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价值（精选9篇）
多重价值 篇1
1 问题的提出
实物期权理论作为金融期权理论在实际投资领域上的扩展, 能够恰当地反映投资所具有的管理柔性和策略柔性, 从而可以作为风险分析与管理决策工具, 用于实物资产定价以及投资策略的分析与评估。然而, 由于实物期权比金融期权更复杂, 使其在真正的实际投资运用中面临很多困难。
实物期权估值方法能反映风险项目的机会价值和高度不确定性, 但实际风险项目往往包含多个、多期的期权, 各期权相互影响, 不能简单相加, 因而难以应用。 (1) 实物期权通常表现为复合期权。所谓复合期权, 是指前一个期权是以后一个期权为标准的期权。如果项目的投资意味着未来进一步的投资机会时, 项目的投资价值就可用复合期权估计, 即项目价值的管理弹性部分就是一个复合期权。 (2) 投资项目所包含的管理灵活性不仅表现为复合期权, 而且通常会以期权集合的形式而汇聚一起, 前期期权的实施会通过影响标的资产的价值而对后续期权价值产生影响, 各实物期权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会使得它们各自的单独价值无法加总。
从实物期权的研究历史来看, 单个实物期权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但是由于单个期权无法反映实际风险项目的复杂性, 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复合期权和多重期权的研究。复合期权领域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①建立复杂复合期权理论模型 (Geske (1985) 及Carr (1988) ) 以及优化和发展现有的复合期权定价方法 (Thomassen等 (2001, 2005) ) , 或者进一步的提出新的定价方法 (Hanke (2005) ) ;②拓宽复合期权的应用范围 (Miller (2005) 、Thomassen等 (2005) 、Trigeorgis等 (2007) 、Gong (2005) 、房四海等 (2003) 、齐安甜和张维 (2001, 2003) ) 。由于复合期权的内蕴在于它描述了不确定环境下决策过程中一系列前后相互关联的权利, 这些权力的作用使得决策过程更具柔性, 因而实物复合期权理论与方法在分析多阶段或序列决策问题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 多期问题在实物期权领域仍然是研究的难点。
与复合期权的研究相比, 多重期权研究还在起步阶段, 多以定性分析为主 (如Trigeorgis (1993, 1996) 、Rainer (2001) ) , 定量研究和算法研究还在探讨阶段 (王志强 (2010) ) , 突破的成果很少, 使多重期权概念还基本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 (如杨春鹏 (2005) 及李洪江等 (2003) ) , 很难运用于实际资产和项目的分析和估值。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当风险项目包含复合多重实物期权时, 估值的一般方法。在本实证研究中, 我们分析了包含一个扩张期权、一个复合交换型期权和一个普通复合期权的项目灵活性价值, 并讨论了期权的相互作用和期权价值对变量的敏感性。
2 实证研究
2.1 问题描述
一家生产经营高科技产品的公司, 正在考虑将其现有的专利性产品之一引入一个新的地区性市场。该项目由两个主要的阶段构成 (见图1) 。“建造阶段”从作出第一笔支出开始 (在第0年) , 在最后一笔计划资本支出到位、生产能力形成之时结束 (在第4年) , 即该项目的建设在几个特定的时间需要一系列的投资支出:需要支出I0 (15万) 、I1 (32万) 启动项目、并陆续在第2年支出I2 (148万) 、第3年支出I3 (176万) , 和第4年支出I4 (132万) 用来购买土地、建造工厂以及支付一次性的广告费用。只有在最后一次投资支出I4 (第4年) 之后的“经营阶段”, 该项目才会产生第一笔现金流。在引入新产品一年以后, 若产品在新市场认可的程度超过预期, 管理者可以通过以I5 (123万) 为成本所增加的生产能力, 把项目生产能力扩充50%, 这一生产能力的扩充可以使得基本规模项目的总值增加22% (即项目预期现金流的现值) 。
在这一项目中, 至少包含以下3种管理灵活性 (实物期权) :
2.1.1 在建设阶段中止项目
如果产品市场变化对公司及其不利, 管理层可以中止项目建设, 即取消所计划的后续资本支出而无须支付针对中止项目行为的罚金, 这一期权可以在4年的建设期内的任何时候实施。
这一期权可以视为针对项目价值的复合式买方期权, 资本支出系列为执行价格。
2.1.2 扩充项目
在引入新产品一年以后, 若产品在新市场认可的程度超过预期, 在既定的时间 (第6年) , 管理层可以决定再增加阶段Ⅱ, 把生产能力扩充50%, 这意味着项目价值可增加22%。
该管理灵活性可视为针对现行项目价值一部分 (在此, 它等于项目价值的22%) 的欧式买方期权, 以第6年的124万元追加投资支出作为执行价格。
2.1.3 随时放弃项目获得清理价值
在任何时候, 管理层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决定放弃项目, 而获得清理价值。由于清理价值不是预先能确定的值, 它与已有的资本支出及项目价值相关,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资产折旧增加, 清算价值递减。因而, 该管理灵活性可视为一个复合交换型期权, 即以资本支出获得后续交换期权, 后者赋予持有者以项目预期现金流交换清算价值的权利。
由于项目包含多个实物期权, 期权是否实施, 影响到后续的现金流变化及后续期权的价值, 其理论公式的推导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本实证探讨了蒙特卡罗模拟方法。
2.2 蒙特卡罗模拟
首先, 定义项目预期现金流V的随机过程服从几何布朗运动:
其中,
μv:项目预期现金流增长率的期望值
σv:增长率的波动率
dt:时间增量
dzv:标准维纳过程的增量
进一步, 定义项目清算价值的随机过程
由于清理价值不是预先能确定的值, 它与以有的资本支出及项目价值相关,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资产折旧增加, 清算价值递减, 所以本文如下定义清算价值S的几何布朗运动:
其中,
μs:反映了资产折旧的速度
σs:清算价值折旧速度的波动率
dzs:标准维纳过程增量, 其中项目价值与清算价值通过相关系数ρ而相互关联
本文如图2设定蒙特卡罗模拟过程, 以实现风险项目的估值: (1) 模拟资产价格变化路径, 确定各时点终端价值; (2) 通过逆向递归过程计算每一决策时点蕴含的机会价值; (3) 针对多重实物期权对现金流和期权价值进行调整。
2.2.1 生成序列
根据设定的模型和参数, 模拟现金流V和清算价值S的价格运动路径。将其GBM运动方程离散化, 用离散的Δt估计具有极小增量的dt, 定义t为当前时间, T为到期时间, 则持有期τ=T-t。在时间间隔τ上, 要产生一系列随机变量Vt+i, 首先要把τ分为n个增量, 即
由于项目现金流V和清算价值S以相关系数ρ相关, 所以要实现上式的模拟, 须首先产生相关性为ρ的标准正态随机变量εs和εv, 本文用Cholesky分解的方法产生, 其原理和方法如下:
假定εs和εv的相关性矩阵为:
(5)
Λ的Cholesky分解为
(6)
容易证明, AA′=Λ。
从而可以如下生成相关性为ρ、分别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变量εs和εv:
首先, 生成包含独立标准正态分布随机变量Y1和Y2的2×1维向量Y, 作变换ε=AY, 则ε的元素为:
很明显, εv有单位方差, 由于Y1和Y2是独立的, 所以εs方差为:
从而通过 (7) 式生成了相关系数为ρ的标准正态随机变量εs和εv。
重复以上步骤N次, 即可产生N条标的资产价值模拟路径, 如下所示的N×n矩阵所示。在未来n期 (t+1～T) 每一时点的标的资产模拟值可以产生N个估计值, 形式如下:
2.2.2 针对每一状态i, 确定项目的终端价值
为了在风险中性环境中, 对项目进行估价, 将项目预期现金流按无风险收益率进行折现, 求得在不同时点, 项目的价值E。
2.2.3 逆向递归过程
由于项目隐含多个期权, 为了处理的方便, 分为两个步骤进行逆向递归计算。
(1) 根据预先设定的资本支出Ii (i=0, 1, 2, 3, 4) , 估计每个时点的机会价值。当i等于4时, 将模拟产生的N个E值代入到max (E4-I4, 0) 中, 转换成N个期权价值, 可以求出建设阶段对应的复合欧式买权的期末价值。当取期望值并用无风险利率折现, 即为对应的前一期 (I=3) 期权价值R4, 3, 而在i=3的时点上, 该复合期权执行的条件是R4, 3>I3, 即该时点上期权的收益是max (R4, 3-I3, 0) , 依次逆序反向递归,
Ri-1=max (Ri, i-1-Ii-1, 0) (11)
求出建设期对应的多阶段复合欧式买权的价值。
(2) 对多重实物期权进行调整。即每次遇到一个实物期权, 机会价值进行如下调整, 管理灵活性价值由R调整为R′:
为清理价值S而放弃项目, R′=max (R, S) ;
通过追加投资I而扩充项目价值e倍, R′=R+max (eV-I, 0)
(3) 根据调整的各时点期权价值逆向递归, 重新求得期权的总价值。
2.3 参数的设定
实证需要估计的参数达7个, 有的参数很容易观察, 有的则必须通过类似产业上市公司资料或市场调研估计, 表1列出了主要参数估计值及估计方法。
另外, 本文设定, 清算价值S等于累积投资成本的50%, (即S0=50%×I0=7.5万, 在随后的过程中, 它从所发生的每笔新成本支出向上“跳跃”50%) , 另一方面, 按照表中的设定, 资产每年的折旧速度为10%, 即清算价值会在各成本支出间以每年10%的比例递减;其波动比项目价值的波动小;且与项目价值的相关系数为0.6。
2.4 实证结果
按照设定的参数, (1) 模拟项目现金流和清理价值的运动路径; (2) 按照前文设定的步骤, 对项目建设阶段中包含的复合欧式买入期权、扩充项目包含的扩充期权 (欧式买方期权) 、随时放弃项目获得清算价值的复合交换型期权、以及项目包含的管理灵活性期权的总价值进行了分别计算。计算结果如表2。
容易看出, 如果存在着其他形式期权, 由一个追加期权所添加的价值通常会低于它处于孤立状态时的价值, 即项目中包含多个期权单个价值的总和, 并不等于期权的总价值。这是因为, 多重期权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这些相互作用依赖于各相关期权的类型、具备的“实值”程度以及它们的先后顺序。
为了更好地认识管理灵活性的价值对各种因素的敏感性, 本文针对现金流的波动性、无风险利率、清算价值占资本支出的比重、及清算价值与现金流的相关性等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结果如图3～6。
从敏感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因素的微小变动可能导致项目总价值较大的变化。如本案例中, 分析了清算价值占资本支出的比重、现金流波动及清算价值与现金流的相关性等因素对项目总价值的敏感性, 其中前两者对项目总价值有正向的影响, 后者对项目总价值有反向的影响。而无风险利率的变化对项目总价值有正向作用, 但影响不大。
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提醒分析者在进行项目估价时, 要谨慎地估计各变量的大小, 因为变量微小的差异有可能导致结果较大的偏离;另一方面, 从现阶段的研究走向看,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将标的资产的价格运动过程复杂化 (加入跳跃过程, 拆分为价格和产量的变动等) , 结果是, 导致模型的求解更加麻烦, 而且要估计的参数大量增加, 结果更加不可靠。可见, 实物期权方法不应该追求数学上的艰深和繁杂, 而是应该成为管理者决策和合约设计的基本思想方法。
3 结论
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 我们分析了包含一个扩张期权、一个复合交换型期权和一个普通复合期权的项目灵活性价值, 并讨论了期权的相互作用和期权价值对变量的敏感性。对于许多与期权相关的复杂问题, 无法建立分析模型, 所以实证采用蒙特卡罗方法进行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 如果存在着其他形式期权, 由一个追加期权所添加的价值通常会低于它处于孤立状态时的价值, 即项目中包含多个期权单个价值的总和, 并不等于期权的总价值。这是因为, 多重期权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这些相互作用依赖于各相关期权的类型、具备的“实值”程度以及它们的先后顺序。
另一方面, 从实证的敏感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因素的微小变动可能导致项目总价值较大的变化。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提醒分析者在进行项目估价时, 要谨慎地估计各变量的大小, 因为变量微小的差异有可能导致结果较大的偏离;另一方面, 从现阶段的研究走向来看,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将标的资产的价格运动过程复杂化, 结果是, 导致模型的求解更加麻烦, 而且要估计的参数大量增加, 结果更不可靠。可见, 实物期权方法不应该追求数学上的艰深和繁杂, 而是应该成为管理者决策和合约设计的基本思想方法。
挖掘展览会的多重价值 篇2
重新认识展览的价值
展览作为一种主要的海外拓展方式，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它？又该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效果呢？
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中，很多出口企业因为参展收获巨大，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觉：参加展览应该每年都会带来很多新客户，或者每年都能因此增加销售额。但如果我们反问：海外买家可能每年都会新生那么多吗？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行业开始步入成熟期，那么这个行业内的经营者数量是会增加还是会维持不变，甚至减少呢？中国过去几年中外贸如此迅猛发展是不是已经耗尽了国外的买家资源呢？
如果把这几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应该会对展览的作用和价值有新的认识。当前中国产品已经在世界很多国家盛行，很多希望通过买卖中国产品而获取利润的客商早已行动，加之互联网近些年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这些客商直接参加展会采购的吸引力。所以外贸企业现在参加展览能够碰到的新客商中，有很多都是老客户或成熟的采购商。如果有国外进口商一直没有从中国直接采购过，那么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客商中大型客商的比例不会很大，除非是一些中国还在迅速发展的还没有成熟的产品或者行业的客商。而那些在展会上经常遇到的国外采购商可能就是你企业同行的现有客户，但国际贸易中客户转移采购的成本还是很高的，所以这些客商也不太容易轻易转移过来采购你的产品，除非你的产品有非常大的差异或者价格有很大的竞争力。经过这样的考虑，企业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到，现在通过参展成交新客户方面不会像以前一样带来那么多的新客户和机遇。
设定展览价值目标
现在的出口企业该如何正确认识展览效果，如何看待参展的价值值得思考。
一般来说参加展览可以至少带来6种价值：出口商最关心的结交新客户的价值，维护老客户关系，展示新产品，收集市场资讯，树立企业品牌形象，培训和锻炼销售人员。而后两种价值是参展企业容易忽略的。
既然展览带来的价值不仅仅是结交新客户，而且对出口商有时并不是客户越多越好，那么企业参加展览便可以把展览的其他几种价值充分挖掘出来。其实这些价值挖掘得充分，会对企业结交新客户带来强大的支持和推动力。
不管是什么展览，都可能会有老客户来参观，那么怎么利用展会提升客户关系成为参展首要问题。首先是尽量争取和老客户见面的机会，联络感情，此外邀请客户来展位还可以提升展位的人气；其次是尽可能推出一些新产品给老客户，因为老客户来参加展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寻找新产品，而且通过给老客户介绍新产品也能得到老客户的意见反馈，比如是否会畅销、是否需要改进等。这个交流的过程也是进一步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状况的过程；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给老客户一些惊喜，比如赠送一些特别的纪念品，或者提出一些更好的合作方案等，这些行动都会提升再合作的机率。
新产品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生意机会和更丰富的产品线，所以企业务必需要根据每次展览的目标客户群体来有针对性地制作一些新产品样品以吸引目标客户。展示新产品是一个比展位豪华装修更能吸引目标客户的方法，而且因为展会目标客户多，在展会中展示新产品也是一个能在较短时间内把某产品的市场做大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企业每次参展都要重视新产品的展示，为新产品做到位的演示和说明，更重要的是做好防范竞争对手模仿你的新产品的保护措施。
收集市场资讯。好的展览往往是同行业或多个行业的采购商和供应商云集的大市场，这里蕴涵着大量有用的市场信息，比如同行的营销活动情况，最新产品趋势，客户对产品的反馈等。要做好展会中市场信息的收集工作，就得在展前提出明确的任务和给参展人员留出离开展位收集信息的时间。有时需要针对某个特定的资讯收集情报，还要安排专门的人员进行展会上的观察和收集。
树立企业品牌形象。最影响企业在展览中形象的是展位的设计和参展人员的言行举止。企业可以在资金许可的情况下把展位装修得别具风格，或者注入好的创意给客户留下深刻的印象。就中国目前的情況而言，出口企业在国外消费者中树立自己的产品与服务品牌暂时还不成熟，但可以先在目标客户中建立企业品牌，让行业内的重要客户都注意到你的企业，让你的企业至少看起来是这个行业内最有实力和受到客户青睐的公司。
培训外销人员。 有一些企业在展览前既不做有关的展览知识和展览接待的培训，也没有给参展人员提出具体的参展要求或者行为规范，结果企业的参展水平每年都一个样甚至相比之下有所下降。有客户进来就交谈换名片，展后简单地联系客户，联系不上也就不管了，这些做法太过粗糙，是对展览资源的浪费。很难找到比展览中接待客户更好的培训业务人员的机会了，业务员的销售技能是在和客户的沟通和互动中提升得最快。可惜很多企业却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并且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相对无效的客户接待和展中沟通方法。展览中接待客户的水平是有很多层次的，大多数的业务员都停留在简单地回答客户的问题层面，其实除此之外还可以学会通过提问识别客户，通过观察和引导客户说出自己真实的需求。如果在现场有很好地沟通气氛，就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客户对业务人员个人的专业知识、能力和品质的深刻印象和好感，并能够在展会现场发现未来如何切入该客户的需求等。
专业的展览接待是要掌握很多方法和技巧的，这里举例简单说明一个展会中的Quick法则，即对每个客户都要Qualify（识别客户的合格性、需求的真实性）、Understand（了解和理解客户的需求）、Identify（寻找和客户的结合点，从哪里并如何可以和客户达成深入的沟通、达成第一步的合作）、Create an action plan(制定一个后续跟踪和服务的初步计划，下次联系客户的时间等)、Kick them out（和每个客户交流时间不要太长，学会迎进来也要适时送出去）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掌握更多的展会接待技巧，企业可以选择一些关于展览的培训课程，提升自身能力。
多重价值 篇3
一、计量与价值
(一)计量的涵义
计量是“给事物的属性或特性赋以数值”。事物本身有许多特性,总体来讲主要有物理特性和价值特性两大类。物理特性的计量具有个性和具体化的特点,描述的是事物的外部特征,具有不可比的独特性,比如土地按照面积计量,布按照尺寸来计量,一亩土地和十尺花布之间缺乏直接的对应关系,无法找到其可以相比的基础,因此在会计领域计量往往更重视价值特性的计量,而针对物理特性的实物量度仅仅作为价值计量的辅助。“我们的计量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与这一事物某一具体属性相关的被称为值多少钱的东西”(亨利.I.沃尔克等,2005)。由此可见,价值计量往往是用货币衡量事物的特性。然而,事物的特性具体、丰富、变化,而统一的货币量度将事物的特性均一化,结果并不能表达事物的特殊性,只是表达了其可以称之为价值的方面。那么,要了解事物的特性究竟价值几何,就必须了解事物的价值内涵
(二)价值的涵义
通常意义上的价值是指某件事物对自己有用,则认为这个事物是有价值的,这里的价值往往指的是事物的有用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论述了商品的二重性,商品是用来交换的产品,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双重性,使用价值描述的是商品的物理特性,是其满足需要的外在价值,价值是其内在属性,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界定了商品的价值由劳动产生,不是由实物资产产生。这样的论断对于价值的计量来说提供了一个理论指导,难以实际操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无法直接计量,其实际上是根据商品的交换价值逻辑上推演出来的内在价值。因此,劳动价值论某种意义上只是论证了价值来源的劳动属性,通过论证这个来源来论证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价值的概念,主要有这样一些视角:(1)供求价值观。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价值,或者说达成交易的价格就是价值。因为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达成交易的价格所代表的就是商品在交易中所被认可的价值,这个价值的高低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用价格来代表价值使价值的计量显性化了,通常所说的市价、脱手价、变现价等都是供求价值观的真实体现。(2)生产费用观。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产品所耗费的价值决定。商品耗费的价值由人、才、物耗费组成,加上利润构成商品的价值。从生产者来讲,耗费的价值是其可以接受的价格底线,依此确定商品的交换价值再理性不过了。会计计量中的历史成本就最能反映这个价值观。然而生产耗费观解释的价值是过去价值,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现行价值和持续经营条件下的未来价值有相当大的区别。(3)效用价值观。按照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或劳务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消费者追求的消费行为应该是效用最大化。因此,满足需要的价值通常指的是使用价值和由此衍生的心理价值等。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对物品消费的增加,效用递减,那么消费者愿意付出的代价会逐渐减少。因此效用价值的计量难以用投入或劳动为标准,其是消费主体对价值的心理接受度的衡量,受消费环境、收入水平、个人偏好等因素影响,因此,从计量的意义来说,更容易接受的是谈判形成的公允价值概念,所谓“相互认可”的价值。不同的价值观描述的价值的涵义不同,因此,以通用的计量模式衡量多种内涵的价值,本身就是不符合科学逻辑的。
二、会计计量与不确定性
(一)会计计量
K.S.Most(1977)认为会计计量主要有两个构成要素:必须定量的属性(或特性);为定量该特性(或属性)所需采用的尺度。葛家澍(2002)认为:一项完整的计量活动包括:选择衡量标准(即计量尺度);确定计量规则;分配具体数量。这两个定义说明了计量的程序和应该表达的结果,即通过选定的计量模式按照一定的规则将数值分配到所需计量的对象中,以确认其价值(葛家澍、刘峰,2000)。或者笼统地说,计量是确认计量客体价值的过程。笔者认为,会计计量的涵义应该更为广泛,一是计量可以计量的一切价值,二是按照会计的规则和实现会计的目的实施计量,三是会计计量所依赖的客观条件的描述。会计计量是以会计的规则把数额分配给经济活动,用数量关系描述经济活动的性质、状态,为人们认识经济活动提供有效工具。既然价值的内涵有不同视角的界定,那么计量就是对价值内涵的数量描述或货币描述,就应当能够反映多重视角的价值涵义,有多少种视角的价值内涵就应当有多少种计量与之相适应(徐国君,2003)。
(二)会计计量不确定性
然而,无论是会计计量的过程还是计量的环境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导致计量结果是一个不确定的值,或者是个不能以准确为标准来衡量的值。计量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来自对计量客体的定义、计量程序的制定和计量方法的选择。传统的会计计量的限制因素主要有:未来事项以及对未来数额进行估计的不确定性;计量程序和方法选择的客观性与可证实性;货币单位的单一性和币值稳定问题;必要的稳健主义倾向(亨得利克森著,王澹如、陈今池编译,1987)。这意味着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不同主体对相同客体的计量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些不同结果难以用准确和不准确进行界定。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影响计量的因素还包括:计量观念的约束。传统观念的计量强调准确和可验证性,强调货币的流动,强调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强调计量方法的运用。在新经济时代,很多事物的价值已难以用这些传统的观念去衡量了,比如网页点击率、企业品牌价值、人力资源价值、客户关系价值等,这些事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性,又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如果没有客观的计量,也就不能完整反映企业拥有资源的价值和其未来的成长价值;计量对象的特性。如何定义和认识计量对象的特性也是影响计量的因素之一;计量主体的专业水准和职业素质;计量尺度的同一性。币值变动和不同国家的货币转换,通货膨胀和汇率对价值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在涉及计量时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些不确定性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计量的过程和结果,也同时影响着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判断和利用。因此,分析计量的影响因素在于确立正确的计量观念:首先,对某事物计量的结果不是唯一的,因为计量和计量对象的特性和其价值观无法完全重叠,浑然一体;其次,以单一计量属性描述事物的价值是片面的,没有哪一种计量可以准确反映计量客体的全貌;最后,由于计量受多种因素制约,制定计量的规则是必需的。究竟应该遵循哪一种价值观、披露什么特性,成为会计师的核心技术性工作之一。计量既需要约定俗成的惯例,更需要法定的规则,按照计量对象的特性与计量目的选择计量模式,成为会计计量的主流。
三、会计计量的应用及思考
(一)会计计量在资产定价中应用
资产计价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怎样定位资产的概念,计量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收益计量也是如此,究竟想要依据一个什么样的收益概念,是交易收益还是运营收益,是当期收益还是总括收益,是已获得收益还是预计收益等,不同的收益观决定不同的计量模式。以资产计量为例,按照传统会计理论,资产计量的目的是:反映资产的价值,展示会计主体的经济实力;反映资产购置中的成本费用支出;作为费用分配和损益计算的基础。这是一种以成本为中心的资产计量观。以生产费用观为计量观,反映取得资产的代价和取得收益的代价,是计量特性和价值观结合的一种。这种计量观越来越多的受到抨击,理由是这样的资产定位不能反映企业未来的经济价值。因此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将资产定义为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其概括了资产的本质,对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来说,持有资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如果当企业的账面成本高于该资产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时,意味着资产发生了减值损失;如果某项资产有市价,其价格随市场供求不断变化,会计计量要根据该项资产的价格变动情况调整其账面价值,此时,该资产的原始耗费价值已经被市场价格所取代,反映的是现行价值。因此在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出现了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五种计量属性,允许选择使用,为适用不同的资产特性,以实现不同的计量目标。生产费用观还是供求价格观,哪一种价值观更优越,其实取决于计量的目标而非计量本身。
(二)会计计量属性思考
现行的混合属性计量模式依然存在非议,不同资产采用不同的计量属性计量,其合计数是否具有经济意义?有些资产的价值不断随市场价格的变动而调整,有些资产的价值会相对稳定,如何在不同会计期间进行比较?不同会计主体的现值计量、减值计算存在诸多主观判断,如何满足使用者的比较和决策?被调整的价值有些体现在损益中有些体现在所有者权益中,如何让使用者明白这样的调整以及带来的经济后果?因此,了解计量本身并不是计量的全部,更重要的是要让使用者了解每一种计量背后的假设和条件,了解现实计量所代表的事物特性和所要反映的计量目的。
四、多重计量模式的理论探讨
(一)多重计量模式的现实需求
以目的性来研究计量理论,笔者认为,最能表现事物特性的多元化价值内涵,以提供满足各方信息使用者需要的会计计量信息。事物特性和价值内涵都具有多面性,单一计量难以表达事物的全貌,应当使用多重计量。多重计量模式也称多属性计量模式,是对会计报表中同一会计要素项目同时采用多种计量属性进行描述,计量该项目以不同计量属性衡量的结果及其变动差异,全方位多角度反映其价值特性,并且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点,反映相关的成本信息、市价信息和未来收益信息等动态信息,在物价变动情况下以不变购买力货币重新换算项目金额,反映价值变动幅度,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的不同需要。多重计量模式的理论依据一方面来自计量客体价值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来自会计信息需求的多样性。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普及,计量理论的研究应当在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创新:一是拓展可以计量的事物范围。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计量观念的更新。二是采用多属性计量模式(即多重计量模式)提供会计信息。实务中多属性(或多重)计量模式的运用,以资产负债表为例(表1),资产项目按照生产费用观、供求价值观、未来收益观等不同价值内涵予以计量,反映各资产项目的价值变动区间;负债项目也按照同样的计量属性予以全面表述,如流动负债项目期末评价其现行市价,长期负债项目期末评价其未来现金流出的现值;资产与权益可以直接对应的项目计量方式相同,不可以直接对应的项目,按照资产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在所有者权益内设置“资产价值变动损益”项目予以列示,以历史成本为基数反映不同计量属性带来的价值变化。由于资产价值变动转移到成本费用中的相关金额,也要按照不同的计量结果对损益重新计算,并体现在利润表中,不能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价值变动在损益表中设单独的项目列示,动态地反映企业的全面收益。
(二)多重计量模式的现实意义
多重计量模式和目前实行的混合属性计量模式不同,混合属性计量模式意味着当期的资产合计数中包含多种计量属性的影响结果,不同属性的影响结果难以从报表数据中做明确区分;而多重计量模式的日常会计核算采用生产费用观,即初次确认以历史成本为准。期末按照资产的市价、现值等计量属性重新描述财务状况和损益,用每一种计量属性对会计要素项目进行计量,形成了不同属性计量情况下的资产金额,对于某项资产或资产总额而言,这个金额既是一个系列值也是一个区间值,具有动态性和全面性。多重计量模式不仅克服了实践中现行混合计量模式的弊端,而且对于会计理论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1)多重计量模式能够最大限度的兼顾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会计目标。从最大限度满足使用者会计信息需要的目的出发,多重计量模式是发展的方向,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会计要素的价值内涵,能够反映会计要素在不同计量属性的描述下其价值变动情况,兼顾了受托责任评价和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提供给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计量结果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范围,以不同计量模式产生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区间,从不同侧面描述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给使用者进行决策以更多的信息选择,增加了决策的适应性和预测空间。面向过去的受托责任评价和面向未来的决策信息均可以在这个财务报告中获得,同时通过历史成本和现行其他计量属性的比较也获得了一种企业未来成长空间的信息。(2)多重计量模式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传统混合计量模式的财务报告在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一直处于两难的境地。以计量客体的价值特性分析,计量的结果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而计量的客观性就是一个区间或者变动幅度的概念,单一计量的结果只是一个点的概念,点的意义容易使使用者产生误解:只有这个结果才是准确的。事实上,价值变动区间的概念可能更加合理和有用,多重计量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一项资产以历史成本计量和以现行市价和以现值计量的结果同时披露,可以反映该项资产在不同时间点的价值变动区间,不同风险偏好的信息使用者可以这个区间的数据为依据作出决策。因此,多重计量模式既兼顾了客观性和相关性的统一,也兼顾了不同时间点和不同主体之间的可比性,给会计信息使用者最公允的价值描述。(3)多重计量模式可以最大限度的将计量理论和计量实践进行契合。根据前面论述,计量是对计量客体作价值描述,价值的多元化要求采用不同的计量属性予以描述,单一计量只是反映了客体某一种价值特性而不是其完整的价值。多重计量属性计量的结果可以满足价值的多元化要求,在一个平面中凸显会计要素的价值内涵。根据多属性计量模式设计的财务报告将价值的多元化特征详细展现,不同计量属性的使用都具有相应的条件和假设,企业资产由于计量属性的变化产生的价值增值或减值直接体现在报表内,省略了企业会计师计提减值准备的程序,也减少了一块不确定的领域,给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大的透明度。同时,如果币值变动对会计要素的计量产生重大影响,也可以按照物价变动会计理论的要求,对会计报表作重新表述,反映物价变动损益和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4)多重计量模式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会计确认基础的现实融合。现行会计确认基础是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融合,这两种确认基础的共同特征是基于交易观来确认会计要素和收益,其弊端是不能完全反映企业持有收益和由于其他因素产生的损益变动。如果按照现金流动制基础来确认收益,其收益概念和经济收益十分类似,计算公式是:收益=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净资产按照盘存法以现行市价或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予以计量,反映企业的全面收益。“未来会计确认的基础是权责发生制和现金流动制的融合”(葛家澍、刘峰,1998)。多属性计量模式分别确认按照历史成本计量权责发生制所反映的交易收益,以及按照不同计量属性计量反映的价格变动损益,还有由于物价变动产生的货币增值或减值损益;既包括按照交易观的权责发生制确认结果,也包括按照现金流动制确认的结果,是全面收益观的体现,因而也实现了不同确认基础的最大限度的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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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价值 篇4
笔者发现，在一般表达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影片采取的是书娟直接的视角，伴有带着方言的旁白。比如，她眼里和玉墨的关系、和父亲的关系、和神父的关系，乃至和这段历史的关系。这和原著中有所区别：原著中是用“姨妈书娟”的视角，影片则直接排除了姨妈这个间接称呼，使得影片虽是描述女人，却避开了成熟女性看世界的心态和眼光，只是用书娟自己一个孩子的视角。这种直接的视角在时间上又不是现在时，是过去式。因此，影片的整体基调因为是残酷的历史，时隔多年的回忆显得更加悲壮，但又因为是过去时，时隔多年的我已经能够从容而淡定地叙述从而客观可信。
为了呈现当时整个场面的壮烈，势必需要全视角，此时，摄像头的世界（类似于“我”的视角）和书娟的旁白成为了最有用的视角补述。这里的“我” 既可以只对准书娟，而又根据书娟的眼睛去看这个2世界，偶尔还能超越书娟之外去看书娟可能不知道的世界。但这种世界一定是和书娟有联系的，甚至可能只是作为一种依照书娟的理解而合理安排的一种行为世界。在回到客观世界时，比如关于战争场面，“我”又出现了。在影片开头的战争场景，书娟是一个在逃的学生，她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因此，之后佟大为扮演的狙击手牺牲的场景虽然书娟无法亲眼目睹，无法以书娟的视角来叙述，但和她之前所看到的场景有过之而不及。更何况，这个狙击手在牺牲的前一天把书娟遗失的鞋还回了她，她也回忆说，那个士官本可以穿着便服离开了，而为了守护教堂，他留了下来。这已经为明天士兵那场壮烈的牺牲埋下了伏笔，也正说明在若干年后，书娟可能通过一些渠道或者通过一些遗留的物件知道了狙击手如何牺牲的。而且狙击手正牺牲时，书娟也正受着日军的侮辱。狙击手牺牲时，狙击手和日军同归于尽的炸弹炸开了教堂的玻璃窗，那一刻，书娟看到了。另外关于妓女这个群体的生活，包括其中两个妓女中途离开的场景，都是摄影机“我”，甚至可以说是有另外一双眼睛在看着，而这也同样是以书娟的视角为立足点的。从14个妓女初来这个教堂，书娟就从彩色玻璃中看到了。之后的日子，她一直追随着玉墨。她看玉墨的背影及玉墨和神父的对话。在所有的场景中，书娟肯定不会全程都在看着，但眼睛追随的这一动作已经点明了方向。
除此之外，影片还让每一个人必要之时成为视角叙述的承载体，尽量在不同场合不同身份下用自身所看的世界作为一种真实的叙述，比如14名妓女眼中的战争世界定然和士兵眼中的战争世界不一样，而美国人神父对于14名妓女的意义和对学生的意义又截然不同，还有张艺谋一直采用的少年叙事，影片中陈乔治的视角。
视角不一样，影片所截取的视点却是集中的，视点之一，便是作战的场面。全片的战争节奏及场面，围绕着国军狙击手的行动线上铺陈开来。巷战段落中，中国军战士紧挨排成一竖列，掩护最后一位战友炸坦克（固定画面+画外旁白），直至日军闯进来，佟大为为了掩护教堂女学生，最后与日军的同归于尽的那一滩红，壮观而凄烈。视点之二是每个逃难的女人及教堂的学生们。影片伊始，被日本兵追杀的女学生和妓女，从右入画，摄影机跟随人物向右移动，预示着人物进入艰难及危险的环境中；影片后半段落，“教父”开车载着女学生逃离则是由画幅左向右运动，带着观众与人物共同逃离危险、奔赴希望。以及影片中间，一个为了给即将死去的小弟弟弹奏琵琶而去的豆蔻，一个为了找回自己的遗失的项链而跑回去的香兰，她们在奔跑中赤裸裸地死去。视点之三便是教堂。影片在战争后、逃难后聚焦在教堂里。教堂里迎来了不同身份的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开始人性的选择与挣扎。
著名导演李少红在谈到张艺谋的电影时说“:我觉得，无论什么样题材，无论怎样拍，都得找到独特的角度和独特的方法。”[1]总而言之，围绕着书娟的视角，另在其它几个视角之间转移，基于不同的视点之上，使得影片宏观壮观并全面客观。
二、《金陵十三钗》中视角叙述的可信度
主客观视角交错，虽然相比于原著有所改编，而给观众所传达的情感和价值观却是可信的。从“我姨妈书娟”直接转变为“书娟”，可信的逻辑点是一个孩子的眼睛。孩子的眼里干净单纯，在一场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件中，作为孩子的心里还不能从更国家的仇与恨的层面去理解那场灾难，有的只是那强烈的自尊，对于生的渴望，身边人的依恋、好奇，还有一些即将长大与成人时那点作为小女生的小任性、小倔强；孩子的眼里的世界没有经过过多的修饰，是是非非不管好还是坏，它就在那；孩子的世界更直接，可以只是对方一个简单的行为而获得信任。而有关 “我”和其它视角的之所以在书娟之外跳出来，第一，书娟的视角不能遍布各个角落，一定是需要其它视角来作为辅助。第二，如此一段宏观的历史，如果像原著那样，仅仅从女性单一的视角出发不免过于狭隘，也未能从民族的立场出发。第三，历史的关系是你我他共同书写的，仅仅只是书娟的世界，那是主观，但有“我”，则显客观。
影片中的神父是重新改编的。这个人是一个美国人，开始作为一个入殓师走进教堂，有点小油气，看到性感的玉墨也会想入非非，而就是如此一个人，竟然在日本军闯进来之时假戏真做扮演神父，扬起那面红色的代表着良知的天主教旗子，至此，他开始义无反顾，成为学生的拯救者。如果单从简单的情节上分析，这样的转变其实很难被认同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美国人，怎么就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日军改变方向？这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行为会不会太过于对比？他是被酒精刺激起的无知无畏？还是美国人天生的个人英雄主义细胞？是孩子的视角切切实实让这一行为可敬。我们重新来看入殓师约翰的出场。他是有着职业操守的，在战争面前，他这个入殓师为什么要在枪支弹药扑面而来之时还要进教堂？影片开始并未交待入殓师的身份，观众看到的是孩子眼中他的躲闪，和他危难之时顺手牵走的面粉，也乘机救走了这几个教堂的孩子。这充分说明，孩子一开始就只能依赖神父。进了教堂，随着书娟的目光，我们看到神父行为并不好的一面，而恰恰又是因为书娟，她近乎恳求地望着神父的眼睛，含泪对神父说对不起，你会留下来么？孩子选择了相信他、依赖他，那作为观众的我们也如此相信他是那个拯救者。孩子的相信就是观众的相信。
妓女，她们无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最让人在人格与道德上进行多重诋毁的群落；而且她们强行进入教堂既破坏了教堂原有的宁静与和谐，还污染了学生们的心灵与宗教的神圣。这样一个群体，观众在心理接受上是有限度的。当然，为妓女平反在文学史上或者是其它影视作品中并不少见，不过又如何让观众认可她们的可歌可泣？同样是孩子的眼睛。我们随着孩子眼里的不理解、好奇、小心翼翼进入妓女的世界，慢慢地忘记她们真正的身份，直至最后的一刻，妓女们个个换上可爱的学生头奔赴日本军的宴会，14名妓女特别是玉墨给书娟她们身上最珍贵的物品，此时的书娟已经说不出话。当14个人闯进来的时候，女孩终究是第一次打量起自己和她们的区别。后来，她总是躲在女人的后面追随，本是想验证女人们到底有多“龌龊”，而追来追去却让自己慢慢“沦陷”。女人们穿着女孩子衣服去奔赴死亡的那一刻，即使你还是不相信，而孩子抱着琵琶，孩子望着女人，孩子的眼里充满泪水，这是真的。女孩和女人，这两个身份的转换，终究含着血和泪。关于结局，谁也不知道，最后的一幕是神父彻彻底底盖上了木板，遮住了书娟的眼睛，从那一刻开始，书娟的眼睛看不到任何结局了。
1937年一个冰冷的冬日早晨，整个南京城陷入了一场近百年来最可怕的噩梦中。最近几年，很多国内外导演试图想要从不同角度来描述这一段历史，其中就有2009年上映的陆川的《南京！南京》。《南京！南京》用黑白的色调直接对准那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凌辱，写实残忍，而后者《金陵十三钗》却依然采用了炫目的颜色来凸显，在导演的心里，这场战争是一场色彩的悲剧。这又是孩子的眼睛带来的效果。书娟喜欢站在那七彩的玻璃窗前，那七彩的玻璃在未破碎之前象征着美好的生命：妖娆的妓女、身材魁梧的约翰神父、武装的中国士兵、青春朝气的学生、勇敢帅气的陈乔治。彼此之间有些恶言恶语但并不影响美好的存在。最后，孩子的眼里，玻璃碎了，妖娆女子艳丽的衣服换成了灰暗，那悠扬的小调没了，士兵也变成了一滩红，孩子们走了，战争让各自的生命走向了不同道路上的毁灭。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最美好的一面撕碎给人看，但让一个孩子在一瞬间去承受这种破碎的美丽，如破碎的七彩玻璃一样清澈透明、毫无杂质，而美丽绚烂、壮观凄美。书娟记住的瞬间的美丽，绝不是仅仅的表象。如果90多岁的书娟还活着，再次叙述(当时的经历)的时候许多重大的事情她糊涂了，但她记住了这个美丽，更显细腻与让人心碎。
影片里，导演承袭一贯坚持的色彩风格，找准属于中国民族化的独特元素（包括秦淮河的妓女们与旗袍）来突显，这本可有可无，而恰恰导演需要突出这一点，一方面是来满足西方人看东方片时惯性的想象，一方面还是想要把这些元素凝结成中国的一种符号，借此表达更为民族的关于战争的立场：代表中国标志性的符号在战争中被无情地毁灭了。当然，宏观的战争思维也不是导演想要追求的。导演在某次采访中说：“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历史背景，要不就还原成黑白，要不就是阴冷的调子，都是冬天，它几乎已经在视觉上被固定化了。我不能乱拍，突然你感觉到，这个主观视线带来另外一种(感觉)，又是跟主题有关系。”影片剔除了大人世界的憎恨与悲愤，对敏感的战争、士兵、妓女的问题由孩子的眼睛展开，“我”只是客观的看着，这纯粹可以阐释为一个孩子的喜怒哀乐，色彩比较厚重，但绝不是用一句丑恶可以来归纳。张艺谋说：影片的色彩不是丑恶的，它存在于感情和人性中，内容和形式统一。因此，选择这种叙事，它至少有意识地逃避了两个有文化意识的追问：张艺谋的电影是否又只是在契合西方人的想象？张艺谋影片中的女人是不是又只是身体的叙事？孩子的视角强化了在战争面前牺牲的抵抗的生命姿态，反而淡化了最初女人们的性感身体，而美丽的身体必不可少。
三、《金陵十三钗》视角叙述后的可信价值观
在《金陵十三钗》中，影片并未选取波澜壮阔的战争宏观场面，而是在少有的几个正面战场之外重点抒写教堂里的人性抉择。这和原著的主题类似：受限环境中人性的痛苦抉择。书娟和所有孩子，“我”的眼里：每个人在极致的环境下都趋向善良和正义，每个人的生命都平等而高贵，而每个人的身体都渴望“回家”。
战争于任何国家和任何人都是不仁不义，而面对战争这种极致的环境，我们会如何抉择？当你有机会避免战争的伤害我们是不是一定会想着自己逃生？生命和尊严哪一个更重要？这都是问题。导演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在教堂里，所有不同的群体因为逃命聚集在一起。没有谁应该成为牺牲者，也没有谁应该成为替代品。最后，所有的群决定是：女学生是“家园”的象征，为了让这片“家园”不被战争的焦土覆盖，为了有希望地活着，中国军人、妓女、陈乔治、约翰神父像保护自己的家人那样，选择无畏地牺牲。关于再现正面战场的场面不多，仅有的两个场面，其中之一是一个个士兵挡住坦克的袭击再让最后一个士兵炸掉坦克的行为让所有人为之震惊。第二个场景是幸存的唯一狙击手没有穿着便服离开，在日军凌辱学生的关键时刻，用最后一个炸弹和几个日本军同归于尽。影片客观地去聚焦这样一群人的牺牲，冷静而又沉重。约翰神父的壮举不是一种杜撰。在当年那场真实的大屠杀里，很多西方人让我们中国人民借靠。约翰后来的选择与平时自己是一个有着很多小缺点的行为习惯无关，与看到性感的美女就想占有的心情无关，在紧急时刻，内心里会扪心自问，是不是保命就能安然无事？结果是，约翰神父的心里始终保持着人最本质的善良特质，他的精神超越了国家与民族。小杂役陈乔治用自己的生命替代一名女学生赴日军庆功会，出身的“卑微”遮掩不住他底层生命那微弱的闪光。最终替学生奔赴宴会那一群妓女在世人的眼里，她们的身体早已经被践踏，她们再次出卖身体并不会让人有多心酸与难受，但身体是自己的，愿意不愿意出卖是自己的决定，而不是要去替代。促使她们愿意改变方向的是心中同情和心疼，与伟大无关。这是人和人相处的本能态度。影片中，妓女从始至终的语言和行为姿态都没有变化，聒噪、风情万种，因为只有这样的方式，我们看到的妓女行为才真实，我们才会从那些嘻嘻哈哈的笑容当中体会到人和人没有界限，彼此之间的心心相惜。
人都有自己习惯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这是常态，或许有些卑微有些不着边际，而在非常态下，人的选择都有趋善的可能。笔者并不认同有些人评价的在影片中所有群体的牺牲是一种自我救赎和升华，是在某种感召之下重新反省自己的行为后做出的正确选择，我对导演所表达的价值观阐释为，所有的选择都是基于内心深处对正义和对爱的坚持与坚守。战争是一种不正义的行为，是国家之间的行为，任何一方其实都附带了国家政治的权益。当我们去理解不正义一方行为的时候，可能应该排除个人成分在里面，当然，不排除个别情况下个人过激的行为。在影片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日本军官也唱起了一首思乡的歌曲。这一个画面摆出来，很多人会质疑导演，质疑导演是在有意淡化反日的情绪。但同样地，这样一幅场面是在当时孩子的眼里发生的，导演没有有意加入过多自己的情绪。导演让这幕发生本身就是确立了自己的主题方向，战争时，每个人对于自己本身职业和生活方式的一种爱。按照我们以上所论述提到的观点，整部影片都是在书娟的眼里、其它孩子或群体的眼里、“我”的眼里，这个“我”也是倾向于客观。一般来说，全局的视角就像是上帝的眼睛在看着。上帝的眼里，人人平等，崇高而壮观。小伤员浦生的到来让人感到，任何生命在面对终结时都是平等的。正如原著中玉墨所说的“再贱的命，譬如猪狗，也该死个干净利落”，更何况是那么年轻的生命。每一方的选择都是发自内心的，只是，相比于善的一方，无论日本军如何选择，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不善的，这与我们人性趋善并无冲突。编剧之一刘恒说，《金陵十三钗》是“用人类之善向人类之恶宣战”，观众会被影片感动是因为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善良的角落和土地，一旦种子播种下去就会开花结果”。的确，恶的不是人的本性，恶的是战争和借着战争让自己变得忘记本性的人。张艺谋擅长用个人独特的叙述方式去挖掘人物的内心涌动，他的艺术目光总会停留在普通人的普通故事与生命存在的某一个点上，并将那个点放大，再进一步推向极致。这使得他电影中的人物总是与众不同，超凡脱俗，张扬着人性和生命的欲望。黑泽明说：“我认为所谓‘电影’，就像是个巨大的广场，世界上的人们聚集在这里亲切交往、交谈，观看电影的人们则共同体验银幕世界里形形色色人物的人生经历，与他们共欢喜同悲伤，一起感受着痛苦与愤怒。因此，说电影能使世上的人们亲切地交流也正是基于电影的这一特性。”[2]
此外，关于身体的叙述。妓女出场的画面很惊艳，一字排开向前方走来，我们无疑会关注她们妖娆的身体，更何况，她们职业本身就是以身体作为资本。这种身份给了银幕外的观众太多的想象和争议，也包括西方人。“东方式的空间、东方故事、东方佳丽共同成为西方视域中的‘奇观’(spectable)，同时在‘看’/被看、男性/女人的经典模式中将跻身于西方文化边缘的民族,文化呈现为一种自觉的‘女性’角色与姿态。”[3]而在影片中，我们读到的身体却是一场关于“回家”的仪式。玉墨在奔赴之时终于把身体给了约翰神父，她是这样说的，她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回来，在她眼里，这一次就是回家，就是真正的仪式。豆蔻和香兰。豆蔻一心一意心疼了那个像他弟弟一般大的小伤员，小伤员和她是同乡，看到小伤员，她感到亲切甚至有家人的感觉。她本可以保全身体，就是为了让小伤员听到完整的琵琶小曲，她偷偷跑回去。与其说豆蔻只是为了这个琵琶的线，不如说她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真正回家，让小伤员的身体安静地回家沉睡。而香兰，偷偷跑回去的理由很荒唐，为了她遗失的吊坠耳环。如果延伸开来，在那样一个职业和环境下，于香兰，只有自己精心购置的饰品才能让自己身体焕发光彩，才有真正的归属感。身体一向是各类艺术表现的对象，它的展现方式和尺度也倍受争议，尤其是在视觉文化冲刺的当代，每一个身体姿态都牵连着大众的视野。“在大部分的电影里，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要么是性别特征过度崇拜从而成为虚假抽空了的女性‘性’角色，要么就是完全没有性别意识，彻底融化在男性经验里的女性角色。”[4]张艺谋的所有影片里，女人的身体也多次成为描述的重点，因此如何阐述身体的意义进而规避关于色情的想象，笔者看来这部影片做到了很好的平衡处理：让每一个身体所有者做出对于生存的自由选择，于自己是生存的权力，于导演和观众是对身体审视时保持的最严肃的审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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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价值 篇5
在电力市场环境下,不同类型的市场参与者都希望在市场中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也都会面对不同的风险评估与管理问题[1]。电力市场环境下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如负荷波动、电价波动、电力设备故障等[2]。在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以输电公司作为单一购买者模式的电力市场中,输电公司面临的市场风险主要由负荷波动和电价波动引起。其中,分析电价波动引起的风险是输电公司在电力市场风险管理中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
对于电力市场环境下的风险评估与管理问题,国内外已经做了不少研究工作。文献[3]对电力市场交易中的风险评估问题作了概述,介绍了适用于评估实际电力市场风险的方法,如风险价值(valueat-risk,VaR)方法和条件风险价值(conditionalvalue-at-risk,CVaR)方法;文献[4]在风险管理的框架下发展了电力投资组合优化模型;文献[5]采用VaR历史模拟法评估电价波动引起的电力市场短期风险;文献[6]构造了电力市场环境下发电公司的风险管理框架;文献[7]讨论了电力市场不同阶段的风险规避问题。现有的针对电价风险的研究大多都基于电价波动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然而,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假设电价服从正态分布是不尽合理的[8]。针对此问题,也有学者做了研究工作,如文献[9]考虑了正态分布的偏度,提出了基于偏度VaR法的购电组合优化策略。但从总体上讲,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近年来,随着分形和多重分形理论在金融市场应用的日益广泛,基于分形和多重分形理论的风险分析为研究电力市场中电价波动给市场参与者带来的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献[10]从分形的角度研究了购电组合风险,并基于分形分布的特征函数给出了分形VaR的量度方法;文献[11]验证了电价波动具有多重分形特征,但没有给出基于多重分形分布评价电价波动风险的方法;文献[12]利用多重分形谱的参数构造了新的风险量度指标,用于指导发电公司制定竞价策略。文献[13-14]均是在多重分形谱的基础上构造风险指标,但与VaR等成熟的风险指标相比,所构造的指标并不具有明确的物理含义。因此,如何对具有多重分形特征的电价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估,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针对电价的多重分形特性,基于回归间隔法(return interval approach,RIA)对电价进行分析,并给出了计算多重分形分布数据VaR的算法。之后,针对作为单一购买者的输电公司的总购电成本,构造了考虑多重分形分布电价的短期购电组合风险优化模型。最后,用实际电力市场中的电价数据对所提出的基于RIA计算VaR的方法进行了验证,针对不同典型时期的电价波动情况对购电组合进行了风险优化,并基于算例结果与现有方法作了比较分析。
1 多重分形简介
1.1 分形
法国数学家B.B.Mandelbrot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分形理论,用于研究事物的非整数维特征。一般而言,分形具有2个明显的特征[15]:(1)自相似性,即重复放大分形的细部可以观察到与分形本身相似的结构,或称分形具有标度不变性;(2)缺乏平滑性,分形处处不连续,自然亦不可微分。数十年来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分形理论是分析事物复杂性的有效手段[16]。
1.2 多重分形
在电力市场中,电价波动具有季节性特点。夏季和冬季由于用电负荷较高,市场电价普遍较高,甚至会出现尖峰。因此,电价序列在不同时间段内的特性具有较大差别,一般不能用单一的分形维数来刻画。文献[17-18]给出了如下多重分形的严格数学定义。若连续时间过程{X(t)}具有平稳增量,且对所有t∈T,q∈Q均满足式(1),则称{X(t)}为多重分形过程。
式中:E(·)为取期望运算;t为时间点;T和Q为实轴上长度为正的区间,且0∈T,[0,1]Q;d(q)和τ(q)为Q上的函数,其中τ(q)为多重分形过程的尺度函数,用于刻画不同尺度下的标度特性。
如果τ(q)为q的线性函数,则此过程是单标度的,即单分形;如果τ(q)为q的非线性函数,则此过程是多标度的,即多重分形。
1.3 多重分形谱的计算
多重分形的分形维数不是单一不变的,因此,多重分形的特性常用多重分形谱f(α)来表征,α表示分形体某一区域的分形维数。估计f(α)的方法主要有盒维数法、多重分形消除趋势波动分析(multifractal-detrended fluctuation analysis,MF-DFA)法、小波变换法等,本文采用MF-DFA法计算电价数据的多重分形谱。MF-DFA法的具体步骤详见文献[19]。
2 基于RIA的VaR
2.1 回归间隔
以时间序列{y(t)}(t=1,2,…,N)为例,回归间隔是指在给定阈值V的前提下,相邻2次序列值超过阈值V的时间间隔,即y(t1)>V,y(t2)>V,t1<t2,且ts∈[t1,t2],y(ts)≤V,则定义回归间隔r=t2-t1。序列y(t)在阈值V下的回归间隔序列如图1所示。
用{rj}(j=1,2,…,NV)表示在阈值V下的回归间隔序列。定义平均回归间隔RV为:
式中:P(y)为电价序列y(t)数据的概率密度函数。
2.2 多重分形数据的RIA分析
采用文献[20]的方法首先产生具有多重分形特性的数据,并利用RIA对多重分形数据回归间隔的概率密度函数进行分析,通过采用双对数曲线进行拟合,可以导出回归间隔r的概率密度服从如下线性关系:
式中:PV(r)为回归间隔序列在阈值V作用下的概率密度函数;a1和a2为线性拟合系数。
由式(3)可得,回归间隔的概率密度函数PV(r)以负指数形式递减,即
式中:η(V)>1,且η(V)为V的减函数。
式(4)表示PV(r)满足(r/RV)-η(V)的规律。
2.3 基于RIA计算VaR的方法
由于短期电价波动比较剧烈,因此,用多重分形可以更好地分析电价波动特征。然而,多重分形结构不具有显式表达式和概率密度函数,因此,无法直接计算多重分形数据的VaR。这里采用RIA计算VaR,其关键在于针对每个评估时段,求取超出阈值V的事件出现的概率[21]。
设{y(t)}具有多重分形特性,当前分析的时间点为tE,上一个超过阈值V的事件发生在tL时刻之前,则定义从tE开始下一个Δt时段内序列值超过V的概率为WV(tL,Δt),可由式(5)计算得到。
当满足ΔttL时,将式(4)代入式(5)可得:
当不满足ΔttL时,由式(6)估算的概率值会比实际概率值高些。因此,对式(6)作如下修正:
利用RIA对多重分形数据进行VaR计算的步骤如下。
步骤1:根据给定的VaR置信水平c,得到RV=1/(1-c);针对给定的序列{y(t)}进行RIA分析,并根据RV与V的对应关系得到初始阈值V。
步骤2:设当前分析时刻为tE,根据初始阈值V,可以得到上一个超过V的事件发生的时刻tA,则tL=tE-tA;根据式(7)可以计算在当前阈值下,从tE开始的Δt时段内出现超过V的事件的概率WV(tL,Δt)。
步骤3:给定VaR置信水平的允许误差为ξ,若|WV(tL,Δt)-(1-c)|≤ξ,则可认为此时的阈值V即为在该置信水平下的VaR;若|WV(tL,Δt)-(1-c)|>ξ,则需要根据概率WV(tL,Δt)的大小修改阈值V,修改量为ΔV,并返回步骤2,直至|WV(tL,Δt)-(1-c)|≤ξ或WV(tL,Δt)与1-c的大小关系发生变化为止。利用RIA计算VaR的详细流程如附录A图A1所示。
3 基于多重分形的短期购电组合风险分析
3.1 购电组合利润模型
在采用单一购买者模式的电力市场中,输电公司/电网公司从发电公司购电,并向配电(零售)公司/负荷出售电能。假设输电公司可以从长期合约市场、日前市场、实时市场和跨省跨区交易市场购电,并统一向配电(零售)公司/用户售电。这里以输电公司制定次日的购电组合计划为例,分析相关的利润和风险。
设输电公司次日在长期合约市场、日前市场、实时市场和跨省跨区交易市场的购电比例/平均电价分别为Klt/Elt,Kda/Eda,Krt/Ert,Kop/Eop,且Klt+Kda+Krt+Kop=1。输电公司对配电(零售)公司/负荷的平均售电价格为Es,则可得到其在次日的单位购售电量所获得的利润M为:
在长期合约市场中,输电公司与发电公司协商确定长期购电合同,购电价格或其确定方法一般在合同中给定,即可认为Elt为已知量;日前市场电价主要取决于次日的负荷预测和发电公司报价结果,日前市场一经清算,从每个发电公司购买的电量和相应的电价也就确定了,这样在次日系统运行时Eda也为已知量;实时市场的清算电价受实时负荷波动和发电公司报价等因素影响,波动性一般较强,可以采用多重分形分布来模拟Ert的波动情况;跨省跨区交易市场的电价一般由相关的各方预先商定,在短时期内Eop为已知量。输电公司作为垄断环节,其售电价格受到政府相关机构监管,这样Es为已知量。
3.2 购电组合风险VaR
由式(8)可知,在系统实时运行阶段,输电公司购售单位电量所能获得利润的波动主要是由实时市场电价波动所引起。当以VaR作为风险评估指标时,Ert波动带来的风险可以通过RIA计算得到。在给定VaR置信水平为c的情况下,输电公司在次日的单位购售电量所获得的利润M的VaR(用VaR(M)表示)可采用式(9)计算,即M低于VaR(M)的概率不超过1-c。VaR(M)也可称为输电公司在次日单位购售电量的无风险利润。
3.3 购电组合优化模型
以单位购售电量无风险利润最大为目标,建立输电公司购电组合优化模型如下:
式中:Klt,min和Klt,max,Kda,min和Kda,max,Krt,min和Krt,max,Kop,min和Kop,max分别为输电公司在次日通过长期合约市场、日前市场、实时市场和跨省跨区交易市场的最小和最大允许购电比例。
4 算例分析
以比较成熟的美国PJM电力市场在2007年6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这一时段中每小时的实时电价数据为例,采用所提出的方法,计算因电价波动引起的VaR,并与传统VaR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这里对每日实时电价的平均值进行分析,共有1 675个日平均电价,日均电价序列记为Ep(t)(t=1,2,…,1 675)。Ep(t)的分布曲线如图2所示。
4.1 电价分布的模拟
4.1.1 假设电价服从正态分布时的结果
假设电价波动服从正态分布,对日均电价序列Ep(t)进行J-B(Jarque-Bera)检验[22],结果见附录B表B1。可以看出:(1)Ep(t)的偏度大于0(如果严格服从正态分布,则其偏度应该等于0),这说明其分布呈右偏状,即电价超过均值出现的概率大于电价低于均值出现的概率;(2)Ep(t)的峰度大于3(如果严格服从正态分布,则其峰度等于3),这说明电价具有尖峰态的特征;(3)J-B统计量为2 020.1,远大于正态分布在置信水平为1%和5%所对应的临界值(正态分布的J-B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2的χ2分布,置信水平为1%和5%所对应的χ2分布值分别为9.21和5.99)。因此,假设Ep(t)服从正态分布是不合适的。
4.1.2 假设电价服从多重分形分布
假设Ep(t)具有多重分形特性,利用MF-DFA算法计算多重分形谱,结果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分形维数α不是一个常数,这说明了电价数据服从多重分形分布。
4.2 多重分形分布电价的VaR计算
前已述及,在单一购买者模式的电力市场中,系统实际运行时输电公司日单位购售电收益风险主要与实时市场电价波动有关。因此,这里首先计算实时市场电价波动的VaR。用RIA计算2011年电价数据的VaR,历史数据采用每个VaR评估日之前3年(即1 096d)的电价数据。给定VaR的置信水平分别为c=95%和c=99%,ξ=10-4,ΔV=0.05美元/(MW·h),采用RIA得到的2011年实时电力市场电价波动的VaR如图4所示。
4.3 购电组合短期风险分析
以输电公司制定2011年1月1日、5月3日、7月22日的购电计划为例,采用式(10)所描述的短期购电计划风险优化模型对输电公司的购电结构进行优化,具体的平均电价数据和购电比例约束见附录B表B2。在给定VaR的置信水平分别为c=95%和c=99%的情况下,基于实时电价的VaR计算结果对输电公司的短期购电组合进行优化,结果如表1所示。
4.4 结果分析
4.4.1 电价波动VaR结果分析
图5是VaR置信水平分别为c=95%和c=99%下,由传统正态分布假设下的VaR计算结果与利用RIA计算多重分形市场电价的VaR结果的对比。其中,在计算基于正态分布的VaR时,选取了每个评价日之前100d的平均电价作为历史数据。
为进一步分析正态分布和多重分形分布对市场电价波动风险预测的精度,对2011年共365d的市场电价数据与VaR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综合图5和表2,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在正态分布假设下的VaR计算结果明显偏大,高估了电价波动带来的风险。
2)在正态分布假设下的VaR计算结果的误差平方和很大,不能很好地反映电价波动情况,而本文提出的RIA方法的灵敏度较高。
3)电价波动的特征随时间变化。从图5和表2可以看出,基于RIA的VaR计算结果随着时间变化能迅速响应电价波动,对极端事件十分灵敏。这说明本文采用的算法适应性较强,可以有效反映不同时段不同特征的电价波动所引起的风险。
4.4.2 购电组合优化结果分析
由表1所示的输电公司短期购电组合风险优化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典型时期的实时电价波动特征不同,这导致购电组合优化结果不同。如在制定2011年1月1日的购电计划时,虽然2010年末的实时市场平均电价较低,与日前市场的平均电价Eda相当,但在对实时市场电价进行VaR分析之后发现Eda<Elt<Eop<VaR(Ert)。因此,为避免因实时市场电价波动而引起较大的购售电收益风险,1月1日应优先在日前市场购电,而在实时市场的购电量不宜太多。在制定5月3日的购电计划时,Eda>Eop>Elt,且对实时市场进行VaR分析之后得到Eda>VaR(Ert),即实时市场电价波动置信上限仍低于日前市场电价,因此,在制定购电策略时应把从日前市场购电作为最后的选择,以提高单位购售电量的经济效益。
2)给定的风险置信水平不同,得到的购电组合优化结果也就不同。例如,在制定7月22日的购电计划时,Eop和Elt远低于日前市场和实时市场电价,且实时市场电价波动剧烈。在c=95%的置信水平下,实时市场电价波动可能出现的最高值低于日前市场平均电价Eda,因此,应优先在长期合约市场和跨省跨区市场购电,之后考虑在实时市场购电,把日前市场作为最后的选择;而在c=99%的置信水平下,实时市场电价波动可能出现的最高值高于日前市场平均电价Eda,因此,输电公司应优先在长期合约市场和跨省跨区市场购电,之后考虑在日前市场购电,最后再考虑从实时市场购电,以规避市场风险。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多重分形VaR的计算结果对不同时期的电价波动比较敏感,适应性好,具有实用价值。输电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对风险的偏好程度,选择合适的购电组合优化策略,以对购售电交易的风险进行合理分析和有效控制。
5 结语
在假设电力市场中的上网电价服从多重分形分布的基础上,采用RIA对电价序列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计算VaR指标,用于对单一购买者模式的电力市场中输电公司购电时面对的金融风险进行评估。基于多重分形的RIA可以间接求取具有多重分形特点数据的VaR,与传统的基于正态分布的VaR相比,前者不会高估市场风险,且可迅速适应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电价波动,及时衡量电价风险,能够更有效地评估、管理和控制风险。在实际应用中,多重分形VaR可以有效辅助输电公司对购电组合进行风险分析和优化。在采用单一购买者模式的电力市场环境下,输电公司面临的金融风险也受负荷波动等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因此,如何更加全面而准确地评估金融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对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多重价值 篇6
1 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政治价值分析
1.1 强化少数民族对祖国的认同是维护边疆政治稳定和国家政治统一之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稳定和团结是人民之福。维护国家边境稳定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蒙古族是少数民族里人口众多的一个民族, 历史悠久, 能征善战, 曾建立元朝, 近乎征服欧洲。是一个具有独特的自身文化、高傲、好斗性格的民族。
由于内蒙古自治区属于我国北部边疆地区, 与外蒙古国接壤, 巩固内蒙古地区政治稳定是我国重要战略方针,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深入实施新三年“兴边富民”工程和边疆解“五难”工程, 使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基础更加牢固。少数民族关系到国防安全, 从地理角度, 内蒙古与蒙古国的友好关系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更具有战略意义, 如果内蒙古失守, 战士将直接威胁到首都北京的安全, 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与邻国维护友好关系, 巩固边防是国泰民安之需, 而那达慕的存在就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利器。因为内蒙古与蒙古国的文化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通过那达慕我们可以用“男儿三艺”等项目促进两国友好关系, 维护与外蒙古国的社会稳定。
1.2 强化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增进民族大团结之根
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 搞好民族大团结是首要的政治任务, 也是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多民族国家发展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 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大载体, 各民族为分支, 达到大繁荣大发展需要56个民族共同努力奋斗, 各民族大团结就尤为重要。因为要想中华民族长期稳定的发展下去, 从宏观角度各民族要大团结共同奋进。从微观角度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爱我们的国家, 认同我们的文化。而那达慕作为新时期的和平使者, 给予各民族学习交流、促进各民族的友好情感平台。加大各民族文化、经济合作交流, 使各民族关系紧密结合, 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幸福、政治稳定, 关系到祖国人民的生活幸福、政治稳定和政治统一。而那达慕作为新时期的和平使者, 为各民族提供了学习交流, 促进各民族的友好情感的平台, 沟通着各民族间的友好情谊。
2 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经济价值分析
2012年上半年, 内蒙古全区生产总值达6673.15亿元, 同比去年增长12%, 高于同期全国增速4.2个百分点[3]。而举办2012年第二届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期间鄂尔多斯旅游业迅猛发展。 (图1)
图1显示2008~2009年在没有举办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的情况下, 这两年游客人数及旅游收入增长幅度不明显。而随着2010年首届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的召开, 游客人数有显著增加, 其增幅更是高达2009年的2倍。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出现意外的下滑, 究其原因是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为2年举行一次, 即2011年没有举行此类盛会。2012年, 由于第二届国家那达慕大会是顺利召开, 伊金霍洛旗各旅游景区8月份接待游客突破34.3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9400万元, 也正因为如此, 图中显示的游客数量等三个指标都出现回升。
从以上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 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对伊金霍洛旗的旅游业发展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 伊金霍洛旗在举办大会期间可以吸引大量国内外投资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促进当地相关服务行业的迅速发展。
3 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文化价值分析
3.1 那达慕的宗教文化
敖包, 也作“鄂博”, 是蒙古语, 译为“堆子”。通常立在山顶高处风水之地。古时候蒙古族人用于显示道路方向地界标志, 加上蒙古族早先信仰萨满教, 敖包祭祀也是萨满教的祭祀活动, 现在蒙古人祭祀敖包是祭祀长生天、祖先、纪念英雄人物, 祭天、祭地、敖包是蒙古人及相关民族自然崇拜的产物, 它的生产“可追溯到原始社会”。蒙古族的祖先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天父、地母”的造化, 并要求自己的后代们必须做到崇敬和爱护与你共同生存的大地万物, 相互友好, 过着和谐幸福的生活。
3.2 那达慕教育文化
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体现了体育与文化融合的内涵。那达慕运动文化精神是潜移默化的, 从古至今草原上“三项竞技”深受人们喜爱, 这不仅是蒙古族的体育盛会, 更是蒙古族千年历史文化的精华,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蒙古族人。赛马、射箭、摔跤 (博克) 可以体现蒙古人勇敢、睿智、不服输的性格, 每一项运动都具有它本身的教育价值。
4 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社会价值分析
4.1 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外交影响力
近些年来,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扩展, 体育交流也向全球化发展, 民族文化也成为交流的手段, 被纳入到国家外交的战略中来。从首届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十多个国家到第二届44个国家参与那达慕, 体现了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对外交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12年与2010年相比, 参与那达慕的国家数量增长3倍, 各省市的参赛队也有显著的增加。那达慕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流平台, 不仅使参与者在其快乐祥和的气氛中与其他国家的人们和谐相处, 同时借助神奇与魅力并存的草原文化交流平台, 实现世界各国少数民族人们相互交流的迫切愿望。那达慕作为一个和平的使者, 可以开阔外交局面, 促进国际友好关系, 为我国提供良好的外交环境。
4.2 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具有审美与艺术功能
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 真正秉承了中国古典美学中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文理念, 在整个民族传统体育中表现出更加鲜明的原生态审美特征。那达慕中的射箭、赛马、博克 (摔跤) 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加上开幕式上的表演以及那达慕期间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文化创造价值, 均能展现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和浓郁的民族风情。
5 结语
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作为国家级中外文化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交流平台, 树立了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美好形象, 巩固边疆政治稳定, 促进了民族大团结;发展壮大了民族体育产业, 提升了“那达慕”品牌效应;继承与弘扬了那达慕文化;提高了其在外交、艺术、健身等方面价值。打造蕴含中国文化元素的自有品牌, 提升文化品牌价值, 促进人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让我们从文明古国朝着文化大国和文化强国迈进。
参考文献
[1]白红梅.那达慕文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阐释[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9 (36) :187.
[2]张晓艳.文化·文明——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启示之一[N].1版.鄂尔多斯日报, 2012-08-28.
[3]张云龙.那达慕展示现代内蒙古风采[N].7版.新华每日电讯, 2012-08-24.
多重价值 篇7
一、投资于民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本轮经济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 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极大的挑战, 但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来讲, 正可以借助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发展机制转型来推动社保制度的变革、民生事业的改善, 本轮经济危机未尝不是一种机遇。
西方国家经验表明, 借助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发展机制转型来推动社保制度的变革、民生事业的改善,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民众负担、拉动内需。社保制度长期亏欠空账并缺乏有效的服务机制, 因而导致养老、医疗等中国目前的最大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是我国长期消费率过低、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政府投资于民生领域,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数量, 增加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供给, 补贴资金才可能直接增加人们的即期消费水平, 并带动私人投资拉动内需, 最终实现通过社会支出真正刺激消费的目标。这种目标的实现将不再是短期效应, 甚至将最终推动国人的消费结构的变迁, 实现经济结构的健康有序发展, 在加强社会事业和改善人民生活中促进社会和谐, 实现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二、投资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事业能够改善就业压力
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还要求经办重点由基金征收和人员扩面向更加注重扩面成果转变, 服务对象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 现有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能力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目前, 我国社会保险参保总人次远远没有达到国家的社会保障规划覆盖的目标, 而参与提供该公共服务的社会保险人员也不能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政府投资计划要想改善民生, 就必须考虑社会保障发展规划的长期需求, 解决社会保险服务人员短缺和提供服务不足的问题。根据测算, 要满足未来社会保险服务需求, 2020年应新增工作人员60万就业岗位, 预计每年平均财政支出约159亿元左右。该项投资带来的就业驱动力不容小觑, 最终带来民生和福祉的改善。
在满足社会保障服务的公共需求的投资带来就业岗位增加的同时, 我们要着重指出该投资对于改善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价值。养老、医疗的社会公共服务需要大量从心态、沟通协调能力到专业知识等都要求较高的人员, 大学生经过培训后, 可以承担独立进行入户人工服务的需求, 不仅有助于缓解大学生就业的压力, 还有助于提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服务质量。
另外,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质的公益性事业, 是公益受托人, 以为权益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为宗旨, 应根据需要适时扩展和延伸个性化的社会服务。可以考虑适当引入市场机制, 突破垄断服务, 一些生活性的管理服务, 如建立退休人员公寓和管理服务等项目, 允许社会组织、自然人参与竞争, 开展有偿性服务, 最终减轻政府压力, 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这可能带来能够提供外包服务的中小型企业、合伙实体, 而这又将催生出有眼界、经验、创业能力的大学生加入此类实体的创业队伍中来, 进一步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并可能以此带动教育体制的调整和变革。
三、投资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事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提高就业弹性
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都明显高于一产和二产, 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也具备属于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国家对此进行投资, 可推动中国服务业发展, 带来产业结构转型。
总之, 政府投资其着眼点要远、要宽, 一项投资的计划不仅要带来民生福祉的提升、公共服务的改善, 也要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促进就业甚至长期解决就业问题, 这样的投资计划产生的多重外部性才能够证明这项投资的最终效用。政府投资到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领域中, 以此拉动内需, 刺激经济, 缓解就业压力, 改善民生, 将实现多政策目标, 创造出多重价值, 这应当是一个合格的效能型政府正确的选择。
摘要：近年来我国政府坚持夸大内需和促进发展的经济政策, 政府投资进入民生领域将创造出更高的投入产出价值。原因在于:投资于民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投资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事业能够改善就业压力, 投资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事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提高就业弹性。
关键词：政府,投资就业,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2]张本波.解读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J].宏观经济研究, 2002 (02) .
多重价值 篇8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教育,教育公平,教育质量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约有2.6亿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6.53%,我国的城镇化以每年1%速度向前推进,到了2040年左右,城市人口比例将由目前的35% 上升到65% 左右,人口流动与迁移将是以后20年中国社会的常态。〔1〕大规模的人口转移推动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影响和改变着原有的社会治理结构,农村教育事业也将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发生重大变革。农村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而且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中也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2〕当前,我国在农村教育公平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步显现,在某些地区、某些群体中表现得还比较突出,成为影响社会进步和人们追求高质量教育的重要障碍。如何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新形势下,科学构建农村教育的公平保障机制,更好地实现与维护好广大农民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权益,进而促进农村教育公平,推动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促进我国农村教育公平的多维现实价值向度
农村教育作为一项基础性和战略性的事业,肩负着巩固基础教育、为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输送合格人力资源的多重使命,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实现农村教育的公平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促进农村教育公平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举措
美国“公立学校之父”贺拉斯·曼宣称:“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的发明都伟大得多”。〔3〕教育关乎国家富强、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我国推行教育公平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促进教育公平,让包括农民子女在内的所有孩子“共享同一片蓝天”,是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也是惠及亿万农村家庭的幸福工程。当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正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变,人民群众对接受良好教育的愿望更加强烈,对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我们也必须辩证地、历史地认识教育公平问题,始终坚持以发展促进公平。这意味着我们要把“人民满意与否”作为一切教育工作的检验标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用发展和改革方法来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
2.促进农村教育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社会和谐是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而这些都依赖于人的发展,取决于人的素质。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没有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是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农村教育公平,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更多更好教育的愿望就是一句空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教育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教育除了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优化社会环境外,还可以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它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 “正能量”,可以帮助弱势群体摆脱出生低微的局限,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促进农村教育公平,是维护和确保社会公平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3.促进农村教育公平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经济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基础,也是解决一切农村问题的基本前提。然而,目前中国农村还有不少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甚至有少数家庭连基本的生产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就要发展农村经济,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系统的过程,应该先从人们真正的所需开始做起。如让农民掌握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让农民子女上得起学、上得好学;让更多的农民子女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等。客观上,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而农民整体素质提高必须依靠教育。同时,新农村建设为推动农村教育发展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而促进农村教育公平发展,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4.促进农村教育公平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
城乡差别是教育不公平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是造成城乡差别的基础性原因之一。发展农村教育,办好农村学校,维护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将农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是从根本上解决 “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要着眼农民,涵盖农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并不是削弱和放弃农村教育,而是要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建立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大教育体制,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维护教育公平和教育秩序。
二、农村教育面临的多重困境与归因分析
1.农村教育面临的多重困境
(1)“务农”、 “离农”:农村教育目标定位的两难 “抉择”
农村教育的目标定位最为关键,它直接关系到农村教育 “为谁服务”的问题。目前社会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4〕一是 “务农”, 即农村教 育 “本土化”。二是 “离农”,即农村教育 “城市化”。 “本土化”者认为,目前农村教育在施教过程中,照搬城市教育模式,很少和乡村、土地真正联系在一起,脱离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专业技术性教育严重匮乏。学生一旦辍学,技能缺乏的短板就会马上体现出来,因而主张把专业技能方面的培养融入乡村教育当中。〔5〕而 “城市化”者认为,农村教育应以城市为中心,为城市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培养进入城市主流文化而不是回归乡土文化的人才。把农村教 育在功能 上分为 “务农” 和“离农”,源于人们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即农村教育要么 “离农”,要么 “务农”,二者之间不存在调和的余地,没有所谓的中间状态。客观上讲,我国农村教育在功能上也确实处于非此即彼的境地,在社会需要和个人发展之间,农村教育陷入了两难悖论。
(2)经费短缺:农村教育持续发展的 “短板”
教育作为一种介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政府理应成为投资主体。1993年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但是,由于我国GDP增长迅速、财政收入占GDP较低等多种原因,这一目标迟迟未能实现。经过近20年的努力,2012年我国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才首次得以实现,不过离最初提出的日程推迟了整整12年。同比,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 家为4.1%,我国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6〕当前,我国农村 教育的基 础脆弱,义务教育的普及标准还比较低,而且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与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差距甚远,农村教育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扶持。另外,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也是农村教育投资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尽管农村大部分低收入者对教育投资十分关注,但受到生 存问题困 扰, 农村家庭对教育投资 的现实支 付自然被 限制在十 分狭小的范围。
(3)政策扭曲:与农村教育发展规律 “背离”
为了促进农村发展,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然而中央的惠民政策在地方执行过程中常常发生 “扭曲”,甚至与政策初衷相 “背离”。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曾提出要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进行调整,但时至今日,这一改革初衷并未得到较好地贯彻与执行。客观上,此次适应城镇化变革,并意在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改革,被简化为一场俗称 “撤点并校”的运动。 “撤点并校”的效应并非只对教育形成了影响,对农村家庭、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也产生各种深刻的影响和改变。十多年后,这一政策所带来的结果违背初衷,除了显性的寄宿 生管理、校车安全 隐患、让人闹心 的“营养餐”问题以及农村学生辍学率增加等难题外,越来越多的讨论开始集中于由此产生的更深层次问题,诸如农村留守儿童、空巢家庭、进城农民子女教育等,甚至由于农村学校的消失,许多村庄逐步走向衰落。
(4)队伍匮乏: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 “瓶颈”
在促进农村教育公平的进程中,教师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教师素质直接影响教育教学质量,进而影响着学生人格的形成。然而,由于教师待遇水平在行业、区域、城乡及校际间的差距较大,导致多数教师心理的不平衡,加剧了农村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质量的提升。农村教师队伍匮乏,已成为农 村教育质 量提升的 “瓶颈”。归纳起来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农村教师编制紧缺,导致队伍青黄不接,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年龄偏大、知识老化问题更为突出。二是农村教师参加层层选拔、向上流动,拉大了城乡教育教学质量的差距,进而导致农村学校生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农村教师发展与学校发展陷入了低质徘徊的怪圈。三是农村教师 “教非所学、学非所教”现象普遍,教师专业化水平较低,不符合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的要求,同时也制约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四是农村教师培训经费紧张、培训资源缺乏以及工学矛盾严重等,严重影响了广大教师的学习积极性。
2.农村教育不公问题的归因分析
(1)农村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与现实错位
长期以来,农村人向往城市生活,希望子女通过受教育跳出 “农门”,走向城市,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但当 “升学无望、就业无门”时,农民的实用经济本性就表现出来,“教育”与 “经济”两张皮的协调发展对于农民来说实在是无法承受之重。主要表现在:一是规则不公。以城镇学生为主要依据制定的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和课程标准,无视城市和农村儿童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区别,导致农村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农村生产和生活实际问题,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无疑是很不公正的。二是阶层差别。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随之产生了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农民工子女等社会弱势群体。打工子弟学校、私立学校的设立,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入学机会问题,但由于农民工子女基础普遍较弱、教师关注较少等原因,极易造成农民工子女的性格缺陷、社会适应和学习障碍等,进城务工农民承受着巨大 的改革风险冲击。三是性别差异。由于长期受封建传统教育观念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男女接受教育的不平等现象还客观存在,女性入学机会远远低于男性。受 “大学生不包分配”、 “读书无用论”等影响,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女生的比例明显高于男生。在我国重点高校,农村学生的比例尤其是女生的比列,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农村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合理
第一,区域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异特征最显著的国家之一。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也导致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反映到教育领域也是如此。由于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教育的发展有所加快,而中部的差距又突现出来,呈现出所谓 “中部凹陷”现象。第二,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二元态势。基于历史原因,我国教育呈现出城乡二元格局的态势:在教育经费投入方面,“重城市、轻农村”现象明显;在师资力量方面,农村学校的教师数量、质量与城市学校的差距较大,师资力量非常薄弱;在基本教学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农村学校远不比城市学校。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农村优质教师资源在内外力量的作用下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办学条件严重恶化,出现了一边是城市大量 “示范学校”涌现,另一边是大批农村 “薄弱学校”濒临办学危机。第三,教育内部资源配置的差别化。一方面是教育各个阶段之间资源配置的差别化现象严重。农村教育由于涉及的人群范围最广、数量最大,理论上应该分配到较多的教育资源,实际上由于受 “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观念的长期影响,制约了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和公益性水平。另一方面,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间资源配置的差别化现象也很严重。“择校费”制度、 “形象工程”等,进一步加剧了基础教育学校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
(3)农村教育政策的政府责任缺失
教育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具体形式,其核心就在于调节各种教育利益的分配关系,凸现教育政策的 “公平性”品格。〔7〕可以说,农村教育政策是引发农村教育不公问题的制度根源,而部分地方政府的责任缺失则是导致教育不公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一是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缺乏敬畏之心,缺乏责任意识。二是国家教 育政策被 利益群体 所异化,政策“搁浅”,变 “惠民”为 “惠己”,教育政策成为某些特权群体谋取私利的工具。三是凸显了地方政府热衷于运用公权力实现对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公共资源 “合理”配置,让教育也成为滋生社会不公的另一领域。按照我国 《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育的 “义务”包括国家义务和公民义务两个方面,而这两种义务应是一种主从的关系,政府的义务是主要的,而其他的则是从属的义务。因此,在农村义务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应该承担起最主要的义务,更多地强调国家的责任。由于政府的责任缺失与监管乏 力,对教育政 策的执行 不到位,形成“法律上的公平”与 “事实上的不公平”的矛盾。
三、构建农村教育公平保障机制的几点思考
1.强化政府责任,完善制度约束机制
政府作为农村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和法律主体,必须发挥强有力的主体责任,不能人为地制造农村教育差距和扩大教育不公平。一是发挥政府主体责任。义务教育普及性、强制性、公共性和系统性的本质属性,决定农村基础教育必须依赖政府的组织实施,避免经常性或大幅度地改变教育路线,以保证教育政策的延续性。要依法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各部门之间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的工作分工,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分配与财权的不匹配问题,建立人财事权统筹与责权利对称机制。二是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实现从 “全能政府”向 “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在农村教育中,政府通过教育立法、拨款、规划、评估、信息服务、政策指导、执法监督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学校自律、社会参与的新型农村教育管理模式,构建政府依法行政、学校依法治校、社会监督评价、自觉维护教育公平的工作格局。三是完善制度约束。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农村教育政策的制定首先要体现教育公平的价值要求。当前众多的农村教育不公平问题,最终都可以还原为制度问题:一方面是制度缺失、不健全或执行不力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农村教育不公平问题最终可以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进行调节。推进农村教育公平,就是要破除阻碍农村教育公平的制度障碍,完善农村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维护法律的权威。
2.扩大资金来源渠道,完善经费投入机制
教育投入是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实现农村教育公平的基础。第一,发挥政府经费投入的主渠道作用。完善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经费的保障供给机制,将农村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农村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不断完善农村教育经费政府投入保障机制。第二,拓宽经费渠道来源,鼓励社会力量办学。通过在农村兴办民办教育,并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用制度来维护各种农村民办教育的正当权益。调动民间资源,拓宽经费渠道来源,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爱心人士对农村学校的社会捐赠,不断完善社会捐赠的激励机制、募捐机制、运作机制和监督机制等,形成政府、学校、捐赠者、受助者良性互动的工作格局,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第三,完善教育补偿机制,推进城市反哺农村。通过建立农村教育成本补偿制度,由城市拿出特定资金或专项资金,对农村地区的教育进行补偿,以增加农村的教育经费投入。第四,增加农民财富,夯实农村教育的物质基础。农民家庭教育投入是农村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政府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加大对发展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落实好补农、助农、护农等惠农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让农民拥有更多财富,保护和提高农村家庭对教育投入的积极性。
3.均衡城乡发展,完善资源配置机制
政府应把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并向农村地区倾斜,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确保农村教育公平的实现。第一,均衡办学条件。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教育拨款制度,促进办学条件的均衡化。在硬件投入和校舍建设方面也要实现均衡化,并对农村地区予以长期、足够的倾斜,真正体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的要求。第二,均衡教师资源。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从事农村教育工作。建立健全教师定期交流制度,做好教师由城镇向农村、由强校向薄弱校、由超编学校向缺编学校的交流与流动,促进农村学校的教师均衡配置,形成长效的、正常的、动态的农村教师引进补充机制。第三,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可以在大型劳动技术教育设施方面实行多校共享,降低校均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信息化建设,完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 功能,提供更多 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带动农村教育均衡化的提升。
4.加强农村教育管理,完善监督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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