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现代化

政治体制现代化（精选12篇）

政治体制现代化 篇1

1980年8月18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阐明了必须对国务院领导成员进行调整的原因, 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指明了改革的基本原则及基本方法, 总结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经验和‘文革’十年动乱教训。提出了改革的重大任务, 是指导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思想, 具有高度务实性、预见性, 必将对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

一、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不改变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前提下, 对国家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相互关系及运行机制调整和完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样, 国家政治现代化包括国家政治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政治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政治治理体系现代化是随着实践发展, 不断改革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使社会各方面的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合理, 社会各项事务的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主要包括领导体制、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 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1. 党政分开, 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按邓小平的话“我们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 管不好, 管不了的事”。党应主要负责制定国家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及监督保障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行, 其他的都应该交给政府, 不能单纯地让政府接受党的命令。党和政府的职能必须划分, 明确各自职能权限, 并逐步走向制度化。在我国, 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存在党政不分, 以党代政现象。这种现象对提高党的政治领导水平具有制约作用。比如, 党委包揽分钱分物, 批项目这类政府部门的日常事务, 并直接出面干预。不仅没有发挥政府的作用, 也没有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作为领导者, 应该充分发挥领导者作用, 做好领导者应该做的工作;同时, “党要管党”, 党政不分使党无暇顾及自身建设, 党应该把自身建设摆在首要位置, 不能因为一些繁杂事务荒废了自身建设。繁杂事务应充分发挥政府、人大、社会组织和各类群众团体作用;以党代政也不能有效发挥党“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党作为领导者, 要做好总揽全局工作, 社会成员是一个有机联系整体, 他们之间既有共同利益, 也存在一定矛盾。这些矛盾政府会处理, 但也需要党协调;以党代政也不能真正履行党的监督职能。—党包揽政府工作, 使自己既是领导者, 也是执行者, 自己不能监督自己。在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 使自己经受住实践的考验和人民的检验。

2. 简政放权, 解决好中央和地方关系

邓小平指出:“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 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 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 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 分过几次权, 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 在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中, 也应明确这一点。邓小平说过, 机构臃肿必然促成官僚主义发展。为提高办事效率, 必须大力精简机构。实行权力下放, 保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 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职责。中央主要负责提出大政方针, 进行监督, 而地方主要处理自己的事务。权力下放并不意味着地方可以为所欲为, 也不意味着中央失去对地方的领导权。权力下放必须把握好一定尺度, 既让地方有充分的自主权, 也要保证中央的监管权。

3. 完善干部制度, 改革人事制度

邓小平强调:“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坚决解放思想, 克服重重障碍, 打破老框框, 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 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 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制度, 让制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让人接受制度的管理, 有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邓小平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 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 (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 职务的任期, 以及离休、退休, 要按不同情况, 做出适当明确的规定”。邓小平亲自带头, 领导层实行退休制就是最好的表率。本文认为对干部谈不上什么弹劾, 但对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和考核过程必须透明化、公开化, 让群众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干部至少要有接受群众考验和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邓小平还强调:“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领导干部任职不能无限期, 应该把更多优秀、有责任心的年轻人提拔起来, 让他们来为国家发展做出应有贡献。邓小平作为中央高层领导亲自带头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 实现了领导职务不再终身制的转身。他提出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形式, 逐步解决高级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他出任第一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即意在从他做起开退休先例。这在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有助于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邓小平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里程碑, 他把退休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把退休作为一种制度提高到国家改革高度。30多年来, 我国干部制度和人事制度逐步完善和发展, 但对干部的考核水平还有待提高。不能总是等到问题出现后才发现干部有问题, 才去解决问题。干部应经得起实践锻炼, 经得起人民检验, 经得起时间考验。

4.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 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后, 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 法制很不完备”。法制不健全, 是源于传统社会遗留的弊病。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都是人治, 对制度的构建比较欠缺。例如, 毛泽东时期单纯的把官僚主义看做作风问题, 只是通过整党整风、加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及对党员干部进行意识形态及理想信念教育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 并没有把成功经验以制度或法律法规形式固定下来, 没有找到官僚主义产生的体制根源。而邓小平较早意识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 而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作, 不是光靠改革就能解决的, 还需要不断创新, 适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民主和法制必须配套进行, 民主是法制的基础, 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只有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才能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只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才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以国家政治现代化为视角, 解读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

国家政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强调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 即领导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要以法律制度为依据管理国家事务;二是强调从独自治理向共同治理转变, 即在国家政治活动中, 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和个人等行为主体, 都可参与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事务的管理中来, 以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和公共利益最大化, 是一种多元式的发展。站在国家政治现代化角度来看, 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存在以下问题:

1. 权力过分集中, 缺乏有效监管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治权力问题。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 过去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进一步指出“权力过分集中, 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 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 容易造成个人专断, 破坏集体领导, 产生官僚主义”。由于权力过分集中, 造成了权力结构畸形、权力运行紊乱、权力监督失效。长期以来, 我国都是人管制度, 而不是制度管人, 许多领导之所以会腐败, 根源就在于制度建设不到位, 没有制度的约束, 个人权力无限地膨胀。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 比如, 建设领域潜规则泛滥, 开发商、转包商、寻租掮客绳聚左右, 以及各种官场潜规则的耳濡目染之下, 人性脆弱的底线往往容易被突破。

2.“四风”问题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兼职过多, 工作难以深入, 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 效率难以提高, 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者不深入基层和群众, 不了解实际情况, 不关心群众疾苦, 遇事不负责任, 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按客观规律办事, 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形式主义则表现为弄虚作假, 不求实效、作表面文章, 以赢得上级肯定和领导满意。在市场经济的诱惑下, 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严重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比如, 思想空虚、精神萎靡、贪图安逸、不思进取, 讲排场、比阔气, 铺张浪费、挥霍公款、骄奢淫逸、腐化堕落。

3. 公共权力缺乏约束, 滋生形形色色特权现象

特权现象是指权力不受法律和制度约束。特权思想是政治和经济上超越法律制度之外的权利行为欲望。凡是手握公权者都有产生特权欲望的可能。我国现有的权力结构和权力配置的重大缺陷, 就是不适当地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 必然会造成对权力垄断, 形成权力的“巨无霸”, 更利于特权者把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私有化、经济化、关系化。随着国家加大反腐力度, 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大老虎相继落马, 可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并没有随之提高, 腐败仍在高位区。

三、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政治现代化

邓小平深刻指出“要克服党和国家各项具体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根本的问题是改革制度”。并明确指出,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 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涉及范围之广, 触及利益之多, 敏感程度之深。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政治现代化要注重制度设计、政治体系完善和策略推进。

1. 健全和完善权力运行的制度体系

一是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 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公开权力的使用流程, 让权力的使用公开化、透明化。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二是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 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规范权力运行的流程。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可有效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权力运行体系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 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国家治理的过程就是社会权力运行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按照现代法制和民主政治的要求, 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 规范社会权力运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

2. 健全和完善权力运用的法规体系

国家政治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权力明确、能力有限的政府。政治治理的主体是政府, 它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做为支撑。一是要完善权力结构, 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侵权, 通过法律规范清晰明确权力运行的轨迹, 可以大大减少个别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拍脑袋”决策导致的权力滥用;二是强化反腐的法规威慑, 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措施严厉、下场可悲, 使领导干部畏惧战栗, “不敢腐”;三是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法规体系, 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3. 健全和完善权力运用的监督体系

我国现行权力监督体系, 就专门机构来看, 在执政党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系统, 在国家有检察和反贪系统, 在政府有监察系统。一是强化内部监督。通过党内法规、政府权力治理法规, 形成预防监督、过程监督和结果监督的完善的监督体系;二是强化外部监督对权力的制约, 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等全方位监督, 让权力运行的每一个过程清晰可见;三是完善政绩考核体系, 以民众满意度作为选拔官员基本标准, 以重塑领导干部的权力观、价值观, 真正实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总之, 国家政治现代化为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代化为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不管政治体制怎样改革, 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政治体制改革牵涉的利益群体多, 十分敏感, 要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有步骤地进行, 继续坚持渐进式的改革之路。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政治现代化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深刻阐述了制度建设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性, 并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存在问题和改革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政治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2]莫志斌.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大价值: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J].观察与思考, 2014 (8) :3-8.

[3]姚红.论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重庆行政 (公共论坛) , 2014 (3) :23-25.

[4]程竹汝.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4, 15 (2) :55-61.

政治体制现代化 篇2

---浅析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方向

【摘要】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在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必然选择。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在完善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关键词】

政治体制改革正确方向

【正文】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里提出的“两个必须”和“三个更加注重”表明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的原则和着力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我们对于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早已有了明确的回答。这条道路，凝聚着几代人的艰辛探索，积累了近代中国百余年历史经验，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我们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政治保证。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他曾经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是否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否到了骐骥一跃的历史时刻？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和长期坚持这些来自实践、符合规律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只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有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一以贯之强调和坚持的重要思想观点和重要指导方针。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能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新时期以来，正是由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指导原则，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得以健康顺利发展。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抛弃而是要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同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完善同步推进，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而不能背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和人民在深刻总结长期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确立起来的，是我们党和人民尊重国情、尊重历史的正确选择。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

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走自己的路，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这是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认识到的真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南。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孙文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国的政治体制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探索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比如贪污腐败问题始终没有很好的根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 《十八大报告》

 《政治学基础》王浦劬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尚德文著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  《新的历史跨越：关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陈武明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回顾 篇3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依法治国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发展事实证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在这30年里，不仅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管理领域进行了全面改革。今天，一个全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不妨回顾一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之路，使我们更加坚定改革开放。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

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国家保持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影响下，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此时的国际环境也出现了相对平和的状态，大规模武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世界各国也开始意识到发展的重要性，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军事方面，更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上，体现在人民安康富裕程度上。所以，国际、国内发展环境都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早在70年代末邓小平出国进行访问，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间的巨大差距，国家整体综合实力不高，人民生活还处于较低水平，邓小平意识到不发展经济是不行的，只有经济实力提升才有国家综合国力提高。由此拉开一场从农村到城市轰轰烈烈的经济体制改革。短短几年时间，国家经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与此同时，传统政治体制弊端也明显表现出来。邓小平及时指出：“现在来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紧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联的。要改革就要先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摆脱束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经历的阶段及成就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经历的阶段在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艰辛、曲折的探索，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一个阶段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党的十三大。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中阐明了政治体制的弊端，明确指出了弊端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权利过于集中，领导者的权利过大，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并且提出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要做好长期准备。1978年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从此，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拉开了序幕，从党内到党外进行思想大解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首先进行领导体制改革，废除领导终身制，提出领导干部“四化”标准，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第二阶段为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89年。这一阶段党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具体的部署，党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步骤、方针、政策，阐明了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要求下放权力，防止领导者的权利过大。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这句话可以体会到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各项改革中的重要性，各种改革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1986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同时设立了工作机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在这个时期，经历了1988年价格风波，1989年的“64”政治风波，美国的经济制裁，苏东剧变等国际国内大事，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面临着严峻政治考验，所以在这个时期处于计划和市场争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受到一定影响。

第三阶段为1989年到党的是十五大的召开。改革进行了十多年，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党中央决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具体内容做出一系列调整，以适应经济的发展步伐。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奠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10月召开十四大，明确号召全党抓住机遇，加大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十分明确，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治体制。并且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向“小政府、大社会”方向发展。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离不开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有加强自身建设，才能引领中国改革健康发展。

第四阶段为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至今。党的十五大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律建设做了新的部署，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作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决议，在对政治体制改革肯定的同时强调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十七大报告中，我国又从不同角度阐明了继续深化改革的必要性与历史意义。

三政治体制改革遵循的原则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历史证明，中国在经受了多年战乱后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最终走向了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处理好国内的矛盾，并具有自身改革的决心。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才能在改革开放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保证政治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人民是党的坚强基石，只有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发展壮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同时还需要将人民做主进一步扩大。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就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体现出来，这也使中国的国体有别于西方世界的议会制。人民代表大会这项基本社会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还在不断完善、丰富自己的内涵。人们代表大会这项基本社会制度在保障人民生产、生活、根本利益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坚持依法治国，这是国家在有序的环境中顺利发展的保证。依法治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它不仅表现在尊重每一位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前提。依法治国是维护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社会有序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也是确保国家路线、政策、方针顺利贯彻执行的有效保障。

中国民主政治形式和政治体制改革 篇4

民主政治建设是人类发展的永恒话题,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探索出了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并强调“要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看, 选举民主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民主形式。但是, 选举民主也有一些不足, 譬如我们只能选举少数人来代表大多数人行使公共权力, 如果缺乏必要的协商和监督, 很容易让少数人的决策变为多数人的意愿。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协商民主的核心是协商, 体现的精神是理性的个人和组织能够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只有有了选举民主, 有了公民对代表的授权和控制才能确保协商双方在主体上是平等的, 只有保证了协商各方在主体地位上的平等, 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协商。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两种重要民主形式, 深刻认识这两种民主形式, 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发挥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作用, 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 只有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 才能更好的拓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

二、从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势

2006年2月, 中共中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里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两种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 这一重要论述告诉了我们,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是通过“选举+协商”的形式实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通过政治体制改革, 完善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 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我们正在努力探索, 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把选举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1. 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这种完善和发展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 直接选举将进一步完善;二是在其它实行间接选举的地方政权和部门, 将扩大差额选举, 并且完善候选人提名方式;三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 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

2. 中国的协商民主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这种完善和发展, 首先是充分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重要的民主政治形式, 推动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和海内外华人委员参与有效的民主协商;其次是逐步完善各级政府主动实施的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再次是进一步发挥各人民团体在民主协商中的作用。

三、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笔者认为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围绕如何保证和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展开。

1. 进一步落实、完善选举制度, 使人民的权利更好的运用。

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 选举制度是宪政体制的首要组成部分, 民主选举是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从1997年十五大到2007年十七大, 三次大会的报告都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列为我国人民民主的四个内容和程序, 其中民主选举居首, 也就是具有第一要义。因为选民只有享有选举人民代表和主要官员的决定权, 才能进而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而各级人民代表和负责官员只有真正由选民选举产生, 才能切实为选民的福祉进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 并接受选民监督, 完全对选民负责。政府官员要做到权为民所授, 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 情为民所系”。

当前落实选举制度, 最重要的就是要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在国外, 很多国家总统都由直接选举产生, 因为直接选举比间接选举更能体现民主。中国应有步骤、不失时机地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直接选举的对象不仅包括各级人大代表, 还应包括政府主要领导人。我们要尽快转变观念, 真正尊重人民, 让这一制度尽早进入实际操作。

为保证选举的公正和有效, 应完善差额选举制度、候选人提名制度并引入候选人竞选制度。没有差额的选举, 不是真正的选举;没有竞选的差额, 不是真正的差额选举。

2.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实现人大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减少代表人数, 延长会期, 实行代表专职化, 并保证政府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一是减少代表人数。实践证明, 代表人数和民主决策具有重要相关, 没有一定人数不能体现民主性, 但并非人数越多越民主, 超过适宜规模的人数增加反而削弱代表团科学的民主决策性能。由于代表太多, 只能将许多应该大会讨论决定的问题, 变为代表团小组讨论, 不仅增加会议费用, 而且不便地区间相互交流。二是延长会期。我国人大会议的会期, 无论与国外议会会期相比, 还是与目前人大发挥职能的需要相比, 都显得偏短。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方式有根本不同, 人民代表大会只有开会才有权力能力, 不开会就没有权力能力, 人大制度的生命力和活力, 是通过开会体现出来的。立法过程既然是一种集体民主的议事活动, 是充分发扬民主、表达和汇集民意的过程, 就必须有相应的时间予以保证。如果会期时间过短, 立法者没有足够时间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 来不及认真仔细地研究、分析和讨论法案, 匆匆付诸表决, 或者通过或者否定, 往往会导致草率立法。草率立法不仅影响立法质量, 而且从实质上表明立法机关无关紧要, 其结果很可能使立法机关充当橡皮图章的角色。只有充分的讨论和争论,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的价值, 进而在最具科学性的判断之下, 做出符合多数人意愿的选择。这就需要时间, 没有时间保证, 就无法使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 适当的会期, 是人民代表大会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当然, 会期的延长必然要求实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三是实行代表专职化, 并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当前我国的人大代表多为兼职, 他们多为各行业的先进代表和模范, 平时都忙于自己的事务, 很难保证时间去行使人大代表的权利。各地人大代表中相当一部分为政府官员兼任, 政府官员兼任人大代表, 造成人大对政府监督的困难, 这在源头上影响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地位, 不利于发扬民主。唯有实行代表专职化, 才能真正发挥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作用, 否则每年付出高额的会议成本, 却未必取得相应效果。公民被选举为人大代表后, 应辞去其原工作和职务, 专司人大专职代表职责。

3. 提高政治宽容度, 营造积极参政、议政的政治氛围。

政治体制现代化 篇5

从引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能割裂。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中，协调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和前进的步伐，使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使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的基础，政治、文化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保障，文化体制改革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实际上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两者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上层建筑的性质。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物质根源，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二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其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集中表现为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当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先进的经济基础的时候，这一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帮助它形成、巩固和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当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变为腐朽落后的经济基础的时候，这一社会的上层建筑就极力维护这种经济基础，妄图使其免于灭亡，这时它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战略意义：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为现代化提供新动力；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冲破既得利益集团；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政企彻底分开；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建设有效政府；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中国企业以一流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参与全球竞争。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力保证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具有正相关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能够为推动民主政治创造良好的条件。首先，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他们能够推动社会的必要分化，有助于提高各阶层的知识水平，这是民主化的一个社会基础；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民众从传统意义上的“臣民”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公民意识的觉醒是实现民主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再次，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的规则和秩序，而法治和秩序恰恰是民主化不可缺少的重要要素。政治体制改革为现代化提供新动力对中国社会发展来说，过去近30年改革和发展使中国社会具备了步入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战略基础和社会条件。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政治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一国的现代化才能持续。原因在于，有效的体制是现代化的前提，有效的体制包括有效的经济体制、有效的政治体制、有效的文化体制和有效的社会体制，而有效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完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改革现行体制 建设现代学校 篇6

一、四个先行，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实验

“健脑”先行，提高认识

根据中央和省《教育规划纲要》关于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去除学校行政化的要求，2009年初，惠州全市范围开展了现代学校制度的调研活动。市领导亲自带队，前往有关学校传达《教育规划纲要》关于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精神。召开全市创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工作动员大会、现代学校制度专家报告会、现代学校制度研讨会，对校长们进行“健脑”，促进校长们更新办学理念，转变办学思想，规范办学行为。加快学校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步伐，实现扁平化、流程化、精细化管理，降低管理成本，实现有效教学，逐步去除学校行政化，着力营造民主、高效、科学、创新、专业、特色的办学环境。

转型先行，简“政”放“权”

惠州市大胆优化调整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指导、监督型”转变；把学校内部的干部任免、招生、招聘、财务等权力下放回学校，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提高办学专业化水平，回归学校“以人为本”、“以教育教学为中心”、“服务于师生发展”的本位。先行试点学校拥有了人事管理权、自主招生权、财务自主权三个方面10多项权力。人事管理权方面，副校长由校长提名，报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学校可根据人事和教育主管有关政策，聘用教师。在自主招生方面，允许学校制订“优秀特长生录取程序与办法”，报市教育局审批，自主考试招收特长生。教育部门的简政放权，让学校要求多年的办学自主权得到落实。

政策先行，统筹安排

2010年初，在广泛征求意见后，惠州市正式出台《关于加快惠州市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决定》和《惠州市教育系统“现代学校制度创建年”活动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各县（区）教育局、各级中小学校进一步加强学校民主建设，加快构建完善现代学校制度。在抓好现代学校制度试点工作的同时，从市直学校开始，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计划2012年9月起，在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现代学校制度。

试点先行，总结推广

2009年起，惠州市在市华罗庚中学与部分县（区）学校设置试点，开展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实验。同时，鼓励市直学校与县（区）其他学校，积极进行现代学校制度的探索。

市华罗庚中学把“构建现代学校制度”作为创新项目来抓，以“理顺行政关系、转变工作职能、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为重点，突出抓好学校民主管理制度、素质教育模式、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办学质量评价制度、学校发展水平评估和社会协调等各类新机制的研究。建设发展目标明确、评价制度健全、运行机制完善、思想内容与方法先进的学校管理体系，不断提高育人水平，引领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进入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良性发展轨道。通过全面实施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学校发展潜力得以进一步激发，管理效能显著提升，学校品牌形象、教育教学实绩等居全市前列。

2010年，市华罗庚中学被评为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和广东省教育教学水平优秀学校。

2011年，市华罗庚中学首届高考一炮打响，取得辉煌成绩，本科上线人数突破700人大关，上线率达54%。

近两年，华罗庚中学师生参加各类比赛，获奖多，层次高。60多名教师获国家级、省级奖励，100多名学生获国家级、省级奖励。学生合唱团获2011年广东省中小学红歌比赛二等奖； 5名同学获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惠州市多次组织各校各界人士观摩学习华罗庚中学试点经验，不断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及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引导各级各类学校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步伐。

二、成效明显，臻于“五化”

2009年以来，现代学校制度创建年活动持续开展，惠州市加快了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学校管理结构得到优化，学校管理水平与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各试点学校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呈现百花齐放、千校千态、各具特色的可喜局面：

（一）办学理念进一步“深化”

办学理念是学校建设发展的方向与“灵魂”。开展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以来，惠州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加快学校转型升级。深入分析查排“障碍”，往传统的学校制度里注入新思维、新理念、新举措，确立了“服务学生，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服务教师，推动教师专业提升与全面发展”“服务社会，兴办适应国家发展需求与受教育者满意的教育”的宗旨，进一步充实丰富了办学内涵，提升了办学水平。

华罗庚中学确立以“为学生的一生发展服务”为办学宗旨，大力弘扬“自强不息，志存高远”的学校精神，着力构建“高效课堂”的教学模式、“和谐发展，个性成长”的素质教育模式，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二）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

一是扁平化管理模式成效明显。

构建以服务年级为重心，服务教育教学为中心的扁平化管理工作体系。通过整合优化职能相近或重叠的部门，减少中间环节，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学校的运转和保障完全向年级服务倾斜。扁平化管理的实施，进一步明晰了管理职责，提升了执行力，提高了服务意识、管理效能、专业管理水平和团队的合作精神，使各部门的工作开展简便、高效、规范。

市一中实行“五部制”扁平化管理模式，为各年级“编制”副校长。年级组直接对分管领导负责，实现年级由学校组织管理的“二传手”向管理实体转变，使学校管理高效规范。

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结合自身办学的特色，构建“四效四化”管理模式（“四效”即教学有效果、管理有效率、经营有效益、服务有效能；“四化”即校本化、专业化、精细化、窗口化），实现学校管理的高效运作。

二是人事制度改革，激励教师奋发进取。

积极推行人事制度改革，破除职务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和竞争上岗制，按照“公开选拔、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与“公开招聘、凡进必考、择优录取”的原则，公开招聘校长和教师。用人制度由“相马”向“赛马”转变，大大激发广大校长与教师“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进取意识。

2011年以来，各县（区）、市直学校按照《惠州市直属学校教师招聘管理工作意见》和《惠州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工作流程及要求》自主招聘各级各类学科教师（包括在职教师和应届毕业生）近1000名。教师招聘工作有序公正，透明度高，达到了应聘人员满意、用人单位满意、督查机关满意，社会一致认可的程度。

三是绩效工资实现“两持平一鼓励”。

“ 绩效工资”代替“职称补贴”是惠州市推行工资改革的有效做法。绩效工资制的实施，改变了过去“唯职称论”的分配弊端。通过各县（区）政府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努力，较好地解决了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同步增长，达到“两相当”。教师的福利待遇得到了有效保障，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四是民主参与凸显成效。

通过设立校务委员会，建立学术委员会、家长与社区委员会、学生代表会和教代会，实行民主议政和工作督查制度，落实校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充分发挥学校制度的作用和重大事项的监督，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职工参与学校各项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了教职工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得到健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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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师资培训各具特色。

面对“惠州市人民教育家培养计划”，各试点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了切合当前学校教师专业发展、培养目标明确、层次分明、长短结合、内外互补、综合提高的培养模式，造就了一支教育理念新、创新意识浓、教学水平高、实践能力强、师德风尚高、一专多能的名师、能师的师资队伍，有效提高专业教师素质，全面提高了教育质量。

市华罗庚中学设立“华中名师制”，精选师德高尚、专业素质高、业绩突出、合作精神强、协调能力突出的优秀教师组成“华中名师”团队，设立“名师工作室”，以名师为主体成立华罗庚中学学术委员会。名师参与评课、评优、评职、招聘等教育教学和办学决策工作。学校原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逐步转向教育家办学的新模式，使学校办学向专业化方向转型。“华中名师”制度让教师专业发展有了更高更大的平台，增强了教师的成就感，帮助教师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也为学校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市实验中学实行“导师职级制”模式，打通教师专业发展通道，使学校形成了教师多元发展体系，解决了传统模式中制约教师发展的弊端。使优秀骨干教师在“助理导师、学科导师、副主任导师、主任导师和特级导师”五个级别上，不断发展。有力激发了教师发展活力，促进教师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也为名师、专家型教师及教育家的成长，营造了发展环境，创造了条件。通过建立教师“整体发展规划”“个人发展计划”及青年教师“双导师”培养等一系列制度，鼓励青年教师拜师，名师带徒。通过规范各级“导师”的职责和义务等一系列措施，形成了教师专业化发展机制。为优秀骨干教师、名师在教书育人活动中发挥优秀示范作用与核心骨干作用，为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开辟了道路。

惠东县建立“三名培训”（名家讲坛、名师授徒、名校进修）。惠州卫校构建“一二三五培训工程”（一个教师成长规划；两支队伍——骨干教师队伍、专业带头人队伍；三个工程——青蓝工程、双师工程、名师工程；五大平台——专家讲坛、校长讲坛、名师讲坛、教师论坛、网络课堂）的师资培训制度等。

六是教（科）研先导引领教育教学改革。

我市实施“生本教育实验”，各单位遵循“以改革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课题研究为载体”，确立以教育科研为先导的办学思路，坚持走科研强校之路。建立与完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加强领导，广泛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增强教育教学活动的科技含量，提高教研的层次和水平，引领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全面促进学校发展。

市华罗庚中学探索“高效课堂”教学模式，通过“三学四式”教学流程，即“学生自学”“老师导学”“同学互学”三学结合和“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四式交互的方式，构建起快乐而高效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收获知识。“高效课堂”模式的构建，对教师的教学提出明确的要求，提供实践依据，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三）外部合作进一步“强化”

建立和完善学校、家庭和社会三结合的教育体系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学校结合自身地缘优势，积极与社区、家庭协调沟通，及时化解矛盾，建立良好的外部合作环境。

一是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搭建家长和学校交流的桥梁和平台，向家长宣传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方法，让家长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促进家校和谐。

二是与校外友好单位开展共建活动。积极与人民解放军与武警部队、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热心教育的企业、兄弟学校以及台港澳地区现代学校建立友好关系，定期友好往来。

三是与学校周边社区开展互助活动。学校充分运用社区资源为学生成长、成才创设更多的条件。同时也与社区共享学校的教育资源，为提高社区文明程度和营造全民学习的环境，作出积极的努力，实现互利双赢。

（四）资产管理进一步“刚化”

试点学校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建立新型的财务管理、预算管理、收支管理、资产管理、财务报告和财务监督、财务内控管理、责任追究等制度；同时加强学校预算管理，建立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编制、绩效考评和监督检查等管理制度，全面刚化财务行为，保障了教育经费正常运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五）自主办学进一步“亮化”

试点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从实际出发，在自主管理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结合学校运行规律及时转化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试点单位的经验成果。进一步深化自主办学内涵，制定相应的“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办法”“教师招聘办法”“自主招生管理办法”“财务自主管理办法”等制度性文件，构建起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学习型社会要求的现代学校管理制度体系，推动依法治校、民主治校的进程。

（粤教宣）

责任编辑 潘孟良

政治体制现代化 篇7

(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革, 进而深刻影响到了政治体制与政府管理体制。市场经济对政治制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有消极作用, 主要表现为:导致社会分化、消解经济平等和对于权力产生腐蚀作用, 为权力腐化提供了直接的诱因和条件。市场经济要求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 政治体制要制约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因素, 这就造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个需求。具体讲, 一是降低行政成本的需求。中国国情和基本政治制度决定了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 使经济发展实现了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 但也造成了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要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降低行政成本, 就要改革, 提高政府效率。二是遏制腐败的需求。市场经济条件下, 某些党政机关及干部有产生特殊利益的可能, 腐败现象持续蔓延就是一个突出表现。因此, 必须不间断地进行反腐斗争, 通过政治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来强化监督和制约, 以保持党政机关及各级干部的廉洁。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民主政治的发展, 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分重要, 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又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十分谨慎。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发展是一条单行道, 开弓没有回头箭, 走错了路就很难回头。政治体制改革出现失误就会导致全局性的错误, 就可能酿成民族的灾难。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化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是我们党日臻成熟的执政能力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作为肩负中华人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执政党, 其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族高度负责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 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 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 要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针对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党内外存在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 胡锦涛同志强调: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文明都有鲜明的阶级性。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牢牢把握这一点极为重要。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坚定不移地推动政治文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二)

改革开放29年的实践证明,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决抵制和排除国内外敌对势力和自由化思潮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干扰和误导, 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在上述指导思想和目标原则的指引下, 与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适应,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积极稳妥地不断向前推进。主要进展包括以下各个方面:针对我国原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缺陷, 并进而针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 包括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固有弊端的负面影响, 我们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前提下, 在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发展城乡基层民主,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尊重和保障人权,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和反腐败斗争等各个方面, 都出台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政策规定, 推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推进体制创新的重大举措。其中, 有些已经取得了令党和人民满意的成效, 有些还在继续探索、经受实践的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正张帆前进”, 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中国式民主制度正日益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一方面,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取得了相当成就, 它不但表现在人民意愿的表达、人民权利的行使、人民利益的实现上, 也表现在作为一种制度促进经济的发展上;另一方面, 也由于人们对民主的认识更趋深化, 已逐渐发现西方的民主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更不是终极的, 从而开始了对民主新形式和未来发展的探讨。

(三)

十七大强调,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在民主政治实践中,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成功提供不可动摇的坚强政治保证。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追求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现阶段, 这样的民主需要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式民主的一大特征。为什么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民主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实现人民民主, 需要人民的自觉意识, 人民的自觉要靠先锋队的启发和引导。人民需要共产党组织, 才能集合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和建设的大军, 才能完成历史性的跨越、成就民族的辉煌。

十七大清楚地描述了中国未来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可以概括为三个重点:稳步扩大有序政治参与, 积极推进政治协商和大力加强民主监督。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中政治参与占有重要地位, 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重要途径。我国的政治参与有多种途径, 如民主选举、意见征询等, 通过这些形式使党的执政方略和各级政权的法律法规、政策能够准确地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是当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体制改革的重点。十七大之后, 在这一领域还会迈出新的步伐, 进行新的有益探索。

政治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优良传统、一大优势。与竞争性选举相比, 政治协商有利于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协调与整合, 有利于群体之间的分歧与对立, 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形成与实现。尤其是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利益关系迅速变化、经济社会结构变动不断的转型时期的国家, 政治协商是较为适合、较为有利的民主形式。

民主监督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之一, 是人民群众行使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民主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主政治形式的意义就更加突出。民主监督是保障人民赋予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各项权力不变质, 保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根本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讲, 民主监督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人大的监督, 既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又是民主监督的有效的基本的形式。毛泽东认为:“要保证人民民主, 就必须有监督, 而人民代表大会是政权工作走群众路线最重要的形式, 也是群众监督政府的基本方法, 基本形式”。邓小平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 我们的国家属于人民, 人民自己则有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各种方式去经常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今天, 尤其是作为个体公民, 其政治权力非常有限, 他们除了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情况或提出批评意见外, 事实上很难对政府进行实质性的监督。公民只有将分散的权力凝聚起来, 才能真正形成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事实上就是“组织化”的公民, 它具有一系列法定权力, 能够代表人民对政府实施监督。人民如何依法有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实施监督作用, 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实行有效的民主监督, 其他的民主形式才能真正发挥效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民主政治和一切事业发展的动力。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样, 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任何国家和地区, 民主制度的状况、优劣, 都要以实践为检验标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这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所做出的执拗选择, 而是中国政治文化独特性和国情特殊性的客观必然。在民主问题上, 我们不必妄自菲薄, 更不必随波逐流, “这才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品格”。中国的民主实践以社会的稳定和较快的经济发展证明:中国走出了一条既推动民主政治发展, 又保持社会稳定, 同时还达到较高经济发展的国家现代化道路。

民主政治需要我们不断追求、不断完善。今后, 当我们的经济进一步发展, 政治改革的相应配套措施也相继出台时, 我们应当以一种理性化的、建设性的态度来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绝对不是其他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翻版, 更不是对其他国家民主化经验的照搬和模仿。我们有理由、有能力创造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 而且我们正在做出这样的贡献。

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启示 篇8

一、执政党应当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机

越南的经济体制改革稍晚于中国, 大约始于1986年。当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就时, 越南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发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开明务实派的代表人物农德孟出任越共总书记以后, 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稳健中前行。越南与中国一样, 政治体制结构中的双轨制十分明显, 真正掌握权力的是越共, 以农德孟为代表的改革派人士务实开明,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不仅为越共树立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形象, 而且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也更有成效。

在农德孟担任总书记任内, 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切切实实的步伐。改革最初从加强党内民主和监督体制建设方面展开。从越共十一大开始, 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提前向全体党员公布, 允许讨论, 公开征求意见。越共中央还规定, 对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大型工程项目等都要在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

二、党内民主可以推动社会民主

越南共产党实行的党内民主有力地带动了社会民主, 这从越南近年来政治民主化的长足进步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比如, 越共十大推举了两位候选人参选总书记, 这在越南政治中极为罕见, 不仅具有标志性意义, 也极大地唤醒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在越共党内民主的有力推动下, 越南的民主政治化不断地走上新的台阶:率先在农村基层进行的民主选举终于扩展到城市, 主要领导人形成最长两任的惯例, 人民代表大会每年都会就全民感兴趣的事情进行公开辩论……

新一届的国会代表选举则是越南政治民主化取得长足进步的新标志。根据检票结果, 在新当选的500名十三届国会代表中, 目前在任的12名部长全部名列其中。而在任的国家领导人中, 副总理阮生雄得票率最高, 为95.51%, 越南现任总理阮晋勇的得票率是95.38%, 新当选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会主席阮富仲得票率为85.63%, 原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晋创得票率仅为80.13%。在新当选的代表中, 15名自荐候选人中有4人当选, 党外代表入选42名;专职代表占总数的33%;在中央推举的候选人中, 有15名未被选上, 其中包括一名中央委员。

三、用互动方式解决社会冲突

除促进党内民主外, 越共也在一定的领域开放民间力量参与互动, 其目的, 一是制约党的权力, 二是借此解决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 三是借互动取得民间力量的理解和谅解, 以化解各种社会冲突。

越南经济改革不断深化, 经济开始得到较大发展的时候, 腐败案件也明显增多。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了社会矛盾。1997年, 一些越南农民越级检举省级官员的贪污渎职行为, 结果被中央有关部门搁置, 由此引发了一场跨越4个省的农民抗议事件, 不过在整个抗议事件中, 越南农民基本上采取理性态度, 仅偶尔出现一些向政府机关丢石块, 掳走警察当人质作为谈判条件的现象。越南中央政府并没有听从地方上以军队恢复秩序的请求, 而是一方面逮捕滋事头领, 另一方面与群众谈判, 并派人进行调查, 最后证明控告成立, 这一事件直接导致1999年众多省级官员的落马。当时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专门提出政府部门要正视并且学会应对处理人民的不满情绪。

2002年, 越南600名知识分子联名签署请愿书, 要求越共中央查处官员包庇黑帮人物张文琴的情况。这件被越南媒体称为“琴老五案”的案件最后竟然牵扯到了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署主任、副主任等高级官员, 因两名国会议员牵扯其中, 当年的越南国会议席从500席减为498席, 两名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受到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的官场腐败也很严重, 因为官场腐败引起的社会冲突也是益增多。虽然中共在反腐治腐方面一向有坚强决心, 近年来在反腐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广大人民的美好愿望相比似乎还有一定的距离, 从多的利益冲突也因此而形成。建立与民间力量的互动机制, 用互动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 越共的一些做法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庄礼伟.揭秘越南政治改革过程中的若干问题[J/OL].人民网, 2012年10月14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梳理 篇9

必须指出, 作这样的逻辑梳理和认识论的辨析主要是基于以下思考:新任国务院总理在召开记者见面会时强调,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意在呼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实践的而非“经院”的。造成今日举步维艰的夹缝式改革样式, 并非一时的思维短路和路径缺失, 究其根源实乃是自近代以来, 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型, 由综合批判型向分析批判型转变, 由复杂性思维向线性思维转变, 由稳定型思维向激荡型思维转变, 由人本主义思维向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思维转变。

一、第一层逻辑:“民主”统领的四类主流政治核心价值观

社会发展观认为, 人类社会形态尤其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 其路径不外有二, 一种是革命的, 另一种是改良或改革的。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 都必须依赖于当时的客观环境, 这里的“客观”并非狭义的物质环境, 而是包含了历史主体的思想、心理、情感等各种要素的客观, 简言之——革命和改革的情势。然而, 光有情势远远不能推动革命和改革, 还必须有凝聚力的政治核心价值观 (以下统称核心价值观) 的支撑, 如果不是笔者臆断, 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呐喊到中国辛亥革命的“民族、民权、民生”的口号 (虽然他们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 有哪一次惊天动地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在这样核心价值观指导下推进的呢?因此可以判断, 但凡是开创性的重大历史事件, 离开核心价值的引领很难奏效。同样, 对于当下备受世人关注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凝结了核心价值观。

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每一时期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必然带有深厚的时代印记。回首中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至今, 在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上, 大致说来有四个方面, 即“民生”、“民权”、“民言”、“民主”。

“民生”, 古语常言“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这里的“民”历史上是指百姓, 尽管时代迥异, 今天仍然可以借鉴过来, 其内涵就转化为“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只有不断夯实这个基础共产党才能更好地执好政、服好务、履好职。而人民群众, 作为历史的创造者, 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们创造历史, 他的第一需要是物质的需要, 只有解决好衣食住行的问题, 才会有政治的、文化的等需求。也就是说人首先需要生存下来, 其次才能有生活, 然后才会有品质的提升。

“民权”, 这里的“民权”并非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之权, 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人民群众发挥主体性作用, 积极谋求富足殷实生活的权利, 这里最能体现“民权”主义的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日趋强烈, 与此相伴而生的权利意识迅速提高。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这一意识更是前所未有。民众有这样的意识, 国家层面也不能滞后, 相继制定并出台了诸多法律法规, 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给予保障, 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表述, 就是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民群众今天何言“权利”, 因为经济发展了, 百姓自己创造了财富, 也享受到改革的积极成果, 他有权利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民言”,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语言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的必然产物, 它反映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程度, 但更多时候是百姓用自己的语言言说自己, 用自己的语言提出诉求。作为执政党, 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 必须为人民群众畅所欲言开辟渠道, 听民声、纳民意、凝共识。在信息化的今天, 人言可畏, 民言敬畏。百姓所说的即是党和政府想做的, 党和政府所说的即是深刻反映和广泛代表民心民情的。因此, 顺势而为而不是逆流而动地建立官民沟通机制, 是增强执政能力服务民生的关键步骤。

“民主”, 是“三民”主义即“民生”、“民权”、“民言”的最高体现, 能不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系关系着下一阶段奋斗目标的实现。“民主”既是广义的也是狭义的, 从广义上而言之, 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需要贯彻民主精神, 而政治建设更需要民主精神。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胡锦涛同志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经验, 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基层自治制度。但这还不是最完善的, 我们“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狭义的“民主”即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 很显然, 我们既坚持了狭义民主, 也在扩大广义民主。

必须强调, 政治核心价值观自成体系, 不能剥离, 只是不同历史阶段某一方面比较突出, 就现阶段而言, “民生”、“民权”、“民言”都必须在“民主”的框架设计之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 而在这一价值观主导之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取得积极成效。

二、第二层逻辑:“经济”挂帅的四大论域改革版图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必然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渗透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也就是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单单是政治问题, 而是以政治改革为杠杆, 撬动中国社会自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掣肘。与三十多年前不同, 那时的改革主要是已经无路可走不改就是死路一条, 今天我们可以不必走三十多年改革走过的一些弯路, 比如经济建设超前于各项建设, 也不必走前苏联“休克疗法”式的激烈道路, 而是要积极稳妥地推动各项改革。

当前, 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压力仍然很大, 软着陆有难度, 一项“国标五条”的房地产调控措施都不能在地方贯彻执行, 很显然, 这已经由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了。所以, 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 不能局限于政治语境而脱离经济语境, 千万不能忘记政治上层建筑必须扎根于经济基础。即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继续加强、加快经济建设的任务没有改变, 这已不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了。

民主政治一定程度上也可叫做“民主法治”, 一方面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另一方面要实现依法治国。这里如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仍然存在诸多挑战, 最大的挑战不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薄弱, 而是我们有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心理, 只搞党内民主忽视人民民主, 扩张“个人民主”而践踏人民民主。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双重的, 一是要剔除旧制度, 二是建立新机制。与此同时, 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玩一枝独秀和搞天马行空, 因为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 只要是决策就会有风险, 只要是组织也会产生多数人的暴力。因此, 改革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法律规章, 即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要特别强调法治对于规范政治体制改革的作用, 改革不能走到邪路, 也不能走到人民的对立面, 严守这条高压线, 这也是改革的底线。

或许把“民族文化”纳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序列会遭受质疑, 但是如若转换一个视角, 即从文化领导权的视角去理解, 这个论题就不仅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 而且也具有现实性。文化问题是一种生活方式问题, 可以求同存异, 但从本质上来说, 文化的异质性才是其生存之道。今天, 民族文化发展已经为经济全球化或者说西方文化工业借助全球化之力而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位国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 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就应当高度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是夯实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大工程, 而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则是引领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的有力杠杆。对于党和政府来说, 其实质在于加强执政合法性, 改革改到深水区, 这个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所以, 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不能拒斥民族文化的逻辑。

“公民社会”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逻辑框架中的最后一个物质载体, 承载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的冲击力, 同时又反作用于三大改革版块。在中国固有观念中, 天下一家或家族同构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由于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跃迁, 社会结构由传统僵化一体日益分化为有机构成, 利益群体也日益“单子”化, 因此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出现了鸿沟, 然而现代社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发明了链接上下和沟通官民的渠道——公民社会。尽管国人对这个概念略显生疏, 但并不排斥它给公民个人带来的积极作用。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 当前中国社会尤其是政府对这一新事物的漠视, 在一定程度上既制约其发展, 也把党和政府直接推向矛盾最前端, 从而失去一个有效的缓冲区域。所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否为公民社会的发展留足空间, 这衡量着中国社会、党和政府的文明水平。

总之,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中, 经济论域是主题, 政治论域是保障, 文化论域是灵魂, 公民社会论域是推手, 四个方面四位一体, 忽略任何一方面中国改革就得重新洗牌, 就像今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一样, 这也正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系统性。

三、第三层逻辑:利益导向的五大主体博弈格局

最近有专家撰文指出, “不同权力主体在权力运行中的相互制衡和约束, 实质上是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博弈形式。”其实, 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因乃是阶级利益驱动, 作为执政党也必须承认这一点。关照当下, 何以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症结在哪儿呢?依本文看来, 有三方面的因素严重妨碍改革进程。一是体制僵化, 主要表现是机制惰性加剧, 导致为民服务效率低下;二是能力弱化, 主要表现为学习能力不足, 导致办事能力下降;三是利益固化, 主要体现为以权谋私, 导致贪污腐败日趋严重。面对这“三座大山”, 要求改革者克服恐慌心理, 采取有效举措, 否则坐失良机。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智慧指出, “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 圣人执要, 四方来效”, 说明“中央”不是具体事务的执行者, 而是精神的统领者, “中央”只需要给执行者划定范围、指定原则、提出要求即可, 怎么办是执行者自己的事情, 他可以发挥一切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 落实“中央”布置的任务。据此而言, “中央”和“地方” (包括各部委及其职能部门, 下同) 实质上是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或者叫做“中央”授权于“地方”。此间已经可以看到, “中央”之所以能够授权是因为它掌握人民赋予的权力, 而这份权力不是免费的, 是要以“中央”的信誉和信任的外化 (语言、行为、物质利益) 作为担保的, 一旦失信于民必将招致问责, 西方国家通常以选举落选作为惩罚方式, 东方国家更多的是诉诸暴力对抗或革命。这说到底就是“中央”的利益, 而如何捍卫其利益不被剥夺, 它需要在公众和具体执行者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也就是说, 需要协商哪些权力必须要保值增值, 哪些权力必须要让渡给另一方。这里涉及几种可能性, 权力或者再次给予“中央”但已经重新界定, 或者被公民收回, 或者让渡给“中央”、“地方”和“公民”之外的第四方, 或者直接废止。不论采取哪一种方式, 其实质均是“中央”对自身利益的“游说”, 在此“利己主义”必然扮演重要角色, 也即“中央”会力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地方”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 前文已谈及, 它的行事权力从形式上来看不直接与公民挂钩, 在自上而下政治体制授权负责机制下, 迫使“地方政府对上级承担的责任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强度上都远远大于对当地的民众的责任。”可见, “地方”也是一个重要的利益角色, 一方面它要绝对地服从“中央”, 但又决不会死心塌地, 具体表现就是一面拿着红头文件大搞所谓“民生工程”, 实则是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拍脑袋工程;一面为自己这一层级争取最大利益, 甚至不惜欺上瞒下设“小金库”和权力寻租等;同时, 这一层级的既得利益者又试图说服民众支持他们的行为, 但其所采取的背离群众路线的行事方式最终却伤害了人民情感, 进而引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可见, 政治体制改革在做足了“中央”的文章之后, 重点就应当在放“地方”上, 政治体制改革难就难在各部委及其职能部门和地方上。

基层政府是科层制行政管理系统的最前沿, 对社情民意最了解, 也是落实“中央”和“地方”精神的最重要力量。在中国, “基层”通常指县处一级、乡镇和街道一层的政府及其部门, 它们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中占据的话语权并不大, 但地理空间却是最大的, 同样承担的责任也是最大的。这一层级利益主体就是力求少出事、不出事, 其实是怕出大事, 因为按照授权要求, 上级机关均会对下级机关给予惩戒。正是出于这一利益考虑, 时下中国社会的官民冲突, 绝大多数均发生在这一层面, 而他们的策略就是遮遮掩掩、围追堵截, 乃至不惜以权代法、以党代政、以人代党压制底层矛盾, 近年来陆续曝光的诸多官民冲突事件均属此列。

“公民”这一主体的诞生有赖于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 从而激发了人民群众现代意识的萌生, 当今学界和政界统称作“公民社会”的概念正是源于“公民”群体的成熟。应该说, 在司法实践领域“公民”已经广为采用, 但在官方话语体系里面, “公民”与“人民”相叠加。它所折射出的信息是十分丰富的, 依照中国共产党的理念, 党和政府的属性是“人民性”, 为人民服务天经地义, 领导人民群众无可厚非, 但现在不同了,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 “人民”对自身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特别是权利意识的增强, 上访、行政诉讼等维权行为呈现井喷现象。此时的公民发现, 原来各级党政部门也在为自己谋利益, 而且是拿着纳税人的钱, 在跟纳税人争利, 更有甚者还试图拿走财富蛋糕最丰厚的那一块, 这样公民们当然不答应。所以, 所谓的仇官、仇富, 其心理根源多在于此。还有另一类主体即社会组织, 它们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但其规模尚小、形式未定, 法律也未能给予充分限定, 但可以肯定, 未来中国政治领域社会组织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会更大。那么何以化解这五种利益主体之间的隔阂呢?本文认为, 加快立法实践,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各级各部门的权力界限, 杜绝权力错位和缺位;明确各级各部门的责任承担, 杜绝问责走形式;明确各级各部门的利益分享比例, 杜绝与民争利。

作以上逻辑的梳理和分析, 意在表明,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须理清方向, 否则就是失去乐谱的乱弹琴。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本文认为是, 制约权力、精简机构、提升效能、搞活机制、创利于民, 最后建成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民主法治的政治运行体制

四、几种认识论误区

“改革”是一个万古而常新的论题。但是在上世纪, 直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 中国政界、学界、民间, 对该问题的理解和认识都是十分模糊的, 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当然, 绝大多数的时候, 人们更愿意在经济论域上谈及这一“革命”性意义, 对于与之遥相呼应的政治论域则略显沉寂, 或许出于对“十年文革”的恐惧从而导致采取疏远政治的态度, 或者出于对西式经典的眷念从而对“内政”不屑一顾, 这都无可厚非。尽管如此, 随着中国改革环境的优化, 特别是在学术上日益拉近与欧美学界的距离, 一些比较前沿的理论或视角得以进入国人的视野, 这是一件好事, 但问题也紧随而至, 人们对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没有耐心, 政治改革意识呈现“碎片化”的危机, 这亟需抢救性疏导。

1. 改革态度论

从执政党的角度而言, 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政治局面的长治久安是最划算不过的事情, 不但没有失去根本利益, 相反是扩大了利益, 把利益的根基扎得更深。但是随着改革时间节点的逼近, 在操作层面呈现一些情绪, 畏惧感与日俱增。试想天底下有免费的午餐吗?改革原本就是先拿自己的饭碗来说事儿, 或者叫先丢饭碗再让大众送碗, 这须有壮士断腕的壮志豪情和胆识, 所谓“大行不拘细节”即是如此。同时, 也要批判另一种态度, 当前有一种声音指责中国启动政治改革太晚, 一味搞经济建设迟滞了政治改革进程, 甚至还搬出领导人们的语录以正视听, 但却忽略了领导人们说话的语境;有声音还对GDP、基尼系数等进行炮轰, 这就很情绪化了。以GDP为例, GDP本身是没有错的, 错的是我们强化了追求GDP的思维惯性。试问, 不搞经济建设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哪个国家能处理?泰晤士河确实很漂亮, 但曾经的雾都没少让英国当局饱受指责。我们的问题是要看到问题, 提醒、告诫和警惕, 不要在牺牲环境和消耗人力资源为代价的路上走得太远, 需要及时转型升级。今天启动改革正当时, 过去我们搞经济建设就是为了达到政治改革的物质前提, 如今可以放开双手因势利导。

2. 中国模式论

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其实理论界的探讨早就展开了, 但是苦于当时还没有这样的需要。有学者试图套用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的理论模型解释中国经济与政治关系, 想当然地认为, 中国的经济可以走出一条韦伯命题式的儒家资本主义道路, 甚至不惜对此进行实证, 可实践再次证明这种理论实验是徒劳的。因此, 同样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参考他国从而形成自己的模式。在此我们不去分析这一理论主张, 只须表明慎言“模式”, 所谓的“模式”说, 不是被别人忽悠, 就是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模式”一般而言是相对稳定的形态, 但又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凸显致命性问题, 最后导致其解体的这样一种组织经济、政治、社会的运行机制, 比如“斯大林模式”。因此, 如果非得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寻找合法性依据, 本文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即可, 而不必要弄什么“模式”, “模式”是死的, 而政治形势是活的, 用模式去套现实无异于本末倒置。

3. 顶层设计论

前文已经指出西学东渐后国人大多钟情于欧美式的逻辑分析, 擅于把整体事物分割再用显微镜去解剖。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显微镜, 但更需要快刀斩乱麻。有人提出, 要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设计, 且不问其科学性, 单是中国如此庞大的科层体制, 采用分析式改革思路唯恐陷于小修小补的尴尬局面, 不但达不到效果反而容易反弹。因此, 主张顶层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仔细谋划。本文不反对顶层设计, 但却反对事无巨细的顶层设计。当前,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的是找到症结所在, 寻求典型部门进行试点试验, 积累经验, 达到一定火候立即全面铺开, 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反对的“小脚女人”论, 应倡导“大胆子”、“大步子”。

4. 改革风险论

改革风险论这种观点还是比较有市场, 因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改革者也会考虑相关举措的后果和影响, 做得好万古流芳, 做不好万世骂名, 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此而言, 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谁接茬其实都是费力不讨好的, 要得罪人, 要失去利益, 甚至乌纱不保也并非不可能, “慎言慎行”边走边看不行就转, 说到底还是怕啊。那么究竟该怀持怎样的风险观呢?本文认为, 只要有行动就会有风险, 只要有风险胜败的概率都可能发生, 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者敢不敢于承担这样的风险。对于人民群众而言, 他们期盼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信心很大, 而改革者如果能把握住群众, 这样改革即便遭遇体制阻力, 但人民群众却是支持的, 这样的风险也是有意义的。

5.“一本万利”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 今天的中国改革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可以借助此次政治改革的力量予以根本性解决。如果以这样的思路来推动改革那恐怕会令人大跌眼镜。中国的问题, 说是经济问题, 实则是政治问题, 说是政治问题实则是社会问题, 这叫辩证法。因此解决中国问题不可能单凭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就能彻底解决, 仅仅是说, 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政治领域, 这叫“重点论”。但同时经济领域的改革也不能松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还需要不断完善, 这叫“两点论”。此外, 社会管理领域也要改, 如此等等。所以说, 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发挥示范作用, 从而也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 这叫“系统改革论”。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 任何的踌躇都会痛失机遇, 任何不近国情党情的冒进同样会陷入泥潭, 而唯有加大攻坚力度, 加大研究宣传, 努力凝聚共识, 在党的领导下, 在法律的限度内, 实现中国政治建设新跨越, 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新贡献。

政治体制现代化 篇10

20世纪, 现代化大潮席卷全球, 人类新文明走向辉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 现代化不仅家喻户晓, 而且成为奋斗目标。特别是50年代以来, 随着现代化理论的传播, 现代化成为一个大众化词语。

一般来讲, 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发国家的社会变迁里, 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现代化是有阶段的, 它包括第一次现代化 (经典现代化) 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 以及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和变化。

二、现代化与腐败的关联性

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最剧烈进行时期往往是腐败最为盛行时期。我们从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中都可以发现美国学者亨廷顿总结的这一现象。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都曾有过腐败程度升高的经历。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家在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是因为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孕育着诱发腐败的因素。亨廷顿曾指出, 现代化加剧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接受现代价值准则并用来评价既定的行为模式时, 许多传统的行为方式会被裁定为腐败行为。腐败概念的流行表明现代化导致的公私利益区分的概念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二是现代化开创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 具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兴起以及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力图产生影响的尝试造成了腐化的产生。新富集团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 穷人则用选票换取金钱。三是政府权威的扩张和受政府管理活动的增多也增加了腐败的可能性。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也往往是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匈牙利等许多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 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腐败猖獗的肆虐。

这是因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诱发腐败的因素。首先, 体制转轨在造就一个新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而公职人员阶层的收入增长较慢, 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自我补偿的冲动。其次, 市场化改革为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行为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计划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差价为掌握政府资源配置权的经济管理部门官员运用权力发家致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最后, 政府改革滞后导致政府管理不善, 进一步助长了腐败的泛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 与新的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现象。

三、我国在体制转轨时期的腐败现象

首先, 腐败现象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不断滋长蔓延的发展势头。涉足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无论在层级和数量上均呈上升趋势;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 但腐败案件增长势头有增无减;被称之为“不正之风”的行业性、部门性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和用公款进行奢侈性消费与挥霍浪费的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对外开放以来, 受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影响, 一些道德堕落、生活腐化的干部数量在增加。

其次, 日益猖獗的腐败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危害也愈来愈突出。从经济上说, 因各种腐败行为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犯罪的盛行而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量惊人而且呈直线上升趋势。从政治上说, 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导致“以钱买官, 以官赚钱”的腐败行为恶性循环, 一些地方司法腐败和行政执法上的腐败, 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精神伤害和身体伤害, 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的伤害都是无法估量和难以弥补的。从现实来看, 腐败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往往会扭曲正在实施中的各项改革, 败坏改革的声誉, 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影响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外资以及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努力。从长远来看, 腐败的猖獗还败坏了社会风气, 打击了人们爱国报国的积极性, 加剧了人才的流失。腐败的盛行必将危及社会的稳定。

最后, 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人民群众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的关注程度都愈来愈高。日益猖獗的腐败问题成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反腐败问题越来越重视, 反腐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在抓紧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 旨在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制度建设的一些重大举措也相继出台, 中国正在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反腐败路子。

四、如何遏制腐败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剧烈进行以及体制的转轨与腐败的高发多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述诱发腐败的因素只是增加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而不是意味着腐败的高发多发是不可逆转的现实。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和体制转换时期腐败的高发时期只要采取得力措施, 腐败的程度是完全可以降低下来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例子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新加坡在殖民时期特别是二战后到人民行动党执政前, 腐败曾是该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 从一开始就认识到, 腐败的猖獗与该党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格格不入的, 经济发展的成功有赖于一个廉洁的、高效的政府的大力推动。因此, 清除腐败现象, 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 成为首要任务。他们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 寓廉政要求于公务员制度建设中, 建立和逐步完善现代公务员制度, 并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减少腐败动机; (2) 厉行法治依法行政, 建立起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 尽量减少腐败的机会; (3) 建立精干的、高效能的反腐败机构, 严厉调查和惩处公务员中的腐败分子, 增加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这三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 共同发挥作用, 从而做到了使公职人员“不想贪, 不能贪, 不敢贪”, 该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五、我国遏制腐败的制度探索

改革开放以后, 党和政府始终对反腐败斗争抓得很紧, 但腐败现象仍然保持发展和蔓延的势头, 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的反腐败工作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一个教训是, 反腐败斗争往往是在某种或某些类型的腐败形成一定的气候之后才去设法扑灭它, 而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做好事先的制度防范工作。改革易于产生腐败, 是因为改革和体制转换的过程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如果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就对这些措施可能诱发的腐败机会进行认真研究, 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工作, 反腐败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个教训是, 反腐败不能治标不治本。每一种类型腐败的兴起都同特定的制度安排及其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 只有找到诱发腐败的制度上的源头, 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 才能达到治本的效果。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党和政府在科学总结以往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 实行制度创新,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从1997年开始, 党中央、国务院在实行制度创新加大反腐败治本力度方面相继出台了许多重大措施。这其中包括: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脱钩;公检法工商四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抓紧建立有形建筑市场;试行或推行政务公开, 检务公开和审判公开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对于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反腐败制度创新不可能一劳永逸, 旧的腐败形式消失了, 新的腐败形式又会出现, 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工作会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在转型期的中国情况尤为如此。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在转型期的中国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它将长期伴随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1].[美]塞谬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1988

[2].尹保云.现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3].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 2001

期盼政治体制改革有新进展 篇11

党的十八大报告用了很大篇幅专门阐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对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改、改什么、怎么改等重要问题给予了明确回答。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财经国家周刊》联合《环球》杂志官网、新浪推出了题为“你的十八大希望”的网络调查，意在搜集和展现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诸多诉求选项中，“希望经济稳步增长，工资不断提高”高居榜首，占40%；与之接近的是“希望反腐动真格”，占38%；紧跟的是“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实质性推进”，占36%。

实际上，后两者可以合二为一，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序与实质性推进，很难通过更有针对性的监督手段促进反腐的全面与纵深展开。那些平常广受关注的敏感话题如上学看病难、物价高、房价高、国企分红不公平、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政府工作不透明等问题许多也从属于前三位选项。

网友的选项非凭空而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广大国民诉求的心声和对未来的祈盼和希翼，并且这一排列顺序颇耐人寻味，显示出未来决定中国发展格局的两大主题：经济增长与政治体制改革。其他各项涉及民生与社会公平的具体问题，则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和延伸的子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快速增长。而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显得有些迟缓和滞后，力度不大，成效不显，离人们的要求和愿望还有距离，难怪温家宝总理这几年已多次强调要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国外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介绍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情况，认为它在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方面已走在了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前列，值得重视。越南初步实现了权力制衡制、职务任期制和民主选举制。从2006年4月党的十大起，政府官员和国会代表都公布其个人财产，以接受监督，中央委员和党代表的民主选举差额约在15%，从2001年党的九大起，中央委员会准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草稿会前在报刊全文公布，供全党全国讨论，国会代表直接民主选举产生，专职代表比例已近30%。2010年6月政府曾提出修建自北部首都到南部胡志明市贯穿南北的高速铁路计划，国会代表大多认为这条高铁耗资过大，目前应把钱花在人民更加迫切需要的医疗保障和供电等项目上，在表决中被国会否决。越南国会已摘掉了“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的帽子。可见，越南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在显著进步。

期待政治体制改革新进展

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讲话，掀开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我国各种问题错综复杂，将根据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搞政治体制改革，不会照搬西方的模式，也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只能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向前推進。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但同时，我们也应正确认识和积极借鉴世界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遵循一些普适的、基本的规律和规则，比如党政分开问题、权力过度集中问题、权力如何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进一步强化和重视党内外的选举制度，从制度上更好地落实“权为民所赋”、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等等方面都需要改革完善，建立制度，循序渐“进”不要求一蹴而就，但一定要有所变化有所前进。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和调整，将助推中国经济发展。2013年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我们期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十八大以后有新的突破新的进展！

链接看点：

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从现有制度入手：

其中重要一项是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这需要政府加大对社会的放权，使得民间性质的社会组织充分发展，他们才有可能充当基层民主协商的当事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陈剑

现代人事管理体制转型分析 篇12

一、目前我国现代社会人事管理体制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 管理关系模式不清晰

目前我国人事管理体制尚不完善, 造成了政事不分、机制不活的管理格局。在政事职权方面, 行政机关与人事单位职权分管不明晰, 行政机关可以直接管理人事单位, 人事单位也可以行使权力并监督行政机关。在政事组织方面, 行政机关与人事单位属于不同的组织, 目前, 人事单位法人制度还未建立完善, 人事单位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必须依靠政府及其各个部门。在政事产权方面, 政府对人事单位的财务支持力度决定了人事单位对政府的依赖性。就目前我国情况而言, 人事单位对政府的依赖性还是很大的。“政事不分”, 造成行政职能无法实现有机统一, 从而不能有效的规范依法行政行为。

2. 人事管理体制“人浮于事”, 落实不到位

落实现代社会人事管理体制, 对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 因此, 要坚持改革创新, 完善人事工作管理的体制。我国早就实行了公务员公开考试录用制度, 而人事单位人员的“进口”却一直没有严格的法律限制, 导致有的单位在人事问题上出现主观随意性, 一方面难以保证单位人员的素质, 另一方面易出现腐败问题。有的人事单位在人事问题上对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 偏离了公共服务的基本价值取向, 成为了人事单位改革的最大阻力。

二、现代社会人事管理体制问题的解决方针

1. 转变政府职能

明确划分行政机关与人事单位的职责, 切实保证政府与人事单位在职能、机构和运行机制上的相对独立性;整合人事单位行使的行政职能, 实现行政职能的有机统一, 规范依法行政行为;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 减少对人事单位的直接控制和直接干预。

2. 明确人事单位职能

由于人事单位所属于不同的公益组织, 因此对人事单位进行职能分类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主要的措施有:实现政府管理职能和财政支持职能的适度分离;创新政府管理有效的实现形式;建立人事单位法人结构, 完善人事单位法律机制;加强对人事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力度等。加强人事单位人事管理, 要求人事机构注重人才培养, 唯才是举, 要爱护人才, 科学用人;要注重人才流动, “水肥鱼活”, 不断提高单位职能的规范性和高效性。

3. 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加强现代社会人事管理体制, 要不断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要依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公共管理的服务要求转变政府管理模式。首先, 政府要创新服务方式。政府要做到政务公开透明, 就要加强现代信息建设, 大力推行电子政务, 规划和发展行政服务性机构。其次, 政府要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使人事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协调、相一致。最后, 政府要立足国情, 从实际情况出发, 既借鉴国外先进的机制, 又发展本国特色, 对我国现代社会人事管理体制进行不断的完善。

4. 完善政府投入机制

政府要加大对人事管理的投入力度, 不断改革投入方式, 完善投入监督机制, 形成职权明确、分级负担、财力与事权相一致的人事单位投入机制。要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公益服务职能与责任, 创办相应的人事单位。

5. 积极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服务

人事单位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型的组织, 要积极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人事单位不仅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打造政策平台, 推行激励机制,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服务的提供, 而且还应该加强对社会公益组织行为规范的监管力度, 完善有关收费标准、资产处置、收益分配、服务质量等政策, 规范社会力量的公益服务行为。

三、总结

人事单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提供公益服务的主要载体,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人事管理体制尚不完善, 完成现代社会人事管理体制的成功转型, 建立多层次、多角度的管理关系模式, 需要政府及人事单位共同努力, 加强社会主义人事管理体制, 努力促进制度转型, 不断完善政府职能, 创新管理方式, 改善投入机制并加强有效性监督。只有行政机构不断改革创新, 才能积极促进人事管理体制的成功转型, 不断提高其公共服务性。

摘要：现代社会人事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有的产物, 它决定着人事单位的活力并对社会活动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制度的的不断建设与完善, 现代社会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中国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本文旨在对当前我国现代社会人事管理体制改革进行分析, 探究完善人事管理体制的政策, 促进人事管理体制的转型, 不断提高其公共服务性。

关键词：现代社会,人事管理,转型

参考文献

[1]谢冰.探讨人事制度改革[J].国计民生, 2010.

[2]谢冰.提高人事管理的绩效评估能力[N].湖北日报, 2006.

[3]丁云.企业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管理世界科协论坛, 2007.

[4]刘群.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比较研究[J].华章, 2009 (22) .

[5]刘春安.浅议现代人力资源管理[J].商业文化 (学术版) , 2009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