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人员子女

服刑人员子女（共10篇）

服刑人员子女 篇1

一、目前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现状

( 一) 生存现状

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2006 年所做的《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情况调查报告》 ( 以下简称《报告》) 显示: 截至2005 年年底, 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 万。其中94. 8% 的孩子生存状况堪忧。调查还显示80% 的服刑人员被捕入狱后有68% 的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 很快陷入贫困状态。①2013 年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44. 7% 的父母服刑的家庭子女, 每月生活费低于200 元, 72.77% 低于500 元。

( 二) 受教育现状

除生存现状堪忧外,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也不容乐观, 父母服刑是家庭教育缺失的主要原因。据2006 年调查统计“全国中小学的平均辍学率为1. 28% , 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平均辍学率为13. 1% ”。②父母入狱后未成年子女的辍学率大幅度上升, 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

( 三) 心理健康现状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普遍存在自卑、悲观、易怒厌世的心理, 被他人歧视或排挤。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他们的心理问题, 对其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影响。

二、已有的社会救助组织及社会效果分析

( 一) 已有的社会救助组织的种类

我国现有的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的主体主要有儿童村、社会爱心人士、收容所、儿童院; 其中儿童村、太阳村是比较成形专业的救助机构, 其他的都是在民政部门的指导下“顺便做”, 司法、教育、妇联、共青团等组织都或多或少做了一些帮扶工作, 但责任分工不明确, 也没有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及系统的救助方法,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二) 实际产生的社会效果

太阳村是民间设立的抚养特殊人群的非政府组织 ( NGO) , 目前已有北京、西安、陇州、新乡等六个中心, 据调查得知, 四个中心在运营上基本独立, 都是由当地女子监狱发起建立的。太阳村的社会抚养方式虽然比较稳定, 有助于解决该特殊群体的生存问题, 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上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但缺陷依旧存在, 对于心理扶贫还不到位, 资金缺乏, 有限的社会捐助和救助力度相之于庞大的救助群体无异于杯水车薪。民间组织也急需规范运营, 收容所和儿童院并非专门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开放的, 对于该群体也都是顺便照顾。诸如太阳村、儿童村之类的救助机构并没有在全国得到普及, 难以对这一特殊群体提供全方位的帮助。

三、中外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保护理论及实践比较

( 一) 理论比较及我国应借鉴的部分

我国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理论研究主要停留在组织社会学和组织管理学视角; 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和群体调查两个方面。美国主要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所面临的困境及服刑人员与其未成年子女的亲子关系进行研究, 对政府出台的相关法案及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经验进行分析; 在研究内容上我国偏向研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受教育权的保护意义及措施, 很少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帮助其脱离困境, 大多是笼统的介绍; 对于救助经验也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相比而言美国的研究成果比我国多且深入; 研究方法上我国实证研究也比较少。③已有的实证调查除2006 年司法部的调查研究外, 其他的研究实证都存在样本较小、调查不广泛的问题, 使研究缺乏全面的事实根据, 而美国调查规模大, 个案分析较多, 值得我国借鉴。

( 二) 实践比较及我国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我国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从实践和政策层面看有两个分水岭, 实践上以1996 年陕西省回归儿童村的成立为标志, 这是我国第一家免费为服刑人员代养子女的民间机构; 政策方面, 2006 年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等六部委共同发布的《关于开展为了明天———全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关爱行动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是我国首次从政策层面专门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的文件。

美国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实践早在1997 年的《收养和安全家庭法案》 ( ASFA) 中就有法律上的体现, 此后的《家庭安全和稳定促进法案》 ( PSSFA) 、《儿童与家庭服务改进法案》都进一步完善了“服刑人员子女指导计划”; 其中的《收养和安全家庭法案》 ( ASFA) 赋予儿童局提起终止父母监护资格的权利, 在法律方面对服刑人员子女的救助起了间接作用。但是因父母服刑而终止其法定监护人资格的做法个人认为在我国并不完全可取, 一则因为需要救助的群体数量较大, 而救助的资源与配套措施较短缺, 这对矛盾短期内无法缓解; 再则服刑人员的服刑期限有长有短, 不能一概终止其监护资格, 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或者服刑期限较长的可适当考虑终止其监护资格, 由法定监护机构代为监护、其他具备监护条件的人申请监护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监护。

四、针对遗留问题拟解决的办法

( 一) 加强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资格审查

父母服刑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其未成年子女失去法定监护人, 监护问题是保障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需要严格审查新的监护人的资格。完善未成年子女监护机制要发挥其他近亲属与国家及社会团体的共同作用, 对于父母一方服刑的, 当然由另一方负责监护, 双方均服刑的可依血缘关系的亲疏依次按照父母, 成年兄姐, 祖父母、外祖父母及其他近亲属确定监护权, 并依法定程序对以上监护人的监护资格进行审查, 确定第一监护人, 站在被监护人的立场上最大限度的维护其利益。

( 二) 设立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机构

国家应建立专门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机构, 例如建立全国和地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会, 国家监护会对地方各级监护会在保护该群体的权益方面发挥领导和监督作用; 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率较高的地区可以申请增设监护机构, 乡镇可设派出机构专门管理, 监管相关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

( 三) 物质帮助和心理帮助相分离

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问题, 儿童村和太阳村可以采取物质帮助和心理帮扶相分离的措施, 避免因两者同时进行而导致心理帮助不到位。儿童村和太阳村主要负责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存和教育问题, 对于心理疏导组织专业的心理医生定期诊断, 增加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对其父母探望、沟通的机会, 或者由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提出具体的心理辅导建议, 再由未成年子女的其他近亲属依照所给建议对孩子们进行心理疏导, 如此可以更加有效的帮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早日从父母服刑的苦痛中走出, 重新接纳社会并积极面对日后的学习和生活。

五、法律保障及政策建议

( 一) 立法设想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主要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但是没有考虑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这一特殊群体, 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加以完善, 总则上应明文规定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保护的本位意识、立法宗旨及权益保护责任主体; 内容方面, 对涉及特殊权益的部分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定, 细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具体措施, 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纳入其中, 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体制; 明确相关国家机构、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等责任主体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保护中的具体职责; 未成年人犯罪部分应从“未成年人本位”思想出发, 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检查制度, 强化隐私保护。

( 二) 司法设想

建立专门的审判和检查制度, 对涉及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一律由专门的合议庭予以审判;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建立专门独立的检察组, 本着“保护未成年人最大利益”、“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不同于未成年人犯罪”原则, 对未成年人及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管责任主体的渎职行为和违法行为行使检察权, 检察组履行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的法律监督职责, 加强对这一群体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监督。

( 三) 执法设想

执法方面, 可建立专门的责任追究机构, 组建专业的法律援助组织, 设立当值律师。

( 四) 政策设想

1. 发挥社保作用, 并且深化社保改革, 扩大社保的外延, 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也纳入社保范围, 借鉴外国的经验, 如德国的母子监狱, 设立儿童福利署、少年之家等机构。

2.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保护问题本质上仍然属于民生问题, 政府部门仍然是解决该问题的主力军, 政府应设立专门的救助基金供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生存教育等方面的费用支出。

总而言之, 鉴于我国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体系的不完善, 以及该群体面临的各种困境, 国家急需在立法、司法、政策方面有所作为, 以使体制、政策的雨露可惠泽这一特殊群体。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力度也是一个国家法制发展状况及文明程度的侧面体现, 也是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 因此, 为使我国法制体系更加完善, 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督保护机制的设立也势在必行, 而随着相关法律体制和政策的完善,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将会得到更好地保护。

参考文献

[1]常杨.在离开父母的日子里——中国首家罪犯子女儿童村纪实[M].西安:未来出版社, 2000.2.

[2]张雪梅.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保护问题研究[C].全国首届服刑人员子女心理研讨会论文集, 2005.

服刑人员子女 篇2

提案人：

内容：社区服刑人员、刑释解教人员未成年子女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由于他们的年龄、心理、生活状况、家庭结构等原因，他们通常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监护人的缺失、贫困、失学、被歧视等现象，不仅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服刑人员的改造效果。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刑释解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关爱，弥补他们心灵上的缺失，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营造正常向上的成长环境，才能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对社区服刑人员、刑释解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现状：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过早地承受了他们本不该承受也难以承受的东西，遭遇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各种磨难和艰辛，监护人的缺失、贫困、失学、被歧视等现象让他们健康成长的道路布满了坎坷，理所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社区服刑人员、刑释解教人员未成年子女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特殊家庭的孩子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一是家庭不健全，缺少正常的家庭温暖。他们的双亲中大多有一人正在监管场所内服刑，这种家庭形态残缺，缺乏父爱或母爱的关怀；有的孩子双亲都在服刑，或为家庭内部犯罪一个亲人已经死亡另一个亲人被判重刑，这种家庭的孩子实际上已经成为孤儿，或被亲属收养，或因无人监护而流落社会，成为流浪少年儿童。

二是家庭经济困难，面临许多实际问题。大多数服刑人员家庭经济状况本就较为困难，由于正处于青壮年的父亲或母亲被监禁，家庭突然失去了一半甚至全部的经济支柱，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得有的孩子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难以得到保障，遇到生病、上高中、大学等情况就更是束手无策。

三是心灵遭受严重创伤，形成心理上较重的阴影。家庭成员服刑在役必然会招至来自社会或多或少的非议、指责、歧视，家庭遭遇的重大变故，至爱亲人的突然减少，父爱或母爱的突然缺失，都难以避免地伤害到孩子幼小的心灵，给孩子造成心理上的巨大阴影甚至心理障碍。

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刑释解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关爱的具体建议：

一是解决好孩子的监护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服刑人员的子女因父母离异、出走或双双被判刑等原因，失去父母的监护，有的由祖辈和其他亲属临时监护，但往往因年老体弱而无力监护或因经济方面原因不愿监护，导致一些小孩处于无人监护或监护不到位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和相关组织应采取动员小孩亲属或好心人家暂时收养、送儿童福利院、寄读等方式，使孩子始终处于有能力的监护人的有效监护之下，让这些孩子能够较充分地感受到人间真情和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二是解决好孩子基本生活方面的问题。动员亲戚、朋友接济、资助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但孩子吃饭、穿衣、上学、就医等方面所需的费用需要持续不断地保障，况且具了解，当前相当多服刑人员的子女未得到资助或资助很少。因此，应当建立一种为此类孩子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长效机制。其一是将此类孩子纳入城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及时为符合条件的孩子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其二是为孩子办理城镇、农村基本医疗保险，解决其就医问题；其三是联系有意愿又有能力的家庭临时收养；其四是建立监管场所帮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机制，从场所企业或生产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费用，作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基金，专门用于解决这些孩子的特殊困难；其五是监管场所切实落实服刑人员参加劳动报酬制，使服刑人员在监管场所内也能通过参加劳动获得相当数量的收入，用以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同时也可培养其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

三是解决好孩子的教育问题。随着国家《义务教育法》的全面实施，书学费的免除和对困难家庭孩子就读实施生活补贴等政策的落实，使所有孩子接受小学、初中阶段的教育都不会在经济上存在大的问题。但应还从另外三个方面解决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高等教育问题，其一是要利用国家、企业、社会组织等提供的助学渠道和相关政策解决高中、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等费用的问题，不让一名考上高中、大学的孩子因经济困难而失学；其二是要组织相关专业人员，根据不同孩子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辅导、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或组织这些孩子开展积极有益、健康向上的活动，帮助孩子们拥有健康良好的心理环境，疏导、消除孩子们的各种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保持或重塑孩子们的健康人格，安抚其童心。其三是要利用父亲或母亲的教训等多种形式开展好对孩子们的法制教育。

四是解决好孩子与在监管场所的亲人之间的亲情交流、沟通问题。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亲情关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场所内的服刑人员对自己孩子的感情更是非常强烈，而监管场所相对封闭的环境和严格的监管措施和有的孩子对犯罪父（母）的不理解甚至充满怨恨以及路途遥远等原因，都制约着相互之间亲情的传递、交融。因此，高度重视并充分利用好亲情电话、亲情餐厅、亲情同居、探视会见、节假日回家探亲等措施，发挥其在亲情互动帮教上的独特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五是建立日常沟通联系制度。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和学校老师及有关人员建立沟通联系，及时掌握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学习、生活中的表现状况及未成年子女受歧视和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等问题。开展家庭走访，做好家长、邻居工作，帮助他们融入家庭生活，不受亲友邻居歧视；及时发现不良苗头，聘请心理专家进行心理干预，化解社会风险。

六是建立帮困解难制度。将家庭生活困难的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救助范围，积极协助其在在教育、医疗、低保方面享受特困家庭子女的政策。并把有问题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子女确定为重点帮教对象，组成帮教小组与帮教对象结对，帮助他们迷途知返。引导他们正视亲人服刑的现实，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至于误入歧途。

七是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近年来，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留守儿童等问题，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特殊群体未成年人的关怀。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境况却令人堪忧，由于传统观念等原因，这个特殊群体容易受到忽视，对他们的关爱可能不被理解甚至遭到非议。大人因违法犯罪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但孩子是无辜的，他们的合法权利当然应该受到有效保护。

服刑人员子女 篇3

关键词：西安儿童村；政府监管；媒介形象；报道手法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160-02

一、西安儿童村现状调查

西安儿童村隶属于陕西省回归研究会。陕西省回归研究会于1995年8月成立，是经陕西省民政厅注册登记，以帮助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就业，帮助犯罪者早日回归社会、回归善良人生为宗旨的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社会团体，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社团。儿童村成立于1996年，是替罪犯代养、代教无人抚养的未成年子女的公益性慈善机构。其创始人张淑琴女士，曾任陕西省监狱局少年犯管教所助理调研员。她因工作的关系接触了这一特殊的群体，也了解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大多缺少监护人的情况。1996年，她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自筹资金，在西安创办了陕西省回归研究会儿童村。随着求助的声音越来越多，张淑琴又在北京创建了太阳村，接受全国各地需要帮助的这群孩子。

经调查，西安儿童村每年只能得到4万元人民币的政府专项经费的支持，而且这部分资金只针对西安儿童村里的孤儿。其大部分经费来源于北京太阳村，其余来源于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因为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西安儿童村建了一个简易的礼堂，里面展示着儿童村的爱心成果，爱心活动的剪影以及孩子们的生活点滴。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政府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前来捐款捐物。笔者以及自己的研究成员前去实地调查的时候，适逢西安某中学前去献爱心，学生们穿着整齐划一的校服，人手一个数码相机，兴高采烈。而西安儿童村的孩子们站在礼堂外面，穿着社会各界捐赠的衣服，一脸茫然地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偶尔偏过头去注視着礼堂前面堆放着的慰问品（食物、日用品和书本等）。

另外，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在网易新闻论坛上发现一个帖子，是有关于某社会团体前往儿童村献爱心的，下面的留言中40%对此事表示出讽刺、戏谑的态度，直指其“作秀”；或者其得到社会如此多的捐助，这些捐款到底用在何处，到底有没有用到孩子身上——网友们对此表示怀疑。几年前的沈阳儿童村事件，在今年某期的《西安晚报》上，又被披露出来，矛头直指儿童村利用孩子募集社会捐助而不顾孩子心理的健康成长的现象。笔者在调查过程中，面对西安儿童村有关负责人含糊不清的财务管理情况，对其财务管理情况深表疑虑，这或许不是笔者和自己的团队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总结了几点解决办法。

1.确立政府管理为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原则，出台相应政策，鼓励社会团体、民间机构或个人代养代教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对没有监护人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明确责任主体是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户籍所在地地方政府，同时，以流入地政府为辅；加强部门配合，明确责任主体是民政部门，其他部门配合；以政府管理为主，鼓励民间机构共同参与解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就学问题。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弥补法律法规空白

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救助制度还不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也缺乏儿童福利的保护。笔者认为，政府及社会各界应重视和关注“孩子们”的生存状况，进一步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劳教、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质量，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孩子们”健康成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正在制定的《社会救助法》中，应该明确提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主体、责任和程序等；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修订时，予以补充修订。

3.对民间慈善机构与活动采取管理与监督相结合的方法

民间慈善机构的财务状况，往往为人所诟病。由于民间慈善机构财务管理中存在人员兼任，管理不统一，捐助不透明等问题，其财务状况常常无账可查，假账众多，甚至出现中饱私囊的现象。还有，民间慈善机构因为缺少固定的资金来源，会自发地向社会各界求助，这多多少少造成了中国慈善的“混乱场面”，有人因为慈善被指“作秀”、“炒作”，有人因为慈善被骂“吝啬”，有人甚至因为中国慈善而不相信慈善。这些问题，或许单单靠道德去约束已经无法解决，必须依靠政府更为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来从根本上改善。

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媒介形象分析与报纸媒介的报道偏差

笔者统计了《西安晚报》、《华商报》、《三秦都市报》从2011年1月到2012年6月的有关于西安儿童村的所有报道，对其报道的重心进行了统计，分析。

总计28篇报道中，有17篇是写社会某个团体或者政府某个机关，前往西安儿童村“献爱心”的活动，而真正集中于报道儿童村的孩子们的只有3篇，而这三篇出自《三秦都市报》的专题报道《你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吗》的专题报道及后续报道。

另外，我们收集到的有关视频材料。总结发现，电视媒体将报道的重心集中于太阳村的创始人和其创立儿童村的历程，而并非儿童村里的孩子们本身。即使在访谈中，张淑琴也会述说孩子们的情况，但是镜头下并非孩子们的生活点滴，而是张淑琴女士，通过她的言语传达的信息似乎略显苍白无力。我们必须将镜头交还给儿童村和儿童村的孩子们，其中做得很真实的有《三秦人口》做的节目《回归儿童村》，通过写实的镜头，将志愿者陪伴孩子们过年，一起包饺子、放烟火的热闹场面展现给受众，也将那群孩子天真的笑容展现给我们，并且通过一些细节刻画，比如志愿者刻意不留在儿童村吃饭，是因为知道儿童村的生活拮据，来表现儿童村需要社会帮助的现实情况。

综上，与电视媒体相比，报纸媒介必须作一些改變：

1.报道主体的转变

从调查结果中不难看出，新闻报纸媒体将报道的主体集中在了“爱心人士”身上而不是“儿童村”或者“儿童村里的孩子们”。报道的导语主体往往都是“爱心人士”，“儿童村”和里面住着的孩子往往成了陪衬。最后，在篇幅较短的报道中，用几句简单的句子，形容一下孩子们的热泪欢迎与真挚感谢。这无疑是一种报道主体的偏差。如果报纸将报道主体集中在“爱心人士”身上，会给受众一种“公关广告”的效果，这无疑又落入了“作秀”的窠臼。所以，将报道的主体从爱心人士身上转移到儿童村里的孩子身上，对于真实刻画西安儿童村以及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至关重要。

2.报道手法的改善

报纸媒介将儿童村的孩子们塑造成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这无可厚非，但是比起需要社会的同情与帮助，孩子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以及我们的尊重。《三秦都市报》做的专题报道《你愿意实现他们的愿望吗？》很成功，其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其从传统的简单叙事型报道中跳脱出来，而向深度调查转变，用更为细腻的笔调去刻画西安儿童村里的孩子和他们的愿望（心理诉求），并且与公众积极互动，让公众在实现孩子们的愿望的同时，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孩子们对于关爱的渴望。不仅是西安儿童村，对于报道任何的民间慈善机构或者活动，最佳的报道手法不是将受众视为观望的第三方，而是通过深度调查与报道，让受众与报道主体积极互动。

3.报道中心的转移

长期以来报纸媒体都将报道的中心集中于社会各界的“爱心”上，哪怕是《三秦都市报》的专题报道也不例外，都在企图让受众在这“爱心”驱使下去献爱心，而不是真正关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与心理需求。而电视媒体多做的也很不够，他们将镜头交给了张淑琴女士和她创立的儿童村，再转而讲述或展现孩子的生活状况，因为缺少直接的、真实的感受，受众往往被张淑琴的感人事迹与儿童村的艰辛历程而感动，而忽略了孩子们真正需要什么。他们面对每天熙熙攘攘的捐助人群，或许他们希望人们并不是同情他们，而是尊重与关爱。

三、结语

对于西安儿童村的发展，以及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西安儿童村本身必须以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为宗旨，建立公关部门，对社会捐助进行集中管理，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与监察机制。政府应该给予政策鼓励、法律支持，并且辅以切实统一的管理与监督。新闻媒体必须做到报道主体、报道手法、报道中心的三转变，还西安儿童村以及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一个真实饱满的媒介形象。

参考文献：

[1][美]盖恩斯，著.调查性报道：第2版[M].刘波，翁昌寿，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美]艾尔·芭比，著.社会研究方法：第11版[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3]宣宝剑.媒介形象[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4]庞清辉.复杂的中国慈善[J].中国新闻周刊，2010，（9）.

[5]朱永新，关于关注和解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生活和教育问题的建议[EB/OL].http：//lianghui2009.people.com.cn/GB/14

5754/8961535.html，2009-03-14.

[6]中国慈善法律制度瓶颈的身份之困：姓官还是姓民[EB/OL].凤凰网.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0_09/29/2667

031_1.shtml，2010-09-29.

服刑人员子女 篇4

一、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社会救助的意义

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所处的境遇十分严峻, 他们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系到我国人权保障的发展进程, 在未成年保护、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监狱改造等领域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一) 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是我国未成年群体中的特殊部分, 其特殊的家庭环境和基于此环境形成的反叛性格, 导致对他们的保护是我国未成年保护工作的一个特殊点和难点, 这部分人脱离父母监管, 完整的家庭生活受到冲击, 反叛心理更易形成, 理应受到来自社会各界更多的保护和帮助。

(二) 健全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

一直以来, 对监狱服刑人员家属进行救助、帮教都是司法、民政、地方政府的共同之举, 而这么多部门的参与造成的权利责任不清、人员资金不到位的现象, 使得救助工作实际上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 工作重复又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何让将这部分人纳入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中, 如何健全社会保障体制, 也是此次研究的理论意义之一。

(三) 配合监狱服刑人员的改造工作

调查显示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状况是服刑人员在改造过程中最为担心的问题, 未成年子女都是多数服刑人员的精神支柱, 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享受关爱、不受歧视, 向普通孩子一样健康快乐的成长。将其未成年子女纳入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 完成从“父母亲权”向“国家亲权”的合理过度, 这会减轻服刑人员对家庭的负罪感, 增强犯罪份子的改造积极性, 有利于服刑人员的矫治和改造。

(四) 预防青少年犯罪

家庭是人类的最古老、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 它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位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 家庭成员关系密切, 群体意识强, 它是个人社会化的基本场所, 是个人走向社会的桥梁, 能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 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等等。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多来自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 父母收监后仅仅最大程度的满足了家庭的经济功能, 而对抚养功能、精神功能、教育功能的满足明显缺少。家庭教育父母乃是主角, 其他人并不能占据主导地位, 这严重影响了孩子早期的社会化。

二、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现状

我国目前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救助、教育和管理, 既没有法律依据, 也没有政策规定, 一些个人、组织出于同情和爱心, 自发地做了一些救助工作, 但相对于更多需要帮助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无异于杯水车薪。现行法律法规中涉及服刑人员子女的规定, 只有《监狱法》中规定, 罪犯不得携带子女在监狱内服刑。而对父母服刑期间无人照管的未成年子女, 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由谁来履行监护职责,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例由法院判决因父母服刑而剥夺父母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其他有资格的人担任监护人的案件。

(一) 相关政策与政府救助

1.现行法律与部门规章

我国现行法律中涉及服刑人员子女的仅有1994年颁布的《监狱法》第十九条“罪犯不得携带子女在监内服刑”, 对于涉及服刑人员的救助主体、救助方法的法律、制度内容还是空白。而在2006年, 民政部等15个部委曾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 突破性地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列入救助规划中, 但也仅规定“对因父母服刑或其他原因暂时失去生活依靠的未成年人, 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妥善安置。”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问题仍然没有成文法律的保障。又如2006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 对孤儿、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以及其他生活无着落的未成年人, 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如果服刑人员子女算是“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的话, 那么就应当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但实际上这些孩子并没有进入儿童福利机构, 而且有很多孩子无人管教, 流浪街头。

2.行政部门主导的日常帮教

平日, 监狱、民政各部门也会单独进行各辖区内范围的帮教活动, 选取各自职责内的救助对象, 捐赠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或帮忙联系学校、医院等机构, 这也达到了一定救助效果。但这些帮教活动, 大多数处于监狱改造的被动需要, 不能形成规范性、定时性的工作程序。帮教过程中往往是监狱部门牵头, 联合公安、民政、检察、妇联等部门和媒体机构, 声势浩大、随从人员众多, 但帮教内容仅是聊天慰问, 赠送生活必需品等, 并没有为服刑人员家庭提供根本性的帮助。

(二) 社会救助活动

1.社会救助活动

社会救助活动是指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于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公民给予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 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各种措施。它对于调整资源配置, 实现社会公平, 维护社会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06年以民政部、司法部、妇联等机构为主导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了明天——全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关爱行动”, 活动在一定区域取得了活动预期的效果, 解决了部分服刑人员子女的生活问题。但相比于60万的需救助目标, 这样的活动并不能带来持续的有效影响, 行动结束后, 服刑人员子女依旧处于无监管、无帮教的状态。

2.公益机构救助

以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为例, 该机构从2003年开始代养重刑犯的未成年子女。该组织负责人潘芏说, 目前全国只有6家类似的民间代养组织, 所代养的总人数不超过2000人, 而2005年的数据统计, 目前有94.8%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未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

但实际的情况是我国关于服刑人员子女救助的理论资料还不足, 不能提供一个成体系的理论基础, 也不能对现有的救助体系给予评估和反馈, 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在实践方面, 司法行政部门主导的帮教活动覆盖面太小, 且形式大于意义, 仅解一时之需不除根本问题。而社会救助的发展为救助实践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 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与政府救助有效结合, 充分利用来自社会的捐赠资源, 接受各界的审计、监督将是最重要的问题。

三、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构想

基于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现状和救助需求, 为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提出以下构想

(一) 参考国外救助形式

在欧美国家如果监狱服刑人员的子女尚未成年, 国家将采取两种途径, 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一, 设立母子监狱。在德国、奥地利, 法律规定犯罪的母亲可以携带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在监内服刑, 监狱内设置了供母子共同生活的专门区域 (包括母婴房、游戏房) , 还设置了专门小学, 保障随母亲服刑的孩子能够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其二, 安置于儿童福利机构。对父母均系犯罪人的罪犯适用监禁刑时, 如若犯罪人尚有未成年子女, 相关政府部门可将犯罪人尚未成年的孩子安排到儿童福利署、少年之家等机构或愿意代养他们的家庭。这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设立监护人监督制度。对于父母都被处以监禁刑的未成年人, 如果没有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承担监护职责, 应当由国家监护机构进行监护, 使这些处于特殊困难家庭的孩子都能够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享有平等的生活权利和学习权利。

(二) 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首先在法律、法规方面, 政府应用立法的方式明确服刑人员收监后其子女的监护主体, 如亲属不能提供有效救助, 应明确其他救助主体, 如社会其他家庭的寄养 (民政部已在2003年颁布施行了《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阐述了家庭寄养工作的目标、管理、服务、标准及责任) 。法律还应对救助目标条件筛选、救助方式、救助效果等进行明确规定, 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 从而以法律作为救助先导。

其次, 政府应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应对民间救助机构提供支持, 如创造条件帮助其完成注册以确定公益组织的合法地位、审计部门给予适时公正监督以确保、财政部门提供部分运营资金、税务部门减免相关税收等。

第三, 建立司法领域保护和救助工作的新机制。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 对于可能被判处监禁刑以上刑罚的被告人, 应当根据被告人的实际情况, 要求被告人所在地的相关政府机构, 提供其是否有未成年子女以及未成年子女生存状况的报告。在对被告人进行判决的同时, 应当根据所在地政府部门的报告, 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生存、教育等事项依法做出裁定。

第四, 司法行政部门应立足本职工作。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就是刑罚执行和教育、改造服刑人员。倘若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的救助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 服刑人员的改造工作就遇到一定的阻力, 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的目标就难以达到。所以, 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参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和救助工作是职责所在, 厉害所在。

(三) 大力发展民间救助

1.民间公益机构救助

以北京“太阳村”、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为例的民间救助机构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也将会是未来民间救助的主要方向。但合法性是慈善组织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慈善组织应建立规范化的评估体系, 注意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 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并在合理的范围能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

民间救助的人员构成方面, “西安儿童村”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了部分工作岗位, 虽然工作报酬较低, 但这对于在劳动市场毫无竞争力的服刑人员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并且刑满释放人员在服刑过程中理解到了父母服刑对子女造成的伤害, 在工作中会有相当的积极性。

发展模式方面, 在我国目前仅有北京、河南、大连、西安等少数几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机构, 每个机构的救助对象不过百人, 相比于全国60万的待救助对象, 民间救助机构的发展前景广大。民间救助机构应该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 适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复制的救助形式, 以满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需要。

2.民间家庭寄养制度

家庭寄养是指父母因特殊原因不能直接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 政府依法将子女寄托在他人家中生活的一种委托代养行为。国外很多国家的寄养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和规范, 其目的是保护儿童获得一个安全和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例如, 1980年美国通过《收养资助和儿童福利法》 (AACWA) , 该法要求州采取“合理努力”将儿童送还家庭;当这种措施是为了儿童的最大利益时, 该法鼓励州采取收养的方式为儿童寻找长久处所, 以及要求州根据养父母和养子女的具体情况提供收养资助。而在我国家庭寄养是一种通过社会儿童福利机构, 通过一定的手续使失依儿童进入那些愿意对他们承担家庭责任的家庭实施养育的方式。在家庭寄养中,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可得到寄养父母的关爱, 以及多位家人的照看, 从而享受到有利于他们成长的家庭生活氛围。因而家庭寄养是我国儿童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 服刑人员子女的救助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以“太阳村”为代表的民间救助机构也越来越成熟, 高校内相关的课题、调查也为其理论发展提供了帮助。但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完善社会体系, 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以预见, 民众社会公益热情的发展、司法行政系统高素质人员的培养都会为服刑人员子女的救助提供有利的大环境, 会在社会环境、法治构想、保障机制三个方面帮助他们与普通孩子一样快乐的生活在社会当中。

参考文献

[1]郑霞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现状调查[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情况调查总报告[R].2006.

服刑人员子女 篇5

—关爱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活动实施方案

为加强我市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教育、管理和服务、救助工作，体现社会关爱和人文关怀,更好的教育和引导全市的服刑在教子女健康成长，有利于促进这些家庭暂不健全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树立信心，维护社会稳定，创建平安海林做出积极贡献，特制定此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两法”），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培养未成年人全面发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服刑在教子女的关爱救助具有重要意义。

二、活动主题

“青果援助”—关爱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活动

三、宣传重点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健康成长关乎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因此，做好未成年人的工作尤为重要，我们要重点抓好以下-1-

三个方面的宣传教育：

1、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武装未成年人，进一步坚定全市广大青少年紧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2、深入宣传“两法”。紧密结合未成年人的思想、学习以及生活实际，大力宣传“两法”，切实加强法制教育，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加大对服刑在教子人员女的关注力度。在所有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上，服刑人员子女的品德教育和健康成长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由于世俗的偏见和舆论的压力，给服刑人员子女幼小的心灵带来创,伤作给他们的健康成长蒙上阴影。因此，我们团市委要号召全社会对身边的这一特殊弱势群体以关心、关爱、关注。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感受到团市委的温情以及社会的温暖。

四、活动内容

团市委将在服刑在教人员与服刑人员子女之间开展各种有利有益的活动，增强父母与子女间了沟通，帮助这些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我们将在一年时间内开展以下活动：

1、组织人员进行深入调查获取服刑在教人员子女信息 1月份，海林团市委组织专门的调查小组，深入到我市

各个中、小学以及社区，对服刑在教人员子女的信息进行调查搜集，获取相关资料，进行统计，以便做出具体安排。

2、号召社会力量组织结对关爱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仪式

2月份，海林团市委发动全市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青年文明号、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等基层团组织与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签订结对协议，举行结对仪式，关爱方要用自己饱满的热情和爱心，帮助服刑在教人员子女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上取得进步，树立自信，尽全力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3、建立档案与人文关怀并举

在2月中下旬，根据搜集的相关信息资料，建立档案。团市委为每一个结对对象建立起一份结对档案，做到“三知一有”，即：知道未成年子女基本情况，知道未成年子女监护人情况，知道未成年子女最大困难及联系电话，每个未成年子女都要有一份专人的《联系记录》，每次联系、通话、活动开展情况记录在册。在活动过程中，要注意保护隐私。强调以人为本、讲求方法。把保护未成人子女本身及他们家庭的隐私放在第一位，未征得结对对象同意，做到不拍摄、不留影。

4、开通心理援助热线 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

团市委将在3月份开始，开设阳光课堂心理咨询服务以及开设心理咨询热线。充分利用学校和社区的心理咨询室，聘请资深的教师和经验丰富的思想教育工作者，每周五下午定期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沟通并进行教育引导。通过开展“为了明天—青春自护”等活动，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宣讲社会主义荣辱观、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自我保健等方面的知识、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预防及应对措施、如何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等问题，培养他们健康成熟的人格品质、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应对挫折的能力。另外，采取多渠道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开通心理咨询热线，于每周三下午安排专业心理教师接听咨询电话，保护服刑在教人员子女的隐私，使他们更好的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5、组织“爸爸妈妈，我为你们唱首歌”亲情见面联欢会

进一步加强服刑在教人员与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沟通和了解，在5月份，进行积极的准备，在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中间发掘具有文艺特长以及有表现欲的孩子，鼓励和协助他们精心编排文艺节目，与看守所和监狱的领导协商，组织一次亲情见面联欢会，时间定在6月1日即“国际儿童节”这一天，为服刑在教人员表演节目，增加互动，使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阳光的一面，鼓励他们在狱中努力改造，提高服刑在教人员的积极性，争取早日出狱，重新做人。

6、发挥爱心结对的作用，全年进行帮扶

与服刑在教人员子女结对的先进个人，要把爱心结对的事情长期开展下去，每个月提供一次交流机会，可以为服刑在教人员子女拍摄照片、录制视频或者传达书信，做父母与孩子感情的通信员，加深父母与子女的沟通，缓解想念之苦。

7、发起爱心捐资助学活动

在8月份，开学前夕，对那些因家庭贫困而影响学业的的服刑在教未成年子女，发动一次爱心捐资助学活动，在学校以及社区积极宣传爱心捐助的慈善义举，发挥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青年文明号、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等基层团组织的带动性，奉献爱心，在经济上、学业上帮助贫困服刑在教人员子女。

8、妥善解决服刑在教人员子女就业问题

在服刑在教人员子女中，也有一些待业青年，我们要发挥团组织的作用，与招聘单位联系，在“

十、一”黄金周期间，组织1到2次招聘会，为服刑在教人员子女解决就业问题，使他们尽快融入社会，自食其力。

9、开展服刑在教人员子女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在12.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这天，请公安部门法制

科的专业人员，为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一次法制宣讲活动，使这些未成年人知法、懂法，守法，增强法律意识，学会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0、岁末年终组织慰问活动

服刑在教人员子女由于父母不在身边，更需要我们的关怀，在元旦期间，我们团组织要走入服刑在教人员子女的家中去，对他们表示关怀与慰问，赠送相应的慰问金以及礼品，了解想他们之所想，做他们之所需，以利于今后更好的为服刑在教人员子女的服务。

关爱服刑在教人员子女，让他们在阳光下快乐成长，需要每个人都献出一份爱心，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这次活动的举办能唤起更多的社会有识人士加入到关爱服刑在教人员子女行列，共同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养更多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让阳光普照每一寸土地，让爱心洒满每一个心灵，服刑在教子女并不孤单！

服刑人员子女 篇6

服刑人员子女是指正处于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拘禁状态的人员所生 (包括婚生及非婚生) 的子女, 作为社会的特殊弱势群体, 他们的生存发展状况对和谐社会构建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都有重要意义。

目前, 服刑人员子女的寄养机构主要以社会福利机构为主, 如北京新乡市太阳村、陕西回归研究会儿童村、福建福州市闽侯善恩园、晨露国际郑州爱童园等。

二、调查对象

陕西回归研究会儿童村是在陕西省回归研究会的指导下, 1997年由张淑琴女士建立的, 替服刑人员代养代教无人照看子女的公益性慈善机构, 救助群体集中在陕西、河南、甘肃、青海等省份, 辐射整个中西部, 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典型意义。目前儿童村有服刑人员子女76名 (常住50余名) , 年龄跨度大, 最小的2岁, 最大的22岁。

三、调查结果

生活在寄养机构的服刑人员子女在身高、体重、第二性征等生理发展方面都基本符合国家指标, 生活环境也比较安全, 但在人际交往方面, 易受到他人的疏远、冷落。孤僻、敏感、自卑、情绪不稳定是服刑人员子女主要的心理问题, 心理发展需要加强深入辅导。另外, 在寄养机构中他们受到的情感关怀是有限的, 且不平均, 社会对他们的生存发展关注度尚不够, 情感关怀较缺失。受教育情况方面, 由于资金等客观因素和个人主观学习能力的问题, 服刑人员子女基本只能保证九年义务教育, 学前教育比较空白, 高中及高等教育的入学率都十分低。虽然他们在平时生活中有较好的生活习惯, 但在人生目标的认识上, 有些脱离实际, 大部分都希望能出国读书或工作, 社会适应能力也较差, 不善于表达自己, 与人沟通的主动性不强, 甚至选择逃避。

总的说来, 在寄养机构中服刑人员子女在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发展都较寄养前改善了很多, 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社会的关注, 更需要寄养机构做出相应的调整, 以便更好地保障他们在各方面的权利, 促进其更好的发展。

四、对寄养机构的建议

寄养服刑人员子女的社会福利机构是服刑人员子女家庭破裂后生活的地方, 对服刑人员子女的一生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此, 对寄养机构提出以下建议:

(一) 寻求多方援助, 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生活环境

服刑人员子女需要关注, 这是本课题研究最初级的目标——让更多的社会群体、个人关注到服刑人员子女。寄养机构应该主动寻求多方援助, 让更多的人了解其生存、发展现状,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弱势群体的存在, 并参与到关心、救助服刑人员子女的队伍中来;求助于政府机关, 致力于将对服刑人员子女的救助纳上工作日程, 从身心各方面帮助孩子更好、更健康地发展。

(二) 一视同仁, 让关怀照耀每一个孩子

情感关怀较缺失是服刑人员子女个性发展不完善的一大原因, 在有限的关怀中, 不平等的分配也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展。在陕西回归儿童村的日常运作中, 一个爱心老师需要同时照顾十几个孩子, 这是所有寄养机构共同的模式。在学校, 老师授课时, 面对的是几十个孩子;爱心人士来访, 他们也只会关注到表现突出的对象, 很难顾及到每一个人。性格孤僻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中的发展显得尤为不利, 长期得不到关注会使他们发展过程中问题更加凸显。所以, 任何人在关爱服刑人员子女的时候, 都应该一视同仁, 尽量关注到每一个人。寄养机构可以尽力增加有爱心的工作人员, 适当做一些岗前、职后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 改变一对多、一刀切的现状, 让孩子尽量接受多的、平等的关爱。

(三) 教会孩子正视家庭问题

到寄养机构探访、调查的过程中, 谈论服刑人员子女的家庭问题是一大禁忌, 也是到访人员被反复叮嘱的谈话守则。因为害怕父母犯罪服刑的经历触及到子女敏感的心灵, 所以避而不谈家庭, 然而这却是救助服刑人员子女的症结所在。孩子拥有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及面对困难的能力才能够正确面对父母所犯的错误, 从而正确面对自己, 正视家庭问题。一味地逃避只会让孩子内心更加敏感和封闭, 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所以, 家庭问题不应该是谈虎色变, 但是要注意“谈”的方法, 可以通过长期的心理辅导以及关怀教育使孩子能够正确面对家庭问题, 健康发展。

寄养机构在相应方面的调整和完善是促进服刑人员子女更好发展的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服刑人员子女的生存发展现状也应该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他们的生存发展瓶颈应该得到相关部门的解决, 他们有权利像普通孩子一样发展得更好, 并对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摘要：本文基于对陕西回归研究会儿童村寄养的五十余名服刑人员子女的生存发展现状进行实地调研, 并类比全国其他寄养机构, 对其提出寻求多方援助、增加情感关怀、正视家庭经历等几条建议, 旨在促进其健康发展。

关键词：服刑人员子女,多方援助,情感关怀,家庭问题

参考文献

服刑人员子女 篇7

有效数据显示, 仅在2005年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就已超过60万, 他们的生存问题、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成为了我们关心的焦点。然而国内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抗逆力研究主要立足于问题视角, 如张瑞红在《优势视角下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中主张寻找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障碍、缺陷及所受到的伤害, 然后对其采取心理干预和谨慎保护等措施进行救助。因此, 从优势视角深入研究这一群体是很有必要的。

二、研究思路

选取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个案访谈, 发现他们身上的优势, 并结合对社会公众的问卷调查结果, 提出培养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抗逆力的合理化建议。

三、调查方案设计与实施

本次调查设计分为两个方面, 即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针对个案访谈, 我们选择长期访谈;针对问卷调查, 我们制定了包括社会认同度、社会关注度、抗逆力了解度、社会建议在内的四个方面。

四、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希望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抗逆力的现状进行深入了解。

五、研究结果

本次研究是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形式进行的, 现将具体的调查结果进行阐述。

(一) 个案访谈

孩子普遍存在抗拒心理。当笔者与孩子初步接触时, 他们对陌生人的防备心理就会显示出来, 不愿过多交流, 害怕外界会给他们带来伤害, 由此反映出抗逆力程度较低。

孩子也存在积极乐观的状态。在笔者问到关于理想的问题时, 孩子会兴奋地讲述他们的理想, 笔者发现孩子对未来的生活抱有期待, 所以进一步培养他们的抗逆力还是有可能的。

孩子缺乏解决问题的对策。在我们访谈时两个孩子发生矛盾, 立刻就吵了起来, 笔者就在一旁开导他们, 他们最终言归于好。由此可见, 他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还有待加强, 这也是提升抗逆力的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 孩子们的抗逆力水平普遍较低, 他们大多数都存在自卑心理, 不愿意面对外界带来的种种不安。

(二) 问卷调查

我们编制了包括社会认同度、社会关注度、抗逆力了解度、社会建议在内的四个方面来进行问卷调查。

在社会认同度中, 数据显示社会公众对其认同度很高, 他们都表示不会对这一群体赋予有色眼镜, 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帮助到这些孩子。

在社会关注度中, 问卷显示社会公众对其关注度普遍较低, 有的根本没关注过。政府应该加强宣传, 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帮助孩子们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从抗逆力的了解度中, 数据表明基本无人对抗逆力理论有所了解, 但经过研究人员的解释之后, 大部分人群都认为这个理论适用于这一群体, 也会为这个群体带来好的改变。

在社会建议中, 主张政府和专业人士是培养孩子们抗逆力的主力军, 在双方合作下解决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其次, 法律对孩子的保护也是必不可少的。

六、相关解决策略

针对孩子们抗逆力的现状, 本研究尝试使用优势视角的方法解决。优势视角是以个人的优势为基础, 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人的潜能为出发点, 帮助受助者从逆境中解放出来, 最终达到其目标、实现其梦想的一种助人模式。事实上此案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内在的“抗逆力”。学者们提出了抗逆力轮的方法来提升抗逆力, 主要分为两个系统:

在危机缓冲系统中, 可以通过增加社会连结, 建立清晰稳定的边界以及教授生活技能为主, 通过小组工作以及社会治疗模式进行干预, 帮助孩子们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在抗逆力建构系统中, 需要我们提供关怀与支持、建立表达高期望以及提供机会促进孩子们的社会参与, 具体方法中可以使用叙事疗法, 倾述宣泄式的空椅子技术疗法。在园内老师和社会工作者的配合下, 慢慢引导孩子们发现自身优势, 提高自身抗逆力, 逐步帮助孩子们融入社会, 建立行之有效的行为方式。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对新乡市本地的太阳村进行实地调查, 在深入了解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存现状和心理健康情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太阳村现行状况的情况下, 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抗逆力现状进行调查, 运用抗逆力理论探讨提高这一群体抗逆力的办法。

关键词：优势视角,抗逆力理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君健, 薛小勇, 董凌芳.社会工作视阈下的抗逆力解读[J].社会工作理论探讨, 2010.

[2]孙梦云, 袁燕, 周小清.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帮扶途径[J].改革与开放, 2009.

体育对监狱服刑人员的积极影响 篇8

关键词：边缘群体,服刑人员,体育功能

在辞海里,对“边缘”一词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沿边的部分,边缘区;二是指靠近界限的如通量方面或多方面有关的。在这个迅猛发展的社会里,又注入新的意义,可以是即将不为人关注的事物,濒临破产或者毁灭的事物。那么,边缘群体,即指生活在偏僻不易别人察觉或注重的人群,如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当然我们这些作为合法的公民一般不会关心那些在监狱里正接受惩罚的罪人,因为他们扰乱了社会安定,带来的是危险因子,我们只是希望这些人能在所谓的牢狱里接受法律治惩,能重新做人不再危及社会。然而监狱的本质并不仅仅是惩罚,更重要的是规训和教育,只有这样服刑的人员才能真正改过自新。那体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是否能唤回服刑人的良知,答案是肯定的:在边缘生活的群体同样拥有健身受教育的权利,又或者严格意义上说是改造的义务。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 1 研究对象

本文以监狱服刑人员为主要研究对象。

1 . 2 研究方法

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法查阅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输入以“监狱体育”为关键词有2篇,引用2篇;以“监狱体育”为篇名有3篇,引用1篇;除此还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查阅了相关内容。

2 监狱体育

监狱是对触犯法律危害社会的人进行惩罚和教育的特殊场所,体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基本手段,对服刑人员的改造有积极作用。服刑人员在通过身体活动的手段来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称之为监狱体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1]第五章76条:监狱应当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这赋予监狱体育开展的合法性。随着文明程度的进步,监狱已经完全改变了以往惩罚肉体的残酷行为,对服刑人员的管理日趋人性化,向建立文明高效的现代化监狱管理目标趋近,对其进行心理干预是先进手段,这就充分体现了监狱的本质:惩罚和教育。

2 . 1 监狱体育开展现状

早在1947年法国监狱就已有一些组织犯人从事体育活动,甚至开设了体育教育课。1958年法国教育部、青体部和司法部门联合制定了“在惩罚机构中开展体育运动与教学大法”,这些法令于1959年被正式纳入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到了1962年,监狱体育工作就真正在法国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了[2]。目前,体操、瑜伽、举重、体育舞蹈等都已经作为课程项目,并开设了相应的文化课,如解剖、运动生理等。2012年8月在墨西哥的一所监狱,开设了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如拳击、足球等,共有约1500名囚犯参与了由墨西哥城市政府发起的这项改造活动。监狱方面表示,很多获释出狱的人都改过自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在我国,甘肃政法专刊在《对监狱体育活动的几点看法》中提到监狱体育的可实施性及价值做了简单探讨。张玉华[3]在《大墙内的体育》中也对服刑人员对体育带给他们的影响做了陈述,表明监狱中体育场所亦被视为管教场所,体育成为了管理者和服刑人员之间的桥梁,而体育的精神也唤起了服刑人员重生的希望。体育不仅仅是健身,在监狱这一特殊的管教地方,起着不一样的作用。

2 . 2 体育在监狱里的功能

2.2.1 教育功能

教育表现在身体教育和德育教育两方面。首先,体育让服刑人员通过肢体直接参与而掌握了健身的技能与知识,对其健康作用不言而喻并坚定其养成坚持锻炼的信念;其次,体育中众多项目是团队合作,使服刑人员懂得为团队争光,集体意识加强,群体意识自然就会提高,进而利于其处理人际关系。作为社会人,我们个人的所作所为一定不能与集体利益相悖,私欲不可有。“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要为社会整个大家庭谋福利,而不是为一己私欲而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2.2.2 心理减压

众所周知,监狱是禁闭的空间,服刑人员的举动都在特定的时间表里被安排,面对重复的每一天难免会对自己所处的现状产生空洞与质疑。内心的恐惧、紧张也不乏增多,心理上的负担也日益加重,出现服刑人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很难与管理人员和其他服刑人员进行正常交流。而在体育活动中,可能因为一场球赛,身体和心理都能得到放松,通过体育宣泄内心的紧张与疑惑,在体育锻炼中感知自己对生活的向往,找回遗失的自我。体育的作用由于是身体和精神都在参与的一种特殊手段,所以对服刑人员刻板的安排也是一种冲击。

2.2.3 娱乐功能

体育通过自身参与或观赏刺激个人对高难度动作、形式多样化、竞赛的激烈和比赛结果不确定性的情感体验。在个人参与过程中,更是亲力亲为完成每一个动作或者配合同伴,其间斗智斗勇的尊重性过程和战胜自我及对手的自信心和满足感油然而生,对服刑人员渴望重返社会提供动力。同时在体育过程中调动了服刑人员的思考和情绪,使之暂时忘却他们的身份,可以和普通人一样有娱乐的资格和时间,这对他们积极改造建立信心有重要意义。

2.2.4 打造人性化监狱改造氛围

监狱里的暴力、肆意殴打事件屡见不鲜,这一方面就是管理体制的局限性所致。和谐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是在社会大环境里看到,在这狭小的看管所里也应让人感受到,而体育则具备这样的能力,体育团队的合作意识渗透到服刑人员的思维里,往往会使监狱原先的不利现象降到最低,也会使狱警和服刑人员的关系改善,更好地发挥狱警的职责让服刑人员得到最有效的改造结果。

3 结语

未成年服刑人员的执行问题研究 篇9

(一) 未成年服刑人员改造的特殊性

1.“国家之父”的理念提出

未成年服刑人员是一个“孩子”, 其次他们才是一个“罪犯”。未成年心智不够健全而犯罪, 社会、国家和家庭都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国家之父”理念正是由此而生, 其理念为, 国家代替父母行使对于触犯刑法的未成年的监护权, 对其进行监管和保护, 同时未成年服刑人员是社会的受害者。

2. 未成年服刑人员本性考虑

未成年服刑人员正处于生长发育期, 其心理、生理、智力等方面还未健全, 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差, 犯罪的行为带有很大盲目性和随意性, 大部分的犯罪行为都是因为一时冲动, 主观恶性较小, 具有较大的接受教育改造的可能性和可塑性。在人的成长过程中, 主体的年龄小, 其主观能动性相对的也就越小, 同时其接受客观影响可能性就越大, 可塑性越大。反之, 随着主体年龄的日益增长, 发展成型并且趋于稳定, 相对的可塑性就越来越小。

二、我国未成年刑罚执行制度的现状

(一) “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思想的确立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 直接影响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兴亡, 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提倡非监禁化、非刑事化和轻刑化的理念, 实践中也是采用许多的刑罚替代措施———行刑社会化, 来削减对未成年犯罪人员的监禁。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在借鉴国际社会理念的基础上, 实行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指导思想。

(二) 未成年刑罚执行措施具体体现

1. 缓刑、减刑与假释制度。

法律规定扩大了未成年人缓刑的适用范围, 其作用是:对其重返社会以及预防再次犯罪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能有效防止交叉感染;减刑、假释方面, 其幅度放宽, 假释要求执行的减刑间隔的时间, 以及原判的刑罚时间相应缩短。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未成年罪犯在刑罚执行方面的“特殊照顾”, 是对未成年罪犯权益的保护。

2. 免除刑事处罚。

在司法解释中指出“未成年罪犯根据其所犯罪行, 有可能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如果有悔罪表现, 并具有一下6种情形之一的, 要依照刑法第37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

3. 非刑罚处置措施。

非刑罚处置措施是指针对免于刑事处分、情节较轻以及根据其犯罪行为虽可免除刑罚, 但人身危险性较小, 从体恤宽大, 立足感化、教育、挽救的方针, 放弃刑罚干预而采取相对宽松的处分方式。

三、我国未成年刑罚执行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 完善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的各种措施

1991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 但在时间中, 许多地方直到现在还没有按要求制定配套的工作制度, 法律所规定的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没能得到有效执行。所以首先, 我们要更加完善慎逮制度建议除符合《规定》第13条规定的情形不予逮捕外, 对于判处三年以下徒刑的、并且有悔罪态度、有保证人对其进行担保的未成年人犯罪等均不予逮捕。其次, 还要充分发挥暂缓起诉制度的作用, 从预防、教育、感化、挽救与打击并重的原则出发, 由检察机关设置一定的考察期, 待考察期满后根据悔改情况再决定是否起诉的一项刑事政策。第三, 未成年人缓刑制度的重构。

(二) 建立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理念的一种重要体现, 既能达到实现使罪犯复归社会的目标, 同时还具备应有的矫正功能。社区矫正制度不仅适用成年犯罪人, 同时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是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制度, 它对探索未成年犯的改造与回归有重要意义, 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是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

参考文献

[1]杜红娟.我国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 2015.

[2]闫红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社会救助政策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5.

[3]路琦, 姚东, 胡发清, 董泽史.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时期行为规范调查研究——从行为规范角度探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5, 01:36-49.

服刑人员子女 篇10

一、文献述评

目前, 关于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的研究刚刚起步, 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少, 尚无关于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的研究, 但是已有研究成果对于构建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例如李光勇采用深度访谈方法对上海市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进行了调查, 从经济困难、重新就业、家庭关系、社会适应、心理健康五个方面分析了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的主要内容。孙国兴和李小磊将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划分为生活救助、就业帮扶、安置住处与医疗救助四大类。本文将基于以上既有研究成果构建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

二、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属于社会指标范围, 构建此评价指标体系不仅需要符合社会指标构建的原则, 也要符合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自身的特点。具体而言, 需要遵守如下几个原则:

1. 指标体系应全面反映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内容

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在社区, 他们除了接受一定程度的监督管理之外, 拥有较大的人身自由, 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面临着相似的困难, 也可能遭受了不同的生活危机。例如, 有的社区服刑人员面临贫困、难以就业、无处居住等基本生活困难;有的社区服刑人员可能经济条件较为宽裕, 却遭遇婚姻危机、父母不接纳、心理压力较大的困难。又如, 农村社区服刑人员与城市社区服刑人员也可能面临不同的困难。因此, 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该细致考虑、全面反映帮扶工作的各个方面。

2. 指标体系应既立足于理论分析又具有实际操作性

开展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的直接目的是预防他们重新犯罪, 促进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因此, 在研究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构建时需要充分运用犯罪学与社会学理论进行指标设置的论证。在此方面, 西方国家的犯罪学家在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创立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犯罪学理论, 例如社会支持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差别交往理论、标签理论、冲突理论等。人类社会存在很大的共性, 我们应该充分借鉴这些成熟的理论开展帮扶工作指标体系的设计。另一方面, 我们设计的帮扶工作指标体系也应符合中国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 因此需要充分征询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社区矫正管理者与一线工作者的建议。

3. 指标体系应既包括客观评价指标又涵盖主观指标

当前, 我国一些社区矫正研究者在开展社区矫正相关指标体系研究时, 存在过度重视客观指标, 忽视主观指标的问题。例如, 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研究者设计的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本文认同这些研究者追求客观评价的目标, 但据笔者对国外诸多成熟的犯罪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梳理后发现, 国外的犯罪学理论与实证研究不仅重视客观变量对犯罪行为的影响, 而且非常重视主观变量对犯罪行为的影响。例如美国极富盛名的犯罪学家萨瑟兰的差别接触理论非常强调伙伴对自己犯罪行为的赞同这一主观评价问题;美国著名犯罪学家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也非常注重个体对自己与父母关系、同学关系、教师关系的主观评价。因此, 客观行为与主观评价都是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很难说谁比谁更重要。

三、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维度与指标

社会指标是由维度、具体指标构成框架清晰、层次分明的指标体系。构建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首先要明确帮扶工作包括哪些维度, 然后确定这些维度包括哪些具体指标。

1. 经济困难帮扶维度

经济困难是许多社区服刑人员面临的最基本问题, 因此应该成为帮扶工作指标体系的首要维度。因为经济困难直接导致他们陷入生存困境, 如果生存都无法保证, 他们极有可能选择重新犯罪。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 个人最基础、最低层次的需求是生存的需求, 只有在满足生存需求之后, 才能谈及其他层次的需求, 如安全需求、爱的需求、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求。经济困难维度的具体指标主要包括: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村/居委会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村/居委会、司法所提供的临时生活救助、村/居委会、司法所提供的临时医疗救助、家庭对其经济支持、亲戚对其经济支持、朋友对其经济支持、帮教志愿者对其经济支持, 个体对自身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

2. 就业困难帮扶维度

就业困难是大多数社区服刑人员面临的突出问题, 应该成为帮扶工作指标体系的核心维度。社区服刑人员难以就业是他们犯罪的重要原因。美国犯罪学家特伦斯·肖恩波利与R.L.克里斯汀森对1000名生于费城的男子所进行的纵贯研究也发现, 失业对于犯罪活动的增多具有即时的或短期性刺激效果, 两者之间具有互相作用、互相强化的关系。就业困难维度的具体指标包括:文化程度, 是否拥有专业技术, 失业的次数, 就业的稳定性, 灰色就业即一些与犯罪紧密联系的行业, 如讨债公司、洗头店、桑拿浴室、赌场、游戏厅、桌球室、歌厅、舞厅、夜总会, 就业观念, 就业主动性, 是否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 司法所、村/居委会、家人、亲戚、朋友是否帮忙找工作, 从事个体经营者是否享受税收优惠, 农村人员是否已落实责任田。

3. 居住困难帮扶维度

居住困难是一些社区服刑人员面临的生存问题, 应该成为帮扶工作指标体系的重要维度。有的假释人员从监狱转入社区服刑, 由于离婚、父母不接纳或者房屋动迁等原因无处居住, 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美国非常注重解决社区服刑人员居住问题, 美国犯罪学研究者与司法部门都认为一些从监狱进入社区服刑人员的罪犯如果无家可归, 或者居住状况非常不稳定的话, 极易重新犯罪。美国司法部门为这些社区服刑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居住方案, 并建立了带有居住性质的社区矫正机构。居住困难维度的具体指标包括:有无住所、住所的稳定性、是否独居、与谁同住、人均居住面积、社区居住环境。

4. 社交困难帮扶维度

社交困难是一些社区服刑人员面临的重要问题。因为一些社区服刑人员面临如婚姻破裂、父母排斥、朋友断交、他人歧视导致他们能够获取的社会资源减少, 在遇到困难时难以获得帮助。加拿大的累犯研究表明:行为人与社会关系越远越容易犯罪, 帮助罪犯建立与社会的密切联系是控制重新犯罪的重要途径。社交困难帮扶的具体指标包括:家人关系优劣度评估、亲戚关系优劣度评估、邻居关系优劣度、亲戚关系优劣度、社区居民关系优劣度、他人歧视程度、个体社会交往技能、社会交往技能培训、家人关系干预、亲戚关系干预、邻居关系干预、社区反歧视宣传、个体对自身社会交往技能的评价。

5. 心理健康帮扶维度

社区服刑人员在进入社区服刑的初期容易遭遇许多困境而导致心理问题。例如自卑孤僻、容易被激怒、仇视社会等。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问题会造成重大心理危机甚至心理疾病, 继而严重影响其回归社会。正如美国犯罪学家罗伯特·安格纽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上提出的广义紧张理论认为, 犯罪人的压力既源于实现经济目标的失败, 并且还来自于大量的有压力的人生经历。这些人生经历如服刑、失业、陷入贫困、他人的歧视等, 将会导致犯罪人遭遇心理问题, 甚至重新犯罪。心理健康帮扶的具体指标包括:焦虑程度测量、抑郁程度测量、是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否开展了心理咨询服务, 是否开展了心理治疗服务。

6. 制度障碍帮扶维度

社区服刑人员在进入社区服刑之后, 因为犯罪人的身份, 他们会面临许多制度障碍, 这会导致他们回归社会出现困难。这些制度障碍是社区矫正工作者在开展帮扶工作过程中遭遇的最大困境, 例如目前用人单位广泛执行的就业政审制度, 即用人单位在正式录用员工之前都要求其到户口所在地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这种制度导致许多已经接近就业的社区服刑人员被用人单位拒绝录用。制度障碍帮扶的具体指标包括:就业是否面临制度障碍、社会保险是否面临制度障碍、是否接受过解决制度障碍帮扶。

7. 帮扶工作评价维度

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评价维度属于主观评价维度。例如帮扶工作开展的效果怎样?是否符合社区服刑人员的合理期望?这些主观评价是指标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帮扶工作评价维度包括:个体对经济帮扶的需求程度, 个体对单项、总体经济帮扶工作效果的评价, 个体对就业帮扶的需求程度, 个体对单项、总体就业帮扶效果的评价, 个体对居住困难帮扶的需求程度, 个体居住困难帮扶效果的评价, 个体对社交帮扶的需求程度, 个体对各种社交干预工作效果的评价, 个体对心理健康帮扶的需求程度, 个体对心理咨询、治疗服务效果的评价, 个体对制度障碍解决的需求程度, 个体对制度障碍解决效果的评价。

四、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结构图的构建

根据上文的分析, 笔者构建了如下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结构图:

以上是笔者依据既有的犯罪学理论与实证研究构建的“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将会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更加完善, 也会出现新问题, 因此, 这个指标体系也需要根究具体的情况进行调整或优化。

摘要：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能够促进社区矫正帮扶工作科学化与标准化, 完善社区矫正工作与促进社区服刑人员回归社会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构建了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该体系涵盖了经济困难、就业困难、居住困难、社交困难、心理问题、制度障碍、工作评价六个方面的帮扶工作。

关键词：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文献

[1]徐俊驰.社区矫正的刑事政策意义:兼论恢复性司法进路的局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 (4) .

[2]但未丽.社区矫正的犯罪学依据[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5) .

[3]李光勇.社区矫正人员帮扶现状、困境与对策调查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3 (4) .

[4]孙国兴, 李小磊.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帮扶救助机制建设的调查和思考[J].人民调解, 2011 (12) .

[5]Thornberry T., Christenson.R.Unemployment and Criminal Involvement:An Investigation of Reciproca lCausal Structure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1984:398-411.

[6]李素琴, 谭恩慧.美国社区矫正制度对我国的借鉴[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5) .

[7]Hanson R.K.Sex Offender Risk Assessment.In Hollin, C.R. (Eds.) , Hand book of Offender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Chickerter:John Wiley&Sons.Ltd.[M].2001:90-91.

[8]Agnew R.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and Delinquency.Criminology30, 1992:4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