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改革重任（共3篇）
财税改革重任 篇1
“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 与财税改革的推进密不可分, 在几轮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中, 财税改革都成为先行者和突破口。”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 财税问题实质是公共资源配置体系与机制问题, 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动效应, 与公共权力主体的改革息息相关, 也和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机制的优化息息相关。
“财税改革关联一系列改革中的攻坚克难与协调配套, 服务和支撑改革全局。”贾康认为, 未来新一轮财税改革将有实质性进展。
值得关注的是, 税制改革已在《决定》中明确提出。贾康表示,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包括, 完善地方税体系,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 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 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加快资源税改革, 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
贾康认为, 新组建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会更加注重从全局视野认识理解财税领域势在必行的改革及相关配套改革, 提高财税信息的透明度, 寻求调整利益格局方面的最大公约数和可行的实质性改革方案, 并积极实施某些必要的“先行先试”。
财税改革重任 篇2
问：此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是什么？
答：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健全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财政制度。
总体来讲，体系上要统一规范，即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功能上要适应科学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财政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调节分配、保护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职能；机制上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包括权责对等、有效制衡、运行高效、可问责、可持续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改革时间表明确２０２０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没有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答：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着眼全面深化改革全局，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大任务，有序有力有效推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方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应当重点推进3个方面的改革：
一、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
二、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
三、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
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原则是什么？
答：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的６句话、24个字展开： 一是完善立法。树立法治理念，依法理财，将财政运行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
二是明确事权。合理调整并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促进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能。三是改革税制。优化税制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地方税体系，坚持清费立税，强化税收筹集财政收入主渠道作用。改进税收征管体制。
四是稳定税负。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保持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基本稳定，合理控制税收负担。
五是透明预算。逐步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制度，推进民主理财，建设阳光政府、法治政府。
六是提高效率。推进科学理财和预算绩效管理，健全运行机制和监督制度，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预算改革瞄准“七项任务”
问：下一步将从哪些方面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答：现代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主要从七方面推进：以推进预算公开为核心，建立透明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研究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改进预算控制方式，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预算执行管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全面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问：为何把建立透明预算制度放在预算改革首位？ 答：预算公开本质上是政府行为的透明，是建设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的需要，也是依法行政、防范财政风险的需要。我们常说，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让群众能看懂、社会能监督？提高透明度是最有效的途径。
目前，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下一步围绕建立透明预算制度，要完善全口径预算，增强预算的完整性，并推进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之间的统筹；进一步细化政府预决算公开内容、扩大部门预决算公开范围和内容，除涉密信息外，中央和地方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均应公开本部门预决算。
问：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已经启动，下一步规范地方债管理方向是什么？
答：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还将继续扩大，同时要做好两项基础性工作。一是推行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即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向社会公开政府家底；二是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探索建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制度，倒逼政府珍惜自己的信誉，自觉规范举债行为。
目前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有的地方也存在一定风险隐患，全面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改革总的要求是，疏堵结合，开明渠、堵暗道，加快建立规范合理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问：这次深化改革在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方面有些什么考虑？
答：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区域优惠政策过多，已出台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约50项，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省（区、市）。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执法不严或者出台“土政策”，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收，侵蚀税基、转移利润，制造税收“洼地”，不利于实现结构优化和社会公平，影响了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环境建设，不符合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今后，除专门的税收法律、法规外，起草其他法律、法规、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都不得突破国家统一财税制度、规定税收优惠政策；未经国务院批准，不能对企业规定财政优惠政策。清理规范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违反法律法规的一律停止执行；没有法律法规障碍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明确时限的到期停止执行，未明确时限的设定政策终结时间点。建立税收优惠政策备案审查、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加强考核问责，严惩违法违规行为。
六大税种引领税制改革
问：下一步税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完善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改革重点锁定六大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
增值税改革目标是按照税收中性原则，建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下一步营改增范围将逐步扩大到生活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各个领域，“十二五”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目标，相应废止营业税制度，适时完成增值税立法。
完善消费税制度。调整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改进征收环节，增强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加快煤炭资源税改革。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水流、森林、草原、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建立环境保护税制度。按照重在调控、清费立税、循序渐进、合理负担、便利征管的原则，将现行排污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进一步发挥税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由人大常委会牵头，加强调研，立法先行，扎实推进。探索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抓紧修订《税收征管法》等。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
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如何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答：政府间事权划分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从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看，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的前提。目前我国中央财政的集中程度并不高，国际上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70%以上，美国常规年份也在65%左右。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主要是在保持中央与地方收入格局大体不变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遵循公平、便利、效率等原则，考虑税种属性和功能，将收入波动较大、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税基分布不均衡、税基流动性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将地方掌握信息比较充分、对本地资源配置影响较大、税基相对稳定的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收入划分调整后，地方形成的财力缺口由中央财政通过税收返还方式解决。
此外，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要充分考虑公共事项的受益范围、信息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以及地方的自主性、积极性。根据这样的原则，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的事项集中到中央，减少委托事务，通过统一管理，提高全国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将区域性公共服务明确为地方事权；明确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在明晰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中央可运用转移支付机制将部分事权的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
中国准则
中国自1987年在中国会计学会年会上，成立了七个研究组，其中一个就是“会计原则和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组”。该组织曾先后于1989年起开始研究和探索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于1989年1月及1991年1月召开了二次研讨会，分别讨论了会计准则和物价变动与外币业务会计两个专题。
1989年1月，这个研究组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制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必要性、会计准则的性质和内容、会计原则与现行统一会计制度的关系、研究和制定会计准则的思路等问题，会后提出了《工作程序》、《形成会计原则说明和研究报告的程序》等一系列文件，并更名为“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研究组”。研究组以合适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成果，并向财政部有关部门提出建设性建议。
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也于1988年10月建立了会计准则课题组。课题组在1989年3月提出了《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初步设想(讨论稿)》和《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需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征求意见稿)》，并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提纲(讨论稿)》。
1991年11月26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基本准则)(草案)的通知》，向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在1992年7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讨论后，1992年11月30日以部长令形式正式发布了建国以来中国第l号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并决定自1993年7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从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以后，财政部即着手草拟制定具体会计准则，为保证准则质量，分别成立了国外、国内两个咨询专家组和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6年完成了30多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分四辑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到2001年先后修订、颁发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
2006年2月15日颁发38项具体准则形成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这些具体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规范了中国会计实务的核算，大大改善了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财务状况的透明度，为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4年1月至7月，财政部陆续发布/新增了八项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于2014年7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新增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最新准则
一、《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三、《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四、《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五、《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六、《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七、《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八、《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财税改革重任 篇3
一、财税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拥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国, 财税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枚瑰宝。古语有言: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灿明教授首先作了题为“树立全面系统的历史观”的发言。杨灿明教授认为中国要发展需要走出去, 走出去需要文化被认同, 认同文化必须了解历史, 因此研究有历史的文化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杨灿明教授还通过回顾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认为财税与经济、民主、法制和分权有密切的关系, 而这四个内容在中国历史中一直都不曾缺少过, 他建议要全面系统地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 并让全世界了解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杨教授的发言为大会的主题研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从西汉时期的《盐铁论》中所记载的儒家与法家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对政府是否干预财政政策的盐铁争论谈起。她针对当时盐铁专卖与官营财政政策提出了对当前的警示:税收是以法制作为前提进行筹集财政收入的常规方式,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必须大体平衡, 筹集财力时要将对百姓的危害降到最低为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孝诚教授对唐代中期的“两税法”进行分析, 认为当时财政摊派定税已成为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 因为它与专制政治机制相契合, 这一形式在后世历代不断得到改革与强化。这一财税政策是由于中国的儒学文化所构建的政治伦理所形成的, 它扼杀了个人权利, 遏制了法律的产生, 刘教授提出要规范财政收入行为, 必须从制度上保障公民权利, 并推进依法治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朝举博士从宋朝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进行剖析, 认为王安石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 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力图通过如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和均输法等措施开展财税改革, 尽管在变法初提升了政府的财务, 起到了一定的富国宽民的作用, 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原因在于皇权不受节制, 私人财产权利得不到制度保障, 缺少公平、正义、平等的社会治理理念。总结得出限制政府的权利与职能范围, 加强依法治国, 依法治税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 多位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的财政税收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广西财经学院李顺明教授对“康乾盛世”的整饬吏治、治河重农、减轻税负、安定民生等理财政政策进行了梳理, 得出清王朝顺应时势, 在政治、军事、法律、意识形态经济发展与财政税收等方面都采取了有利于政权统治的政策措施, 使其走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辉煌时期。马长伟教授则对清政府采取的庚子赔款摊赔与清末“税负休克疗法”的税收政策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从清初的财权集中到清末“干弱枝强”, 从“税负休克疗法”的失败到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 皆是由于民众的反抗, 思想意识的提高, 迫使政府对财政危机的处理办法进行不断改进, 推动税制改革的结果。以史为鉴, 这也为我国启动新一轮的财税改革明确公私界限、支出责任和财力匹配、中央监管、制定预算等方面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上海财经大学的黄天华教授、济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征所长、湖北经济学院刘晓风博士等学者分别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红军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财政税收政策和制度进行了分析。黄天华教授分析了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地方财权的滥用, 且缺少财政监督使当时出现苛捐杂税滥觞的现象;王征所长对红军时期的中央高度统一的财政税收政策、统一的会计制度与金融运作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这些措施的实施保证了革命战争财力的需要。刘晓凤博士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财政体制, 由于极“左”思想的指导, 使财政管理体制不断发生变化, 财政监督制度严重倒退, 实践证明只有安定团结的国家才有可能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杠杆。
也有些学者对中国税收制度进行了纵向的全景式梳理, 财政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会洪钢主编认为中国尽管早在秦汉时期就有规范的税收制度, 但并非是税收国家, 经历了汉到宋、元朝, 封建政府通过专卖禁榷, 财政性货币发行, 官产收入和罚没与卖官鬻收入来获得财政收入, 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渐发展成为税收国家, 但是离预算公开透明和财政民主的财税文化发展国家的路还有很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罗兴副教授将自先秦到清朝雍正年间的多次财税改革进行分析, 认为最有影响的三次财税改革 (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地) 对均平赋税和公平分配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也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助推剂, 这为今后我国的财政改革提供了重大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财税文化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直接反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 直接作用于财税制度与财政政策。作为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 也是这次研讨会上被学者们提得最多的传统思想, 这一思想对我国历代的财税政策的制定与财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湖北省统计局叶青认为可以将当前的财税文化建设与财税制度改革召唤“回到孔子”的时代, 继承发扬当时财政思想的精髓部分, 包括轻徭薄赋、节用、藏富于民、公平公正等, 为当前的财税改革提供借鉴方向。他还认为可以通过研究思考文化振兴期、反腐期和生态保护期这新三期, 进一步深入认识了解我国的财税文化。
《陕西国税》孙建录主编则从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来谈赋税。义利作为儒家文化的第一要义。因此, 国家收入税赋是为了国家安全以及公共物品的提供, 这是尽其义;而百姓纳税是要享受这些权, 这是获其利。在税收过程中要防止以利害义, 也要防止以义害利, 这表明政府与百姓应各尽其责, 政府要合理制定财税制度, 依法征税;百姓应自觉纳税, 不能违法逃税, 应建立纳税权利维护机构, 保证纳税人的权利。同时还应看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需要不断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将其进行现代转型才有现实意义。
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 我们在当代的财税体制改革中要注意吸收精华而去其糟粕。儒家文化中部分思想对我国的财税制度发展有着明显的限制与阻碍作用, 我们应予以批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春英针对儒家思想中的“君权天授”进行了批判:缺乏法制, 公共性职能缺失, 公平性差, 私人产权不受保护, 制度变革的渐进性, 反弹性倾向和自上而下的方式;《陕西国税》杂志社曹钦白编辑认为受儒家的民本思想、重义轻利和轻徭薄赋的影响, 部分税收官员成为无视民瘼的“聚敛之臣”。因此, 赋税一方面需要法制, 另一方面需要约束财税官员在谋求政绩时应遵守民主程序和法律, 把握好平衡。
结合几大思想流派, 东北财经大学齐海鹏教授选取了秦汉时期几个主要阶段, 对每一时期的财税政策措施及蕴含的文化进行了阐述, 认为秦汉时期的财税政策措施深受以儒家、道家和法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当时的财税政策措施丰富多样, 财税文化异彩纷呈, 财政统一、无为而治、轻徭薄赋、节约开支、生家抑商、国家干预、国家专营、本末并重、抑制兼并等思想与措施对后代及当今社会的财政制度的制定有重要的启示。
三、财税文化物化形态研究
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是人的思维、意识或心理、或行为而表露出来, 但是广义来说, 它亦是有物态文化的层面, 是人们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 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物态文化是文化诸要素中最基础的内容, 他直接体现了文化的性质、文明程度的高低。我们可以从建筑、器皿、衣、食等物品中寻觅到财税文化及制度的变迁, 感受历史的足迹。
中国财税博物馆李玉环对中国财税博物馆进行了介绍, 武汉地方税务局罗涛教授作为武汉税收博物馆的负责人, 感同深受地认为税收博物馆作为生动形象地记录财税文化的载体对财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自夏朝以来, 4, 000多年税收源流、税收思想、税赋变革都可以通过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图片、文字以及光、影、仿真场景来再现历史中的财税文化。这些物化形态中承载着深厚的财税文化, 因此建好博物馆不仅为学者研究财务文化提供了具体实物依据, 也为财税文化的宣传提供了一个场所和方式。
作为财税物化形态的另一种具体的形式———税票, 也在财税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江西省国税局科研所曾耀辉将清朝税票的变化作为佐证来探究税收改革与社会嬗变的关系, 分析出清代税收制度演变路径, 认为税制变革对清代政权兴衰和社会演变产生重要影响。这对当代的财税改革有重大的启示, 一方面要肯定税制变迁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另一方面税收苛重对政权与百姓都贻害无穷, 因此税制改革应按经济发展规律平衡运行并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河北省地税局科研所李胜良先生将中国大运河作为一种活的线性物态文化来研究。中国大运河与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相连接, 连接杭州与北京, 带动着中国东部物资交流和商业流通, 刺激经济发展。大运河周边经济的发展, 运河税收应运而生, 通过对大运河变迁的观察不仅可以能看到沿河地区经济的衰荣, 还能看到税迹、税路、税源、税粮、税仓、税镇、税关、税城等现象的出现, 这些对研究财税制度与财税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能充分说明税收的历史地理价值。
四、中西财税文化对比研究
尽管中外文化有较大的差异, 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 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与渗透, 深深影响了各国的财税政策与制度。了解并借鉴西方的财税理论、制度和政策, 可以促进我国的财税文化建设, 对我国财税改革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武汉大学卢洪友教授作了题为《西方现代财政制度——理论渊源、制度变迁及启示》的发言, 他梳理了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到18世纪再到现代的代表性的财政理论和观点, 认为没有现代的国家就没有现代的财政制度, 西方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委托代理、三权分立等思想不仅奠定了宪政、法理和政治基础, 同时也是现代财政制度坚实的理论基础, 同时强调市场经济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
首都师范大学施诚教授对中世纪英国的税收与议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认为英国从开始征的丹麦金、盾牌钱、任意税到最后保存的动产税和关税的税收发展演变, 是由于国王与议会在共同利益、共同需要的基础上发展形成, 议会最终获得了批税权。这值得我国财税发展所借鉴, 税收制度是需要不断完善的, 关键是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并进行逐步的改革与探索。
税收制度的制定总是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和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当时所处的文化环境相适应, 中外古今莫不如是。“什一税”作为农业社会主要以土地与农产品作为税收对象的一个税种, 它曾经在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中国财税博物馆武丹通过中外税收的对比来探究“什一税”在中西方的不同, 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对农产品征收十分之一的制度已不符合农业的发展要求。
一些税种是中西方共同自发而形成的, 但有些却通过引入或借鉴而来的。例如, 我国的印花税, 就是在近代才被引入中国的。江西财经大学戴丽华、席卫群教授对印花税的西方起源与引入中国后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印花税的征收最早出现在荷兰, 主要是以商事产权凭证为征收对象, 后来先后被丹麦、法国、英国等效仿, 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清朝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 再加上早期财税理论的深入传播, 清政府在财政资金严重短缺时采取了裁并旧税和开拓新税源的财政措施, 并尝试将商事凭证作为课征对象, 虽然两次失败, 但却形成了中国印花税的雏形。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借鉴西方合理的财税制度对我国财税制度的改革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上海财经大学的刘守刚副教授从责任伦理与权利伦理的角度来对比中西方传统财政制度的现代转型, 它认为中国的财政制度应从现有的责任伦理转型为兼顾权利伦理的现代财政制度国家。针对个人所得税未来的改革方向, 海南大学王金兰副教授在分析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演变的基础上, 总结对比了当前全世界主要几个国家所采用的征税模式的发展与经验, 认为中国的个税改革应围绕纳税遵从, 推动混合模式作为改革的方向。对中外财税文化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认识财税文化的历史发展路径, 还可以探究其发展取向, 推动中国财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