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通用6篇）

江户时代 篇1

浮世绘,也就是日本的风俗画,版画。它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 ~ 1867年间,也叫德川幕府时代) 兴起的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是典型的花街柳巷艺术。主要描绘人们日常生活、风景和演剧。浮世绘常被认为专指彩色印刷的木版画(日语称为锦绘),但事实上也有手绘的作品。日本束京富士美术馆收藏了一百件经典浮世绘作品。浮世绘反映了当时日本大众文化与戏剧的发展, 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艺术类型,它发展自日本江户时代的江户(即现在的东京),经济繁荣发展的背景造就了资产新阶级的兴起,带动了平民大众的生活娱乐场所的出现(如歌舞剧场和相扑等),商业的盛行,印刷的技术也让可多次复印的木刻版画书有了普及和蓬勃发展的条件。

一、“江户浮世绘”

盛行于17世纪中期的浮世绘,在整个江户时代,都是贴近庶民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浮世绘能反映出对流行敏感的庶民想法,不拘泥于旧有的传统束缚,经常大胆运用新题材、新技法、新画具,追求走在时代尖端的流行,将其发展为画作。而浮世绘的技法在19世纪达到高峰。这一时期的浮世绘运用了西方传来的颜色美丽的化学染料,以日本的象征富士山为主角,创作出了一系列名作。这一时期的浮世绘,更透过行业流动远渡重洋,带给法国印象派等许多艺术家莫大的影响,并在欧美掀起一阵日本主义风潮。

二、“上方浮世绘”

在浮世绘中与“美女图”和“风景画”并列大受欢迎的, 还有以庶民娱乐歌舞题材的“演员画”。观众们对歌舞伎及演员的心意,化为希望能随时看到剧中令人感动且经典的知名场景,以及转化为对演员的期待,因此有了演员画。“演员画”(役者绘)其功能就像现代演员的剧照一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大阪为中心而发展的“上方演员画像”(在江户时代,大阪和京都地区通常被称为上方)。江户演员画的特色是将演员描绘得美化且端正。 想较之下,活跃于上方的有些画师,比起将演员理想化、 画得漂亮,他们更重视写实地描写演员充满人性的一面。 上方浮世绘在服装上的描绘尤其精细,另一个特征则是有许多两画相连,三画相连的连续画。在欣赏上方浮世绘时期的上方演员画时,我们能感受到在最为盛行的19世纪,这些演员画中可以观察到江户与上方的不同审美观。

三、总结

日本浮世绘以简洁明朗的形象描绘人间百态, 对江户时代的平民生活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展现。浮世绘用东方绘画典型的语言和表现形式显示出了一种新的审美理念, 在这种审美理念中不仅蕴含着尊崇“自然之道” 的民族审美意识, 而且彰显着浮世绘作为江户时代的平民艺术所特有的审美精神“粹”。浮世绘所表现出的是对人的生活情趣的追求、立足当下及时行乐, 和主张人生有所作为才能有所享受的浮世精神, 这是属于人的精神, 也是浮世绘的生命力的真正所在。

摘要：在亚洲和世界艺术中,它呈现出特异的色调与丰姿,历经三百余年,影响深及欧亚各地,十九世纪欧洲从古典主义到印象主义诸流派大师也无不受到此种画风的启发,因此,浮世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浮世”是指当时人们所处的现世,即现代、当代、尘世之类的意思。“浮世绘”受到中国木版年画、古代仕女画、插图等的深刻影响,这在其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上可见一斑。但它同时又融合了日本民间的艺术形式,脱胎于大和绘风俗画,代表平民的审美情趣的同时又体现了日本民族雅致的特点,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和民族特色。

关键词：浮世绘,日本民族特色,艺术形式,现实主义特征

参考文献

[1]日本浮世绘东京富士美术馆典藏资料.

[2]国立台湾美术馆202展览室.

江户时代 篇2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江户儒学

日本的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是一个儒学日本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一个教育勃兴的.时期.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过多种途径传到了日本.藤树书院是日本最早的书院,其学规几乎全盘照录揭示.以山崎斋著<白鹿洞书院揭示集注>及<白鹿洞书院集注序>为契机,儒学者开启研究和传播<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潮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考察当时的儒学者们如何理解与接受这篇学规,不仅有助于了解它给江户时代学校教育带来的深刻影响,同时也给研究同时期日本接受与发展朱子学等儒家思想提供了依据.

作 者：柴田笃 杜娟  作者单位：日本国立九州大学,福冈,8128581,日本 刊 名：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9(2) 分类号：B2 关键词：揭示   朱子学   儒学   学规  

江户时代 篇3

伊万里的名称因日本有田烧制的瓷器在伊万里港装船运出而得名，瓷器的产地位于今日本佐贺县。17世纪至18世纪，伊万里烧金手瓷器曾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贸易而声名远播，畅销海外，特别是受到了欧洲人的喜爱。北京艺术博物馆引进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江户时代的外销瓷精品，举办了“百年远航：江户名瓷·伊万里展”，展品中就有近一半的文物为金手瓷器。它们以1790年至1830年的制品为大宗，保存完整，造型新颖独特，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图案内容丰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新颖独特的造型

日本伊万里金手瓷器产量很大，至今在欧洲各国的许多宫殿、官邸、豪宅内仍有收藏，它们往往与中国景德镇窑彩瓷、龙泉窑青瓷、德化窑白瓷等共同装饰于一室。这些瓷器作为17世纪至18世纪外销欧洲的重要产品，除了大量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日用器皿与整套餐具外，还有许多造型雄伟的陈设瓷。这些瓷器大多依据欧洲来样或订单进行生产，故散发出浓浓的欧洲风情。

陈设瓷有大瓶、大花觚、大罐、大盘、塑像等，它们大多成双入对，组合陈列。展览中虽然不能完全再现当时的场景，也不能保证每类器物都能成对展出，但其恢宏的气势仍让观者感到无比的震撼。

日用瓷更是丰富多彩，有各种各样成套的葡萄酒壶和葡萄酒杯、咖啡壶和咖啡杯、巧克力杯、茶壶和茶杯、啤酒杯、沥水碗、调味瓶以及剔须盘（或为放血用器）等。为了满足欧洲人生活习俗的需要，这些日用瓷器均经过特别设计、制作而成。它们有的直接模仿了欧洲当地的马约利卡锡釉陶器、荷兰代尔夫特陶器或莱茵石火器，有的则是运到欧洲后被配以金属材质的盖或流。尤其是一些为了适应西方人们生活习惯而加以改装的器皿，虽然使用功能大大改变，却仍然保留着东方瓷器的特别韵味。

杯盘往往组合成套使用，有的是当时欧洲宫廷贵族用的巧克力杯，有的是红茶杯或咖啡杯。它们大小不同，高矮不一，有的带托盘，有的带盖，有的二者兼有，有的则托盘与盖皆无。尤其是与执壶配套使用者，更显珍贵与讲究。此外，还有沥水碗，因碗底有多个用于沥水的小孔而得名，下面还带有三足并承以托盘，设计十分科学合理。

精美华丽的装饰

日本伊万里金手瓷器纹饰精美，无论装饰风格还是图案内容均融合了多种文化因素内涵，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与无穷的艺术魅力。总体上来看，其装饰风格大致可分为日式风格、欧式风格和中式风格三类，其中以颇具日本风情的日式风格为主。

日式风格的瓷器装饰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枫叶、盆花、室内屏风、樱树、美人图和七福神等，其中以樱树纹、美人图为代表。

樱树纹的出现是与日本人喜爱樱花的历史情结密切关联的。自古以来，樱花就深受日本人的钟爱，被称为日本的国花，这些瓷器上的樱花纹，除了作为主体图案外，也有作为辅助边饰的，或装饰在大罐的腹部，或点缀于花觚的口沿，其中以整盆盛开的整株垂枝樱花最具装饰性与代表性，画面烂漫热烈，充满了春天的勃勃生机。

美人图则是深受同期浮世绘艺术影响的装饰题材之一。这种“浮世绘”风格的美人图，兴起于江户时代，题材多样，反映了当时町人大众的生活和风俗，那些姿态万千的歌女、舞女、女优、游女、浴女等，生动再现了江户时代日本底层妇女的生活与文化。

日本伊万里金手瓷器的装饰，有一部分是为了专门满足欧洲社会人们生活的审美需要与习惯而按订单或来样绘制的，具有浓烈的西方文化色彩，因此称为欧式风格。如反映欧洲贵族、富豪、名门或望族显赫地位的纹章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图案，它们是按照当时欧洲王公贵族们提供的家族纹章特别绘制的，有的装饰在大盘的盘心上，有的装饰在剃须器皿上。实际上，纹章图案在中国景德镇窑生产的外销瓷器中也是屡见不鲜，二者的产地虽然不同，但绘制风格完全一致，均设计华美，画面细腻，制作精致。另一类具有典型欧式风格的题材内容是西方古典神话故事或西方人物图案。

日本江户时代的伊万里金手，许多作品最初是明显受到中国明末清初景德镇窑及漳州窑彩绘构图与风格影响的，特别是“芙蓉手”，堪称是中式风格的典型代表。所谓“芙蓉手”，即指仿造中国明代万历时期外销到欧洲的“克拉克”青花瓷。

此次出展的“芙蓉手”，除了青花大盘外，也有金手大盘。如本文图中一件金手大盘，盘心内画一插满鲜花的花瓶，周围分为八区开光，恰似一朵盛开的芙蓉花，“芙蓉手”亦由此而得名。它与中国明代万历年间（1573年至1620年）景德镇民窑创烧的“克拉克”青花瓷风格一致，无论是图案的开光布局，还是满密、华丽的装饰，均十分相似，难分伯仲。

此外，带有中式风格的瓷器装饰也有山水、人物、梅花、凤鸟、螃蟹、白菜等，以及体现中国古人追求长寿思想理念的“寿”字纹。而一些瓷器底部甚至直接模写“大明嘉靖年制”等中国帝王年号款，更加说明了中日两国瓷器文化技术间相互交流与影响的历史事实。

日本伊万里金手瓷器有着特殊的烧造工艺与独特的绘画技法。首先，从工艺上看，日本伊万里金手瓷器因瓷土的耐火度比景德镇原料低，在成型方面容易出现问题，因此为避免瓷器在烧窑时塌底，工匠们采用了支钉方法。但是在烧制后还要将小支钉去除，因此在器物底部会残留有黏结痕。这是中国瓷器与有田瓷器的一点重要区别。

其次，从彩绘技法上看，日本伊万里金手瓷器除个别不带金彩——类似中国的青花红彩瓷器外，大部分是带金彩装饰的，如纯白地釉上彩绘描金、色地釉上彩绘描金、青花五彩描金、红彩描金等。它们虽然均可从中国彩绘瓷器上找到技术传承的影子与文化交流的因素，但其在釉下青花或釉上深蓝、枣红、朱红、漆黑的色块内以金色再进行勾勒、渲染的彩绘风格，甚至是以大片金色铺地的做法，都成为伊万里金手与中国彩绘瓷的最大区别。正因如此，日本伊万里金手瓷器才呈现出富丽堂皇、繁花似锦的艺术效果，并极具装饰趣味。

大盖罐一对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

高61.5厘米，腹径32.6厘米，造型雄伟，成对组合，保存完整，十分珍贵。这种大罐一般都是成套或几件摆放在一起，有时还与大花觚或大瓶等配套使用。它们是欧洲宫廷殿堂内的常见陈设瓷品种。尤其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日本有田地区生产的这种金手陈设瓷器，色彩斑斓，有的还被装上鎏金底座或其他配件，与华丽的宫殿彼此衬托，相得益彰，奢华气度一览无余。

啤酒壶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

也可能是咖啡壶，高22.3厘米，宽15.1厘米，造型与欧洲使用锡类金属制作的啤酒壶或咖啡壶完全一致，显然是按照当时欧洲当地人们所使用的其他材质的器皿定制生产的。其柄上部有一孔，推测是用于系绳或系链以连接金属盖的。在此次的参展文物中，还有一件同样造型的青花瓷器，其腹部下面开有一圆孔，则完全是为了外销欧洲后再进行安装金属开关而设计预留好的。

剃须盘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

剃须盘堪称是外销瓷中的又一典型代表，其盘壁置一弧形缺口，十分独特。关于它的用途，人们进行了种种猜测：其一认为是欧洲理发店剃胡须时所用的器皿；其二认为是欧洲当地医疗过程中用于放血的器皿；其三根据盘上带有的圆孔，认为是装饰在墙壁上的挂盘。实际上，此类盘子在中国景德镇窑生产的外销瓷中亦较为多见，且从其盘心多绘有欧洲贵族家族的纹章图案推测，应是按照欧洲来样进行设计制作的。

带金属盖的长颈瓶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

高22.3厘米，腹径11.9厘米，瓶盖后加，盖内还装有木制金属芯瓶塞，从而为盛放葡萄酒等液体提供了更为有效的保护。这种金属盖、流、座等附属附件装置，都是在瓷器被外销至欧洲后，由欧洲工匠们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想像进行后加工的，最常见的就是镶嵌铜镀金或贵金属配件，目的是改变器物的原有功能而使其更适于欧洲当地人们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

调料瓶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

江户时代 篇4

1. 蓬勃发展的寺子屋

1.1 开始起步

最早的一批寺子屋出现在城市。城市里居住着逐渐富裕起来的町人, 主要是商人与部分手工业者。由于生活、生意上的需要, 这些人渴望接受文化教育, 而德川幕府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 官办的武士学校不接收平民阶层的子弟入学。所以, 一些落魄武士或僧侣等在民间自发开办起学校, 实施类似于寺院的世俗教育, 以满足部分町人的教育需求。

17世纪末起, 寺子屋的发展开始起步。城市里的寺子屋数量增多, 就连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也开始出现了寺子屋。高尾一彦认为:“重视才智的平民开始热衷教育……平民 (对受教育) 第一次产生强烈的意识。总之, 元禄年间是平民自发认识到教育必要性的时代。平民开始重视才智并自觉锻炼读写能力, 以及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2]此外, 从18世纪起, 开办者的身份也发生了明显变化。18世纪之前, 开办者以僧侣或神官为主, 18世纪中期以后, 僧侣或神官的比例减少, 开办者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平民。

1.2 逐步增长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平民对教育的需求也不断增长, 寺子屋也随之快速增长。渡边信一郎认为:“庶民教育得到飞速发展大约是在宝历年起 (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 , 那是日本庶民教育的转型时期。那之前, 进入寺子屋读书的大部分是有钱人家的孩子。”[3]

人人都要接受教育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社会上会识字和算术的人越来越多, 平民阶层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当时的社会逐渐发展成为这样一种社会:日常的生活、生产在客观上要求每个平民拥有一定的文字读写与算术能力。辻本雅史认为:“在当时, (平民) 若不识字或不会算术, 在实际生活中会经常遇到不方便, 甚至上当受骗。”[1]23

(单位:所)

资料来源:内山克巳等編著:『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現実の分析に立った』[M], 东京:学艺图书株式会社, 1961, 75.

1.3 达到顶峰

(单位:所)

资料来源:内山克巳等编著:『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現実の分析に立った』[M], 东京:学艺图书株式会社, 1961:75.

根据表1和表2可知, 1469-1624年, 日本有17所寺子屋, 年均开办0.01所;从1716年起, 年均开办寺子屋突破1所。此后, 寺子屋的发展共经历3个高峰:第1次从1736年起, 年均开办超过2所;第2次从1781年起, 年均开办数超过了12所;第3次从1830年起, 特别是从1854年到1867年的幕末, 年均开办数量达到307.21所。

幕末的寺子屋“渗透到了农村地区, 偏远的山村和渔村都有寺子屋的许多遗迹。”[4]到1883年为止, “日本大约开办过15560所寺子屋”, [5]有2/3的寺子屋是在江户后期开办的。幕末, 平民阶层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 生活贫困的农民纷纷奋起反抗幕藩统治, 社会动荡不安。同时, 西方列强侵略日本, 幕府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然而这一时期, 寺子屋的发展速度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2. 退出历史舞台

2.1 1872年《学制》的颁布

1868年初, 明治政府成立。1872年8月, 文部省颁布《学制》。《学制》以法国为主要参照对象, 模仿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永井道雄称之为“法国式的教育制度”。[6]早在《学制》颁布前, 文部省即发文各藩, 要求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当时到各地视察的文部省官员, 都把普及小学教育当成最要紧事向地方官员和民众宣传”。[7]121

《学制》规定兴建53760所小学, 使“每600人拥有1所新式小学”。[7]118从1873年到1875年间, 实际建立了25000多所小学。其建立主要通过以下3条途径: (1) 利用现有寺子屋、教师人员与设备, 改造或合并成新式小学。 (2) 允许新建小学与寺子屋并存, 将寺子屋逐渐改造为新式小学。 (3) 废除现有寺子屋建立新式小学。

各藩主要通过前两种途径完成指标。可以说, 明治政府的教育近代化改革直接宣判了寺子屋的死刑, 将其逐步改造为西式小学。据统计, 明治时代的新式小学中有2/3以上由寺子屋改造而来。

2.2 寺子屋的消亡

明治时代起, 寺子屋出现了负增长。一方面, 明治政府强令将其改造为新小学, 另一方面, 民间也没人愿意开办新寺子屋。1878年《教育令》颁布前, “日本大约还有412所寺子屋, 若算上私立的新式小学校, 总数也就1200所左右”。[8]但高桥俊乘认为:“极个别偏僻地区的寺子屋可能存活到了20世纪10年代。”[9]

(单位:所)

资料来源:杨孔炽:《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基础》[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235。注:数字前的减号表示负增长, 即减少的数量。

3. 从寺子屋始末看日本的平民教育

寺子屋是江户时代平民教育的典范, 其发展体现了平民教育的发展水准。江户时代教育的主体是平民教育, 而平民教育的主体则是寺子屋。经历了江户时代两个多世纪的迅速发展, 寺子屋在明治初期的教育近代化改革中走向穷途末路。即便如此, 寺子屋对日本的近代化仍然影响巨大,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关于寺子屋的消亡, 学者唐泽富太郎认为:“ (寺子屋) 的消失不是从内而外、自发的, 而是外力强制的结果, (外力) 包括新政府的政策, 西方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等。”[10]

3.1 保守性与近代性

寺子屋江户时代民间教育的产物, 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封建性特征。这是江户时代教育保守性在平民教育的体现。江户时代的教育带有鲜明的保守性, 其具体表现为武士教育与平民教育并轨的阶级性。官方开办的学校只面向武士、贵族阶级的子弟, 而平民的文化教育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正因为如此, 以寺子屋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模式得到蓬勃发展的契机。到江户后期, 幕藩为了维持统治秩序, 对平民教育加以引导, 试图将寺子屋改造为平民教养教化的训练场, 所以越到江户后期, 虽然寺子屋数量越多, 但其保守性特征也越明显。

另外, 数量庞大、遍及日本列岛的寺子屋是江户时代教育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明治初期的近代化改革贡献颇丰。所以, 寺子屋也有相当的近代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平民对教育的觉悟性不断提升, 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文化教育活动。这是其近代性最有力的体现。学者依田熹家还认为, “当时人们对教育的期待不仅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 而且主要在于人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心情, 渴望通过接受教育全面开发自我、提升自我。这种心情已渗入社会的最底层…… (受教育) 已融为平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1]

3.2 普及教育与提高民智

到了幕末, 寺子屋的身影已在日本列岛随处可见。寺子屋普及的结果是, 日本国民整体的文化素质得以提升, 具体表现为平民的识字率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的平均水平。有位叫梅奇尼科夫的俄国人曾在欧美长期生活过, 1874年他到日本担任俄语教师, 著有《回忆明治维新》一书。该书描述到当时的马夫、女佣等在闲时贪婪阅读小册子的情景。“当知道这些小册子是通俗小说, 那些底层民众阅读小册子是为了在工作之余获得快乐时, 他对日本当时普通民众识字率之高大发感慨, 认为当时日本平民的识字率比同时期的欧美国家还要高。”[12]辻達也认为:“在为每天的生计奔波的同时, 识字、读书等需求在江户社会底层民众的内心中仍然强烈存在, 这是事实。”[13]

3.3 平民道德教育的先驱

寺子屋的三大传统教学内容为读书、写字、算术。此外, 寺子屋还重视培养学生的道德, 规范学生的日常言行。江户后期, 随着身份等级制度的动摇, 武士教育下移, 平民教育上移, 武士文化与平民文化渐同, 许多原本属于武士教育范畴的内容, 诸如插花、茶道、画画、弹琴等课程, 也开始出现在寺子屋的教学中。例如, 武士道原本属于武士阶级最重要的道德教育, 一般只面向武士, 却逐渐渗透到寺子屋的教育中。随着寺子屋的普及, 武士道被越来越多的平民接受, 成为平民的日常修养规范与道德信仰。

3.4 近代民族国家的催化剂

学者森岛通夫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明治维新后立即建成近代的统一民族国家, 是因为在孤立的两百多年里, 国内交通与交换已使得日本作为一个单一实体出现的必要基础工作接近完成。所谓全日本成为单一的实体, 是指有统一的语言, 各地民众具备相似的思维与行动方式, 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准则与习惯上的相似性等。”[14]可见, 统一的书写和表达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必要而基础工作”。

寺子屋老师一般都会教学生一种“お家流”的书写体。它起源于镰仓时代, 后来与其他书写流派融合, 演变为最终的“和样书道”。德川幕府将这种书写体规定为标准的公文书写体, 即官方书写体。“お家流”随着寺子屋在平民阶层中得到普及。“到了江户后期, 不论是统治阶层的武士世界, 还是平民世界;也不论是东北部的偏远山区还是南部的九州地区, 不知不觉中, 整个日本列岛的文章书写体竟然统一了, 而且这种现象不是在幕府和诸藩的强制下形成的”。[1]34

此外, 江户时代方言众多, 各地人们在语言表达上有许多障碍, 被称为“一国一语”。寺子屋除了重视文字的书写外, 也进行多种多样的言语表达练习, 自下而上推动日本言语表达和文字书写统一局面的形成, 对“ (日本近代民族国家) 共通文字文化的形成”[1]34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寺子屋是江户时代平民教育的典范, 其发展体现了平民教育的发展水准。江户时代教育的主体是平民教育, 而平民教育的主体则是寺子屋。经历了江户时代两个多世纪的迅速发展, 寺子屋在明治初期的教育近代化改革中走向穷途末路。即便如此, 寺子屋对日本的近代化仍然影响巨大,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儒学对江户平民道德的影响 篇5

摘 要：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统治的鼎盛时代，儒学不仅仅成为了统治者进行封建统治的工具，也渗透到江户平民的生活中，幕府为加强对平民的思想统治，也开始干涉平民教育机构——寺子屋的教育，将儒学的伦理道德在平民阶层进行教授和传播，在达到维护其封建统治目的的同时，也使平民的道德修养得到了提高。

关键词：江户时期；儒学；寺子屋；平民道德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088-03

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载，公元285年左右，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儒学虽作为伦理道德的一部分进入到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当中，却一直没有成为统治者治国的根本思想，也没有形成具有一定约束力的道德规范。直到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开始大力发扬儒学，儒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日本人在吸收、借鉴儒学思想的过程中也逐渐将其本土化，形成了适应统治阶级乃至普通平民的道德价值规范，对平民道德意识的养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江户时期的儒学发展

1603年，德川家康出任征夷大将军，结束了日本社会长期混战割据的局面，建立了武士阶层以武力分割统治全国人民的政治形态——幕藩体制，确立了自己的封建统治地位。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德川幕府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首先，确立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到了18世纪，所谓士、农、工、商即“四民”的身份区别逐步固定，同时，兵农分离等一系列法令政策的实施，规定社会各阶层不能自由迁移。其次，为了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在思想上也及时的引进适应封建制度的儒学，并将其奉为官学，逐步使其日本化，以达到对社会各阶层的教化和思想统治的目的。

幕藩体制的日益巩固，也使得江户经济稳定发展，社会日趋安定，为日本吸收外来文化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为儒学的勃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儒学发展的同时，在日本社会形成了儒学各派，彼此之间展开学术争鸣，使儒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有学者也将这一时期称为日本儒学的勃兴期。这一时期的儒学派别有以藤原惺窝、林罗山为代表的“朱子学派”，以中江藤树为首的“阳明学派”，以伊藤仁斋为代表的“古义学派”和以荻生徂徕为首的“古文辞学派”等。

日本儒学各派虽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甚至各派之间观点相互对立，但都致力于儒学的传播和宣传，著书立说，招收学徒，极大促进了江户儒学的繁荣与发展，也使儒学思想渗透到各个阶层当中，使儒学伦理道德观深入人心。在儒学发展如此兴盛的背景下，儒学也在平民阶层得到了普及，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德川时代，多数教育家以圣人君子为理想，以道德教育为目的……其结果成了儒教的天下”。①这就使得儒学不仅仅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也被当时的平民阶层所接受，成为了日本国民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的行为准则。而对于平民阶层来说，他们接受儒学道德教育的场所就是寺子屋，江户时期寺子屋广泛普及，道德教育作为其中的一项教育内容，儒学的渗透对于寺子屋所展开的平民道德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平民道德教育的展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大平民对文化教育的需求迅速增长，以寺子屋为代表的平民教育开始蓬勃发展。寺子屋是江户时代主要的平民教育机构，寺子屋成立初期，虽以识字、算术等为主要教学内容，但将道德修养寓于平时的教学当中，采用的往来物等教材也大多对平民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进行了要求，修身科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教育内容。到了18世纪，以幕藩体制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秩序日益动摇，为了维护统治与社会稳定，幕府也开始通过指定教材和奖励等方式干涉和引导寺子屋教育，道德教育是其干涉的主要内容。

（一）寺子屋道德教育的内容

寺子屋源自中世时期的寺院教育，其传统的教学内容主要为读书、练字和算数，到了江户后期，教育内容也逐渐多样化。传统的教学内容，“练字排在首位，然后是读书，最后才是算数。”②道德教育起先渗透于平的读书和练字当中。师匠通过习字将日常生活中的传统美德传授给弟子，以培养个人的道德素质。

寺子屋所采用的教科书被称作“往来物”。初步性和实用性是往来物具备的最大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往来物在平民阶层中得到了接受和普及。往来物种类繁多，涉及到平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日本学者石川谦将近世出版的往来物分为教训类、社会类、语言类、消息类、地理类、历史类、实业类、理数类等类别，并分别对其数量进行了考察。（如下表）

由此可见，以道德教育为主题的往来，也就是教训类往来从数量上来看在寺子屋教育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教训类往来便是寺子屋道德教育的教材，主要有：《实语教》、《童子教》、《教儿教》（1658年）、《寺子教训书》（1713年）、《寺子教》（1788年）等。③其中，《实语教》和《童子教》的使用最为广泛。

早在镰仓时代，《实语教》就被作为初等教科书被广泛使用，《童子教》从室町时代开始也成为了较为普遍的教材，到了江户时代更为普及，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进行了多次的改编。《实语教》和《童子教》都是把经过佛教消化的儒学作为道德原理的训诫集，其中内容大多都旨在教导学生养成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兄弟慈爱、朋友相和等有关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如《童子教》中指出“父母者高山，须弥山尚下。母德者深海，沧溟海还浅。”“戴恩不知恩，如树鸟枯枝。蒙德不思德，如野鹿损草。”强调父母的养育之恩，教育子女须知恩报恩，对父母尽孝作为回报。《实语教》中也有“父母如天地，师君如明月，亲族譬如苇，夫妻犹如瓦。父母孝朝夕，师君仕昼夜，交友勿争事，己兄尽敬礼，己弟致爱顾”等诗句，告诉寺子们要懂得人伦关系，要从小做到孝敬父母，尊重师长，对兄弟友善。

同时，《实语教》中还有许多以劝学为目的的内容，如“山高故不贵，以有树为贵，人肥故不贵，以有智为贵。”“玉不磨无光，无光为石瓦，人不学无智，无智为愚人。”等，在教导寺子重视自身学识的同时，也指出学习必须要勤奋刻苦，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如“幼时不勤学，老后虽恨悔。尚无有所益，故读书勿倦，学文勿怠时，除眠通夜诵，忍饥终日习，虽会师不学，徒如向市人，虽习读不复，只如斗邻财。”

1722年，德川吉宗命日本儒学者荻生俎徕训点、室鸠巢翻译中国儒家经典《六谕衍义》，将其命名为《六谕衍义大意》，作为教科书颁发给寺子屋。其中所谓“六谕”，便是指“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和勿作非为”。这些教义无疑包含了许多儒家传统的观念和思想，对当时平民阶层的道德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寺子屋道德教育的方法

在寺子屋的教育中，最突出的教学方法便是强调寺子们日常生活学习习惯的养成和教师的人格感化。

根据日本学者石川松太郎的考察，山形县鹤冈市立图书馆收藏有某寺子屋于1703年的一组规章：（1）每天早上必须到手习所（寺子屋）学习，要反复练习作业，遇到不会的地方，先请教同学再请教老师。（2）必须全神贯注倾听老师的教导，禁止大声喧哗、说脏话、与人争吵。（3）隔天考察背诵，轮流到老师跟前背诵并接受老师的指导。

若出现违反以上规章的情况要给与一定的惩罚。惩罚措施有：鞭笞手心、扛课桌和禁止进食等。④

这些规定的制定和惩罚措施的实施无疑对寺子们的学习起到了一定的督促作用，通过这样的方法也使得他们在认真学习日常教学内容的同时培养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良好习惯。

与此同时，寺子屋教师的道德感化也对寺子们行为道德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学者古川哲史指出，寺子屋的道德教育成果不仅仅是课程学习和严格的养成教育的结果，教师的精神力量、人格感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⑤虽然在江户初期，寺子屋大量出现，教师品质良莠不齐，但随着寺子屋的普及和群众要求的提高，教师的素质如果低下就很难令儿童和家长信服，因此，幕府也出台了对有德的教师进行奖励的政策，以促进教师维持和提升自身的道德素质，从而更好的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这些教学方法，既从制度上对学生的行为进行了要求，又要求老师身体力行作为学生的表率，两者结合对寺子们的行为道德进行了约束和引导，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三、儒学对国民道德观念的影响

孔子的伦理道德观念是日本国民道德形成的基础。在日本古代，朝廷就开始向日本国民推行儒学中的三纲五常和忠、孝、礼的观念，对民众实行教化。到了江户时代，儒学更是得到江户幕府的推崇，其中倡导国家统一，主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不可逾越的思想得到了大力提倡。寺子屋的道德教育正是传承并接受了这个思想，通过师匠的教授将基本的儒学观念传授给了在寺子屋学习的寺子们。

统治阶级对朱子学的推崇，加之寺子屋的普及，受到儒学思想道德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思想道德规范也成为当时各阶层的道德准则，对当时的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上下相攘相夺，便是不以不和”等主张恪守本分，反对犯上作乱的观点得到了幕府的支持，强调“忠孝”观念，并使其在各个阶层中进行教育，产生了一大批宣传封建礼教的训蒙读物。如宣扬“三纲五常”思想的《本朝三字经》、《和俗童子训》等儿童启蒙读物；鼓吹“贤妻良母”、“贞女烈妇”，要求妇女遵从“三从四德”的《女论语》、《女大学》、《女实语教》、《本烈女传》等妇女读物；宣扬忠孝节义的《赤穗义人录》、《大倭二十四孝》、《本朝孝子传》等读物以及在农工商阶层普遍传播的《町人囊》、《大和俗训》等读物，将道德意识和教化寓于其中，一方面规范平民道德行为强化德川幕府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为维新开国埋下了伏笔。

由此可见，在江户时期，通过幕府自上而下的道德教化的普及和宣传，使儒学成为了“实践的道德”，对日本基本的国民道德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寺子屋在这一观念的普及上，无疑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种做法虽然具有很强的封建性，但使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观念深入人心，对平民道德修养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儒学虽作为外来的文化思想进入到日本社会当中，但是通过日本人自身的消化和吸收，将很多儒学的传统思想融入到日本人的国民道德伦理之中，江户时期幕府推行的一系列儒学政策和措施也使儒学在平民阶层得到了普及和认同，通过平民教育机构——寺子屋的道德教育使传统的儒学伦理道德思想观念深入的平民阶层当中，幕府对平民道德教育的干涉也让儒学观念在这一阶层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注 释：

①小原国芳.日本教育史[J].商务印书馆，1993.

②加藤仁平，工藤泰正，远藤泰助，加藤腾也.增补新日本教育史[M].东京：协同出版株式会社，1979.119.李超.江户时代平民教育——寺子屋[D].东北师范大学，2010.

③⑤饶从满.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教育[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56，58.

④石川松太郎.藩校と寺子屋[M].东京：株式会社教育社，1978.137.李超.江户时代平民教育——寺子屋[D].东北师范大学，2010.

参考文献：

〔1〕吴廷璆.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2〕小原国芳.日本教育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3〕石川谦.寺子屋.至文堂，1966.

〔4〕石川松太郎.藩校と寺子屋[M].东京：株式会社教育社，1978.

〔5〕饶从满.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教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6〕李超.江户时代的平民教育——寺子屋[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10.

日本江户锁国时期饮食文化刍议 篇6

关键词：江户幕府,锁国政策,饮食文化,日本料理

从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至1868年幕府灭亡,日本经历了长达260多年的封建幕府统治。江户幕府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于1639年开始正式进入“锁国”时代。锁国政策的实施束缚了日本经济文化走向世界的手脚,延缓了日本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步伐,但也带来了国内的长期和平、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为发展本国的特色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江户时代是日本料理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期,日本在没有强大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饮食文化。

一、江户饮食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政策。首先在中央政治上,实行以德川将军为中心,武士阶级支配国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在地方政治上,实行一国一城制,得到幕府授权的大名治理地方。在外交上,1633年正式颁布锁国令,并于1639年颁行最后一道锁国令,除中国、荷兰及朝鲜外,幕府断绝了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实行闭关锁国。

对江户时期的饮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正是锁国与国内宗教信仰的改变。受基督教的影响,食肉习俗曾在日本被广泛接受。而德川家康强迫国民改信佛教后,明令禁止基于基督教的食肉习俗,转而鼓励佛教的“禁止杀生食肉”戒律。佛教战胜基督教的结果是在饮食传统上,食肉习俗从社会上消失。

德川幕府一方面借助佛教实行禁止杀生的戒律,一方面利用儒教建立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依靠这两大思想统治工具统治百姓的饮食生活,同时也促进了面向“庶民”的普通百姓料理的蓬勃发展。

二、江户前期饮食文化的发展

江户时代是日本传统文化比较繁荣的时期,这也在饮食文化上烙下颇深的印痕。根据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江户饮食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江户前期和后期阶段。

在江户前期曾出现了两次文化繁荣期。最初的文化繁荣出现在“宽永时期”(1624-1644年),遂称作“宽永文化”。他继承了前代安土文化、桃山文化的流派,是由大名、大商人及部分公家以京都为据点繁荣发展起来的。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饮食方面主要以形成于前代的“本膳料理”及“怀石料理”为主。本膳料理起源于室町时代,是在武家的礼节中应运而生的。在当时的武家中,有新年向将军进献料理的仪式。由于当时武家确立了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向将军进献料理的品种多,在料理自身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增加了进献料理的华丽性。直到江户初期,室町时代形成的本膳料理都是公家及武家的主要食物。本膳料理在江户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正式的日本料理。本膳料理可称作日本料理的先驱。

在江户前期,随着以商人、手工艺人为代表的町人经济实力的增强,町人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元禄文化(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就是町人文化的典型代表。町人文化繁荣的象征是出版业的发达。在介绍和传播饮食文化方面,以前只有在料理人的家里及饮食流派内部才有机会看到的料理书,在这一时期也可以公开出版,介绍几大饮食流派的书籍相继问世。

元禄文化时期,饮食文化的传播主体从社会上层扩展到中层阶级。与大阪和京都相比,首都江户里大商人少,普通百姓多,面向普通百姓的简单方便的饮食逐渐普及。这一时期,以荞麦面和乌冬面为代表的面食文化呈现了繁荣景象。

面食的出现源于都市的发展。早在战国时代,实行兵农分离政策,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城下町”。到了江户时代,“城下町”作为大名领国政治经济的中心,获得了长足发展,日本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这种封建都市。由于都市人口不断增多,大米供给又有限,政府为了保证粮食的稳定供给,采取了鼓励开发新田的政策,一方面增加大米的种植,一方面利用水田扩大麦类等复种作物的种植,并减免复种作物的租税,目的是以麦类食品代替大米,满足不断增加的城下町人口对粮食消费的需求。作为大米的代替食品,素面、乌冬面和荞麦面得在城市地区到了普及,也成为麦类食品的典型代表。随着出售荞麦面和乌冬面的食摊大量增加,在外就餐的饮食习惯迅速普及,这构成了元禄时期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三、江户后期饮食文化的发展

以三大改革开端的享保该给(1716-1735年)为界,日本进入了江户时代后期。享保改革与之后的宽政和天宝改革被称为“江户三大改革”。在三大改革期,日本饮食文化的发展呈现了低迷。原因在于改革禁止奢侈和浪费,提倡生活的简朴和节约。这种社会风气制约了大众的消费意识和习惯,而饮食是一种消费享受,随着饮食消费受到遏制,饮食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

相反在政治改革低迷期的宝历(1751-1764年)至天明期(1781-1788年)、文化至化政期(1804-1829年),经济上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强调消费是一种美德。这一时期,江户城里出现了大量的饮食店。这些主要提供“和食”的饭店中也有高档饮食店,一些大名和文人等汇聚于此享受美食。到了化政期,在以食为乐,尽情享受美食的社会氛围的影响下,江户市民倾倒于饮食的风气进一步扩大。与饮食有关的新风俗逐渐形成。如吃神与酒神比赛流行,江户城里沿街上出现了成排的饮食店,其中也有出售套餐的连锁店。为向人们传授烹饪方法,出现了烹饪学习班,部分蔬菜经水洗后分割出售,这些在形式上与现代饮食业具有相像的部分,据此有学者说日本现代饮食业的雏形形成于江户时期[1]。

从宝历至天名期和化政期是江户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其中江户文化在化政时期达到了最高潮。受文化繁荣的影响,江户的饮食文化在江户时代后期进入了鼎盛期,日本式饮食文化基本成熟。

四、江户时期日本料理的代表

江户时期最终完成了诸多传统食物,其中典型代表之一是“江户前寿司”。

寿司的起源是“腌鱼寿司”,也就是鱼的腌制品。具体做法是在鱼上放盐和米饭,然后放入容器中压上镇石,使之发酵。这样腌制出来的寿司的特点是可以长期保存。到了室町时代,出现了在腌制后不久,趁发酵刚刚完成,鱼还留有生鱼味时就吃的寿司,这被称为“生驯”。到了江户时代,在生驯寿司的基础上,发明了腌制时间更短的寿司,做法是把米饭和用醋泡过的海鲜攥在一起,不经保存即可以吃。经过江户时代的完善,寿司的范围扩大了,种类也增加了。“江户前寿司”以攥寿司为主,还有寿司卷、什锦寿司等。江户后期,城市中寿司店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寿司也成为江户人喜欢的食物。

做寿司的两大主要原料是大米和鱼。自公元7世纪中期,大化改新后日本建立律令制国家以来,大米就成了最重要的食物,实行石高制后,大米成为政府首选的经济作物,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基础地位。而由于江户时期明令禁止食肉,鱼类因为富含动物性蛋白,遂成为代替肉类的主要食物。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厚重的鱼文化。而生鱼片与鳗鱼都是江户时期鱼文化的结晶,作为大米与鱼类的最佳组合,就是攥寿司的诞生。

江户时期形成的传统食物的又一代表是鳗鱼“蒲烧”。在日本,食用鳗鱼的历史悠久,而在食用方法上渐趋成熟,并普及开来则是江户时代。到江户时代前期,鳗鱼的主要吃法是整条考完后切成块,用盐或酱调味吃,而且当时鳗鱼被视为下贱的食物,武士及有一定地位身份的人忌食鳗鱼。到了江户后期,鳗鱼蒲烧改为同今天几乎相同的烹饪方法。鳗鱼蒲烧成为受欢迎的食物是天明期以后。受欢迎的一大理由是鳗鱼蒲烧又加上了“蒸”这一烹饪技术。蒸过的鳗鱼蒲烧去掉了鱼身上的油,而且口感柔软。在口感和营养方面经过改善后,鳗鱼蒲烧成为广受欢迎的食品。江户初期已经出现了卖鳗鱼蒲烧的食摊,在享宝及宽永年间,出现了专门经营鳗鱼料理的饮食店。在天明到宽政时期,在江户地区出现了名为“江户前大鳗鱼蒲烧”的较高级的鳗鱼料理饮食店,以“鳗鱼盖烧饭”代表,各种鳗鱼料理在社会上普及,鳗鱼成为代表江户的高级食品,与荞面面、寿司、天妇罗一起被称为江户食物的“四大天王”[2]。

五、料理的地域性

日本料理的最终完成是在江户时期,而在以江户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和以大阪京都为中心的关西地区,日本料理形成了不同的地区特色。首先在关东地区,江户湾(现东京湾)可以提供大量的新鲜海产品,保证了江户地区料理材料新鲜,味道鲜美。在近海捕捞到的金枪鱼等都是当时重要的新鲜食材。加吉鱼因为是吉祥的象征,也较多用于料理中。江户时期,作为重要的调味品,酱油得到了广泛使用。尤其是汤菜和煮菜都依靠酱油来调味,因此关东料理的特点之一就是味道浓厚。之前日本料理的中心曾经是关西地区,但随着颇具特色的江户地区料理的发展,江户料理成为代表关东地区特色的“关东料理”。

相对于关东料理,以大阪和京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料理被称为关西料理。其中京都文化以传统悠久,雅致而著称,京都饮食文化特点重点是落在一个雅字上,这正是文化特色反映到饮食中的印痕。京都地区深受朝廷料理和寺院料理的影响,再加上缺乏海产品,因此料理的材料主要以蔬菜为主。在烹饪手法上,为了充分发挥豆腐、豆腐衣等的自然原味,料理的味道主要以清淡为主。江户时期的大阪是作为商业城市发展起来的,产自濑户内海的丰富的鱼贝类产品,再加上地方特产汇集到大阪,而且大阪近郊也生产蔬菜,因此大阪地区用于料理的食材丰富,大阪在江户时期被称为“天下的厨房”[3]。

六、饮食文化与锁国

日本饮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积累中逐渐形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机遇,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的饮食文化。江户时期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勃兴为日本料理的最终完成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日本料理最终在形式和内容上得以形成,对江户时期社会和文化发展起重要影响的则是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锁国具有有利和不利的双面影响,有利的一面主要表现在,锁国使日本自身的政治、文化体系得以保留和进一步发展,日本很多著名的文化体系,例如幕府统治中期的元禄文化,因为幕府的锁国才得以形成。在饮食文化方面,其有利的一面表现在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传统饮食蓬勃发展,最终形成了本土地域色彩鲜明的日式饮食文化。

而江户时代在政治和文化上又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这些差异反映到饮食文化上,使江户时期形成的传统饮食文化具有如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地区和阶级特色。江户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京都大阪转移到了江户,促进了关东料理的发展,形成了关东和关西两个基本流派。这一时期,上层阶级的饮食逐渐普及到平民,再加上长期存在于民间的庶民料理在江户时期蓬勃发展,形成日本料理形态多样的特色,及由于食摊和料理屋的增加所带来的饮食方式的多样化。其次受宗教思想统治的影响,江户时期饮食以素食为主,稻米加鱼类的饮食结构固定成型。在材料使用上,充分利用四面环海的自然条件,使用各种新鲜的鱼虾贝类做材料,为了充分发挥材料的自然原味,在味道上以清淡为主,在形式上则受前代文化的影响,讲究“色、形”,追求料理的形式美。

江户时期传统饮食文化的成熟不仅表现在料理本身,还表现在与饮食相关的出版业的发达。江户时代共出版了200多本关于饮食的书籍,大量详实的史料记载了饮食文化的形成与特色,见证了日本传统饮食文化的形成。今天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日本料理基本形成于江户时代。从构建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江户幕府的锁国彰显了其有利的一面。

参考文献

[1]原田信男.アジアの中の江戸文化―食文化を中心に[J].日本食生活学会誌,2006,17(1):6-10.

[2]徐静波.试论日本饮食文化的诸特征[J].日本学刊,2005,(5):10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