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影响（精选12篇）
财税影响 篇1
摘要：当前, 只有不断地完善财政税收体制, 才能使现代化将设的进程得以推进, 如此才能使我国的经济更加繁荣昌盛。改革财政税收体制, 才能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得到持续、平稳的发展, 才能使科学发展观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 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基础。
关键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意义,问题,对策
财政税收是国家进行公共建设、改善民生的物质保证, 健全的财政税收体制是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从日前的形势看来, 传统的财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为了保证经济发展与财政税收体制相协调, 相关部门应该结合实际情况, 探索原有财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来建立健全财政税收体制, 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 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于国于民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意义
过去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成就表明, 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民生民建的推动, 财政税收体制的转型, 对财政税收的管理体制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合理的税收政策有利于调整人民收入的落差, 虽然不能彻底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有遏制的功效, 完整的税收政策可以保障财政收入, 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维持社会秩序, 使之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经济方式相适应。财政政策包含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 合理的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经济支柱, 财政收入有利于发挥国家的功能, 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 而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反哺给人民的一种形式, 有利于建设公共实施, 完善医疗保健制度, 有利于国家的民治久安, 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手段。
二、当前财政税收体制的现状和缺陷
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从宏观上看, 财政税收体制还存在着缺陷和漏洞, 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阻碍。当前财政税收体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 财政税收体制存在局限性
一是税收体系不健全, 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推进技术创新进步以及促进社会分配调节的税种没有纳入到税收体系中来, 这些应该加入税收体系而又缺漏的税种, 导致财政收入的流失, 不利于财政收入的预算和支出, 使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缺少资金流转。由于增值税和所得税在某些方面设置的不太合理, 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民治久安。二是由于财政收入分配呈现过度向上集中的态势,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划分不均衡, 分税制度无法得到有效落实, 间接影响了中央宏观调控的力度。既不利于中央宏观调控, 也不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分配。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只在中央与省之间建立比较规范的分税制体制, 而省以下却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体制, 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现阶段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 由于财政收支分布的过度集中, 使得分税制度不能得到贯彻落实, 并且财政力量也不能进行均匀分配, 再加上不合理的地方财政收入划分, 对中央的宏观调控力度产生了间接影响。二是, 在税负征收的范围中并未纳入以环境和资源税作为代表的税种, 致使税收在进行社会分配能力的调配上丧失功效。三是, 以国有资源和资产收入作为代表的一些非税收收入, 仍旧长期处在财政收入的管理体系以外。
(二) 预算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预算管理体制是财政税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 预算管理体制覆盖范围相对狭窄是一个有日共睹的事实。从整体上看, 地方政府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相当程度的滞后性。由于有效监督机制和管理制度的缺失, 内部约束和制衡无法落到实处, 导致资金挪用现象严重, 而缺乏中长期预算或周期预算的年度预算, 财政预算管理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管, 使得预算审核与审批失去本身应有的意义。
(三) 转移支付缺乏规范性
分税制包含转移支付的功能, 由集中程度较高的中央财政通过财政支出来改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现象。现阶段转移支付过程中主要有资金转移流程不规范、资金转移周期民、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官员腐败严重等不规范现象。造成转移支付规范性欠缺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制度对转移支付工作进行监管, 另一方面是转移支付类型构成的不合理, 无形中加入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收益差距, 使得财政支出均等化原则的失效, 公共服务也无法实现均等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分税制作为前提的转移支付, 主要由中央财政运用财政支出形式来对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状况加以改善。如今, 我国转移支付的内容主要包括体制补助于税收返还、财力性的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移支付这三大类。在进行转移支付之时, 所造成官员腐败、资金的使用率降低等状况仍旧存在。致使转移支付欠缺规范性最主要的原因包括:对转移支付在监管之时欠缺制度规范, 致使中央财政在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支付之时, 出现支出模糊、截留漏损等糊涂账;由于构成转移支付的类型存在不合理, 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所占据的比例非常大, 然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则要比前者低许多, 如此一来便造成经济欠发达地方的税收返还额度要远远小于经济发达地方, 进而使两区域的经济收入差距增大, 造成财政支出的均等化原则丧失功效, 也无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目标。
(四) 地方各级政府职能与支出责任不适应, 财政管理存在问题
地方财政本身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 因为财政部门职能划分不明确, 在处理财政税收问题时不能对症下药随机应变, 使问题越来越复杂, 导致国家宏观调控效率的降低。处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期间, 部分专业的财政税收管理机构和相关人员被合并或精简, 财政税收管理人员钻空子捞取利益, 使得财政税收部门的管理有些混乱, 这就不利于财政税收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一切阻碍发展脚步的制约因素都需要刨根究底, 根据财政税收的重要性和性质, 在选拔人才时更要注意, 避免出现人民的害虫。
三、深化财政税收体制的对策建议
(一) 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的需要, 建立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 平衡合理的分级分权财政体系
各级政府的职能与支出责任不适应, 地方政府财政问题突出, 地区间的财力不均衡状态比较严重。各级地方政府职能划分过于僵硬, 无法应付复杂多变的财政事物, 经常出现政府财力与职能不相匹配的情况。一是要合理划分并明确规定支出责任, 上到中央, 下到地方各级政府, 地方往往存在财政收入紧张的财政状况, 中央应利用自身的优势, 适当分担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 在合理提高中央政府收入比例的基础上, 加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直接支出责任, 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从整体上掌控全局。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分税制, 赋予地方合法的财政权力, 规范地方税收立法和减免的流程。同时要将资源税、增值税、所得税、环境税等重要税种加入到财政税收中来, 一方面有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缩小贫富差距, 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 建立健全科学的税负税收制度
主要表现为税负水平适中, 税负结构公平合理, 主体税种设计科学, 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科学的税收制度要减轻纳税人的税外负担, 不乱定税收标准, 不重复收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人多数人都只是小康水平, 在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 要规范政府性收入、取消体制外收入, 适当提高宏观税负水平。传统的财政税收体制不适应经济快速发展时代, 因此, 向间接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转换, 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
(三) 建立健全支付方式科学合理搭配、资金来源可靠稳定的支付体系
一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规定适当的专项转移支付, 合理适中的支付比例能对各支付方式起配合作用。二是要改革税收返还和增值税分享制度, 资金转移有一个风险问题, 稳定转移支付资金来源。三要综合考虑区域人口、土地而积、人均财政收支状况、公共服务成本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 调整转移支付的分配方法, 提高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数额和转移支付水平。
(四) 建立健全预算管理体制
预算是财政支出前的重要步骤, 预算编制和执行相分离、国家中长期预算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协调的新型复式国家预算体系有利于预算针对各时期的情况进行调整, 税收取之于民, 财政支出覆盖的领域较广, 财政预算应将财政收入使用在合适的地方, 加人对农村的投入, 建设新型的城镇化国家。
(五) 对税收制度进行进一步的规范
首先, 深入分析宏观经济发展水平, 并在此基础之上, 对大体税负水平予以确定, 同时还要将体制外收入取消, 使政府性收入规范的力度得以加大, 从而使纳税人负担得以减轻。其次, 对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快步伐, 调整低收入群体征税的起点, 采取综合申报与分类扣除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度, 从而使个体税收压力得以减轻。最后, 对环境保护税种予以建立, 让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之时能对自己行为加以约束, 从而使企业环保意识得以加强。
四、结语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的最大特点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财政税收体制对税收的取和用以及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预算和支出起着标准和约束力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愈演愈烈, 现今的财政税收体制不大适应当前的发展速度和模式。因此, 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现阶段改革发展需要, 与各级政府事权相适应的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规范合理、持续稳定的财政体制迫在眉睫。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可以维持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平衡, 一方面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伟人事业的建设, 另一方面实现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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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影响 篇2
摘 要：随着绿色理念的深入与渗透，各行各业对绿色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就财税金融发展来说，其不仅与绿色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且通过财税金融的革新措施能够更好地促进绿色经济发展质量，有助于我国绿色经济的可持续进行。基于此，本文从财税金融支持绿色经济的基本路径入手，探索更好地财税金融支持绿色经济发展的措施，希望可以为我国财税金融与绿色经济的和谐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财税金融 绿色经济 和谐发展 探索路径
一、我国财税金融支持绿色经济的基本路径
（一）通过税收改革对绿色经济市场进行激活
绿色经济发展中，税收改革居于关键地位。为了强化经济发展，我国极为注重环境与能源利用工作的开展，加强低碳环保社会建设。对于购买绿色环保交通工具的消费者，还运用减少税率甚至免税的方法对其予以鼓励，对于破坏环境的企业行为，则加大税率征收工作的开展，减少其对于绿色經济发展影响。
（二）强化环境产业投资，加快绿色经济发展
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强化开展新能源研发工作，加快绿色经济发展，对环境产业投资予以增加，并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发展增长点。与此同时，还加强研发与运用新能源与可再生和低碳能源的开发，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进一步加强绿色环保教育宣传工作，达成绿色共识
我国注重对人们经济增长观念的渗透和转变，加快促进绿色家庭与绿色就业目标的完成。建立专门绿色增长机构，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绿色与环保教育活动的开展，并将相关观念渗入到学生教育活动中去，对全民绿色环保意识进行培养。
二、财税金融支持绿色经济发展的相关措施
（一）通过税收以及财政收入和政府的采购推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注重对绿色经济发展税收激励政策进行构建，并不断对其予以完善，为环境产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国家应统一协调财务、商务、科技环保等部门，高效贯彻并实施有关环境政策，通过越来越多的优惠政策加快促进绿色企业与绿色项目的发展。
（二）实现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加快绿色经济的发展
一般来说，在重化工业发展为主的城市中，资源都比较丰富多样。要想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平衡发展，除了运用市场手段之外，还应当注重法律与行政手段的应用，并将三者综合起来，运用有关政府资金对发展与改进节能技术的企业予以奖励，同时对其他企业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注重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开展企业节能降耗、技术改造以及新能源的研发工作。
（三）依托信贷进行科学优化，推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经济市场发展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居于主体地位，金融机构作为特殊企业，主要从事货币经营活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金融机构应当积极承担自身社会责任，注重强化贯彻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并对国家产业政策进行有效落实，注重对国家产业政策区别对待，确保保有压信贷规则的高效运用，将国家能源基地建设作为中心，科学分配信贷资源，进一步强化绿色信贷的开展与落实。充分利用信贷等金融工具引导客户对信贷资源更加爱惜，并对环保意识与观念予以树立，加快技术改造创新支持体制的构建工作。
（四）加大对金融宏观政策的调控力度，进一步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注重制定有关政策内容，加强对民间资金投入的引导作用。为了使民间融资更加规范化，应当注重将信贷与产业政策充分利用起来，确保民间融资与投资流向的科学性、规范性与合理性，强化开展绿色经济投资引导工作。
不断健全具有差别性的信贷政策传导机制。通过相关信贷政策，在对与产业政策不符的企业，进行控制的同时，也应当严格控制环境保护不达标的产业，为绿色信贷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确保将信贷政策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三、结束语
绿色经济在我国起步较晚，在后续的发展中也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发展过程。相关部门和人员要注重对绿色经济予以宣传，通过政策性导向引导人们积极投入到绿色经济建设中来，尤其从财税金融角度做好绿色经济的发展促进，从而让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稳步进行，让我国绿色经济予以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媛. 江苏省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支持政策研究[J].时代金融，，（15）：63-64.
[2]肖陆嘉. 绿色经济发展下的财税金融支持研究[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7，（02）：98.
财税影响 篇3
【关键词】“营改增”；财税体制；影响
“营改增”是建立在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它能够有效减少企业的税收负担，也能促进我国税收体制的完善，因而“营改增”减税政策的实施是非常有必要的。“营改增”减税政策不仅有利于我国服务行业的发展更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它对我国财税体制的影响也是无法忽略的，可以说“营改增”减税体制打破了传统的税收管理体系。就此本文对“营改增”对财税体制的影响及对策进行共同探讨。
一、“营改增”减税政策的含义
“营改增”就是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简称，营业税是指对国内营业的单位和人，对营业额进行征收的一种税，不同行业的营业税有不同的核算标准。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有增值时才征税，没有增值就不征税。
“营改增”是在1994年我国进行税制改革时确立的，营业税主要是在服务领域征收而增值税是在生产领域增收，营业税之所以保留是因为我国当时的服务业发展并不完善，而且其规模也不大。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服务行业也有了快速发展，所以才有了“营改增”减税政策的实施。
二、“营改增”对财税体制的影响
1.促进产业调整
在“营改增”税制改革后，我国的税种由原来的19种减为现在的18种。这就意味着我国的税收体制将会更加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且“营改增”减税政策的实施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营改增”减税政策实施后，四川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从2012年的32.3%上升到2015年的40.3%，全省第三产业增速从2012年低于GDP增速 1.4个百分点到2015年高于GDP增速1.5个百分点，全省第三产业加速发展势头明显。由此可见，“营改增”减税体制的实施不仅有效实现了企业的交税负担，还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2.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收税比例
营业税主要针对的是服务行业，而增值税针对的是生产行业，如销售货物、制造加工、修理等。在“营改增”减税政策实施后，服务行业逐渐成为地方经济的产业支柱，而且增值税属于共享税即75%归中央，25%归地方，很明显“营改增”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如四川某县在“营改增”之前，营业税和增值税两项收入约为11亿元。这其中，营业税占8亿元；而增值税总收入12亿元，按照中央和地方75：25的共享比例，县里留3亿元。但是“营改增”后，8亿元规模的营业税全部变为增值税后，增值税的总规模达20亿元，如果还是按照原比例分成，县里就只有5亿元。从11亿元变为5亿元，显然地方财政收入压力很大。
三、减少“营改增”对财税体制影响的对策
1.调整税收分享比例，实现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的平衡
“营改增”税制的改革使得中央的财政税收增多，而地方政府的税收减少。所以地方政府应该采用合理的措施来减少收税的减少，如调整税收分享比例，那么在测算新的分享比例应该保证地方财政的收入和税制的稳定，如假设税制改革前，国内增值税为A万元，地方级营业税收入为B万元，忽略其他税种，按照之前的75∶25分享比例，中央税收为0.75A万元，地方税收为（0.25A+B）万元，然后假设新的分享比例为δ∶1-δ，那么可得到新的分享比例为δ=[0.75AA-B]，由此可见，新的税收分享比例取决于国内增值税和地方税收的结构比。所以在我国服务行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可以采取调整税收比例的措施来平衡中央和地方的税收。
2.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2015年，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其主要目的就是降低“营改增”减税政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影响。所谓转移支付制度是指国家对有财政缺口的地方政府按照规范或者办法给予财政支持。《意见》中明确指出，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应该从3个方面进行：一是清理整合一般性转移支付；二是要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稳定增长机制；三是加强一般性转移支付管理。财政部数据显示，在分地区汇总的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中，四川省、河南省、湖南省2015年获得中央转移支付额度最高。其中，四川省一般转移支付为1887.14亿元，专项转移支付808.77亿元，税收返还223.6亿元，总预算2919.51亿元。由此可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能有效提高国家财政的利用率，而且据有关数据显示，在《意见》实施后，我国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已从2013年的220个压减到2014年的150个左右，而且还会继续减少。
四、总结
“营改增”是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稳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给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带来了复杂的影响，所以在“营改增”减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相关部分应该积极应对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稳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韩晓琴，王一民. “营改增”对财税体制的影响及对策[J]. 税收经济研究，2013，05：12-18.
[2]凌学军. “营改增”对我国财税体制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 山西财税，2014，01：18-19.
“营改增”对房地产业的财税影响 篇4
一、“营改增”对房地产业会计处理的影响
(一)“营改增”对房地产业采购环节的影响
1. 房地产企业在“营改增”之前,缴纳的营业税没有发票抵扣的规定,但在“营改增”之后,房地产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可以以票抵税,这就要求房地产企业在采购环节上尽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采购环节的进项税额就可以抵扣增值税销项税额,这不但会降低房地产企业增值税税负,而且可以降低采购环节的成本。
例1:某房地产企业在2015年5月1日采购原材料,不含税价格100 000元,2016年5月1日采购原材料不含税价格100 000元,两笔业务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款已经支付。
“营改增”之前的会计处理为:
“营改增”之后的会计处理为:
因此,“营改增”之后,财务部门必须要求采购部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来降低房地产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2. 采购部门应对“营改增”的建议。
首先,在供应商选择上,采购部门应当尽量选择增值税一般纳税,以便从供应商那里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次,在采购合同签订上,采购部门必须做到合同名称、供应商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款单位名称一致,同时采购部门在签订采购合同时必须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需求写入采购合同,避免与供应商的纠纷。最后,采购部门必须妥善保管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及时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传递给财务部门,确保财务部门在增值税法规定的期限内(即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日起180日内)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营改增”对房地产业销售环节的影响
1.“营改增”对销售环节会计处理的影响。
“营改增”之前,房地产企业按照5%的税率缴纳营业税,“营改增”之后按照11%的税率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是价内税,通过“营业税金及附加”核算,而增值税是价外税,通过“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核算。
例2:某房地产企业2015年5月31日销售商品房取得销售收入1 000 000元,2016年5月31日销售商品房取得含税销售收入1 000 00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税率分别为7%、3%、2%。
“营改增”之前的会计处理为:
“营改增”之后的会计处理为:
为了计算简便,假设2016年5月增值税进项税额为0。
因此,“营改增”之后,财务部门对于不同增值税税率的业务必须分别核算营业收入,分别计算增值税;如果财务部门对于不同增值税税率的业务没有分别核算营业收入,依据增值税法的规定按照较高的税率计算增值,会增加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2. 销售部门应对“营改增”的建议。
第一,为客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客户可以凭借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税额的抵扣来降低客户的增值税税负,从而维护与客户较好的合作关系。第二,销售部门必须依据真实的交易开具增值税发票,如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依据刑法会承担刑事责任。
二、“营改增”对房地产业利润的影响
(一)“营改增”对房地产业转让不动产涉及的税费产生的影响
“营改增”之前房地产业转让不动产涉及的税费包括:按照销售不动产收入5%计征的营业税、按照实际缴纳的营业税额7%(5%或者1%)计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实际缴纳营业税额3%计征的教育费附加、按照实际缴纳的营业税额2%计征的地方教育费附加、按照转让不动产的收入减去税法规定的扣除项目后的增值额分四级超率累进税率(30%—60%)计征的土地增值税、按照销售不动产收入5%计征的印花税、按照应税所得额25%计征的企业所得税;“营改增”之后房地产业转让不动产涉及的税费包括两类:第一类,“营改增”发生变化的税费有:按照销售不动产收入11%计征的增值税、按照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的7%(5%或者1%)计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的3%计征教育费附加、按照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的2%计征地方教育费附加;第二类,“营改增”没有变化的税种有: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和企业所得税。
(二)“营改增”对房地产业利润表的影响
1.对“营业收入”项目的影响。营业税是价内税,房地产业的营业收入中包含营业税税款,但是增值税是价外税,房地产业的营业收入中不包含增值税额,必须将含增值税的收入,按照房地产业的适用税率(11%)或征收率(3%)换算为不含税收入,该变化会降低企业的利润总额。
2.对“销售成本”项目的影响。“营改增”之前土地的成本、建筑安装成本可以直接扣除;“营改增”之后,房地产企业如果购买的土地、建筑安装费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那么企业必须对土地、建筑安装费用进行价税分离,按照不含税的地价款和建筑安装费用作为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扣除的销售成本,该变化会提高企业的利润总额。
3.对“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的影响。第一,营业税需要计入利润表“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中,会降低企业的利润总额;但是增值税只需要计入资产负债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项目中,因此增值税对企业的利润总额没有影响。第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都需要计入利润表“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中,但是这三项税费计入的计税依据会变化,所以会改变利润总额。
可见,“营改增”对房地产业税费的影响会直接导致利润表相关项目的变化,必然会对房地产企业利润产生影响。因为增值税是间接税,最终由消费者负担,所以房地产企业应当关注的重点不是“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而是“营改增”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例3:某房地产企业“营改增”之前销售商品房取得销售收入10 000 000元,地价款和开发成本合计为A,设销售费用为销售成本的10%。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税率分别为7%、3%、2%。“营改增”前后该房地产企业的税前利润计算过程分析如下:
1.“营改增”之前企业的税前利润。
(1)销售费用=销售成本×10%=A×10%。
(2)税费=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件+地方教育费附加=营业税+营业税×(7%+3%+2%)=10 000 000×5%×1.12=560 000(元)。
(3)加计扣除=(地价款+开发成本)×20%=A×20%。
(4)土地增值税的计算。
土地增值税的法定扣除项目=(地价款+开发成本)+销售费用+税费+加计扣除=A+A×10%+560 000+A×20%=A×1.3+560 000。
土地增值税的增值额=转让收入-法定扣除项目=10 000 000-(A×1.3+560 000)=9 440 000-A×1.3≥0。
推导出:A≤7 261 538.47(元)。
按土地增值税的累进税率30%测算界限点:
如果(9 440 000-A×1.3)÷(A×1.3+560 000)=50%,那么,A=4 697 435.90(元)。
当A≥4 697 435.90元,土地增值税税率选择30%。
土地增值税=(9 440 000-1.3)×A×30%=2 832 000-A×0.39。
结论一:当4 697 435.90≤A≤7 261 538.47时,企业缴纳的土地增值税=2 832 000-A×0.39。
(5)税前利润=转让收入-地价款和开发成本-销售费用-营业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
当4 697 435.90元≤A≤7 261 538.47时,税前利润=10 000 000-A-A×10%-560 000-(2 832 000-A×0.39)=6 608 000-A×0.71≥0。
结论二:A≤9 307 042.26(元)。
综合结论一和结论二,得出:
A(地价款和开发成本)≤7 261 538.47。
成本收入比=7 261 538.47÷10 000 000=72.61%。
结论:“营改增”之前,当成本收入比≤72.61%时,该房地产企业盈利;当成本收入比>72.61%时,该房地产企业亏损。
2.“营改增”之后企业的税前利润。
(1)不含税销售收入和增值税的销项税额的计算。根据财税[2016]36号的规定,销售不动产增值税税率是11%。
不含税销售收入=10 000 000÷1.11=9 009 009.01(元)。
销售商品房应纳增值税的销项税额=9 009 009.01×11%=990 990.99(元)。
(2)不含税销售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计算。根据财税[2016]36号的规定,转让土地使用权和建筑业增值税税率是11%。
不含税销售成本=A÷1.11=A×0.9009。
可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A×0.9009×11%=A×0.0991。
(3)销售费用=不含税销售成本×10%=A×0.9009×10%=A×0.09009。
(4)税费=城建税+教育费附件+地方教育费附加=实际缴纳的增值税×(7%+3%+2%)=实际缴纳的增值税×12%=(990 990.99-A×0.0991)×12%=118 918.92-A×0.0119。
(5)加计扣除=(地价款和开发成本)×A×20%=A×0.9009×20%=A×0.1802。
(6)土地增值税的计算。
土地增值税的法定扣除项目=(地价款+开发成本)+销售费用+税费+加计扣除=A×0.9009+A×0.09009+118 918.92-A×0.0119+A×0.1802=A×1.1593+118 918.92。
土地增值税的增值额=转让收入-法定扣除项目=9 009 009.01-(A×1.1593+118 918.92)=8 890 090.09-A×1.1593≥0。
推导出:A≤7 668 498.31。
按土地增值税的累进税率30%测算界限点:
如果(8 890 090.09-A×1.1593)÷(A×1.1593+118 918.92)=50%。
那么,A=5 078 139.46(元)。
当A≥5 078 139.46元,土地增值税税率选择30%。
土地增值税=(8 890 090.09-A×1.1593)×30%=2 667 027.03-A×0.3478。
结论三:当5 078 139.46元≤A≤7 668 498.31时,企业缴纳的土地增值税=2 667 027.03-A×0.3478。
(7)税前利润的计算。
税前利润=转让收入-地价款和开发成本-销售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
当5 078 139.46≤A≤7 668 498.31时,税前利润=9 009 009.01-A×0.9009-A×0.09009-(118 918.92-A×0.0119)-(2 667 027.03-A×0.3478)=6 223 063.06-A×0.6313≥0。
结论四:A≤9 857 536.92元。
综合结论三和结论四,得出:
A(地价款和开发成本)≤7 668 498.31。
成本收入比=7 668 498.31÷10 000 000=76.68%。
结论:“营改增”之后,当成本收入比≤76.68%时,该房地产企业盈利;当成本收入比>76.68%时,该房地产企业亏损。
通过对2014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综合实力前14名公司成本收入比的计算,我国房地产公司平均成本收入比为69.37%,低于“营改增”之后的盈亏平衡点76.68%,因此“营改增”后我国房地产企业仍能够保持盈利水平。
将平均成本收入比69.37%分别代入“营改增”之前税前利润和“营改增”之后税前利润进行分析比较。
“营改增”之前税前利润=6 608 000-A×0.71=6 608 000-0.71×6 937 000=1 682 730(元)。
“营改增”之后税前利润=6 223 063.06-A×0.6313=6 223 063.06-0.6313×6 937 000=1 843 734.96(元)。
税前利润增长率=(1 843 734.96-1 682 730.00)÷1 682730.00=9.57%。
通过计算分析,笔者发现“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房地产企业利润增长9.57%。因此,现行的“营改增”政策有利于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发展。
摘要：文章以当前“营改增”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从财税的角度分析“营改增”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并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营改增,房地产业,财税影响
参考文献
解读财税-2018财税55号文 篇5
近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财税【2018】55号文，55号文对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及个人合伙人、天使投资个人的投资额如何从应纳税所得额抵扣进行了规定，相比于过往的类似税收文件，55号文更体现了我国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其中，对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天使投资个人的投资额抵扣制度更是一个亮点。
该文件，因对于私募行业，无论是创投企业（公司制或者有限合伙制），还是天使投资人，意义都非常重大，正文解读如下：
《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备注：文件面向全国发放。
为进一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现就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通知如下: 备注：创新非常重要。今年刚进入三季度，增长的拐点似乎已经出现。长远而言，破解“双下”，还得靠创新；此外，文件明确提及天使投资人税收优惠政策。
一、税收试点政策
（一）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以下简称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24个月，下同）的，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结转抵扣。
备注：内容与以往文件一致，文件区分了公司制与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根据后续文件，此处只要是享受企业所得税的优惠，优惠政策就已于今年1月1日执行。抵扣的是应纳税所得额，不是应纳税额。后者才是实打实的要交的钱，前者乘以对应税率是后者。后续备注提及抵扣时，指的都是对于应纳税所得额的抵扣。
（二）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合伙创投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该合伙创投企业的合伙人分别按以下方式处理：
备注：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因为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其税收优惠，一定是集中于个人所得税上。
1.法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法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所得；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结转抵扣。
备注：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的法人合伙人，执行方式与公司制创投企业一致，享受的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因此，执行时间是今年1月1日起。
2.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个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结转抵扣。
备注：此处，个人合伙人享受的税收优惠对应的是“个税-经营所得”，因为个人合伙人在此处即使转让其份额，转让的也只是创投企业的份额，不是被投企业股份，所以，不按“个税-财产转让所得”享受收税优惠。
同样，个人合伙人的70%投资额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所得中抵扣，也不能从其他来源的所得中抵扣。
（三）天使投资个人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抵扣转让该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当期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取得转让该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的应纳税所得额时结转抵扣。
天使投资个人在试点地区投资多个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对其中办理注销清算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天使投资个人对其投资额的70%尚未抵扣完的，可自注销清算之日起36个月内抵扣天使投资个人转让其他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备注：（1）天使投资个人的70%投资额可以从转让其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抵扣，而合伙创投企业的个人合伙人则不能从转让其合伙份额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抵扣。
（2）对办理注销清算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天使投资人尚未抵扣的70%投资额，可结转从转让其他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抵扣，即可以跨投资项目抵扣，但投资项目有限制。
二、相关政策条件
（一）本通知所称初创科技型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备注：对初创科技型企业下定义；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 备注：VIE型投资(可变利益实体)肯定就不能享受优惠了；查账征收对应的是核定征收，核定征收多用在个体户上。我们一般说的，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都属于查账征收。2.接受投资时，从业人数不超过200人，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业人数不低于30%；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3000万元；
备注：此处有个疑问：比如，我投资了A企业，A企业人数不超过200人，但是，A企业又投资了B企业，A B以后，人数就超过了200人，如何算？
3.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60个月，下同）； 备注：注册时间需要在5年以内；
4.接受投资时以及接受投资后2年内未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
备注：如果投资时就已经上升，那相当于在支持炒股；如果投资两年内就上市，对于投资人而言，收益已经很高，因而不再给税收优惠
5.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出的比例不低于20%。备注：提现了国家对科技型创新企业的重视；
（二）享受本通知规定税收试点政策的创业投资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备注：开始定义创业投资企业；
1.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或合伙创投企业，且不属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发起人；
备注：这一条很重要，不能属于发起人，意味着不能在被投企业公司注册的时候就进入企业；当然，这一条也有歧义，法律上一般将发起人对应于股份公司设立时。被投企业在上市前，一般会股改，投资人只要不退出，都会因股改而成为发起人。文件所称的发起人，应该不是指后者。
2.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令第39号）规定或者《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105号）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特别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完成备案且规范运作；
备注：要做私募基金备案，不做的话，享受不到优惠。
3.投资后2年内，创业投资企业及其关联方持有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股权比例合计应低于50%；
备注：不要试图去控制被投企业。文件不周延，因为持股比例低于50%，也是可能控制被投企业的。规定投资后2年内，股权比例合计低于50%。而一般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时会签订对赌条款，因此对赌条款如涉及股权比例调整的需要做好相应的安排。
（三）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试点政策的天使投资个人，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备注：开始定义天使投资个人； 1.不属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发起人、雇员或其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下同），且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不存在劳务派遣等关系；
备注：除了不能是发起人以外，还有很多别的关联关系都被杜绝，既然是天使，则在投资前与初创科技型企业本来就不应当存在特定关系。
2.投资后2年内，本人及其亲属持有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比例合计应低于50%； 备注：不试图控制。
（四）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试点政策的投资，仅限于通过向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直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股权投资，不包括受让其他股东的存量股权。
备注：本条规定要以现金增资方式向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而不能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因为现金增资方式可以增加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流动资金，而初创科技型企业最缺的就是流动资金。在会计处理上，无论是增资方式还是受让方式，一般创投企业都按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
以无形资产、流量债权等投资的，不享受优惠；比如是以增资的形式投资，股权转让形式不享受优惠。
三、管理事项及管理要求
（一）本通知所称研发费用口径，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的规定执行。
（二）本通知所称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员及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人员。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按照企业接受投资前连续12个月的平均数计算，不足12个月的，按实际月数平均计算。
备注：本通知所称销售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收入，不包括营业外收入；年销售收入指标，按照企业接受投资前连续12个月的累计数计算，不足12个月的，按实际月数累计计算。
本通知所称成本费用，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三）本通知所称投资额，按照创业投资企业或天使投资个人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实缴投资额确定。
备注：本条规定的是实缴投资额才能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认缴的不行。
合伙创投企业的合伙人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额，按照合伙创投企业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实缴投资额和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人占合伙创投企业的出资比例计算确定。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所得，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规定计算。
备注：以约定的出资比例作为依据来享受优惠
（四）天使投资个人、创业投资企业、合伙创投企业法人合伙人、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应按规定向税务机关履行备案手续。
备注：这一条很重要。天使投资个人、创业投资企业、合伙创投企业法人合伙人、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都要做备案。向税务机关履行备案手续，至于哪个税务机关，从后文来看，应该是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所对应的主管税务机关。
（五）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天使投资个人投资满2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天使投资个人转让该企业股票时，按照现行限售股有关规定执行，其尚未抵扣的投资额，在税款清算时一并计算抵扣。
备注：为何会有限售股？原因在于，公司上市要股改，股改时，原投资人就都成了发起人，而发起人是有限售规定的。
财税【2009】167号《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限售股包括：股改限售股、IPO限售股和财政部、税务总局、法制办和证监会共同确定的其他限售股。文件中所提及限售股即为IPO限售股。
应纳税所得额=限售股转让收入一（限售股原值+合理税费），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0%，如果纳税人未能提供完整、真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的，不能准确计算限售股原值的，主管税务机关一律按限售股转让收入的15%核定限售股原值及合理税费。
（六）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试点政策的纳税人，其主管税务机关对被投资企业是否符合初创科技型企业条件有异议的，可以转请被投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提供相关材料。对纳税人提供虚假资料，违规享受税收试点政策的，应按税收征管法相关规定处理，并将其列入失信纳税人名单，按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措施。
备注：争议解决条款
四、执行时间
本通知规定的天使投资个人所得税政策自2018年7月1日起执行，其他各项政策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执行日期前2年内发生的投资，在执行日期后投资满2年，且符合本通知规定的其他条件的，可以适用本通知规定的税收政策。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8号）自2018年7月1日起废止，符合试点政策条件的投资额可按本通知的规定继续抵扣。
经查阅财税2017年38号文，得知本通知所称试点地区包括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和苏州工业园区。
后感：相比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7号)（以下简称“87号文”），55号文放宽了创业投资企业可享受税收优惠的投资对象。原87号文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需要投资于已经获得高新企业资格的中小企业才能享受“可以按照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结转抵扣”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但是在实际操作时，由于中小企业能够成功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难度较大，导致了创业投资企业很难享受到87号文的税收优惠。
因此，在国家鼓励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的大战略下，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通过55号文进一步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扶持中小科技企业的成长。55号文在维持原87号文的税收优惠基础上，降低了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55号文中创业投资企业不再要求被投资对象必须具有高新企业资格，只要被投资的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符合“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出的比例不低于20%”的标准即可享受税收优惠。这一改变即大地扩大了这一政策的受众面，对于创业投资企业是一项重大的利好。
解读人：李畅
财税影响 篇6
关键词：美国；NBA“停摆”；劳动争议；劳资谈判
江西省赣州市、广东省韶关市、湖南省郴州市地处赣、粤、湘三省相邻边界，总面积7.74万平方公里，占赣粤湘三省总面积的13.9%，总人口1705万，占三省总人口的8.5%，三市同属革命老区、红砂岩地貌，故又被称为“红三角”城市（最早由霍英东先生提出）。“红三角”地区的赣州市、韶关市、郴州市三地地貌相近、山水相连，均属资源大市，因此，三个地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也十分相似。
一、财政收入结构比较分析
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包括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含政府性基金收入）与转移性收入。“红三角”地区中赣州市的收入总额2012已超600亿，其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规模最大，增速最快；韶关市税收收入占地方收入总额比例最高；随着财政收支平衡的不断改善，转移性收入在三地收入总额中的分量均在逐渐降低。
（一）税收收入结构及其变化。（1）三地增值税增速回落明显，赣州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长较快。2010-2012年“红三角”地区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四大税种收入占税收收入总额比例存在较大差别。从表4可以看出受宏观经济走低及结构性减税影响，增值税三地增速均有较大回落；赣州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强劲增长。（2）传统税源格局占据主要地位，赣州市税源主要来自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会带动地方税收收入结构逐渐发生变化。2012年，赣州市为0.1：54.23：45.67，韶关市为0.24：68.38：31.38，郴州市一、二、三产业税收收入比例为0.01：49.84：50.15（详见表1）。
表1：赣州、韶关、郴州三地区近三年税源结构分产业变化情况表 单位：亿元
从税收收入分行业结构现状看，“三地”传统固有的税源仍未出现明显变化，如韶关的钢材、卷烟、有色金属等税源，赣州的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稀土金属开采和洗选业，郴州的有色金属产业及煤炭。这些税源左右着三地税收增收，同时也对地方资源和环保形成巨大压力。由于各地工业基础不一样，“三地”税收收入结构又有各自鲜明的特点：韶关工业基础较好，税收收入主要依靠传统制造业。韶关市大型国有重工业企业较多，税收收入主要依赖第二产业，占比达68.38%，其中，制造业占比达42.82%，比郴州和赣州分别高22.66和6.62个百分点。郴州和赣州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其税收收入对第三产业的依赖增加。如赣州2012年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税收收入两个行业税收收入占比分别达19.33%和6.72%；郴州以烟叶、烟草为主的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的税收收入，2012年两个行业税收收入占比分别达19.88%和17.42%。
（二）非税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土地收入，赣州市占比最高。 “红三角”地区非税收入近几年均保持较快增长，也均存在非税收入结构失衡的的问题，基金收入大于一般预算非税收入，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大部分为土地类基金收入）入库情况三地存在较大差异。三地中赣州最为显眼，2012年，赣州土地出让收入达到128亿，为历史新高。土地收入增速快、增幅高的原因不外乎：一是土地供应成交面积不断增加；二是土地价格大幅度增长。但随着土地资源的消耗，未来较长时期的地方收入将受到较大影响。如表7所示，郴州政府性基金收入占非税收入总额比例最低年份为30.99%，赣州最高年份超过83%。2012年郴州明显加快了城区提质改造的力度，全市“城镇化”步伐加快，房地产投资增速加快，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及其占非税收入总额比例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仍与赣州、韶关差距较大。
（三）税收返还规模及比例不断增加，转移性收入增加但占比呈下降趋势。转移支付是按政府间经济能力差异与均等化目标的要求所进行的二次分配，是财力和资金在各级政府间的无偿转移，更多地体现了各级政府间权责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一种协调机制。
如表2所示，近年来，“红三角”地区的税收返还规模及税返比例都不断增加，郴州自2010年“省直管县”以后，这种变化尤为明显，三地随着地方财政实力的增长，对转移性收入的依赖也在不断降低。
表2：“红三角”地区税收返还变化表 单位：亿元
如表9所示，从入库的转移性收入的规模看，赣州从2010年的150.63亿增长到2012年的251亿，其转移性收入规模最大，增速最快，年均增长29%，而同期韶关、郴州仅为19.42%和3.21%。赣州特殊的红色老区地位，使得中央对其补助与帮扶的资金连年增加，对其基础设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进一步夯实了其经济发展基础，赣州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高速发展与中央对其作为革命老区的扶持战略是分不开的。近年来，随着地方财政实力的增长，三地对转移性收入的依赖逐年降低。
二、对策建议
从“红三角”三地横向比较分析发现，赣州市经济总量增速位居中游，产业结构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投资需求占比相对较高，税负增长相对较快，传统税源格局仍占据主要地位，主要来自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土地收入占比相对较高。为更好地推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开拓新财源。一是发展现代农业。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农业生产环境，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水平，从而为税收增长培育更多合格的纳税主体；二是发展新兴服务业。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加强城乡交通和商业网点建设，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垄断行业体制改革，为扩大财源提供条件逐步形成服务新型工业化配套的专业化市场体系，着力增加新生财源。
（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财政收入结构。一是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发挥国务院“苏区振兴发展”战略的政策优势，着力培育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主导产业，降低对资源型行业的依赖；二是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进程，促进人口、产业向城镇集聚，形成对服务业的规模需求，培育和壮大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城镇，拓展第三产业发展空间；三是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制定房地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保持土地、税收、金融等调控政策的一致性，引导房地产健康发展；四是积极发展金融业。促进当地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鼓励和支持设立村镇银行。
财税影响 篇7
关键词：财税制度,改革,企业财务管理
相关政府部门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的调整, 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仍然是在过渡时期, 企业的管理已经带来了一个相应的影响, 以及影响财政管理的财务和税务系统最敏感的部分, 因此, 企业如何提高财务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财政税务制度变革给企业财政管理带来的影响
(一) 制度的更新压力大
政府的经济政策变化可能对企业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国有企业, 如果政府的政策是不利于传统发展模式, 它可能给企业带来根本性的损害。因此, 全国财政系统在许多企业进行改革, 势必经历很大的变化。如系统现已实现的税收, 以及税收改革, 这些政策都会对企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
(二) 企业管理理念更新难度大, 运行成本增加
我国企业经历着市场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 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 需要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我们的业务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前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的遗留部分, 是公认的传统部分, 涉及范围比较广泛, 这使得企业管理理念更新时遇到较大阻力, 企业财税改革面对压力和难度是非常大的。此外, 现代企业管理模式需要的人力、资金和其他投入成本也非常巨大, 根据国家金融和税收政策的变化, 不可避免地使企业需要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以适应改革进程的要求, 从而加大企业的资源投资。
(三) 财政管理人员培训任务艰巨
企业税收管理工作是一项专业技术服务, 税收制度的改变, 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模式、管理理念。财务管理活动涉及人员是多层次的, 这使得财务管理培训的任务异常艰巨。
二、加强企业财政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一) 加强财政管理人力资源的培训
现代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 从某种程度上说, 在面对中国的经济体制的挑战和困难的过渡期时, 不能忽略对政府管理者的培训, 为企业的目标和任务。在财务管理人员培训, 企业应采取多种激励机制来实现财务管理人才培养机制, 进一步提高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和敬业精神, 提高他们适应新的国家的财政政策的能力。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 坚持人才培养的多样性, 跳出过去单一, 枯燥的训练模式, 根据员工的个性特点, 采取因材施教的培训措施。企业需要好好利用他们的教育资源, 充分利用无形资产, 提高人才培养的效果。
(二) 树立现代管理理念, 改善财政管理结构
根据辩证思维, 人们的看法和决定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 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当人们使用传统过去的思想, 解决不了的问题, 现在, 它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和转型, 但也可能发展的必然。面对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 企业应建立现代管理架构, 改进管理过程, 解决问题, 提高财务管理结构, 能够保证本身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现代管理理论和科学技术的新兴企业, 探索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 提供了基本的保证。
三、企业税务改革的新发展道路
(一) 建立税务会计是完善我国税制体系的需要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法人税, 还需要一个“商业语言”, 核算和反映。目前, 在我们的税务会计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的阶段, 所有的税务会计处理的规定分散在税务系统中的各项规定, 而不是从税收制度的角度进行梳理和规范。虽然会计制度的改革进展较快, 但是对于提高税收征管和管理的作用难以有效地发挥, 会计的发展难以实现同步。税务会计在经济核算应用程序执行的税务系统从一开始就存在, 但以营业税税税制作为主系统, 营业税在税收会计管理角色, 因为的税务会计规定过于简单, 没有突出地体现。完善税收制度, 包括税收制度, 应该是会计制度。目前税务系统仅提供应付税项, 应课税收入, 营业费用扣除标准, 没有从税务会计的角度来看, 按照税务责任, 应课税收入及净服务费的要求规范企业会计准则的会计处理。会计管理社会和经济税收管理的作用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建立和改革, 以适应的税务会计制度税收制度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 应受重视的绿色税务制度
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关键是社会能否现有的高能耗, 高污染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转向一个高效率, 更经济的运作模式。我们必须减少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活动, 但要达到这个目标, 还必须依靠各学科的社会调整和创新, 但我们必须提高在科学和技术的投资, 以支持突破这种发展现状。
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 税收激励, 奖罚制度, 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 总是需要投资, 因为没有成熟的生产系统或生产规模, 新技术的成本或价格往往高于传统技术。在这样的情况下, 合理的税收制度有可能成为该项目是可行与否的关键因素, 有利于促进新技术的发展, 以及促进经济改革。
绿色税收罚款和让步虽然是很重要的, 但很多企业仍然不知道如何使用政府职能系统, 不知道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项目或活动如何实施, 其实, 可以申请税收优惠政策。
除了推动绿色税务措施, 税务部门也有必要研究这些政策, 如果你真的想通过税收制度,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限制高污染, 高耗能产业, 应避免提供补贴或其他优惠, 包括外部成本对企业贸易的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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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洪;郝春艳.论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A];贵州煤炭经济, 2005
十二五财税政策对物流行业的影响 篇8
高速发展
对于中国现在的发展可能在座各位领导、专家、企业家朋友都有自己的感受, 我们从北京到其他各个地方, 不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部、西部地区, 应该讲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建筑景象, 有许许多多的园区, 有为改进民生的基础设施和住宅小区, 还有许多我们这个社会长期发展必须要配套的硬件设施都在建设之中, 可以说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都是塔吊林立。
按照一般的规律, 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要不断的演变下去, 在今后的时期走到70%、80%的高位, 这个增长过程才会趋缓, 现在高速推进的城市化是历史的要求, 也是内在的条件和规律。
这个黄金发展期在中国称为弥合二元经济期, 只要我们中国不出大的失误他应该有继续往前演进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可能。今年我们纪念入世十周年, 就是要用民生的手段和方法以及包括支撑这种交易的物流, 来实现扩大交易的巨大需求, 从而得到全世界的有效供给。实际上, 中央一直反复强调我们该如何走和谐社会道路, 其实针对的就是不和谐的矛盾问题。我们要构建全面小康社会, 要走创新型的国家道路, 就是要在化解矛盾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具体的矛盾我觉得是两大方面, 一个是资源环境方面, 比如说石油, 我国今年17%的石油都是依靠进口的, 而煤炭虽然是我国的主要资源, 储量也比较丰富, 但是从开采到冶炼对环境都有很大的破坏, 我们必须抑制这种矛盾。
伴随物的制约实际上还有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 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 我们看到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是带有火药味的。实话说, 现在民众的心态是非常重视他们的公益意识和纳税人意识的, 很少有人会站出来感谢党感谢政府, 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哪些方面做的不到位, 应该怎么怎么样的声音。实际上这种压力是中期时期的必然的矛盾体现, 民众的预期往往超出了政府的供给能力。
另一方面, 人们越来越追求公民的权利平等, 追求在政府权利制衡之下, 更充分的意愿表达和意义诉求, 甚至在某些层面上就是对政府的表现评头论足之外, 还吹毛求疵, 也可以说成是端起碗吃肉之后放下筷子就骂你, 这种现象就可以对应到经济学所说的那种分配关系、财产关系、政府和纳税人的关系、权利体系和公民的关系等等。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必然是一个综合的配套的需要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历史过程。
在这样一个黄金期, 我们的物流要适应这样的发展潮流, 取得长足的进展, 同时在物流发展中间处理好相关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的话, 需要把物流业的发展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和整个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融为一体。
财税政策做主角
接下来, 我想谈一谈在支持物流业的发展过程中, 财税政策将会成为主角, 为什么这么理解呢?因为宏观调控实际上就是间接调控, 也就是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另外, 宏观调控工具性的政策就是两大政策体系, 一个叫货币政策, 一个叫财政政策。至于说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等等, 有一些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采取有效的行政手段, 但是可用的程度是非常窄的, 从发展的角度来说, 技术政策应该减少。实际上最有效的经济杠杆手段首先是货币政策, 调控的是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松紧, 他是总量的调节政策, 他对物流业的发展肯定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实际上就是提供融资条件。
财税政策可以说是一种雪中送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这两个政策的搭配, 一紧一松。财政松的时候, 他可以按照雪中送炭、区别对待、有紧有压的原则, 去优化我们的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物流业, 特别是支持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认为, 那些有长期的社会综合效益的项目, 财政政策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和支持, 而对于我们前面讨论的十二五期间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和我们物流业的发展, 我认为财税政策要在区别对待的前提下, 很好的发挥重点支持、兼顾一般的这种功能。
中央有关的精神也特别提到了要切实降低物流成本, 实际上在中国这个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物流业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连通各种要素、优化配置的网络, 这样一个网络的物流成本的降低, 既有利于企业, 又有利于服务对象, 还可以造福于整个资源配置优化和民生, 这个意义是非常明显的。搞活流通, 搞活经济, 实惠民生是一体的, 那么财政在这方面应该如何区别对待, 重点支持, 兼顾一般呢?
首先, 财政方面的收入是税收, 以及金融的配套, 比如说政策性金融, 这些合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以下几点很重要。第一, 对于十二五期间物流业发展当中的一些应该得到支持的增长点来说, 这些创新的特定事项要有财政支出方面的专项支出。比如说互联网应该是在企业界朋友们的领域下, 由有关管理部门寻找一批更多给予政策信息的支持立项, 争取让它比较快的形成气侯。既然中央已经明确认定了这是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部分, 我们在这方面把好事做实, 把实事做好。财政的专项支持可以把这个作为特定的支持。某些欠发达地区的物流中心的支持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时候追求的不是直接的所谓微观成本效益分析中的效益, 在西部甚至在青藏高原我们都可以建物流中心。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讲, 首先必须明确专项支持是一个要用的手段。
还有一个是政策性融资手段的支持。其实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有一个非常值得看中的地方就是财政资金能不能够尽量放大它的乘数, 形成所谓的政策性基金, 专业化管理, 信贷式放大这样的成熟性效率, 这就是政策性融资。某一些融资不敢进入, 那么财政如果以贴息、信用担保等方式, 把这样一个原来犹豫的状态转换成一个下定决心的状态, 他实际上产生的融资功能就比财政自己直接用钱来支持放大了若干倍。
如何获得支持
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人情社会特征比较明显的状态, 如果有财政贴息, 所有的对象里面你必须选择, 那么不可能所有的都支持, 这样你是支持不过来的。实际上, 选择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标准是需要考虑的, 这其中有一个政策, 而如果这个政策水平掌握不好的话, 就会发生很多问题。如此一来, 很多的学者就会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 认为这个政策一出台就会发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不过, 我不这么看。我们可以看一下正处金融危机的美国, 以及债务重重的日本, 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对新兴产业提供了贴息方面的支持。美国人只是到处标榜他的华尔街股市, 他不宣传他的中小企业, 实际上他的中小企业在不断的运转, 而且他是以透明公共财政的信用作为贴息的来源, 以信用担保的方式来支持中小企业的。那么这里面风险控制的机制是非常明确的, 这种客观性的公正的支持机制也是非常公正的。但我们必须回到中国的现实, 我们要在支持手段方面积极的探索和发展政策性方式, 不能把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
当然这个政策性的投资还有很多其他更丰富的机制,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探索, 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里面的BOT、POT, 包括公司合作伙伴关系, 这是缩写成PPP, 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新的机制创新, 在中国有非常不现实的需求和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接触到一些企业家, 对于和财政部门打交道他们是心怀畏惧的, 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谈, 在我们现实当中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但是我觉得你要换位思考一下, 财政部门每年要花钱, 要支持科学发展, 产业升级换代, 结构优化。他们需要对领导层、对人大、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负责, 要说清楚这个钱该怎么花。实际上换位思考一下, 你只要有说服力的报告, 这个项目是值得财政部们支持的, 是可以说服财政部门让他给你进行贴息信用担保等或提供其他支持手段, 这也是一种所谓民间和政府管理部门互动空间的共赢。
至于管理部门他们每年总要花钱, 财政每年总要支持中小企业, 要支持结构优化, 也就是把钱花到哪里的问题, 你如果能够静下心来, 碰到工作态度不好的工作人员, 你不要放弃整个全盘的努力, 把自己发展中的可能性, 有依据地把能够令他信服的信息充分传递给他, 就可能得到一个明确的支持的结果, 这个事情我觉得企业家朋友还是要仔细体会一下的。任何一个层级的财政, 每年即使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他也有一部分资金是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
前面说到的支出方面的支持、融资的支持, 当然要并行不废, 但是结构性减税在合理的领域, 正确的环节, 适当的在量上把握好, 把文章做足是非常必要的。
清理乱收费
还有一点, 我认为物流业发展过程中的乱收费问题, 小金库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小金库这个问题财政部非常重视, 这一轮的小金库清理整顿后, 实话实说, 小金库的整个规模已经大大缩小了。从目前披露出来的小金库的资金规模来看, 如果按百亿元计的话, 他同现在年度10万亿元以上的财政收入相比的话所占的比例就很小了。
以往财政资金以小金库为主的所谓预算外财力, 曾经相当于预算外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但相对于这个来说目前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仍然要注意这方面的制度建设, 争取趁势发展, 把这个乱收费的小金库继续封杀下去。现在乱收费有时候并不直接对应小金库, 而在物流环节上, 各地的交通部门有时候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都是不进入小金库的, 而是直接成为了合理的部分, 比如说进入到了收费站中合理的道路收费系统中, 这样一来如果把这一笔钱, 这样一笔带有乱收费意义的小金库的数量合在一起的话, 我个人认为这个资金比这个小金库大得多, 大多少倍我不敢确定, 但是我敢说一定会大很多。
还有很大的注意力要放在能不能进一步地在我们整个的物流网络里, 特别是在一些收费站的环节, 采取有效的制度建设措施和加强管理措施, 把这些收费水平真正的降下来。不敢说完全取消收费, 因为中国的发展过程中, 架桥修路里面的收费已经形成了一个机制, 客观情况下你得承认这个机制加强了我们的快速发展, 但同时也带来了很严重的过渡问题和扭曲问题。前一段时间我们中央电视台披露了山西某地的交警乱收费的现象, 大家看到后都很气愤, 实际上这种现象是需要我们的发改委等所有的部门, 包括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等在内, 形成一种有效的联动机制, 并探讨在一般的管制约束之外, 能不能实质性的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制度约束, 把这种乱收费现象杜绝。这个问题我觉得财政部门是必须要参加的, 支持物流业降低成本, 就是造福于全局。十二五期间我们希望能看到这方面的成效, 希望不要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在媒体上披露这样一些让人非常不愉快, 甚至产生民愤的乱收费事件。
浅谈增值税改革
作为财政支持, 我想重点谈一下各位也很关注的增值税扩围改革。实际上现在我们所说的增值税扩围的改革就是把他的覆盖面扩大到了营业税的身上。这个改革的必要性我想从原理上多说几句。第一, 从税制完善的角度来看, 现行的增值税营业税的转型破坏了增值税抵扣的链条, 影响了他的正常发挥。事实上, 增值税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中性优点的税率, 他在筹集政府收入的同时, 并不对经济主体实施很多的区别对待, 所以, 客观上这个税种是鼓励企业在发展中做大做强的, 他带有中性的特征。那么要发挥他中性的特征, 也就是说让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更宽广的话, 现在的征税范围就比较窄了。
从产业调整的方向来看, 把我们国家的第三产业排除在增值税范围之外, 已经对我们的财税发展形成了不利的影响, 具体表现在营业额全额征税按照一个比例税率, 他就不可避免的会使企业重复征税, 形成小而全、大而全。比如说企业外部服务和营业税的无法抵扣, 那么就自身提供服务而言, 这就导致了服务再生产主体之内形成的所谓内部化, 遏制了专业化细分和服务外包的发展, 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制约作用越来越突出。
那么从增值税的角度来讲, 随着多样化经济等新的经济形势的不断出现, 税收征管碰到了一系列难题, 比如说现在的市场盈利中, 商品和服务捆绑销售越来越多了, 形式也越来越复杂, 物流业肯定有很多自己的体会, 这种情况下要准确的划分商品和服务各自的比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这给现在的两税的划分标准提出了很多挑战。我们还看到了很多信息技术的发展, 实际上某些传统的商品已经服务化了, 商品和服务的区别在某些业态里面是寓意模糊的, 两者怎么界定, 到底是征收增值税还是营业税, 是很难划分的。那么从征管的角度来说, 也应该尽量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所以整合起来看, 中央强调升级换代, 上海被中央明确表述为要率先打造现代化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航运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这些要求之后, 上海的领导层非常积极, 决策层和有关部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已经确定了要在明年的1月1号启动改革实施的方案, 这样一个上海先行先试的改革试点意义一定是全局性的。
当然, 从上海的试点方案本身来看, 它还是带有这种试水的特征的。本来这样一个改革, 如果从他的正面性来说, 最好是在全国范围内一次性的铺开, 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 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 一下子使所有有能力、有潜力、有专业化细分的一些原来被营业税制约的行业, 比如说我们的物流业, 放开手脚进行专业化的细分,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更加生龙活虎的健康的局面。
但是实话实说, 我们必须意识到由于中国渐进改革路线存在一定的依赖性以及这些环节还存在一定的矛盾, 因此我们必须分步走。所以我们看到上海试水的方案明显具有过度色彩, 他不是全覆盖的。
在上海启动这个方案之后, 我们应该积极地去优化这个方案, 然后我们应该看到在总结经验之后, 能不能够尽快的向更大的范围推开。尽管不能一下子推到整个的统一市场, 但是不是可以先从上海周边地方推开, 因为很明显如果上海用这个方案实施起来, 周边这些企业感到一旦这个政策对他们有实惠, 那么他们都会去上海注册, 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一个统一的市场应该是放开的, 让大家在所有的区域内, 在流动的情况下, 更匀称的布局, 所以, 内在的逻辑要求这个改革试点方案应该尽可能地尽早铺开。实际上, 增值税的转型也是先从西部开始的, 给西部吃了一段时间的偏饭, 在中部崛起的概念上在中部做第二个台阶, 第三部做全国的转型, 这一次不好说到底是几步, 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应该有自己一个预先的把握。
财税影响 篇9
关键词：非常规油气产业,财税政策,影响机理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 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 油气资源的稳定保障成为一个国家能源安全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 全球范围内探明新增常规油气资源储量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而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速度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非常规油气资源是在常规开采技术下不能开采出来的油气资源, 主要包括煤层气、页岩气、致密油、油砂等。
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储量十分巨大, 仅页岩气的储量就达到30万亿~100万亿方, 位列世界第四, 煤层气的资源量也十分丰富, 资源储量位列世界前三位。加快利用丰富的非常规油气资源对于改变我国的能源结构、保证我国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已经出台《页岩气十二五规划》、《关于加快煤层气 (煤矿瓦斯) 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等多项政策文件促进非常规油气的开发, 但是国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财税政策确保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的稳定发展。
本文采用系统思考的方法对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的财税政策影响进行动态分析, 探讨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财税政策的影响机理, 在对财税政策作用机理深入理解的基础上, 提出促进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二、基于系统分析的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财税政策影响机理研究
1. 系统分析模型。
约翰·斯特曼和彼得·圣吉将福瑞斯特教授创立的系统动力学应用于思维模式的研究, 建立了系统思考理论。所谓的系统思考, 就是将事件的因果关系及其影响机理进行全面的考虑, 采用整体思维处理动态负责问题。通过将事件放到系统中进行思考来扩大人的思考时间与空间。
因果回路图是进行系统思考的重要工具。在因果回路图中包含多个变量, 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由正负箭头进行表示。由因果链中正负箭头的个数可以决定因果链的极性。当因果回路图为正反馈, 独立变量的变化会导致其他变量的同向变化;当因果回路图为负反馈, 独立变量的变化会导致其他变量的反向变化。本文将使用因果回路图作为分析工具, 对财税政策影响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的机理进行分析。
2. 财政政策对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发展的影响机理分析。
政府可以通过政府投资、财政补贴等财政激励政策加大对非常规油气产业勘探、开发、生产等环节的投资与支持, 进而促进非常规油气产业的发展。图1为财政政策对非常规油气产业影响因果回路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勘探投资的增加会提高非常规油气探明储量及可采储量的数量, 从而提升了企业开采非常规油气的意愿;开采数量的增加也直接影响到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内非常规油气资源的生产与销售, 非常规油气产量的增加会使油气价格下降, 进而导致预期价格的降低;石油企业在决定是否勘探开发新的油气田或者增产原有油气田的时候会受预期价格的影响, 如果预期价格不高, 那么企业只会开发一些现有油田, 而不会投入新的资金用于勘探活动。
2007年国家出台《财政部关于煤层气 (瓦斯) 开发利用补贴的实施意见》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煤层气价格管理的通知》对煤层气的开发利用进行了财政补贴和价格管制。随后国家便对煤层气发电制定了优先上网、开采补贴0.2元/立方米的政策措施, 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煤层气的产量在2007之后大幅上升。2008年我国煤层气的产量为50亿立方米, 2010年产量就达到了100亿立方米。所以说财政优惠政策的实施对非常规油气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 税费政策对非常规油气产业发展的影响机理分析。
非常规油气产业的税费政策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资源税、石油特别收益金、矿产资源补偿费以及其他税费等, 图2为不同种类的税费政策对非常规油气产业影响的因果回路图。
(1) 资源税。非常规石油天然气资源属于国家能源矿产, 需要使用从价定率缴纳相应的资源税。从图2中看出, 非常规油气价格上涨会增加企业缴纳的资源税额, 资源税的增加会导致营业税金及附加的上涨, 从而增加了石油企业的生产成本, 导致非常规油气的价格上涨, 形成非常规油气价税协同增长的增强回路 (R1) ;非常规油气价格的增长会直接影响到非常规油气的勘探、开发、生产。从长远看油气资源价格呈现上涨趋势, 而资源税是按照价格的一定比例进行征收, 价格上涨会促进资源税的上涨, 从而直接增加了油气开采企业的成本, 这一部分成本能否通过价格上涨转嫁出去或者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进行内部消化, 直接影响着非常规油气产业的勘探、开发和生产活动。目前我国非常规油气产业资源税方面的优惠政策只实施在煤层气上, 其他非常规油气并没有享受到资源税的减免政策。煤层气近几年的发展速度明显要高于其他非常规油气, 这与资源税的减免有一定的关系。
(2) 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产资源补偿费是为了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权益, 促进矿产资源的勘查、合理开发和保护征收的一种费用。国家增加非常规油气矿产资源补偿费会提高石油企业的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的增加会促进油气价格的上升, 因为补偿费是按照销售收入的比例进行征收, 油气价格的上升又会导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增加, 形成增强回路 (R2) 。目前我国只对部分非常规油气例如页岩气实行了矿产资源补偿费减免政策, 但是对煤层气、油页岩等并没有优惠政策。
(3) 石油特别收益金。石油特别收益金是当国内原油销售价格超过一定水平时, 国家按一定比例从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所获得的超额收入中征收的特别收入。石油特别收益金是按照原油超额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征收, 政府降低非常规石油特别收益金的征收比率或者起征点, 会导致石油企业的成本费用增加, 进而推动石油价格的上升;石油价格的上升又会增加到石油特别收益金的缴纳, 从而形成石油特别收益金和油气价格上的增强回路 (R3) 。在石油特别收益金方面, 我国目前还没有对非常规油气资源实施税费优惠政策。
(4) 流转税。流转税是对商品或劳务的流转额进行征收的一种税, 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流转税主要是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消费税按照从量定额和从价定率计征, 营业税和增值税分别按照从价计征和从价定率进行征收。同资源税相同, 非常规油气价格上涨会增加企业缴纳的流转税额, 流转税的增加会导致营业税金及附加的上涨, 从而增加了石油企业的生产成本, 导致非常规油气的价格上涨, 形成非常规油气价税协同增长的增强回路 (R4) 。2007年1月1日起, 对煤层气抽采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抽采销售煤层气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但在营业税方面, 财政部已经明确表示营业税是红线不能动摇不能减免。目前我国非常规油气同常规油气缴纳的营业税率相同, 而增值税率均为13%。
(5) 其他税费。其他税费包括领取探矿权、采矿权许可证登记费、环境监测费、环境治理补偿费、污染物排放费、水资源费等费用, 这些费用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到油气价格的高低。这些费用增了石油企业的生产成本, 会影响到非常规油气产业勘探、开发和生产。
三、促进我国非常规油气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1. 增加财政支出,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财政支出会影响到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建设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引导资金进入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的勘探、开发和利用领域。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目前处于产业发展初期, 很多非常规油气开采项目需要先进行基础设施的投入才能进行后续工作。因此我国需要制定积极的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政策, 加大其基础建设。首先, 要扩大产业直接扶持力度, 推动产业和谐发展。财政通过直接拨款、补助产业的勘探开发, 对一些风险较大的活动进行财政扶持。其次, 扩大非常规油气的支持范围, 推动产业的整体发展。非常规油气产业属于一个大型综合产业, 其领域众多, 需要技术广泛。对非常规油气产业的发展不能只对其中某一环节进行扶持, 而应扩大扶持面, 保持产业发展的连贯性。最后, 运用多种财政工具, 促进非常规油气产业融资能力提高。可以通过政府融资担保、财政补贴、设立专项资金等多种财政工具, 促进产业融资能力提升。制定明晰的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的政策, 引导企业加大投资力度, 解决制约非常规油气资源发展的资金和技术瓶颈问题。
2. 提升技术创新的税收激励, 降低非常规油气开采成本。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 对处于产业发展初期的产业来说更是如此。谁掌握了核心技术, 谁就在竞争中取得了先机。目前我国只掌握了小部分非常规油气开发的技术, 大部分的非常规油气开采技术并不成熟。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勘探开发上, 针对产业技术还没有出台扶持政策予以帮助。因此, 获得非常规油气开采的核心技术, 必须在深刻把握产业发展特征和创新能力的基础上, 加大其税收扶持力度。
第一, 加快增值税扩围的步伐, 对创新技术的应用给予增值税优惠。第二, 发挥关税对非常规油气产业自主创新的调节作用。加快培育非常规油气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既要靠产业自力更生, 又要借助技术的吸收引进。非常规油气资源具有独特的形成、富集与分布规律, 应使用财政杠杆推动产学研的结合, 积极开展天然气水合物、油砂、煤层气等非常规资源勘探开发技术的研发。
3. 以成熟经验做指导, 建立优惠政策体系。
目前在我们国家非常规油气资源中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已经较为较为成熟, 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国家先后出台多个文件促进煤层气产业的发展。2013年在以往优惠政策和实施经验的基础上, 我国针对煤层气产业出台了《煤层气产业政策 (征询意见稿) 》, 里面涉及市场准入、产业布局、勘探开发等多个方面。因此我国应借鉴以往经验, 抓紧构建非常规油气资源产业的优惠政策体系, 具体来说:一是在国家层面尽快制定非常规油气资源战略发展规划。非常规油气资源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重要战略意义, 需从长远性、战略性来用好资源。二是要根据不同种类非常规油气的特点制定区别的财税优惠政策, 区别对待。非常规油气的种类很多, 每个种类都有他自身的特点, 应根据非常规油气自身的特性制定差别的税率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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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影响 篇10
本文在分析“营改增”的意义, “营改增”后现代服务企业财税的变化, 以及如何应对“营改增”对现代服务企业财税的影响的基础上, 提出几点对“营改增”的建议。
一、“营改增”的意义
1. 完善税制, 消除重复征税。
增值税是对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征税, 而营业税是对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所取得的营业额征税。营业税每道流转环节都要交税, 这样营业税纳税人就比增值税纳税人多交了一些税。“营改增”是推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实施“营改增”, 就是要使增值税覆盖到原来征收营业税的环节。“营改增”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后使增值税覆盖生产和服务的全部环节, 最终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从而实现由工商业征收增值税, 服务业征收营业税的二元税制, 向工商业和服务业统一征收增值税的一元税制转变。突破长期以来通过低税率和差额征税缓解矛盾做法, 坚持通过制度改革来统一税法、公平税负、合理税制的改革方向。
2. 降低企业税收成本, 增强企业发展能力。
营业税是每经过一道流转环节就要交纳一次税, 税上加税, 税滚税, 流转环节越多, 重复征收越严重, 税负越高。一种税率为5%的服务, 如果流转6次, 其税率至少加到30%, 成为重税, 真有点不可思议。“营改增”最为直接的影响效果是国家减税, 企业减负。试点服务企业由全额征税改为按增值额征税, 从而避免了试点服务企业重复征税, 减轻了试点服务企业税收负担。另外, 下游增值税纳税人由于取得服务企业的增值税发票可抵扣, 从而避免了产业重复征税, 减轻了产业税收负担。从而促进企业以不同的方式选择自身的经营模式, 促使企业将自身内部利润不高的一些部门剥离出去,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增强企业发展能力。
3. 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 有利于社会分工专业化。
重复征税、税负高、出口不退税等原因造成企业区别化, 不利于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服务外包的发展, 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4300多美元, 按世界水平,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普遍达到50%以上, 但2011年我国服务业占比只有43.1%。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 我们要依靠现代服务业来逐步实现城镇化、工业化。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7.1%, 也就是在2011年的水平上提高4个百分点。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 要靠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有形”和“无形”的手。“营改增”试点, 就是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运用影响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行为, 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于现代服务业, 推进现代服务业大发展的“杠杆”。现代服务业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化解劳动就业压力的必然选择。“营改增”带来了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的升级, 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水平也随之提高, 这对经济结构的调整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从促进发展的效应看, 抵扣链条打通后, 促进了产业发展和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将以第三产业为核心向上游产业延伸和向下游产业辐射, 并使上下游产业均有受益, 既促进了二三产业分工协作、融合发展, 又带动了自身及上游、下游企业的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二、“营改增”后现代服务企业财税的变化
1. 小规模纳税人“减负”明显。
据统计, 截至2012年底, 上海市15.9万户企业经确认后纳入试点范围。其中:一般纳税人5.6万户, 占35.2%;小规模纳税人10.3万户, 占64.8%。2012年共新增试点纳税人4.1万户, 小规模纳税人税率大都由原来5%降为3%, 税收明显减少, 税负降幅达到40%左右。
2. 对于一般纳税人, 因业务不同, 税负有增有减。
一般纳税人税收有增有减, 但总体减少。研发技术、租赁服务、75%的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以及80%的文化创意服务纳税人, 其税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以上海为例, 由于企业成本结构不同, 发展时期不同, 经营策略不同等原因, 在“营改增”初期, 相当部分企业税负有一定增加。在试点的第一个月, 上海有11.5%的一般纳税人增负, 此后这个比例每个月都在下降。到2012年12月, 降为10%;到2013年2月底, 就变为9.2%。一般纳税人的增负面会随着试点时间的延长和范围的扩大以及试点行业的增加继续下降。每个月增负1元至2000元的, 占所有增负一般纳税人的60%以上。
3. 出口服务企业, 适应增值税零税率或免征增值税政策。
根据财税[2011]131号文, 试点地区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国际运输服务、向境外单位提供的研发服务和设计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如果属于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的, 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如果属于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 实行免征增值税办法。除了适用零税率外, 其余向境外单位提供“营改增”中“1+6”行业中“6” (部分现代服务业) 的应税服务, 即技术转让服务、技术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软件服务、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信息系统服务、业务流程管理服务、商标著作权转让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物流辅助服务 (仓储服务除外) 、认证服务、鉴证服务、咨询服务, (但不包括:合同标的物在境内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对境内货物或不动产的认证服务、鉴证服务和咨询服务。) 免征增值税。另外还有工程、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务, 会议展览地点在境外的会议展览服务, 存储地点在境外的仓储服务, 标的物在境外使用的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广告投放地在境外的广告服务, 也是免征增值税。
“营改增”后, 对境内企业向境外单位提供服务, 视同产品出口均可享受免税或零税率待遇, 减轻了跨境服务贸易税负, 有利于降低服务贸易成本, 提升了服务贸易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扩大了现代服务业的国际市场需求, 增强了试点企业出口服务贸易的意愿, 有效地调动了服务贸易出口试点企业为境外单位和个人提供服务贸易的积极性。
服务贸易出口总量不断扩大。据报道, 对上海近200户试点企业抽样调查, 2012年境外客户合同数量同比增长7.13%, 境外合同金额同比增长15.23%, 服务贸易出口总量继续扩大。跨国公司落户上海的意愿明显增强, 各类投资和生产要素向现代服务业加速集聚。2012年, 上海市新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0户、投资性公司25户、研发中心17户, 总部经济的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另外, 据报道, 深圳市2013年1月, 企业出口服务免税备案221户, 比上期增加77户, 增长53.5%。申报免税销售额9.83亿元, 比上期增长32.1%, 按行业税率估算减免税额约0.23亿元。江苏省从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2月底, 已有71家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企业获得认定, 59家企业申报办理增值税免抵退税1.05亿元。
三、如何应对“营改增”对现代服务企业财税的影响
1. 小规模纳税人把握好销售总额。小规模纳税人是本次“营改增”中获利最为明显的企业, 减负达到40%。
财税[2011]111号文规定, 应税服务的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标准的纳税人为一般纳税人未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为小规模纳税人。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其他个人不属于一般纳税人;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提供应税服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将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暂定为应税服务年销售额500万元 (含本数) 以下。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12个月的经营期内累计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含减、免税销售额、提供境外服务销售以及按规定已从销售额中差额扣除的部分。如果该销售额为含税的, 应按照应税劳务的适用税率或征收率换算为不含税的销售额。
在理解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时, 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时间是滚动的12个月, 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会计年度 (1月1日至12月31日) 。二是销售额还包含减免销售额以及按规定已经从销售额中差额扣除的部分。小规模纳税人要想享受“营改增”的税收优惠, 必须把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控制在500万元以内, 一旦超过, 就会按6%征收增值税。
2. 一般纳税人, 采取措施, 降低税负。
对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企业, 由于外购货物含增值税额较多, 将获得更多的抵扣, 税负减幅较大;而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人力成本较高的企业, 进项税抵扣较少, 税负减幅较小。而现代服务业属于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 固定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无法进行抵扣, 如工资薪金、房屋租金、业务信息费、交通食宿费等, 这些成本比重较大, 又不能产生进项税, 其成本可抵扣的项目过低, 从而加重税收负担。
作为一般纳税人, 能争取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尽量要求客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外包服务的, 尽量打包委托给其他单位, 让对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另外, 还可以考虑采购与应税劳务相关的固定资产设备等。不断提升服务能级, 提高技术含量, 向产业链中的环节延伸。
3. 出口服务企业, 创造条件, 适应零税率或免征增值税。
出口服务企业如果享受零税率, 销项税额为零, 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原免税政策下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 企业从优惠政策中获利, 这样必将刺激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 从而提高企业效益。企业只要在经营模式、市场营销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主动优化调整, 并提升管理水平, 就能不断提高企业效益, 增强企业综合实力。
四、对“营改增”的几点建议
1. 继续扩大对现代服务业的试点范围。
目前“营改增”试点行业只在“1+6”行业, 在现代服务企业中, 存在一般纳税人只能从部分试点现代服务企业拿到增值税抵扣发票, 而非试点行业和非试点地区还是采用营业税, 没有增值税抵扣发票, 这样导致全国各地企业税负不一样, 重复纳税等。因此等时机成熟, 要从试点行业和地区两方面着手, 继续扩大对现代服务业的试点范围, 进一步缩小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
2. 对有关税率进行调整。
现代服务业 (有形动产租赁除外) 的税率可以再调低点, 可调整为5%, 交通运输业税率可调整为7%。通过法定税率的低税率来规范企业的纳税意识, 而不是一味地通过财政补贴来促进企业的发展, 这样也能减少一些暗箱操作, 减少偷漏税。
3. 财政补贴相关企业, 促进结构性减税的顺利进行。
为了保证结构性减税的顺利进行, 在上海等试点地区, 对于实际税负超过试点前的企业, 可以按相关流程申请财政补贴。这项政策试行下来, 普遍反映不错。现在在试点阶段, 还是有必要继续推广这个政策, 保证税改的顺利进行。
五、总结
目前, “营改增”已在全国11个省市试点, 试点成效显著, 在推进我国税制改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阐述了“营改增”的重要意义, 分析了“营改增”后现代服务企业财税的变化, 并提出了应对对策及相关建议。
我国“营改增”未来目标模式应是向征税范围尽可能宽泛, 税率较低、优惠较少、制度简化, 税收中性的现代增值税目标和模式方向发展和转变, 并最终实现增值税的全地区、全行业覆盖。在统一的市场下, 使流通的商品和服务进行完全的抵扣, 真正消除重复征税, 降低企业税收成本, 增强企业发展能力。从而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 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 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摘要：随着“营改增”在全国11个省市的试点, “营改增”在结构性减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主要从“营改增”的意义, “营改增”后现代服务企业财税的变化, 以及如何应对“营改增”对现代服务企业财税的影响等方面分析, 并提出几点对“营改增”的建议。
关键词：营改增,现代服务业,财税,税负,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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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护航财税改革 篇11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姊妹篇”反映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工作中，则在“现代财政制度”、“国家治理”与“法治”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就这些问题，日前，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理事王雍君。
财税法治与国家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财政的地位和作用被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如今的财税体制改革和以往的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刘剑文认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改革特别是财税改革往往是被放在经济体制改革范围之内的单一性改革。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应该说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当时改革的特点是解决中央集权的问题，加大了中央财政在整个财政里的比例，提高了中央的权威性。20年来，这项改革取得很大的成就，不过由于我们始终是在以行政主导而不是立法主导的主线之下，一些问题逐渐显现。比如这项改革更多的是通过分税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没有涉及到其他的财政收入划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上体现更多着力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实现这一目标，财税改革和财税法治的功能就不能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之内，它实际上更应该是多元的、综合性的改革，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党的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这6大改革里面，财税改革始终是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
财税问题表面上看是钱的问题，实际上其背后是权力的配置问题，这种权力配置涉及到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跟纳税人的关系，这是整个社会根本性的关系。如何通过财税改革使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实现和谐的良性互动，才是国家治理的一种考量。过去我们把财税看做国家管理的工具，依靠行政命令发挥其作用，今后要更多的考虑法治的思维和方式。
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是国家大厦的支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在社会发展、国家稳定中，地方是很重要的支柱，分税制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划分越来越向中央集中，所以今后我们要调动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分中，涉及民众诟病较多的司法不公问题，实现司法公正很重要的前提是解决地方司法机关经费独立性，由于现在的经费是由同级政府拨付，那么法院、检察院的行为难免受地方政府的影响。
三是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在财税领域，长期由行政主导部门利益占据重要地位，从而导致财税法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强调对公权力，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可为，对私权力，法无明文禁止则可为，就是解决公权力和私权力边界划分的问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如何解决政府的缺位、错位、越位，也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
财税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整个改革的“牛鼻子”，通过财税制度改革，这几大关系逐渐梳理清楚，相应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对财税改革的重视，既是中国现实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被问及财税法治的难点时，刘剑文表示，首先是观念问题，无论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都应该回到法治的框架内。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人类社会经验智慧的总结，最终都提醒我国必须要走法治之路。所以我们要强调税收法定，财政法定，这是最重要的，难点也主要体现在这里。
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核心问题是提高立法质量。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决部门立法问题。财税改革牵涉到很多方面的利益，当政府部门间利益博弈的时候，要寻求更多解决机制，比如，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协调决定，不能久拖不决。而且要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的含义和适用法的依据。四中全会的《决定》经过下一步的落实，能够解决财税立法方面过去的一些惯性问题。而当部门立法的问题解决之后，相应的就是执法的问题。
刘剑文表示，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是法治，实现法治就是要通过最高权力机关、最高立法机关来制定规则，形成共识，使现代财政实现真正的良法善治。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预算法，将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如何让法律真正发挥效用，执行是关键。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改革目标，作为“姊妹篇”，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人才强法多个维度为改革提供了保障。
现代财政与国家治理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王雍君分析，现代财政制度包括多个维度，最高一个维度是政治维度，也就是民主治理，民主治理的核心是责任政府。其次是法治维度，公款的管理必须依据明确的法律，这一点目前我国相对欠缺。
对于政府而言，最关键的是如何花好钱，也就是公款的管理。公款管理涉及到所有纳税人的核心利益，事关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国家的治理能力也密切相关。因为国家治理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都离不开花钱，公款管理才具备了特殊的重要性，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首先体现在是否能够管好公款。
但是公款管理又不仅是管理的问题，更是民主治理，与执政合法性密切相关。但是由于其复杂性，实事求是地讲，在公款管理上，纳税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并不必然一致，而且往往不一致。“三公经费”膨胀、腐败浪费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公款能够为部门谋取利益。
所以要把民主治理和法治的理念明确的融入到财政制度的建构中，这样的财政制度不是政府用来统治和驾驭人民，而是纳税人用来控制政府权力的。我们所要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约束和引导政府花好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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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今年的预算报告，我们的五级政府现在一年支出超过20万亿，大约占到GDP的40%，这意味着人民每天都在为政府埋单，而且数额已经相当大。也正因为这样，财政制度应该嵌入民主治理的元素，即政府得自人民的资源必须按照人民的意愿使用并产生人民期望的结果，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要遵循责任治理，使人民的意愿通过立法机关，通过人大制定税法加以表达。所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里面强调了税收法定原则，新预算法本质上就是代表人民对政府开支公款的一种事前的赞同和授权。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地方政府间的关系，财政上政府间权力和责任的划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收入划分，包括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司法权;二是支出划分，本质上就是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三是政府间的转移支付。现在我国转移支付规模大并不是主要问题，而是在于地方对中央的高度依赖，导致在不少地方的观念里这些钱如同免费午餐，使用起来缺乏自我约束意识，债务问题同样也是缺乏自我约束。
原则上讲，凡是可能的话，每级政府应该最大限度的拥有自主的收入来源以满足本级的支出需求，在此情况下，中央再辅助以一般性转移支付发挥补充性作用。不过现状却是地方政府一方面不断税收上解，一方面中央又通过转移支付下拨资金。从宏观上看，中国的财政体制是大循环体制，从基层向上层层集中财力，到达金字塔顶端后再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逐层回到金字塔底端。这个大循环造成的结果是地方财政资金的粗放式管理，“跑冒滴漏”，跑“部”钱进，以及资金使用缺乏责任。
这些问题仅靠一部预算法并不能彻底解决。如今我国绝大部分税种没有立法，国库、政府间财政关系、转移支付、政府债务、财政透明度都没有正式的法律。这在不少人看来，是立法的时机尚不成熟，但是在王雍君看来，真正欠缺的是明确的法治、透明和问责理念，以及执行的决心;如果人大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改革就应该是把人大建立成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大，大方向应该是致力于人大对预算的实质性审查，以及支持人大立法、授权（审查与批准预算）和监督职能所必须的代表性、专业化和职业化。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如何将法治的理念贯彻于现代财政之中？王雍君总结了要点，第一在于授权，公款的来源分配和使用必须依据明确的法律，并且必须得到人大的全面审查和批准，这是国家治理的首要原则，至高无上。第二是问责，主要是通过预算制度的问责，包括合规和绩效两个方面。如何约束政府官员承担起公款管理的合规性和绩效责任？最好的制度就是预算制度。为此预算报告要标准化，包括政府政策目标、实现政策目标的措施以及节约支出的措施等，否则预算报告就不能成为有效问责的文件。第三是透明度。透明度的第一步是把分类做好。新预算法里规定一般公共预算按功能编制到项级科目，确实是一项进步，但是项级科目依然不能完全表达出实际内容，今后的分类改革应致力于让人民群众看懂预决算，为此必须发展引入规划分类技术。
《新理财》：按照中央规定，财税体制改革中的三大改革按照先后顺序应该是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的排序，结合当前实际，为什么最先改的不是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
王雍君：原则上应该先理顺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划分框架，但考虑到政治敏感性和难度，我认为还是以预算改革作为切入点，以预算改革、税制改革与政府间财政改革联动比较好。预算改革和税制改革一定会触及中央和地方关系调整。所以，从现实出发，从预算改革和税制改革切入，再对政府间事权与责任责任进行相应调整的改革思路，难度比较低，比较容易操作。预算改革到了一定程度，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若没有跟进，预算改革的效果会受影响。
我国的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涉及四个主要方面：收入、支出、转移支付和地方债务。这些方面错综复杂。比如专款，决策在中央，使用在地方，这就出现了矛盾，中央各个部门有那么多专款，再让地方配套，那为什么不直接给地方去统筹安排呢？中央各个部门可以进行监管，评估。为什么不放权到地方呢？这项改革的难点在于有两样东西是部门最在乎的，一是权力，二是钱，专款把这两样结合在了一起，体现了部门利益，却损害了地方政府统筹规划地方公共事务的能力，也妨碍地方民众对公共事物的参与。
以每年的惠农专款为例，数目庞大并且分散在多个部门，当每个部门的方案不配套、不衔接时，地方就丧失了统筹规划的能力。其实地方直接面对老百姓是最了解情况的，并且地方也有能力进行全程监督。部门决策机制的最大软肋在于几乎不能获得当地实际情况的环境信息，招致决策失败的风险极高，而决策制定者很少会担责，决策失败的后果全部转嫁给地方民众。部门决策取代地方决策的机制必须改革，这一点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要使预算编制更加科学合理，就一定要涉及到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分配，分配格局的焦点就是转移支付支出决策权由谁来定，仅是把政府的财政关系和预算关联在一起，没有理顺专款，那地方政府还是很难的。
刘剑文：三大改革既有先后的逻辑关系，也有制度安排的逻辑关系。改革现在进入了深水区，难度比过去难很多，为什么预算制度要先改？因为它首先要解决收支的公开透明、规范全面的问题。要首先约束政府的行为，控制政府的权力。十八届四中全《决定》里提出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在限制规范公权力，那是因为公权力太强大了。
我们推行税制改革有很大的阻力在于纳税人不知道钱花到哪里去了。通过预算制度改革，新预算法成为管理政府之法，约束政府依法用钱，纳税人看得很清楚之后，再进行税制改革的阻力就会小很多。
当税收制度改革之后，国家的总盘子定下来了，再进行第三步让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中央和地方各自该做什么就都清晰了。
《新理财》：从如今推行的各项改革举措来看，倾向于更加集权还是更加分权？
王雍君：从1994年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们改革的主基调明显是加强集权，但这个集权应该讲是体制内的集权，体制外我们又发展出一套分权的安排。体制内的权力是逐步上移，高度集中于中央，而中央的集权又高度分散于各个部门，本质上是部门分权，也就是说中央政府集中在体制内的财政权力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中央政府的直属部委，而中央政府的直属部委又很多，所以中央的集权实际上分散在各个部门，这就形成了条条管理块块，导致体制内的地方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前所未有的加大，集中体现在转移支付的规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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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这种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寻求灵活机动的财源，就去开辟体制外的分权渠道，这就是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和担保的背景。所以我们现在的体制是非常矛盾的混合物，体制内的高度集权和体制外的高度分权粘合在一起，这种体制模式的代价非常大，未来的发展趋势应该是在一个正式的体制内设计集权和分权。这个方向已经出现了，体制外分权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小，土地财政未来可能没有发展前途，地方政府的举债现在也受到很多限制，除了法律以外担保基本上是禁止的。那么这些发展表明我们现在的财政制度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型期，就是把它整合到统一的框架内去考虑分权和集权安排。
刘剑文：讨论这个问题要看在现在的中国，哪一种更好。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判断标准，要看集权和分权的制度对一个国家怎么样做是最有效的，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有的国家是高度的集权，有的是高度的分权，有的是集权和分权相结合，但是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一头是集权，一头是分权，两头最终是向着一个中心目标发展。在一些特殊时期里面，有些集权是必要的，但是在任何时候也还要考虑分权的问题。
从现在的财政改革方面来看，还是适当的在集权，未来实施过程中如果效果好，可能会坚持，如果效果不好，还可以适当再分，在调试的过程中，所以我们现在不好去判断，是集权多一些好，还是分权多一些好。判断的标准是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理财》：各界对新预算法的评价不一，它究竟是改良还是改革？
王雍君：改良不是革命性的变化。它的进步不可否认，有些进步比较明显，比如财政专户，政府不能下达指标等等，这些还是很有进步的，但是新的预算法关于透明度的改进依然有限，因为只是要求公共预算按功能编制到“项级”科目，而项级科目的信息对于透明度是远远不够的。另外，行政部门准备预算、人大审查预算的时间依然太短，比国际通行的行政部门10个月的准备、立法机关4个月以上的审查短得太多了。而且中国是个大国，全国人大要审查所有各级地方的预算。美国国会有7个月的时间审查预算，而且只管联邦一级的。另外，审查预算的程序、人员、机构依然没有实质变化。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专业化和职业化差得很远，在这种情况下，人大对预算的实质性审查、授权、监控的能力依然相当有限。预算法的本质是约束和引导政府财政权力。如果人大在预算审查程序、机制和时间方面没有实质变化，那么，靠什么、靠谁来约束和引导财政权力运作？问题不在于几步到位，而在于表达—可惜这些关键方面没能表达出来。
刘剑文：在我看来它是改革，甚至某种意义上是革命性的变革。原因在于，对它的评价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在理想化和现实中有个选择的问题。改革是有阶段性的，如果急于求成，反而可能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次预算法改革的内容很多，立法宗旨从过去的治民到现在的治官或者叫治权;预算公开规定了四本预算都要公开，以及公开的时间、方式、程序;对地方债的规范要依法适度;预决算审批以及人大对重大决策项目的审查;预算法里还规定了法定责任的问题，等等，这些过去都没有。所以说这次新预算法是改革甚至是革命性的变革并没有言过其实。中国的改革应该是渐进式的，如果改革无法一步到位，就要分轻重缓急抓主要矛盾。等新预算法实施5到10年之后如果再做一次大修，就又会前进一大步。应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财税影响 篇12
1 现行财政政策对发展低碳经济的不利影响
1.1 财政体制的缺陷
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将那些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划归中央或中央和地方共享, 从而稳定了中央财政收入, 而地方财政所控制的大多是小税种, 征收难度高, 而且地方税源缺少长期稳定的增长机制, 进一步加深了地方财力的不足。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推动下, 扭曲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价格, 造成资源配置效力的低下, 审批通过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项目, 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低碳经济的发展。
1.2 政府财政投入力度不足, 效率不高
现行各级财政预算安排中, 对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开发、低碳技术研发、低碳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相当有限, 尤其是落后地区。而投入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 使得有限的财政和财政资金投入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益。
1.2.1 财政环保投入的总量不足, 占GDP的比例较低
根据国际经验, 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改善环境是以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为依托的。当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1.5%时, 可以控制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当该比例达到2%-3%时, 环境质量可有所改善。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投资已经占到GDP的1%-2%, 其中美国为2%, 日本为2%-3%, 德国为2.1%。从表1可以看出, 在“八五”前我国环保投资仅占0.8%左右, “九五”期间, 比例不足1%。尽管财政环保投资逐年增加, 所占比重整体上也呈增长趋势, 但增长的速度缓慢且不够稳定, 我们环保投资仍然不及发达国家或地区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制约外, 一方面是由于各级政府对环保投入重视不够, 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划分不清;另一方面在于环保投入的正外部性特点, 私人资本不愿主动投入, 而政府又没有很好的调动民间环保投资的积极性。
资料来源:《全国环境统计公报》 (2001-2007年) 。
1.2.2 财政环保投入的结构不合理
在过去的较长一段时期, 我国环保投资的重点一直在工业污染防治领域, 而对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跨区域环境综合整治、中小企业污染防治方面等投资甚少。此外, 由于农药、化肥、地膜等造成的污染日益加剧, 污染企业呈现向农村转移的趋势, 农村环境每况愈下。目前, 我国农村还有2.3亿人达不到安全饮水保障条件, 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 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而农村一直是环保投资的盲点, 农村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环保设施几乎是一片空白。
1.2.3 财政环保投入的效率不高
主要体现在环境保护设施闲置现象普遍, 运转效率低下, 环境污染治理效果不佳。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竞争机制, 不能保证严格执法的持续性, 执法运动呈现阶段性, 在松懈期污染者有机可乘, 卷土重来;工业污染治理技术落后或成本高, 工程质量差, 管理水平低, 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或者大大增加污染企业负担;工业污染治理设施与企业生产不相配套, 污染治理设施超负荷运转。环保投资效率不高又增加了进一步筹集环保资金的难度, 而且污染治理设施资金被挪用、浪费的现象严重, 从而造成投入资金的投入效率不高。
1.3 政府的绿色采购有待完善
我国的政府绿色采购还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的法律制度正在陆续出台, 还没有形成体系。一是对绿色采购缺乏明确规定, 在执行过程中缺乏制度约束, 政策导向作用不明显。二是缺乏实施细则, 政府绿色采购的范围、采购实体、招标的门槛、招投标程序、争端解决方法等政策性和技术性问题未作明确规定。三是政府的绿色采购往往只注意末端的产品, 忽视了产品研制、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再利用的全过程的环保节能要求, 没有对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实行绿色标准。四是没有把政府机关对环保产品采购的评价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评中, 缺乏强制力。五是政府绿色采购的范围和数量有限。
1.4 现行排污收费制度存在缺陷
近年来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逐步完善, 但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是排污收费标准总体偏低, 仅为污染治理设施运转成本的50%左右, 某些项目甚至不到污染治理成本的10%, 企业所交超标排污费仅相当于污染治理费用的10%-15%, 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而不愿治污。二是排污费收费范围狭窄, 种类不齐全, 生活垃圾、生活废水、电磁污染等则没有包括在内, 难以发挥抑制作用。三是征收方式不规范, 由环保部门以收费方式征收, 缺乏强制性和权威性, 同时各项收费未纳入政府预算管理, 使用效益不理想, 被挤占、挪用的现象比较普遍。四是收费依据欠妥, 实行单一的浓度超标收费, 排放达标的单位不承担排污责任, 可无偿使用环境纳污能力资源。
2 现行税收政策对发展低碳经济的不利影响
2.1 增值税优惠过于简化, 增值税主导的税收结构诱导高能耗企业发展
增值税鼓励资源循环利用、发展低碳经济的导向作用不明显, 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退优惠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产品, 许多循环链上的资源及产品未包含在内, 不利于废弃物的有效再利用。如在生产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废料生产的水泥、再生沥青混凝土, 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 但是有的企业掺兑废渣的比例受到产品质量标准限制, 使用废料只能在25%左右, 由于不同利用率没有区别对待, 即使废料用量大也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有的企业使用废料比例很高, 由于未列入资源综合利用目录而难以享受税收优惠。
我国目前的税收构成不甚合理, 流转税占税收收人总量的比例高达60%多, 其中又以增值税所占比例最大。在目前的财税制度下, 地方政府税收主要以依靠产业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工业, 特别是短期内利高税大的高能耗、高污染的资源型重工业项目。所以, 这类地方纳税企业大户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伞下, 忽视污染防治, 破坏生态环境, 忽视了环境外部效应和社会效应。
2.2 资源税税目范围偏窄, 征收方式不合理
现行的资源税暂行条例整体税额幅度偏低, 不能合理协调经济发展和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一是资源税的征税对象及范围过窄。资源税只对原矿产品、化石能源和盐的生产征税, 开采资源过程中产生的伴生资源以及湿地、水源、森林等大量具有生态和使用价值的资源没有列入征税范围, 从而导致这些资源低利用率以及过度消耗。二是资源税的征收方式不合理。目前采取从量计征, 征收额或税率过低, 市场信息传导不利, 无法发挥价格机制作用, 起不到应有的调节作用。三是资源税的计税依据不合理。企业对未销售或未自用而积压的资源不需要付出任何税收代价, 变相鼓励了企业的过度开采, 造成大量资源的积压和浪费。四是资源税的收入分配不合理。资源税中除海洋石油项目的资源税归中央收入外, 其余归地方, 在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对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 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
2.3 企业所得税的鼓励措施滞后
一是对技术进步的税收鼓励除减免税、降低税率外, 如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准备金制度等优惠方式比较少, 力度也不够。二是缺乏对具体研究开发活动及项目的鼓励, 不利于调动科研单位和企业对科技开发投入的积极性, 不利于产业升级。三是企业所得税优惠对微利和亏损企业帮助不大, 而处于研究开发、新产品试制等阶段的企业, 投资大、生产周期长、风险高, 实现的利润较少甚至亏损。由此可以看出新能源技术等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投资风险几乎全部由企业承担, 政府的参与度不高。
2.4 消费税范围偏窄, 导向性作用不强
一是征收范围较窄, 如电池、一次性餐饮容器、塑料袋等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产品没有包括征税范围内。二是消费税的税目所涉产品的相关税率税额在最初确定时并未充分考虑到这些产品的消费所产生的环境外部成本。三是对于已经征收的消费品没有针对环保与否实行差别税率, 不利于促进生产企业对于环保型产品的积极开发和投产, 以及消费者对于环保产品的购买和利用。
2.5 其它一些相关地方税种的作用不够明显
一是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税率偏低, 远低于土地的市场价格, 而且在实践中有的地区还有意压低税率, 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纳税额为计税依据, 税率低, 收入规模小。而且城市维护建设税只对内资企业, 造成内外资企业之间税负不公。三是车般使用税、车辆购置税没有针对不同能耗水平的车船规定不同的征税额度, 实行差别征收, 对以清洁能源为动力, 符合节能技术标准、污染少的车辆购置税的优惠范围和幅度偏低, 有时间的限定, 从而导致这些税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够明显。
2.6 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绿色税收体系
环境税是政府用来保护环境、发展低碳经济的有力手段, 但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税种, 现行的环保税收政策只是分散在不同的税种之中。这些税种虽然在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税种分散, 缺乏统一规划, 规定不够全面, 各税种间的协调配合不够, 税收优惠形式主要限于减税和免税, 过于单一, 未形成完善的绿色税收体系, 难以形成稳定、专门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收入来源, 税收的环保作用范围和力度相对较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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