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型扶贫（共11篇）
政府主导型扶贫 篇1
一、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的运作方法
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最本质的特征是政府主导。即扶贫政策的制定、扶贫重点的确立、扶贫资金的筹集、扶贫方向的把握以及扶贫过程及效果的督察与评价都由政府来组织完成[1]。一直以来,中国的农村扶贫主要都是通过政府行为来推动的,政府为达到使贫困地区尽快摆脱贫困,贫困人口比例迅速降低的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设计,主要做法有:成立机构,加强领导。成立了上至国务院下至县一级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这样的扶贫领导机构,同时对应设立各级扶贫办公室作为其执行机构。扶贫工作组织性强,是一种从中央到地方以组织机构为载体的政府行为。设立扶贫专项资金,不断加大扶贫投入。尤其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后,国家向贫困地区投入大幅度增加,并要求各省依据各自不同的经济财政状况也要不断地加大投入。政府扶贫工作是以大量的财政资金运作为基础而开展的。政府扶贫的政策倾斜非常鲜明。在全国范围来看,尽管各地地方差异较大,在多年的实践中,仍然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式政府扶贫的运作方法。
(一)实施干部下基层驻农村专项扶贫计划
近三十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持续不断地实施了干部下基层驻农村专项扶贫计划。以近期为例,如:广东省自2003年开始实施“固本强基”专项扶贫计划,2005年,又实施了“十百千万”计划。其具体做法是各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选派机关“十百千万”干部下乡蹲点等方式有计划的进行省内的扶贫开发工作。从2006年开始,又将省直机关挂钩扶贫工作与“十百千万”干部下基层驻农村工作结合起来,保证挂钩县贫困村扶贫任务的落实。湖南省在2007年派遣近9 000名各级党员干部到基层农村,下到村组,长期开展扶贫工作,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青海省委省政府于2010年年初安排部署省直机关各单位党组织10 000名干部下乡深入开展与扶贫联点乡村党组织互帮互助活动等等。
(二)扶贫工作组成为扶贫主体,承担了扶贫的主要工作
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直接对口驻村进行扶贫。承担扶贫任务的单位组成驻村扶贫工作组这一临时机构,设定工作期限和工作人员,并进行轮换。工作组成为村庄扶贫的主体,几乎包揽了扶贫的大小事务,包括扶贫政策的贯彻、扶贫资金的争取、扶贫项目的选择、扶贫对象的确定等等。工作组驻村工作期间,代表政府及其所在机关完成了多项扶贫任务,实质上成为地方政府在农村基层扶贫的办事机构。
(三)扶贫重点是加强村庄基层组织建设,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及经济条件
在扶贫重点的选择上,政策倾向非常鲜明。将政府扶贫的重点放在贯彻各级政府的政策精神上,着力加强村庄基层组织建设。主要是“财”与“人”两方面,即改善村经济条件和培养与选拔人员。一方面,通过重点扶持村集体项目以推进整村扶贫工作,直接提供和帮助寻找项目,壮大村集体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培训以及做说服工作,吸引能人加入村基层组织担任领导工作。
(四)扶贫政策的实施主要采用行政手段
扶贫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加强对基础性环节的投入与准备,部分解决反贫困的瓶颈问题。目的在于依靠政府来实现资源配置,为“经济起飞”提供基本条件。通过财政拨款以及号召村民参加,积极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利用专项基金展开对农民的科技培训。为确保农村稳定、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扶贫组对驻村群众给予技术上的支持和销售上的帮助,着力解决群众生产技术水平低、销售信息不畅通等问题。
(五)把资助式扶贫作为主要扶贫任务
从实践来看,政府扶贫完成的任务主要是对村庄进行各种形式的资助。包括,通过财政资助方式,直接提供农村公共物品;通过引入市场形式资助农民合作化运动,让农民组建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给予贫困户直接的经济援助。
二、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运作存在的问题
(一)扶贫模式在具体操作上出现偏差
在中国贫困农村,选择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本应是适当而有效的,但由于在实践中采取的是一种片面的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因而削弱了政府主导型扶贫的有效作用。这种片面性体现在:首先,扶贫完全依赖政府作为,没有充分利用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扶贫的力量。强调政府主导主要是需要政府承担起扶贫的主要职责,只要政府责无旁贷地履行起了扶贫义务,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争取更多的社会扶贫力量来共同反贫困。缺乏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政府扶贫任务艰巨而沉重。其次,政府在扶贫中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自拉自唱,没有充分考虑贫困者的需求。政府扶贫带有鲜明的政策倾向性与自利性,这主要是因为扶贫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必然会涉及到诸多政策的贯彻执行。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政府扶贫同样应该重视和考虑来自扶贫对象的需求和愿望,因为只有充分了解和尊重扶贫对象,才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使其参与到扶贫事务中来。最后,政府扶贫手段囿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没有广泛借鉴较为灵活的市场机制。政府主导下的扶贫出于工作惯性,往往容易采用行政的政策的乃至法律的手段,而较少使用市场手段。传统行政手段有失灵的时候,需要依靠灵活的市场机制进行弥补。
(二)扶贫组织的构建与运作存在缺陷
在政府扶贫中,上至国务院扶贫办,下至乡政府,各级政府都有常设扶贫机构,均承担相应的扶贫任务与职责,这些行政部门的作用在农村的扶贫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农村扶贫采取的是严重依赖扶贫工作组的工作路径。笔者通过在广东的实地调研发现,几乎所有关乎村庄扶贫的事务都由工作组一手包揽,而扶贫工作组又缺乏有效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配置,所以使得最终的扶贫力度和成效不理想。首先,工作组是一个临时机构,来到村庄扶贫的初始目的是完成某种“政治任务”。工作组成员在村庄扶贫采用年度轮换的方式,一年或几年换一批,之后挂靠机关就基本完成了扶贫任务。这种临时性的机构设置直接影响到扶贫模式的选择、扶贫对象的瞄准、扶贫深入的程度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其次,既然把工作组作为政府扶贫的中坚,就应该赋予其相应权力,但是,扶贫工作组与地方的市、县、乡各级政府之间没有直接的直线隶属关系,也就无法运用足够的行政权力来指挥地方基层政府参与扶贫工作,对扶贫的统一规划和部署也无从做出。最后,扶贫工作组有事权而无财权,他们并不是扶贫资金的管理者,所需扶贫经费只能向有财权的各级主管机关申请,其中主要依靠自身委派单位的支持,而其所在单位既非专职扶贫机构,又非经济主管部门,并不可能有求必应。在扶贫中采取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其结果是:一方面,扶贫工作组力量薄弱,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其他大量有效的扶贫资源被闲置,没有对政府现有的各种行政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三)政府部门所确立的扶贫任务单一落后,忽视扶贫对象的可持续发展
把资助式扶贫作为扶贫主要任务,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而此举使得扶贫的边际效益递减,没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主要由于在资助式扶贫目标的指引下,实质上是一种“输血扶贫”的落后模式,即以资助式扶贫为主,少开发式扶贫;以资金扶贫为主,少技术扶贫;以硬环境扶贫为主,少软环境扶贫;以微观切入为主,少宏观政策指导[2]。此种资助式扶贫能够在短期内着力进行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从而让扶贫呈现出很多亮点,但农村贫困的根源问题及其内生机制的造血功能并未解决,扶贫表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特点。一个扶贫组走了,可能下一个很快又来了,周而复始,整个过程再重新演练一遍,基本上在进行重复建设,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四)扶贫工作缺乏统一的规范管理,扶贫绩效大受影响
在扶贫资金方面,资金投放主体不明确,到位率和透明度不高。由于政府主导实施的扶贫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复杂,运行链条长,环节多,很难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致使大量扶贫资金没有到位,到位资金也有可能没有真正用在扶贫项目上。在扶贫项目的选择方面,由于工作组的短期临时性质和政绩观的驱使,重短期效益,轻长远利益;重表面数字,轻实际功效。较易选择立竿见影的“短平快”项目。在扶贫对象的瞄准方面,没有一个规范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实施标准,确定扶贫对象与扶贫组的所属机关的性质与决策者的个人偏好有较大关系。
三、改进政府主导型扶贫运作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扶贫主体的选择:政府主导,其他主体参与
首先,政府是扶贫主体力量。政府主导的原则必须坚持。针对中国农村社会处于转型期的特点,反贫困工作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进一步突出和强化政府在反贫困中的组织领导、资金投入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政府在反贫困中的功能应当是倡导立法、执法、带动、组织、示范、宣传、协调、评价及激励等方面[3]。当然,政府主导扶贫原则并不是说政府扶贫的唯一性,而是强调政府扶贫的中心地位。其次,政府主动联系和发动社会,使社会主体成为扶贫的有效补充。政府应为社会经济组织参与扶贫制定有力政策,应允许它们采取社会行为和企业行为参与,用经济利益作为纽带在社会经济组织与贫困群体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使扶贫开发各方面的效益都达到最大化。最后,挖掘贫困者的内在核心力量。在扶贫开发中,若能结合政策,充分发挥农民的优势特征,共同努力,必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扶贫组织的构建:各扶贫主体的合理定位
扶贫工作组的定位。将扶贫工作组从扶贫的具体操作主体中解放出来,定位于宣传指导和监督检查。由前文分析可知,扶贫工作组作为一个临时机构,难以成为政府扶贫的执行主体。但是作为一个上级政府部门的派驻机构,可以有效履行扶贫的宣传指导和监督检查的职责。
地方政府专职扶贫部门的定位。具体而言,省、市、县、乡四级政府,明确职责、合理定位。省级政府扶贫机关负责对扶贫进行总体的安排部署,通过区域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对贫困地区的政策性损失进行补偿,为引进资本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以改善基础设施为基础手段降低贫困地区的交易成本。市一级更多的是协调、指导、服务角色。县政府负责具体事务的实施和执行,与省、市政府相比较,应重点突出县政府的扶贫职责。依靠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规划促进贫困地区比较优势项目的发育;规范村民自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提高贫困人口的体力和智力素质创造条件。乡政府是县级政府管理的最直接的延伸,其主要职责是协助上级政府,并具体落实。
政府专职扶贫部门与其他非专职扶贫机构的关系定位。确立政府专职扶贫部门的主导地位。确定政府专职扶贫部门作为主管部门的行政职权,整合其他非专职扶贫机构的扶贫资源,确定扶贫事务接受专职扶贫部门的统一管理。建议将扶贫开发办公室由政府议事协调机构调整为政府组成部门,行使行政审批和项目主管职权,承担相应管理责任,使其与扶贫开发的长期性、艰巨性、战略性统一协调。
(三)扶贫任务的确立:建立综合扶贫体系
基于中国农村社区处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时期,有必要建立一个以“资助式扶贫”为起点、以“开发式扶贫”为核心、以“救助式扶贫”为补充的综合扶贫体系。
首先,以资助式扶贫为基础,启动扶贫。“资助式扶贫”主要是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进行资助。“资助式扶贫”采取“输血”的方式,较好较迅速地解决了村庄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些燃眉之急,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很受群众欢迎。但是,“输血”式投入毕竟不能成为一种长效投入机制,只能作为起点,更重要的是要培育村庄自身的“造血”功能,也就是说在早期“输血”之后,扶贫工作的核心应尽快转移到“开发式扶贫”上来。其次,以开发式扶贫为核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开发式扶贫”,从目标和路径来看,是指充分调动、盘活村庄的各种资源,开拓创收致富的新渠道,使村庄自力更生并能可持续发展。既包括“自然资源开发”,也包括“人力资源开发”。“自然资源开发”着重在于开发村庄的农业资源,创办村集体企业,促进村经济的发展,重点在于安排优惠的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和制定优惠政策。“人力资源开发”要倡导和鼓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贫困户中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进一步通过推动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来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采取特殊措施(如减免费用)以保证合作医疗能够覆盖所有贫困人口。因为健康和教育同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4]。最后,以救助式扶贫为补充,完善扶贫。由于在极端贫困人口中存在相当一部分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他们的生活只能依靠政府,而政府从公共服务的职能出发,有必要为其提供保障。此举称为“救助式扶贫”。主要做法就是提供对最贫困村民的基本生活保障。
(四)扶贫管理机制的完善:加强对扶贫事务的监管
首先,建立有效的监控机制。健全和完善扶贫资金的运行管理机制,资金使用要实施阳光作业。严格执行公告公示制度,实施扶贫任务的贫困村要设立公告牌,标明村名、挂钩领导和驻村干部,帮扶单位、建设内容、投资额度和建设期限。财政、扶贫部门不定期对项目实施进行检查和督查。其次,建立客观合理的扶贫效益评价体系。农村扶贫效益的评价涉及到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因此,制定适用于农村扶贫效益的综合性评价指标系,是十分必要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心理效益三个方面[5]。在这三方面建立起一系列具体量化的指标,用以对各种农村扶贫活动的效益进行定量分析。积极有效地推进农村扶贫活动。最后,重视扶贫的后续管理,建立激励与问责制度。在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的安排上,可实行以项代奖的办法,鼓励扶贫开发工作搞得好的地方率先脱贫。市、县政府在扶贫资金使用额度上要与上年扶贫资金使用情况和扶贫工作情况挂钩,好的可在资金分配和项目安排上予以倾斜,差的要核减相应指标。同时,建立问责机制。设立一个外部监督与评估组织委员会。在外部监督与评估的基础上,实行社会问责制,对那些违反扶贫资金使用和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披露和曝光,并要求相应责任人(包括政府官员)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
[1]岳佐华.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扶贫模式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7,(1):73.
[2]匡远配.中国扶贫政策和机制的创新研究综述[J].农业经济问题,2005,(8):24-28.
[3]廖富洲.农村反贫困中政府主导行为的优势与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9):25-27.
[4]林毅夫.关于中国扶贫政策的几点建议[J].发展,2005,(7):19-20.
[5]张秀兰,徐月宾,王韦华.中国农村贫困状况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3):58-71.
政府主导型扶贫 篇2
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对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积极导入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强制实施高校后勤产权制度改革。组建有关职能部门和学校参加后勤改革协调小组加强对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指导，制定相应的改革规划、政策法规(如人事、产权、经营、分配、收费价格、税收)等配套制度。从理论上说，高校后勤社会化就是将高校后勤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市场经济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也必须在政府的规范和指引下、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进行。政府的主导作用就是指导方向，制定政策，组织协调，给予支持，为改革后的后勤实体营造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除了给予优惠的配套政策外，还需要有关各方高度重视，真正做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不能急功近利、政策不明、法规不全或政企不分、大包大揽；应积极促进高校后勤资产所有权多元化，主动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和政治风险。在我国的现时制度环境里，只有政府以强大的行政力量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扫清制度障碍，才能最终实现后勤社会化改革的目标。
政府主导型学生资助体系建设初探 篇3
教育政策关乎社会正义和社会公正,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是现代教育的基础价值之一。因此,构建学生资助体系并不仅仅是一项扶贫帮困的道德行为,而是蕴涵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1. 建设学生资助体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破解民生难题正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落脚点。近年来,杭州市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教育发展却相对滞后。建设学生资助体系,进一步落实教育资助、深入破解“上学难”,解决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促进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愿望,体现社会公平,为人民群众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和更多的发展机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解决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是践行科学发展的民生实事,是科学发展观在杭州市教育工作中的具体实践。
2. 建设学生资助体系是维护教育公益性的必要手段
我国教育具有公益性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也是由教育的基本属性决定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国家民族兴盛的基础,而且还是事关普通百姓的民生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把促进教育公平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提出来,教育被当作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六大任务之首,以相当大的篇幅给予了重视,其中又再次突出强调了教育的公益性,并表示将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困难上不起学而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
教育平等是教育公益性的重要体现。要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就必须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子女接受教育,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困难而失学。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作用——承担基础教育所需资金,提供合理的政策、作出制度安排,并对所有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进行监管,保障如教育等公共领域的公平竞争,保护弱势群体子女享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等,加强对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权力的监管,以保障实现教育的公益性和教育领域的社会公平等。
3. 建设学生资助体系是构筑和谐城市的重要举措
教育是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基本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2003年,杭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城市的目标。但是现阶段,杭州市各地区之间、家庭之间收入仍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顺利完成学业,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城市的构建。
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切实减轻经济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降低因学致贫的风险,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子女就读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愿望,是杭州市政府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民为本、以民为先”,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构筑和谐城市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关注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背景下,杭州市教育局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提出建立学生资助体系的新命题,形成以改善民生为指导思想,推进杭州助学新政,形成形式多样、功能完善、机制健全、项目丰富的学生资助体系,实现从学前教育段、义务教育段、高中教育段(含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段具有地方特色的“425”学生资助体系,实现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的目标,让更多学生共享优质教育。
二、“425”学生资助体系的主要内涵
“425”学生资助体系,具体是指构成学生资助体系的“四类对象,二个系统,五大内容”。
1. 四类对象:按学生受教育的阶段不同,受助对象由学前教育段、义务教育段、高中教育段(含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段四类学生组成。
2. 二個系统:包括政府系统和社会系统两个实施系统,按照“政府为主,社会为辅”的思路构建。
3. 五大内容:“奖、助、贷、免、补”五大内容。“奖”是指在学校设立的各类奖学制度;“助”是指学校实施的“教育资助券”、国家助学金制度;“贷”是指由国家指定的商业银行负责发放,帮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和日常生活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免”是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杂费、课本费和作业本费及中等职业学校特殊专业学生实行的减免学费制度;“补”是学校按事业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来设立的校内人民助学金,用于因病因灾等困难补助制度。
三、“425”学生资助体系的主要特点
1. 全员覆盖:杭州市坚持教育公益性,学生资助是保障弱势群体受教育权利的重要教育惠民政策,实现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全覆盖。
2. 全程助学:“425”学生资助体系不仅实现了从学前到高校各教育段的全覆盖,而且以“奖、助、贷、免、补”等的资助形式贯穿了学习的全过程。资助范围涵盖了学习费用、住宿费用、护理费用、营养餐费用。资助方式有免课本费、作业本费、资助学费、代管费(中等职业学校含相关专业实训材料费),提供爱心营养餐,提供国家助学金,设立杭州市人民政府奖学金制度(中职教育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顶岗实习、勤工俭学等。
政府主导型扶贫 篇4
根据学者们对贫困问题的研究, 贫困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表现型贫困, 从经济学角度看, 表现型贫困主要指收入低下难以满足维持生存所需的生活水平;二是成因型贫困, 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看, 成因型贫困主要指贫困人口缺乏发展能力和参与机会 (权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人们对贫困问题的研究, 由原来的文化、制度层面的研究, 向权利、能力等角度进行了跨学科的拓展, 为贫困问题的研究开拓了视野。在当前全世界正遭遇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积极探寻消除贫困的有效路径。世界反贫困事业已出现了新的特点, 并由此提出了“赋权、机会、安全”等新的理论观点和反贫困的主流方案。
新的形势特点、新目标任务要求我国必须对行政主导型的反贫困方式进行反思, 我国的反贫困事业必然从“救济式扶贫”经“开发式扶贫”, 再向“赋权参与式扶贫”的方向转变 (见图1) 。赋权参与式扶贫要求人们能够自主地参与到有关他们自己的任何发展过程中, 也就是要赋予贫困人口参与发展、摆脱贫困的机会和权利。近年来我国在一些地区开展的“社区主导型发展”, 把以赋权扶贫理念为核心的参与式扶贫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同时也为我国的反贫困模式选择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二、社区主导型发展及其扶贫效果
1. 社区主导型发展的概念及内涵
社区主导型发展 (Community Driven Development, 简称CDD) , 又称社区推动式发展, 是一种新型的反贫困治理模式, 其核心在于赋权, 通过赋权达到扶贫的效果, 通过赋权使贫困人口反贫困能力提高, 从而形成持续性的发展。CDD重视项目的结果, 但更重视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农民的参与, 其核心是加强农民的能力建设, 基础是农民的广泛参与, 是一种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当家作主、提升农民综合能力的机制。CDD由世界银行项目运营评估部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 由扶贫部门与世界银行、国际计划、宣明会、乐施会等国际机构共同推动, 是参与式扶贫发展的最高层次之一。
2. CDD项目的扶贫效果
2006年, 世界银行利用日本社会发展基金赠款同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合作, 在我国选择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四川省嘉陵区、陕西省白水县和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四个具有代表性的贫困类型地区为社区主导型发展CDD项目试点。四个县 (区、旗) 分别代表了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丘陵地区、黄土高原地区和农牧区的贫困类型。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在生态脆弱的贫困农村实施社区主导型发展项目, 以帮助试点社区减缓农村贫困和提高环境可持续性。项目内容包括社区小型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社区发展基金、社区自然资源管理与环境改善。
(1) 改善了社区的生产生活条件。
CDD项目解决了以往扶贫机制中瞄准困难的问题, 深入到贫困地区, 通过赋权让深有体会的贫困主体自主决策, 选择急需的项目优先发展, 实现决策人与受益人一体化, 从而解决了贫困人口最需要、最现实的问题, 改善了社区的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了群众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
(2) 促进了乡村社会能力整合。
CDD项目将资源的使用权和决策权完全交给项目区农民, 由他们决定实施什么项目, 如何实施, 通过赋权增强农民对项目的拥有感, 调动了农民参与社区发展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转变了农民等靠要的思想观念, 通过自我组织、自我管理, 整合社区内部资源, 实现自我管理社区事务能力的提高。
(3) 促进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
CDD项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帮助当地社区组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以自身特有的民办性、合作性和专业性等优势, 把服务渗透到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 解决了农民单家独户干不了的许多问题。
(4) 保障了妇女的发展权力。
妇女在农村中, 一般很少能进入公共利益分配的决策当中, 而CDD项目则不同, CDD项目区妇女也在积极参与项目区的讨论、决策和实施的过程中, 提高了自我发展的意识, 并开始形成有组织地根据自身能力开展反贫困活动, 探索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道路。
三、肃南县少数民族贫困现状及驱动因素分析
1. 贫困现状
肃南县是全国惟一、甘肃独有的裕固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 总面积2.38万平方公里, 整个区域横跨河西5地市, 同甘青两省的15个县市接壤。全县辖6乡2镇、9个国有林牧场、101个行政村和3个城镇社区, 有裕固、汉、藏、蒙古等11个民族, 总人口3.62万, 其中农牧业人口2.61万, 占72.12%;少数民族人口2.03万, 占56.05%;裕固族人口9658人, 占26.67%。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万人, 是一个靠天然草场放牧的传统畜牧业县。
2001年, 肃南县有马蹄、明花两个重点贫困乡, 共14个行政村1792户7166人, 占全县农牧村总人口的28.36%, 其中:贫困户1234户4939人, 人均收入1625元 (明花乡贫困户494户1976人, 人均收入1450元;马蹄乡贫困户740户2963人, 人均收入1800元) ;2009年, 贫困乡村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910元, 贫困人口减少到4939人 (包括返贫人口) , 贫困面下降19.6%。但其中人均纯收入625元以下的特困户有243户, 1542人。[4]肃南县为解决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 曾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目前扶贫效益不但没有上升, 反而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返贫、更贫的现象。
2. 驱动因素分析
(1) 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贫困乡村大多地处海拔2000米以上的祁连山沿山地带和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区, 气候寒冷, 霜期过长, 年降水量不足150毫米, 水资源极度匮乏, 人均水地仅0.3—0.8亩。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和过度放牧, 导致祁连山雪线不断上升、草原荒漠化、沙漠化、盐碱化加剧, 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生产生活条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 使农牧民大幅度减产欠收, 因灾返贫现象严重。
(2)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肃南县近几年GDP、地方财政收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等各项经济指标均低于全市水平。2009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虽比上年增长10.43%, 人均增收576元, 但仅达到6098元 (统计数) 。受自然条件及经济水平的制约, 贫困地区交通通讯、教育卫生、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缺乏先进实用的生产技术, 投入高、产出低, 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3) 农牧民文化素质低下。
贫困人口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还很差。许多农牧民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 商品意识薄弱, 竞争观念淡漠, 安于现状, 坐等救济。由于思想观念陈旧、生产方式落后、科技含量低, 直接影响到牧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快速提高和贫困牧民脱贫致富的进程。
(4) 忽视贫困人口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无偿救济式扶贫, 并不能真正使穷人摆脱贫困, 相反, 使部分穷人陷入越扶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甚至使穷人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开发式扶贫没有使农民拥有摆脱贫困陷阱的能力, 反而出现了农民持续边缘化的现象。
(5) 扶贫的工作目标脱离实际。
在一些地方, 扶贫的工作目标开始异化, 其目的不在于消除贫困, 而是为地方政府获取更多的资金。基层政府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 做了很多没有实际效果的事, “作秀”成本太高。
(6) 政府领导者往往单方面决策公共事务。
在不少地方, 许多与农民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务, 比如土地承包、修路修桥、通电通水、农技服务、卫生保健和计划生育等等, 几乎都靠政府来推动。农村社区内部基本上实行的是党支部一班人“为民作主”的决策管理模式, 大多数农民都没有说话的机会
四、肃南县实施CDD的对策
1. 广泛的参与, 确保贫困人口能够从中受益。
无论项目大小, 首先要充分听取地方基层意见, 以强化地方责任和主人翁意识。对延伸到乡镇甚至村一级的部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 更充分地听取地方和基层的意见, 使中央政府支持的有关服务体系专项建设规划更好地反映地方的实际需求, 更好解决普遍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
2. 充分赋权, 形成服务型政府扶持引导下村民自主管理的治理结构。
要形成广泛参与、民主决策、权力制衡、信息公开的乡村公共事务管理机制, 提高贫困人群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将项目决策权交给社区, 由自然村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的项目实施小组, 具体负责项目的申报、实施、组织、管理和后续维护等;将资金控制权交给社区, 由村民自己讨论制定资金管理办法, 民主选举管理人员;成立专门的社区监督小组, 随时检查资金使用情况;建立公开透明的公示和投诉机制, 确保项目社区的知情权和决策权, 制定投诉处理程序和规定, 畅通投诉渠道。
3. 培育和发展乡村草根组织, 建立为社区提供支持的服务体系。
通过培育和发展草根组织, 充分弥补政府和社区居民所不及, 从而形成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的优势互补, 共同推动农村社区主导型发展的格局。在县、乡建立由政府有关业务部门组成的项目支持小组, 负责为为农民和社区提供技术指导和资金支持,
4. 培育并留住一批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随着农村社区主导发展的深入, 迫切需要发展和壮大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工作者是社区发展中各项工作开展的执行者, 是社区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尽快地培育并留住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社区工作者, 使他们成为社区主导型发展的中坚力量。
5. 扩大CDD外延和覆盖面, 全面推进扶贫开发进程。
扶贫部门在推动CDD过程中, 发挥自身综合扶贫开发的机构、人才、经验和信息等优势, 整合各种扶贫开发的增量和存量资源, 在原有项目基础上扩充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子项目, 积极探索培育新型农民的综合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新路子, 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通过持续的社区发展行动, 形成政府帮助群众, 群众之间互相帮助的新风尚, 使村民的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和集体意识空前发展, 并形成一套崭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等价值体系。
摘要：本文以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反贫困问题为研究对象, 从成因型贫困着眼, 以能力提升和权利拓展为目标, 提出在新形势下, 赋权参与式扶贫是肃南县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的主要模式选择。并基于社区主导型发展 (CDD) 的视角, 对肃南县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实施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进行了初步研究。
关键词：社区主导型发展,赋权参与,肃南县,对策
参考文献
[1]陈标平 胡传明:建国60年中国农村反贫困模式演进与基本经验[J].求实, 2009, (07) .
[2]高伟.探索社区主导型发展推动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J].中国发展, 2008, (06) .
[3]蒙云龙 庾虎:赋权扶贫:农民贫困问题解决的新出路[J].中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06) .
[4]肃南县农业办:肃南县贫困乡村扶贫开发工作情况汇报[R].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公众信息网 (http://www.gssn.gov.cn/search.asp) , 2010年5月31日
[5]简小鹰 刘林:译P Dongier J.Van Domelen, E.Ostrom.什么是社区主导型发展[J].中国社区主导发展简报.2007 (1) :12-14.
[6]任中平:社区主导型发展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四川嘉陵区CDD项目实施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政治学研究.2008, (06)
政府主导型扶贫 篇5
【关键词】旅游业发展;政府主导战略;永州
中图分类号:5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5-0045-02
永州,位于湖南南部,湘粤桂三省区结合部,古称零陵,因舜帝南巡崩于宁远九嶷山而得名,为湖南省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且颇具特色。如何把永州的旅游业“做大做强”,充分发挥旅游业强大的产业带动性和乘数效应,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一直是关注的焦点。
1 政府主导型战略概述
1.1 政府主导型战略概念
在旅游业发展中,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就是按照旅游业自身的特点,在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组织、调动各方面的要素和积极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方式、手段创新, 不断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使旅游业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2 “政府主导型”战略实施中出现的误区
当前,我们在充分肯定“政府主导型”所取得的傲世业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执行这一战略中所出现的误区:
第一、有些地方误把“政府主导”等同于“政府主宰”。政府主导与政府主宰表现在政府对旅游业的介入程度不同,如果政府主导在发展旅游业中介入过多,从宏观至微观领域进行全面的业务管理限制,政府主导就成为了政府主宰。一方面使相应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下降, 陷入日常的琐碎事务管理中,无暇顾及区域旅游业发展的整体规划;另一方面经营管理过死,阻碍旅游企业及社会投资的积极性,限制了旅游业发展的活力。
第二、有些地方误把“政府主导”理解为“政府主财”,即理解为由政府财政拔款包办一切,结果或者等、靠、要,两眼只盯住政府财政,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丧失了抢占市场的有利时机;或者超越政府财政实力,大包大揽,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第三、有些地方误把“政府主导”理解为“政府主干”,即由政府投资兴建本地骨干型旅游企业,并把它们交由旅游局管理,给予各种各样的优惠与保护,以确保其领先地位。如果说,这种做法在旅游业的启动时期发挥过带头示范作用,那么在旅游业已经初具规模的今天,它就面临着两大挑战,首先旅游业的“大行业、大市场”的性质,要求它面向社会,甚至面向海外开放,就连旅行社现在也启动“中外合资”的试点了,由国有企业“单打一”、以地方保护维持行业垄断的局面已不适应当今形势的发展;其次;就这些国有企业而言,也要求摆脱狭隘的行政与区域束缚,政企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责、权、利相衡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管理企业。
1.3 “主导”的界定
在中国旅游业突破常规、超前发展的创业阶段,要想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型”无可替代的强大威力,必须对政府主导发挥作用的范围进行界定。国内外经验表明,政府凭借其崇高的社会威望、强大的管辖能力与雄厚的财政实力,能在旅游业的发展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五个领域:第一、体现在依法治旅上;第二、体现在政策引导上;第三、体现在旅游发展规划上;第四、体现在旅游基本建设上;第五、体现在旅游环境的营造上。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并不是否认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不会也不可能包揽一切,而是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我们所要建立的是这样一种体制,既有政府主导,又有市场调控,实现政府主导、市场调控和企业运作相结合,能够与国际接轨的旅游业管理体制。
2 永州市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科学的发展战略应视具体产业的自身特性而定。旅游业发展实行政府主导发展战略,是旅游业自身的特性以及永州旅游业发展现状决定的。
2.1 旅游业自身的特点决定
(1) 旅游资源是公共性资源
在一定的政治地理范围内,同一旅游资源具有共享性和非排他性。若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将会导致旅游资源过度开发,对资源产生毁灭性破坏,致使“公地悲剧”上演,使许多祖先留下的最可宝贵的历史和文化遗产逐渐消失。商业泛滥等人为因素导致了旅游市场机制的失灵,这就需要政府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充分主导、合理协调,正确引导旅游业走向良性发展。
(2) 旅游产品的综合性
旅游产品的综合性特性决定了必须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与其他产品不同, 旅游产品综合性突出, 涉及面广, 是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综合, 而且各个环节相互依赖、互为补充,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发展。如果只由旅游部门抓旅游, 很难在短时期内见效,必须调动方方面面的力量,形成发展旅游的整体合力,这些都必须靠政府的行为才能完成。
(3) 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旦遭到破坏将使旅游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旅游业发展中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尤为重要。而且旅游资源的保护还必须与天然林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以及退耕还林等环境保护工程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政府在风景区的规划、保护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4) 旅游产品的特性
由于产品的内涵与覆盖的范围不同,旅游产品促销不同于一般性产品。旅游产品的促销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第一层是注重旅游形象宣传,要打造一个地区的旅游品牌,就应树立一个核心的、具有凝聚力的整体旅游形象,大力宣传;第二层是跨区域旅游线路或旅游景区宣传,这是仅次于形象宣传的旅游促销内容;第三层是企业自身的产品促销。在第一、第二层次中;要取得良好的宣传总体效果;必须由政府牵头,组织和协调各个部门和企业,共同打造旅游精品。
2.2 永州旅游业发展现状决定
旅游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必须实施政府主导战略。对于刚好处于起步阶段的旅游区而言,尤其需要政府加强对旅游业的主导。
(1) 资源丰富,但过于分散
永州下辖九县两区,地域宽广,旅游资源丰富,分布平均。全市共有自然、人文景观313处,文化古迹1700多处,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国家森林公园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6处,数量之多居湖南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柳子庙在零陵区,全国最大的露天摩崖碑林在祁阳,瑶族集居地在江华,千家峒、女书在江永,国家森林公园舜皇山在东安,九嶷山在宁远,各景区相距较远,且分属不同的县区,很容易各自为政。虽单个旅游资源的价值比较高,但较难以形成主打品牌,这就需要政府进行整体规划和宣传。
(2) 旅游基础设施不足
旅游发展中有许多设施具有公共性质,经营部门或营利性企业缺少足够的投资驱动力去开发,而这又容易形成旅游业发展的瓶颈效应。永州的立体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陸、水、空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对外交流方便程度大大提高,但永州各景区之间的交通状况却令人堪忧,住宿条件也限制了旅游地发展。开发旅游景点景区、兴建旅游接待设施、改善旅游交通条件,这些基本建设所需要的大笔资金,只有在当地政府的策划下,才能完成艰巨的筹资工作。
2.3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由于旅游管理及相应规范性的法律体系不完善,地方相应的管理部门受短期利益驱动,一方面景区强调生态环境的规划和保护,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注重开发利用资源,缺乏对旅游资源的有效保护,致使很多现有资源遭受破坏,无法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3 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的具体措施
3.1加强对旅游业的管理
作为综合性极强的政府主导型产业,首先需要政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大旅游管理体制, 强化对旅游资源和旅游业的宏观管理能力。
在永州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旅游业基本上是大产业、小部门、弱地位的格局。在这样一个投资环境及待改善的欠发达地区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虽然永州各县区都建有相应的旅游行政管理机构,但地位与旅游产业的发展极不相称。借鉴其他欠发达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经验,应当成立由市委书记或市长亲自挂帅的领导班子,以更好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的关系,形成资源互补、信息共享、利益均沾的机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2 努力营造良好的旅游业发展环境
永州地方政府致力于改善发展环境,但收效甚微,即使是在“窗口”行业,服务意识差,服务程序欠标准,服务态度僵化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乱罚款、乱摊牌、乱集资、乱收费的“四乱”现象比较严重。这些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旅游开发的绊脚石。政府应努力营造政策环境和发展环境,为旅游企业服务。
一是健全完善政策环境。政府应专门对旅游产业发展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定,为其良性发展提供基础,并监督政策、规定的执行情况。政府通过制订计划以及财政、金融、税务、价格、工商管理、招商引资、交通运输、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引导与鼓励旅游业优先、快速、持续地发展。二是优化完善发展环境。改善和优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环境,通过凝聚各方的力量与智慧,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解决影响旅游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根据旅游业发展规划,实行政策性的倾斜,为旅游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例如,实行税收优惠,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制定其他的优惠政策扩大企业的融资机会。
3.3 政府对旅游形象进行定位与宣传
永州市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旅游形象定位口号,在游客心目中的印象含糊不清、特色不明。永州文化源远流长,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以“舜文化” 、“柳文化”、“碑文化”、“瑶文化”、“女书文化”、“酒文化”等构成的永州文化,是周边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永州旅游形象定位应该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但由于永州财力所限,遍地开花开发方式是行不通的。应在政府主导这一前提下开发,对那些开发初具规模的景点进行重点开发、政策扶持,打造出一批示范景点,如九嶷山风景区,江永千家峒—女书园—上甘棠村线路,江华瑶族风情区等。对这些景区线路精心培育,重点宣传充分发挥它们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要深刻认识宣传就是塑造形象、宣传就是生产力。永州旅游业的宣传意识弱,宣传力度不够。国内一些省市已经认识到旅游宣传与游客接待量的正比例关系,正逐年扩大旅游宣传的费用。我们要通过“大报、大刊、大台”为媒体全方位的进行报道,充分利用名人效应,加大广告投入力度,充分利用火车、飞机、汽车这些流动广告载体,多层次、全方位、多角度提高永州的旅游知名度。
3.4 科学制定旅游发展规划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对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都证明,只有政府所制定并执行的具有宏观意识、科学精神与发展步骤的旅游发展规划,才能保障本地区旅游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有效地防止旅游开发中低档次重复建设的盲目行为、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滥开乱挖的破坏行为。因此,政府应及时制定出科学、系统的旅游发展规划,确保旅游业的有序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文化资源为依托,不斷提高规划水平,同时加强规划管理力度,充分发挥旅游规划对区域旅游开发的指导作用。
3.5 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文化旅游产业的立业之本,随着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对旅游产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湖南科技学院和永州市商贸旅游学院等永州市高等院校都设有相关专业,培养旅游行业的专业人才,但由于永州旅游业发展水平及待遇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问题,致使人才大都到旅游业发展较好的广东和江浙地区谋求发展,流失严重。
政府要引进、选拔和培养会管理、懂经营、精业务的人才,留得住人才,就必须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通过设立地方性津贴等方式提高专业人员的薪酬水平,并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参考文献:
[1]孙先民,吕荣丽. 黑龙江省旅游业发展的模式探索. 北方经贸[J] ,2006(10)
[2]姚先林.永州旅游业开发模式探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J] ,2005(8)
[3]陈曦.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年第7期
[4]章尚正.“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反思.旅游学刊[J] ,1998年第6 期
战后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浅析 篇6
日本近代大工业的发展以明治维新为开端,明治政府本着“用俾斯麦式强权,创英国式富强”原则,以高度集中的权威体制,移植近代西方大工业。相继推行“官办民助”及“民办官助”政策,力图以行政力量及官办企业的模范作用来扶植民间企业,建立近代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保护、扶持乃至救助民间企业,自由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支配地位。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日本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国民经济逐渐向“战时经济”转型,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工业、重化工业。十五年长期战争期间,日本逐步完成“战时统制经济体制”的构建,形成“总体战”体系,政府颁布一系列“国家总动员计划”,对国民经济进行高度统制。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进行了民主改革。首先,农地改革,废除了半封建性的寄生地主制,使农业获得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劳动力资源;其次,解散财阀,废除近代财阀垄断的经济体制,个人及法人持股成为企业资本结构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再次,劳资关系民主化改革,保障工人权利,为建立独具特色的日本式企业管理模式创造了条件。战后日本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战时统制经济,确立了一套适合于本国发展的经济模式,即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资源配置,但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立法、经济计划、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等,对资源配置实行导向,以实现政府制定的经济战略目标。
二、战后日本政府主导经济的表现
战后日本经济以市场机制为主体,但政府对经济却有着强有力的干预和控制能力,主要表现在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手段和实施流程两个方面。
(一)实施手段
首先,同其他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一样,日本政府也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及经济立法对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的调节,改变公共支出及赋税负担,对经济活动施加影响;利用健全的现代银行制度,调整信贷利率及货币政策,通过增加或压缩对产业及企业的投资引导企业行为;制定一系列经济立法,保证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经济政策的实施,先后颁布《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中小企业基本法》、《不当竞争防止法》、《不公正交易法》等11 000多件法律文件,不仅保证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也使市场配置原则得到充分的发挥。
其次,日本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也有着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独特手段。“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对市场运行和企业活动进行调控和诱导的两种主要手段。经济计划分为年度计划、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三种,主要用来对经济进行预测、规划和指导。产业政策分为“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合理化政策”。产业结构政策是结合国内外形势对产业比例进行调整,重点发掘并辅导策略性工业的发展,以保护国内市场和巩固国外的新市场;产业合理化政策则注重对科技进行系统升级并促进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以增强国内、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此外,为实现国家宏观调控及政策规划的具体实施,日本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行政指导模式,这是日本经济体制中特有的一种实施手段。通过政府省厅与企业的直接对话、恳谈,交换或征求意见,要求、敦促企业协作来实现经济目标。行政指导既非行政命令,也不是法律规定,只是一种政府的行政机关对民间企业进行协商、规劝的行政行为,但是对企业却有着较强的约束力,其背后往往伴随着经济上的奖惩手段。
(二)实施流程
战后日本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政府部门为主导,民间审议为协调,行业团体为具体实施对象的政策流程,使得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得以有效体现。
首先,经济政策的制定,由政府部门中大藏省、通商产业省及经济企划厅完成。这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政策制定及经济管理部门。大藏省主管财政和金融,分配和审定预算、管理金融外汇、征收赋税等。通商产业省掌管除农林水产外的所有产业部门,实施产业政策,管理对外贸易。经济企划厅负责制定短期和中期经济计划,实施经济预测,进行经济情况调查和统计等。各政府部门通过国家行政权力对国民经济进行整体协调,实施宏观调控。
其次,经济政策的协调,由吸收企业界、学术界以及其他有关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各种经济问题审议会实现。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时,往往不是单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是通过官产学协商,充分听取企业和学者专家的意愿。审议会一般由政府倡办,受政府委托开展活动,其成员多为经验丰富的官员、高层经营人员和高知识水平的专家学者。这种沟通和协商的审议会制度,确保了政府与企业界、学界之间的信息和观点交流贯穿于政策始终,一方面有助于政府了解民间的有关信息,使政府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可吸纳多方面的意见;另一方面民间企业也能通过审议会及时了解政府的政策意图,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从而使得调控主体与市场主体密切统一,形成有机整体,增加了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最后,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则是依靠各种行业团体贯彻实行。日本行业团体是企业界的自我管理组织,也是政府用以操纵企业活动的重要工具。日本企业一般都是一个或几个团体的成员,行业团体用会员的方式将全国的小大企业纳入组织网络中,使企业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行业团体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行业团体代表会员企业的利益,向政府反映意见和要求,另一方面,它们又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协助政府实施经济政策,监督企业会员对政府政策的执行情况,某种程度上代行政府机构的管理职能。
三、战后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特点
战后日本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与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及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政企关系协调。日本经济长期具有政府主导的传统,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高度密切,政府通过制定长期经济计划及产业政策,运用大量的经费支持和政策激励等措施引导企业的发展。而企业通常都会尊重政府的意向,并会付诸实施。日本政府退休高官往往会到大企业任职,称为“下凡”,顾名思义,这种政企之间的角色转换极大地增强了政府与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此外,独具特色的日本“审议会”制度也是维持政企间高度协调关系重要渠道。企业通常还会通过向官僚们提供竞选经费,以获取政府政策上的支持,这些都促使政府与企业形成密切关系。
其次,官产学结合。日本政府在制订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政府要员常常要与企业界人士、专家学者进行广泛而频繁的接触,对有关经济问题及解决办法进行磋商,并随着经济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地加以调整和修正。这使得政府与产业界、学界三者之间形成了牢固的合作关系,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增加产业界实施政府政策的积极性,也促进了学术成果与现实运用的结合。
再次,企业高度联合。日本企业多数是以联合的形式存在的,企业之间以各种形式相互保持联系,通常有法人间相互持股、联合业务合作伙伴、组建财阀集团企业三种方式进行联合。企业间形成密切的横向联系,使日本的企业行为具有较强的组织性,这不仅有助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表现出优势,有利于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形成合力,而且也有利于加强政府对企业的管理。
四、余论
日本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有着其深厚的国情背景。历史上日本长期处于传统封建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政府历来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被民众所尊重并服从,这有利于政府主导地位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实现民族崛起,战后又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正是由于日本政府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保证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引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战后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形式之一,当今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多受益于日本经济模式,打破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利用非市场竞争手段配置资源,使政府充当组织者和裁判员角色,纷纷取得成效。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打破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利用非市场竞争手段来配置资源,使政府充当组织者和裁判员角色。政企协调、官产学结合、企业联合是日本模式的显著特点。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不仅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腾飞,也成为战后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效仿的典范。
政府主导型扶贫 篇7
(一) 导游管理归属关系复杂
从我国导游人员的构成来看, 导游人员可以分为专职导游和兼职导游两种。专职导游是与旅行社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属于旅行社的正式员工, 有较为固定的服务工作, 旅行社为其购买《劳动法》规定的各项保险。兼职导游的来源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旅行社内从事其他工作但持有导游证的人员, 在旅行社业务繁忙时, 从事带团服务的工作;第二种是挂靠在旅行社或者导游服务公司等机构的社会导游, 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 导游服务的工作来自与一家或几家旅行社长期建立的合作关系, 需要自己缴纳各项保险;第三种是从事其他行业, 同时持有导游证, 挂靠在导游服务公司, 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导游服务工作的人员。
2010年国家旅游局组织开展了《导游体制改革》调研, 结果显示, 在我国近60万持证导游中, 有七成左右未与旅行社或景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而是挂靠在导游管理服务中心或导游公司等机构, 成为自由职业者。
导游人员归属关系的复杂化造成导游管理的复杂化。除了少部分导游作为旅行社 (景区) 正式员工, 与其存在隶属关系外, 大部分的导游与导游服务中心或导游公司仅仅是松散、不规范的挂靠关系, 其挂靠单位对其管理效力微乎其微。这些导游依靠与旅行社 (景区) 的个人合作关系寻找导游服务的工作机会, 旅行社 (景区) 很难对导游服务质量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督, 这类导游也因为缺乏职业归属感容易产生职业倦怠。
(二) 导游薪酬和保障不稳定
在旅游业中, 专职导游低工资兼职导游零工资是行业内的普遍做法。导游的薪酬主要来源于导游服务费和各项回扣, 在零团费、负团费运作的旅游服务中, 旅行社往往将微薄的导游服务费转嫁到各项回扣中, 从而使得导游不得不依靠收取各项回扣、增加景点等违规做法获得劳动所得, 可以说导游承担了旅行社之间低价竞争导致利润被挤压的压力和风险。
二、建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的可行性
(一) 导游服务工作的独立性
导游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与旅行社其他工作不同,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流程上看, 导游是旅行社产品的执行者, 导游工作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是旅游产品付诸实施的执行环节。旅行社开发产品和进行相应营销后, 在导游工作环节, 旅行社的其他岗位工作人员的参与度极低, 导游独立承担执行旅行计划任务。从职业要求上看, 导游工作是面对游客的全方位服务, 是以语言为主要表达形式并配以各种服务行为的活动。导游要具备独立执行旅行计划的基本素质, 具备灵活的独立处理问题的组织、应变和沟通能力;从工作内容上看, 导游工作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旅游过程中, 导游除了按照旅行计划落实食住行游购娱各项内容外, 还要独立处理发生的各种问题, 独立与游客进行沟通, 可以说, 游客对旅游产品的体验和感知与导游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
(二) 旅行社与社会导游的松散雇佣关系已具备外包的雏形
目前, 在我国社会导游居多的现状下, 旅行社与大量社会导游之间松散的合作雇佣关系实质上已具备了临时性服务外包模式的雏形。旅行社作为发包方, 完成组团和计划行程后, 将执行工作打包发给导游, 导游通过个人或者某些导游服务公司接受带团任务并签订临时雇用合同。这种形式的导游服务在旅游业内非常普遍, 很好地调剂了旅游业淡、旺季需求不均衡现象, 同时旅行社由于成本、规模等限制缩减人员雇佣可实现效益最大化。这种服务外包的形式虽然存在很多问题, 如对接包方 (导游) 的利益保障不明确等, 但为发展导游服务外包业、完善导游服务外包机制提供了借鉴和可能。
三、“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对导游的积极影响
(一) 提升导游社会形象
近年来, 由于导游管理工作的混乱和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导游成为各种风险的承受者和矛盾的焦点, 导游的社会形象一落千丈。不可否认, 导游队伍中良莠不齐, 存在自身的素质建设问题, 但导游社会形象下滑也受到了旅游业非理性发展的牵连。而“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构, 则将导游工作从旅行社工作中剥离, 实现对导游服务的管理和监督, 同时对旅行社转嫁风险的行为进行一定的抵制和规避。
(二) 改善导游服务质量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导游的考核和监督归属于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因此, 在“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下, 可以实现对导游服务最有效的监督与评价。同时, “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可以通过考核、培训等行政管理手段, 直接促进导游服务质量的改善。
(三) 提升导游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目前, 导游服务中心已经实现了对全体导游的注册、考核与年审等工作, 具备导游管理的效力。依托导游服务中心建立“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 将导游统一归属于机制内进行规范管理, 并承担导游劳动保障、导游服务工作外包输出、导游培训等具体工作, 可以有效实现导游的职业归属感。同时“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自身具有对导游的认证、晋升等职能, 可以提供导游职业发展的渠道, 提升导游职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和可续性。
四、“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运行机制构建
(一) 属性
“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构是依托导游服务中心这一事业单位实体而产生, 是对导游服务中心职能的完善和实体化。导游服务中心隶属于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对地区导游实施培训、信息管理、考核与晋升等功能, 实际已经具备了导游服务外包机构的性质。依托导游服务中心建立“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构, 可通过劳动合同与导游建立法律上的隶属关系, 并结合对导游的管理、考核和晋升, 完善对导游服务的评价、监控与反馈, 以此为依据, 确定导游的劳动薪酬和相关劳动福利, 这样使得导游的归属管理和服务监控形成规范科学的导游管理体制。
(二) 职能
“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 融政府对行业的行政管理职能、企业的独立运营职能为一体。在这种机制下, 政府、旅行社共同行使导游服务质量的监控和反馈职能, 导游服务中心 (即导游服务外包部门) 对导游行使管理、派遣、考核、培训及支付劳动薪酬和提供劳动保障, 代表导游个人与旅行社签订服务外包劳动协议, 在导游服务过程中, 与旅行社及政府共同对导游服务质量进行监控和反馈, 在此评价基础上, 对导游服务工作进行评价并支付劳动薪酬。结合这种机制, 可以相应根据导游的等级不同、服务质量的评价不同, 为导游制定不同的服务标准和薪酬标准, 同时将导游的服务工作与导游的年审考核、晋升考核结合在一起, 为导游的职业不仅提供了更为规范的管理和保障, 同时也提供发展的空间和动力。
(三) 运行框架
在“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框架下, 政府仍然处于行业管理与监督的地位, 导游服务中心代替政府与旅行社, 成为导游的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公司, 旅行社是发包方, 作为旅游线路的设计者、旅游活动的组织营销者, 将导游服务的整个流程打包成外包产品, 外包给导游服务中心, 导游服务中心作为接包方, 根据旅行社的具体需求, 与旅行社签订服务外包的相关协议, 并派遣合适的导游提供服务, 在导游服务过程中, 政府、导游服务中心与旅行社共同对导游进行监督与反馈, 最终形成导游服务质量的评价体系, 作为导游服务中心对导游相关福利、薪酬、考核与晋升的参照指标。
(四) 法律保障
在构建“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过程中, 需要通过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 梳理相关利益者之间的权责, 规避相应的风险。如通过法律法规, 赋予导游服务中心作为导游服务外包派遣的法律地位, 促进导游服务中心的职能转变;构建导游服务质量评价与导游考核、晋升之间的渠道, 促进导游提升自身素养和服务质量, 规范导游中心、导游、旅行社之间的权责关系。
摘要：导游服务质量影响着旅游业的整体健康发展, 而导游的合理化管理是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目前, 导游管理归属关系复杂、导游薪酬和保障不稳定, 导游流失率呈增长趋势, 构建“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的机制, 是规范导游管理、提升导游服务质量和社会形象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导游,服务外包,政府主导型
参考文献
[1]林武.我国旅游酒店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探析[J].中国商贸, 2011 (12) :99-100.
[2]项园园.试论新时期我国旅游业服务外包的发展[J].消费导刊, 2007 (11) :49-51.
政府主导型扶贫 篇8
(一)我国具备发展旅游产业的条件。1、我国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品种齐全。2、我国具有广阔的旅游市场。首先我国拥有13亿多人口,2005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为12.12亿人次,这庞大的群体,无疑特成为我国旅游市场上最充足可靠的客源。我国5500万海外侨胞(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他们素有爱国、爱乡的传统。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入境接待人数逐年递增,2005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12029.23万人次,其中:外国人2025.51万人次,香港同胞7019.38万人次,澳门同胞2573.41万人次,台湾同胞410.92万人次。2005年,全国旅游外汇收入为292.96亿美元,2005年,全国国际国内旅游业总收入7686亿元。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2003年的世界旅游组织(WT O)第15届全体大会上则表示:WTO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同时中国也将有1亿公民出境旅游,因而也将成为世界上第四大客源国。随着我国经济的继续发展,旅游市场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市场前景将日益广阔。
二、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
(一)从旅游发展的空间结构看。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心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为先导,然后向中心城市以外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逐渐推进的。(二)从资源的开发与产品生产组合看。旅游产品由以观光旅游为主向多种旅游产品推进。(三)从旅游组织和旅游的运作方式看。旅游形式由团队旅游为主向散客旅游居优势、团队旅游与散客旅游相结合的方向演进。(四)从旅游设施的建设看。由于旅游发展的市场对象是国际旅游者,为了符合目标市场需求,在中国的旅游发展进程中,首先是以高等级设施为主,而后由高档设施向中、低档设施推进,最终形成以中档旅游设施为主体,高、中、低档结合的旅游设施体系;主导作用由主要进行微观的支持和管理向宏观的调控和管理演进。
三、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通过分析比较世界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结合我国旅游业发展现状和基本国情,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应选择在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
四、我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的实施
(一)模式的提出
1995年,国家旅游局下达了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通知,在此基础上,逐步明确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从1997年开始,正式明确提出了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发展模式。
(二)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实施阶段。1、中央重视阶段。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10月到1979年7月这10个月中,连续讲了5次旅游发展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国家旅游局共同出版了《邓小平论旅游》,国家旅游局也明确了“邓小平旅游经济思想”这一提法。中央领导到各地考察工作,都会提到旅游发展问题,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在80年代,从1979年到1986年以国务院的名义召开了四次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一系列重视旅游的政策相继出台,包括确定每年给旅游5亿元的投资。2000年,国务院组建了假日旅游部际协调机构,使假日旅游市场秩序法制化。2、地方重视阶段。到了80年代下半期90年代上半期,进入到第二阶段,即地方重视。这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旅游的优势不断发挥的结果,也是各地在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进行比较和选择的结果。所以地方重视旅游的积极性大为高涨,普遍重视。3、共同重视阶段(即现阶段)。即现在这个阶段。中央和地方共同重视,而且力度也非常高,各个部门对旅游的支持和以前已经截然不同了。中共中央明确了旅游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地位,明确了在产业结构调整里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一系列宏观政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家普遍感觉到旅游优势的发挥和发展的前景,应该重视旅游。
(三)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的表现。1、政策的制定方针、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是政府主导的主要职能。如调休制度。为使假日更为集中,从1999年开始实施春节、五一、国庆三个黄金周,集中休假7天,为中长线旅游提供了时间。2、周期调控。周期性是任何经济系统都具有的内在特性,为了使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各国政府都会干预经济领域,减少周期性带来的损失。旅游需求具有季节性,而旅游供给具有刚性,因此旅游经济也会出现季节的波动。3、设施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政府要投资于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弥补市场缺陷。4、投资引导。引导和保护投资行为,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来扩大旅游生产力规模。如1984年,“五个一起上”政策明确了个人可以投资旅游。5、市场推广。政府主导旅游目的地的营销,有利于整体旅游形象的策划、设计与推广,因为旅游产品的促销首先是旅游目的地形象的促销,其次是旅游产品的促销。与其他国家旅游促销费用相比,我国用于旅游促销的费用还很少。如目前,中国平均每个过夜海外旅游者的宣传促销投入仅为2元到3元人民币,而国际上的平均水平为5美元。6、环境营造。主要是营造良好的环境和建立预警机制来应对危机事件。
五、结束语
从总体来说,在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受计划体制和部门管理的制约和影响,政府对旅游业是微观的支持和管理占主要位置。旅游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以旅游需求的增长为前提。所以,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
政府主导型扶贫 篇9
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功能主体主要有地方政府、骨干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四大方面。目前在我国内地是一个还处在探索阶段的新生事物, 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建设模式、体制机制等诸方面问题。
1 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主导类型
根据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主要依托单位和建设主体, 大致分为3种模式, 即大学主导型、科研院所主导型和地方政府主导型研究院。这三种主导型的产业技术研究院本质上不外乎是按照与共性、关键性技术研发相关的四大功能主体的差异化定位和融合。
1.1 大学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
目前我国在建或筹建的产业技术研究院中大部分属于这种类型。这一建设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大学是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主要依托单位, 大学借助学科结构全、科研基地多、创新能力强、高层次人才汇聚等优势, 通过联合推进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吸引国际高端人才、转移与推广技术等形式, 支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 为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服务[2]。
目前影响较大的有北京清华工业技术研究院、陕西工业技术研究院、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上海紫竹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
1.2 科研院所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
国家级科研院所主导的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主要特点是:科研院所的科技研发优势与地方的经济优势结合起来, 科研院所主要利用其学术声誉及在科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人脉关系, 根据地方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需要, 帮助产业技术研究院引进人才、推进技术研发、培育中小企业。比较有名的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科院物理所苏州技术研究院、中科院宁波工业技术研究院以及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和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院等。
1.3 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完全由地方政府出资筹建, 并任命管理人员负责运行管理的产业技术研究院。其最大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根据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依托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平台, 吸引相关科技研发资源, 进行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性技术、前瞻性技术和公益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为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服务。如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成都新能源产业技术研究院、昆山市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厦门产业技术研究院等。
2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功能主体的创新定位
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内地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的研究表明[3]: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4个功能主体在不同主导型的产业技术研究院中作用不尽相同。目前, 有必要创新其在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中的特色定位。
2.1 地方政府
顾名思义,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地方政府根据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从战略角度进行顶层设计, 并通过政府的科技教育或工业经济或国资管理等部门组织建设并主管的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和公益性技术研究院。由此可见, 政府在其中作为政策的制定者、资金的投入者和干部的任命与管理者发挥作用, 力求克服共性关键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中所遇见的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充分体现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和公益性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公共物性”特征, 填补现代科技产业中大学主导基础研究、企业侧重专有技术研发中间的共性关键技术和公益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缺位。
2.2 骨干企业
企业是产业中的个体单元, 处于市场最前沿, 是技术的需求者, 还是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品孵化等业务的直接参与者和承受者。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在产业共性关键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工作中应紧密组织产业中骨干企业, 通过联合共建产业公共设计、研发、检测和工程化平台, 联合开展关键性技术攻关等方式, 形成产业集群中的研发和产业化的公共物性支撑, 突破产业共性和关键性技术, 实现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组织支撑职能和公益目的性与企业投入的目标明确性和针对性紧密结合。
2.3 大学
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主导或参与建设大学科技园或区域高校创新创业园等组织形式, 一方面使各高校的研究能够更贴近、更针对产业发展的要求, 另一方面将产业技术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获得技术成果。更关键的是可以支撑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共享各类高校的各种优质资源, 促进知识溢出、技术扩散、成果辐射和人才共享。
2.4 科研院所
产业技术研究院运用“招才引智”政策, 在聚集科技人才和科研资源基础上, 与大型科研院所合作共建符合地区产业升级的工程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主导运营这些由专业科研院所提供技术支撑、硬件和软件支持的工程中心, 组织产业创新链资源, 开展联合攻关, 支撑产业发展。
3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机制创新
3.1 管理体制
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机构,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体制机制构建同样必须遵循组织构建的一般原则。另外, 由于其不同于一般的科研机构, 其体制机制构建还必须遵循与其独特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相关原则, 如有利于形成政府主导的支撑研发与服务创新机制, 有利于发挥政产学研用的合力、激发创新活力和促进新兴产业聚焦等[4]。
3.1.1 外部管理
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外部管理体制就是协调研究院与政府、产业界、研发资源 (大学、科研院所) 之间的关系, 明晰各主体的责、权、利, 为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组织模式上, 产业技术研究院由政府主导, 联合大学、科研院所和产业界骨干企业合作共建, 图1为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外部管理体制示意图。具体来说, 政府整合科技、财政、国资和市属工业口院所等政府资源, 设计并组建具有多层结构的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大框架, 包括资金、土地、资产、高级管理团队以及创新政策支持等;知名大学和科研院所凭借其在科技研发上的优势, 为产业技术研究院所聚焦的产业模块提供包括研发团队、研发软硬件以及研发项目资源等智力支持, 可在专业技术层面负责相关产业模块中研究中心的运行;骨干企业代表产业界, 重点与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技术研发、检测、认证等公共平台, 并为相关的产业模块的关键技术研发提供需求、资金和承接转化研究成果。
3.1.2 内部管理
理想的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管理体制, 一般应实行决策与执行分离, 实行理事会、产业指导委员会、政府委托的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体制, 下设若干业务管理部门和按战略目标组建的一系列产业模块等 (见图2) 。由理事会负责决策和监督, 产业指导委员会发挥专家咨询的作用, 政府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主管并指导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运营, 院管理团队具体承担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日常运行。
理事会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理事会由政府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共建单位共同组成。理事会是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决策机构, 其主要职能有负责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战略的制定;负责产业技术研究院基本政策的制定;负责决定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领域;负责决定产业技术研究院聚焦的产业模块及其研究开发实体的建立、变动、合并以及解散;负责审批产业技术研究院重大资金的使用等。
产业指导委员会
由科技界、工业界、商业界和公共部门的杰出人士以及来自国家部委或地方政府的代表共同组成。产业指导委员会是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咨询机构, 负责对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提供信息及咨询, 对平台的建设、运营和撤销, 对重大项目的遴选, 对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指导等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建议。产业指导委员会直接向理事会负责。
业务主管和院管理团队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一般由政府的科技部门为业务主管, 甚至直接兼任院长。院管理团队中必须有在科技部门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人员、科研院所从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科技专家、工商界管理人士等。管理体制的设计既要有效地保证政府科技产业化战略实施的决策主导权, 同时也为产业技术研究院公益目标的实现和科技资源的聚集和高效利用提供相应保障。院管理团队实行任期制, 享有充分的管理自主权, 但必须定期向理事会提出工作报告, 并接受理事会的监督。
产业模块
产业模块是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业务方向, 其开展具体业务工作的主要载体是其中的研究中心或公共平台或产业化公司等。
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整合来自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界等方面的资源组建产业模块中的专业研究中心、公共研发服务平台和成果转化产业化公司等科技实体, 具体组织实施各项研发和成果转化产业化活动。三类科技实体根据需要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自主开展工作, 并进行独立核算。按照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战略使命, 原则上每个科技实体的成立应当具备“三个依托”, 即依托高水平研究基地 (科研院所或大学等) 、依托行业龙头企业、依托国家产业政策。各科技实体实行动态管理, 根据考评结果, 由理事会决定成立或解散。
3.2 运行模式
从核心要素来看, 产业技术研究院与传统的研发机构一样, 都是依托人才、技术、资本和物理空间等来创造价值[5]。但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功能定位却与传统的科研院所有着重大区别, 如何体现这一区别, 实现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最终目标, 构建科学的运行机制就显得尤为关键。
通过国内外对比研究, 并基于我国科技、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 认为我国当前所建设的产业技术研究院应实行“政府主导, 资源支持, 市场牵引, 开放运作”的运行模式 (见图3) , 具体可通过若干机制实现研究院的战略目标和功能任务。
3.2.1 政府主导机制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作为非盈利性公共服务平台, 其产出为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公益性技术和具有市场前景的前瞻技术, 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 政府应在不干涉其内部运行的前提下, 支持和引导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在管理上, 政府应通过委派官员担任理事, 责成科技部门或其他部门直接主管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营, 在发展初期由官员担任院长, 要求公布运营情况等形式, 对机构运作成效和程序进行监督。
政府的主导机制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产业技术研究院核心层作为地方政府的独立事业法人属性, 政府应在资金和空间上给予全额支持。通过具有政府事业属性的院组织管理协调团队的建设和事业经费的保障, 由其代表政府从事整合各种创新资源、组建研究中心、搭建公共研发服务平台、组织联合攻关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等工作。通过日常运营费和物理空间建设投入, 保障院核心层的正常运行、研发及产业化软硬件条件的建设以及科技资源的集聚和建设。另一方面在上述基本构架建设和运营支持的基础上, 在具体业务工作中, 政府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支持并引导发展:一是政策支持, 在政府科技产业化政策大框架上, 支持产业技术研究院作为成果研发、转化和产业化“助推器”制定一系列的支撑政策;二是项目支持, 着重支持搭建公共研发服务平台和组织联合攻关两大类具有公共物性的重大型项目;三是资金支持, 在保证院核心层事业经费和日常运行经费基础上, 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利用专项资金大力支持必须的物理空间建设, 打造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新模式。
3.2.2 高校、院所和骨干企业的支撑机制
基于我国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特征, 高水平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至少有以下两方面对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一是技术支撑, 通过建立和完善畅通的技术转化机制, 高校和科研院所雄厚的技术储备, 将为产业技术研究院组织对接产业需求的应用研发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二是人才支撑, 通过建立完善的聘任和考评机制,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可以顺利转变为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成果研发、转化和产业化力量。
鉴于公共研发服务平台, 一般是政府通过产业技术研究院组织协调产业界骨干企业等创新资源联合共建的, 具备联动产业界、成果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支撑特征, 是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重要依托。创新其体制机制, 先行先试开展联合攻关、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将是产业技术研究院支撑机制的重要内涵。
3.2.3 市场牵引机制
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推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是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使命所在, 产业技术研究院应致力于成为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依托由政府宏观管理专家、技术专家、产业界代表等组成的产业指导委员会, 产业技术研究院开展公共平台搭建、组织联合攻关和推进成果转化等工作既要对接产业的现实要求, 更要培育未来新兴产业, 尽最大限度发挥产业技术研究院独特的体制机制优势。面向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 一方面要建立畅通快捷的合作机制, 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实现与产业界的无缝对接;另一方面, 还要构建有力的体制机制, 具有实施前沿性、集成化和持续性创新的能力。
4 结论与展望
在我国现代科研创新机构探索和发展阶段, 创新地方政府、骨干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四大主体在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中的特色定位, 提出以政府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 大学、科研院所智力支撑, 骨干企业需求牵引的外部管理模式;提出以产业模块为业务依托, 集成理事会决策、产业指导委员会咨询和科技部门主管的多元内部管理机制;探讨以政府为主导机制, 高校、院所和骨干企业为支撑机制和市场为牵引机制的运行模式。下一步拟对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进行实践探索。
摘要：产业技术研究院 (含工业技术研究院) 是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的一种有效形态。针对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功能主体进行创新定位, 提出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的创新思路, 以期为现代科研机构发展起到有益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产业技术研究院,模式创新,分析创新,科研机构
参考文献
[1]王文岩, 孙福全, 申强, 等.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分类、特征及选择[J].中国科技论坛, 2008 (3) :26-38
[2]丁云龙, 孙冬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创建和意义[J].中国高校科技, 2012 (1) :46-48
[3]李建强, 黄海洋, 陈鹏, 等.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4]冷民, TAGSCHERER U, 刘海波, 等.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管理创新[J].科技潮, 2011 (5) :36-41
政府主导型扶贫 篇10
思路与出路
随着国内文化产业的持续升温，各地的文化类展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然而，在看似繁荣的国内文化会展背后，却普遍存在着效益不高、重复建设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办展模式上严重保守，过度依赖政府支持，缺少高效规范的市场化运作机制，这导致了国内大部分文化类展会欠缺活力。而深圳文博会自创立之初，就确立了“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由政府提供原则理念的指导及政策的支持，而办展资金、运作模式等则完全走市场化的路子，这开创了国内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崭新局面。时至今日，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已经成为广东省乃至中国发展最快、品牌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专业展会。谈到这一点，叶总总结了文博会成功的几点内因。
首先是政府重视和支持。文博会是由国家文
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三部委和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联合主办的，这样强大的政府支持使文博会一炮打响，树起了一面旗帜。其次是文博会适应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并且与国家实施的文化发展的战略同步，因此，在十五大以后尤其是《十一五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纲要》出台之后，席卷全国的文化发展大潮为文博会的诞生创造了前提条件，而文博会又恰到好处地为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市场平台，可谓应运而生。同时，东道主承办方的区域、人才、市场氛围的优势也是文博会成功的重要因素。深圳毗邻港澳，是国际大都市，与国际各领域联系紧密，其区位优势是其他地区所无法取代的。深圳市委、市政府为文博会的运作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思路，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规范管理、以展兴业”，并且提出“举全市之力办好文博会”的号召，这就使文博会占全了天时、地利、人和。另外，成功的市场化运作是文博会的又一大特色，深圳文博会打破了政府办展的形式，摸索出了一条新路，同时培养锻造了一支扎实、专业的队伍，为摸清文化产业博览与交易的规律、积累经验、找到不足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在诸多因素之中，叶总着重强调了政府的支持与引导的重要性。深圳文博会的原则理念、办展思路、运作路子由政府把关，确保了文博会正确的办展方向。同时，政府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相应资源服务展会，在展会交易上提供各种便利(如税收、经营及出口的优惠政策)，并为文博会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离开政府的指导寸步难行，可以说，没有政府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文博会。”叶总说。
而对业界广泛关注的文博会成功的市场运作，叶总介绍说，文博会的运作机制走的是市场化的路子，第二届完全是股份公司运作的。展会的成败取决于市场运作的成与败，因此，文博会的每一个项目、每一项活动都按市场化运作，所有展务服务按市场化运作确定申办机构、企业。“最初是非常不安的。因为不知道风险是否可控。但两届过来我们尝到了市场化运作的甜头，承办压力减轻了，办展质量和水平也提高了。我们在会后做了一个评估，参展商的满意度达到72．27％，而且75．15％的参展商将参加第三届文博会。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叶总笑着说。
思路决定出路。文博会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在立足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切实可行且卓有成效的文化产业展会的运作模式，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打造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机遇与挑战
作为集中展示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成果的平台，“文博会”迄今为止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两届，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谈到下一步的规划时，叶总说，文博会已经实现了两个目标：第一，拉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第二，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向世界。由此文博会也将“博览与交易”确定为永恒的主题。面对当前巨大的发展机遇，叶总表示，第三届文博会将全面提升运作水平，并将“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精品化”作为第三届文博会的目标，符合“五化”的项目保留，不符合的调整或去掉，以确保文博会的高水准，为文博会成为国际级的知名文化展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谈到面临的困难，叶总说，目前主要的困难是全国文化产业发展较慢，文化产品的一大部分达不到出口标准，大环境制约了文博会发展的步伐，另外，会展人才尤其是文化产业运作人才的大量缺乏制约了文博会面向国际发展的速度和效果。同时，叶总表示，尽管这些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博会的发展，但随着文博会的不断发展和国内文化产业发展形式的不断改善，这些问题会得到逐步的解决。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文博会的不断发展代表了时代的要求，顺应了潮流趋势，因此其发展前景将是无限广阔的。
传承与创新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当前，历经五千年而长盛不衰的华夏文明正面临着文化产业化的历史性机遇。而作为浓缩的中国文化的精华，在传承文明的同时进行顺应时代要求的卓有成效的创新，是文博会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
“举办文博会的过程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整个过程的核心就是‘创新’”，叶总说，“创新是整个深圳的灵魂，是深圳创市26年来总结最多的东西。文博会体现了这种精神。”
今天的文博会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引领国际潮流的强大助力。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文博会从第二届就开始申请加入UFI，是金子总是要闪光的，在刚刚结束的UFI年会上，文博会终于顺利通过认证。作为中国文化产业唯一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的展会，加入uFl是其面向国际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作为UFI来讲，文博会的加入也将丰富UFI的内容。“双方互有需求，文博会加入UFI是大势所趋。”叶总说。
结束语
在采访中，叶总对文博会的各个闪光点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可以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个企业领导者对自己从事事业的坚定信念，更多的是一个炎黄子孙对自己民族文化深深挚爱的赤子之心。
政府主导型扶贫 篇11
一、返乡农民工就业社会支持网现状
社会支持是与弱势群体的存在相伴随的社会行为, 一般是指来自个人之外的各种支持的总称。社会支持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功能。本研究从返乡农民工获得资源的距离远近及资源提供主体是否正式的角度对社会支持网进行分类。将社会支持网分为自然支持体系 (社会关系网) 、正式支持体系 (政府等正式部门) 、非正式支持体系 (各种非政府组织及中介组织等) 。根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论, 本研究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支持需求分为三个层次:包括实物货币等物质支持;提供就业信息、再就业扶持等服务支持 (即行为支持或实际支持) ;心理咨询与辅导等精神支持。
(一) 自然社会支持网。
经济社会学家在研究劳动力市场上的求职时, 发现社会关系网络 (自然社会支持网) 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在求职过程中, 个人获得的就业信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关系网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在我国, 由于有着强调人伦关系的传统, 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求职的现象更是普遍。社会资本为返乡农民工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可获得的社会资源的总和。那么, 返乡农民工的求职社会资本情况如何呢?
1、社会关系网络缺乏。
返乡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网络规模小、交往对象单一、同质性高、交往关系网络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质, 这对于他们贫困及失业状况的改变明显不利。调查显示, 36.1%的农民工表示创业最大障碍是“缺乏社会关系”。这对于在具有浓厚人情文化和注重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国国情来说, 缺乏社会资本就意味着失去资源、市场和机会。
2、社会资本质量不高。
调查表明, 在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几乎所有的关系网对他们最大的支持在于提供“心理安慰/鼓励和信心支持”, 血缘、亲缘、私缘、业缘和地缘关系分别占57.9%、44.6%、42.8%、23.4%、14.4%;表示“提供物质或资金援助”等物质支持的主要集中在血缘 (占56.5%) 及亲缘 (占33.8%) 关系网中;在实际支持方面, 给予较多的是“提供就业信息”, 集中在亲缘 (33.1%) 和私缘关系中 (42.1%) , 各社会关系表示“帮助向有关方面打招呼”或“提供岗位”平均为10%。 (表1)
(二) 正式社会支持网。
在我国, 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是执政党的宗旨和各级政府的根本职责, 而对于面临生活和就业压力的返乡农民工, 其民生需求问题则是政府不可能推卸的主导责任。那么, 实际调查情况如何呢?总体情况为, 由于政府职能的缺位, 大多数返乡农民工未获得过政府的任何援助。
调查发现, 90%的返乡农民工表示未得到过政府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就业服务中心) 的帮助。获得支持的农民工 (仅占9.4%) 也表示所获政府援助十分有限, 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首先, 行为支持中以获得信息服务支持为主 (累计约为60%) , 实际就业服务相对较少。如获得就业政策咨询或职业指导的占34.1%, 求职登记占25%;而获得推荐岗位、职业技能培训等实际服务的分别占25%和6.8%;其次, 物质服务欠缺。表示获得钱物提供支持的仅占4.5%, 如获得少量小额贷款、创业岗位开发补贴以及税费减免;再次, 精神支持严重滞后。表示获得政府部门的心理辅导咨询帮助支持的仅占2.3%。 (表2)
对此, 可能原因有:一是政府没有抓好返乡农民工的就业促进工作, 就业宣传力度不够;二是政府自身资源有限, 力不从心无法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帮助支持;三是创业相关手续繁琐、贷款困难等体制不顺畅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普遍面临的最大障碍;四是政府工作人员自身专业水平的限制从根本上制约了援助服务层次的提升, 无法为农民工提供情感、心理、发展等方面的需求;五是返乡农民工存在“等、靠、要”思想以及对自身权益保障的漠视。如消极等待政府援助, 不关心、不主动寻求政府有关方面的帮助支持, 对于就业创业政策不闻不问。
(三) 非正式支持网。
从全球社会福利发展的潮流看, 福利多元化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福利多元化在强调政府福利重要性的同时, 提倡社会组织等都要成为社会福利的提供方。因此, 非正式部门的合作参与对于返乡农民工重获就业权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然而, 从本次调查结果看, 各类非营利或营利性社会组织在参与返乡农民工就业支持方面均显不足, 处于某种排斥与剥夺状态。
1、非营利性组织支持缺失。
调查显示, 95.2%的返乡农民工表示未得到过工会、妇联、慈善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社团机构的帮助。在少数获得社会团体支持的返乡农民工中, 以获得就业信息等服务支持为多, 物质与精神支持缺失。目前, 我国政府部门对民间福利性组织的培育力度不够, 适合福利性组织成长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 管理体制尚未理顺, 组织发展缓慢, 进而影响了其对弱势群体福利扶助功能的发挥。
2、营利性机构支持缺乏公信度。
调查发现, 60.4%的农民工表示返乡后没有寻求过职业中介机构 (营利性质) 的帮助, 只有39.6%的农民工寻求过私营职业中介机构的帮助。对于没有寻找职业中介机构支持的原因主要是害怕上当受欺骗, 占59.6%, 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觉得这些帮助没有用”, 占28.7%;认为“提供的信息不准确”的占25.3%, 居第三位。其原因可能在于:在市场经济转轨和劳动力市场发育过程中职业中介机构缺乏法律规范, 存在欺骗、损害、侵害农民工的利益等现象, 造成人们对职业中介机构持不信任与怀疑的态度。
综上分析, 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 返乡农民工遭遇了传统社会关系资源的缺乏以及正式与非正式支持网的支持缺失等就业困境。
二、构建政府主导型返乡农民工就业社会支持网
目前, 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各种不稳定因素和社会风险仍然存在。返乡农民工欲摆脱失业困境、重获职业地位, 仅靠政府或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 因为他们都存在失灵现象。“解铃还须系铃人”, 大量社会事务必须要由社会自行完成。应该整合与利用各相关主体的力量与资源, 构建一个政府主导型的返乡农民工就业社会支持网络, 为返乡农民工提供物质、行为、精神等就业支持。
(一) 政府创新政策促进就业
1、出台扶持政策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
政府应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政策, 促进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要认识到既要帮农民工找工作, 又要助农民工创业, 以创业促进就业。一是关注并合理有序地引导农民工流动, 为他们就业提供指导和服务。要求输入地的劳动保障部门对下岗农民工采取多方面措施, 积极提供就业服务、岗位信息, 使他们能够在输入地找到合适的工作;二是对输出地要求当地劳动保障部门, 利用乡镇的劳动保障平台, 为返乡的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或返乡创业提供支持和帮助;三是政府各级职能部门要明确职责, 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更多、更优惠的政策扶持。包括放宽准入条件, 在用地及税收政策方面开绿灯, 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和办事手续, 以及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更加积极的贷款融资服务。
2、强化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各地要加强与同级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 加大财政投入, 足额安排培训补贴资金, 将有培训意愿的返乡农民工全部纳入“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实施范围, 围绕当地企业用工需求及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 免费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及转岗培训。定点培训机构要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 科学设置教学计划和培训课程, 或适当延长培训期限, 确保培训质量。另外, 鼓励农民工培训后参加职业技能鉴定,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3、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在社会保障方面, 坚持实行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 着力解决在公平性、流动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的不足。应明确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 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 优先建立农民工亟须的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 可将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同时, 加快步伐改革和完善农村农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老年津贴制度以及城乡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 让每一位农民工都能平等享有社会保障的权益,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使返乡农民工在陷入失业等困境的时候能够获得相应的保障以渡过难关。
(二) 第三部门合作参与支持就业。
目前, 要大力培育并发挥第三部门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支持作用。因此, 我国应真正实现新时期工青妇等维权机构的职能转变, 重视发挥非营利机构等福利性社会组织的补充作用, 成为返乡农民工就业权益的维护者, 多方面、多途径地解决他们的物质、服务、精神等需求问题。对于政府来说, 则要积极扶持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 为它们的发展壮大提供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对职业中介或派遣机构要依法进行规范, 制定公平、合理、指导性的法规, 在实际操作中严格执行, 提高其公信度, 真正维护返乡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另外, 国际经验显示, 社会工作作为第三部门在扶助弱势群体、化解危机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 我国还可以通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知识、个案、团体、社区方法来为返乡农民工提供精神 (如重获就业创业信心) 、行为支持等服务。
(三) 社会关系资源有效利用。
相比较正式和非正式支持网而言, 社会关系网络为返乡农民工就业提供了最主要的支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具有自身发展的刚性, 即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为本的人情社会, 这就导致了中国人是关系取向的, 办事首先要看你与自己的关系的亲疏, 由内向外扩展, 形成费孝通先生所谓的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因此,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通过社会关系网提供精神、信息、物质支持和家庭保障将是国民的一种现实选择。返乡农民工不仅应该挖掘与利用关系网络的资源获得就业创业的信息与精神支持、还应获得有益的就业创业经验、争取创业融资等多元支持。
摘要：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 返乡农民工失业问题严峻, 其重新就业过程中遭遇了自然支持网资源的缺乏、正式支持网以及非正式支持网支持缺失的困境。为重获职业地位, 改变其受排斥、受剥夺的现状, 仅靠政府或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 应该整合与利用各相关主体的力量与资源, 构建一个政府主导、创新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第三部门合作参与、社会关系资源有效利用的返乡农民工就业社会支持网。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就业,社会支持网
参考文献
[1]米冬冬, 崔新.保定市采取7项措施为12.7万返乡农民工就业搭金桥[EB/OL].http://www.heb.chinanews.com.cn/bao ding/11/2009-02-06/1680.shtml.中新河北网保定, 2009.2.6.
[2]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