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研究的新

古汉语研究的新（共10篇）

古汉语研究的新 篇1

古汉语专书同义词、反义词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同义词和反义词的研究联系紧密, 研究方法互相影响、互相借鉴。这两种词聚的研究方法有同有异, 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其研究方法的差别和联系, 以更好地促进同义词和反义词研究。

同义词和反义词研究方法比较相同的方面是一些基础性的方法, 主要有“义项归纳法”和“义素分析法”。

古汉语专书同义词、反义词的界定中, 都强调要有一个义项的相同或相反。因此古汉语专书同义词、反义词的认定中都是以词的义项 (义位) 为基础的, 需要科学、严谨地归纳词的义项, 而在典籍中的词展示的都是词的义位变体, 对它们的训示一般为文意训释, 文意训释不能用来作为专书同义词、反义词界定的基础。王宁先生认为随文释义中的单训, 即以单词来解释另一单词的训释方式, 也不能直接作为词的义项。因为一旦离开语言环境, 这种形式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用甲训乙时, 究竟采用的是甲的哪个义项, 没有相关的标志可以显示, 又没有语境可以补足, 特别是当同一个义项用不同的词语做训释词时, 更难归到一起。因此“义项归纳法”对于同义词和反义词研究都是很有必要的。

具体来说, “义项归纳法”首先就是准确把握词的文意训释, 即义位变体。其次是把义位变体归纳为义位, 具体方法为苏宝荣先生在胡明扬等先生的基础上提出的, 一是断层区分法, “义项在多义词的整个系统内部是相对独立的, 但是义项之间又有联系, 因此原则上应当在意义联系最薄弱的地方划分义项”。二是词频统计法, “在语流中反复使用的义点, 是词的比较稳定的意义, 应当定为义位, 而在语流中偶然显现的义点, 是词的临时义或语境义, 一般不是独立的义位, 应当归入相邻近的义位” (1) 。

20世纪40年代, 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提出了义素分析的设想, 但没有引起语言学界足够的重视。只是到了60年代, 卡茨和福德将义素分析的方法用来为生成转换语法提供语义特征, 才受到现代语义学界的重视。而我国语言学界只是到了80年代才广泛使用这种方法, 但还是局限于现代词汇学的研究, 古汉语中真正的运用极少, 训诂学和传统语义学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当然, 在我国训诂学和传统语义学的发展历程中, 大量的研究成果如字书、字典及注疏等的留存为我们进行义素的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同义词, 刘叔新先生认为义素分析法“对于能以某种可靠的客观形式区分开词语间的同义现象和近义现象并进而确定同义单位来说, 很有帮助” (2) 。具体到同义词的分析, 就是要在确定词群 (或者说是语义场) 的基础上, 以义位为单位, 先找出词与词之间共同的义素, 作为“同”的基础, 然后分析出其间有差异的义素, 用图表等直观的形式描写出来, 让人们了解其间的语义关系。

对于反义词, 蒋绍愚先生认为义素分析法也可以用来确定两个词之间的反义关系, 他说:“由此可知, 从义素分析的角度来看, A、B两个词如果中心义素和一部分限定义素都相同, 只有一个义素不相同, 而A、B两个词不同的义素, 或是互补, 或是极性对立, 或是反向, 那么A、B两词是反义词, 否则就不是。” (3) 与此同时, 蒋先生还举了些例证用以说明“义素分析法”认定两个词之间反义关系的可操作性, 如“‘抑’——‘扬’, 一为举之向下, 一为举之向上, 上和下反义, 所以这两个词是反义词。‘毁’——‘誉’, 一是言其恶, 一是言其善, 善和恶反义, 所以这两个词是反义词。‘君子’——‘小人’, 一为道德高尚, 一为道德卑下。‘冬’——‘夏’, 一是冷的季节, 一是热的季节。所以它们也都是反义词。而且, 这些词人们也常常是作为相反的两项对比着使用的” (4) 。

“义素分析法”对于确定词的同义、反义关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这一方法也存在局限性, 一是主观性太强, 不易操作, 刘叔新先生指出:“义素分析法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人们对事物对象的认识, 让人们看到事物对象的抽象轮廓。但是抽象就算不上真实的具体形式。这种方法只能展现意义的构成, 可以一般地从意义本身来提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情形, 却不能直接地、往往不能确切地表明事物反映在意义中的外延。更为不足的是, 义素分析法完全建立在个人对词义的了解和剖析的基础上, 有一定的主观性, 并不是验证式的, 因此它不能给检验提供客观的、形式的标志。” (5) 二是缺乏普遍性。就目前学者们使用“义素分析法”的实际情况来看, 他们经常列举的例子主要限于部分容易操作的词语。“义素分析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词, 只适用于一些普通名词、一些形容词和一些动词” (6) , 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缺乏普遍适用性。

下面谈同义词和反义词研究方法的不同之处, 这两种词聚的研究方法最为明显的不同就是系联范围的不同。

同义词的界定范围是全书系联, 周文德提出的“双重印证法”比较典型。确定古汉语同义词的方法应该是利用古代文献典籍, 验之以古代训话材料。段玉裁指出:“古人因文立义, 后人当因文以考义。” (7) 但是因为这些作品距离现在已经很远了, 要正确理解它们必须要借助古代的训诂材料。因此, 同义词系联的范围是全书, 同时参考训诂资料。

反义词的研究中则较多地使用“对文”和“连文”的系联方法。在具体的使用中, 由于使用者不同, “对文”和“连文”也就有了不同的称呼。例如, 张双棣先生称它们为“连用”和“对用”:“这些反义词大多是以连用和对用的形式出现的……” (8) 杨荣祥先生称“对文”为“对举”, 他说:“反义词聚合成员在句子中成双成对地出现, 形成了反义词聚合在语言运用中的修辞特色, 这为我们确定反义词聚合提供了方便。” (9) 张永言先生把“对文”和“连文”称作“连用”和“并用”, 他说:“语言里反义词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 所以在言语里它们常常用在一块儿。反义词的并用或连用有时候是一种修辞手段, 用来突出事物或现象的对比或矛盾, 增强语言的表现力。” (10) 例如在《周易·杂卦》中:《革》, 去故也;《鼎》, 取新也。“故”和“新”就是对文关系。《说文·攴部》:“故, 使为之也。”本义是“原由, 原故”。段注:“今俗云原故是也。凡为之必有使之者, 使之而为之则成故事矣, 引申之为故旧。”可见“陈旧的事物”义是其引申义。《说文·斤部》:“新, 取木也。”“新”为“薪”之本字。在此为假借, “新旧”之“新”这个词的“新生的事物”义未见从何处引申, 可看做这个词的本义。在此, “故”的引申义与“新旧”之“新”的本义形成对文的反义关系。再如《屯·彖》:屯, 刚柔始交而难生。“刚”“柔”在此是连文关系。《说文·刀部》:“刚, 强, 断也。”段注:“强者, 弓有力也, 有力而断之也。”“刚强、刚健”是其本义。《说文·木部》:“柔, 木曲直也。”段注:“凡木曲者可直, 直者可曲曰柔。”“柔软、柔顺”是其本义。《字汇·弓部》:“强, 木强, 不柔和也。”“强”与“柔”反义, 而“刚”与“强”同义, 因此, “刚”的“刚强”义与“柔”的“柔软”义形成反义。在此, “刚”的本义与“柔”的本义形成连文的反义关系。

另外, “否定式认定法”在反义词的研究中使用也较多。这种方法就是指在具体的句子中, 如果甲词的否定式与乙词同义, 那么甲词和乙词往往构成反义聚合。

由此可见, 同义词和反义词界定的主要不同, 是系联范围的不同, 反义词强调的是小范围内的系联, 一般局限在单句和复句中, 主要靠句子内的文本格式判定, 同时参照义项的分析。而同义词则是全书范围的系联, 专书的一组同义词出现在全书范围内, 主要靠义项的分析, 归纳出相同的义项来认定, 对不同句子文本格式的参照是辅助手段。

摘要：在汉语史研究方面, 古汉语专书同义词、反义词研究逐渐得到学者们的重视, 并且已经取得较大的成就, 目前, 对于重要的先秦典籍, 大部分已经做过同义词和反义词的专书研究, 同时, 对于专书研究中, 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定义、确定、分析等已经产生一些比较成熟的术语和方法。本文主要以此为基础, 分析古汉语专书同义词、反义词研究方法的异同。

关键词：同义词,反义词,研究方法

注释

1 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 上海: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2 (5) (6) 刘叔新、周荐:《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3 (4)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4 (7)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

5 (8) 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研究》,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

6 (9) 杨荣祥:《〈世说新语〉中的反义词聚合及其历史演变》, 上海: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7 (10)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 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2年版。

古汉语研究的新 篇2

第一节：汉字的产生

1.汉字产生的传说有哪些？为什么说这些传说中的符号并不是文字？ 答：结绳说，八卦说，仓輯造字说。

2.简述汉字产生的途径，为什么说记事图画是演化为汉字的主要途径？

答：汉字产生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产生于契刻符号，另一个主要产生于记事图画。

在图画还没有成为记录语言的文字之前，这类图画起着记事表意，提示和帮助记忆的作用，原始汉字也还保留着浓厚的图画特征。

3.汉字体系的形成大约在什么时代？形成的条件是什么？

答：汉字体系大约形成于夏，中国正式进入阶级社会的时期。由于有了国家，统治阶级为了进行有效地统治，为了记载历史，发布政令，应对纷繁政务，迫切需要一种完善的文字，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文字得到极大地发展，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文字体系。

4.为什么说甲骨文、金文不是汉字产生的源而是流？依据考古的资料说明汉字的产生？ 答：今天我们所看到到的甲骨文、金文写法已相当简化，多数字形图画意味淡化，出现大量假借用法，形声字也逐渐增多，已经能够完整的记录语言，并且表现多种书写风格，具有精湛的刻字技巧，可以说已经发展为较为成熟的文字体系。

第二节 文字的性质和演变

一、根据记录语言的方法，文字大体上可分为哪两类？为什么说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

答：文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表音和表义。汉字初创时期先人造字侧重于表现词的内容，字形结构与词的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形示意，意寓形中，也是表意文字的特点。

二、1.什么是甲骨文，甲骨文是什么时期的文字？它具有哪些特点？

答：甲骨文是一种大多数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是殷商晚期的文字是公元前1300多年到前1100多年间通行的字体，历时270多年。特点：象形性强、异体字繁多、偏旁不固定、款式自由灵活。

2.什么是金文？它与甲骨文比较有哪些异同？

答：古人称铜为金，所以称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为金文。金文同甲骨文相比，形体结构变化不大，偏旁位置不固定，形声字比甲骨文有了进一步发展，书写效果上有了显著不同。

3.六国文字是何种性质的文字？它有哪些突出特点？

答：六国文字上承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区域性分支。六国文字一个显著特点是字体草率诡异，简体流行，俗体字大量涌现，给识别六国文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4.狭义的大篆指何种字体？简要说明什么是籀文，石鼓文和诅楚文。答：狭义的大篆是指小篆以前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籀文是《史籀篇》上的文字。

石鼓文也是秦国文字，是中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石刻，石鼓圆顶平底，颇似高身馒头。因为它们像鼓，所以称为石鼓。

诅楚文是战国后期秦王诅楚王的告神之文。合称诅楚文。

5.什么是小篆？小篆是怎么发展来的？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字。

答：小篆又称秦篆，是秦统一中国后的规范化字体，也属于古文字范畴。小篆是由商周古文经过长期演变的字体，也是汉字历史上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

三、1.隶书分几种？为什么说今隶是今文的开端？它具有什么显著特点？

答：隶书分为古隶和今隶。汉字的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一次剧烈的变革。它结束了古文字时代，开创了今文字的新时期，使汉字形体发生了质的变化。最重要的标志：把曲折婉转的线条变成了点、横、直、曲、撇、捺、挑、钩的笔画，极大地摆脱了线条的束缚，整个字体方正平直，棱角鲜明，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2.楷书是怎样产生的？它同隶书相比有何不同？

答：楷书是从“八分”汉隶直接演变而来的。楷书和隶书最主要是笔势的差别。3.草书有几类？分别说明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各自具有什么特点？

答：草书有三种:章草、今草和狂草。章草是从隶书演变来的，实际是隶草，东汉章帝时把这种隶草叫做章草，书写多连笔，但仍是独立字；今草是由章草演变来的，多因袭章草，去掉了章草的波折挑法，全字楷书化，书写起来更方便，成为楷书的速写体，而且上下字牵连不绝，虽钩锁连环之状，一气呵成，所以称之为“一笔书”，其势犹如“悬猿饮涧”；狂草是由今草演变而来的，它兴于唐代，字体诡奇，急速，变化多端，竟达到难以辨认的程度。4.行书是一种怎样的字体？它为什么成为晋宋以来手写体的主要形式？

答：行书是介于楷书和今草之间的一种字体。行书比楷书写得快，效率高，又较草书易于辨认，集中了楷草的优点，其实用价值不在楷书之下，同样受到社会的重视，而被广泛应用，所以成为晋宋以来手写体的主要形式。

第三节：汉字的形体构造

一、简述“六书说”，“四体二用”说，指出“六书”说的历史贡献及其局限性。

答：“六书说” 是指六种造字法； “四体二用”说中的“四体”是指造字法，而二用是指字的用途。

古汉语双音节词修辞学造词法研究 篇3

【关键词】修辞；双音节词；造词法

1 引言

造词法，就是创造新词的方法，是一项非常复杂且极具创造性的活动。在我国漫长的文字发展史中，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许多创造新词的方法。如词法学造词、句法学造词、修辞学造词、语音学造词和综合法造词等。其中修辞法造词就是运用修辞手法来创造新词，它为汉语词汇的丰富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一种适应汉语特点的能产的造词法。运用修辞学造词法造出的新词，大多为双音节词，十分具体、生动、形象，有很强的表现力。众所周知，古汉语的修辞手法有很多，如比喻、夸张、排比、双关等等，那么古汉语双音节词用到的修辞学造词法主要有哪些类别呢？

2 修辞学造词法的类别

2.1比喻造词法

比喻，就是将一种事物比作另一种事物的修辞方法。这也是自古以来使用频率最高、范围最广、内容最丰富的一种修辞方法。使用比喻的修辞格，可以将复杂的东西以简单化，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造出大量生动的双音节词语来。一个比喻的修辞格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必须具备本体、喻体和喻词。比喻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使用明喻和借喻创造双音节新词的方式比较普遍。

2.1.1明喻构造的双音节词。明喻就是直接将某事物比作另一事物。这类双音节词的前一部分是喻体，后一部分是本体。这类造词法在描述人身体特征、神情状态时用的较多，这类词通常本体和喻体都是有名次充当的。如“剑眉”，比喻眉毛很直，像剑一样。常用来形容男子长相英俊，气质不凡。这里，“剑”是喻体，“眉”是本体。类似的还有“蛾眉”，指眉毛像蚕蛾那样细长而弯曲，常用来形容女子美丽弯曲的眉毛。语出《诗经.卫风.硕人》“螓首蛾眉，巧笑倩兮”。此外这样的词语还有“杏眼”、“柳腰”、“虎背熊腰”等。

除了形容人身体特征之外，这类造词法也有反映生活的。如“龟龄”，古人认为龟是长寿的灵物，如曹操《观沧海》“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因此，造“龟龄”一词，用以形容人的长寿。北宋张孝天《鹧鸪天 为老母寿》有词“通犬子，祝龟龄，天教二老鬓长青”。

古汉语中的双音节词还有很多是由动词作为本体的。如“瓦解”，指瓦片破碎了，常用来形容某个组织或集团破裂了，分解了。北宋文天祥有诗云：“人心已去，国事瓦解”。在这个词中，“瓦”是喻体，指“像瓦一样地”，“解”则是动词性本体。类似的还有“狐疑”，狐狸生性多疑，所以常用来形容人喜欢猜疑。颜师古说：“狐之为兽，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听且渡。故言疑者，而成狐疑”。改词中，“狐”是喻体，“疑”是动词性本体。这样的词语还有“蚕食”，比喻慢慢吃掉、消灭。李斯《谏逐客书》“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又如“鲸吞”、“壁立”、“雷动”、“粉碎”、“蜂拥”等。

上面介绍的双音节词都是前一个音节是喻体，后一个音节是本体的。古汉语中还有很多词恰与之相反的，即前一个音节是本体，后一个音节是喻体的。如“云海”，把云的状态比作“大海”，这里，“云”是本体放在前面，“海”则是喻体放在了后边。又如“麦浪”，相容麦子像波浪一般起伏不定。宋欧阳修有诗云：“鸭鸣日出林光动，野阔风摇麦浪寒”（《游太清宫出城马上口占》）。类似的还有“泪珠”、“蚕蚁”、“眉月”等。

2.1.2借喻构造的双音节词。借喻构造的双音节词本体和喻词都不出现，整个双音节词可以看做是喻体的整体形式。如“鱼肉”，本意是指两种食物，但在古漢语中却是一个双音节词，表示“任由欺凌”的意思。《史记 项羽本纪》“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后“鱼肉”常用作动词，表示“祸害”的意思。如“鱼肉百姓，以盈其欲”（《后汉书 仲长统传》）。类似的词还有“骨肉”，本指人体的基本组织，构成双音节词后指至亲的人。此外还有“手足”指兄弟，“领袖”指“代表人物”等。

2.2借代造词法

借代是借用与本来事物或现象相关的部分来指代事物的一种修辞方法。使用这种修辞方法创造的新词就叫借代造词法。它主要有以下一些用法：

2.2.1借人或生物的某些生理特征来指代相应的人或物。这种造词法应用较多，比较常见。如“黄发”，是指人上了年纪之后，头发逐渐变少发黄，是老年人的一个身体特征，后就用“黄发”代指老年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有“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句子，这里“黄发”指老年人，“垂髫”指儿童。又如“赤兔”，本是一种宝马身上的颜色，借代过来表示宝马。类似的还有“汗血”，指一种名贵的马身上出的汗像血一样红，后来就用马的这种特征借指该马。

2.2.2借人或事物外在的某个特征来指代相应的人或物。如“布衣”本是指一种粗布衣服，由于过去平民百姓都十分贫穷，穿不起绫罗绸缎的衣服，只能穿粗布麻衣，因而用他们身上穿的衣服的特征来代指他们。后世便以“布衣”作为普通贫苦百姓的代称。《荀子 大略》中有“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又如“青衣”古代则主要是宫女、婢女穿的衣服，因而用“青衣”来代指宫女、婢女。古代，达官显贵之家的大门常常是朱红色的，因此，常用“朱门”代指富贵之家。如杜甫有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又如古代的读书人一般到十八岁的时候戴帽子，因此，是否戴帽子也被看做是否成年的特征，古人的帽子称之以“冠”，所以，就常用“冠”来借代人。如“弱冠之年”等。

2.2.3借某些特殊的处所来代指相应的人或物。古人对于住所的位置是十分讲究的，住在哪个位置一般就代表了其地位的尊卑，所以，古人借代居住的位置来代表人。如“东宫”，本义就是东边的宫殿，但在古代，东边的宫殿是位置除了中宫外最好的宫殿，所以并非一般人都可以居住的，只有地位仅次于皇帝的人才够资格，而在古代有此地位的人只有“太子”，所以，“东宫”就特指“太子”。如孔颖达对诗经“东宫之妹”的注解，“太子居东宫，因以东宫表太子”。又如“萱堂”本义指母亲的居室，后来便代指母亲。如宋代叶梦得有诗云：“白发萱堂上，孩儿更共怀”。后人也常用“令堂”、“高堂”来表示对母亲的尊称。

2.3用典造词法

用典造词法就是在文中引用一些故事或传说中特殊的字词或代表性的人或物来代表这个典故。如“垂青”这个词，本是来源于阮籍青眼看待嵇康的故事，于是后人就用这个词来表示受到优待或重视。如元谷子敬《城南柳》有：“柳眼垂青顾，认得俺东君是主”。这样的词语还有“中肯”，本来源于《庄子 庖丁解牛》“技经肯綮之未尝”一句，表示庖丁解牛的技巧非常熟练。其中“肯、綮”都是指要害处，后人便用“中肯”这个词表示抓住了事物的关键。如《明史 张居正传》：“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此外，还有“化蝶”、“闻鸡”、“染指”、“墨守”等词语，都是来源于典故造词法。

3 结语

当然，除了上述三种修辞造词法外，还有委婉、隐语、割裂、夸张、谐音等众多的造词方法，古人使用这些修辞造词法创造了大量生动、形象的双音节词，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汉语的词汇，增加了汉语的表现力。

参考文献：

[1]沈孟颖.《修辞方式的渗入与新词语的创造》[J]，《山东大学学报》，2008（3）.

[2]沈锡尧.《借代造词法研究》[J]，汉语学习，2012（2）.

[3]查仲云.《修辞造词法在新词语中的体现》[J]，烟台大学学报，2004（3）.

古汉语“气味”语义场考释 篇4

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首先提出建立“语义场”理论体系, 认为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都是由语义场组成的网络体系。蒋绍愚较早将“语义场”理论引入古汉语词汇研究, 认为古汉语“语义场”研究应该取不同历史层面, 加以统计、分析和比较, 厘清各语义场在汉语演变中的变化。依据这些基础理论, 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 对古汉语“气味”类相关词项进行系统研究, 考察此类语义场词义特征。

一、“香气”类子语义场

(一) “谷物”香气类的子语义场。

1. 香

本指谷物类成熟后的气味, 后来引申为气味美的通称。《春秋传》:“黍稷馨香, 凡香之属皆从香”。“香”最初仅表示黍、稷等谷物的香味, 这是其义素基础。先秦时期, “香”还可表示祭品的香味, 如《诗·大雅·生民》:“卬盛于豆, 于豆于登。其香始升, 上帝居歆。”

随着词义的引申, “香气”所指内容逐渐扩大, 可表示一切令人舒适的气味, 如“麝香、檀香”等。后“香”用以形容女子事物或作女子代称, 如“香闺”、“香消玉殒”;词义不断虚化, 表“受赞美”, 如苏舜钦《舟中感怀奇馆中诸君》“名迹万世香”。

“香”不仅在义域范围内横向引申, 还有深度上纵向引申。除表示嗅觉上的味道外, 还可以表示味觉上的甘美, 如《吕氏春秋·仲冬纪》:“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

在义域扩大、词义虚化的过程中, “香”表气味美好的基础义没有改变。

黍稷香→祭品的气味→泛指气味美或味觉甘美→女子的事物或女子的代称→受赞美、受欢迎

2.馨

《说文·香部》:“馨, 香之远播也。”“馨”在此类子语义场中比较重要, 与“香”义近。它最先也指黍稷等谷物的香气, 如晋·潘岳《籍田赋》:“黍稷馨香, 旨酒嘉粟。”

后来, “馨”可表除了黍稷之外的其他香气, 如朱熹《送刘旬甫》中有“芳兰含远馨”形容花草。后又引申为“德行美好”, 比喻好声誉, 如《尚书·周书·吕刑》:“上帝监民, 罔有馨香德, 刑发闻惟腥。”此后“馨”语义不断虚化, 作语助词, 犹言“祥”。《晋书·王衍传》:“何物老妪, 生宁馨儿。”王若虚《南遗老集·谬误杂辨》考:“宁, 犹如此;馨, 语助也。”

由此可以看出, “馨”义域演变与“香”有相似之处, 只是在现存语料中, 没有发现“香”再进一步虚化为语助词。

黍稷等谷物或祭品的香气→花草等香气→政治清明、美德→语助词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 “馨”的义素从专指“谷物”, 转移到可形容“花草”, 语义进一步虚化, 在少数情况下可作语助词。

3.歆

《说文·欠部》:“歆, 神食气也。从欠, 音声。”神不能食, 只能闻闻祭品的香气。“歆”最初是动词义, 表示“祭祀时鬼神享用贡品的香气”, 《左传·襄公九年》:“鬼神不获歆其湮祀。”后来泛指“享用酒食”, 《国语·周语上》:“膳夫赞王, 王歆大牢。”逐渐引申作形容词, 表示“欣喜、悦服”。如《国语·周语上》:“以言德于民, 民歆而德之。”同时, “歆”还可表“羡慕”、“歆羡”, 如《新唐书·王綝传》:“士人歆其宠。”又用作“贪慕”、“贪求”, 《国语·楚语上》:“若易中上, 楚必歆之。”

“歆”演变过程的主线是动词词义的泛化和虚化, 义素发生了变化:

享用祭品→泛指享用酒食→欣喜、悦服→贪慕、贪求

(二) “花草”香气类的子语义场。

“花草”香气类子语义场的主要词项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词项在《诗经》等文献中常以复音词或叠音词的形式出现, 如《诗·小雅》:“苾芬孝祀。”“苾”和词项义素例句特殊用法“芬”组成复音词表“祭品的馨香”, 《后汉书·乐成靖王党传》:“乃敢擅损牺牲, 不备苾芬。”这反映了“花草”类子语义场与“谷物祭”类子语义场之间存在交集。词项义素例句特殊用法馥香气晨露晞而草馥象声词, “馥焉中镝”, “馥, 中镞声

除了上述例子外, 表示“香草”义的还有也“”馡”、“蘭”、“薰”、“荪”、“鬯由”“、“香鬰草””、“引蕡申”、为“芳爰”有、“承馤露”枝等, 在这里词义不由一名一词赘虚述化。为

(三) 食物香气类的子语义场。芬“花草的香气”、“香紫荣合素芬

这一类子语义场一般可细分为肉类香味和菜类香味, 见表2。分布”絆馨香, 芳香絆乎如入兰芷之室专指“浓香”

综上所述, “香气”类语义场可以分为三类子语义场:“谷物词”项、“花草”和“菜食”。义其素中“菜食”类还可细特分殊为用“法肉”和“菜”。膻早期祭祀文肉化膻中也的。祭从肉品, 包颤声括。各种谷物和菜羊食膻, 气因此这两类子臊语义场存在豕交膏臭集。也。在从各肉子, ?语声义。场中, 词项犬之膻间气虽然存在关联腥, 但它们星的见演事变豕模。令式肉存中在生差小息异;也其。中, “谷物豕”膻类气词义演变较为蝼活跃, 蝼这蛄可, 一能种与昆当虫时。肉农有业臭文味明如蝼的蛄不。断进步马有膻关气。

二?、“臭气”文类如子豹语而义作麝场香气者为香?。鸟臭气

(一) “臭气”类子语义场的主要词项。

1. 臭

《说文·犬部》:“臭, 禽走, 臭而知其迹者, 犬也, 从犬从自”。臣铉等注曰:“自, 古鼻也, 犬走以鼻知臭, 故从自。”由此可知“臭”的本义是动词, 表示犬用鼻子辨别气味, 与“歆”义近。但“歆”本义是“纳气”, “纳气”不可能去吸臭气, 只用于表示闻香气;而“臭”与“嗅”可表示闻其他气味, 不仅仅是香气。后来从动词引申为名词“闻到的气味”, 《诗·大雅·文王》:“无声无臭。”

“臭”表示“气味”后, 义域缩小, 作“香味”总称, 如《易·系辞传》:“其臭如兰。”也可以仅表示“臭气”, 如《国语·晋语》:“惠公改葬申生, 臭彻于外。”

值得注意的是, “臭”引申为名词之后, 就造了新字“嗅”和“齅”专门表示其动词义。《说文·鼻部》:“齅, 以鼻就鼻也”, 现在则写成“嗅”字。现代汉语中常用“闻”代替“嗅”, 即用听觉动词代替嗅觉动词, 其中的演变过程非常复杂。

2. 郁

腐臭。《说文·部》:“郁, 芳草也。”对古汉语中, “郁”的解释是存在争议的。据《说文》及《周礼》郑注, 都把“郁”释为花名, 指“郁金香”, 与“芳”相同, “香草”之义, 后来引申为“草之香气”。在《荀子·正名》中认为“香、臭、芬、郁”中, “香”与“臭”相对, “芬”与“郁”相对, 都是反义。此时“郁”不表示“香草”, 而是“臭味”。从事实情况来看, 香和臭并非绝对, 有时可相互转化, 某种香味过分浓郁了, 就变得难闻,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郁”可能存在这两种完全相反的义域。禽、牲畜等肉食词“耻辱”

在表“臭气”类子语义场中, 有一类比较特殊的词项, 指称动物腥臭味, 见表3。覧食之香也, 从食必声有覧其香通“絆”罷本义指“五味子”, 从?岂声菜之美者云梦之罷

此外, 表臭味的还有“腐”、“荤”、“茹”、“馁”、“羴”、“胜”、“烃”、“莸”、“餲”等。

(二) 通过对不同类别子语义场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 发现古汉语中表示“气味”类语义场的特点。

1.每个语义场都包括不同子语义场, 其中词项是有序的聚合体。“香气”语义场划分细致, 词项分属于“谷物”、“花草”和“食物”三个子语义场。现代汉语中, 大部分都用“香”总括各类气味, 分工明显不比古汉语中的语义场更明确。

2.“气味”语义场在词义方面, 具体概念词项多, 但总数目在不断减少;抽象概念词项较少, 但使用频率在增大, 且部分表具体概念的词义在不断虚化, 这反映了人类的认知特点, 即人类认识事物都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

3.“气味”类语义场内词义都在不断引申, 义域不断扩大或缩小, 词性发生变化;新词不断产生, 具体表现为复音词、叠音词的产生和新字表旧义。

4. 表“香气”类子语义场中各个词项, 大部分都有共同的来源或义素;如“谷物”与“食物”的子语义场存在交集, 都与祭品“香气”有关, 核心义素大部分与“祭品”有关, 这与当时的祭祀文化密切相关。

5. 子语义场词项以单纯词为主, 也有少量合成词, 且合成词以并列式为主。

这从词汇发展上来看, 反映了单音词复音化是词义表示精细化的需要和趋势, 从人类思维发展上来看, 则是人类思维的成熟和进步。

摘要：古汉语中, “气味”类相关词项可组成一个语义场, 本文将它们细分为“香”和“臭”两个子语义场, 利用语义场理论对这些词项进行定性和定量考察, 并分析它们的语义场特点。

关键词：气味,香,臭,语义场

参考文献

[1]郭伏良.现代汉语语义场分析探析[J].河北大学学报, 1995 (1) .

[2]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童致和.“香”和“臭”的词义演变及气味词的词义系统的发展[J].杭州大学学报, 1983 (2) .

[4]王力.同源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5]吴宝安, 黄树先.先秦“皮”的语义场研究[J].古汉语研究, 2006 (2) .

古汉语教案8 篇5

一、导入新课

二、传授新课

（一）、古注的重要性

古代注释家距所注古代文献的时代较近，对古代文献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特点、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情况都比较了解，所以其注释的准确性相对较高。有些词句，如果没有古人的注释，我们不是无从知道其含义，就是会出现理解上的错误。

Ep：我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尚书·泰誓》）我治乱之臣虽少，而心德同。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等。（汉·孔安国注）

寤言不寐，愿言则嚏。（《诗经·邶风·终风》）寤（wù）：醒着。寐（mèi）：睡着。愿：思。言：焉。

汉·郑玄《毛诗笺》：“言我原思也。嚏读当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忧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

（二）、古注的发展概况

1、注释的萌芽——先秦（1）、注释多在古籍正文中 《礼记·乐记》：“《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孟子·梁惠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 例外：《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水北为阳，山南为阳。”（2）、他注多补充事实史料、阐发微言大义 《春秋·文公五年》：“秋，楚人灭六。” 《左传·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 《春秋·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公羊传·隐公元年》：“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

2、注释的兴盛——两汉

传、笺、章句（章句即离章辨句之意，这类注释不像传注类注释那样侧重于字词解释，而是着重在按章和句串讲，分析经文大意。Ep：赵岐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

（1）两汉注释兴盛的原因 ①、语言的发展演变（客观因素）②、封建政府的提倡（人为因素）③、古今文之争的影响（学术因素）（2）、两汉注释的特点

①、以注释儒家经书为主

②、重视字词句的解释（3）、本期注释古书的重要的学者 毛亨《毛诗故训传》、郑玄《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王逸《楚辞章句》

3、注释的发展——魏晋至隋唐

义疏、集注（集解）（注意：晋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虽名叫“集解”，其实却是“把《春秋经》和《左氏传》集中起来加以解释的意思”，与一般汇集众说的集解不同。）、音义（《经典释文》）（1）、魏晋至隋唐注释的特点

①、注释范围进一步扩大

②、出现了“经注兼注”的“疏”

正义：又叫做“疏”，也叫“注疏”、“义疏”，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它不仅解释正文，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解，是一种经注兼释的注释。唐代出于思想统一和科举考试的需要，由官方以指定的注本为基础把经书的解说统一起来，这种新的注疏唐人称之为“正义”。（2）、本期注释古书的重要的学者

孔颖达《五经正义》（《易》《书》《诗》《礼》《左》）、陆德明《经典释文》、李善《文选注》

4、注释的中落——宋、元、明

（1）本期注释的特点

注释家受理学的影响，常常是借注释来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后人称其为“六经注我”。

（2）本期注释古书的重要的学者

朱熹《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

5、注释的复兴——清（1）、复兴的原因 ①、清政府文化政策的推动 ②、文字、音韵、训诂研究的深入 ③、“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2）、本期注释古书的重要的学者

王念孙《广雅疏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郝懿行《尔雅义疏》

（三）、古注的内容

1、解释字词含义

解词是训诂学的中心任务，这是由语言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在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词汇与社会的关系最密切，因此它的变化是最敏捷的。要打通古今、地域方言的隔阂，关键是解词。

中国第一部训诂学专著《尔雅》就是一部研究汉语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它把古代词义相同相近的词收集在一起，用当时的常用词加以训解。例如：《尔雅·释言》：“还、复，返也。”

不仅通释语义的辞书以释词为主，随文释义的专著也如此，释词是其主要内容。例如：《孟子·梁惠王上》：“保民而王。”朱熹集注：“保，爱护也。”

2、串讲句子大意

一般训释古书的专著除了对词语进行训解外，也对句子进行训释。这一传统从《毛传》时就存在。对句子的解释一般分为以下四类：

a、翻译（串讲）

翻译是按字面直接释义，包括直译和意译。①直译是译文与正文词义对应，语法结构基本相当。

《尚书·洛诰》：“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苏轼《书传》：“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尽文王德也。”

②意译是不拘于正文词义和语法结构的串讲，目的在于沟通文意。《孟子·尽心上》：“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赵岐《孟子章句》：“当自勉强以忠恕之道，求仁之术此最为近也。”

b、点明深层含义（言外之意）《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郑笺：“言已心志坚平，过于石席。”

c、推因（不直解句义，而解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诗经·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朱熹注：“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故众妾乐其德而称愿之„„”

d、说明全句的比喻义

《诗经·召南·何彼襛矣》：“何彼襛矣，唐棣之华。”郑笺：“何乎彼戎戎者乃栘之华。兴者，喻王姬颜色之美盛。”

3、申述篇章旨意

章旨是诗文篇章的大旨，训诂中常用数语加以概括。

《毛传》中每首诗前都有“小序”，实际上是每首诗的主旨。例如：《周南·汉广》小序：“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 汉代赵岐《孟子章句》每章都有章旨，且注释时明言“章旨”，例如：《孟子》：“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赵注：“章指：言王化之本在于使民养生丧死之备用足，然后导之以礼义，责己矜穷，则斯民集矣。”

宋朱熹《诗集传》往往在每首诗的首章点明章旨，例如：《召南·采蘩》朱熹注：“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夫人能尽诚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

4、分析古书句读

“句”是指在一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字下加一个圆圈，表示一句话完了；“读”指在一句话中间需要临时停顿的字下加一点。分析句读就是给古书断句。众所周知，古人写书是不用标点的，直到宋代才开始用标点，但仍以不加标点为常。因此刚开始读书的人首先要训练断句。《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里的“离经辨志”就是指分析句读。所以分析句读也是古注的重要内容。例如：《周礼·天官·宫正》：“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凡邦之事跸，宫中庙中则执烛”郑玄注：“郑司农读火绝之，云‘禁凡邦之事跸’。”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昔赵衰以壶飨从径，馁而弗食。” 《经典释文》：“一读‘以壶飧从’绝句，读‘径’为‘经’，连下句。”

5、阐释语法现象

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是清代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但中国传统的训诂学中很早就有对语法现象的阐述。这些语法现象大致也可分为词法、句法，词法中又包括实词用法和虚词用法。a、虚词用法

《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毛传：“思，辞也。”

《淮南子·精神篇》：“不识天下之以我备其物与？”高诱注：“与，耶，辞也。” b、实词用法

《礼记·表记》：“不自大其事。”孔疏：“大谓夸大。”这里“大”用为动词。

《吕氏春秋·长攻》：“有功于此，而无其失，虽王可也。”高诱注：“此三君有功名，假令无其缺失，虽为王可也。”高注以“为王”对译“王”，说明原文“王”用作动词。c、句法

《诗经·周南·汝坟》：“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孔疏：“不我遐弃者，犹云不遐弃我。古之人语多倒。诗之此类众矣。”这里孔氏阐述了一个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的问题。

《诗经·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毛传：“中谷，谷中。”

6、注明难字读音

训诂是以汉字记录的书面语言为对象的，而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不能直接拼出读音。虽说形声字有声符标音，但声符也是表意的字，且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方言的分歧，所以许多声符后来不能准确表音了。这样，许多难字、僻字、古字就需要注音。前人训诂中常用的一些注音方法有： a、譬况法

譬况法也叫描写法，直接描述字音的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是中国训诂著作中最早使用的一种标音法。例如：《吕览·慎行》：“相与私哄。”高诱注：“哄，读近鸿，缓气言之。”

《释名·释天》：“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泛也，其气博泛而动物也。青、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

譬况发音说明比较含糊，所言难以明白，所以应用时间不长，范围也不广。b、“读若”、“读如”法

顾炎武《音论》说：“汉时人未有反切，故于字之难知者多注云‘读若’。” “读若（读如）”是汉代人常用的注音方法，它比前一种方法有进步，以一个同音或近音的字比拟所注字，读者有比对，能知其仿佛。例如：《吕氏春秋·至忠》：“非怒王，则疾不可治”。高诱注：“怒读如强弩之弩。”《礼记·士丧礼》：“幎目用缁。”郑玄注：“幎，读若《诗》曰‘葛蕾萦之’之萦。” c、直音法

直音法就是用同音字注音。例如：《诗经·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陆德明《经典释文》：“莫，音暮。”《楚辞·离骚》：“霑余露之浪浪。”洪兴祖补注：“浪，音郎。”

直音法广泛被注家使用，但直音法也有难以克服的缺点：它要求以同音字注音，若某字没有同音字或同音字更难认，直音法便失去了作用。

d、标注声调法

自从南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发现四声学说后，训诂家们便借助四声别义的功能进行标音。例如：《诗·周南·卷耳》：“采采卷耳。”朱熹《诗集传》：“卷，上声。”《楚辞·离骚》：“民好恶其不同兮。”洪兴祖补注：“好、恶，并去声。”《史记·五帝本纪》：“置左右磊监，监于万国。”张守节《史记正义》：“监，上监去声，下监平声。”

e、反切法

反切法是汉魏之际出现的一种先进的标音方法，它用两字给一字注音，上字取其声，下字取其韵、调。如《广韵》：“毛，莫袍切。”取“莫”的声母和“袍”的韵母、声调相拼，就是“毛”的读音。下面举两个例子：《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朱熹《集传》：“夭，于骄反。”《左传·昭公三年》：“寡人不能独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俪，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请。”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注云：“任，音壬；縗，本亦作‘衰’，七雷反；絰，直结反。”

7、说明修辞特点

训诂的内容也包括讲解修辞方法。例如： 《诗·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兴也。”

《诗·曹风·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传：“兴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犹有羽翼以自修饰。”（“兴”是诗的六义之一，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事的修辞手段。）

《汉书·蒯通传》：“且秦时失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张晏注：“以鹿喻帝位。”（鹿、禄音同，双关）

8、注明史实典故

a、史实

章太炎《国故论衡·明解故》中指出：“故有故训和故事两种，故训用以释义，故事用以记事。”可见训诂既训义又训故事，如《春秋》三传就用大量的事实和史迹传解《春秋》。《春秋·文公》：“十有七年，春，晋人、卫人、陈人、郑人伐宋。”《左氏传》：“十七年，春，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郑石楚伐宋。讨曰：‘何故弑君？’犹立文公而还。卿不书，失其所也。”

《诗·邶风·二子乘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毛传：“二子，伋、寿也。宣公为伋取于齐，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出，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贼又杀之。国人伤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无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碍也。”毛传在这里讲述了二子的身份及发生的史实。

b、典故

古人文章中常引用典故，正确解释典故也是训诂的内容。

《左传·昭公十三年》：“谚曰：‘“臣一主二’，吾岂无大国？”杜预注：“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大国。”杜预对典故的解释不但说明了“臣一主二”的意义，而且说明了引用者的意思。

贾谊《吊屈原赋》：“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李善注：“《吴越春秋》曰：干将者与欧冶同师，俱作剑。阖闾得而宝之，以故使干将造剑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邪。莫邪干将妻名也。”李善注详细说明了原文“莫邪”的典故。

9、校勘文字错讹

书籍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各个时代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无数次的传抄、翻刻，错误是难免的，训诂学家在注经时往往先校对经文。因此校对文字，改正脱误也是古注的一个内容。

《周礼·春官·大宗师》：“侯执信圭，伯执躬圭。”郑玄注：“信当为身，声之误。”

《诗·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朱熹《集传》：“息，吴氏曰，韩诗作思。”

《礼记·月令》：“命渔师伐蛟。”郑玄注：“今《月令》‘渔师’为‘榜人’。”

10、其他

a、讲述天文地理

我国大量古籍中，不但有像《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汉书·地理志》等专门讲天文地理的书，而且在古书的注解中也常常讲到天文地理。例如：《诗经·大雅·桑柔》：“以念穹苍。”毛传：“穹苍，苍天。”《尔雅·释天》: “穹苍,苍天也。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左传·庄公廿九年》：“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杜预注：“大火，心星，次角、亢见者，致筑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谓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树板干而兴作。” b、提示隐含哲理

宋人传注喜欢大讲义理，往往于传注中提示出哲理。例如：《诗经·周南·关雎》朱熹注引康衡言：“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

（四）、古注常用的术语

1、曰、为、谓之

①、都是用来解释字词含义的②、被解释的词都放在术语的后面

③、都是强调被释词的特点

④、都能用来辨析近义词、同义词

⑤、都可译作“叫”、“叫做”等

《诗·魏风·硕鼠》：“胡瞻尔庭有悬特兮。”毛传：“兽三岁曰特。”

《诗经·魏风·硕鼠》：“胡取禾三百囷兮。”毛传：“圆者为囷。”

《诗经·豳风·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麦。”毛传：“后熟曰重，先熟曰穋。”

《楚辞·离骚》：“各兴心而嫉妒。”王逸注：“害贤为嫉，害色为妒。” 枚乘《上书重谏吴王》：“譬犹蝇蚋之附群牛。”李善注：“《说文》曰：秦谓之蚋，楚谓之蚊。”

2、谓 “谓”常用来解说词语意义的范围或比喻映射的事物。可译为“是指、指的是”。

《孟子·滕文公上》：“树艺五谷。”赵岐注：“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

《楚辞·离骚》：“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注：“美人谓怀王也。”

《楚辞·涉江》：“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朱熹注：“阴谓小人，阳谓君子。

“谓”和“谓之”区别：a、位置不同，使用“谓之”的时候，被释词总是放在它的后面；使用“谓”时，被释词总是放在它的前面，b、解释的内容不同，“谓”往往是用于以具体解释抽象、或以一般解释特殊的情况下才使用的，而“谓之”不仅用来释义，还可用来分别同义词或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

3、貌、之貌

解释动词或形容词，说明被释词语表示的性质或状态。可译为“„„的样子”。

《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郭象注：“泠然，轻妙之貌。”

《楚辞·哀郢》：“众踥蹀而日进兮。”洪兴祖注：“踥蹀，行貌。”

枚乘《七发》：“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李善注：“沌沌浑浑，波相随之貌也。”

4、犹 用“犹”注释的词和被注释的词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只是在某一语境中意义相通。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汉人作注云‘犹’者，皆义隔而通之。”

《诗经·魏风·伐檀》：“置之河之侧兮。”毛传：“侧，犹涯也。”

《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赵岐注：“老，犹敬也；幼犹爱也。”

《诗经·豳风·鸱鸮》：“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郑笺：“室，犹巢也。”

5、之言、之为言

声训术语，用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来注释。声训：依据读音线索来探求词语的含义。

《论语·季氏》：“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郑玄注：“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

《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朱熹注：“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

《周礼·地官》：“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郑玄注：“媒之言谋也。”

6、读曰、读为

一般用本字来说明通假字，点明通假现象。

段玉裁《说文注》：“凡传注言‘读为’者，皆易其字也。”又：“‘读为’亦言‘读曰’。”

《庄子·逍遥游》：“而御六气之辩。”郭庆藩注：“辩读为变。”

《书经·尧典》：“播时百谷。”郑玄注：“时读曰莳。”

7、读若、读如

主要的作用是注音。

段玉裁《说文注》：“凡言‘读若’者，皆拟其音也。”又《周礼汉读考·序》：“‘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

《楚辞·离骚》：“又重之以脩能。”洪兴祖注：“故有绝才者谓之能，此读若耐。”

《吕氏春秋·重己》：“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高诱注：“酏读如《诗》‘虵虵硕言’之虵。”

也可用来说明通假现象。

《礼记·儒行》：“虽危，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楚辞·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洪兴祖注：“霾读若埋。”

8、衍文、脱文

“衍文”也叫“衍字”，也简称“衍”，古籍在传抄刊刻中误加的字。

“脱文”也叫“夺字”，也简称“脱”，古籍在传抄刊刻中漏掉的字。

《论语·微子》：“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汉石经无‘行’字、‘夫’字。案《史记·孔子世家》亦无‘行’字，因丈人章而误衍也。”

《论语·颜渊》：“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皇本、高丽本‘吾’下有‘岂’字。《释文》出‘吾焉得而食诸’„„„案《史记·仲尼世家》及《汉书·武五子传》并作‘岂’，与皇本合。《太平御览》二十二引‘吾恶得而食诸’。‘岂、焉、恶’三字义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脱字。”

学习古汉语应关注结构分析 篇6

一、词性、词义与结构关系

邢公畹先生在《语法和语法学》一文中说:“词、词组好比是零件、部件、机器;句子的使用好比机器在运转。” (见邢公畹著《语言论集》) 也就是说, 词、词组是语言中的静态单位, 正像任何物体由静态存在而进入运动体的时候都要发生一系列变化一样, 词在进入句子后也要发生一系列变化。

(一) 词性的变化。

古代汉语也同现代汉语一样, “词有定类, 类有定职”, 在使用上较现代汉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比如“树”字, 成语“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的“树”是动词;“庭有枇杷树, 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 今已亭亭如盖矣” (《项脊轩志》) 的“树”是名词;“北冥有鱼, 其名为鲲” (《庄子·逍遥游》) 的“名”是名词;“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游褒禅山记》) 的“名”是动词;“隳名城, 杀豪杰” (《过秦论》) 的“名”是形容词。

(二) 功能的变化。

比如名词“日”字, 在作主语、宾语时意义相同, 而在“吾日三省吾身” (《学而》中用作状语, 义为“每天”。又如动词“生”字, 在作谓语时, 是“产生、生长、生存”的意思;在作状语时, 如“杀其二人, 生得一人” (《史记·李将军列传》) , 是“活生生”的意思。

(三) 意义变化。

词在未进入句子而单独存在时, 是属于词汇范畴的, 往往一词多义。一来到句子中, 就要受所在结构的限制, 而变成单义的。如“穷”字, “则虽好游者不能穷也” (《游褒禅山记》) 的“穷”是“走到尽头”的意思, 成语“穷饿无聊”中的“穷”是“贫穷”的意思, 而在“穷则独善其身”中则是“不得志”的意思, 在“而御六气之辩, 已游无穷者” (《庄子·逍遥游》) 中是“尽”的意思。又如“亡”字, 词汇意义有“逃亡”“灭亡”“丢失”“死亡”及“外出, 不在家”等义项。在成语“亡羊补牢”中只能是“丢失”的意思;在“战败而亡, 诚不得已” (《六国论》) 中只能是“灭亡”的意思;在“诸侯之所亡, 与战败而亡者, 其实亦百倍” (《六国论》) 中只能是“失去”之义。

不仅多义变单义, 还常因所在结构不同而发生意义的转移。如“冬雷震震, 夏雨雪”中的第“雨”字, 就不是名词“雨”的意思, 而是动词“降下”的意思。

(四) 感情色彩的变化。

如“乖”这个词, 在“何在我而不尔, 与二气乖张” (梁武帝《思孝赋》) 是贬义词, 而在进入“乖巧”这个词组中后, 就变成了机灵、讨人喜欢的褒义词。

上述情况表明, 词在一定的语法结构中其词性、功能、意义及感情色彩都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因此, 学习古汉语就要注意词语在具体语法结构中的位置, 认真分析做出正确的选择。

二、词义、语意与语意重心

清代文论家刘熙载在《艺概·经义概》中说:“多句中必有一句为主, 多字中必有一字为主。”很显然前者指的是句群, 后者指的是句子。就是说一个句群中必有一句是意义中心, 其他句子都这个中心分布;一个句子中必有一个词语是语意重心, 是说话人着意要突出强调的, 也是句子的信息所在。

现代汉语是以逻辑重音表示句子的语意重心, 即从语音上加重所要突出强调的词语。古代汉语也多是这样, 郭绍虞先生《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的“虚词篇”说, 助词加在句子中间, “语气上好似弛缓了, 语意却变得加强而沉重了”。“加强而沉重”, 就是通过句中助词的轻读而反衬后边的实词是语意重心。比如:“此天之亡我, 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 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 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 令诸君知天亡我, 非战之罪也。” (《史记·项羽本纪》) 这里的“天之亡我”“天亡我”, 都是主谓词组, 语法关系不变, 意思也一样, 但是重心却不同。“天亡我”, 主谓之间无助词, “天”重读, 语意重心在“天”;“天之亡我”, 助词“之”轻读, 这就反衬“之”后边的“亡我”是语意重心了。不仅从语音上分析是这样, 细品这一段话的文义也是这样。不仅句中加助词“之”是这样, 句中加助词“是”“而”“以”等, 也都有突出和加强后边实词的作用。

古代汉语不只是用加助词表示语意重心, 还有用词序倒装来表示的。如:“甚矣, 汝之不惠!” (《愚公移山》) 这是突出强调谓语“甚”, 故前置。“石之铿然有声者” (《石钟山记》) , 这是突出强调定语“铿然有声者”, 故后置于中心词“石”之后。“凌万顷之茫然”, 这里把本属定语的“茫然”换作中心词, 就突出了“茫然”, 加强了语势, 使人感到长江更加浩渺。

另外还有变单词为复词表示语意重心的。如《尚书·泰誓》“尚犹询兹黄发”中的“尚犹”、《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郡国诸侯愈益拊武安”中的“愈益”, 都是因为单音力量不够, 所以再加一个同义词使之变成双音, 就使得语意“加强而沉重”了。

三、虚词使用与神情语气

清初的袁仁林在《虚字说》中说:“虚字者所以传其声, 声传而情见焉。”这是说虚词原本是语言中一种有音无义的声音, 所以需要这种声音, 就在于可以帮助实词表示神情语气, 如果去掉了这种声音, 实词就只能表义而难以表情了。无论是说话还是写文章, 都是既表义又表情的, 所以我们要从语法角度和修辞的角度理解虚词的功能。

如李白《蜀道难》写山之高险时用“噫吁兮, 危乎高哉!”, 其语气词连用, 表达当时李白看到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时流露出的惊惧的神情。又如《史记·陈涉世家》陈涉称王后“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去看望他时, “入宫, 见殿屋帷帐, 客曰‘伙颐, 涉之为王沈沈者!’”这里的“伙”, 楚语为多, “颐”是“伙”的余声, 即现在说的语气助词。这是曾与陈涉一同佣耕的伙伴们对陈涉所居宫屋如此富丽堂皇的不禁惊叹, 使人感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汉书》写这个情节时, 把“伙颐”的“颐”字去掉了, 只留下了实词“伙”字, 这样一开口就停止, 不仅使人感到像突然勒住一匹狂奔的马那样费力, 而且乡下人突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情景时那种惊异的神色也会大减。

借助成语进行古汉语词汇的教学 篇7

一、利用成语进行古汉语词汇教学的优势

利用成语进行古汉语词汇教学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两点:帮助学生高效掌握与学习古汉语词汇语义。剪短的成语囊括了汉字文化丰富的内涵, 有助于学生了解古汉语词汇语义, 如掌握通假字、古今字等。在学习“善假于物也”中的“假”语义时, 可借用“狐假虎威” 这一成语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有利于学生轻松掌握古汉语中“一词多义”的语言现象。在教学中引进成语教学, 这一难题将迎刃而解。例如, 古汉语中“亡”字的含义很多, 有“逃跑、死亡、没有” 等各种意思, 分别可用亡命天涯、家破人亡以及唇亡齿寒等成语来辅助学生学习, 提高学习效率。

二、借助成语进行古汉语词汇教学的有效策略

借助成语进行古汉语词汇教学需要采用一定的策略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古汉语词语教学中“历史词语”“文言词语”以及 “词语古义”是教学的重点, 是学生学习的难点, 接下来探讨利用成语进行教学的针对性策略。

(一) 借助成语进行“历史词语”教学

古汉语词汇海量丰富, 类型多样, 其中历史词汇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历史词汇, 即表示曾在历史某一阶段出现过但现在已经完全消失, 不复存在的事物或现象的一系列词汇。这类词汇由于旨在叙说某一历史现象时才会用到, 故对学生来说, 具有一定的学习难度。历史词语大多出现在名著或经典中, 如李白《前有樽酒行》 中“金樽渌酒生微波”中的“樽”和杜牧《赤壁》中“折戟沉沙铁未销”中的“戟”等都是历史词汇, 在对这些词汇进行教学时, 教师可分别使用“移樽就教”“画戟雕弓”等成语辅助学生进行学习。 教师如果能指引学生明确这些成语中历史词汇中所指对象, 并鼓励其联想与想象, 这对学生阅读古籍, 学习古汉语历史词语具有重要价值。例如, “完璧归赵”“弄璋之喜”中的“壁”和“璋”都是古代玉器;“千钧一发”“以镒称铢”中的“钧”“镒”“铢”等都是古代的重量单位;“咫尺天涯”“蹄间三寻”等成语中的“咫”“寻” 等都是古代的长度单位等等。

(二) 借助成语进行“文言词语”教学

古代作品中有大量的文言词语, 它们记录着各类事物现象、行为状态等, 很多文言词汇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着很深的意义与价值, 只不过被其他词汇所替代。文言词语一般都具有与其相对应的现代汉语存在, 因此, 教师在教学中应通过成语将文言词语与其所对应的现代词语相联系, 促使学生高效掌握。如李白《蜀道难》“以手抚膺坐长叹”中的“膺”、屈原《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中的“缨”等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分别被“胸膛”“洗涤”等词汇所替代, 但成语中依然可见这些文言词语, 如“拊膺顿足、义愤填膺”和“振衣濯足、濯污扬清”等等。教师如果帮助学生弄懂这类成语中文言词汇的意义与用法, 这无疑有助于学生古文词汇的学习与掌握。我国成语中保留下来的文言词语很多, 如“揠苗助长”中的“揠”, 意义是“拔”;“卖官鬻爵”中的“鬻”意义是“卖”等等。

(三) 借助成语进行“词语古义”教学

“词语古义”教学是古汉语词汇教学的重难点, 同时也是学生难以顺利掌握的内容。“词语古义”是相对于“词语今义”来说的, 即一个词汇古今通用, 但其在古代和现代的词形相同, 意义不同。 这样的词语在古汉语作品中十分常见, 但学生在掌握这些词汇时往往容易混淆其古今义, 导致理解的错误。如“党”这一词语, 在古代的意思是“偏袒”, 在现代的意思则是“政党、党派、党羽”等。 虽然一些词语的古义在今日已经不再使用, 但仍能从成语中寻觅到踪迹, 因为很多成语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些词语的古义, 这对学生学习“词语古义”具有重要价值。如“走马观花”中的“走”, 用的是“走”的古义“跑”, 而非今义“行走, 步行”;“假舟楫者, 非能水也”中的“假”和“假手于人”中的“假”一样, 都是用的古义“凭借”。当然, 还有很多成语中保留了一些词汇的古义构造, 这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探索与学习, 积累更多的成语知识, 用于古汉语词汇教学。

综上可知, 利用成语进行古汉语词汇教学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具有双向的促进作用, 教师应善于运用多种方式在古汉语词汇教学中渗透成语, 让学生通过直观感知成语, 学习成语, 继而高效掌握各类孤僻难懂、复杂多样的古汉语词汇, 提升古汉语词汇教学效率。借助成语强化古汉语词汇教学是激发学生兴趣、提升教学质量的一条捷径, 教师应善于寻找成语与古汉语的共通之处, 以此为切入点进行古汉语词汇教学, 循序渐进地提升教学效率。

摘要：作为我国古代优秀、经典、精髓文化的载体, 古汉语承担着传承古典文化、丰富教学内容、启迪学生智慧的重要职责。但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 古汉语词汇教学面临着新的压力与挑战, 在此背景下如何激发学生兴趣、提升其古汉语学习效率成为古汉语教师持续关注的话题。笔者认为, 借助成语进行古汉语词汇教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 值得推崇。

关键词：成语,古汉语词汇,重要性,有效策略

参考文献

[1]张玉.古代汉语知识在对外汉语成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郑州:河南师范大学, 2014.

顺应理论对古汉语诗歌翻译的启示 篇8

英国诗人Coleridge曾说:“Prose is words in the best order;Poetry is 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 (散文是编织得最好的文字, 诗是编织得最好的绝妙好辞) 。确实, 诗歌是一个民族语言中的精华。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诗歌是华夏文明中最璀璨的部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在谈到中国艺术家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时说:“唯有不同种族的艺术家, 在不损害一种特殊艺术的完整性的条件之下, 能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 世界的文化才能愈来愈丰富, 愈来愈完满, 愈来愈光辉灿烂。”如何实现各民族间文化的共享, 促进各国诗歌文化的交流, 是中外译者面临的问题。但文学翻译不易, 译诗更难。有不少文人甚至认为诗歌不可译。但仍有中外译者依然对此乐此不疲。中国文学上最早的诗歌翻译可追溯到春秋时代。自19世纪末期, 有不少外国译者开始翻译中国一些古诗并介绍给外国读者。借吕叔湘先生的话讲就是“海通以还, 西人渐窥中国文学之盛, 多有转译, 诗歌尤甚” (吕叔湘, 1980) 。这些国外翻译家的译作中不乏经典之作, 不少得到了评论界的赞赏, 但也有一些因为自身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缺乏, 也有些误译之处。多年以来, 中外译者在诗歌翻译的道路上艰苦探索, 取得了巨大成就, 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 但关于诗歌翻译的标准却依然莫衷一是。在过去20年中, 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随着越来越多西方译学思想的介绍, 以及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介入, 翻译理论出现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新局面。一些新的翻译理论及思想正越来越引起译界人们的关注及研究。Jef Verschueren在其著作Understang Pragmatics一书中全面阐述了顺应性理论 (Theory of Adaption) , 以一种新的视角考察了语言的使用, 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拟就Jef Verschueren顺应理论在诗歌翻译中的价值作一探讨。

2. 语言顺应论概述

Verschueren在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提出了语用综观论, 进一步完善了他之前所提出的顺应理论。根据其顺应理论, 语言的使用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 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 (Verschueren, 2000) 。语言的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及“顺应性”三个特点。“变异性”是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选择的可能性”, “商讨性”即“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 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作出的, 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 “顺应性”则是“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做灵活的变通, 从而满足交际需要”。顺应包括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 以及顺应中的意识程度四个方面。

3. 语言顺应论与中国译诗传统理论

Jef Verschueren的顺应论 (Theory of Adaption) 中的adaption有多义, 既可理解为“顺应”, 也可释义为“适应”乃至“归化”等。翻译讲求适应, 自古以来有东晋高僧慧远曾提出翻译“厥中之论”。他认为“若以文应质, 则疑者众, 若以质应文, 则悦者寡”。这里的“以文应质”或“以质应文”的“应”也就是“适应”的意思。它们是当时流行的两种翻译观。中国近代马建忠在其提出“善译”的标准的一文中提到:“译成之文, 适如其所译为止。”现今有不少学者谈及翻译中的适应与选择。在《翻译的风格论》一文中, 刘宓庆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风格论关注的中心是源语风格意义的所在, 以及在对源语的风格意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获得译文风格对源语风格的适应性 (adaptability) 。” (刘宓庆, 1990:1) 方梦之也认为, “同一源语信息可以有不同的译文, 以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群的需要, 如《圣经》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译本, 令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共存, 让文人雅士与凡夫俗子共享” (方梦之, 1999:129;胡庚申, 2004:37) 。乔曾锐给“翻译”下过这样的定义: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中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式再现出来 (乔曾锐, 2000:24) 。同一切言语交际活动一样, 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 可以这样说, 从所译文本的取材和译语词汇句式的应用, 翻译行为的每一个阶段无不涉及对多种选择的确定。在选取源语材料时, 需要确定材料选自的国别、原作者、具体文本等, 选取材料后, 译者即面临对自身文化立场、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总之, 无论是“译什么”, 还是“怎么译”, 都涉及译者的选择 (宋志平, 2004) 。自严又陵提出“信、达、雅”三字理论以来, 它已成为文学翻译的金科玉律。受其影响, 中国古诗歌的翻译一般都强调音、形、意的对等。如郭沫若提出“诗人译诗, 以诗译诗”及“风韵论”的主张。钱歌川、王佐良也主张“诗人译诗”。徐志摩认为诗歌翻译的原则是形神兼备, 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有人主张直译, 有人主张意译。有人提出应当归化, 也有人认为应当异化。译界关于直译和意译、归化与异化之争现在仍未休止。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 不少翻译巨匠并未囿于直译或意译, 他们几乎都主张采用哪种手法并不重要, 关键是要真正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比如巴金认为好的译者不应拘泥于直译与意译之分, 二者本属同一范畴, 应看哪种方法能够帮助他更好地再现原作的艺术意境。诚如王佐良所言:“一切照原作, 雅俗如之, 深浅如之, 口气如之, 文体如之。或称之为‘通篇的神似’。无论是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文体问题, 还是以诗译诗或注意全诗的统一效果等等, 无不服从于这一准则。” (王佐良, 1983:3;郭著章, 1999:424) 但是到底应该如何, 大家依然是各执其词。随着现代译论的发展, 这些立足于文艺美学及规范的翻译理论日益显得单一和具有局限性。把顺应论应用于翻译领域, 可求得其更多创新和视野的拓展。由于它把翻译视作为一个交际的过程, 因此, 只要为了实现交际的目的, 译者可以选择适用的各种翻译手段和策略。它打破了过去单一的翻译标准, 取而代之以宽泛的标准。可以不再束缚于直译或意译、形式对等或动态对等之争。“翻译是一种语言使用和交际活动, 是一种跨文化的意义转换。我们把语用学翻译观建立于认知环境之上的明示—推理过程中的交际关联顺应翻译模式, 把交际看作是个明示—推理过程、一个不断作出顺应与选择的过程” (杨蒙, 2006) 。根据李元胜的《顺应论在中国的研究综述》一文, 目前国内学者如钱冠连、何自然、刘正光及吴自高等都曾介绍评价过顺应理论。戈玲玲、王建国及袁斌业等人是把顺应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先行者。并且根据李元胜所做的调查, 对于顺应论, 赞成之声大于质疑之声。也就是说, 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顺应理论于翻译而言, 是科学的、可行的, 它为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古代诗词翻译也属于一种交际活动, 因此在翻译古诗词时, 顺应理论也应该是适用的。

4. 顺应理论在古诗歌翻译中的表现

4.1 古诗歌翻译中的语境关系顺应

语境关系顺应就是指在语言使用过程中, 语言的选择要与语境相适应。Verschueren把语境分为语言语境与交际语境。就翻译而言, 主要就是要顺应上下文及文化语境。语言交流是一种文化现象, 不同的语言交流就是文化交流。诗歌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精华, 文化内涵深厚。“一国诗歌中总是含有大量特定独有的意向, 在另一国诗歌中或许有对应物, 却极少真正对等” (王建开, 1997;郭建中, 2000:104) 。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中喜用的意象迥异。譬如, 中文诗歌中常见用江水的流逝来喻愁。如南唐后主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望月则喻思乡。如脍炙人口的“静夜思”, 兰花、荷花象征高洁, 梅菊象征坚强和与世独立;竹子、青松则象征铮铮铁骨;秋天则多喻愁和怨。而在英语诗歌中常用玫瑰花喻爱情或女子。如彭斯的“A Red, Red Rose”有些意象甚至在我们看来是很奇特的。比如说拜伦曾用繁星点缀的静谧夜晚来比喻女子:“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light/Of cloudless climes and starry skies;”还有早为大家所熟悉的东风和西风的差异。汉诗中的东风多为褒义, 指温暖的春风。“忽如一夜东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而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差异, 东风在英语中却是刺骨的冷风。西风在汉语中是寒风, 如黄巢有诗云:“飒飒西风满院栽, 蕊寒香冷蝶难来。”而英语中的西风是暖风。如何解决这个差异?这时侯, 译者需要顺应目的语的文化背景进行翻译, 目的语读者群才不会感到错愕。Henry Hart把《西厢记》中“闲情万种, 无语怨东风”两句译为:“I am sadden by a myriad petty woes/And, though I speak out, /I am angry/At the breezes from the east.”但又怕读者不理解这里“东风怨”的含义, 他采取了直译又加注道:The eastern wind is symbolic of spring, with its urge to love and mating. (东风象征春风, 可促动爱情及婚媾) 。 (钱歌川, 1976) 这里出于照顾目的语读者的需要, 他采取了直译加注的办法。为顺应目的语文化, 手段可不一而足, 比如, 也可用意译达到较好的效果。试看Fletcher所译的孟郊的《古别离》, 原文是“欲去牵郎衣, 郎今到何处?不恨归来迟, 莫向临邛去。”Fletcher的译文是:

You wish to go, yet your robe I hold.

Where are you going——tell me, dear——today?

Your late returning does not anger me,

But that another steal your heart away.

吕叔湘先生曾对这首诗的翻译大加赞扬:“原诗‘莫向临邛’用的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典故。典故是不能直译的, 这儿译得很好。”“可谓善于变通, 允臻上乘。”因为对于完全不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是何许人的西方人而言, 若直译是没用的, 通过一个简单的“another”一词, Fletcher巧妙地把这个典故的真实内涵表现出来了, 而读者也可立刻读懂其中的意味。

4.2 古诗歌翻译中的结构客体顺应

Verschueren认为, 结构客体顺应是指语言各层次的结构和结构组成的原则。它主要包括语言、语码和语体的选择, 语言构建成分的选择, 以及语篇结构的选择。

(1) 语言、语码和语体的选择

诗歌往往以凝练的语言展现广阔、深邃的意境。诗歌的翻译要达到“信”和“美”就必须顺应诗歌的格律、音韵和形象, 译出的诗是诗。译诗名家施颖洲先生曾指出, “译诗在形式方面应该追逐原诗的字法﹑句法﹑章法﹑风格﹑格律﹑音韵﹑节奏及神韵”。但要做到这些又谈何容易?吕叔湘先生在《中诗英译比录》序文中说:“以诗体译诗之弊有三端。一曰趁韵……二曰颠倒词语以求协律……三曰增删及更改原诗意义。”我们来看Herbert A.Giles所译的崔护的《题都城南庄》, 原文是:“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Giles的译文如下:

On this day last year what a party were we!

Pink cheeks and pink peach-blossoms smiled upon me;

But alas the pink cheeks are now far far away,

Though the peach-blossoms smile as they smiled on that day.

汉学家阿瑟·韦利曾对Giles诗歌中的用韵赞叹不已。一般说来, 英语感叹句主语和谓语不倒装, 在这里为了趁韵, Giles把它颠倒成了“were we”, 读者也是可以理解的。通篇译得格律工整, 如行云流水, 音韵优美, 尽得原诗情趣, 意境毫无缺失。再如钱歌川先生所译的一首《豆萁诗》为例。

豆萁诗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Beans were boiling on a bean stem fire,

And bitterly cried the beans in the pot;

“We both had the self-same root for sire,

Why is your blaze so cruelly hot?”

这是一首五言绝句, 钱的译文也是四句诗句, 长度和原诗大致相当, 诗句呈abab的韵式。生动地再现了原诗中“豆”与“豆萁”的形象。原诗中最后一句本为感叹句, 但钱巧妙地把它处理为反问句, 读来令人兴味盎然。达到了与原文的效果, 可以说是在诗形﹑音﹑意方面都堪称成功的佳作。

(2) 语言构建成分的选择

在翻译诗歌时, 为保存诗歌语言形式和特点, 保证意义和意境的传达, 针对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 译者应采取一些顺应措施来取得良好的翻译效果。如词语的增删等。有人认为译诗不能增删, 对此, 吕叔湘先生说:“用诗体译诗, 因为受韵脚和节拍的牵制, 词语方面就不得不更加活动些, 增添, 减省以及换一种说法的地方都更加多了。”以金昌绪的《春怨》为例:“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Oh, drive the golden orioles

From off our garden tree!

Their warbling broke the dream wherein

My lover smile at me.

(Fletcher)

Drive orioles off the tree

For their songs awake me

From dreaming of my dear

Far off on the frontier.

(许渊冲)

在Fletcher译文中, “莫教啼”三字就省译了, 而第四句当中的“辽西”也没有译。但原诗的意义仍然忠实地表达出来了。而在许文中, 除了“莫教啼”省去了没译, 但在第三句中, 添加了“my dear”, 用许渊冲先生自己的话说应是:“增的是原文内容所有, 原文形式所无的词语, 删的是愿文形式虽有, 原文内容可无的词语, 那就不但不能算是不忠实, 而且可能算是扬长避短。”许对“辽西”的处理没有完全省去, 而是用了“the frontier”一词, 因该词在英文中有“偏远, 荒凉“之意, 因而达到了差不多等同的效果。

(3) 语篇结构的选择

诗歌翻译中的语篇结构的选择主要就是指诗歌的形式和语篇模式的选择。中国古诗不管是五言七绝还是七律都结构整饬, 对仗工整, 格律严谨, 讲究韵律。大多数翻译家都认为要“以诗译诗”, 内容和形式并重, 寓神于形。黑格尔在《美学》一文中提出美的要素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在的, 即内容, 另一种是外在的, 即内容借以现出意蕴和特征的东西。于诗歌而言, 诗歌的对仗、节奏、和谐、押韵、格律等, 就是诗歌美的内容的外在表现, 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我们在诗歌翻译中要尽力保持这种形式之美。来看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的《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Starting for the Front

With wine of grapes the cups of jade would glow at night,

Drinking to pipa songs, we are summoned to fight.

Don’t laugh if we lay drunken on the battleground!

How many ancient warriors ever came back safe and sound?

(许渊冲)

A Reason Fair

Tis night:the grape——juice mantles high

in cups of gold galore;

We set to drink——but now the bugle

sounds to horse once more.

Oh, marvel not if drunken we

lie strewed about the plain;

How few of all who seek the fight

Shall e’er come back again!

(Giles)

应该说这两篇译文都是佳作。翟理斯译法高超, 为再现原诗意境, 对原文进行了形式上的重组与解构。把原文的四行诗变成了八行, 在形式上颠覆了原诗的结构形式。意境虽好, 但格律却尽失, 怎么也算是一种遗憾。再来看许的译文, 原诗aaba韵, 形式工整, 译诗押aabb韵, 末句中的“safe and sound”巧妙地押头韵, 在这并无趁韵之嫌, 属神来之笔, 把诗中悲凉意境刻画于无形。由于许译既传神又顺应了原诗的形美, 故多数人认为该诗许译略胜一筹。

4.3 古诗歌翻译中的动态顺应

动态顺应是语言顺应论的核心。它主要是指语言使用中意义的动态生成。每一个译文都是译者遵循顺应语境和语言结构的原则而不断作出选择的结果。生成的译本也并非翻译活动的终结。语言所固有的特性决定了语言选择中存在不确定性, 永远可以进行再协商。我们在前面探讨了诗歌中的语境顺应和结构客体顺应, 而事实上这两方面内容只有在具体的顺应过程中才有意义。古诗歌翻译其实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是译者与原文、译文之间的互动过程。诗歌翻译虽然异常艰难, 但迄今为止还是有不少中外译者努力发挥了其能动性, 达到译文与原文的顺应。以一篇杜甫的《登高》的译文为例, 原文:

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On the Height

The wind so swift, the sky so wide, sad gibbons cry;

Water so clear and sand so white, backward birds fly.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Far from home in autumn, I’m grieved to see my plight;

After my long illness, I climb alone this height.

Living in hard times, at my frosted hair I pine;

Pressed by poverty, I give up my cup of wine.

(许渊冲)

诗歌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这里所看到的译文是许渊冲先生几经修改过后的作品。他自称该译文是结合了Fletcher和吴均陶等人的译文而就。似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可以认为这篇译文打上了几位译家协商的记号。此诗明人称之为“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全诗通过对凄清的秋景的描写, 抒发了诗人年迈多病、感时伤世和寄寓异乡的悲苦。可以说体现了语言的首联是按照原诗意境的顺序展开的, 较好地译出了风、天、猿、渚、沙、鸟六种景物和急、高、哀、清、白、飞等词。从整体上看, 原诗具有极强的形式美, 每行七言, 通篇对仗。许译通过用押尾韵, 韵脚aabbccdd, 使译文保持了与原文的形似。译文中头韵、尾韵、行内停顿交替使用, 如头韵“so swift”, “sky so”, “shower by shower”, “hour after hour”, 尾韵每两句押同一韵;行内停顿“swift”, “wide”, “white”, “autumn”, “illness”, “times”, “poverty”的运用使整个译诗节奏顺应了英诗格律的特点。译文中“shower by shower”“rolls its waves”是对应于原文中的叠词“萧萧”和“滚滚”的翻译, 形象生动, 使人如临其境, 如闻其声。原诗中的悲秋译为“autumn’s plight”, “老病”译为“long illness”都处理得极为贴切。通过对原诗一些意象的表达如:“wind so swift”, “sky so wide”, “water so clear”, “sand so white”, “birds wheel and fly”, 使读者感到浓浓的秋意, 而“sad gibbons cry, boundless forest, endless river”又烘托出了深秋的萧杀和悲凉之气。到后面的“grieved frosted hair, poverty”则把作者愁苦悲愤之情刻画得栩栩如生。整篇译文较好地体现了原诗的意境, 顺应了原文的形式美和音韵美, 可谓形神兼备。许渊冲先生不愧是诗歌翻译中作出选择和适应的行家里手。可见, 译者在进行翻译时, 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都会最大限度地满足交际双方的需要, 灵活地顺应原文的语境、客体结构, 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 做到对原诗的动态顺应, 而在这个基础上, 理想的译文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了。

5. 结语

在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的框架下, 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的原因不断作出选择的过程。翻译作为特殊的跨文化交际, 是一种对原文语境和结构客体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语用学综观的翻译视角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野。由于它把翻译视为一个交际的过程, 只要为了实现交际的目的, 译者可以选择适用的各种翻译手段和策略。因而它打破了过去单一的翻译标准, 取而代之以宽泛的标准, 可以不再囿于直译或意译、形式对等或动态对等之争。古汉诗歌的也是一个交际活动, 若译者在诗歌翻译过程中能不断顺应原文和读者的需要, 并将这种顺应纳入一种动态的过程, 理想的译文也不是遥不可及。诗歌这个玲珑的瓶子也可以盛满沁人心脾的香水。

摘要：本文从顺应论的角度探讨了古汉语诗歌的翻译。论述了语境顺应、结构客体顺应和动态顺应在古汉语诗歌翻译中的表现。古汉语诗歌翻译是译者与原文和读者间的一个动态顺应过程。

古汉语中的一种特殊语法现象 篇9

在对这类句子进行翻译时, 一定要在充当主语或宾语的修饰限制语后面补上中心语。如上段中的例句“此皆良实”就应翻译为“这些都是善良诚实的人, (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 ”, “一虚皆惊”就应翻译为“ (他大声喊叫起来) , 整个集镇的人都惊动了”。还如: (1) 村中闻有此人, 咸来问讯。 (《桃花源记》) (2) 将军身披坚执锐, 伐无道, 诛暴秦, 功宜为王。 (《陈涉世家》) 。这两句都是中心语不出现的用法。例 (1) 中“村中”是“闻”的主语, 但没有中心语, 翻译时要为其补出, “村中”即“村中之人”。例 (2) 中“坚”、“锐”、“无道”都是修饰语, 分别充当“披”、“执”、“伐”的宾语, 翻译时也要为其补出中心语, “坚”即“坚甲”, “锐”即“锐器”, “无道”即“无道之君”。

值得注意的是, 中心语不出现用法与成分省略不一样。成分省略一般有承前、蒙后、对话等规则, 而中心语不出现用法则不具备这种规则, 如: (1) 帝感其诚, 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 一厝朔东, 一厝雍南。 (《愚公移山》) (2) 今齐地方千里, 百二十城, 宫妇左右莫不私王, 朝廷之臣莫不畏王, 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 (《邹忌讽齐王纳谏》) (1) 句中两个“一厝”均为承前省略, “一厝”即“一厝 (山) ” (2) 句中“左右”、“四境之内”从上下文看, 不存在成分省略的条件, 故为中心语不出现用法, “左右”即“左右之臣”, “四境之内”即“四境之内之人”。

关于古汉语里一些称谓词的考释 篇10

一、“舅、姑”

“舅”、“姑”都是起源很古的称谓词。《尔雅·释亲》中:“母之兄弟为舅。”又:“父之姊妹为姑。”《诗经》中已多见。《秦风·渭阳》:“我送舅氏, 曰至渭阳。”毛传:“母之兄弟曰舅。”《邶风·泉水》:“问我诸姑, 遂及伯姊。”毛传:“父之姊妹称姑。”毛传自然是直接从《尔雅》中引来的。总之“舅”“姑”的这两个基本义项的历史, 大约总在三千年以上了。

那么“舅、姑”的哪种意义更早些, 为什么可以这样假借而用呢?这主要是与中国古今都盛行的“姑舅亲”婚姻习俗有直接的、重要的关系。在缺乏科学卫生知识的古代, 人们并不知道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间结婚的危害性, 反而认为此类婚姻乃是“亲上加亲”。这种习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相当普遍地存在, 即使是今天, 在比较闭塞的农村也属家常便饭之事。“姑舅亲”婚俗极有可能就是使“舅”“姑”称谓义项扩展的直接原因:设某女嫁给其亲舅父之子为妻, 则她的丈夫之父即公公本就是她的舅;若她嫁给亲姑之子为妻, 则她的婆婆即丈夫之母本就是她的姑。在这两种情况下, 某女对其公公、婆婆的称谓, 就很可能依然按照原来的习惯称之为“舅”“姑”。从男子的角度说亦同理:某男娶其舅之女为妻, 则称其岳父仍然为“舅”;娶其姑之女为妻, 称其岳母仍然为“姑”。如此一来, 习之既久, 为社会所认同, 本用以称母之兄弟、父之姊妹的“舅姑”渐次演变, 生出新的义项, 而用以称夫之父母、妻之父母。有时为了区别, 还在表示“妻之父母”时用“外舅、外姑”。而《说文》中对于“姑”的解释并非是最早意义。

二、“丈人、丈母”

“丈人”这个词出现很早, 但最早是泛指男性老人的。

《论语·微子》:“遇丈人, 以杖荷蓧。”何晏注引包咸曰:“丈人, 老人也。”《说文解字·十部》说:“丈, 十尺也。从又持十。自两切。”实际上这应是“丈”字的引伸义。“丈”字应为象形字, 手持杖也, 本义实为手持杖之老人, 后又引申为对长辈男子之称。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曰:“丈人亦长老之目, 今世俗犹呼其祖考为先亡丈人。又疑‘丈’当作‘大’, 北间风俗, 妇呼舅为大人公。‘丈’之与‘大’, 易为误耳。”如此, 则南北朝时“丈人”可以兼指自己的父亲和配偶的父亲, 也就是颜之推所谓的“中外丈人”。与此同时, “丈母”也已出现。《颜氏家训·风操》:“中外丈人之妇, 猥俗呼为丈母。”时至今日, “丈人、丈母”仍是对“妻父、妻母”的俗称, 被广泛应用。

三、“泰山、泰水”

关于这两个称谓词的出现说法还不确定。

《事物异名校注》杨绳信案语:“泰山有丈人峰, 而玉匮经青城山黄帝亦封为五岳丈人。世俗以妇翁有丈人之称, 而丈人又有山岳之典, 遂引以为美称耳。”

而在宋代·晁说之《晁氏客语》中有较详细的论说:“一说云泰山有丈人峰, 一说云开元十三年封禅于泰山, 三公以下例进一阶, 张说为封禅使, 其婿郑鎰以故自九品骤迁至五品, 兼赐緋。因大酺宴, 明皇讶问之, 无可对, 伶人黄幡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自此, 泰山也就成了对“妻父”的称呼。至于“泰水”则因妻父为“泰山”而推之“妻母”罢了, 不多见。而“泰山”一说, 至今仍在使用。

四、“岳父、岳母”

称“妻父、妻母”为“岳父、岳母”是当今比较正式说法, 多用于书面语中。它们又是何时起源的呢?据《汉语大词典》“岳父”词条说:岳父, 妻子的父亲。《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钱青道:‘若得岳父扶持, 足感盛德。’”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十六:“妻父亦曰‘岳父’, 或称曰‘泰山’。”《儿女英雄传》第十一回:“你略歇歇儿就先回去把这话说给你娘, 并致意你岳父岳母, 叫他二位好放心。”曹禺《王昭君》第二幕:“看呼韩邪怎样讨他岳父的欢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