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改革政治体制（共12篇）
现代化改革政治体制 篇1
1980年8月18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阐明了必须对国务院领导成员进行调整的原因, 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指明了改革的基本原则及基本方法, 总结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经验和‘文革’十年动乱教训。提出了改革的重大任务, 是指导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思想, 具有高度务实性、预见性, 必将对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
一、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不改变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前提下, 对国家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相互关系及运行机制调整和完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样, 国家政治现代化包括国家政治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政治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政治治理体系现代化是随着实践发展, 不断改革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使社会各方面的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合理, 社会各项事务的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主要包括领导体制、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 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1. 党政分开, 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按邓小平的话“我们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 管不好, 管不了的事”。党应主要负责制定国家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及监督保障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行, 其他的都应该交给政府, 不能单纯地让政府接受党的命令。党和政府的职能必须划分, 明确各自职能权限, 并逐步走向制度化。在我国, 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存在党政不分, 以党代政现象。这种现象对提高党的政治领导水平具有制约作用。比如, 党委包揽分钱分物, 批项目这类政府部门的日常事务, 并直接出面干预。不仅没有发挥政府的作用, 也没有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作为领导者, 应该充分发挥领导者作用, 做好领导者应该做的工作;同时, “党要管党”, 党政不分使党无暇顾及自身建设, 党应该把自身建设摆在首要位置, 不能因为一些繁杂事务荒废了自身建设。繁杂事务应充分发挥政府、人大、社会组织和各类群众团体作用;以党代政也不能有效发挥党“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党作为领导者, 要做好总揽全局工作, 社会成员是一个有机联系整体, 他们之间既有共同利益, 也存在一定矛盾。这些矛盾政府会处理, 但也需要党协调;以党代政也不能真正履行党的监督职能。—党包揽政府工作, 使自己既是领导者, 也是执行者, 自己不能监督自己。在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 使自己经受住实践的考验和人民的检验。
2. 简政放权, 解决好中央和地方关系
邓小平指出:“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 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 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 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 分过几次权, 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 在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中, 也应明确这一点。邓小平说过, 机构臃肿必然促成官僚主义发展。为提高办事效率, 必须大力精简机构。实行权力下放, 保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 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职责。中央主要负责提出大政方针, 进行监督, 而地方主要处理自己的事务。权力下放并不意味着地方可以为所欲为, 也不意味着中央失去对地方的领导权。权力下放必须把握好一定尺度, 既让地方有充分的自主权, 也要保证中央的监管权。
3. 完善干部制度, 改革人事制度
邓小平强调:“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坚决解放思想, 克服重重障碍, 打破老框框, 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 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 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制度, 让制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让人接受制度的管理, 有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邓小平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 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 (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 职务的任期, 以及离休、退休, 要按不同情况, 做出适当明确的规定”。邓小平亲自带头, 领导层实行退休制就是最好的表率。本文认为对干部谈不上什么弹劾, 但对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和考核过程必须透明化、公开化, 让群众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干部至少要有接受群众考验和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邓小平还强调:“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领导干部任职不能无限期, 应该把更多优秀、有责任心的年轻人提拔起来, 让他们来为国家发展做出应有贡献。邓小平作为中央高层领导亲自带头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 实现了领导职务不再终身制的转身。他提出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形式, 逐步解决高级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他出任第一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即意在从他做起开退休先例。这在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有助于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邓小平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里程碑, 他把退休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把退休作为一种制度提高到国家改革高度。30多年来, 我国干部制度和人事制度逐步完善和发展, 但对干部的考核水平还有待提高。不能总是等到问题出现后才发现干部有问题, 才去解决问题。干部应经得起实践锻炼, 经得起人民检验, 经得起时间考验。
4.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 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后, 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 法制很不完备”。法制不健全, 是源于传统社会遗留的弊病。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都是人治, 对制度的构建比较欠缺。例如, 毛泽东时期单纯的把官僚主义看做作风问题, 只是通过整党整风、加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及对党员干部进行意识形态及理想信念教育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 并没有把成功经验以制度或法律法规形式固定下来, 没有找到官僚主义产生的体制根源。而邓小平较早意识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 而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作, 不是光靠改革就能解决的, 还需要不断创新, 适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民主和法制必须配套进行, 民主是法制的基础, 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只有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才能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只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才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以国家政治现代化为视角, 解读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
国家政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强调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 即领导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要以法律制度为依据管理国家事务;二是强调从独自治理向共同治理转变, 即在国家政治活动中, 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和个人等行为主体, 都可参与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事务的管理中来, 以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和公共利益最大化, 是一种多元式的发展。站在国家政治现代化角度来看, 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存在以下问题:
1. 权力过分集中, 缺乏有效监管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治权力问题。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 过去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进一步指出“权力过分集中, 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 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 容易造成个人专断, 破坏集体领导, 产生官僚主义”。由于权力过分集中, 造成了权力结构畸形、权力运行紊乱、权力监督失效。长期以来, 我国都是人管制度, 而不是制度管人, 许多领导之所以会腐败, 根源就在于制度建设不到位, 没有制度的约束, 个人权力无限地膨胀。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 比如, 建设领域潜规则泛滥, 开发商、转包商、寻租掮客绳聚左右, 以及各种官场潜规则的耳濡目染之下, 人性脆弱的底线往往容易被突破。
2.“四风”问题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兼职过多, 工作难以深入, 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 效率难以提高, 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者不深入基层和群众, 不了解实际情况, 不关心群众疾苦, 遇事不负责任, 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按客观规律办事, 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形式主义则表现为弄虚作假, 不求实效、作表面文章, 以赢得上级肯定和领导满意。在市场经济的诱惑下, 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严重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比如, 思想空虚、精神萎靡、贪图安逸、不思进取, 讲排场、比阔气, 铺张浪费、挥霍公款、骄奢淫逸、腐化堕落。
3. 公共权力缺乏约束, 滋生形形色色特权现象
特权现象是指权力不受法律和制度约束。特权思想是政治和经济上超越法律制度之外的权利行为欲望。凡是手握公权者都有产生特权欲望的可能。我国现有的权力结构和权力配置的重大缺陷, 就是不适当地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 必然会造成对权力垄断, 形成权力的“巨无霸”, 更利于特权者把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私有化、经济化、关系化。随着国家加大反腐力度, 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大老虎相继落马, 可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并没有随之提高, 腐败仍在高位区。
三、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政治现代化
邓小平深刻指出“要克服党和国家各项具体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根本的问题是改革制度”。并明确指出,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 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涉及范围之广, 触及利益之多, 敏感程度之深。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政治现代化要注重制度设计、政治体系完善和策略推进。
1. 健全和完善权力运行的制度体系
一是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 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公开权力的使用流程, 让权力的使用公开化、透明化。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二是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 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规范权力运行的流程。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可有效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权力运行体系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 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国家治理的过程就是社会权力运行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按照现代法制和民主政治的要求, 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 规范社会权力运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
2. 健全和完善权力运用的法规体系
国家政治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权力明确、能力有限的政府。政治治理的主体是政府, 它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做为支撑。一是要完善权力结构, 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侵权, 通过法律规范清晰明确权力运行的轨迹, 可以大大减少个别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拍脑袋”决策导致的权力滥用;二是强化反腐的法规威慑, 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措施严厉、下场可悲, 使领导干部畏惧战栗, “不敢腐”;三是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法规体系, 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3. 健全和完善权力运用的监督体系
我国现行权力监督体系, 就专门机构来看, 在执政党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系统, 在国家有检察和反贪系统, 在政府有监察系统。一是强化内部监督。通过党内法规、政府权力治理法规, 形成预防监督、过程监督和结果监督的完善的监督体系;二是强化外部监督对权力的制约, 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等全方位监督, 让权力运行的每一个过程清晰可见;三是完善政绩考核体系, 以民众满意度作为选拔官员基本标准, 以重塑领导干部的权力观、价值观, 真正实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总之, 国家政治现代化为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代化为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不管政治体制怎样改革, 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政治体制改革牵涉的利益群体多, 十分敏感, 要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有步骤地进行, 继续坚持渐进式的改革之路。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政治现代化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深刻阐述了制度建设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性, 并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存在问题和改革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政治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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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改革政治体制 篇2
从引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能割裂。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中，协调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和前进的步伐，使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使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的基础，政治、文化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保障，文化体制改革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实际上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两者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上层建筑的性质。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物质根源，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二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其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集中表现为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当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先进的经济基础的时候，这一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帮助它形成、巩固和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当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变为腐朽落后的经济基础的时候，这一社会的上层建筑就极力维护这种经济基础，妄图使其免于灭亡，这时它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战略意义：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为现代化提供新动力；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冲破既得利益集团；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政企彻底分开；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建设有效政府；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中国企业以一流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参与全球竞争。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力保证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具有正相关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能够为推动民主政治创造良好的条件。首先，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他们能够推动社会的必要分化，有助于提高各阶层的知识水平，这是民主化的一个社会基础；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民众从传统意义上的“臣民”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公民意识的觉醒是实现民主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再次，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的规则和秩序，而法治和秩序恰恰是民主化不可缺少的重要要素。政治体制改革为现代化提供新动力对中国社会发展来说，过去近30年改革和发展使中国社会具备了步入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战略基础和社会条件。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政治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一国的现代化才能持续。原因在于，有效的体制是现代化的前提，有效的体制包括有效的经济体制、有效的政治体制、有效的文化体制和有效的社会体制，而有效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完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改革现行体制 建设现代学校 篇3
一、四个先行，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实验
“健脑”先行，提高认识
根据中央和省《教育规划纲要》关于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去除学校行政化的要求，2009年初，惠州全市范围开展了现代学校制度的调研活动。市领导亲自带队，前往有关学校传达《教育规划纲要》关于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精神。召开全市创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工作动员大会、现代学校制度专家报告会、现代学校制度研讨会，对校长们进行“健脑”，促进校长们更新办学理念，转变办学思想，规范办学行为。加快学校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步伐，实现扁平化、流程化、精细化管理，降低管理成本，实现有效教学，逐步去除学校行政化，着力营造民主、高效、科学、创新、专业、特色的办学环境。
转型先行，简“政”放“权”
惠州市大胆优化调整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指导、监督型”转变；把学校内部的干部任免、招生、招聘、财务等权力下放回学校，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提高办学专业化水平，回归学校“以人为本”、“以教育教学为中心”、“服务于师生发展”的本位。先行试点学校拥有了人事管理权、自主招生权、财务自主权三个方面10多项权力。人事管理权方面，副校长由校长提名，报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学校可根据人事和教育主管有关政策，聘用教师。在自主招生方面，允许学校制订“优秀特长生录取程序与办法”，报市教育局审批，自主考试招收特长生。教育部门的简政放权，让学校要求多年的办学自主权得到落实。
政策先行，统筹安排
2010年初，在广泛征求意见后，惠州市正式出台《关于加快惠州市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决定》和《惠州市教育系统“现代学校制度创建年”活动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各县（区）教育局、各级中小学校进一步加强学校民主建设，加快构建完善现代学校制度。在抓好现代学校制度试点工作的同时，从市直学校开始，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计划2012年9月起，在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现代学校制度。
试点先行，总结推广
2009年起，惠州市在市华罗庚中学与部分县（区）学校设置试点，开展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实验。同时，鼓励市直学校与县（区）其他学校，积极进行现代学校制度的探索。
市华罗庚中学把“构建现代学校制度”作为创新项目来抓，以“理顺行政关系、转变工作职能、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为重点，突出抓好学校民主管理制度、素质教育模式、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办学质量评价制度、学校发展水平评估和社会协调等各类新机制的研究。建设发展目标明确、评价制度健全、运行机制完善、思想内容与方法先进的学校管理体系，不断提高育人水平，引领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进入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良性发展轨道。通过全面实施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学校发展潜力得以进一步激发，管理效能显著提升，学校品牌形象、教育教学实绩等居全市前列。
2010年，市华罗庚中学被评为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和广东省教育教学水平优秀学校。
2011年，市华罗庚中学首届高考一炮打响，取得辉煌成绩，本科上线人数突破700人大关，上线率达54%。
近两年，华罗庚中学师生参加各类比赛，获奖多，层次高。60多名教师获国家级、省级奖励，100多名学生获国家级、省级奖励。学生合唱团获2011年广东省中小学红歌比赛二等奖； 5名同学获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惠州市多次组织各校各界人士观摩学习华罗庚中学试点经验，不断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及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引导各级各类学校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步伐。
二、成效明显，臻于“五化”
2009年以来，现代学校制度创建年活动持续开展，惠州市加快了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学校管理结构得到优化，学校管理水平与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各试点学校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呈现百花齐放、千校千态、各具特色的可喜局面：
（一）办学理念进一步“深化”
办学理念是学校建设发展的方向与“灵魂”。开展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以来，惠州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加快学校转型升级。深入分析查排“障碍”，往传统的学校制度里注入新思维、新理念、新举措，确立了“服务学生，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服务教师，推动教师专业提升与全面发展”“服务社会，兴办适应国家发展需求与受教育者满意的教育”的宗旨，进一步充实丰富了办学内涵，提升了办学水平。
华罗庚中学确立以“为学生的一生发展服务”为办学宗旨，大力弘扬“自强不息，志存高远”的学校精神，着力构建“高效课堂”的教学模式、“和谐发展，个性成长”的素质教育模式，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二）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
一是扁平化管理模式成效明显。
构建以服务年级为重心，服务教育教学为中心的扁平化管理工作体系。通过整合优化职能相近或重叠的部门，减少中间环节，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学校的运转和保障完全向年级服务倾斜。扁平化管理的实施，进一步明晰了管理职责，提升了执行力，提高了服务意识、管理效能、专业管理水平和团队的合作精神，使各部门的工作开展简便、高效、规范。
市一中实行“五部制”扁平化管理模式，为各年级“编制”副校长。年级组直接对分管领导负责，实现年级由学校组织管理的“二传手”向管理实体转变，使学校管理高效规范。
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结合自身办学的特色，构建“四效四化”管理模式（“四效”即教学有效果、管理有效率、经营有效益、服务有效能；“四化”即校本化、专业化、精细化、窗口化），实现学校管理的高效运作。
二是人事制度改革，激励教师奋发进取。
积极推行人事制度改革，破除职务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和竞争上岗制，按照“公开选拔、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与“公开招聘、凡进必考、择优录取”的原则，公开招聘校长和教师。用人制度由“相马”向“赛马”转变，大大激发广大校长与教师“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进取意识。
2011年以来，各县（区）、市直学校按照《惠州市直属学校教师招聘管理工作意见》和《惠州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工作流程及要求》自主招聘各级各类学科教师（包括在职教师和应届毕业生）近1000名。教师招聘工作有序公正，透明度高，达到了应聘人员满意、用人单位满意、督查机关满意，社会一致认可的程度。
三是绩效工资实现“两持平一鼓励”。
“ 绩效工资”代替“职称补贴”是惠州市推行工资改革的有效做法。绩效工资制的实施，改变了过去“唯职称论”的分配弊端。通过各县（区）政府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努力，较好地解决了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同步增长，达到“两相当”。教师的福利待遇得到了有效保障，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四是民主参与凸显成效。
通过设立校务委员会，建立学术委员会、家长与社区委员会、学生代表会和教代会，实行民主议政和工作督查制度，落实校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充分发挥学校制度的作用和重大事项的监督，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职工参与学校各项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了教职工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得到健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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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师资培训各具特色。
面对“惠州市人民教育家培养计划”，各试点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了切合当前学校教师专业发展、培养目标明确、层次分明、长短结合、内外互补、综合提高的培养模式，造就了一支教育理念新、创新意识浓、教学水平高、实践能力强、师德风尚高、一专多能的名师、能师的师资队伍，有效提高专业教师素质，全面提高了教育质量。
市华罗庚中学设立“华中名师制”，精选师德高尚、专业素质高、业绩突出、合作精神强、协调能力突出的优秀教师组成“华中名师”团队，设立“名师工作室”，以名师为主体成立华罗庚中学学术委员会。名师参与评课、评优、评职、招聘等教育教学和办学决策工作。学校原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逐步转向教育家办学的新模式，使学校办学向专业化方向转型。“华中名师”制度让教师专业发展有了更高更大的平台，增强了教师的成就感，帮助教师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也为学校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市实验中学实行“导师职级制”模式，打通教师专业发展通道，使学校形成了教师多元发展体系，解决了传统模式中制约教师发展的弊端。使优秀骨干教师在“助理导师、学科导师、副主任导师、主任导师和特级导师”五个级别上，不断发展。有力激发了教师发展活力，促进教师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也为名师、专家型教师及教育家的成长，营造了发展环境，创造了条件。通过建立教师“整体发展规划”“个人发展计划”及青年教师“双导师”培养等一系列制度，鼓励青年教师拜师，名师带徒。通过规范各级“导师”的职责和义务等一系列措施，形成了教师专业化发展机制。为优秀骨干教师、名师在教书育人活动中发挥优秀示范作用与核心骨干作用，为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开辟了道路。
惠东县建立“三名培训”（名家讲坛、名师授徒、名校进修）。惠州卫校构建“一二三五培训工程”（一个教师成长规划；两支队伍——骨干教师队伍、专业带头人队伍；三个工程——青蓝工程、双师工程、名师工程；五大平台——专家讲坛、校长讲坛、名师讲坛、教师论坛、网络课堂）的师资培训制度等。
六是教（科）研先导引领教育教学改革。
我市实施“生本教育实验”，各单位遵循“以改革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课题研究为载体”，确立以教育科研为先导的办学思路，坚持走科研强校之路。建立与完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加强领导，广泛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增强教育教学活动的科技含量，提高教研的层次和水平，引领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全面促进学校发展。
市华罗庚中学探索“高效课堂”教学模式，通过“三学四式”教学流程，即“学生自学”“老师导学”“同学互学”三学结合和“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四式交互的方式，构建起快乐而高效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收获知识。“高效课堂”模式的构建，对教师的教学提出明确的要求，提供实践依据，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三）外部合作进一步“强化”
建立和完善学校、家庭和社会三结合的教育体系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学校结合自身地缘优势，积极与社区、家庭协调沟通，及时化解矛盾，建立良好的外部合作环境。
一是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搭建家长和学校交流的桥梁和平台，向家长宣传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方法，让家长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促进家校和谐。
二是与校外友好单位开展共建活动。积极与人民解放军与武警部队、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热心教育的企业、兄弟学校以及台港澳地区现代学校建立友好关系，定期友好往来。
三是与学校周边社区开展互助活动。学校充分运用社区资源为学生成长、成才创设更多的条件。同时也与社区共享学校的教育资源，为提高社区文明程度和营造全民学习的环境，作出积极的努力，实现互利双赢。
（四）资产管理进一步“刚化”
试点学校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建立新型的财务管理、预算管理、收支管理、资产管理、财务报告和财务监督、财务内控管理、责任追究等制度；同时加强学校预算管理，建立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编制、绩效考评和监督检查等管理制度，全面刚化财务行为，保障了教育经费正常运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五）自主办学进一步“亮化”
试点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从实际出发，在自主管理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结合学校运行规律及时转化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试点单位的经验成果。进一步深化自主办学内涵，制定相应的“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办法”“教师招聘办法”“自主招生管理办法”“财务自主管理办法”等制度性文件，构建起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学习型社会要求的现代学校管理制度体系，推动依法治校、民主治校的进程。
（粤教宣）
责任编辑 潘孟良
中国民主政治形式和政治体制改革 篇4
民主政治建设是人类发展的永恒话题,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探索出了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并强调“要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看, 选举民主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民主形式。但是, 选举民主也有一些不足, 譬如我们只能选举少数人来代表大多数人行使公共权力, 如果缺乏必要的协商和监督, 很容易让少数人的决策变为多数人的意愿。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协商民主的核心是协商, 体现的精神是理性的个人和组织能够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只有有了选举民主, 有了公民对代表的授权和控制才能确保协商双方在主体上是平等的, 只有保证了协商各方在主体地位上的平等, 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协商。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两种重要民主形式, 深刻认识这两种民主形式, 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发挥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作用, 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 只有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 才能更好的拓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
二、从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势
2006年2月, 中共中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里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两种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 这一重要论述告诉了我们,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是通过“选举+协商”的形式实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通过政治体制改革, 完善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 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我们正在努力探索, 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把选举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1. 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这种完善和发展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 直接选举将进一步完善;二是在其它实行间接选举的地方政权和部门, 将扩大差额选举, 并且完善候选人提名方式;三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 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
2. 中国的协商民主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这种完善和发展, 首先是充分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重要的民主政治形式, 推动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和海内外华人委员参与有效的民主协商;其次是逐步完善各级政府主动实施的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再次是进一步发挥各人民团体在民主协商中的作用。
三、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笔者认为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围绕如何保证和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展开。
1. 进一步落实、完善选举制度, 使人民的权利更好的运用。
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 选举制度是宪政体制的首要组成部分, 民主选举是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从1997年十五大到2007年十七大, 三次大会的报告都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列为我国人民民主的四个内容和程序, 其中民主选举居首, 也就是具有第一要义。因为选民只有享有选举人民代表和主要官员的决定权, 才能进而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而各级人民代表和负责官员只有真正由选民选举产生, 才能切实为选民的福祉进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 并接受选民监督, 完全对选民负责。政府官员要做到权为民所授, 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 情为民所系”。
当前落实选举制度, 最重要的就是要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在国外, 很多国家总统都由直接选举产生, 因为直接选举比间接选举更能体现民主。中国应有步骤、不失时机地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直接选举的对象不仅包括各级人大代表, 还应包括政府主要领导人。我们要尽快转变观念, 真正尊重人民, 让这一制度尽早进入实际操作。
为保证选举的公正和有效, 应完善差额选举制度、候选人提名制度并引入候选人竞选制度。没有差额的选举, 不是真正的选举;没有竞选的差额, 不是真正的差额选举。
2.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实现人大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减少代表人数, 延长会期, 实行代表专职化, 并保证政府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一是减少代表人数。实践证明, 代表人数和民主决策具有重要相关, 没有一定人数不能体现民主性, 但并非人数越多越民主, 超过适宜规模的人数增加反而削弱代表团科学的民主决策性能。由于代表太多, 只能将许多应该大会讨论决定的问题, 变为代表团小组讨论, 不仅增加会议费用, 而且不便地区间相互交流。二是延长会期。我国人大会议的会期, 无论与国外议会会期相比, 还是与目前人大发挥职能的需要相比, 都显得偏短。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方式有根本不同, 人民代表大会只有开会才有权力能力, 不开会就没有权力能力, 人大制度的生命力和活力, 是通过开会体现出来的。立法过程既然是一种集体民主的议事活动, 是充分发扬民主、表达和汇集民意的过程, 就必须有相应的时间予以保证。如果会期时间过短, 立法者没有足够时间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 来不及认真仔细地研究、分析和讨论法案, 匆匆付诸表决, 或者通过或者否定, 往往会导致草率立法。草率立法不仅影响立法质量, 而且从实质上表明立法机关无关紧要, 其结果很可能使立法机关充当橡皮图章的角色。只有充分的讨论和争论,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的价值, 进而在最具科学性的判断之下, 做出符合多数人意愿的选择。这就需要时间, 没有时间保证, 就无法使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 适当的会期, 是人民代表大会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当然, 会期的延长必然要求实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三是实行代表专职化, 并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当前我国的人大代表多为兼职, 他们多为各行业的先进代表和模范, 平时都忙于自己的事务, 很难保证时间去行使人大代表的权利。各地人大代表中相当一部分为政府官员兼任, 政府官员兼任人大代表, 造成人大对政府监督的困难, 这在源头上影响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地位, 不利于发扬民主。唯有实行代表专职化, 才能真正发挥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作用, 否则每年付出高额的会议成本, 却未必取得相应效果。公民被选举为人大代表后, 应辞去其原工作和职务, 专司人大专职代表职责。
3. 提高政治宽容度, 营造积极参政、议政的政治氛围。
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 篇5
前 言
这一讲主要涉及以下一些基本问题：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目标
二、发展民主政治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
三、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四、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
五、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六、努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目标
1.“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发展目标。2.政治文明建设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
首先，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意；其次，政治文明是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最后，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二、发展民主政治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
1.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才能保证我国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
2.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一是要落实宪法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权，保证期依法履行职能。• 二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保证立法和决策更• 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
三是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进一步提高人大常委会的决策水平和工作质量。
3.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国实际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4.积极扩大基层民主
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三、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2.确保法律的权威性
加强执法和执法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
3.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
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4.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精神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尤其是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
四、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
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保证决策正确。
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有关制度，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五、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执行等环节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使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1.制约和监督的重点和关键
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2.强化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 3.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
4.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
5.实行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 6.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六、努力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1.2.3.4.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利益的矛盾 加强政法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刍议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篇6
本文将从当今我国金融企业监管体制改革现状入手，讨论监管体制过程中面对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为相关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出相关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金融； 监管体制 ；改革
一、我国金融体制监管体制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金融企业实行的是严格的分业监管，但是实际在金融制度管理过程当中，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等企业出现了互相渗透的现象，从而使金融控股实施十分混乱。除此之外，我国各企业经营模式的形式也不断变化，使金融机构所呈现的经营形式和业务发展多为多元化，从而使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现状不大适应当今发展节奏，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区域性金融支持特点凸显
众所周知，金融企业投入高，但回报也高，目前我国金融企业正向园区、经济发达地区聚集，结合全球金融企业布局可以看出，其分布地区科技、经济的高低直接决定着金融支持的力度，我国目前大型金融企业多处于沿海地区，其运输方便，经济发达且相关的金融企业制造研究沟通频繁，而中心部地区的城市发达金融企业便相对落后，金融支持力度不高。
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历程：
除上述表格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先后成立了中国证券监管委员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金融监管机制，分别从专业性方面进行针对性监督，负责我国证券、银行以及保险也的金融运行活动。除此之外，相关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也随之颁布。可以说，上述提到的金融机构也相应的根据法律制定了内部的自律公约，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法律基础。
随着《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等纲领性文件的出台，进一步确定了金融机构在监管体制改革时能够有法可依，使金融机构能够有章可循，加强了整体金融机构对于内部监管体制改革的把控能力与规范力度。
2.地区企业金融特点鲜明
首先是上海、北京，其是当前我国金融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最多的城市，其金融产业对于金融企业的投资、营销手段都将成为我国金融企业的榜样。分别来讲，北京地区科研院较多，人才资源丰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一般在于人才培养方面，而上海与国际交流较多，产业环境先进，金融支持主要为技术投资，产品交流。
其次是我国中部金融企业情况，当前我国内陆金融企业多以中小型规模为主，其配套金融体制不完全，产业链条不完整，所以一般是针对其技术支撑、生产装备方面的投资。
2016年，在国家大力推动金融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前提下，其金融投资已经成为众多银行的一项重要投资战略，一方面，金融产业的发展及产业转移能够带来巨大利益；另一方面，面对以后金融行业政策发展的趋势来看，金融投资是实现银行与医药产业共赢发展的重要前提。所以根据上面的不同地区医药制造金融空间分布，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应对：
（1）选择背景雄厚地区的企业作为投资目标，一方面，要重视金融企业的实力、国内市场地位；另一方面，良好的公众性也是作为投资考虑的重要因素。
金融监管水平同样也是投资考虑的因素，应该把是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新型产品开发成功率高等因素作为技术参考条件来对待，通过行业知识的积累加以判别，对于产品没有竞争力、创新力度不高的金融产品应该取消或降低其金融投资支持。
（2）灵活运用不同地区的金融行业金融服务工具，建立金融行业专业化营销服务体系，从而达到积极使用流动资金贷款的目的，同时对于贸易融资品种也应该灵活使用，掌握金融企业的主要环节，通过融资等活动积极扩大结算和综合收益。
（3）对于金融企业的子行业，其金融信息系统监管体制改革能够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通过金融创新为金融行业提供金融服务，积极发展与国内外金融企业监管体系的交流。另外，当今是信息时代，网络也是可以利用的一点，通过网上银行等新型模式扩大监管体制类型，让其发展具有更多样的金融模式。
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措施
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面存在着众多问题，所以说采取何种措施去处理，就显得非常重要，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1.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外部措施
（1）发挥政府的指导职能
首先，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通过相应的货币政策，发挥投资引导作用，对当前发展较好的金融企业进行重点支持，从而引导金融资源进入金融行业。因为政府的指导能够把控金融投资的整体方向，不会造成金融重复投资。正如上面提到，我国地区金融环境存在问题，政府制定政策之前应该进行地区金融调查，在合理的地区采取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措施，通过税收调整、财政划拨、基金建设等方式强化政府对医药制造业的政策性支持，从而达到社会闲散资本集中向医药制造业汇聚的目的，最终把医药制造业推向规模化发展的道路。
其次，改善投资环境，我们可以以沿海地区医药产业为例，近年来，沿海地区经济模式多以旅游业为主，金融资源多在房地产行业，医药制造业所占比例甚小，所以说投资环境的改变迫在眉睫。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应该加强医药产业基础建设，发挥有特色的原料药、通过加强区域内医药企业与外界机构的合作交流，争取新药生产基地；另一方面，畅通本地资金进驻渠道，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为金融投资的金融提供一个安全、简便的审批程序。
最后，完善与金融投资相匹配的法律法规及监督机制。对于金融企业，要修善公司融资政策，使之更加实用；同时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公司融资方法，去粗取精，我今后医药制造业融资更加科学打下良好的基础。总之，推行有效的政策制度，对全面建设优良的市场融资环境是具有无可代替的作用。
（2）畅通金融企业融资渠道
首先，传统的金融企业融资渠道应该进行改变，一方面，是通过政府的财政支持，对企业的创新技术、技术改造等方面进行改善；另一方面，发展专项资金，例如设置企业创新基金等，鼓励企业进行创新研究，同样的资本市场融资、银行信用贷款也是并不可少，不仅可以加强医药制造企业同其他产业进行交流，建立一个协调的沟通平台；也可以争取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对整个医药制造业的贷款规模。
其次，积极开发新的金融渠道，高新技术银行的建立，将贷款对象转变为了高新技术企业，为技术引进、技术研究、新药物的研发与推广提供了融资服务等资金支持。同时，项目融资也是可以帮助金融企业把已建立的项目经营权在一定的经营期内移交给私人、机构投资者，从而获得资金来进行医药制造的新建、二次开发工作。通过这样新的金融渠道能够推动银行机构扩大对金融企业的融资业务，降低相关金融企业的融资成本。
（3）健全本地金融市场
首先，对我国证券机构进行重点支持，发挥本地金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意识。繁荣债券市场，发展各个地区金融企业市场服务机构，为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行为树立良好的经济基础。
其次，商业银行对于金融企业的贷款服务应该逐步完善。一方面，要对知识产权重视起来，使得制造技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能够入股，从而得到上级银行的金融支持，在风险把握得当的前提下增加信贷授信范围，扩大信贷投放实力，为医药制造企业自主创新发展提供更多贷款品种和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完善商业银行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是构建金融企业监管制度信息改革专有平台，发扬银行信息网络优势，促进商业银行提供优质服务的重要条件。
最后，规范金融秩序，完善控制体系。如上述例子提到的相关医疗企业， 医药制造业具有高风险的特点，根据其这一特点，应该设置相应的风险控制系统，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体系，从而使得金融投资更加安全，使得商业银行在金融环境中能够全方位地为医药制造业进行信贷服务。
2. 金融支持的内部措施
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体制改革，其内部措施主要以增强竞争力，吸引资金关注为目的，具体措施有：
（1）优化金融企业结构，使得金融企业形成品牌化，鼓励金融企业培育自有品牌，政府应该多办法促进性政策，使得金融企业发展走高端路线。另外引导金融企业形成产业聚集，形成规模效应，这样不仅能够使得金融支持政策能够更快、更有效的落实下去，同业也能提高整个金融企业的竞争力，推动金融企业优良发展。
这就要求监管机构和部门之间进一步加强联系和沟通，增强监管的透明度，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以确保监管机构之间的有效协调，进而发挥我国金融监管的更大作用。
（2）发展生态金融企业，促进内部金融投资的多样化，当前社会是生态同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发展高效、低耗、零污染的金融企业是对我国金融机构监管制度发展的最新要求。所以说要从根本上塑造正确的发展思想，把产品创新同自然保护相结合，提供优良、安全、绿色的医药产品，使得金融企业也绿色发展同金融支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三、结语
本文通过以当前金融企业存在的现状为切入点，讨论其特点以及存在问题，从而引发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所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国金融企业监管体制改革存在问题集中在产业融资困难、金融支持路径单一，加上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却别较大，从而造成了银行对于金融企业信贷支持力度不到位等现状。对于上述问题，本作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提出以政府指导为主，相关政策为辅，金融企业技术创新相结合等方法，健全金融企业融资市场，形成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强有力应对措施。
综上所述，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应该加以重视，加强金融支持，使我国金融体制、金融企业能够长期、优良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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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梳理 篇7
必须指出, 作这样的逻辑梳理和认识论的辨析主要是基于以下思考:新任国务院总理在召开记者见面会时强调,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意在呼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实践的而非“经院”的。造成今日举步维艰的夹缝式改革样式, 并非一时的思维短路和路径缺失, 究其根源实乃是自近代以来, 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型, 由综合批判型向分析批判型转变, 由复杂性思维向线性思维转变, 由稳定型思维向激荡型思维转变, 由人本主义思维向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思维转变。
一、第一层逻辑:“民主”统领的四类主流政治核心价值观
社会发展观认为, 人类社会形态尤其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 其路径不外有二, 一种是革命的, 另一种是改良或改革的。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 都必须依赖于当时的客观环境, 这里的“客观”并非狭义的物质环境, 而是包含了历史主体的思想、心理、情感等各种要素的客观, 简言之——革命和改革的情势。然而, 光有情势远远不能推动革命和改革, 还必须有凝聚力的政治核心价值观 (以下统称核心价值观) 的支撑, 如果不是笔者臆断, 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呐喊到中国辛亥革命的“民族、民权、民生”的口号 (虽然他们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 有哪一次惊天动地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在这样核心价值观指导下推进的呢?因此可以判断, 但凡是开创性的重大历史事件, 离开核心价值的引领很难奏效。同样, 对于当下备受世人关注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凝结了核心价值观。
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每一时期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必然带有深厚的时代印记。回首中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至今, 在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上, 大致说来有四个方面, 即“民生”、“民权”、“民言”、“民主”。
“民生”, 古语常言“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这里的“民”历史上是指百姓, 尽管时代迥异, 今天仍然可以借鉴过来, 其内涵就转化为“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只有不断夯实这个基础共产党才能更好地执好政、服好务、履好职。而人民群众, 作为历史的创造者, 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们创造历史, 他的第一需要是物质的需要, 只有解决好衣食住行的问题, 才会有政治的、文化的等需求。也就是说人首先需要生存下来, 其次才能有生活, 然后才会有品质的提升。
“民权”, 这里的“民权”并非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之权, 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人民群众发挥主体性作用, 积极谋求富足殷实生活的权利, 这里最能体现“民权”主义的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日趋强烈, 与此相伴而生的权利意识迅速提高。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这一意识更是前所未有。民众有这样的意识, 国家层面也不能滞后, 相继制定并出台了诸多法律法规, 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给予保障, 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表述, 就是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民群众今天何言“权利”, 因为经济发展了, 百姓自己创造了财富, 也享受到改革的积极成果, 他有权利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民言”,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语言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的必然产物, 它反映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程度, 但更多时候是百姓用自己的语言言说自己, 用自己的语言提出诉求。作为执政党, 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 必须为人民群众畅所欲言开辟渠道, 听民声、纳民意、凝共识。在信息化的今天, 人言可畏, 民言敬畏。百姓所说的即是党和政府想做的, 党和政府所说的即是深刻反映和广泛代表民心民情的。因此, 顺势而为而不是逆流而动地建立官民沟通机制, 是增强执政能力服务民生的关键步骤。
“民主”, 是“三民”主义即“民生”、“民权”、“民言”的最高体现, 能不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系关系着下一阶段奋斗目标的实现。“民主”既是广义的也是狭义的, 从广义上而言之, 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需要贯彻民主精神, 而政治建设更需要民主精神。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胡锦涛同志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经验, 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基层自治制度。但这还不是最完善的, 我们“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狭义的“民主”即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 很显然, 我们既坚持了狭义民主, 也在扩大广义民主。
必须强调, 政治核心价值观自成体系, 不能剥离, 只是不同历史阶段某一方面比较突出, 就现阶段而言, “民生”、“民权”、“民言”都必须在“民主”的框架设计之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 而在这一价值观主导之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取得积极成效。
二、第二层逻辑:“经济”挂帅的四大论域改革版图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必然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渗透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也就是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单单是政治问题, 而是以政治改革为杠杆, 撬动中国社会自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掣肘。与三十多年前不同, 那时的改革主要是已经无路可走不改就是死路一条, 今天我们可以不必走三十多年改革走过的一些弯路, 比如经济建设超前于各项建设, 也不必走前苏联“休克疗法”式的激烈道路, 而是要积极稳妥地推动各项改革。
当前, 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压力仍然很大, 软着陆有难度, 一项“国标五条”的房地产调控措施都不能在地方贯彻执行, 很显然, 这已经由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了。所以, 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 不能局限于政治语境而脱离经济语境, 千万不能忘记政治上层建筑必须扎根于经济基础。即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继续加强、加快经济建设的任务没有改变, 这已不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了。
民主政治一定程度上也可叫做“民主法治”, 一方面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另一方面要实现依法治国。这里如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仍然存在诸多挑战, 最大的挑战不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薄弱, 而是我们有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心理, 只搞党内民主忽视人民民主, 扩张“个人民主”而践踏人民民主。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双重的, 一是要剔除旧制度, 二是建立新机制。与此同时, 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玩一枝独秀和搞天马行空, 因为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 只要是决策就会有风险, 只要是组织也会产生多数人的暴力。因此, 改革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法律规章, 即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要特别强调法治对于规范政治体制改革的作用, 改革不能走到邪路, 也不能走到人民的对立面, 严守这条高压线, 这也是改革的底线。
或许把“民族文化”纳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序列会遭受质疑, 但是如若转换一个视角, 即从文化领导权的视角去理解, 这个论题就不仅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 而且也具有现实性。文化问题是一种生活方式问题, 可以求同存异, 但从本质上来说, 文化的异质性才是其生存之道。今天, 民族文化发展已经为经济全球化或者说西方文化工业借助全球化之力而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位国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 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就应当高度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是夯实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大工程, 而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则是引领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的有力杠杆。对于党和政府来说, 其实质在于加强执政合法性, 改革改到深水区, 这个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所以, 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不能拒斥民族文化的逻辑。
“公民社会”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逻辑框架中的最后一个物质载体, 承载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的冲击力, 同时又反作用于三大改革版块。在中国固有观念中, 天下一家或家族同构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由于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跃迁, 社会结构由传统僵化一体日益分化为有机构成, 利益群体也日益“单子”化, 因此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出现了鸿沟, 然而现代社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发明了链接上下和沟通官民的渠道——公民社会。尽管国人对这个概念略显生疏, 但并不排斥它给公民个人带来的积极作用。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 当前中国社会尤其是政府对这一新事物的漠视, 在一定程度上既制约其发展, 也把党和政府直接推向矛盾最前端, 从而失去一个有效的缓冲区域。所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否为公民社会的发展留足空间, 这衡量着中国社会、党和政府的文明水平。
总之,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中, 经济论域是主题, 政治论域是保障, 文化论域是灵魂, 公民社会论域是推手, 四个方面四位一体, 忽略任何一方面中国改革就得重新洗牌, 就像今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一样, 这也正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系统性。
三、第三层逻辑:利益导向的五大主体博弈格局
最近有专家撰文指出, “不同权力主体在权力运行中的相互制衡和约束, 实质上是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博弈形式。”其实, 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因乃是阶级利益驱动, 作为执政党也必须承认这一点。关照当下, 何以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症结在哪儿呢?依本文看来, 有三方面的因素严重妨碍改革进程。一是体制僵化, 主要表现是机制惰性加剧, 导致为民服务效率低下;二是能力弱化, 主要表现为学习能力不足, 导致办事能力下降;三是利益固化, 主要体现为以权谋私, 导致贪污腐败日趋严重。面对这“三座大山”, 要求改革者克服恐慌心理, 采取有效举措, 否则坐失良机。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智慧指出, “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 圣人执要, 四方来效”, 说明“中央”不是具体事务的执行者, 而是精神的统领者, “中央”只需要给执行者划定范围、指定原则、提出要求即可, 怎么办是执行者自己的事情, 他可以发挥一切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 落实“中央”布置的任务。据此而言, “中央”和“地方” (包括各部委及其职能部门, 下同) 实质上是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或者叫做“中央”授权于“地方”。此间已经可以看到, “中央”之所以能够授权是因为它掌握人民赋予的权力, 而这份权力不是免费的, 是要以“中央”的信誉和信任的外化 (语言、行为、物质利益) 作为担保的, 一旦失信于民必将招致问责, 西方国家通常以选举落选作为惩罚方式, 东方国家更多的是诉诸暴力对抗或革命。这说到底就是“中央”的利益, 而如何捍卫其利益不被剥夺, 它需要在公众和具体执行者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也就是说, 需要协商哪些权力必须要保值增值, 哪些权力必须要让渡给另一方。这里涉及几种可能性, 权力或者再次给予“中央”但已经重新界定, 或者被公民收回, 或者让渡给“中央”、“地方”和“公民”之外的第四方, 或者直接废止。不论采取哪一种方式, 其实质均是“中央”对自身利益的“游说”, 在此“利己主义”必然扮演重要角色, 也即“中央”会力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地方”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 前文已谈及, 它的行事权力从形式上来看不直接与公民挂钩, 在自上而下政治体制授权负责机制下, 迫使“地方政府对上级承担的责任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强度上都远远大于对当地的民众的责任。”可见, “地方”也是一个重要的利益角色, 一方面它要绝对地服从“中央”, 但又决不会死心塌地, 具体表现就是一面拿着红头文件大搞所谓“民生工程”, 实则是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拍脑袋工程;一面为自己这一层级争取最大利益, 甚至不惜欺上瞒下设“小金库”和权力寻租等;同时, 这一层级的既得利益者又试图说服民众支持他们的行为, 但其所采取的背离群众路线的行事方式最终却伤害了人民情感, 进而引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可见, 政治体制改革在做足了“中央”的文章之后, 重点就应当在放“地方”上, 政治体制改革难就难在各部委及其职能部门和地方上。
基层政府是科层制行政管理系统的最前沿, 对社情民意最了解, 也是落实“中央”和“地方”精神的最重要力量。在中国, “基层”通常指县处一级、乡镇和街道一层的政府及其部门, 它们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中占据的话语权并不大, 但地理空间却是最大的, 同样承担的责任也是最大的。这一层级利益主体就是力求少出事、不出事, 其实是怕出大事, 因为按照授权要求, 上级机关均会对下级机关给予惩戒。正是出于这一利益考虑, 时下中国社会的官民冲突, 绝大多数均发生在这一层面, 而他们的策略就是遮遮掩掩、围追堵截, 乃至不惜以权代法、以党代政、以人代党压制底层矛盾, 近年来陆续曝光的诸多官民冲突事件均属此列。
“公民”这一主体的诞生有赖于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 从而激发了人民群众现代意识的萌生, 当今学界和政界统称作“公民社会”的概念正是源于“公民”群体的成熟。应该说, 在司法实践领域“公民”已经广为采用, 但在官方话语体系里面, “公民”与“人民”相叠加。它所折射出的信息是十分丰富的, 依照中国共产党的理念, 党和政府的属性是“人民性”, 为人民服务天经地义, 领导人民群众无可厚非, 但现在不同了,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 “人民”对自身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特别是权利意识的增强, 上访、行政诉讼等维权行为呈现井喷现象。此时的公民发现, 原来各级党政部门也在为自己谋利益, 而且是拿着纳税人的钱, 在跟纳税人争利, 更有甚者还试图拿走财富蛋糕最丰厚的那一块, 这样公民们当然不答应。所以, 所谓的仇官、仇富, 其心理根源多在于此。还有另一类主体即社会组织, 它们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但其规模尚小、形式未定, 法律也未能给予充分限定, 但可以肯定, 未来中国政治领域社会组织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会更大。那么何以化解这五种利益主体之间的隔阂呢?本文认为, 加快立法实践,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各级各部门的权力界限, 杜绝权力错位和缺位;明确各级各部门的责任承担, 杜绝问责走形式;明确各级各部门的利益分享比例, 杜绝与民争利。
作以上逻辑的梳理和分析, 意在表明,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须理清方向, 否则就是失去乐谱的乱弹琴。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本文认为是, 制约权力、精简机构、提升效能、搞活机制、创利于民, 最后建成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民主法治的政治运行体制
四、几种认识论误区
“改革”是一个万古而常新的论题。但是在上世纪, 直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 中国政界、学界、民间, 对该问题的理解和认识都是十分模糊的, 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当然, 绝大多数的时候, 人们更愿意在经济论域上谈及这一“革命”性意义, 对于与之遥相呼应的政治论域则略显沉寂, 或许出于对“十年文革”的恐惧从而导致采取疏远政治的态度, 或者出于对西式经典的眷念从而对“内政”不屑一顾, 这都无可厚非。尽管如此, 随着中国改革环境的优化, 特别是在学术上日益拉近与欧美学界的距离, 一些比较前沿的理论或视角得以进入国人的视野, 这是一件好事, 但问题也紧随而至, 人们对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没有耐心, 政治改革意识呈现“碎片化”的危机, 这亟需抢救性疏导。
1. 改革态度论
从执政党的角度而言, 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政治局面的长治久安是最划算不过的事情, 不但没有失去根本利益, 相反是扩大了利益, 把利益的根基扎得更深。但是随着改革时间节点的逼近, 在操作层面呈现一些情绪, 畏惧感与日俱增。试想天底下有免费的午餐吗?改革原本就是先拿自己的饭碗来说事儿, 或者叫先丢饭碗再让大众送碗, 这须有壮士断腕的壮志豪情和胆识, 所谓“大行不拘细节”即是如此。同时, 也要批判另一种态度, 当前有一种声音指责中国启动政治改革太晚, 一味搞经济建设迟滞了政治改革进程, 甚至还搬出领导人们的语录以正视听, 但却忽略了领导人们说话的语境;有声音还对GDP、基尼系数等进行炮轰, 这就很情绪化了。以GDP为例, GDP本身是没有错的, 错的是我们强化了追求GDP的思维惯性。试问, 不搞经济建设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哪个国家能处理?泰晤士河确实很漂亮, 但曾经的雾都没少让英国当局饱受指责。我们的问题是要看到问题, 提醒、告诫和警惕, 不要在牺牲环境和消耗人力资源为代价的路上走得太远, 需要及时转型升级。今天启动改革正当时, 过去我们搞经济建设就是为了达到政治改革的物质前提, 如今可以放开双手因势利导。
2. 中国模式论
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其实理论界的探讨早就展开了, 但是苦于当时还没有这样的需要。有学者试图套用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的理论模型解释中国经济与政治关系, 想当然地认为, 中国的经济可以走出一条韦伯命题式的儒家资本主义道路, 甚至不惜对此进行实证, 可实践再次证明这种理论实验是徒劳的。因此, 同样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参考他国从而形成自己的模式。在此我们不去分析这一理论主张, 只须表明慎言“模式”, 所谓的“模式”说, 不是被别人忽悠, 就是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模式”一般而言是相对稳定的形态, 但又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凸显致命性问题, 最后导致其解体的这样一种组织经济、政治、社会的运行机制, 比如“斯大林模式”。因此, 如果非得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寻找合法性依据, 本文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即可, 而不必要弄什么“模式”, “模式”是死的, 而政治形势是活的, 用模式去套现实无异于本末倒置。
3. 顶层设计论
前文已经指出西学东渐后国人大多钟情于欧美式的逻辑分析, 擅于把整体事物分割再用显微镜去解剖。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显微镜, 但更需要快刀斩乱麻。有人提出, 要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设计, 且不问其科学性, 单是中国如此庞大的科层体制, 采用分析式改革思路唯恐陷于小修小补的尴尬局面, 不但达不到效果反而容易反弹。因此, 主张顶层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仔细谋划。本文不反对顶层设计, 但却反对事无巨细的顶层设计。当前,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的是找到症结所在, 寻求典型部门进行试点试验, 积累经验, 达到一定火候立即全面铺开, 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反对的“小脚女人”论, 应倡导“大胆子”、“大步子”。
4. 改革风险论
改革风险论这种观点还是比较有市场, 因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改革者也会考虑相关举措的后果和影响, 做得好万古流芳, 做不好万世骂名, 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此而言, 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谁接茬其实都是费力不讨好的, 要得罪人, 要失去利益, 甚至乌纱不保也并非不可能, “慎言慎行”边走边看不行就转, 说到底还是怕啊。那么究竟该怀持怎样的风险观呢?本文认为, 只要有行动就会有风险, 只要有风险胜败的概率都可能发生, 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者敢不敢于承担这样的风险。对于人民群众而言, 他们期盼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信心很大, 而改革者如果能把握住群众, 这样改革即便遭遇体制阻力, 但人民群众却是支持的, 这样的风险也是有意义的。
5.“一本万利”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 今天的中国改革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可以借助此次政治改革的力量予以根本性解决。如果以这样的思路来推动改革那恐怕会令人大跌眼镜。中国的问题, 说是经济问题, 实则是政治问题, 说是政治问题实则是社会问题, 这叫辩证法。因此解决中国问题不可能单凭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就能彻底解决, 仅仅是说, 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政治领域, 这叫“重点论”。但同时经济领域的改革也不能松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还需要不断完善, 这叫“两点论”。此外, 社会管理领域也要改, 如此等等。所以说, 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发挥示范作用, 从而也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 这叫“系统改革论”。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 任何的踌躇都会痛失机遇, 任何不近国情党情的冒进同样会陷入泥潭, 而唯有加大攻坚力度, 加大研究宣传, 努力凝聚共识, 在党的领导下, 在法律的限度内, 实现中国政治建设新跨越, 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新贡献。
现代化改革政治体制 篇8
(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革, 进而深刻影响到了政治体制与政府管理体制。市场经济对政治制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有消极作用, 主要表现为:导致社会分化、消解经济平等和对于权力产生腐蚀作用, 为权力腐化提供了直接的诱因和条件。市场经济要求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 政治体制要制约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因素, 这就造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个需求。具体讲, 一是降低行政成本的需求。中国国情和基本政治制度决定了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 使经济发展实现了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 但也造成了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要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降低行政成本, 就要改革, 提高政府效率。二是遏制腐败的需求。市场经济条件下, 某些党政机关及干部有产生特殊利益的可能, 腐败现象持续蔓延就是一个突出表现。因此, 必须不间断地进行反腐斗争, 通过政治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来强化监督和制约, 以保持党政机关及各级干部的廉洁。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民主政治的发展, 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分重要, 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又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十分谨慎。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发展是一条单行道, 开弓没有回头箭, 走错了路就很难回头。政治体制改革出现失误就会导致全局性的错误, 就可能酿成民族的灾难。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化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是我们党日臻成熟的执政能力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作为肩负中华人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执政党, 其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族高度负责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 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 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 要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针对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党内外存在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 胡锦涛同志强调: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文明都有鲜明的阶级性。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牢牢把握这一点极为重要。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坚定不移地推动政治文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二)
改革开放29年的实践证明,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决抵制和排除国内外敌对势力和自由化思潮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干扰和误导, 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在上述指导思想和目标原则的指引下, 与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适应,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积极稳妥地不断向前推进。主要进展包括以下各个方面:针对我国原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缺陷, 并进而针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 包括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固有弊端的负面影响, 我们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前提下, 在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发展城乡基层民主,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尊重和保障人权,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和反腐败斗争等各个方面, 都出台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政策规定, 推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推进体制创新的重大举措。其中, 有些已经取得了令党和人民满意的成效, 有些还在继续探索、经受实践的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正张帆前进”, 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中国式民主制度正日益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一方面,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取得了相当成就, 它不但表现在人民意愿的表达、人民权利的行使、人民利益的实现上, 也表现在作为一种制度促进经济的发展上;另一方面, 也由于人们对民主的认识更趋深化, 已逐渐发现西方的民主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更不是终极的, 从而开始了对民主新形式和未来发展的探讨。
(三)
十七大强调,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在民主政治实践中,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成功提供不可动摇的坚强政治保证。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追求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现阶段, 这样的民主需要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式民主的一大特征。为什么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民主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实现人民民主, 需要人民的自觉意识, 人民的自觉要靠先锋队的启发和引导。人民需要共产党组织, 才能集合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和建设的大军, 才能完成历史性的跨越、成就民族的辉煌。
十七大清楚地描述了中国未来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可以概括为三个重点:稳步扩大有序政治参与, 积极推进政治协商和大力加强民主监督。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中政治参与占有重要地位, 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重要途径。我国的政治参与有多种途径, 如民主选举、意见征询等, 通过这些形式使党的执政方略和各级政权的法律法规、政策能够准确地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是当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体制改革的重点。十七大之后, 在这一领域还会迈出新的步伐, 进行新的有益探索。
政治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优良传统、一大优势。与竞争性选举相比, 政治协商有利于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协调与整合, 有利于群体之间的分歧与对立, 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形成与实现。尤其是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利益关系迅速变化、经济社会结构变动不断的转型时期的国家, 政治协商是较为适合、较为有利的民主形式。
民主监督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之一, 是人民群众行使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民主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主政治形式的意义就更加突出。民主监督是保障人民赋予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各项权力不变质, 保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根本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讲, 民主监督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人大的监督, 既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又是民主监督的有效的基本的形式。毛泽东认为:“要保证人民民主, 就必须有监督, 而人民代表大会是政权工作走群众路线最重要的形式, 也是群众监督政府的基本方法, 基本形式”。邓小平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 我们的国家属于人民, 人民自己则有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各种方式去经常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今天, 尤其是作为个体公民, 其政治权力非常有限, 他们除了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情况或提出批评意见外, 事实上很难对政府进行实质性的监督。公民只有将分散的权力凝聚起来, 才能真正形成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事实上就是“组织化”的公民, 它具有一系列法定权力, 能够代表人民对政府实施监督。人民如何依法有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实施监督作用, 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实行有效的民主监督, 其他的民主形式才能真正发挥效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民主政治和一切事业发展的动力。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样, 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任何国家和地区, 民主制度的状况、优劣, 都要以实践为检验标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这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所做出的执拗选择, 而是中国政治文化独特性和国情特殊性的客观必然。在民主问题上, 我们不必妄自菲薄, 更不必随波逐流, “这才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品格”。中国的民主实践以社会的稳定和较快的经济发展证明:中国走出了一条既推动民主政治发展, 又保持社会稳定, 同时还达到较高经济发展的国家现代化道路。
民主政治需要我们不断追求、不断完善。今后, 当我们的经济进一步发展, 政治改革的相应配套措施也相继出台时, 我们应当以一种理性化的、建设性的态度来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绝对不是其他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翻版, 更不是对其他国家民主化经验的照搬和模仿。我们有理由、有能力创造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 而且我们正在做出这样的贡献。
现代化改革政治体制 篇9
一、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早在1979年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曾经在理论工作中发表了重要讲话。通过这次讲话,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提到一个战略性的高度。
1.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从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可以理解到其深刻的精神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来说,民主是其重要的标志。马克思主义与我党领袖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民主这一问题。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身在资本主义时代,不能体验到社会主义实践,只能在理论上进行抽象的论述。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去世,因此关于民主思想与实践并没有在实际中展开。针对此种情况,为实践民主精神,促使民主主义在构建社会主义中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展开了重要的讲话,并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时还强调,发展民主是社会主义坚定不移的方针,要在实践中讲民主制度化与法律化。
2. 缺乏民主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现代化
在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逐步加快的过程中,社会现代化是社会各阶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整体变革的结果。现代化的社会不仅仅包含经济现代化,同时还要求政治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保证社会全面实行现代化。但是就单单政治现代化来说,其重要的判断标尺就是民主化。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政治上实现民主化是前提。同时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为满足和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需要全面推进并强调整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政治上层建筑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因此,要实现社会现代化,就必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3.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通过民主,可以了解社会现有的统治阶层。而实际上,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在我国全面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不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制度与国情。但是,在全面推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可仅仅将民主作为是一种与专制制度相抗衡的政治制度。推行民主必须具备应有的要素,而这些要素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共同拥有的。从政治层面上来说,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推行的议会制度在内容、性质等方面并不相同,但是在代议制方面具有共同性。实际上,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现代民主基质与操作程序,且其中含有人类发展的共同成果。这些成果会为我国全面推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借鉴性的价值。
二、政治体制改革理论
在全面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不应当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还应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如果不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与不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存在共同性。在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需要保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1.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需要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上。同时政治体制必须依赖经济基础与经济体制。如果经济体制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且逐渐完善,政治体制不能与经济体制保持平衡,那么就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行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在我国首次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经济是重要的实施对象。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且全面发展推行,逐步深入。但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政治体制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性的影响,促使人们就政治体制提出新的要求。为适应时代发展的步伐,保持与经济体制相平衡的状态,政治体制必须实行改革。与此同时,在各项改革逐步推行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保证国家政权性质的稳定与基本组成。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充分体现在根本的政治范围内,可以体现出政治的各项具体制度。
2.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任务
分析邓小平同志的《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就能够找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这就是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民主化,民主的具体化体现在:政治生活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经济管理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就是当初提出社会主义改革目标的来源,但是具体的改革方式和内容,并无统一性。最重要的还是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下放权。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任务就是要促使党政职能分开,精简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这应当是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必须完成的任务。
3. 坚持政治体制改革遵循的原则
事实上,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推行的基础,同时也是各方面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性要素。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最紧要的任务[3]。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只有遵循必要的原则才能够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经过深入思考,发现要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必须遵循的目标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党完善各项组织建设的时候,必须立足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其次,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唯有保证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才能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
在和谐社会主义构建的过程中,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首先,科学发展观指导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在党中央发展期间,应当以习近平主席为领导,坚持党中央科学发展的意识,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也体现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进并取得了重大成就。按照以人为本精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做到以人为本,首先,必须从根本上保证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充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其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这是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的十分重要的政治论断,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我国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要素,坚持和完善这三大要素,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人民要想当家作主,实现法治国家,就应当紧紧追随党的领导。我国政权建立和发展以来,各项工作的开展均是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共产党所提出的依法治国方针政策,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步调而来。
总而言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唯有坚定不移地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全面推动社会各方面改革的实施。也唯有如此,才可以保证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平衡的状态。
参考文献
[1]蔡丽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创新思路——学习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一点体会[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3):258-259.
[2]武力.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回眸与思考[J].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14(04):789-790.
现代化改革政治体制 篇10
革新之前的越南的越南国内经济已近到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工业生产率普遍下降, 农业投资严重不足, 消费品供应短缺且质量很差, 国家陷入财政危机, 通货膨胀严重。面对国内出现的经济危机, 越共于1986年2月召开了“六大”, 决心实行改革。大会批判了官僚集中、包给管理体制的弊端, 提出要看到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 要与市场联系起来, 要有社会主义的经营核算。大会还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多种经营方式, 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六大“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标志着越共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重新认识和探索, 成为越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起点。
1991年召开的越共“七大”充分肯定了“六大”提出的市场机制的经济改革路线, 指出:“经济革新的另一个成就是, 初步形成了在国家管理下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七大”报告中的“国家用法律、计划、政策和其他工具管理的市场机制”于1994年1月召开的越共第七届全国代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修改为“在国家管理下朝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机制”。该报告还指出“国营经济是国家调控和引导朝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的一个有力的物质工具”。这是越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概念。
2001年4月召开的越共“九大”政治报告指出:“遵循社会主义方向、由国家管理、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 就是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报告还指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越南所采取的总的经济模式。”至此, 越共“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基本建立。
越南的经济改革经历了由商品经济到市场机制, 再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 这一过程是越共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探索和创新, 也是对革新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肯定。通过改革, 越南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经济模式。这是越共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 正确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性质的表现, 也标志着越共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逐渐成熟。
二、民主政治改革
越南的民主政治改革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进行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渐深化, 政治改革也显得越来越迫切。越南的民主政治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加强党的建设, 改革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
越南共产党是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 也是越南唯一的执政党, 越共党的建设和执政方式是关系越南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革新事业的不断深入, 越共在自身建设和领导方式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改变。
首先是废除干部终身制, 选举有能力的改革派领导人上台。其次是实行党的集体领导, 取消政治局常委会, 以中央委员会实现对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监督和制衡。越共还采取了诸如加强党内的监督机制, 实现党内信息的公开化, 差额选举选举党的重要领导职务, 提高决策的公开化、透明化等措施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2、加强反腐败力度, 树立党的廉政形象
贪污腐败是越南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为了减少贪污腐败对经济建设的影响, 树立党的威信和良好形象, 越共党把反腐败作为一个重要工作来抓。如加强司法制度建设, 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 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 利用社会和新闻监督等。在越共的努力下, 一批腐败官员纷纷被依法处置, 其中不乏一些省部级高级干部。正如越南政府副总理阮晋勇在国会会议上所说:“越南政府将严惩一切腐败官员, 决不手软。”
3、推进行政制度改革, 提高行政效率
越南的行政改革主要包括制度改革、机构改革、干部与公务员改革、公共财政改革等四个方面。越南在精简政府机构方面也迈出了较大的步伐, 行政制度的改革提高了行政效率, 有力的促进了越南经济的发展。
越南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主体的革新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十余年来, 越南不仅摆脱了国内的严重危机, 而且在很多方面, 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上都有了许多突破。越南改革的经验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借鉴, 但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 越南经济政治改革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 比如其民主政治改革, 虽然步子迈得比较大, 但会不会超出当前越共执政和经济发展现状的承受程度, 从而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参考文献
[1]《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全目代表大会文件》, 《河内》, 真理出版社, 1991年。[1]《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全目代表大会文件》, 《河内》, 真理出版社, 1991年。
中苏政治体制改革方略比较研究 篇11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苏联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降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剧烈程度，为改革的平稳与有序提供了有力保障;苏联则以苏联共产党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
关键词：中国;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方略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69-02
改革方略从根本上说就是解决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从具体操作手段上讲就是改革应该从哪里着手、应该选择何种方针策略。其本质上是改革者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两者关系以及改革总体规律的集中认识。从相当意义上讲，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方略直接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未能取得一定成效的时候，贸然把改革引入政治领域，并且在政治改革实践中把社会政治核心领导力量苏共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使其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导致苏共在内外交困之下步步退让，直到修改宪法，被迫从执政党变为参政党、在野党，最终导致亡国亡党的历史悲剧。在中国，邓小平在改革初期，虽然已经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改革实践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国共产党为改革的领导组织力量，避开改革的敏感部分，将改革的突破口选择在行政体制改革上，从而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有力推动了改革的深化发展。可以看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方略和苏联的激进式改革方略直接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深刻领会和总结邓小平关于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对于今天已经进行攻坚期和深水期的中国改革意义尤为重大。
一、中国：从经济改革先行到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协调发展
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精密的系统工程。机体上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其他细胞单元的连锁反应。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突破口以减缓机体的过度反应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将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不亚于经济体制改革，从何处着手，并非一个简单的政治课题。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1]176
对邓小平来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充分考虑和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要为经济建设提供更为高效的政治服务——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不对政企不分的企业管理格局进行大胆的改革，国有企业就很难走出困境，企业就很难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性环境中生存发展。更为重要的影响还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经济改革，而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庞大臃肿的行政管理机构既显示了其在竞争性环境下的迟钝与低效，更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滋生蔓延的腐败温床。因此，选择以行政管理机构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可以通过对行政管理机构的“责任减负”，促使其“轻装上阵”，以更加有效地推进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
从改革的时序来看，中国的改革选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在取得经济改革阶段性成果并初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又把行政管理体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以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稳妥有效地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发展，从而逐步形成了渐进式的改革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既是中国改革的实践考量，又是中国改革的价值考量。农村改革的自发性行为已经表明农民对改革的迫切要求。而选择农村首先进行改革，也是政治上的一种“试错”行为，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并最大程度地发挥传统的行政管理资源的积极作用，使其在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环境下不断培育和发展自我革新能力，进而在更大范圍内促进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经济发展需求支配着政治体制的变动。
二、苏联：从经济改革先行到“炮打司令部”的政治改革
1985年3月11日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就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在3月27日的工作日记中写道：“1.质量……2.反酗酒……3.低收入居民……”并且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了“加速”的社会发展战略。为此，苏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做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决定，力图仿照中国的农村改革以改变苏联日用品供应不足的窘境。可见，戈尔巴乔夫最初采取的措施说明：“这些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方法颇为近似。”[2]161-162
但是，一年多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实现戈尔巴乔夫的目标。反酗酒运动成为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锐减，而且也使戈尔巴乔夫“改革之父”的形象遭受嘲讽。戈尔巴乔夫开始思考经济改革为什么不见成效的原因。在他看来，不是因为经济改革本身的措施有问题，而是因为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障碍机制”。戈尔巴乔夫开始严厉批评党和国家的“经济官僚”。在1986年6月16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指责“在国家计委眼里没有领导，没有总书记、没有中央，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全面改组整个政治体制：“从基层党组织直到中央政治局”。9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炮打司令部”的口号[3]544。
以1988年6月28日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为标志，戈尔巴乔夫彻底改变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确立了政治改革先行的改革战略。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就在于他在对前期经济改革失败的总结中认为，经济改革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成果，原因不仅在于经济体制本身的积重难返，更在于政治体制成为经济改革的政治束缚。只有解开了束缚，经济改革才能取得成效。因此，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指出，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形成的政治体制经过斯大林时期的发展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并突出表现为强硬而呆板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这一管理方法不仅使大批镇压和目无法纪的行为有可能出现，更是对苏联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苏联改革今天所遇到的许多困难，从其根源上讲其实就在于这个体制。因此，假如政治体制仍然不动，仍然毫无变化，那么就无法实现改革的任务。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要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所谓“扭曲的变形的社会主义”，并通过大肆提倡“公开性”“民主化”的极端泛政治措施来批评、否定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但是，随着“公开性”“民主化”的“无限度”推行，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走上了一条取消和否定党的领导的不归路。法新社对此做出评论：“戈尔巴乔夫正在对一个难驾驭的党发动一场‘政变。”①
三、渐进式改革方略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般选择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何种改革方略呢？从中苏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结果的对比来看，似乎渐进式改革方略更为适合一点，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般选择。习近平指出：“有些国家搞所谓的‘休克疗法，结果引起了剧烈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教训是很深刻的。”[4]43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前提来看，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走的是一条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经典道路，而是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极端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产生形成。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中苏两国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对这一问题把握的不同，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同时，这一历史前提也决定了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心理承受程度，正确处理好改革的速度、力度与深度的关系。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要脆弱些。这一点包含這样的意思，一是在改革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期望值就很高。二是在进行改革时，在资本主义参照系下又很自然地对改革抱有过高的期望。这两点就决定了改革的领导者在进行改革之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社会心理因素。戈尔巴乔夫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正是苏联经济改革进入关键的时刻，在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危机未能很好解决的前提下，贸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社会的动荡与社会心理的急剧变化，使苏联社会从经济危机过渡到全面的社会危机。因此，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在改革的整体方略、步骤措施等方面必须统筹规划，全盘考虑，切不可头脑发热，感情用事。
第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竞争的生存状况来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意识形态，其对资本主义具有彻底的否定性。它在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中提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信仰选择;而在人类物质世界的发展中又提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选择。因此，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一切剥削阶级的诋毁和思想绞杀。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从思想理论上宣告了社会主义并非空想，而是具有极强的实践特性。因此，苏联从其形成之日起就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渗透，通过贸易、文化、科技交流、人员往来等各种渠道，为使苏联和平演变、把苏联纳入西方体系创造条件。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西方国家更是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旗帜，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民主派”“自由派”，制造苏共党内的政治反对派，动辄对苏联领导人扭转社会混乱局面的举措斥以“不民主”而指手画脚，为以叶利钦为首的政治反对派撑腰打气。这在“八一九事件”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西方势力积极插手苏联民族问题，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尤其是公开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要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促使苏联社会政治制度发生变化。所有这些外部影响都对苏联的改革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正如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所言：“如果只是通过外部影响，无论它们多么强劲有力，也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不可能完成他们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任务，唯一可行的办法依然是从其内部对它们进行破坏。……自从戈尔巴乔夫一上台执政，就彻底预先确定了以后斗争的结局。我们的社会体制，就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有其最致命的弱点：对政权高层人物的背叛绝对无能为力。如此一来，现在只好向西方领袖交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西方在选择手段方面是正确的。”[5]159
第三，从社会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关系角度来看，渐进式改革方略更为合理，更能够达到积极稳妥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个相当敏感的立场问题，但又是一个迫切需要正视和解决的改革问题。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直接涉及执政党的权力配置和调整，因而“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社会震动乃至引发某种不安定因素。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改革一样采取了渐进式改革方略。这种方略由于采取的是先易后难、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的策略，虽然在某一阶段能够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但是，由于把政治体制改革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放在未来解决，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这种新旧体制并存政治“双轨病”不可避免地造成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也就是说，容易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剩下的就是“硬骨头”了。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改革就能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前景广阔。那么，渐进式改革还有没有价值呢？回答是肯定的，仍然有价值，而且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其价值意义更大更突出。这是因为，“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为稳步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失误，一旦出现就无可挽回、无法弥补。”[4]34-35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M].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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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现代化改革政治体制 篇12
一、现代化进程及其发展模式
现代化通常被社会学家的专业术语概括为“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 被认为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 这一过程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价值观念等领域的系统性变迁。具体来说, 现代化这一变迁和发展过程常常包括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增长、教育普及以及社会流动等等。现代化的进程一般包括两个阶段, 一是工业化、城市化阶段, 二是后现代化时期, 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阶段。
各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会先后经历现代化时期和后现代化时期, 但其发展道路却不尽相同。根据不同要素可以把现代化发展路径划分为很多类型, 但是以下两种是最基本和主要的模式:一是先发内生型现代化, 这是一种主动的模式, 主要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种则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 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现代化, 主要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中, 现代化在其内部产生、发展,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变革, 孕育出新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 现代化主要在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示范效应影响下或者是在西方强国的压迫下展开。二战后, 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基本结束的时候, 发展中国家才开始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在此背景下, 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完成工业化的任务, 同时还必须关注西方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后工业化任务。因此, 后发现代化国家要承受比先发现代化国家更多的压力, 也必须解决更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中国走的正是后发现代化道路。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此后100余年间, 饱受灾难的中国人民虽不懈奋斗, 但未能将中国引上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 才进入了现代化的准备和建设阶段。但由于种种原因, 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在农村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缓慢启动。中国的现代化有以下特点: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落后大国进行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加强和平演变攻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国际环境中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工业化时期的历史任务, 又要关注后现代化时期的种种任务和问题。
二、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体制的选择困境
有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大量研究表明, 现代化在政治领域内常常表现为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 更多的社会成员和利益群体会进入政治体系。这些社会成员和利益群体为了表达、维护自身的利益, 迫切希望参与政治, 必然要求民主政治体制。而在现有体制无法提供足够的参政渠道时, 政治参与的扩大经常导致制度超载从而引发参与危机。使政治参与维持适度水平, 平复参与危机, 动员组织各阶级阶层共同推动现代化进程持续进行, 这些任务必然要求权威政治体制来完成。这样, 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体制就出现了选择困境:现代化进程既要求民主, 又要求权威政治。
面对这种困境, 主要有两种政治体制可供选择:一种是实行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 为政治权力和政府提供合法性来源, 强化政府的实际社会管理能力, 支撑政治统治。但是如果在不具备民主化的前提条件下推行民主化, 或者是民主化步伐过快, 容易加剧社会各群体间的冲突以及社会的两极分化, 使政府难以控制, 反而使其社会管理能力下降, 这种情况发展严重时, 就有可能导致民主政治体制的解体, 出现民主化的回潮, 即民主制度的倒退, 现代化进程就会被迫中断。另一种则是实行权威政治体制, 强化政权的政治统治能力, 以支撑其实际社会管理能力, 推进现代化进程。这种选择是以抑制社会利益矛盾和政治参与的方法来全力进行经济发展。但这种政治体制长期人为压抑社会矛盾和政治参与, 最终易导致“参与爆炸”和社会冲突, 整个社会出现政治经济的大动荡, 并因此而延缓或中断现代化进程。[2]从上述两种政治体制的基本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 无论作出哪一种选择, 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和维持扩大政治民主与维护政治权威之间的平衡。
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大多选择施行代议民主制。由于他们依靠的是内部现代化因素的不断积累和社会创新, 其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表现为一种渐进的、稳定的和自发的过程。虽然其中既有英国式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妥协模式, 也有法国式的自下而上的激进-革命模式, 还有德国式的上下力量互动的保守-改良模式, 但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间力量推动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加速了封建社会的瓦解, 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体制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 资产阶级国家不断完善代议民主制, 包括议会制度、司法制度和选举制度等在内的政治制度体系日益完善, 成为一些程序化的政治要素。国家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和程序化, 强化了政治体制容纳社会力量和整合政治诉求的能力, 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政治体制选择的难题。
而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采用权威政治体制。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都是比较晚才开始的, 而且主要是自上而下进行, 由推行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政权, 实行政治变革;加强中央集权, 政府广泛干预社会生活, 以加速现代化进程;利用后发优势, 学习参考, 形成一种时序独特的现代化模式。但是, 俄日的现代化并不全面, 发展的偏狭性非常明显, 矛盾重重。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 现代化是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体系下起步的, 具有明显的被动性, 缺乏自主, 在获得独立后, 由新生政权推动现代化的发展, 并且经常会出现专制或独裁政权, 虽然在短期内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 但长期来看, 政权与社会利益的隔离最终阻碍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
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 其现代化有自身的特殊性, 且国家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 因此路径选择应符合自身的国情。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历史, 缺乏民主政治的传统, 且人口众多, 民众整体素质偏低, 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一方面, 某些社会群体 (如知识分子) 已经有了一定的民主要求, 而且我国目前存在的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 也需要通过发展民主政治来解决;另一方面, 我国大多数人口还居住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农村地区, 文化水平比较低, 缺乏民主的意识和观念。所以我国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一方面, 我国必须及时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另一方面,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在中国社会很难推行大范围的充分民主。在我国, 选择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 不具有可操作性, 很容易导致形式民主。亨廷顿曾经指出, 美国式的民主公式对许多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并不适用, 因为只有政治上的组织化达到一定的水平, 投票真正反映选举人的意志, 选举才有意义。但是, 如果只考虑在很长时间里很难在中国社会推行大范围的充分民主, 无视民众的民主要求, 选择专制式的权威政治体制, 也是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势的。所以, 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选择代议民主政治体制或专制式的权威政治体制都不可取。
笔者认为, 在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应当有“第三种选择”:即在当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 实行民主性的权威政治体制;而在进入后现代化时期以后, 就必须及时向权威性的民主政治体制转换。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 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势力的冲击和示范。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 才被迫开始现代化进程。根据二战后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 是否拥有权威政治体制是决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权威政治体制, 就没有政府的强大行政调控权威, 也就不可能制定并推行有效的政策, 从而无法将有限而且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高效利用。因此,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 构建一个权威政治体制是至关重要的, 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权威政治体制的同时也应重视扩大政治民主, 即前文提到的实行民主性的权威政治体制。同时, 在工业化任务完成后, 即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后, 进入后工业社会时, 再逐步向权威性的民主政治体制转变, 并最终过渡到充分的民主政治。在整个过程中, 应当坚持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在任何体制之中, 变革与继承性需保持一定的平衡”。[3]二是“依据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吸取各国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 根据我们的历史-社会-文化设定, 推进我们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与此相比, 政治体制改革却愈显滞后, 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向前发展。纵观历史, 凡是能够较好完成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国家, 其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都是协调进步的, 二者不可偏废。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 必须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正确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才能保证政治发展的连续性, 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营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
摘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展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 但与此同时,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 严重制约了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本文在界定现代化现代化的内涵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 回顾了历史上出现的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对于政治体制路径选择的困境, 并就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提出了笔者的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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