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校长

高校校长（精选10篇）

高校校长 篇1

校长信箱具有全校师生在该平台发表建议与意见、咨询、投诉、在线留言、督办、回复、办理满意度调查等功能, 是学校服务师生的综合平台, 学校与师生沟通交流的有效渠道, 服务师生、转变作风、提高效能的有力抓手, 也是推进依法治校、民主办学的重要载体, 同时, 也是现代化办公手段和办公形式的延伸[1,2,3]。从2000年南京大学首先开通网上校长信箱后, 经过15年的探索实施, 校长信箱的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是, 由于校长信箱的时效性与复杂性, 高效地运行校长信箱, 充分发挥其应有价值, 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重建设轻管理、重回复轻落实等问题[4,5]。因此, 建立有效的校长信箱管理机制, 提升运行效果, 充分发挥校长信箱的实用价值是当下亟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1 校长信箱平台的职能

1.1 校长信箱是师生与学校沟通的桥梁

校长信箱延续以往“信访”的功能, 改变传统的“信访”方式, 运作于互联网上, 拉近了学校与师生的距离[6]。校领导平日因公务无法及时倾听师生的想法和建议, 只能在全校大会的最后留几分钟给同学提问答疑, 或在校领导接待日接见几位师生代表, 听取建议, 进行解答。这样以一点对面的方式, 导致学校师生很多问题和建议都不能及时地向校领导反映。校长信箱的建立, 是学校与学校师生沟通的重要桥梁。师生在网络平台上, 通过实名或者匿名的方式给校长写信, 实现师生与校长单线交流, 便于校长及时了解师生的思想动态, 及时解决师生的问题。同时, 校长信箱后台, 可以将信箱中的问题进行专题归类, 校长便可有针对性地对师生的问题进行解答。这样高效率的信箱运作机制, 不但使学校基层参与到学校管理建设中来, 还体现了校长的亲民性, 营造一种民主、和谐的融洽氛围, 将校领导与师生之间的距离缩到最短。

1.2 校长信箱是学校广纳谏言的平台

学校的改革发展, 需广纳谏言, 不断地完善学校管理机制, 才能向高水平大学迈进。借助网络, 建立校长信箱, 师生根据实际生活情况, 为学校发展建设绘制蓝图, 同时学校师生也可以根据校园现象进行讨论, 与学校领导对话, 改进学校管理制度和生活设施。社会公众亦可通过校长信箱对学校的工作提出建议, 但须加强信息的审核与管理。如在招聘时, 招聘企业可根据以往招聘的情况, 通过校长信箱提出自己的建议, 从社会的角度优化学校就业工作, 使学校更多的人才进入到优秀企业中。通过校长信箱平台, 学校便于将党务校务公开, 同时采纳学校师生和社会公众的合理性建议, 这种“走出去, 引进来”的模式, 推动学校管理机制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

1.3 校长信箱是思政教育的有效载体

当代大学生应具有独立、民主精神和权利意识。校长信箱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 将学生纳入学校管理人员当中, 这种与学生共治共建的科学管理模式, 是现代化大学发展的重要途径。校长信箱的建立, 是培养学生公共管理与社会素养的契机。通过校长信箱, 在校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建设, 作为学校的主人为学校发展献计献策。这种形式能够有效地引导学生敢说、敢讲, 自觉维护自己在学校的合法权益, 并从主观上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从行为上引导思想上的转变, 从被动变为主动。校领导的民主亲和性, 也会影响着学生的民主精神。当学生的民主精神、公共意识、主人翁意识、权利意识上升的时候, 学校整个素养随之也在上升。学校通过校长信箱, 健全学生人格素养, 培养现代大学生的品质和素养, 充分发挥青年学生的创造力, 在实践中培养学生。

1.4 校长信箱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推进器

高水平大学建设引领了今后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高校的发展, 与之相应的是高水平大学应有高水平的管理模式。管理就是服务, 作为管理者必须具有战略家的视野, 以低姿态去服务基层, 为大众师生着想, 而校长信箱就是学校服务师生、推进民主、转变作风、提高效能建设长效机制的有力抓手。通过校长信箱, 让学生变成学校建设的主人, 让基层的师生成为主导, 不断提升师生的公共管理素养和主体意识, 改进学校管理方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倡导建立法治国家, 校长信箱无疑是依法治校、依法办学的重要途径。随着学生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 学校也应加快依法治校、依法办学的步伐, 提高学校民主化、现代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管理水平, 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

2 高校校长信箱平台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1 管理结构不统一, 重视度不够

在校长信箱建设工作中, 各高校重视程度不同, 也形成了迥异的管理结构, 信箱作用发挥程度也有很大不同。在目前已建设校长信箱的高校中, “985”和“211”高校中各有39所和105所开设了校长信箱, 其中有54%的“985”高校与52%的“211”高校将校长信箱设置在学校网站首页, 其他设置在校长办公室页面或者学校信息公开页面。如南开大学将校长信箱设在学校网站首页, 而复旦大学将校长信箱设在学校信息公开网上。在校长信箱归属上, 有些学校是由校长办公室进行管理, 有些学校是专有校长信箱管理办公室等。从全国高校校长信箱建设的历程来看, 不少高校领导将处理信箱中的信件视为“软任务”, 或者把处理信箱中的信件放在日程安排最后, 忙起来时基本不会处理信箱中的信件, 导致学生信件没有得到及时地回复, 学生建议采纳率不够或者被动处理来访信件等现状, 校长信箱作用发挥不佳。

2.2 制度建设不完善, 原则性不强

目前在全国已经建立校长信箱高校中, 很多高校的校长信箱形同虚设, 学校在建设上, 建立校长信箱是为“打官腔”, 平均每天校长信箱的接收和回复信件数量很少, 基本在5条以下。推迟回复信件或者学生信件根本不能上达到各部门。针对一些尖锐问题, 回复不及时, 打官腔、说套话, 找客观理由多, 如何解决少, 或者根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如事情如何解决、什么时候办结等问题, 甚至有的不回复, 对师生关注的焦点不闻不问。究其原因是制度条例不明确, 导致校长信箱功能瘫痪等。但在中国农业大学、深圳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 校长信箱不仅管理到位, 而且回复艺术水平高、接地气, 吻合师生的群体特征, 易于被师生接受, 无形中拉进了领导和师生的距离。出现上述两极分化现象, 主要是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和督查落实不到位造成的。

2.3 管理流程不细化, 责任心不足

校长信箱平台开通时, 有些高校是直接在网上发一个通知, 没有对校长信箱的使用和管理办法做具体的规定, 包括定位、管理机构、办理原则和管理流程, 使师生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在使用中也就存在误区。师生可能对校长信箱的期望值太高, 把它作为一个“万能”平台;也有可能是把一些包罗万象的与学校教学管理、服务等无关的问题也发到上面, 甚至有人身攻击的不文明言语。而信箱管理员由于没有约束, 存在责任心下降, 慢作为、不作为、胡作为的现象, 造成管理混乱, 使《校长信箱使用管理办法》成为挂在网上的一页废纸, 学生的信件被搁置, 延期处理或者不处理等。另外, 在很多《校长信箱使用管理办法》中都未提及校长信箱的审查制和问责制。其他的问题, 如在校长信箱的监督管理上, 目前还存在着监督机制不完善, 监督责任不明等。

2.4 师生公共意识不强烈, 参与性不高

公共意识是指承担社会公共责任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的意识。一般来说, 公民素质由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和文化素质3个方面组成, 公民参与意识与行为是政治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 而高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因此, 作为高等教育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均应具备强烈的公共意识。但是, 在一些高校的校长信箱中, 师生用校长信箱进行校务咨询和校园建设方面的建议次数逐年下降, 每天平均访问量仅1.7次, 参与校长信箱建设的积极性越来越低。教师和学生是学校办学的两个主体, 校长信箱利用率低, 反映了师生主人翁意识不高, 公共意识不强。

3 高校校长信箱平台管理机制的有效路径

3.1 完善管理架构, 提高领导重视程度

一方面, 领导应转变观念, 树立以人为本, 为师生服务的工作理念, 高度重视校长信箱在畅通沟通渠道、密切联系师生、问计师生、促进校园和谐等方面的功能, 加大对校长信箱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 要完善管理架构, 设立校长信箱管理办公室, 负责系统设计、管理运行、日常维护以及工作协调等。校长信箱管理办公室主任由学校办公室负责人兼任, 成员由学校各单位 (包括学院) 指定一位负责同志组成。实行两级管理:学校设立专职管理员, 负责对来信和回复进行技术性审查并公布;各单位的校长信箱管理办公室成员, 作为本单位的校长信箱答复人, 负责每天阅读校长信箱来信, 对涉及本单位的问题及时回答。加强校级部门的责任意识和协调能力, 来访信件快速地流转于各部门进行批阅, 在校长信箱的各个环节, 提高校长信箱的工作效率和审阅质量, 提升校级领导的公信力。

3.2 坚持办理原则, 加强制度建设

在校长信箱的使用与管理中, 应坚持“三原则”。一是坚持实名制。只受理本校师生员工的实名来信, 非实名信件不予办理, 便于管理, 也更利于信件的对口回复和问题有针对性的解决。来信内容可就学校教学、科研以及管理服务等各方面工作, 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 不受理与学校日常工作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二是坚持审查制。学校校长信箱专职管理员对来信进行技术性审查, 审查内容包括是否属于受理范围、是否含有非法言论或不文明用语等。对属于受理范围的信件按规定办理, 对不符合受理范围的信件予以删除, 并向信件人作必要解释, 引导来信师生关注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各单位的回复, 均需单位负责人审查, 把问题解决在小范围内, 避免出现极端事情。三是坚持必答制。对受理信件实行必答制, 件件回复、件件落实。一般的或简单问题, 应在收到信件的3个工作日内答复;较为复杂的问题, 一般在一周内予以答复;对一些特殊问题, 需要较长时间解决或客观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应在一周内给予公开说明或当面解释。作为一个发现问题为先、解决问题为后的管理机制, 应当依照规范的制度, 走在问题的前面, 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建设, 把工作做到规范化, 把服务做到师生间。

3.3 规范管理流程, 深化督查督办

规范的管理流程, 可以对每个环节进行监督, 提高工作效率。将管理分为来信公布、来信查阅、信件处理、信件回复、监督与反馈、调研与分析等6个步骤。来信每天至少集中公布1次, 在信件处理方面, 根据来访信件的内容, 可分为直接处理、批转处理和请示处理3种方式, 信件的回复应及时。在监督与反馈方面, 校长信箱专职管理员应督促各单位及时办理和回复信件, 结合效能建设, 定期对各单位信件回复及办理情况进行检查、汇总和通报, 接受师生监督。利用“大数据“思想, 校长信箱管理办公室要定期对校长信箱师生来信进行统计、分析, 梳理出师生反映的热点、焦点或专项问题, 围绕学校工作大局, 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 形成调研报告为学校决策提供参考。同时, 要注重信息收集和舆情分析, 进一步了解师生思想动态, 关注师生所需所盼。

3.4 培养公共精神, 提升学生思想意识

校长信箱管理坚持”学生共治共建“的基本思想, 在完善校长信箱管理机制的同时, 培养大学生公共管理的意识、能力和公共精神。以校长信箱为平台, 学生能够平等地参与高校校园的建设中, 同时领导快速的反馈, 也会加强学生的自我维权和主人翁意识。在校长信箱的规范管理上, 多从学生的角度去看问题, 尊重学生的权利和隐私。另外, 通过规范管理, 培养学生的规则和相互尊重他人权利的美好品质。在校长信箱的建设与管理中, 应该让学生参与管理, 让学生自勉, 让学生服务于学生, 培养高校学生的公共管理能力与社会素养。校长信箱应多留给学生自由讨论和自由发言的空间, 这样在实践中辩论, 培养学生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增强学生在社会中的理性精神。

4 结语

新常态下, 中国高校应加快推进依法治校、依法办学步伐。有内涵、高水平大学的建设需要凝聚发展正能量, 汇聚发展合力。校长信箱作为现代大学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有效管理工具之一, 应积极发挥校长信箱的实用价值, 推动学校在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 提高学生的公共意识与精神, 培养高素质人才, 助力“中国梦”。

参考文献

[1]李永华.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与公共参与实践:以校长信箱为例[J].师道·教研, 2012 (6) :19-20.

[2]王晓玲, 范仁庆.加强“校长信箱”工作, 努力建设和谐校园[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0 (6) :69-72.

[3]汪庆华, 蒲沿洲.高校校长信箱的功用分析及建设方向研究[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 :131-133.

[4]李婷婷, 王天兵.以主页“信箱”建设为抓手促进校园和谐发展——以北京大学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 2012 (10) :86-88.

[5]李永华.发挥校长信箱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促进作用[J].中国高等教育, 2012 (3) :37-38.

[6]李平.借助网络平台拓展校长信箱的使用价值[J].石油教育, 2007 (3) :10-12.

高校校长 篇2

盘点2013年因腐败案落马的高校校长书记们

褚健

安小予

蔡荣生

周文斌

记者昨日从浙江省检察院获得证实，浙江大学副校长禇健因涉嫌经济问题已被批准逮捕，目前案件仍在侦查之中。

据悉，禇健1963年生，曾于1999年被聘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同年任浙江大学先进控制研究所所长。2005年任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曾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据新华社

■ 综述

四川一月内3校长因基建落马引震动

记者盘点今年高校腐败案发现，除招生、占用教育科研经费、学术造假等方面，后勤基建部门已成为高校腐败的“重灾区”。分析人士认为，这与近年来国家加大对高校投入，高校校区相继扩建有关。

基建

多位校长书记相继落马

近五年，江西因基建腐败落马的高校官员达14名，其中校长级的有3名。武汉市已有8名厅级高校领导因基建等贪腐问题落马。2011年，安徽4所高校工程建设贿赂案件总计38件，查处副处级以上干部13人。

今年不到一个月时间，四川省卫生学校校长、四川理工学院院长、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书记等人先后落马，案情大多涉及学校后勤基建，这在该省高校圈乃至官场引起不小震动。尤其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与书记两个月内相继因涉基建腐败被调查，这在高校系统非常罕见。

倒下去的不止校长，还伴随着众多基建相关人员。

据媒体报道，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接受调查前，该校已有基建部门负责人因在工程招投标中受贿被调查审理。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落马后，该校规划建设处的一名副处长被带走接受调查。

招生

“腐败逼停人大自主招生”

公开资料显示，中纪委曾警示招生是教育腐败重点领域。自2008年，北京市查处高校腐败案发数上升一倍，近一半案件涉及招生、人事问题。

今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微博]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被带走接受组织调查。举报者多指向其利用自主招生权，通过破格录取、补录、违规发放研究生学位等方式收受大量贿赂。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宣布决定2014年自主选拔录取招生暂缓一年。这与此前中央巡视组在人大发现自主招生环节存在漏洞有关，暂停招生是为了进一步规范相关环节。

北京大学[微博]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招生这些本来可以走市场化道路的项目，现在却一般由各个高校的分管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等人来实施，这就给一些人腐败提供了机会。

另外，高校管理人员缺乏有效监督，一些校长权力无限大。

■观点

“高校腐败因权力缺乏监督”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大[微博]教授熊丙奇[微博]对新京报记者称，大学校长书记因基建、招生等问题落马已不是一两例了，这些领域是腐败的高发领域。

熊丙奇称，国内高校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有行政级别。学校内部行政、教育、学术权力不分，行政权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直接介入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而行政领导如可以直接干涉工程全过程，就可能导致权色、权钱交易。

熊丙奇解释，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权力缺乏监管，不少学校内部决策没有民主决策，学校成立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往往被沦为摆设。

熊丙奇说，要制约高校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不能指望行政领导自觉“把关”，而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有效制约学校行政的权力。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包括推进行政权力、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学校内部制约行政权力，校长实行公开民选，实行大学理事会治理，大学行政由理事会负责，行政不得干预教育、学术事务。学生有权利参与到办学监督中。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建言，中国高校需去行政化，可实行董事会制度，高校领导产生，通过选举产生，也可由董事会来聘任选派。

■ 盘点

今年有哪些高校“蛀虫”落马？

褚健

落马时间：12月

身份：浙江大学副校长

原因：或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被批捕。

曾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安小予

落马时间：12月

身份：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原因：涉嫌严重违纪，其哪方面违纪目前未公布。有知情人透露，其涉案原因或与其长期分管川大基建和后勤业务有关，“也与川大新校区江安校区的建设有关”。

蔡荣生

落马时间：11月

身份：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

原因：被带走接受调查。据爆料，蔡荣生因招生问题被调查。举报者多指向其利用自主招生权，通过破格录取、补录、违规发放研究生学位等收受大量贿赂。

王国炎

落马时间：8月

身份：南昌航空大学[微博]党委书记

原因：被一审以受贿罪判刑15年。检方指控其在14年间，在建设学生校舍等工程中多次收受、索取他人财物99次，总计约600万元人民币。

周文斌

落马时间：5月

身份：南昌大学校长

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江西省纪委调查，落马原因之一是该校新校区的基建项目。在两年多前，该校已有基建部门负责人因在工程招投标中受贿被调查审理。

范昕建

落马时间：5月

身份：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

原因：5月30日，该校校长范昕建及多位中层干部因涉嫌违纪被调查。据知情人士介绍，范昕建与该校新校区建设等基建腐败相关。

张忠元

落马时间：7月

身份：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原因：7月24日，四川组织部门宣布免去该校书记张忠元的职务。据知情人士介绍，范昕建和张忠元案，基本为同一窝案，均与该校新校区建设等基建腐败相关。

曾黄麟

落马时间：5月

身份：四川理工学院院长

原因：13年间，其利用工作之便在学院基础设施、后勤服务等工程建设项目中，为承建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先后收受单位或个人贿赂共计人民币300余万元。

邹世凌

落马时间：4月

身份：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院长

原因：主要与在成都中医药大学担任校长助理兼基建处处长期间有关。知情者爆料其被纪检部门调查后，交代了其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与私营企业主的借贷等多个问题。

陈英旭

落马时间：3月

身份：浙大环境与资源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原因：检方指控陈英旭授意其博士生陆续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余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变现非法占为己有。

安徽阜阳师范大学校长受贿50万落马

http:// 2007年05月24日10:08 《法律与生活》杂志

本刊记者/于林才

安徽教育系统近年来落马的首位正厅级大学校长、学术界知名学者张登岐的犯罪历程值得人们深思——在全国各地区以科教兴国和大学扩招的名义，纷纷规划建设规模宏大的“大学城”现象的背后，存在多少类似的腐败？

落马官员牵出腐败校长

2007年3月30日上午，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原阜阳师范学院院长张登岐职务犯罪一案，在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检察机关指控,张登岐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招标、人事任免以及招生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张某某、武某、陈某某、李某、姜某、时某、王某、李某某等贿赂款共计人民币53.22万元、购物卡1800元，合计人民币53.4万元。

从检察院立案侦查到法院开庭审理，张登岐案进行得异常顺利。3月30日庭审，前后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张登岐在庭上对检察机关指控其在阜阳师范学院建设新校区工程中所收受的贿赂基本不持异议，只是对指控其在人事任免、招生事项上收受的贿赂等辩解说是“人情往来”，但这部分的涉案金额很小。最后陈述阶段，张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之意。

4月11日下午，安徽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施宏波告记本刊记者，张登岐案就是由原阜阳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自民案牵涉进来的。

2006年8月底，曾经先后担任阜阳中院院长的尚军、刘家义、张自民，因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先后落马，而据检察机关查明，三任院长都曾“染指”阜阳中院新办公大楼的建设。这座投资4000多万元的办公大楼，尚军在位时开始兴建，刘家义接任院长后，大楼还没有完全建好，许多工程款没有支付，而张自民当时作为副院长，一直分管工程建设，曾收受承建方的贿赂。而据当时主要行贿者之一的阜阳建工集团有关负责人交代，同期，在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建设中，校长张登岐亦被承包建筑工程“潜规则化”，至此，张案浮出水面。

50万击倒知识精英

48岁的张登岐博士研究生在读，1981年阜阳师范学院毕业留校至今，曾先后任中文系副主任，教务处长，院长助理、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汉语研究所所长，兼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和语法、修辞研究，是近年来安徽省内涌现的中青年专家之一。1995年首批被选为安徽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对象，1998年被评为安徽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全国优秀教师，1999年被曾宪梓育金会授予全国优秀教师三等奖，2000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张登岐研究成果卓著，他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和语法修辞研究，著有《现代汉语修辞专题》、《现代汉语新编》、《汉语合成动词的结构特点》、《实用语文正误辞典》等50余部(篇)文章，其中多篇被《中国语言学年鉴》、《语言文学》等收录。但令人遗憾的是，本来很有建树的一位教师、学者，在走上领导岗位不久，就因涉嫌在新校建设中受贿成为阶下囚。检察院查明，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张利用其担任阜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及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便利，先后20余次非法收受贿赂53.4万元。

2002年，阜阳师范学院开始建设新校区，虽然张登岐只是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但毕竟是行政上的一把手，很多建筑商就打起了他的主意。

2002年9月，阜阳建工集团公司项目经理张某委托该公司总经理朱某到张登岐办公室，请张在该公司参加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教学主楼工程招投标过程中予以帮忙。张登岐承诺帮忙，并收受张某委托朱某所送的2万元。同年10月11日，这家公司在教学主楼工程中中标。

从此以后，张登岐变得一发不可收，将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工程作为自己“发财”的大好机会。

2004年5月，阜阳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武某到张登岐办公室，请求张在参加阜师院新校区风雨操场工程招投标中给予帮忙。张登岐承诺帮忙，并收受武某所送人民币5万元。之后，张登岐向阜师院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旭阳打招呼，阜阳建工集团于2004年6月15日顺利入围该工程。

为确保阜阳建工集团中标，武某、朱某、刘某(阜阳建工集团董事长)三人商定，委托朱某到张登岐办公室请张帮忙。张登岐承诺帮忙，并收受所送人民币10万元。2004年7月12日，阜阳建工集团、省一建作为中标候选单位，在阜师院领导商量打企业印象分时，张登岐提议给阜阳建工集团的企业印象打5分，给省一建的企业印象打3分。最终，阜阳建工集团中标该工程。

2004年七八月份，武某委托朱某来到张登岐办公室，感谢张的帮忙并希望尽早签订合同。张登岐表示会尽快安排签订合同，工程可以先开工，并收受了朱某所送人民币3万元。2004年8月16日，阜阳师院新校区风雨操场工程开工。同年9月10日，经张登岐安排签订了施工合同。

2004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武某委托朱某到张登岐办公室，感谢张的帮忙并希望得到更多关照。张登岐让他们把工程干好，表示有什么困难来找他，并收受了朱某所送人民币1万元。

此后，张登岐与阜阳建工集团建立了深厚“情谊”，共分九次收受阜阳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武某等人人民币35万元，每次都十分爽快并立竿见影地帮助对方达到目的。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不是“这个忙我会帮的”、“我尽量给你们解决”，就是“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之类。

记者在阜阳师范学院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师生认为张登岐是一位勤奋刻苦、好学上进、为人正直的学者型领导干部。一个证明是，张1983年结婚，1986年，学院统一照顾讲师可以安排家属工作，他妻子沈某才从利辛县农机公司调进教务处，至今仍为工勤人员，而与其同来或调进的人员大都评了职称或职务得到提升，这一点深受职工的好评。

武大副校长陈昭方和副书记龙小乐受贿被捕

http:// 2009年10月09日09:57 荆楚网

资料图片：武大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

资料图片：武大原常务副书记龙小乐

新民晚报·新民网消息：百年学府武汉大学近日发生大地震。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钜额受贿被捕。该案震惊内地教育界，牵涉多人，至今余波未了。有当地网民称陈绍方是“武大有史以来最大蛀虫”。日前，武汉大学网页“现任领导”栏目撤下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资料。

据报道，一个名为“武大常务副校长及副书记被抓”的帖子近日受到网民追捧，该帖称：“武汉大学副校长陈昭方和党委副书记龙小乐，因严重经济问题被抓，其中还涉及多人，正在审查中。整个武大都传遍了，真是大快人心。”

武汉大学相关人士证实，陈昭方是上月三日即新学期开学前被捕的，龙小乐则是十天后被捕，两人的办公室也先后被查抄。

该人士表示，这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近年揭出的罕有大案，官方高度重视，由湖北省检察院直接负责，经数月调查、掌握充分证据后，直接予以逮捕。武大随后召开小范围紧急会议，宣布免去二人在学校的一切职务。本报记者登陆武汉大学网站，发现“学校领导”一栏中已经删掉陈昭方、龙小乐的名字。

据透露，相关部门今年五月开始调查武大基建工程腐败案，先拘捕一名后勤部门的官员，随后又有几名学校中层官员接受调查，最后，武大主管基建、财务及后勤的主要领导陈昭方、龙小乐被供出。

相关部门初步调查发现，陈、龙涉嫌受贿的金额至少有数百万元，主要案情不仅包括武大的基建工程，还涉及武大和两家私企投资近十亿元合办的武大东湖分校。案件牵涉多名商人，亦可能还牵涉更高层人士。陈昭方和龙小乐是武大的第三号、第四号人物，都是正厅级干部，地位仅次于校长顾海良和党委书记李健。

59岁的陈昭方长期在武大工作，从1994年起历任武大总会计师、副校长，2003年升任常务副校长。他长期主管武大的财务、后勤部门，曾多次被学校职员联名举报，并受到官方调查，但因其熟悉财务制度、和擅于反侦察而逃脱。

龙小乐现年61岁，长期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任职，该校并入武大后，历任武大副校长、副书记，2005年升任常务副书记。2006年曾获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官方称“龙小乐勤奋敬业，克己奉公，心系群众，廉洁自律，是广大干部职工的贴心人。”

扩张过速生腐败

全国各地的大学腐败案件近年频繁曝光：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囚十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湖北近年已有五六所大学的主管官员因腐败落马，包括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等；陕西近三年已查处80多宗大学经济案，倒下7名厅级校官……

大学以前被认为是“清水衙门”，但1990年代起中国推教育市场化，大学迅猛扩张，使各地大学大兴土木扩建校舍、发展新校区，建大学城成为潮流。因缺乏监督，基建已成为大学腐败案最多发的领域，且不少都是窝案：不同级别的相关官员共同参与、集体犯罪。

一些不法建筑商为承揽大学的基建工程，紧盯主管基建的校级主管官员，不惜花重金行贿。据统计，目前落马的大学高官，七、八成以上因在基建工程招标时受贿。同时，由于大学变成市场主体，但监管体制没改变，集官、学、商于一身的大学官员，在教材等集中采购、招生、后勤服务等众多环节，也可轻而易举地找到中饱私囊的机会。

从山区农民到武大副校长

陈昭方教授出任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消息传到湖北省京山县宋河镇，家乡人民奔走相告，为这位山区农民出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通过多年奋斗成为中国名牌大学的常务副校长，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百年学府武汉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属副部级单位，拥有师生6万余人，是我国中西部最好的大学之一，也是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北有北大，南有武大”之说。武大的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在全国有较强的优势，形成了国内一流的特色学校。

今年53岁的陈昭方教授在武汉大学学习和工作已有32年。在武大期间，他按照“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训来要求自己，确定了献身武大的人生目标，全面扎实掌握知识，关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从学生、教师到硕士、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从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到大学总会计师、副校长、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历经的艰辛道路是鲜为人知的，但是事业的成功却是令人瞩目的。回顾他在武大之前的农村经历，更让人敬佩不已。

宋河镇原汤殷乡(管理区)可谓是京山县的“状元之乡”。这里山岗纵横，地域偏僻，人少山多，条件十分落后。然而，却有一批寒门学子重点大学毕业后，先后进入国务院、国家计委、教育部等十多个重点部门工作，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1950年11月25日，陈昭方就出生在汤殷乡的陈家庵，即现在的发水河村4组，这里两岗夹一冲的地势，自然条件非常差，解放初期农村的生存环境可想而知。

陈昭方姐妹兄弟共7个，他排行老二，父母是普通农民，当时家大口阔，生活异常困难。1957年9月，陈昭方启蒙于陈家庵完全小学，1963年7月小学毕业后，升入地处宋河镇的京山县第二中学读书；1966年7月初中毕业后，于同年9月进入本县孙桥中学高中部学习，当时整个宋河区、此届只选拔了陈昭方和江厚仁(现宋河水管站干部)两人在该校读高中。宋河距孙桥有60多公里，读书条件很艰苦，弟弟妹妹经常从家里给他送米送菜。为求学，他能吃苦耐劳，学习成绩比较优秀。但是机遇不佳，仅读了半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学生到处串联，学校被迫停课。1967年初，陈昭方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

陈昭方下学回村后，在生产队当社员出工挣工分，以减轻父母的负担。后来他被抽派到齐心大队、汤殷公社搞“文革”专案调查，清理无产阶级队伍。由于他是贫下中农成分，政治思想表现好，学校成绩属一流，大队、公社、区的干部层层选拔陈昭方去上大学，希望这颗好苗子成为有用之材。1971年2月，他有幸成为高考制度废除后，宋河区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就读于武汉大学襄樊分校政治经济系。大学四年间，每次寒暑假回家，他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不忘自己的农民身份。

1974年8月，陈昭方在襄樊的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表现，被留在省城武汉大学任教。1982年他被评为讲师，1984年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党总支书记，1986年被任命为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其间，他获得该校经济学硕士文凭。1992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考入武大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获得了博士后学位，现在是该校博士生导师。1994年9月，陈昭方被国家教委任命为武大总会计师，开始享受副校长级待遇，主持学校的财务管理工作。1997年又晋升为教授，同年6月，担任武大副校长兼任总会计师；2000年8月当选为武大党委常委。

近20年来，陈昭方主要从事武汉大学院系和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曾进修于中央党校，并取得了一定的政绩。1979年，他被命名为湖北省“新长征突击手”，1990年至今，多次被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政工干部”和“优秀党政干部”等殊荣，经常受到国家教育部的表彰。与此同时，他长期坚持从事经济学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其成果卓著，先后出版了十多部专著，涉及政治经济学金融证券、国际贸易、农业经济等诸多领域，其中担任多部书的主编和副主编。另外，他还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高校校长向毕业生鞠躬致歉引热议 篇3

“图书馆的座位少，一座难求；菱湖校区的宿舍差，过于拥挤；双龙湖畔的小道泥泞，雨天难行；食堂的饭菜凉，不那么可口……”这些学生在网上经常吐槽的问题，校长闵永新都在致辞中一一承认。期间，他还停下致辞，走到台前，对在场的毕业生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闵永新表示：“作为校长，要向同学们真诚地表达歉意。”

“正是因为每一个学生都爱这所学校，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他们才会吐槽。我作为他们的‘家长，应该放低姿态，去接受、去改变。”闵永新说，今后将会不断推进和完善学校建设，“在明年的毕业典礼上，我希望不用再道歉了。”

让毕业典礼的情怀贯穿教育过程

大约从2010年开始，以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的大学毕业典礼致辞为引导，国内诸多大学校长的毕业典礼致辞风格发生了转变——校长们不再正襟危坐、高谈阔论，而是俯下身子，用学生喜欢的语言与学生做最后一次对话与沟通；校长们放弃了端庄且威严的领导讲话模式，切换到“潮语化”、个性化、情感化的演讲频道。其中，“问答体”“追忆体”“激励体”“叮嘱体”等各种体裁精彩纷呈，及至今年“致歉体”的出现。

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看，教育是讲求秩序与权威的，于是师生关系就逐渐固化成指导与服从的关系。而演升到大学校长的层面，其在校内的权威性与指导意义几乎就达到了一所大学的顶端。从这个角度看，校长致辞逐渐拉近与学生的心灵距离，甚至能够产生共鸣，便可以看作是去行政化的进步。与刻板、权威的行政化相对应，是大学的自我批判与人文情怀应该焕发活力。可喜的是，这种活力在近年来大学校长的毕业典礼致辞中，越来越生动。无论是安庆师大校长为饭菜不可口道歉，还是西北政法大学校长为寝室没装空调致歉，抑或是有校长鼓励毕业生要“敢为天下先”，浅层面看都不乏教育的温情甚至人之常情，深层次看也有一种或自我批判，或家国志向的情怀在其中。应该说，这才是教育应该抱有的面貌与风骨，而这样的情怀应该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

莫等明年毕业季再道歉

安庆师大存在的问题，在我国其他大学里也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只有安庆师大校长给学生鞠躬致歉呢？其他校长们有没有想过因为自己工作的失误或努力不够，给学生们带来了烦恼？有没有想过，因为校方未能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该向学生表达一下歉意呢？这绝不仅仅是毕业典礼上的程序设计、内容安排等问题，而是与大学校长们的思考重心、工作重心有直接关系的。

高校校长办公室工作研究 篇4

(1) 参谋咨询和耳目作用。

办公室作为辅助领导决策的主要部门, 承担着为领导收集信息、传递信息和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任务, 为领导提供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 从而促进和提高领导的决策水平。

(2) 参谋助手作用。

校长办公室人员要为领导出主意, 想办法, 解决实际问题, 为领导决策发挥办公室的参谋助手作用。

(3) 督促检查作用。

校长布置的工作落实情况如何, 进展情况如何, 办公室受校长的委托, 有责任进行督促、检查和催办, 并向校长报告。

(4) 综合协调作用。

校长办公室不仅是学校领导的综合办事机构、信息参谋部门, 而且是沟通、联系和协调领导与部门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机关与基层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2高校校长办公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政治理论学习不够, 有待加强。

校长办公室作为高校的一个综合办事机构, 在实际工作中, 更多的则侧重于一些事务性工作, 停留在处理日常琐碎事务的低水平状态, 而忽略了政治理论学习, 参谋助手作用被淹没, 因而校长办公室工作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用。

(2) 服务意识有待增强。

高校校长办公室工作有很强的服务性, 归结起来, 就是“三服务”, 即为党委、行政服务, 为基层服务, 为广大师生员工服务, 归根到底是为教学、科研服务, 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可见, 高校校长办公室工作是很辛苦的, 做的大多也是默默无闻的工作, 同时待遇又不好, 有时还要挨批评、落埋怨、受委屈。一些办公室人员在长期的工作中难免会产生逆反心理, 造成服务意识下降, 影响工作。

(3) 校长办公室工作缺乏创新。

校长办公室工作繁多, 既有全局的参谋工作, 承上启下, 协调左右;又有繁杂的行政事务和后勤服务工作, 涉及办文、办事、办会、信息督查、协调综合、群众来访、行政接待等。办公室人员办事往往凭借过往经验, 没有创新之举, 不能很好地提高工作效率。

3提出解决办法, 提高校长办公室工作水平

(1) 加强校长办公室人员政治理论学习, 增强服务意识。

讲政治, 重学习。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不仅要学习各方面的政策法规, 学习本职业务知识, 还要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当前, 高等教育领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要在政治上过硬、业务上熟练, 关键在于加强学习。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学习市场经济知识、高教管理知识、法律知识等。切实解决好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等问题, 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增强从事校长办公室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使办公室的同志做到任劳任怨、淡泊名利, 真正做到以事业为重、敬业奉献。

(2) 推进工作创新, 提高工作效率。

①管理创新。

校长办公室是联系学校领导和师生员工的纽带, 工作量大, 涉及面广。因此, 在高等教育体制深人改革的今天, 应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根据学校中心工作, 不断改进和完善制度, 既要重视作好具体工作, 又要善于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理性思考, 不断探索各项工作的内在规律, 使其达到灵活、规范、科学的目的。办公室工作要在管理上创新, 提高工作效率, 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如建立岗位竞聘制度、工作实藏细则、理论学习制度、年度考核制度等等, 做到有章可循, 并在工作实践中不断调整工作流程, 使办公室工作逐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②工作方法创新。

校长办公室在收集信息、处理公文、统计数据、发文等方面的任务繁重, 必须充分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手段提高工作效率。校长办公室应充分依托高校技术优势, 加强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开发, 形成良性运行的高校信息网络, 实现无纸化办公, 共建节约型校园。

③加强对外联系, 营造良好环境。

高校校长讲话稿 篇5

第四次本科教学大讨论要从三个层面达到效果：从学校层面重新审视我们的办学定位，从二级学院层面考量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老师层面思考在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过程中自己该做什么。所以，今天围绕这几个层面，就自己对应用型办学定位的理解和认识，同大家作一个交流发言。

关于应用型办学定位的理解，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就是什么是应用型本科高校，或者叫应用型本科的含义是什么，它与学术性大学、职业技术高校有哪些区别;第二，确立应用型本科的意义;第三，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升本建院以来的九年里，重庆文理学院取得了辉煌的办学成就，走在了全国新建本科院校的前列。我们说学校排在全国240多所新建本科院校前列是有依据的。早在20_年，学校在全国700余所普通本科院校中排名519位，这个排名已经位于新建本科院校前列;教育部高教司有关领导选择了我校参与“新建本科院校发展战略及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课题，我校同山东德州学院、黑龙江工程学院、南京工程学院一起，共同承担了四个子课题。有关负责人曾说，之所以选择这四所学校承担这个课题，是因为它们在全国200余所新建本科院校中，是办得最好的。

同时，我们还有几组数据进行印证：

第一，学校办学条件走在了新建学院前列。我们有两个功能齐全的校区，一个是有山有水、风景秀丽的自然生态型的星湖校区，第二个是布局合理，美丽大气的城市社区型红河校区。

第二，师资队伍水平走在全国同类院校前列。我们成功引进了一名国家工程院院士，这在全国新建本科院校中是独一无二的，在重庆高等院校中也是很少的。涂铭旌院士是重庆市引进的第11位院士，在重庆市院士的贡献和成就排名中位居第四位。他在我校化学化工、材料等学科专业集群建设和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建设等领域发挥了重要带动作用。我校现有教授82名，在重庆市同类院校中位于前茅。

第三，取得了四大标志性办学成果：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特色专业。这在全国200多所新建院校中是独一无二的。

第四，学校生源水平逐年提高，从20_年开始，我们告别了补录的历史，20_年实现了第一志愿录取率超过了90%。今年的招生形势比去年还要好。这表明了学校的办学成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这是一些大学几十年苦苦追求的，但文理学院经过近十年的办学实践就实现了。

第五，学校领导班子在重庆市委组织部组织的针对全市所有高校、所有区县、所有部委局办领导班子的年度考核中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而且20_、20_年度连续在全市高校领导班子考核中排名第一，20_年度排重庆市高校的第二名，表明学校办学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充分认可和赞扬。

第六，国际合作办学有实质性突破，实现了几代文理人的办学梦想。学校20_年招收了与美国西北理工大学学分互认的“2+2”国际班20多人已经过一年的学习，再过一年将奔赴美国学习;我们招收了3名俄罗斯籍留学生，组织了旅游学院学生到马来西亚泰莱大学交流学习，旅游学院教师也即将赴马来西亚学习;我们将有35位英语教师分别赴美国和英国接受培训。今年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又有新突破，下学期开学后将有10名外国留学生到学校学习，而且获得了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第七，正在进行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无论是理念层面还是操作层面，都在全国新建本科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的。

重庆文理学院过去办学成就值得我们骄傲，我们也有信心把第三次创业搞好。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按照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组组长刘献君教授为我们总结的就是：管理创新，特色发展和开放办学。管理创新主要是“三标一体”教育质量管理模型，据此凝炼了“学生即顾客，教育即服务，质量即生命”的独特办学理念。如果不走全新的路，不坚持特色发展、错位发展，我们就不会有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速生桉等一批成果。所以今后的研究生教育都要走这条特色发展之路，也就是涂院士讲的“少人区”和“无人区”。开放办学主要是国内校企合作，国际开放办学等。

每一次本科教学大讨论就会带来一次思想观念的大解放，一次具体行动的大飞跃。第一、第二次本科教学大讨论澄清了什么是本科，如何建设本科，使学校实现了升格转型，取得了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成功。学校在20_年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后，文理人就在思考下一步怎么更好地发展?学校在20_年用了一年的时间，进行了第三次本科教学大讨论，它最大的成果和收获就是找到了文理学院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定位，可以说这在学校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加深了我们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办学定位的认识，这对制定新的、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转变师生思维方式、教学和学习方式都有着重要意义。

今天，我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什么是应用型本科

一些专家认为，应用型本科有这些共同特点：一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但不是只能培养应用型人才;二是以培养本科生为主，某些具备条件的学科专业可以培养研究生，但当前不应当以培养研究生为主;三是应该以教学为主，同时可以开展应用性、开发性的科学研究。四是应用型大学应该以面向地方为主，某些专业也可以面向地区，甚至面向全国，但主要应面向地方，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我们的应用型大学的学科专业定位，要深入分析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调整专业和专业方向，及时增设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应用型的专业，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同时以灵活、实用的课程设置来培养具有多种技能的学生。应用型本科高校必须明确，主要任务是为地方培养建设人才，一方面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另一方面，以地方为依托，不断拓展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努力构建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教学新模式。什么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呢?我认为，理论性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主要是给学生讲清楚“为什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则主要给学生讲清楚“怎么做”，所以要实现从“为什么”到“怎么做”这样一个转变。

应用型本科高校应走出传统的精英教育办学理念和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应用型人才不是要求知识的全面系统，而是要求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最佳结合，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大批能够熟练应用知识，解决生产实际问题，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应用型本科院校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需要大力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同时，可通过聘请校外具有丰富生产实践经验的人员作为兼职教师，逐步形成一支相对稳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又有较强应用能力的教师队伍。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应用型开发研究，科研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技术的改进和提升，我想学校的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都要贯穿“应用”两个字。我们将来要搞的研究生教育应该是应用型的研究生教育，科学研究也应是应用型研究。

二、确立应用型本科的意义

确立应用型本科的办学定位对我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学校办学模式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具体来讲，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解决了培养目标的问题。明确与了过去的精英教育的区别，引领我们正确地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第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我认为现在大学生就业观存在的问题还是学校教育的问题，因为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是将学生当作精英来培养，学生自以为是社会精英，所以不愿意到基层，做一般的技术性工作。

第三点，引导教师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考核评价方式。我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改革的社会学思考》一文中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的社会意义作了专门阐述。

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的首要社会意义就在于有效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就业难，有人草率地认为不扩招就没有就业难题。西方发达国家的升学率远比我们高，有的已经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时代，而它们没有我们这样的就业难题，没有这么高的不就业率。我认为高等教育扩招与大学生的就业难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从教育方面反思，造成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两个本质原因，一是大学生心中的理想岗位的就业难，是就业观念的问题;二是学生动手能力差，企业根本就不要。一个方面是自己不去，一个方面是企业不要，所以造成就业难。

“眼高手低”造成了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从表面上看这是学生出了问题，实质上是人才培养模式出了问题。因为学校不是按照应用型人才标准在培养，沿袭的仍是精英教育的培养模式，毕业生实践动手能力差，就业困难，也是培养模式的问题。有些高职院校开办的“大学后教育”非常火爆，生源非常好。为什么?“大学后教育”培训后，直接就可以到企业就业，实现了和企业的“无缝对接”。大学教育不适应企业的需要，还需要通过高职教育来弥补，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悲哀!需要反思!浪费国家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培养不出企业需要的人才。这就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性问题。

所以说，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第一大意义就在于有效社会难题——就是就业难;它的另一个社会意义就是调整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因为目前浪费了很多的资源，培养不出合格的人才，当然就效率低下。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培养目标的改革，也就是要重新定位学生未来的角色。研究型人才培养就由其他高校去搞，因为老牌大学底子厚、科研能力强、没有生存之忧。这也是为什么应用型大学是被一批为生存发展担忧的新建本科院校推出的原因，就如我们文理学院就是要通过应用型人才培养，来重新定位设计学生的社会角色。

第二是教学内容的改革。学校要增进学生社会化内容和任务的转变。社会化的任务在于培养学生认识社会的价值，教学的内容是必须要改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学校的教学内容要更加注重学生社会化与个性的发展相统一。应用型人才的多样性就要求学校在促进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教学内容要更加丰富，梯度性和可选择性要更强，以适应因材施教、因需施教的需要。

第三是教学模式的改革。学校要由后台走向前台。在传统的教学上，学校都是在后台，学生自己去和企业对接。现在，学校要从后台走向前台，要和企业一起来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无缝对接。

第四是考试方法的改革。一个基本观点，考试的功能是什么?大家知道它的首要功能是检验功能，但同时它还有第二个功能——传递社会需求的信号。现在是知识时代，需要培养团队意识，合作意识。所以考试要向学生传递社会需要的东西——团队合作的意识，寻找知识的能力，寻找解决办法的能力。所以应用型人才培养，如果要沿袭原来的单一的试方式，无法鼓励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培养不出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最大的困境来自于教师。为什么要搞第四次本科教学大讨论?就是希望老师们要转变观念，要积极行动，参与到这个改革中，否则改革就是空中楼阁。老师要备一堂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需要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是原来的很多倍。方案制定简单，动员也简单，但每个老师要真行动，真参与，难!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喊两句口号就可以实现的。

当前学校发展有三大瓶颈制约我们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第一是我们的专业结构不合理，应用型专业比例偏低;本科专业主要集中在文理基础学科，工学所占比例低。第二是实验实训条件跟不上。应用型大学体系构建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有工程中心、实训中心，没有就谈不上应用型大学。第三是支撑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双师型教师紧缺。

解决这三大瓶颈问题。需要具体落实到老师层面、学校层面。学校要找准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更重要的是需要老师们的参与。老师要积极投身“五大教学改革”，它涵盖了老师们操作层面的所有问题，即要进行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课程考核方式、公共课教学、毕业论文(设计)的改革，在《重庆文理学院关于深入推进五大教学改革的意见》里都已经作了详细的布置。这几大改革都需要老师们的全力参与。

高校去行政化需要更多校长的自觉 篇6

确实, 大学校长可以走向仕途, 但做校长的时候不该同时有官员级别。长期以来, 中国高校普遍有行政化级别, 被人为分成了三六九等, 高校领导也就戴上了不同级别的帽子。一定程度上说, 过多行政化的不仅仅是教育领域才有, 所以我们看到, 既有像龚克校长这样公开表示高校应该去行政化的, 也有在实际工作中确确实实感受到, 如果大学没有了级别, 很多事情不好办的抱怨。对于前者的观点, 公众普遍支持;对于高校应该保留至少暂时保留行政级别的看法, 在批评的同时, 我们也该深思。

高校去行政化的难度不低, 既有外界客观因素, 也有高校内部原因。

于外部因素而言, 因为教育的特殊性, 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色彩, 导致了公权力的介入越来越深。当下的客观而言, 没有了行政级别的校长, 找行政部门办事难度多半会变大。另外, 校长、书记的任命, 谁说了算也是个问题。即便已经获批高校章程的几所大学, 这个问题依旧不好解决。有学者还指出, 我国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而高校内部, 这么多年以来, 高校行政化浸淫后, 不少教职工其实不仅习以为常, 相应也形成了教育系统内部的既得利益群体, 这正是问题的难解之处。大部分教授、校长、官员都对此欣然接受已久, 改革的动力必然很小, 改革的对象却注定基数颇大。在很多场合, 我们都能听到不少高校校长、教育领域官员对现今大学行政化的不满和批评, 但不能光看表面, 当改革触及核心利益之时, 改革的阻力大增, 动力也就消减。

如上所述, 高校行政化, 既有观念的原因, 更多也有利益的考虑。包括高校在内, 教育恰恰是最不该行政化的, 大部分教育界人士对此其实是非常明白的。大学也好, 中小学也好, 应该以学校的实力赢得社会包括官员的尊重, 而不是靠行政级别本身自动获得不该有的社会和公共资源。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中, 已经明确了政校分离、管办分离的方向, 接下来重在落实。如果有更多的大学校长和教育界人士, 能够有这样的自觉, 能够像龚克一样大声说出来, 把校长后面加行政级别当做丢人的事, 高校去行政化, 动力自然更足。

去行政化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成败实际上至为关键,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不去行政化, 高等教育就无法和国际接轨, 就很难培养世界级的人才。古今中外经验表明, 在现代教育体制中, 政府可以通过拨款机制来体现政府对大学的管理, 避免行政部门对大学管得过多、过死, 以实现主管部门和高校的合理权责划分。

高校校长 篇7

一、教授治校，为人师表

梅贻琦曾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1931年12月，受聘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之时，他就“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但考虑到“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因此认为“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并且决心“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然而，梅贻琦深知，若想将清华大学发展成为一所人人敬仰、享誉全球的著名高校绝非易事，更何况当时国家正处于军阀割据混战、外敌恣意入侵的艰难境况之中，这种愿望更是难以实现的。梅贻琦认为，若想办好清华大学，就必须紧紧抓住学术研究这条主线，“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取得特殊的成就才行。”秉持如此的办学观念，经过对清华的经济来源和学术环境的掌握了解，梅贻琦对比分析了教育经费与学术造诣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政府和民间对于清华大学教育经费的投入尽管还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目标，但是“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购买设备”对于清华而言毕竟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发展的难点主要在于如何拥有学富五车、品德优秀的顶尖教授级人物来引领学术发展的潮流，实现学术研究的突破。因此，借用孟子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的名言警句，梅贻琦大胆提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睿智思想，充分表达了教授治校，为人师表的高校教育管理思想[1]13。梅贻琦认为，一所大学之所以能够为大学，重要的是有无“大师级”人物，这是因为一方面，学生的智识“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另一方面，学生的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灵感妙评”。也正因为如此，梅贻琦对于教师均有明确的要求，认为教师应当“学术好，品质高，二者必须兼得”，不仅仅要能够“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能够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最终使“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

为了实现教授治校，为人师表的教育管理思想，引进顶尖级大师进入清华大学，梅贻琦认为“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并为此风尘仆仆，走南闯北，邀约延揽精尖人才。比如梅贻琦曾主动拜访陈寅恪，商讨聘请其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事宜；积极邀请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担任清华国文系主任；亲自邀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顾毓琇担任工学院院长等。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梅贻琦“有所聘，亦有所不聘”，比如抗战之前某个时期，曾担任清华总务长的人士中有一位是梅贻琦的好友，也是一位很有名望的留学归国人员，当时他向梅贻琦提出能否聘任他担任教授，但是，梅贻琦认为，学校行政人员与教授是不能简单类比的，由于两者司职不同，自然不可混为一谈，便婉拒了这位总务长的要求，气得对方拂袖而去。同时，为了免除教师的后顾之忧，使教师安心于教学工作，高瞻远瞩、不计私利的梅贻琦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大幅度提高了清华大学教师的生活待遇，并制定了相应的教授休假制度和对外访学制度。至1937年，清华大学的教授人数占到教师总人数的一半以上，闻一多、钱穆、冯友兰、陈省身、吴大猷等知识渊博、修养达理的学者都在清华任教，可谓群星璀璨、人才济济。由于采用教授治校，为人师表的教育管理思想，清华师生们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学风较之以前有了大踏步的变革，取得的成就自然也就越来越大，这无疑是梅贻琦民主作风和领导才华的完美展现。

二、学术自由，百花齐放

在中国近代史上，梅贻琦所处的时代可谓是最为艰难曲折的一个阶段了：早期的军阀割据混战导致民不聊生；中期的日寇全面侵略面临生死存亡；后期的国共两党对峙承受战火纷飞。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的一个动荡变革的时代环境中，梅贻琦却以自己的睿智敏锐和坚定执著，谱写了一曲在如今看来堪称奇迹的伟大教育赞歌，成就了清华大学“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校格。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的教育目的归根到底“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因此应当倡导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的教育管理方式[2]83。为了实现这个办学目标，梅贻琦提出了“通才教育”和“人格教育”的核心教育观念。自1933年开始，清华大学便明确规定：大学一年级是不分系的；文、理、法、工学院的学生在入校后一年中都应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与人文等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1941年，在《大学一解》一文中，梅贻琦又深刻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认为大学阶段人才培养的目标主要应当是“通才”而非“专才”，强调学生应当加强各种基础课程的学习，拓宽知识面，以为后期开展“专而深”的研究奠定坚实基础。梅贻琦的这种教育管理思想，与当时社会上风行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严重功利倾向针锋相对，独占鳌头，显示出超人一等的远见卓识。

梅贻琦主张的“通才教育”和“人格教育”核心教育观念的另外一个主旨内涵，便是在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并在多个场合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于“学术自由”的孜孜追求和殷殷向往。在一篇日记中，梅贻琦曾写道：“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其他类似的事例也有许多。比如1933年，自苏联考察回来的冯友兰为清华师生大讲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巨大优越性：“苏俄实为进步之国家。所谓唯物史观，吾等决不应轻视，因有绝对真理存于其中。”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无异于扔下了一枚深水炸弹，非心胸宽广之人决不能容忍。又如对于思想“左”倾的吴晗、闻一多等人在清华校园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的举动，梅贻琦也没有横加干涉，恣意压制，体现出一种宽容自由的治校风范。对于清华学子的成长，梅贻琦曾说：“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做一个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他告诫学生要纠正“只想指挥人做工，而自己不动手”等好高骛远、盛气凌人的风气与态度，认认真真地做人、做事。秉承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的教育管理思想，在梅贻琦担任校长的十余年间，清华大学人才辈出，新星璀璨，譬如文学院的吴晗、钱钟书；物理系的钱三强、钱伟长；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等都成为后期所在研究领域的大师级人物。1941年，清华大学在昆明举办建校三十周年之际，美国一所大学发来的电文颂词称赞说“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对于清华大学在短期之内取得如此的辉煌成就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与赞赏。

三、精兵简政，事半功倍

自担任清华校长之后，梅贻琦果断采取和推行了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简明精干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目的在于确保知识传授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更好地为社会培养出各类优秀人才[3]67。比如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曾经为所统管的国立大学制订了一套详尽的人事编制，但梅贻琦思考后认为这个人事机构体系过于庞大重叠，冗员过多，因而尽管受到国民党的一再催促，他依然没有完全遵照执行，而在抗战结束之时，据统计，全员只有十九人的清华大学教务处，却承担了全校两三千人的教务事项，显示出高超快速的办事效率。对此，一位清华校友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做学生的几乎不感到‘校长’的存在，觉不出他的‘威信’，看上去似乎是‘无为而治’。”梅贻琦采取的这种精兵简政的教育管理体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使得清华大学在洋溢活力的氛围中有序前行，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骄人办学业绩。

参考文献

[1]郑刚.梅贻琦“教授治校”管理思想论析[J].高校教育管理, 2009 (1) .

[2]袁琦.梅贻琦教育思想浅析[J].高教探索, 2002 (4) .

高校校长 篇8

一、 校长推荐制是否加剧教育不公

“校长推荐制”的公平性问题是其成为舆论焦点的根本原因。网络民意调查显示, 公众普遍怀疑“校长推荐制”将加剧教育不公。一是缘于其有可能成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二是因为“校长推荐制”将绝大部分推荐资格赋予都市名校不符合教育机会均等原则。笔者认为, 在目前“校长推荐制”还只是小范围践行的情况下, 公众暂时不必为“校长推荐制”的异化过于担忧。我们不排除某个别中学或中学校长有以权谋私、弄虚作假的可能, 但绝大多数校长应该会看重自己个人声誉和学校声誉。而且, 每个中学推荐的人数毕竟极少, 在实施过程中, 各个中学都采取了集体决策、校长签名、阳光公示的程序。根据北大这两年试点的情况来看, 公众担心的弄虚作假问题目前暂未出现。至于推荐制将绝大部分推荐资格赋予都市名校也属事出有因。如果把诸如校长推荐之类的权力给予那些地处偏远、不那么优质的中学, 则更加不可靠。因为无论是媒体的发达程度、公众监督的力度、吏治的情况, 大部分中国县级行政区域的各种机构都比大城市更加无法让公众放心[1] 。所以推荐名额的城乡均衡分配只是一种理想。

虽然目前来看“校长推荐制”的小范围践行带来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 一项新的政策或改革措施产生的社会影响往往具有滞后性、潜在性, 而且随着政策或措施实施范围和实施力度的加大, 影响也会扩大。我们不仅应看到其当下的问题和影响, 更应预测其将来的问题和影响。“校长推荐制”如果只是涉及北大一校, 涉及几十所重点中学, 我们倒也不必过于惊恐;如果这一被称为“深化改革之举”的新政被广泛采用, 问题便会接踵而至, 其影响将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

其一是形成对教育公平的巨大冲击。可以断言, 由于受争夺优质生源的驱动, 又有国家机器的支持, 其他名校仿效北大做法将不可避免。事实上, 实行“校长推荐制”的一流高校已不止北大一家, 清华大学也在10月推出的2012年自主招生方案中表示将实施“校长推荐”, 全国221所重点高中的校长可以直接向清华选送优才[2] 。随着实行“校长推荐制”的院校增多, 具有推荐资格的中学和推荐人数将大大增加, 民主监督的难度必然相应增加。而为争夺生源, 各校对获推荐学生优惠力度会不断加大, 从北大2012年推荐制的新方案即可看出这一趋势。毫无疑问, 优惠力度的加大会使得权力寻租的空间大大提升。同时, 一流名校不论是出于自觉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 还是顺从民意, 都会将推荐名额逐步部分赋予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中学, 而这些地区的社会监督力度、吏治清廉度则更不尽如人意, 弄虚作假的可能性便会大大加剧。从高校方面来看, 在这样一个物质社会、关系社会, 学生的背景越来越被高校看重, 大学愿意招收“富二代”, “官二代”也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此种情势下, 高校是否会对被荐人学业表现的真实性认真查实堪忧;从中学方面而言, 推荐中弄虚作假仅仅是被取消推荐资格, 校长并不会受到行政处罚, 更不会受到法律制裁, 这不足以保障校方的诚信。校长推荐实质是教师和校长共同推荐, 校长负责。教师和校长非圣贤, 而校长更是上级任命非民主选举产生, 校长和教师抵御人钱请托和人权干预的能力相对较低。可以预见, 中学校长实名也好, 匿名也罢, 其所推荐的学生不可能单单着眼于品质和学业的优异与否, 还得顾及方方面面的关系, 应对头头脑脑的压力。“校长推荐制”的甘露是很难洒到优秀而清贫的学子身上的[3] 。我国历史上的推荐制在实行之初也往往效果不错, 如唐代进士科举允许“公荐”, 即允许人们向主考官推荐优秀人才, 将考试与推荐结合, 以克服一试定去留的局限。此法刚实行时期效果较好, 但时日一长问题便随之而来, “走后门”现象大行其道, “公荐”实际变为“私荐”[4] 。“校长推荐制”即使有“阳光公示”, 恐怕范围广、时日长之后也会流于形式。

其二, “校长推荐制”一旦规模扩大还很可能加剧中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并进而影响初等教育。各名牌高校如若都效仿北大实行推荐制, 指定自身认可的优质中学, 则同一地区原本教育质量不相上下的中学, 在有无推荐资格的差异后差距会扩大。有推荐资格的学校如同得到了“权威认证”, 很可能虹吸其他学校的优质师资, 从而加剧优质教育资源的进一步集中和中学的择校风。现今择校热居高不下, 各级政府都在想办法抑制择校风以消除教育的不均衡, 而“校长推荐制”却实质上拉大学校差距, 加剧教育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当下, 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阶段, 金钱和成绩都成了“择校”的双向标准, 在双向标准下, 非富即贵者成了“择校”的受益者, 无钱无权阶层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几率自然被相对降低。这势必加剧我国基础教育的不均衡不公平, 让交不起巨额择校费的贫家子弟远离具有“校长推荐制”资格的中学, 远离优质教育资源;让权贵或富家子弟优先享有优质教育, 这与教育主管部门宣传的均衡教育简直背道而驰[5] 。

此外, 我们不可不防推荐制可能带来的中学请托之风。

二 、“校长推荐制”是否能有效选拔”特殊”人才

是否应为选拔特殊人才服务是“校长推荐制”的另一争议焦点。有人热捧“校长推荐制”, 原因之一在于认为此举有利于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 发现“偏才”、“怪才”, 是对统一高考的有益补充。不论是统一高考还是“北约”、“华约”联考, 所选拔的都是各科全面发展的“全才”。现有选拔制度下, 钱钟书、季羡林这样的非“全才”是不可能入名校的, 因此, 许多学者和普通民众对推荐制寄予厚望, 认为其价值在于发掘难以在考试中脱颖而出的“另类人才”。北京某重点中学校长此前曾表示, 要推就应该推荐“怪才”, 没有就宁可不推荐。高考的统一性与人才的多样性具有难于调和的矛盾, 统一高考之下, 非各科学业成绩都名列前茅者难于考入一流高等学府。理论上而言, 推荐制正是应该弥补统一考试的缺陷, 成为对缺乏灵活性的高考制度的有益补充, 从“推荐”这一通道中发现和吸纳某些具有特殊禀赋的个体, 为发掘特殊人才服务。然事实却并非如人们所想那般简单。

第一, 偏才、怪才很难制定统一的客观标准, 因而定会带来操作上的系列问题。在民众对社会诚信的普遍质疑下, 推荐偏才、怪才需要非凡的勇气。迫于舆论的压力, 校长推荐制仍只能以考分论英雄[6] 。这两年被推荐的学生无一不是各自学校公认的分数尖子生, 推荐偏才、怪才有实际的操作困难。

第二, “校长推荐制”中对于被推荐者依然有较高的高考分数这一硬性要求, 分数的硬性规定对于严重偏科的偏怪才来说仍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门槛, 使其只能“望分兴叹”。“考分才是硬道理”, “校长推荐制”的最终结果仍只能是“凭分荐人”, 这与高考“凭分取人”功能无异。从我国层层筛选的教育制度本身而言, 非各科成绩都优异的全才难以进入具有推荐资格的“名牌高中”, 只在某一方面造诣非凡的偏怪才在中考中可能就已被淘汰出了精英学校, 难有通过“校长推荐制”被举荐到大学的机会。

第三, 大学的选拔标准带有“指挥棒”性质。如果大学把偏才、怪才作为选拔录取的标准, 那就一定会出现一大批根据这个标准制造出来的偏才、怪才, 出现一大批制造偏才、怪才的培训机构[7] 。强调选拔偏才、怪才有可能造成对基础教育的不利影响。因此, 我们就不难理解北大缘何表示希望招收综合素质全面、学科成绩突出、具备发展潜能的优秀学生, 不鼓励, 至少是不能正面提出招收偏才、怪才了。所以说, 标榜对现行高考制度性突破和尝试的“校长推荐制”依旧难脱“考分大比拼”的窠臼, “另类人才”难于在推荐制中脱颖而出。

三 、我们需要怎样的自主招生改革

作为深化自主招生改革的校长推荐制既不能有效选拔特殊人才, 与高考“凭分取才”的选拔功能相比并无特别之处, 不能在实质上形成对高考选才的有益补充;又极有可能在当前配套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有损于教育公平, 这样的改革举措绝非上策。西方管理学上有所谓漏洞原理, 即如果管理存在制度性漏洞, 事情就一定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这个原理被浙江航模加分事件、重庆高考状元民族身份造假事件等“弄虚作假案”一次又一次地证实[8] 。事实不断证明, 高考制度只要存在弄虚作假的可能, 这种可能性在巨大利益诱惑之下一定会被充分利用。至于用“校长推荐制”来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想法更是存在逻辑上的不合理。诚信体系和推荐制, 谁为谁的条件和前提应该不难区分, 怎可对调?北大对于“校长推荐制”这一并无多大实际改革意义并可能带来教育腐败的新举措乐此不疲的原因很简单, 不过是为了应对清华“五校联考”的权宜之计, 招生抢生源的一大招数罢了[9] 。当然, 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指责高校的掐尖行为, 争夺优质生源是高校的正当权利, 就如同考生有权争夺优质教育资源一样。但是我们更需要既有利于高校选才, 又能真正惠及广大考生, 既能提高效率, 又能兼顾社会公平的改革良策。

高校自主招生是高等教育法赋予高校的正当权利, 但是高校如何自主招生却是一个涉及千万考生利益、涉及高校自身利益和涉及社会公正、社会稳定、舆论向背的复杂问题。从当前的自主招生改革来看, 笔者认为, 高校联考更能体现招生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和对接。类型和层次相同的大学, 由于各自的竞争力相当, 在生源选择方面也表现出较多一致性, 由此, 高校在自主招生中实行结盟联考, 具有合理的现实基础。联考较大程度地提升了招生效率, 同时“凭分取人”又能较有效保障录取的公平公正。

然而我国目前的高校联考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考试没有面向全体学生。高校受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 难以让所有学生都参加联考, 考生竞争机会不均等。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的最起码要求, 我们的自主招生改革应努力着眼于能使所有学生有同等机会参与竞争, 从最初的小范围机会均等到更大范围的机会均等迈进;二是给高校和考生均增添了负担。目前我国还只是部分高校享有有限的自主招生权。政府放权于高校, 所有高校依法自主招生是改革的必然趋势。如果所有自主招生的高校都自己命题组织考试或是高校之间形成联盟进行联考, 不仅对高校自身而言会形成巨大的经济负担, 对成百上千万考生而言更是巨大的身心和经济负担。

要解决以上问题, 笔者认为招考分离, 分类考试是一良好途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10年) 第十二章指出, 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 政府宏观管理, 专业机构组织实施, 学校依法自主招生, 学生多次选择, 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首先, 招考分离, 政府宏观管理, 专业机构组织实施考试, 这不但能减少各高校单独命题或是联合命题的繁重工作和高昂费用, 还能减轻中学和学生为应付各高校不同的要求而带来的繁重的教学和学习任务, 以及应付不同高校“单考”和不同联盟的“联考”而带来的身心和经济负担。考试由专业机构承担有利于保证考试的命题、评分、成绩报告等环节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考试成绩在各高校间可以通用, 考试机构只为高校和考生提供成绩报告, 在高校和考生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 不介入高校招生, 对高校招生的自主权没有影响[10] ;考试由专业机构负责, 面向全国, 任何人都有同等参加考试参与竞争的机会, 这样保证机会公平。其次是要分类考试。实质上, 当前的高校联考就是高水平大学结成各种联盟用高难度高选拔性的试题来挑选生源的考试, 体现的就是一种“分类考试”;考试机构根据不同类别高校的要求设计不同类型和级别的考试, 考生根据自己的各科水平和高校的要求选择考试类型、级别和考试科目, 这样不仅能提高考试的区分度从而提高选才的效率, 也为不同类型的高校选拔到适合自身的生源, 实现“适才选拔”创造条件, 而高校自主招生的侧重点则从各校各自组织考试或联合组织考试上转移到高校依据自身的定位和要求制定明确的录取标准, 本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 依法自主招生和录取上。高校自主招生权主要体现在高校自我制定录取标准而非自行组织考试上。

参考文献

[1]田磊.校长推荐制:能为中国教育带来什么[J].中国青年工作研究, 2009, (1) :60.

[2]高校2012自主招生的“直推”新政遭质疑[EB/OL].http://gaokao.eol.cn, 2011-10-30.

[3]周寿鸿.“校长推荐制”会不会为造假抬轿[EB/OL].大河网, 2009-07-14.

[4]刘海峰, 李兵.中国科举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4:99-100.

[5]周明华.教育部应理性评判北大的“实名推荐”[N].燕赵晚报, 2009-11-19.

[6]伍晓阳, 李江涛, 凌军辉.北大“实名推荐制”给高考改革带来什么?[EB/OL].新华网, 2009-11-26.

[7]赵婀娜.北大首次回应质疑:偏才怪才不应成高招指挥[N].人民日报, 2011-01-24.

[8]赵元和.棒喝:高考改革的关键是杜绝人为不公[N].中国青年报, 2009-11-19.

[9]黄晔, 董进.北大老师:校长推荐制系为提前抢生源对抗清华[N].重庆晨报, 2009-11-27.

高校校长 篇9

《大学》:张校长, 您好!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作为一种学校类型, 您如何理解地方高校的“地方性”?

张焜校长 (以下简称张校长) :虽然不同类型的地方高校有着不同的地方特质, 但地方高校的“地方性”仍然体现着相同的特征, 例如经费来源、学生来源、毕业生流向等, 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学校在人才培养、科技服务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全面服务所处区域的办学定位。

五邑大学近三十年来一直坚持“根植侨乡、服务社会、内外合力、特色发展”的办学理念, 其中“根植侨乡”就是我们学校“地方性”的重要体现。“根植侨乡”, 是指我们学校像一棵树一样, 时刻汲取着侨乡的养分、水分和阳光而茁壮成长, 同时我们也给养育了大树的这片土地遮风挡雨、保水护土, 成为这片土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树与土地的这种关系就是地方高校“地方性”的真实写照。

《大学》:也有观点认为, 不应框限地方高校一定要为地方服务, 它一样也应该并可以为全国服务。您怎么理解地方高校为地方服务的合理性或必要性?

张校长:地方高校的服务对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地方高校的服务能力, 二是社会对地方高校的服务需求。例如说我们五邑大学要想服务北京, 那么就要思考五邑大学可以从哪方面服务北京?北京是否需要我们去服务?也就是说高校不是想去哪里服务就去哪里服务, 而一定要既看自己的能力, 也看是否有需求。

我认为, 就学校归属来看, 地方高校应该首先为所在地方服务。目前我国高校实行三级办学两级管理, 各类院校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按照需求来布点和建设的。那么对于广东省属院校, 当然主要服务广东。像五邑大学这样的地方高校, 是由广东省和江门市共同举办的, 其主要任务就是要为江门及周边地区提供服务, 五邑大学作为一所地方院校, 如果不服务江门及周边地区, 不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那就肯定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就会失去基本的生存环境, 从而失去生命力。

就服务需求而言, 地方高校所在区域的社会发展对高校的服务需求度相对较高, 并愿意寻求更直接更高效的高校为自己服务。比如, 总体来看, 尽管全国很多学校的水平可能比五邑大学高, 但江门市政府和周边企业现在有很多项目首先考虑让五邑大学来做, 原因在于, 第一, 五邑大学的教师对所在区域发展状况最了解, 所以他们做的内容更切合实际需求;第二, 五邑大学的教师作为本地的智力资源, 更安心于身边的研究和开发, 而且政府和企业可以随时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以达成服务的一致性, 这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 而且降低了成本和风险。因此, 地方高校主要为其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既是其责任所在, 也是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所在。

《大学》:当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更加直接表现为“高校为地方服务”的时候, 许多重点大学也在积极参与所在地方经济社会的建设。那么, 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的特色如何与重点大学之间形成区分?

张校长:我认为, 主要体现在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的不同定位。地方高校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 找准自己服务的层次, 根据自身的能力, 主动发现并满足地方的需求。地方高校需要对自己有准确的服务定位, 如果总是去跟清华、北大这样层次的学校去竞争相同的服务, 显然是不现实的。比如就人才培养来说, 与国家重点高校相比较, 地方高校应有体现自身特点的人才培养目标, 不同类型的学校对学生所提出的知识水平要求、能力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地方高校主要是培养应用型人才, 这种应用型人才既有别于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型人才, 也有别于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技能型人才。学校要根据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确定设置哪些专业, 培养多少人才, 培养的人才要具有哪些知识和能力等, 这样才能更好地在“人才服务地方”中显出自己的特色。

所以, 高校服务地方不是泛泛而谈, 而必然是有具体的内涵。五邑大学经过长期的实践, 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服务地方的体系, 即学校成为江门及周边地区人才培养的摇篮、科技研发的基地、政府决策的参谋、文化传承的纽带、联系海内外乡亲的桥梁。我们的人才培养主要是满足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科技开发主要对接珠西地区产业发展。学校要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谋, 目前从科技到经济发展战略规划, 政府的咨询机构都设在我们学校, 学校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学校要成为文化传承的纽带, 联系海内外乡亲的桥梁, 这是因为我们“根植侨乡”而特有的服务职能, 也是我们履行公共外交职责的有效途径。把五邑大学作为凝聚感情团结海外侨胞的基地, 丰富了我们服务地方的内涵, 突显了侨乡高校服务地方的特色。

《大学》:要实现准确的服务定位, 最考验地方高校的是什么?

张校长:要实现准确的服务定位, 最考验地方高校的是能否对地方发展的需求以及自身的服务能力有清晰的认识。高校首先需要了解所在区域的社会发展进程和产业发展布局, 以及对人才及科技研发的需求。同时要清楚自己能够提供什么服务。如果地方有需求, 但是学校没有能力去做;或者学校有能力去做, 但是地方没有需求, 这两种情况下高校都不能为地方形成有效的服务。

五邑大学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年) 》、《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的要求, 通过对珠江三角洲, 尤其是江门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分析, 特别是对区域内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人才和科技服务的需求进行了充分调研, 并邀请有关专家和企业家进行研讨, 反复凝练,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确定了学校的服务定位以及“人才培养的摇篮, 科技研发的基地, 政府决策的参谋, 文化传承的纽带, 联系海内外乡亲的桥梁”的服务内涵, 较好地履行了学校服务地方的职责, 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认同和支持。

●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不是对立体而是统一体。作为一所教学型的地方高校, 我们一直积极引导教师潜心投入本科教学工作, 我们不但要求教师开展科研工作, 同时更强调科研服务于教学。地方高校的专业教学应该突出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路径特色和培养机制特色。地方高校必须充分利用地方支柱产业的资源, 实行产学合作, 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 着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地方高校的水平高低是相对的, 其水平高低, 应该看学校的目标定位是不是能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 能不能获得地方各行各业的普遍认同。目前地方高校专业设置中的最大问题是与研究型大学雷同问题。但这个“雷同”如果是名称的相同是不要紧的, 最可怕的是专业内容和标准的雷同。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任务的地方高校更应重视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 突显“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特色。只要有明确的培养目标、系统的顶层设计、详细可操作的培养方案和管理办法, 并且与企业和行业有充分的沟通和互相理解, 就一定不会出现所谓的“职业训练场陷阱”。

《大学》:应该说, 专业建设是地方高校, 尤其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地方高校的办学核心。这是否意味着地方高校及其教师可以专注于专业教学而淡化科研?

张校长:我不这样认为。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不是对立体而是统一体。开展科研工作是高校教师的基本工作要求, 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如果一名高校教师没有基本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他如何能够胜任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的职责呢?开展科研工作更是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的根本保证。试想如果一个大学教师一辈子都不搞科研, 怎么能够获得新的知识?又怎么给学生传递新的知识?如果我们的老师不做研究, 缺乏新的理念、新的知识、新的技术, 又如何能让学生掌握现代企业所需要的先进的管理理念、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工艺?又怎样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要求呢?另外, 开展科研工作也是教师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 当教师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或者成为人才培养的有效内容时, 教师自身的社会价值将会得到更显著的体现。不管在什么类型的高校里, 如果一个专业教师不搞科研, 天天就抱着一本书上课, 那么他的课也不会受学生欢迎。因此, 科研与专业建设包括专业教学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互促进的。我们了解到, 一般科研搞得好的教师, 课也会讲得很生动, 会很受学生的欢迎。

《大学》:地方高校强调科研, 是否会导致与综合性大学趋同的倾向?

张校长:事实上这取决于学校对教师科研工作的引导。作为一所教学型的地方高校, 我们一直积极引导教师潜心投入本科教学工作, 每年拨出专款资助教师进行教学研究与改革, 要求教师全面参与专业和课程建设, 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学校实验室建设工作。我们在引导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同时, 还要求教师坚持把科研资源向本科生开放, 利用科研实验室组织学生进行专业实验和参加各类科技竞赛;吸引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就是说, 我们要求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同时, 更强调科研服务于教学。

为了引导青年教师开展科研工作, 我们学校设立了青年基金, 而且支持力度相当大, 甚至超过了省基金的力度。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要求, 就是研究成果必须要在专业教学里面得到体现, 也就是说要把研究成果转化成教学内容作为课题验收的必要条件之一, 同时还要求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参与其中, 结题验收时, 评价研究成果要体现在教学过程中的贡献度。另外, 我们还在学校的权限范围内, 通过职称晋升、岗位聘任等措施, 鼓励教师通过科研活动推动人才培养工作, 促进学生的成长。其中一个评价指标就是, 凡结合科研工作指导学生获得过“挑战杯”比赛或得过其他学科竞赛奖的老师, 可以优先获得聘任到高一级岗位的机会。这些举措充分体现出教学型大学“科研服务教学”的特色。

《大学》:当要求科研与教学紧密联系时, 地方高校的专业教学又应突出怎样的特色?

张校长:地方高校的专业教学应该突出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路径特色和培养机制特色。路径特色主要要体现在课程结构和教学方法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学生在学校的各类活动能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开展, 能充分利用地方资源特别是企业行业的优质资源作为人才培养支撑和质量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才培养机制特色充分体现在与地方企业和行业协同培养人才, 特别是引入协同培养机制,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采取校企合作协同培养方式, 与企业行业进行深度合作, 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突破口, 全面提高地方高校学生的培养质量。五邑大学在制订定人才培养方案时, 提出了“四个相符”的原则:一是人才培养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相符;二是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培养目标相符;三是知识、能力、素质体系与人才培养目标相符;四是课程体系与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相符。这样才能从培养内容和方法上体现出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中全面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特色。同时, 五邑大学充分利用地方丰富的社会资源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为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对侨乡文化的传承, 学校建立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实践基地, 实践“侨乡文化育人”的理念, 通过江门华侨博物馆、开平碉楼、陈白沙纪念馆、梁启超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学基地, 引导学生认识社会、关心社会和服务社会, 做到“系侨情、学侨史、知侨心、懂侨务、建侨乡”。通过这种教育, 将侨乡优秀文化植入学生思想中, 充分体现了“侨乡文化育人”的作用。

在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的改革中, 学校积极探索与企业和行业协同培养人才的模式, 推行“双主体”人才培养, 吸引企业行业参与到学校人才培养当中。如工程教育强调以产业为背景, 通过与龙头企业进行深度合作, 充分发挥企业在学生培养方面的“主体”地位。五邑大学正在探索一套具有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的人才培养机制。

《大学》:与企业紧密联合的开放式办学过程中, 大学如何避免“职业训练场陷阱”?

张校长:为了解决目前高校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脱节的问题, 真正培养出适应社会要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地方大学必须充分利用地方支柱产业的资源, 实行产学合作, 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 着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五邑大学通过与地方支柱产业合作组建“综合实验班”, 利用支柱产业的实践条件以及丰富的产业知识和经验, 让学生在产业背景下进行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 使知识学习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加强了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真正实现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使学生培养与社会需求实现“无缝”对接。

为了实现人才培养的协同培养, 我们依托地方支柱产业中的龙头企业来具体实施。这些企业具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一流的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代表着目前行业的发展方向。我校按照“走出去, 请进来”的模式, 学校与企业共同制订综合实验班培养方案, 共同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核与评价方案, 并共同组织实施。充分利用这些龙头企业的各种资源进行人才培养。“走出去”就是让青年教师到企业学习, 把学生送到企业联合培养;“请进来”就是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承担课程教学任务和企业学习指导任务, 并和校内教师一起共同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学生通过在这些企业学习, 在学习知识和培养综合实践能力的同时, 还能全面了解这一行业的设备、技术、管理、营销等情况和行业发展趋势, 加强对行业的深入了解, 为就业做好充分的准备。

作为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和目标的本科院校, 地方高校培养的是“技术性”人才。这里有几个概念要澄清一下, 第一, 所谓的“职场训练”, 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不能把职场训练看成简单的技能训练;第二, 培养应用型人才不等于培养技术工人;第三, 要正确认识实践教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要科学设计实践教育环节。整个实践环节要按照高校教育和学习规律来设计, 比如在我校开设的综合实验班就有以下特点:第一, 目标是以产业为载体, 依托相应产业的龙头企业, 培养学生应用本专业知识、多学科知识、交叉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有效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并提高其综合素质。第二, 有针对性地在企业学习, 依托龙头企业这个学习平台, 学生的知识学习更贴近生产实际, 实效性更强, 知识的掌握更加牢固, 学习的积极性也更高。第三, 采用项目化学习, 依托一个行业学习、实践, 掌握了所学专业的知识, 具备了所学专业的实践能力和素质, 触类旁通, 在其他行业也能做好本专业工作。第四, 学生对地方支柱产业的发展与技术要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将更加有利于他们今后的工作。

因此, 只要有明确的培养目标, 系统的顶层设计, 详细可操作的培养方案和管理办法, 并且与企业和行业有充分的沟通和互相理解, 就一定不会出现所谓的“职业训练场陷阱”。

《大学》:您认为当前地方高校存在低水平重复办学问题吗?您如何看待?

张校长:首先, 地方高校办学水平的高低是怎么衡量出来的,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说用同“985”“211”高校一样的标准或者省属重点大学的标准去衡量它, 看它有多少科研经费, 有多少知名教授和多少高水平科研成果, 那么地方高校的水平可能真是“低下”, 因为毕竟办学时间很短, 基础薄, 力量弱。但是, 我们不能用一个巨人的高度衡量一个新生婴儿。事实上, 我觉得大多地方高校对地方发展的贡献还是得到了地方认可的。像五邑大学虽然建校只有二十八年, 但对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得到了高度认同。例如, 在“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8年中, 我校张国雄教授作为首席专家带领专家组在申遗的方向确定、1, 800座碉楼资料挖掘整理、文本撰写翻译、保护利用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为2007年成功获得广东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做出杰出贡献。碉楼申遗的成功使侨乡的文化资源转化成为文化生产力, 侨乡旅游业显著发展, 出现了“广东旅游看碉楼”的现象, 2011年旅游人数达到436万人次, 旅游收入27亿元, 江门市的知名度得到大幅提升。2002年, 张国雄教授领衔的团队积极投入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的项目策划等方面工作, 历经9年建成了目前国内馆藏华侨文物最多、展示面积最大、展示手段最丰富的华侨华人博物馆, 被刘云山同志誉为国内同类博物馆最好的一座。以张国雄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团队2008年又承担了国家档案局“侨批档案”世界记忆遗产的申报任务, 收集16万件侨批, 收集数量为国际移民同类文献第一;2011年该项目被列入亚太记忆名录, 2012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该项目2013年6月在韩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审定为世界记忆文化遗产。可以说, 学校侨乡文化研究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因此, 地方高校的水平高低是相对的, 其水平高低, 应该看学校的目标定位是不是能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 能不能获得地方各行各业的普遍认同。

一所地方学校只要确定了自己的层次、功能和定位, 只要定的发展目标适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获得了社会的认同, 就可以说达到了应有的水平。国家也一再强调高校的分类指导和建设, 要求地方高校要有自己的目标定位, 按照既定的目标定位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争当一流。事实上, 不同类型的院校各安其位, 各司其职, 各显特色, 这样就能避免所谓的重复建设, 高校的发展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大学》:地方高校要打破对综合性发展路径的依赖, 必须解决好两个始终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一是专业设置, 二是实践教学。您怎么看?

张校长:是的, 目前地方高校, 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参照体系, 总是习惯于按照传统的参照体系来建设和比较, 没有结合自身发展目标和定位进行专业建设的思考和实践。目前地方高校专业设置中的最大问题是与研究型大学雷同问题。但这个“雷同”如果是名称的相同是不要紧的, 最可怕的是专业内容和标准的雷同。

人才培养的实践性不足问题不仅地方高校存在, 重点大学其实也存在。事实上, 有些学校的实践教育内容没有落到实处, 没有让学生真正得到实践能力的培养。与研究型大学一样, 地方高校历来重视知识的学习, 课程体系构建得相对较好, 课程数量也较充足, 但是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并没有真正落实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实践教育要提高的是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而不只是单纯的专业实践能力, 或者动手能力, 它应包括学生的基本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职业发展学习能力等。而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就要有系统的实践教育内容设计和完善的实践教育条件, 包括校内外的实践教育设施, 一批经验丰富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任务的地方高校更应重视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 突显“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特色。

●国际化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举措, 与学校的“地方性”并不矛盾。不同类型学校的国际化道路是不一样的。今天地方高校的发展最缺的是理念, 特别是人才培养理念, 从培养目标、质量标准, 到培养过程、教学方法等等, 都需要改进。地方高校要追求办地方高校中的一流大学, 要在地方高校所属的这个层次、定位里办出一流, 而不是去与清华、北大甚至斯坦福、哈佛等争一流。

《大学》:当我们强调地方高校的地方性特色时, 您认为还需要重视它的国际化发展吗?

张校长:非常需要。国际化与地方高校自身定位不是矛盾的。国际化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举措, 与学校的“地方性”并不矛盾。让我们的学生走出国门, 同时, 吸引更多国外的学生来校学习交流, 汲取更多国外先进的教育经验, 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国际化是高校发展的要求, 不应受学校类型的限制, 不是说地方高校就不应该去进行国际交流。

但是, 不同类型学校的国际化道路是不一样的。比如, 研究型大学与国外大学的合作主要是开展高水平的科研, 培养高端人才, 而我们可能更加关注如何接受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 如何通过交换学生、出国访问等途径引进多元文化, 以更好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再比如, 重点大学可能会去找诸如哈佛、斯坦福之类的顶尖大学合作, 而我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定位和需求, 去与加州州立大学这类学校建立合作。

《大学》:地方高校走国际化道路有哪些难度?

张校长:难度很大。第一, 我们的基础相对较差, 资源相对短缺。比如现在要跟国外高校合作培养交换生, 对方的学生来了以后, 我们有多少课程是英语授课的?我们能提供什么教育条件呢?这都是我们要解决的困难。第二, 由于地方大学一般知名度比较低, 所以需要花更大的力气和更多的时间, 去获得国外学校的认可, 并使他们愿意跟我们交流与合作, 去实现我们的国际化目标。第三, 我们经费有限, 还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持。

《大学》:除了客观因素之外, 您觉得今天地方高校的发展最缺什么?

张校长:我认为最缺理念。特别是人才培养理念, 从培养目标、质量标准, 到培养过程、教学方法等等, 都需要改进。我一直认为对地方高校的发展, 理念比经费重要。

比如, 在教学上, 目前我们的教学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 教师教什么, 学生就学什么。这种理念事实上还支配着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师。我们现在还是以知识学习为中心, 能力的培养被弱化到很低的水平。如何转变方法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引导学生进行知识体系的自我构建, 引导教师把学生能力培养作为第一要务, 这都需要我们从理念上进行转变。

《大学》:作为地方高校的校长, 您觉得地方高校的发展最需要怎样的支持?

张校长:第一, 我们希望能够严格落实《高等教育法》, 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来办学。第二, 我们还迫切希望得到经费方面的支持, 我们希望地方高校能够得到比重点发展的高校更加多的经费投入。第三, 我们希望国家能真正实现高校的分类建设、分类指导, 以及资源分类分配, 从政策和资源分配上鼓励地方高校特色发展。

《大学》:面对追求一流大学的热潮, 您认为, 地方高校是不是也应树立这样的办学目标?

张校长:地方高校要追求办地方高校中的一流大学, 要在地方高校所属的这个层次、定位里办出一流, 而不是去与清华、北大甚至斯坦福、哈佛等争一流。地方高校需要根据自己的发展历史、办学基础和现有资源, 确定自己的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 争取成为同类院校中的一流大学。自中世纪现代意义的大学产生以来, 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 清华、北大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大部分地方高校一般也就是二、三十年的历史, 甚至更年轻。和国内百年老校相比我们就是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人, 和世界上八九百年的大学相比就更相当于初生的婴儿, 我们既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辉煌业绩, 也可能没有什么影响长远发展的重大失误。没有骄人的业绩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践和创造;虽存在不足但只要能正确面对, 我们仍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改进。只要不断剖析自己、认识自己、改进自己、提高自己, 坚持自己的目标和定位, 我们就一定会让自己的业绩越来越炫目, 就会成长得越来越成熟。办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只要不断总结经验, 厘清思路, 正确把握方向, 当我们步入百年老校行列时, 我们同样也能向世人展示我们骄人的业绩。

高校校长 篇10

《大学》:顾校长, 您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纲要》) 提出逐步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 从征求上来的意见来看, 出现了不完全赞成的观点, 您如何看待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与行政化管理模式之间的关系?

顾海良校长 (以下简称顾校长) :当前我国大学行政化倾向或“官本位”现象确实具有一定普遍性, 但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探本溯源, 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成因, 我们要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等大背景中审视这个问题。事实上, 所谓取消行政级别, 并不是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全部内容。我国高校行政化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从整体而言, 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混同, 甚至是用行政权力替代或削弱学术权力;二是从个体而言, 体现不出教授在治学方面的权力, 用校长的行政权力代替教授的学术权力。因此, 我所理解的“去行政化”不仅仅是“去行政级别”, 而是包含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高校不允许用行政权力代替和削弱学术权力;第二种含义是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应以学术委员会为主, 以学术权力为主。武汉大学就是依循这样的“去行政化”含义来进行学术资源配置的, 不允许相应的行政权力包揽配置所有的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在武汉大学, 校一级设学术委员会, 院一级设教授委员会, 所有学术事务包括课程设置、专业等, 都是经由院里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校的学术委员会通过的。校长不能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院长也不能担任院教授委员会主任。这里的关键是行政权力应该给学术权力以空间。

《大学》:那么, 要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 您认为, 行政权力的空间应该怎样自守?

顾校长:就像当初我们讲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一样, 我们现在要讲学校必须有行政管理, 但不能行政化。行政管理以及由此在大学存在的行政权力是有合法性的, 这是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转变所自然赋予的。古典大学时期教授治校的传统是无法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的。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转到大众化阶段, 这给高校行政管理带来了新的要求, 要求高校行政与大众化高等教育相适应, 高校治理结构中的行政力量必然会加大。因此, 我们不能拿精英教育的尺子来衡量大众化教育。

我们现在容易把教授治学、教授治校和教授治教混为一谈, 我坚持的是教授治学。教授治教在古典大学时期是可行的, 那时候, 校和学是不分的, 校就是学, 学就是校。最近看到《21世纪的大学》这本书, 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进入大众化的教育阶段, 学校结构的复杂化, 成为学校和社会共同的研修所。”作者把这看成是学校结构的复杂化, 按我们所讲的就包括产学研, 学校结构日益复杂化, 已经不是单凭教授力量就可以治理的了。所以我不赞成回到精英时期, 实行教授治校。我们看到, 在国外大学进入普及化阶段后, 行政的力量是在逐步加强的, 比如很多学校的校务委员会加入了官员、校友和校外人士, 不像以前的校务委员会只是教授和学生。因此, 大学中应该有专职的管理人员, 他们是行政人员, 履行在学校发展中的行政管理职能。

我的观点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 我认为除了去掉行政化的弊端, 还要让学校有专业化的管理人员, 包括校长的职业化。“去行政化”首先要求有职业化的校长和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 这样的校长和行政管理人员才能正确理解大学行政权力的边界。但问题是现在的中国校长或党委书记似乎谁都能当。没有经过程序化的训练, 没有经过专业的职业培训, 校长角色是很难胜任的。所以, 去行政化的关键不是校长的级别问题, 或校长是不是应该由行政官员来担任的问题。相反, 西方有不少大学的校长, 包括一流大学的校长倒是由行政官员来担任的, 不过都是由校长遴选委员会进行过相应评价的。比如,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萨默斯就是美国前财政部长, 有过行政管理的经历。因此, 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管理和行政官员。

《大学》:现在许多大学的行政领导同时也是教授, 有人认为这似乎也可以看做是“教授治学”。您认为, 《纲要》所倡导的“教授治学”应该是什么指向呢?

顾校长:大学需要教育家来治理, 也需要有教育思想的行政管理者, 包括大学校长。这里的教育思想不是一种单纯的学科思想或学科思维。如果校长更多运用学科专业理念来治校, 是肯定干不好的。比如校长是物理学家出身, 就用物理学的思维来治理学校, 用学科思维取代教育思维, 那学校的管理就会出现偏向, 是不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有时, 我们会在大学校长们论及学校治理时发现这种学科思维治校的情况。所以, 我们的尴尬是, 一方面缺乏教授治学, 另一方面教授又缺乏专业的管理支持, 或者说专职管理人员的支持。

我以为, 教授治学是学校学术资源配置的最本质依据, 是大学提高管理水平和学术质量、回归学术本位的根本, 学术委员会是教授治学的核心机构, 负责研究处理学校的学术事务。例如, 国家拨付到大学的经费应该如何配置, 它们在学科之间的分配应该如何?哪些学科是学校的重点发展学科或应予扶持的新兴学科, 等等, 都应该由学术委员会来决定。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的教授们, 熟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 对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有着较为深刻的、深邃的理解, 这是他们参与学校管理的突出优势和重要基础。尽管学术委员会的人都是有学科背景的, 但也会存在前面我们说到的学科思维, 也可能会为自己的学科争取更多利益。但是它毕竟是由众多学者聚集而成的学校的最高学术机构, 也就更容易从学科发展、学术发展、学校发展的整体利益全面考虑学术资源的整体配置。

校长治校需要把学校的行政资源配置好, 教授治学需要把学术的学校资源配置好。我认为, 其间的关键还不在于各自的担当者是否是教授或是行政领导, 行政领导与学者之间并不一定是决然分离的, 两者身份的合一并不一定就是必须, 但也不一定就是不能, 而在于这个担当主体的首要身份确认。目前而言, 我是学者, 但我更是校长。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大学教师, 我是以教师的资格和资历领导武汉大学的。所以, 我反复强调, 教授治学重在“五学”, 即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和学生等方面, 与行政职权是不一样的。

《大学》:在论及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张扬学术权力的时候, 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反对教授当官, 反对官员进入学术组织。您对此如何评价?

顾校长:网上曾经有个例子, 就是深圳好多教授去争处长职位。我觉得教授有这个意愿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如果教授认为自己的学术水平、专业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 希望用自己的专业付诸于实践, 甚至希望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我是比较理解和支持的。例如, 政府管理或公共管理专业的教授, 到企业、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两三年再回来工作, 再从事教学和科研都有很大的提高。国外相似的情况很多, 教授去当官, 然后再回来从事教学。比如哈佛大学就同意教授两年不在校, 去从事管理工作。如果两年后不回来, 教授职位就取消了。有的学术工作接触社会是有益的, 但有的人抱着趋利的态度去当官, 当官就是为了额外的利益, 这是需要抵制的。我赞成有些从事管理学研究、法学研究的人, 到实践中去。比如法学院的副教授到检察院、法院工作两年, 如果回来做教学科研也非常好, 如果不愿意返回来也可以, 只是必须建立妥当的选择机制。

《大学》:一些学校学术委员会不让校长或者院长进入或担当职务, 但校长或者院长本身也是教授, 这会不会剥夺他们的学术发展机会和专业发展权利呢?

顾校长:我们大学学院里教授委员会是最高学术权力机构, 院长不担任教授委员会的主任, 但可以作为委员。院长本身是对行政事务负责, 负责执行教授委员会的资源配置方案。而且院长也是学者, 对学院的学科、学术资源的更好配置是有经验的, 必须是教授担任院长。不过, 为了避免院长的学科思维和倾向, 必须通过教授委员会来配置资源, 以防止院长按照优先自己的专业来配置资源。教授有权制止院长按照行政资源进行学术资源配置。院长的主要角色是全权负责行政工作, 因为行政工作中包含着学术的内涵。方案由教授委员会来做, 院长有责任把方案执行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可以由院长提供方案, 然后经教授委员会来讨论决定。例如, 如果院长的研究方向不是学科主流方向, 也可以由教授委员会提出方案, 让党政联席会议来讨论通过资源配置方案。方式可以多样化, 涉及到权力制衡和资源配置的内核也是一种治理的方式。现代高校中主要矛盾就是学术和行政的矛盾, 校长过多地介入和包揽了学术权力。譬如校长整合学校资源争取院士, 获取科研经费, 利用校长职务帮助其所在学科点争取科研经费, 甚至是牺牲学校的部分利益, 等等。当了校长和书记, 理论上学术产出应该是递减的而不是递增的。但是我们的校长和书记还有行政官员, 学术产出递增, 这是不正常的。通过去行政化的思考可以看到, 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重点和答案会不一样。例如, 书记也许较少去谈学术自由。我在当书记的时候谈学术自由, 但做了校长后反而很少谈。不能造成向党委要权的感觉。

《大学》:您曾经提出“党委的政治领导、校长的行政管理和教授的学术权威组成高校的管理体制结构”, 能再给我们详细解答一下这种“三足鼎立”的内部管理体制吗?

顾校长:《高等教育法》规定, 校长是学校法定代表人和行政主要负责人, 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所以, 校长用的是职权, 党委是职责, 这是非常严格的。但他们都不应具有学术资源配置权, 只有学术委员会有权对学术资源进行配置。那么我们现在讲教授治学的主体是教授, 是以教授为主体行使学术权力并对学校学术资源进行配置和使用。校长尽管也担任教授, 但校长的职权不是配置学术资源, 而是用行政资源去监督学术资源配置是否合理, 并用行政权力去执行配置方案。例如, 学术委员会配置给物理系“985”经费, 校长 (院长) 要用行政权力去保障其执行到位。

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 讨论决定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党委要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 相当于董事会。但是大学和公司不一样的地方是, 公司总经理是不参与董事会的, 而校长是要参与党委常委会决策的, 而且还是决策的主要人物。因此, 校长既是决策者也是具体的执行者, 但是决策的时候为了保障决策的公平, 独立于校长之外的党委书记作为决策机构的负责人, 要善于协调自身与校长的关系, 促进党委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书记并不是校长之上的“一把手”, 书记是对党委常委会负责。我在武汉大学当书记的时候和校长公开说过三点:第一, 不召开校长不能参加的党委会常委会;第二, 校长不同意的干部人选不上党委会常委会;第三, 不批预算外的任何一分钱。我们现在有些书记总是干预学校的行政, 校长不同意的处级干部也可以上会讨论。《高等教育法》赋予校长以推荐权, 包括根据有关规定和程序推荐副校长, 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 拟订学校章程草案, 对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年度经费预算等行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工作意见和方案, 经党委会集体讨论通过后组织实施。

《大学》:如果要建立“高校理事会或董事会”, 其间的各种关系该怎样处理?我们提出的理事会或董事会似乎不同于国外的董事会, 您认为它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吗?

顾校长:现在所说的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和现行制度到底怎么匹配, 是不是理事会或理事会相当于捐款出资人, 是否包括政府、其他出资方等, 目前说得并不清楚。一般来讲, 理事会主要是检查经费使用的规范性、投入产出的合理性等问题, 不应干涉学校的政务。

我们可以从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萨默斯干预学校典礼官的事例, 看到美国大学董事会的力量, 以及董事会、校长、教授之间的力量博弈。当时, 哈佛大学的老典礼官执意安排一个阿拉伯裔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讲话, 这让萨默斯很不高兴, 认为这会得罪公众, 尤其是“911”之后大家对阿拉伯伊斯兰裔的人怀有敌意, 他还劝老典礼官提前退休, 从而构成董事会对萨默斯的不满, 最后导致萨默斯被迫辞职。萨默斯的被罢免体现了哈佛大学董事会的力量, 罢免他的依据就是校长的行政权力过分扩张。萨默斯超越了校长的权力, 既用行政力量干预院长的管理, 而且还过分干涉学术权力, 不相信学术委员会的判断和能力, 教授们不答应了。教授、院长利用自己的影响对董事会施加压力, 最后使萨默斯不得不辞职。哈佛校长的权力很大, 但是这个权力不能触碰的是哈佛“学术权力至上”的传统, 这是哈佛人引以为自豪的东西。

《大学》:当前人们对行政化和学术自由之间是否存在误读?在高校管理中时常会遇到一些疑惑或矛盾, 比如, 行政部门会对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做出一些硬性规定, 包括研究生要发表多少文章才能毕业等, 这是不是行政干预学术的一种表现?

顾校长:这是对学术自由的一种误解。要达到学术自由必须进行学术训练。学术训练就需要学术规范以及从事学术的要求, 包括以行政规定方式施行的要求。我讲的学术自由, 包括三点:其一, 学者要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独立研究的成果。学术自由不是胡言乱语。我们现在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学者能对任何他懂或不懂的问题发表观点, 我想这不是学术自由的表现。学术自由就是要阐明自己深入研究的学术观点。其二, 学术自由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譬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有着重大而显著的社会性、历史性。所以, 学术自由表现为一种社会责任。学术观点的宣扬不仅是个人研究的结果, 而且要能够直面社会, 能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引领社会的进步, 引导社会文明的发展。能达到这种要求的学术自由表达就是有意义的, 不能达到或起到相反的作用的话, 这种学术自由的表达就是没有意义的。其三, 学术自由也是学术尊重的集中体现。尊重学者、尊重学术是学术自由的一种境界。学术自由不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学术自由也不是违反学术道德, 或者出现学术的失败、学术道德的败坏。学术自由是尊重学者、尊重学术的一种体现或者一种结果, 这种结果不是指本人, 而是所有的同行学者和不同行学者。尊重学术, 不仅是自己的学术, 而且包括所有同行和所有科学研究的学术。

要达到这样的学术自由必须经过科学的训练。科学而规范的训练是学术能力培养的过程, 作为一定时段内实施的大学教育, 自然会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一定要求的科研水平, 形成一定要求的学术研究能力。对诸如毕业论文之类的“行政”要求, 是为了保障学术能力的训练及其训练的合格标准。只不过我们的问题是在保障学术研究的规定上过于行政化了, 甚至用简单统一的标准去要求所有学科。比如历史学教授反对过早使用孤立的文献发表成果, 认为学生毕业不需要发多少论文, 能把古典文献读懂才是最重要的。不能读懂、考辨史料, 发文章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学生在读《四库全书》之类的古籍时有新发现就很了不起了。因此, 现在我们要反对的是把普遍的学术规则以及由此形成的行政手段力量与要求用到所有学科, 反对将一条标准用于所有学科。比如从事政治学研究, 可能大家认为2篇论文是不够的, 3篇才够;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文献资料不是很多的, 需要对现实问题做出回答;研究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 就得深入到基层去, 写3~5篇调查报告。如果要求我们中国所有的博士生都发文章, 那所有的杂志都不够用, 甚至会出现很多增刊、套刊, 乃至造假现象等。杂志违反规定办刊, 学生也是急功近利。因此, 必须根据学科的特征制定学术规范, 根据诚实的学术探讨以及培养过程的要求来回应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的确是存在学科差异的。中国大学历来缺少近现代科学的训练和规范。旧中国大学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 甚至更窄一点的话主要是人文学科, 而社会科学沿用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式, 所以非常自由, 只要读书著述就可以了。武汉大学曾经对解放前的数百名学者进行过研究, 发现主要是以人文学科背景为主, 后来加入了少量的社科学者, 主要是国外回来的法学、经济学学者, 解放后理工科才逐渐发展起来。我们讲与国际学术接轨, 关键就是和国际上科学的研究规范接轨, 与西方的科学研究规范接轨。但是, 在中国, 科学一词本身歧义丛生, 国外学者就不理解。这里的“科学”指的是符合真理的正确的发展, 但不是西方人所讲的科学的涵义。

《大学》:学术要求自然要体现学科特色, 但不同学科在学校的发展状况不同, 且又与学校发展和教育部对学校的定位和管理有关, 这之间出现矛盾时该如何处理?

顾校长:现在这个矛盾确实比较大。一方面在学校内部管理层次上, “985”“211”大学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主要以重点学科为主, 很难把许多新兴交叉学科放进去。比如物理和化学可以交叉, 物理和数学也可以交叉, 甚至物理和历史也可以交叉。于是有人提出不能根据学术力量来进行学科资源的配置, 而要依靠一定的行政力量。另一方面在政府管理学校这个层次上, 行政干预学术的现象确实存在, 也会影响到学校对本校学科发展的规划。例如, 通过学术委员会确定的、体现学校发展规划的优势学科平台申请, 报到教育部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因为教育部要统筹考虑。以前有过先例, 南方某大学要成立中美研究中心, 后来另一所大学也要申报中美研究中心, 报到上级主管部门, 一纸批文下来说是重复建设。同样, 同样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只能设置一个, “985”三期也是把各大学的方案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最后行政拍板。这种审批、规定和定夺有行政干预学术之嫌。因为, 以不同的视角研究同一个问题是学术争鸣的需要, 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去做科研, 不一样的团队研究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行政资源的制约在根本上就是如何将学术资源真正让学术委员会来规划与配置, 这也是我们上面讲到的不要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揉在一起。比如, “985”大学和“211”大学的资金下来后, 应该由学校自己的学术委员会来负责分配资源, 由学者来决定资金如何分配, 最后以备案的性质上报就可以了。还是那句话, “去行政化”就是要去掉包办、代替和削弱学术权力的趋势。

《大学》:人们总是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作为一对矛盾体来看待, 您认为我国高校学术权力的正常发挥除了面临行政权力过大的问题, 还面临着其他什么问题吗?

顾校长:那就是政治权力不能干预学术权力, 不要动辄把一些学术研究定性为政治问题, 那会使得学术无法进行。在武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在敏感的问题上首先是定性为学术问题, 而不着急归为政治问题。学术探讨在自然科学范围内的, 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但在人文科学领域内的可能是没有办法验证的, 但也不能轻易做出政治判断。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可能在过去认为是错误的, 后来却发现是正确的。比如, 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市场经济会被认定为是方向错误问题, 但90年代后大家发现这类研究是正确的, 是需要的。自然科学研究失败了大家是认可的, 甚至是赞扬的, 称这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但人文科学研究失败了似乎就意味着研究者本人思想有问题、政治立场有问题, 整个人也有问题。比如, 把资产阶级自由化与个人学术观点联系起来。所以, 政治权力要给予学者较大的学术自由空间。《纲要》提出的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是需要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力来共同维护的。

《大学》:在大学提倡教授治学、弘扬学术权力的改革中, 您认为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行政人员、行政管理、行政权力的存在?

顾校长:首先, 高校需要行政管理, 需要大学校长以及行政管理层合理运行行政权力。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不能要么太功利主义, 要么太理性主义。当我们说教育不能产业化时, 并不能推而广之认为教育不是产业 (我个人认为教育是产业) 。教育虽然不能行政化, 但是仍然需要行政管理。所以, 行政级别有没有不是关键, 作为校长本人是无所谓的, 但下面的行政人员必须按照行政官员的序列走, 否则他们就无所适从, 都给他们教授 (专业技术) 职称是不可能的。所以, “去行政化”显然不是去掉行政管理、去掉行政人员, 而是去掉两种权力的混同和资源配置的行政化。

其次, 学校的行政管理不应该沿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可以是项目负责人或者像西方大学的秘书等方式实施扁平化管理, 不一定是处长和科长序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规模和我们武汉大学差不多, 他们6万多学生, 但行政人员规模比我们多很多。他们的就业办公室就六十多个人, 而我们只有十多个人。他们的心理咨询中心大概八十多个人, 而我们专职的仅仅几个人。他们这些都是专职行政人员, 而不是教师。

其三, 从事学生思想工作的行政人员不能被边缘化。比如辅导员队伍主要赋予的是政治任务, 主要负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而没有把他们变成学生事务管理的专门工作人员。我们提出使辅导员变成学生事务管理的干部, 通过事务管理, 提高学生思想素质。不能孤立地看待辅导员队伍, 而导致其自我的边缘化。因此, 在武汉大学, 在新生入学教育、就业指导、实习等环节, 都尽力融入辅导员的工作, 使辅导员的工作变成了学生事务管理, 使学校的学生事务工作围绕学术和学生教育进行。

总之, 行政化的内涵必须讲清楚, 就如同教育产业化一样, 高等教育是产业, 是第四产业, 这是国际上都认同的, 但产业不能商业化, 不能市场化。同样道理, 我们不能把去行政化和去行政管理混为一谈。实际上, 大家反感的是行政权力湮没了学术权力、教授治学被削弱的现象, 想消除的是高校管理中的行政化弊端, 反对的是把机关的管理简单、完全地移植到以学术研究、教学科研为主导的高等学校内部。行政管理与教授治学、学术自由是不矛盾的, 关键是要让出足够的空间让学者进行自由的研究和教学。

《大学》:您最看好《纲要》中涉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什么内容?

顾校长:《纲要》正处于完善之中, 我最欣赏的是大学治理结构, 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内容。我认为, 治理结构是第一层次的创新, 主要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创新, 教育内容、教育开放性属于第二层次的创新。《纲要》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给予了肯定, 《高等教育法》规定这是国家举办的大学的基本制度。《纲要》在前面部分讲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 必须要注重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发挥教授的作用, 必须保证学者教书育人的自由。因此, 理顺治理结构是根本, 后面的十大工程项目和试点都是依据治理结构的调整和前面的改革方向而提出的具体实施措施, 属于治理结构下位的具体实施办法。

《纲要》在肯定制度安排的前提下, 对体制的创新、运行机制的调整留下了很大空间, 为教授治学、学术自由留下了宽松的环境。这预示着高等教育必然迎来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