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优化及研究

财税政策优化及研究（共7篇）

财税政策优化及研究 篇1

目前,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京津冀三地同属战略地位重要的京畿重地,“十二五”规划就鲜明的指出,要大力推进京津冀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在2014年2月26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大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要坚持资源互补,互利多赢,加快走出一条适应新经济新时代的协同发展路子。京津冀区域面积约22.0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4.67%,区域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6%。该地区仅用不到我国5%的土地养育了8%的人口,其经济发展情况至关重要。为了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协调稳定发展,政府应发挥自身的职能,进行适当的调配,财税政策作为重要的调控杠杆,可有效支持河北境内落后地区经济,尽可能缩小经济差距。但是,基于我国国情,该地区财税政策尚不完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导致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在这一严峻形势下,深入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差距及财税政策调控进行分析势在必行,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1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成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体现在各沿海城市。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发展非常不稳定,区域经济差异性较大,北方部分地区经济十分落后,而靠近京津地区如唐山、廊坊等发展速度较快。

1.1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本文通过对2013年京津冀地区人均GDP、地区GDP、三次产业增加值及产业比重进行计算得出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2013年,京津冀三地GDP达到了6.2万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达11%以上。天津市的GDP增长率明显高于北京和河北。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增加值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然而在产业的结构上,第一产业河北省占到了12.4%,明显高于北京的0.8%和天津的1.3%;第二产业上河北省和天津市比重达到了50%以上相差不大,都高于北京市的24.5%;然而在第三产业上,北京市达到了76.9%,远远高于河北省的35.5%和天津市的48.1%,京津冀三地辖区内的产业优化迫在眉睫。而在人均GDP

上,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都接近100000元大关,远远的超过河北省的人均38596元,京津冀需要“兄弟互助”式的协同发展。

表1 2013年京津冀地区GDP的相关数据

1.2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的成因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内部经济差距较大、缺乏较强的竞争力,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区各自为政。京津冀区域包含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3个地区,北京、天津有着独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经济发展水平要远远低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重复建设现象十分严重,河北地区经济相对较为落后,无法进行产业转移,制约了京津冀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其主要原因应包括以下几点因素。

1.2.1 行政区划

鉴于我国行政规划和政策机制的特殊性,京津冀地区各自为政、自成一体,削弱了区域经济的最大功能。现阶段,由于政府各项政策更加倾向于本地经济的发展,地方经济利益的争夺逐渐成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京津冀地区为了招商引资,推行了不符合地区政策利益的各项政策,地区高层人员虽然互相访问,但没有构建共同的机构来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协调统一发展,缺乏完善的协调机制,导致京津冀地区合作仍然处于以县区、民间合作为主的状态。

1.2.2 思想观念

京津冀地区早期为工业基地,一部分国有企业仍然沿用了陈旧的经济制度,受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没有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制约了该地区经济的统一发展。由于京津冀地区政府没有发挥自身职能,缺乏用工扶持,对京津冀地区民营、外贸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河北省一直为北京和天津服务。例如:为了提供足够的水资源到北京,河北区县大力减少了植被面积、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关闭了大量的企业,导致农民人均收入普遍降低,贸易限制和经济边界的消除始终存在问题,阻碍了地区资源的共享发展。

1.2.3 产业规划

北京地区经济在全国占有一定的优势,应带动河北和天津地区的发展,促使京津冀地区经济整体提升。但随着天津市经济的发展,该区域中出现了两个经济中心,两者之间出现了恶性竞争的现象,导致河北经济差距日趋扩大,缺乏完善的产业转移规划,无法发挥北京地区的带动作用。

1.2.4 财税政策

财税政策可有效调动区域经济中各利益主体的工作积极性,引导劳动力、技术和资金各要素的流动方向,也是各政府机关平衡各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但综合我国现有的财税政策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和漏洞,政策本身扩大了地区的经济差距,具有非均衡性特征,没有起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作用。与此同时,我国财政分权制度并不完善,导致京津冀地区经济差距过大,各地区经济增长情况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河北省对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要远远低于天津市和北京市,由此可见,完善区域财税政策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途径。

2 京津冀地区经济差距分解

分析地区经济差异的方法较多,主要包括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GE指标分类法、加权离均差系数、锡尔系数等。本文对京津冀地区的内部差异进行量化分析,通常采用加权变异系数。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人均GDP主要体现地方差距,本文的计算变异系数采用人均GDP作为指标。

2.1 计算公式和原理

2.1.1 变异系数

变异指标可由各变量值差距和离散程度直接反映出来,其也是统计学中的一项重要指标。在计算变异系数过程中,应将标志变异指标与平均数相除,再乘以百分之百。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标准差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为:

在式中,Y为区域内所有地区的人均GDP,N为区域内的地区数量,Yi为i地区的人均GDP,Vuw为各地区之间的变异系数。

2.1.2 加权变异系数

根据可知,将各地区的分析样本排放在一样的位次,其所占权重都为(1/N),这一现象并不合理。应引入威廉逊系数将辖区人口数量对各辖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考虑,采用各辖区人口数量占总区域所有人口数量的比重作为权重,得到加权变异系数。用这一方法对地区差异进行衡量则更加具有科学性。加权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Y为区域内人均GDP,n为区域内人口总数,Vw为各地区之间的加权变异系数,fi为i地区的人口数,Yi为i地区的人均GDP。根据上文中出现的两个计算公式,可知变异系数与加权变异系数的系数值均不为复数。该数值越大,则表示经济指标越大,各地区之间的差距越大;数值越小,则表示经济指标接近平均值,差异较小;若数值为零,则表示各地区之间处于最大平等状态。

2.1.3 加权变异系数按部门分解

京津冀辖区间的差异可用变异系数衡量,准确的预测京津冀辖区经济差异变动趋势,但是,该方法并不能完全解释京津冀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京津冀辖区收入应由各部门产生相对变化综合形成。针对这一情况,可采用加权变异系数进行分解,找出京津冀辖区差异变动的根本原因,其具体分解公式如下:

在上述公式中,zj为部门的生产总值在京津冀辖区GDP中所占比重,Vwj为部门的加权变异系数,COVw(j,k)为部门和部门双方之间的加权协方差系数,x珋j,x珋k为辖区内部门和部门的人均GDP,xji,xki为第i个地区部门和部门各自的人均GDP,pi,p为辖区内人口数量和个地区人口总量,m为部门数量。

2.2 计算结果分析

通过统计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历年的相关数据,计算3种系统得出结果可知,根据上述公式可得京津冀地区自2005~2013年每年的人均GDP加权变异系数,将各年的人均GDP与加权变异系数进行对比(见表2)。从京津冀地区三次产业分解的加权变异系数来看,该区域内部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中,第三产业数值要远远大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加权变异系数值,2007年后,第三产业的加权变异系数值稍有缩小,产业结构优化明显,各项比例逐步趋于科学,推动了该区域第三产业的发展。

表2 2005~2013年京津冀地区人均GDP的各种变异系数比较

3 财税政策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研究财税政策对京津冀辖区经济差距的影响上,本文重点放在转移支付和税收负担差异性这两大政策工具的效应检验上。

转移支付是一国各级政府间在既定的事权、支出责任和财权内的一种财政资金的无偿性转移,是国家基于各级政府的收入能力和合理支出需要的不一致,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目标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或财政平衡制度。它既是政府间权责划分的调节器,又是区域利益外溢的补偿政策,更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一种能动调控工具。税收负担的差异性主要是指通过选择性税收政策有效的引导区域产业结构,调控资源配置,它通过对市场经济行为带来影响,实现资源的配置格局,从而引致区域经济差距。

此处的实证分析选用的数据为京津冀三省份1998~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

所以这里设置的被解释变量为京津冀3个省份GDP的差距,我们将之取对数并名之为lgdp。第一个解释变量是京津冀三地财政收入差距,取对数并表述为lfis;第二个解释变量为纵向转移支付差距,取对数并表示为lvtransfer;第三个解释变量为京津冀三省份之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主要考察京津地区由于外溢性给予河北省张家口等地的环境补偿),取对数并名之为lhtransfer。第四个解释变量ltaxr,使用税收收入比上年GDP总量得到。除宏观税负预期作用为负之外,其余均预期对经济差距的影响为正。数据的取值区间为1998~2013年各省的面板数据。

为比较传统面板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以准确辨识空间相关性或溢出性,我们先利用LSDV(Least Square Dummy Variables)方法估计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下式:

根据T统计量和T分布表得知,以上所有参数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1的显著性检验。根据F统计量及其P值可知,F检验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检验,同时可以看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确实是最佳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空间相关性检验

从上述检验的P值可以看出,空间相关性十分明显。为了更为精确分析,本文借用Matlab6.5估计出了相关参数的大小,结合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具体结果见表4。

表4 具有个体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为对应被估计变量参数的T检验值。

从表4看,拟合优度良好,两种模型都具较强解释力。从T统计量看,所有参数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1的假设检验。λ和ρ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1的假设检验,说明空间相关性极为显著。

上述实证分析,我们发现:(1)京津冀三地财政能力差距进一步导致了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2)中央纵向转移支付差距也导致了三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3)京津两地对河北所承担的环境、产业等损失弥补不足也导致了河北与京津之间的京津水平渐行渐远;(4)税收负担河北重于天津、天津重于北京,这也导致了三地资本流向的差异,从而引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4 缩小京津冀地区经济差距的财税政策建议

要将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差异缩小,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这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不能为了消除差距,促使河北省经济快速腾飞,就将京津地区经济效率的牺牲作为代价。由此可见,需要构建与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财税政策,确保财税政策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相匹配,才能在保持京津经济既有发展规模的基础上,快速提高河北省的产业竞争力与经济效益,逐步缩小京津冀三地辖区经济差距,真正实现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

4.1 从财税优惠政策入手,缩小京津冀地区经济差异

不论是瓦格纳提出的“四项九端”原则,还是亚当·斯密、萨伊强调的税收原则,都包含了重视公平与提高效率两个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制定税收政策必须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对于任何国家而言,税收优惠都是政府刺激地区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并引导投资的有效途径。但是,各部门不能完全依赖税收优惠政策来缩小区域内的经济差距,更需要结合地区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产业结构和资源优势等具体情况,制定合理的税收优惠制度。

4.1.1 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最大作用

鉴于不同的税收优惠类型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截然不同,因此需要结合京津冀地区的实际情况设置合理的税收优惠方式。税收优惠方式分为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其中,直接税收优惠主要有税收减免、盈亏相抵、税率优惠等形式,该优惠模式可吸引较多的短期投资项目,而难以产生长期效益,而且,若该优惠政策出现漏洞,会诱发纳税人逃避缴纳税款等现象;间接优惠方式主要包括延期纳税、税前扣除、加速折旧等不同的优惠手段,其具有延缓纳税行为特征,但并不代表放弃税收,而是分期或延迟税收收入。间接税收优惠有效保证了市场竞争的公正性、公平性,但由于采取不同的优惠形式,其带来的效应会有较大差异。

现阶段,在税收优惠方式上,京津冀三地主要以直接税收优惠方式为主,这无疑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尤其是人均财力本身就不足的河北省,将不利于其辖区投资期长、见效慢、经济效益小而社会效益大的投资项目,政府也无法发挥其投资导向作用。为了尽快缩小京津冀辖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建议以间接税收优惠为主,从而引导京津冀辖区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缩小京津冀辖区内经济发展差距。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更应该增加合理的间接优惠形式,如加速折旧、税收抵免等,这不仅能带动投资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可吸收长期投资项目,从而获取长期经济收益,有助于区域其他项目投资力度的加大,全面提高资本回报率。

与此同时,应当针对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政策必须具有产业导向作用。如果采取统一的税收优惠形式部分地区的对京津翼区域设定税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京津地区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但是对于基础薄弱的河北省而言,就无法产生较好效果(1)。例如,在美国的税收制度中,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实行了不同的优惠政策,不仅改善了投资环境,还带动了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由此可以看出,应结合京津翼区域不同地区的自身优势和产业情况,实行具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不同产业实施不同的税收优惠措施,且该措施应当具有倾斜性,促使京津翼区域整体形成合力产业结构。以北京市为例,其应充分利用税收优惠,引导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其他产业则可收取较高费用;天津市应当减免现代制造业的部分税收,同时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河北省应当给予农业发展更多的优惠政策,支撑农业发展成为其优势产业,并减免与农业关联紧密的服务性企业部分税收。

4.1.2 全面优化税制结构

(1)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的调整

目前,间接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直接税所占比重低于30%。间接税具有可转嫁特点,即使经济条件较差、税负承担能力较低的公民也可间接承担相应的税收,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公正原则,其中,又以增值税为主,具有普遍性和累退性特征,无法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使我国所得税要明显低于国际水平,制约了我国税收再分配功能的全面实现。由此可知,税收制度的优化势在必行,有关部门应适当调节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促使其发挥自身的最大作用,真正意义上实现“双主体”税制模式。

(2)增值税的大力改革

增值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约占税收总收入的43%,部分地区已达60%,经济落后地区主要依靠增值税收来提高自身综合实力,忽视了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据相关数据统计,增值税收入所占比重约25%,我国增值税收的改革早已迫在眉睫。2011年,增值税征点幅度的调节,大大降低了各小型企业的税负,促使各小型企业融资难、生存难的现状得以缓解,而且积极响应了国家相关部门的号召。由于这一工作具有长期性,相关部门应锲而不舍的实行增值税改革,降低增值税所占比重,提高其他税收的地位。

(3)优化企业所得税

目前,我国内外企业的税收基本相似,企业所得税率为25%。政府应充分利用企业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实现社会经济的公平发展。针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情况来看,还存在诸多不足,以河北省为例,出现了企业利用总分结构,通过组织机构的不断变化来逃避缴纳税款的不良现象。因此,政府应将企业分支的相关标准和计税方法细化,明确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部分企业可通过统一缴纳税款的途径,另一部分可进行独立核算,直接缴纳税款。同时,政府应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实时监督和管理企业各分支结构,确保网上申报的安全性,尽可能避免偷税漏税的行为。

(4)改善辅助税种

辅助税种具有特殊性,是一种补充主体税种的有效途径。其随着税收环境变化而变化,可采用辅助税收进行合理的调整,有助于确保财产分配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并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4.1.3 建立适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府间税收划分制度

地区税权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地区的税收收入,还与财税政策的经济效益、税收立法等息息相关。我国政府在实施分税制的同时,需减轻税权的集中化,使其细化并下放到地方,适当调整税率和财税减免,最大限度使各地区因时、因地制宜的实施对应的财税政策;政府还应统一征收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营业税等,避免造成较大的经济差距;国家相关部门应引导各地政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征收新税种的权利。针对京津冀地区,由于河北省自给能力较弱,应给予政策扶持,赋予河北省各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利,引导政府按照具体情况制定税收政策;相关部门还应减少中央税收的上缴比例,改革小税种,建立健全地方税收结构。

4.2 缩小京津冀地区经济差距的转移支付政策

4.2.1 简化转移支付方式,平衡京津冀财力差距

我国现有的转移支付方式具有多样性特征看,需把已有的转移支付形式简化成“均衡化转移支付”或“专项转移支付”。均衡化转移支付强调转移支付平衡财力的功能,有效解决京津冀地区财政能力不足的问题。

4.2.2 规范计算标准

在缩小京津冀地区经济差距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我国税收政策的最大作用,为京津冀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给予税收政策上的最大优惠,全面优化税制结构,完区域税权划分。与此同时,应适时建立有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兄弟互助式”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生态补偿、基本财力均等,区域协同开发等方面发挥其财政平衡功能。根据我国转移支付的相关条例显示,转移支付额度的确定,应根据“因素法”进行确定。因素法根据支出性因素和客观收入来确定地方转移支付额,选择不易受人为影响的因素来计算转移支付额,具有公平、公正性。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但基于我国国情,各地区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也是无法避免的,经济差距过大会给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进而制约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本文通过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详细阐述了造成三地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财税政策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的深入研究,并针对该区域的财税政策进行分析,提出了缩小京津冀地区经济差距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京津冀地区,经济差距,财税政策

财税政策优化及研究 篇2

关键词：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税收政策

在最近30年里, 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长将近十个百分点, 如果中国想要打破“中等收入”的迷障, 在将来的10年中, 还需要保持类似的增长。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不断地对经济结构进行变革。尽管这一说法已经提出了很长时间, 但是经济结构中还是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这就表明经济结构的变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提高服务业的比例和地位, 这也提了很多年, 但是其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例还是没有多大的改变, 这也表明, 经济结构的变革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外力是难以强制改变的。因此, 我们想要通过财税制度对经济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 就必须要按照经济结构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

一、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一) 投资、消费和出口不均衡

从经济支出的形式来表现国家或者地区在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成果的方式, 通常被称为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最后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与服务净出口。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 这三个方面对国家经济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根据我国统计局整理的从2000年开始这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的数据, 从中可以看出, 最后消费支出方面在最近10年时间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在逐渐降低, 其中降幅最大的一次是在2000-2003年, 那是经济发展周期的一个最低点。从2003年到现在, 这一部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基本保持在总数的40%左右。而相反的是资本形成总额的影响正在逐渐增加, 特别是在2000-2003年间, 中国实行了比较积极的财政措施, 大力兴建基础设施, 这对我国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这几年, 其影响比例基本上保持在40%左右;在2009年这一数据刷出了新高, 超过了95%, 这一数据如此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年投入了将近4万亿的资金拉动经济的发展。而服务净出口的影响在2004年之前, 一般都小于10%, 而在2005年之后, 除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 其总体处于负增长之外, 其他年份都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对这些数据进行总结, 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最后消费支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在逐渐降低, 而资本形成总额的影响正在逐渐增加。

(二) 三次产业结构不均衡

尽管我国的经济发展在速度和规模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 不过, 我国的三大产业的发展比例是非常不科学的。2012年, 我国三大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例依次是10.58%、46.80%与42.62%,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第二产业, 但是同年, 第二产业的从业人数却是最少, 而对经济影响最小的第一产业, 其从业人数却是最多, 最终导致这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产出比值严重失衡, 基本上保持在1:6:4。

(三) 各子行业结构不合理

查看商务局的资料统计从中可以看出, 2012年上年度, 我国出口结汇6666.1亿美元, 而其中铁矿化工产品的出口总额达到了739.6亿美元, 在总数中的比例达到了11.1%。这一比例大大超过美日等国家的同一比例。高新技术在出口方面挣得的外汇为3084.5亿美元, 而电脑和通讯技术产品占据这一数据中的一大半, 剩下的依次是电子光电和生命技术等。这里需要提出的是, 在电脑通讯技术出口产品中, 大部分属于加工的性质, 科技含量不高。

(四) 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从实行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国民收入两极分化的趋势就在不断加强。2012年, 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印度和俄罗斯, 刷出这一数据的新高0.42。同时, 我国不同省份和职业间的收入差别也在逐渐增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之后, 现在这一趋势已经呈现白热化。

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财税政策

(一) 调整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

目前, 我们所说的收入分配就是指一次和二次分配之后实行的现金分配。眼下, 国有垄断行业的盈利太高, 导致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 拉大了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针对这种现象, 我们应该对国营资本做出更好的规划, 减小这些企业从业人员收入的增加幅度, 相对减小行业间的收入差别。细化税收的种类, 让国家的税收更好的完成对国民收入调整的职能。同时, 在确定税收扣除标准的时候, 要充分考虑国民的负担情况, 吸收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和我国国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对国民的个人收入进行严格的监督。同时, 对于国民的遗产所得或者通过房屋贩卖获得的收入, 也要适当的征收一定的税款, 减小收入之间的差别。

(二)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税政策

尽管国家实行了一定的刺激消费的政策, 但是国民的消费还是很难承担起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责任,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公共服务还不能给居民生活提供基本的保障, 国民只能通过自己的积累来给予自己保障。这就导致国民的一大部分收入不会用于消费, 而是储存起来成为固定资本。这种消费习惯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资本的流动, 限制了经济的发展。想要改变这种现状, 就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增加财政支出对社会基本服务行业的投入。在资金支持方面, 应该把“三农”作为扶持对象, 增加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扶持。基本服务均等化的特征是财政体系的完善。我们应该分清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担负的责任, 根据权利和财政支持之间的配比, 同时还要明确不同的服务单位, 需要提供的支持政策是不一样的。比如社会保障, 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应该主要依靠中央和省级政府, 下级地方政府主要承担管理职责;义务教育和基层医疗, 一般具有地方特色, 需要中央、省级、县级三方面共同努力。此外, 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 各级政府承担的责任也有不同的划分,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中央政府应承担扶持基本服务的主要责任;在中等发达地区, 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需要均分;在经济发达地区, 县级政府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这些责任就也要参与承担, 而且要承担其中的主要部分。总而言之, 要改变以前的职权划分方式, 让财政支出和事权管理可以相得益彰。

(三)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所占比重的财税政策

目前, 我国实行的收入分配政策首先照顾的是政府和企业的利润, 这样的政策引起国民收入的不断减少。引起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利润侵占了劳动者的收入。政府不断增加的税收让国民可以参与划分的国民剩余价值不断减少, 导致国民收入无法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增加。因此, 我们想要提高国民收入, 必须增加国民收入在经济总值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 构建国民收入稳定增长体制。要逐渐提高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 构建其工资正常增加渠道和支付保障系统;在确定企业职工分配水平的时候, 要采用集体协商的形式。完善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过程。在确定工资标准的时候要和税收变革相结合, 在保证政府、企业和职工收入分配关系之后, 从长期发展目标来看, 要让税收的增加比例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维持在同一个水平上。

三、结束语

经济结构优化的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根据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来优化财税政策, 是对解决这一难题的有益尝试, 能够让财税的经济杠杆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参考文献

[1]安体富, 任强.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经济研究参考, 2010 (47) .

[2]李克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J].求是, 2010 (11) .

财税政策优化及研究 篇3

国务院为指导“十二五”现代农业建设和发展, 印发《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 (2011～2015年) 》 (文中简称《规划》) , 《规划》提出了推进现代农业的任务和要求。河北省围绕京津发展地方农业, 需提出相应的中长期 (5～10年) 发展目标。近几十年来, 河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呈现出相对短板, 有规模无优势。随着经济转型, 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趋势, 对一产提出新要求, 显现出系统工程架构的雏形。在转型的关键时期, 将农业产业优化纳入省市级政府管理工作的日程, 加以财税政策扶持, 本文提出高附加值农业的思路, 探讨完善相关地方农业财政政策的路径。

所谓高附加值农业, 是强调农产品突出安全和品牌的内在特征, 与现有同类农产品价值相比, 可供应价格高出60%以上附加值农产品的配套农业体系。增加60%以上内在价值标准, 是借鉴黄金分割和成本原理。农产品大幅度提升价格情况下, 消费者会提出甄别农产品的安全性以及产品知名度等基本要求, 增加60%的价值幅度反映农产品合理成本构成, 发展高附加值农产品也有利于推动地方政府建立农产品品牌战略。产品决定产业, 由于农业的公共产品特殊性, 优化财政政策扶植高附加值农业有其必然要求。

(一) 现代农业是最终解决农村小康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

依现有国情, 没有农业现代化, 不可能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 也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小康社会。因此, 发达国家始终都把实现农业现代化作为各国农村问题、财政问题的重要课题来研究。农业发展史实践证明, 农产品是具备公共产品属性的商品, 完全依靠市场调节, 很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要解决目前“二元化”经济存在的城乡差别,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改变农村教育、卫生等方面明显落后的发展现状, 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提高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才会改变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全面小康社会是我国发展的过渡目标, 河北省需要谋划符合地方省情的农业发展, 确立高附加值农业中期目标配套政策体系, 也需要财税政策培植地方的现代农业快速成长, 探寻农村发展与财税分配政策的相关课题。

(二) 农业是弱质产业, 财政重要保护职责。

农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 河北省农业仍然是相对弱质产业。现有农业供给产出效益低等原因, 农业依赖的水土、农田被城市化进程大量蚕食, 而河北省 (另外还包括京津地区) 人口流动, 人口规模扩大对基本农业产品的刚性需要与日增加;人们生活质量的相对提高, “进口”产品安全意识已经得到普遍接受, 对现代农业需求同步增加。目前农产品消费水平和农业资源配置的约束, 河北省发展现代农业, 还不可能一步具备所需的全方位相应水平条件, 要达到农业产品质量基本标准, 有必要提出符合河北省经济中期农业发展水平目标, 引入高附加值农业的中期目标。高附加值农业存在固有的经济特征:发展初期投资高、回报周期长、或有的高风险, 农业产品流通广监督管理难等, 地方政府财政需要扮演保护者的重要身份, 谋略现代农业发生的转型变革进程, 提供应对科技扶植, 也是保护本国农业产业, 世界各国遵循的发展方式。

(三) 现代农业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 需要政府前瞻性规划。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型农业不断延伸, 已突破原有区域化的概念。从国外经验资料看, 如日本精确农业、德国、荷兰、以色列的高科技农业、台湾精致农业, 都具有现代农业优势。土地所有制性质不同, 他国和地区农业现代化成功案例很难直接借鉴。现代农业随社会发展需要, 向新领域拓展, 不少发达国家在20世纪就开始兴起都市农业, 我国近年也零星出现。为维护城市生态平衡, 出现环保农业、毒害污染处理农业, 也有把资源用到艺术极致, 建成了镶嵌式“绿岛农业”, 农业增加了更多的科技内涵。新型农业直接依靠当地的农民是不现实的, 需要财政的相关政策引导科研学校与公司联合, 提升现代农业的水平。在新型农业方面, 河北省的规划工作还远远不够。

(四) 土地、地表水质量是农业重要的生产要素, 是公共服务保障农业有效供给规模的紧迫命题。

河北省农业现有省情, 对土地、地表水资源的需求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工业化大量污染土地、城镇化生产垃圾占用土地, 原有农田滥用农药、化肥, 以及一些地表水资源造成严重的污染;前一时期以资源为对象快速扩张的经济模式, 矿产采掘造成近些年的土地塌陷和植被破坏, 据不完全统计, 河北省有几十万亩土地塌陷, 原有农业土地规模指标不准确, 农业用地的“红线”难以得到保障。为确保农田规模, 土地如何再利用, 恢复和改良可利用土地有关技术管理理论及产业化实践的研究一系列前期工作几乎为零。作为土地、地表水资源所有权代管者, 地方政府对上述命题关注度没达到相应警戒级别。一方面土地规模出现危机, 另一方面地表水土资源恢复地方立法不完善, 公共服务不到位, 农业土地恢复所需相应有效财政预算资金更无从谈起。

二、当前河北省农业财政政策现状

(一) 河北省以往用于农业财政预算资金相对有限, 农业财税扶持政策多平均化。

依据国际上农业生产经营的规律, 按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标准, 人均耕地0.067公顷只能维持基本温饱, 0.67公顷可以达到温饱有余, 6.7公顷可以达到小康以上生活水平, 6.7公顷以上便可以依靠农业达到富裕水平。据近几年公布的《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河北省实有耕地总资源6, 329.73千公顷, 占全省国土面积的33%, 人均耕地已经小于0.04公顷, 低于全国人均平均水平。河北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全国均值的1/7, 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指标。河北省人均耕地日益减少, 农业劳动力近乎超额供给, 人地关系紧张, 依据国际标准只是接近刚刚维持基本温饱。人多地少, 水资源紧缺, 环境承载能力较弱仍是基本省情, 各种自然灾害的频发, 导致有限农业财政用于救急的恢复, 平均化政策使得河北省农业基础水平低, 是河北省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条件和最大制约因素, 缺少强势农业项目。

(二) 基本国情因素条件, 现有财政税政策未能使农业规模效益呈现良性循环发展。

土地承包经营是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的主要生产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党农村政策的基石, 也是河北省当前农业的长期制度保障。河北省现有农业经营单元规模小, 多数仍维持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土地, 分散小规模经营被动迎合市场, 土地利用率低, 地区农业集约化程度低, 难以适应现代化农业管理所需大规模土地要求。河北省有约1, 150万多农户, 户均土地经营规模仅有1.3亩左右, 只相当于美国的1/2500左右。为适应现代农业经济的多维性、系统性管理要求, 需要发挥财政税政策引导作用, 提升农业组织的新形式和管理模式。

(三) 河北省普遍存在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 财政对农业公共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有弱化趋势, 对农业科技缺乏的有力财政扶植政策。

河北省的北方地理位置, 面临市场经营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双重的挑战。农业长期公共资金投放少, 农业基础设施普遍落后、老化陈旧, 专业装备水平低, 很难起到保障和促进农业持续生产作用, 全省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 近几年受灾, 农业经济损失严重。现有农业比较利益不断下降的趋势难以逆转, 河北省劳动生产率一产只相当于河北省二产业的1/5 (20.45%) 和第三产业的1/4 (28.25%) 左右。农业公共基建弱, 农业科技贡献率指标不高, 农户的经营管理方式粗放。河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2003～2008年为54.92%, 而发达国家一般为70%～80%, 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四) 缺乏较完善的公益性农产品市场网络系统和支撑现代化农业物流服务公共平台。

目前河北省农产品流通问题之一是盲目性, 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中各个环节没有严格的监管网络体系, 建立局部的农产品市场, 却无紧密市场网络, 河北省农产品的诚信度较低。希望依靠农户自身很难建立起来农产品的监控体系, 也不现实。农产品的多样性需要政府既要建市场, 更需要建设市场网络体系和日常化公共服务平台。

(五) 财政政策制约农业收入分配。

河北省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加速发展, 城市化率已接近54% (人民网2011.04) , 城乡二元割裂格局仍会长期存在, 农村地区的财政收入的“多”, 给予的“少”, 制约河北省农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尚未消除, 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社会地区, 发展滞后的局面改变不是很明显。

(六) 用于土地、水面污染恢复的预算资金不足。

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搬迁工厂遗留下的有毒、有害液体渗到地下产生毒土地, 对河北省水、土和空气的危害已经成为影响农业发展重要因素;生产、生活排泄物的污染;城市汽车尾气和电厂、化工厂排放含有高浓度重金属气体;农田过度喷洒杀虫剂、化肥等使土地、水面污染。人们渐渐察觉到城市稀少的鸟语蝉鸣, 已证明上述污染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繁衍 (表现为城市中怀孕率和生育率下降) 。这些地表污染的恢复, 科研的检测和治理需要大量财政预算资金。前一时期以资源为对象快速扩张的经济模式, 矿产采掘近些年显现出造成土地塌陷和植被破坏, 据不完全统计, 河北省有几十万亩土地塌陷, 原有农业土地规模指标的“红线”难以得到保障。

三、高附加值农业财政管理要求

对农业的支持, 参照国际惯例, 政府有着自然责任。国际上无不把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 作为支持和保护农业、保障农民收益的主要宏观调控手段。美、欧农业财政支出政策实施的主旨, 体现了财政支农方式应当是有利于而不是阻碍经济主体市场行为的作用, 完善了政府与市场的相互补充关系。

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的因素之一, 是由于农业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特殊产业。这是人们对农业产品需求的必须性、农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农产品供给的社会团体性以及农业的多功能性等特性决定其公共属性。因此, 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仅仅把农业看作是一个提供食品的产业部门, 应充分考虑农业的公共产品属性, 有责任健全农业服务组织, 为农业发展提供生产、技术、销售服务, 是农业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不可缺少的条件, 同样也是建设现代农业制度的重要方面。

《规划》指明: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向现代农业的快速转变过程, 各地市应采取系统政策, 依据地区特点确定各阶段目标, 分阶段地推进农业现代化。因此, 推进高附加值农业, 河北省农业财政管理应遵循几方面要求:

(一) 完善城乡产业发展规划框架。

到2020年, 预计河北省城市化率发展目标要提高到64%左右, 须按照统筹城乡产业发展要求, 发展农村服务业和乡镇企业产业布局, 制定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发展的鼓励政策。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加快改革步伐, 形成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的和谐社会新格局。

(二)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高附加值农业, 财政要加强农业基建投入, 开拓新土地资源和复耕土地, 保障农产品供给土地有效规模。

(三) 稳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 创新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

推进高附加值农业, 仍要长期坚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 同时财政引导不断探索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 在经济转型时期, 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

(四) 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推进高附加值农业的潜力在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全面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 农业财政有计划地培育有企业文化、懂新农业技术、会规模经营的新型“绿领职工” (而不是农民) , 着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不断提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

(五) 建立健全促进农民增收长效机制体系。

推进高附加值农业, 须坚持二、三产反哺第一产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财税方针, 完善惠农、富农、强农政策, 健全新型农产品支撑保护体系, 调动各级政府重农抓粮和广大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 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六) 加强农业物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推进高附加值农业, 地方政府应提供区域农业物流的高效公共服务软、硬件服务平台。随着科技发展的软硬件水平的提高, 要努力构建农产品全程的网络市场服务体系, 使得每一批次农产品在物流体系具有可追溯性, 保障农产品流通的标准化、规范化的组织管理。

(七) 保障农业土地的可持续平衡供给。

受污染土地恢复、贫瘠土地 (在沙地底层衬膜技术应用、喷灌、滴灌系统种植等) 改良和利用, 地方政府应提早作出前瞻性、政策性规划, 引导地方科研单位、学院的科技力量与农业企业联合攻关, 运用市场化的管理方式, 给予优惠政策, 鼓励公司实施“都市农业”和“沙漠农业”工程, 做好有毒有害土地作恢复性的前期产业化研究, 保证土地规模刚性供给求, 满足全省可循环农业发展三要素资源基本需求。

四、农业财税政策支持高附加值农业项目内容的建议

农业财政政策制定、实施, 是通过分配和再分配手段解决“三农”问题, 受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国家财力状况和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任务的影响, 有其时代特征。河北省以往用于农业财税政策以扶贫为主, 资金有限性, 决定财政起到救急“输血功能”作用;经济转型时期, 探索高附加值农业的路径, 是要发挥财政资金潜在“干细胞造血功能”。因此, 农业财税政策的“取”与“舍”围绕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 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 建立河北省有一定实力的绿领职业经理人才的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走高附加值农业的路, 首先要储备职业经理才能。近几年, 各地农业致富成功案例的基本特征之一, 是一批从事过二产、成功职业经理选对高效的农业项目。选对项目, 比资金更重要。这些职业经理已有一定雄厚经济基础、有工业企业的管理经验、占有人脉关系资源、有运作融资能力、投资理念等。所以, 各地方政府建立经历过二产的人才数据库, 收集想专心回归农业的职业经理人——简称绿领职业经理人信息。各地发挥这些职业经理人对效益农业项目的敏感性优势, 制定农业财政税收产业项目引导政策;对具有科技转化的规模农业、能带领一批农民致富项目, 建立财税融资直补和间接补助机制, 发挥财税的价格和杠杆调整作用;深化推进与之相适应的农业产业组织形式, 如初级合作社、松散型公司联合体以及现代农业集团, 逐步走向农业现代化的管理体制。改变原来政府选择项目的主导思维模式, 发掘职业人才优势, 激励以人才寻找农业新的增长点。

(二) 努力推进一产、二产的融合政策, 地方财政编制预算规划发展项目。

早期费希尔和克拉克的理论三次产业划分, 将农业归入一产。今天的科技进步推进农业网状化发展, 以生物工程改良品种, 农业工厂化中期管理, IT组织化农业物流等特征的现代农业早已不是原来意义的“一产”。河北省的条件更适合走高附加值农业的发展路径。高附加值农业是超越传统农业, 还未完全达到现代农业, 是一产与二产相结合的农业。农业距离消费者的远近, 其价值链形成过程很长, 传统农户很难胜任, 高附加值农业是一个协同型农业系统工程, 地方政府有组织和引导的责任, 财政应积极推出高附加值农业项目规划, 改善农业产业结构, 推进一产、二产的融合。

(三) 河北省加快构建高附加值农业所需的、较完善的公益性农产品市场及支撑农产品高效物流公共产品服务平台。

首先, 河北省积极筹建市级农产品公益批发市场物流网, 通过发达的市场信息网络, 活跃市级和周边省际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市场。其次, 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河北省农业部门及各市级的市场新闻管理媒体, 定期免费为农业企业、批发厂商、经销商提供农产品的价格、供需情况的最新信息,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覆盖河北省农产品主要集散中心及产区。第三, 各市级配套建立与之相应服务平台网络, 与公司合作, 围绕农业建立工业化服务的育种、中期管理和技术服务、现代物流质量监控配套管理服务网络。第四, 财税提供预算扶持政策, 鼓励IT产业对农业物流提供科技服务。随着IT产业发展, 为高附加值农产品每一批次、件次, 初步建立动态的IP数码追溯体系, 为河北省农业物流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提供技术保障。

(四) 出台引导高附加值农业的惠农融资政策、地方产业法规。

高附加值农业区别于传统农业的特征之一, 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生产资料性投资比重很高。然而, 农业直接依赖于大自然, 为降低成本, 农业区域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佳, 潜在着高风险, 高附加值农业的产业初建和受灾后的恢复性阶段, 往往会遇到关键性资金的门槛;另外, 高附加值农业产品 (特别是粮食) 还有的仓储基建问题, 急需出台更多地方性的惠农金融、保险以及财政政策, 解除农业经营者的后顾之忧。

(五) 政府财政预算应前瞻性地为农业基础科研预留必要的基金。

政府财政预算应为以下几方面预留必要风险基金:一是农业转型方面。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 整合种业资源, 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 建设一批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良种繁育和生产基地, 河北省要打造一批育种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现代种业集团。二是增加农田方面。河北省为保障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亟待解决土地资源的供给, 在沙地衬膜水稻治沙造田模式方面, 内蒙已有改造沙地经验, 充分利用张家口和承德地区沙地的光热条件, 大力发展沙地设施农业、沙地衬膜水稻、牧草等特色种植, 拓农牧民增收途径, 后续沙地治理还需要解决专用材料和专用设施生产的标准化课题。三是地表水土改良方面。在城市, 高附加值农业抓紧探索绿色净化农业的科研等工作。如下几方面:利用农业方式净化城市中立体车库的空气污染, 城市中交通密集道路附近降低汽车尾气污染;河北省发电以燃煤为主, 各城市燃煤发电厂周边10公里半径内, 检测汞、硫化物、重金属污染对周边空气和土壤有毒害的超标, 以及如何用农业方式进行吸收和降低危害;生活垃圾、水面染的处理, 南方部分省份地区已做了有益的尝试, 有些专利得到很好的运用, 地方财政积极鼓励专业高校加公司的方式, 对部分污染水面处理进行示范应用研究。四是农田土地塌陷治理方面。各地方对矿区塌陷治理制定、完善补偿基金法规, 对未来10年可能出现土地沉降采掘矿区, 做好财政预算规划, 筹集采掘矿区上农田土地塌陷治理所需资金。

综上所述, 探讨高附加值农业的思路, 最终要解决的城乡差距问题, 大农业系统工程, 通过财政的引导和扶植, 做到选对人、抓好项目、走对路子, 提升农业产品的内在科技含量, 并带动一批人致富。要彻底改变传统农业的概念, 未来的高附加值农业, 必然呈现出农业工厂化管理和金融服务式的特征, 从事农业工作的是一批“绿领职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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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金融财税政策研究 篇4

关键词：中小企业,财政税收政策,融资,税收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工业总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都占较大比重。中小企业不仅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发挥着巨大作用, 而且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旺盛的创新活动,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动力。

中小企业虽然数量众多, 但随着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深化, 在与大企业的激烈竞争中, 中小企业却暴露出明显的弱势。由于遭遇了原材料成本上升、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人民币升值和从紧货币政策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 中小企业目前正面临困难。据官方统计数据, 2008年上半年共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资金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 但融资难却是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先天性问题。在各种融资方式中, 银行信贷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由于中小企业有天生的劣势, 即一方面, 中小企业尽管有些资产总额较大, 但负债率高, 因此企业拥有处置权利的自有资产少;另一方面, 企业拥有的资产往往不符合银行对变现能力、保值能力的偏好, 抵押率不高, 所以, 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 通常不愿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融资难已成严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为减轻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税收负担, 中央财政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新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小型微利企业按照2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征收, 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以及近期提高纺织业等企业的出口退税税率。尽管如此, 仍有不少企业感到税负较重, 而中小企业对解决就业的贡献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府应该施展组合拳: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才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及其解决途径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经济成分之一,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 但融资难已成为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特别是近年来, 能源、粮食和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 进一步加大了中小企业成本支出, 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中小企业资金越发困难。尤其是目前, 我国经济出现下滑的势头, 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就成为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的融资一般是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完成的:一是直接融资, 即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企业股票上市等形式;二是间接融资, 即主要通过银行贷款;三是民间借贷, 民间融资活动的主要形式为企业向个人借贷;四是政府设立基金直接扶植。融资难已成严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

1. 我国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银行和证券市场。

在国际上, 很多国家和地区, 都有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和证券市场。由于证券市场门槛高, 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 公司债发行的准入障碍, 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资本市场公开筹集资金。由于我国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 缺乏完备法律保护体系和政策扶持体系, 影响创业投资的退出, 中小企业也难以通过股权融资。我国还没有专门对中小企业的政策银行。

2. 银行信贷管理体制还不完善。

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以后, 在信贷管理中推行的授权授信制度, 以及资信评估制度主要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制定的, 使信贷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和其他大中型企业的意愿得以强化, 而且近两年来, 银行信贷资金向“大城市、大企业、大行业”集中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同时, 由于中小企业贷款具有金额小、频率高、时间急等特点, 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成本相对较高, 在商业银行尚未将盈利最大化作为主要经营目标的前提下, 这就影响了银行的贷款积极性。

3. 民间融资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负担。

中小企业缺乏自有资金, 为求得发展, 这类企业往往只能从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寻求资金。主要渠道就是民间借贷, 民间融资活动的主要形式为企业向个人借贷。但民间借贷加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直接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途径

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必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现阶段, 应采取积极措施, 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加快建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

1. 推进信用体系建设。

由于在现阶段, 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是来自银行的贷款, 因此, 中小企业信用体系未建立是造成融资难的原因之一。中小企业自身应提高其信用度, 构建融资信誉。中小企业为取得融资信誉, 必须比一些大中企业多付出成本, 即可称为信誉成本, 为取得银行的金融支持而做好自身的努力。

2. 加快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运用必要的政策扶持, 创造条件重点扶持一批经营业绩突出、制度健全、管理规范的担保机构, 加快组建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目前, 我国的担保机构和担保基金还比较单一, 几乎都是由政策出资建立的, 担保机构也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今后, 随着改革的深化, 担保基金应当逐步扩大到由民间筹集;担保机构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

3. 解决间接融资问题的关键是银行。

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审批程序复杂, 手续繁琐, 贷款门槛高, 与中小企业贷款“短、小、急、频、快”的特点相矛盾。在现行金融体系中, 多数金融机构主要面向大型企业, 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 服务范围、服务品种难以满足中小企业需要。中小企业数量多, 资产规模小, 信用水平低或尚未建立起信用、可抵押资产少、财务制度不健全、资金需求数量少但频率高等问题, 银行部门不敢轻易放款, 贷款条件也相当严格。因此, 金融机构要及时整合现有资源, 针对中小企业资金运作的特点, 建立有别于其他法人客户的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处理流程, 简化业务处理流程, 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 合理简化审批程序, 提高市场反应速度。

各商业银行要积极为中小企业 (包括国有中小企业、城镇集中中小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等) 提供贷款服务, 各家商业银行要设立小型企业信贷部;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要把主要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各种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单位的发展。

4. 建立支持高新科技企业发展的专项基金。

国家对高新科技发展十分重视, 并逐步扩大此项基金。加之对高新科技企业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将会更快地促进高新科技企业的发展。

5. 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资金市场, 适时推出创业板。

在金融政策上, 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应享受一系列政策优惠。对中小企业创业和创新的小额贷款, 政府应提供财政资金给予支持, 并逐步完善和健全相关的法律政策, 为中小企业提供比较宽松的融资环境。

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措施

中小企业行业种类繁杂, 行业门类齐全、所有制形式多样化, 投资规模小, 资金人员少, 竞争力、抗风险度差, 个别企业的投资人和经营管理者为了企业或个人的利益, 往往重经营、重效益, 忽视对企业财务的重视程度, 忽视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研究和运用。

为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中央财政将加大支持力度, 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一种是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进行补贴, 即财政贴息的方式, 另外一种是通过政府投资公司直接投资中小企业。

近年来, 财政部先后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小企业平台式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等六项专项资金,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为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 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减轻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税收负担。中央财政还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发展。

中央政府为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施展组合拳, 综合运用财政、金融措施, 逐步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中央财政自2006年起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 安排专门支出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开展, 逐步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损失补偿机制。财政部相关统计显示, 2006—2007年, 中央财政共安排2.38亿元, 支持了266家担保机构。2006年开展的中小企业担保业务总额约700亿元, 占全国担保机构担保业务总额的22%。2007年, 中央财政安排1.88亿元支持的188家担保机构, 约占全国担保机构总户数的5%。

2008年, 中央财政预算将安排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此外, 对纳入全国试点范围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 对其从事担保业务取得的收入, 3年内免征营业税。

财税政策对担保行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增强了担保机构的抗风险能力, 有效地激励了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的积极性, 促进了担保行业的规范发展。同时提升了中小企业的信用度, 扩大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 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政府在财税政策上出台优惠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是非常及时的。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有一些减免税优惠政策, 如企业所得税政策、福利企业政策、乡镇企业政策、新办企业政策、技术企业政策、贫困地区政策、鼓励综合利用的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促进再就业的政策。这些优惠政策虽然不都是专为中小企业制定的, 但受益的基本上是中小企业。这些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总体来看, 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比较零散, 而且有一定的局限性。现行的税收政策在实际上还存在对中小企业不公平的问题。

四、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存在的不足

中小企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远非自身努力所能解决, 任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只能使中小企业的劣势地位更加不利。鉴于中小企业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以及在就业、创新和结构转换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 亟需建立和健全支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 尤其是制度建设。

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事关重大, 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不足, 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倾斜不够, 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阻力。主要表现在:

1. 税收优惠的目标不明确、针对性不强。

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有按所有制性质和经济性质制定的, 也有按地区制定的, 还有按产业导向制定的, 但没有从中小企业本身的特殊性考虑, 对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地位缺乏应有的重视。

2. 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层次不高, 稳定性差且内容零散。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都是在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制订的, 立法层次不高, 缺乏系统性、完整性的政策, 在各种税的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里的规定都不是很多, 且很少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更多的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变化以通知、规定等形式随时下达的系统性、完整性较差。

3. 中小企业的负担偏重。

中小企业大都被划为小规模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 相对于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而言, 其税负仍偏高, 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正常经营。就企业所得税而言, 由于中小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少和经济效益低, 根据量能负担的原则, 更显得中小企业税收负担重。而且外资企业和内资大型企业相比, 中小型企业明显存在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过少, 费用列支标准过严, 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规定过死等问题。在税收征管方面, 有些基层税务部门往往对中小企业不管是否设置账簿, 不管其财务会计核算是否健全, 都采用“核定征收”, 人为扩大“核定征收”的范围。在正常的税收负担之外, 中小企业的“费负”过重已成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有些地方财政在难以收支平衡的情况下, 把收费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 这无疑增添了企业发展的困难。

4. 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支持力度不够。我国税收优惠的主要形式是减免税和优惠税率, 其他形式较少。实行的基本上是直接优惠, 间接优惠较少。同时, 我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的力度也有限。

五、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措施研究

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确保财政收支稳定、实现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决定中小企业的发展理应成为政府支持的重点。但中小企业仅靠自身努力是不够的, 这决定了政府必须对中小企业加以政策扶持以促进其发展, 而其中最有效、最直接的是税收政策。因此, 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对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上的减免优惠是世界各国扶持和保护其发展的通常做法。我国目前虽然有一些对中小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 但扶持力度不足, 范围较窄, 也不够规范化和系统化。因此, 建立我国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体系乃是当务之急, 我国当前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应做以下改革和完善:

第一, 继续完善中小企业保护法规、政策制度。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与大企业相比的弱者地位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扶植。2002年6月29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为发展中小企业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务院决定自09年1月1日在我国范围内全面推广“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核心是在企业计算应缴增值税时, 允许扣除购进设备所含的增值税。

增值税条例主要作了五个方面的修订:一是允许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二是为堵塞因转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税收漏洞, 规定与企业技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消费的自用消费品所含的进项税额, 不得予以抵扣;三是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由6%降为3%;四是补充了有关农产品和运输费用扣除率、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行资格认定等规定, 取消了已不再执行的对来料加工、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所需进口设备的免税规定;五是为方便纳税人纳税申报, 将纳税申报期限从10日延长至15日。经测算, 2009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 233亿元。中小企业也要抓住增值税转型这个时机, 提高设备技术含量, 提升产品档次。

第二, 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 加强所得税征管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于2008年1月1日同步实施, 这标志着我国税制的进一步完善, 为各类企业创造了新形势下公平竞争的税收法制环境。两税合并之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负从33%降到了25%。2008年是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第一年,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 2007年企业所得税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两税合计96 749 359万元, 2008年前3季度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收入为102 731 232万元。但由于企业所得税实施汇算预缴, 税负下降的好处要到2009年二季度初才能显示出来。

从减轻企业负担的角度来看, 应改为由一个税务部门统一征管, 避免国地税交叉管理造成职责不清、征管不统一、税负不公平、漏征漏管现象。着力解决征管力量不足的矛盾。要切实制定简捷高效的办税程序, 公开办税规程, 实行所得税专业化管理, 严格做好按季申报、按季征收等日常性征管工作, 把日常管理和汇算清缴有机地结合起来, 达到人员精干、管理科学、效益明显的目的。尽快开发、推出所得税新型征管软件, 使管理人员尽快从繁琐的手工操作中解放出来, 以减轻征管力量不足的压力。充分发挥纳税评估作用。

第三, 要对中小企业的投资行为给予特殊的税收扶持, 以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壮大, 如对中小企业的固定资产购置允许实行加速折旧和特别折旧办法。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支撑。对极富创新精神而又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无疑能极大地激发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更新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政府应从政策上予以引导, 为中小企业, 尤其是高新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税收环境。对于特别小的企业的科技投入, 给予更深层次的优惠措施。此外, 对于中小企业在技术开发经费方面的支出, 引进科技人才方面的支出也可适当给予税收优惠。

对急需发展和需要扶持的产业、行业的中小企业给予特殊的鼓励和照顾。这将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例如, 通过对科技、教育、社会福利、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等产业给予特殊的税收优惠, 降低其税收负担, 可以吸收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这类领域, 从而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第四, 加强国、地税间的协作, 建立税收信息传递制度。针对工作中存在的交叉和不统一问题, 国税和地税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共同研究所得税征管范围界定、政策执行及税基管理等问题, 以沟通配合, 交流有关情况, 及时解决存在的分歧。对按规定划分的征管范围, 国税局、地税局不得争抢或推诿, 要按照税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 加强与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协调配合, 既要防止出现漏征漏管户, 也要防止出现国税局、地税局两家重征重管, 给纳税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国、地两家要讲团结、讲大局, 本着既坚持原则, 又注意沟通协商的精神,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解决, 沟通协商不一致的, 要向上级税务机关请示。同时, 在执行所得税政策上, 国税局、地税局要多通气、多协调, 尽量取得一致意见。一是国税、地税在计算机未联网的情况下, 要相互及时传递有关征管、稽查、会计等相关资料, 作为双方征管税收的依据和参考。二是地税与工商部门要及时沟通联系, 互通情况, 按月交流新登记企业信息, 以把好所得税征管范围的源头关。

第五, 要加强税收管理, 增强服务功能。要改变按企业性质和规模分别征管的做法, 实行统一管理, 尤其是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上, 税法把增值税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据有关部门测算, 许多地区的一般纳税人税负小于小规模纳税人, 这就大大加剧了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在税负上的不公平, 剥夺、压缩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只要企业会计制度健全, 可准确核算增值税纳税额, 均应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为了加强税收管理, 利用我国现有的税务代理机构及税务代理人员, 帮助中小企业建账建制, 加强财务和会计核算管理, 实施财务、会计、税法培训, 同时协助税务部门做好税收宣传和税收监督工作。这些必将大大推进目前正在实施的中小企业建账建制、查账征收这一举措的进程。我国税收的征收方式基本上为核定征收和查账征收两种。对此, 应严格按照标准, 严控核定征收范围, 严禁随意扩大, 人为约定。实行核定征收, 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 特别要注意根据各个企业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 实事求是, 公平客观, 科学地核定应纳税额, 切实维护中小企业的权益。

第六, 注重税法宣传教育。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及办税场所, 加强对企业的入门税法宣传, 特别是《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的宣教工作, 重点抓好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稽查、违纪违章、信息化建设等六个工作环节上的宣传, 做到纳税人经营之处, 也就是税法宣传之地。加强财会人员的业务辅导, 首先, 注重税前辅导, 对新办企业的财务负责人和办税人员以授课的形式进行培训, 以提高申报纳税的准期率、正确率、入库率;其次, 做好事中辅导, 平时要及时把企业所得税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传达下去, 以便企业掌握。对个别企业要采取上门辅导等方式, 使其提高业务水平, 避免由于政策理解偏差造成少缴或多缴税现象的发生;再次, 完善事后辅导, 纳税评估、稽查人员要利用评估、查账的机会, 对纳税人进行相关知识的教育, 帮助其健全会计核算, 督促其调整账户, 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加大纳税等级评定力度, 大力营造诚信纳税光荣的氛围。

中小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大企业无法替代的战略地位, 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一, 需要在税收等各方面的扶持政策, 促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

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 一个国家中小企业能否健康发展, 不仅仅是个微观问题, 而是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质量的重大问题, 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 必须针对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矛盾, 采取有效措施, 拓宽融资渠道, 解决严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通过制定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 减轻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税收负担, 大力营造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空间。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有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进而推动技术进步, 开展专业化协作, 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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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体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3, (12) .

提升农村消费能力的财税政策研究 篇5

一、我国农村消费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农村总体消费水平依然偏低。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不足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1/3。由于长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别，形成了城乡消费市场差异，某种消费品在城镇进入成长期时，农村市场则刚刚开始启动;城市进入成熟期后，农村市场才迅速崛起。这一方面反映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水平差距;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村消费市场隐藏的增长潜力。目前，农村居民的很多消费需求还远远没得到满足，如文教卫生、服务消费、家用汽车、旅游休闲等较高层次的消费还处于起步阶段。由此可见，农村消费市场增长和发展的潜力巨大。

二、提升我国农村消费能力的途径

1、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是提升农村消费能力的根本途径。

农村有效需求取决于两个因素：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消费信心取决于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而消费能力则取决于农民的收人。所以提升农村消费能力的根本途径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主要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来源于农业的收入主要包括个人从事种植农作物的收入以及从事农产品加工、流通等的收入;来自于非农业的收入主要有在非农企业工作的薪金收入以及从事非农业项目的经营所得，例如存在于我国乡村的大量的产业集群多是村办企业，这些企业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很大作用。

2、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是提升农村消费能力的有力保障。

农村消费环境的改善主要包括农村消费市场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农村健康消费观念的培育。农村消费市场的建立与完善一方面需要农村消费渠道的畅通，另一方面需要丰富农村消费市场的商品。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消费市场主体以村中农户自家经营的商店为主，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依托乡镇集贸市场。渠道不畅一方面使许多好产品进不了农村市场，而给伪劣产品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消费成本，例如购买冰箱后的维修需要到很远的城市维修。农村目前的消费观念也存在很多不健康现象：例如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一生辛苦为儿子置办结婚排场;宁为儿子结婚购置许多用不着的家用消费品，不肯为子女教育投资;封建迷信活动以及不良的赌博习惯等等。建立完善农村消费市场，使销售渠道畅通，使商品丰富，同时培育健康的消费观念是提升农村消费能力的有力保障。

三、提升我国农村消费能力的财税政策建议

2、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财税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收入主要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目前，国家有很多财税政策对增加农村居民农业收入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对增加农村居民非农业收入的财税政策还不够完善。农村居民的非农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企业的薪金收入以及从事非农项目的经营所得。针对增加农村居民非农业收入提出以下财税建议：

(1)为农村居民从事的非农产业提供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当地政府可以建立科技服务平台，为农村居民从事的非农产业提供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许多农村居民开办的村中企业规模较小，加工工艺简单，污染严重，严重制约了这些企业以及产业集群的发展。而生产环保产品需要当地生产人员能够进行科技创新，而农村企业缺少科技人才，科技创新能力远远不够。这就需要财政支持。财政可以给农民提供与高校科研机构咨询、合作的联系渠道，建立科研合作平台，提供交流机会，或定期派高校、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员到农村非农企业去提供技术服务。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科技创新意识，另一方面通过与生产一线接触，使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了解实际科研需求，研究创新更有针对性，也易于转化为生产力。并且，小企业的技术攻关较大型企业的科技项目来说，需要的资金要少、科研周期较短、更易研制成功。

(2)为农村居民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工也需要提高工作技能，适应快速发展的技术需求，同时提高综合素质。财政可以利用中专、技术院校、职业中学的资源为农村居民提供免费或费用极低的技能培训，一方面提高农村居民的工作技能，另一方面通过再学习，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生产经营技能和创业就业能力，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现在一些农村电脑普及也比较高，也可以通过网络教育为农村居民提供再学习的机会。

(3)为农村居民从事的非农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农村居民虽然也需要农村消费信贷政策，但他们更需要支持生产的金融信贷政策。可以借鉴尤努斯的小额信贷模式，结合当地情况开展针对农村小企业的小额信贷。为鼓励金融机构开展针对农村非农企业的小额贷款业务，可以考虑减免金融企业该种业务利息收入的营业税。

2、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的财税政策建议

(1)建立与完善农村消费市场，拓宽消费渠道。农村消费市场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依托县级市的集贸市场。这些农村一般距离县镇较近，交通便利。可以鼓励在城市发展成熟的流通企业组建连锁超市采购联盟，充分发挥连锁超市团购的作用，可以为这些企业在乡镇设立分店提供第一年减免所得税政策。二是依托农村隔三岔五的“庙会”。农村一般都有“过会”的传统，而“过会”不仅是亲戚联系的有效方式，也是一些农村进行交易的大卖场。当地政府可以鼓励有实力的乡村发起更多的庙会，做好宣传，并免收市场管理费。一些商家也可以充分利用庙会进行促销活动，例如“家电下乡”的许多商家利用庙会搞促销，效果很好。三是依托农户自家经营的商店。农户自家经营时很难保证进货的质量，店主也想采购好的商品，但大厂家的分销做不到村里，因为销量少，费用高，利润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为鼓励正规厂家将产品向农村销售，可以考虑减免流向农村市场商品的一部分流转税附加费。

(2)培育农村健康消费观念，提升消费等级。农村消费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观念的转变需要长时间的培育，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农村消费观念的培育更多需要财政政策对教育的支持。一是财政通过进一步加大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教学条件，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办好农村义务教育，为农村孩子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二是财政扶持中专、职业教育，鼓励市级、县级一些高中生源不太好的技术院校承担起针对农村青年、中年的技能培训。可以采用类似于补贴中专的模式，但学制、学时可以灵活设置，也可以教师上村授课，以方便学员学习为主。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财政部门、教育主管部门要做好教学质量监督。学员在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价值观、人生观等也会潜移默化地转变，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三是重视对女童的教育，财政可以有更多的支持。女童素质的提高不仅能惠及她自身，而且会惠及后代。从人口素质的源头抓起，通过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培育农村健康的消费观念。

(3)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升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必须让老百姓敢于花钱，而面临养老、医疗、失业等一系列生活保障问题，即使有一定的收入和储蓄，消费行为自然也是小心谨慎。从长远来看，只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我国政府经过多年努力，已初步建立起包括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才刚刚起步，因此，应加快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适当提高农民大病报销比例。解决了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农村居民才会有更强的消费信心。

参考文献

[1]王桂朵.扩大农村消费新突破口的选择[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9, (4) .

促进农民增收的财税政策研究 篇6

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快速回升,2001年增长4.2%,2002年增长4.8%,2003年增长4.3%,2004年后迅速增长,从2004年的6.8%增加到2007年的9.5%。农民收入由增速持续下降到连续六年恢复性回升,这期间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一阶段农民收入恢复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国家推行了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从2004年开始对农产品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等政策,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我国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缓慢

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特别是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比,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对缓慢。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之差高达8.6,随后这一差距连续两年缩小,2004年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背景下,差距达到最小点0.9,而后2005年、2006年、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之差又以数倍之势拉大,三年的值都在3.0左右。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7有关数据计算,2007年数据从中国统计网上获得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如表2所示,这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1,缩小到1984年的1.71:1的最低点。但此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呈逐步扩大趋势,特别是1997-2003年6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到2003年扩大为3.23:1。2004年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背景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前些年略有缩小,但到200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仍高达3.22:1。而随后的两年更是攀升为3.28:1和3.33:1,如果将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教育、住房补贴、养老与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是高达5:1以上。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7有关数据计算,2007年数据从农业统计网站上获得

(三)农民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1978年东部与中部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27:1,东部与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44:1,而在1995年,这两个比例分别扩大至1.7:1和2.2:1,并持续多年没有缩小(表3)。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还表现为各省(市、区)之间,以2006年为例,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9138.65元,最低的贵州省仅为1984.62元,两者之间的差距为4.6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

(四)农民收入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近年来我国农民纯收入中各个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比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却逐年上升,如下表4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上表可以看出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纯收入的份额,从1995年的75.6%下降到2006年的53.8%,下降了21.8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从1978年的22.4%上升到2006年的38.3%,上升了16.9个百分点。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财政对策

(一)提升农民素质和技能

增加财政对农民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民素质和劳动能力。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产业结构也正快速地发生转变,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已经从过去的注重劳动者数量要求上升到劳动者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等素质要求。农民素质的高低对其能否提高其农业产出、能否运用先进的农业技术、能否将自有财产进行投资取得投资收入、能否很好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改善,农民素质的高低、文化科技知识的程度、劳动技能的优劣将是决定农民收入增加的关键因素。财政在保证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效力的同时,还应该做到:

第一,多元化筹集农民教育培训资金,我们可以考虑社会、政府、企业和农民个人多方筹资,为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基金的增加带来保障,为提升农民素质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加大对农民的教育支出力度,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可以在农村办夜校,可以通过给予优秀在校大学生助学奖学金的方式让他们在寒暑假下乡为农民上课,也可以鼓励有潜力的农民重返大学校园提升自身素质和专业技能,毕业后更好地为农村经济发展做贡献。

第三,应进一步加大农民培训的力度和广度。通过增加对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财政投入,使农村劳动力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及城镇务工的一技之长,从供给方改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满足农村劳动力不同层次的就业需求。

(二)控制农民税费负担

提高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建设新农村,促进农民增收,基层政府是关键。要切实为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高基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奠定物质基础。除着力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稳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外,同时还应重点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积极推进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尽快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和管理权限。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继续规范省以下各级政府间收入划分。同时,改革和理顺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结合实际推进“乡财乡用县管”改革。

第二,建立健全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继续开展农民负担专项治理工作,严格管理农村经营服务性收费,重点整治农村教育、报刊订阅、用水用电、道路修建、计划生育、农民建房、农民经商务工等方面的乱收费,继续抓好涉农税收价格收费“公示制”、农村订阅报刊费用“限额制”、农村中小学收费“一费制”和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四项制度的落实。

(三)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

第一,制定有效的财政扶持政策,营造乡镇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乡镇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和扶持。在新形势下,乡镇企业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需要政府的保护和扶持。因此政府应出台各项政策措施,废除不切实际、阻碍乡镇企业发展的各种条例法规,规范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执法行为,取消对乡镇企业的不合理收费、罚款、集资和各种摊派,使乡镇企业甩掉沉重的费用包袱。同时,财政还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政策,来改善乡镇企业自身由于规模较小、实力有限、经营不稳定等而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弱势地位,创造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

第二,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第三产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保证乡镇企业持续增长和就业容量不断提高的关键,政府必须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加工和深加工产业,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再次创业的突破口。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聚集的中西部地区,既是农产品的主产区,也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地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仅有利于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还可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压力。同时,乡镇企业还应将发展第三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内容,积极发展农村金融、科技服务、信息咨询、市场流通等新兴产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

(四)促进进城务工农民增收

推进就业制度的改革,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随着城市和农村改革的深入,势必要有劳动力市场的深化发展来适应。

第一,培育中间组织,财政可以出资创办和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的方式来培育中间组织,作为沟通、连接剩余劳动力与新的就业岗位的媒介。

第二,建立和健全劳动力的社会调节机制,用灵活的市场机制引导劳动力流动。

第三,建立健全农民进城就业的服务体系。财政应设立专项资金,在全国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制度和数据库。积极探索建立农民就业援助制度和农民转移就业援助基金。同时,开放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免费向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

第四,逐步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城乡界限、所有制界限。取消农民进城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限制,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双向流动。随着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帮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财政部门会同户籍管理部门进行户籍管理制度创新,建立城乡一体的流动户口制度。给予户籍制度改革需要的资金保障和社保方面的资金需求和制度研究,把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不合理的规定全部剥离出去,恢复户籍登记的本来面目,恢复农民的国民待遇,给农民一个平等的就业机会,让他们平等地享有社会所赋予的权利,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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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雪萍.提高农民收入的一种有效途径:外出务工[J].农业经济问题,2004(8):63-66.

财税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研究 篇7

关键词：中小企业,财税政策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GDP的快速发展, 2010年我国经济超过日本, 开始进入经济强国行列。虽然现阶段我国的国内经济基本呈现良好态势, 但不可否认仍存在着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基本国策之一就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实现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 这从国家层面决定了我国中小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经济能够繁荣稳定发展非常重要原因之一。尽管我国中小企业本身拥有各种自身相关优势, 其发展仍然受着诸如融资困难及抗风险能力低、企业社会负担重、企业基础薄弱等严重制约其健康持续并实现其价值的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 对于如何制定客观有效的财政及税收政策、真正建立政府扶持国内中小企业良好发展, 真正建立科学的合理的税收服务体系及财政扶持体系问题, 是进行扶持我国广大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税收作为对企业的扶持手段, 具有针对性很强的特点, 是扶持广大中小企业良好发展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例如, 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作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非常重要税收政策之一, 税收优惠可以为一些中小企业提供方便直接而有针对性的优惠, 能够有效地提高我国中小企业的存在数量和存活率问题, 并且能够利用税收政策的相关连带作用, 实现间接的促进广大中小企业内部科研发展及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税收的扶持政策对于资金底子非常薄弱、市场竞争能力相对比较差、资金筹集渠道过于单一的中小企业的自身发展来说,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其长远的健康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能够实现两个方面的互相补充, 进行互相搭配, 实现调控功能。税收政策可以对中小企业实施直接的影响, 这非常有助于实现政府稳定的财政方面的收入, 也可以提高针对性的管理, 真正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要建立真正科学有效的国家税收服务体系, 不断加强税务系统的科学服务意识, 使国家财政政策和国家税收政策真正形成一个有效的服务体系, 实现扶持中小企业良好健康发展。

二、我国现行财税政策的缺陷

(一) 财政资金投入力度低下, 效率不高

在我国过去非常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 政府只对大中型国有企业给予重视, 而对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过分忽略, 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府在具体资金支持安排方面都倾向于相关国有企业, 而对国内中小企业就明显缺少基本的资金支持, 这对于国内中小企业的未来发展非常不公平。在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下, 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只能依靠自身的一些原始资本积累, 或者进行高额利息实现外部融资, 耗费了企业大量的社会融资成本。政府方面给予的财政资金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明确具体的标准, 在具体分配的过程中往往也没有与国内中小企业的相关划分标准科学结合, 这样政府财政资金的具体使用就非常容易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 而且也非常容易受某些人为因素干预, 甚至滋生腐败行为, 大大降低了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问题, 并没有真正达到国家标准。同时, 我国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规模较小。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目前还没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 因此政府财力非常有限, 这客观上造成了财政资金的支持总量不足。

(二) 支持中小企业的财政政策手段相对单一

我国财政政策在具体运用财政拨款方面, 支持国内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等过程中存在许多现实问题, 效果无法让人满意。首先, 财政资金非常不足。客观上来讲,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 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未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 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很多省份地方政府甚至还连年赤字现象, 因此对于政府财政政策支持方面需要的中小企业资金便非常不足了。这种资金短缺的局面使得地方财政上能够真正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十分有限。其次, 管理方面非常不完善。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 国家财政资金的相关分配制度尚未得到完善。我国政府对于中小企业进行的经济扶持, 运用政府财政资金的拨款支持中小企业, 政府方面投入大量人力及物力, 但是扶持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现在非常薄弱, 政府财政资金一般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具体数量比较小, 而且政府财政资金的分配问题也处处受限。

(三) 立法程度相对低, 国家法规不健全

目前, 我国并没有完善的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门的具体税收法律。其中包括对国内中小企业的具体税收优惠政策方面都没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体系, 税收形式多样, 而且经常分布在不同税法文件、具体实施细则、相关通知和补充的法律规定中, 有一些税收优惠方面的政策经常变动调整, 甚至需要查阅法律及管理规定的很多文件才能查询到。因此,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的内容较分散不集中, 并没有真正规范性的税收优惠系统文件, 在实施执行起来就会很容易产生混乱, 没有法律约束力, 因此政策的落实往往很难到位, 难以实现对中小企业实施税收优惠、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目的。财政政策方面也一样没有真正对于中小企业的具体政策扶持方面的相关法律体系。在当前法制社会中, 我国中小企业名义上可享有很多财政及税收优惠政策, 但是在实际中这些优惠政策往往缺乏规范的国家法律依据, 缺乏权威的国家法律条文作为优惠依据。

(四) 社会化服务体系缺乏

目前我国社会的中小企业相关服务机构的数量非常少, 服务体系中一些人员素质非常低, 服务机构的一些经费来源也有很大问题。总之, 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缺陷及问题。首先, 目前我国还没有成立专门为国内中小企业真正提供服务的具体社会化服务网络体系。我国社会目前只是政府部门及其下属的政府一些机构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服务, 政府的政策主导倾向非常明显有效, 政府部门也真正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付出了很多努力, 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但如果仅仅依靠政府部门方面这一单一的服务渠道, 服务范围程度过窄, 服务的具体功能受到很多方面限制, 而且目前政府的社会资源也是非常有限的, 难以形成真正完善的社会化系统服务网络。其次, 我国专门的社会化相关服务机构的总的数量还是非常少, 无法很好地为国内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五) 税收扶持力度相对比较低

我国政府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创业期的具体税收扶持力度相对不够,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我国税收体系不完善, 具体优惠政策涉及范围窄。我国目前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方面, 无论在涉及具体税种方面还是在一些优惠的支持力度方面往往都还有很强的发展局限性。优惠的基本税种局限于增值税以及所得税, 其他方面税种涉及非常少。优惠方式往往集中在降低相关税率和减免具体税款两方面, 手段过于单一。我国社会目前缺乏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科学税法体系, 税收优惠具体政策的单一与国内一些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多变性特点不相符合。而国家流转税征税面过于广, 对于中小企业运作过程中的各方面以及各环节都能不同程度上产生或大或小的不利影响, 若不在这些税收环节辅以必要措施加以提高支持, 将出现事倍功半的现象。其次, 我国优惠政策在具体执行效率方面不高。我国的一些税收政策没有真正纳入税收支出的财政预算管理, 与之发展相配套的国家政策监督体系尚未真正形成, 这就使得财政政策执行随意性特别强, 透明度很低。

三、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对策建议

(一) 运用财政政策改善具体融资环境

1. 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对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现象这一问题, 真正的解决措施就是建立我国中小企业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 单靠国内中小企业以自身力量解决贷款问题显得十分困难。从国际社会上来看, 解决这一难题的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坚持以国家政府为主导为中小企业建立和提供担保的社会信用担保体系。以美国为例, 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向一些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提供相关担保, 其发展资金来源是用美国国会拨款;而日本在全国范围内设有许多信用管理保证协会, 并有专门为中小企业信用公库作为信用保证协会进行提供再担保服务。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对如何建立中小企业社会信用担保体系进行了初步有益的探索, 经过深入研究之后国家政府经贸委便出台了《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指导意见》这一扶持文件, 开始基本确立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中小企业社会信用担保体系的大致框架。一些地方政府也由财政出资开始建立中小企业社会信用担保基金或公司等。

2. 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准备金

筹措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初始资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争取国家政府财政拨款的大力支持;二是一些国有中小企业进行出售等的收入所得资金;三是从个体中小企业的具体营业收入中, 按一定合适的标准进行提取一定的比例的发展准备金。由政府掌握的企业发展准备金是非常重要的, 对维护一些地方产业的相关升级换代或更新, 以及支持中小企业与一些高科技尖端行业产业的发展往往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坚持有偿使用的基本原则基础上, 努力争取实现滚动发展, 对一些重大高新科学技术成果商品孵化期以及产业化启动的资金投入进行专项科学统一的管理, 譬如向相关科技产业提供长期而且优惠贷款进行支持, 其它部分发展资金可用在对一些中小企业的市场风险损失补贴保障、进行合理奖励和贷款社会贴息等方面。

(二) 推出中小企业税收政策

我国现在已经出台了很多相关优惠政策,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而且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 但是必须注意到, 在总体的税制结构及具体税种设计等一些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导致国内中小企业融资难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很好的解决, 所以政府应该坚持从根本上进行调整税制结构行为, 在相关技术创新、行业产业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等一些方面, 坚持对中小企业实施更大范围的扶持, 改革相关所得税制, 为国内中小企业的良好发展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环境, 促进中小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1. 完善我国税收法律制度

优化税制结构是非常重要的。首先, 应努力建立公平、高效的企业所得税制结构税收制度。我国在一些所得税政策的制定中应充分考虑股息减免方式及部分一体化问题, 坚持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所得税税收制, 进行刺激投资, 大力采取多种方式, 如股息扣除、投资额抵减等方式, 加大支持力度, 支持企业自有资金的发展与进一步投放。其次, 要坚持调整流转税及所得税二者的具体结构和关系。坚持不断调整我国税制结构, 进行逐步的降低我国流转税在其中所占具体比重, 同时不断提高所得税制的征收比例。这样才可以真正意义上的实现降低中小企业的征收税收负担, 实现提高中小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和市场适应性, 逐渐形成一个科学有效地税制支持体系, 使税收行为能够真正的对中小企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我国社会收入分配方面产生良性影响。

强化我国税收征管工作, 不断积极推行社会税务代理制度。坚持对于缺少建账建制的中小企业, 实行专户管理制度, 加大征收力量投入, 专人负责及定期检查税收, 加强监管制度, 建立适合实际情况的税收模式;对于一些愿意建章建制的相关企业, 给予一些税收优惠。除此措施之外, 还要坚持推广税务社会代理制度, 建立社会第三方的相关税收代理机构, 实现帮助企业进行科学建账建制和建立财务核算管理相关工作, 进行税收业务的培训及税收筹划, 使企业可以按时纳税、合理避税。

2. 规范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

坚持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在创业期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要不断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初创期的政策扶持力度, 相应增加一些初创期企业的具体税收优惠力度, 坚持减免各种所得税征收, 更要加大对初创期中小企业政府方面的服务, 这样才可以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生存环境, 帮中小企业顺利度过创业期。我国政府可以尝试扩大对某些中小企业具体的优惠政策范围, 即对初创期中小型企业的具体减免税的相关期限进行延长, 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

(三) 加大政府采购倾斜力度

政府采购行为是国家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财政方面的措施。国家可以通过市场行为及基本的商品买卖行为, 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注资, 这从某方面讲实际上是坚持政府作为对企业进行购买商品的市场行为。政府的采购行为和财政补贴行为不同, 并不是实现直接的对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注入资金, 而是坚持通过市场手段解决问题, 对国内中小企业进行相关资助。我国政府目前而言采购规模正在逐年增长, 现在基本达到了每年采购几千亿的巨大规模。政府在进行采购时应该适当坚持向中小企业发展进行政策倾斜力度, 这样可以极大地扩大国内中小企业发展的市场利润空间, 改善国内中小企业的市场发展环境。对于国内中小企业来说, 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力。政府具体采购制度是坚持从宏观上对国内中小企业发展进行调控, 这不但能够节约政府相关采购的资金, 而且可以促进国内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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