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补偿机制（共11篇）
区域补偿机制 篇1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耕地数量不可避免地在大幅减少。为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保护我们有限的生命线, 我国实行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当前的耕地保护制度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之处, 仍需要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来制定更加合理的耕地保护制度。下面笔者将从区域公平发展的角度出发, 探讨如何构建区域间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1 区域间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定义及构建步骤
区域间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是指从区域公平角度出发, 以耕地资源价值、保护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等方面为依据, 通过政府和市场手段, 来制定相关制度来调节耕地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 以保护耕地, 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应通过以下步骤来实现。
由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相关部门联合成立耕地保护补偿管理办公室, 通过该办公室来制定区域间耕地保护补偿规则, 核算相应的补偿价值标准。
耕地保护补偿管理办公室分析各区域的粮食消费水平, 测算各区域耕地需求量, 并对照各区域耕地存量计算区域耕地赤字/盈余, 以确定保护补偿的主体和客体。
对各区域耕地进行等级划分, 并确定区域平均耕地质量水平, 通过全国耕地面积折算系数来测算区域耕地保护补偿的面积标准。
根据耕地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等来综合核算耕地补偿的价值标准。
完成以上工作之后, 补偿管理办公室再确定各区域补偿的资金额, 并加强对保护补偿执行情况的监督和管理力度。
2 构建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原则
2.1 区域利益协调原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农业的经济效益比第二、三产业的经济效益要低得多各区域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在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将大量的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所以应通过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构建, 来协调不同区域的经济利益, 对那些承担过多耕地保护任务的地区予以经济补偿, 以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不同区域保护耕地与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
2.2 中央政府主导的原则
耕地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是完全靠市场来实现的, 通常耕地赤字区享受了耕地保护所带来的好处, 但其本身应承担的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却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体现, 必须由中央政府介入来纠正这种市场失灵现象, 靠它采取差别化的制度来调节耕地赤字区和耕地盈余区之间的利益关系, 实现利益均衡。
2.3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原则
不仅要强调中央在耕地资源配置和粮食安全调控中的重要性, 还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耕地盈余区生产粮食必然会进入到市场, 应建立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大市场, 为粮食生产者提供及时、准确的供需信息, 加强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延长粮食产业链条, 保证各区域粮食供需平衡。
2.4 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
耕地赤字区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土地密集型产品, 通过比较优势理论来分析, 如果赤字区也要实现粮食的完全自给, 则需要将经济效益高、比较优势明显的二三产业占用的耕地资源转向比较劣势明显的粮食生产上, 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所以应从社会发展全局角度出发, 实现耕地赤字/盈余区之间的优势互补, 合理配置耕地资源, 既保证粮食安全, 又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3 构建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
笔者认为, 应该建立以下制度来保证区域间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有效实施。
3.1 经济制度
(1) 构建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我国东西部区域经济差异较大,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 第二三产业占用了大量土地资源, 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 所以需要其它区域替为履行粮食生产的职责。
(2) 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制定受益地区对耕地保护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耕地赤字区对耕地盈余区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以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 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
(3) GDP增长提成。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土地资源的投入, 在实现GDP增长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的占用了耕地, 一些地区盲目地追求GDP增长导致了耕地非农化的代价性损失。为提高耕地占用效率, 可以实行GDP增长提成, 这样还能使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更公平。
3.2 行政制度
(1) 明确各区域耕地保护的责任和义务。为很好的解决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必须正确处理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 明晰区域在耕地保护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遏制耕地面积加速减少的势头。
(2) 在耕地保护中应体现区域差异。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 耕地保护应体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 对那些经济发达、建设用地合理需求量大的地区, 可适当降低耕地保护率, 并通过提高耕地占用税、造地费等收费标准, 再对耕地保护量大、保护率高的地区进行财政补偿, 以合理配置土地资源, 实现共同发展。
3.3 技术制度
(1) 强化耕地资源的价值核算。耕地资源价值不仅包括经济价值, 其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由于后者的度量难度较大, 在实际测算耕地价值时常被忽视。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 随着人地关系矛盾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 耕地的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功能越来越被重视, 所以应纠正被扭曲了的耕地价值, 充分挖掘耕地被置于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
(2) 加快农用地等级划分工作。我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中, 只注重补充耕地数量, 耕地质量没有达到要求, 这主要是在实际检查验收中缺乏评价耕地质量的依据和基础。所以应加快农用地分等工作, 为区域间耕地保护补偿提供基础和方法依据, 强化土地资源的科学管理。
3.4 法律制度
(1) 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法制建设。应尽快制定耕地保护法, 以法律的形式加强耕地保护工作, 保障相关方面的经济利益, 明确各方的责、权、利, 为耕地保护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2) 强化地方政府违法惩处力度。应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耕地保护信息网络, 这样能动态地掌握各区域的耕地保护信息, 以便加大中央对地方的监管, 并通过加大对地方政府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来提高其违法成本, 约束其执行耕地保护政策。
4 结语
总之, 要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 就必须加大耕地保护力度, 同时, 为了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还应充分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构建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并加大对此项措施的执行情况的监督和管理, 使各区域能很好地完成自己耕地保护的职责和义务。
摘要：文章首先介绍了区域间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定义及构建步骤, 并分析了其构建的原则, 最后提出了几点构建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
关键词：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1]朱红波.我国耕地保护政策运行效果与效率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7 (6) .
[2]唐健.我国耕地保护制度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过补偿机制 篇2
想成为传说中的奥林匹克先生吗？
学会“过补偿”机制，了解身体的波动吧。
所谓训练，就是借助一定的方法让身体变强，无论是长跑、骑行这样的有氧运动，还是肌肉雄伟的Bodybuilding，都是通过日常训练逐渐积累而来。虽然没有一日千里的妙计，但付出的汗水也绝对不会颗粒无收，身体会诚实地给予你反馈。
而科学训练，无非训练与恢复。我们的身体并非越练越强，而是在训练后的恢复中变强，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过补偿”的概念。
过补偿（Overcompensation）&渐进式超负荷（Progressive Overload）
希腊神话中曾经描述了Milon是如何成为古希腊最强壮的人，以及他赢得五次奥林匹克大力士竞赛的训练方法。每天，Milon会把一头小牛扛在肩上在牛舍里绕着走，随着小牛长大，他的体力也跟着增强，直到最后他能扛起一头成年母牛。Milon所采用的训练原则就是“渐进式超负荷”，时至今日仍是运动训练的基础原则。
逐渐增加压力让身体超负荷似乎很简单，举重一点、跑快一点、游长一点、骑用力一点，你的体能就会进步。但事实上，这一切并没有如此简单，造成困惑的原因在于身体的细胞是很敏感的。细胞确实会回应负荷并且变得强壮，不过必须在“适度”的压力和“休息”之后才会进步。理论上来说，每个细胞都有一个压力的“门槛”，达到这个门槛刚好可以增进细胞的能力。而过大的训练压力则会让细胞变得相当虚弱，光是要恢复这种“虚弱状态”就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
不破不立，训练亦然。做完一个压力很大、也就是很高训练负荷的练习之后，体能状况会比一开始差很多，验证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立即重复做同一个练习，表现会显著变差。但假如训练负荷很恰当，并且训练之后有适当休息的话，身体会在几个小时或是几天以后产生回应，你的体能便会稍稍增强，这就叫“过补偿”现象（Overcompensation）。
反复利用过补偿现象可以使体能增强，此即为在正确的时刻，运用恰当的超负荷训练所致。Milon的小牛成长速度是否正好负荷他恢复的速率、是否是个完美的渐进式超负荷，值得怀疑，但对所有训练者来说，我们并不需要一头小牛的负荷，几乎任何低程度的压力就足以形成超负荷。运动员的体能越好，要找到恰好适用的负荷程度就越困难。因为体能好的运动员超负荷门槛范围会变很窄，越接近体能的极限，错误的容忍度就越小，很容易由训练过度变成体能崩溃。
每个生理系统会以不同的速度回应超负荷，例如肌肉力量要比有氧耐力更快改善。而即使是在同一个系统里，因为各个细胞回应的速度不同，生理调节的速度也就不同，例如同在心血管系统里，血浆在接收一周的高训练负荷后就会大幅增加，但是负责把血液传输到肌肉的微血管则要花费许多年的训练才会发展完成。
了解什么是最适宜的训练负荷，以及何时、如何去应用它，是训练艺术中关键的一环。科学可以为你指引方向，可你必须不断地尝试与修正，来判断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宁可错在训练太少而不要错在训练太多，是实践训练持续性的重要关键。
过补偿的关键在于休息和恢复，只在体能高点时进行恰当的高负荷训练，在体能的低点进行低负荷的训练，以保持身体的代谢规模。运动员在状态巅峰时期只需48小时就可以基本恢复身体机能并得到过补偿的反馈，而普通人或许需要最多一个月时间来重建体能，迎来新一个高峰。总之，重要的是给予身体耐心，彻底的恢复。
训练的哲学
训练的艺术是成功的关键，它需要稳固的心理建设，而心理建设需要一套个人的训练哲学。相信你在每天的训练里都要做出一些决定，例如“害怕因为休息而使体能流失”、“觉得累了，但还想再多练一点”，面临这样选择的时候，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如果你的哲学是“多多益善，竭尽所能”，那么很遗憾，这是造成运动损伤、生病、倦怠无力、进而体能崩溃的主要原因。如果采用温和渐进的训练哲学，就能避免上述问题，也能改善运动成绩。持续的训练，而非极端却断断续续的训练，才是使体能达到最高水准的正确途径。“一旦心有疑虑，就收手吧！”
把过补偿机制和生理曲线结合，了解自己的巅峰
无论性别，我们都有以月为周期的生理波动，每个月都会有一个生理和心理的巅峰，相对的也有一个低谷。
我们在训练中，尽量把生理波动的曲线与过补偿的曲线重叠起来，让体能恢复的高水准和体力充沛的生理曲线顶点重合，创造出个人的巅峰，即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但可以用最饱满的状态进行最关键的训练，还可以体验到真正的巅峰感，那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快感，更是每个月一次的里程碑式的飞跃。
自查晨脉，把握状态
晨脉，就是清晨醒来时的静息心率，测量自己的晨脉，可以很好地和其他生理参数相结合，了解身体状况，调整训练计划。简单来说，晨脉越高，就说明身体越疲劳。
晨脉的正常范围在35～60之间，你可以连续记录自己一个月的晨脉数据，以了解自己的晨脉范围。以此为对比基础，判断之后在训练中晨脉所表现的意义。
例如我的晨脉范围是45～60。若今天早晨的测量结果是46，则说明身体基本处于巅峰状态，正处在过补偿效果十足的高体能标准中，就可以考虑增大训练负荷了。如果测量晨脉是57，那就是红灯了，说明身体极为疲劳，马上就得休息了。
总之，多聆听身体的声音，要训练，更要爱自己。
区域补偿机制 篇3
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统筹区域发展,协调区域关系,对区域生态补偿研究提出了迫切的实践需求。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构建了一种新的区域分工模式,为研究和实施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创建了很好的基础平台。当各个地区在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两者兼得的权衡中选择了各自不同的产业方向,就有了分工交换的要求,也就产生了区域之间新的均衡问题。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协调区域关系的手段与制度安排,解决的是区域之间的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的矛盾,目的在于实现区域间的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1 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协调的区域分工模式
面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多目标决策,区域的专业化分工已经不仅仅是生产的行业分工、产品分工乃至多样化的产品内部分工的均衡,而可能更为广泛地拓展到经济、社会和环境职能之间及其组合的区域分工。与传统的区位均衡模式不同,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协调的区域分工格局,着眼于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整体最大化目标,更加体现以人为本、人地和谐的理念,关注经济开发活动强度的适宜性和生态保护的必要性。
1.1 假设
——两个地区,分别称为工业化地区(地区A)和生态地区(地区B),A地区建设用地具有禀赋优势,而B地区在生态品上则具有禀赋优势。这种禀赋优势可能来源于自然条件,也可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两个区域内只有两个产业部门,即生态生产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分别生产工业品和生态品两种产品。
——为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供给层面,假设居住在两个区域的人口有相同偏好,也就是假设两个地区的无差异曲线具有相同的形状。
——A地区在建设用地上具有禀赋优势,则A地区在工业品上具有相对较强的供给能力;B地区在生态用地上具有禀赋优势,则B地区在生态产品上具有相对较强的供给能力。
1.2 封闭经济下的区域分工
一个国家内部地区间可能因市场相对分割而形成封闭经济。在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地区间市场行政分割比较常见。运输条件等自然原因也容易造成地区间市场分割,巨大的运输成本,使得地区间产品不能自由流动。
在地区间封闭的情况下,地区间缺乏交换的市场,没有土地转化成本和交换的运输成本,地区生产自给自足。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将A、B两个地区的生产情况表示出来,如图1,纵轴表示工业品产量,而横轴代表生态品产量。A地区在工业品具有相对较强的供给能力,则A地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与B地区生产可能性边界相比更偏向于纵轴,即工业品轴,而B地区则刚好相反。
由于两个地区消费者偏好相同,亦即A地区的社会无差异曲线(I)与B地区的社会无差异曲线(I*)相同。这样,从图2中可以看到,A地区生产点和消费点为C,B地区的生产点和消费点为C*。通过C点和C*点,生产可能性边界与社会无差异曲线相切的切线斜率分别为生态品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之比,分别为PB/PM和P*B/P*M,两者斜率的差异表明,A地区的工业品具有较低的相对价格,而B地区生态品具有较低的相对价格,或者说A地区在工业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B地区则在生态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均衡时,A地区工业品和生态品的产量分别为Q
1.3 开放经济下的区域分工
假定工业品和生态品可以在两个地区完全自由流动,并考察这种变化对于开放经济下两个地区分工状态的影响。
由于两个地区工业品和生态品相对价格存在差异,地区间市场一体化将出现商品在地区间的流动。具体来看,A地区将向B地区提供工业品,而B地区也将向A地区提供生态品。其结果是A地区工业品相对价格上升而B地区生态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最终是两个地区两种产品的相对价格趋向一致,介于两个地区封闭条件下各自的相对价格之间。这将对两个地区的生产状况产生限制,如图3所示,A地区的生产点由C转变为C点C′,B地区生产点由C*转变为C*′,两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挥。
按照比较优势,促进两个地区的分工合作,显然有利于两个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地区间市场开放以后,通过地区间分工与贸易,A地区和B地区的消费点分别达到D点和D*点,超出了生产可能性曲线,社会福利水平高于封闭经济情形。显然这种福利水平的提升来源于地区间市场开放使得两个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上述分析存在两个基本假定:(1)不同用途土地之间进行转换不存在转换成本;(2)地区间产品流动不存在运输成本。事实上,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土地表现出较强的专用性特征,也就是不同类型土地之间的转换存在成本,尤其是从短期来看更是如此。同时,产品地区间流动存在运输成本,运输成本的存在也会对地区间分工产生影响,下面对这两个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
首先以A地区(工业化地区)为例来说明土地转换成本对于该地区生产的影响。
A地区在市场一体化之后工业品产量将会提高。这意味着建设用地数量将会增加,并出现将非建设用地转换为建设用地的情形,显然这种转换是需要成本的。可以将这种土地转换成本进行一个处理以使分析变得较为简单,具体来看就是将土地转换成本表示为价格的一部分,假设为工业品价格的(1-a)倍,其中0<0<1。这样,地区A工业品价格升高,相对生态品的价格就由原来的PM/PB下降为aPM/P。,在图形上考虑土地转换成本后A地区面临的相对价格可以用虚线的斜率表示。图4可以看出在不存在土地转换成本的情况下,地区间市场一体化使得A地区生产点由封闭条件下的1点转移到2点,生产专业化水平提高;而如果存在土地转换成本,地区间市场一体化使得A地区生产点由封闭条件下的1点转移到3点,生产专业化程度低于不存在土地转换成本的情形。因此,土地转换成本的存在降低了地区间专业化程度。A地区工业品现实最优产量要低于无转化成本时的情形。当然,土地转化成本对于生态地区生产的影响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得出,亦即考虑到土地转换成本,地区间市场一体化以后,生态地区生态品的最优产量低于不考虑土地转换成本时的情形,生产专业化水平降低。
运输成本对于地区间分工的影响同样可以进行类似的说明,亦即可以把运输成本表示为产品价格的一部分,按照同样的分析思路,容易得出结论,运输成本的下降有利于专业化的发展。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甚至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在不断下降,生态地区和工业化地区将表现出更强的专业化倾向。
2 区域分工的效率、公平与区域生态补偿的提出
2.1 区域分工的效率与公平
区域分工的均衡格局,就是通过各地区工业品和生态品的合理空间配置,促进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均衡,获取整体经济和生态的较大效益。
生态品的产出,可以理解为在一定时期该地区生态资产所释放出来的效用,即生态效益。以建设用地占用为自变量的生态品产出(生态效益)的变化曲线如图5中QBA、QBB,建设用地占用越多,代表工业品对生态品的挤占越多,生态效益越低(即对生态价值的破坏越大)。由于各个地区的生态资产及其承载有较大差异,使用生态资源的单位产出效率是有差异的。总的来看,生态更重要地区,对开发的敏感响应大,建设用地同样的占用比例,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下降更多,因此B(生态)地区的效率线的I临界值要小于A(工、业)地区的临界值,之后的斜率要大于A地区。
工业品产出,则指投入一定资源成本获得的经济产出或效益,以建设用地占用为自变量的工业品产出的变化曲线则是正相关曲线,如图5中的QMA、QMB。A、B两个地区的经济产出效率有较大差异,因此A地区的产出曲线的斜率要明显大于B地区,这样建设用地增加所带来的工业品产出增长大于B地区建设用地减少而造成的工业品产出的损失。
从总体效率看,工业品和生态品的均衡分工,带来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更大化,而土地等投入成本更小化,资源利用更集约化。然而,一些局部区域(A地区)是经济效益趋大化、生态效益趋小;另一些局部地区(B地区)则相反,随着生态品增加,生态效益趋大,经济效益会有可能减少。
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各个地区的工业品和生态品组合不同,各地的收入水平和生态效益会有一定差别。因此,仅仅是这种空间均衡的分工,还不能解决区域公平的问题,需要寻求区域合作的途径乃至制度保障,才能处理好区域极化与福利公平的问题,真正达到区域协调发展。
问题在于,工业品的开发权可以直接换算成经济价值,而由于生态品生产和生态空间保护,是一个极具正外部性的事件,部分的生态品发展(如旅游)能够通过市场交换获得一定的货币价值和生产总值的体现,但大部分生态品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当其发展不能进入交易市场并体现交易价值的时候,生态地区的生态维持和保护,就不能转化为价值。
提供区域性生态品、特别是纯自然生态品的地区,居民的福利有可能受到两方面的损害:(1)居民可能会丧失就业的机会,减少收入来源,从而没有能力来改善生活水平;(2)区域政府会丧失经济发展带来的财税收入,没有能力来为公众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满足区域内居民的需求,如无法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提供基本教育、医疗卫生等设施及服务等。
因此,在区域开发与约束的分工基础上,必须借助于必要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区域分工范式所带来的极化问题,在制度上很好地协调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协调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的矛盾。
2.2 区域分工的约定和规则
分工,是根据生态——经济比较优势,选择甄别工业地区和生态地区的重要因子,进行生态品和工业品在各个地区不同份额的分配,界定区域开发强度、集约度和限制程度,进而把不同地区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开发与保护兼具的适宜类型。
每个地区工业品和生态品产出目标选择及其强度组合,可以通过生态重要性指数和经济重要性指数的组合来判断。总体上看,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重要性指数和经济重要性指数,建立矩阵列联表(表1),按照各评价单元所处的矩阵位置,根据各地区的工业品和生态品的组合比例差异,确定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适宜性分工类型,分别代表工业品份额较大——工业品份额减少、生态品份额增加——生态品份额较大的各个空间点的均衡组合。
在总体效益最大的前提下,政策空间可能针对不同区域的适宜开发类型,给出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什么目的、在什么期间、给多少资源等一整套规定。其中,配置生态品为主的地区,从保护生态功能和规避生态风险的角度出发,不适合集聚过多的生产要素和过多的人口。从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到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是工业品份额减少、生态品份额上升的变化,也是使用的集约度和优先序不断下降、而使用内容和规模限制约定都不断增强的过程(图6)。其中优化、重点开发区域以高强度和适度强度的工业和城市开发为主,保护、限制开发区域以农业、旅游和生态保护为主,因而对投资和产业的准入需要有一定的制度规定。
2.3 区域生态补偿的提出
由于地区间存在自然地理条件的绝对差异,部分区域在生态资源的提供上具有绝对比较优势;同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生态资源的效用性和稀缺性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区域间由于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不同区域在从事消耗资源的经济活动和提供生态资源方面有不同的相对比较优势。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为生态资源跨区利用和交易创造了机会。生态资源可以通过政府手段和市场机制不断流向生态资源更为稀缺而可能获得更高效用的经济发达地区,以实现生态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区域间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均衡。
当然,这也就同时提出了一个跨区域的生态资源价值补偿问题,而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就是为解决跨区域生态补偿问题所设立的制度安排,将区域生态保护、生态建设或损害的外部性予以内部化,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改变生态地区免费提供生态品的情况,通过为生态地区提供财政转移和生态补偿等方式实现财富转移和社会均等,以保障生态地区较为稳定的社会收入和地区福利水平。当然,这种机制的建立既要有上级政府的监督,也需要平行区域之间补偿责任的确认。
3 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3.1 强调平行区域之间的补偿责任
我国现有的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更多的是有上级政府参与的间接的区域生态补偿,是一种嵌入于政府“科层”和政府体制的生态补偿模式。而为了促进区域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应建立多种补偿主体、多种补偿方式相结合的多元化、全方位的补偿结构体系,在补偿主体确立中,应当强调平行区域之间的补偿责任。对于因维护整体利益而承受利益损失的区域进行补偿是协调关系的重要手段。必须明确有关省、区、市作为分摊生态补偿投入的主体责任,并平衡区域之间的责任。
3.2 建立区际生态补偿基金促进生态补偿
在生态服务上存在联系或存在生态矛盾的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商常常难以进行,区域间的交易又因产权界定、初始分配、价值核算等种种问题无法实现时,如果由两地共同的上级政府建立区域之间的合作基金,专门用于解决两地间由于环境外部作用问题引发的矛盾,或用于维护两地共同的生态环境,将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区际生态补偿基金的主要资金可来源于资源税;资源有偿使用收益;针对负的生态效应外溢所形成的生态惩罚性收入;土地出让金;环境补偿费等。
3.3 推进区域生态合作的制度建设
生态产权制度的完善是区域生态合作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生态资源具有典型的公有性,长期以来的区域生态产权不明晰,给区域生态补偿实施主体的责任、范围的划分带来不便,更加限制了区域生态补偿工作、乃至区域生态合作工作的开展。
而产权的明确界定无论对生态资源的市场交易还是对消除区域间生态合作障碍、提高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都十分有效。尤其在加强区域生态合作方面,在明晰区域责任、权力与义务的基础上协调区域关系,有助于区域整体环境效应的优化,进而实现人地关系的改善。
在开展区域生态合作时,常常需要政府部门出面协商,针对补偿方式、补偿标准、补偿数额、补偿途径以及区域生态合作的细节等具体操作内容与生态补偿利益相关各方的沟通、协调工作,开展与补偿双方的谈判以及起草有关条款的利益补偿协议。
3.4 创造有利于生态经济的地区发展格局
高生态经济价值的创造能力依附于先进的价值生产方式,而产业升级和转移又是生产方式进步的重要手段,只有引导产业资本为追逐更优资源配置、更高生产效率与更大生态经济价值而在不同区域反复流动,提高生态经济价值的目标才有了保证。
有利于生态经济的地区发展格局要实现一种有序的产业升级与转移,而产业资本的流动不是高代价经济增长在地区间的重复,而是借助资本流动拓宽价值生产的进化途径,实现生态经济价值的不同提升层次,进而增加整个经济生产的生态经济价值创造力,在更有效的资源利用、更高的生产效率与更好的环保能力下实现生态经济竞争力的提高。
摘要：协调区域关系,既要基于各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长期差异性,通过区域供给能力与开发——保护的需求相匹配,实现区域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调;也要通过区域之间分工协作,形成经济社会开发和自然生态保护的最优空间配置,实现区域供需总体平衡与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区域分工模式。与此相配套,需要一定的制度保证。在区域分工模式基础上,运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分工合作和资源空间合理配置,达到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与统一。
关键词：区域,分工模式,生态补偿
参考文献
[1].Fujita M,Krugman P,Venables A.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梁琦,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5
[2].Krugman P.地理和贸易[M].张兆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6~69
[3].Krugman P.发展、地理学和经济理论[M].蔡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3~68
[4].Perman R,Ma Y,McGilvray J,et al.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第二版.张涛,李智勇,张真,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1~12
[5].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10~15
[6].丁四保,等编著.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64~191
[7].樊杰.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基础[J].地理学报,2007,62(4):339~250
[8].陆大道,刘卫东.论我国区域发展与区域政策的地学基础[J].地理科学,2000,20(6):487~493
创新科技创新风险补偿机制 篇4
倪庆东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产业革命的实践证明，科技创新及其大规模应用需要大量资金支撑，但科技创新因风险较高往往难以获得资金支持。我国能否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关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大局。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建立科技创新融资多元化风险补偿机制，能有效缓解科技创新融资约束。科技创新融资的多元化风险补偿机制，是指各级政府为完善科技创新融资环境、促进科技创新及其应用，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科技创新的融资工具，并根据科技创新企业的风险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融资风险补偿政策。具体来说，这一机制包括以下内容。
多元化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对于科技型企业贷款风险的补偿，国内大多采用政府贴息、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和对科技担保机构进行政策扶持等方式。从国际经验来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分散科技创新融资风险的重要主体。如韩国开发银行为企业进行新产品、新工艺开发以及新技术商业化等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中小企业银行则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项贷款。此外，许多国家鼓励专业金融机构针对科技型企业的风险特点进行金融创新，如科技银行在给高科技企业贷款的同时，通过要求企业提供相应的股票期权或采用知识产权担保等进行风险补偿，政府则通过建立知识产权鉴别和定价制度，为知识产权担保融资提供保障。
风险投资补偿机制。风险投资是处于初创期高科技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对缓解高科技企业融资约束、改善经营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采取多种优惠政策鼓励风险投资发展。政府可以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降低风险投资的税收负担；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拓展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对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亏损进行补偿，降低风险投资风险。通过鼓励金融工具创新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降低投资风险。
保险补偿机制。首先，科技保险能降低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风险，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从我国一些地区的试点情况看，由于风险分担机制不合理，科技保险存在政策落实难、企业参保率低等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科技保险的作用，应建立政府、企业、保险公司之间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强化信息公开，缓解参保企业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推动科技保险与其他融资渠道融合发展。其次，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为了维护知识产权，往往会发生较高的诉讼费用。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可以对权利人维权费用和遭到的侵权损害进行补偿。但知识产权保险的保费费率相对较高，而被保险人大多是中小企业。对此，可通过政府补贴建立合理的费用分担机制。第三，推动保险与其他融资渠道融合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保险与科技创新的其他融资渠道深入合作、紧密配合、形成合力，对科技创新融资风险进行多元化补偿，是充分发挥保险风险补偿作用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岛市委党校）
浅议衢州生态补偿机制 篇5
近年来，浙江省衢州市在生态补偿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取得了较大成效。
实施生态补偿的情况
1、生态公益林补偿情况
衢州市位于钱江源头，衢州市的重要生态功能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南部山地丘陵的江河水系源头地区。衢州市有生态公益林300万亩，其中省重点生态公益林面积283万亩，其中享受省财政补偿279.8万亩。
1999至2000年，开化、常山、龙游、江山、衢江等被列入省级生态公益林试点县，享受省财政补助每个县50万元。2001年全市六县(市、区)167万亩公益林被列为国家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试点区，补助每亩5元。2004年，浙江省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补偿标准每亩每年8元。2006年，补偿标准提高到每亩每年10元。2007年，补偿标准进一步提高到每亩每年12元。
2、生态公益林补偿范围和对象
(1)、补偿范围：为国家林业局公布国家重点公益林和省政府公布省重点公益林中的有林地和灌木林地。公益林区划范围内尚未达到有林地或灌木林地要求的疏林地、未成林地，以及受益对象明确的风景林，不列入补助范围。
(2)、补偿对象：
损失性补偿：农户个人经营的补偿对象为经营农户，乡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为乡村集体，租赁经营的在合同承租期内为承租人。
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资源监测支出补助对象是实施单位，由省统一安排，各县编制支出规划报省财政厅、林业厅审定后拨付。
管理费用支出补助对象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和乡镇林业工作站(或乡镇政府)。
3、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管理
生态公益林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同时专门设置存折，专户资金直接打到农户、集体的存折中。资金拨付程序：明确补偿对象，委托银行直接将补助资金拨付到农户、集体存折中。
实施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
衢州市目前尚未建立起系统的生态补偿制度，主要的问题在于：
1、我国有关环境和资源的法律法规中，对生态补偿只有原则性的要求，但对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责任缺乏明确的界定，对补偿内容、方式、标准和实施措施也缺乏具体规定。
2、对生态保护和补偿的规定和措施不到位。如《矿产资源法》中明确要求矿产资源开发应该保护环境、帮助当地人民改善生活，并对废弃矿区进行复垦和恢复。但在《矿产资源费使用管理办法》中却没有将矿区复垦和对矿区居民遭受损失的补偿列入矿产资源费的使用项目。各部门对相应的生态要素管理所征收的费用，也大多没有用于相应的生态保护和补偿。
3、补偿额不到位。在公益性生态林补偿措施中，补偿标准的制定和应补偿的价值有一定的差距，一般补偿额偏低。县级地方财政生态项目配套建设资金多数难以落实，公益性、基础性建设项目资金安排很少。
4、生态公益林补偿金筹措渠道单一，基本上依赖各级财政的投入，社会化的筹资机制仍未形成，谁受益谁投入的制度未得到落实。公共财政对生态公益林的投入过低，远不能弥补山区林农减少的损失，不能满足公益林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林履行资金投入的需要。
构建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调动社会各方面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促进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和谐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涉及政策、法律、财政以及许多规则和措施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认真研究和逐步实施。
根据衢州市的实际，为加快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我们认为，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立法保护。加快修订(《森林法》和《环境资源保护法》，以确立“绿色GDP”核算机制的法律地位，明确生态补偿的内容，将生态补偿资金来源、补偿途径等加以具体化，增强生态补偿制度的刚性。
2、理顺森林资源生态补偿的途径
补偿是实现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是社会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它有利于维护产权所有者的权益，它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的公平，它有利于资源产业的持续发展。
(1)、对口补偿。这种补偿形式是由资源外部经济的受益者或资源的破坏者向资源外部不经济的受损者或资源的保护者提供补偿。这种对口补偿适用于资源的破坏者、受益者向资源的所有者、经营者和保护者提供补偿，同时要求资源损益的大小比较容易计算，补偿额度也比较容易确定，这种补偿途径方为可行、有效。
(2)、统筹补偿。由政府主持进行统筹补偿，主要是运用财政杠杆，通过税费征收、转移支付或财政预算等方式实现价值补偿。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外部经济的受益者不需要向提供外部经济的各方支付任何报酬，就能利用外部性获取这些经济资源。同时由于资源定价和计量技术上存在着许多难题，在无法明晰产权界限时，往往只能由政府来进行统筹补偿，由政府建立相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实现对森林资源外溢产权的补偿。
(3)、回避补偿。解决森林资源环境产权补偿的另一条途径是回避补偿问题，即将外部经济内在化，常见的做法是产业延伸和产业合并以及联合经营、股份经营。
(4)、市场替代补偿。政府制定较为完善的资源核算办法、资源资产评估办法、并规定合适的资源折旧率和基本的资源税，把复杂的资源计价问题和资源补偿问题交由市场解决。对一些缺乏税费征收标准或难以制定标准的开发项目，通过市场化途径来实现其产权权能收益，实现自主补偿。
3、健全生态补偿的公共财政制度。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按照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要求，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确保生态补偿最基本的资金需求。
实施财政分类管理政策。各地应从生态功能、产业发展等方面对辖区内各乡镇进行主体功能分类，针对不同功能定位的乡镇分别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对江河源头区、饮用水源涵养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等以重要生态功能区为主的欠发达乡镇实行基本财政保障制度和生态保护财政专项补助政策。
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合理安排生态市建设专项资金、环保补助专项资金、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水资源费、城市维护费、财政支农资金、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财政资助、财政扶贫资金等资金的使用，着重向欠发达乡镇、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自然保护区和对区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作用明显的工程项目倾斜，严格专项资金的使用、拨付和监督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4、明确生态补偿机制实施重点。将重点生态公益林补偿的地方财政配套经费列入县(市、区)财政预算，健全以重点生态公益林为主、覆盖市县级生态公益林的补偿体系。
5、建立健全责权利统一的生态补偿责任制度。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要与环境污染整治的绩效结合起来。加强区域污染防治，全面实施主要污染物的总量控制计划。市域内流域上下游地区之间要以规定的水质标准为基点，建立流域环境责任制度，按水质情况确定补偿或赔偿标准。把环境污染整治的绩效作为实施区域生态补偿的重要参考，充分体现生态补偿受益者承担与补偿相关的保护责任。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要与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结合起来。改革和完善现行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将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水耗、“三废”排污总量、流域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和群众满意度等内容纳入考核指标，并逐步增加其在考核指标中的权重。
区域补偿机制 篇6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的主客体,生态补偿模式,生态补偿标准
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近30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工业经济增长主导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趋势,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生态环境恶化加剧,最明显的就是近几年出现的雾霾天气对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上。资源型省区作为工业原材料提供地和加工地,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资源型省区的工业发展具有“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特点,主要由要素投入和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的双重挑战,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资源型省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大影响因素。
青海省作为我国的资源大省,仅盐湖一项的潜在价值就占全省矿产资源潜在总价值的70.3%。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以来,青海省依托优势资源,优先发展资源、原材料型重化工业,主要依靠以资源消耗为主的工业发展拉动经济的增长,实现了GDP的高速增长。同时,由于先天地理因素的条件,青海省的生态环境脆弱,以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来看,依托资源开发的高污染工业的发展会致使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建立合适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对生态受损区进行补偿的关键。
分析国内外对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成果,对于平衡区域间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完善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2 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
近年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人类长期对生态价值的忽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导致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态功能退化等各种生态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使得人们开始关注生态补偿问题,生态补偿问题成为专家和学者研究的热点,建立合适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对生态受损区进行补偿的关键。因此,分析国内外对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成果,对于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完善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将生态补偿机制定义为:生态补偿机制是指为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1]。据此重点研究补偿主客体、补偿模式、补偿标准三个方面。
2.1 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确定
生态补偿首先要有明确的补偿方和受偿方。生态补偿主客体的问题就是谁补偿、补偿谁的问题,是生态补偿机制有效运行的先行条件。已经有不少学者和研究机构对生态补偿主体的确定原则做了大量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保护者受益”原则(Provider Gets Principle,PGP)“,受益”指得到补偿。与之相对的是“受益者补偿”原则(Beneficiary Pays Principle,BPP),此处的“受益”指享受生态服务[2]。由于生态服务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包括地区、国家甚至全球范围,这就增加了界定生态补偿主体和客体的难度。比较而言,补偿客体比补偿主体更容易辨别。
Engel等(2008)认为,如果某项生态服务明确,就应该对提供服务且补偿成本最低的人或群体进行补偿[3]。Cranford(2011)等提出了将居民和所在社区作为同时补偿对象,以弥补其损失和激励集体的生态保护态度和行为[4]。杨丽韫等(2010)将我国的生态补偿的客体归纳为四类,即为生态保护做出贡献者、生态破坏的受损者、生态治理过程中的受害者和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给以补偿[5]。类似的,盛芝露(2012)将生态补偿客体总结为以下三类: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系统和因开发受到损失或失去发展机会的社会群体[6]。因此,生态补偿的客体通常为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受到破坏的一方。
而纵观目前国际上生态补偿的实施过程,生态补偿的主体主要为各级政府。加拿大联邦政府实施的“永久性草原覆盖恢复计划”(PPCRP)中,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管理费和产生的损失就是由农业部提供的[7]。哥斯达黎加对由于可持续的林业开采、天然林保护造成的所在地区经济损失提供补偿[8]。
我国首次对大规模生态补偿措施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通过向退耕农户提供一定数额的实物和现金来补偿农户粮食损失和造林的成本[9]。杨丽韫(2010)将我国生态系统概括为流域生态系统、矿产资源开发区、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和自然保护区五大类,并分别对每一类系统代表案例的生态补偿主体进行分析,得出像水源涵养、湿地恢复等生态功能辐射的区域较广,生态补偿主体难以确定[5]。因此,政府仍是享受这些价值的主体代表。
2.2 生态补偿模式的分类
生态补偿模式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资源环境产品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优化配置资源,实现生态资本增值[10],而生态补偿模式的关键在于补偿实施主体。从理论上讲,按照上面提到的PGP和BPP原则,环境服务的受益者通常有市场(使用者)和政府两类,因此生态补偿模式主要有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两类。将国内外的生态补偿实践进行对比,中国侧重于以政府主导的补偿模式,国外则更倾向于选择市场主导的补偿模式。
政府补偿方式是以国家或上级政府为实施和补偿主体,通过行政手段,以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基金等形式,强制受益方支付给补偿对象。如欧洲一些国家通过向环境污染者征收相关税费等形式进行补偿[11]。谭秋成(2009)认为,市场补偿模式则充分发挥经济社会中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作用机制协调生态服务的外部性内部化[12]。目前市场主导补偿方式的出现弥补了政府购买生态环境服务方面的不足,具体有产权交易、协商交易、开放式贸易等形式。如法国矿泉水公司买断流域上游水源区域农业用地,而愿意改进土地经营方式的农户,公司将无偿返还土地使用权[13]。
在两种补偿模式的选择和优劣程度上,学者们持不同观点。一些学者倾向于选择市场补偿模式。王清军和蔡守秋(2006)认为政府代表着公共利益,因此,政府应主导最初阶段的生态补偿。而在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的补偿出现了资金短缺、低效性等弊端,其他受益者如企业、个人也应当参与补偿。他们研究指出,大多数国家生态补偿的历程都是由政府主导过渡到市场主导[14]。Pagiola和Platais(2007)指出,在生态补偿中由于市场对拥有更多的关于服务价值的信息,对补偿机制是否有效运作的监督也更为有利,因此“,市场补偿”比“政府补偿”更有效率[15]。
相反的,Engel等(2008)认为,环境服务具有公共品特性,“市场补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有一定困难。而且,谈判成本会随着服务购买者数量的增加而上升,这样“,政府模式”在信息拥有量上的不足就会得到弥补,成本优势得到彰显[16]。结合上述两方面的观点,葛颜祥等(2007)对流域生态补偿进行研究分析,认为强制性是政府补偿的优点,生态补偿效果较明显,缺点是资金来源单一且环境要素的定价较低,市场补偿则刚好相反。据此,他得出政府补偿适用于规模较大、补偿主体分散、产权界定模糊的流域[9]。反之,则适宜选择市场补偿。因此,是选择政府补偿模式还是选择市场补偿模式,要根据这两种模式各自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而定。
2.3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
生态补偿标准是指生态补偿金额的核算依据与方法[17]。科学的设定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补偿的效果与可行性。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的难点在于生态价值或生态损失的计量与支付能力与支付意愿的匹配。
目前,国内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较多。李晓光等(2009)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研究,总结出目前运用于生态标准制定的方法包括: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法、基于供求关系的市场价值法、基于补偿者和受偿者意愿的意愿调查法、基于机会成本理论的机会成本法、基于微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模型法和基于替代成本的生态效益等价分析法这六大类方法。并对每一类方法的特点及适用范围进行了说明,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可以清晰明了的了解和认识每一类方法[18]。其中,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法、机会成本法以及微观经济学模型法最为常用。
在运用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法研究方面,吴晓青等(2003)提出将生态补偿受益量和受损量的一半差额作为基数,计算区域间生态补偿标准[19]。锦河等(2005)从生态足迹的角度,评估居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行为的生态环境保护价值,依此得出生态补偿的标准[20]。类似的,李云驹等(2011)根据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法计算出松华坝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为2.69×104元/hm2并将其作为该流域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21]。
在运用机会成本法研究方面,李晓光等(2009)创新性的将时间因子和风险因子考虑在内,应用机会成本法估算出海南中部山区的森林保护机会成本为2.37×108元/年[22]。段靖等(2010)认为,应根据不同的生态类型使用有差异的机会成本计算方法,这样才能更科学、更准确的核算生态补偿标准[23]。赵翠薇和王世杰(2010)通过对比国内外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得出机会成本法得到了普遍的采用,但相比国外而言,国内在生态补偿区域性差异方面还有所欠缺[24]。
在运用微观经济学模型法研究方面,曾霞等(2013)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生态补偿模型对流域农村面源污染进行研究,对模拟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提高污染治理效果的关键是加大污染初期的投入,提高污染初期的治理量。并且采用多元化的补偿方式使生态补偿得意从“输血式”补偿变为“造血式”补偿,建立污染治理专项基金使流域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和社会经济得到可持续的发展[25]。张伟(2010)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利用计量模型的模拟结果,构建“地理要素禀赋当量”指标,建立不同区域空间分配标准,有助于避免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中的“一刀切”现象[26]。宋晓渝(2013)运用最小数据法定量分析出青海湖流域补偿标准与新增生态服务间的动态关系,认为要确定适合的补偿标准,必须建立一种从当地居民的参与生态补偿的经济损失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动态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27]。耿涌等(2009)通过对碧流河生态系统的研究,尝试建立不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量模型,使流域生态补偿额度的搭配量化,为决策者提供了帮助[28]。
其他学者则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朱敏等(2012)将常用来估算森林生态价值的三种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出了市场类估算法、能值估算法、软件模型法的适用性和不足[29]。文琦(2014)归纳出目前我国矿产资源开发方面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方法主要有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修复费用法、影子工程法、资产价值法、人力资本法等,并对各自的特点进行了说明。建议应根据区域特性,多方法多角度评估,评估结果才能更加接近矿产资源实际价值[30]。冯艳芬(2009)则认为不同的生态类型应有不同的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依据,并按照流域开发、矿产资源开发、森林生态效益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退耕(牧)还林(草)五个类型介绍了与其相应的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依据[31]。
而李国平和李潇(2013)持不同的观点,他们提出生态标准确定的依据应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情况。前者对应的生态补偿标准估算方法有直接成本法、机会成本法、支付意愿法、市场价值法;后者对应的方法是成本(费用)分析法[32]。张冀飞等(2007)分析指出目前我国生态补偿实践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对补偿双方的偏好及能力考虑不全面,从而得出的补偿标准很难被认可和接受,使得实际的补偿效果欠佳。因此,提出应注重支付意愿的研究,提倡意愿价值评估法的应用[33]。
3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我国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生态补偿机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发展。针对以上研究的三个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1)在补偿模式方面。主导形式为政府单方面决策,因而利益相关者参与不够。我国现有的生态实践的实施主体绝大部分为政府,与国外比起来,市场交易体系不成熟,生态补偿市场化程度较低,同时也形成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注重补偿主体和方式的多样性,根据不同类型的生态补偿问题,灵活采取与其相适应的生态补偿手段,使市场模式得到推广。
(2)在补偿标准方面。存在的补偿标准核算方法较多,但大部分都针对的是具体项目,未能形成可以广泛应用的补偿依据和补偿标准。并且存在“一刀切”现象,利益受损的群体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偿。因此,应根据不同的生态类型,如森林系统、流域系统等的特点,制定与其相适应的生态补偿标准。
区域补偿机制 篇7
在现行的电力管理体制下,改变现行的年度发电计划管理机制,按照节能发电调度原则制订发电计划,或实行完全市场化,理论和实践证明都是不可行的。要实现节能发电调度,促进电力工业低碳化发展,最可行的方案是在认可发电指标资源一次分配机制(即不打破现行年度发电计划管理体制)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发电指标资源的再交易,这种机制设计符合经济学的帕累托改进理论,是落实国家节能发电调度政策、实现经济调度的有效途径。当前,发电权交易已在中国一些省级电力系统(如四川省和江苏省等)内部的水火置换和节能发电调度试点中得到了应用。随着国家节能发电调度政策的落实,今后不仅要完善省内发电权交易市场,而且还将发展区域甚至跨区发电权交易市场。
发电权交易模式主要有集中竞价交易和双边交易2种模式,其中集中竞价交易模式又包括撮合交易和电力库交易模式。目前已经开展的发电权交易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大多基于集中撮合交易模式和双边交易模式[1,2,3,4,5,6],这主要是因为,按照上述模式,发电权交易可以形成明确的购售匹配对,进而明确对应的物理潮流变化与结算关系[7]。然而,电力库交易模式采用统一边际出清的市场定价方式,可以激励市场成员按照边际成本报价,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保证市场稳定,对于促进发电权交易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边际出清机制下区域发电权交易不能明确交易的匹配对象,不利于输电费用和网损补偿责任的界定。
目前,针对发电权交易对网损的影响问题,文献[8]建立了考虑交易成本的发电权交易数学模型。文献[9] 推导了发电权交易量与网损改变量之间的直观表达式,得出了发电权交易引起的网损费用计算公式。但是上述研究均基于短期电力交易,对于以年度(或月度)建立的发电权交易并不适用。虽然文献[10]提出了适合中长期交易的改进集中撮合交易模式,并构建计及网损成本的发电权交易模型,但是该文仅提出了发电权交易总网损成本的计算方法,并未确定交易主体的网损责任。文献[11]详细阐述了年度撮合交易机制下发电权交易增量网损计算及分摊方法,然而该文提出的“发电权交易对微增微减分摊法”,需以明确的交易匹配对象为前提,因此并不完全适用于边际出清机制下区域发电权交易的网损补偿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提出了边际出清机制下区域发电权交易网损补偿方法以弥补区域发电权交易采用边际出清方式的不足。
1 区域发电权交易边际出清模型
交易中心以月(或年)为单位组织区域发电权交易,依据各交易机组申报的电量、电价,建立边际出清模型,得到边际出清价格和各机组的成交电量。其中,区域发电权交易边际出清模型如下:
式中:π为发电权交易总效用;b和QBTD分别为被替代机组申报的价格向量和电量向量,c和QTD分别为替代机组申报的价格和电量向量;e
模型中,式(2)为交易电量平衡等式约束,式(3)和式(4)代表省间交易电量传输安全约束,式(5)和式(6)分别代表替代方、被替代方机组的最大成交电量约束。
上述发电权交易的边际出清模型中由于没有将网损纳入模型中实现统一优化,使得出清结果存在2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发电权交易引起的系统增量网损[2]无法通过成交电量平衡,电网公司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购入电量来对该部分电量进行补偿,进而增加了电网公司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是不能明确各机组对系统损耗的影响,无法确认各机组的网损责任。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边际出清机制下的区域发电权交易网损补偿方法。
2 区域发电权交易省内网损补偿方法
2.1 成交电量的分解
本文以发电权交易“就近相抵”的原则进行成交电量的分解,尽可能使得网损补偿结果与各交易产生的物理流所对应的网损责任趋同,其中“就近相抵”原则是:同一个省内的替代电量与被替代电量优先相抵;省内同一电压等级的替代与被替代电量优先相抵。
2.1.1 省内成交电量与跨省成交电量的划分
本文基于“同一个省的替代电量与被替代电量优先相抵”的原则对各交易机组省内成交电量与跨省成交电量进行划分。
设被替代机组i成交电量为qi,BTD,替代机组j成交电量为qj,TD,机组i和j所在省m内被替代交易总量为Qm,BTD,替代交易总量为Qm,TD。对于参与区域发电权交易的被替代机组i,其省内成交电量qi_n,BTD与跨省成交电量qi_w,BTD的划分如下。
1)当Qm,BTD≤Qm,TD时
2)当Qm,BTD>Qm,TD时
对于参与区域发电权交易的替代机组j,将式(7)、式(8)中各变量的下标由BTD转换为TD,TD转换为BTD,便可进行替代机组j的省内成交电量与跨省成交电量的划分。
2.1.2 省内成交电量的划分
本文基于“省内同一电压等级的替代与被替代电量优先相抵”的原则,对各交易机组的省内成交电量按照电压等级进行划分。
设被替代机组i和替代机组j所在电压等级均为s;K为省内交易机组所在电压等级的集合;H为省m内送受电关口所在电压等级;电压等级k中替代交易总量为Qm,TD(k),被替代交易总量为Qm,BTD(k);qi_n,TD(s-k)为机组i与处于电压等级k的机组的成交电量。对于被替代机组i的省内成交电量划分如下。
1)当Qm,BTD(s)≤Qm,TD(s)时
2)当Qm,BTD(s)>Qm,TD(s),Qm,BTD≤Qm,TD时
3)当Qm,BTD(s)>Qm,TD(s),Qm,BTD>Qm,TD时
对于替代机组j,将式(9)～式(11)中各变量的下标由BTD转换为TD,TD转换为BTD,便可进行对替代机组j的省内成交电量的分解。
2.2 省内网损补偿方法
以替代双方的替代上网电量作为输入电量,按照电量流向为由替代机组上网侧经电网传输至被替代机组上网侧,根据发电权交易替代双方的电网接入点,按照“变压升损原则”[11],确定省内网损补偿电量。对于省m中处于电压等级s的替代机组j,其省内网损补偿电量为Lj_n,m(s)为:
式中:αb为第b次变压所处电压等级的上年(月)分压统计网损率;Bs -k为从电压等级s到电压等级k的总变压次数;Yb_n为标识符,当Yb_n=1时表示替代电量变压方向与省内基准变压方向相同,当Yb_n=-1时表示替代电量变压方向与省内基准变压方向相反,其中,省内基准变压方向依据上年(月)度各电压等级之间的传输电量情况或者依据系统典型运行方式确定。
3 区域发电权交易跨省网损补偿方法
3.1 跨省交易电量的追踪
根据各省中替代交易总量与被替代交易总量的不同,将区域内各省划分为净替代省和净被替代省。其中,净替代省的替代交易总量大于被替代交易总量,净被替代省的被替代交易总量大于替代交易总量。本文将净替代省作为发电机节点,净替代省的净替代电量作为发电量;将净被替代省作为负荷节点,净被替代省的净被替代电量作为负荷量,进而依据潮流追踪[12]的基本原理对净替代省(即发电侧)进行跨省电量的追踪。
假设流入节点v的电量之和为Qv,则
式中:U为电量流向指向节点v且与其相连节点的集合;Qu-v为节点u与节点v之间线路的传输电量,方向由节点u指向节点v;Qv,JTD为节点v的净替代电量,当v为净被替代节点时,净替代电量为0;N为所有节点集合。
设cu,u-v为节点u相对于节点u与节点v之间线路的转移因子,则式(14)可以表示为:
将其表示为矩阵形式如下:
其中AU的元素aU,v u为:
由式(15)可以得到:
因此,节点u与节点v之间线路流过的电量可以表示为:
则净替代省m的跨省电量流经节点u与节点v之间线路的电量Qm,u-v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对于净替代省m中替代机组j的跨省电量在省u与省v之间联络线的电量成分qj_w,u-v为:
同理,依据潮流追踪的基本原理对净被替代省(即负荷侧)进行跨省电量的追踪,可以得到净被替代省中被替代机组的跨省电量在省间联络线的电量成分。
3.2 省间联络线网损补偿方法
对于净替代省m中的替代机组j,其穿越省u与省v之间联络线的电量Fj_w,u -v为:
式中:Yw,u -v为标识符,当Yw,u -v=1时表示联络线交易流向与省间基准潮流相同,当Yw,u -v=-1时表示联络线交易流向与省间基准潮流相反,其中,省间基准潮流方向依据上年(月)度省间物理电量交换情况或者依据系统典型运行方式确定。
联络线补偿网损等于穿越该联络线的电量与该联络线的补偿网损率之积,对于净替代省m中的替代机组j,其对省u与省v之间联络线的补偿网损电量Lj_w,u -v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λu -v为省u与省v之间联络线的补偿线损率,参照文献[13],可取前3年联络线j统计线损率的平均值。
3.3 电量承运省网损补偿方法
对于净替代省m中的替代机组j,其穿越省u的电量Fj_w,u为:
式中:D为电量流向背向节点u且与其相连节点的集合。
电量承运省的补偿网损等于穿越该电网的交易电量与该电网的补偿网损率之积,对于净替代省m中的替代机组j,其对电量承运省u的补偿网损电量Lj,u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βu为转运省u的补偿网损率,可按照所经转运省电网前3年主网架(如西北电网主网架为330 kV和750 kV,华北电网等其他区域电网主网架为500 kV)的平均网损率计算确定。
4 实例分析
4.1 数据准备
A,B,C,D四省共12台机组参与月度区域发电权交易,统一边际出清结果和省间交易电量分别如表1和表2所示。省内基准变压方向和省间基准潮流方向如图1和图2所示;省间联络线综合线损率及各省的分压线损率如表3和表4所示。
4.2 计算分析
各机组的网损补偿结果如表5所示,图3给出了省内交易量与省内网损补偿量之间的关系。
由图3可知,机组省内网损补偿量主要受省内交易电量的影响,但是由于省内网损补偿基于“变压升损原则”,使得补偿责任与机组所处电压等级密切相关,如机组B2的交易量大于机组B3,但是,由于机组B3处于110 kV电压等级,替代过程经过1次变压,使得其省内网损补偿量反而大于机组B2。
从表1中各省的替代和被替代总量可知,省A和省B属于净替代省,省C和省D属于净被替代省。图4给出了省内成交电量与跨省成交电量的分解情况,由图4可知,本文提出的方法基于机组类型和省类型(该类型专指替代或被替代机组),确定跨省网损的补偿责任,即净替代省的替代机组A1,B1和净被替代省的被替代机组C2,C3,D2,D3作为跨省网损补偿的责任主体;同时,方法也体现了网损补偿的公平性,即在同一省内相同类型机组的省内成交电量与跨省成交电量划分比例相同, 如图4所示,C2和C3、D2和D3省内成交电量与跨省成交电量划分比例相同。
机组A1,B1,C2,D2对电量承运省和省间联络线的网损补偿结果分别如图5(a),(b)所示。由图5可知,机组的跨省网损补偿量与省间交易电量、交易流向以及基准潮流密切相关。由于省间联络线A-D和C-D的交易流向与基准潮流方向相反,使得其补偿电量为0,这也使得仅有省B存在电量承运省的穿越网损补偿问题。
5 结语
本文提出的边际出清下区域发电权交易网损补偿方法,解决了基于电力库交易模式下进行发电权交易所面临的网损补偿问题。文中以发电权交易“就近相抵”原则明确了交易的匹配对象,使网损补偿结果与各交易产生的物理流所对应的网损责任趋同;基于“变压升损原则”的省内补偿方法,使得省内网损补偿电量不仅受交易电量的影响,而且与机组所处电压等级密切相关;依据潮流追踪的基本原理实现了跨省交易电量的追踪,使得跨省网损补偿量与省间交易电量、交易流向以及基准潮流密切相关。在电力库的发电权交易模式下,建立计及网损的发电权交易模型将是本文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区域补偿机制 篇8
SWOT分析法是竞争分析常用方法之一, 常被用来分析产业发展战略, 运用这个分析方法, 有利于人们对产业所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地研究, 有助于人们制定发展战略和计划, 以及与之相应的发展计划或对策。在SWOT理论的指导下, 本文分析了宁夏医药产业现状, 构建了宁夏医药产业的矩阵图 (见下图) , 对宁夏医药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讨论。
一、宁夏医药产业优势分析
㈠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进一步促进了医药产业结构的调整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是西部地区加速发展的又一个重大历史机遇。在这一阶段, 以“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着力建设美好家园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加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 着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为重要指导思想。宁夏要牢牢把握这个历史性机遇, 充分开发利用宁夏丰富的医药材资源, 大力发展绿色环保的中草药种植及深加工产业。
㈡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不断拓展, 加速了原料药生产的扩张医药需求状况主要受人民生活水平、人口的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城市化进程等因素的影响。从人均用药来看, 我国医药市场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居民的人均用药水平低下, 还不到10美元, 欧美国家为180美元左右, 差距还是很大的, 这也为我国医药行业提供了巨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目前, 化学原料药已成为我国医药工业的支柱。宁夏的以启元药业为代表的化学药生产, 盐酸四环素原料药已经通过了美国FDA认证和欧洲COS权威认证, 占据世界需求70%的市场份额, 成为宁夏重点出口商品。红霉素原料药生产规模、技术居全国第一, 销量与日俱增。启元药业成为国内发酵能力最大的原料药生产企业, 在全国抗生素原料药生产领域处于领导地位。
㈢山区生态环境重建, 为宁夏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原料基地宁夏复杂的地形地貌, 类型较多的土壤和独特的生态条件, 环境孕育了种类繁多, 疗效显著经济价值较高和独具特色的中药材品种。宁夏共有中药材1104种, 其中药用植物917种, 药用动物182种, 蕴藏量在3亿公斤以上。道地药材除驰名中外的枸杞、银柴胡、甘草、麻黄、锁阳外, 尚有珍稀濒危动植物多种, 是一个具有显著特色的天然药库, 也是国家级三大中药产业现代化基地之一。自2001年退耕还林还草以来, 中草药种植成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路。例如, 种植麻黄草年收益为16500元/公顷, 银柴胡收益33000元/公顷, 其他品种药材收益平均可达22500元/公顷以上, 而种植玉米收益仅为7500元/公顷, 种中药材可以使广大农民脱贫已形成共识。截止2009年初, 全区种植中药材6.666余万公顷, 野生药材资源修复区26.666余万公顷。
㈣良好的政策导向, 为医药产业的发展营造了外界环境“十一五”以来, 我国医药工业整体产销、效益持续快速增长, 呈现效益增长领先于产值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 数据分析, 可预期的发展目标是在2012年, 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将跻身全球前三位,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目前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正处在一个巨大的政策变更期, 对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四个方面的政策框架, 即医疗体制改革、医药市场准入政策、医药市场监管政策、加大扶植生物医药创新政策。以上四个政策框架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在研发、市场、投资等各个环节的积极应对, 将是生物医药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的关键, 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二、宁夏医药产业劣势分析
㈠医药生产企业数量少, 规模小宁夏大多数医药生产企业存在着规模小的不合理组织结构。截至2009年底, 全区仅有1家大型企业销售收入上亿元的, 绝大多数企业为小型企业, 企业资产和年销售收入只有几百万元或者几十万元。小型企业大多先天不足, 缺乏发展后劲, 难以形成规模, 多数企业靠一两个传统产品过日子, 难以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即使像启元药业这样在区内名列前茅的企业, 其销售收入和利润与国内制药企业相比, 也属于“小字辈”。再加上企业产品品种单一且雷同, 产品加工属初级阶段, 名牌产品少, 低水平重复生产相当严重, 达不到经济规模。这样的产业格局, 制约了宁夏医药经济的规模化发展, 影响整个宁夏医药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㈡医药企业研发能力弱宁夏医药产业研发能力弱, 已经成为制约宁夏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主要表现在创新研制能力总体水平低, 道地药材的深度开发不足, 产业化程度低, 大多数产品仅以初级原料品进入市场, 资源优势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研发人才总量偏少, 整体实力不足, 力量分散, 高层次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匮乏。生产方式落后和劳动生产率低。企业仍然以传统的生产方式为主在中药有效成分的科学提取上技术落后;中药产品的质量和产品的现代化生产水平较低, 中药的针剂、粉剂、软胶囊、缓释剂、气雾剂等先进剂型开发水平低。
㈢医药产品营销网络滞后宁夏地处西北, 经济发展落后、交通不畅、信息不灵, 医药行业在开拓市场、营销方式上观念落后, 缺乏大产业、大市场、大流通意识, 有了好药却难以打开市场, 难以造成名牌效应, 市场占有率低, 这是制约宁夏医药产业发展的瓶颈。大部分医药企业都仍停留在产品观念和生产观念上, 推销观念和市场营销观念淡薄及对市场和消费者研究不足, 普遍缺乏营销人才和应用营销网络、营销方式的意识和知识, 靠传统的销售方式和“单打独斗”跑市场。目前, 宁夏的医药企业的拳头产品品种规格很小、品牌少、名牌企业缺乏, 系列化、标准化、现代化水平低是宁夏医药产业的一块硬伤, 导致营销无从谈起。
㈣产业整体管理水平较低医药行业从管理的制度看, 医药行业过分强调药品的特殊性,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专营性, 忽视了药品也是商品, 医药企业同样处于市场竞争的大潮中, 造成了医药企业的自主竞争力差。我国的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分属于不同的行政机构, 行业管理制度的落后是医药企业管理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行业管理的法规和制度建设工作不完善也是造成产业整体管理水平低、不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原因。从企业管理水平的角度看, 也存在经营机制和营销观念落后, 管理方法原始, 管理手段落后, 基础工作薄弱的问题。宁夏的医药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企业现有人才流失的问题。
三、宁夏医药产业发展战略
区域补偿机制 篇9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利益,补偿机制
安全隔离区[1]致使农村土地流转利益补偿普遍偏低, 农民利益受损。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不得损害利害关系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因此, 农民利益补偿问题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从国内来看, 对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利益补偿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关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补偿价格的探讨。黄丽萍指出“承包土地使用权价格就是承包土地的转入方向转出方缴纳的租金”;[2]而朱奇云认为, 农民获取农地承包权是交纳了地租的, 只是在不同时期农民以不同形式上缴。[3]刘慧芳在对我国农地地价构成和量化研究后, 提出农地价格应包括农地质量价格和农地社会价值体现的价格;二是关于利益补偿范围研究。有学者归纳出两种观点, 其中之一是原用途加社会补偿;三是有学者等对土地流转收益的分配方面的制度建设。提出“将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而产生的各类收益按比例统筹到农民的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账户中去。通过地方立法形式, 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进行规范”;有学者对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利益补偿机制的基本思路及相关体系建设进行探讨。总体看来, 目前, 对农民利益补偿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探讨, 而实地调研为基础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的研究非常有限。
安全隔离区建设中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利益补偿问题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一种重要形式, 本文对油气开发安全隔离区建设中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利益补偿的机制问题与完善等探索, 对充实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利益补偿机制的理论研究, 促进项目区农民的利益的保护, 意义重大。
一、安全隔离区建设中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利益补偿做法与依据
1.选择耕地林地作为土地流转价格计算对象
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类型多, 确定土地流转价格计算对象是安全隔离区建设中土地流转农民利益补偿首先面对的任务。在川东北高含硫气田安全隔离区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利益补偿实践中, 土地流转供需双方主要选择耕地和林地为主要计算对象, 主要原因是耕地和林地均是农户具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村土地, 而且耕地和林地在流转土地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根据川东北高含硫气田土地利用类型测量结果显示, 气田所在地区林地面积最大, 占气田所在地区土地总面积的37.34%;耕地总面积占25.55%;林地和耕地面积合计62.89%, 林地和耕地是川东北高含硫气田安全隔离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从实地调查情况来看, 无论是地方政府、村集体还是农户都一致同意把耕地和林地作为流转补偿的计算对象。虽然 林地也可以根据其原用途来计算相应的流转价格, 但是在安全隔离区的调查中, 林地基本上没有实物收益, 这种计算方法用于林地就不具可操作性。所以统一用耕地作为土地补偿的计算对象。
2.明确农村土地流转补偿范围与标准
明确补偿标准、确定补偿范围是川东北高含硫气田安全隔离区建设中农村土地流转补偿的关键。
(1) 明确补偿标准。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农村土地流转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确定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的具体规定, 但是指出土地供需双方能够可以自行确定“补偿标准”。在实际操作中, 川东北高含硫气田安全隔离区建设中农村土地流转, 主要按照行业惯例实施了以农地经济收益价值作为农用地价格土地流转补偿标准。
对具体的标准而言, 土地供需双方在认识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一方面, 土地供给方认为完全应该根据耕地的年农业产值以及其他因素作为流转补偿价值的计算基础。另一方面, 流转土地需求方如企业、项目业主等认为流转土地的真实价值应该体现在农户在农村土地上获得的净收益。 (2)
(2) 确定补偿范围。
川东北高含硫气田安全隔离区建设中农村土地流转, 主要的原则是按实际损失合理补偿, 确定的补偿范围是以土地流转补偿和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构成的补偿。从土地补偿来看, 土地流转补偿范围是参照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 为该耕地林地流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 按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的一半计算。 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来看, 主要参照征地相关条款, 进行定价。
3.选择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方式
选择补偿方式是农村土地流转补偿的必然环节。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可见在补偿方式的选择上, 国家没有明确的法规条款规定, 可以由“流转双方平等协商确定”。从目前来看, 川东北高含硫气田安全隔离区建设中农村土地流转主要采取的是货币补偿的方式。即安全隔离区建设中农村土地流转的需求方采取的是在根据合同规定的时间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给供给主体。该补偿方式的优点是简单易行, 能比较好的保证补偿费的及时到位, 土地的供给者能够直观地看到自己的补偿利益, 并且可以灵活机动地使用补偿资金。不足的是农民可能由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花光补偿费, 由此造成他们失去基本生活的保障, 从而既影响土地流转按合同的执行, 同时也会成为纷隐患。
二、土地流转中农民利益补偿存在的问题
1.测量与补偿价值计算存在的问题
(1) 不同的测量方法导致土地面积的差异大。
土地测量有三种方式, 国土部门在测量所有的土地流转面积采取的测量方式投影面积来计算, 投影面积与实际丈量面积在山区的差异有时是比较大的。但是作为农户的土地往往是通过丈量方式来确定相应的承包地, 或者其他土地面积, 当然, 部分地区依靠的是台帐来确定。实际上的问题是:农民的实际土地面积与国土测量部门确定的总流转面积之间的差距, 一般来说, 对农民的补偿又是根据国土部门测量的面积来进行补偿的。
(2) 确定不同土地价值的差异存在难度。
根据我国农地分类的规定, 耕地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 不同用途土地具有不同的价值。在实际调查中, 只把耕地划分为水田和旱地, 忽略了不同土地具有不同价值的差异。与选择耕地一样, 选择林地作为土地流转补偿的主要计算对象之一, 也存在一些问题。林地具体的种类划分和每一种面积不能精准的确定。在实际的补偿计算对象计算中, 必须确定上述林地具体种类和相应的面积, 由于调查区内林地也比较复杂, 要精确的确定林地的具体种类和面积成本非常大, 且不具有实际的操作性。为此, 在实际操作中不对林地作进一步的划分, 这比较符合安全隔离区的现实状况。
2.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标准与范围存在的问题
(1) 采用净收益作为补偿标准问题。
首先, 以土地的农业平均年产值为基础核定补偿数额是不合理的。随着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 农民对土地投入的增大, 土地前三年的平均产值不能替代若干年后土地的收益, 前三年平均产值的若干倍也不能替代土地的长期收益, 国家仅以土地原来经济效益很低的一种用途进行补偿, 是很不合理的。其次, 农村土地净收益低下还在于国家对农村土地用途的限制, 该限制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用途。但是, 当农村土地流转后的用途发生改变, 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较大差异。土地流转的供给方认为, 在安全隔离区建设中土地流转的需求主体并不是将流转的土地直接用于农业, 尽管限制区的土地今后要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但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企业的安全生产, 而是用于天然气和其附加产品等工业产品的生产, 理论上来说, 这种产品的净收益远远不能用农业产品的净收益来衡量。
(2) 补偿项目范围狭窄。
在项目区实际操作中, 现行对农民进行的补偿只是土地上直接经济损失补偿, 没有体现出对土地的价值全面考虑, 忽视了土地对农民具有的多种社会功能, 如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功能, 也没有涉及到由铁路征地行为造成的间接损失, 特别是参与地和相邻地的损失, 经营损失和租金损失等可以量化的财产损失和难以量化的附带损失。
3.补偿方式存在的问题
选择货币为主的补偿方式, 即一次性发放补偿费存在的问题是:农民希望考虑物价上涨影响因素, 即希望土地流转合同签订的时间短一些, 或者考虑物价上涨因素, 但是到底以什么作为依据, 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实情;其次, 调查中农民及地方政府希望一次签订时间为五年, 并考虑物价上涨因素。还有就是农民希望企业给与农民交通不便的补偿等, 这种补偿主要是因为农民的农用地并没有完全流转、或者是房屋拆迁后带来的耕种不便, 当然, 也有安全隔离区的隔离导致农民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去自己的土地上从事农业活动等。
三、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利益补偿机制的探索
1.耕地林地面积测算的选择
耕地林地面积测算和价值的确定直接关系土地流转农民收益。较为稳妥的办法是在操作中依靠台帐来确定安全隔离区建设中农村土地的面积。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农民的实际土地面积与国土测量部门确定的总流转面积之间的差距造成的困惑, 因为投影面积与实际丈量面积在山区的差异有时是比较大的。实际操作中可不对耕地作进一步的划分, 尽管在实际中有些地方把流转土地中的耕地补偿对象划分为水田和旱地, , 根据耕地的年产值来对林地的流转价值进行推算。
2.完善净收益补偿标准和拓展范围的选择
完善土地流转农民利益补偿标准拓范围是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利益补偿机制完善补偿的关键。
(1) 提高补偿的标准。
在实际操作中, 补偿标准最终的确定是以征地补偿为上限, 耕地的净收益为下限。主要是按照农民温饱生活的水平来补偿, 多地方的农民已经不满足目前的“温饱型”生活水平, 不少地方已经进入到“小康型”的生活水准。为此, 即使是按照上述第47条的规定给予补偿, 仍然无法使这些农民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 以致在土地用的过程中出现了被征地农民抗拒之事, 从而严重影响了国家建设用地的取得。从理论来看, 从农地私有制改造到目前的承包制, 农民分别以工农业剪刀差、公粮、承包金以及税费等形式交纳地租。 尽管我国从2004年以后已经全面取消了农业税, 应该说, 农户上交的租金几乎不存在。但是, 国家对这种权益的让渡, 应该由农民来享受。可见, 如果农村土地流转是完全按年产值作为主要标准, 则掩盖了土地用途转移后的农民应得到的实际价格。同时, 由于我国农村土地的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受到特殊城乡二元结构和国家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差异性而被大大低估, 导致农业的净收益很低。
(2) 拓展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利益补偿范围。
拓展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利益补偿范围是指在土地上直接经济损失补偿之外, 应该就土地对农民承包土地具有的多种社会功能的损失进行综合补偿, 如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功能损失补偿, 项目实施行为造成的间接的可以量化的财产损失和难以量化的附带损失补偿。即是可参照征地补偿相关法律, 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可以考虑进行土地全功能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等, 并妥善安排好被流动土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可以考虑以下方案。
3.完善补偿方式
针对土地流转中的货币补偿方式存在的问题是, 农民希望考虑物价上涨影响因素, 即希望土地流转合同签订的时间短一些, 或者考虑物价上涨因素, 因此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为主兼实物补偿方式。在我国农村土地的流转实践中, 许多地方为了考虑物价上涨, 特别是农产品物价上涨的影响, 一般用实物来作为计算依据, 再根据本地当年的农产品物价指数的上涨来对基数价格进行修正。
参考文献
(1) 郭晓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求、困境与发展态势[J].中国农村经济, 2011, (04) .
(2) 黄丽萍.农村承包地使用权流转价格低廉的原因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 2005, (08) .
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机制 篇10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发展后期的主要特点
黑龙江省是我国的资源大省，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具有肥沃的土地资源，粮食产量占全国的十五分之一。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全国的118个资源型城市中，13个属于黑龙江。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四大主要煤炭产地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大庆油田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黑龙江省森林资源也很丰富，伊春的森林覆盖率达72.6%。与一般城市相比，这些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决定了资源型城市发展后期的城市特征，借鉴众多研究成果并经过实践调查与研究分析，可以推断资源型城市在发展后期，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产业结构畸形
由于资源型城市都以资源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基本形成固定的产业布局，黑龙江省部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如表1。
表1 2011年黑龙江省部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对比
从表1可以看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是畸形的：首先，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例严重失调。资源型城市在产业结构上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较低；资源型城市第二产业从业占GDP比重远远高于全国甚至是全省城市的平均水平，而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所占GDP比重又低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其次，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2011年统计数字表明，大庆市第二产业GDP的比重达到了82.1%，其中石油和石油化工业的产值就占了工业总产值的九成，其他工业产值比重甚微；另外，从企业的隶属关系上看，大部分资源型企业属中央、省直属，地方工业产值比重甚微。再次，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资源型城市第三产业的层次普遍较低，而且只是由为资源型企业服务的商业及餐饮业发展起来的，其他像旅游、房地产、金融、广告、保险等行业还处在初级阶段。
城市建设松散
资源型城市一般是在矿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建成区域一般沿矿而建，随着矿区的发展而发展。矿业产业由于受资源储存条件及地质开采条件的制约，企业大多数都分散在远离市区的山区和近郊农村，并且矿产资源在一个地区的分布呈“大集中、小分散”的格局，使得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一般比较分散，呈现出“点多、线长、面广”的不利局面，这不但增加了城市建设成本，降低了城市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企业要兴办自己的学校、医院、商店等生活服务设施等一系列的“企业办社会”现象，加重了矿业企业的负担。
企业发展影响重大
在资源型城市中，资源的勘探、开采、冶炼、加工、销售等在城市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着整个城市经济的运行。这些主导企业绝大部分由国家投资，资金、人力、物力有保证，发展起较快，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能形成庞大的规模。由于这些主导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当地交通、电力落后的状况，为地区经济发展和交流创造了条件；主导企业吸纳的大批农村劳动力，改变了劳动力的知识、技术结构；主导企业的发展需要相关的原材料和物资供应，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兴起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多邻近资源型主导企业的农村已从过去单纯的农业型转向了工业型城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主导企业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如大庆在没有设大庆市以前，几乎所有的城市设施均是大庆油田的资产，从设立大庆市至今，以石油开采与加工为其主导产业。主导企业交纳了大量的资源税成为城市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企业对城市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生产成本上升
资源型产业和制造业有所区别，制造业生产一般存在规模经济，其单位生产成本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不断下降。与一般制造业产品的开发不同，资源型产业更多的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开采成本总体上来说是不断上升的。这是因为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一般采取自上而下、由近而远、先易后难、先优后劣的方式进行，随着运输距离的延长，资源开采的人工成本和服务性成本会增加，资源型产业的成本曲线如图1所示。
图1：资源开采成本曲线
后资源经济时期资源型城市加强补偿措施的必要性
黑龙江省的资源型城市经过多年的高强度开发，大多数城市已进入后资源经济时期，从而带来城市转型发展、就业和再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恢复等诸多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是资源型城市力不能及的，此时更需要的是国家政策的支持和经济上的补偿，能够让资源型城市在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之后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加强补偿符合我国国情和资源型城市的特点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对资源型城市的衰退大部分采取放任态度，与这些国家比较高的城市化水平、较低的人口密度、通畅的人口自由流动机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基本国情有关，更与这些国家资源型城市的特点直接相关。如城市普遍人口规模小、居住偏远地区，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影响小等。但是我国的情况与这些国家相比有较大差别，在我国城市化水平普遍较低，人口密度高，人口迁移受到许多限制，等等。资源型城市的特点则表现为：城市发展不受私人资本的控制，国有资本和政府在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强；城市规模较大；许多都具有地级或县级的行政建制，是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大规模转移困难，有重大社会稳定问题等；许多城市处在城市化水平很低的中西部地区，是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命脉，其衰退会导致当地经济的停滞。可见，我国资源型城市能否在国家政策和经济的支持下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并达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产业和社会发展的题中之义。
加强补偿有利于推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型城市在全国地域分工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些地区多为我国经济落后、生态脆弱和污染严重的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表现突出。因此，这些地区可持续发展是全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源型城市的后资源经济时期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问题更加凸显，由于多年对生态环境的开采和挖掘，已使此类地區的生态危机形势严峻，而且资源型城市的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可能波及周边其他地区，即这类地区生态环境状况也直接决定了相邻区域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必须及早治理并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加强补偿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资源型城市多数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它使得资源开发地的农业人口迅速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该地域内的城市数目和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区域不断形成和扩大，大大加快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资源型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增长极”的作用，由于资源型城市的辐射与带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由于资源型城市多是在偏僻落后地区兴起的，其中很多又是老、少、边、穷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發展和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对于这些地区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源型城市以其特有的资源和地域特点成为国家区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如果资源型城市不能顺利通过后资源经济时期并实现产业转型或任由其衰落下去，不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而且会给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后资源经济时期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构造
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到后资源经济时期时，受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传统资源价值理论的影响，对自然资源价值补偿不足，城市未来发展正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甚至会导致城市的衰落。加强和完善补偿机制对资源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战略指导意义。
建立规范有序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支持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建设
转移支付制度作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支柱之一，是中央政府在公共性财政体制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实施制衡的重要财政手段，又是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鉴于资源型城市环境问题欠账较多，历史遗留包袱沉重。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其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具体规定一定时期内向该地区转移支付在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和递增比例，以确保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份额，从而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重点支持这类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并参照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以法律形式对有关政府间转移支付事宜作出明确规定，使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努力将政府间转移支付纳入规范化的法律轨道上来。
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制度以保护和恢复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
建立生态补偿基金是由政府、非政府机构（民众及海内外人士）或个人拿出资金支持生态保护行为或项目，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捐款。基金分为两个部分，前期投入资金与后续资金。前期投入是启动资金，有了开始的启动资金才能开始生态补偿，后续资金维持和养护前期的成效，如果没有养护资金的投入，前期的投入无法得到继续，所以后续资金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国应该逐步构建以政府财政为主导，社会捐助、市场运作为辅助的生态补偿基金来源。
建立资源开采保护制度以延长资源型城市的生命周期
长期以来，由于资源性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建立资源开采保护制度，以国家指令为主导进行生产活动，但众多资源城市在后资源经济时期却因资源接近枯竭，没有积累足够的资金，面临着资源危机并承受着巨大的寻找接替资源和产业战略转型的压力，根据资源耗竭与增长极限论可知资源消耗尽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资源型城市不能及时找到战略转型的出路便会迅速走向衰落。在矿业不断深化改革的当今，这一制度上的缺失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越来越突出显现。为此，可建立资源开采保护制度，在资源型城市开采的稳定期就开始有计划地减少资源型城市的年产出量，以保护有限的资源储量并延长资源型城市的资源经济周期，使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战略转型以达到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建立绿色税收制度以防止资源浪费现象的恶化
所谓绿色税收制度，是指有利于节约自然资源、进行生态保护、防治环境污染，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税种改变，而是一整套的、系统的税收制度安排。税收立法要体现节约自然资源等达到绿色目的；税基、税率、纳税人等税收要素的设计要有绿色的理念。除开增有关节约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的税种外，在一些传统的税种中也要加入节约自然资源的绿色理念。我国现行的资源税课税范围只有7个税目，对大量的自然资源免税，造成无成本无代价地利用自然资源，从而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所以要扩大资源税的课税范围，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节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将现行资源税计税依据由销售数量和自用量改为按实际生产量计征，并在资源税法中严格减免措施。
区域补偿机制 篇11
为减少线损通常的做法是进行就地无功补偿[1]。就油田电网的实际情况, 无法通过计量法直接算出线损减少量, 即进线电源侧与负荷侧电量在同一段时间内相减。如统计某110 k V线路2010年度内从上级进线出口到本站电量差, 小于1.27%, 可见由于计量误差较大导致进出计量差为负数, 补偿效果也就无法通过计量表得出, 因此计量法不具有效性。通过计算的方式, 建立适合滨海地区区域电网运行实际的损耗计算方法, 评价无功补偿的经济效益。
1 油田区域电网无功补偿情况
1.1 线损范围
从产权管理范围来说, 胜利油田电力总公司主要管理着各电压等级的变电站, 35~110 k V电源进线 (包括滨海地区电网) , 另外还有少量的非油井负荷的6 k V线路。变电站数量多、电源进线较短, 线径也较合适, 负荷相对集中。购进和售出电量是从某220 k V枢纽变电站通过110 k V和35 k V出口购进电量, 经过变电站变压器降, 再从35 k V或6 k V油井出口售出电量, 线损主要集中在各站主变和进线上。
1.2 无功补偿情况
尽管各滨海地区各采油厂在6 k V线路、负荷集中的供电区块安装了电容补偿器, 但由于故障以及无法实现无功自动投切等原因, 所装电容只能按最小负荷考虑, 导致部分6 k V油井出线功率因数也不高, 在0.65~0.85之间。各注水站运行的高压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普遍在0.83左右, 这些单台电动机功率在1600~2200 k W范围内, 共计电动机35台, 总容量达到67 650 k W, 经常性运行电动机15台, 实际运行功率在21 600 k W。统计无功负荷, 整个滨海电网所有无功功率需量总计为25 000 kvar, 这些无功由各变电站母线电容提供补偿所需无功负载。
1.3 电网的实际运行方式
目前, 滨海地区各变电站的电源进线方式为双电源, 除检修、事故处理等情况外, 一般都按常规方式运行。主电源进线带负荷, 副电源进线充电运行。统计某110 k V变电站2010年两条进线运行时间:电东线运行时间8749小时38分钟, 双东线运行时间10小时39分钟, 主进线运行时间达99.88%。可见, 可以忽略副进线损耗, 认为进线损耗集中在主进线上。另外, 各站所带油井负荷比较恒定, 主变运行方式根据负荷大小固定为并列或分列运行。因此, 可以将进线和主变等值电阻ΔRj视为一定值, 这样简化了实际计算, 更具有可操作性。电容器根据6 k V无功需求, 投入容量比较固定电容组。根据滨海电网实际运行情况, 一般不改变运行电容组的容量, 但随着季节性负荷的变化, 采取一段电容单独运行或两段电容共同运行, 有时也对电容运行投入组数进行改变, 使进线功率因数满足要求, 因此实际运行电容功率Qc为分段定值函数。
2 滨海地区区域电网无功补偿经济效益分析
2.1 减少的线损
如果不进行无功补偿, 负荷所需的有功和无功均由电源进线提供, 这样电源进线上流过电流I1;当进行就地无功补偿后[2], 负荷所需的无功部分由变电站补偿电容提供, 电源进线上流过减少为电流I2。
相应地, 电源进线上的损耗功率ΔP由原来的Δp1=3I12ΔR下降为Δp2=3I22ΔR, 则线损减小量
式中:
P1——补偿前进线功率, k W;
P2——补偿后进线功率, k W;
I1——补偿前进线电流, A;
I2——补偿后进线功率, A;
Q1——补偿前的进线无功, k W;
Qc——补偿后的进线无功;k W;
ΔR——进线等值电阻, Ω;
Δp——电源进线上的损耗功率, k W;
U——电源进线电压, V。
2.2 无功补偿平衡点
在实际运行中, 运行电容也有损耗, 实际节省的有功为
式中:
pc——电容器补偿功率, k W。
显然要使无功补偿产生效益, 则必须大于0, 即时, 才有补偿无功的经济价值。
◇当电压等级为110 k V时, Q1>30 250/ΔR;
◇当电压等级为35 k V时, Q1>30 62.5/ΔR;
◇当电压等级为6 k V时, Q1>90/ΔR (ΔR为折算到相应电压等级的等值电阻) 。
当进线无功满足上述条件, 才有补偿的经济价值。
2.3 实际减少的线损电量
对于一段时间内的损耗电量减少量
式中:
ΔW——损耗电量减少量, k Wh;
Qci——在某一段时间内投运固定容量电容组的无功, k W;
Vi——投运补偿无功后一段时间内进线的无功电量, k Wh。
3 滨海地区区域电网无功补偿经济效益计算
从式 (2) 得出的结论为补偿和损耗减少量均发生在同一电压等级下, 实际上电容补偿在6 k V侧, 而损耗发生在主变、35 k V进线或110 k V进线上, 其中还涉及到三线圈变压器, 因此还需要根据变电站实际情况进行界定:将所有电压、电阻值折算到高压, 在计算35 k V变电站损耗减少量时, 电压U取35 k V;在计算110 k V变电站损耗减少量时, 电压U取110 k V;为进线回路的电阻与主变折算到高压侧的电阻值之和, 三绕组主变等效电阻只与高低压侧有关, 与中压侧无关;因为变压器本身的无功消耗和三绕组变压器中压侧无功需求, 可将Vi统一取为两台主变6 k V侧无功电量之和。
对于整个滨海地区电网的进行无功补偿的有功损耗减少量的计算中要以各站为单元, 在各站的计算中要以投运电容无功曲线进行分段计算, 然后将各个分段损耗减少量进行累加, 即可得到该站在某一时段内的损耗减少量, 然后以此方法算出各站损耗减少量, 最后汇总出滨海电网某一时段内的损耗减少量, 也就是进行无功补偿后产生的经济效益, 下面是两个经济效益计算案例。
1) 仍以该110 k V变电站为例, 计算该站2007年度电容投运后本公司内线损减少量。该站电量从220 k V变电站购进电量, 从本站6 k V计量电量, 另有35 k V出口。但不作为关口计量, 而是从各出口所带35 k V变电站的6 k V侧出口计量电量。本站线损计算主要集中进线和主变上。
主进线名称:主进长度25.76 km, 线型参数:LGJ F-240/40, 0.13Ω/km;主变2台, 运行方式为并列运行, 主变型号SFS7-31500/110, 计算出进线等值电阻ΔR为4.42Ω。验证结果电容补偿经济效益为负。实际线损减少量为47 213 k Wh。
2) 以某35 k V变电站为例, 计算该站2011年度电容投运中本公司内部线损减少量。该站主电源为上述110 k V变电站, 因此线损主要集中110 k V进线和主变, 35 k V进线和主变上。主进线长度2.85 km, 线型参数:LGJ-150, 0.21Ω/km;主变2台, 运行方式为并列运行。主变型号SF7-10000/35。计算出进线等值电阻ΔR为1.39Ω。验证结果电容补偿经济效益为正。实际计算损耗减少量为15 798 k Wh。
4 结束语
在进行无功补偿前, 首先要评价区域电网的无功补偿经济效益, 验证无功负荷是否达到经济效益平衡点。特别是随着变电站电压等级越高, 所要求的无功负荷越大。否则盲目进行无功补偿, 对区域电网不仅不会产生好的经济效益, 还会增加额外的损耗。
参考文献
[1]蔡敏.电网无功补偿方式的探讨[J].华中电力, 2004 (2) :35-37.
【区域补偿机制】推荐阅读：
区域补偿06-22
石家庄市新客站广场规划区域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08-23
土地补偿机制07-28
财政补偿机制11-15
政策补偿机制11-23
空位补偿机制01-04
防御与补偿机制12-18
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06-29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09-10
成本分担与补偿机制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