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制度创新（共7篇）
财税制度创新 篇1
“自贸区”和“自贸园区”并不等同,二者之间具有较大差异,且主要体现在税收上面。迄今为止,自由贸易区的主要代表有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而自由贸易园区的典型代表主要是:位于新加坡、台湾和中国(上海)这三个地区的“自由贸易园区”。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属于“自贸园区”范围。
一、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财税制度创新内容
目前,中国(上海)自贸区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备受关注,主要体现在所得税优惠方面:
(一)所得税减按15%缴纳
“产业优惠目录”成为人们主要的讨论对象,这也成为吸引众多企业入驻自贸区的最大原因,其中,在该目录中列示的企业可在所得税的缴纳上享受一定优惠,即可减按15%的税率纳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税负。而据我们了解,目前,可以享受15%优惠税率的企业主要是被目录中包含的鼓励类产业型企业,除此之外的企业仍然按照之前的税率(即25%)缴纳所得税。从税率的角度来看,不在自贸区内特殊企业范围内的其他中国企业,继续按25%的税率纳税,较之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税率为16.5%)这一税率仍然偏高。事实上,中国(上海)自贸区曾经将所得税优惠政策列入考虑范围之内,但是由于中国(上海)自贸区作为国家的试点地区,肩负着“先行后试”和为国家在自贸区方面提供经验的责任,另外自贸区在金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也有很多,故所得税优惠没有实现,也不会在自贸区内开设免税店。这也表明了国家希望创新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复制,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贸区经验也能在我国其他地方得到广泛推广。
(二)利用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可享所得税优惠
《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中主要有两条涉及到所得税:一是关于中国(上海)自贸区注册企业进行的资产重组行为,若该类企业利用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其在投资过程中因评估出现资产的增值,对这一部分带来的转让所得可以在五年内进行平均,分期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被投资企业获得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按公允价值进行核算,并以此为基础来纳税。二是关于国(上海)自贸区企业实施的激励政策,若该类企业对内部高端技术人才或行业稀缺人才给予股份或股权形式的激励,对这部分所得也可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目前,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国发〔2013〕38号)来看,可以享受这种优惠的企业类型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是根据实施情况来看,这种优惠对象很大可能适用于高新技术企业。该优惠政策实施的目的是吸引自贸区企业的高端优秀人才。
二、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财税制度创新内容的效应分析——基于租赁性投资角度
本文主要从租赁性投资这一角度对上海自贸区财税制度的创新效应进行研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规定了2条有关投资的优惠政策,需要注意的是,企业进行的固定资产或股权投资等非货币投资中的分期缴税并不是指少纳税而是延期纳税的含义,这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资金流动方面的压力,增加相应的利息收入,这种积极作用在在租赁性投资企业尤其突出。下面就以自贸区内租赁性投资行业和企业的租赁性投资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一)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上海自贸区内企业2013年的纳税年度会计报告(由上海市商委、自贸区管委会、区管税务局提供),本研究所采用的样本共有639家。存在租赁情况上市公司家数所占比率为11.86%(区内企业对区外企业投资和对境外企业投资)。表明目前自贸区内企业采用租赁性投资的还是比较少见,企业租赁性投资存在的范围不大,亟待扩大。
(二)调研方法和数据设定
目前关于企业租赁性投资影响因素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有税率差别理论、代理成本理论以及债务替代理论。税率差别理论认为融资理论之所以存在最主要原因是承租企业和融资租赁公司能从融资租赁资产那里得到不同程度的税收收益,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利益越大,融资租赁就越吸引人;债务替代理论认为融资租赁是企业借款融资的一种替代形式,是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工具;而代理成本的存在也是融资租赁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本文提出假定——自贸区内企业是否存在租赁性投资与税收政策、代理成本、借款、获利能力4个因素可能有关系。
为了探讨导致自贸区内企业选择租赁性投资的因素,本文将基于上述理论基础从税收因素等四个方面设定相应的变量,对选取的样本进行T检验分析,并利用logistic模型对结果进行验证,以期得出相应的结论。
1.从税收的角度出发,本文定义如下变量对影响企业租赁性投资的因素进行探讨和分析:
(1)企业实际所得税率。该变量定义为企业应纳税额与税前利润的比值。在损益的处理上,企业的税前利润和应税所得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永久性和时间性差异),由于差异的存在,企业的所得税应纳税额往往不等于通过税前利润乘以所得税税率计算的结果。若税率差别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租赁性投资决策,那么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必然要重视自身的实际所得税税率,以促使企业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2)企业名义所得税率。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细则的相关规定,企业应当对生产经营过程中创造的所得及其他所得进行纳税。并且,对于每个企业而言,均具备自身的所得税税率,该税率通常由税务部门根据企业所处的行业等信息进行确定。为与实际所得税税率变量加以区别,本文将税务部门规定的所得税税率定义为名义所得税税率。若税差理论作用于租赁性投资决策,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来衡量租赁性投资决策,则可能企业名义税率高,但能够分期递延缴纳,企业就越有可能采取租赁性投资。
2.从代理成本的角度出发,本文定义如下反映企业成长机会的变量以探讨租赁性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
(1)新投资固定资产。若企业当年固定资产减少的数额越多,则企业采取租赁性投资的可能性越大。本文对该变量定义为租赁性投资增加额与总资产之比,该变量的定义方式有助于消除不同企业因规模不同对检验结果造成的影响,进而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所用指标均取自企业各年编制的财务报表附注。
(2)销售增长率。本文认为,销售增长率较高的企业能够保持不断成长趋势,其值等于本年与上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除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的结果,故以此作为该变量的定义方法。
(3)市值比率。该变量定义为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之比。该变量的值越高,表明企业的成长机会越多。
3.本文引入以下两个变量对借款投资对租赁性投资决策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
(1)长期负债校正率。即长期负债/(长期负债+股东权益),其中,长期负债与去股东权益均取自企业年度会计报表,二者之和表示企业的资本性占用资金数额。若企业借款投资对租赁性投资产生影响,根据理论,采取租赁性投资企业的长期负债校正率要低于不存在租赁性投资的企业。
(2)短期投资比。此变量定义为企业短期投资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为体现借款投资,本文所指的短期投资仅指银行存款与应收票据合计数,若借款投资是影响租赁性投资的因素,则短期投资较高的企业,其采取租赁性投资的可能性要小很多。
4.本文对企业获利能力对企业租赁性投资决策的影响作用进行了研究,并定义如下变量:
(1)息税前利润。该变量取自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反映不同企业的获利能力。息税前利润较低的企业,其相应的获利能力也较差,若此时企业进行投资时会面临较大的风险,从而增加投资成本,或增加企业选择租赁性投资的可能性。
(2)税前利润。同息税前变量相似,该变量反映企业的盈利水平,若税前利润越低,给投资者传递发展情况较差的信息,进而增加投资成本,因此企业采用租赁性投资的可能性会增加。
(3)每股收益率。该变量由企业的年度会计报表中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4)净资产收益率。该变量取自年度会计报表,反映盈利水平的一种指标。净资产收益率越低的企业采取租赁性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5)每股股利。该变量也可取自年度会计报表,企业分配的股利较高,传递出企业良好发展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现金储备较为充裕,因此企业选择租赁性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单变量T检验分析
为准确探讨三种理论对租赁性投资的影响,本文采用单变量T检验的方法对存在和不存在租赁性投资的两种企业不同变量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
1.企业租赁性投资与税收政策影响因素的分析:为估计税收政策对企业租赁性投资的影响,本文对是否存在租赁性投资的两种企业的税收状况进行了对比。表1是对自贸区内存在租赁性投资的企业和不存在租赁性投资的两类企业运用单因素T检验的结果。
注:0 代表企业不存在租赁性投资行为,1 代表企业存在租赁性投资行为,sig值表示显著度。(下同)
表1表明,自贸区内不存在租赁性投资企业的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均值约等于30.31%,存在租赁性投资 企业的实 际企业所 得税税率 约等于25.92%,显著低于不存在租赁性投资企业的指标均值。Sig值(0.009)的显示结果也得出与均值显示结果一致的结论。同时,表1的结果也表明存在和不存在租赁性投资的两种企业的名义所得税率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单变量T检验对于税率差别理论予以了判断,自贸区内存在租赁性投资企业比不存在租赁性投资企业所得税税率要低,显示出政策迹象。
2.企业租赁性投资与代理成本因素的关系分析:该理论表明,当前的制度有助于股东和经理人之间代理问题的解决。若企业成长机会较高,则风险也较高,投资成本也会提高,这类企业会更愿意采用租赁性投资,以此缓解投资不足的问题,而不会过多的采用债务投资。自贸区内存在租赁性投资的企业和不存在租赁性投资进行单变量T检验的结果如下。
表2表明,两种企业的新投资固定资产、销售增长率、市值比率这3个指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来说,对于新投资固定资产变量,存在租赁性投资的企业与不存在租赁性投资的企业的指标均值仅相差0.02,可见新增固定资产变量在两种企业中未出现显著性差异,sig值(0.196)也验证了这个结论;销售增长率这一变量在两类企业下的均值以及sig值(0.969)的显示结果,均表明这两类企业的销售增长率指标之间未出现显著性差异;同样地,对于市值比率在两类企业下的均值以及sig值(0.990)的显示结果,也表明该变量在两类企业之间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从新投资固定资产、销售增长率、市值比率的单变量T检验的结果得出,不考虑其他因素时,代理成本理论下的指标变量并未对企业租赁性投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
3.企业租赁性投资与借款因素的关系分析:为讨论企业借款投资对租赁性投资的作用效果,本文对所选样本的长期负债校正率和短期投资比这2个指标进行单变量T检验,以期得出两类企业在这一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的结论。表3给出了自贸区内存在租赁性投资的企业和不存在租赁性投资进行单变量T检验的结果。
表3的结果显示,两类企业的长期负债校正率分别为0.190665和0.118758,sig值为0.006,可见二者该指标的差异是显著的。同样地,对于短期投资比,从存在和不存在租赁性投资企业的指标均值以及sig值(0.039)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异也较为显著。因此,在单变量T检验中,表明自贸区内存在租赁性投资企业,其租赁性投资的效应更明显,比存在借款性投资企业的效应好得多,从而体现出政策效应。
4.企业租赁性投资与获利能力因素的关系分析:根据前人的研究,同获利能力高的企业相比,获利能力较差的企业,其投资成本往往很高,为降低投资成本,自贸区内获利较少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租赁性投资,这一效应明显高于获利多的企业。表4列示了关于企业获利能力指标变量的T检验结果。
表4表明,存在和不存在租赁性投资企业的息税前利 润的均值 分别是207 522 152.3元和197 411 917.7元,sig值是0.913,表明两种企业在该变量上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通过检验结果,税前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每股股利和每股收益指标上均得出两种企业的盈利能力指标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的结论。总的来说,从单变量T检验的结果告诉我们,存在租赁性投资企业和不存在租赁性投资对获利能力指标而言是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的。
总之,通过单变量T检验,我们发现对于自贸区内是否租赁性投资行为的两类企业,在企业名义所得税率、企业实际所得税率、长期负债校正率和短期投资比这4个指标变量上具有显著性差异,而我们并没有发现在其他指标变量上出现这种显著性差异。由于单变量T检验是在假定其他变量是不存在影响时进行的,对于此检验的结果我们还需要在logistic检验中进行分析和讨论。
(四)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
由于企业的租赁性投资的变化趋势符合收益递减规律,根据这一经济规律的特点,因此,可以采用Logistic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将定性变量企业是否存在租赁性投资作为因变量,将各理论影响因素下的指标作为自变量,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P:企业发生租赁性投资的概率。P等于0表示企业不存在租赁性投资行为,P等于1表示企业存在租赁性投资行为,a:常数,b:自变量的系数,X1:企业实际所得税率,X2:企业名义所得税率,X3:新投资固定资产,X4:销售增长率,X5:市值比率,X6:长期负债校正率,X7:短期投资比,X8:息税前利润,X9:税前利润,X10:每股收益率,X11:净资产收益率,X12:每股股利。对选取的639家样本企业2013年的财务报告的详细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得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结果如下:
企业租赁性投资影响因素的logistic分析结论:为了研究各指标对企业租赁性投资的影响程度,本研究采用强制进入的logistic方法对上面所设定的所有指标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
由表5可见,回归方程的sig值为0.0000,表明模型的建立是有效的。此外,我们发现,各指标变量的偏相关系数均不是很高,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在对样本数据进行时,由于企业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对外披露会计信息,因此未减少信息披露不充分带来的影响,本文在实证分析中放弃了使用实际的租赁性投资金额,而是采用名义变量法只对企业是否存在租赁性投资的行为加以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logistic分析中各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偏相关程度。其次,由于企业租赁性投资的决策的影响因素往往是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没有体现出单个因素独立作用的显著程度,也是降低各变量偏相关系数的原因。从logistic回归输出结果可以发现,企业租赁性投资决策与企业实际所得税率正相关,而与名义所得税率负相关,即实际所得税税率越高,企业采用租赁性投资的可能性越高;名义所得税税率越高,企业采用租赁性投资的可能性越小。然而,结果还表明,企业的租赁性投资政策与长期负债校正率和短期投资比正相关,这与预期中借款替代理论的结果不相符。此外,若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企业租赁性投资决策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除此之外,其他变量对企业租赁性投资决策的影响均不显著。为进一步明确各个理论与企业租赁性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各指标变量的logistic分析采用以分理论、分模块的方式进入,结果如表6。
注:B:回归系数,wald:偏回归系数显著性,S.E.:标准差,df:自由度,sig:显著度,R:偏相关系数,Ex P(B):幂值。
从表6可以看到,税率差别理论和借款替代理论sig值的显示结果表明二者对自贸区内企业租赁性投资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建议今后在具备一定条件后,将差别税率政策引入实施到自贸区内具有租赁性投资行为的企业;自贸区内存在租赁性投资企业的投资效应明显高于不存在租赁性投资的企业;从表5还可以看到,每股收益率等获利能力因素也会对企业的租赁性投资决策产生一些影响。此外,企业名义和实际所得税率均会对企业的租赁性投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回归结果表明,二者对租赁性投资的作用是相反的。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企业租赁性投资的决策对象通常是某个具体项目,而企业各年的实际所得税税率并不是保持不变的,每年可能会出现波动的情况,从而导致与实际投资不一致,为了避免决策过程中税率变化的问题,企业在进行租赁性投资时更倾向于采用名义所得税税税率。然而由于目前所得税率均是25%,这对于租赁性企业而言是没有任何差异的,则我国制定并实施的关于上海自贸区租赁性投资的两条创新政策很可能是造成企业租赁性投资决策和企业实际所得税率呈显著性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财税制度改革对策
(一)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基于国际协议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商议和制定、共同遵守规则,平等享受各种关税或非关税方面的优惠。对内互利互惠,对外打击排斥,形成内外有别的特殊格局,是一种多国协调的群体行为。在这种框架之下的财税制度无论如何设计难免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边行动,无法借力于国际市场,二是孤立无援,无法根植于内地市场,为了克服上述局限,园区内企业需要在财税制度做出一些创新,如能开展租赁性投资业务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二)在全国范围内,上海目前属于唯一一个国地税合并征收的城市,因此,对于上海地区的纳税服务水平,将会有更大的空间和优势可以提升,这就还需要我们从税收法制建设创新、税收征管模式创新、税收执法环境创新、自贸区内金融企业的“营改增”问题创新这四个方面入手,逐渐完善中国(上海)自贸区财税制度的创新对策。
(三)我们应当明确自贸区税收制度改革与创新具体操作的关键之处:首先,对实体税制的改革要以遵循公平原则为前提;其次,对程序税制的改革,应当注重涉税信息管理制度和纳税评定反避税制度的建设,并做到在保障国家税收及时的前提下,切实维护纳税人的合法利益;最后,对财税体制的改革,须不断对税制结构、增值税税率等进行完善,将改革顺利向前推进。
摘要：本文从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财税制度创新的内容出发,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上海自贸区租赁性投资业务与财税制度的创新效应。对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财税制度的创新效应加以“点”上探讨,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租赁性投资决策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企业名义税率、实际所得税率以及税率差别理论的影响,而后从“面”上就自贸区税收法制建设创新、税收征管模式创新、税收执法环境创新等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财税制度创新研究,租赁性投资效应
中国古代财税制度 篇2
1. 奴隶社会的财税
税收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国家的产生。夏、商、周三代是中国财政的初建时期, 三代奴隶制社会财政, 是中国财政的早期形态, 那时的财政, 还处在不完善的阶段, 正是由于其商品货币经济很不发达, 国家只能采用简单的对人或对物课征的直接税。夏、商、周的税收的主要特点是贡赋不分, 租税合一, 以土地税为主, 税收制度较现在相比极其简单。《孟子·腾文公》中有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 殷人七十而助, 周人百亩而彻, 其实皆什一也。”因此说, 奴隶制社会孕育了中国税法的原始形式:贡、助、彻。
2. 春秋以至秦汉的财税
春秋时期军赋的出现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重大影响, 以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沿用的赋役制度。“赋”字左贝右武, 具有征收军需物资的意义。西周时期, 国人只服兵役, 不需缴纳车马兵等军需费用, 至春秋战国时期, 随这土地制度的演变, 各国在改革税制的同时, 以征调军需为内容的“赋”制度也先后出现了, 如郑国的“丘作赋”, 楚国的“量入修赋”等。其征收办法由按亩征收, 进而分配到户, 按人丁征收。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秦汉时期便产生的上计制度, 上计制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预算, 决算制度。只是范围大小有别, 按照当时规定, 各地方 (诸侯国) 和中央各部门长官, 必须把来年土地开垦, 赋税收支等预计数, 写在木质的券上, 送于天子, 天子将券剖为两部分, 自己保留右券, 分给臣下左券, 年终, 臣下再报送“计书”。
3. 唐宋时期的财税
中唐以前, 租庸调制即田租, 身庸和户调, 这是唐朝前期人们负担的主要赋税, 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 随着历史的发展, 唐王朝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了未来国家税收政策的必然改变。中唐均田制的崩溃引起了租庸调税收的瓦解, 是国家税收变革的根本原因。为了弥补因政府控制户口减少, 造成国家财政透支的现象, 国家逐渐推行以财产为标准的户税、地税作为政府赋税的主要来源。公元780年, 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 唐政府正式推行两税法, 其指导思想是“量出为入”《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百役之费, 一钱至敛, 先度其数而赋于人, 量出以制入。”其是根据国家财政支出数, 匡算财政收入总额, 在分摊给各地, 向民户征收。自此之后, 按丁而税在法令上被废除了, 户税和地税便成了政府征收税赋的主要形式。后来, 随着户税逐渐摊入田亩中, 国家把杂税、人丁税也逐渐摊入了田亩中。
五代十国继续了中唐以来的两税法, 但由于群雄割据, 相互征战, 导致土地荒芜, 人口锐减,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各国不得不用附加预征等手段增加税收, 从而导致杂税泛滥, 两税法为之蜕变。
宋朝经济相较之唐朝有过而无不及, 北宋画家张泽瑞的《清明上河图》形象的表现了当时的繁华程度, 宋朝的间接税 (商品税) 征收几乎于田亩税持平。传统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逐渐退居次席, 改变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以传统农业税作为国家主要税入的单一状况, 这是中国古代国家赋税结构变化的一个新气象。
4. 元代的财税
元代的赋税征收广泛采用名为“扑买”的商包制, 即政府将某项税收向社会发包, 商人通过竞争中标, 并一次性缴足所承诺的税款, 中标者再以较高数额向纳税户征收税款, 其差额即为承包商的利润, 这种赋税征收方法省却了税务征收人员, 成为元代普遍推行, 作为主要征税手段。
5. 明末清初的财税
明初, 明政府编造了黄册, 对每辖区民户情况层层登记造册, 最后汇总于户部的户口总册, 它是政府征收赋役的根据。明初是以“良民治良民”的税收征管制度, 即在各州县设置的有粮长负责征解税粮的制度, 随后的一条鞭法推行使粮长制名存实亡。一条鞭以各州县田赋、各项杂款、均徭、力差、银差、里甲等编合为一, 通计一省税赋, 通派一省徭役, 官收官解, 除秋粮外, 一律改收银两, 计亩折纳, 总为一条以征税。
清朝康熙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数为准, 此后达到成丁年龄的, 不再承担丁役。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地丁银, 从而人头税废除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 隐蔽的人口数减少, 对中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纵观当今社会的财税政策可以看出有不少中国古代财税政策的影子, 中国财税发展由复杂到简单, 由单一到多元, 只有把握其宗旨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才能更好的实施财税政策。
参考文献
[1]郑学蒙.中国赋役制度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603.
[2]孙翊刚.中国赋税史:第2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93.
论财税制度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 篇3
一、城乡收入差距与财税制度之间的关系
(一) 政府获取收入的体制不够完善, 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政府向农民征收农业税, 使农民的负担与压力过大, 从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由于国家对农民的支持, 废除了农业税的征收, 但是农民从事农业活动中还需要承担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而且农村依然存在乱收费的情况, 说明国家的政策并没有在农村中得到有效落实。一方面, 农民在从事劳动生产时需要很多资源, 但是这些资源的加工却在逐年增长, 使得很多农产品的成本大大增加了, 不利于农产品的销售。另一方面, 农民在城市打工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歧视, 农民打工的收入并不高, 使得城镇与农村的居民的劳动力受到了人为的分隔, 这样使得农村劳动力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 农民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 使得农村居民的收入受到了极大的打压, 不论是从事农业生产还是在城市打工的收入都无法得到提升, 降低了农民的劳动所得, 从而使得农民的收入没有得到改善。提高农民的收入需要政府的支持, 但是有的地方, 政府向农民征地, 低价征收却高价倒卖, 使得农民从土地中得到的效益被大大压缩了, 等于占取了农民的利益, 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 收入却越来越低。政府征收的土地有的被利用建设成商品房, 政府中的有些人利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但是这种情况却使得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均匀。
(二) 政府分配不公平, 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有的政府部门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虽然我国实行公有制经济制度, 但是很多制度中的权利却被弱化了, 公共的收益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很多制度甚至歧视农民的劳动力, 占用农民的土地或者自然资源, 但是却压低了农民的收益, 很多打工的农民工也受到了歧视, 无法享受应有的权益与制度, 劳动所得的报酬也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 甚至虽然是同一份工作, 同样的劳动力, 城镇居民得到的报酬却高于农民工, 没有体现出我国按劳分配的制度, 更没有体现公平性。政府对待农民工采用的是另一套用工制度, 在应聘面试的过程中, 农民工的工作机会远低于城镇的居民, 或者即使得到了工作, 收入却低于城镇居民。虽然农民工的劳动力资源很大, 但是其收益却很小, 很多银行由于受到政府的主导将利率下调, 农民的收入没有得到有效的增长, 与城镇的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
(三) 税收制度不完善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税收制度不完善是导致农民收入低于城镇的重要原因, 很多税收部门、城镇政府集中了过多的收入, 农村乡县政府的收入受到了限制, 农村乡县的收入不高, 使得县乡政府无法满足农民对资源的需求, 农民的收入无法得到提高, 而且乡县政府的收入过低, 其不得不向农民征税收费, 这样也使农民的收入越来越低。税收政策不够健全, 也会拉大城乡的收入差距, 尤其是当前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或者进城打工的农民征税个人所得税, 这使得本来收入就不高的农民雪上加霜, 而对于城镇居民, 在征收消费税的时候, 却没有征收高档娱乐消费以及奢侈品消费税, 没有对城乡之间的税收进行调整, 而且对存量财产的征税力度不大, 使得财富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很多税收政策对大中型企业的征税不多, 而对小型企业的征税过大, 使很多农村中的小型企业无法更好地发展与提高效益, 农民的收入也不能得到提高。当前的财税制度约束强度不大, 制度管理存在漏洞, 高收入的人交税的金额反而比低收入的人低, 存在很大的偷税漏税问题, 不但国家的经济受到了损失, 而且收入的分配也不公平, 使得城镇中富有的人越来越富, 而农村中本身收入不高的人收入更低。财税制度的不完善拉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
二、加强财税制度建设,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一) 赋权于农民, 加强财税制度运行大环境建设
收入首先是一项权利, 每个人通过辛勤工作获得收入的过程即是其实现权利的过程。现实中, 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许多劳动者之所以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其根源就在于权利的缺失。因此, 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首先要合理界定国家和公民的财产权, 进而向农民赋权。只有保障好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利, 政府开展财税活动才具备了逻辑前提和物质基础, 政府的财税活动才会符合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 进而政府借助财税政策工具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意图才有可能实现。
(二) 加强政府获取收入和参与初次分配的财税制度建设
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首先要扩大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的比例, 尤其是要提高农民的劳动报酬在整个劳动报酬中所占的比例。通过促进教育的发展, 强化对农民免费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 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提升农民获取收入的能力。其次, 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 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 严格执行按劳取酬、同工同酬等有关规定, 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确保劳动者工资增长速度不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三) 加强财政支农制度建设
出台或完善农业投入、扶贫开发、价格支持等制度, 确保财政支持“三农”支出的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幅度, 农业投入每年增长的幅度不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大幅度增加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支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完善现有补贴 (奖补) 政策, 出台休耕补贴、农业结构调整补贴等补贴新政。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新增农业补贴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完善林业、牧业、渔业扶持政策。
三、结语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 城镇、农民的收入也在逐年上涨, 但是这不代表城乡收入的差距正在缩小, 只有城乡收入逐渐平衡, 差距不断缩小, 才能体现社会的进步与稳定, 才能使人民更加安康。农村的经济提升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帮助, 只有制定出有效的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制度与政策, 才能提高农民的收入, 而国家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财税制度并监督制度的实施, 才能促进农民的收入增长, 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董全瑞.中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究竟差在哪里[J].领导之友, 2012 (05) .
财税制度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篇4
关键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意义,问题,对策
财政税收是国家进行公共建设、改善民生的物质保证, 健全的财政税收体制是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从日前的形势看来, 传统的财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为了保证经济发展与财政税收体制相协调, 相关部门应该结合实际情况, 探索原有财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来建立健全财政税收体制, 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 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于国于民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意义
过去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成就表明, 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民生民建的推动, 财政税收体制的转型, 对财政税收的管理体制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合理的税收政策有利于调整人民收入的落差, 虽然不能彻底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有遏制的功效, 完整的税收政策可以保障财政收入, 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维持社会秩序, 使之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经济方式相适应。财政政策包含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 合理的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经济支柱, 财政收入有利于发挥国家的功能, 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 而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反哺给人民的一种形式, 有利于建设公共实施, 完善医疗保健制度, 有利于国家的民治久安, 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手段。
二、当前财政税收体制的现状和缺陷
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从宏观上看, 财政税收体制还存在着缺陷和漏洞, 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阻碍。当前财政税收体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 财政税收体制存在局限性
一是税收体系不健全, 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推进技术创新进步以及促进社会分配调节的税种没有纳入到税收体系中来, 这些应该加入税收体系而又缺漏的税种, 导致财政收入的流失, 不利于财政收入的预算和支出, 使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缺少资金流转。由于增值税和所得税在某些方面设置的不太合理, 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民治久安。二是由于财政收入分配呈现过度向上集中的态势,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划分不均衡, 分税制度无法得到有效落实, 间接影响了中央宏观调控的力度。既不利于中央宏观调控, 也不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分配。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只在中央与省之间建立比较规范的分税制体制, 而省以下却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体制, 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现阶段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 由于财政收支分布的过度集中, 使得分税制度不能得到贯彻落实, 并且财政力量也不能进行均匀分配, 再加上不合理的地方财政收入划分, 对中央的宏观调控力度产生了间接影响。二是, 在税负征收的范围中并未纳入以环境和资源税作为代表的税种, 致使税收在进行社会分配能力的调配上丧失功效。三是, 以国有资源和资产收入作为代表的一些非税收收入, 仍旧长期处在财政收入的管理体系以外。
(二) 预算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预算管理体制是财政税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 预算管理体制覆盖范围相对狭窄是一个有日共睹的事实。从整体上看, 地方政府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相当程度的滞后性。由于有效监督机制和管理制度的缺失, 内部约束和制衡无法落到实处, 导致资金挪用现象严重, 而缺乏中长期预算或周期预算的年度预算, 财政预算管理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管, 使得预算审核与审批失去本身应有的意义。
(三) 转移支付缺乏规范性
分税制包含转移支付的功能, 由集中程度较高的中央财政通过财政支出来改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现象。现阶段转移支付过程中主要有资金转移流程不规范、资金转移周期民、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官员腐败严重等不规范现象。造成转移支付规范性欠缺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制度对转移支付工作进行监管, 另一方面是转移支付类型构成的不合理, 无形中加入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收益差距, 使得财政支出均等化原则的失效, 公共服务也无法实现均等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分税制作为前提的转移支付, 主要由中央财政运用财政支出形式来对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状况加以改善。如今, 我国转移支付的内容主要包括体制补助于税收返还、财力性的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移支付这三大类。在进行转移支付之时, 所造成官员腐败、资金的使用率降低等状况仍旧存在。致使转移支付欠缺规范性最主要的原因包括:对转移支付在监管之时欠缺制度规范, 致使中央财政在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支付之时, 出现支出模糊、截留漏损等糊涂账;由于构成转移支付的类型存在不合理, 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所占据的比例非常大, 然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则要比前者低许多, 如此一来便造成经济欠发达地方的税收返还额度要远远小于经济发达地方, 进而使两区域的经济收入差距增大, 造成财政支出的均等化原则丧失功效, 也无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目标。
(四) 地方各级政府职能与支出责任不适应, 财政管理存在问题
地方财政本身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 因为财政部门职能划分不明确, 在处理财政税收问题时不能对症下药随机应变, 使问题越来越复杂, 导致国家宏观调控效率的降低。处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期间, 部分专业的财政税收管理机构和相关人员被合并或精简, 财政税收管理人员钻空子捞取利益, 使得财政税收部门的管理有些混乱, 这就不利于财政税收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一切阻碍发展脚步的制约因素都需要刨根究底, 根据财政税收的重要性和性质, 在选拔人才时更要注意, 避免出现人民的害虫。
三、深化财政税收体制的对策建议
(一) 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的需要, 建立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 平衡合理的分级分权财政体系
各级政府的职能与支出责任不适应, 地方政府财政问题突出, 地区间的财力不均衡状态比较严重。各级地方政府职能划分过于僵硬, 无法应付复杂多变的财政事物, 经常出现政府财力与职能不相匹配的情况。一是要合理划分并明确规定支出责任, 上到中央, 下到地方各级政府, 地方往往存在财政收入紧张的财政状况, 中央应利用自身的优势, 适当分担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 在合理提高中央政府收入比例的基础上, 加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直接支出责任, 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从整体上掌控全局。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分税制, 赋予地方合法的财政权力, 规范地方税收立法和减免的流程。同时要将资源税、增值税、所得税、环境税等重要税种加入到财政税收中来, 一方面有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缩小贫富差距, 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 建立健全科学的税负税收制度
主要表现为税负水平适中, 税负结构公平合理, 主体税种设计科学, 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科学的税收制度要减轻纳税人的税外负担, 不乱定税收标准, 不重复收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人多数人都只是小康水平, 在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 要规范政府性收入、取消体制外收入, 适当提高宏观税负水平。传统的财政税收体制不适应经济快速发展时代, 因此, 向间接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转换, 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
(三) 建立健全支付方式科学合理搭配、资金来源可靠稳定的支付体系
一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规定适当的专项转移支付, 合理适中的支付比例能对各支付方式起配合作用。二是要改革税收返还和增值税分享制度, 资金转移有一个风险问题, 稳定转移支付资金来源。三要综合考虑区域人口、土地而积、人均财政收支状况、公共服务成本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 调整转移支付的分配方法, 提高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数额和转移支付水平。
(四) 建立健全预算管理体制
预算是财政支出前的重要步骤, 预算编制和执行相分离、国家中长期预算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协调的新型复式国家预算体系有利于预算针对各时期的情况进行调整, 税收取之于民, 财政支出覆盖的领域较广, 财政预算应将财政收入使用在合适的地方, 加人对农村的投入, 建设新型的城镇化国家。
(五) 对税收制度进行进一步的规范
首先, 深入分析宏观经济发展水平, 并在此基础之上, 对大体税负水平予以确定, 同时还要将体制外收入取消, 使政府性收入规范的力度得以加大, 从而使纳税人负担得以减轻。其次, 对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快步伐, 调整低收入群体征税的起点, 采取综合申报与分类扣除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度, 从而使个体税收压力得以减轻。最后, 对环境保护税种予以建立, 让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之时能对自己行为加以约束, 从而使企业环保意识得以加强。
四、结语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的最大特点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财政税收体制对税收的取和用以及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预算和支出起着标准和约束力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愈演愈烈, 现今的财政税收体制不大适应当前的发展速度和模式。因此, 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现阶段改革发展需要, 与各级政府事权相适应的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规范合理、持续稳定的财政体制迫在眉睫。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可以维持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平衡, 一方面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伟人事业的建设, 另一方面实现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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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层气开发利用财税制度设计 篇5
关键词：煤层气,财税制度,经济评价
中国煤层气资源量约31.5万亿立方米, 开发利用好煤层气既可增加洁净能源, 又有利于保护大气环境和改善煤矿安全生产, 具有相当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但是, 中国煤层气产量增长速度缓慢, 2013年中国煤层气产量仅达138亿立方米。提高煤层气开发的经济效益已成为提高煤层气产量的关键, 而煤层气的财税制度设计对煤层气经济效益的高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煤层气资源勘查开发涉及的税费
1、中国煤层气勘查主要涉及探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价款
2、煤层气资源开发阶段征收的税费
煤层气开发阶段涉及采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价款、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土地使用税等 (见表2) 。
二、中国煤层气财税政策分析
1990—2006年, 中国累计增加钻井数1603口, 而2007年增加钻井数797口, 截止到2012年, 已累计钻井12547口, 这与国家政策扶持有很大关系。
1、中国煤层气资源税费政策分析
中国为鼓励煤层气产业的发展采取了税率优惠、退税、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税收手段, 现行的煤层气税收优惠政策对煤层气产业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 现行税收政策对煤层气资源勘探和试验过程中的税收优惠很少, 只是在研发形成科技成果转让时或抽采成功后, 才可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这不利于鼓励煤层气投资者加强前期投入。有些还处于试验阶段, 前期投资及勘查的投资回报无法及时得到体现。如果国家没有相应的政策扶持, 会影响企业的商业性勘查工作投资的积极性。
中国煤层气税费政策是比照天然气制定的, 由于煤层气勘探开发存在着高投入、高风险和高科技的特点, 在煤层气发展初期, 需要比常规天然气更有力的财税优惠政策。
2、中国煤层气资源价格补贴政策分析
由于煤层气产业初期投资高、风险大、回收期长, 且煤层气的开发利用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因此国家在鼓励煤层气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 对煤层气企业销售煤层气产品直接给予价格补贴。此外,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煤层气价格管理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7) 826号) , 目前国内煤层气气价由供需双方确定, 国家不限价。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国内煤层气价格基本上还是参照天然气价格。而中国天然气价格仍然由国家统一定价, 实行国家直接调控管理的体制。天然气定价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煤层气产业的发展。
三、煤层气开发财税制度设计
1、煤层气开发财税制度设计的基础数据
本次研究选择某地区的煤层气开发为实例, 通过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评价, 为煤层气财税制度设计提供依据。
(1) 某地区煤层气开发概况。某地区的煤层气气田勘探程度高、资源丰富、储量条件稳定、开发潜力大, 是中国最佳开发区之一。中国煤层气地面开采和井下抽放技术主要在该地区开展。羽状水平井、套管完井等技术在该地区试验取得成功, 并得到大力推广。该地区煤层气开发具有技术上的优势。
(2) 某地区煤层气开发的基础数据及评价参数。煤层气生产的基础数据由相关开发公司提供。
该地区勘查投入7.23亿元, 煤层气田采用400m井距, 建设期2年, 生产期15年, 按现在的生产现状, 投产井2340口, 单井产气量平均1500m3/天, 年平均生产330天。
煤层气的销售价格为1.2元/m3 (其中包括国家补贴0.2元/m3) 。
固定资产投资57.33亿元 (其中, 70%贷款, 30%自有资金) 贷款利率为6.14%, 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5.56%。
生产总成本。单井生产总成本合计54.43万元/年。根据《关于加快煤层气抽采有关税收扶持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7〕16号) 规定, 对独立核算的煤层气抽采企业购进的煤层气抽采泵、钻机、煤层气监测装置、煤层气发电机组、钻井、录井、测井等专用设备, 统一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实行加速折旧。
土地使用税为每年3元/平方米, 每口井占地1000平方米, 单井土地使用税为0.3万元/年。
矿产资源补偿费根据《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 (1994年国务院令第150号) 征收, 矿产资源补偿费率为1%。
销售税金及附加。根据《关于加快煤层气抽采有关税收扶持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7〕16号) 规定, 对煤层气抽采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抽采销售煤层气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对地面抽采煤层气暂不征收资源税, 增值税先征后退, 城建税按增值税的1%计征, 教育费附加按增值税的3%计征。
销售费用与期间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按销售收入的0.2%计算;期间管理费用按销售收入的0.4%计算。
企业所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主席令第63号) 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
财务基准收益率。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建设部发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 (第三版) , 陆上气田开采的财务基准收益率为12%。
2、煤层气资源开发经济评价方法
本次经济评价方法采用现金流量贴现法 (DCF法) 。现金流量贴现法 (简称DCF法) , 其实质是求一个贴现率。使现金流入的现值合计等于现金流出现值的合计, 此求出的贴现率就是动态投资收益率, 亦称内部收益率。
财务内部收益率 (FIRR) 是指项目在整个计算期内各年净现金流量现值累计等于零时的折现率, 它反映项目所占用资金的盈利率, 是考察项目盈利能力的主要动态评价指标。其表达式为:
式中:FIRR———财务内部收益率;
CI———现金流入量;
CO———现金流出量;
(CI-CO) t———第t年的净现金流量;
n———计算期。
在财务评价中, 将求出的财务内部收益率 (FIRR) 与行业的财务基准收益率进行比较, 当FIRR大于行业财务基准收益率时, 即认为其盈利能力已满足最低要求, 在财务上是可以考虑接受的。
3、煤层气开发财税制度设计方案
本文采用以上煤层气开发基础数据, 并针对价格补贴0.2~0.9元/m3;免征土地使用税;免征矿产资源补偿费;所得税实行“二免三减半”征收 (由于煤层气开发利用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 可考虑参考社会公益项目实行所得税优惠政策, 即煤层气生产企业经认定后, 自获利年度起, 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等条件, 根据经济评价结果, 对煤层气开发利用财税政策设计了六种方案 (见表5) 。
第一种方案是现行政策下的情况, 即价格补贴为0.2元/m3, 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为1%, 土地使用税为3元/m2, 所得税税率为25%, 该方案内部收益率为5.93%, 小于财务基准收益率12%, 该方案不可行。
第二种方案是价格补贴仍为0.2元/m3, 免征矿产资源补偿费和土地使用税、所得税实行“二免三减半”的方案, 该方案内部收益率为6.95%, 小于财务基准收益率12%, 该方案也不可行。
第三种方案和第四种方案, 免征矿产资源补偿费和土地使用税、所得税实行“二免三减半”, 国家提高价格补贴政策, 提高到0.3元/m3和0.4元/m3, 两个方案内部收益率分别为8.20%和10%, 均小于财务基准收益率12%, 方案3和方案4均不可行。
第五种方案是价格补贴提高到0.5元/m3, 免征矿产资源补偿费和土地使用税、所得税实行“二免三减半”, 该方案内部收益率为11.6%, 与财务基准收益率12%基本相当, 该方案可行。即在免征矿产资源补偿费和土地使用税、所得税实行“二免三减半”的条件下, 只有国家价格补贴达到0.5元/m3时, 煤层气开发项目才在经济上可行。
第六种方案免征矿产资源补偿费和土地使用税、所得税实行“二免三减半”, 价格补贴为0.6元/m3, 该方案内部收益率为13.1%, 大于财务基准收益率12%, 方案六可行。
比较以上六种制度方案可以看出, 若考虑中国目前煤层气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 选择方案五或方案六最为合适。
四、结论
为加快推进中国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进程, 在维持现有的优惠政策基础上, 要进一步加大对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的税费、财政、专项等综合性的优惠支持力度。
1、提高煤层气财税补贴标准
根据以上煤层气开发利用经济评价的结果, 参照国外对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的扶持政策, 中国应延长现有煤层气税费优惠政策的时间, 并出台新政策鼓励煤层气资源的勘查开发。改革现行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的税费优惠政策和财税补贴政策, 制定比现行政策更加优惠的税费政策、财税补贴政策和其它扶持政策。为支持煤层气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建议将煤层气财政补贴标准提高到0.5~0.6元/m3。同时, 积极探索对于煤层气资源禀赋不同的, 采取差别化的财税补贴政策, 以利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
2、对生产煤层气的企业所得税自开发项目盈利起实行“二免三减半”政策
由于在现行价格补偿政策下, 即使免征矿产资源补偿费, 煤层气开发项目仍然亏损。中国煤层气开发利用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 可以参考社会公益项目实行所得税优惠政策, 煤层气生产企业经认定后, 自获利年度起, 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3、免征煤层气开发的土地使用税
为体现国家产业倾斜政策, 支持重点产业的发展, 国家对核能、电力、煤炭等能源开发用地特点, 划分了征免税界限, 给予了政策性土地使用税减免照顾。此外, 对受市场因素影响, 纳税人难以维系正常生产经营, 出现较大亏损的给以免除土地使用税。煤层气产业属于国家重点支持产业, 符合能源开发用地特点, 而且目前开发几乎全部严重亏损, 建议国家免征煤层气开发的土地使用税。
4、地方尽快出台对煤层气开发利用的补贴政策
2007年4月20日, 财政部出台《关于煤层气 (瓦斯) 开发利用补贴的实施意见》 (财建〔2007〕114号) 规定:中央财政按0.2元/m3煤层气 (折纯) 标准对煤层气开采企业进行补贴, 在此基础上, 地方财政可根据当地煤层气开发利用情况对煤层气开发利用给予适当补贴, 具体标准和补贴办法由地方财政部门自主确定。目前只有山西省已实行0.05元/m3政策补贴。其它各省应按照此办法尽快出台相应的煤层气开发利用政策性补贴, 以鼓励煤层气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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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与财税法制创新探讨 篇6
1 我国当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
1.1 现行分配制度急需改革
首先,我国是人口大国,拥有差不多14 亿人口,虽说劳动力资源充足,但是由于个人天赋不同及受教育条件不同,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价值、财富,为社会所做的贡献是不一样的,因此,相应地其获得的收入也就不同。其次,即便两个人的收入相同,但由于他们所要负担的义务不同,所以自行支配的收入也就有所区别。再次,有些人因为身患疾病或遭受意外等丧失了工作的能力,没有工作自然也就没有收入,只能靠政府的救助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生活水平较之以前,直线下降。
1.2 我国收入差距较大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东西部之间、城市乡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逐渐增大的趋势,高收入人群虽然数量少但却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财富,相反,广大的低收入群体依然面临着困难的生活。2016 年1 月19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继续呈现下行趋势,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0.40。很显然,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到了亟待解决的地步了。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我国的发展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各种社会问题会不断涌现,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2 财税法调节分配功能
2.1 财税法和公平分配间的辩证关系
财税法中的很多条款都体现了分配的公平性,如平等性原则,涵盖了形式及内容公平两方面的内容。财税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因此必须好好地加以利用,并想办法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
2.2 财税法的制度构成
财税法的价值目标及功能特征是由自身的体制结构决定的。财税法除了具备普通法律条文所具有的一般性构成外,自身还有着特殊的构成。就一般性构成而言,其凭借对参与居民收入分配的若干主体展开权利、义务、责任等的分配来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整体而言,财税法的制度是一个完整严密的整体,具体而言,就是以财政基本法为核心,将财政预算法、支出法、平衡法等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专项法律。财税法在推动经济发展及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 收入分配改革和财税法制创新探讨
3.1 合理处理国家及民众间的关系
国民关系是各个政府都无法规避的政治问题,自封建时期伊始,政府就非常重视“以民为本”的统治思想。显而易见,在处理国民关系时,必须将民众放在第一位,国家的管理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其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就公平的公平性问题而言,“民富”是最重要的,因为“民富”才能实现“国富”,“民富”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及确保社会的稳定,因此,居民收入的分配也应该秉持先“民富”再“国富”的原则,转变传统的将国富放在第一位的观念。当然若想更好地改变这一看法,必须改革财税法,使其具备更加强大的调节功能。政府应当积极地构建完善的财税法机制,凭借限定财政收入和支出行为的前提条件、现实标准、具体流程及法律责任等手段来恰当地分配居民的收入,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为国家的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及条件。
3.2 合理处理中央及地方的关系
就我国的政治制度而言,处理好中央及地方的关系是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央及地方的财税关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财政权的纵向控制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财税法应秉持均衡权力的原则,选取合理的财政权限设置方式,下放相应的财政权力,使财政收益权及支出义务尽量协调,收益权应该积极地向中央政府靠拢,当然立法权也是归中央政府所有,只有处理好中央及地方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解决居民收入不均衡的问题。
3.3 合理处理贫富关系
目前,我国的贫富问题涵盖了两方面的内容,即贫富差距及贫富分化问题。因此,若想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努力防止两极分化,尽量缩小贫富差距水平。如果完全放任市场不加管理,那么那些没有技术及能力的劳动力将无法获得相应的收入,因此,若想合理地分配收入,政府的积极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政府一定要依托财政方式来协调居民的收入问题,尽量实现公平分配。此外,个人所得税及遗产税等税种必须要进一步完善,发挥财产税法的调节作用,改变传统的征收方式,构建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通过法律等强制手段来实现分配收入公平,避免因收入差距问题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4 结语
收入分配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下最亟待处理的问题,其与财税体制改革滞后以及其法制不健全有着很大的关系。政府应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法,加大分配的调整力度,改革现行不合理的分配机制,确保分配的公平性。
参考文献
[1]常静.论收入分配改革视角下财税法制的完善[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3.
财税制度创新 篇7
关键词：财税制度,改革,企业财务管理
相关政府部门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的调整, 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仍然是在过渡时期, 企业的管理已经带来了一个相应的影响, 以及影响财政管理的财务和税务系统最敏感的部分, 因此, 企业如何提高财务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财政税务制度变革给企业财政管理带来的影响
(一) 制度的更新压力大
政府的经济政策变化可能对企业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国有企业, 如果政府的政策是不利于传统发展模式, 它可能给企业带来根本性的损害。因此, 全国财政系统在许多企业进行改革, 势必经历很大的变化。如系统现已实现的税收, 以及税收改革, 这些政策都会对企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
(二) 企业管理理念更新难度大, 运行成本增加
我国企业经历着市场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 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 需要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我们的业务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前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的遗留部分, 是公认的传统部分, 涉及范围比较广泛, 这使得企业管理理念更新时遇到较大阻力, 企业财税改革面对压力和难度是非常大的。此外, 现代企业管理模式需要的人力、资金和其他投入成本也非常巨大, 根据国家金融和税收政策的变化, 不可避免地使企业需要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以适应改革进程的要求, 从而加大企业的资源投资。
(三) 财政管理人员培训任务艰巨
企业税收管理工作是一项专业技术服务, 税收制度的改变, 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模式、管理理念。财务管理活动涉及人员是多层次的, 这使得财务管理培训的任务异常艰巨。
二、加强企业财政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一) 加强财政管理人力资源的培训
现代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 从某种程度上说, 在面对中国的经济体制的挑战和困难的过渡期时, 不能忽略对政府管理者的培训, 为企业的目标和任务。在财务管理人员培训, 企业应采取多种激励机制来实现财务管理人才培养机制, 进一步提高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和敬业精神, 提高他们适应新的国家的财政政策的能力。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 坚持人才培养的多样性, 跳出过去单一, 枯燥的训练模式, 根据员工的个性特点, 采取因材施教的培训措施。企业需要好好利用他们的教育资源, 充分利用无形资产, 提高人才培养的效果。
(二) 树立现代管理理念, 改善财政管理结构
根据辩证思维, 人们的看法和决定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 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当人们使用传统过去的思想, 解决不了的问题, 现在, 它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和转型, 但也可能发展的必然。面对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 企业应建立现代管理架构, 改进管理过程, 解决问题, 提高财务管理结构, 能够保证本身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现代管理理论和科学技术的新兴企业, 探索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 提供了基本的保证。
三、企业税务改革的新发展道路
(一) 建立税务会计是完善我国税制体系的需要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法人税, 还需要一个“商业语言”, 核算和反映。目前, 在我们的税务会计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的阶段, 所有的税务会计处理的规定分散在税务系统中的各项规定, 而不是从税收制度的角度进行梳理和规范。虽然会计制度的改革进展较快, 但是对于提高税收征管和管理的作用难以有效地发挥, 会计的发展难以实现同步。税务会计在经济核算应用程序执行的税务系统从一开始就存在, 但以营业税税税制作为主系统, 营业税在税收会计管理角色, 因为的税务会计规定过于简单, 没有突出地体现。完善税收制度, 包括税收制度, 应该是会计制度。目前税务系统仅提供应付税项, 应课税收入, 营业费用扣除标准, 没有从税务会计的角度来看, 按照税务责任, 应课税收入及净服务费的要求规范企业会计准则的会计处理。会计管理社会和经济税收管理的作用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建立和改革, 以适应的税务会计制度税收制度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 应受重视的绿色税务制度
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关键是社会能否现有的高能耗, 高污染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转向一个高效率, 更经济的运作模式。我们必须减少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活动, 但要达到这个目标, 还必须依靠各学科的社会调整和创新, 但我们必须提高在科学和技术的投资, 以支持突破这种发展现状。
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 税收激励, 奖罚制度, 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 总是需要投资, 因为没有成熟的生产系统或生产规模, 新技术的成本或价格往往高于传统技术。在这样的情况下, 合理的税收制度有可能成为该项目是可行与否的关键因素, 有利于促进新技术的发展, 以及促进经济改革。
绿色税收罚款和让步虽然是很重要的, 但很多企业仍然不知道如何使用政府职能系统, 不知道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项目或活动如何实施, 其实, 可以申请税收优惠政策。
除了推动绿色税务措施, 税务部门也有必要研究这些政策, 如果你真的想通过税收制度,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限制高污染, 高耗能产业, 应避免提供补贴或其他优惠, 包括外部成本对企业贸易的投资。
参考文献
[1]王素清, 谢方军, 吴启兰.揭开中国税制改革的重头戏[J].中国经济信息, 2012
[2]付洪;郝春艳.论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A];贵州煤炭经济,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