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开发

2024-05-09

多重开发(共7篇)

多重开发 篇1

长期以来, 在给排水和环保工程中对投加各种混凝剂、絮凝剂、液氯及酸碱中和等水处理中, 所使用的管道混合器一般由3节混合单元组成, 每节混合单元为1个180°扭曲的固定螺旋叶片 (或90°交叉插板叶片) , 分左旋和右旋两种。相邻两节中的螺旋叶片旋转方向相反并相错90°的管道混合器也称管式静态混合器, 是处理水与各种药剂实现瞬间混合的设备, 水流通过管道混合器会产生分流、交叉混合和反向旋流作用, 使加入的药剂扩散到整个水体中, 以达到瞬间混合的目的。

在实践中, 由于被混合的物料或介质的运动速度快, 在管道混合器中作用时间短, 因此, 并没有达到瞬间混合的目的, 流体的流动分割、径向混合效果不好, 很难达到最佳的混合目的, 造成药剂的浪费, 这无疑大大地增加了工厂的生产成本。

鞍山澄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此开发了新型多重涡杆管道混合器, 取得了显著效果。

1. 多重涡杆式管道混合器构造 (图1) 及原理

多重涡杆式管道混合器一般由2节混合单元组成 (相邻两节中的螺旋叶片旋转方向相反) 。其模块式设计也可根据用户的要求及混合介质的特性增加节数。每节混合单元外壁为圆管状密闭状态, 开有进出水口, 在外管进水口后开有加药孔, 管道内为1条不间断的实体叶片缠绕结合在中心轴上的螺旋叶片轴 (现用:左右各30个螺旋片、叶片螺旋角35°) 。实际工作中可根据流量、流速的大小来确定管的直径、螺距、螺旋角度等参数, 叶片的外圆与管道混合器的内壁配合, 产生一条不间断的螺旋状、截面约呈矩形的腔室, 在叶片不同的直径位置上, 平行于轴向每相邻90°依次安装1根—2根—1根—2根的圆杆。

当高速水泵输送高流速的水 (或其它液体) 同加药装置送来的药剂沿着螺旋形的腔室做螺旋状高速流动时, 每流经1根圆杆时即产生1个涡流, 同理, 流经第2个圆杆即产生2个涡流, 依次类推产生多重的涡流。多重的流动分割, 达到径向、轴向双向混合效果。相邻两节中的螺旋叶片旋转方向相反, 当流经下一单元时即产生相反的涡流和相反的多重的流动分割, 两种以上的的介质不断地激烈扩散, 混合效果极佳。

2. 多重涡杆式管道混合器的特点

多重涡杆式管道混合器混合单元节数基本组合按两节设计考虑, 也可根据混合介质的情况增减节数;在给排水和环保工程中对投加各种混凝剂、絮凝剂、液氯及酸碱中和等方面都非常有效, 是处理水与各种药剂实现瞬间混合的理想设备。具有快速高效混合、结构简单, 节约能耗、体积小巧等特点, 在不需外动力情况下, 水流通过多重涡杆式管道混合器无需外部能源, 既产生多重流动分割、产生多重涡流, 达到径向、轴向混合、反向旋转, 使两种以上介质不断激烈掺混扩散, 使加入的药剂迅速、均匀地扩散到整个水体中, 达到瞬间混合的目的。

本管道混合器的特点是降低了管道混合器的长度, 因其为螺旋形, 其展开长度是普通管道混合器的5倍甚至更长, 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使用空间, 减少了基建费用。

通过在印染厂、养殖屠宰场、城市污水、油田等单位使用该设备混合化学药剂, 进行污水处理等工作, 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介质混合效率高达90%~95%, 可节省药剂用量50%~80%, 对提高水处理效果, 节约能源, 具有重大意义。

3. 适用范围

(1) 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中投加各种混凝剂、絮凝剂进行混合作用;

(2) 工业废水中进行酸碱中和混合作用;

(3) 给水排水、环保工程中、投加液氯等药剂进行消毒处理;

(4) 多种工业废水进行混合均化处理;

(5) 城市生活用水和工业给水处理中投加各种混凝剂、絮凝剂进行混合作用。

射穿多重门 篇2

本赛季英超第14轮,曼城主场对阵升班马诺里奇,在人们看来,这绝对是一场弱肉强食的好戏,故事的发展也确实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曼城队第32分钟破门后,诺里奇的防线便土崩瓦解,随后又连中四弹,以1∶5惨败而归。

不过,阿圭罗为曼城队打开胜利之门的进球,却并不如比分显示的那样轻松。比赛的前30分钟,诺里奇众志成城,彰显了将防守进行到底的决心,当阿圭罗在小禁区前沿接到理查兹传中时,他面对的是包括门将在内的六名对方防守球员,电光石火间,只见他轻松扣过一名后卫,轻巧地一脚弹射,皮球魔术般地从对方两名球员胯下穿过,飞入球门死角,从而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这粒进球就连阿圭罗本人都大呼侥幸,要知道,在那样的密集防守面前,几乎就只有那一条进球路线,而阿圭罗射出的皮球就恰好按着那条路线飞行。

有人说,幸运女神一定是个孩子,因为她太喜欢玩耍了,总在不经意间降临,给人们带来惊喜。在这场大戏中,“总导演”幸运女神与“男一号”阿圭罗完美地演绎了这一难以复制的经典,令人大呼奇妙和过瘾。这粒进球虽有幸运成分在内,但不可否认阿圭罗的冷静与机智。我们将阿圭罗那个看似简单的射门动作分解开来,就会发现其实那相当复杂:他先用右脚将球往右一趟,引诱对方高大中卫巴内特移动,而后迅速转身以左脚猛扣变向,贴身防守的巴内特无法跟上他的脚步,其他防守球员也被晃晕,就在那一瞬间,阿圭罗右脚轻轻一捅,皮球穿过两名诺里奇球员双腿间钻进球门死角。阿圭罗之所以能“射穿三重门”,最主要原因便是他之前的假动作铺垫,当防守球员被晃晕时,往往会盲目出脚阻挡,而阿圭罗正是抓住这一时机,打入了绝妙进球,灵巧与天赋尽显无遗,难怪《每日邮报》会将此球称为“阿圭罗的魔法”。

足球场上,两腿间的空当往往是最不设防的,却又是最难以突破的,因为随着双脚的不断运动,这个空当也随时变化,不容易掌握。可是,足球圈内如阿圭罗一样艺高胆大的球员却数不胜数,他们频繁地演绎着穿裆进球的经典之作,为球迷们带来了不少视觉盛宴。

打开小门故事多

“我只在孩童时才犯过这样的错误,不要问为什么,我不会对这样耻辱的经历作任何辩解,那会让我更惭愧。”这是卡恩回忆他2005-2006赛季被纽伦堡球员皮诺拉“射穿双重门”后的感受。看到这里你就会明白被穿裆很多时候就是一种羞辱,门将则首当其冲成了冤大头。

卡恩对这种丢脸事还显得较为平静,有“狂人”之称的巴拉圭门将奇拉维特就不同了。2002年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巴西对巴拉圭赛后,罗伯托·卡洛斯友好地走向奇拉维特,却被后者吐了一脸口水。因为比赛中巴西球员多次试图穿裆射门,尽管没能穿裆进球,但奇拉维特每次扑救都狼狈不堪,身为有名的性格门将,他表现出的过激行为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谁的“小门”最不牢靠?非范德萨莫属。荷兰人身高臂长,本是门将的有利条件,可是他体型偏瘦且双腿过长,导致其胯下成为了前锋的乐园。在世界大赛上,范德萨多次被“射穿两重门”:1998年世界杯,洛佩斯、罗纳尔多和苏克轮番以此方式羞辱范德萨,怎一个狼狈了得;十年后,范大叔再遭羞辱,那是欧洲杯1/4决赛对俄罗斯,加时赛即将结束时,阿尔沙文在门前八米处小角度右脚抽射打入范“小门”,为俄罗斯锁定了胜局。

前面提到过的达沃尔·苏克——1998年世界杯金靴射手,是当之无愧的穿裆射门大师,他曾在当年创造了一届世界杯打进四粒穿裆球的纪录。苏克平时就经常打磨射“小门”的绝技,他对此也有着深刻理解:“射门从后卫的裆下穿过就会让门将视线受阻,大大提高隐蔽性和突然性,而直接对守门员穿裆也是处理单刀球最稳妥的一种手段。”

小门攻略与破解

“小门”变化万千,可有可无,本应该是坚实的“堡垒”,然而当面对进攻球员射门时,后卫能做的就是伸脚阻挡,这样一来空当肯定暴露无遗;对于门将而言,面对进攻球员的单刀球,不但要防止对方将球射向左右两边,还要防止被其盘过,于是只能放低重心,张开双手和双脚,既增加了防守面积也便于扑救,但这种“骑马式”和“老鹰式”虽然封锁住了绝大多数出球角度,却将小门完全打开给对手,加上与进攻球员距离过近,便使得小门更容易被打穿。

穿裆进球往往会和糟糕的门将联系起来,最经典的当属昔日曼联门将泰比,他在一次扑救毫无危险的地滚球时,由于动作变形导致小门被破;2005-2006赛季冠军联赛决赛,阿穆尼亚被贝莱蒂射穿“小门”,阿森纳惨遭巴塞罗那逆转。许多时候被穿裆也并非是门将的失误,其中更包含了不少的偶然性,例如之前提到的范德萨,阿尔沙文打入其“小门”的一球就是因海廷加的折射所致,被苏克打入的一球则是先被斯塔姆改变了方向。对前锋的种种“恶行”,马尔蒂尼曾总结过免受“胯下之辱”的诀窍:首先,重心一定要低;其次,双腿前后站、身体微侧,既能缩小两腿间空当,又有利于转身起动;最后,迫不得已时就得采取战术犯规。可见,就连马尔蒂尼这样的伟大左后卫,面对变化多端的穿裆有时也只能“迫不得已”。当今足坛的优秀后卫和门将们,在防守时也往往是双腿微并、半蹲着的,有时还会侧过身来,这样虽然看起来有点像“罗圈腿”,毫无美感可言,但此举既能发力又不怕穿档,就算要犯规也能及时拉住对手。

多重开发 篇3

我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关于企业聚集有明显的差距。相关信息显示, 在我国西部地区1995年至2005年间制造业聚集指数平均为0.5805, 增长了1.1%;2007年的平均指数为0.5869, 增长为21%;在中部地区相同年间则为0.8790.7414和0.6518, 却分别下降了15.7%和12.1%;而东部地区的指数为1.3971.9968和1.6504, 在前期增长了42.9%, 但是在后期却下降了17.3%。所以在以上数据中显示, 企业单位的数量和企业聚集度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并且直接影响到了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由此可见, 一个企业聚集需要的背景是什么、如何演变成企业聚集和企业聚集究竟能给区域化经济带来什么样的作用,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如何应对, 因为这些问题会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面向小康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未来发展的前景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二、东、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多重分行

相关资料显示, 在1996年、2006年、2008年根据国家的《中国统计年鉴》从东部到西部抽取了相关省市作为参考点, 比如:浙江、山东、安徽、河南、河北以及西部地区的甘肃、青海, 按照多重分行维数的方法可以得出:1995年、2005年和2007年企业的多重分行谱, 一些相关的企业的分行维数和关键点。从相关的实践证明我国的东部、中部及西部的地区企业的分行维数来看均为非线性变化及验证了企业演进具有多重分行性质。

三、企业多重分行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

(一) 在分行维数中Dq和q之间的关系

q是指缩放指数反映的是分行图像中缩小缩大的倍数;而D则是反映具有分行特征的区域企业发展轨迹的复杂程度和不规律, 属于测量参数, 而这个测量参数的值如果有所增大或是增小, 则体现了企业在演进发展轨迹中的强弱程度和规律程度。有相关实践证明在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无论在1995年、2005年还是2007年间, 企业的分行维数Dq和q之间的关系都是呈反比例关系, 这一现象表明企业在演义的轨迹中越来越相似, 变化越来越有规律、强弱变化也逐渐降低。这表明各个区域之间的企业关联度有在提升。

(二) 分行维数中的f (α) 和α之间的关系

α是指在非均衡标度的指数, 而在这个指数在多重分行谱f (α) 的形状是指反映其概率分布的特征, 又是企业在演进轨迹中的几乎高度的概念分布。这个指数在多重分行谱中的变化程度这反映企业演进轨迹的曲折、起伏程度。这个“程度”是指 (多重分行谱的宽度定量) 。一般情况下, 企业演进轨迹的曲折、起伏程度越低, 那么企业的生长几率就相对较小。实践证明, 1995-2005年, 我国东部企业的平均分布率和聚集程度, 变化不大, 而中部地区与其他区域相比就较低, 西部地区的平均分布率和聚集程度则有所增加;在2005-2007年间东部地区的聚集程度有所降低, 但是区域平均分布率则有明显的上涨,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没什么变化。

(三) 分行维数中的Xq (L) 和q之间的关系

在企业的生长几率差别的值, 如果生长几率差别较大时缩放指数则显示为q≥1,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分行的轨迹就会放大, 另一方面就表明微观经济领域或是细节部分则成了社会着重关注的一点, 所以在企业生长几率差别较大是Xq (L) 起到了主导作用, 众所周知, 近几年来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聚集效应一直带动着我国的经济发展, 但是这种带动经济的方法是不长久的, 同时也导致了东西经济的差距较大并不能全面使各个区域的经济得到统一发展。若q≥1, 这种情况下企业分行的轨迹就会缩小, 而宏观经济领域或是整体部分这是社会着重关注的一点。这时, 区域企业发展轨迹的复杂程度与不规则和企业的生长几率是反映企业相对生长几率较低的区域性质, 而“兼顾公平”则是社会说追求的限实现共同富裕的想法。如果在区域相对企业生长几率相差不大时, 各个区域的企业的生长几率大致相同时, 那无论q值怎么变化, 它体现的就是经济发展的均衡状态。

四、企业聚集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

(一) 聚集效应

指在聚集区内由于投入共享和交易的成本降低等优势从中获取技术和收益的效应, 从而诱使更多的生产要素来聚集, 促进自身的区域经济领域和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在某些程度上聚集效应也会受到资源、市场、环境等条件的限制。

(二) 扩散效应

把资源竞争优势的区域和市场环境进行转移, 而这个企业的资源竞争优势和市场环境进行转移并不是企业演进的总结, 而是把本身具有的资源优势和市场环境进行扩散, 形成新的企业聚集点, 这有利于带动经济的和谐发展。

五、结束语

结合本文内容, 我国若想加快东部企业的产业聚集有所提升和提高中部及西部地区的企业聚集, 促进对经济的和谐发展就需结合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来进行企业演进的规划。一方面, 由于我国目前的地理位置、劳动力成本、工业基础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所以更要在各个区域企业聚集点吸引外资、技术来促进全方面的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军, 徐康宁.产业聚集在工业化进程及空间演化中的作用[J].中国工业经济, 2008 (3) .

[2]胡珑瑛, 蒋樟生.产业集聚的分形研究[J].管理世界, 2007 (5) .

创新的多重来源 篇4

在现代汉语语境里,与守旧相对应的创新无疑是个“好词儿”。这一词汇不但意思好,而且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加上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提倡,言必称创新已经蔚然而成时尚。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包含创新二字的口号,譬如观念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等,创新概念呈现出被滥用的倾向。

创新概念的庸俗化、口号化、政治化和大众化,容易让人流于字面的表层意思,而忽略其本质含义。溯本清源,创新是个经济学概念,是由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提出并发展起来的。而由他所创立的创新理论是目前甚为流行的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根据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采取的新组合,包括一种新产品、一种新工艺、打开一个新市场、开辟一个新的原料供应源、实施一个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

然而,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大多数科技工作者,乃至科技政策的决策者,对创新的理解,却往往集中于首次科学发现和首次技术发明上。在他们看来,“创新”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发现和发明以前没有过的东西,要“创”,还要“新”。只有在世界上首次做出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才能称得上是创新。从字面上理解,科学家的理解自然是对的。不过,在经济学家看来,科学家们所描述的“创新”,即所谓技术发明(invention)和科学发现(discovery),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innovation)。只有一项发明(invention)被成功地进行了商业化,才能称之为创新。比如,在美国每年受理的专利申请中,90%以上都因为种种原因不会在商业上获得应用,那么,这些专利所代表的,也就只是技术发明,而不是技术创新。此外,即使没有新技术或是新工艺,企业家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和改变组织形式,也能实现创新。换句话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是创新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作为科技政策出发点的创新

那么,面对经济学家的创新和科学家的创新,我们更需要哪一个?或者说,中国的科技政策,应当着眼于科学家的创新,还是经济学家的创新?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一般意义上了解一下创新的价值。经济增长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长期话题,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关注。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马尔萨斯等,都把技术发明和创新看做是对扩大市场最有活力的贡献。二战以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新增长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也强调通过对产品和工艺的引进、传播、吸收和不断改进而形成的技术创新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19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通过一系列开创性工作,通过定量分析证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索洛利用美国1909~1949年的投入与产出数据发现,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到20%。他认为,余下的部分(80%以上)来自于“技术进步”的贡献。实际上,这部分代表了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主要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分工、生产创新等。

索洛模型的一个缺点,是把技术进步看做外生变量,即假设技术流动是没有成本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导致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Paul Romer)认为,新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之处,在于它摒弃了完全竞争和技术外生的假设,而主张知识是内生的,知识扩展会带来回报递增。因此,知识积累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着力点是把技术内生化,新知识的增长被看做资本和人力投入的副产品,但这个副产品可以导致积极的外部效应,从而带来回报递增。

对技术创新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莫过于熊彼特开创的学派。该学派认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需要经济因素,也需要非经济因素,尤其应当关注制度因素以及各国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区别。比如,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是社会技术系统演进的结果。除了经济因素外,历史、制度和社会因素也十分重要。与新古典经济学把技术创新过程视为“黑盒子”而仅仅关心其输入和输出结果相比,演化经济学关注技术创新的缘起、发生、过程与结果。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描述创新的重大意义的时候,其中的创新,是经济学家的创新,而不是科学家的创新。举例说明:汽车发明是在德国,但汽车行业最重大的创新,一个是20世纪初叶福特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另一个是后来日本丰田的精良生产(lean production)系统。尽管美国人和日本人不是汽车技术的发明者,但他们在经济学家看来,则做出了不折不扣的创新。同样,电视机、录像机、摄像机都是在美国诞生,但是应用这些技术并在全世界发了大财的,是日本人。在经济学家看来,日本人通过改进技术工艺,成就了更大意义的创新。

因此,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如果不能够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话,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无法体现出来,在经济学家眼里,这就不是创新,哪怕这个发明在科学上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同样,一个在科学上没有多大意义的新方法与新组织形式,只要通过应用,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就是不折不扣的创新。

那么,回到开始的问题,即: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讲,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创新?中国科技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推进科学家的创新还是经济学家的创新?答案是明显的。从政府角度和公众利益角度,自然是经济学家的创新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带来就业、税收、更好的产品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丝毫没有贬低科学研究的意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科学研究的价值。然而,创新的来源有多种,科学研究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国家一方面应该继续大力支持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完全押宝在国内的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上。

林林总总的创新源

那么,创新的主要来源有哪些?必须看到,与手工作坊时代和大机器生产时代不同,在技术日趋复杂、组织结构越来越网络化和扁平化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常常不再是某个人、某个团队或者某个组织的个别行为,而是多个组织(企业,供应商,用户,大学,政府等)之间的协同行为。归纳起来,当代技术创新的来源主要有如下几类:

多重开发 篇5

自然资源开发投资具有投资额大、回收期长、产品(如原油、煤炭、贵金属等)价格不确定性高的特点,从而导致对其投资价值的评价尤为困难。目前实际应用中普遍采用贴现现金流的评价方法,通过计算净现值(NPV)、内部收益率(IRR)、投资回收期(PP)等指标为决策者提供支持。此类方法虽然考虑了资本的时间价值,但难以恰当估计项目运行中的管理柔性,如项目实施过程中,管理者可根据市场因素(如产品价格、成本等)的变动而调整或放弃后续投资对项目总值的影响[1]。Black和Scholes(1973)[2]在金融期权领域的工作为解决此问题打开了新思路。与金融期权相似,实物期权定价模型同样建立在非套利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其核心思想是投资者在确定投资机会的价值和最优投资策略时,不应简单地使用主观概率方法或效用函数,而应理性地寻求一种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使项目价值最大化的方法[3]。

Myers(1977)[4]和Ross(1978)[5]最早提出了“实物”期权概念,将风险投资项目中潜在的投资机会视为一种期权,从此引发了实物期权投资理论的广泛讨论。早期的实物期权研究便多以自然资源开发投资为应用背景,Brennan和Schwartz(1985)[6]首先将实物期权方法应用于自然资源投资评价中,他们假设产品价格在持续时间内服从几何布朗运动,使用期权的方法定义了矿石挖掘项目最优化战略。Paddock、Siegel和Smith(1988)[7]同样探讨了推迟投资型实物期权评价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海上油田租赁时的估价。Trigeorgis、Lenos和Mason(1987)[8]借鉴决策树分析模式,进一步将离散时间型实物期权分析框架应用于石油开发项目中。

近期,实物期权模型在以下方面得到了扩展:(1)影响项目价值的不确定因素分析,突破传统实物期权模型单一变量(产品价格)的限制,将成本、汇率、投资环境等因素的波动性扩展到评价模型中(Won[1],Fan和Zhu[9]);(2)价格变量随机过程形式改进,如为模拟突发事件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在传统的几何布朗运动假设基础上引入“跳”过程,或考虑均值回复现象(mean-reverting)对产品价格的影响等(杨海生和陈少凌[10],Warren和James[11]);(3)针对序列投资决策过程的复合实物期权定价方法研究,在离散时间下使用二项式和决策树理论建模求解,或在连续时间下对Geske[12]二重定价模型进行扩展(Lee&Yeh[13],扈文秀等[14])。

本文研究属于上述扩展类别中的第三种。传统Geske方法仅解决了二阶段复合实物期权的定价问题,后续研究虽然对该方法进行了扩展,然而多基于递归的原理,编写程序构建动态系统实现定价。本文将针对该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分析待开发自然资源价值的影响因素,将自然资源价值量化为净现值,作为期权评价模型的标的物价值;其次,根据自然资源开发投资决策过程分阶段的特点,构建开发投资价值的多重复合期权评价模型;随后,进一步分析各阶段期权之间的相关性,给出适用于买方期权与卖方期权混合状态下的多重实物期权模型的确定解;最后,为说明模型的可用性和稳定性,以某海外原油投资项目为例进行算例分析和参数敏感性分析。

2 自然资源价值分析

自然资源开发投资项目是以获取自然资源价值为目的的风险投资项目,在构建开发投资的价值评估模型前,首先需对待开发的自然资源价值(即期权的标的物价值)进行分析,并通过现金流的形式加以量化。

2.1 自然资源价值影响因素

由对某石油企业原油开发项目的实证调查研究可知,待开发的自然资源价值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1)可采储量Q:项目实施方在签订开发合同或获取开发许可前,首先需根据招标方提供的不完全勘探资料,对项目的可采储量进行评估,从而制定投资预算和生产计划。在无外力干涉的自然情况下,自然资源的年生产率会随已开采资源的增加而逐年降低。一般可将产品年生产率定义为负指数函数[9]:Q(t)=q0e-kt.其中q0表示初始的年生产率,k表示年递减率,其参数的取值可由勘探资料估计。由此可知,项目可采储量Q如下式所示:

其中,Q表示预计的可采储量,T表示项目生命期。

(2)产品价格P:由文献[1]可知,1987~2002年几种自然资源的价格波动率分别为铜163.91%、铬119.05%、铀168.24%、锌153.87%、铅44.46%。这些数据表明自然资源价格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从而为资源开发投资带来了额外的高风险。产品价格因受市场影响随机波动,难以估计其分布函数,一般定义为服从几何布朗运动的随机过程,作为资源价值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3)运营成本C:包括材料费、人工费和销售费等生产经营性支出。因在自然资源开发项目中,运营成本与产品价格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为简化模型可假设单位运营成本与产品价格线性相关:C(t)=aP(t)[9]。相关系数a可根据历史项目数据估计。

(4)税费G:一般包括增值税、所得税、特别收益金、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和矿区使用费等,根据国家税收政策明细逐一计算,本文将其简化为固定系数。

2.2 自然资源价值估算

基于以上分析,自然资源开发项目在时间t的净现金流(NCF)可概括为:

考虑资本的时间价值,将净现金流转换为现值作为对自然资源价值(V)的量化,如式(3)所示:

其中,u表示经风险修正的折现率,包含无风险收益率、风险报酬率和通货膨胀率,其取值可由投资者根据经验估计。

3 开发投资评价模型

与金融期权类似,自然资源开发投资具有投资不可逆、资源价值不确定和投资时机可推迟的特征。投资不可逆是指投资到开发项目中的初始成本大多为沉没成本,不具有回收性;资源价值不确定是指由于资源价格的波动,自然资源价值(即预计可获得的净现值)是不确定的;投资时机可推迟是指项目方可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推迟投资行为,通过获取更多信息选取最佳时机进行投资。基于上述特征,本文选取实物期权的方法对自然资源开发投资进行估价。

实物期权定价模型建立在非套利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将自然资源价值(V)视为期权标的物价值,并假设其波动形式服从几何布朗运动;项目所需资本支出(S)视为期权的执行价格;投资决策可推迟时间(T)视为期权距到期日的时间;待开发自然资源项目的投资价值对应最终求得的期权价值(C)。由式(3)可知,资源价值(V)与产品价格(P)完全线性相关,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以产品价格波动率(eP)代替资源价值波动率(e)。

3.1 复合实物期权评价模型

自然资源开发项目的投资决策是一个时序的商业决策过程。该过程一般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勘探阶段、产能建设阶段和生产阶段,如图1所示。

为了更好地发挥管理灵活性,项目方还可进一步将每阶段的投资细分为多期实施,如勘探阶段又可划分为区域勘探阶段、预探阶段和详探阶段,产能建设阶段也可划分为期初开发投资和扩展开发投资。各阶段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连续性。其中,前期投资的顺利实施是后续阶段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后续投资的存在会影响前期投资价值。在每一阶段投资完成之后,管理者都有一段时间重新决策是否继续投资,如项目运行顺利且市场良好就继续投资,反之如运行结果偏离预测或市场低迷就可以停止投资,避免更大的损失。

基于以上投资决策过程分析,本文建立如图2所示的多重复合实物期权模型,作为对现实世界自然资源开发投资过程的抽象。模型基于以下假设:

(1)项目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且市场中存在一个与所评项目具有相似特征的可交易孪生证券。

(2)项目合同期稳定不变,各投资阶段在时间上没有重合,且现金流入只在进入生产阶段后产生。

(3)因自然资源开发投资基本不具有回收性,故模型不考虑为获得清理价值而提前终止项目的放弃型期权。

模型中先行期权的实施是获得后续期权的前提,后续期权可看作前续期权的目标,期权之间的关系可归纳为:

其中,Cn表示各阶段投资的期权价值,Sn表示各阶段资本投资额(实施价格),fn表示距离期权到期的时间,V表示待开发自然资源的价值,服从以下随机过程:

其中,T表示资源价值的预期瞬时报酬,e为资源价值的瞬时波动率,假设瞬时报酬和瞬时波动率在项目周期内不随时间变动,dz为标准Weiner过程增量。

3.2 模型定价

首先计算末端延迟型买方期权价值Cn.根据无套利理论和Ito辅助定理可知期权价值满足式(6)所示微分方程,边界条件如式(7):

其中,r为无风险收益率,q为股息率,可理解为资产贬值速率。

Black和Scholes[2]推导了该微分方程的确定解:

其中

N()为累计性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随后,分析以获得期权Cn为目标的前续期权Cn-1.易知,Cn-1同样满足式(6)所示微分方程,但边界条件如式(9)所示:

将后续期权价值的代入微分方程求解,可求得二阶段复合实物期权价值的确定解:

其中

N2(a,b;d)是双变量累计性正态分布函数,具备积分界限a、b,d表示两期权相关系数。Vn*表示购买期权Cn的阈值,可由以下方程解得:

最后,重复上述过程可得多重复合实物期权模型的确定解:

其中

Qi≡[Q{i},g,h]i×i,表示复合期权的相关矩阵,Q{i},g,h表示每两个期权的相关性。

V*f+1可由方程(13)解得,在n≥2时该方程没有解析解,需采用数值方法求解。

至此评价模型确定解已得,然而该复合期权模型还可进一步扩展。如若赋予项目方在实施过程中暂停或提前放弃项目的权利,则需在上述模型基础上增加相应的放弃型期权。因放弃型期权是卖方期权,此时的复合期权就是一种买方期权与卖方期权混合的复杂状态。对于这种混合型复合期权定价,需使用以下公式求解[10]:

其中

Λu,u表示期权的麦方或卖方属性。期权为买方时,Λu,u=1;若为卖方,Λu,u=-1。而,且Λ1,0≡1。例如买方期权与卖方期权组合成的二阶段复合期权,Λ1,1=1,Λ2,2=-1,Λ2,1=-1。

4 实例与敏感性分析

4.1 实例说明

某海外油田的勘探开发项目,项目期为30年,勘探期、产能建设期和生产期分别为7年、8年和15年。投资决策共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勘探初期的勘探投资、产能建设初期的一期开发投资和阐能建设中期的二期开发投资,投资额分别为1000万美元(S1)、2000万美元(S2)和2000万美元(S3)。预计生产期初始产油率(q0)为200万桶/年,此后以20%的指数递减率(k)逐年递减,可累计采油950万桶。假设当前原油价格(P)为50美元/桶。根据历史数据分析,运营成本(C)和各项税费(G)约占桶油价格的20%和10%.据此代入式(3)可求得资源净现值(V)约为4032万美元。

模型所需主要参数为自然资源价值波动率(e)、无风险收益率(r)和股息率(q)。由EIA公布的1991~2010年MIT原油价格数据,可求得原油价格波动率为24.28%,无风险收益率取自业内普遍认可的基准收益率12%,股息率估计为2%。

4.2 结果分析

使用MATLAB建立上述油田开发项目的三重复合期权定价模型,求得此原油投资项目期权价值为1424万美元,其中各阶段期权标的物的购买阈值分别为588万美元(V1*)、2476万美元(V2*)和3132万美元(V3*)。由此可知,目前预计资源价值远大于复合期权的购买阈值,因此建议实施第一阶段投资,进行勘探作业。待勘探期结束后,油藏的技术不确定性可以基本去除,根据勘探得到的信息和当时市场形势重新评估项目价值,如预计资源价值仍远大于后续期权购买阈值则可继续投资,如结果不乐观则可以考虑中止或放弃项目以避免更大损失。

为进一步说明多阶段决策对项目价值的影响,本文还计算以下两种决策模式下的期权价值:一种为项目总资本投资(S1+S2+S3)需在项目初期一次性决策,另一种为将资本投资分为勘探投资(S1)和开发投资(S1+S2)两阶段决策,分别使用上述复合期权模型定价方法求解。不同投资模式与净现值法的评价结果如图3所示。

由上图中评价结果可知:

(1)若使用传统净现值方法对该项目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投资该项目是不经济的,应被放弃,但若使用考虑了延迟和不确定性的期权方法进行评价,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这是因为实物期权理论所提供的灵活性在提高了投资价值上升的潜能的同时,限制了下跌所造成的亏损,这种不对称性提升了投资机会的价值,也更加符合实际的管理过程。

(2)将投资分为多阶段决策时的项目价值明显高于一次性支出的情况。这是因为投资决策的细化使后续投资拥有更长的决策延迟时间,使投资方有机会获得更多信息并可根据市场的波动灵活掌控项目的发展,从而增大项目的投资价值。

多重实物期权评价方法将不确定性看作项目价值增长的来源,这种乐观性必然伴随着风险的存在,实际应用时需综合考虑。

4.3 敏感性分析

为确定模型的稳定性,本文分析了主要参数——自然资源价值波动率(e)、无风险收益率(r)和股息率(q)的敏感性。以上述实例中参数取值为基准,分析波动率、无风险收益率和股息率分别在上下25%的范围内浮动时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部分数据如表1所示。

结论如下:

(1)自然资源开发项目的投资价值(即期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与模型的参数估计相关。如图4所示,期权价值与波动率、无风险收益率成正比,与股息率成反比,这一结论与传统实物期权理论一致。在模型应用中,选取较高波动率、无风险收益率或较低股息率,表明决策者对投资项目持乐观态度,反之亦然。

(2)由图4可知,三个参数比较,价值波动率的敏感性显著低于无风险收益率和股息率。而价值波动率的准确估计经常是实物期权评价方法实际应用的阻碍之一,它的低灵敏度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模型的稳定性。

5 小结

本文考虑了传统实物期权方法在评价多阶段投资项目时的不足,建立了针对自然资源开发投资评价的多重实物期权模型,并对Geske复合期权定价方法进行了扩展,给出了买方与卖方混合型多重复合实物期权的确定解。为了进一步说明模型的实用性,本文采用某海外原油开发项目数据进行了实例分析和参数的敏感性分析。与传统实物期权投资评价模型比较,本文做了如下改进:(1)将投资决策过程划分为多阶段,使项目方具有更多的管理灵活性,也使评价结果更加贴近实际。(2)对复合实物期权定价方法进行扩展,使之能够求解混合型多重复合期权模型。(3)给出模型解的明确表达式,可以直接编写程序开发系统应用于实践中。

在今后的研究中,将继续研究投资项目管理决策过程,构建更为符合实际同时也不可过于复杂而丧失应用性的投资评价模型,并进一步分析成本、市场环境等其它不确定性因素对项目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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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的多重性格 篇7

李广出生于军事世家,自幼习射,长大后手臂比一般人要长,司马迁说他:“善射亦天性也。”他曾把草中之石当作老虎,飞箭射去,结果“中石没镞”。这件奇事,唐朝诗人卢纶曾用脍炙人口的诗歌来表达:“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由于李广善射,有百步穿杨的能力,且作战十分勇猛,匈奴人非常害怕他,视为“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进攻他做太守的右北平。“李广才气,举世无双”,是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

但是,李广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军事指挥员,他不重视军队的操练和建设,行军打仗采取自由的作风,不重视纪律,与士兵以恩义相结。《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行军,“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这种风格,机动性很强,士兵也能很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常常能够以少胜多、反败为胜,但由于没有章法,也常常失败,最终是功过相当,甚至功不及过。

司马迁曾列举了当时与李广齐名的另一将领程不识与之对比。程不识重视纪律,行军布阵非常严谨,安营扎寨很有章法。部队出战时,总是处在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的戒备状态。这种风格,机动性虽然差了点,但非常稳固,从未让匈奴人从他那里得到过什么好处,能够不断地积累胜利。司马光针对二人的风格,曾有如下评价:“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己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广带兵的危害。很显然,仅凭一己的勇猛、不重纪律的个人英雄主义做法,无法打赢一场大的战争,不是一个统帅的作为。作为一个指挥官,可以说李广是不够格的。楚霸王项羽以及李广的孙子李陵都有这方面的缺陷。

李广体恤士卒,爱兵如子,但似乎流于妇人之仁。史载:“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以此故,再加上李广的声名,士卒都“爱乐为用”。但结果怎么样呢?由于李广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打仗喜欢逞强,敌人不近身不射,多次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危险境地,“将兵数困辱”。结果往往是“汉兵死者过半”,“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军中自是服其勇也”。

这样,李广个人的虚荣心倒是满足了,但代价却是有多少他心爱的士兵战死呀!或许这也是另一种“一将功成万骨枯”吧。《周易》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不能很好地以尽量少的伤亡换取胜利,尽量保全下属的生命,那么生活上对士兵再好,恐怕也只能是妇人之仁而已。

李广把自己的“难封”归结于命运使然。由于汉代迷信风气盛行,李广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在看到“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的时候,李广想不明白,自己的才能“不为后人”,为何始终不得封侯。在排除各种可能性后,他最终把原因归结到命运上来,“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蒙恬把自己之死归结为“绝地脉”的那一声喟叹(《史记·蒙恬列传》)。

实际上,“李广难封”是因为军功不够,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汉武帝时,军功封侯是有明确的战功标准的,且这样的标准行之于文。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诸将多中首虏率”,“而广军无功”,李广从弟李蔡因从卫青出征“有功中率,封乐安侯”。《索引》小颜云:“率谓军工封赏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李广一生就是缺乏“中率”的功绩,他自己也说过“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这样的话。

进一步考察来看,李广的军功不够,实是与他治军打仗的风格联系在一起的。前文说过,李广治军的风格虽然使他经常获胜,但也常常失败,最终是功过相当。也就是说,“李广难封”的原因主要在于他自己。后来,心性高傲的李广不愿面对刀笔吏,愤而自杀时曾言:“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至死,他仍把自己的不封侯归结于“天”,未能从自身上找原因,不禁令人唏嘘感叹。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生活中和战场上判若两人的李广。战场上,李广喜欢表现自己,常常通过展示自己的勇猛获得将士们的喝彩,个人英雄主义作风严重;但在生活中,他却木讷寡言,不善言辞,不愿言辞,“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阵”,只以射箭喝酒取乐,完全看不到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炫耀自己的影子。

另外,司马迁记述的李广杀霸陵尉的一件小事,则让人看到了李广气量狭小的一面。李广闲居在家时,一次于南山打猎晚归,至霸陵亭,霸陵尉以李广是“故李将军”的原因不让他进去。李广怀恨在心,当被重新起用时,请求霸陵尉与他一同赴任,到军中就把他杀了。这件事成了李广的一个大污点,被后人诟病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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