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施工性

可施工性（精选8篇）

可施工性 篇1

1 引言

建筑工程从项目概念提出, 一般经过决策构思、设计、招投标、施工等阶段, 各阶段独立进行, 由不同的责任主体实施, 这样有利于建筑生产专业化, 但设计与施工间如果未有效沟通、磋商, 就会产生设计、施工间的信息孤岛, 产生较多制约施工的问题。在“尊重设计、按图施工”的定势思维下, 设计忽视施工现场的实际, 造成设计各专业普遍存在差、错、漏、碰等问题, 设计的材料设备采购不到或不适用, 设计工艺在当地不可行或施工设备在当地找不到, 选用的图集与施工现场不相符等, 均为可施工性不强的表现, 轻则导致设计变更、延误工期, 重则使项目的整个方案重新调整、返工重建, 使各参建方都蒙受巨大的损失。

可施工性 (Constructability) , 最早由美国建筑业协会 (CII)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 最直观理解就是设计有利于施工的进行、设计方案在施工中的容易性和可行性, 即“施工的容易性或可行性”。美国建筑业协会的可施工性定义为:将施工知识和经验最佳地应用到项目的策划、设计、采购和现场操作中, 以实现项目的总体目标, 其目的就是采用知识管理的方法, 将成熟的施工知识、经验用于设计分析与改进, 改善设计的可施工性、可建造性, 提高工程质量和可靠性, 降低建设成本及缩短工期, 促进项目建设、运营增值。可施工性研究与限额设计、价值工程是控制建造成本、提升项目价值的三大方法, 国外的研究显示, 实施可施工性研究可节省工程成本6%~10%, 减少施工作业时间8.7%~43.3%。

2 可施工性研究的实施

可施工性研究作为一项新兴的工程管理技术, 已引起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视, 实施可施工性研究已成为降低建设成本、保持建造有序进行的重要方法。

2.1 可施工性研究的组织

可施工性研究就是解决设计的施工容易性, 解决避免因设计不合理造成返工、误工、浪费等, 即设计、施工间的问题。设计方、施工方是项目建造的两大责任主体, 设计方的施工知识经验不足, 且为安全考虑通常设计比较保守, 施工方为寻求标后变更、索赔而缺乏主动性, 故设计方、施工方不宜组织此活动。监理方 (或咨询方) 受业主的委托, 代表业主的利益, 有丰富的施工经验, 熟悉工艺流程, 是独立、公正的第三方, 可代表业主进行可施工性研究。

可施工性研究由监理方 (或咨询方) 组织实施, 必然要求监理方站在业主的角度, 从项目整体的角度出发, 组织设计方、施工方共同参与可施工性研究, 确立一致的工作目标, 促进设计与施工融合工作, 打通设计与施工间的信息孤岛, 在确定设计方案、材料设备时增加施工方的可施工性研究、论证。

2.2 可施工性研究的流程

可施工性研究的流程如图1所示。

2.2.1 成立可施工性研究小组

监理方 (或咨询方) 接受业主的委托, 代表业主成立由建设、监理、设计、施工及其他责任主体组成的可施工性研究小组, 小组成员应属地化, 通晓工程所在地典型常见的工艺流程, 经验丰富、能力胜任、富有质疑品质, 从事专项可施工性研究活动。

2.2.2 确定小组目标

可施工性研究小组成立后, 要确立工作目标, 目标是小组存在的灵魂, 可施工性研究小组的目标就是确保施工容易进行, 为此, 可将消除设计的差、错、漏、碰及歧义, 节约投资, 缩短工期, 杜绝返工及延期等确定为具体目标。

2.2.3 提出提高可施工性的措施

提高可施工性的措施, 是以降低工程成本、加快进度 (或避免返工延误) 、提高质量为根本出发点, 因此, 对设计方案、设计选用材料设备要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工程所在地同类工程个案, 论证、对比, 甄选最可靠、最适宜本工程的设计方案, 同时备选另外一个方案。

2.2.4 应用

可施工性的应用, 就是将选中的方案实施于具体工程, 验证前期研究的可行性。对于某特定的工程的主要方案, 根据功能要求、建设环境、气象水文及当地的材料设备可得性, 经可施工性分析, 应用最佳方案;对于常见的设计差、错、漏、碰, 应用可施工性的经验知识, 完善设计。

2.2.5 效果评价

可行性方案运用于具体工程后, 其效果是否达到可行性研究的目的, 需要对效果进行评价, 即测算产生的效益、加快进度的程度等, 对效果进行评价、总结, 为同类工程的应用提供参考。

2.3 可施工性研究的内容

常见的可施工性问题有四类:1) 设计本身的不可施工性问题, 典型的实例有建筑专业与结构、安装专业相矛盾、梁柱接头钢筋密而无法保证混凝土浇注质量、选用的图集不适合本工程等。2) 材料设备采购不可行或不适用, 设计的材料设备在当地无法采购、不能保修或比当地常用的材料设备价格高。如某工程地面填充层选用轻集料陶粒混凝土, 但当地无法采购此材料;某工程外墙选用90厚泡沫混凝土保温板, 但通常当地选用60厚就能达到节能要求。3) 选用施工工艺不可靠或不适用。如某工程静压桩压不下去而改用引孔桩;某工程选用的打桩机噪音过大而改用其他工艺。4) 与总体施工方案有关的问题。如某工程四角设计不规则, 对施工外爬架搭设非常不利而改用后置钢结构。

针对四类常见可施工性问题, 根据可施工性研究的概念, 结合施工经验、惯例, 归纳可施工性研究的内容如表1。

可施工性研究在注重上述内容的同时, 还与施工总平面布置、工期计划、施工当地的气候条件、劳动力供应等因素有关, 可施工性研究需要综合、宏观、系统研究, 注重各因素间的制约关系。

2.4 可施工性研究的时间

从工程建设周期看, 设计阶段对投资的影响最大, 有关统计资料表明, 设计阶段对工程造价的影响达到75%左右, 施工阶段影响投资的可能性仅占5%~10%, 因此设计阶段的投资控制尤为重要。设计阶段确定工程做法、材料设备选型及设计方案, 是工程价值的规划阶段, 设计阶段能发现设计的不可施工性, 如立即调整、优化, 利于后续施工推进。设计图纸一经审定, 变更方案会很困难, 可施工性研究越早越有利, 如条件许可, 从初步设计就进行。

3 可施工性研究的保障措施

3.1 业主重视

简言之, 可施工性研究就是对设计提出质疑, 使设计能促进施工生产, 减少施工方标后变更和索赔, 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设计方因此要修改图纸、比选及优化设计方案, 施工方会减少变更签证的收入, 这势必影响设计方、施工方可施工性研究的主动性。为节约投资, 促进工程有序进行, 业主作为工程投资者, 重视并支持可施工性研究, 让施工方能早日参与设计的可施工性研究, 是促成此活动进行的动力。

3.2 建立激励机制

激励就是激发劳动者的工作激情, 使其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可施工性研究是一项涉及设计、施工、材料设备采购的复杂智力活动, 如果能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鼓励参与者大胆创新, 贡献聪明才智, 按工作成果给予相应的奖励, 可施工性研究的效果会更加突出。

3.3 合同措施

合同是约定双方权力义务的法律文件, 为保证可施工性研究进行, 在建设合同中应明确约定各方承担可施工性研究的义务及制约可施工性研究应承担的责任, 约定设计方应承担不可施工性的责任, 从合同的角度引起参建方的重视。

4 可施工性研究的应用方向

4.1 设计施工一体化——推行EPC模式或DB模式

可施工性研究要求施工方在设计阶段进行设计研究、分析论证, 这与现行的设计-招标-施工 (DDB) 模式极不适应。为使设计与施工融合工作、一体化进行, EPC模式、DB模式可有效解决施工方早期进行可施工性研究的问题。在EPC模式、DB模式下, 设计开始就着手组建可施工性研究小组, 建立设计师、工程师、造价师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 工程师、造价师把施工方的知识经验、施工工艺流程反馈于设计中, 因设计忽略的施工问题会解决, 设计方案的可施工性会得到验证, 不可施工性大大减少。

4.2 设计阶段进行可施工性研究——引入虚拟施工方

现行DBB模式下, 施工方接触到成型设计的图纸, 进行设计交底、图纸会审、技术问卷等可施工性研究, 是设计已完成且审定, 核心的设计方案、材料设备选型等已确定, 因此, 前期进行可施工性研究的施工方, 可引入虚拟的施工方——聘请有施工经验的施工、造价专家, 在前期进行可施工性研究, 就技术方案、材料设备选型、其他施工重要问题提出独到、建设性的意见, 并与设计师就可行性、经济性进行论证, 亦可增强设计的可施工性。

4.3 施工阶段的可施工性研究——深化设计

深化设计是就设计图纸结合工程实际要求作施工表述, 便于施工及材料采购, 多用于装饰工程中。如玻璃雨棚的结构设计、楼梯的波打线及过门石设计、面砖的铺装设计、吊顶的灯槽设计等, 按深化设计施工, 施工难度减小, 材料合理利用, 对施工进行有利。

5 案例分析

某住宅小区开发项目, 由5栋高层住宅楼及地下车库构成, 总建筑面积131278m2, 项目从设计阶段就着手可施工性研究, 聘请具有本地施工经验的专家一名、造价师一名及多名工程师组成可施工性研究小组, 从技术可行、经济合理、质量与工期有保证的角度全面进行可施工性研究, 经过对设计方案的论证与本地区同类工程的比较, 获得主要研究成果如表2。

直接节约成本约174万元, 提出完善设计图纸差、错、漏、碰的疑问达200多条, 经设计修改全部消除。施工过程无重大变更、索赔产生, 技术核定、图纸会审工作大大减少, 标后变更的机会很小, 工期无延误, 施工质量向好, 竣工结算无重大商务争议, 且易于推进。本工程前期的可施工性研究对降低成本, 加快进度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

6 结语

可施工性研究将施工的经验知识融入设计过程, 实现了设计、施工 (本来分离进行的活动) 的组织集成化, 设计缺陷提前得到纠正和优化, 避免施工过程因设计问题而引起的工期延误、成本增加等, 可施工性研究是促进设计不断完善、降低建造成本的有效方法, 应推广应用。

可施工性研究需要建造工程师、造价师提早研究设计, 对设计图纸提出质疑, 提出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 必然要求参与该研究的工程师具有丰富的同类工程技术经验, 熟悉常见工艺流程和技术经济性, 提炼各类工程的施工精华、总结技术经济指标等, 建立简易而实用的数据库, 是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孙继德, 廖前哨.建设项目的可施工性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2 (8) .

[2]Clyde B T.Improving constructability during conceptual planning[J].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1987 (2) :191-207.

[3]Constr uction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ASCE Construction Division.Constructability and constructability programs:White paper[J].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1991 (1) :67-89.

[4]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建设工程计价[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3.

油田施工车辆配件可再用性分析 篇2

资源消耗加速、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汽车行业不仅使用了大量劳动力,也消耗了大量的各类社会资源,随着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如何科学合理延长汽车使用的可靠性是修理行业是否为资源节约作出贡献的关键,而汽车可靠性主要决定于汽车零部件的性能,因此在修理行业以维修的角度分析评价配件性能是最终影响配件可再用性的主要环节,经过总结分析得出配件可再用性主要牵涉以下几个方面:

1 配件固有特性

配件使用的材质

配件使用的材质决定配件的失效模式,最终影响配件可再用性,配件材质大体分为铸造件、塑性件、橡胶件等。因此配件本身特性决定了存在可修复和不可修复两种可能。引入技术参数:

配件耐损系数:ηx=(ηg-ηk)/r

式中ηg为配件固有特性,ηk为失效系数,r为整体性能。其中ηg、ηk均由配件材质决定,由此得出ηx越大可再用性越强。

2 维修度

维修度是指汽车在规定条件下进行维修,在一定时间内恢复车辆性能的指标。维修度最终影响到配件可在用性的程度。

2.1 维修时间

维修时间是影响维修性的重要因素,取决于维修项目、维修人员水平、现有维修工作条件等方面,维修时间越长企业承担成本越高,维修效率越低,维修繁琐易造成疏漏。

2.2 维修人数

维修人数是决定配件维修成本的另一重要因素,在大型车维修方面每个维修项目所需人力不同,维修成本不同,必须考虑因此造成的配件可再用性经济成本。

引入技术参数:

式中ηw为维修度系数,ηh为维修时间系数,ηm为维修人数系数,维修时间越长维修成本上升,ηh趋近于0,单项目维修人数越多维修成本上升,因此出现的并发问题越多,ηm趋近于0,当1人作业时ηm定为1,2人作业定为0.5,3人及3人以上作业ηm趋近0,因为此维修项目必然存在工作不科学、技术不完善、操作工具不标准等技术问题。

3 修复度

配件修复在经济性能上只存在行与不行两种结果,在修复可行的前提下还要做出修复经济价值分析,考虑存在的各种可能,引入技术参数如下:

式中ηp为配件修复系数,ηj为修复经济系数,ηh为修复时间系数,其中ηj=0或1,经过调查得出维修市场人工工时价在35元左右,因此当:

1≥维修人数×35×维修时间/配件修复成本>0.8时,ηh失去修复意义,趋近于0。

4 可再用性指数:

经过以上分析得出车辆配件可再用性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引入技术参数如下:

式中ηz为配件可再用性系数

5 结论

由此得出对于维修行业来说车辆的维修过程主要环节既配件的维护修复更换,经过科学分析总结,每个技术参数代表着配件应用在车辆上的使用性能,经济性能,从中我们可以找到生产维修中的不足之处,运用科学方法加以改进,提高配件可再用性,从而大大提高企业生产资料可循环利用的程度。

摘要：以配件可再用性分析为切入点,分析油田大型施工车辆维修行业现状,运用科学分析指出维修更换修复配件的各个环节不足之处,从而提高配件可再用性,提高企业维修生产效率,分析方法不仅对车辆维修行业,对其他行业产品的维修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可再用性,维修度,修复度,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1]王德丰,陈玉润.汽车运用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8,8.

澳大利亚房产可负担性研究 篇3

第九次国际住房负担能力调查，研究了七个国家一共337个国际大都市，显示在购买房产上，以国家高度来看的话，只有中国比竞争很强的香港更贵。报告显示，上升的收入水平和涨势平缓些的房价使得澳洲的房屋可负担性有些许的提高。然而，主要的五个房产市场的可负担性仍然很低，房价普遍很高。

这项调查使用了一个叫取中法的方法论，根据税前的房产中价和业主的年收入中间值去评估一个国家的房产可负担性。比值超过5.1被认定为可负担性很低，澳大利亚是5.6。毫无意外，悉尼是可负担性最低的，比值为8.3，墨尔本为7.5，阿德莱德为6.5，珀斯5.9，布里斯班5.8。澳大利亚一些区的中心也很高，最高的是PortMacquarie，为8.6，随后是Coffs Harbour8.0，Sunshine Coast也是8.0。在这项调查了，按城市排名，悉尼在最难负担上排名第三，香港第一，加拿大的温哥华第二。

结果显示20个可负担性最高的城市大部分都在美国，但是美国也有20个可负担性较低的房产市场，加拿大有两个，爱尔兰有一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主要城市都是可负担性很低的。超过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房产au.regishome.com/house/市场可负担性都是较低的，而新西兰超过60%的市场也都是可负担性很低的。加拿大可负担性很低的市场少于20%，爱尔兰没有，美国只有10%。

但是Wilson博士，Fairfax旗下澳洲房产监察机构的高级经济学家质疑了这项世界性房产市场对比调查的有效性。他说，“这就好比和木星上的一个市场比，因为是不同类的世界。”他也向这项调查的撰写者发出了质疑，“如果悉尼的可负担性那么低，为什么市场那么活跃?为什么价格一直在涨?”他表示，和美国不同，澳大利亚有着世界上最严格的银行控制体系。如果你负担不起房子，银行就不会借给你贷款。

经济学家表示，事实证明，澳洲房市是世界上最有弹性的房市之一。我们现在继修复期之后正在进入增长期。Wilson博士说，悉尼房价最高的原因是供应的短缺，人口调查结果是最好的证明。

论品牌危机可修复性 篇4

我国目前正处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期, 市场变革加剧,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带来大量的品牌危机事件, 从早期的“三鹿”到近期的“双汇”, 在遭遇危机之后都深受打击, 甚至就此消亡。品牌危机的频发使很多企业都逐渐意识到品牌危机管理的重要性。

但我们发现, 现实世界存在无法“修复”的危机。例如三聚氰胺事件后, 三鹿集团进行了系列媒体公关, 同时在行业内首次提出“乳业诚信宣言”, 最终三鹿集团却仍走向末路。因此, 如何衡量品牌危机可修复性, 企业如何有效应对危机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而当前国外学者大多集中在产品伤害危机研究而不是品牌危机。因为, 对品牌危机没有统一的界定, 导致名称上也比较混乱, 有的称之为负面曝光, 有的称之为品牌丑闻、品牌负面事件等等。直到2009年Dawar&Lei才提出品牌危机的概念, 可以看出对于品牌危机的研究严重滞后。由于近几年国内品牌危机的频发, 国内学者也开始进行品牌危机的研究, 而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学者们认为危机都是可以成功应对的。只是因为危害的程度不同, 应对的策略不同而已。因此, 本文研究对于丰富品牌危机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品牌危机内涵和外延

品牌危机的频繁爆发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特别在负面曝光事件和产品伤害危机的研究中, 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Siomkos (1994) 认为负面曝光事件是指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关于产品、服务、企业整体或员工个人的具有极大破坏性且传播面非常广的事件。K (1994) 指出产品伤害危机是指偶尔出现并被广泛宣传的关于某个产品是有缺陷或是对消费者有危险的事件。国外学者Dawar和Lei (2009) 从狭义角度将品牌危机定义为会对品牌造成伤害的未经证实的品牌定位或虚假的品牌主张, 危机的影响程度与危机核心联想的相关度以及消费者对品牌的熟悉度有关。卫海英 (2011) 以关系为视角, 从危机的本质出发, 将品牌危机定义为由广泛宣传的品牌负面事件导致的品牌关系严重扭曲乃至暂时或永久性断裂的状态。

学者们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了品牌危机种类, 从品牌危机事件发生的角度出发, Coombs (2004) 将其划分为受害性、偶发性和有意性三类, 其中受害性品牌危机包括流言、产品被篡改等;偶发性品牌危机包括产品伤害事件、技术失败导致的伤害事件等;有意性品牌危机包括企业犯罪、人为负面曝光事件等。Votolato (2006) 根据危机事件属性把品牌危机分为与能力相关的品牌危机事件及与道德相关的品牌危机事件。Pullig、Netemeyer和Biswas (2006) 也从相同角度将品牌危机事件归结为两类, 分别是与绩效相关的品牌危机事件和与价值观相关的品牌危机事件, 前者是指企业产品可能造成重大伤害或已造成重大伤害的危机事件被曝光, 后者是指与企业的社会形象或伦理表现有关的危机事件被曝光。从学者们对品牌危机相关主题的不同称谓及分类中可以看出, 品牌危机的外延较广, 但是究其本质却具有一致性。

1.2 品牌危机可修复性

危机爆发导致消费者与事发品牌之间关系的扭曲甚至断裂, 企业为回应危机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 投入大量的资源。很多学者从危机爆发后企业的回应对危机回应能否成功进行探讨, 而从危机本身出发的探讨较少, 且不成系统, 实际上危机本身对危机回应能否成功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 本文提出品牌危机可修复性, 用于衡量危机后品牌危机本身的修复情况。

品牌危机被定义为由广泛宣传的品牌负面事件导致的品牌关系严重扭曲乃至暂时或永久性断裂的状态。因此, 品牌危机的可修复性必然涉及品牌关系的再续。只有危机可修复, 才能实现品牌关系再续。品牌危机的可修复性与品牌关系的修复理论上存在一定差别, 品牌关系的修复侧重于危机过程的研究, 即如何进行才能修复品牌关系;品牌危机可修复性侧重于危机结果的研究, 即危机是否可修复, 怎样的危机才能修复。

1.2.1 品牌关系

品牌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从建立、断裂到再续的动态过程。Aaker、Fournier和Brasel (2001) 提出了品牌关系再续的概念。而Gadde和Mattsson (1987) 的研究指出在个人的关系和知识中会存留过去的印记, 当关系终止, 将以其他形式的交互作用得以保持关系的继续, 比如信息交互及社会或商业交流等。另外, Havila和Wilkinson (2002) 的研究也表明即使双方停止交易, 但仍就存在某种关系能量为“休眠”关系提供复苏的可能性。以上理论都说明品牌关系存在修复的可能性。由此可见, 品牌关系再续可为品牌危机可修复性提供理论依据。

1.2.2 品牌关系再续

品牌危机可修复性可被认为是从危机本身出发来研究品牌关系再续的一个内容, 是一种新的危机研究视角。但是, 目前国内外对品牌关系再续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有极少数学者从“重获顾客”的视角展开。比如Tokman等人 (2007) 指出服务领域对企业重获顾客的影响因素有:顾客离开的原因, 顾客与初始服务提供商的关系, 价值唯独, 服务提供商的社会资本, 后悔、断裂状态持续的时间等。重获顾客意味着关系的修复对企业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能给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Desatnick (1988) 和Tok man (2007) 分别从成本和利润的角度指出大多数关系是值得修复的, 维系并修复有价值的品牌关系至关重要。导致品牌关系断裂的因素很多, 有学者将其归结为诱导因素、紧急事件和衰退因素 (T·htinen和Halinen, 2004) ;有的学者则认为企业负面信息的曝光和处理不当是导致品牌关系断裂的重要原因 (Fajer和Schouten, 1995) 。因此, 强势品牌也难以避免因负面信息的披露而造成品牌关系的破坏, 从而导致消费者品牌的信任度下降, 若处理不当, 消费者极有可能停止与这些品牌的关系。但是, 品牌关系的终止并不意味着品牌关系的永久断裂。品牌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有些断裂了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存在恢复的可能, 呈现出建立到断裂到再续起伏波浪状态 (Aker和Fournier等;Havila和Wilkinson, 2001) 。当企业在出现了不利的消息后, 如果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修复策略, 可以实现品牌关系的再续。一方面避免顾客流失导致品牌漏斗现象发生, 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品牌关系的再续。综上所述, 品牌关系再续理论为品牌危机的可修复提供实践依据, 即品牌危机的可修复性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经济价值。

2 结语

无论企业的品牌名气有多大, 都无法避免危机的发生。而品牌危机可修复性为企业建立完善的品牌危机管理机制和危机预警机制提供了依据, 将危机扼杀于摇篮之中;此外品牌危机可修复性为危机处理措施的采取是否得当也提供了支持, 当企业发生危机时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积极有效的修复策略对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品牌信任进行修复。目前, 我国大多数企业塑造品牌的时间过短, 当品牌危机发生时呈现出危机处理经验不足, 从而导致品牌关系断裂的现象更为普遍。综上, 品牌危机可修复性为企业建立危机预警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危机预警机制的建立对于企业防范危机具有重要作用。

明确品牌危机可修复性有利于企业在面临危机事件时做出合理的决策。通过评估危机的可修复性, 以判断危机修复的程度。如果危机可修复性高, 则采取合适的修复策略实现危机的转“危”为“安”;如果危机可修复性低, 则直接放弃该品牌, 减少成本的支出或转投其他品牌。

摘要：近几年, 品牌危机事件的频发, 有的企业得以存活, 而有的企业走向末路。正因为品牌危机事件是导致消费者终止品牌关系和损坏品牌信任的重要原因, 明确品牌危机可修复性有利于因地制宜地施展修复策略, 实现品牌危机的修复和品牌关系的再续。

关键词：品牌危机,可修复性,品牌关系,品牌危机

参考文献

[1]卫海英.品牌危机管理——基于品牌关系的视角[M].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2]Aaker J, S Fournier and S Brasel.When good brands do bad[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4 (31) .

电梯可再制造性研究 篇5

关键词：电梯,再制造,节能

一、电梯再制造简述

再制造工程是以产品全寿命周期理论为指导,以废旧产品性能提升为目标,以优质、高效、节能、节材、环保为准则,以先进技术和产业化发展为手段,来修复、改造废旧产品的一系列技术措施或工程活动的总称。简言之,再制造工程是废旧产品高技术修复、改造的产业化。

再制造的重要特征是再制造产品的质量和性能达到甚至超过新品,成本只为新品的50%,节能60%,节材70%,几乎不产生固体废物,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80%以上。再制造是一种绿色制造技术,是先进制造技术的重要组成;也是一种绿色维修,是维修发展的高级阶段。

电梯作为一种垂直的交通工具,自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引入我国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逐步普及,并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电梯协会消息,2014年全国电梯保有量约347.97万台,相比2013年增长幅度约23%,电梯产量、电梯保有量、电梯增长率3项为世界第一。伴随电梯数量的增长,电梯老龄化问题已逐步显现(应用10年以上)。由于电梯的老龄化,增加了电梯的故障率,也给电梯安全带来隐患。尤其对于住宅电梯,由于老龄化导致故障频出,给居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若要更换新梯首先开发商少有相应的资金储备,其次物业负担不起更换新梯的费用,再次给政府带来了财政上的压力,管理上的负担。

二、几种再制造方法的介绍

再制造的主要工序是拆解、分类清洗、再制造加工和组装。

拆解:拆解过程中直接淘汰电梯各部分零件中的易损件,一般这些零件因磨损、老化等原因不可再制造或者没有再制造价值,装配时直接用新品替换。

清洗:拆解后保存的零件,根据零件的用途、材料,选择不同的清洗方法:高温分解、化学清洗、超声波清洗、液体喷砂、干式喷砂等。

检测鉴定:对清洗后的零件进行严格的检测鉴定,并对检测后的零件进行分类。可直接使用的完好零件送入仓库,供装配时使用;对失效零部件进行再制造加工。

再制造加工:对失效零件的再制造加工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和技术,最主要的是利用先进表面技术进行表面尺寸恢复,使表面性能优于原来零件。

装配:将全部检验合格的零部件与加入的新零件,严格按照电梯安装技术标准装配成再制造的电梯。

三、电梯功能部件的失效性及再制造性分析

现将电梯各零部件的失效形式及所采用的再制造方法分析如下。

减速器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密封失效,漏油;蜗杆与蜗轮轴的轴承损坏,转动不灵活;由于磨损使得蜗杆轴各蜗轮轴轴向游隙过大,产生颤动和响声;由于齿面磨损严重致使尺侧间隙过大而引起震动。采用的再制造方法:清洗;采用表面加工技术。

曳引轮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曳引轮上油泥过多,影响曳引能力;曳引轮与钢丝绳之间磨损严重,影响曳引能力;轴承损坏,发热,噪声大。采用的再制造方法:清洗;采用表面加工技术。

导向轮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油泥,与钢丝绳磨损,轴承损坏。采用的再制造方法:清洗;采用表面加工技术。

限速器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限速器油泥过多,影响限速器动作及复位;弹簧张力减小,无法触发安全钳。采用的再制造方法:清洗;更换弹簧。

曳引钢丝绳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外部磨损,内部磨损,断裂,弯折,笼状畸变等。无法再制造,达到报废标准后,报废。

导靴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由于摩擦使导靴间隙过大,使轿厢运行产生晃动,影响运行舒适感。无法在制造,更换。

轿厢架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锈蚀。采用的再制造方法:轻微除锈刷漆;严重报废。

轿门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门板锈蚀;门扇变形;门锁失效。采用的再制造方法:轻微除锈刷漆;严重报废;钣金门扇;更换门锁。

安全钳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由于安全钳只是在电梯失控,超速上、下行时起作用,而电梯失控的概率相对较小,因此安全钳失效形式大多为:油泥过多,使得动作与复位不畅;锈蚀;电气开关失效;钳体裂纹。采用的再制造方法:清洗油泥;轻微除锈刷漆;严重报废;更换电气开关;裂纹止裂。

导轨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由于导轨与导靴接触,接触面又是由橡胶弹性元件构成,而且中间有润滑油,因此很少能对导轨造成伤害,它的主要失效形式为:锈蚀;与安全钳之间的刮痕。采用的再制造方法:轻微除锈刷漆;严重报废。

绳头组合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由于曳引绳的端接装置用来连接轿厢的,并且需要承受一定的拉力,是主要的受力部件,它的失效形式主要为疲劳产生的裂纹,因此是不可逆的,一旦失效需要报废。

对重失一般情况下对重是不会出现失效的,可以不需再制造,直接使用。

补偿链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失效的,可以直接使用。

限速器张紧装置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限速器张紧装置一般情况下不会失效,但电气开关存在失效的可能。采用的再制造方法:更换电气开关。

缓冲器常见故障:锈蚀;油泥过多使柱塞卡阻,影响柱塞复位;电气开关失效;聚氨酯老化。采用的再制造方法:轻微除锈刷漆;严重报废;清洗,去油泥;更换电气开关;更换聚氨酯缓冲器。

轿壁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锈蚀与变形。采用的再制造方法:轻微除锈刷漆;严重报废;钣金。

开门机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电机失效;皮带老化。采用的再制造方法:更换电机与皮带。

平层感应器很少失效,可以直接使用。

控制柜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控制系统老化,控制功能失效。无法再制造,直接报废。

四、电梯再制造性评价

通过上述对电梯各部件失效性及再制造性分析得出:在所有的零部件中可以直接使用的零部件数有3,占所有零部件的14.3%;通过一定的方法再制造后可以使用的零部件数为14,占所有零部件的66.7%;直接报废的零部件数为4,占所有零部件的19%。综上所述,电梯的可再制造率为81%,因此电梯再制造是一项可行的节能环保的新技术。

参考文献

[1]中国工程院.废旧机电产品资源化咨询报告,2003.

[2]朱子新,徐滨士,朱绍华,等.再制造工程的现状与应用前景.机械工艺师,2001(5):44-45.

分离人类基因可专利性问题探究 篇6

(一) 美国Myriad案情介绍

1995年美国Myriad Genetics公司发现了BRCA1和BRCA2基因。这两个基因能够预测女性乳腺癌的发病情况, Myriad公司通过申请这两个基因的专利获得了该领域的排他垄断权, 其通过检测这两个基因获得了巨大的利润。2009年,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美国医学遗传学会联合其他科研机构及20多名乳腺癌患者, 向纽约南部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对BRCA专利提出质疑, 要求宣告这两个专利无效。2013年, 这个长达五年的诉讼终于做出最终判决。我们回顾一下整个案件的判决经过。

(二) 法院判决

纽约南部地方法院认为分离出的人类基因 (以下简称“分离人类基因”) 仍属于自然产物的范畴, 根据美国专利法101条自然产物的单纯加工提炼分离不具有可专利性, 判决Myriad公司败诉。[1]随后, 案件由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重新审理。法院认为互补人类基因和分离基因都属于美国专利法101条规定的可专利范围。2013年6月, 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判定分离基因不属于美国专利法第101条规定的可专利主题的终审判决。 (1)

(三) Myriad案的争议焦点———分离人类基因是否具有可专利性

虽然该案已尘埃落定, 但是关于分离人类基因能否申请专利的问题还是众说纷纭, 这一判例的隔空出世, 使得各国开始重新审视分离人类基因的可专利问题, 本文拟从必要性、可行性及合法性这三个方面探究分离人类基因的可专利性问题, 以期对我国分离人类基因专利问题有所启发。

二、分离人类基因专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 分离人类基因专利化可促进科技进步

专利制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给予权利人一定的市场独占权, 虽然专利制度并不是唯一实施技术保护的手段,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制度使创造者对科学技术的热衷度不会因缺乏利益的驱使而降温。[2]著名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的研究表明, 若缺乏专利保护, 60%的药物发明难以问世, 其中65%不会被利用。[3]如果分离人类基因不被认可为具有可专利性, 那么投资人将放弃对这一研究的前期资金投入, 例如, Myriad案中BRCA1和BRCA2基因的发现将举步维艰, 可预见的结果是无数乳腺癌患者享受疾病易被发现和检测的这一技术的进度将大大推迟。因此, 从科技进步造福人类这一方面看, 对分离人类基因这一技术的专利保护是及其有必要的。

(二) 分离人类基因专利化可有效保护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

分离人类基因属于人类基因的范畴, 而人类遗传资源蕴含着巨大的潜力。在当前的“基因圈地运动”中, 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既是技术的竞争, 也是上层制度的博弈。现今, 发达国家掌握着众多研究开发遗传基因的技术, 其主张自由取得遗传资源, 为应对发达国家的“基因圈地运动”, 发展中国家对未开发利用的人类遗传资源应主张其权利, 认可在本国领权范围内的人类遗传资源的可专利性。鼓励本国科学研究者对本国遗传基因的研发申请专利, 如此, 有利于保护这些人体基因的应有权利。基于此, 我国应加大对人类基因专利相关研发的鼓励, 在自身遗传资源优势的情况下不失对其的延伸利用。

三、分离人类基因可专利性的可行性

(一) 国外对分离人类基因专利保护状况

1. 美国

美国专利商标局 (USPTO) 授予“分离人类基因”专利已达30年之久。据悉, 在过去的30年中, USPTO已经授予了2600多个主张“分离人类基因”的专利。2001年, USPTO发布的《实用性审查指南》对“基因为可专利主题”予以确立。USPTO一直支持“通过人工改造过的基因分子, 无论是分离的基因分子还是互补基因分子, 均为适格的专利客体”。[4]然而,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 Myriad案的终审判决联邦巡回法院的裁判造成了很深的影响, 这在专利申请人、专利代理人、专利律师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USPTO于2014年12月根据Myriad案及相关案例 (2) 调整了专利主题适格的判断流程及审查标准。由此观之, 美国在生物技术发明领域已经开始影射收紧专利授权的信号。

2. 欧盟

相较于美国, 欧洲国家在审查基因技术专利申请时更注重伦理道德方面的考虑, 但为了充分保护生物技术领域发明人的利益, 大多数国家通常会批准相当宽的权利要求。[5]欧盟于1998年通过的《关于生物技术发明的法律保护指令》中, 第5条规定:对存于人体基因的发现不构成专利;但脱离人体则可构成专利。[6]

除以法国为代表的保守派国家外[7], 2006年瑞士联邦知识产权局对生物技术专利保护提出了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 发明人如果仅对自然状态下的基因序列做出描述, 而没有明确说明该基因序列的具体功用和完全揭示基因序列的碱基排序, 则不能对其授予专利权。可见, 有关基因序列专利的保护范围正从原先的绝对保护到功用限制性保护而逐渐缩小。

3. 日本

在生物技术领域, 日本早年实行“生物技术专利抢占战略”, 以应对美国等西方大国对生物技术的专利垄断。在对于基因授予专利的态度上, 日本特许厅效仿美国的做法, 在《特殊领域审查指南》中规定, 即使是基因的部分基因片断, 只要有独自的用途, 即承认它为专利, [8]但适当把握基因专利的创造性, 以严格限制基因专利的权利要求范围。[9]虽然此种规定会一定程度上限制本国基因专利的保护范围, 并降低权利人对基因专利申请的积极性, 但能确保在一定程度上使本国的基因专利资源不被他国侵犯。

(二) 相较公共利益分离人类基因仍有可专利价值

人类基因记录着人类生命表征的重要信息,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允许对基因序列授予专利权意味着将人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市场化, 此种做法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侵犯和挑战。公共利益与人类基因专利之间的博弈反应了人类基因这一特殊体的社会属性及伦理价值。笔者认为, 将分离人类基因确定为专利权的客体必然会引发诸多医学伦理问题, 但并非所有分离出的人类基因专利化都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理由如下:

第一,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 授予人类基因专利权, 可以促进医疗革新, 从而给更多的人谋取更多的福利。因为如果缺乏受保护的专利权, 研发者将失去信心, 从而不愿从事成本高的实验, 而这些实验恰恰是可为市场提供有助于提高人类健康的药学试验。[10]

第二, 从我国《专利审查指南2010》对“妨害公共利益”的解释可知, 对于有助于医学创新的分离人类基因, 其获取、利用、开发等均符合法律规定, 且该专利的确定可解决一些疑难疾病的检测, 并未损害公共利益, 是可以授予分离人类基因专利的。

四、分离人类基因可专利性的合法性

上文分析分离人类基因具有可专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但若被授予专利权仍须满足专利权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本文仅对专利申请中的实质要件进行分析, 亦即分析一项分离人类基因申请专利是否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上的要求, 以期证立经分离人类基因具有满足专利权保护客体的合法性。

(一) 分离人类基因满足新颖性要件

新颖性是授予专利权的首要条件, 是指一项发明没有被现有技术所囊括或不属于现有技术的一部分, 也即只有当它与现有技术不相同时则其具有新颖性。由此, 经过基因重组的人造新基因显然可以满足新颖性的要求, 但由于分离人类基因是对客观存在基因的反映, 这似乎仅是对客观物质的发现, 并未有任何新的创造, 进而不满足新颖性的要求。然而在生物技术领域, 我们可考虑突破传统的新颖性标准, 质言之, 只要它们是被分离出来, 并且在此之前其存在一直未被辨认, 这些“自然物质”的新颖性就应被承认。[11]因此分离人类基因满足新颖性要件。

(二) 分离人类基因满足创造性要件

一项发明是否具有可专利的创造性, 应从“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这两点来判断。“突出的实质性特征”也即这一分离人类基因的发明, 在其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中具有非显而易见性。正如我国《专利审查指南》中对基因创造性的规定一样。并非所有分离人类基因都具有创造性, 只有那些同属该领域的技术人员也不能顺利分离得出的才具有创造性, 才会有可专利的可能性。“显著的进步”是指该分离人类基因的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有其技术有益性。

那么分离人类基因是否符合上述创造性, 就Myriad案而言, 其分离出的BRCA1和BRCA2基因可预测乳腺癌的发病情况, 这一技术是前所未有的, 同时它对基因医学研究做出了有益贡献, 因而其具有专利法上的创造性, 分离人类基因满足创造性要件。

(三) 分离人类基因满足实用性要件

专利制度的基点就是商业利益, 通常对一项专利进行实质审查时, 首先判断是否具有实用性, 然后再进行创造性、新颖性审查。[12]但是由于分离人类基因系属于生物技术领域中的一项, 其本身为了避免权利人垄断智力成果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以至于实用性要件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一项基因研究未具有投入生产进入市场的可能性, 若被授予专利权, 则不利于今后科学技术发展或不宜于社会公共利益。因此, 对于分离人类基因主张专利权, 须通过技术将基因分离出来, 同时要具体说明该分离人类基因具有何种工业实用性。

当然, 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处于不断变化中。美国于1995年出台的实用性审查指南将实用性要求界定为, 该发明方案被相同技术领域的普通人员确信或者其具有显而易见的实用性。[13]如此可见, 当一个分离人类基因序列被揭示后, 在普通技术人员看来其可按照教科书上提供的方法实现后续应用, 则如何利用该基因进行工业开发便不那么重要。现阶段, 我国在确立分离人类基因实用性标准时, 应严格限缩其要件, 以防其他国家的专利入侵。

五、对我国分离人类基因可专利的建议

通过上文所述, 笔者认为, 授予分离人类基因专利权在我国具有合理性, 然而, 在我国人类基因专利制度缺失的情况下,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以期对日后面临分离人类基因可专利性问题时有所参考。

(一) 借鉴美国应对分离人类基专利化问题的实践经验

我国《专利审查指南》对专利的审查标准并未做具体规定, 对于基因, 只有其作为遗传资源功能, 基于该功能实现的发明创造才被我国专利法列为保护对象。[14]

美国最高法院对Myriad案的终审判决使得美国专利法数十年的实践发生了划时代的改变, 随之, 美国专利商标局针对该问题发布了《暂行适格性指南》, 这一标准对专利申请人和审查员提供了指导方向。同时, 美国国家罕见疾病组织也提议:如果发明仅分离了天然存在的基因, 则不具备可专利性。但如果通过人为手段对分离基因进行了某些操作, 则该基因具备可专利性。[15]由此, 我国在判定此类分离人类基因专利是否适格时应对这一观点予以借鉴。

由于人类基因这一主题的特殊性, 过低的标准容易使不符合条件的发明得到肯定, 浪费科研资源;太宽泛模糊的标准容易混入其他没必要的权利主题。我国正处于知识产权发展时期, 具体分离人类基因专利的审查标准, 可根据我国情况来制定, 这样既保护了我国基因专利, 又防止了发达国家的基因专利入侵。

(二) 确立分离基因分子与天然基因分子差异的判断标准

对分离人类基因专利是否适格的考量, 须考虑提交申请的基因分子同天然基因分子之间存在的差异。化学结构上, 分离基因分子除去了自然中存在的混杂基因序列, 仅保留了有益序列。物理差异上, 可从理化性质;与特定基因序列相连的其他基因分子;特定基因序列;已分离基因分子的专利申请文件这几点进行综合判断。[16]分离基因分子的权利要求书的权利要求范围须排除原有天然基因序列的信息。如此综合判断标准, 有助于区分分离基因分子与天然基因分子的差异。

(三) 严格人类基因专利的审查程序

有了上文制定的针对性审查标准, 还应当严格人类基因专利的审查程序, 首先应制定对分离人类基因专利的审查步骤, 如, 首先看所申请专利主题是否适格;其次审查该基因是否属于法定例外的情形;最后对其显著性进行实质审查。每一环节的审查均应完全按照审查标准及程序, 对专利要求书的文字仔细推敲, 这十分考察审查员的专业水平及行业素养。但是, 只有这样才能使分离人类基因的专利授权质量得到提升, 不再受到太大质疑。

(四) 完善撰写权利要求书技巧

1. 根据“暂行适格性指南”专利申请人在撰写权利要求书时可以考虑将组合写入保护要求而不是单独的分离出的人类基因。在设计申请策略时应考虑多方位的权利要求保护, 从方法权力要求、产品权利要求、用途权利要求等。

浅析我国商业方法可专利性问题 篇7

我国目前并没有与商业方法对应的专利分类,从技术上难以对我国的商业方法专利进行准确的统计。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同其他国家的情况类似,我国的商业方法类专利也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我国《专利法》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按照这一立法思想,智力的方法不是专利保护的对象。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化,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改革开放政策和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法、普法和执法工作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又修改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对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制定了新的法律条例。中国政府相继参加了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等数十个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同时积极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积极开展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知识产权保护交流与合作。

对于商业方法是否有可专利性,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商业方法是用于商业领域的能够给商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这已不同于一般的智力活动规则和方法。我国《专利法》 并没有如同一些国家的专利法那样明确规定计算机程序本身、商业经营方法不能授予专利权,这就是我国为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授予专利权的真题范围留下的灵活的空间。对于商业方法能不能被授予专利,主要看它是不是一个技术方案。如果银行的系统是计算机系统再加上软件,那它就不是商业方法了,而是一个技术方案,只要符号专利性给予专利保护是毫无疑问的。

从全国范围看,在微电子、通信等众多高科技领域,70% 以上的发明专利是外国公司申请的。如果不支付这笔费用, 国外专利持有人既可以要求保护商业方法专利权的国家限制中国网上银行服务的渗入,也可以在技术上设置障碍,阻碍我国的技术进步,甚至有可能通过国际机制解决专利争端。

二、应对商业方法专利的措施

我国是一个经济转型的国家,市场经济仍在逐步成熟的过程之中,金融业的发育程度与发达市场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同时,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要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竞争力总体水平的提高,增强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意识,鼓励和奖励企业技术创新,积极置身于商业方法专利的申请之中,需要在政策层面提供必要的支持。

一是可以利用市场手段,加大对专利申请和持有的支持。 比如,可以采取税收优惠的办法,也可以建立商业方法专利申请上的风险投资机构,由专门的投资机构汇集社会资金,对企业专利人或个体专利人给予支持。

二是建立必要的机制,解决专利申请费和维持费相对高昂的问题。与我国企业发展水平和个人收入水平相比,我国涉及商业方法专利的申请费用和维持费用相对偏高,一些企业和个人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即使进行了相关的创新和发明,也不申请专利,从而降低了我国类似专利的总体申请水平。从政策上有关专利费用,直接将个体专利人和中小型企业专利纳入保护机制,调动中小型企业对专利和技术研发的工作热情,对于提高我国的知识产权水平有着直接影响。

摘要：商业方法是用于商业领域的能够给商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这已不同于一般的智力活动规则和方法。我国《专利法》并没有如同一些国家的专利法那样明确规定计算机程序本身、商业经营方法不能授予专利权,这就是我国为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授予专利权的真题范围留下的灵活的空间。

内部控制信息可理解性研究 篇8

2002 年,美国颁布了《萨班斯- 奥克斯法案》,该法案致力于加强会计行业监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大公司的会计责任以及会计欺诈的惩罚力度等方面,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要求公司管理层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效率负起责任。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相对不够成熟,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传递公司相关生产经营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另外一方面也有助于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并对自身的投资风险做出判断,进而做出科学决策。2008 年5 月,财政部联合五部委颁发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由于上市公司存在自利意图,可能会利用内部控制信息来影响投资者决策,那么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的是应该如何规范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现有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如何设计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问题,我们认为,作为内部控制信息不论是其否真实,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信息应该被投资者理解,试想一个即便是真实可靠的信息若不能被信息受众所理解,那也失去了披露信息的原本意图。

一、内部控制信息可理解性的文献综述

袁毓林(1996)强调,对于语言理解来说,认知过程的主要环节是语义的记忆和利用知识进行语义推导,从而从语言形式上获得正确的语义解释。例如,当谈到酒很淡时,通常会有两种解释,即酒味很淡或者酒的颜色很淡,但通常情况下,认知主体会认为酒很淡强调的是酒味很淡。但反过来,谈到说酒的颜色很淡的时候不可以直接省略为说酒很淡。袁毓林将这种现象归结为语义理解与语言文本成分省略性的不平行性(也即缺省推理),若要获得合理的解释必须从语义记忆和语义推到的方式两方面来进行。李晓东(2009)认为,评价会计信息的句法关系就是评价会计信息技术规范构成的有效性,即暂不论观点真假与否,而是强调句法关系本身。戈弗雷(1998)也指出:“许多会计理论在其语义关系中都会出现不足之处,我们必须满足于目前的模糊对应原则。”

除了内部控制信息文本句式会影响内部控制信息的传递,考虑到认知主体的能动性,认知语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Sperber、W ilson(1986)认为,用户对外界的认识与理解是以概念形式储存于头脑中,由此形成用来处理新信息的认知语境。他们认为,认知语境包括诸如用户背景知识、交互知识、经验知识等各方面知识,其最大的特点包括两个基本方面:(1)模糊性,即信息传递者和信息受众可能无法达成信息共识;(2)不确定性,即信息受众在获取某一信息之前,对其有多种可能性的解释以致无法判断。Hall(1976)将语言的实际运用区别为高情境和低情境。他分析得出,相比较低情境,在高情境文化中,许多言语意义不能够表达大部分意欲传递的信息,而仅仅只能传递部分信息。

二、内部控制信息理解偏差影响因素分析

(一)自利性归因与内部控制信息理解偏差

所谓自利性归因是指人们试图将个体的行为或者归结为内部原因(例如个人的能力),或者归结为外部原因(例如人们所处的情境)。短期来看,自利性归因行为可能使得内部控制信息受众盲目乐观评价公司实际业绩水平,为公司和管理层带来一定的好处。但长远来看,自利性归因终究是故意掩盖了公司存在的问题,一旦被投资者觉悟,投资者便会对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持高度怀疑的态度,甚至对于公司相关真实的业绩也会持保留态度,也即由于公司自利性归因行为,可能使得真实业绩也会被投资者低估,造成内部控制信息的全面扭曲。

(二)内部控制信息受众的个体知识与内部控制信息理解偏差

个体是通过各种层级的认知过程来获取知识的,而不同的认知过程可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知识。这种认知过程和知识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也即认识过程会产生个体的知识,而这种知识会在进一步的认知过程中提升认识水平。但是其前提是在互动认识过程中这种知识是完美的,可是现实情况并不能保证无论是先天的知识还是后天习得的知识的正确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个体知识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异化认知水平。

(三)内部控制信息受众的个体约束与内部控制信息认知偏差

在认知能力中,个体除了受到选择集、信息集、价格和时间等约束,还受到包括有限计算能力、有限感知和记忆、有限自控能力和有限自觉意识等“认知约束”的限制。个体的选择行为不仅仅要符合显性的物质效益成本约束,也要符合隐形的心理账户的认知收益成本约束。Bruner和Postman曾经提出“人们看到的就是想看的”心理效应,说明个体一定程度上总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倾向去认知事物,即使有些事情存在,但也会由于不符合人们的个体意志而选择“视若无睹”。

三、内部控制信息需求者认知偏差的纠错策略

内部控制信息需求者对内部控制信息的认知状态至少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到个体自身的认知结构的约束;另一方面是受到内部控制信息的供给状态的影响。由此,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纠正内部控制信息用户的认知偏差。

(一)完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相应制度和政策

其途径包括:加强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管制。我们知道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具有自我服务意图,所以,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来让上市公司提供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这时,相关法律规定要求的高低就直接关系到市场上内部控制信息质量的高低。?完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技术,提高内部控制信息中介的信息传递效应,引入内部控制信息传递对抗机制,鼓励不同内部控制信息内涵解释的报告的披露。

(二)提高内部控制信息的供给量,并就内部控制信息供给质量提出更好的要求

其途径包括:在内部控制信息服务活动中构建信息需求者对内部控制信息内容认知所采用的方法应当适应人的信息感知与加工能力特征,充分利用信息需求者既有的知识经验和内在的认知能力,比如,根据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认知风格,要求会计信息供给者把内部控制信息语义用图形化的方式展现。加强内部控制信息供给者的职业道德感,要求信息供给方提供较高可读性的内部控制信息,甚至对于比较隐晦的专业术语应该给出专门的解释。

(三)提高内部控制信息需求个体的认知水平

其途径包括:加强信息需求者的学习。终身学习有助于唤醒信息需求者的个体意识,也有助于信息需求者对差异化处理的分析能力。提供跨文化信息交流。可组织专门的信息需求者面对面的交流讨论,并特别介绍一些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跨学科的知识,提升信息需求者运用新知识、新方法理解内部控制信息的能力。

摘要：内部控制信息质量对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内部控制信息供给者的自我服务和内部控制信息受众的认知欠缺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信息的有效传递,使得投资者出现了信息认知偏差,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基于内部控制信息是否可以被投资者理解的视角,提出内部控制信息需求者的认知偏差这一现状,并分析了造成这种认知偏差的因素,进而提出了优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