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城镇化建设启示

国外城镇化建设启示（通用5篇）

国外城镇化建设启示 篇1

一、引言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20 世纪70 年代后已注意到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趋势,也加快了新型城镇化的实践。对于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国,坚定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则是最佳的选择。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将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也赋予了城镇化建设的新内涵。习近平(2013)曾予以通俗概括:“(城镇化)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发言)国内外对新型城镇化也给予了其他注解,将新型城镇化加入一些社会性要素,比如生活环境和幸福指数等指标。总的看来,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前者更能体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二、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合作的理论模式

(一)诺瑟姆“S”曲线论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在1979 年通过对英美等国100—200 年内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进程为一条稍被拉平的变体“S”型曲线(即诺瑟姆曲线(如下图所示))。根据诺瑟姆“S”曲线理论,新型城镇化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水平较低且发展缓慢的起步阶段(Initial Stage),即城镇化率为30%以下区间(部分研究将此定义为20%~25%区间,但总体趋势是一样的。现有共性的研究结论普遍认为将其定义为30%区间以下)、城镇化水平急剧上升的加速阶段(Acceleration Stage),即城镇化率为30%~70%区间、城镇化水平较高且发展平缓的稳定阶段(Terminal Stage),即城镇化率为70%以上区间。

经过后期研究演化,标准的诺瑟姆“S”型曲线模型可表示如下:

在(1)式中:Y为城市化水平;C为积分常数,表明城市化发展时间早晚程度;k为积分常数,表明城市化发展速度快慢程度;t为时间。过去的欧美发达国家同现在的中国一样,面临着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城镇化“S”曲线也应运而生。在新型城镇化已基本成型的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城镇化“S”曲线仍被用于对本国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刻画。因此,虽然诺瑟姆“S”曲线早期用于传统城镇化的研究,但其指导意义对当今仍然存在。

在新型城镇化处于不同阶段,城市经济会产生不同的金融需求。当城镇化水平处于30%~70%的区间内(加速阶段),此时,人口与产业积极向城镇集聚,新型城镇化进程会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金融需求集中迸发,融资缺口进一步加大。

(二)金融深化论

金融深化的原因与动力来自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的存在,而新型城镇化进程下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现象普遍存在,这就产生了政府与金融机构共同推动地方金融深化的间接动力。20 世纪70 年代,美国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的金融深化理论,此理论伴随着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在此理论框架内,存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金融发展改革和服务力度,可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腾飞提供契机。反之,当工业化进入到一定阶段,可加快金融抑制地区的金融深化进程。现有研究表明,金融深化理念在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中更能体现支持作用。

为研究金融深化的具体量化指标,更好地衡量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戈德·史密斯(Gold Smith)曾在1969年站在金融结构的角度提出金融深化评价指标,分别是货币化率与金融相关率。从指标含义来看,加快城镇化进程与提高区域经济的货币化率、金融相关率是正相关的。伍艳(2004)曾对中国金融深化与西部城镇化进程进行实证研究,结论显示金融深化与城镇化水平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部分研究也从农村金融体系的深化角度提出了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观点,如袁怀宇和陈文俊(2011)等。

从中国现有城镇化发展路径来看,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的同时也是对金融抑制地区进行深化的过程。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的研究观点,为中国新型城镇化金融服务模式提供理论基础。

三、发达国家金融支持城镇化的经验启示

(一)市场与政府调控共存模式:以西欧为代表

西欧发达国家较早发起工业革命,其城镇化建设进程也于全球最早推动。受民主政治和市场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欧发达国家城镇化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辅助以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即市场主导和政府调控共存共用的模式。

1.在产城融合下拓展金融市场服务。由于西欧国家城镇化战略是一种同步型城镇化战略,让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即实现产城一体化,此时城镇金融机构则采取“跟随战略”,根据产城融合原则实施金融服务的布局。反过来,由于西欧金融业的高效服务,推动城市产业经济不断升级转型,进而引导大量就业人口向城镇集聚。对于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建设,其进程已从加速推进阶段进入到稳定发展阶段,产城融合不仅强化了城市经济的集聚作用,而且扩展了金融业发展的市场空间。

2.在政府调控下金融扶持农村城镇化。西欧国家在起初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与当今中国现实一样,遇到了农村城镇化建设滞后的问题。由于西欧工业经济主要集中于城市经济带,城乡经济存在着“剪刀差”现象,故而需要政府进行政策调控。英国、德国、法国等主要工业国对城镇化建设进行必要的政策干预,用行政、财税、规划等手段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在金融政策服务方面,德法等国为农村城镇化提供投资补贴、低息贷款等融资方式,支持采用农村金融合作社的形式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进行集资(法国利用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为法国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比如国家农业信贷金库和农业信贷机构。前者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国家预算以及法兰西银行,但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和地方农业互助信贷合作社则属于民间金融机构,农民参与资本投入。法国农业信贷机构则是一个官方金融机构,依据政府农业政策重点来调整农村信贷政策和资金项目投向)。为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推进农民向市民转型,德国和法国一直向农村和农业倾斜巨额贷款,开发建设农村区域基础设施,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

(二)市场主导下优惠金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

美国目前已进入高度城镇化阶段,其城市化之路存在以下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绝对主导作用;二是城镇化与信息化、工业化同时进行。美国城镇化之路与其前沿的金融意识相结合,使得金融服务城镇化建设的模式别具特色。

1.市场主导思想下采取优惠金融制度,推动市场与政府的互补。一是以市场竞争来促进优惠金融的实施。美国经济发展史证明,市场机制对经济关系的调节比政府调控更具效率。美国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是市场需求,城镇的兴起都是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此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也呈现市场自由主义特点,即“城镇化市场引导金融资本的利益驱动”,以市场利益诱导金融资本。二是政府协助建立优惠金融体系。在尊重市场的主导作用之余,美国政府构建一个优惠金融体系。美国在农场主土地、中间信贷银行(再贷款人)、公益性农贷机构等领域建立了优惠金融体系,各司其职,共同弥补金融市场在推动优惠金融制度的不足。

2.以发达完善的城市金融反哺相对落后的农村金融。众所周知,美国城市金融市场特别发达,一直引领全球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发展潮流。美国在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中,采取城市金融反哺模式,用以提高城镇化的金融服务效率,一是发达的城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在资本逐利的驱动下进入到美国农村和城乡结合部;二是城镇建设的信贷资金、合作性的协会与银行资金来源于城市债券融资。以城市金融反哺农村金融或社区金融,是城镇化建设过程的一种必然路径,这对我国城市金融“虹吸”农村资金的城镇化现状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要：通过梳理城镇化金融服务理论,发现诺瑟姆“S”曲线和金融功能论等两种理论模式与城镇化建设结合更加紧密,对中国金融支持城镇化具有指导作用。研究表明,金融需求在城镇化加速阶段会集中迸发,金融政策与服务可引导城镇化建设方向,国外不同经济环境下存在着不同的城镇化金融服务模式。总体来说,欧美国家的城镇化金融服务模式,尤其是政策性金融具有前瞻参考意义。

关键词：金融,城镇化,模式,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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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镇化建设启示 篇2

陶爱祥

译者：

国外新农村建设回顾

(一)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历史回顾

韩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正式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段时期一方面韩国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日益扩大，使得农村问题成为韩国政府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取得成功，政府能够有财力支援农业和农村。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大力倡导“勤勉、自助、合作”理念来振奋农民精神，以项目开发为纽带，以政府支援和农民自主为基本动力，带动农民开展家乡建设活动。在交通方面，通过改善农村公路，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居住方面，通过改善住房条件，使得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在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通过实施农村电气化工程，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电普及，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通过改善农民饮水条件、兴建村民会馆、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使农民得到极大的实惠。

总结韩国新农村运动的运作机制，可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规划先行、分步实施。政府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村建设的重要性，进行全面科学的规划设计，围绕总体设计分阶段、分步骤推进，由自上而下的领导机构和组织机构统一推动和实施；二是准确定位。韩国政府将农民定位为农村建设的主角，而政府在农村建设中只是充当引导、援助作用的配角；三是援助方式上，做到重点突出。资金以扶强助优的集中方式，向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领域投入；四是采取科学的激励机制。采取分类激励村庄、民选产生村领导、强化村民会议、资金用于民众相关领域的方式，调动农村社区的积极性。

(二)日本农村建设的历史回顾

日本农村建设的历史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以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61年到1998年。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人口急剧减少，工农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从1961年开始，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等一系列法律，并修订了《农地法》和《农振法》等法律。基本思路就是从产业振兴的角度切入，以促进农业发展为主线，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发展。主要内容都是围绕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增加农民收入，以缩小工农产业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些法律法规虽然从农业角度涉及了农村发展问题，但并没有系统、专门的内容关注农村建设问题。

2.农村与农业并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99年以后开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农业面临食物自给率明显下降，生产成本较高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减弱，农户经营规模小，兼业农户占主体地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山区农村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基于这种情况，在旧《农业基本法》的基础上，从1999年起，日本又出台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以及《山区振兴法》等配套法律，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这些法律和计划将如何振兴农村列为重要内容，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支持山区半山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大力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吸引年轻人留在农村和新的农业劳动者进入农村；三是制定地域性的产业重振计划，推进农村、山村及渔村地区振兴；四是设立“农村建设专项费”，支持农村个性化、亲环境型发展；五是鼓励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六是建立城市与农村共存及双向交流的机制。通过创建绿色观光事业及体验农村生活等活动，增强城乡国民间双向交流。

(三)欧盟农村建设的历史回顾及措施

欧盟农村建设总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1.以农业结构调整促农村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62年到1991年。二战以后，为了实现欧洲重建，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在经济一体化带动下，欧共体成员引发了农业一体化要求。1962年法国、荷兰、意大利推动欧洲共同体建立了共同农业政策。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中规定：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体农村发展措施主要是实施落后地区发展补贴；利用欧洲的结构基金特别是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为农村地区采用农业新技术、改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非农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2.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向关注农村发展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从1992年到1999年。1992年欧盟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改革共同农业政策，把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降低价格支持水平，控制农产品生产和财政预算开支的过度增长，进行国土整治和保护环境，促进农村发展。除了农业生产措施外，促进农村发展的措施主要是完善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建立农业结构调整基金支持环境保护；对55岁以上农业生产者实行提前退休制度，安置青年就业；扶持山区和条件差的地区发展农业等。

3.农村与农业共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2000年开始。1999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第三次更彻底的改革。欧盟提出建立欧洲农业模式，将共同农业政策转变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将农村发展作为共同农业政策的第二支柱；注重农业在农村发展中的多功能作用，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使农业、农村、环境协调一致、共同发展。

国外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启示

从国外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从韩国、欧盟和日本的经验来看，找不到适用于所有地区的标准化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每种新农村建设模式都决定于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制度环境、人文历史、发展机遇等多种要素。欧盟、日本以立法为主要手段，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促进农村发展；韩国则以行政运动为主要手段，采取迅猛的激进方式，推进农村发展。尽管各国农村发展道路不同，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政府的扶持功能，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等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二)准确定位新农村建设中各个主体的角色

从韩国、欧盟和日本的农村建设实践看，政府组织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要合理划定政府公共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界限，双方在其职责范围内密切协作，共同实现农村繁荣的目标。应该明确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采取各种措施，发挥农民积极性，使得农民的主体作用得到切实发挥。其中采取的每一个涉及农村的措施、制定的每一项涉农政策都必须以农民的意志为出发点。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政府只是新农村建设的配角，只是起到引导、统领、服务作用。

(三)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

韩国将农村分成基础村、自主村和自立村，只对后两种给予奖励和补助，这是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我国一些地方存在“奖懒罚勤”的现象，使得一些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因此，在今后新农村建设活动中，基层地方政府应该进行充分科学的调研，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村庄对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划分村庄类别，制定差别化的奖励和补助政策，充分做到“奖勤罚懒”、充分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建立农村公共设施投入和维护使用的长效机制

韩国新村运动中走的弯路之一，就是重蹈中国“大跃进”时期的覆辙，建了许多集体性质的公共设施，缺乏后续投入和维护办法，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最后不了了之。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明确新农村建设的市场化导向。除了道路、饮水、医疗、教育等公益性特别强的公共设施外，社区文体娱乐健身类准公共设施尽量由农民自己出资或市场化，政府最多适当补助一点。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政府的财力有限，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不可能象发达国家那样对农业和农村进行大量补贴；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全部包干，就会使得农民产生等待意识，增强懒惰思想，也不利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五)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

新农村建设行动要逐步建立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这一点从欧盟、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还很滞后，我国现在采取的农村建设的做法主要靠行政推动，制定一系列政策进行。长久来看，必须制定和完善保证我国新农村建设长远发展的法律法规，如有学者提议将“农业基本法”修改完善为“农业和农村基本法”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此外还可以制定诸如“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投入条例”等，这样通过法制化途径，可以使得新农村建设获得稳定的制度性保障。

国外城镇化建设启示 篇3

在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由于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成功，促使其形成了相应的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世界各国又都非常重视教师职业道德的研究与建设，形成各有特点又反映教师职业共性的教师职业伦理要求和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世界一些典型国家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综合比较、研究分析，总结、归纳各国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把握其发展趋势，并从中借鉴国外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对推动我国的师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国外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建设概况

为保证教师职业道德的顺利实现，世界各国建立一系列的相关措施、机制，并逐渐发展为系统化的职业道德规范，以保证教师在职业道德习惯养成上和社会对教师道德行为评价上有规可依、有章可循，保证教师在实施学校道德教育中主体地位的充分发挥，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建立教师职业伦理规范具有世界性

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当首推美国。早在1896年，美国乔治亚州教师协会就颁布教师专业伦理规范，随后，各州相继仿效。1929年，美国通过了“教学专业伦理规范”，1941年和1952年进行了两次修订。1968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EA）正式制定了《教育专业伦理规范》（也称NEA准则），1986年，全美教育协会对《教育专业伦理规范》又作出了全面修订，并沿用至今。新的准则进一步强调了教师在教育职业活动中恪守职业伦理准则的重要性，强调了教书育人是教师的道德责任，这个规范不仅成为美国教育界最有影响的执教行为规范，而且也成为其他国家制定师德准则的范例。此外，美国教育界先后确定了美国人事和指导协会的《伦理规范》、美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伦理规范》、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美国教授职业伦理声明》等这些教育伦理规范，涉及内容广泛，在实践中针对性较强。

法国对教师在学校道德教育中的义务作了明确规定。国民教育部1997年的教学大纲指出，公民道德教育要求教师具有一种超过严格职业界限的高度义务感。在法国，道德教育已成为每个教师经常性的义不容辞的工作。

德国对教师讲授道德课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在课堂上，教师进行道德教育不能是生硬的、矫揉造作的，教师不应该被学生理解为道德思想和行为的布道者，应把道德教育变成与学生们一起探讨、分析和评价道德问题的过程。

在日本的历史上，师德规范建设也同样得到了重视。日本近代学校创立之后，就大力创办师范学校，着眼于培养教师，并主张“师魂通士魂”，即要求教师应有武士风度。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宣告了军国主义天皇制国体结束，广大教师从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反思中觉醒，力图追求民主主义的“现代教师形象”，1947年日本教职员组织成立，通过了以提高教职员地位与建设民主主义教育文化为目标的《宣言》。1952年日本教师联合大会通过《伦理纲领》，作为正式的师德规范颁布，至今仍然被广泛运用。从1959年起，把“道德教育研究”列为师资培训课程的必修课目。日本各地区的假欧元科学所、道德研究中心负责培训教师，研究讨论当今社会普遍关心的道德问题，以提高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能力。

国际教师团体协商委员会于1954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第19次会议，到会的有中、法、德、英、苏、意等国家的教师代表，会上通过了《国际教师团体协商委员会教师宪章》，《宪章》中提出的各国应遵循的师德规范包括：（1）教师必须尊重学生的思想自由，并鼓励他们发展独立的判断力；（2）教师要致力于培养作为未来成人及公民的道德意识，并以民主、和平与民族友谊的精神教育儿童；（3）教师不能因性别、种族、肤色及个人信仰和见解的不同，将个人信仰和见解强加于儿童；（4）教师要在符合学生自尊心的范围内实施仁慈的纪律，不得采用强制和暴力。

建立教师职业伦理规范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做法，这点我们还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师团体协商委员会制定的有关规则得到印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处理国际教育、科学、文化问题的权威机构，尽管没有专门就师德问题发表文件，但在有关教师作用、地位以及其他文件中，都有很多地方涉及教师道德问题的论述。例如，具有重大影响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1966年10月通过）就提出了师德理想及师德的原则与要求。

上述例子足以说明，各国和国际组织都非常重视教师道德规范的制定，以保证教师职业的崇高的道德定位和对教师本人的道德行为的基本约束。

2.划分便于实施的师德规范结构层次

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师德规范既要有理想性，又要有现实性，因此，西方国家比较注重区分师德规范的不同层次，以对教师整体与个体提出不同层次的职业道德要求。这里，我们以美国师德规范为例，即可以斑窥豹。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师德规范主要分为师德理想、师德原则、师德规则三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是师德理想，这是对教师专业行为的最高要求。这种师德理想体现了教师应该努力的方向，即教师要“相信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真理，力争卓越，培养民主信念”。就师德理想规定而言，不仅美国重视这个层次的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师德理想也体现了这个方面的要求。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师德理想是应该以人类个性的全面发展，以集体精神的、道德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进步，以及对人权和基本自由极大尊重的谆谆告诫为目标；将最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教育对于和平以及对于各民族、种族或宗族集团间的了解、宽容和友谊所做的贡献上。

其次是师德原则，也即教师职业伦理准则和中级要求。师德原则受师德理想的制约，是指导教师的行为准则，它主要包括“奉献学生”和“献身职业”两个方面。在奉献学生上，要关心和热爱自己的教育对象，要力争帮助每个学生实现自身的潜能，使他们成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这是教师职业道德的一个根本性原则；在献身职业上，要求教师树立教育事业的崇高理想，履行职业责任，尽力提升专业水平和道德水平。

再次是师德规则，它属于对教师职业道德的最低要求或者是教师个人必须达到的基本要求。这也是师德规范的核心部分，规定得更明确、具体、具有操作性，直接影响与限定教师在课堂内外的表现和教学行为。它包括，第一，教师对待学生要做到：不得无故压制学生求学中的独立活动；不得无故组织学生接触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得故意隐瞒或歪曲与学生有关的材料；必须做出合理的努力以保护学生不受对于学习或者健康和安全有害的环境影响；不得有意为难学生或贬低学生；不得根据种族、肤色、性别、原有国籍、婚姻状况、政治或宗教信念、家庭、社会或文化背景或者性别取向，不公正地排斥任何一个学生参加任何课程，剥夺任何一个学生的任何利益，给予任何一个学生以任何有利的条件；不得利用与学生的专业关系牟取私利；如果不是出于令人信服的专业目的，或者出于法律的要求，不得泄漏专业服务过程中获得的有关学生的信息。这方面，美国的教师行为守则更为严格和细致。比如优秀教师必须做到，记住学生姓名、对学生不持偏见、锻炼处事能力充满信心、热爱学生、富于幽默感、认真备课、合理布置作业、善于研究如何根据学生需要和水平进行课堂教学、衣着整洁等等。第二，教师在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上要做到：不得在申请某一专业职位时故意作虚假的陈述，或者隐瞒与能力和资格有关的重要事实；不得出具不符事实的专业资格证明等等。

在1986年美国新修订的《教育职业伦理准则》中指出：“教育工作者相信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认识到追求真理、栽培人才、养育民主精神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这些目标的基础是保护学习和教学自由，保证对所有人教育机会平等。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坚持最高的道德准则。教育工作者意识到在教学过程中坚持固有责任的重要性。获得同事、学生、家长和社区成员尊重和信任的愿望，为他们达到如何保持最高道德品质提供了源动力。”这充分体现了师德理想和师德规则的有机结合。

上述划分一方面说明，师德规范不是空洞的师德理想，而是具体的行为规则，它可以直接制约教师个人的从教行为与教师群体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师德规范的不同结构将发挥不同的功能：理想发挥激励功能，原则发挥指导功能，规则发挥约束功能。

3.把师生关系作为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

国外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丰富的实际内容，但从具体规定看，尤其强调师生关系这个维度，这是国外教师职业伦理的核心原则。国外学者认为，教育和教养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在学校教育中又主要是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展开的。师生之间的教育关系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天然的教养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师生关系是学校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和最独特的关系，良好、融洽的师生关系可以使学生的个性和人格得到健康、充分的发展，是一种无形的潜在的教育因素，直接制约着学生接受教育的程度，影响着教育过程乃至决定着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因此，教师必须关心和热爱自己的教育对象学生，这是教师职业要求的一个根本原则。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与理解，世界各国普遍重视教师与学生关系的处理，强调教师要以民主平等的方式对待学生。

二、 国外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给我们的启示

从国外对教师道德规范的研究和要求，可以看出，师德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师德规范体系，并使这种体系得到全社会的认可。结合我国的国情，吸取以前的教训，我们应该从现实基础上去构建并细化师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学校师德建设有章可循。

1.教师职业道德应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

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应从“理想”回归“现实”，从“高尚”走向“朴素”。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是在教育职业活动中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判断教师教育行为是非善恶的具体标准。高尚的师德固然需要崇高的理想来引导，但仅有“理想”是不够的。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只有道德理想的制约，而没有可遵循的具体规则的约束，往往只能约束少数人，其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这一点早已被社会发展的事实所证明。因此，不能因为教师职业的特殊重要和高尚而无视教师作为一个“人”的基本需求，过高的道德期待往往适得其反。所以，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制定应现实一些，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使教师首先从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公职人员的角色上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尽自己的道德义务。此外，还应借鉴移植国外重视“朴素”道德的做法，要求教师遵守那些维护教育教学秩序所必需的最起码的最简单的教育劳动行为准则，如坚持公道、保护学生隐私、不把学生作为“获利”的工具等等。如果我们的师德规范能从“高尚”回归“朴素”，更加符合人性，更加符合生活发展的实际，那么教师就更容易践行职业道德规范，师德行为就具有更强的感染力。

2.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细化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我国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制定的依据是基于对教师职业的崇高性的认识而作出的对教师的人格期待。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教师在人们心目中往往被定格为理想的“道德的化身”，由此对教师提出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种相当高的职业道德要求及自身人格修养要求。其实，这种要求是一种理想的期待，缺乏坚定的法律基础和社会现实生活基础。在西方国家，师德规范的提出是基于社会法律准绳的，各种行为规则都定位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它首先是对公民的义务要求，在充分考虑教师工作的职业特点的基础上，遵循宪法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来制定。例如，规范中的各种人际关系——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家长、教师与同事等关系的处理准则，都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派生出来的。这样，教师自身对职业道德要求的理解和践行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作为一个公民或公职人员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和职业修养。因此，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来规定，来细化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使教师充分认识到，如果他违背了职业道德规范，不仅涉及道德问题，而且涉及法律问题，进而养成在法律的意义上强化自己的职业道德意识和行为的习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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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镇化建设启示 篇4

一、单选(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1.新加坡政府发表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的新加坡的五大“共同价值观”中不包括以下哪项？

A.国家至上，社会优先 B.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C.关怀扶持，同舟共济 D.宗教统一，种族和谐

2.姜跃教授指出，1977年到1997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

A.7次 B.17次 C.27次 D.37次

3.姜跃教授指出，国外廉政建设的启示之一是，（），是廉政建设的保障。

A.权力监督和社会监督 B.廉政文化建设 C.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 D.法治建设

4.“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这是下列哪位提出的？

A.孟德斯鸠 B.卢梭 C.黑格尔 D.休谟

二、多选(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1.姜跃教授指出，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有五项权力，包括以下哪些？

A.逮捕权 B.调查权 C.搜查权 D.获取财产情报权

2.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原则中的“三权”指的是（）

A.立法权 B.行政权 C.司法权 D.救济权

三、判断(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1.姜跃教授指出，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和制衡非常有效，因为立法权掌握在议会手中，议会是党派活动的场所，其中不仅有执政党议员，也有在野党和反对党议员，能够对行政权形成有效制衡。

正确 错误

2.姜跃教授指出，西方议会拥有审批权和行政立法权。

正确 错误

3.姜跃教授指出，在近年来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廉洁指数排行榜上，新加坡稳居前五名，在东南亚这个腐败高发的地区，连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被公认为高效廉洁的政府。

正确 错误

4.姜跃教授指出，议会拥有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权。

国外城镇化建设启示 篇5

综观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衰存亡，都与其党风廉政建设的好坏有直接的关系。廉洁维权，腐败丧权，腐败是击倒社会主义政党的体制性顽症。我们应该认真汲取苏东各国共产党在执政几十年后丢失政权的历史教训，广泛借鉴国外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以及欧洲社会（民主）党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现实经验，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落实。

一、必须根据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论

任何一个政党都建立在相应的理论基础之上，而执政理论只有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才能更好地指导党的执政实践，反之，势必影响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动摇其执政地位。

苏东国家共产党惨遭覆灭的历史命运强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苏东各国共产党对党的指导思想以及理论纲领的僵化式、教条式理解和对待，突出表现为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和共产国际作出的某些结论绝对化和神圣化，几十年加以固守和沿袭而不作任何改变。譬如，1928年共产国际作出的“资本主义处在总危机阶段”这一结论，苏共一直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二是彻底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根本方向，转而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奉为圭臬，并最终给各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提供了条件，使广大党员干部失去了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并造成大批党员退党。

反思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两种极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历史及其严重后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应当具备的基本态度。只有以新的思想观点和时代内容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党建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反腐倡廉实践，才能使反腐倡廉建设保持正确的方向，才能不断开拓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局面。反之，共产党就会因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而迷失方向，并最终蜕变瓦解。“苏联东欧的教训一再告诉我们：老祖宗管用的东西决不能丢。但也应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未能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执政党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有的领域甚至未涉足过。作为后人，我们应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的需要，在如何进一步丰富、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建党思想问题上做文章”②。

二、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民心向背是决定政党、政权盛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试金石。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执政党，要永葆其执政地位的稳定，必须始终如一地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如一地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否则，就会抽去自己的存在基础，遭致被人民群众抛弃的悲剧性结果。

苏东政局发生剧变，政党丧失政权，可以说同这些国家的领导层脱离群众有着直接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苏共“被它一直宣称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③。苏联解体前的一份调查显示：群众中认为苏共仍然代表工人和全民利益的仅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特权阶层的竟高达85%。④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97年古共民众舆论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结果：83.6%的古巴人民认为古共继续是古巴社会的领导力量，89%的人认为古共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古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古巴人民在严峻的外部条件下，维持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古共非常重视密切党与群众的之间的联系。卡斯特罗曾强调指出：“古共要维护同群众的联系，因为这是党存在的基础，它给党以威信、权威和力量。永远不能超越群众；要永远和群众在一起，永远在人民的心中。”⑤为了解决人民的实际困难，古巴共产党制定了152项关系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社会计划，覆盖全社会方方面面。针对近年来存在的就业、儿童营养不良、残疾人保障、老年人生活等问题，还先后提出了72项具体实施计划，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称赞。越南共产党也特别注重密切联系群众，越共“九大”提出，要坚持“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要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加强全民大团结。欧洲社会（民主）党也非常注重体察社情民意。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民主）党坚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谋实利，解决群众疾苦，积极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搞好党群关系，表现出了新的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他们注重发展和完善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注重解决社会失业问题，因而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200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得以在大选中胜出，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其在选举中抓住了当时大多数选民关心的反战和洪水问题，反映了多数选民的要求和心声。⑥

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密切联系群众，既是改进党的工作作风的重要内容，亦是提高党管理国家事务能力的重要一环。这就要求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必须把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必须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健全和完善监督制度

首先，民主是腐败的天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是有效预防和遏制权力腐败的重要途径。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中原则的基础上，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他看来，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坚持集中和严格的纪律，才能使党成为一个组织严密、行动有序、有战斗力的统一的整体。然而，民主集中制在苏东各国共产党党内贯彻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苏东共产党在领导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过分强调集中而严重忽视了民主，长期由主要领导人一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党内逐渐形成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甚至个人专制。到了苏东社会主义改革后期，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开始一味扩大民主，极力推行民主化，最终使这些国家共产党丢掉了长达几十年的执政地位甚至遭至了亡党的历史命运。

汲取苏共垮台的深刻教训，国外现有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不同程度地加强了民主政治建设，“重视发挥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重大决策出台前，先交由广大党员讨论，征求意见，然后再确定和实施。”⑦不仅带领国家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经济困难，而且执政地位不断巩固。许多欧洲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也与其在党内生活方面具有广泛的民主性有着直接关系。通过党内的民主生活、政治辩论和不同意见的交锋，使党内思想活跃，“一言堂”现象很少出现。尤其是对执法系统的廉洁自律教育。形成了健康的公民文化道德体系，使民众有着自觉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强调诚实守信。在北欧五国，这种廉洁为荣、贪污为耻的道德传统和社会氛围对公务员的廉洁自律有极大的影响力，以权谋私被视为令人唾弃的行为。北欧国家的公务员甚至接受荣誉头衔和有关部门的推荐都可能被视为受贿。譬如，英国工党1997年上台之后，对政府进行了民主化改革，成立了全国政策论坛、政策委员会和联合政策委员会，着力于使政府朝着更加透明、法治、高效、负责的方向转变，成为公众可以信赖的公共权力机构。

其次，有效的监督制度是确保党不腐败不变质的重要组织措施。要预防绝对的权力，就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制度，对权力实行多方位的、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初，列宁就深刻地认识到了权力监督的重要性。为此，他提出了“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思想，即用人民的政治权利，主要是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制约国家权力。列宁还特别强调制度监督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作用。从十月革命胜利至列宁逝世，短暂的六年时间内，俄共(布)不仅创建了新型的国家司法监察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而且初步创建了以党的监察机关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监督系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各种监督制度在苏联长期处于虚化、弱化状态，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不断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各级领导权力不受监督，是苏东等国普遍存在的问题。”⑧可以说，苏东各国共产党没有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廉政建设监督体制，也是苏东党风廉政建设出现重大失误、苏东党内特权阶层长期发展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越、朝、古、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意识到了监督的重要性，并程度不同地加强了各级检察机构的职能，有的国家还加强了群众监督的作用。从总体上看，国外现有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设有党的监督机构，越南共产党检查委员会、朝鲜劳动党纪律检查委员会、老挝人民革命党党政监察委员会、古巴共产党申诉委员会。当然，由于监督制度还不完善，各种腐败现象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观欧洲尤其是北欧社会（民主）党，它们之所以能够在“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中稳居前列，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这些国家有完善的监督制度。欧洲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北欧社会民主党对权力的腐蚀作用有着充分的认识，在反腐败斗争中，他们非常注重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断拓宽监督渠道，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司法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在野党民主监督、群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较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全民参与、他律与自律有机结合、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形成了一个由政府内外组织、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政治和行政、司法系统全面参与的立体监督网络。譬如：芬兰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多方位行政监督体系，对行政行为实行多方位监督，行政监督显得比较严密，如法律监督、舆论监督、专门机构监督，除了上述各种监督外，不少民间监督机构和组织也在行政监督方面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四、必须加强反腐倡廉教育，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的堤防

腐败的外在表现是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生活侈糜、官僚主义等等，但内在根源则在于腐败分子的思想信仰不牢、权力认识不清、自律能力不强、服务意识不够，归结为一点，即忽视了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因此，抓好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做好源头防范，提高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认识度和参与度，切实从思想上解决深层次的认识问题，筑牢反腐倡廉的堤防。

综观国外社会主义政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许多政党都越来越重视对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的预防，并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教育措施，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抵御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的能力。长期执政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普遍比较重视从思想上预防腐败，注重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譬如，法国社会民主党非常重视廉洁和诚信教育，《法国公务员总章程》规定：公务员有权利享受经常性的职业培训，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保证公务员培训的法制化和规范化。近年来，培训内容增加了廉洁教育，将重大腐败案件汇编成册，对公务员进行警示教育。德国社会民主党注重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反腐败意识，除了尽量选择素质高、遵纪守法的人到易发生腐败问题的岗位工作之外，他们还注意加强对公务员的廉政教育。规定部门领导要亲自对新录用人员进行廉政教育，指出易发生腐败的环节，提醒他们注意预防。新录用的公务员必须熟记有关规定，并签字确认遵守。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更是重视培养公民的守法观念，在芬兰，具有法律知识是各级政府部门录用工作人员的必要条件，所有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官员一律要宣誓守法，并在任何时候都能清醒地意识到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并准确地把握社交和腐败的界限。另外，许多北欧国家中学就开设法律基础教育课程，从青少年起就进行廉政意识教育，录用公务员须考法律知识，上岗必须进行守法宣誓，这种文化氛围培养了人们自觉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良好习惯，以权谋私被视为令人唾弃的行为。在这些国家基本形成了“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环境氛围，很少有人会幻想通过贪污受贿来发财。

越、朝、老、古各国共产党也在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下，积极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反腐倡廉，加大了以德防腐的力度。在这些国家，大都设立了完整的党校系统，每个党员和领导干部分别到不同级别的党校进行政治培训。譬如，在古巴，每个新党员都要在基层党校接受100个小时的党性教育。越南共产党也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到了重要地位，反复强调“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绝不能把有腐败行为的人选上领导岗位”，同时加强了思想道德教育建设。

反观一些国外社会主义政党失败的教训，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党放松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的教育，有的虽然表面上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但内容空洞、方法单一，没能使广大党员树立坚定信念，反而使之产生了逆反心理，有的甚至成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苏共落败可以说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

五、必须制定严格的反腐败法律法规，从制度上预防和严厉惩治腐败

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高度的权威性，依靠法制惩治贪污腐败既有利于拓展反腐败的广度，又有利于加强反腐败的力度。国外社会主义政党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大都比较注重建立健全反腐败法律法规，制定并实施严厉的反腐败惩治制度。

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制定内容具体细致、针对性很强的有利于依法行政与相应的执法工作的法律法规，包括规范约束公务员行政行为的法规；与惩治腐败犯罪有关的法规；专门用来规范约束行政监督机构的行为、并为其履行职责提供必要保障的法规等，以保持党在人民心目中廉洁公正的形象，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譬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分别于1919年、1962年、1978年制定和完善了《反行贿受贿法》。芬兰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20年代制定了《公务刑法》，芬兰还以官员清廉为目标，制定了极其广泛和细致的规范，涉及宪法、法律、规章及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内容。芬兰的宪法设置了反贪污贿赂的条款，规定了惩治腐败的原则。丹麦虽然没有专门的反腐败法典，但在其刑法典的有关章节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对贪污罪的刑罚大大高于其他经济犯罪的处罚标准。⑨欧洲社会（民主）党不仅注重法律制度的设计，而且也非常注重法律制度的执行。为了有效地打击经济犯罪和公共官员腐败，北欧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预防、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收集罪证方面纷纷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出现了检、警联合的新趋势，以提高综合协调能力和打击腐败的效率。丹麦在1973年建立了“防止严重经济犯罪办公室”；挪威在1989年建立了一个跨检、警的联合机构——经济员警队，这些专职从事反腐败的专门机构获取了公众的认可，公众对执法人员的执法效率和廉洁满意率非常高。

越、朝、老、古各国共产党也程度不同地加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建章立制工作。譬如：早在东欧一些国家共产党垮台后不久，越南中央政府就专门成立了反贪污走私委员会，不久，中央各部委、行业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成立了反贪污走私的常设机构，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1998年颁布《反贪污法》和《干部公务员法》，每年都依法处理一大批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在内的贪污腐败分子。2005年国会通过了《检查法》，制定了《反腐败法草案》。古巴共产党颁布了《国家干部道德法规》，卡斯特罗主席等古巴中央领导人带头在该法规上签字，表示坚决遵守。老挝人民革命党也先后颁布了《反贪污腐败条例》和《反贪污腐败令》等法律法规。当然，相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国外几个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廉政法律制度方面的建设还比较薄弱，这也是其廉政效果不如欧洲社会（民主）党执政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这一科学概念，并将之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并列，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和“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这既体现了我们党对于反腐倡廉建设的坚强决心，也为党和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防治腐败的法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我们必须认真汲取并积极借鉴国外社会主义政党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结合当前面临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多种手段，惩防结合，标本兼治，更好地“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实效性”。

注释：

①本文的“社会主义政党”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既包括信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包括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党。

②⑥于洪君、许永权：《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年鉴——2005》，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310页。

③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④王家瑞：《认真总结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建设的历史经验》，《学习与研究》2006年第1期，第25页。

⑤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课题组：《古巴共产党密切党群关系的基本做法和经验》，《新华文摘》2006年第21期，第1页。

⑦⑧中联部研究室主编：《外国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6页。

⑨深圳市廉政法课题组：《北欧国家廉政体系建设经验及其启示》，广东纪检监察网络2005年3月发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