导作用,站在为相关部门出谋划策角度,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进行研究。
四是可聘请与选题相关的实际工作部门人员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帮助解决论文中师生解决不了的问题; 另一方面他们也能从论文和论文答辩中获得启发,更好地推动本部门工作。这项工作从确定选题后就应该开始,学生可到相关部门调研,请有关人员指点,还可聘其为副导师,或吸收到答辩委员会中,既可全程跟踪,也可只在某个环节排忧解难。当然,这种副导师制是随机的, 前提是师生都非常困惑或选题对这些单位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是一些实际工作部门也可以把一些疑难问题交给学校作为论文选题,高校行政管理研究机构作为智囊和外脑承揽的一些相关项目,也可吸收有这方面选题的研究生参与,其参与部分可同论文结合起来,也可分出一个或若干个子课题作为论文选题。高质量论文可推荐到相关部门作报告或咨询,
由此可知,这种教学、科研、实际工作三位一体的选题模式,使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互通有无,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的真正结合。
四、系统规划目标多重性论文选题模式
行政管理研究生论文目标多重性选题模式运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单纯是学生和导师的个体行为,学校、 学院、答辩委员会都要协同配合,总体设计,周密部署。
(一)学院要制订总体实施方案
一是要把目标多重性论文选题模式纳入学院长远发展规划,在广泛征求师生意见和调研基础上,出台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二是制定针对多重性目标选题的学术规范,并对相关师生进行培训。三是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四是及时反馈和排误纠偏。五是定期进行经验交流,好的论文还可集中起来出专辑或向学术刊物、相关部门推荐。
(二)选题目标多重性模式应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
学生从入学起,就要在扩大知识面上下工夫,同时接触实际。可以以导师研究方向为基础,突出选题目标多重性原则,确定哪些学生适合做这类选题,并提供相关资料。导师也要不断接受新事物,更要勇于放下身段与学生一起学习,互相启发。把握不好的问题还可与其他教师和学生沟通,也可以拿到开题、中期检查,甚至答辩中集思广益。答辩委员会成员也要知识面广,尽可能对论文涉及的知识有所了解。答辩分数权重上对这类选题要有所侧重,学生答辩结束后还要进一步完善论文,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修改、加工和提炼,应上升到对今后生活的指导意义上。
(三)贯彻选题目标多重性模式的实用性、科学性与可行性
提倡目标多重性选题是突出行政管理论文一题多用,一专多能的优势,而不是一概要求都选择以面向实际为主的多重性目标选题,这类选题只是行政管理专业诸多选题类型的一部分。除那些对纯学术型选题不情愿做或做起来比较困难的学生,还是要以纯学术性选题为主。同时,目标多重性选题的论文也必须体现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科特色和学术规范,导师必须能够予以指导。 根据学生实际需要确定选题,绝不能喧宾夺主,那种从功利角度出发,形式上是行政管理专业论文,内容却都是其他学科或其他方面,或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名,行投机取巧之实的情况必须及时予以纠正。
总之,行政管理研究生论文选题目标多重性模式一定要考虑实用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从学生方面,要扬长避短,选择难易适中、符合自己实际能力的论题[6]。从导师方面,也要不断探索研究生培养方法[7]。这样才算真正做到人才培养模式多样性、学生能力复合性、服务领域多元性、就业渠道广阔性的有机统一,读研才真正物有所值。
摘要：行政管理专业现实针对性突出的特点意味着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在论文选题方向上具有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和弹性,可以立足学科发展、现实政策需要以及学生实际情况,采取目标多重性选题方式,以满足多方面需要,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多重目标 篇5
海杂波是雷达发射脉冲照射的局部海面的后向散射回波。对海杂波进行特性分析和建模仿真对于设计有效的雷达检测方案和评价雷达检测性能至关重要。传统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其统计特性, 建立统计分布模型, 如典型的瑞利 (Rayleigh) 分布、对数正态 (Log-normal) 分布、韦布尔 (Weibull) 分布和K分布等[1]。然而, 这些模型把海杂波视为某一随机过程的样本函数, 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海杂波的物理本质, 而是出于其看似随机的波形。实际上, 高分辨率雷达在低掠射角情况下测量的海杂波往往不具有高斯分布特性, 海杂波并不是平稳的, 而是呈现为非线性的不平稳性[2,3,4]。这样经典雷达目标检测所作的独立、线性, 平稳等假设均不符合真实情况, 基于这些假设而采用的经典雷达目标最佳检测策略不可避免导致检测性能下降。
分形理论[5]的发展不仅为数学和物理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和观察深度, 也为杂波建模和分析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S.Haykin等人[6,7]对海杂波的研究表明, 海杂波存在分数维的混沌吸引子, 且存在大于零的Lyapunov指数, 进而表明, 用非线性学科中的混沌与分形方法研究杂波模型比传统的随机方法更为有效。
已有很多学者对海杂波的分形特性进行过不同方面的研究, 也取得了不少成果[8,9]。本文从实测海杂波数据入手, 首先计算了海杂波的盒维数, 又通过分析海杂波的统计特性, 发现其偏离高斯分布并具有长时相关性, 且在较大的范围内具有尺度不变性, 因此, 利用多重分形模型可以较好的刻画海杂波的复杂特性。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上综合考虑, 利用杂波与含目标单元多重分形谱的差别, 提出一种新的检测方法。对实测数据的分析表明该方法是有效的, 并且具有较小的计算量, 为海杂波背景下的目标检测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和有效手段。
1 分形维数 (盒维数)
分形是一类复杂性颇高的、没有特征长度, 但具有一定意义下的自相似的图形和结构的总称[10]。分形维数是分形对象的复杂度和不规则度的定量描述, 分形维数是分形的极其重要的特征数, 是刻画分形的不变量。当海面上存在舰船目标时, 会改变该区域海面的运动状态, 将在雷达回波信号的分数维差异中体现出来。
对于分形维数有很多不同的定义, 最好的理论定义是Hausdorf维。但由于Hausdorf维数计算复杂, 实际中一般用其他定义来计算分形维数。在求解分形维数的方法中, 盒维数是应用最广泛的维数之一。盒维数的计算方法如下[11]:
(1) 选择一个一定长度的曲线F将其长度与幅度归一化后放入一正方形内。
(2) 选取边长为εm (m=1, 2, …, M) 的方格网 (盒子) 去覆盖单位正方形, 计算不同尺寸εm下与F交叠的盒子个数Nm (ε) 。当εm→0时, 则盒子恰好包含F的一个点, 亦可认为此时盒子与点的形状完全符合, 正好填满F。
(3) 定义盒维数Db=lg Nm (ε) / (-lgεm) 。分数维是盒维数在εm→0时的极限值。实际中盒子尺寸不可能无穷小, 但只要小到一定程度后, 结果差距相当微弱, 就可以用盒维数来取代分数维作为分析的对象.
(4) 如果曲线是一种完全的分形, 则对数比曲线Db=lg Nm (ε) / (-lgεm) 为一直线, 盒维数Db就是该直线的斜率, 如果对数比曲线不是理想直线, 说明该图形分形特征不明显, 则用对数比曲线的最小方差拟合直线的斜率来代替。同时, Mandelbrot有效维数的概念也说明分形特征是有尺寸范围的。所以实际处理盒维数时, 应该从对数比值趋于稳定, 对数比曲线趋于直线的范围内开始拟合。
本文使用的实测海杂波数据为本研究所采用的海杂波数据是某S波段雷达于2010年5月在某海湾采集到的, 该雷达架设在海拔500m的山上, 临海。雷达的主要参数如下:
线性调频信号, 中频30MHz, 带宽5MHz, 采样频率40MHz, 脉宽46μs, 锥形波束宽度1.0°, 天线固定不转, 入射余角1.0°。
图1为某一段长度为100的海杂波经归一化后, εm=0.10时的覆盖情况, 图2为最小二乘拟合的情况, 经计算得Db=1.4756。当数据长度数增加时, 盒子越小越精确。
表1给出了实测海杂波数据与目标数据在不同时刻的盒维数计算结果。
由表1可看出含目标时的海杂波的盒维数明显大于不含杂波的情况。但在高海态等情况下, 海杂波和目标回波的分维值的平均值相差较小, 而从整体上看两者的分维值交叠在一起, 仅用其进行检测是不可靠的[12]。
2 多重分形的判定及谱函数的计算
分形盒维数能反映分形信号的几何特征信息, 对信号的复杂度、和全局性进行定量的描述。但计盒维数法计算认为只要盒子内有图形的像素这个盒子就被计进来, 而不考虑盒子内像素的多少, 这样得到的分维必然失去很多信息, 这便是单一分形不够细致之处;而多重分形考虑盒子内像素或者其他物理量的差别, 归一化之后得到一个概率分布的集, 再用一个多重分形谱进行描述, 得到的结果包含了许多被单一分形忽略的信息。
在计算海杂波的多重分形特性之前, 首先应判断其偏离高斯分布并具有长时相关性, 且在较大的范围内具有尺度不变性[13]。
为了检验海杂波是否具有非高斯特性, 计算其偏度系数Cs和峰度系数Ck:
其中μk=E (X-EX) k, k=2, 3, 4。偏度系数刻画分布函数的对称性, 锋度系数刻画不同类型分布的集中和分散的程度。对于正态分布来说, Cs=0, Ck=3。经计算, 本文采用的实测杂波数据, 其Cs>0, Ck>3, 与高斯分布有一定差距, 因此海杂波数据具有非高斯特性。
下面采用对数方差—时间图法[14]分析海杂波的长时相关性。图3中作出了对数方差—时间曲线, 如果海杂波数据的对数方差—时间曲线斜率大于-1, 则具有长时相关性。有图显然可以得到肯定的结论。
最后分析尺度不变性。首先将海杂波数据进行归一化xk=Xk/∑Ni=1Xi, N=2n为数据长度, 然后计算部分和:
其中。检查下面的线性关系是否成立并确定其成立的范围:
如果上式在一定的m区间内成立, 则序列具有分形特性。此外, 如果质量指数τ (q) 不是q的线性函数, 那么称被观察序列在这一区间存在多重分形特性;否则, 就为单一分形[15]。利用上述方法对一段实测海杂波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4所示。图4给出了不同q值下的log2 (m) ~log2 (Sm (q) ) 曲线, 可以看出式 (4) 在较大范围内均成立, 这表明海杂波具有多重分形特性。
下面给出多重分形谱的计算方法。在式 (4) 的线性区间内, 利用最小二乘法求解下式得到:
对q~τ (q) 进行如式 (6) 、 (7) 所示的Legendre变换即可得到多重分形谱。
式中:τ (q) 为标度指数;f (α (q) ) 即为多重分形谱函数。
由图5以看到质量指数τ (q) 不是q的线性函数, 图中有一个明显的折点。图6给出了标度指数α (q) 随q变化情况, 可以看到在零附近有一次骤降。
综上,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判定准则, 认为本批数据是多重分形的, 多重分形谱如图7所示, 并且其在其在q=0处取得最大值1。
图8分别给出了含目标与不含目标的距离单元在不同时刻的多重分形谱。从该图可以看到, 海杂波数据在存在目标时, 谱宽变窄, 而多重分形谱宽的大小反映了整个分形结构上概率测度分布不均匀性的程度和过程的复杂性, 谱宽越宽, 谱的结构越丰富, 过程相对越复杂, 这表明海杂波比目标复杂。这一差别在谱的左边尤其明显, 这表明α较小 (大概率) 的部分差别更大。而目标与目标、杂波与杂波在不同时刻的差别较小, 这表明多重分形谱较为稳定, 适合用于检测。
为了利用这种差别来判别海面某一区域是否出现目标, 我们计算f (α) 对α的积分, 表2列出了积分的结果。从表2可看出含目标的距离单元相应的积分结果明显小于不含目标的情况, 这与图8一致。如果设定合适的门限, 则可根据积分值判断目标的出现, 而且文献[6]表明在数据长度达到2000点时, 分形估计就趋于稳定, 因而使用分形方法进行的检测计算量小于传统的基于统计建模的方法, 时效性也更好。图9为检测方案。
3 结束语
本文分析计算了海杂波的分形维数及多重分形特性。由本文的分析, 可以看出实测的海杂波序列具有多重分形特性, 利用多重分形谱可以较好的描述复杂不规则的海杂波序列。在此基础上, 利用杂波包含与不包含目标时多重分形谱的差别, 提供了一种检测海上目标的新方法, 该方法具有计算量小的优点。由于本文所用的数据有限, 还有待于利用更多数据进一步详细地评估该方法。
摘要：本文分析计算了海杂波的分形维数及多重分形特性。在此基础上, 从时间和空间上综合考虑, 利用杂波包含与不包含目标时多重分形谱的差别, 提出一种新的检测方法。对实测数据的分析表明该方法是有效的, 并且具有较小的计算量, 为海杂波背景下的目标检测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和有效手段。
多重目标 篇6
一、《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对于借款核算的规定存在缺失
正确核算借入资金成为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重要内容,但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关于借款的规定却并不完善。笔者认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借入款项具备负债及资金的双重属性,这就决定了借入款项的会计核算应涉及债务资金循环和资金使用循环两个层面。债务资金循环层面的核算是指贷款款项在借入本金、支付利息、归还本金等环节的会计核算,资金使用循环层面的核算是指借入资金作为事业单位的可支配资金的最终支付用途以及事业单位使用自身的非偿还性资金归还借入款项等环节的会计核算。
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仅对第一个层面,即债务资金循环层面的会计核算做出了明确规定,即:事业单位在取得银行借款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银行借款”科目;支付贷款利息时,借记“其他支出”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归还贷款本金时,借记“银行借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该种处理能够明晰地反映借入资金作为事业单位负债在其存在周期内的增减变动情况,原理单一,不存在争议。
但是对借入款项,在资金使用循环层面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则在现行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务处理中也存在较大争议。
二、借入款项在资金使用循环层面存在同一笔支出重复入账的逻辑矛盾
不论事业单位使用借入的资金购置了固定资产,还是投入基本建设,或是利用借入款项支付日常经费,从事业单位的角度来看,使用借入资金支付的这些支出都是事业单位开展业务活动及其他活动发生的资金耗费和损失,符合事业支出的定义。为公允、客观、全面地反映事业单位的支出规模和种类,该项资金支出应该计入事业支出中。
而当事业单位使用非偿还性的自有资金(事业单位的财政补助收入、其他收入等)归还借入款项时,为准确反映事业单位不同来源资金的收入减支出减结余情况, 仍需要记录事业单位非偿还性的自有资金减少。尤其是在《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下,事业单位要单独反映其财政补助资金的收入、支出和结余情况,当事业单位使用财政补助资金归还银行借款时,该项财政补助资金支出必须按照资金来源作为事业支出列支。如此看来,同一项支出,仅仅因其是用借入资金支付的,就被重复记录了:第一次记录是事业支出实际发生时,即事业单位使用借入资金支付事业开支时;第二次记录是事业单位使用非偿还性的自有资金归还贷款时。虽然这两次支出都实属必须,但均作为支出列支又不符合基本逻辑。
针对这一情况,目前实务界有一种折中的处理方式, 即将对第一次支出“借:长期待摊费用;贷:银行存款”,第二次支出(使用自有资金还贷)“借:事业支出;贷:长期待摊费用”。这在实质上是将事业支出作为递延资产,并按照还贷时限做摊销处理。
笔者认为,这种处理并不妥当,原因有三:1违背了权责发生制原则。采用权责发生制时,是考虑到会计主体支付某项成本或费用时的受益期较长,且摊销的时间和进度是取决于某项资本性支出的受益期间的。而该事项是使用还贷期限来摊销该事业支出的,其与资本性支出的受益期间是两个概念,并不合理。如果事业单位使用借款支付的不是资本性支出,而是当期的日常经费支出,则这种处理方式就更不合适了。2不能全面反映事业单位在特定会计期间的支出种类和规模,不利于事业单位利益相关者获知事业单位的真实财务状况。3不符合事业单位的会计主体假设。《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规定:事业单位应当对其自身发生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其支出应当全面反映事业单位的支出规模。而上述处理显然是站在事业单位某几类出资人的角度进行的处理,将原本是事业单位的支出递延、割裂反映,并不合理。
三、《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隐含的会计目标设置多重性是导致借款核算矛盾的根源
笔者一直在思考事业单位出现这种矛盾的根源所在。通过与企业单位的相关对比分析后,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事业单位会计目标设置的多重性。正是会计目标的多重性导致了事业单位会计主体的不明晰,使得同一项目具有双重支出属性,进而引发事业单位借款核算的逻辑矛盾。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是这样表述事业单位的会计目标的: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与事业单位财务状况、事业成果、预算执行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事业单位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社会管理、做出经济决策。事业单位会计信息使用者包括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举办(上级)单位、债权人、事业单位自身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上述会计目标不仅承担了反映事业单位整体财务状况、事业成果和预算执行情况的任务,还兼顾了事业单位各类出资人的信息需求。这一理念也贯穿了《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设计的始终,尤其体现在收入、支出、结余类科目的设置方面。其通过在事业支出下按照资金来源设置二级明细,并在期末分类结转收支达到分资金来源核算各类资金的收支结余的目的。在没有外部融资的情况下,事业单位的非偿还性自有资金支出与事业单位整体支出是完全重合的,这样的制度设计既反映了事业单位的整体事业支出规模,又能分项反映事业单位不同来源的资金收支结余情况,能够满足事业单位的多重会计目标。
但当存在借款融资时,情况就不同了。因为从反映事业单位整体的财务状况和事业成果的角度考虑,事业单位使用借入资金支付的开支符合事业支出的定义,应作为事业支出列报反映。但当事业单位使用非偿还性的自有资金(如财政补助支出)偿还借款时,作为事业单位非偿还性资金的出资方,仍然有追踪其资金使用方向的要求,站在其角度上,还贷支出应作为资金支出予以记录。会计核算若想同时反映事业单位自身的实际支出规模以及事业单位各类资金的收支结余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形成支出重复入账的局面。可见,在存在借款融资时,正是由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隐含的会计目标设置的多重性,导致了会计主体的不一致,造成不同会计主体核算的支出重复,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
与事业单位会计相比,企业会计中就不存在这一矛盾。因为企业会计核算的目标是提供反映企业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的会计信息。这种会计目标设置的单一性就决定了其会计核算主体的清晰及确定性。由于企业会计是站在企业整体的角度记录经济事项,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对于企业来说,借入资金与自有资金是一样的效用,企业会计只关心企业支付出去的成本能够带来多大的收益。至于企业支付各种成本的资金究竟是股东A的还是股东B的,或者说股东A今年投资了100万元,企业在一个会计年度内使用了多少、还剩余多少之类的,因其无关企业的经营成果,因此并不在企业会计的核算范畴内。这一点是企业与事业单位的不同性质决定的,也是企业会计与事业会计的重要区别之一。
四、解决事业单位借款核算矛盾的思路
笔者认为,可以在“事业支出——其他资金支出”科目下设置三级明细科目“借入款项支出”,用于核算使用负债资金支付的各类事业支出。但由于借入款项不属于收入,故该三级科目在会计期末无需进行结转,而是作为事业单位净资产的减项反映在报表中,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对该支出的重大内容作出说明。
同时,在“事业支出——财政拨款支出”等项下设置三级明细科目“还贷支出”。当事业单位使用不同种类的自有资金归还贷款时,借记“事业支出——财政拨款支出 ——还贷支出”科目,贷记“事业支出——其他资金支出 ——借入款项支出”科目。该支出由于有明确的预算批复,因此可以在会计期末与相关收入配比结转,而借入款项支出也会相应减少,借入款项与事业单位净资产之间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还贷完毕时,借入款项与借入款项支出便同时归零。
多重目标 篇7
关键词：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委托代理,理财目标,农民股东利益保护
理财目标是公司财务决策活动的理论指南, 不同的理财目标反映企业不同的价值取向。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以下简称集体资产公司) 是随着我国城乡统筹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式, 是在保持集体资产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对传统集体经济组织形态的创新, 它承担着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保护农民股东利益的功能。集体资产公司理财目标的选择直接决定着公司的财务活动是否会以实现股东尤其是农民个人股东利益保护为基本指南。
理财目标的选择受公司股权结构以及相应委托代理关系类型的影响。“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由于其明确和可操作性被普遍认可, 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大股东控制成为普遍现象、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情况下应该以“股东现金流权财富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1]股东财富最大化、股东现金流权财富最大化是在公司股权呈现充分分散或高度集中两种不同的状态时, 因委托代理关系不同而对理财目标做出的理性选择。集体资产公司保持了集体资产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 独特的股权结构和特殊的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制度背景, 使集体资产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呈现出多重叠加、委托代理链延伸等异于一般公司的复杂特性, 这种情况下, 传统的理财目标已不能充分体现该类理财的终极目的—即为谁创造财富的问题。为此, 本文在厘清集体资产公司复杂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 尝试从新的视角审视其理财目标与农民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
一、文献回顾
股权充分分散或股权高度集中是现代企业股权结构的主要特征, 股权结构影响着公司委托代理的类型, 而委托代理类型则进一步影响公司理财目标的选择。Berle和Means (1932) 认为所有权的广泛分散和非股东的管理者掌权是现代公司的两大特征, 即现代大公司中存在严重的“管理者控制”现象。[2]Jensen和Meckling (1976) 指出, 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并不总是与股东利益相一致, 这种利益的分化往往会使管理者以股东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3]因此, 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以公司股权高度分散为背景, 探讨在公司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代理冲突、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差异情况下的治理问题。按照企业契约理论, 在典型的Berle和Means范式的企业中, 股东因承担企业自然的边际风险而享有剩余索取权, 因拥有企业的所有权而享有剩余控制权, 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对应要求使“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理财目标是必然的选择。随着公司所有权集中度的提高、大股东的出现, 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有所缓解。大股东有较强的对公司管理者实施监督的动机, 从而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但在股权比较集中的情况下, 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会成为公司新的代理问题。Shleifer和Vishny (1997) 认为在股权结构比较集中的环境中, 特别是在金字塔结构和交叉持股结构模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是公司的主要代理问题。控股股东为了其私利常常侵占企业资源, 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最终减少了公司价值。[4]Claessens等 (2002) 认为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是损害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5]基于此, 刘志远、李海英 (2010) 认为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导致股东集团内部出现分化, 传统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面临挑战。以企业契约理论为基础, 选择“股东现金流权财富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更有利于体现全体股东的利益。[1]
在我国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委托代理研究方面, 陈剑波 (2006) 提出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制度的治理结构问题, 认为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 土地集体所有是既有的现实选择, 但也使集体所有治理结构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 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成为农村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7]董国礼等 (2009) 认为不同土地流转模式下的产权代理可以分为私人代理、国家代理和市场代理三种类型, 相应的委托代理关系为单层委托代理、双层委托代理和循环委托代理。[8]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 (2010) 在对成都统筹改革实验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 注意到由数千农户、数万人口通过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组建而成, 财产权利与行政权力叠合到一起的集体资产公司中, 如何处理公司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 如何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将会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9]综上所述, 已有文献对集体资产公司委托代理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基本与规范的理论分析框架, 而将委托代理、理财目标与股东利益保护结合起来的研究则更为缺乏。
二、基于土地权利的独特股权结构
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司不同的是, 集体资产公司是在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基础上, 把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入股而成立的公司。从近年的实践来看, 折股量化的集体资产通常是集体经营性资产, 公益性集体资产通常不进行折股量化, 而是全部直接列为集体资产公司的资本公积和公益金。[7]并且“土地私有化不仅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 而且也不能提高农业效率。”[11]因此, 为维持集体所有的性质, 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公益性资产一样不宜进入集体资产公司, 而仍然应该由原集体资产所有权代表 (实践中一般是村民委员会, 即村委会) 进行管理。如图1所示。
对于进入集体资产公司并折股量化的集体经营性资产, 由集体拥有的部分 (当然也可由村委会直接以集体资产出资取得股份) 形成公司的集体股。折股量化后由村民个人拥有的股份 (除此以外村民也可以自身财产如现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投入取得股份) 形成公司的个人股。显然, 主要基于土地权利而形成的集体股与个人股构成了集体资产公司的基本股份。由于个人股股权的分散均衡, 集体股往往成为公司的大股东。
三、集体资产公司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Jensen和Meckling认为所谓委托代理是指委托人委托其他人 (即代理人) 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 并相应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3]由于集体资产公司独特的股东结构和特殊的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制度背景, 其委托代理关系相对一般公司而言更为复杂。
1.简单集体资产公司委托代理关系的多重叠加
简单集体资产公司指的是由单独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组建的公司, 公司实际上是某一行政范围上的村集体。此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发生在公司内的封闭型关系模型, 如图2所示。
第一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集体股股东与其代理人之间。集体股的终极所有人是全体村民, 但全体村民所有实际上导致了委托主体虚拟、所有权主体缺位的现象。这时代理集体股行使股权的是能代表全体村民集体的机构或在这一机构中工作的人, 即现实中的村民委员会 (以下简称村委会) 或在村委会任职的干部。显然, 在这一层基于土地集体所有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作为集体股代理人的村委会履行着管理所有村集体财产 (包括土地) 的职能。因此, 当没有足够的制度约束时, 会导致在村民股东和村集体组织的博弈中, 村民股东处于非常明显的弱势地位, [13]出现代理人利用代理权为个人或团体寻租, 进而损害委托人即全体村民利益的行为。
第二重委托代理关系源于股东集团内部分化而导致的控制股东与农民个人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一般公司股权充分分散或高度集中不同, 虽然村委会只是集体资产公司集体股股权的代理人, 但是公司事实上的控制股东呈现出明显的强势特征。这是因为现实中村委会有着复杂的功能:作为政府代理人, 承担着大量政府委托的行政工作;作为集体财产法定代理人, 履行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所有村庄集体财产的管理职责;同时还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协调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三位一体的角色在政府行政、村务管理、农民财产保护等方面存在巨大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实际上大大强化了村委会对集体资产公司的控制能力, 并使村委会实际上是在完整地行使着集体所有者的权利。[7]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背景表明农民个人股股东应该拥有集体股所有权, 但全体村民集体所有的结果只能是组织成员共有, 责权关系不明晰, 权利虚化。在成员共有基础上对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形成的个人股权呈现出分散均衡的特点, 在公司中没有相应的实质控制权, 属于集体资产公司股东中的弱势群体。由于监督管理者成本过高, 农民个人股股东不得不委托公司大股东—集体股股东对经营管理者进行监督, 但由于村委会已替代集体股股东成为公司实质上的控制股东, 因而表现为农民个人股东与控制股东村委会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显然, 集体资产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为控制股东获取自身私利寻机侵害农民个人股东利益成为可能。问题是当利益受到伤害时, 农民个人股股东可能会面临既无法“用手投票”也无法“用脚投票”来保护自身利益的尴尬状况。[15]不愿关注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这为管理者实际控制公司提供了便利。此时, 公司控制股东即村委会若能有效履行监督管理者的职能, 直接对管理者行为施加影响, 就会大大降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但由于缺乏职业经营管理者, 实际上更是因为集体资产公司管理层很少从所有权控制中分离出来, 实践中大多数公司的管理者还是由村委会来担任。这也就是说, 在农村集体资产经营公司中, 村委会已经突破了陈剑波所说的三位一体角色, 同时集政府代理人、公共事务管理人、公司实际控制股东、公司管理者四重身份于一身。四重身份的叠加尤其是行政权力与财产权利的叠加使村委会在公司中的实际控制权虽源于集体股所有权却远远大于所有权。结果导致村委会不但不会以控制股东身份履行监督经营管理者 (实际上是自己监督自己) 的职能, 而且还可能利用控制权优势寻机侵占农民个人股东利益, 并在享受全部利益的同时只承担与所有权成比例的部分成本。
2.复杂集体资产公司委托代理链的延伸
复杂集体资产公司通常是在若干个简单公司的基础上突破简单公司范围限制组建而成的规模更大的公司, 其委托代理关系在简单公司委托代理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拉长延伸形成更为复杂的开放型委托代理系统, 如成都市锦江区农锦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农锦公司) 。农锦公司是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先组建11个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经过工商局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 , 然后再由11个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股东共同成立农锦公司, 并委托农锦公司统一经营管理所有集体土地。农锦公司再次将集体建设用地的整理整治开发经营权委托给成都市兴锦现代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区农投公司) 。 (4) 在如此复杂的组织中, 其委托代理关系已突破简单公司封闭式的委托代理模式, 出现了委托代理链的延伸与拉长, 如图3所示。
复杂集体资产公司委托代理关系模型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 结构关系更为复杂。在图3所示的委托代理链中, 农锦公司的股东公司是11个简单集体资产公司——村级有限责任公司, 其委托代理关系如图2所示, 在此不再赘述。在简单集体资产公司委托代理关系基础上延伸出的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村级股东公司与作为股东公司所有集体土地代理者的农锦公司之间。延伸出的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是农锦公司作为股东再次将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区农投公司。区农投公司取得的土地出让收益在扣除整治成本后, 返还给农锦公司, 再由农锦公司分配给村级公司, 最后再由村级公司分配给农民个人股股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由于委托代理链条延伸, 最初委托人 (股东公司的股东即全体村民) 距最终管理者遥远, 信息严重不对称, 使其在客观上很难直接有效地观察和把握最终获得经营权的公司的内部运行状况。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集体资产公司集体股委托主体虚拟、最初委托人并不明确, 进而导致各代理链条上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也不十分明确, 具有多重、叠加与延伸特性的代理链条难以形成有效的传导机制, 无论是传统的监督还是激励机制, 最终都无法实现对股东利益尤其是处于委托代理链上游、属于集体资产公司中弱势群体的农民个人股东利益的保护。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 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由于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等契约”也会产生债务代理冲突问题, 即股东为满足自身利益而可能采用不同方式侵害债权人利益。与通常意义上的债务代理冲突相反, 复杂集体资产公司中债权人因可能侵害股东利益而产生新的代理冲突。由于农锦公司所需资金由区农投公司全额投资, 农锦公司以集体建设用地收益作为还款保障, 并承担区农投公司的融资成本及支付一定的投资回报, 区农投公司此时实际担任的是农锦公司债权人的角色。但农锦公司聘任区农投公司 (区管政府性投资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来担任农锦总经理, 公司的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沿用区农投公司的职员。不难看出, 在农锦公司这样的集体资产公司中, 债权人和集体资产的最终管理者已经合二为一, 政府通过政府性投资公司主导着集体土地的流转。这种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核心的制度设计, 反而使股东成为身兼双重身份的债权人侵害的对象, 造成了股东与债权人代理冲突的异化。
四、“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与股东利益保护
1.集体资产公司理财目标应体现的价值取向
现代企业制度主要通过契约设计促使剩余风险的承担与剩余控制权尽可能对应, 以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但集体资产公司委托代理关系的多重与叠加、委托代理链条的延伸及传导机制的无效、股东和债权人与管理者在不同情况下身份的重合, 使得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在实际承担公司剩余风险的同时并未能获得相应的剩余控制权。同时, 不发达的农村金融资本市场和较弱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不但没能通过法律等制度设计来保护股东尤其是个人股股东的利益, 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集体资产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另外,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正处于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统筹发展的转轨过程中, 有着特殊的制度背景。政府主导土地流转色彩明显,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变更引导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从而引导公司理财的价值取向。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理财目标的选择很可能不再是公司自身选择的结果, 而是受委托代理类型、各种制度约束和政府干预的影响。因此, 作为体现公司价值取向的理财目标便承载了一项重要功能, 即如何在理财导向层面体现对股东利益尤其是农民个人股东利益的保护, 并通过理财目标引导各级决策者对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保护与协调的关注。
在集体资产公司这类特殊公司中, 以股权充分分散或以股权高度集中为基础的“股东财富最大化”或“股东现金流权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并不适用。因为股东财富最大化是建立在全体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冲突的前提下, 从简单集体资产公司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来看, 公司控制股东与管理者身份的重合使股东集团出现了分化, 并改变了传统上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委托代理的本义, 进而演化为控制股东利用控制权寻机侵占个人股股东利益的问题。那么此时以“股东现金流权财富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是否恰当呢?实际上由于其股权结构、制度背景等的特殊性, 公司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并不会像一般的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一样出现偏离, 最大化股东的现金流权, 并不能解决集体资产公司中身兼数重身份的村委会利用实际控制权为个人或团体寻租的行为。复杂集体资产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则表明, 当债权人和集体资产的最终管理者身份重合时, 全体股东有可能成为身兼双重身份的债权人侵害与掠夺。因此, 在股东保护利益的同时注意协调平衡股东集团内部的利益冲突, 是确定选择该类公司理财目标的基础。
2.集体资产公司理财目标的最佳选择:“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这一理财目标可以涵盖三层涵义:第一, 强调对全体股东利益的保护。在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过程中, 集体资产公司通常是按行政管辖范围组建成的公司, 其收益主要来自于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收益, 但同时土地出让收入也是当前我国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 即政府实际上会参与公司集体土地流转收益的分配。如前述的区农投公司实际上是在代表政府分配农锦公司集体土地流转的收益。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理财目标, 实际上是从价值导向层面强调集体土地流转中应寻求农民、集体和政府之间收益的平衡, 最终实现农民股东利益的保护;第二, 强调对各股东集团利益的协调与平衡。集体资产公司中, 股东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相对于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控制股东而言, 农民个人股东为代表的中小股东是明显的弱势群体, 其利益因公司委托代理关系的多重与叠加、延伸与变异而最有可能受到损害, 同时个人股股东中的显名股东也可能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损害隐名股东的利益。因此, 在各股东集团之间多种委托代理冲突严重的情况下, 其利益协调与平衡显得尤为重要。“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在关注股东利益保护的同时, 更以“全体股东”涵盖各类股东集团, 强调所有股东利益的协调与保护, 以降低各类委托代理成本, 提升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 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第三, 以全体股东利益涵盖农民股东对财富和土地权利的要求。与一般公司不同, 集体资产公司中的股东不但期望实现自身财富的增加, 更希望公司能保障其在土地上拥有的相应权利, 因为这种权利是在社会保障机制缺乏情况下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追求股东财富增加的同时, 兼顾了农民股东在土地权利上的特殊要求。
当然, 为保证“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财目标的实现, 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安排必不可少:
(1) 村委会行政、社会管理职能和经济管理职能实现分离。职能分离后的村委会承担政府授权的行政管理职能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 同时村委会也可作为集体资产所有权代表, 对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行使监督权。由集体资产公司作为集体股代理人, 承担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职能。这一制度设计可以防止村委会利用多重身份叠加形成的实际控制权为个人或团体寻租, 进而损害委托人即农民个人股东利益的行为。
(2) 在股东权利配置上, 有倾向性地向农民个人股股东配置权利, 真正改变集体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格局。强化农民个人股股东集体土地流转的主导运营权, 使个人股东拥有相应的实质控制权, 保证个人股东中隐名股东的利益, 形成农民个人股东对控制股东的有效制衡机制, 以提升各级委托人及委托代理链的有效性。
(3) 建立合理的集体资产公司股权退出机制。目前集体资产公司通常采用股东持有股份在限定范围内有条件转让的做法。这种做法虽然没能通过市场的流动性来弥补农民个人股东控制权的缺失, 但却是当前体制下对农民股东利益保护的现实选择。因为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 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决定了当股份转让没有限制时, 外来资本的入侵很可能使农民面临另一种既失去股权、又失去土地的更为严重的情况。此时, 如何从制度设计与创新层面保护农民个人股东利益的退出权就成为集体资产经管理公司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4) 在管理者的选聘上, 避免控制股东与管理者或债权人与管理者身份的重合, 真正运用市场竞争机制选聘管理者, 以保证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同时满足管理者控制权收益的激励, 对管理者实行薪金、福利和发展空间等多元化激励方式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以降低代理成本。
(5) 完善集体资产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保护农民个人股股东的知情权, 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加剧的代理问题。
五、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 简单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封闭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村委会同时集政府代理人、公共事务管理人、公司实际控制股东 (集体股代理人) 、公司管理者四重身份于一身。四重身份的叠加尤其是行政权力与财产权利的叠加使村委会在公司中的实际控制权虽源于集体股所有权却远远大于所有权。结果导致村委会可能会以农民个人股东利益为代价去追求自身的控制权收益。而复杂集体资产公司开放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委托代理链条的延伸与传导机制的无效、债权人和集体资产最终管理者身份的重合, 则使全体股东成为身兼双重身份的债权人侵害与掠夺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体现公司价值取向的理财目标实际上承载着一项重要功能:即如何在理财导向层面引导各级决策者对集体资产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保护与协调的关注。“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由于能涵盖对全体股东利益的保护、各股东集团利益的协调平衡及农民股东在土地权利上的特殊要求而成为集体资产公司理财目标的最佳选择。这一理财目标的实现需要借助于相应的制度安排与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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