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状况（通用9篇）
父母状况 篇1
恋爱、结婚是个体成年早期的重要内容，埃里克森认为，人在18～25岁时对性的觉醒已达到基本成熟、稳定。[1]大学生正处于这一阶段，调查中有恋爱经历的占64.8%，研究表明爱情态度是影响爱情关系的重要因素[2]，为防止课业繁重的医学生走向恋爱误区，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爱情观显得尤为重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选取牡丹江医学院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共40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低自尊290人，占90.34%，高自尊31人，占9.66%;在父母感情状况中，非常恩爱128人，占39.88%，比较恩爱109人，占33.95%，一般66人，占20.56%，比较紧张14人，占4.36%，很紧张4人，占1.25%。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自编问卷，主要用于收集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包括父母感情状况等。
1.2.2 爱情态度量表中文修订版(Love Attitude Scale一Re-vised,LAS-R)
该量表有六个维度，每维度7题，共42题。其中，各分量表的信度介于0.706～0.818[2]，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要求被试描述对爱情的态度和信念，量表采用Likert式5点等级计分，1为完全不同意，5为完全同意，均为正向计分。
1.2.3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
用于评定青少年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信度在0.77～0.88。[2]量表共10题，采用4点记分法，1为非常不符合，4为非常符合。其中，3、5、9、10题需反向计分。采用理论中数25分来划分自尊的高低。[3]
1.3 资料收集方法
征得研究对象同意后，统一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21份，有效回收率80.25%。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 2003和SPSS 16.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进行F检验，检验水准α=0.05，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自尊水平与爱情态度的F检验
根据表1，低自尊学生在同伴型和现实型显著高于高自尊的，在占有型显著低于高自尊的。
注:*，P<0.05;**,P<0.01。
2.2 父母感情状况与爱情态度的F检验
由表2可知，只有浪漫型和游戏型在不同的父母感情状况间差异显著。事后检验发现，父母感情越好的学生越浪漫，越差的越倾向于游戏型。
3 讨论
3.1 自尊水平对大学生爱情态度的影响
自尊也称自尊心，国际学者J.D.Brown[4]、S.Coopersmith[5]，国内学者朱智贤[6]、顾明远[7]、林崇德[8]、黄希庭[9]、张玲[10]等都纷纷为“自尊”下过定义。综合比较，认为自尊是自我意识中具有评价意义的成分，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大量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自尊与情感之间有密切联系。[11]本研究发现，自尊水平高的大学生，在爱情态度上倾向于占有型，自尊水平低的倾向于同伴型或现实型。主要原因可能是:(1)本次调查采用的是Rosenberg的自尊量表，该量表存在价值和能力两因子[12]，高自尊相较于低自尊被试更希望能在爱情关系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具有更强的控制欲，同时研究学者Astra和Sing[13]还指出，高自尊的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比较主动、自信，更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故而更倾向于占有型，而不是与恋人保持安全距离。(2)低自尊的大学生相对来说缺乏安全感，人际信任水平低[14]，故而更倾向于将配偶的价值最小化，不愿承认对方对自己的安慰和支持[15]，只有在长时间的相处或者物质保障下才能获得安全感，所以在爱情态度上更倾向于同伴型或现实型。
注:*，P<0.05;**,P<0.01。
3.2 父母感情状况对大学生爱情态度的影响
唐利平、黄希庭认为父母的婚姻关系、家庭教养方式以及子女对父母婚姻关系的认知是影响个体恋爱观形成的重要因素。[16]本研究调查发现，父母感情越好，大学生的爱情观越倾向于浪漫型，反之则倾向于游戏型。家庭是影响个体最大的微系统，父母与孩子朝夕相处，其行为方式在子女的角色行为发展和人际关系发展上扮演着特殊的角色[17]，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表现在孩子与他人的相处过程中。当个体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时，会将其在父母互动中学习到的经验应用于自己的交往过程中，于是就会出现父母感情好的被试，更容易处理恋爱中遇到的问题，也更相信爱情，倾向于浪漫型，而父母感情差的被试则对爱情持怀疑态度，认为爱情可有可无，更多怀有猎奇心理，倾向于将爱情视为一场游戏。
综上所述，自尊水平与父母感情状况都可以对大学生的爱情态度产生影响。为了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和提高对环境的适应性，甚至于促进人类社会更好的发展，我们应该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做起:首先，我们应该扩大此类研究结果的普及度，学校可根据大学生的特点，综合运用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等措施，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对大学生进行恋爱观教育。其次，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触的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感情的好坏、对爱的表达方式以及父母对爱情持有的态度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所以，父母应该重视孩子的模仿能力，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树立榜样。最后，社会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社会应该在新闻媒体上开展一些关于爱情的专题讲座或播放具有指导意义的爱情影片，既能帮助家长努力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又能有效地引导和促进大学生正确恋爱观的建立。另外，文章研究得出的结论与以往研究略有不同，针对不同之处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得到补充，使关于爱情态度的理论进一步加以完善。
摘要：目的:对大学生的爱情观作初步扫描,探讨自尊与父母感情状况对大学生爱情态度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取样法,抽取牡丹江医学院400名学生,对其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结合文献法、统计法等,运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研究表明,自尊水平对占有型的爱情态度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对同伴型和现实型则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父母感情状况对浪漫型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对游戏型则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结论:自尊水平越高,学生的爱情态度越倾向于占有型,反之则倾向于同伴型或现实型;父母感情状况越好,其爱情观越倾向于浪漫型,反之倾向于游戏型。
关键词：大学生,爱情观,父母感情,自尊水平
父母状况 篇2
孩子的成长速度是我们做父母难以预料的，在不经意间，他们就长大了，或亭亭玉立，或如小树一样茁壮成长，个个都生龙活虎，父母看在眼里喜在眉稍，可是在他们步入小学了，从之前的自由散漫，到现在要规规距距的，很多的不适应，整日总是出各种状况，让为人父母的我们很是抓狂，究竟该怎么让孩子尽快适应学校生活，让我们能轻松一下而不那么操心呢？
很多人都抱怨，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难养，没上学前吧，费尽了心思培养他们，为他们的将来打好基础，孩子上学了，又出现各种愁，原本快快乐乐的学校生活，却因为种种原因，发生了很多事情，以致于孩子不愿意上学，家长也因此不知所措。
写作业拖拉又麿蹭。晨晨今年刚上一年级，虽然已经上了三个月的小学了，但是每天却因为写作业而挨骂，晨晨妈妈说晨晨每天下学后要出去玩好长时间才回家，回了家后也不好好写作业，一会儿要吃东西，一会儿要玩玩具，一会又要上厕所，折腾够了才写作业，可写着写着就打盹了，所以每天的作业总是完不成，因为这个，老师都找晨晨妈妈好几回了，虽然经过老师批评稍微好一些，但依然没有改变拖拉的状态。
孩子上学一、二年级是关健，分数能提高孩子的自信心，养成学习好习惯却可以让孩子受益终生。孩子爱玩是天性，谁也不能扼杀它。放学后，先让孩子玩一会儿，但不能玩太长时间，回家后就写作业，不能再玩了，要锻炼孩子快速写作业，父母尽量有一个陪着他们写，帮他们检查作业，可以先给他们定个时间段，在多长时间完成作业，才能做别的事情，一开始可以强制一些，慢慢养成习惯就好了。
一、二年级如果养不成这个好习惯，以后也能改正了，所以父母这个时期不能嫌烦，要多费些功夫。
上课不集中小动作不断。阳阳是个聪明的孩子，上学三个月了，就是有一个毛病，喜欢上课玩，手里总是要拿个东西玩，实在没有玩的就抠自己的手指，或者抠鼻子，反正就是不好好听课，老师为了这事说了他好几回，甚至把他从后面调在前面坐，可就是改不了他的这毛病。
上课不集中做小动作是学生最不好的习惯和行为，父母要多和老师沟通，及时纠正。在父母方面，孩子放学回到家后，要抽出时间和他们沟通，询问他
们上课时的情况，老师讲课时的情况以及讲课的方法，如果孩子记得老师说过的话或者很清楚的能表达出老师讲的课文内容，那么说明孩子还是在认真听课。没有一个孩子可以文丝不动的听老师讲课，也许我们都做不到，所以要想改正这个不良习惯，就要慢慢来，多观察孩子，循循教导，在家里做每件事情也要求他们认真而集中精力去完成。
乱花零用钱不懂节俭。一年级的孩子初进学校，还处于模仿阶段，看到同学买这个买那个，他们也就要，有些父母在孩子上学后也会给一些零用钱。小燕是个乖巧的孩子，可是上了学后就不那么“乖”了，每天下课总是要买些“乱七八糟”的没用的东西，书包里常能看到各类小贴片、小玩具，辣条、方便面什么的小零食，为此不少挨爸爸妈妈的骂。
我认为，孩子乱花钱责任全在父母，有些父母为图省事，总是拿钱给孩子做奖励，一点小事也给物质奖励，时间长了，孩子就认为这钱来的容易，想花就可以花了，节俭是中华的美德，孩子们也要从小接受这个教育，适当给孩子零用钱也要让他们学会控制乱花钱，把钱用在正道上，买些书本文具，上学的孩子不需要再玩玩具了，所以要教育他们多以学习为主，也要知道父母挣钱的艰辛。
胆小软弱经常受欺负。小新今年也上一年级了，却是个乖巧的孩子，刚上学三个月就被同学推在地上好几次，胳膊肘都出血了，小新妈妈找到学校，同老师沟通，希望老师出面让同学不要在欺负她，老师也在班里说过几次，但根本不管用，孩子疯玩起来，谁又能记得这些呢。
孩子胆小软弱是虽然是性格决定的，但后天也能改正，多鼓励多给孩子锻炼的机会，教导他们自立自强，要比老师说教效果好的多。同时也要教会他们离那些调皮的孩子远一些，和自己性格差不多的同学玩，给孩子适当的空间，让他们独立完成一些简单的事情，父母也要做孩子强大的依靠，让他们有安全感。
父母状况 篇3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1 研究组
对2011- 01~2011- 08来我院口腔科就诊的唇腭裂患者的父亲或母亲进行问卷调查,患儿年龄为4 个月~6 岁,平均年龄为2.8 岁。共对110 位患者的父亲或母亲发出问卷,收回有效卷102 份。被调查父母年龄在19 岁~43 岁,平均年龄28.6 岁。病例组纳入标准:①患者未伴有其它系统器官的先天性畸形或者疾病;②患者家庭无其它遗传病家族史;③受调查者必须是患者生物学父母,并与患者一起生活。
1.1.2 对照组
与病例组匹配地区选取正常儿童的父母131 人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卷126 份,儿童平均年龄为3.0 岁,父母年龄在21~47 岁,平均年龄29.8 岁。对照组纳入标准:①与病例组尽量为同期、相同地区出生的小孩,且性别、年龄比例一致;②孩子无全身系统器官的先天性畸形或疾病;③孩子家庭中无家族遗传病史;④受调查者必须是小孩的生物学父母,并一起生活。
1.2 研究方法
采用康奈尔医学指数(CMI)、家庭功能量表(FAD)、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研究组与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分别记录2 组的评分。CMI [3]:该量表可以收集到许多临床上容易忽视的躯体与行为问题。它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CMI共195道问题,问卷涉及4 个方面内容:①躯体症状;②家族史和既往史;③一般健康和习惯;④精神症状。家庭FAD[4]:它可以简单且有效地找到家庭环境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FAD可分为7 个维度,包括:问题解决(PS)、沟通(CM)、角色(RL)、情感反应(AR)、情感介入(AI)、行为控制(BC)和总的功能(GF)。SSRS [5]: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共10 个条目,包括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社会支持利用度4 个维度。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对所有资料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undefined表示,统计推断采用t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全部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0.05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1 唇腭裂患儿及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
唇腭裂是口腔颌面部最常见的先天性畸形之一,由于它的高发病性、影响面广及复杂的治疗,不但影响了患儿及其父母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他们整个的幸福生活[6]。一些研究已经证实了唇腭裂患儿心理健康方面的不健全性[7,8,9],而对于父母来说,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但是一旦有了畸形的孩子,父母就会出现焦虑、悲伤、担忧等一系列沮丧心理。一些研究也发现,唇腭裂患儿家长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大,处于一种负性心理状态[10,11]。国内外研究表明,唇腭裂患儿父母心理健康状况会对患儿的心理、社会行为等有很大的影响[12,13]。而唇腭裂患者父母躯体障碍具体表现为哪些方面,目前报道还不多,故本研究对唇腭裂患儿父母心身状况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运用量表CMI调查发现(表 1),研究组父母在躯体性疾病如眼和耳、心血管系统、肌肉骨骼系统、皮肤、神经系统、疲劳感方面各因子分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在精神症状方面如不适应、抑郁、焦虑、敏感、愤怒及紧张方面各因子分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唇腭裂患者父母与正常儿童父母对比,更容易出现躯体及心理方面的一些状况。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一些患者父母有很深的内疚感,因为他们没有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些患者父母则非常失望,因为与他们的期望相差甚远,他们怀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这种种的情绪就会演变为抑郁、担心、焦虑、不平感等。有时这种情感一旦爆发,他们就会尖叫、歇斯底里甚至自杀。而这些心理问题可能会导致躯体上的一些障碍,躯体症状一旦出现,可能反过来又加重了心理负担,长此以往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心理疾患确实会导致躯体上的不适,甚至疾病的发生[14,15,16]。而这些躯体问题是否由心理问题引起的,还不能完全确定,二者之间不能简单归为因果关系,只能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就每一病种而言,对某一家长的心理因素可能是主要致病因素,而对另一家长则可能影响不大。对于二者之间是否为因果关系已无必要,重要的是无论对什么疾病,都应从心身相关的角度出发,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积极给予心理上的干预。
Logistic单因素回归分析:以家长是否具有心身疾病为因变量Y,分别以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各种变量因素(学历、生育年龄、职业、收入、地域、畸形)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表 2)。共有6 个危险因素进入方程,其中学历、职业、地域、畸形这4 个因素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将单因素分析筛选出具有统计学差异的4 个危险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表 3)。结果显示,只有孩子有无畸形这一危险因素与家长是否具有心身疾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P<0.05)。分析发现,孩子有无畸形这一因素为唇腭裂患者父母是否容易具有心身问题的一项重要危险因素(OR单=249.33, OR多=256.81), 再
再次证实大多数唇腭裂患者家长具有心身问题,而对于一些外在因素如学历、职业、地域等可能不是主要因素。但是唇腭裂患儿家长普遍处于一个广泛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影响其身体与心理健康的因素众多,一些心身问题可能有器质倾向,但更多的是由个体遭受的紧张刺激以及生活环境所决定的。所以只有从唇腭裂患者家长自身的素质、所遇的具体问题和所处的具体环境出发,才能更好地分析其心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2.2 唇腭裂患儿父母所面临的家庭方面境况
运用量表FAD发现(表 4),研究组与对照组双亲在问题解决、沟通、角色等各维度上具有显著性差异,研究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研究组家庭成员之间直接表达情感的程度较低、情感交流减少,生活单调乏味,缺乏成就感,家庭活动及责任的组织和结构不明确,家庭生活的规律与程序出现混乱。究其原因可能是:①唇腭裂患儿带来的诸如照料负担、医疗费用、外界压力、被迫离职等家庭应激和适应问题,使得患儿家庭难以满足多种需要,患儿父母总体的家庭功能不断削弱;②许多患儿父母将孩子视为生活的全部,完全放弃自己的需要,忽视对方的兴趣,整天为孩子忙碌;且人际关系十分敏感,并过度追求家庭的和谐气氛,委屈自己的需求和兴趣,生怕发生冲突,导致情感介入功能不强。③患者家庭成员不能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例如某些家长过分压抑或掩饰自己的负性情绪,故情感反应功能弱化。而家庭功能的恢复则需要家庭的和睦,家人之间情感的连结、支持,温暖和关怀等,对唇腭裂患儿父母的家庭功能状态的评估有助于全方位了解患儿家长的心理状况,制定科学的家庭干预策略,改善唇腭裂患儿父母的家庭环境,提高其家庭功能,有助于唇腭裂患儿父母的心理健康及患儿的成长。
2.3 唇腭裂患儿父母的社会支持情况
运用量表SSRS发现(表 5),研究组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总分这4 个维度上的分值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具有显著性,对照组明显高于研究组。提示唇腭裂患儿父母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较低。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①与正常儿童父母相比,唇腭裂儿童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压力,因此他们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资源来解决困难和缓解压力,但由于我国对于唇腭裂儿童家庭社会支持系统还不完善,而且唇腭裂儿童父母由于照顾孩子,社交活动明显减少,使客观上能够得到的支持如经济的支持、疾病相关知识及信息方面的支持等就相对较少,导致唇腭裂患儿父母的客观支持较低。②通常唇腭裂儿童父母心里都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且常感到他人对自己的指责和误解;另一方面,孩子的疾病又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病耻感”,使他们觉得社会和他人并不接纳并理解他们和孩子[17]。这些复杂的感受都使他们对社会支持的满意度下降,从而导致主观支持分及社会支持利用度显著低于正常儿童父母。
此外,社会支持是个体面临压力的缓冲剂,可以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与提高个体的身心健康[18]。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利用好社会支持是维护和提升唇腭裂儿童父母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重视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鼓励唇腭裂儿童父母积极主动地接纳、争取社会支持,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社会支持。
3 结 论
综上所述,唇腭裂患儿父母心身疾患的发生发展与转归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其本身必须通过心理生理机制与心身疾患产生联系,因此心理因素在此起着中介因素的作用。另外家庭与社会支持系统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预防和阻断功能,同样家庭与社会支持系统可促进疾病的康复。本研究的研究人群主要来自于宁夏本地,代表性可能有限;此外研究样本数不大,对于统计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影响,还需要加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摘要：目的:了解唇腭裂患儿父母躯体及心理健康状况,为其进行心理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康奈尔医学指数(CMI)、家庭功能量表(FAD)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102名唇腭裂患者的父亲或母亲及126名正常儿童的父亲或母亲进行调查,以了解唇腭裂患儿父母的躯体表现特征、心理健康状况及父母所面对的家庭、社会方面问题。结果:CMI中,病例组父母在躯体性疾病如眼和耳、心血管系统等方面以及在精神症状方面如不适应、抑郁等方面各因子分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FAD及SSRS中,病例组父母各因子分值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唇腭裂患儿的父母心身健康状况较差,所获得的家庭及社会支持较少,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积极开展心理干预。
调查报告-大学生与父母沟通状况 篇4
【摘要】：通过对淮南师范学院电气院学生进行大学生与父母沟通状况的调查发现研究发现，大学生大多数希望与父母成为朋友，并分担父母的心事，但在沟通中常发生冲突。作为子女，要理解父母、尊重父母，作为父母在与子女沟通时应注意一定技巧。
【关键词】：大学生、沟通、父母.【调查背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我意识的增强，大学生与父母产生意见不一致或产生矛盾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些大学生在学校里和同学、老师的关系相处不错，在家里和父母却缺少共同语言。父母对他的言行看不惯，他对父母的管教也听不进去，甚至和父母顶顶撞撞，争得不欢而散。有的虽然不敢当面顶撞父母，但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因此十分冷淡。这种不和谐的家庭关系不仅给这些同学精神上带来很多苦恼，而且使他们的学习、生活受到了影响。
本课题旨在探讨当前大学生对父母的看法，以及与父母沟通的模式。选用计量的研究方法，网上问卷的调查方式，以淮南师范学院的电气院的大一大二学生为主体调查对象。希望通过次研究结果，可以让父母了解子女们的想法，以及对父母如何和现代的子女做好良好的沟通关系提供建议。
【调查方法】：网上电子问卷
原始数据来源：http:///report/1589617.aspx
【数据与分析】：
到困难的时候，70.59%选有空的时候，其他14.71%选想念家人等其他原因。从
十七题，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看法，不过都透出一种观点：应该多和父母沟通！
【调查结果与思考】
经过以上的分析，总体情况是:大部分大学生离开父母在外读书，他们对父母的基本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并且也经常与父母谈及学习和生活上的问题，但是有接近1/6的大学生在外时与父母沟通的时间没有规律性，这种现象在放长假回家后会得到改观。不幸的是，接近一般的大学生对父母的定位为权威型，并且在涉及自己或他人隐私方面，例如感情方面的问题时，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这种定位，使得大学生面对父母观念与自己相冲突时，选择一敷衍了事的方式解决问题。总的来说，由于价值观与观念的不同，大部分大学生与父母存在不同的小问题，一小部分大学生父母沟通十分良好。从父母的方面来说，专制型的父母应该适当改变自己，改变自己部分的价值观，多听取孩子的意见和想法，让孩子在遇到困难时能够向你倾诉自己的困扰。从大学生的方面来说，大学说应该更加主动与父母交流，当遇到冲突时，应善于利用合理的技巧解决冲突，多了解父母的需求，并且及时表达自己对父母的爱。只有这样，当父母与孩子的沟通达成双向良好的交流时，这才算做成功的沟通模式。
结论: 沟通是为了增进亲子之间的了解和感情，而且通过沟通，父母才能真正知道子女的需要和内心感受，以及所遇到的问题，帮助子女解决他们的难题。因此，沟通带给亲子之间很好的情感交流，并让对方更加了解对方。
【附录】调查问卷及数据统计
1.您的性别？
2.您是大几的学生？
3.您的家乡与所在学校的地理位置相隔多远？
4.请问您平均每年回家次数？
5.一般情况下您回家的原因是？
6.在校期间，您多久与父母联系一次?
7.如果和父母联系很少，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8.什么情况下会主动和父母沟通？
9.与父母的联系方式是?
10.一般跟父母聊天内容的范围是？
11.是否了解父母的喜好、生日、鞋子尺寸等情况？
12．离开父母久了会想念父母吗？
13.对与父母的沟通现状满意吗？
14．你认为和父母的沟通是否重要？
15.你觉得和父母的关系符合下列那一项？
16.“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人，身为宇宙主宰，亦有感恩之心感激之情”，您是否同意以上观点？
父母状况 篇5
家庭是出现最早和持续时间最久的现实环境, 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父母教养方式、家庭情绪气氛以及家庭结构等, 它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的影响最早也最深远持久。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日常生活中在教育、抚养子女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倾向, 是教育观念和行为的综合体现, 它直接影响亲子互动及两者的情感发展。父母教养方式这种组合方式是相对稳定的, 变化的可能性较为稀少并且反映了父母与子女之间交往的实质。研究表明, 良好的教养方式, 有利于大学生的心理社会发展[1]。追溯到早期的美国心理学家西蒙兹, 当时的研究者们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是从几个维度进行描述的, 西蒙兹将其划分为两个纬度: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2]。之后的研究在早期划分维度的基础上有较多的改进, 如早期采用类型法进行研究的以Baumrind为代表, Baumrind (1967) 在自己提出的教养方式两个纬度即要求和反应性的基础上, 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和放任型[3]。有关父母教养方式的测量量表, 最常用且在中国也具有信效度的适用于中国人的EMBU。我国的岳冬梅等人在九十年代对EMBU进行了中国常模的修订, 以后的研究结果表明EMBU中文版有良好的信效度。
人生观, 是人们对人生的态度和根本观点。是人们对人生目的、意义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有人生理想、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态度四个方面[4]。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的主人, 他们肩负着繁荣国家的使命和任务。还有研究表明, 人生价值观对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具有指导作用[5]。因此对大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 引导和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人生观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目前国内研究有关大学生人生观的多数集中在教育方面, 尤其是在学校教育方面, 有对人生观教育的思考, 也有对人生观教育方法的研究, 还有对教育做出具体可行办法和建议的文献。另一方面是研究年间变化差异, 其一针对特定年龄群体的, 如90后.他们主要呈现的人生观的特点有:个性张扬、积极向上、思想比较独立早熟等等[6];其二是年间变化, 很多学者研究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人生观儃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如何元庆等[7]得出的结论——人生目标更加成熟和关注自我也与姚本先[8]、吴洪艳[9]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此类的综述提供了更多的科学依据;还有跨年代比较的研究也是人生观变化描述的代表。关于量表选择, 很多学者采用大样本自编调查的方式对人生观进行初步研究, 有一定的借鉴性。
众所周知, 大学是形成人生观的最佳时期, 而大三大四学生作为大学最后时期的一个群体, 人生观基本形成[10]。有关人生观的影响因素, 除了学校、文化和个人方面等的因素, 家庭环境又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可见, 调查家庭因素中的父母教养方式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再者, 国内的研究和文献中, 有大部分精力投入在某一年龄或者近几十年的大学生人生观的对比情况, 以此来阐述人生观的时代或者同代发展特点或者差异, 如张卫萍的基于两次的调查比较等[11]。并且, 心理学研究大学生人生观问题的相对于有关思想政治等专业的调查较少, 而其他专业学者研究此问题在采用问卷方式调查时, 较少使用科学的可信的量表, 心理学或者以心理学知识为背景的教育学方面的前人提供了一些较为科学和系统的方法。如, 量表方面, 心理学量表是经过专门的学者使用常模、经过信效度检验过的, 因此在科学性上较为可靠, 优于自编问卷。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有关本课题的研究主题—大学生人生观问题方面又有很多与时俱进的地方, 如, 网络文化, 贫富差距等对大学生人生观的影响。
父母教育是每个人人生建构的起点, 必将对人生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些社会问题也渐渐渗透在父母教养方式中。因此在对父母教养方式上, 有必要引起注意。大学生是国之栋梁, 是未来的接班人, 对应于他们的人生观的教育刻不容缓。总体来看, 父母教养方式虽有现成的问卷, 但是由于题目太多造成一定的研究困扰。因此期待有更多的具有现实操作性的问卷编制以供研究。另外, 父母教养方式与人生观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较为少见, 需更多学者为此提供数据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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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崇德.发展心理学[M].第1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415-416.
父母状况 篇6
1对象
2009年2月至5月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的首次住院未婚精神病患者父母。
2方法
2.1调查工具
2.1.1状态-特质焦虑问卷 (STAI) , 它由指导语和2个分量表组成共40项, 1~20项为焦虑量表 (S-AI) 主要用于评价应激情况下的焦虑状态, 21~40项为特质焦虑量表 (T-AI) , 用于评定人们经常的情绪体验。
2.1.2一般情况调查表, 为自制问卷, 调查内容包括患者性别、父母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
2.2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 规定每份问卷只调查患者父母, 要求被调查者按照问卷规定的指导语, 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填写, 不得与他人讨论或受他人影响, 独立完成所有的问卷调查, 完成本问卷需要10~15min。
2.3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3.0统计进行统计, 采用百分率对患者父母的性别、经济状况、职业、文化程度、患者性别进行统计描述;采用t检验分析首发未婚精神病患者父母焦虑状况与常模差异情况。采用Logistc回归分析影响患者父母焦虑程度的因素。
3结果
3.1一般资料
发放问卷78份, 全部收回, 有效率100%, 其中男性37例, 女性41例, 见表1。
3.2焦虑状况分析
3.2.1首发未婚精神病父母焦虑状况与常模比较 (表2)
患者父母焦虑评分高于常模,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3.2.2采用Logisic回归分析影响患者父母焦虑程度因素 (表3) 。
4讨论
4.1精神病它不仅危害患者本身而且也给家庭, 社会带来负担, 孩子一旦患上精神病, 父母对孩子有一种负疚感, 担心患者的愈后率, 今后社会适应能力, 将患者送入封闭式管理病房, 担心亲子关系, 终日处于紧张、焦虑之中, 以上患者父母的不良情绪, 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极不利患者的治疗。
4.2首发精神病父母焦虑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调查结果显示, 单因素分析时患者父母的家庭月收入, 父母受教育程度, 子女性别及被调查对象的性别是未婚精神病父母焦虑程度的影响因素。家庭月收入越低, 父母受教育程度越低, 其焦虑程度越低。患者住院, 扰乱了父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影响了家庭收入, 患者的治疗费, 也为其家属增加了经济负担。此病复发率较高, 多次发病为“高消费病”, 继而担心治疗费用而过分焦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对孩子疾病考虑越多, 担心精神病难以根治, 担心患者学习、工作、婚姻、生育等, 更易出现焦虑。多元回归分析时, 对患者性别及被调查对象的性别、家庭月收入, 父母受教育程度, 最终进入Logistic回归方程, 且患者性别对患者父母焦虑程度的影响较大。女性患者的父母其焦虑程度较男性患者低, 患者父亲的焦虑程度较母亲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患者父母担心男孩承担家庭主要责任、今后能否结婚、家庭是否幸福等, 男性首发未婚精神病患者的父母更易出现焦虑状况。子女患病时, 母亲焦虑程度高于父亲, 可能与女性生理心理特点有关[2]。
4.3有研究表明[3], 我国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羞耻感高, 家属的焦虑情绪特别明显。家属的焦虑往往促使家属干扰患者的治疗过程, 如频繁探视、要求出院、不遵守医嘱等, 对患者的治疗干预, 导致病情反复迁延又会加重家属的焦虑情绪。
4.4缓解首发未婚精神病患者父母焦虑状况的护理措施
精神病出院后, 家庭护理尤为重要, 要使患者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父母情绪至关重要。针对本研究的调查结果, 护士应重视对首发未婚精神病患者父母的焦虑状况的护理, 鼓励并倾听他们诉说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定期召开护患座谈会, 听取他们的心声, 鼓励康复患者父母介绍、照顾孩子的经验和体会, 精神上相互支持, 向患者父母发放相关健康教育知识资料, 宣讲精神病的可治愈性, 宣讲长期配合治疗, 精神病患者可以维持良好的状态, 提高生活质量, 甚至正常的工作学习。鼓励他们表达情感, 正确面对现实, 督导患者服药采用积极应对方式从而减轻焦虑。
参考文献
[1]沈渔顿.精神病学[M].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759.
[2]包锡卿, 高春雷.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情绪障碍多因素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13 (3) :171.
父母状况 篇7
(一) 分析的背景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30多年来, 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经历了婴儿、幼儿、小学生、中学生等不同成长阶段, 许多已经成人、就业、成婚和为人父母。伴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 教育界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独生子女不仅是主要的教育对象, 而且正在成为教师队伍和家长队伍的重要群体。[1]80后独生父母已经开始在幼儿父母群体中占据重要地位, 并还将影响小学生父母群体的结构, 他们将对我国未成年人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对80后父母还是对独生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负面报道都很多, 它们已经影响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者的家长观, 并进而影响着指导服务工作者对待他们的指导态度、指导方法和指导效果。80后独生父母在家庭亲子教育中真的一无是处吗?情况已经引起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领域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兴趣, 而且已有研究获得了独生父母并非样样不如非独生父母的结果。[2,3]从不同专业角度, 采用各种研究方法, 组织多种职业背景的人员进行协同研究和分析, 有利于对80后独生父母的认识趋于全面和策略得以改善。
(二) 分析的数据
中国儿童中心受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委托, 2012年9-10月在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江苏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重庆市等六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辖51个县级行政区, 组织对14000多名3~18岁未成年人的家长进行过问卷调查。这次调查的内容除了家长的基本情况和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情况外, 还包括家庭教育的情况。研究者对全部调查数据登录后进行了校验和整理。本研究选用了其中8085名3~12岁幼儿和小学生父母的调查数据, 根据预定目标进行了分析。
(三) 分析前的准备
1.提炼父母亲子教育的类别。具体过程为:在对12906名3~18岁儿童父母的20项亲子教育变量前后进行四次主成份分析的基础上, 提炼出由15个变量构成的“人性化与持续性”、“环境创设与时机榜样”和“方法直接与效果实在”三个因素, 每个因素各包含4~6个变量。三个因素的含义是: (1) “人性化与持续性”, 指家长在对子女进行教育的过程中体现人性化和持续性发展的程度; (2) “环境创设与时机榜样”, 指家长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对家庭内的环境氛围和活动机会的创设和利用水平; (3) “方法直接与效果实在”, 指家长在教育子女的方法上简单直接、讲究实效的程度。
2.计算父母亲子教育及各类别的发展水平。具体过程为: (1) 通过信度和区分度分析, 确定父母亲子教育及其三个类别的构成; (2) 通过四则运算和标准分计算, 在对类别变量进行合并后计算每位父母各类别亲子教育和亲子教育总体的发展分。父母亲子教育的各类别和总体发展分以标准分的形式表示;各类别发展分的数值在-1到+1之间;发展分数值愈大表示发展水平愈高, 发展分数值愈小表示发展水平愈低。
二、分析的结果
(一) 幼儿与小学生父母“是否独生子女”与“是否80后”对“家庭教育”存在交互影响, 具体表现为:80前出生的父母中, 独生父母的家庭亲子教育总体水平不如非独生父母, 但在80后出生的父母中独生父母与非独生父母之间的这种差别已经缩小;而对家庭教育的“环境创设与时机榜样”而言, 80后独生父母已经超越80后非独生父母。
分析的具体过程是:以“是否80后父母”和“是否独生父母”为自变量, 分别以“人性化与持续化”、“环境创设与时机榜样”、“方法直接与效果实在”和“亲子教育总体”为因变量, 进行有交互作用的双因素方差分析。[4]经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 (1) 在“人性化与持续性”上, 独生父母不如非独生父母, 具显著性意义;80后父母优于80前父母, 具显著性意义;但未发现交互作用有显著性意义。 (2) 在“环境创设与时机榜样”上, 独生父母优于非独生父母, 具显著性意义;80后父母虽不如80前父母, 但并不具显著性意义;两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且具显著性意义, 这种交互作用表现为80前独生父母不如80前非独生父母, 但80后独生父母超过了非独生父母。 (3) 在“方法直接与效果实在”上, 独生父母不如非独生父母, 具显著性意义;80前父母虽优于80后父母, 但不具显著性意义;未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具显著性意义的交互作用。 (4) 从家庭亲子教育的总体上看, 独生父母不如非独生父母, 80前父母不如80后父母, 而且都具有显著性意义;两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且具显著性意义, 这种交互作用表现为80前独生父母发展水平的Z分数小于80前非独生父母.2835, 80后独生父母的Z分数比80前独生父母大.2005, 80后独生父母落后80后非独生父母的差距缩短为.1279。
不同年代出生的幼儿小学生的独生父母和幼儿小学生的非独生父母, 亲子教育的总体平均水平和“环境创设与时机榜样”平均水平的发展变化可见下图。
(二) 80 后独生父母“环境创设与时机榜样”优势具体表现为:“80 后独生父母”在“营造轻松、和谐、民主的心理氛围”、“提供安静、舒适的家庭环境”和“提供交往、运动和创造性活动的机会”三个项目上优于其他父母。
分析的具体过程为: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 计算“环境创设与时机把握”指导性5个变量与“80后独生父母”的相关系数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并将统计结果编制成表1。
表1数据表明:“环境与时机”涉及的5个变量与“80后独生父母”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不大, 但其中“营造轻松、和谐、民主的心理氛围”、“提供安静、舒适的家庭环境”和“提供交往、运动和创造性活动的机会”与“80后独生父母”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值, 而且都具有显著性。
(三) 80后独生父母具有的自身特点:家庭结构类型以主干家庭为多而核心家庭少, 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父母的学历层次和职业层次较高, 外出务工的少;孩子与父母同住少而与祖辈同住多, 受祖辈影响大的多;父母业余忙于进修事业或亲子游戏的多, 而忙于家务或辅导孩子功课的少。
80后独生父母在家庭亲子教育的发展态势中, 处于有利地位。这种优势的形成与其自身的特点有关。揭示80后独生父母的自身特点, 有利于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独生父母家庭亲子教育的真实状况。独生父母本身也是有不同类别的, 不同类别独生父母在家庭亲子教育中还会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揭示独生父母的自身特点, 还有利于对不同类别的独生父母进行分类指导。
分析的具体过程: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 计算反映幼儿特点、父母特点和家庭特点的基本情况 (所谓“前置变量”) 与“80后独生父母”的相关系数, 并进行显著性检验;将统计分析结果编制成表2。
表2数据表明:
(1) 与“80后独生父母”之间呈现出具显著性意义的正相关的前置变量有:“孩子是独生子女”、“平时跟祖辈同住”、“不是外出务工人员子女”、“对象学历层次”、“业余忙于事业进修”、“业余忙于亲子游戏”、“主干家庭”、“家庭收支状况”、“家人中祖辈影响最大”、“教师”和“医务人员”;
(2) 与“80后独生父母”之间呈现出具显著性意义的负相关的前置变量有:“平时跟父母同住”、“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童”、“业余忙于家务”、“业余忙于辅导孩子功课”、“核心家庭”、“家人中父亲影响最大”、“职业为农民”和“无业人员”。
由此可见, 80后独生父母自身的特点是: (1) 孩子是独生子女的比较多; (2) 孩子与父母同住少, 而与祖辈同住多; (3) 自己不外出务工的多而外出务工的少; (4) 父母的学历层次较高; (5) 父母的职业层次较高, 其中农民和无业人员少, 教师和医务人员较多; (6) 父母业余忙于进修事业或亲子游戏的多, 而忙于家务或辅导孩子功课的少; (7) 家庭结构类型为主干家庭的多, 而核心家庭少; (8) 家庭收支状况较好; (9) 家人中父亲影响大的少, 而祖辈影响大的多。
三、我们的认识
(一) 独生父母能够担负起教育子女的重任
无论是在人类纵向发展的历史或是遍布各国的人口结构中, 独生子女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80后第一代独生子女的产生并没有体现人们的生育意愿, 而是一种非自然的过程。经过数千年磨合而形成的社会、家庭和学校的成长环境, 更适合于作为主流人群的非独生子女, 而不是独生子女。在这种现实的、并不完全适合的成长环境中, 要让80后第一代独生子女也能得到同样良好的发展, 我们的做法必定是:一方面, 对独生子女提出需要更加努力才能达到实现愿望目的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 改造我们子女成长的教育环境, 使其适应独生子女的成长。
上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之交的那几年, 对我们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197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会成功举行, 随之, 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时期;1979年, 我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第一批610万孩子领取了独生子女证;1981年上半年, 全国第一所家长学校“母范学堂”在北京诞生, 从此揭开了我国对数以亿计的未成年人家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序幕。应该看到, “80后独生子女”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在他们身上印刻着改革开放留下的深刻烙印;是我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国策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 他们的成长牵动着亿万家长、教师和其他儿童工作者的心;他们的成长过程, 始终处于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广大工作者的视野之内。
出生于80后的独生子女经过三十年的成长而为人父母后, 能否担负起家庭教育的重任, 是检验三十年来独生子女教育成效的重要指标, 事关人们对“改革开放”、“独生子女政策”、“教育改革”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评价。我们从自己的研究得出的基本看法是:一、父母家庭教育素质的发展具有时代性, 一代更比一代强;二、独生父母家庭教育的发展潜力大于非独生父母, 事实证实了多年来独生子女教育的有效性。但我们同时认为, 要取得最终的结论, 还需要接受更多研究的检验。
(二) 需要对独生子女教育五要素组成的因果链进行全面研究
从家庭教育的角度, 独生子女研究可以分为“独生子女的产生因素”和“独生子女家庭的影响”两个研究领域。1在“独生子女的产生因素”研究中, 以家长出生年代、学历、职业、家庭经济状况等“家庭因素”为自变量, 以“独生子女家庭”为因变量, 研究是哪些家庭因素导致这个家庭成为独生子女家庭的。
在“独生子女家庭的影响”的研究中, 以“独生子女家庭”为自变量, 以家庭因素、家庭教育因素和儿童发展因素为因变量, 研究“独生子女的产生”会对哪些因素发生影响。“独生子女家庭的影响”的研究又可以根据因变量的性质分为三种不同的研究:第一种是“独生子女的产生”对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生活方式等家庭因素的影响;第二种是“独生子女的产生”对家长的教育观念、教养态度、教育能力和教育行为等家庭教育因素的影响;第三种是“独生子女的产生”对家庭教育的结果, 包括儿童的行为习惯、认知能力、情绪情感和社会性等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与水平的影响。
在家庭教育研究领域, 过去对第三种, 即独生子女家庭子女的身心发展问题研究最多;对第二种, 即独生子女家庭家长的家庭教育特点的研究也有不少;而对第一种, 即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因素的研究并不多。其中, 揭示独生子女对家庭因素的影响是其中的关键, 但对家庭教育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难点, 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支持。
本人认为, 我们可以将上述两类研究涉及的家庭特点、独生子女、家庭因素、家庭教育因素与儿童发展因素共五个要素组成一个因果链:家庭特点影响独生子女的产生, 独生子女产生后会影响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会影响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会影响儿童身心和发展。对这一因果链涉及的五个要素进行全面的研究, 揭示每一个因素在这一因果链中的作用, 是全面认识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重要任务。
摘要：研究在对8085名幼儿和小学生父母“是否独生子女”与“家庭亲子教育水平”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后发现, 80前出生的幼儿父母中, 独生父母的家庭亲子教育总体水平不如非独生父母, 但在80后出生的父母中独生父母与非独生父母之间的这种差别已经缩小;而对家庭教育的“环境创设与时机榜样”而言, 80后独生父母已经超越80后非独生父母。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研究涉及的家庭特点、独生子女、家庭因素、家庭教育与儿童发展共五个要素, 组成一个因果链, 对此进行全面的研究, 揭示每一个因素在这一因果链中的作用, 是全面认识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80后,独生子女,独生父母,家庭教育,调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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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状况 篇8
初中生处于人生独具特色的青少年期, 自尊水平也处在一个骤变阶段, 有研究显示, 自尊与心理健康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国外研究发现, 高自尊个体更易偏执, 低自尊与抑郁情绪存在高度的相关[1], 初中生自尊水平的变化使其更易于敏感、偏执, 甚至有时加重了他们的叛逆心理和行为, 从而导致更多心理困惑的出现。可见探究初中生自尊水平的影响因素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 本文从父母现状 (是否在自己身边) 、父母职业、父母教育水平等入手, 探究浦东农村初中生自尊水平与父母状况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2012年4—5月期间以浦东农村地区为抽样框架,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选取5所学校共3 770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在统一指导语引导下实施团体测量, 发放问卷3 770份, 当场收回问卷3 770份, 其中有效问卷3 190份, 有效问卷率为84.62%。在有效问卷中, 男生1 614人, 女生1 570人, 另有6名学生没有填写性别;预备年级971人, 初一年级1 112人, 初二年级1 103人, 另有1名男生没有填写年级, 2名女生没有填写年级, 另1名既无姓别也无年级。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 (SES) 进行施测。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 Cronbach a系数为0.88, 重测信度为0.82。分4级评分:1分表示非常符合, 2分表示符合, 3分表示不符合, 4分表示很不符合。分值越高, 自尊程度越高[2]。
1.2.2 统计学分析
对采集的数据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及事后分析等数据处理。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浦东农村初中生自尊水平的总体状况及性别和年级差异
2.1.1 总体状况
本研究将自尊总分划分为低分组 (≤20分) 、中分组 (21~30分) 和高分组 (>30分) 。统计结果显示, 浦东农村初中生自尊总分范围为6~40分 (20.11±4.44) 。其中低分组占53.2%, 中分组占45.3%, 高分组仅占1.4%。
2.1.2 不同性别初中生自尊总分的比较
见表1。分析自尊总分与性别的相关性检验显示, 自尊总分与性别存在显著相关性。男生组的自尊总分与女生组的自尊总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2.1.3 不同年级初中生自尊总分状况比较
见表1。分析自尊总分与年级的相关性检验显示, 自尊总分与年级存在显著相关性。预备年级组的自尊总分、初一年级组的自尊总分和初二年级组的自尊总分三者呈逐渐上升趋势, 且三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注:SES—自尊量表。6人未填写性别, 4人未填写年级。
2.2 浦东农村初中生自尊水平与父母状况的相关性研究
以父亲现状 ( (1) 在自己身边; (2) 不在自己身边) 、母亲现状 ( (1) 在自己身边; (2) 不在自己身边) 、父亲及母亲职业 ( (1) 无职业; (2) 农民; (3) 教师; (4) 工人; (5) 医生; (6) 商人; (7) 公务员; (8) 军人; (9) 公司职员; (10) 其他) 、父亲及母亲文化水平 ( (1) 没上过学; (2) 小学; (3) 初中; (4) 高中; (5) 大专、本科; (6) 研究生及以上) 为自变量, SES量表得分为因变量, 探索两者的相关性, 得到统计结果, 见表2。浦东农村初中生的自尊水平与其父亲现状、父亲职业、父亲文化水平、母亲文化水平之间有显著相关性。
继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事后分析技术, 深入探索父亲现状、父亲职业、父亲文化水平、母亲文化水平对SES量表得分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 父亲现状、父亲职业、母亲文化水平等因素对子女自尊水平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文中不予呈现。
而父亲文化水平对其子女的自尊水平有明显的影响, 即不同父亲文化水平对子女自尊水平高低存在影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3。结果显示, 父亲文化水平为没上过学和小学时, 子女SES量表总均分高于父亲为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文化水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父亲文化水平为初中的情况下, 子女SES量表总均分高于其父亲为高中及大专、本科文化水平时,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余不同文化水平情况下子女的SES量表总均分无显著性差异, 文中不予呈现。
3 讨论
Setliff等[3]研究发现, 自尊能调节个体的心境, 即高低自尊者对不良情绪反应的调节及最终表现出的情绪反应是不同的。高自尊的个体似乎拥有更多的可利用资源去调动各种策略以缓冲、调整心境。Wood等[4]研究发现, 当人们体验到积极情感时, 低自尊者更可能抑制它, 而高自尊者却更可能欣赏它。黄煜峰等[5]研究发现, 初中生的自尊心是强烈的而稚嫩的, 体验容易走向极端, 当社会评价与个人的生活需要相一致, 自尊需要得到肯定与满足时, 他们往往会沾沾自喜, 甚至会忘乎所以;如果社会评价不能满足自尊需要, 或者产生矛盾时, 他们就会妄自菲薄、情绪一落千丈, 甚至出现不负责任的自暴自弃现象。
本研究表明, 浦东农村初中生自尊水平总体偏低, 这与国内一些研究结论是吻合的。例如有关研究表明, 城市儿童的自尊水平高于农村, 农村女童的自尊水平最低。本研究认为, 浦东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和配套公共资源与国际化上海市中心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农村家庭教育受父母文化水平和家庭环境的影响, 对子女的关注不及城市。农村学生容易产生自卑感及不合理的自我评价而产生低自尊感。文献[6]研究发现, 当个体遭遇社会拒绝时, 自尊指示灯会使我们更敏锐地觉察到他人的期望, 而这种社会拒绝 (欠佳的公共资源可以视为一种社会拒绝) 会降低个体的自尊感水平, 同时增强个体渴望被接受的意愿。另外, 初中生处于情绪敏感和极具波动性的青春期, 遇到逆境和困难时容易产生不合理的自我评价从而降低自尊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 浦东农村初中生自尊水平的性别效应显著, 男生的自尊水平显著高于女生。这与张文新 (1997) [7]对初中学生自尊特点进行的研究是不一致的。有关性别对其自尊发展是否存在影响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Diane等[8]等发现, 总的来看, 从儿童早期到青春期男性的自尊趋于增高, 而女性的自尊则趋于降低;女孩的自尊到了青春期以后比男孩下降的幅度大。至于为什么有的研究中没有发现性别差异, 有人提出原因在于“男女两性在整个自尊上的因素结构是相似的, 但女性在一些因素上的得分高于男性, 而男性在另一些因素上的得分则高于女性, 本研究结果认为, 这与我国社会文化对男性、女性社会角色要求的不同是有关系的。社会要求男性更有担当、更有骨气、有富有成就, 也就是说男人的自尊是与强调个人成就的个性化的过程相联系的。浦东农村初中生在认同不同性别社会角色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尊水平的差异性。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浦东农村初中生自尊水平的年级效应显著, 自尊水平随着年级的增长而逐年增高。张文新 (1997) [7]也对初中学生自尊特点进行了研究, 得到以下结论:整个初中阶段学生的自尊是不稳定的, 存在着极其显著的年级 (年龄) 差异。刘春梅[9]研究发现, 初中生的总体自尊发展和各个特定领域的自尊 (利他自尊、人际自尊、生理自尊) 发展都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初二年级明显低于初一年级, 但初二与初三之间差异不显著;生理自尊在年级与性别上的主效应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这表明初中二年级是利他自尊、人际自尊、生理自尊发展的转折点。辛自强等[10]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因此, 浦东农村地区教师和家长应注重加强初中生自尊教育, 尤其是初中女生, 需要提高自尊水平。
本研究结果再次显示, 浦东农村初中生的自尊总分与父亲现状、父亲职业、父亲文化水平、母亲文化水平之间的有显著相关性。其中, 浦东农村父亲文化水平的显著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文化水平差距越大, 子女的SES量表得分越具有显著性差异, 而相近文化水平的情况下, 子女的SES量表得分不具有显著性差异。相对来说, 父亲文化水平越低, 子女的自尊反而越高。在浦东农村地区, 父亲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通常家庭环境、经济条件都不理想, 逆境中成长的子女更多怀有改变生活环境和改变命运的愿望, 表现出较强的自尊水平。
本研究结果最后显示, 浦东农村初中生自尊水平受父亲影响更多, 这一事实与我国农村文化赋予了父亲以重要的家庭角色是分不开的。在农村, 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 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 父亲是否在子女身边、父亲的职业状况、文化水平对子女及整个家庭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对单亲家庭的研究表明, 90%以上的儿童问题与父性教育的缺失有关[11]。黄希庭等[12]的研究发现, 自我价值感的水平随年级的发展呈“V"字形趋势。研究表明, 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从中学到大学有一定的上升和发展, 但在中学生群体中, 社会趋向的自尊感呈现随年级增高而逐渐下降的趋势。陈红等[13]对青少年身体自尊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身体自尊在青春期早期和中期呈下降趋势, 青春期后期缓慢上升。
父母状况 篇9
关键词：儿童保健知识,父母,需求状况,获取路径,健康教育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8月至2011年12月在院治疗的2~3岁儿童父母800名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性368人, 女性432人, 年龄26~34岁, 平均年龄 (29±2.28) 岁。研究对象文化水平高低依次为专科及以上286名, 占35.8%、中专或高中236名, 29.5%、初中文化程度为185名, 23.1%、小学文化水平为93名, 11.6%。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进行资料收集, 经培训后的工作人员将各项相关指标向被调查者予以详细的阐明, 被调查者进行问卷填写, 工作人员注意对其引导, 保证问卷的有效性;本次研究共发出问卷800份, 回收有效问卷800份, 回收有效率为100%。调查内容包括: (1) 调查者的一般资料。采用不记名方法在问卷中对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文化水平以及职业进行详细记录; (2) 儿童保健知识以及常见多发疾病的防控:从行为、态度和儿童保健知识三个方面采用单项选择方式来评估研究对象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每方面均为15题, 每题设分值为1, 满分为15分, 以孩子家长答题情况为依据进行评分。对某些无法理解问卷调查内容或因知识水平过低而无法填写问卷的, 由工作人员对其进行诠释或代填。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分析, 用t检验剂量资料, 用χ2对计数资料进行检验, 用表示统计数据,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以及儿童保健知识掌握程度得分。
在表1中可以看出, 在对于儿童保健知识掌握程度方面, 女性家长所得分数 (12.33±2.42) 分略高于男性家长 (12.22±1.71) 分, 其差异并不明显,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但随着文化程度与知识层面的提高, 家长对儿童保健知识掌握程度也逐渐提高, 此间差异较为明显 (P<0.05) 。
2.2 研究对象关于儿童保健知识的需求度
研究对象关于儿童保健知识的需求从高到低依次为:对孩子进行定期的体格检查 (452名, 56.5%) 、常见多发疾病的防治知识 (446名, 55.8%) 、定期对孩子的智能进行检查 (426名, 53.2%) 、合理的营养指导 (294名, 36.8%) 、科学的早教指导 (182名, 22.8%) 、儿童心理行为咨询 (170名, 21.3%) 、意外伤害的防控措施 (20名, 2.5%) 。见表2。
2.3 研究对象获取儿童保健相关知识的重要途径
研究对象获取儿童保健相关知识的重要途径统计结果为:向儿童保健门诊咨询 (397名, 49.6%) 、网络和电视等媒体宣讲 (339名, 42.4%) 、关注医院分发的健康知识宣传页/册 (265名, 33.1%) 、从亲人或朋友获取 (210名, 26.3%) 、社区组织的知识培训和讲座 (236名, 29.5%) 以及其他途径 (164名, 20.5%) 。见表3。
3 讨论
2~3岁儿童的保健与多个学科和诸多方面均有密切关联。随着当前社会发展和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进步, 人们的保健思想观念也发生很大转变。儿童保健受到越来越普遍的重视, 如何加强儿童保健, 促进其健康成长成为当下儿童保健方面的主要研究课题。作为儿童的第一监护人, 父母负担起儿童保健知识传播的责任, 同时也是儿童保健知识的主要实践者, 儿童父母掌握保健知识的程度对儿童本身成长是否健康有很大影响。在本次研究过程中发现, 当前儿童家长掌握儿童保健知识的水平普遍低下, 且其间差异较大。对于一些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家长, 其掌握度更为低下, 所以, 应基于此进行针对性的组织培训, 保证所有孩子都能得到科学合理的成长保护。同时本次研究还发现, 男性家长与女性家长对儿童保健知识的掌握程度并无太大差异性, 因而两者掌握儿童保健知识的程度均应强化, 为孩子成长创造良好环境[1,2,3,4,5,6]。
综上所述, 当前2~3岁儿童父母对儿童保健知识掌握的牢固水平偏相对较为低下, 因而应针对其进行不同形式的培训, 促使其对儿童保健知识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 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有利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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