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慧城市启示录

国外智慧城市启示录（精选8篇）

国外智慧城市启示录 篇1

从2008年IBM的“智慧地球”论到“智慧城市”理念问世,不过数年时间,却渐次吸引了企业、研究机构、专家乃至国家层面的关注和研究。在2013年,全球有超过400个城市竞逐“最有智慧城市”头衔,可见“智慧城市”之热。

1 迪比克的智慧城市梦

科学家和工程师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城市生活的画卷。

城市的街道两边,不时能见到醒目的显示屏上更新着各种污染物的浓度指标(如PM2.5、路面温湿度、城市噪声地图等),让你可以悠闲地漫步;当污染水平到了特定限度时,自动报警装置还会提醒行人注意;公园里,智能喷灌系统会根据天气情况和空气温湿度自动启停;驾车在城市道路上穿行,路口的红绿灯时长会自动根据车流量进行动态调节;如果在市区找车位,打开车载显示屏,附近所有可用车位数量及位置将会准确引导车主直达停车场所;分类垃圾桶在装满时,信息自动传输给卫生部门,提醒垃圾清运车及时清运;当乌云密布的时候,城市灯光会根据设定要求自动点亮;城市管理部门的监控室内,雨水地表径流量及方向、城市各处分散布置的雨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状况、河流湖泊等集中水体的容量、水位等指标全部汇集于中央处理器,并自动处理。

没错,这就是近几年炙手可热的所谓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几个典型场景。从2009年开始,迪比克市(Dubuque)就开始与IBM合作建设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上述城市生活场景正是他们期望甚至已经实现的目标。放眼全球,这只不过是成千上万个致力于创建智慧城市的大小城市之一。

美国迪比克市的智慧城市,体现在城市公共资源,包括水、电、油、气、交通及公共服务等系统的智能化监测、分析和响应。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数据全部面向个人和企业公开,让所有人都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拥有更多更具体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责任感。

2 欧亚之智慧城市

与美国迪比克的智慧城市不同,欧洲的智慧城市更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在城市生态环境、智能交通、清洁能源以及绿色建筑等方面的应用。丹麦哥本哈根具有世界领先的自行车和步行系统,通常也被认为是智慧城市的典范,提出在2025年前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碳中和(Carbon N eutral)的城市。同样,被普华永道推为智慧城市样本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其更著名的标签是欧盟认定的“欧洲绿色首都”。很多智慧城市基于城市的新区建设,甚至只是单纯的商业开发项目。世界上号称最早一批建设的两个智慧城市项目:印度克拉拉邦的Kochi智慧城(Smart City Kochi)和马耳他智慧城(Smart City Malta)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总建筑面积都不到100万m2,除了少量的住宅,大部分建筑空间都为全球知名的ICT企业服务,形成ICT产业集聚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单纯从建设时间来说,位于迪拜的相互毗邻的互联网城(Dubai Internet City)、媒体城(Dubai Media City)和知识村(Dubai Knowledge Village),也可以看成是更早的智慧城项目。

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同样如火如荼。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导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批准了上百个城市、区、镇级的智慧城市。这些试点智慧城市主要目标在于促进城市的高度网络化和信息化。提出的诸如“三网融合”(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四化融合”(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等具体目标,更多的还是属于偏技术的数字城市或智能城市的范畴。

那么,应该如何更深入地理解智慧城市?

3 基于ICT的智慧城市

尽管对于智慧城市的相关概念,目前存在着一些争议。但是大家能够形成共识的是,智慧城市是信息化与城市化的高度融合,智慧城市的核心在于效率,这种效率基于智能管理、整合的ICT和市民的积极参与。

智慧城市经常与数字城市(Digital City)、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相混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基于ICT,最大的区别在于智慧城市注入了更多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环境利益要素。换句话说,智慧城市可以理解为“可持续发展的,以人为本的数字城市或智能城市”。另外,与生态城市(Eco-city)、低碳城市(Low Carbon City)相比,智慧城市更加强调各种高科技的运用。

智慧城市,对于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我们熟知的关于城市的理论体系,比如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勒·柯布西耶的“明日城市”、柯林·罗的“拼贴城市”以及源于上世纪70年代并流行至今的“新都市主义”,都是来自于哲学、社会学、规划建筑学等方面的专家和研究机构。然而,智慧城市的理论体系却是来源于信息通信技术(ICTs)供应商,IBM就是其中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今天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的改变,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100年前亨利·福特的汽车对于美国以及世界城市的改变。

也许,有人会认为ICT仅仅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和优化,这种改变既可以在新城建设中发生,也可以在旧城改造和城市复兴中发生,好像对城市的结构及空间影响不大,不像汽车那样,应运而生的高速路、郊区化、停车楼等对城市空间具有颠覆性的影响。但是,未来的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想想吧,电子商务、远程教育、家庭办公、虚拟空间……未来的城市空间,与我们今天随处所见的钢筋混凝土森林或者凯文·林奇基于欧洲传统城镇描述的理想城市意象会有什么不同呢?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智慧城市,在空间形态上一定会有巨大的变化。因此,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说,基于ICT的智慧城市理论体系必将引发一场城市发展模式、城市规划理论以及城市建设活动的革命。

4 如何建设智慧城市

1)如何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的推动力来自三个不可或缺的方面:首先是以互联网、物联网及云计算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其次是知识社会逐步孕育的的开放、民主的城市生态;最后是全球化、多元化的经济背景。简而言之,智慧城市来自于技术创新、社会创新和经济创新。

2)寻找关键的突破口和发力点

虽然城市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各种城市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且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改良过程,但智慧城市的创建仍然应该找到关键的突破口和发力点。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城市化状况来看,智慧城市项目应该集中于能源、交通、水资源以及公共安全等方面。智慧城市也需要有创新的商业运营模式,促进ICT供应商之间智慧系统解决方案的有序竞争。此外,智慧城市必须创造一种新型的市民/政府关系,促进两者之间在开放、民主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以应对矛盾突出的城市管理模式。

3)人力资本决定城市的智慧程度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民用技术差距越来越小。真正决定城市智慧程度的要素中,首先还是人,其次是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技术系统的整合度以及由城市提供给市民的交流沟通工具。智慧城市需要创建一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引导经过精心培养的具有更高知识水平的所有市民,在开放、民主的条件下,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政策的制定、监管和执行。

5 结语

智慧城市不仅是让城市本身更智慧,而且让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更智慧。这就需要学习、培训、教育,让人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而不仅仅是享受高质量城市生活的“顾客”。智慧城市,不应该是经济主宰的城市,也不是高科技主宰的城市,更不是领导、专家或其他利益集团主宰的城市,而是每一个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人主宰的城市。

国外智慧城市启示录 篇2

班级：广告090

1姓名：孔祥玉

学号：2009112509

国外城市管理经验借鉴及其启示

今天我要谈的是新加坡的城市管理对我国城市管理的启示。作为城市管理的成功典范，新加坡成了国际公认的“花园城市”，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城市管理模式和方法。目前，城市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管理中出现了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例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乱拆乱建、公平缺失等等，这些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国许多城市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进程面临的时空环境更加复杂，对城市管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发达国家城市化起步较早，在城市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城市管理模式，因此，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来审视我国的城市管理，进而完善城市管理模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规划、建设和管理相分离

“建管分离”是城市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十分成功。该国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分别由不同的相互独立的部门承担。城市的总体规划由城市重建局负责，城市管理职能则主要是由市镇理事会行使。各部门之间除了定期进行交流外，一般相互不干涉各自的职权范围，权责明确，便于城市管理规范化进行。

2、城市管理实现法制化

新加坡城市管理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法制化的管理，这也是它成功的最重要经验。首先建立一套完备的城市管理法规体系，同时，城市管理的执法力度很大，“严”字当头。另外，还拥有一支素质精良的法纪监督稽查队伍和遍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监控网络。

3、重视宣传教育

新加坡政府认为法制化的管理只能“治标”，要真正“治本”需要从根本上减少城市环境的破坏行为，这就要依赖于广泛的宣传教育。因此，政府不断以各种形式对其居民进行城市管理方面的宣传教育，使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遵守各项法律规章、维护城市环境的重要性。

4、城市管理单位与居民有效沟通

新加坡城市管理的主要负责机构—市镇理事会，把居民、城市管理中的承包商、基层领袖和政府部门都看作是自己的合作伙伴，始终保持着有效的沟通。市镇理

事会定期与建屋局、环境发展部等相关的政府部门举行会谈，通过宣传海报、布条、教育手册以及主办大型的活动来教育居民，同时还通过与基层领袖的定期会面以了解居民的问题和需求。

5、政府官员以身作则

新加坡城市重建局、建屋发展局、公园及康乐局、市镇理事会等公用事业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巡视公园、绿地、街道等，对有损坏或者不合要求的地方及时进行整治。新加坡的总理也对环境卫生、绿化及整个城市的管理工作十分重视，经常亲自上街巡视，亲自检查。因此，政府官员的重视保证了新加坡城市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新加坡城市管理模式的借鉴经验

1、借鉴可能性

城市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属性，才存在相互借鉴的可能。我们认为，英美国家城市无论在经济、人口，还是在文化传承与中国城市的差异性较大，可借鉴的地方不多。相反，新加坡作为亚洲国家，与中国城市具有较多的共同属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加坡为城市国家，城市化率非常高。自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后，城市化率将得到进一步提高。因此，两者在城市管理方面存在许多共性;第二，新加坡经济较发达且保持了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中国改革开改三十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也取得较好成效，今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还实现了“率先突围”。因此，两者城市发展思路有其一致性;第四，新加坡的人文历史具有中华文化的渊源，其城市建筑也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中国城市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两者的城市管理文化也有相通之处等。因此，两者的城市共性，决定了两个城市管理方面存在相互借鉴的可能。

2、先进经验

我们总结出新加坡城市管理中可以值得我国城市借鉴的经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管理理念先进。新加坡城市管理强调以人为本，服务优先，法治保障。在以人为本方面，新加坡致力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不断完善城市规划，加强“花园城市”建设。在服务优先方面，新加坡政府树立亲商思维、服务理念，政府行为要由服务型方式取代命令型方式。在加强法治保障方面，新加坡强调法律之内人人自由，法律之外没有特权，法律之上没有权威；二是城市管理体制科学。新加坡城市管理部门职责明确，国家发展部等行政部门之间职责是法定的，有关部门下属的多个法定机构，均由议会授权设立。新加坡城市管理协

调有力，成立了“花园城市行动委员会”，在拟定政策、综合协调有关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及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考评监督制度严格，其考评项目非常体系化，对每项指标都有十分具体的评分标准。新加坡社区自治程度高。新加坡政府在城市管理上很有特色的一点就是社会和公民角色的确立，它将城市划分为5个社区，并设立社区发展理事会，在推动社区自治和参与城市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法制环境健全。新加坡城市管理的法制化水平较高，建立了一整套切合实际、操作性强、没有回旋余地的法律体系，立法严密，执法严正。

总的来说，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是符合城市管理发展需要的，但也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不断改革与完善。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组建城市综合管理机构。我们有必要整合市与市有关规划、土地、市容等方面的协调机构的职责，由两地政府共同设立城市综合管理机构，指导两市城市管理工作，具体负责编制两市城市管理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协调实施，监督检查两市城市管理工作，负责两市城市管理考核，指导城市管理执法局执法工作，负责城市管理数字化管理与应急处理等。相关组建工作可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工作方案，报有省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探索城市管理市场化运作机制。欧美城市管理中普遍适用的以“企业家政府”和“虚拟政府”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我国城市可以大胆借鉴，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引人竞争机制、利益机制和顾客至上意识，通过委托、招标、租赁、承包等形式，把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转移给企业、社区和私人机构，政府只负责市政公用设施规划、管理标准制定、价格监督和服务质量监督，环卫、市政、园林的养护实行企业化管理，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非政府组织承担市政设施的招标、监理、鉴定等专业性工作，在城市公用事业领域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实现城市管理市场化运作。

第三，提高城市管理社会化参与程度。从城市管理的发展动向可知，市民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可以更新城市管理的观念，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率。因此，我国城市应着力于建立政府主导，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城市管理机制，实行城市管理市民听证制度，让市民从决策、执法、监督全过程参与城市管理。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城市管理方案的科学性和社会认可度，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市民自觉参与城市管理、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则的积极性，因为来自于社会的规则，能最大程度得到群众的遵从。另外，我们还要发挥城市管理专家顾问组的作用，广泛吸纳专家和社会意见，择优配置社会智力，充分接受社会监督，实现城市管理社会化。

第四，加强城市管理法制建设。一方面，继续探索城市管理相对集中处罚权制度，建议由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牵头，进一步明晰我市城市管理执法局行政处罚权范围的界限，明确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之间职责分工，完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监督制度，切实提高城市管理执法水平。另一方面，建议对城市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疏理，做好立、改、废的衔接，以利于城市管理法制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同时，建议由市政府组织对城市管理法律法规执法情况进行检查，完善监督措施，推进法治城市建设进程。

国外现代城市管理模式及启示 篇3

一、国外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的理念与潮流

行政分权的趋势化。现代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专业化、区域化，社会生活节奏和变化频率也在不断加快，政府机构提高自身灵敏度和灵活性成为社会公众的一致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政府都开始实行分权政策，如法国社会党政府发布了“权力下放法案”，美国里根政府则实行“还权于州”计划等。行政分权产生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分权的机构比集权的机构更具有灵活性，对于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体现了较强的灵敏度，随机处理事务能力较强；分权以后的政府机构之间也融入了竞争理念，强化了责任感，提高了工作效率，分权的机构比集权的机构更具有创新动力。

“以人为本”理念的普遍化。城市管理模式确立的最终目的是让参与要素和谐运转并发挥最大效益，为居民寻求适宜的居住方式，即选择城市管理的合理模式应该始终围绕居民生活质量提升这一根本核心。通过比较发现，发达国家满足人需求的理念已经深入贯彻到城市管理模式中。加拿大强调人的权利高于一切，“以人为本”是城市管理的首要理念，其城市管理从规划策划到运行实施，从市政作业到管理监控，从抢险急救到疏导到位，无不强调与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新加坡政府强调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法治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外没有特权、法律之上没有权威是“以人为本”的制度基础，政府行为由命令型方式向服务型方式转变，将超越花园城市建设、提高公众生活水平作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重要目标。

公共行政的市场化。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市场化方向日益明朗，出现“虚拟政府”的趋势，即地方政府通过委托、授权、承包合同等形式把城市政府职能转移给社区、企业和个人，政府只负责监督。如英国地方政府通过改革把治安、防火、公立学校、家庭福利等机构直接承包给社区，或者通过合同租给私人，在节省政府开支、降低行政费用的同时提高了效率。新加坡城市管理的各类作业服务市场化程度很高，除部分非竞争性、排他性的市政设施和服务主要由政府供给和管理(如自来水等)外，其他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包括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准公用设施和服务，基本均纳入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轨道。

二、国外现代城市管理模式中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关系

城市管理模式共涉及政府、企业、公众三类主体，以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为基础，现代城市管理模式主要围绕构建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行。在这三类主体中，政府是城市管理的第一主体，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提供部分公共产品与服务；企业是大部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公众是城市管理的消费主体，是政府与企业行为的监督者。国外现代城市管理模式通常以法律作为运行保障，注重提高公众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度，逐渐推行政府行为企业化。

国外现代城市管理模式具备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基础。法律为政府、企业、公众的活动确立了规则，国外强有力的法律基础足以保证维持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已经形成的平衡关系，其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的法律保障首先体现在法律覆盖的全面性和关键性两个方面。如加拿大法规涉及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非常细微，无所不容，对有序规范的城市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规划是城市发展总体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要体现，发达国家利用法律手段管理城市最重要的是规划管理。如英国的城乡规划法规定各郡必须编写战略结构规划，在战略结构规划框架内编制局部规划，局部规划又分为地区规划、行政范围规划及专题规划。德国《联邦建设法》规定州、城市（镇、乡）规划必须遵守联邦中央的规划原则，规划编制必须严格执行各类具体指标，地方规划一经批准便具有法律效力，任何单位和公民都必须服从。现代城市管理模式运行的法律保障其次体现在法律理顺政府、企业、公众的关系之中，法律制度保障三者各种活动的游戏规则，包括政府采购、服务标准、政府公用事业监管、社会公众监督、公共企业的专业化资格审查与退出机制等，这就使奖惩有了充分依据。

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突出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最终目的是由公众需求决定的，国外城市管理模式突出政府、企业活动围绕公众这一核心，公众在城市管理模式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多渠道、多形式鼓励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是确立公民角色并使其成为城市管理重要基础的新趋势，确保了城市运行的稳定性。美国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体系最为健全，美国城市政府调动利益相关者参与城市管理的诸多方式己经制度化，常见方式有议员和政府官员走访市民、公共舆论、听证会等，其中听证会是一种应用广泛也最为有效的参与形式。新加坡政府把城市管理作为全民性活动，把许多对公众生活和利益有影响的决策通过媒体交给公众讨论；政府推行首问责任制与形式多样的综合测评，发动社会公众监督政府管理，充分让民意来监督检验政府。在德国，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方案需要公开登载，与规划修改相关的市民均可在规定期限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城市规划部门邀请市民代表共同反复商讨新规划草案，不符合公众利益的草案即便具有较高经济价值也不予通过。

现代城市管理模式日益朝着城市政府行为企业化方向发展。国家经济活动的现代化和社会活动的集中化使政府职能含义和管理范围不断扩大，但政府难以维持日益增长的巨大财政支出，政府像企业那样挖掘自身潜力创造最大限度生产效率的管理性商业模式受到重视并被一些国家采用。加拿大城市政府20世纪末由于资金短缺引入市场机制，让社会企业、社团和公众参与城市环境建设与管理，改变了过去政府大包大揽城市管理各种事宜的做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社会企业、社团和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英国地方政府把以往政府管辖的所有服务行业进行竞争性招标，运用凭证与合同形式将大部分公营职业培训系统从政府机构中划分出来进行企业化经营，企业活力得以释放，政府负担逐渐减轻，市场化后的企业效益提升明显。

三、国外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的手段运用

规划在城市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规划、建设和管理是城市发展中既分离又统一的三个步骤，发达国家在城市管理中善于把城市规划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将管理前置，即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也考虑到后续管理的科学性，使理想的规划能逐步得到实施；同时在后续城市管理中也会检验规划和建设的科学性，一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追究相关责任。德国采用两类性质的规划进行城市设计，一种是具有国家性质的、宏观指导区域性土地规划，另一种是地方强制性指令规划，主要是对公民和单位有直接约束力、规范各类建设活动的建筑规划。新加坡城市规划同德国类似，其中起到城市发展框架设置作用的概念规划主要是制定土地和交通蓝图，总体规划是在概念规划基础上整合55个分区的控制性规划编制而成的法定文件，对城市管理发挥法律作用。加拿大城市规划管理遵循这样的原则：以人为核心，为当代与后代留下可利用的管理方式和自然资源，既要满足当代社区居住人的种种需求，又要为后代人预留需求空间。作为这种城市规划管理模式的必要保证，城市管理从规划编制、实施、验收都要请市民和相关社区居民参与。

信息化在国外现代城市管理模式中的手段性作用日益突出。以信息技术应用和创新为基础的信息革命使城市功能超越了以往，城市目标开始多样化，城市中心也日趋多样化。国际上将信息化手段贯彻到城市管理模式中做的比较好的有美国、韩国等。现代城市管理模式所运用的信息化手段，在城市建设阶段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在整体上描述出具有重要生态特征或条件限制的区域，然后再合理安排城镇布局以及建筑、交通、基础设施的位置和分布。城市运行阶段信息化手段的应用非常广泛，是通常所指的城市管理模式中的信息化，主要是数字城市方式广为推行。数字城市方式将城市基础设施、经济、文化、教育和安全等信息有效组织起来，形成在先进网络环境下的应用系统，对城市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城市智能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公众信息服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进行管理。数字城市提供了一种为解决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建设性方案，因而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推广。

四、国外现代城市管理模式对北京的借鉴意义

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的最终目的是为城市公众提供优质的生产生活环境，要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包括城市环境管理、土地管理、文化管理等方面，社区作为当前我国城市公众自发组织的基层单位是发挥城市管理模式作用的重要平台。围绕城市管理模式，针对环境问题，国外政府主要通过立法和政策导向借助信息化手段加以解决；针对经济社会水平提高、人口增多、城镇化加速带来的土地问题，国外政府主要在立法基础上进行详尽、细致规划以达到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承载力提升的目的；文化是城市管理模式得以顺利运转的软因素，针对城市文化国外政府主要以法律为手段采用改造与保护相结合、继承与开发相结合、政府管理与市场经营相结合的方法；社区管理主要体现在提升公众对城市管理的参与程度。国外城市管理的主要内容均是依托现代管理模式中行政分权、市场化及“以人为本”理念，注重法律基础、公众参与和政府职能企业化，在手段上越来越注重规划和信息化的应用。以一套完整顺畅模式实现城市管理的最优化，这是当前北京城市运行最为缺乏的，例如行政管理权限、法律体系、政府与企业及个人之间关系、公众参与、信息化手段等城市管理模式构成各要件远不能适应快速城市化及首都功能定位需要。为此，北京迫切需要结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城市功能定位，集各家之所长，在充分吸收国外城市管理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城市管理体制。

首先，北京应该加强城市管理的法律基础。加强北京城市管理法律基础主要在于行政立法，其内容上尤其应加强包括环境卫生、文化、城市交通、园林绿化及其他市政公用事业等方面行政许可、处罚、强制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更应严格执法。有关城市管理行政主体法律必须处理好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关系，在行政管理主体设立、组织及行政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应注重三者之间的协调配合与制衡，力争使政府、公众、企业之间搭建的关系模式成为与首都定位匹配的和谐体系。北京特殊性之一在于全国政治中心的定位，地域范围内国家中央机关、国务院组织机构众多；文化、国际交流中心定位要求城市开发、开放与保护相结合。基于这三个方面，北京地方性法规、规章与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合理对接尤为关键。

其次，应该加强城市管理行政管理体系建设。就目前情况看，政府在北京城市管理模式中处于主导地位，这就要求针对城市管理政府内部必须有一套运行顺畅、有效组合的行政管理体制与组织系统。作为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流中心的现代化大型城市，北京城市管理各部门组织较为分散，部分行政机构存在职能交叉，而城市管理自身性质决定其必定是由综合机构来行使职能才能够统筹协调。针对北京城市管理现状，可以设置一个综合性的机构专门进行城市管理，用来协调环境卫生、交通、园林绿化、社会治安等方面。

再次，要提高公众城市管理参与度。提高公众城市管理参与度，发挥他们在城市管理中监督、检查、评价、信息反馈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社区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社区是居民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社区在北京城市管理中单元性作用越来越突出。北京常驻人口和流动人口众多，社区已经成为和谐城市社会管理的基本因素，社区也正是发挥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重要平台。借助社区更好地发挥公众参与城市管理，要完善公众参与社区工作的规则与构架，提升公众参与社区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让其真正以主体身份参与到城市管理工作当中。

最后，要注重城市规划与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城市化进程中北京特有的历史文化韵味随之逐渐消退，土地资源稀缺程度加速，环境状况改善进展缓慢，这些与城市规划水平落后有很大关系。北京城市规划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主要体现在：历史保护与现代发展的融合，城市部件以体系化方式组合，城市土地的经济社会生产力承载水平，这些都是未来城市规划要解决的问题。不可否认，信息化手段在当今世界城市管理中作用日益突出，北京也的确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如“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等。为了能够让信息化成为推动北京城市管理模式现代化的动力，应让信息化在城市各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深入，成为提升城市管理模式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

国外文化创意城市经验及启示 篇4

自2006年以来,国内许多一线城市和一些二线城市逐渐开始重视文化创意城市发展,不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文化创意经济快速发展,长沙、苏州、杭州、重庆、成都、昆明等二线城市也十分重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繁荣,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城市旧城的更新改造,提升了城市文化形象。目前,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的发展各有千秋,通过比较研究,吸取对我国文化创意城市有益的经验。

一、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发展异同

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最大特征是各自代表着当地的文化特色,并且具有与时俱进、发展创新的强烈意愿。总的来看,它们的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的相同点

1、具有文化特色。文化创意城市都具有一定文化特色,并且这种文化特色是城市与生俱来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这种文化特色可以是悠久的文化积淀、一种地方传统风俗、与科技和时代与时俱进的新文化形态或者是城市业已形成的一种城市精神。这种文化特色在后工业社会中对文化创意城市来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它们都充分认识到了自身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色及其价值,并致力于在保护该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开发,使其焕发生机和活力。

2、具有基于当地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文化创意城市对其自身的文化优势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谨慎的开发规划和前瞻性的国际化视野。具有文化特色仅仅是一种现象,还不足以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力量。只有将文化特色这种无形的资源,通过文化产业等手段,转化为各种文化产品和文化表现形式,以具象性的形式呈现出来,诉诸大众感官或进入流通领域产生经济价值,才能真正发挥文化特色的优势。文化创意城市建设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开发城市特色文化产业,增强文化软实力。因此,建设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是真正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城市形象的关键环节。文化创意城市都很重视保护当地文化特色和发展文化产业的相互融合,使其相得益彰。发展文化产业以当地文化特色为基础,在发展的同时也注重保护,有些甚至将文化产业的收益反哺文化保护;当地文化特色也在文化产业等手段的开发和推荐下,逐步扩大影响,增强了实力,拓展了国际舞台。

3、具有大量文化基础设施。文化创意城市都具有较敏锐的眼光,面对全球化时代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很快意识到了文化产业对城市转型和复兴的价值。为了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城市绅士化改造。一般这些城市在发展的初期都大力兴建各种文化基础设施,如大剧院、音乐厅、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为城市文化特色的具象性展现,为公众真正感受城市文化特色并增强认同感,提供了场所和中介。英国格拉斯哥在面对城市工业发展乏力、城市衰败危机时,首先咨询了全球领先的麦卡锡顾问咨询公司,选择了文化产业作为突破口。第一步就是大力兴建城市文化基础设施,进行城市绅士化改造,为音乐产业的发展和音乐活动的开展打好了基础。

4、组织大量文化宣传交流活动。加入文化创意城市网络的文化创意城市还十分注重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从城市角度造势宣传推介,让外界感知认同城市的独特创意。这些活动的重要目的是城市营销,通过这些活动吸引游客,提升城市形象,吸引新的投资。这些活动可以是一些有国际影响的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等;也可以是借助既有传统的文化活动,如圣达菲市举行的国际民间手工艺市场;还可以是专门的展示交易活动,如深圳的文化产业博览会、杭州的西湖博览会等。

5、重视城市的创意革新。文化创意城市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总是引领发展潮流。对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瞬息万变的局面,“不变应万变”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只有紧跟时代潮流,敏锐审视发展趋势,善于及时调整创新的城市,才能在复杂局势中抢占先机。文化创意城市固然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底蕴与特色,但是它们却并未固守传统文化特色的固有模式,而是在继承文化特色精髓基础上,善于对其表现形式等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比如,圣达菲的发展,虽然基于其固有的印第安和西班牙民间文化特色,但在现代社会中,它们也利用现代数字技术等,对其加以现代化改造,同时利用创意旅游的理念,扩大圣达菲民间文化和城市的影响力。

(二)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的差异。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国内外文化背景和体制差异,也存在许多迥异之处。总的来看,国外文化创意城市更多地注重人的因素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和城市发展对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国内文化创意城市建设由于受到传统观念以及政策制度的限制尚处于摸索阶段,实践操作和理论研究都存在一些误区亟待澄清,一些欠缺亟待弥补。

1、政策导向差异。我国文化创意城市建设的策划和具体实施都是自上而下的,建设理念和过程以政府政策为导向,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而国外文化创意城市建设一般是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甚至会聘请一些专业公司来共同规划实施,如格拉斯哥。我国文化创意城市规划往往较空泛,这种模式由于缺乏对实践的真正了解,有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缺乏可操作性。同时,也存在不能及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的弊端。

2、制度差异。比起国外城市来讲,我国城市在发展创意产业,建设文化创意城市方面存在更多的制度障碍,首先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思维影响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关系不清,界限不明,导致该保护的文化资源过度开发,该开发的文化市场和产品却束之高阁。当前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包括文化事业单位“走转改”,融投资体制改革等,都是对症治疗的应时之举。应在发展经济和促进文化繁荣方面找到平衡点,为文化产品制造更为自由的市场空间。封闭的体制常常扼杀创意,阻止创新,创意氛围无法形成,创意阶层也无法出现,文化创意城市就无从谈起了。因此,中国的文化创意城市建设从根本上来讲应首先理顺体制关系,营造有利于创意人才出现和发展的创意氛围。

3、对创意人群的关注程度不同。国外文化创意城市的建设,十分关注对创意阶层的吸引和对创意阶层能力的发挥,对大众各种生活方式也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理查德·佛罗里达甚至将同性恋指数和波西米亚指数作为衡量城市创意指数的重要指标。总体来看,我国文化创意城市建设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创意人群的缺失。创意人群既指创意阶层,也指能欣赏创意的群体。前者是文化创意城市的创造者,后者是文化创意城市的支持者,两者缺一不可。当前我国文化创意城市建设逐渐意识到了创意阶层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对创意消费欣赏群体仍不太重视。这种趋势会导致文化创意城市成为上层社会践履精英生活方式的场域,或研究机构把玩的术语,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无实质促进作用。

4、对民众参与的重视程度不同。国外文化创意城市建设,较重视民众的参与,注重文化创意城市建设对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而我国文化创意城市建设,大多时候都是政府部门的事情,并未真正调动民众参与热情。因此,文化创意城市建设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并未真正改善民众的文化生活。文化创意城市本是人的城市,它的建设依靠人的主观创造性,它的目的为了使城市生活更美好。如果缺乏民众的参与、感知与认同,这样的文化创意城市可能只是一个术语而已。

二、国外文化创意城市成功经验及其启示

通过对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的异同分析,基本厘清了文化创意城市的共同特征,因此我国拟建文化创意城市应在异同比较中寻找差距,从国外文化创意城市建设中吸取成功经验。

(一)应大力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文化创意城市本质是“人的城市”,因此文化创意城市的建设应重视城市人文环境和气氛的营造。文化创意城市出现其本身就是依托文化多样性,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助推城市发展的模式,因此不能脱离宏观社会文化背景,单独看待文化创意城市。这一切注定文化创意城市建设必然贯穿着城市文化特色的塑造与城市文化形象的提高。从已成功建成的文化创意城市发展经验来看,具有独树一帜的城市文化特色,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产业,完善的城市文化基础设施以及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活动,是加强城市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二)应营造更为宽容的城市发展环境。从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差异对比来看,当前我国文化创意城市建设最大的障碍是体制问题。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不利于创意的形成,甚至会扼杀创意。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蔓延背景下,城市的发展不可能是一个孤岛。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需要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更为自由的城市氛围;而随着国际化交流程度的加深,更多国外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产生多元的生活理念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而这有时会触及一些底线,考验着城市执政的宽容程度,是故步自封,还是放低底线,这跟城市发展的自我定位有关。

(三)应鼓励民众参与文化创意城市建设。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发现对我国城市而言,通常普通民众游离于城市建设之外,这造成城市发展永远是国家和政府掌控的事情,普通民众仅仅是城市建设成果的分享者,而不是建设者的局面。文化创意城市是“人的城市”,因此应充分发掘人的创造性,支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创意城市要更注重文化多样性的培育,普通民众是城市文化特色的载体,没有民众的参与与支持,城市文化建设可能就会流于形式,而无法真正促进城市发展。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揭示了当今城市发展的真正诉求,一个无法发挥人的创意,无法通过创意,改善民众生活的城市,还是文化创意城市吗?因此,我国文化创意城市建设还应大力提倡普通民众大力参与,通过大量深入社区的文化活动提升他们的参与热情。

参考文献

[1]向勇,周城雄.创意城市的概念和产生背景[J].建筑与文化,2007.8.

[2]Ha11,P.G.Cites in civilization[M].New York:Pant heon Books,1998.

[3](英)查尔斯.兰德利.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国外智慧城市启示录 篇5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城市规划行政管理职能也要作相应的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日趋复杂的城市管理的需要和挑战.分析国外城市规划管理中“公众参与”的成功经验,探讨我国公众参与的`实现途径,以促进城市规划行政管理的现代化.

作 者：吴茜 韩忠勇 Wu XI Han Zhongyong 作者单位：吴茜,Wu XI(厦门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政治学教研室,福建,厦门,361005)

韩忠勇,Han Zhongyong(厦门建筑设计院,福建,厦门,361005)

国外智慧城市启示录 篇6

一、深入研究基础设施投融资规律，实施基础设施分类投资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国有经济的投资处于绝对优势，采取的是国家立项、财政拨款、银行融资、政府主管、建委建设施工、管理和养护的运营机制。但是國外政府对不同性质的基础设施，采取不同的投资和管理方法。即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分为经营性、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项目，实行分类管理。比如，法国和德国的做法是对于经营性项目（有足够资金流入和收费机制，通过向社会收取服务费回收投资的项目）政府投资则从其中退出，广泛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对于准经营性项目（有一定的收费机制和资金流入，具有潜在的利润，但因市场、政策及收费价格等因素，无法收回成本的项目）通过财政适当贴息或给予土地开发权等多种政策优惠来吸收社会资本进入。而对于非经营性项目（无收费机制的项目）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由民营企业替代政府进行项目投资并提供服务，政府定期向企业支付服务使用费。

近几年，虽然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进展很大，提出了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但是，目前我国并未对基础设施项目有明确的分类，导致一些地方的决策者认为，市场化改革取向就是不论项目性质而一概市场化，一概引进民营企业。如在一些地方，对公益性较强的风景区、公园进行市场化改革，引入民间资本投资经营。结果，由于民间资本以逐利为目的，或擅自提高服务价格，或擅自建设与环境不相容的项目，既损害了公众利益，损害了政府的公共形象，又破坏了生态环境。因此，我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更需深入研究基础设施的投融资规律，实施基础设施分类投资的原则。

二、打破政府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基础设施采取了由国家投资、国家经营的国营模式，在企业内部形成了单一的由国有资本完全垄断的产权结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 90年代以来，虽然基础设施企业开始由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体制转变，但是，从整体看，由国有资本垄断的产权结构还未打破，在一些经营性竞争行业，国有资本占据着绝对控股地位，而在一些地区的某些领域，如管网经营，还存在不允许社会资本涉足的禁区。这种国有资本占垄断地位的现象，极大地束缚着基础设施领域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领域的积极性。

西方国家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共同做法是将积极引入竞争作为打破政府垄断、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目标。比如，英国的公用事业企业经过产权关系和经营机制改造之后，绝大多数的经营绩效都有所提高，特别是盈利指标有了相当的改善。但是由于英国公用事业改革是与民营化相伴进行的，这就容易给人们一种假象，似乎民营化本身就能促进经济效率。但从本质上分析，真正促进效率提高的是市场竞争。英国民营化改革之所以能促进公用事业的服务效率，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以促进竞争作为重要改革目标。虽然在某些产业、某个改革阶段，英国政府出于对政治因素的考虑，没有把提高市场竞争性放在首要地位，但从总体上分析，英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以增强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更明确地说，所有制变革对提高公用事业经济效率的作用很不明显，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所采取的促进竞争与改进管制效率的政策措施。日本和美国的经验也可证明这一点。

这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对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效果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明白最终发挥作用的还是竞争。超产权理论的研究也证明，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益提高显著；而垄断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平均效益提高并不明显。因此，对于以行政垄断为特征的我国公用事业来说，光有产权改革是不够的，再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同样重要。

三、引入民间资本，拓宽融资渠道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政府包办，不允许其它资金进入，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社会融资渠道问题。改革开放后，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向非政府资金开放，融资渠道逐渐拓宽。但总体而言，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渠道是十分有限的。以1986年为例(建设部，1997)，政府资金(包括城市基础设施两项资金、国家预算内投资、各级政府拨款和水资源费等)占城市基础设施资金来源的82％，其它资金(国内银行贷款、外资、债券、股票和民营资本等)合计起来才达到18％。发展到2000年(建设部，2001)，政府资金和国内银行贷款合计占72％，虽然政府资金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这72％的资金性质没有变，它们仍然是国有性质，是政府和国有银行信用资金。再到2004年(建设部，2004 )，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到合计占52％,自筹资金比例为41％。在自筹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城市政府利用政府信用以债务的方式取得。这说明我国投融资渠道仍然狭窄。

西方国家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的多样性和机制的完善性，为我国拓展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提供了积极的思路。如英国政府与私人合作的PPP模式、法国的委托管理模式，美国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市政债券融资模式及日本的股权融资模式等。都为我国引入民间资本，拓宽融资渠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从我国国内可实施的环境看，利用股权融资是合适的方式。参照日本模式，我国可将大型的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通过上市筹集股权资金；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发行市政债券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模式，我国可以考虑发行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市政债券。逐步建立地方市政债券发行和交易机制，为中长期基础设施建设匹配资源；组建政府担保机构，完善地方信用担保体系。参照英国做法，尝试推行政府与私人合作的PPP模式，政府逐步从盈利性投资中抽身，对投资期短、见效快的项目可采用政府委托机构发行信托计划或可转换债券的方式，鼓励居民参与地方投资建设，拓宽市民投资渠道，让利与民。对于比较成熟的产业或企业可以采用公私合营或私有化改制等方式进行改革，一方面可以促进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在不影响税收水平的基础上，政府可以利用逐步回收的公共资金，大力改善环境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另外，国外经验表明，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机构是城市基础设施债券的主要投资者。随着我国养老、失业保险制度的改革，充分利用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机构形成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潜在投资需求，扩大融资范围，提高融资能力。

四、实行政企分开，创新公用事业管理模式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把各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与运营作为公益性事业，与此相应，全国各城市几乎都设有公用事业局或相类似的政府机构，对基础设施企业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政府既是政策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企业实质上只是政府管理机构的一个附属物，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是一种完全控制，这就决定了这种垄断的性质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性垄断，而不是基于自然垄断的经济性垄断。在这种体制下，基础设施企业的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包括投资决策和服务收费，由国家计划或主管部门安排，企业没有实质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审批事项过多、审批范围过宽、办事程序繁杂、工作效率低下及对行政管理行为缺乏监督等一系列问题，加大了社会资本投放的交易成本，政府在制定价格时，或者更多地考虑政治和社会目标，较少地按经济学原理办事，损害企业的经济利益，或者过多地庇护生产者的利益，漠视消费者的利益。结果，基础设施产品或服务价格既不能准确反映生产成本，又不能反映社会需求，既不能有效引导社会资本，又不能正确引导消费，同时降低了社会资本对项目的安全性预期。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以电信产业为开端，相继对电力、煤气、自来水和铁路等主要公用事业民营化时，对这些公用事业的管理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其改革的中心内容是，从根本上调整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即把原来由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政企关系调整为由政府间接控制企业主要经济活动的政企关系，实现从以政企合一为特征的管制体制向以政企分离为特征的体制过渡。在政企分离的管理体制下，企业才能形成作为市场主体所需的经营机制；政府则从公用事业的垄断经营者转变为竞争性经营的组织者，从而提高管制的效率。英国在公用事业实行政企分离的管制体制后，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根据政府颁发的经营许可证的有关条款，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实现了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性转换。

实行政企分离的管制体制后，企业将拥有生产经营决策权，并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同时，许多公用事业和业务领域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只存在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这就会产生一种扭曲社会分配效率的潜在可能性，即这些企业有可能利用其市场垄断力量，通过制订垄断价格，降低服务质量等途径谋取垄断利润。这就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采取必要的監督和管制措施，以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对此，英国实行政企分离的管制体制后重新确定了管制的新职能，主要包括：(1)制定有关管制法规；(2)颁发和修改企业经营许可证；(3)制定并监督执行价格管制政策；(4)对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实行管制。可见，在公用事业实行政企分离的管制体制后，政府并不是让企业放任自流，而是通过重新界定管制的新职能，以间接控制企业的主要经营活动。这体现了“放小管大”的改革原则，有利于提高管制效率。

借鉴英国的基本经验，要使中国公用事业的国有企业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特点的经营机制，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把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改革成为政企分离的管理体制，同时加强政府的监管职能，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

五、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西方国家经过二三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等制度体系。西方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往往遵循“制度先于改革”的原则，通过制定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规范改革过程，防范和解决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如英国政府对公用事业的民营化是以政府管制立法为先导，英国政府依据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如何进行控制制定了《电信法》、《煤气法》、《自来水法》和《电力法》等多部法规，使民营化具有法律依据和实施程序。美国也十分重视基础设施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如针对民营化过程中的合同承包，就先后发布了三个政府通报，并在20世纪90年代制定了《政府绩效和成果法》、《联邦采购精简法》等四部法律来规范和约束政府的合同承包行为。

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看，似乎有一种先改革后立法的传统，经过一段时期的改革，根据在改革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再制定相应的法律。这种立法思路虽然有针对性较强的特点，但它是以巨大的改革成本为代价的。因为从开始改革到颁布与实施法律这一时期内，由于缺乏改革的法律依据和实施程序、必然会产生不少混乱现象，同时也给投机者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例如，中国电信产业的无线寻呼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改革，有线通信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和实施改革，可是至今尚未颁布一部《电信法》，在2000年9月才颁布了一个《电信条例》。在这个拥有世界第二大固定电话网和第二大移动电话网的国家，政府管制的力度与效果是值得怀疑的。反而在实际中的是，移动电话的高额资费标准令全球人咋舌，收费混乱的现象比比皆是，网络服务质量也是差强人意。不只是电信产业如此，煤气、铁路、电力、自来水供应等也是如此。在中国的煤气和自来水供应产业，至今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只有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条例”、“规定”，铁路运输产业目前还是根据在1990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为基本法律，该法的许多内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尤其不能适应铁路运输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需要。在中国的电力产业，1996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是我国公用事业领域中一部相对较新的法律，但该法规定的主要政府管制机构已撤销，需要重新确认电力产业的政府管制机构。

可见，与国外相比较，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在相关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较大欠缺，制约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因此，加强法制建设是建立科学、高效的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的关键。

六、转变政府监管模式，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考察西方国家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可以发现一个有意义的现象，就是十分重视对政府管制的社会监督。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1）组建非行政化的管制机构。如英国在政府和公用事业企业之间建立法定的产业管制办公室，由管制办公室依法对被管制的企业进行有效的价格和质量的控制，防止避免企业之间的无效竞争和资源浪费，在我国，对公用事业企业的管制职能主要由政府承担。(2)建立专业消费者组织。在各个公用事业行业，英国都建立了消费者委员会，它们独立于各个行业的管制办公室和公用事业企业，只代表消费者利益。近些年，我国在公用事业行业的投诉率明显上升，我国虽然有全国性的消费者协会和地方性消费者协会，但相对于英国的各公用事业领域专业性的消费者组织来讲，可能的不足是：各级消费者协会缺乏有关公用事业领域的专业知识，造成难以有效地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局面。（3）健全听证会制度。英国在公用事业领域制定和调整有关消费者、企业等各利益集团的政府管制法规和周期性地调整价格管制政策时，都在力求公开和反复修改的原则下实行听证会制度，进行社会监督。相比之下，近年来我国各地实行的听证会制度有着明显的不足：听证会缺乏广泛性和代表性，代表意见渠道不畅通，听证会的内容程序不透明，听证会代表对决策的影响刚性不强，没有发挥出听证会应有的社会监督作用。

国外智慧城市启示录 篇7

一、国外基础设施民营化组织工作的评析及启示

1. 国外实践总结。

为了公平公正地处置国有资产, 西方国家大多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具体负责减持事宜。法国于20世纪八十年代建立了民营化委员会 (后改名为企业资产评价委员会) , 并指定经济财政部负责管理有关民营化事务。匈牙利议会于1 9 9 0年设立了国有资产机构 (S t a t e Property Agency, 简称SPA) , SPA作为一个政府机构负责控制和监管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 以保证公开、透明和准确评估资产。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成立了总理直接领导下的由国库部、预算部和工业部长组成的国有企业民营化领导小组, 负责具体实施民营化。20世纪90年代, 德国东部国有资产民营化过程中, 成立了“托管局”负责处理国有资产。

2. 对我国实践的启示。

我国应借鉴上述经验建立国企民营化专门领导机构。目前,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国资委”, 主要负责国有资产的统一管理其中就包括对国有资产转让的管理。但从目前国资委的机构设置来看, 并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国有资产转让, 且对国有资产转让的管理内容有限。

二、国外基础设施民营化模式选择的评析及启示

1. 国外实践总结。

英国基础设施民营化主要采用了所有权转移模式。英国基础设施民营化改革以前, 基础设施产业的产权国有化程度很高。英国基础设施民营化的主要模式就是通过所有权的转移把国有企业改造成民营企业或股份制企业。其转移的主要方式包括:通过向社会发行股票的方式出售国有资产;放松政府管制, 取消进入壁垒;以及特许投标、合同承包等不涉及资产所有权转移的方式。美国基础设施民营化的典型模式是市场准入模式。美国基础设施领域民营化改革以前, 基础设施产业的产权私有化程度本身就很高。大部分基础设施产品的生产和供给由民营部门直接负责, 但政府会加以严格的、大范围的管制, 以保证基础设施产品的持续、稳定供应, 其中就包括严格的准入管制。法国基础设施民营化的主要模式是特许经营模式。同英国类似, 法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改革之前, 其国有化程度很高。但法国采取了与英国截然不同的做法, 即保留国有产权, 将经营权授予民营部门。典型的做法包括租赁、管理合同以及特许经营。

2. 对我国实践的启示。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民营化的模式选择不能照搬国外做法, 而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 应优先选择有利于建立基础设施产业竞争机制的模式, 而不是国有产权转移模式。这是由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缺乏成熟的管制框架和完善的市场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 单纯将国有产权变为私有产权, 其带来的竞争不可能是自由平等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获得基础设施生产、经营权的必定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或某些特权阶层, 带来的后果将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人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这将违背基础设施民营化的初衷。正如美国著名的民营化大师萨瓦斯所说的那样:民营化的实质不是“官营”对“民营”, 而是“垄断”对“竞争”。

三、国外基础设施民营化监管机制的评析及启示

1. 国外实践总结。

英国基础设施民营化过程中, 专门管制机构的设置为基础设施民营化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84年到1989年间, 英国先后为电信、煤气、自来水、电力等行业设立了法定的专业政府管制机构管制本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除了各产业的管制办公室, 英国还设立了对所有产业具有综合管制和监督权力的两个机构:“垄断与兼并委员会”和“公平交易办公室”。前者负责裁决各管制办公室与被管制企业就管制内容等发生的纠纷;后者有权对被管制企业反竞争或滥用市场垄断力量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调查。负责各产业的国务大臣对管制机构与被管制企业的纠纷拥有最终裁决权。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 美国公用事业行业建立了介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独立管制机构。联邦一级和州一级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管制委员会。联邦一级的独立管制机构的职责包括:制定发布公用事业公司必须遵守的规章与政策;对公用事业的价格、竞争、财务状况等进行监管;举行具有司法性质的听证会, 做出具有约束力的行政裁决。州一级的独立管制委员会大多享有颁发执照和许可证、费率管制及监控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权利。

2. 对我国实践的启示。

从英、美民营化的实践来看, 基础设施产业专门管制机构的建立对于民营化改革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应效仿英国和美国的做法, 建立独立的管制机构。由于各个基础设施行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特点, 应对各个基础设施行业分别建立管制机构, 且必须保证这些机构的法律地位, 使其具有实质的监管权力。监管机构应由合议机构来集体领导, 由行业技术、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人员构成。对于地域性较强的市政公用事业, 应建立国家与地方分层管理机构。国家级管制机构负责全国范围内的总体管制, 制定相关法规、促进各地区协调、获取整体信息;各地区的管制机构是本地区管制职责的主体, 具体负责制定行为准则和监管标准、颁发许可证、实行进入管制、监督产品价格、监督和惩处不正当行为。管制机构应由专业人员构成, 地方级别的管制机构受国家级别管制机构的领导。

参考文献

[1]、王俊豪, 周小梅.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民营化改革与政府管制政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国外智慧城市启示录 篇8

关键词：棕地,闲置土地,利用,启示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许多企业,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污染的工业企业和原土地利用率不高占地又广的低端制造业,开始从城中心移向郊区,遗留下大量棕地和灰地[1]。这些土地不少位于城市内部,其破败会造成土地闲置、社区衰退、环境污染、城市空间破碎等不良后果,对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等产生不利影响[2]。为此,发达国家都把对棕地的治理改善以及再开发利用作为政府要务。其中,尤以美国和英国为棕地再开发战略推行的中坚[3]。

本文通过介绍棕地的概念内涵及国外主要国家的棕地治理模式,将棕地和闲置土地进行对比分析,借鉴国外棕地的再利用模式,为我国闲置土地研究提供一些经验启示,并从中寻找适合闲置土地再利用的治理模式。

一、棕地的来源及内涵

棕地是指工业发展过程中污染的或利用不充分的、再利用存在难度的闲置土地,意译自英文单词“Brownfield”,至今为止“棕地”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由于各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所处阶段的时间、土地利用状况、社会历史遗留问题不一样,各国对“棕地”的定义有一定的区别。而“棕地”定义和内涵的不同导致了各国“棕地再开发”策略的差别[4]。下面介绍几个主要国家棕地的内涵。

(一)美国“棕地”的内涵

美国是最早提出“棕地”概念并进行定义的国家。1980年11月颁布的《环境反映、赔偿与责任综合法》最早提出了城市“废弃及未充分利用的工业用地,或是已知或疑为受到污染的用地”的处理与责任问题[5]。虽然该法案尚未明确使用“棕地”这个名词,但美国政府开始对“棕地”现象给予高度关注。“棕地”概念正式被提出是在1992年6月的美国国土听证会上。同年,第一份详细的“棕地”问题政策研究开始实施。在2002年1月通过的《小企业责任减免及棕地再生法》中对“棕地”做出明确定义。“棕地”是指因含有或可能含有危害性物质、污染物或致污物而使得扩张、再开发或再利用变得复杂的不动产。环保局将其定义为“废弃的、闲置的或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土地,在这类土地的再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往往因存在着客观上的或潜在的环境污染而比其他开发过程更为复杂”[6]。

(二)英国“棕地”的内涵

在英国,棕地最早出现在规划文献中,是和绿地(Greenfield)相对的规划术语;“棕地”的正式学称为Previously Developed Land,具体指曾经利用过的、现在闲置的、遗弃的或者未充分利用的土地。与美国不一样,这类土地不一定是工业用地,也不一定有污染物。虽然在实际中“棕地”也有可能是被污染的土地,但是“棕地”侧重于指曾经被利用、目前闲置的土地。根据英国国家土地利用数据库,英国“棕地”有如下性质:过去已开发且目前为闲置的土地;闲置建筑物;被遗弃的用地和建筑;其他当前仍在使用的土地,在适当规划及建筑许可下进行开发;其他当前仍在使用但还有再开发潜能的土地。

(三)加拿大“棕地”的内涵

在加拿大,“棕地”被广泛认可的定义来自于2003年全国环境与经济圆桌会议[7]。会议文件里,“棕地”被定义为被遗弃的、闲置的或者未充分利用的商业或工业不动产,虽然这些不动产由于之前的利用含有或可能含有环境污染物,但这些房地产具有巨大的潜在开发价值。

从以上棕地定义可以看出,各国棕地侧重点各有不同。美国侧重于被污染的土地,英国侧重于是否利用充分,加拿大侧重于开发价值。总的来说,“棕地”是指一块废弃的、闲置的,或没有利用不充分的土地,它存在或潜在着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对社会环境的危害,治理或再次开发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风险。尽管棕地会对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但经过治理的棕地同样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二、主要国家及地区的宗地治理模式

(一)美国的棕地利用实践

美国棕地开发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政府从金融、法律及其他政策方面对棕地开发进行大力扶持,并在实践中获取了巨大成功。在棕地再开发问题上,环保局是最高指导中心和最核心的力量,1995年1月25日发布“棕地行动议程”,开启了棕地再开发序幕,通过改善投资环境鼓励私人、企业投资者进入棕地再开发领域[8]。1980年11月通过的《超级基金法》,明确棕地治理区域,进行棕地危险程度评估,并拟定清理方案。1986年10月通过的《超级基金修订与再授权法》,明确污染地块购买者责任保护条款及棕地其他新的责任免除条款等。1997年8月通过的《纳税人减税法》则规定用于“棕地”污染整治方面的开支在治理期间免征所得税。除环保局外,其他部门如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交通部、商务部经济发展局等也相继采取多种举措支持棕地再开发。从上可以看出,美国从上至下已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棕地再开发运行机制和良好的法律政策支持,能为棕地开发提供好的法律保障和制度环境。

(二)英国棕地利用实践

在英国,棕地再开发被作为城市复兴战略的一部分,而非一个个独立的项目。英国还设立了遗弃土地基金,为棕地再开发提供补贴,并在特定区域建立企业区,为企业提供税收减免,从而促进废弃土地的再利用。欧盟则在2002年通过了第六环境动议项目,要求保护土地,并提供基金补贴和税收优惠。1998年2月,英国政府发布了一个全国性的目标:全国致力于优先循环使用“棕地”,到2008年英国至少60%新住宅开发建立在“棕地”上。由此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对于棕地的重视程度和政策支持力度。这些都有利于加速城市棕地的整治和再利用[8]。

(三)加拿大的“棕地再开发”现状与发展过程

加拿大“棕地再开发”经历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发展过程。加拿大的国土面积非常大,但是由于气候地理原因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所有主要城市呈带状分布在南部与美国接壤的区域。同时加拿大没有经历像美国一样的郊区化过程,城市中心的居住密度相当大,市中心的土地需求也相当大。旺盛的需求刺激了“棕地”的清理和再利用,私人部门的积极参与减少了政府投资的需要。这种情况下,加拿大联邦政府对“棕地”没任何的资金支持和财政鼓励,只负责“棕地”再开发战略层面的工作。从加拿大棕地治理可以发现,私人是闲置土地再利用的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从其棕地的定义中重视开发价值可以看出,整理过的棕地能实现不菲的经济价值,足够吸引私人部门参与棕地的清理和再利用。

三、棕地与城市闲置土地的一些比较

(一)国外棕地比城市闲置土地先出现

我国城市化起步比西方国家晚,城市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发现比西方晚,但是后来土地利用及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的土地污染及闲置问题也比较严重。随着工业生产由市中心迁往郊区,城市“棕地”数量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我国城市已经开始面临西方工业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城市危机。

(二)“棕地”再开发意识较薄弱,且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缺乏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于“棕地”再开发意识则要薄弱的多,具体表现为:我国的工业用地再利用仅停留在“腾笼换鸟”、“退二进三”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层面,对于“棕地”产生的环境,再利用涉及的环境修复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工业用地再利用还停留在存量土地的静态改造方面,忽视了对现有用地及未来供给的后果和影响的评判,缺乏预防“棕地”产生的意识;工业用地再利用的意识还处于朦胧阶段。而在西方国家,“棕地”带来的生态、社会、经济问题得到了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并给予广泛的支持。此外,西方国家还早意识到提高公众意识的重要性。西方国家注重加强与公众交流的做法,对于“棕地”再开发战略的实施已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9]。

由于我国工业化时间相对较短,对土地利用的环境保护意识尚不强,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棕地治理与再开发的政策或法规,虽有一些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但针对性不强。如我国在《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防止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土地”;《土地复垦的规定》要求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活动造成破坏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10]。

四、国外棕地治理对我国闲置土地再利用的启示

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土地供需矛盾尖锐。同时,不少城市中又存在大量的、可资再利用、再开发的棕地,“棕地”再开发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然而我国的立法、政策制定以及重视程度方面远远跟不上现实发展速度,而西方国家近30年的“棕地”再开发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11]。如果能够借鉴西方经验,结合我国客观实际对棕地进行系统有效的开发利用,不但能有效的保护耕地和粮食安全,而且也能治理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对缓解土地供需矛盾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都有重大意义。

(一)完善我国闲置土地再利用的法律法规体系

美国关于棕地治理建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中包括《超级基金法》、《超级基金修订与再授权法》、《纳税人减税法》、《小企业责任减免及棕地再生法》等多部法律对棕地的治理责任、治理的资金来源、棕地的一些减免责任及财政鼓励政策等都以法律形式给予了规定,而我国却缺乏针对性闲置土地利用政策。因此,我们可以参照美国对城市闲置土地责任给予明确的规定,对闲置土地再开发利用给予财税支持,加强对棕地治理立法,制定相关法律。

(二)鼓励多渠道参与闲置土地利用开发

加拿大棕地开发经验说明棕地开发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私人部门也可以作为闲置土地开发的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同时,“棕地再开发”应充分调动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其他利益团体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到策略实施中来;将“棕地再开发”转变为市场化运作,才能更好的解决“棕地”的区域性问题,更大的挖掘“棕地”的潜力和价值。“棕地再开发”过程中应注重运用经济诱因理论,综合运用税收、利率、补贴等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有效地将市场眼光吸引到“棕地再开发”中来。且由于我国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政府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代表控制土地一级市场,这样一个现实条件下格外需要政府统筹和协调的棕地再开发实践,欧美国家政府在棕地再开发中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和技术引导经验能为我国闲置土地的开发利用提供很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1]朱煜明,苏海棠,郭鹏.中外棕地治理与再开发政策、法规的比较研究[J].环境保护科,2009,6,35(3):40-43.

[2]潘庆华.浅谈城市棕地利用[J].城乡规划与环境建设,2009,(9):64-68.

[3]罗思东.美国城市的棕色地块及其治理[J].城市问题,2002,(6):64-68.

[4]何芳,陈滢盈,冯硕.西方棕地再开发的启示[J].土地管理,2010,(6):45-48.

[5]张华,郭鹏,王丽琴“.棕地”现象及其治理对策[J].环境保护科学,2008,34(4):48-57.

[6]邓位.城市更新概念下的棕地转变为绿地[J].理论研究,2010,(1):93-98.

[7]冯敬俊,胡雪鸥.棕地开发对国家受污染建设用地的启示[J].改革开发,2010,(10):86-87.

[8]贺俏毅,陈松.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棕地再开发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城市划,2009,24(5):96-99.

[9]Micheal.Brownfield redevelopment as a smart growth o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The Environmentalist,2001,(21):129-143.

[10]郭鹏,梁燕华,苏海棠.美国棕地治理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环境保护科学,2010,36(3):7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