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型旅游（精选12篇）
政府主导型旅游 篇1
一、确定我国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的依据
(一)我国具备发展旅游产业的条件。1、我国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品种齐全。2、我国具有广阔的旅游市场。首先我国拥有13亿多人口,2005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为12.12亿人次,这庞大的群体,无疑特成为我国旅游市场上最充足可靠的客源。我国5500万海外侨胞(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他们素有爱国、爱乡的传统。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入境接待人数逐年递增,2005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12029.23万人次,其中:外国人2025.51万人次,香港同胞7019.38万人次,澳门同胞2573.41万人次,台湾同胞410.92万人次。2005年,全国旅游外汇收入为292.96亿美元,2005年,全国国际国内旅游业总收入7686亿元。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2003年的世界旅游组织(WT O)第15届全体大会上则表示:WTO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同时中国也将有1亿公民出境旅游,因而也将成为世界上第四大客源国。随着我国经济的继续发展,旅游市场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市场前景将日益广阔。
二、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
(一)从旅游发展的空间结构看。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心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为先导,然后向中心城市以外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逐渐推进的。(二)从资源的开发与产品生产组合看。旅游产品由以观光旅游为主向多种旅游产品推进。(三)从旅游组织和旅游的运作方式看。旅游形式由团队旅游为主向散客旅游居优势、团队旅游与散客旅游相结合的方向演进。(四)从旅游设施的建设看。由于旅游发展的市场对象是国际旅游者,为了符合目标市场需求,在中国的旅游发展进程中,首先是以高等级设施为主,而后由高档设施向中、低档设施推进,最终形成以中档旅游设施为主体,高、中、低档结合的旅游设施体系;主导作用由主要进行微观的支持和管理向宏观的调控和管理演进。
三、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通过分析比较世界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结合我国旅游业发展现状和基本国情,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应选择在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
四、我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的实施
(一)模式的提出
1995年,国家旅游局下达了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通知,在此基础上,逐步明确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从1997年开始,正式明确提出了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发展模式。
(二)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实施阶段。1、中央重视阶段。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10月到1979年7月这10个月中,连续讲了5次旅游发展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国家旅游局共同出版了《邓小平论旅游》,国家旅游局也明确了“邓小平旅游经济思想”这一提法。中央领导到各地考察工作,都会提到旅游发展问题,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在80年代,从1979年到1986年以国务院的名义召开了四次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一系列重视旅游的政策相继出台,包括确定每年给旅游5亿元的投资。2000年,国务院组建了假日旅游部际协调机构,使假日旅游市场秩序法制化。2、地方重视阶段。到了80年代下半期90年代上半期,进入到第二阶段,即地方重视。这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旅游的优势不断发挥的结果,也是各地在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进行比较和选择的结果。所以地方重视旅游的积极性大为高涨,普遍重视。3、共同重视阶段(即现阶段)。即现在这个阶段。中央和地方共同重视,而且力度也非常高,各个部门对旅游的支持和以前已经截然不同了。中共中央明确了旅游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地位,明确了在产业结构调整里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一系列宏观政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家普遍感觉到旅游优势的发挥和发展的前景,应该重视旅游。
(三)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的表现。1、政策的制定方针、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是政府主导的主要职能。如调休制度。为使假日更为集中,从1999年开始实施春节、五一、国庆三个黄金周,集中休假7天,为中长线旅游提供了时间。2、周期调控。周期性是任何经济系统都具有的内在特性,为了使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各国政府都会干预经济领域,减少周期性带来的损失。旅游需求具有季节性,而旅游供给具有刚性,因此旅游经济也会出现季节的波动。3、设施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政府要投资于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弥补市场缺陷。4、投资引导。引导和保护投资行为,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来扩大旅游生产力规模。如1984年,“五个一起上”政策明确了个人可以投资旅游。5、市场推广。政府主导旅游目的地的营销,有利于整体旅游形象的策划、设计与推广,因为旅游产品的促销首先是旅游目的地形象的促销,其次是旅游产品的促销。与其他国家旅游促销费用相比,我国用于旅游促销的费用还很少。如目前,中国平均每个过夜海外旅游者的宣传促销投入仅为2元到3元人民币,而国际上的平均水平为5美元。6、环境营造。主要是营造良好的环境和建立预警机制来应对危机事件。
五、结束语
从总体来说,在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受计划体制和部门管理的制约和影响,政府对旅游业是微观的支持和管理占主要位置。旅游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以旅游需求的增长为前提。所以,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
摘要：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现有经济状况的基础上,即从现时的经济实际情况出发。旅游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必须以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依托。本文对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的依据、特征及其实施进行了研究探讨。
政府主导型旅游 篇2
泸州餐饮源远流长，是川菜大河帮小河味的发源地，目前正在努力打造“中国长江（上游）河鲜美食之乡”。泸州市餐饮行业协会在省、市商务部门的领导下，紧密结合泸州经济发展大局，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加强行业自律，提高餐饮技能水平，弘扬泸州餐饮，促进餐饮转型等方面积极探索。
一、整合资源，转变职能
泸州市餐饮行业协会自2011年6月换届以来，通过对餐饮行业资源整合，实现了四个转变。
一是从名人会长向实体会长转变。将原烹饪餐饮行业协会、市老科协烹饪专委员会合并更名为“泸州市餐饮行业协会”；2012年协会进行会长改选，由泸州餐饮行业领军企业贵丰园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出任会长，增强了协会在餐饮行业中的凝聚力。
二是从行业自律向行业规范转变。协会编录了《餐饮行业政策与法规》，规范行业发展，不断完善协会网站建设，组织泸州餐饮界的高级技术人才设立专家组，为行业提供技术支持。
三是协会功能完善的转变。协会以会员为主体，成立协会加工会模式的“泸州市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进行二次覆盖,使其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相得益彰。在今年开展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中，签定了《泸州市餐饮行业专项工资集体合同》，8月27日在全省工资集体协商培训会上作了发言，9月11日省政协就《四
川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办法》出台实施，调研了《泸州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其做法得到充分肯定。
四是从单纯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向引导企业办实体，拓展经营思路上转变。以贵丰园牵头，组织部分成员单位，建立了投融资公司，为餐饮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走向行业抱团发展。
二、直面转型 上下求索
中央八项规定的政策出台以后，这给高速增长的餐饮行业确实带来了一定影响。在餐饮行业转型之际，如何引导企业转型，我们组织了部分企业先后考察了成渝两市和省内重点城市，考察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顺德、深圳和市场经济较早的香港、台湾，也考察了旅游与餐饮开发结合较好的云南，考察了云南滇菜研发中心，赞叹云南人把本地食材发挥到了极致。通过考察研讨，我们体会到大众餐饮就是普通百姓家日常生活中或逢年过节时常见、常做和常吃的一类菜肴。它随家而生，随食而存，随吃而在；它受地域、物产、时令和人们饮食生活习俗的影响，在各地有着各自不同的风味和特色；它有其特有的亲和力和物美价廉的优势；它贴近生活，贴近民众，是一种日常而又持续的消费范畴，具有广泛的市场适应性，是餐饮消费的主流和未来趋势。同时，大众餐饮绝非等同于粗制滥造，随着餐饮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满足“大众”口味的大众菜在用料上越来越讲究，做法上也越来越复杂，味型上则越来越丰富，大众菜的创新和提升已经势在必行。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企业瞄准大众消费调结构、针对婚生寿宴降餐标、推行“六常管理”降成本。今年上半年我市餐饮营业额实现27.8亿元，同比增长12.3%，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15个百分点。这是因为：
第一、我市的餐饮市场尚未形成非常高端的氛围，餐饮消费一直低于周边
城市，高档餐饮从11年下半年才开始起步，号称人均消费300元起价的会所、酒家，经营两三个月就赶快把餐标调到人均150元，消费还是比较理性的。
第二、去年进入餐饮市场的投资者，定位于高端消费的有一定影响，但都不致于关门，这大多是这些投资者来源于煤老板、房地产老板、酒老板，资金雄厚。
第三、餐饮消费总量在增加。公务宴请据有关资料显示大约占餐饮总量的10％左右，而家庭消费人群在增加，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青一簇，上得厅堂下不得厨房，未来餐饮市场仍有上升空间。据市食药监局的数据反映，全市2011年各类餐饮企业7252家，2012年8741家，今年上半年是9361家，餐饮经营者还在不断增加，消费总量也还是在增长，而反映到单个餐饮企业的总体感觉上是不到10％的企业能与去年同期持平或略有增长，这是经营中的佼佼者；大众餐饮增长较快，特别是快餐、茶餐吧、休闲会所等，其中很大成份是增量部份；多数中餐比去年同期下降，特别是定位于高端，依赖于公务消费的餐饮企业、未适时转型，管理模式陈旧，经营确实非常困难。
与此同时我市餐饮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餐饮行业开始进入微利时代。
餐饮行业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行业。改革开放后餐饮业一直保持高增长，从2010年开始整个行业就开始逐年回落，“四高一低”逐年升温，人工工资年年上涨，食材价格只涨不迭，房租越来越高，水电气价格与工业同价无法兑现；餐饮平均利润年年下滑。据中烹协在全国100家大型餐饮企业调查，餐饮平均利润率2010年是9.42%；2011年是8.04%；2012年是7.6%；今年上半年是5.6%；这个数据反映餐饮行业从2010年就开始步入微利时代，泸州也不例外。
第二、我市餐饮行业整体管理水平不高。
我市餐饮行业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百年老店基本没有，从业人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国营餐饮企业的从业人员和商技校的学生而今成了骨干力量，厨师队伍多数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起来的，科班出生的餐饮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多数是在实战中打拼积累出来的，缺乏系统的管理理论作指导，在微利时代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要依赖于管理水平的提高。
第三、我市餐饮缺乏地方品牌。
泸州地处长、沱两江在这里交汇而过，素有“鱼米之乡”之美称。水文化、码头文化、名酒文化与中原文化和西南的民族文化在这儿碰撞出代表川南地域的饮食文化。上世纪初，泸州的餐饮业就开始兴起，泸州厨师在保持泸州地方风味特色的前提下，博采各大菜系之长，兼收并蓄，集燕蒸菜精粹而独创泸州正宗川菜风格——大河帮、小河味，声誉蜀南。当时重庆有“小上海”之美誉，泸州有“小重庆”之称。改革开放以后，我市餐饮业得到快速发展，各大菜系在味型上呈现出大融合时代，而各地都以地方食材为特征，研发具有地方特色的餐饮品牌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而最能代表餐饮技能水平的中餐在我市也有一些地方品牌，但缺乏规划引导与包装，以致没有叫得响的餐饮品牌，对产业链的延伸和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大。
三、下步工作打算
宏观上看，餐饮在最近两年投资过热，过剩，短期内市场的份额在缩小，长期看餐饮还有上升空间。行业需要通过引导、规范，提升一批，转型一批，市场淘汰一批。通过行业洗牌达到一种基本良性的态势。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重点开展三项工作：
一是举办和参与赛事，引导菜品转型，赛出名厨和名师，赛出本土食材在烹饪技能上的精品。
二是推广“六常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和企业经济效益，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和职工的劳动合同，帮助企业规避风险规范经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首创性，树立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实现“双赢”理念，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三是继续配合食药监部门开展“餐饮服务业示范工程”，此项工程对提升餐饮行业的整体水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不亚于当年我们开展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在此基础上，适时开展“酒店酒家分等定级”，促进餐饮行业再提升。
政府主导型 展会的未来 篇3
势在必行的市场化
早在2012年底于济南举行的中国会展业年度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们就已纷纷提出了市场化的命题。在那次大会期间，许多专家对一些地方和部门过分强调政府主导，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参与展会表达了不同意见。不少与会人士均表示，曾经被政府层层包围、扶持、引领的会议展览活动需要向市场化转型，跳出政府的襁褓，参与竞争，独立成长。比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特邀顾问俞晓松认为，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会展行业的大国，打造一批全球知名的品牌会展活动将成为我国会展业在下一个五年、十年要下大力推进的。但这种会展活动必然不是政府主导型的，且在未来的会展经济发展中，政府主导型的活动将越来越少，大量活动应该进入市场运作。时任商务部部长助理李荣灿也表示，“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引导和市场化办展的关系，我们不反对会展业应该有政府的引导，甚至办一部分政府主导的展会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在会展经济起步的阶段，政府的引导非常重要。但是一个会展，要办成品牌展会和可持续的展会，还是应该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长期靠政府补助的展会是不可持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更是指出，“政府办展的比例会进一步下降，以行业服务与专业展览为主的活动会越来越多。将来的政府预算会越来越趋于严格，财政也越来越趋紧，想要对会展活动过多地进行扶持也会力不从心。因此，会展业对自身的服务和质量水平的提升就会更重要。”
距离2012中国会展业年度研讨会召开已经过去一年半，然而关于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市场化问题的探讨不仅热度不减，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反观这次大会召开的时间，距离十八大闭幕仅仅1个月，同时也是中央“八项规定”刚刚出台之际，可以说，这次活动成为会展业本次市场化讨论热潮的开端。一年多以来，随着中央政府改进工作作风、推行反腐倡廉、压缩三公经费等系列政策的出台，会展业受到的冷遇越来越明显，关于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市场化转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如今看来，政府主导型展会进行市场化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套用一句行话，对于市场化是“中央有要求，行业有反应，市场有需求”。
大政方针下的必行之路
如今，对会展业来说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随着中央对“钱袋子”越管越紧，政府能够拿出来举办展会的资金势必越来越少，因此政府势必会减少主办展会的数量，而对于企业来说，以往依靠政府型展会生存发展的途径也势必越走越窄。今年年初，北京市清理和规范节庆论坛展会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取消47项节庆论坛展会活动，节约经费6701万元。此外，北京还要求财政部门对未经批准的项目不予安排资金，要按照节俭办事的原则，严禁铺张浪费，严格压缩活动经费，经费规模不得超过上年支出水平。同时，审计部门要把相关活动经费的使用情况纳入今年的审计范围，加强监管。对违反财经纪律、造成严重浪费的，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如果把时间倒退到2013年，出台类似规定的省份、城市更是不胜枚举，从东部发达地区的江苏、广东到中部的河南、江西再到西部边陲的新疆、云南无不下重手削减展会活动。
这次集中整治浪潮反映了政府对主办展会的态度将趋于谨慎，在未来的会展业发展中，官退民进将成为主流，政府主导型展会必须谋求转型，在市场中独立求存。沈阳展览业协会会长、沈阳国际会展中心董事长王俞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十八大以后各地政府主办的展会在减少或压缩规模，或者由一年一届改为两年一届，市场化成为会展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财政资金不能承受之重
除了中央政府的严格要求，一些政府主导型展会长期不能盈利给举办地政府财政带来沉重包袱也是政府主导型展会不得不进行市场化转型的重要原因。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展会占据了大量的优质资源，拥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也培养出了许多知名的品牌展会，比如商务部的广交会，国家林业局的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农业部的农交会，文化部的文博会等。但这并不表示，所有的政府展都有盈利的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留意行业近年来的发展，也不乏一些政府主导型展会由于效益欠佳而遭遇停办或取消的尴尬境遇。
2012年10月，被业界称作“东莞唯一市政府品牌展会”的第十四届中国东莞国际电脑资讯产品博览会（简称“电博会”）承办项目公开招标竟遭遇流标，面临停办风险。对于电博会这个品牌展会，东莞市政府的投入力度是相当大的。2009年，为了消减金融危机对东莞电信行业的影响，带动相关产业复苏，东莞市政府出重金扶持电博会，补贴了约700万元，展位费由政府全额补贴。2010年，政府补贴500多万元，每个展位收费1000元。2011年，政府补贴降至100万元，每个展位费则升至3600元。2012年初，政府决定不再补贴，于当年7月启动招标，而投标企业竟然不足三家，直到10月底仍不能确定承办方。业内人士认为，电博会不赚钱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电博会对会展公司缺乏吸引力。一位政府人士表示，对于一个政府扶持了十几年的展会，还不能培育成市场化，就确实进行不下去了，需要另选方向。
无独有偶，2013年10月，国家旅游局宣布取消举办了20年的国内旅交会。中国国内旅交会由政府部门主导举办，参与主体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其中承担着推介旅游、宣传城市的职能，各级政府部门成为参展商，很大一部分特装展区花的就是财政的钱。开幕式则是主办方最“烧钱”的地方，为办好展会，承办城市政府不惜投入大量财力、人力、物力。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内旅交会近年来订单数呈下降趋势，已不复昔日辉煌。1998年国内旅交会签订旅游组团合同4.5万份，2013年为1.5万份；1998年旅游组团人数483万人次，2013年为61.3万人次；1998年合同总金额7.8亿元，2013年为6.05亿元。效益下滑而耗资巨大，再加之目前国家政策的限制，国内旅交会被取消也就显得顺理成章。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政府主导型展会向市场化转型，也是为政府减负，可以让政府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改善民生上。
无论是政策的要求，还是市场发展的需要，政府主导型展会市场化转型已是势在必行。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化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和空话，它需要具体的方案和方法。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企业运作：政府展的源头活水
展会开始由政府主导逐渐向市场化过渡，对于会展业而言这无疑是大好机遇，但是在会展业转型过渡时期，一切的发展未必会是一帆风顺。那么，企业如何探索市场化道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角色如何转换等问题，都将带给业界无尽的思考。本文就当前会展业在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借鉴一些办展较为成熟的企业为实例，共同探索中国会展业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
从目前的形势看，政府主导型展会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公开招标，引入企业办展。比如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简称中国制博会）、武汉的中国光谷光电子博览会（简称光博会）和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简称机博会）。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由政府出面成立专门的会展公司来运营展会，如江苏的中国江苏（常熟）服装服饰博览会。无论是引入公开招标，还是成立会展公司，都是政府放开展会主办权的表现和开端，只是后者似乎没有前者彻底，短期内恐难以摆脱行政能力的干预。
民营企业进入政府展
2013年第十届武汉光博会首次尝试市场化运作，由政府公开招标，采购会展运营服务，由专业会展企业承办展会。而尚格会展从众多的投标公司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中标的承办企业，令武汉本土会展业为之振奋。尚格是中国第一批本土成长的会展企业，系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单位，湖北省会展业商会会长单位，是中国民营会展企业的引领者，致力推行“市场化的推进年，国际化的提升年，信息化的应用年，专业化的服务年”的理念。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昌荣称，第十届光博会举办模式的转变，正是武汉谋求会展转型的有益探索。武汉会展业面临的转型局面，也是国内会展业的一个缩影。一些地方忽略了会展业商业化运作的市场本质，展会操作程序行政色彩浓厚，往往政府部门既是办展会的主体，也是办展会的审批者，直接影响办会实效。会展的本质是一种市场和商业行为，这就客观上要求会展按市场规律运作。除了公益性展览需要政府主办，理应由行业协会或者专业展览公司来主导。武汉光博会在市场化方面迈出了的实质性步伐。不久前，尚格承接了四川绵阳的中国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该项目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唯一的科技城。尚格董事长张珺认为，民营企业将成为政府主导型展会市场化过程中重要的办展主体，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
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张志刚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深入，竞争力不足、市场效应不明显等原因成为政府主导会展的弊端。政府从包办会展中抽身而出，不再披挂上阵，将具体的筹办交由行业协会、专业公司操作，实际上就是让会展业回归其应有的属性。
武汉机博会首次市场化运营
近段时间以来，武汉在会展业市场化方面可谓动作频频。由政府连续主导14年的展会——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2014年起策划、组织、服务等工作全权交由企业运营，正式宣告该展会彻底市场化。武汉市会展办介绍；本次机博会是首次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向社会招募承展服务商。通过招标，有着法系血统的中外合资企业——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夺标，成为本次机博会唯一一家承展服务商，并继续操办下一届机博会。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将为政府节省大笔开支，中标企业借助机博会品牌，全面市场化运营展会，促使资源优化配置。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忠顺称，本次展会将充分遵循市场化、专业化原则，力求把机博会打造成为国际化、高水平的机电类展览会。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大影响不同，市场主导讲求效果。
市场化运作是提升城市展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中国江苏（常熟）服装服饰博览会，自2000年创始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4届。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展会以“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为基点，由政府主办，成立专业的会展公司来专门运作展会。市政府为积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借鉴会展业发达地区的办展模式，坚持市场化方向不动摇，大力推动“服博会”逐步走向市场专业化操作。同时，通过市场手段开拓会展道路，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带动商业价值提升的同时，加强专业会展的社会影响力。
作为一个全新的突破点，第十五届中国江苏（常熟）服装服饰博览会暨2014江南国际时装周在多个环节注入市场的力量，与本地服装企业加强沟通交流，握掌成拳、共同进步。市场化运作是提升城市展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它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突破行政干预模式，发挥专业力量在展会运营中的推动作用，最终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同步提升。而第十五届中国江苏（常熟）服装服饰博览会暨2014江南国际时装周的成功举办，也让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常熟会展行业将在市场化运作的道路上愈行愈远，常熟服装行业的转型升级梦想指日可待。
靠市场不靠市长
光博会、机博会、服博会……这些培育多年、走市场化较为成熟的会展活动都有一个共性，由政府转交专门企业自负盈亏承办，“靠市场不靠市长”发展会展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深入，一些政府主导会展逐渐呈现出竞争力不足、市场效应不明显等弊端。政府从包办会展中抽身而出，不再披挂上阵，将具体的筹办交由行业协会、专业公司去操作，实际上就是让会展业回归其应有的属性，让这个既不在“公共产品”范畴之内，也不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行业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
政府转型就是区别于传统的命令型、管制型政府，这不是中国政府的性质与根本宗旨的变化，而是政府运作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说，政府仍然有各种权力，但它们是提供服务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政府权力只能由提供服务的需要来确定，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而无限扩大。从武汉会展业走市场化之路，我们可以来思考武汉还有哪一些事务可以从政府剥离出去，如何发挥社会中介组织、民间服务性组织、企业主体的灵活性，使适于让社会来做的传统政府事务逐步向社会开放。
“靠市场不靠市长”，从本质上讲，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所谓“政府宏观指导、协会协调服务、企业主体操作”，就是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市场事务应有所区分。政府不是万能的，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不予干预，让会展业在没有桎梏和枷锁的环境中健康发展。
市场化需谨慎
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在我国会展业发展之初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会展业的壮大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参与过多也给会展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弊端，计划经济的时代的残存和遗留迫使今天的会展业不得不做出改变。据有关统计，政府主导型展会在我国约占会展总数的23%左右，而其收入所占比重可能更大，甚至占据了大头。因此，市场化转型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阻碍，否则会对会展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市场化中的政府责任
我们需要清楚一点，市场化并非政府完全放手。虽然我们讲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市场作用具有滞后性，政府必须发挥其宏观调控功能，防止市场失灵。展会市场化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密切配合，甚至有大量问题需要政府出面方能解决。
问题一：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配合。政府将“接力棒”交给企业，首要就是考量企业的成熟程度和实力资质。也就是说，政府在招标过程中对投标企业的资格审查应列为重中之重，这是对政府和企业的双重负责，也是对展会负责。所以怎么确定合格接班人的条件将会成为展会推向市场化政府首要面对的问题。其次，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权责如何划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政府把展会交给企业，企业如何保证展会能够持续盈利并让政府对其放心，政府怎么监督企业才能既不重新走入行政干预的怪圈又保证企业的经营行为不出偏差，这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
问题二：市场化需要区别对待。从全国范围内看，北京、上海、广州的会展业基本趋于成熟，但是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市场主体还较弱，会展业还需政府再扶一把。此外，并非所有的政府型展会都适合市场化，比如一些国际性经贸论坛与带有政治、外交色彩的活动，如APEC、亚信峰会、亚欧博览会等项目，仍需政府操作。
问题三：政府应着力建设良好的会展发展坏境，规范行业乱象。监管力度不够和行业自律不足一直是中国会展业长期存在的问题，比如标准的缺失，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重复办展和无序竞争长期存在等等。将展会推向市场化后这方面问题势必更加突出，这就需要政府制定行业政策、完善行业法规。
在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交汇间，政府需妥善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根据展会类型、性质，制定不同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并充分发挥民间团体、行业协会、会展企业的作用，共同促进会展行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市场化中的企业机遇
当曾经被政府层层包围、扶持、引领的会议展览活动向市场化逐渐转型后，一些政府主导型展会开始脱离政府的襁褓，参与竞争，独立成长，这无疑给会展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当前国内会展市场表现出活跃的状态，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有实力有影响而且拥有会展品牌的会展企业。这类拥有成功经验和优质会展品牌的企业在面对政府主导型展会市场化的变革时是否能持续适应会展经济的发展要求，融入更多的市场元素，将成为其必须面对的问题，保持稳定、匀速的发展也将成为这类企业的必修课。
这些企业不仅依托于会展业发展较好、较快的会展城市资源来举办展会，其自身的创新办展方式，运用信息化、高科技联通会展等方方面面都为其开拓市场奠定了扎实基础。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民营展览公司一直发展缓慢，在与国有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目前，随着政府型展会向市场化转型，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改变。实行市场化办展，会展企业的成长空间得到释放。一般来说，政府管制放松以后，市场通常会出现“松绑”之后的“井喷式”快速增长态势，民营企业正好借此机会抢占市场，扭转局面。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在享受政府展会资源上得天独厚，而市场化后，各种所有制企业将同台竞争，国有企业也将面临着来自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据业界人士推测，近年来外资展览公司在国内并购展览项目投资总额累计近20亿元，在推行市场化后，外资企业是不是会加快并购的步伐，通过办展和推出新展览项目相结合实现业务增长的战略布局，这需要行业加强关注。今年，成都市博览局先后与励展和亚洲博文两个外资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由此可见，外企在华的办展力量已不容小觑。市场化过程中，龙虎相争的局面将不可避免，由此看来上述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有竞争才会有发展，相信在各类企业各显神通的过程中，中国会展业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国际展会运作模式的借鉴
世界会展强国的第一梯队德国，其展览业非常发达，市场化运作也十分成熟。德展览业之所以能在全球展览业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傲立群雄，不仅是因为德国拥有悠久的博览会传统和一流的展馆基础设施，而且更在于德展览会举办单位具有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技术及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
德展览业的成功经验，对发展中的中国展览业带来许多启示，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首先，政府应提高对会展经济的认识，把发展会展经济作为推进我国经济国际化及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其次，参照德国展博览委员会（AUMA）的模式，制定我国展览业发展战略与规划，切实履行行业管理职责，协调全国各地展览计划的制定，尽可能地避免出现会展内容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第三，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树立展览品牌，利用行业协会的资源和专业特长，精心培育行业展览品牌。最后，加强与外国展览公司合作，加快对展览人才的培养。
政府主导型旅游 篇4
国内旅游目的地营销研究以概念研究、目的地形象研究、目的地营销主体研究、目的地的营销传播工具研究以及传播信息技术和营销案例研究为重点领域。其中, 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与营销主体研究亦是国外旅游目的地营销分析的重点 (高静, 2008) 。就营销主体而言, 国内以企业主导向目的地政府主导 (王国新, 2006) 转变, 即国内旅游目的地营销由政府部门负责。这与国外旅游目的地营销主体日渐多元化的趋势不同 (高静, 2007) 。有鉴于此, 文中主要梳理政府主体相关的旅游营销研究文献, 以期明晰政府主导型旅游目的地营销活动的主要特征、影响因素及转型创新的方向, 为该领域工作潜力的发掘提供参考。需要指出的是, 信息技术的引进与主导渠道的转变是诸多影响因素中尤为关键一种, 甚至被认为是主导旅游目的地营销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事实上,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营销信息技术的分析相对较多 (魏婧, 2008) 。因此, 对于信息技术导致的政府主导型旅游目的地营销从技术平台到信息发布源类型的观点整理将构成转型创新部分的主要内容。
2 我国政府主导型旅游目的地营销特征及影响因素
政府旅游营销主要是对旅游目的地进行营销 (银淑华, 2007) , 是国内旅游目的地营销的主导方式 (王桂霞, 2005;高静, 2008) 。从我国确立世界旅游大国建设向世界旅游强国建设转变起, 地区之间旅游客源市场竞争持续升级。营销是影响旅游目的地的客源市场竞争力的要件之一。其主导方从企业转变为目的地政府相关主管部门 (王国新, 2006) 。关于旅游目的地营销管理中的政府职能与企业职能之间的区别, 银淑华 (2007) 曾给出界定, 其指出政府旅游营销管理的主要职能在于营销旅游目的地, 旅游企业营销管理的职能是营销其自有的旅游产品。
在此背景下, 围绕政府主管部门的旅游目的地营销工作特征、有关问题及配套制度设计, 国内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以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地方政府主管部门采取的旅游发展提振措施为研究对象, 周永博 (2009) 将其归纳为依托“旅游券”的降价促销式短期导向旅游营销, 指出此类营销效果囿于破解市场剧变造成的旅游业短期困境, 若要取得更好的效果需要将价格主导的降价促销手段与特色节事活动策划、游客服务体验管理、多媒体广告宣传以及旅游目的地形象口碑管理等工作结合起来。相较于周永博 (2009) 从无锡地方调研数据给出的经验建议, 有学者尝试从国家政府主管部门专项工作的考察中寻求启发。宋慧林 (2015) 以中国国家旅游局驻外旅游办事处年度工作报告为样本, 借助扎根理论发现政府旅游公共营销模式对营销动因、政府专门机构的市场调研能力及其外部网络之间的协同能力, 以及环境政策干预等不同影响因素的反应显著, 同时对上述影响因素的介入特点予以区分。与此同时, 旅游目的地营销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则进一步拓展了关注领域。通过比较中美旅游目的地营销模式和营销要点, 章尚正 (2005) 将我国旅游目的地营销需要重点借鉴的领域归纳为8个方面, 即提高专业化、加大投入、强化网络建设、重视战略调整和游客市场调查, 目的地整体服务质量提升、培训及教育的改进、专业营销机构建设以及加大跨地区协作力度。
3 信息技术与政府主导型旅游目的地营销的转型创新
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促使网络营销系统成为旅游目的地推广和营销的重要平台和媒介。事实上, 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 网络营销已经成为国内旅游目的地营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 有学者以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构建的旅游网络营销平台为考察对象, 展开了一系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其中, 李君轶 (2010) 对国内省级旅游官网为代表的旅游目的地网络营销系统进行研究, 其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启发性。李君轶 (2010) 以游客需求为导向, 构建了由4个一级一指标和44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旅游目的地营销评价指标体系, 以此为依据对国内31个省级辖区旅游官方网站进行测评, 由此得出两项判断, 即旅游官网主要满足基本旅游信息需求, 在交互、技术及交易等营销衍生功能方面对游客的需求考虑不足。
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促使网络营销系统成为旅游目的地推广和营销的重要平台和媒介, 随之而来的营销模式创新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有学者基于营销模式中的体验式营销、定制式营销、品牌营销以及文化营销, 将旅游营销创新模式归纳为体验旅游营销模式、定制式旅游营销模式、品牌旅游营销模式、文化旅游营销模式和综合型旅游营销模式 (李颖, 2010) 。此外, 伴随网络营销技术的兴起, 信息传播来源的变化亦成为旅游营销模式创新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学者的关注。邵隽 (2012) 将旅游信息来源区分为商业来源与社会来源两个类别。其中商业来源信息包括旅游目的地、企业或组织发布的广告等促销资料, 社会来源信息即个体与个体之间传播的信息, 体现为文化或亚文化、社会阶层、参照群体、家庭和意见领袖。后者被认为是更客观、更精确和更可信的信息类型, 在旅游产品购买和决策中更为人们所依赖。
上述社会来源信息主要以自媒体技术为支撑, 即互联网技术和W eb2.0应用发展所催生的一种媒体形式。自媒体推动社会来源旅游信息传播规模日益庞大, 在促进社会化媒体发展的同时也为旅游营销创新指明了新的方向。鉴于自媒体将传播者与受众融为一体的特点, 国内学者探讨了相关领域或主体应用自媒体改造旅游营销的可行性及路径。以旅游景点为例, 唐书转 (2013) 认为自媒体营销藉由自身与景区的内在联系, 实现与游客更为主动和方便的互动等特点, 是破解景区营销手段单一、竞争力不足, 提高营销效果的有效途径。方田红 (2012) 则侧重于分析自媒体技术与口碑营销模式整合对市场主体的影响, 认为WEB2.0技术彻底改变了传统口碑营销的传播方式, “多对多”传播型是新时期口碑营销模式的突出特点, 由此推论正负面自媒体口碑、基于自媒体平台的旅游信息交流社区以及新媒体的舆论领袖等现象应视为重要的管理领域予以重视。
参考文献
[1]高静.国内旅游目的地营销研究现状及展望[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 (11) .
[2]高静, 章勇刚.旅游目的地营销主体研究:多元化视角[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 (07) .
[3]王国新.论旅游目的地营销误区与新策略[J].旅游学刊.2006 (21) .
[4]魏婧, 潘秋玲.近20年国外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08 (01) .
[5]银淑华.试论政府的旅游营销职能[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22) .
[6]王桂霞.邱艳庭.国内旅游目的地营销主体模式—基于电子商务时代的探讨[J].市场周刊·研究版.2005.
[7]周永博, 沙润, 田逢军.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旅游营销研究[J].旅游学刊.2009 (24) .
[8]章尚正, 阿拉斯泰尔·莫里森, 严澄.中美旅游目的地营销比较, 旅游科学.2005 (19) .
[9]李颖, 王天英.旅游营销模式的创新研究[J].中国商贸.2010.
[10]邵隽.旅游服务业社会化媒体营销新趋势——意见领袖与微电影营销[J].旅游学刊.2012 (27) .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乡村一体化管理 篇5
探索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新模式
玉环县卫生局玉环是我国14个海岛县之一。地处浙江黄金海岸线中段，县域面积2279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378平方公里，海岸线298公里，海洋资源丰富。下辖3街道5镇3乡，全县户籍人口41.1万，外来常住人口21.5万。玉环是全国股份制经济的发祥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玉环人民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实施“全岛股份化”战略，一举实现了从闭塞偏远的海岛农业小县向经济强县的跨越，十度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行列。2009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243亿元，是1978年308倍；人均生产总值58938，是1978年的236倍；工业总产值792亿，是1978年的1667倍。玉环以生动的实践，成功打造了各界瞩目的“玉环现象”。
玉环卫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形成了以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为龙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为枢纽、社区卫生服务站为网底、村级卫生机构为补充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自2006年实施农民健康工程，60%以上的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由村级卫生机构承担。近年来，我县积极探索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民营积极参与，走出玉环特色的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新模式。我们通过试行政府购买基本药物制度，对紧密型管理对象中量化分级A级的机构进行筛选，试行目录内基本药物零差价，其它非基本药物有差价销售的政策，政府对于零差价的基本药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补助。在村级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零差价，一方面可以扩大基本药物零差价实施的范围，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另一方面政府投入基本药物零差价经费大幅减少，减轻财政压力。而对于村级卫生机构来说，通过基本药物零差价的实施，提高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可信度，最终实现多赢的目的。
一、强化监管，提供有力的体系保障
我县从2007年开始推行村级卫生机构量化分级管理，将量化分级管理考核与医疗服务、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相结合。2010年，将量化分级政策的制订、考核的执行、等级的评定等职责统一归口到局农卫办负责，卫生监督所加大监督执法力度，配合农卫办开展一体化管理工作。以量化分级为载体，将我县的村级卫生机构分成A、B、C、D四个等级，根据等级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一体化管理形式。同时将医疗机构不良行为记分与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挂钩，通过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医疗机构不规范的行为除进行记分外还将纳入其量化分级的成绩，与其医疗执行许可证的校验挂钩。另外对量化分级的成绩每年进行一轮综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调整等级，实行动态分类管理，使量化分级成为一体化管理工作强有力的抓手。
二、分类管理，提供有效的政策保障
根据机构性质及量化分级考核结果的不同，一体化管理分为公益型、紧密型、松散型三种类型，其中政府举办的原乡镇卫生院分院转型的或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公益型管理，实现“机构、人事、业务、财务、药械、绩效考核”完全一体化管理；量化分级管理A、B级的村级卫生机构为紧密型管理，量化分级管理C、D级的村级卫生机构为松散型管理，对不同管理类型都提出了不同的管理要求。另外明确了紧密型管理对象享有的优惠政策，如优先列入新农合门诊报销定点单位、纳入医疗纠纷调处体系、免费使用社区HIS诊疗系统、允许配备适当辅助检查设备等；同时对松散型管理对象限制药品使用目录，对其中的D级机构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对于不良执业行为进行记录和评分，通过先进促后进、后进赶先进，两头推进、整体提升。
三、信息监控，提升机构管理水平
近几年，我县加大信息化投入并加快信息化建设进度，被列为全省“数字卫生”示范区建设县，县卫生局建立数据中心，已经实现了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化的转变，并先后开通了区域电子诊疗信息系统(HIS系统)、区域电子健康档案与诊疗信息数据交换、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网上双向转诊等系统。目前已经建立了37.44万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90.3%；为糖尿病、精神病、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建立电子专项档案，随访结果实时录入，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实现信息化。公益型和紧密型管理对象要求全部使用社区HIS系统(医生工作站)，通过HIS系统规范药品管理，实行门诊电子病历和电子处方，统一电子收费发票，病人就诊时能导出电子健康档案并将本次就诊情况实时记录到电子健康档案，实现基本医疗信息化。
四、定点配送，规范药品采购流程
根据管理形式的不同，实行不同的药品目录，其中公益型执行与乡镇卫生院相同的基本药物目录，并实行零差价销售；紧密型管理对象以在国家307种基本药物和省补150种药品
目录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再适量增加省招标药品目录内的药品作为统一使用目录；松散型管理对象在紧密型管理机构药品使用目录的基础上进行缩减，控制药品使用范围。药品目录的制订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以品种合理、价格适当、质量保证为原则。所有药品和器械采取定点公司配送，严禁非法渠道采购药品，定点配送公司委托玉环农村卫生协会通过竞争性谈判产生，并报县纪委备案。紧密型和松散型管理对象药品不执行零差价，但实行同城同价，逐步规范用药习惯，控制抗生素不合理使用。
五、突出重点，实现公共卫生项目化
我县是省卫生厅高血压规范化管理推广项目县，建立起了“规范化、规模化、信息化”的高血压社区综合干预管理模式，对35岁以上全人群进行高血压社区综合干预并对60岁以上老人及困难群体免费赠送高血压药物。开展了“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采取对重症精神病人减免住院治疗费用、基本药物免费发放、每季度免费检查等优惠政策，社区精防医生分级随访，指导病人日常生活；对糖尿病、脑卒中、冠心病等其他慢性病人及老年人和困难群体按照规范开展随访干预，我县农村公共卫生工作连续三年考核名列台州市第一名。根据要求，各村级卫生机构都要承担公共卫生工作，对未承担公共卫生工作的机构量化分级不得评定为A、B级，不作为紧密型管理对象，无法享受各类优惠政策;承担公共卫生的机构考核必须要达到90分以上才能评定为A、B级。由于公共卫生工作较差导致量化分级成绩较低进入松散型管理的机构，限期整改后可以申请进行复评，根据复评结果调整管理类型，但是当年不能评定为A级。通过上述措施有效的推动了各村级卫生机构主动承担并能较好完成农村公共卫生工作。
六、布局合理，实现机构建设标准化
我县从2008年开始，启动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共投入4000万元，对7家乡镇卫生院进行迁建，2家卫生院扩建，2家卫生院整合。目前，已经有3家乡镇卫生院投入使用，到2012年将全面完成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随着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的稳步推进，作为网底的村级卫生机构硬件设施也需进一步提升。因此要求紧密型管理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用房面积不少于150m2，村卫生室用房面积不少于100m2；并配备相应的设施和设备，环境整洁优美，布局科学合理，标识规范统一，制度健全完善；松散型管理对象面积在60m2以上，按要求设置各室、配备相应设备设施，并对场所进行装修，布局合理、符合标准要求。
七、注重绩效，杜绝平均主义分配
政府主导型发展的是是非非 篇6
二零一二年，林毅夫卸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之职，返国任教。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一场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讨会。朗润园万众楼人头攒动，其后林毅夫在域外已经发表的新作，被一一译成中文，共结集四卷，即《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解读中国经济》、《从西潮到东风》，在九月份同时出版，轰动中国经济学界。十月中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又举办了一次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三十多位国内外经济学家论剑三天。
准确地说，“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简称，其全称应该是“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林毅夫的雄心是将其开发为发展经济学的3.0版。
发展经济学 3.0 版
熟悉经济学的练家都知道，发展经济学曾在二十世纪中叶兴盛一时，其武功套路的精华，人称“结构主义”。这是发展经济学的1.0版。结构主义的要旨如下：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即处在边陲，因此为了苦练内功，以便日后与世界中心地带的高手一较高下，其政府必须出手，通过推进“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建立本国的制造业，从而摆脱对资本主义强权的依赖。这套武功的内功心法，用中国话来说就八个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结构主义曾经在拉丁美洲风靡一时，成为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又称“发展主义”。顺便说，以拉丁美洲为背景，欧美学界还兴起了所谓“激进主义发展社会学”，以对抗资本主义强权为号召，为发展中国家摆脱所谓的“依附型发展”而摇旗呐喊。
可是，拉丁美洲的发展并未持续多久，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很快就风光不再。更何况，这套武功在其他的发展中世界应和者寥寥。到了八十年代，发展经济学本身亦呈衰落之势。曾任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曾在一九八三年出版了《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并于一九八五和二○○○年两次再版，力主市场机制才是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的纯正功法。
事实上，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美英兴起，很快就横扫全球。政府积极干预主义遭到了质疑和抛弃，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主导作用成为经济学的新主流。就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指导思想而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波助澜，“华盛顿共识”取代了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的要旨，无非就是建立好制度、执行好政策，而“好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解除管制）、自由化（尤其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即对外开放）、私有化，再加上谨慎节制的宏观经济调控。
新自由主义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2.0版。其实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内功心法具有普适性，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也一度风光无限。它让美利坚的内功修为达致更高境界，从而重登霸主之位；它让英吉利徐徐康复，从而有能力再走江湖。就连政府干预主义传统深厚的法兰西，也对新自由主义心驰神往，甚至在其左派政党社会党执政期间，亦有不少新自由主义政策暗度陈仓。新自由主义更是风靡拉丁美洲。在皮诺切特将军威权主义政治的庇护下，几位林毅夫的师兄弟、人称“芝加哥男孩儿”（Chicago boys，即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执掌经济改革，一举促成了智利的经济起飞。在巴西，以发展了依附理论而蜚声国际社会学界的左派学者卡多索，在当选总统之后，竟然奉右派的新自由主义为其施政圭臬。卡多索执政时期的巴西中央银行行长，将自己的货币政策目标定位在“摆脱四十年的愚蠢行为”，并声称唯一的选择就是“要么成为新自由主义者，要么成为新的白痴”。
可是，意识形态的竞技场如同竞技体育一样，没有永远的赢家。在非洲，前新自由主义时期（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缓慢（也就年均1%—2%），但好歹是正的，而自八十年代以来，在号称奉行了世界银行和IMF指点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政策”之后，非洲的经济增长就从正变负了。在新自由主义旌旗摇动的拉丁美洲，经济增长与经济危机总是如影随形，以致左翼传统深厚的拉丁美洲学界诞生了一大批以分析“新自由主义危机”、揭露“新自由主义骗术”而闻名遐迩的大师。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就在自由市场的轴心国美利坚，二○○八年末爆发了贻害全球的金融海啸。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自由市场的坠落”，而这个短语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部反新自由主义名作的中译本书名。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职责是协调世行内部的发展政策研究。斯蒂格利茨在一九九七至二○○○年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在此期间，他力推“后华盛顿共识”，批判新自由主义，声援“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全球左翼社会运动人士大聚会的“世界社会论坛”（其宗旨是与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唱对台戏）站台助威，一举成为全球左派知识分子的财经军师，甚至是领军人物之一。深受儒家传统熏陶的林毅夫从未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冲锋陷阵，但在思想上却萧规曹随，在发展政策上秉承并深化“后华盛顿共识”，并在学术上超越新古典主义，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次浪潮”。由此，作为发展经济学的3.0版，新结构经济学应运而生。
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坚持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立场，即竞争性市场体制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另一方面又认为政府应该超越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国家模型的限制，通过制定并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积极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的变迁，最终推动经济发展。林毅夫明确主张，在产业的升级与发展上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府并且政府也有可能“事先判断所要支持的技术和产业”，并“挑选冠军”。不止如此，为了有助于各国政府能挑选出未来的冠军，林毅夫还开发出“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六步绝招。但是，教练毕竟是教练，不应该亲自上场打球。林毅夫一再说明，政府在资源配置上不宜扮演主角，而只能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而产业发展的主角还应该是企业，能不能成为赢家甚至成为冠军，归根结底还要经受市场竞争的考验。林毅夫特别强调，政府扶持不应该长期存在，衡量产业政策成败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被扶持产业能否在政府扶持撤销之后仍然盈利。
新结构经济学甫一亮相，自然立即引起中国学界和舆论的关注，人们都想看一看，3.0版的发展经济学究竟如何在中华大地展开。在大批中国经济学家呼吁政府“重启改革议程”，抑制扩大政府投资以刺激需求的冲动，从而切实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际，林毅夫剑走偏锋，高调主张政府投资依然举足轻重、不可或缺，投资依然比消费更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而且在（政府）投资的拉动下，中国经济依然能在未来的二十年保持年均8%的增长。
近年来，政府部门（尤其是“发改委”）主导的巨额开发资金，仿佛多股外来真气注入了中国经济体内，在全国各地以及众多产业中乱窜，已令中国经济呈现走火入魔之象。正当经济学界和媒体全力质疑政府主导型发展的可持续性之际，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仿佛为中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主义盖上了全新理论的图章。学界一片哗然，质疑声四起，其中最显著的声音自然是怀疑新结构经济学自我声称的新古典主义根基不纯正，与国家主义的内功心法混杂在一起。在信奉市场机制的学者看来，如此阴阳不调的功夫，一旦全力施展开来，岂不要将已有走火入魔之象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引向邪路？
“发展型政府理论”的翻版
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还需要拓宽视野，从国际比较发展研究领域中各路武学的折冲交汇中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是普遍遭到质疑的，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政府主导型发展的成功案例的确也是现实的存在。在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帝国实现了早期工业化，一举跻身于世界强权。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东亚若干经济体，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地赶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被称为“东亚奇迹”。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也取得了三十多年的超常经济增长。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政府（或朝廷）都扮演了极为耀眼的主导性角色。如何对此类现象给出理论解释，毫无疑问，是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
面对现实的挑战，国际学术界，尤其是以政治学家或政治经济学家为主的比较发展研究学界，自八十年代起形成了一个名为“发展型政府”（the developmental state）的学派。首先，“发展型政府”概念的诞生缘于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有关“发展型政府”的论述都是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上下文中展开，意指一种特定的政府行为、政策和制度模式，这样的政府拥有一批具有强烈发展意愿的精英，他们超脱于社会力量或利益集团的左右，有能力自主地制定高瞻远瞩的国家发展战略，并最终将有限的资源动员起来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推动所管辖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成长。之后，在国际比较政治经济学界，一大批学者将有关的思路从东亚拓展到其他地区和其他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研究，从而使发展型政府学派发展壮大。从此，“发展型政府”这一标签不再是专属于东亚经济体的政府，而是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与制度模式的标签，可以适用于任何历史时期所有或多或少采用过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国家与地区。
发展型政府理论缘于查默斯·约翰逊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此书论证了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对日本奇迹的重大推进作用。约翰逊原本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以有关中国农民民族主义的杰出研究成名，并于一九七六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然而，让他在学术界成为一代宗师的则是这部潜心研究十年撰就的新著。一九八九和一九九○年，美国学者爱丽丝·阿姆斯登和英国学者罗伯特·韦德先后出版了《亚洲新巨人：南韩与后发工业化》和《驾驭市场：经济理论与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作用》，分别运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案例，论述了政府在市场机制之外构成经济发展助推力的重要性。《驾驭市场》一书一九九二年获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政治经济学部最佳图书奖，并于二○○○年再版，呈现了学术影响力的持续性。依照这三部论著的描绘，三地政府幸运地拥有一大批接近于韦伯式理想类型般的经济技术官僚，他们独立于社会利益群体，从各自经济体的整体利益出发，制定并实施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从而推动了三地的经济起飞。这个命题，在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中被称为“国家自主性”，即指政府有能力、有意愿摆脱利益集团政治，自主地制定发展政策。
发展型政府的概念一经提出，马上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初期发展阶段，发展型政府理论还局限于对东亚发展模式的解释。然而，这一学派的视野很快就超越了东亚案例，从区域性经济的研究框架发展成为一般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一方面，澳大利亚学者琳达·维斯扮演了重要角色，她把历史社会学的比较历史分析引入了比较发展研究的新国家主义学派，将政府主导型发展视为一个普遍的人类现象（而不是东亚现象）加以考察。一九九五年，维斯与其同事合著出版了《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书，将政府与企业之间“受到管控的相互依赖”（governed interdependence），即政商之间形成一种竞争性合作（competitive collaboration）的关系，视为政府主导型发展的制度性特征。在此书中译本中，“受到管控的相互依赖”这个术语被译为“治理式互赖”。一九九八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大爆发的背景下，维斯出版了《无力国家的神话》，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汹涌澎湃的“政府无力”（the powerlessness of the government）说辞和“拒斥国家”（state denial）的现象，给予了系统性的批判。
一九九五年，美国经济社会学家彼得·埃文斯出版了《嵌入型自主性：国家与工业转型》一书，指出发展型政府的制度性特征不仅仅在于国家自主性，而且还在于是否存在制度化的管道可以让政府将其发展战略与政策渗透并落实到社会和企业之中，这种制度化的管道就是他所谓的“嵌入型自主性”。这一概念与维斯的“治理式互赖”可谓异曲同工。二○○三年，阿姆斯登出版了《“余者”的兴起：后发工业化经济体对西方的挑战》，将发展型政府解读为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挑战，也就是将政府主导型发展视为有别于自由市场主导型之外的新发展模式，即她所谓的“修正主义发展模式”。二○○四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出版了《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力图从政治经济学中比较制度分析的视野，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各种行动，或称“发展主义发展模式”，给出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
综合上述文献，拥有发展型政府的经济体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政府具有持续的发展意愿，即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而不是收入分配和国民消费作为政府行动的基本目标；第二，政府具有很强的“国家自主性”，即选贤与能，聘用有才能、有操守的专业人士组成经济官僚机构，并与社会利益集团保持一定的距离，具有所谓“中性政府”的意味；第三，强大的国家能力，即政府有渠道动员经济资源（例如信贷）并改变其配置方向，从而有效地落实产业政策；第四，竞争性合作式的政商关系，即政府与商界保持紧密的统合主义（或法团主义）合作关系，能够有效制定并实施有选择的产业政策。
这样来看，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俨然就是发展型政府理论的发展经济学版。实际上，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在中国的神勇表现，在一两年前热闹一时的“中国模式论”中，也多有渲染。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无论是新结构经济学还是中国模式论，对于发展型政府这个国际理论后援军的存在，仿佛是茫然无知，极少提及。林毅夫在上文提及的四部书中引证了阿姆斯登和韦德的作品，而且阿姆斯登还对新结构经济学予以了高度评价，但总体来说林毅夫对这两位学者的学术贡献，尤其是他们提出的“修正主义发展模式”，未加重视，也根本没有提及约翰逊对日本产业政策的研究。
当然，发展型政府理论或发展主义发展模式的异军突起，必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反弹，而二十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无疑为质疑和批判修正主义提供了坚实的背景。然而，即便“东亚奇迹”的光环暗淡下来，发展型政府理论也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关于发展型政府的研究案例，已经从东亚扩展到法国、德国、以色列、爱尔兰、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博茨瓦纳等。甚至有学者论证，在公认与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最不搭界的美国，其实也存在着“隐藏的发展型政府”。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全球激起重重惊涛骇浪之时，殊不知发展型政府或发展主义的全球化也在国际学术界成为一股新的潮流。
那么，国家或政府到底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有可能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呢？这是一个大得无边的问题，国际学者到底留下了何种兵器谱？让我们下回分解。
战后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浅析 篇7
日本近代大工业的发展以明治维新为开端,明治政府本着“用俾斯麦式强权,创英国式富强”原则,以高度集中的权威体制,移植近代西方大工业。相继推行“官办民助”及“民办官助”政策,力图以行政力量及官办企业的模范作用来扶植民间企业,建立近代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保护、扶持乃至救助民间企业,自由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支配地位。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日本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国民经济逐渐向“战时经济”转型,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工业、重化工业。十五年长期战争期间,日本逐步完成“战时统制经济体制”的构建,形成“总体战”体系,政府颁布一系列“国家总动员计划”,对国民经济进行高度统制。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进行了民主改革。首先,农地改革,废除了半封建性的寄生地主制,使农业获得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劳动力资源;其次,解散财阀,废除近代财阀垄断的经济体制,个人及法人持股成为企业资本结构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再次,劳资关系民主化改革,保障工人权利,为建立独具特色的日本式企业管理模式创造了条件。战后日本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战时统制经济,确立了一套适合于本国发展的经济模式,即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资源配置,但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立法、经济计划、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等,对资源配置实行导向,以实现政府制定的经济战略目标。
二、战后日本政府主导经济的表现
战后日本经济以市场机制为主体,但政府对经济却有着强有力的干预和控制能力,主要表现在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手段和实施流程两个方面。
(一)实施手段
首先,同其他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一样,日本政府也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及经济立法对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的调节,改变公共支出及赋税负担,对经济活动施加影响;利用健全的现代银行制度,调整信贷利率及货币政策,通过增加或压缩对产业及企业的投资引导企业行为;制定一系列经济立法,保证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经济政策的实施,先后颁布《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中小企业基本法》、《不当竞争防止法》、《不公正交易法》等11 000多件法律文件,不仅保证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也使市场配置原则得到充分的发挥。
其次,日本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也有着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独特手段。“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对市场运行和企业活动进行调控和诱导的两种主要手段。经济计划分为年度计划、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三种,主要用来对经济进行预测、规划和指导。产业政策分为“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合理化政策”。产业结构政策是结合国内外形势对产业比例进行调整,重点发掘并辅导策略性工业的发展,以保护国内市场和巩固国外的新市场;产业合理化政策则注重对科技进行系统升级并促进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以增强国内、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此外,为实现国家宏观调控及政策规划的具体实施,日本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行政指导模式,这是日本经济体制中特有的一种实施手段。通过政府省厅与企业的直接对话、恳谈,交换或征求意见,要求、敦促企业协作来实现经济目标。行政指导既非行政命令,也不是法律规定,只是一种政府的行政机关对民间企业进行协商、规劝的行政行为,但是对企业却有着较强的约束力,其背后往往伴随着经济上的奖惩手段。
(二)实施流程
战后日本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政府部门为主导,民间审议为协调,行业团体为具体实施对象的政策流程,使得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得以有效体现。
首先,经济政策的制定,由政府部门中大藏省、通商产业省及经济企划厅完成。这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政策制定及经济管理部门。大藏省主管财政和金融,分配和审定预算、管理金融外汇、征收赋税等。通商产业省掌管除农林水产外的所有产业部门,实施产业政策,管理对外贸易。经济企划厅负责制定短期和中期经济计划,实施经济预测,进行经济情况调查和统计等。各政府部门通过国家行政权力对国民经济进行整体协调,实施宏观调控。
其次,经济政策的协调,由吸收企业界、学术界以及其他有关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各种经济问题审议会实现。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时,往往不是单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是通过官产学协商,充分听取企业和学者专家的意愿。审议会一般由政府倡办,受政府委托开展活动,其成员多为经验丰富的官员、高层经营人员和高知识水平的专家学者。这种沟通和协商的审议会制度,确保了政府与企业界、学界之间的信息和观点交流贯穿于政策始终,一方面有助于政府了解民间的有关信息,使政府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可吸纳多方面的意见;另一方面民间企业也能通过审议会及时了解政府的政策意图,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从而使得调控主体与市场主体密切统一,形成有机整体,增加了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最后,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则是依靠各种行业团体贯彻实行。日本行业团体是企业界的自我管理组织,也是政府用以操纵企业活动的重要工具。日本企业一般都是一个或几个团体的成员,行业团体用会员的方式将全国的小大企业纳入组织网络中,使企业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行业团体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行业团体代表会员企业的利益,向政府反映意见和要求,另一方面,它们又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协助政府实施经济政策,监督企业会员对政府政策的执行情况,某种程度上代行政府机构的管理职能。
三、战后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特点
战后日本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与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及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政企关系协调。日本经济长期具有政府主导的传统,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高度密切,政府通过制定长期经济计划及产业政策,运用大量的经费支持和政策激励等措施引导企业的发展。而企业通常都会尊重政府的意向,并会付诸实施。日本政府退休高官往往会到大企业任职,称为“下凡”,顾名思义,这种政企之间的角色转换极大地增强了政府与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此外,独具特色的日本“审议会”制度也是维持政企间高度协调关系重要渠道。企业通常还会通过向官僚们提供竞选经费,以获取政府政策上的支持,这些都促使政府与企业形成密切关系。
其次,官产学结合。日本政府在制订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政府要员常常要与企业界人士、专家学者进行广泛而频繁的接触,对有关经济问题及解决办法进行磋商,并随着经济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地加以调整和修正。这使得政府与产业界、学界三者之间形成了牢固的合作关系,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增加产业界实施政府政策的积极性,也促进了学术成果与现实运用的结合。
再次,企业高度联合。日本企业多数是以联合的形式存在的,企业之间以各种形式相互保持联系,通常有法人间相互持股、联合业务合作伙伴、组建财阀集团企业三种方式进行联合。企业间形成密切的横向联系,使日本的企业行为具有较强的组织性,这不仅有助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表现出优势,有利于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形成合力,而且也有利于加强政府对企业的管理。
四、余论
日本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有着其深厚的国情背景。历史上日本长期处于传统封建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政府历来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被民众所尊重并服从,这有利于政府主导地位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实现民族崛起,战后又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正是由于日本政府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保证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引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战后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形式之一,当今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多受益于日本经济模式,打破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利用非市场竞争手段配置资源,使政府充当组织者和裁判员角色,纷纷取得成效。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打破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利用非市场竞争手段来配置资源,使政府充当组织者和裁判员角色。政企协调、官产学结合、企业联合是日本模式的显著特点。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不仅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腾飞,也成为战后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效仿的典范。
政府主导型旅游 篇8
(一) 导游管理归属关系复杂
从我国导游人员的构成来看, 导游人员可以分为专职导游和兼职导游两种。专职导游是与旅行社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属于旅行社的正式员工, 有较为固定的服务工作, 旅行社为其购买《劳动法》规定的各项保险。兼职导游的来源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旅行社内从事其他工作但持有导游证的人员, 在旅行社业务繁忙时, 从事带团服务的工作;第二种是挂靠在旅行社或者导游服务公司等机构的社会导游, 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 导游服务的工作来自与一家或几家旅行社长期建立的合作关系, 需要自己缴纳各项保险;第三种是从事其他行业, 同时持有导游证, 挂靠在导游服务公司, 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导游服务工作的人员。
2010年国家旅游局组织开展了《导游体制改革》调研, 结果显示, 在我国近60万持证导游中, 有七成左右未与旅行社或景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而是挂靠在导游管理服务中心或导游公司等机构, 成为自由职业者。
导游人员归属关系的复杂化造成导游管理的复杂化。除了少部分导游作为旅行社 (景区) 正式员工, 与其存在隶属关系外, 大部分的导游与导游服务中心或导游公司仅仅是松散、不规范的挂靠关系, 其挂靠单位对其管理效力微乎其微。这些导游依靠与旅行社 (景区) 的个人合作关系寻找导游服务的工作机会, 旅行社 (景区) 很难对导游服务质量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督, 这类导游也因为缺乏职业归属感容易产生职业倦怠。
(二) 导游薪酬和保障不稳定
在旅游业中, 专职导游低工资兼职导游零工资是行业内的普遍做法。导游的薪酬主要来源于导游服务费和各项回扣, 在零团费、负团费运作的旅游服务中, 旅行社往往将微薄的导游服务费转嫁到各项回扣中, 从而使得导游不得不依靠收取各项回扣、增加景点等违规做法获得劳动所得, 可以说导游承担了旅行社之间低价竞争导致利润被挤压的压力和风险。
二、建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的可行性
(一) 导游服务工作的独立性
导游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与旅行社其他工作不同,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流程上看, 导游是旅行社产品的执行者, 导游工作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是旅游产品付诸实施的执行环节。旅行社开发产品和进行相应营销后, 在导游工作环节, 旅行社的其他岗位工作人员的参与度极低, 导游独立承担执行旅行计划任务。从职业要求上看, 导游工作是面对游客的全方位服务, 是以语言为主要表达形式并配以各种服务行为的活动。导游要具备独立执行旅行计划的基本素质, 具备灵活的独立处理问题的组织、应变和沟通能力;从工作内容上看, 导游工作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旅游过程中, 导游除了按照旅行计划落实食住行游购娱各项内容外, 还要独立处理发生的各种问题, 独立与游客进行沟通, 可以说, 游客对旅游产品的体验和感知与导游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
(二) 旅行社与社会导游的松散雇佣关系已具备外包的雏形
目前, 在我国社会导游居多的现状下, 旅行社与大量社会导游之间松散的合作雇佣关系实质上已具备了临时性服务外包模式的雏形。旅行社作为发包方, 完成组团和计划行程后, 将执行工作打包发给导游, 导游通过个人或者某些导游服务公司接受带团任务并签订临时雇用合同。这种形式的导游服务在旅游业内非常普遍, 很好地调剂了旅游业淡、旺季需求不均衡现象, 同时旅行社由于成本、规模等限制缩减人员雇佣可实现效益最大化。这种服务外包的形式虽然存在很多问题, 如对接包方 (导游) 的利益保障不明确等, 但为发展导游服务外包业、完善导游服务外包机制提供了借鉴和可能。
三、“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对导游的积极影响
(一) 提升导游社会形象
近年来, 由于导游管理工作的混乱和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导游成为各种风险的承受者和矛盾的焦点, 导游的社会形象一落千丈。不可否认, 导游队伍中良莠不齐, 存在自身的素质建设问题, 但导游社会形象下滑也受到了旅游业非理性发展的牵连。而“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构, 则将导游工作从旅行社工作中剥离, 实现对导游服务的管理和监督, 同时对旅行社转嫁风险的行为进行一定的抵制和规避。
(二) 改善导游服务质量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导游的考核和监督归属于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因此, 在“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下, 可以实现对导游服务最有效的监督与评价。同时, “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可以通过考核、培训等行政管理手段, 直接促进导游服务质量的改善。
(三) 提升导游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目前, 导游服务中心已经实现了对全体导游的注册、考核与年审等工作, 具备导游管理的效力。依托导游服务中心建立“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 将导游统一归属于机制内进行规范管理, 并承担导游劳动保障、导游服务工作外包输出、导游培训等具体工作, 可以有效实现导游的职业归属感。同时“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自身具有对导游的认证、晋升等职能, 可以提供导游职业发展的渠道, 提升导游职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和可续性。
四、“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运行机制构建
(一) 属性
“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构是依托导游服务中心这一事业单位实体而产生, 是对导游服务中心职能的完善和实体化。导游服务中心隶属于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对地区导游实施培训、信息管理、考核与晋升等功能, 实际已经具备了导游服务外包机构的性质。依托导游服务中心建立“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构, 可通过劳动合同与导游建立法律上的隶属关系, 并结合对导游的管理、考核和晋升, 完善对导游服务的评价、监控与反馈, 以此为依据, 确定导游的劳动薪酬和相关劳动福利, 这样使得导游的归属管理和服务监控形成规范科学的导游管理体制。
(二) 职能
“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 融政府对行业的行政管理职能、企业的独立运营职能为一体。在这种机制下, 政府、旅行社共同行使导游服务质量的监控和反馈职能, 导游服务中心 (即导游服务外包部门) 对导游行使管理、派遣、考核、培训及支付劳动薪酬和提供劳动保障, 代表导游个人与旅行社签订服务外包劳动协议, 在导游服务过程中, 与旅行社及政府共同对导游服务质量进行监控和反馈, 在此评价基础上, 对导游服务工作进行评价并支付劳动薪酬。结合这种机制, 可以相应根据导游的等级不同、服务质量的评价不同, 为导游制定不同的服务标准和薪酬标准, 同时将导游的服务工作与导游的年审考核、晋升考核结合在一起, 为导游的职业不仅提供了更为规范的管理和保障, 同时也提供发展的空间和动力。
(三) 运行框架
在“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框架下, 政府仍然处于行业管理与监督的地位, 导游服务中心代替政府与旅行社, 成为导游的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公司, 旅行社是发包方, 作为旅游线路的设计者、旅游活动的组织营销者, 将导游服务的整个流程打包成外包产品, 外包给导游服务中心, 导游服务中心作为接包方, 根据旅行社的具体需求, 与旅行社签订服务外包的相关协议, 并派遣合适的导游提供服务, 在导游服务过程中, 政府、导游服务中心与旅行社共同对导游进行监督与反馈, 最终形成导游服务质量的评价体系, 作为导游服务中心对导游相关福利、薪酬、考核与晋升的参照指标。
(四) 法律保障
在构建“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机制过程中, 需要通过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 梳理相关利益者之间的权责, 规避相应的风险。如通过法律法规, 赋予导游服务中心作为导游服务外包派遣的法律地位, 促进导游服务中心的职能转变;构建导游服务质量评价与导游考核、晋升之间的渠道, 促进导游提升自身素养和服务质量, 规范导游中心、导游、旅行社之间的权责关系。
摘要：导游服务质量影响着旅游业的整体健康发展, 而导游的合理化管理是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目前, 导游管理归属关系复杂、导游薪酬和保障不稳定, 导游流失率呈增长趋势, 构建“政府主导型”导游服务外包的机制, 是规范导游管理、提升导游服务质量和社会形象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导游,服务外包,政府主导型
参考文献
[1]林武.我国旅游酒店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探析[J].中国商贸, 2011 (12) :99-100.
[2]项园园.试论新时期我国旅游业服务外包的发展[J].消费导刊, 2007 (11) :49-51.
政府主导型旅游 篇9
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最本质的特征是政府主导。即扶贫政策的制定、扶贫重点的确立、扶贫资金的筹集、扶贫方向的把握以及扶贫过程及效果的督察与评价都由政府来组织完成[1]。一直以来,中国的农村扶贫主要都是通过政府行为来推动的,政府为达到使贫困地区尽快摆脱贫困,贫困人口比例迅速降低的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设计,主要做法有:成立机构,加强领导。成立了上至国务院下至县一级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这样的扶贫领导机构,同时对应设立各级扶贫办公室作为其执行机构。扶贫工作组织性强,是一种从中央到地方以组织机构为载体的政府行为。设立扶贫专项资金,不断加大扶贫投入。尤其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后,国家向贫困地区投入大幅度增加,并要求各省依据各自不同的经济财政状况也要不断地加大投入。政府扶贫工作是以大量的财政资金运作为基础而开展的。政府扶贫的政策倾斜非常鲜明。在全国范围来看,尽管各地地方差异较大,在多年的实践中,仍然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式政府扶贫的运作方法。
(一)实施干部下基层驻农村专项扶贫计划
近三十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持续不断地实施了干部下基层驻农村专项扶贫计划。以近期为例,如:广东省自2003年开始实施“固本强基”专项扶贫计划,2005年,又实施了“十百千万”计划。其具体做法是各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选派机关“十百千万”干部下乡蹲点等方式有计划的进行省内的扶贫开发工作。从2006年开始,又将省直机关挂钩扶贫工作与“十百千万”干部下基层驻农村工作结合起来,保证挂钩县贫困村扶贫任务的落实。湖南省在2007年派遣近9 000名各级党员干部到基层农村,下到村组,长期开展扶贫工作,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青海省委省政府于2010年年初安排部署省直机关各单位党组织10 000名干部下乡深入开展与扶贫联点乡村党组织互帮互助活动等等。
(二)扶贫工作组成为扶贫主体,承担了扶贫的主要工作
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直接对口驻村进行扶贫。承担扶贫任务的单位组成驻村扶贫工作组这一临时机构,设定工作期限和工作人员,并进行轮换。工作组成为村庄扶贫的主体,几乎包揽了扶贫的大小事务,包括扶贫政策的贯彻、扶贫资金的争取、扶贫项目的选择、扶贫对象的确定等等。工作组驻村工作期间,代表政府及其所在机关完成了多项扶贫任务,实质上成为地方政府在农村基层扶贫的办事机构。
(三)扶贫重点是加强村庄基层组织建设,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及经济条件
在扶贫重点的选择上,政策倾向非常鲜明。将政府扶贫的重点放在贯彻各级政府的政策精神上,着力加强村庄基层组织建设。主要是“财”与“人”两方面,即改善村经济条件和培养与选拔人员。一方面,通过重点扶持村集体项目以推进整村扶贫工作,直接提供和帮助寻找项目,壮大村集体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培训以及做说服工作,吸引能人加入村基层组织担任领导工作。
(四)扶贫政策的实施主要采用行政手段
扶贫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加强对基础性环节的投入与准备,部分解决反贫困的瓶颈问题。目的在于依靠政府来实现资源配置,为“经济起飞”提供基本条件。通过财政拨款以及号召村民参加,积极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利用专项基金展开对农民的科技培训。为确保农村稳定、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扶贫组对驻村群众给予技术上的支持和销售上的帮助,着力解决群众生产技术水平低、销售信息不畅通等问题。
(五)把资助式扶贫作为主要扶贫任务
从实践来看,政府扶贫完成的任务主要是对村庄进行各种形式的资助。包括,通过财政资助方式,直接提供农村公共物品;通过引入市场形式资助农民合作化运动,让农民组建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给予贫困户直接的经济援助。
二、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运作存在的问题
(一)扶贫模式在具体操作上出现偏差
在中国贫困农村,选择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本应是适当而有效的,但由于在实践中采取的是一种片面的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因而削弱了政府主导型扶贫的有效作用。这种片面性体现在:首先,扶贫完全依赖政府作为,没有充分利用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扶贫的力量。强调政府主导主要是需要政府承担起扶贫的主要职责,只要政府责无旁贷地履行起了扶贫义务,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争取更多的社会扶贫力量来共同反贫困。缺乏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政府扶贫任务艰巨而沉重。其次,政府在扶贫中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自拉自唱,没有充分考虑贫困者的需求。政府扶贫带有鲜明的政策倾向性与自利性,这主要是因为扶贫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必然会涉及到诸多政策的贯彻执行。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政府扶贫同样应该重视和考虑来自扶贫对象的需求和愿望,因为只有充分了解和尊重扶贫对象,才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使其参与到扶贫事务中来。最后,政府扶贫手段囿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没有广泛借鉴较为灵活的市场机制。政府主导下的扶贫出于工作惯性,往往容易采用行政的政策的乃至法律的手段,而较少使用市场手段。传统行政手段有失灵的时候,需要依靠灵活的市场机制进行弥补。
(二)扶贫组织的构建与运作存在缺陷
在政府扶贫中,上至国务院扶贫办,下至乡政府,各级政府都有常设扶贫机构,均承担相应的扶贫任务与职责,这些行政部门的作用在农村的扶贫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农村扶贫采取的是严重依赖扶贫工作组的工作路径。笔者通过在广东的实地调研发现,几乎所有关乎村庄扶贫的事务都由工作组一手包揽,而扶贫工作组又缺乏有效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配置,所以使得最终的扶贫力度和成效不理想。首先,工作组是一个临时机构,来到村庄扶贫的初始目的是完成某种“政治任务”。工作组成员在村庄扶贫采用年度轮换的方式,一年或几年换一批,之后挂靠机关就基本完成了扶贫任务。这种临时性的机构设置直接影响到扶贫模式的选择、扶贫对象的瞄准、扶贫深入的程度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其次,既然把工作组作为政府扶贫的中坚,就应该赋予其相应权力,但是,扶贫工作组与地方的市、县、乡各级政府之间没有直接的直线隶属关系,也就无法运用足够的行政权力来指挥地方基层政府参与扶贫工作,对扶贫的统一规划和部署也无从做出。最后,扶贫工作组有事权而无财权,他们并不是扶贫资金的管理者,所需扶贫经费只能向有财权的各级主管机关申请,其中主要依靠自身委派单位的支持,而其所在单位既非专职扶贫机构,又非经济主管部门,并不可能有求必应。在扶贫中采取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其结果是:一方面,扶贫工作组力量薄弱,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其他大量有效的扶贫资源被闲置,没有对政府现有的各种行政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三)政府部门所确立的扶贫任务单一落后,忽视扶贫对象的可持续发展
把资助式扶贫作为扶贫主要任务,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而此举使得扶贫的边际效益递减,没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主要由于在资助式扶贫目标的指引下,实质上是一种“输血扶贫”的落后模式,即以资助式扶贫为主,少开发式扶贫;以资金扶贫为主,少技术扶贫;以硬环境扶贫为主,少软环境扶贫;以微观切入为主,少宏观政策指导[2]。此种资助式扶贫能够在短期内着力进行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从而让扶贫呈现出很多亮点,但农村贫困的根源问题及其内生机制的造血功能并未解决,扶贫表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特点。一个扶贫组走了,可能下一个很快又来了,周而复始,整个过程再重新演练一遍,基本上在进行重复建设,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四)扶贫工作缺乏统一的规范管理,扶贫绩效大受影响
在扶贫资金方面,资金投放主体不明确,到位率和透明度不高。由于政府主导实施的扶贫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复杂,运行链条长,环节多,很难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致使大量扶贫资金没有到位,到位资金也有可能没有真正用在扶贫项目上。在扶贫项目的选择方面,由于工作组的短期临时性质和政绩观的驱使,重短期效益,轻长远利益;重表面数字,轻实际功效。较易选择立竿见影的“短平快”项目。在扶贫对象的瞄准方面,没有一个规范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实施标准,确定扶贫对象与扶贫组的所属机关的性质与决策者的个人偏好有较大关系。
三、改进政府主导型扶贫运作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扶贫主体的选择:政府主导,其他主体参与
首先,政府是扶贫主体力量。政府主导的原则必须坚持。针对中国农村社会处于转型期的特点,反贫困工作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进一步突出和强化政府在反贫困中的组织领导、资金投入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政府在反贫困中的功能应当是倡导立法、执法、带动、组织、示范、宣传、协调、评价及激励等方面[3]。当然,政府主导扶贫原则并不是说政府扶贫的唯一性,而是强调政府扶贫的中心地位。其次,政府主动联系和发动社会,使社会主体成为扶贫的有效补充。政府应为社会经济组织参与扶贫制定有力政策,应允许它们采取社会行为和企业行为参与,用经济利益作为纽带在社会经济组织与贫困群体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使扶贫开发各方面的效益都达到最大化。最后,挖掘贫困者的内在核心力量。在扶贫开发中,若能结合政策,充分发挥农民的优势特征,共同努力,必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扶贫组织的构建:各扶贫主体的合理定位
扶贫工作组的定位。将扶贫工作组从扶贫的具体操作主体中解放出来,定位于宣传指导和监督检查。由前文分析可知,扶贫工作组作为一个临时机构,难以成为政府扶贫的执行主体。但是作为一个上级政府部门的派驻机构,可以有效履行扶贫的宣传指导和监督检查的职责。
地方政府专职扶贫部门的定位。具体而言,省、市、县、乡四级政府,明确职责、合理定位。省级政府扶贫机关负责对扶贫进行总体的安排部署,通过区域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对贫困地区的政策性损失进行补偿,为引进资本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以改善基础设施为基础手段降低贫困地区的交易成本。市一级更多的是协调、指导、服务角色。县政府负责具体事务的实施和执行,与省、市政府相比较,应重点突出县政府的扶贫职责。依靠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规划促进贫困地区比较优势项目的发育;规范村民自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提高贫困人口的体力和智力素质创造条件。乡政府是县级政府管理的最直接的延伸,其主要职责是协助上级政府,并具体落实。
政府专职扶贫部门与其他非专职扶贫机构的关系定位。确立政府专职扶贫部门的主导地位。确定政府专职扶贫部门作为主管部门的行政职权,整合其他非专职扶贫机构的扶贫资源,确定扶贫事务接受专职扶贫部门的统一管理。建议将扶贫开发办公室由政府议事协调机构调整为政府组成部门,行使行政审批和项目主管职权,承担相应管理责任,使其与扶贫开发的长期性、艰巨性、战略性统一协调。
(三)扶贫任务的确立:建立综合扶贫体系
基于中国农村社区处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时期,有必要建立一个以“资助式扶贫”为起点、以“开发式扶贫”为核心、以“救助式扶贫”为补充的综合扶贫体系。
首先,以资助式扶贫为基础,启动扶贫。“资助式扶贫”主要是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进行资助。“资助式扶贫”采取“输血”的方式,较好较迅速地解决了村庄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些燃眉之急,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很受群众欢迎。但是,“输血”式投入毕竟不能成为一种长效投入机制,只能作为起点,更重要的是要培育村庄自身的“造血”功能,也就是说在早期“输血”之后,扶贫工作的核心应尽快转移到“开发式扶贫”上来。其次,以开发式扶贫为核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开发式扶贫”,从目标和路径来看,是指充分调动、盘活村庄的各种资源,开拓创收致富的新渠道,使村庄自力更生并能可持续发展。既包括“自然资源开发”,也包括“人力资源开发”。“自然资源开发”着重在于开发村庄的农业资源,创办村集体企业,促进村经济的发展,重点在于安排优惠的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和制定优惠政策。“人力资源开发”要倡导和鼓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贫困户中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进一步通过推动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来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采取特殊措施(如减免费用)以保证合作医疗能够覆盖所有贫困人口。因为健康和教育同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4]。最后,以救助式扶贫为补充,完善扶贫。由于在极端贫困人口中存在相当一部分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他们的生活只能依靠政府,而政府从公共服务的职能出发,有必要为其提供保障。此举称为“救助式扶贫”。主要做法就是提供对最贫困村民的基本生活保障。
(四)扶贫管理机制的完善:加强对扶贫事务的监管
首先,建立有效的监控机制。健全和完善扶贫资金的运行管理机制,资金使用要实施阳光作业。严格执行公告公示制度,实施扶贫任务的贫困村要设立公告牌,标明村名、挂钩领导和驻村干部,帮扶单位、建设内容、投资额度和建设期限。财政、扶贫部门不定期对项目实施进行检查和督查。其次,建立客观合理的扶贫效益评价体系。农村扶贫效益的评价涉及到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因此,制定适用于农村扶贫效益的综合性评价指标系,是十分必要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心理效益三个方面[5]。在这三方面建立起一系列具体量化的指标,用以对各种农村扶贫活动的效益进行定量分析。积极有效地推进农村扶贫活动。最后,重视扶贫的后续管理,建立激励与问责制度。在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的安排上,可实行以项代奖的办法,鼓励扶贫开发工作搞得好的地方率先脱贫。市、县政府在扶贫资金使用额度上要与上年扶贫资金使用情况和扶贫工作情况挂钩,好的可在资金分配和项目安排上予以倾斜,差的要核减相应指标。同时,建立问责机制。设立一个外部监督与评估组织委员会。在外部监督与评估的基础上,实行社会问责制,对那些违反扶贫资金使用和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披露和曝光,并要求相应责任人(包括政府官员)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
[1]岳佐华.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扶贫模式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7,(1):73.
[2]匡远配.中国扶贫政策和机制的创新研究综述[J].农业经济问题,2005,(8):24-28.
[3]廖富洲.农村反贫困中政府主导行为的优势与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9):25-27.
[4]林毅夫.关于中国扶贫政策的几点建议[J].发展,2005,(7):19-20.
政府主导型旅游 篇10
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功能主体主要有地方政府、骨干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四大方面。目前在我国内地是一个还处在探索阶段的新生事物, 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建设模式、体制机制等诸方面问题。
1 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主导类型
根据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主要依托单位和建设主体, 大致分为3种模式, 即大学主导型、科研院所主导型和地方政府主导型研究院。这三种主导型的产业技术研究院本质上不外乎是按照与共性、关键性技术研发相关的四大功能主体的差异化定位和融合。
1.1 大学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
目前我国在建或筹建的产业技术研究院中大部分属于这种类型。这一建设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大学是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主要依托单位, 大学借助学科结构全、科研基地多、创新能力强、高层次人才汇聚等优势, 通过联合推进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吸引国际高端人才、转移与推广技术等形式, 支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 为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服务[2]。
目前影响较大的有北京清华工业技术研究院、陕西工业技术研究院、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上海紫竹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
1.2 科研院所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
国家级科研院所主导的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主要特点是:科研院所的科技研发优势与地方的经济优势结合起来, 科研院所主要利用其学术声誉及在科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人脉关系, 根据地方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需要, 帮助产业技术研究院引进人才、推进技术研发、培育中小企业。比较有名的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科院物理所苏州技术研究院、中科院宁波工业技术研究院以及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和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院等。
1.3 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完全由地方政府出资筹建, 并任命管理人员负责运行管理的产业技术研究院。其最大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根据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依托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平台, 吸引相关科技研发资源, 进行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性技术、前瞻性技术和公益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为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服务。如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成都新能源产业技术研究院、昆山市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厦门产业技术研究院等。
2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功能主体的创新定位
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内地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的研究表明[3]: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4个功能主体在不同主导型的产业技术研究院中作用不尽相同。目前, 有必要创新其在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中的特色定位。
2.1 地方政府
顾名思义,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地方政府根据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从战略角度进行顶层设计, 并通过政府的科技教育或工业经济或国资管理等部门组织建设并主管的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和公益性技术研究院。由此可见, 政府在其中作为政策的制定者、资金的投入者和干部的任命与管理者发挥作用, 力求克服共性关键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中所遇见的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充分体现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和公益性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公共物性”特征, 填补现代科技产业中大学主导基础研究、企业侧重专有技术研发中间的共性关键技术和公益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缺位。
2.2 骨干企业
企业是产业中的个体单元, 处于市场最前沿, 是技术的需求者, 还是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品孵化等业务的直接参与者和承受者。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在产业共性关键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工作中应紧密组织产业中骨干企业, 通过联合共建产业公共设计、研发、检测和工程化平台, 联合开展关键性技术攻关等方式, 形成产业集群中的研发和产业化的公共物性支撑, 突破产业共性和关键性技术, 实现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组织支撑职能和公益目的性与企业投入的目标明确性和针对性紧密结合。
2.3 大学
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主导或参与建设大学科技园或区域高校创新创业园等组织形式, 一方面使各高校的研究能够更贴近、更针对产业发展的要求, 另一方面将产业技术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获得技术成果。更关键的是可以支撑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共享各类高校的各种优质资源, 促进知识溢出、技术扩散、成果辐射和人才共享。
2.4 科研院所
产业技术研究院运用“招才引智”政策, 在聚集科技人才和科研资源基础上, 与大型科研院所合作共建符合地区产业升级的工程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主导运营这些由专业科研院所提供技术支撑、硬件和软件支持的工程中心, 组织产业创新链资源, 开展联合攻关, 支撑产业发展。
3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机制创新
3.1 管理体制
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机构,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体制机制构建同样必须遵循组织构建的一般原则。另外, 由于其不同于一般的科研机构, 其体制机制构建还必须遵循与其独特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相关原则, 如有利于形成政府主导的支撑研发与服务创新机制, 有利于发挥政产学研用的合力、激发创新活力和促进新兴产业聚焦等[4]。
3.1.1 外部管理
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外部管理体制就是协调研究院与政府、产业界、研发资源 (大学、科研院所) 之间的关系, 明晰各主体的责、权、利, 为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组织模式上, 产业技术研究院由政府主导, 联合大学、科研院所和产业界骨干企业合作共建, 图1为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外部管理体制示意图。具体来说, 政府整合科技、财政、国资和市属工业口院所等政府资源, 设计并组建具有多层结构的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大框架, 包括资金、土地、资产、高级管理团队以及创新政策支持等;知名大学和科研院所凭借其在科技研发上的优势, 为产业技术研究院所聚焦的产业模块提供包括研发团队、研发软硬件以及研发项目资源等智力支持, 可在专业技术层面负责相关产业模块中研究中心的运行;骨干企业代表产业界, 重点与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技术研发、检测、认证等公共平台, 并为相关的产业模块的关键技术研发提供需求、资金和承接转化研究成果。
3.1.2 内部管理
理想的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管理体制, 一般应实行决策与执行分离, 实行理事会、产业指导委员会、政府委托的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体制, 下设若干业务管理部门和按战略目标组建的一系列产业模块等 (见图2) 。由理事会负责决策和监督, 产业指导委员会发挥专家咨询的作用, 政府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主管并指导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运营, 院管理团队具体承担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日常运行。
理事会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理事会由政府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共建单位共同组成。理事会是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决策机构, 其主要职能有负责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战略的制定;负责产业技术研究院基本政策的制定;负责决定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领域;负责决定产业技术研究院聚焦的产业模块及其研究开发实体的建立、变动、合并以及解散;负责审批产业技术研究院重大资金的使用等。
产业指导委员会
由科技界、工业界、商业界和公共部门的杰出人士以及来自国家部委或地方政府的代表共同组成。产业指导委员会是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咨询机构, 负责对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提供信息及咨询, 对平台的建设、运营和撤销, 对重大项目的遴选, 对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指导等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建议。产业指导委员会直接向理事会负责。
业务主管和院管理团队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一般由政府的科技部门为业务主管, 甚至直接兼任院长。院管理团队中必须有在科技部门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人员、科研院所从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科技专家、工商界管理人士等。管理体制的设计既要有效地保证政府科技产业化战略实施的决策主导权, 同时也为产业技术研究院公益目标的实现和科技资源的聚集和高效利用提供相应保障。院管理团队实行任期制, 享有充分的管理自主权, 但必须定期向理事会提出工作报告, 并接受理事会的监督。
产业模块
产业模块是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业务方向, 其开展具体业务工作的主要载体是其中的研究中心或公共平台或产业化公司等。
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整合来自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界等方面的资源组建产业模块中的专业研究中心、公共研发服务平台和成果转化产业化公司等科技实体, 具体组织实施各项研发和成果转化产业化活动。三类科技实体根据需要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自主开展工作, 并进行独立核算。按照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战略使命, 原则上每个科技实体的成立应当具备“三个依托”, 即依托高水平研究基地 (科研院所或大学等) 、依托行业龙头企业、依托国家产业政策。各科技实体实行动态管理, 根据考评结果, 由理事会决定成立或解散。
3.2 运行模式
从核心要素来看, 产业技术研究院与传统的研发机构一样, 都是依托人才、技术、资本和物理空间等来创造价值[5]。但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功能定位却与传统的科研院所有着重大区别, 如何体现这一区别, 实现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最终目标, 构建科学的运行机制就显得尤为关键。
通过国内外对比研究, 并基于我国科技、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 认为我国当前所建设的产业技术研究院应实行“政府主导, 资源支持, 市场牵引, 开放运作”的运行模式 (见图3) , 具体可通过若干机制实现研究院的战略目标和功能任务。
3.2.1 政府主导机制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作为非盈利性公共服务平台, 其产出为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公益性技术和具有市场前景的前瞻技术, 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 政府应在不干涉其内部运行的前提下, 支持和引导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在管理上, 政府应通过委派官员担任理事, 责成科技部门或其他部门直接主管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营, 在发展初期由官员担任院长, 要求公布运营情况等形式, 对机构运作成效和程序进行监督。
政府的主导机制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产业技术研究院核心层作为地方政府的独立事业法人属性, 政府应在资金和空间上给予全额支持。通过具有政府事业属性的院组织管理协调团队的建设和事业经费的保障, 由其代表政府从事整合各种创新资源、组建研究中心、搭建公共研发服务平台、组织联合攻关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等工作。通过日常运营费和物理空间建设投入, 保障院核心层的正常运行、研发及产业化软硬件条件的建设以及科技资源的集聚和建设。另一方面在上述基本构架建设和运营支持的基础上, 在具体业务工作中, 政府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支持并引导发展:一是政策支持, 在政府科技产业化政策大框架上, 支持产业技术研究院作为成果研发、转化和产业化“助推器”制定一系列的支撑政策;二是项目支持, 着重支持搭建公共研发服务平台和组织联合攻关两大类具有公共物性的重大型项目;三是资金支持, 在保证院核心层事业经费和日常运行经费基础上, 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利用专项资金大力支持必须的物理空间建设, 打造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新模式。
3.2.2 高校、院所和骨干企业的支撑机制
基于我国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特征, 高水平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至少有以下两方面对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一是技术支撑, 通过建立和完善畅通的技术转化机制, 高校和科研院所雄厚的技术储备, 将为产业技术研究院组织对接产业需求的应用研发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二是人才支撑, 通过建立完善的聘任和考评机制,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可以顺利转变为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成果研发、转化和产业化力量。
鉴于公共研发服务平台, 一般是政府通过产业技术研究院组织协调产业界骨干企业等创新资源联合共建的, 具备联动产业界、成果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支撑特征, 是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重要依托。创新其体制机制, 先行先试开展联合攻关、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将是产业技术研究院支撑机制的重要内涵。
3.2.3 市场牵引机制
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推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是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使命所在, 产业技术研究院应致力于成为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依托由政府宏观管理专家、技术专家、产业界代表等组成的产业指导委员会, 产业技术研究院开展公共平台搭建、组织联合攻关和推进成果转化等工作既要对接产业的现实要求, 更要培育未来新兴产业, 尽最大限度发挥产业技术研究院独特的体制机制优势。面向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 一方面要建立畅通快捷的合作机制, 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实现与产业界的无缝对接;另一方面, 还要构建有力的体制机制, 具有实施前沿性、集成化和持续性创新的能力。
4 结论与展望
在我国现代科研创新机构探索和发展阶段, 创新地方政府、骨干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四大主体在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中的特色定位, 提出以政府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 大学、科研院所智力支撑, 骨干企业需求牵引的外部管理模式;提出以产业模块为业务依托, 集成理事会决策、产业指导委员会咨询和科技部门主管的多元内部管理机制;探讨以政府为主导机制, 高校、院所和骨干企业为支撑机制和市场为牵引机制的运行模式。下一步拟对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进行实践探索。
摘要：产业技术研究院 (含工业技术研究院) 是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的一种有效形态。针对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功能主体进行创新定位, 提出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的创新思路, 以期为现代科研机构发展起到有益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产业技术研究院,模式创新,分析创新,科研机构
参考文献
[1]王文岩, 孙福全, 申强, 等.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分类、特征及选择[J].中国科技论坛, 2008 (3) :26-38
[2]丁云龙, 孙冬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创建和意义[J].中国高校科技, 2012 (1) :46-48
[3]李建强, 黄海洋, 陈鹏, 等.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4]冷民, TAGSCHERER U, 刘海波, 等.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管理创新[J].科技潮, 2011 (5) :36-41
政府主导 科学推动 篇11
垃圾分类收集为何这样难？垃圾处理工艺是选择焚烧还是填埋？如何解决垃圾处理场建设选址难题？
面对日益严重的“垃圾围城”困扰和垃圾处理场建设的现实尴尬，不久前笔者随省环境保护厅访问团现场考察了波兰、克罗地亚垃圾处理工作。
波兰、克罗地亚分别于2004年、2013年加入欧盟，但均为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似，在垃圾处理中也遇到许多类似的困难。实践中他们探索的一些有益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市政投入还是企业投资？
垃圾处理公司100%为政府所有，不以盈利为目的
此次访问实地考察了三个垃圾处理中心：一个是位于波兰国克拉科夫市的MPGK公司处理中心。该中心是一家地区性的垃圾分类收集处理中心，1992年成为波兰国内最早的垃圾分类收集场，如今波兰国内各地都建成了很多类似的垃圾分类收集场。另一个是位于波兰国莫隆戈市的Morag公司处理中心，该中心主要负责周边地区19个镇、约20万人生活垃圾的处理，先分拣然后填埋。还有一个在克罗地亚国普拉市的KASTIJUN公司，访问团与该公司相关人员就垃圾处理进行了技术交流。该公司1995年开始经营，主要负责处理周边6个收集点运送过来的生活垃圾，其中最远站点距离约100公里。技术人员重点介绍了公司正在建设的一个地区性新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人民币，预计明年底建成投入使用，年处理能力约为9万吨。
访问交流中，三家公司均强调，公司100%为政府所有，都是非盈利企业。项目投资也以欧盟资助和政府投入为主。如波兰的MPGK公司2012年购置了奥地利Muti公司的新设备，其所需的费用折合人民币约1亿元，其中70%是欧盟补贴，30%是当地政府所出。克罗地亚KASTIJUN公司新建项目所需的折合人民币约2亿元，其中72%是欧盟补贴、23%是当地政府所出、5%是环保基金赞助。据KASTIJUN公司项目建设负责人之一SanelaVeznaver介绍，他们团队四人身份是政府工作人员，代表政府监督管理该项目。Sanela Veznaver强调，作为国家垄断的项目，该项目今后投入运营后，也是不追求盈利的，收取的垃圾处理费和分拣产生的收入全部用于项目日常运作。据悉，MPGK公司每年通过分拣垃圾收入约1亿元人民币，也是全部用于公司日常运作。
反观国内，因为种种原因，前些年我们的环境治理、环保投入更多地强调社会化、市场化，通过BOT、TOT方式建设环保基础设施盛行一时。其实，环境治理是地方政府必须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服务，是地方政府必须强化的一项主要政府职能，应改变过去通过BOT、TOT方式一味交给社会、交给企业的做法，由政府主动承担，切实加大财政投入，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依法有序发展。
其次，国内很多地方垃圾处理公司，要么像很多垄断行业一样追求高额利润，指定给某家市政公司运营，受人诟病；要么按照事业单位运作，人浮于事，不计成本，影响经营。其实，作为一项相对垄断的行业，我们的垃圾处理公司也可参考两国模式，按照“保本微利”甚至“保本无利”的原则，进行日常运营，确保社会效益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垃圾处理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部门垄断还是民间运作？
把垃圾分类收集作为垃圾处理的重要一环，确保75%以上回收
众所周知，垃圾处理要做到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须以垃圾分类收集为前提。在实地考察中，笔者充分感受到欧盟许多国家对垃圾分类收集工作的重视，并通过法律、经济、政策等多种手段，促使垃圾变废为宝，取得不少成效。
据MPGK公司介绍，欧盟在法律法规上严格规定生活垃圾经过分类后75%以上的部分必须回收，剩余不足25%的部分才适用填埋，否则将受到重罚。垃圾处理公司都要严格遵守这项规定。对市民，则要求每个人必须离开居住大楼才能丢垃圾。在经济政策上，分类丢垃圾的，每户每月收约28元人民币的垃圾处理费；不分类丢垃圾的，每户每月则要收约40元人民币。至于大件垃圾，市民可以自己开车送来，也可以打电话预约收，但要收取额外的交通费。
不过，在交流中笔者发现，与国内垃圾收集多方渠道、多方力量、多个环节不同的是，在欧洲许多国家，垃圾收集处置为专业部门垄断，这样可确保垃圾分类收集有量可收、有利可图，这也是国外垃圾分类收集能有效有序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国内，自2000年6月起，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在全国8个城市开展了试点；其中，2012年以来，广州进一步加大了工作力度。但因为种种原因，总体来看收效甚微，许多分类收集装置成为摆设。
笔者认为，与国外相比，国内垃圾分类收集难主要原因是没有实施垃圾回收统一经营。其实，国内生活垃圾很多有用的部分如废报纸、旧电器、塑料瓶，已被广大居民和各路捡垃圾“大军”层层过滤淘尽，事实上这也算是一种分类收集了；至于厨余垃圾现阶段则完全可与其它垃圾一并处理，不必单独分开。现阶段国内的垃圾分类收集政策，应把重点放在危险废物收集处理以及二手家具、二手家电、二手衣物等的循环使用渠道的规范上。
卫生填埋还是焚烧处理？
居民担心焚烧处理工艺增加成本，更倾向于卫生填埋工艺
卫生填埋与焚烧处理，各有利弊。分拣后的垃圾最终处理是选择填埋还是焚烧呢？国外实践告诉我们，必须因地制宜，采取符合本国本地区条件的工艺。
如波兰截至2010年，全国的生活垃圾最终97%是填埋，只有3%是焚烧。当问到焚烧为何少的原因时，Morag公司负责人兼波兰垃圾处理协会副主席Jakub kolpuc告诉我们，主要有两点：一是波兰有很多空地、山洞，具有填埋处理的良好条件；二是当地居民不希望因为焚烧处理增加成本。据介绍，为发挥规模优势，以前分散于各镇的小型填埋场已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共用的大型卫生填埋场。如Morag公司所在地莫隆戈市，共有19个镇，现在全部使用一个大型的卫生填埋场，服务约22万人口，年处理垃圾15万吨。
据KASTIJUN公司项目建设负责人之一Sanela Veznaver介绍，在克罗地亚，居民也担心垃圾焚烧处理工艺增加成本，因此更多地倾向于卫生填埋工艺。
可见，垃圾最终处理的工艺选择，必须因地制宜，坚持从实际出发。如地广人少、经济相对欠发达的粤西、北地区仍可采用卫生填埋工艺；人口密度大、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可采用垃圾焚烧处理工艺。当然，先焚烧后填埋的综合处理方式，则是更理想的方法，如广东省中山市蒂峰山垃圾处理中心就是采用这种处理模式。至于一些特殊行业、特殊危险废物，可采用技术更高、成本更高的处理工艺如等离子体气化技术，以适应更严格的环保要求。
选址新建还是旧址扩建
许多新建垃圾处理项目都是在旧址扩建，这样可减少摩擦
垃圾处理场选址是否会遭到民众特别是当地民众反对？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处理场建设呢？访问交流中，各个公司均反映遇到类似问题。
实践中他们的做法主要是：首先，坚持面向广大公众开展宣传，介绍垃圾处理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科学性。据KASTIJUN公司介绍，它们会在当地报纸定期刊登广告，普及垃圾处理科学知识。而Morag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宣传教育基地。该公司在二楼开设了一个展览场地，通过图片、模型、实物，生动活泼地宣传垃圾处理知识。该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每年接待数十批当地幼儿园、学校、社区参观团等团体，对当地居民潜移默化地进行环境教育。
其次，针对附近居民采取个别措施，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如对垃圾场附近居民不但不收取垃圾处理费，反过来在供暖、修路等方面还会提供一些经济补贴。
三是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项目建设，如严格按照防护距离要求选址、设立卫生隔离带、公开环境信息等等。
此外，许多新建垃圾处理项目都是在旧址扩建，这样可减少许多不必耍的摩擦，也是顺利推进环境处理设施建设的一条重要的、现实的途径。
政府主导型旅游 篇12
一、返乡农民工就业社会支持网现状
社会支持是与弱势群体的存在相伴随的社会行为, 一般是指来自个人之外的各种支持的总称。社会支持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功能。本研究从返乡农民工获得资源的距离远近及资源提供主体是否正式的角度对社会支持网进行分类。将社会支持网分为自然支持体系 (社会关系网) 、正式支持体系 (政府等正式部门) 、非正式支持体系 (各种非政府组织及中介组织等) 。根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论, 本研究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支持需求分为三个层次:包括实物货币等物质支持;提供就业信息、再就业扶持等服务支持 (即行为支持或实际支持) ;心理咨询与辅导等精神支持。
(一) 自然社会支持网。
经济社会学家在研究劳动力市场上的求职时, 发现社会关系网络 (自然社会支持网) 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在求职过程中, 个人获得的就业信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关系网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在我国, 由于有着强调人伦关系的传统, 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求职的现象更是普遍。社会资本为返乡农民工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可获得的社会资源的总和。那么, 返乡农民工的求职社会资本情况如何呢?
1、社会关系网络缺乏。
返乡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网络规模小、交往对象单一、同质性高、交往关系网络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质, 这对于他们贫困及失业状况的改变明显不利。调查显示, 36.1%的农民工表示创业最大障碍是“缺乏社会关系”。这对于在具有浓厚人情文化和注重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国国情来说, 缺乏社会资本就意味着失去资源、市场和机会。
2、社会资本质量不高。
调查表明, 在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几乎所有的关系网对他们最大的支持在于提供“心理安慰/鼓励和信心支持”, 血缘、亲缘、私缘、业缘和地缘关系分别占57.9%、44.6%、42.8%、23.4%、14.4%;表示“提供物质或资金援助”等物质支持的主要集中在血缘 (占56.5%) 及亲缘 (占33.8%) 关系网中;在实际支持方面, 给予较多的是“提供就业信息”, 集中在亲缘 (33.1%) 和私缘关系中 (42.1%) , 各社会关系表示“帮助向有关方面打招呼”或“提供岗位”平均为10%。 (表1)
(二) 正式社会支持网。
在我国, 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是执政党的宗旨和各级政府的根本职责, 而对于面临生活和就业压力的返乡农民工, 其民生需求问题则是政府不可能推卸的主导责任。那么, 实际调查情况如何呢?总体情况为, 由于政府职能的缺位, 大多数返乡农民工未获得过政府的任何援助。
调查发现, 90%的返乡农民工表示未得到过政府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就业服务中心) 的帮助。获得支持的农民工 (仅占9.4%) 也表示所获政府援助十分有限, 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首先, 行为支持中以获得信息服务支持为主 (累计约为60%) , 实际就业服务相对较少。如获得就业政策咨询或职业指导的占34.1%, 求职登记占25%;而获得推荐岗位、职业技能培训等实际服务的分别占25%和6.8%;其次, 物质服务欠缺。表示获得钱物提供支持的仅占4.5%, 如获得少量小额贷款、创业岗位开发补贴以及税费减免;再次, 精神支持严重滞后。表示获得政府部门的心理辅导咨询帮助支持的仅占2.3%。 (表2)
对此, 可能原因有:一是政府没有抓好返乡农民工的就业促进工作, 就业宣传力度不够;二是政府自身资源有限, 力不从心无法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帮助支持;三是创业相关手续繁琐、贷款困难等体制不顺畅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普遍面临的最大障碍;四是政府工作人员自身专业水平的限制从根本上制约了援助服务层次的提升, 无法为农民工提供情感、心理、发展等方面的需求;五是返乡农民工存在“等、靠、要”思想以及对自身权益保障的漠视。如消极等待政府援助, 不关心、不主动寻求政府有关方面的帮助支持, 对于就业创业政策不闻不问。
(三) 非正式支持网。
从全球社会福利发展的潮流看, 福利多元化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福利多元化在强调政府福利重要性的同时, 提倡社会组织等都要成为社会福利的提供方。因此, 非正式部门的合作参与对于返乡农民工重获就业权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然而, 从本次调查结果看, 各类非营利或营利性社会组织在参与返乡农民工就业支持方面均显不足, 处于某种排斥与剥夺状态。
1、非营利性组织支持缺失。
调查显示, 95.2%的返乡农民工表示未得到过工会、妇联、慈善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社团机构的帮助。在少数获得社会团体支持的返乡农民工中, 以获得就业信息等服务支持为多, 物质与精神支持缺失。目前, 我国政府部门对民间福利性组织的培育力度不够, 适合福利性组织成长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 管理体制尚未理顺, 组织发展缓慢, 进而影响了其对弱势群体福利扶助功能的发挥。
2、营利性机构支持缺乏公信度。
调查发现, 60.4%的农民工表示返乡后没有寻求过职业中介机构 (营利性质) 的帮助, 只有39.6%的农民工寻求过私营职业中介机构的帮助。对于没有寻找职业中介机构支持的原因主要是害怕上当受欺骗, 占59.6%, 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觉得这些帮助没有用”, 占28.7%;认为“提供的信息不准确”的占25.3%, 居第三位。其原因可能在于:在市场经济转轨和劳动力市场发育过程中职业中介机构缺乏法律规范, 存在欺骗、损害、侵害农民工的利益等现象, 造成人们对职业中介机构持不信任与怀疑的态度。
综上分析, 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 返乡农民工遭遇了传统社会关系资源的缺乏以及正式与非正式支持网的支持缺失等就业困境。
二、构建政府主导型返乡农民工就业社会支持网
目前, 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各种不稳定因素和社会风险仍然存在。返乡农民工欲摆脱失业困境、重获职业地位, 仅靠政府或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 因为他们都存在失灵现象。“解铃还须系铃人”, 大量社会事务必须要由社会自行完成。应该整合与利用各相关主体的力量与资源, 构建一个政府主导型的返乡农民工就业社会支持网络, 为返乡农民工提供物质、行为、精神等就业支持。
(一) 政府创新政策促进就业
1、出台扶持政策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
政府应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政策, 促进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要认识到既要帮农民工找工作, 又要助农民工创业, 以创业促进就业。一是关注并合理有序地引导农民工流动, 为他们就业提供指导和服务。要求输入地的劳动保障部门对下岗农民工采取多方面措施, 积极提供就业服务、岗位信息, 使他们能够在输入地找到合适的工作;二是对输出地要求当地劳动保障部门, 利用乡镇的劳动保障平台, 为返乡的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或返乡创业提供支持和帮助;三是政府各级职能部门要明确职责, 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更多、更优惠的政策扶持。包括放宽准入条件, 在用地及税收政策方面开绿灯, 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和办事手续, 以及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更加积极的贷款融资服务。
2、强化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各地要加强与同级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 加大财政投入, 足额安排培训补贴资金, 将有培训意愿的返乡农民工全部纳入“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实施范围, 围绕当地企业用工需求及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 免费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及转岗培训。定点培训机构要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 科学设置教学计划和培训课程, 或适当延长培训期限, 确保培训质量。另外, 鼓励农民工培训后参加职业技能鉴定,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3、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在社会保障方面, 坚持实行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 着力解决在公平性、流动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的不足。应明确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 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 优先建立农民工亟须的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 可将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同时, 加快步伐改革和完善农村农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老年津贴制度以及城乡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 让每一位农民工都能平等享有社会保障的权益,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使返乡农民工在陷入失业等困境的时候能够获得相应的保障以渡过难关。
(二) 第三部门合作参与支持就业。
目前, 要大力培育并发挥第三部门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支持作用。因此, 我国应真正实现新时期工青妇等维权机构的职能转变, 重视发挥非营利机构等福利性社会组织的补充作用, 成为返乡农民工就业权益的维护者, 多方面、多途径地解决他们的物质、服务、精神等需求问题。对于政府来说, 则要积极扶持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 为它们的发展壮大提供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对职业中介或派遣机构要依法进行规范, 制定公平、合理、指导性的法规, 在实际操作中严格执行, 提高其公信度, 真正维护返乡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另外, 国际经验显示, 社会工作作为第三部门在扶助弱势群体、化解危机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 我国还可以通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知识、个案、团体、社区方法来为返乡农民工提供精神 (如重获就业创业信心) 、行为支持等服务。
(三) 社会关系资源有效利用。
相比较正式和非正式支持网而言, 社会关系网络为返乡农民工就业提供了最主要的支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具有自身发展的刚性, 即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为本的人情社会, 这就导致了中国人是关系取向的, 办事首先要看你与自己的关系的亲疏, 由内向外扩展, 形成费孝通先生所谓的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因此,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通过社会关系网提供精神、信息、物质支持和家庭保障将是国民的一种现实选择。返乡农民工不仅应该挖掘与利用关系网络的资源获得就业创业的信息与精神支持、还应获得有益的就业创业经验、争取创业融资等多元支持。
摘要：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 返乡农民工失业问题严峻, 其重新就业过程中遭遇了自然支持网资源的缺乏、正式支持网以及非正式支持网支持缺失的困境。为重获职业地位, 改变其受排斥、受剥夺的现状, 仅靠政府或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 应该整合与利用各相关主体的力量与资源, 构建一个政府主导、创新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第三部门合作参与、社会关系资源有效利用的返乡农民工就业社会支持网。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就业,社会支持网
参考文献
[1]米冬冬, 崔新.保定市采取7项措施为12.7万返乡农民工就业搭金桥[EB/OL].http://www.heb.chinanews.com.cn/bao ding/11/2009-02-06/1680.shtml.中新河北网保定, 2009.2.6.
[2]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