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激励政策

财税激励政策（精选7篇）

财税激励政策 篇1

财税政策是鼓励和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实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政策目标和方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二是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为贯彻落实《纲要》提出的财税政策,《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以下简称《配套政策》)在“税收激励”部分提出了8条规定,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政策的内容及要求(见表1)。

一、《纲要》和《配套政策》颁布以来政策响应及落实情况

1.《配套政策》相关实施细则的制定出台情况

为落实《纲要》和《配套政策》在税收激励方面的政策措施,2006—2007年,有关部委出台了9项实施细则(见表2),至此,国家层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形成了由《纲要》、《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组成的层层分解、相互支撑的政策体系。2007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将部分实施细则的条款上升为法律条款,给予了保障。2007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有关规定。

近年来,国家层面还相继出台了一些重要配套文件,增强相关税收政策的可操作性,同时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有关实施细则(见表3)。

2. 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推动政策实施情况

《纲要》和《配套政策》颁布以来,在国务院领导下,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相关财税政策的落实。一是做好政策宣传。科技部汇总梳理各部门制定出台的实施细则,协助国务院办公厅在中央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已出台的70多项细则,并在科技部网站开辟“规划纲要配套政策实施细则”专栏,全面宣传介绍相关政策。科技部还联合发改委、财政部等10个部门开展政策宣传解读工作。二是开展政策专题培训。科技部举办多期《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专题培训班,有2000余人次参加。组织财政部、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参加政策制定的有关人员,选择高新技术企业密集的地区进行政策宣讲。三是持续开展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调研和评估。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和评估中心连续5年对《配套政策》及实施细则落实情况进行调研和评价。四是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科技部多次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推动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实施细则的出台和落实。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还在共同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实施方面,建立了联合工作机制。

相应地,各地方从政策宣传、组织保障、工作机制、监督检查等方面,认真推进《纲要》和《配套政策》相关财税政策落实(见表4)。

3. 几项关键政策的落实情况

(1)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企业对政策的知晓度随着宣传培训工作的深入而提高。2012年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和科技评估中心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6421家企业中,表示“很熟悉”和“比较熟悉”该政策的分别占23%和47%,“不知道”该政策的仅为3%,较2010年度低2个百分点。

各地享受政策的企业户数和减免税额实现逐年较大幅度增长。问卷调查显示,已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占60%。2008—2011年各年度,享受该政策的企业数及减免税额呈逐年上升趋势,平均每家企业因享受该政策而减免的税额在120万～150万元之间。

东部地区政策落实力度大,发达省市表现突出。从享受政策的企业数来看,2011年度排前5位的省(区、市)为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和深圳,共15360家,占总数的73%。从减免所得税额看,2011年度排前五位的省(区、市)为上海、江苏、深圳、北京和浙江,合计195.91亿元,占总数的61%。

(2)企业研发仪器设备加速折旧政策

绝大部分地区已有企业享受到该政策优惠。截至2012年底,全国37个省(区、市)中,已有33家企业**享受到研发仪器设备加速折旧政策。从问卷调查结果看,曾申请享受加速折旧政策的有897家,占14%,实际享受了该政策的为728家,政策申请兑现率为81%。

企业对该政策的知晓度提高。问卷调查显示,7%的企业表示“很熟悉”该政策,只有少数的企业表示不知道该政策,需引起关注。

不同规模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政策申请和享受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大型企业政策申请比例和政策享受比例最高,其次是中型企业,再次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的两项比例最低(见表5)。从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看,民营企业的政策申请比例和政策享受比例最高(见表6)。

(3)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2011年认定工作完成后,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4万家,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地,上述6省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国的65%。2011年西藏自治区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3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了全覆盖。

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高新技术企业3年累计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1392亿元。据对37个省(区、市)的不完全统计,2010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的企业所得税额大约为687.71亿元***。

(4)《中小企业促进法》有关政策

《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以来,各地、各部门采取制定配套政策措施、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推动基地建设等多种措施,贯彻实施三项法规制度,使三项制度具有较高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实施。

在创新创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载体建设方面,2006年以来,科技部采取提升科技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启动中国火炬“企业导师”行动、组织发动留学园建立联盟、推动孵化器的天使投资等措施,积极推进了孵化载体建设。截至2012年底,全国已建成435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94家国家大学科技园,2274家生产力促进中心,276家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二、《纲要》及《配套政策》实施以来财税政策的实施效果

《纲要》、《配套政策》及实施细则颁布实施以来,有关财税政策对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成效已初步显现,对引导企业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产生了积极作用,使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壮大,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环境得到改善,创新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1.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及技术能力的提升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及上交税金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2012年度问卷调查,3851家已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中,有98.41%表示享受政策后,研发投入比享受该政策前有所增长(见图1)。根据问卷统计,被调研企业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由2006年的4.8%提高到了2011年的5.5%。

问卷数据还显示,自2006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以来,已享受该政策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销售收入、新产品销售收入****及上交税金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见图2、图3)。虽然企业研发投入及经济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但综合来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知识产权的创造和保护,以及经济贡献有正向作用。

2. 企业研发仪器设备加速折旧政策加快了企业机器设备更新换代

目前申请和享受加速折旧政策的企业还比较少。从已享受该政策问卷调查企业的反馈看,企业对该政策“促进企业增加科技开发、加快机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激励作用”较认可。如图4所示,在已享受该政策的728家问卷调查企业中,25%的企业认为“作用很大”,59%认为“作用较大”,二者合计超过84%。

3.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促进了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科技骨干企业群体的加速形成,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2011年,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同比增长*****。其中,营业总收入156223.1亿元,同比增长20.6%;工业总产值140338.9亿元,同比增长20.6%;工业增加值33460.7亿元,同比增长16.5%;净利润10997.8亿元,同比增长12.1%;上缴税收7378.7亿元,同比增长17.8%;出口创汇4520.5亿美元,同比增长25.7%。2008至2010年的3年间,有关部门累计落实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达1392亿元;同期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累计上缴税金13351.2亿元,为企业所得税优惠总额的近10倍。

高新技术企业群体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2011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为60381.4亿元,占产品销售收入的44.2%。有的经济发达省份,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比重超过1/3(如江苏达37%)。另据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在创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67家,占全部31 1家创业板上市企业的85.9%;在中小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501家,占全部672家中小板上市企业的74.6%。

此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国外科技资源的吸收和利用,以及国际技术转移。据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截至2010年底,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含港澳台)5433家,在境内建立科研机构4350个。

4.《中小企业促进法》有关政策改善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近年来,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关于做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作工作的通知》、《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评估管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知》等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多途径支持包括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内的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据统计,2006年1月至2011年6月全国已累计实现专利权质押3361件,质押金额达人民币318.5亿元(含外汇)******,推进了中小企业质押贷款融资。银监会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差异化监管政策使单笔5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得到进一步落实。截至2011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10.8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9.6%,同比增长25.8%。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小企业贷款余额与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之和)15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7.3%。

三、当前财税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自《纲要》和《配套政策》实施以来,我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实施效果明显,对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更高目标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在一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1. 部分政策普惠性需进一步提高

根据国税发[2008]116号文,只有从事《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07年度)》规定项目的研发活动支出才能纳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使得“限定领域”范围外的研发活动和投入享受不到政策支持,降低了政策的普适性。

注:不同规模类型企业系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标准进行划分。

由于申报环节较多、地方科技与税务等部门间协调沟通不畅、企业对政策不了解和自身重视不够等原因,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目前全国仅有2万余家企业受益,仅约为高新技术企业总数(4.1万家)的一半,覆盖的企业面还比较小。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有近40%的被调研企业(2570家)未享受到该政策优惠。

2. 部分区域不同规模企业政策落实需进一步协调

政策落实情况表现出了一定的地域性差异、不同规模企业差异等现象,政策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及规模较小企业所起的引导和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对3851家已享受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享受政策比例较高,逾6成的大中型企业享受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小、微型企业享受比例较低,仅有不足半数的小企业享受了政策,微型企业中享受政策的更少,比例为12%(见图5)。

通过对不同地区的比较分析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区域落实存在一定的不平衡(见表7)。据2011年度28省(区、市)最新统计数据,享受政策企业数、减免税额排在前5位的省(区、市)均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省(区、市),两项数据占全国总数比重分别高达73%(不含河南、广东)和61%。尽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已实施7年,部分中西部省(区、市)的政策受益企业仍然很少,如海南、青海、甘肃、宁夏、山西2011年度享受政策的企业数均达不到30家。

3. 对中小微企业激励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存在。《中小企业促进法》立法后评估问卷调查显示,67.4%的受访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困难或者比较困难。评估中还发现,存在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少、发展不足,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服务有待加强,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信息透明度低等问题。

注:企业数项中为26省(区、市)的统计数,加计扣除额和减免税额项中为28省(区、市)的统计数。

中小企业“创业难”问题依然严峻。以《中小企业促进法》第二十二条关于鼓励创办中小企业的规定为例,立法后评估认为,目前创办企业仍存在时间长、手续多、场地缺乏等实际困难。据介绍,在此次立法后评估中曾多次召开企业座谈会,很多与会者反映,现在设立企业很复杂,要提供很多材料,有些材料并不是法定,而是主管部门或办事部门自己定的,还有一些实际上属于前置性审批。

四、新形势下财税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实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实现《纲要》及《配套政策》提出的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活力的要求,许多领域专家特提出以下建议:

1. 采取差异化的政策优惠措施

深入研究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企业对财税政策的需求,针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及中小微企业的实际困难和特点,适当采取差异化的政策优惠措施,加大激励力度。

2. 提高政策普惠性,扩大政策受益面

修订完善《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取消或放宽研发领域限制,放宽和细化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范围,提高加计扣除政策普惠性,扩大政策受益面。研究解决相关政策文件(加计扣除、会计核算、高企认定)对研发费范围规定口径不一致的问题。

3. 推动《中小企业促进法》的修订和完善

《中小企业促进法》颁布实施已近10年,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提出议案、提案或者建议,希望通过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4. 加强政策宣传和培训,提高有关部门和企业对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水平

一方面,通过媒体报道、办班培训、分发解读手册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政策宣传,使地方和企业全面了解各财税政策的具体规定,熟练掌握与运用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科技、财政、税务等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统一思想认识,建立健全联合工作机制,及时研究解决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和障碍。有关部门、地方还应积极推动企业加强和完善研发项目制度化建设,为企业申请和享受政策优惠提供便利。

注释

1资料来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实施中期评估调研组系列调研报告:《配套政策与措施实施情况专题调研报告》。

2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天津、甘肃、青海、新疆4省(区、市)未反馈是否已有企业享受到该政策。西藏在报告材料中表示,当地未有企业专门申请该政策,但企业调查问卷中,有1家企业表示已享受了该政策。

3为31个省(区、市)的合计数,天津、吉林、湖北、西藏、新疆兵团和宁波未反馈此项数据。

4“新产品销售收入”方面,2009年的数据较2008年略微降低。

5《2011火炬工作年度报告》,2012年9月。

6数据来源:《全国累计实现专利权质押3361件金额318,5亿》,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2011年7月25日;网址链接:http://www.sipo.gov.cn/yw/2011/201107/t20110725_612952.html

财税激励政策 篇2

发达国家从1973年能源危机时开始重视建筑节能。经过30多年的努力, 新建建筑单位面积能耗已经减少到原来的1/3~1/5, 其中激励政策的作用功不可没。建筑节能做得比较好的国家, 都出台了相应的经济激励政策。如美国对新建节能建筑减税, 凡在国际节能规范 (IECC) 标准基础上节能30%~50%以上的新建建筑, 每套可以分别减免税1000美元和2000美元;欧盟则提出了包括开征能源税、税收减免、补贴和建立投资银行贷款等规范性的财税政策, 尽管各国制定财税激励政策的出发点不同, 但都为推进节能建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 国外典型案例

2.1 美国

美国能源消费量占世界能源总消费量的24%。而建筑耗能占美国总能源消费的39%, 占美国电力消费的70%, 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约有40%~60%来自建筑能耗。

美国的住宅建筑有其独特性。美国人口约2.5亿, 住宅建筑自有率达66%, 人均住房面积近60平方米, 居世界首位。其中大部分住房都是3层以下的独立房屋。据统计, 近年来美国住房每年消耗能源折合约3500亿美元。住房的供暖、空调全部是分户设置, 房屋本身的节能水平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指标, 甚至成为了一些家庭购房的首要指标。

近年来, 迫于越来越严峻的国际能源形势、全球气候变化、人口持续增长、环境和生态保护等问题带来的新挑战, 美国各级政府都给予了建筑可持续发展, 特别是节能建筑的发展前所未有的重视, 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杠杆, 通过市场机制积极推进先进节能技术, 在建筑节能标准、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以及与节能建筑相关的认证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很大成效。美国共有40个州制订了本州的建筑节能标准。

2.1.1 美国节能建筑的发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针对日益恶化的环境, 美国全国兴起了一场鼓励环保建筑的“绿色革命”, 而今绿色建筑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一方面是由于经历了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民众对质朴自然的生活环境的向往, 促进了节能建筑理念的普及;另一方面, 美国能源消耗及价格的增长也刺激了绿色住宅建筑技术和绿色建筑装饰材料应用的迅猛发展。

近年来, 美国政府开始运用行政手段强力推广绿色建筑, 并辅之以颇有成效的激励政策, 让开发商和消费者均获益。在政府法律要求和优惠政策的推动下, 绿色建筑很受市场欢迎。开发商绿色意识强, 从商业角度出发愿意投资开发绿色建筑, 很多房产开发商都把“向LEED金奖标准努力”作为市场推广的口号;消费者对这种健康环保、高舒适度的建筑非常认可、需求强烈, 绿色建筑购买出租率高, 形成市场供需两旺的局面。据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USGBC) 数据显示, 5年内, 美国近5 0%的新建筑将是绿色建筑。

2.1.2 纽约州运用财税激励政策引导节能建筑

纽约州一直致力于推行节能建筑。纽约的节能建筑法案 (ECCC) 推动了新节能技术在建筑中的应用, 并于2002年成为强制性法津, 每年能为纽约居民节省8000万美元的开支, ECCC的标准比国际节能法案 (IECC) 更为严格。2000年, 纽约州立法通过了绿色建筑税收优惠政策 (GBTC) , 是美国首个运用税收优惠来推动修建绿色建筑的州, 采用了该州自己开发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 州政府每年提供固定的财政预算支持。随后马里兰州也实行了类似的税收优惠 (SBTC) , 其他各州也在积极效仿。

(1) 管理机构:纽约州环保部是GBTC的主管机构, 负责标准开发, 项目审批、跟踪;纽约州能源研究和开发局为其提供技术支持, 并配合每两年审查、更新一次标准。

(2) 支持规模:一期受理2000~2004年实施的项目, 减税有效期2001~2009年, 采取“先到先得, 额满即止”的方式, 为建筑或租住空间达到“绿色”标准的业主和租户提供了总计2500万美元的减税额度;二期提供了新的2500万美元的减税额度, 受理2005~2009年实施的项目, 规定每座建筑可获约2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

(3) 申请条件:绿色建筑或绿色翻修建筑, 建筑最少包含2万平方英尺的内部空间, 如住宅建筑必须包含至少两个居住单元以及2万平方英尺的内部空间, 租住空间最少包含1万平方英尺的内部空间;建筑物必须符合GBTC的“绿色”标准, 标准涉及能源与能效、室内空气质量、建材, 涂料和装修、运行、节水、家电, 制热制冷设备等方面, 可由持照的建筑师或专业工程师对绿色建筑进行鉴定并提供资格证明, 新建筑的能耗不能超过纽约州节能建筑标准的6 5%;翻修建筑的能耗不能超过纽约州节能建筑标准的7 5%。

(4) 税收优惠政策:纽约州的绿色建筑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a.绿色基础建筑 (Green Base Building) :这一类型是为确保开发商受益而不必依赖其租户。基础建筑的税收优惠标准是允许成本 (Allowable costs, 指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所需的成本范围) 的5% (1%×5年) , 允许成本最高为150美元每平方英尺, 即绿色基础建筑最高按7.5美元每平方英尺的标准减税。如果绿色基础建筑位于经济开发区, 则按允许成本的6% (1.2%×5年) 的标准减税。受益人是建筑的所有者。

b.绿色租住空间 (Green Tenant Space) :它可能在绿色基础建筑内, 最短承租期为五年, 这一类型是为确保租户受益而不必依赖其他租户。租住空间的税收优惠标准是允许成本的5% (1%×5年) , 允许成本最高为7 5美元每平方英尺, 即绿色租住空间按最高3.7 5美元每平方英尺的标准减税。如果绿色租住空间位于经济开发区, 则按允许成本的6% (1.2%×5年) 的标准减税, 在同一建筑内可以有多个绿色租住空间。受益人是建筑的业主或租户。

c.绿色整体建筑 (Green Whole Building) :如果基础建筑和全部租住空间都是“绿色”的, 建筑可按绿色整体建筑获允许成本7% (1.4%×5年) 的税收优惠, 即基础建筑和租住空间分别按每平方英尺10.5美元 ($150×0.7) 和5.25美元 ($75×0.7) 的标准减税。如果绿色整体建筑位于经济开发区, 则按允许成本的8% (1.6%×5年) 的标准减税。受益人是建筑的所有者或租户。

d.其他优惠:如果在绿色基础建筑、绿色租住空间或绿色整体建筑中安装绿色制冷剂的燃料电池、光伏模块、空调设备, 可获得以下税收优惠:

燃料电池组件:按燃料电池安装成本3 0%的标准减税 (6%×5年) , 最高1000美元每千瓦直流额定容量。

光伏模块组件:建筑集成光伏 (BIPV) 模块按增量成本的100%减税 (20%×5年) ;非BIPV模块按增量成本的2 5%减税 (5%×5年) , 这两类光伏系统最高按3美元每千瓦直流额定容量。

空调设备组件:使用美国环保局批准的非消耗臭氧层制冷剂或R-123, 按新空调设备成本的1 0% (2%×5年) 的标准减税。

(5) 申请流程:

(6) 实施效果:截至2004年12月, 纽约州环保局已为七座建筑累计减税2499万美元, 其中三座是纽约市的住宅建筑, 它可以在五年的时间内为建筑业主累计减税相当于开发总成本的5%~8%。但这种优惠主要适用于出租房屋, 对于购房者的优惠尚未建立。

此外, 在纽约州的大力推动下, 一些地市还实行了强制性的绿色建筑标准, 如华盛顿特区法案要求任何超过2万平方英尺的新建筑或是翻修建筑, 都要符合政府的绿色建筑节能标准。特区政府还要求所有的商业项目都必须考虑一个公共利益协议, 该协议是项目顺利进行的前提, 而绿色建筑是其中的一部分。纽约市政府2005年11月立法规定建造非住宅公共建筑必须达到LEED认证的标准, 同时对于那些得到1000万美元以上公共基金赞助的或预算一半以上来自公共财源的私人项目也同样要求。

2.2 德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 能源匮乏, 石油几乎100%进口, 天然气80%进口, 节能一直是德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由于纬度较高, 德国冬季较长, 建筑供暖耗能一直是德国政府着力解决的一个关键领域 (建筑供暖和供水消耗的能源占德国能源消耗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德国住宅很重视节地、节能、节材、节水和环保, 既提高了住房的舒适度, 又推进了资源和能源的全面节约;德国也十分重视建筑设施的节能, 其住宅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自1977年第一部供暖保护法 (WSVO) 诞生至今, 德国政府在建筑节能方面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方面提供经济上的鼓励和政策上的优惠, 提高企业的节能意识和管理手段, 另一方面运用市场机制, 调动个人和企业节能的积极性, 把节能从“被动”转为“需求”,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2.1 德国复兴银行提供贴息贷款支持节能建筑

在德国, 有多个覆盖全国的以提高建筑领域能效为目的的资助计划。此外, 各州银行还提供各种地区性的资助计划。其中,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集团 (KfW) 节能建筑资助计划非常具有代表性。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KfW) 是德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 主要进行政府指定的业务, 其自有资金来自欧洲复兴信贷计划援助资金、政府财政拨款以及由政府担保通过资金市场获得。截至2004年底, KfW总资产达3290亿欧元。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资助计划范围包括建筑保温工程、供暖系统的更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及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所属的节能住宅项目的修建等, 涉及节能建筑的主要是生态建筑计划和二氧化碳减排改建计划。

2.2.2“生态建筑计划”所资助的新建建筑工程

(1) 支持力度:该计划最高可以资助全部投资金额, 并包括各种附加费用。它提供十年以上的固定利率长期低息贷款, 并且在最初数年 (2~3年) 中可以免偿本金。

(2) 申请资格:个人、房产开发商、住宅建筑合作社、乡镇、区县、乡镇联合体以及其它国家机构都可以提出申请。

(3) 申请条件: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40升房屋”或“被动式房屋”;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60升房屋”;并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热电联供、区域或集中供热技术安装的采暖设备。

a.评判是否属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40升房屋”, 必须满足两项能够反映建筑物能耗的标准。根据《节能法规》 (EnEV) 的规定, 这两项标准应被列入每座新建建筑必备的能源证书当中:

标准之一是能够反映出您的建筑能耗的指标值, 即年一次能耗 (Qp) , 根据《节能法规》 (EnEV) 的规定, 该值不允许超过每平方米使用面积 (AN) 40kWh;

标准之二是您的新建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功能应符合一定的要求:即建筑物维护结构的单位传热损失 (HT) 必须比《节能法规》 (EnEV) 中规定的最高值低45%以上。

b.建筑是否属于被动式房屋, 同样要符合两项评判标准:

标准之一是根据《节能法规》 (EnEV) , 年一次能耗不得超过每平方米使用面积40kWh;

标准之二是年采暖热耗 (QH) 不得超过每平方米居住面积15kWh。

c.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节能“60升房屋”采用与节能“40升房屋”相同的评判标准, 只是标准要低一些:

根据《节能法规》 (EnEV) , 年一次能耗不得超过每平方米使用面积60kWh;

建筑物传热维护结构的单位传热损失必须比《节能法规》 (EnEV) 中规定的最高值低30%以上。

2.2.3 二氧化碳减排改建计划

(1) 申请资格:个人、房产开发商、住宅建筑合作社、乡镇、区县、乡镇联合体以及其它国家机构都可以提出申请。

(2) 申请条件及补助额度:

老建筑 (1983年12月31日之前) :改建后节能水平达到《节能法规》 (EnEV) 第三章要求, 补助总投资额的10%, 上限为5000欧元/居住单位;

新建建筑:节能达到30%, 补助总投资额的1 7.5%, 上限为8750欧元/居住单位;

节能套装:如采用KfW所提供的节能措施套装, 补助总投资额的5%, 上限为2500欧元/居住单位。以上同时提供十年以上的固定利率长期低息贷款, 并且在最初数年 (2~3年) 中可以免偿本金。

2.2.4 实施效果

从贷款总额来衡量,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计划项目是目前全德国规模最大的建筑领域资助计划。其优点在于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资助。此外, 它的另一大优势是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CO2建筑物节能改造计划中规定了项目必须达到的CO2最低减排标准。所有这些计划都打破了州和乡镇的界限, 实行统一规划和管理, 申请贷款的手续也非常简便。除此之外, 这些计划还可以很好地与地区性资助计划相互补充。如果没有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这些计划项目, 人们在建筑物环境保护方面所作的努力恐怕会遭受沉重的挫折, 而且会对建筑行业的就业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既有建筑的朽坏状况也会加剧。

在2000年到2003年的时间里, 这些计划项目总共提供了7亿5千万欧元的贷款。其中的一大半, 约计50%到80%的资金使用在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工程及安装新窗户上, 但这个比例正在逐年递减。除此之外, 用于安装新式采暖锅炉的投资贷款比例也相当高 (占贷款金额的12%到22%左右) 。另外, 自2002年开始引入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节能房屋贷款项目以来, 这部分借贷申请呈高速增长之势。

3 对我国的启示

3.1 政府主导建立建筑能耗标识、节能量核定等基础政策机制

国际经验证明, 作为建筑节能标准体系的补充, 建筑能耗标识体系、能够起到引导消费者选择节能住宅, 从而促进建筑节能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 改善商品信息不对称、规范房地产市场这个角度来说, 建筑能耗标识体系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欧美各国来看, 建筑能耗标识制度大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而节能量核定及节能减排效果评估则是实施激励政策的基础, 由政府主导制定政策机制与规则, 催生起来的大量节能减排效果核定机构为激励政策的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3.2 建立有效的财税激励措施

我国对节能建筑的财税激励措施尚未建立, 从而很难激励开发商和建筑商对节能建筑的积极性, 西方发达国家均通过税收减免、提供贷款优惠等政策措施鼓励节能建筑的发展, 我国应积极探索适合于我国财税体制的税收和贴息激励政策, 调动开发商、建筑商和消费者的积极性, 尤其是消费者, 通过调动消费者的积极性, 从而必然拉动房地产商和设备生产商的积极性。

3.3 提高开发商和社会公众的节能意识

财税激励政策 篇3

在目前经济新常态下,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双创”战略实施的重要方面,而财税政策在激励企业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江西省作为中部欠发达省份,其目标定位是在中部地区率先打造创新型省份。2016年3月江西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现场推进会,为江西省建设创新型省份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对于江西省创新型企业来说是一大机遇。

纵观国外文献,主要基于创新结果公共性理论、创新效应外部性理论以及创新过程风险性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财税政策企业的技术创新。Hall(2005)等主要基于创新效应外部性理论,认为知识和积累过程即自主创新成果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国内学者从中国实情出发,主要是将这三种理论进行了综合考虑。匡小平、肖建华(2007)关于外商投资、研发投入、所得税、流转税影响自主创新的实证结果表明,所得税对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研发开支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流转税的效果欠佳。苗秀杰(2015)通过分析国外发达国家对科技型企业采取的相关财税政策,结合我国实际并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建议适当减少政府对金融市场干预、加大政府财政补贴、倾斜政府采购、采取税收优惠措施以及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等。一些学者还针对我国某些细分地区激励企业创新的财税政策进行了研究,薛刚(2012)、王海京(2013)、王志军(2014)、徐毅然(2014)、陈晓(2015)、戚啸艳(2015)、胡素华(2015)、兰飞,李杨子(2015)分别对辽宁省、广东省、珠三角地区、中西部城市、中部六省、绍兴市、湖南省、西部城市、武汉市的激励企业创新的财税政策绩效进行了研究。

二、江西省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分析

(一)研发投入状况

研发投入规模将直接影响到地区及企业的研发能力。本文按照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区分别选取了山东省、广东省、安徽省、四川省与江西省进行横向比较。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的各地区研发(R&D)经费情况,从江西省情况来看,R&D经费投入绝对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年江西省R&D经费支出只有153.1亿元。在R&D经费投入强度上,江西省政府对于研发创新投入的支持力度不够,0.97%的投入比例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甚至也低于西部省份的四川省。比较发现江西省与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存在较大差距,江西省在财税政策工具使用上仍有较大的空间。

(二)研发活动及产出状况

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的活跃程度直接决定了其创新能力,进一步分析江西省科技活动及产出情况发现,江西省研究开发机构R&D研发人员数量偏少,占全体从业人员的比例低,相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4个百分点,与发达省份的差距较大。同时在专利转让收入与发表论文数量等方面江西省排名相对靠后,由此反应出江西省在科技投入上的投入产出效率不高。政府采取财税政策的目标是促使企业产生自身激励技术创新机制,从江西省的现状来看,江西省的企业离产生自身激励机制还有较大的距离。

(三)新技术开发与引进状况

新技术的引进、开发及改造情况可以直接反应出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情况。通过对江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开发、引进情况与其他省份进行横向比较发现,江西省企业在新产品开发项目、引进新技术经费支出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等项目上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沿海发达省份广东省和山东省差距较大。综合来看,江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自主创新上投入不足,引进国外新技术只是技术创新发展的一个阶段,重点还是在于打造自身激励技术创新机制。而目前江西省企业还处于引进外来技术阶段,自身的技术创新还需要政府采取财税政策予以扶持。

三、江西省企业创新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在全面对比分析江西省企业科技创新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对江西省现行创新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这对于后续的改进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企业研发资金短缺

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前提,只有资金上对于创新活动予以保障,企业的创新活动才可能顺利进行。这从技术创新前提——R&D的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即R&D投入强度)也可以得到证实。根据《201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江西省R&D活动经费支出额占GDP的比例为0.97%,比我国的南部广东、西部四川、东部山东省分别低了1.40、0.60和1.22个百分点。企业的技术创新由于存在较大的风险性和外部性,技术创新的回报率不确定与产权制度不完善削弱了企业的自主创新的动力。这时企业的R&D经费支出需要政府大力推进并加以引导,而江西省在财政支持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企业研发人才缺乏,“产学研”脱节现象严重

企业研发活动离不开研发人才的智力支持,研发团队的建设对于企业的研发能力提升意义重大。江西省的劳动力资源与周边的省份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的数据显示,江西省的高校数为95所,低于湖北的123所和湖南的124所。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4》显示,江西省从事R&D研发活动的人员比例较低,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出1.4%,江西省企业内部研发人才匮乏,技术创新活动缺乏智力支持。企业只有充分了解市场需求,以市场为导向有助于实现技术创新成果迅速商业化。根据《江西省统计年鉴2015》显示2014年全省高等院校共立项课题数9 323项,投入经费119 358万元,支出经费100 478万元。全省专利申请书9 007件,其中发明专利3 707件,发明专利申请占全部专利申请的41.15%,全省获得专利授权1 047件,其中发明专利425件,占40.59%。但是工业企业完成新产品产值1 839.47亿元,比广东省8 483.48亿元相差很大;全年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1 811.69亿元,是广东省的21.8%。同时企业对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的信息掌握的很少,研究的科技成果信息并没有及时地传送给企业,“产学研”的严重脱钩造成了科研成果商业率低,研发投入产出转化率低的现象。

(三)相关政策法规尚未完善,基础设施和软环境需改进

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不仅需要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基础设施和软环境的保障也尤为重要。江西省作为欠发达省份,在基础设施和软环境上也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尤其是在产权保护,技术创新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上存在欠缺。以江西省的省会城市南昌市为例,南昌市的交通状况也不很乐观。尽管近年来南昌市地铁的开通和运营,但是交通拥挤依旧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同时相关的研究机构的设置也不是很完善,典型的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尚未形成高新技术集群效应。各个创新性企业之间联系较少,阻碍了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江西省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法规和软环境都需要政策的积极引导。

四、破解江西省企业创新难题的财税政策分析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当前江西省的经济社会实情,本文对促进江西省企业技术创新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保证研发资金充足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为了确保企业研发资金的充裕,每年不仅直接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激励企业的研发活动,还成立风险投资基金,帮助企业获得足够的研发资金。日本政府则是更多的以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的方式加大财政资金对于企业研发活动的资金投入。当前江西省财政用于支持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规模仍然偏低,应该加大财政资金的直接投入以提高R&D的投入强度,同时在财政投融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对于创新型企业,利用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尽可能为其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保证企业研发活动以及成果商业化拥有足够的资金保障。同时还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成立风险投资基金,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为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此外,研发基金还能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帮助其拓展融资渠道,对风险大、创新型及国际国家前沿的研究与开发用固定资产给予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

(二)激活人才管理机制,促进“产学研”结合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通过自主国内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建立合作研发关系,通过财政投入和财政补贴将企业的创新活动与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融合起来,政府在其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促使“产学研”的结合。企业的研发活动核心在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面对我省大量人才流失的现状,政府必须积极采取优化人才结构,引进高端人才落户等措施。同时,建立和畅通政府与省内高校建立密切联系,面对市场培养人才,健全人才市场体系等措施。此外,改善科技人才的生活待遇和工作环境,使地区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政府应该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密切合作,将部分政府管理的科研院所推向市场,促使科研院所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技术创新开发研究。同时政府针对新技术的市场化商业化过程要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为企业生产活动创造收益。

(三)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和软环境,积极服务企业创新活动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创新型国家不仅针对技术创新的各个环节给予了财税政策的激励,同时在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软环境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江西省政府部门应该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所配套的基础设施,通过打造绿色江西、生态江西等战略,提升江西省内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吸引高端研发人才落户江西,为本省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助力。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积极建立信息服务平台,帮助本地企业了解市场需求,合理规划产业布局从而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为企业技术创新研发活动提供方向。

(四)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对于江西省而言,通过建立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和专属执行机构,建立多层次的采购监督体系,能够确保政府的采购费用在企业技术创新产品上的高效使用。与此同时,通过完善政府的采购制度,直接采购省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助力实现企业技术产业化生产的完成。同时江西省针对创新型企业给予一定程度上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可从前期研发到成果商业转化等不同的阶段实施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研发费用在税收上予以一定程度的扣除,并在销售环节予以一定的税收优惠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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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子基、杨志宏.财税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1(5).

财税激励政策 篇4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就财政补贴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由于学术界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方法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结论。但在宏观层面, 大部分样本的研究认为政府财政补贴对企业R&D投入具有互补效应。在税收优惠政策是否会激励企业R&D投入的研究中, 除吴秀波 ( 2003) ［1］等少数学者通过微观例证分析认为我国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R&D投入影响不显著以外, 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认为,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的R&D投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 随着各国政府对企业R&D活动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 政府财政补贴与税收激励政策的比较研究也逐渐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David et al. ( 2000) ［2］研究认为: 税收激励只会刺激企业R&D投资的短期行为, 并不能使企业承担高社会回报、低私人收益的项目, 所以, 政府直接的财政补贴是更好的选择。Guellec和Van pottlesberghe ( 2000) ［3］对17 个OECD国家1981—1996 年间的政府财政补贴与税收激励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检验结果表明: 政府财政补贴与税收激励政策均会刺激企业增加其R&D投入, 但两种工具之间具有替代关系, 并且相对于税收激励政策而言, 政府财政补贴具有更强的长期效应。夏杰长、尚铁力 ( 2006) ［4］分析了我国企业R&D投入与税收激励措施的关系认为当前税收优惠措施对于企业的R&D支出刺激强度有限。戴晨、刘怡 ( 2008) ［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相较于财政补贴政策, 税收政策对企业R&D活动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邓子基、杨志宏 ( 2011) ［6］的研究却认为: 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各个阶段都有一定激励作用, 但是不同政策在不同阶段起到的作用却不尽相同。

以上研究由于选择的对象、角度、方法和时间跨度等不同, 得出其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从财税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机制出发, 结合我国基本国情, 分别通过理论定性分析和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来说明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不同影响。

2 财税激励政策对企业R&D投入影响机制及差异分析

无论是财政补贴政策还是税收优惠政策, 都是通过以下4 个方面对企业的R&D投入产生影响。

1 矫正企业R&D投入的外部性。由于新的技术成果往往会随着技术的扩散而被其他企业广泛地运用 ( 溢出效应) 。因此, R&D产品的准公共物品特征使得研发企业所获得的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 从而产生R&D供给不足的问题。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 政府通过财税政策工具使外部成本内部化能够有效矫正企业R&D投入的外部性。

2 降低企业R&D的投资成本。R&D所需的高投入是限制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政府采取财政补贴方式给企业R&D提供资助, 可直接降低企业的R&D投资成本, 或者通过为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降低企业所承担的税收成本, 即间接降低了企业R&D的投资成本。

3 分担企业R&D的投资风险。R&D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风险, 主要表现在研究成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价值的无形损失。Schumpter ( 1942) 研究认为财税政策降低了企业R&D风险, 鼓励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Gordan ( 1998) 指出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个人所得税税率将会鼓励企业家承担风险的行为。

4 解决企业R&D的流动性。由于R&D产品具有高度的流动性, 因此, 企业R&D活动地点的选择存在较大的空间。既可以专门成立研发基地从事技术开发, 也可以直接在核心生产基地从事开发, 而具体地点的选择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市场环境以及政府对企业R&D的支持力度。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生产要素和技术知识在国际范围内迅速流动, 而针对企业R&D的税收优惠以及财政补贴政策无疑是各国吸引研发投资、激励企业R&D活动的重要手段［7］。

虽然两种政策均是各国政府用来刺激企业R&D投入的主要手段, 但二者也存在着诸多方面差异 ( 见表1) 。

由表1 可以看出, 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各有优势, 虽然相对于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补贴政策工具更为直接迅速, 且执行成本较低, 但其覆盖面相对较小, 并且在纠正市场失灵的同时, 有可能产生新的市场失灵, 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无畏损失。而税收优惠政策大部分则是通过企业所得税优惠得以实现, 但企业所得税只对盈利企业才有效, 这对于没达到应税所得额的小微企业而言, 存在着一定的歧视。以上仅限于对两种政策工具的理论比较分析, 但是, 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是否真的能够对企业R&D投入产生激励作用, 且他们各自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作用有多大, 还需要通过建立模型, 用实证方法来加以分析证明。

3 实证分析

3. 1 模型中指标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1—2010 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时间序列数据样本, 样本容量为20, 相关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RDI: 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 即企业R&D经费支出与其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 本研究采用具有代表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 相关数据在历年《中国科学技术统计年鉴》上可直接获得。

FTF: 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 下文用财政科技拨款强度代替) 。具体数据可从历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上直接获取。

ITB: 企业所得税税负, 即企业所得税税额与GDP的比值。

TTB: 流转税税负, 即企业流转税税额与GDP的比值。

由于无法具体测算出企业R&D活动所享受的税收减免实际数额, 但如减免税、加速折旧、R&D费用和投资的税收抵扣、科研专项准备金的提取等通常采用的税收优惠政策都是通过企业所得税和流转税来实现的 ( 见表2) 。所以, 本文以企业所得税和流转税税负为指标来度量其对企业R&D活动的影响。具体数据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资料来源:《税法》,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3. 2 计量分析

3. 2. 1 平稳性检验

本文运用ADF方法检验上述四个时间序列指标的稳定性, 检验结果如表3 所示。即在5% 的显著水平下, 原序列都是I ( 1) 序列。因此, 这四个指标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3. 2. 2 协整检验

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 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 需要先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本文根据表4 的AIC、SC信息准则确定的最优滞后期为1。

注: 表中D表示一阶差分因子; 检验形式 ( C, T, K) 中, C表示常数项, T表示时间趋势项, K表示滞后阶数; 本文选用的是5% 的显著水平。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5 所示, 由于迹检验值均大于5% 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因此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从而证明了4 个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经过标准化的协整向量方程 ( RDI, FTF, ITB, TTB, C) 为 ( 1. 000 00, - 0. 058 49, - 0. 191 139, 0. 009 271, 0. 088 023 ) , 则RDI与FTF、ITB、TTB之间的长期均衡方程为:

RDI = - 0. 088 023 + 0. 058 490FTF - 0. 191139ITB - 0. 009 271TTB

又根据Engle定理, 如果一组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则该协整方程可以转化为误差修正模型。描述FTF、ITB、TTB与对RDI改变的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DRDI = - 0. 446 614ECM ( - 1 ) + 0. 051 377DRDI ( - 1) - 0. 208 176DFTF ( - 1) - 0. 021 954DITB ( - 1) - 0. 065 137DTTB ( - 1) + 0. 035 943

分析结果表明: 11991—2010 年间,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 ( RDI) 与财政科技拨款强度 ( FTF) 、企业所得税税负 ( ITB) 、流转税税负 ( TTB) 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从长期均衡方程可以看出: FTF对RDI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即FTF每增加1% , RDI就上升0. 06% ; 而ITB和TTB对RDI呈抑制作用, 即ITB和TTB每增加1% , RDI就分别下降0. 2% 和0. 009% 。2ECM ( - 1) 是误差修正项, 系数的大小反应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本误差修正模型中修正系数为- 0. 446614, 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即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幅度为44. 6% , 即RDI ( - 1) 和ITB、TTB、FTF的非均衡误差以44. 6% 的比率对RDI做出修正。并且, ITB对RDI的短期抑制作用要小于长期, 而TTB对RDI的短期抑制作用要大于长期; 与此同时, FTF在短期内对RDI也呈现较明显的抑制作用。

3. 2. 3 Granger因果检验

对RDI、FTF、ITB、TTB四者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6 所示, 结果表明, 在5% 的显著水平下, RDI与FTF、ITB、TTB之间存在单项的因果关系, 即FTF、ITB、TTB变动是RDI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而RDI变动不是FTF、ITB、TTB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3. 2. 4 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

为了进一步分析RDI、FTF、ITB、TTB四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下面本文在向量自回归 ( VAR)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分析。

首先对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 ( 见图1) 。VAR模型中没有根落在单位圆外, 即VAR模型不存在单位根, 序列是平稳的, 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基于前文的VAR ( 1) 模型, 建立RDI对FTF、ITB、TTB以及自身的冲击反映模型。从图2 可以看出: RDI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扰动, 在第一期正效用达到最大, 其后快速下降, 这表明企业当期R&D投入强度主要受企业上期R&D投入强度的影响, 并且该影响随时间推移呈逐渐减小趋势; FTF对RDI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在最初呈负向冲击, 但从第六期开始对RDI产生正效应, 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这说明虽然政府财政拨款的增加在短期内会挤出企业的R&D投入, 但长期来看, 其促进作用更为显著。ITB和TTB对RDI的一个标准差扰动一直存在一个负向的冲击, 该冲击在第五期达到最大,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减弱趋势 ( 见图2) 。

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来研究企业所得税税负、流转税税负和政府财政科技拨款强度对企业R&D投入强度变化的贡献度, 即将RDI的单位变化量分解为一定比例的自身影响、FTF影响、ITB影响和TTB影响。结论如表7 所示, FTF对RDI变化的贡献比重呈逐步上升的趋势, 到第10 期已经达到13. 57% , 而ITB和TTB对RDI变化的贡献比重呈现波动趋势, 且均在第五期达到最大影响。这说明, 在刺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投入中, 政府补贴政策具有长期效应。但综合比较, 税收优惠政策作用更为显著。

4 基本结论及建议

鉴于以上分析, 增加财政补贴强度和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流转税税负都对大中型企业R&D投入强度有明显的刺激作用。从短期来看, 由于财政科技拨款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大中型企业R&D投入, 故其激励作用不如税收优惠政策明显。从长期来看, 财政科技拨款的增加会对大中型企业R&D投入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 并随着时间推移, 这种促进效应呈逐步增大的趋势。但综合实证结论, 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活动而言, 税收优惠政策的总体效应要强于财政补贴政策。

通过以上分析, 提出下列政策建议。

1 根据政策工具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政策倾向。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和税收优惠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具有一定歧视性的特征, 政府应根据政策工具不同特点来对不同规模的企业采取不同政策倾向, 即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激励政策以税收优惠为主, 而对盈利微弱的小微企业应更多倾向财政补贴政策。

2 在R&D活动的初期, 适当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尽管分析认为财政科技拨款强度在短期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投入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但从长期效果来看, 其正效应明显。鉴于企业在从事R&D活动的初期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研究, 其风险性较大, 同时又较难通过市场途径获得融资和贷款。这时就需要政府通过财税政策工具来扶持, 待企业R&D活动基本定型和盈利之后, 可根据情况适当减少财税扶持力度, 从而更合理、有效地利用科技资源。

3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科研税收优惠政策。从国际惯例来看, 许多发达国家对企业R&D的激励模式都由最初的“政府主导型”逐步向“企业自主型”转变, 政府的财政拨款占大中型企业R&D的经费比重普遍较低, 并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目前, 我国对企业R&D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多集中于企业所得税, 并且主要是针对科研成果的优惠, 而在研发过程中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有限。因此, 政府应考虑设立不同税种以及同一税种分不同层次、环节的科研税收优惠政策, 从而使其能够覆盖企业R&D活动的各个阶段, 进而更好的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长足进步和经济稳定发展。

摘要：以企业所得税税负、流转税税负和财政科技拨款强度作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工具的度量指标, 分析了我国1991—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强度与企业所得税税负、流转税税负和财政科技拨款强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四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财政科技拨款强度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强度短期具有挤出效应, 但长期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而企业所得税税负和流转税税负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强度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且短期效果较显著。

关键词：企业R&,D投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VAR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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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激励政策 篇5

2013年浙江省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为4.8:49.1:46.1,第二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第三产业加速发展。而就工业增长质量和效益来说,工业经济效益综合考核指标在本世纪初处于全国前列,而“十一五”时期则处于全国后列。从企业利润来看,2012年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占全国总额比重也在下降,全国排名掉至第5位。2012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10875亿元,比上年增长7.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个百分点。同时,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5578亿元,比上年增长5.3%,而浙江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900亿元,比上年下降6.1%。2013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达37568亿元比上年增长8.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701亿元,比上年增长8.5%,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61837亿元,增长7.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386亿元,比上年增长15.2%,高于全国3个百分点。

2010年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逐年下降,2013年则略微反弹,经济转型进入深度时期。全省经济发展依然存在较大风险,全省工业发展面临“低端陷阱”和“三明治陷阱”双重风险。长期低端仿制、品牌意识不强,工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低端产品、低附加值产品很容易被市场所淘汰。在成本推高、价格下跌的挤压下,企业利润减少,实体经济的空洞化必将导致经济发展后劲缺乏,以至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此外,高污染、高能耗所产生的PM2.5超标、雾霾等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近些年,浙江工业经济面临发展压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核心问题还在于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二、浙江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分析

2012年,全省规模以上企业中有科技活动的企业13830家,约占37.8 9%,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1.02%。2013年,研究和发展(R&D)经费支出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2%,比上年提高0.12个百分点,但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是存在一定差距,与京沪等地的差距也较大,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显示,2012年浙江省企业R&D经费支出占R&D经费支出比重达81.47%,在全国位列第七位;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收入比重1.02%,排名第五;有R&D机构的企业占工业企业比重达19.12%,仅次于江苏,工业企业R&D研究人员占全部R&D研究人员比重超过82%。整体看浙江省企业科技投入在全国处于前列。同时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占全国比重最高达12.71%,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占全国比重达11.82%,可见企业享受政府税收优惠情况较好。从产出方面看,2012年浙江省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19.56%,仅次于京沪;亿元R&D经费支出发明专利授权数16.01件/亿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4件/亿元,全国排名第八;可见浙江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但是在科技产出效率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如万名企业就业人员发明专利拥有量28.84件/万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6.49件万人,但是远低于京沪。就高新技术企业看,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还有待提升。2012年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占工业企业比重5.8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说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少。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产出效率也存在较大提升空间,2012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和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为2.77%和7.09%,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创新进而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机制分析

从科技创新本身特点和国外历史经验看,政府需要适当干预企业技术创新:

其一,企业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投入。就浙江而言,2013年全省研究和发展(R&D)经费支出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2%,比上年提高0.14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财政科技投入191.9亿元,比上年增长15.6%;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06%,纵向上看政府科技投入有所加大,但是依然还比较低,科研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而财政资金支持是各国加大科研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首要对策。政府的科技投入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一方面能够直接带动科学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企业进行科技研发活动,进而推动整个地区的科技进步,以便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二,科技创新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所以需要政府适当承担责任。创新成果尤其是具有重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基础性技术和共性技术,是一种既有公共产品性质又有私人产品性质的产品,其社会效益远大于私人效益。若完全由私人提供则不会考虑外部效益,一般市场提供的规模会小于最优规模。同时,一项技术一旦成熟以后也容易被模仿,特别在专利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承担了较大的研发风险和大量投入而取得技术成果难以避免其他企业的搭便车行为,极易被他人学习和利用,从而导致进行研发的企业利益受损,并最终抑制企业创新动力。

其三,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需要政府介入。创新通常具有风险投资的性质,投入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无论是新产品还是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研发周期、研发成本和投入回报等都是很难准确预测和控制的。而研发活动本身的不确定性同样导致创新成本高和回报的不确定。这就预示着创新存在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事技术研发的企业本身也会担心研发投入的回报,从而不愿意冒风险进行科技研发活动。为此,政府有必要也有能力分担企业从事科技研发活动的风险,以解决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后顾之忧”。在各种政策选择中,财税政策的扶持尤为重要,政府给予企业研发活动的税收减免和专项财政支出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

四、加速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企业创新财税激励政策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措施也需要遵循市场运行机制,必须充分利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进行引导干预。财税激励措施也是我国政府干预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财政科研经费的投入和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税收减免等方式间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2012年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超19亿元,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接近38亿元,而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减免税超62亿元。政府的科技投入增强了浙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2012年规模以上企业申请专利总数68003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2844件;拥有注册商标达42479件,其中境外注册商标6149件,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达3402件。

在当前经济深度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通过适度的政府干预激发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活力显得十分必要。就当前浙江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自主创新实际,我们可以在以下几方面不断完善财税激励政策,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进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第一,建立规范有效的税式支出制度,具体落实国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切实贯彻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等所得税优惠政策,增值税等减免税优惠政策,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新购用于研发的仪器和设备的所得税扣除政策,针对地区经济发展现状进一步研究、细化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和落实,研究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细则,增强企业可操作性,最大发挥税收激励作用。

第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优化政府支出项目,集中优势财力重点投入现代新兴技术产业和辐射带动效应大的技术研发领域投入。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利用财政支出引导激励作用,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发挥政府特殊作用,建立产学研合作研发和推广应用公共服务平台,积极为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研发项目和企业产品更新改造牵线搭桥。为此,政府应积极利用财政补贴、财政专项资金或基金以扶持产学研合作项目。

集团公司股权激励财税问题研究 篇6

1. 个别财务报表的会计处理。2010年7月14日,财政部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4 号》(财会[2010]15 号,简称《解释4号》),明确了企业集团(由母公司和其全部子公司构成)内发生的股份支付交易的会计处理规则:

结算企业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除此之外,应当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结算企业是接受服务企业的投资者的,应当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或应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确认为对接受服务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同时确认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负债。

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或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其本身权益工具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接受服务企业具有结算义务且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企业集团内其他企业权益工具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2. 合并财务报表的会计处理。合并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内容是集团会计主体授予职工权益结算或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的结果。具体而言,当结算企业(母公司)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接受服务企业(子公司)没有结算义务时,合并财务报表将该项交易视为一项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需要抵消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同时抵消子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资本公积;当结算企业(母公司)不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接受服务企业(子公司)没有结算义务时,合并财务报表将该项交易视为一项现金结算股份支付,抵销分录中需要抵消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同时抵消子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资本公积,差额调整管理费用。

3. 存在集团内部结算的会计处理。实务中,存在结算企业在将自身权益工具授予接受服务企业员工的同时,要求接受服务企业进行对应结算,结算金额通常是以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内含价值或发行日权益工具的市场价值进行确定。部分观点认为,如果发生此类情形,相当于接受服务企业具有结算义务,故接受服务企业应将交易确认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笔者认为,判断一项交易属于权益结算还是现金结算,关键要看主体以何种方式向员工履行结算义务,而非主体是否需要向提供结算义务一方进行对应结算。《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务指引第十二章——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对此问题的论述是:“当母公司要求子公司进行结算且该结算与股份支付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时,在收取金额未超过投资成本的范围内,母公司应将其收取款项冲抵资本性投入金额;收取金额超过投资成本的部分应视为子公司对母公司的分配。”显然,主体间的结算是对投资成本的后续调整,与股权激励类型的确定并无关系。

《解释4 号》尚无对于主体间结算的具体规定,此外,对于子公司是否需要预先估计结算金额并进行预计负债的披露,员工在集团内各主体间移动是否重新计量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以及股份支付是否影响中间控股公司等,都没有提供适用规则,仅在2012 年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计部主编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分析》一书中,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针对个别问题提出了编者的倾向性意见,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建议后续政策能够及时反映股份支付的最新动向并充分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2 号——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IFRS2)、《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务指引第十二章——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等相关内容,出台针对集团股份支付的具体政策。

二、集团公司股权激励的税务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于2012 年5 月23 日发布的《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 年第18 号,简称“18 号公告”)规定:“从2012年7月1日起,上市公司等待期内会计上计算确认的相关成本费用,不得在对应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扣除。在股权激励计划可行权后,上市公司方可根据该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与当年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及数量,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1. 观点争议。18 号公告并未明确集团股权激励的处理规则,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援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2009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10]148 号)第三条“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精神,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及应纳所得税时,企业财务、会计处理办法与税法规定不一致的,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计算。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不明确的,在没有明确规定之前,暂按企业财务、会计规定计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被激励对象非属结算企业任职受雇员工,故该项支出属于与结算企业取得收入无关的支出,不得在结算企业扣除,而应作为接受服务企业的工资薪金支出税前扣除。

笔者并不赞同上述两种观点。会计与税法在集团股权激励问题的处理上具有根本差异,盲目趋同会导致费用扣除混乱和虚增股权投资的情况出现。而以“谁受益,谁负担”的会计原则作为所得税的立法原则也不尽合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证监公司字[2005]151号)第二条规定:“股权激励是指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概念中强调公司要发生“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的结算行为才构成股权激励。只有站在集团整体角度才能定性为股权激励,如果规定接受服务企业确认股权激励费用并于税前扣除,则相当于认为接受服务企业发生了股权激励,这与上述文件中“股权激励”的基本概念相悖。

笔者认为,结算企业真正发生了结算行为,虽然激励对象非属本企业任职受雇员工,但应考虑集团股权激励的特殊性,员工不仅为接受服务企业员工,同时也为集团员工,是结算企业在以本企业股票为标的对集团内部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这种逻辑符合集团股权激励的实质。不仅如此,允许非实际雇佣单位扣除工资薪金绝非首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5号)第一条对于企业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的所得税处理已经做出大胆尝试,我们认为员工最终受控于集团,不能仅以形式上的合同签署作为所得税认定的唯一标准,且税法一贯遵循的费用扣除原则就是“谁支付,谁扣除”。

2. 笔者针对集团股权激励的所得税处理提出下列建议以供参考:

(1)结算企业向接受服务企业员工结算,且接受服务企业无需偿付的股权激励,由结算企业扣除股权激励成本费用,接受服务企业不得重复扣除。

结算企业以自身权益结算时,结算企业应将该项交易作为权益结算股权激励。结算企业应于员工行权时按照股票的收盘价格与员工实际行权价格之差及其行权数量,确认为结算企业的工资薪金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结算企业以非自身权益结算时,应区分不同情况确认结算企业的工资薪金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1若结算企业以货币资金结算,税前扣除金额即为实际结算的货币资金总额;2若结算企业以其持有的集团内其他企业权益结算,应以员工行权时其他企业股票的收盘价格与员工实际行权价格之差及其行权数量确认税前扣除金额。

(2)结算企业构成接受服务企业投资者,不影响前述条款的适用。但对于结算方会计上增加的投资资产成本,税法不予认可,不得承认其相应的计税基础。

(3)接受服务企业需要向结算企业进行对应结算的股权激励,由接受服务企业扣除股权激励成本费用,结算企业不得重复扣除。

接受服务企业向结算企业的结算应视同实际支付对价购买结算标的并向自身员工进行股权激励,税法应承认该项支出,并允许接受服务企业按照为获取结算企业的结算而实际结算的金额作为工资薪金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对于结算企业,由于已取得结算标的的补偿,因此并未发生实际支出,不得扣除股权激励的成本费用。

三、案例分析

海天集团于2011 年1 月1 日推出一项集团股权激励计划,由集团母公司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天股份”)作为结算方,向子公司海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天控股”)高级管理人员每人授予1 000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5元/股。每份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为18元。本期权计划分2年行权,每年末的行权条件为:以海天控股2010 年度净利润为固定基数,未来2 年每年末净利润增长率分别达到10%和20%。

2011 年末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为12%,预计2012 年末净利润增长率为24%。当年,有10 名管理人员离开企业,预计还将离职6名。

2012年末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为21%,当年有8名管理人员离开企业。

2013 年3 月1 日,82 名高管全部行权,行权当天海天股份定向增发82 000 股普通股,当日股票收盘价格为17元/股。

1. 结算企业(海天股份)的财税处理。

会计处理:海天股份以自身权益结算,应作为权益结算股份支付,同时海天股份为海天控股投资者,因此应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增加对海天控股的长期股权投资。2011年12月31日应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为756 000 元[(100-10-6)×1 000×18×1/2]。会计分录为:借:长期股权投资756 000 元;贷:资本公积756 000元。2012年12月31日应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为720 000 元[(100-10-8)×1 000×18-756 000],会计分录同上。

税务处理:海天股份2011 年和2012 年会计上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税法不予认可;2013 年员工实际行权时,税法可确认海天股份工资薪金支出984 000 元[82×1000×(17-5)]。

2. 接受服务企业(海天控股)的财税处理。

会计处理:海天控股没有结算义务,应作为权益结算股份支付。2011 年12 月31 日应确认的管理费用为756 000 元[(100-10-6)×1 000×18×1/2]。会计分录为:借:管理费用756 000元;贷:资本公积756 000元。2012年12月31日应确认的管理费用为720 000元[(100-10-8)×1 000×18-756 000],会计分录同上。

税务处理:海天控股并未发生实际支出,等待期内会计核算的成本费用不允许税前扣除,需要进行纳税调增处理,形成永久性差异。

3. 子公司向母公司结算的财税处理。

会计处理:如果海天股份要求海天控股在高管行权当天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为行权日海天股份股票的收盘价与海天控股高管行权价之差,即984 000 元[82×1 000×(17-5)],此时海天股份收取的价款应冲减长期股权投资成本984 000 元,海天控股支付的价款应冲减资本公积984 000 元。

税务处理:海天股份收到的结算款并未影响损益,无需进行所得税调整;海天控股应按照实际偿付的金额984 000元作为工资薪金支出税前扣除。

如果假设行权当日海天股份股票的收盘价为25 元/股,则海天控股需要结算的金额为1 640 000 元[82×1000×(25-5)],结算金额超过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164 000 元(1 640 000-1 476 000),这部分应视同海天控股的分配,海天股份在收到分配时应计入投资收益,海天控股则应减少未分配利润。

由于行权日股票的收盘价格上升会导致所得税确认的费用金额增加,海天控股实际结算金额与税法确认的费用金额相等,均为1 640 000 元[82×1 000×(25-5)],故海天股份会计上核算的投资收益税法不予确认,需要进行纳税调减。海天控股应按照实际结算金额1 640 000 元作为工资薪金支出税前扣除。

摘要：集团公司为有效吸引和留住优质人才往往会推出股权激励方案。目前我国关于股权激励的财税处理的法规尚不够细化和完善,本文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动现代企业薪酬改革的全面深化。

运用财税政策促进节能减排 篇7

一、节能减排, 势在必行

(一) 能源瓶颈要求节能减排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我国无论是资源总量还是人均资源量都严重不足。我国人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0%、10%和5%, 淡水、森林、草地人均占有量分别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1/6和1/2。而我国原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首位的钨、稀土、锑和锡等优势矿种, 因为滥采乱挖和过度出口, 绝对量已下降了1/3~1/2, 按现有产量水平保障程度也已不超过10年。此外, 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将不足10年消费, 最终可采含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在铁、铜、铝等重要矿产的储量上, 无论是相对量还是绝对量, 我国大国地位已失。

然而, 近年来我国资源的消费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由于我国处于粗放增长阶段, 资源利用效率十分低下, 能源利用总效率只有32%, 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耗比先进国家高3倍, 生产单位产品的能耗比国外高出50%~100%, 这种粗放的增长无疑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此同时,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快速扩张导致能源、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迅速上升。2007年我国净进口原油1.59亿吨, 而我国的石油产量为1.87亿吨, 原油对外依存度接近50%。显然, 严峻的形势要求我国必须果断地采取强有力的技术和政策措施, 下大功夫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推行节能减排, 否则按目前的产业结构和能耗趋势发展, 我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更深的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的泥潭, 在未来几十年将被锁定在能源代价高昂、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

(二) 国内环境形势要求节能减排

目前, 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 环境的承受力已达一定的限度, 节能减排势在必行。从1986年的冬季至今, 我国已经经历了21个暖冬, 特别是2007年冬季, 全国平均气温达10.6℃, 比常年 (9.3℃) 偏高1.3℃, 成为1951年以来创记录的暖冬。据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预测, 到2020年, 我国年平均气温可能增加1.3~2.1℃, 今后人们还将频繁地遭遇暖冬。气候变暖最直接的威胁是极端气候灾害异常, 2008年初全国南方大范围出现的罕见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即是其中一种表现。近年来随着工业比重的提高, 环境污染日益加重。据统计, 2006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428.2万吨, 比上年增长1.0%;二氧化硫排放量2588.8万吨, 比上年增长1.5%。另一方面,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固体废弃物等生活垃圾亦稳步增加。我国每年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约为1.5万吨。

(三) 国际压力加大要求节能减排

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 我国对能源需求的增长推动了全球能源需求总量的上升, 石油和一些初级金属产品的消耗占世界消耗总量的比例较大, 已经引起国际上的关注。2006年我国消耗24.6亿吨标准煤, 占世界总耗煤的15%。此外, 我国每年消耗钢材3.88亿吨, 占世界的30%;每年消耗水泥12.4亿吨, 占世界的54%。与2005年相比, 2006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2.1亿吨标准煤, 按此趋势, 到2020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有可能远远超过35亿吨。在大气污染方面, 我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占全球总排放量的31%和14%左右, 对全球大气污染有重要影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因素, 未来我国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将不断增加, 这要求我国加快节能减排的推进实施。

二、我国现行有关节能减排财税政策分析

(一) 财政方面的不足

1.财政体制的缺陷。

我国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导致地方财力不足, 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情况更为严重。地方政府的财力主要依靠当地大工业项目的税收, 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目标、大项目推动高速增长思想的指导下, 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容易脱离国家产业的调整方向, 产生重复建设, 产能过剩, 能耗和污染严重等问题。

2.节能减排资金有限。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的预算资金安排中, 用于节能减排的资金很少, 目前能源节约技术的研发主要由企业承担, 而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缺少财政资金的支持和企业本身的融资能力较差的情况下, 大量的节能技术很难得以实施, 很多好的节能技术, 节能产品难以得到推广和普及。

3.政府采购导向作用不明显。

作为财政政策中能直接引导和调控节能行为的政策之一, 政府采购政策应引导企业淘汰高能耗、低能效产品, 生产能源节约产品。但调查显示, 我国政府机构不仅节能产品很少, 而且能源浪费严重, 这对企业的生产和居民的消费倾向都有负的导向作用, 不利于节能产品和节能项目的推广。

(二) 税收方面的不足

目前我国的节能减排税收政策主要包括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保护环境四个方面。促进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主要集中于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源税四个税种, 采用的手段主要为低 (零) 税率、差别税率、退税、设备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几方面。应该说, 这些税收政策的实施对节能减排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

1.支持范围小。已出台的税收政策中, 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的支持政策中仅包含垃圾发电、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变性乙醇燃料等, 而对太阳能、地热能以及生物质能等项目并没有涵盖。我国能源密集产品单位能耗远高于世界领先水平国家, 降低这些产品的能耗空间很大, 但目前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税收支持政策。此外, 税收支持政策应涉及节能减排技术研发、设备制造、检测认证、设备利用等各个环节, 而我国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支持仅覆盖其有限环节。

2.税收手段单一。目前税收支持手段大都为低税率、减税、免税等直接方式。这种优惠方式容易刺激纳税人以虚假名义骗取税收优惠, 促使纳税人行为短期化。而类似投资抵免、加速折旧、提取准备金这种间接税收优惠方式可以引导纳税人调节生产经营活动, 因而对促进节能减排的效果会更好。

3.税种、税制不健全

我国目前有关促进节能减排税种, 只有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等主体税种, 没有专门的、针对性的税种, 并且我国的资源税存在很大的缺陷, 它以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 对企业已经开采但未销售或未使用的资源不征税, 这间接鼓励了企业对资源的无序开发和浪费。

三、促进节能减排的财税政策完善

(一) 促进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

1.健全公共预算投入政策。

在未来预算结构调整和改革中, 应该从政策到财力重视节能减排投入。可考虑在经常性预算中增设节能支出科目, 安排相应的节能支出预算。另外, 在建设性预算中应加强财政对节能减排的投资力度。一方面稳步提高节能投资占预算内投资的比重。另一方面要选择一些特殊重要的、投资数额巨大的节能项目, 国家财政可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予以支持。各级人民政府应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 采用补助、奖励等方式, 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高效节能产品和节能新机制推广、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及污染减排监管体系建设等, 进一步加大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向节能环保项目的倾斜力度。

2.强化政府采购的节能减排导向。

鼓励各级政府部门采购各种节能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 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节能和环境标志产品清单制度, 不断扩大节能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范围, 充分发挥其消费导向作用。对空调机、计算机、显示器、复印机等办公设备由同等优先采购改为强制采购高效节能、节水、环境标志产品。建立节能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评审体系和监督制度, 保证节能和绿色采购工作得到根本落实。

3.加强政府间转移支付。

除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要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淘汰落后产能外, 中央财政还应通过增加转移支付, 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给予适当支持, 以减少地方政府落实节能减排工作的阻力。

(二) 促进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

1.完善资源税。

扩大征税范围, 将一些重要资源列入其中。如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改进计税方法, 采用定额税率, 从量差额计征, 并将现行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 促使经济主体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适当提高资源税的征收标准。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非常稀缺的资源要课以重税, 按稀缺程度不同相应提高单位税额, 以尽可能限制掠夺性开发,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2.完善消费税。

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 将部分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另外, 对汽油、柴油的档次加以划分, 品质越高的税率越低;对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分别征税, 且后者税率较高;将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列入征税范围, 以利于环境保护;对环境污染较大的电池征收消费税等。

3.开征环境税。

开征环境税, 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 抑制污染, 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 有利于防止国际上那些生产污染性产品的资本向我国转移, 加剧我国的生态恶化。

4.开征燃油税。

开征燃油税不仅有利于能源占有的公平, 而且有利于保护环境。可借鉴国外的做法, 将燃油税的征收范围设计为汽油、柴油、煤油、石油、天然液化气和其他燃料。而在税率的设计上, 可以考虑采取一些优惠税率, 如对火车、公交车、飞机用汽柴油实行优惠税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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