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血管造影

2024-08-19

超声血管造影(共8篇)

超声血管造影 篇1

颈动脉硬化斑块是引起颈动脉狭窄的主要病因,斑块脱落可导致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甚至脑梗死。颈动脉无创性影像学检查方法包括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超声造影(CEUS)、多层螺旋CT血管成像(MSCTA)、磁共振成像等,目前主要采用CEUS及MSCTA,但两种方法的对比鲜有文献报道。本研究回顾性分析37例颈动脉硬化斑块狭窄的MSCTA及CEUS资料,比较两种方法评价颈动脉狭窄程度及评估斑块稳定性的优劣。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9-06~2011-12在深圳市中医院及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发现37例颈动脉斑块狭窄患者,其中男21例,女16例;年龄42~79岁,平均(58.95±13.69)岁。37例患者于1周内先后行64层螺旋CT扫查及超声造影检查。

1.2 MSCTA

使用Philips 64层螺旋CT机,造影剂采用优维显。患者取仰卧位,肩部尽量下垂,扫描时嘱患者避免吞咽动作。探测器排列64×0.625,准直器宽度0.625mm,层厚1.0mm,间距0.4mm,采集矩阵512×512,电压120kV。经右侧肘正中静脉高压注射对比剂,注射速度4.5ml/s。采用后处理工作站EDW进行重建,根据观察结构的不同选择最大密度投影(MIP)、多平面重组(MPR)、曲面重组(CPR)和容积再现(VR),对图像进行切割、旋转、阈值去除,使血管显示清晰。由2位医学影像专业副主任医师采用盲法阅片。

1.3 超声造影

使用百胜MyLab 90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探头频率7~13MHz。患者取仰卧位,肩部垫高以尽量暴露颈部,常规彩色多普勒超声扫查颈动脉内中膜厚度及斑块情况。斑块处局部放大后行超声造影,造影剂采用声诺维(SonoVue),剂量59mg,以5ml生理盐水配制,充分振荡后,经左侧肘正中静脉注射2.0ml造影剂,利用低机械指数(MI)谐波超声造影程序进行造影成像,MI 0.06,储存动态影像2min,利用Qontraxt软件进行分析,获取斑块增强曲线,计算斑块处狭窄率。由一位超声医学专业主任医师及一位副主任医师采用盲法分析。

1.4 评价指标

采用MSCTA测量颈动脉管壁厚度(CAWT),CEUS测量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MT),并分别测量颈动脉狭窄面积百分比。

1.5 颈动脉狭窄判断标准

按照北美症状性动脉内膜剥脱试验(the North American Symptomatic Carotid Endarterectomy Trail,NASCET)标准[1](狭窄面积百分比):轻度狭窄10%~29%;中度狭窄30%~69%;重度狭窄70%~99%;完全闭塞100%。

MSCTA对颈动脉斑块稳定性的评估标准[1]:稳定性斑块:钙化斑块、表面光滑的纤维斑块,表面光滑且以钙化为主的混合性斑块;易损斑块:软斑块(CT值≤50Hu),表面粗糙的纤维斑块,溃疡斑块及混合性斑块。

超声造影对颈动脉斑块稳定性的评估标准[2]:稳定性斑块:斑块内无血流或见1~2处点状血流;易损斑块:斑块内3处以上点状血流或1处以上条状血流。1.6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7.0软件,计量资料数据以x±s表示,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CAWT与IMT的相关性,采用Kappa检验分析两种方法对颈动脉狭窄评价的一致性,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37例共51处病变血管。MSCTA:CAWT增厚9处;斑块42处,其中稳定斑块27处,易损斑块15处;CEUS:IMT增厚11处;斑块40处,其中稳定斑块23处,易损斑块17处(图1~6)。MSCTA:轻度狭窄21处,中度狭窄15处,重度狭窄12处,闭塞3处;CEUS:轻度狭窄20处,中度狭窄16处,重度狭窄13处,闭塞2处。MSCTA三维重建图像清晰显示狭窄部位、可测量狭窄比率,且直观易懂,易为临床医师理解(图7)。CAWT与IMT呈正相关(r=0.94,P<0.01),见图8。MSCTA与CEUS对颈动脉狭窄(Kappa=0.71,P<0.05)及颈动脉斑块稳定性(Kappa=0.69,P<0.05)的评价一致性较好。

3 讨论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与脑缺血性病变的发生密切相关,一方面,管腔狭窄引起缺血性低灌注导致脑卒中;另一方面,斑块脱落、溃疡破裂引起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甚至脑卒中[3]。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是诊断颈动脉硬化狭窄的“金标准”,但是由于其为有创检查、费用高、辐射量大,并且无法评估管壁、斑块内部情况。同时,DSA造影时导丝、导管及局部高压注射引起的压强变化可诱发脑血管痉挛,导丝与导管经过斑块部位时可能导致斑块脱落,诱发脑血管意外[4],故其应用仍受到很大限制。

MSCTA、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HRCMRI)[5]与DSA对颈动脉斑块狭窄的诊断具有良好的相关性,通过对重建后的CPR图像任意角度旋转,有利于观察狭窄病变,特别是对于重度狭窄或闭塞患者,其诊断灵敏度达96%~100%[6,7]。通过适当的窗宽、窗位对原始横断面图像进行多角度、多方位观察,可显示血管壁的情况,区分钙化斑块、混合性斑块或软斑。斑块内部靠近管腔的钙化,尤其是斑块表面的钙化更容易引起局部血流动力学改变,导致局部血栓形成,提示斑块为易损斑块,MSCTA对此类病变的显示较CEUS更有优势[8]。

随着空间分辨力和时间分辨力以及后处理技术的发展,目前64层螺旋CT不但可以显示管腔狭窄程度、观察斑块形态、分析斑块性质,还可以显示颈动脉管壁厚度[9,10]。IMT是评价颈动脉粥样硬化早期改变的重要指标,也是预测心脑血管意外危险性的有力指标[2]。本研究结果显示,MSCTA测量的CAWT与CEUS测量的IMT有良好的一致性,故CAWT亦可作为预测心脑血管疾病危险性的因子。

本研究中,CEUS可以显示斑块内组织微小血管的灌注。病理组织显示,斑块内炎症浸润、动脉外膜滋养血管增生以及斑块内新生血管不仅在斑块的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且是斑块不稳定的重要标志[11]。新生血管有助于淋巴细胞和脂质聚集,促进斑块发展,当斑块内存在出血、破裂、炎症浸润时,其内微血管密度显著增高[12]。本研究所用超声造影剂SonoVue是一种血池造影剂,其大小与红细胞相似,因此利用超声造影这一简便、无创的技术,使经体外检测斑块内新生血管成为可能。

本研究采用MSCTA与CEUS评估颈动脉狭窄及斑块稳定性,结果显示,二者有较好的一致性。对于颈动脉狭窄的诊断,由于MSCTA可通过三维重建技术得出较直观的图像,易为临床医师理解;对于斑块稳定性的评估,超声造影较CT更有优势,这可能因为超声造影可显示斑块内微循环,而CT无法观察斑块内新生血管情况。MSCTA与CEUS对溃疡型斑块的显示均较佳,二者均可显示3例溃疡型斑块。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患者未经DSA证实,无法获取MSCTA与CEUS对颈动脉狭窄诊断的灵敏度及特异度。

综上所述,MSCTA与CEUS评价颈动脉斑块狭窄一致性较好。MSCTA可以准确测量管腔狭窄及判断斑块的性质,通过测量CT值判断斑块是否钙化。CEUS可准确测量内中膜厚度及管腔狭窄,并可显示斑块内新生血管情况,判断斑块是否易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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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菁绿眼底血管造影的护理体会 篇2

【关键词】吲哚菁绿;脉络膜血管造影;护理

【中图分类号】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1—0293—01

吲哚菁绿脉络膜血管造影(ICGA)是眼底造影检查的一种,它弥补了荧光素血管造影(FFA)的缺点。由于吲哚菁绿的分子量大不易从窗孔型的脉络膜毛细血管渗漏,且其荧光光谱可穿透视网膜色素上皮、黄斑区叶黄素、出血及浆液性渗出等.从而能很好的对脉络膜血管显影。如果说FFA对视网膜病变有较高的诊断价值,那么ICGA则对脉络膜病变,特别脉络膜新生血管性疾病具有独特的诊断价值,两种检查配合使用为眼底疾病的诊断提供了更有效、可靠的手段。我院眼科为了配合开展光动力疗法治疗黄斑下新生血管膜,对眼底黄斑疾病病患者进行了ICGA,为了使眼科护理人员更加了解ICGA的原理和意义,并掌握有关操作与配合,现将我们进行ICGA的护理方面情况介绍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25例,男16例,女9例,最大年龄者78岁,最小年龄者33岁。主要为老年性黄斑变性、高度近视性眼底病变。

2 造影前的准备

2.1 造影前护士应注意了解患者的血压、心电图、眼底病变的初步临床诊断、眼压及全身各方面的健康情況,并询问有无碘过敏史及其它药物过敏史。对过敏体质者慎用,如有碘过敏则不能进行该检查。

2.2 患者造影前应充分散大瞳孔,要求瞳孔散得越大越好,防止造影时拍照漏掉眼底病变区域。

2.3 心理护理,由于大多数患者对造影知识缺乏了解,一进入陌生环境尤其是医院就容易产生紧张、恐惧心理。因此,护士可采用非语言与语言思想沟通的技巧,让患者熟悉室内环境,并向患者简单介绍造影的原理、方法、时间及注意事项,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消除紧张情绪和恐惧心理以便取得造影时默契配合。

2.4 为了保证医疗安全,造影室内应备有各种急救药品和器材,以及听诊器、血压计、输液架、氧气、吸痰器等。

3 ICG的排泄途径

ICG为疏松暗绿色固体粉末,静脉注射后排泄途径是从肝细胞以游离形式排泄到胆汁中,经胆道入肠,随粪便排出体外。由于排除快,一般正常人静注20min后约有97%从血中排除,不参与体内化学反应,无肠肝循环(进入肠管的ICG不再吸收入血),无淋巴逆流,不从肾等其它肝外脏器排泄,几乎无毒副作用。

4 造影时的配合

4.1 造影前应协助患者取舒适坐位头固定在支架上,上臂放平避免静脉扭曲或衣袖过紧,影响臂到脉络膜或视网膜的循环时间。

4.2用5ml注射器抽取5ml0.9%氯化钠注射液连接7号头皮针头进行静脉穿刺(选取肘静脉)。推入5ml0.9%氯化钠注射液,观察血管情况,如无异常连接ICG溶液待用。

4.2 嘱患者双眼向前看,固视前方指示灯听从医生要求向上、下、左、右看。待医生对准病灶后护士再将ICG溶液以3—5秒的速度快速静脉推入,同时进行计时。穿刺时尽量选择肘部较粗大而有弹性的血管。护士应技术过硬,“一针见血”,避免反复进针造成疼痛或药液外渗等,导致造影失败。

5 护理观察与体会

5.1注入完毕后,护士要密切观察病人有无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者可给予灭吐灵lOmg肌注:皮肤出现风团、发痒、荨麻疹等可肌肉注射地塞米松5mg。严重危及生命的重度不良反应非常罕见.如一旦发生休克反应,立即中止ICGA检查,迅速采取急救措施,如平卧,给予氧气吸入、人工呼吸,保持气道通畅.输液给升压药,联系急诊内科共同参与抢救。

5.2在静脉注射过程中不慎将药液溢至血管外组织,可引起局部疼痛,但很快会消失,无需特殊处理。

5.3注射高浓度ICG时速度快.发生反应的机率较高,故需根据病人的身体情况掌握静脉推注的时间(只要不影响显影效果即可)。

5.4为得到满意的眼底血管造影图像,ICG注射和医生的摄影配合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做静脉注射时,由于静脉循环缓慢,让病人手臂向外转,并抬至水平位,这样可避免流至锁骨下静脉时的机械性阻碍,缩短时间,顺利集中地到达眼底。

5.5 ICGA前要给病人详细解说其目的、过程,得到病人的理解,取得配合是相当重要的。

5.6注射要熟练,以做到稳、准、快,还要和摄影密切配合.以保证造影过程顺利进行。

5.7造影前应配备应有的抢救设备,为休克病人赢得抢救时间

5.9患者如有药物过敏史、严重心脑血管性疾病、过敏哮喘、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怀孕、血压超过160/90mmHg者一律慎做。有碘过敏史的患者禁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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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血管造影 篇3

1 斑块内新生血管

1.1 斑块内新生血管的形成

动脉粥样硬化中的新生血管形成的始动因素仍不清楚, 认为可能与代谢有关, 其机制是动脉壁的增厚使氧供应与氧的需求失衡, 细胞缺氧诱导转录因子激活, 故新生血管形成。这些新生血管是仅由简单的内皮细胞围成的管道, 周围没有支撑的结缔组织, 没有基膜, 也没有感受血流或血压的受体。管壁发育不完善, 血管脆性大, 容易破裂出血, 诱发斑块破裂, 继发血栓形成, 因此斑块内新生血管对引发斑块内出血及脑血管意外发生起着重要作用。

激活的炎症细胞释放血管源性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 也是诱导新生血管形成的因素。研究表明, 大量巨噬细胞浸润的人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含有丰富的内皮血管网, 且斑块内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的位点血管的密度最高, 说明巨噬细胞的浸润与新生血管的形成密切相关。

1.2 斑块内新生血管致斑块不稳定机制

将有症状的动脉粥样硬化的病人和无心血管意外的病人相比较, 有症状的病人组滋养血管的密度比无症状组高[3]。将主动脉破裂的斑块和无破裂的斑块相比较, 破裂的斑块新生血管的密度更高。新生血管的形成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进展并使斑块变得不稳定, 其原因可能是新生血管往往是不成熟、发育不完全的, 故通透性较大[4]。

研究证实斑块内部新生血管的分布状况不同, 斑块内新生血管常位于斑块内易损部位, 即斑块内巨噬细胞浸润明显的纤维帽、脂质富集区、炎症活跃区等部位[5,6]。大量病理研究表明斑块内新生血管密度与斑块稳定性密切相关, 破裂型斑块中新生血管密度最高, 为稳定性斑块的4倍, 易损斑块中新生血管密度也明显增加, 为稳定性斑块的2倍。粥样硬化斑块肩部作为斑块破裂好发部位, 其微血管密度亦相对较高[6], 造影发现斑块的肩部增强最明显[7], 这与既往文献报道斑块肩部炎症因子最活跃, 最易破裂相吻合[8]。斑块内滋养血管广泛增生, 与炎症、纤维帽厚度、脂核大小一样, 是斑块破裂的独立预测因子, 且目前被认为是斑块破裂的最有力的独立预测因子[6]。因此对斑块新生血管密度及部位等方面的研究可能有助于斑块稳定性的评估。

2 超声造影成像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新生血管的评价

2.1 应用现状

超声造影技术具有较高的时间及空间分辨率, 且造影剂微气泡具有类似红细胞的血流动力学特征, 可作为血管内示踪剂。Rajaram等[9]在常规研究中发现颈动脉粥样斑块的造影增强, 并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斑块内的新生血管。超声造影成像技术已应用于检测心肌及其他组织的血流灌注、肿瘤新生血管的研究之中, 研究证实颈动脉斑块内出现的微泡代表了斑块内新生血管[10,11], Vicenzini等[12]认为斑块内出现的造影剂微泡是斑块内新生血管的标志。Shah等[13]的研究表明斑块内新生血管的造影增强与斑块手术标本的组织学评分有较好的相关性, Coli等[14]研究证实, 半定量分析的造影增强程度与斑块内新生血管的组织学密度有较强的相关性。朱英、邓又斌等[15]在研究超声造影成像技术评价颈动脉斑块内新生血管与斑块声学特征的关系中, 发现当患者颈动脉有多个斑块时, 最厚的斑块可能并不是造影增强最明显的斑块, 关于斑块内血管造影的临床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于颈动脉超声可敏感的检测动脉内-中膜厚度及斑块的存在、大小、性质和严重程度, 而超声造影可显示斑块内的新生血管, 弥补了常规检查方法的不足。

2.2 国内外应用进展

国内目前使用的SonoVue超声造影剂正常情况下仅存在于血管内, 并不进入组织间隙或被巨噬细胞等摄取, 可有效评估斑块内新生血管密度, 而不会像MRI等过度评估新生血管。临床除了应用于更准确地显示血管狭窄段的部位、长度、程度以及其侧支循环、区分硬化斑块部位极度狭窄与完全阻塞、确认血栓部位外, 利用超声造影还可以显示斑块表面、内部及后方的血流分布状况等信息, 对评估斑块的稳定性提供帮助。该领域近年来研究的热点还包括使微气泡携带所需的基因或治疗药物等对特定组织器官靶向黏附或灌注, 再利用超声波爆破使携带物质局部释放。超声介导血小板特异性微泡空化靶向溶栓的实验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的进展, 目前的研究技术瓶颈还是集中在微泡的制作等领域[16]。

超声血管造影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2013年1月—2014年6月期间收治的22例冠心病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均符合WHO制定的冠心病诊断标准, 且22例患者均无血管内超声及冠状动脉造影禁忌证;排除近期有大手术史、合并脑出血症状、有消化道出血病史、伴有严重心律失常、血液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及瓣膜病变等疾病的患者。其中男15例, 女7例;患者年龄最小为45岁, 最大年龄为78岁, 平均年龄 (57.6±2.6) 岁;合并症:11例患者合并高血压, 6例合并高血脂, 5例合并糖尿病。

1.2 方法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于数字减影血管影机 (DSA) 下取右股动脉作为穿刺点, 常规消毒铺巾, 局麻后自穿刺点置入造影导管, 分别至左右冠状动脉开口部位, 并注射造影剂。对血管直径狭窄率、狭窄病变的长度及面积狭窄率以定量血管造影分析法为依据进行计算。

血管内超声检查:利用血管内超声成像仪进行检查, 导管选用相控阵式, 选用外径为2.9F的探头, 探头频率应设置为30 MHz, 景深直径应为10 mm。在引导钢丝的引导下将超声导管置于被检冠脉远端, 然后在撤除的同时进行超声检测, 并对管腔横截面积、斑块面积及总截面积进行计算。

1.3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组22例患者中共30处冠脉血管段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及血管内超声检查, 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显示30处血管均未达到手术干预指征, 而经血管内超声检查则显示17处血管段需行手术干预;且两种检测方式检查结果显示病变血管直径及直径狭窄率有较大差异 (P<0.05) 。见表1。

3 讨论

冠心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病, 其主要是指冠状动脉血管发生粥样硬化病变导致血管腔狭窄或阻断, 进而引起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所造成的心脏病[2]。该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 尤其是近些年来,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老年人口的增多,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冠心病的发病率, 严重威胁着患者的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因此, 及时明确诊断, 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疗, 以改善患者预后, 提高其生活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冠状动脉造影是临床上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 该诊断方式可在冠状动脉造影过程中对造影剂充填的冠状动脉进行观察, 从而可间接对病变长度及狭窄程度进行判断。然而其因受投射角度等因素的限制而难以充分对病变部位进行明确, 难以充分判断病变部位在腔内或腔外的具体部位, 且该诊断方式在测量血管腔直径及截面积方面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极易产生误差, 从而难以对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进行准确的判断。另外, 该诊断方式在判断斑块的结构性质及危险程度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3,4]。因此, 为有效提高冠心病诊断的准确率, 临床上仍需探讨更加安全有效的诊断方式。血管内超声是临床上诊断冠心病的另一种方式, 其相对于冠状动脉造影有较多优点: (1) 该诊断方式通常不受投射角度的限制, 可对血管进行全方位的横截面成像; (2) 该检查方式可通过超声探头对血管内情况进行直接、清晰的了解; (3) 该检查方式可有效对斑块组织特征、大小、厚度及病变范围进行观察, 并可评估斑块的危险程度。因此, 将其应用于冠心病的检查中必可取的良好得效果。

本组22例患者中共30处冠脉血管段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及血管内超声检查, 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显示30处血管均未达到手术干预指征, 而经血管内超声检查则显示17处血管段需行手术干预;且两种检测方式检查结果显示病变血管直径及直径狭窄率有较大差异 (P<0.05) 。说明对于经冠状动脉造影术检查显示无明显狭窄症状、但伴有明显心肌缺血症状的患者, 应进一步进行血管内超声检查, 确保及早发现冠心病, 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

摘要:目的 对比分析冠心病患者血管内超声与冠状动脉造影术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接收的22例冠心病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均行血管内超声与冠状动脉造影术检查, 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本组22例患者共30处冠脉血管段行血管内超声与冠状动脉造影术检查, 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显示30处血管均未达到手术干预指征, 而经血管内超声检查则显示17处血管段需行手术干预;且两种检测方式检查结果显示病变血管直径及直径狭窄率有较大差异 (P<0.05) 。结论 对于经冠状动脉造影术检查显示无明显狭窄症状、但伴有明显心肌缺血症状的患者, 应进一步进行血管内超声检查, 确保及早发现冠心病, 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

关键词:冠心病,诊断,血管内超声,冠状动脉造影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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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血管造影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2011年1月~2015年4月就诊于我院的250例疑似PE诊断的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所有接受观察的观察对象均需符合本研究的入选及排除标准。观察者中,男151例,女49例;年龄38~70岁,平均(53.88±8.99)岁;出现胸闷、胸痛者81例,出现呼吸困难者71例,出现心悸者55例,出现咳嗽者39例。入选标准:(1)存在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咳嗽等症状,疑似PE者。(2)同意接受UCG检查、CTPA检查及肺动脉造影检查者。(3)签署本研究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除外因非PE疾病所致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咳嗽等症状者。(2)除外患者拒绝接受UCG检查、CTPA检查及肺动脉造影检查者。(3)除外无法接受动脉造影检查者。(4)除外存在PE病史者。

1.2 检查方法:

所有接受观察者在入组后接受UCG检查、CTPA检查及肺动脉造影检查。UCG检查应用Philips IE33超声心动图检查仪进行检查,患者于左侧卧位下接受检查,对患者心脏进行常规超声检查,并注意对右心房、肺动脉主干及肺动脉分支进行观察。所得超声表现中,以肺动脉压力显著升高,并伴有双肺动脉分支多发异常回声、右肺动脉及其分支异常回声、右心房容积增大或右心室前后径增宽之一者为检查阳性。多层螺旋CT扫描采用CT16层螺旋CT扫描机(Siemens Sensation 16):患者膈下至主动脉弓上缘2cm水平作为CT扫描的范围,自患者足端至患者头端为扫描循序,扫描时长为0.5s,视野面积320mm x 320mm,螺距为3.5或5.5,图像重建后放入SGIAltanutionl.2工作站进行图像分析及阳性诊断。并以UCG检查阳性且CTPA检查阳性者为联合UCG及CTPA检查阳性。患者在接受UCG检查及CTPA检查后,接受肺动脉造影检查,穿刺点选择股静脉,将导管经股静脉、右心房及右心室置入肺动脉主干,行肺动脉造影检查。所得结果中,以肺动脉局部出现充盈缺损者诊断PE。

1.3 观察方法:

分别将UCG检查结果、CTPA检查结果、联合UCG检查及CTPA检查结果作为观察指标,并以肺动脉造影检查结果作为确诊标准。分别分析三种检查方式对PE的诊断灵敏性、特异性、准确性、漏诊率及误诊率进行计算。诊断灵敏性计算应用(观察指标阳性且确诊PE者)/确诊PE者×100%公式,诊断特异性计算应用(观察指标阴性且确诊非PE者)/确诊非PE者×100%公式,诊断准确性计算应用(观察指标阳性且确诊PE者+观察指标阴性且确诊非PE者)/所有观察者×100%公式,诊断漏诊率计算应用1-(观察指标阳性且确诊PE者)/确诊PE者×100%公式,诊断误诊率计算应用1-(观察指标阴性且确诊非PE者)/确诊非PE者×100%公式。比较三种检查方法的诊断灵敏性、特异性、准确性、漏诊率及误诊率。同时应用ROC分析方法对三种检查方法在PE诊断中的诊断价值进行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应用均数±百分率进行统计描述,计数资料应用百分率进行统计描述。以ROC分析对诊断价值进行统计分析,在所得统计结果中,以P<0.05为差异具统计学意义,同时以曲线下面积评价诊断价值,以曲线下面积越大表示诊断价值越高。

2 结果

2.1 三种检查方式诊断相关指标分析:

在所有疑似PE患者中,共有170例明确诊断PE。联合UCG及CTPA检查在PE诊断中的灵敏度、特异性及准确性均明显高于UCG检查及CTPA检查,而误诊率及漏诊率均明显低于UCG检查及CTPA检查。

2.2 三种检查方式的诊断价值分析:

同时仅CTPA检查及联合UCG与CTPA检查对PE存在诊断价值(P<0.05),且联合UCG及CTPA检查诊断价值高于CTPA检查。

*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UCG检查及CTPA检查均为临床常用的检查方法,其中UCG检查为临床常应用于心血管疾病的诊疗过程中,近年来在临床观察显示,其在除心脏疾病外的多种疾病的诊断中均有着较为理想的应用效果[4,5]。而CTPA检查属随着CT检查技术发展而形成的检查方法,其弥补了常规CT检查方法无法对血管进行检查的不足,对于动静脉血管的检查同样有着较为理想的检查效果。目前在包括心脏血管疾病及四肢血管疾病的诊疗过程中均有着较为理想的应用效果[6,7]。因此,本研究将UCG检查及CTPA检查作为检查方法,以观察UCG检查、CTPA检查及联合UCG与CTPA检查在PE诊断中的诊断价值。

本研究首先对三种检查方法对PE诊断中的诊断相关指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联合UCG及CTPA检查不仅可显著的提高PE诊断的灵敏度、特异性及准确性,同时也可有效的降低PE诊断的误诊率及漏诊率。可见,联合UCG及CTPA检查在PE的诊断中具有一定应用价值:为更为准确的评价联合UCG及CTPA检查在PE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本研究应用ROC分析对三种检查方法在PE诊断中的诊断价值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仅CTPA检查及联合UCG与CTPA检查对PE存在诊断价值,且联合UCG及CTPA检查诊断价值高于CTPA检查。由此可知,在PE的临床诊断过程中,可将联合UCG及CTPA检查方法作为主要诊断方法应用于临床工作中。但本研究结果中的三种检查方法均存在一定的漏诊率及误诊率,因此在临床工作过程中,同样应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以更为有效的降低检查方法所造成的漏诊率及误诊率。

综上所述,联合UCG及CTPA检查在PE诊断中具有明确的诊断价值,可应用于PE的临床诊断中。

摘要:目的:探讨联合超声心动图(UCG)检查及多层螺旋CT血管造影(CTPA)检查在肺栓塞(PE)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250例疑似PE患者的临床检查资料进行分析,所有患者均接受UCG检查、CTPA检查及肺动脉造影检查。将肺动脉造影检查结果作为确诊标准,分别对UCG检查、CTPA检查及联合UCG及CTPA检查在PE诊断中的诊断价值进行分析。结果:联合UCG及CTPA检查在PE诊断中的灵敏度、特异性及准确性均明显高于UCG检查及CTPA检查,而误诊率及漏诊率均明显低于UCG检查及CTPA检查。同时仅CTPA检查及联合UCG与CTPA检查对PE存在诊断价值(P<0.05),且联合UCG及CTPA检查诊断价值高于CTPA检查。结论:联合UCG及CTPA检查在PE诊断中具有明确的诊断价值,可应用于PE的临床诊断中。

关键词:超声心动图,多层螺旋CT血管造影,肺栓塞,诊断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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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血管造影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09年1月至2014年1月结肠镜检查结果为结肠占位性病变的住院患者, 共计104例。104例患者均行手术治疗, 且术后病理诊断均为结肠癌, 其中伴肺转移、肝转移10例, 合并肝、淋巴结转移6例, 伴淋巴结转移10例。所有病例均经Dukes分期标准进行分期, 收集术后病理分期资料。根据肿瘤的形态12例为肠内肿块型;52例为肠壁增厚型;14例为肠外肿块型;26例为混合型。

1.2 仪器与试剂:

(1) 美国GE公司log IQ9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内设应用编码相位反转技术及声学定量TIC分析软件; (2) 对比剂选用速溶型胃肠超声助显剂、声诺维 (Sono Vue) 静脉对比剂。

1.3 检查方法:

患者肠道准备后经肛门灌肠1500 m L胃肠助显剂并采用多种不同体位依次进行常规超声检查。发现病灶所在位置后联合应用静脉声学造影。

1.4 观察指标:

(1) 观察常规彩色多普勒超声和双重超声造影图像上结肠癌肿块的声像图特点; (2) 观察超声增强条件下感兴趣区 (ROI) , 分析癌组织及癌旁组织在动脉期、平衡期、静脉期超声参数增强的强化程度, 绘制时间-强度曲线 (TIC) 。

2 结果

2.1 常规CDFI和DCUS定位结果与手术定位结果的比较:常规CDFI与DCUS定位符合率分别是67.3%和88.5%, 具体见表1。

2.2 常规CDFI和DCUS对104例结肠癌术前分期的结果比较:在对104例结肠癌术前分期的结果中, 常规CDFI和DCUS的符合率分别是65.4%和96.2%, 具体见表2。

2.3 104例结肠癌的组织学分化程度的超声造影定量指标:通过组织学分化类型的超声造影定量指标, 发现组织学分化类型从高分化到低分化, 达峰时间 (TTP) 、平衡期持续时间 (DT) 和静脉期消退时间 (RT) 数值有逐渐变小的趋势。经独立样本t检验, FTTP=27.109, P<0.01, FDT=36.649, P<0.01, FRT=20.045, P<0.01, 三者差异显著, 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超声造影定量指标与结肠癌的组织学分化程度显著相关。

2.4 结肠癌超声造影TIC曲线的定量指标与肿瘤病灶MVD相关性分析:52例结肠癌患者病灶MVD平均值 (27.35±8.37) 。52例结肠癌病灶达峰时间 (TTP) 平均值 (15.18±3.43) , 达峰时间 (TTP) 平均值 (18.04±5.21) , 静脉期消退时间 (RT) 平均值 (34.21±4.49) , 均与病灶MVD值呈显著负相关。

3 讨论

双重超声造影在术前定位、术前分期方面与术后病理诊断符合率高, 不仅可动态观察结结肠癌血流灌注过程的实际情况, 还有助于发现在身体的其他部位的转移情况, 与传统彩色超声多普勒相比有优势, 将来可成为结肠癌患者的术前检查的必要检查方法[3]。

通过组织学分化类型的超声造影定量指标, 发现组织学分化类型从高分化到低分化分化, 达峰时间、平衡期持续时间和静脉期消退时间数值有逐渐变小的趋势, 表明超声造影定量指标与结肠癌的组织学分化程度显著相关。通过Dukes分期的超声造影定量指标, 发现Dukes分期从A到D, 达峰时间、平衡期持续时间和静脉期消退时间数值有逐渐变小的趋势, 表明超声造影定量指标与结肠癌的Dukes分期显著相关。

结肠癌组织超声造影定量指标TTP、DT和RT与癌旁正常组织比较, 两组间造影参数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平衡持续时间DT变短、达峰时间 (TTP) 变短, 静脉期消退时间 (RT) 变快。癌组织在DCUS时表现出快进快出型, 可做为临床诊断指标。

随着超声造影定量指标的增加, MVD计数也随之减少, 二者间存在良好的负相关性。揭示了超声造影参数可以反映与肿瘤血管密度, 可用于结肠癌术前评估的血管生成情况, 为临床提供参考。结肠癌MVD计数与性别、年龄无明显关系;MVD计数与结肠癌的组织学分化程度有关, 分化程度越低, MVD计数就越高;MVD计数与结肠癌的Dukes分期显著相关, MVD计数在分期较晚的病例中也明显升高, 与结肠癌的恶性生物学行为密切相关。

双重超声造影在结肠癌诊断中起着重要作用, 可以为结肠癌的术前评估及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 并对指导术后治疗提供有益的信息。结肠癌的超声造影参数与MVD计数相关关系为负相关, 揭示了超声造影参数可以反映结肠癌肿瘤微血管密度, 可用于结肠癌术前评估的血管生成情况, 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MVD计数、超声造影参数与结肠癌组织学分化程度和Dukes分期显著相关, 提示MVD计数、超声造影参数可作为结肠癌抗肿瘤血管分子靶向治疗选择与疗效评价指标, 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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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血管造影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7.6~2010.6在我院行原位肝移植的98例患者, 所有观察对象对实验均知情同意, 并且得到医院伦理道德委员会批准。男81例, 女17例, 年龄8~65岁, 平均 (44.3±9.2) 岁。良性疾病69例, 其中肝炎后肝硬化58例, 酒精性肝硬化5例, 胆汁性肝硬化1例, 硬化性胆管炎3例, Caroli's病、肝巨大血管瘤各1例;恶性病变29例, 肝细胞性肝癌21例 (其中14例合并有肝硬化) , 胆管细胞性肝癌8例。84例为经典术式, 14例为背驮式;98例均未行术中转流;门静脉、肝动脉吻合均为供受间端-端吻合。术后均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

1.2 超声及造影检查技术

采用飞利浦IU22彩色超声仪, 具有实时谐波成像技术 (CnTI) 。探头基波频率为2.0-5.0MHz, 造影时机械指数设置为0.08~0.11。选用Bracco公司的SonoVue造影剂, 剂量为25mg干粉剂, 用生理盐水5ml, 配置成8ul/ml浓度含六氟化硫微泡的悬浮液。先常规用二维超声及彩色多普勒进行肝脏扫查, 检测门静脉血流, 测量流速;然后在门静脉主干旁检测肝动脉血流, 并检测其血流情况, 包括流速 (Vmin、Vmax) 、阻力指数 (RI) 等。

造影时经肘前静脉团注, 采用CnTI技术, 于动脉期及门静脉早期动态观察血流灌注情况, 然后采用爆破 (flash) 、彩色多普勒超声 (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 CDFI) 技术反复观察肝动脉行程有无狭窄及侧支。在门静脉期及延迟期观察肝实质有无异常血流灌注区。储存静态及动态图像 (>3min) 。诊断不明确者15min后重复上述造影过程。由2名有经验的医师采用双盲法分析资料并做出诊断。

1.3 肝移植术后超声追踪方法

肝移植病人术后24h内床边CDFI检查, 在肝移植早期发现异常血流参数。超声检查中肝内动脉RI<0.5、AT>0.08ms, 肝门血管探及湍流 (峰值大于正常参考值2个标准差) , 则认为血流参数异常[1,2]。对血流参数异常者进行超声造影检查。术后一个月内每周一次CDFI追踪检查, 半年内每月CDFI复查一次, 必要时再次造影, 以便及时发现异常。

1.4 判断标准

对所有术后行超声造影的患者同时行CT血管造影 (CT angiography, CTA) 检查, 以CTA结果作为判断血管异常的金标准, 并以此评价超声造影结果的准确性。

2 结果

2.1 超声造影发现术后血管并发症情况

98例患者中, 9例由于其他术后并发症于围手术期内死亡。在存活的89例患者中, CDFI检查发现27例存在血流参数异常, 经超声造影检查发现12例存在血管并发症。其中肝动脉血栓形成3例 (其中1例显示侧枝循环) , 肝动脉狭窄2例, 门静脉栓塞4例 (其中2例为门静脉部分栓塞) , 门静脉吻合口狭窄1例, 肝动脉假性动脉瘤1例, 下腔静脉狭窄1例。

2.2 CDFI诊断术后血管并发症的假阳性和假阴性

本研究中CDFI动脉血栓形成7例, 4例经超声造影检查排除了栓塞;另有3例经CDFI诊断为肝动脉狭窄患者也经造影排除;CDFI发现门静脉栓塞6例, 4例经造影检查证实, 另有1例门静脉吻合口狭窄被排除。值得一提的是, 1例CDFI检查正常的患者经造影检查发现为肝动脉假性动脉瘤, 从而避免了漏诊。

2.3 超声造影与CTA检查的一致性

所有经超声造影检查确诊为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的患者都接受了CTA检查, 结果表明两者在诊断结果上完全一致。

2.4 治疗措施及效果

7例血栓形成患者立即予全身抗凝及溶栓治疗, 其中4例明显有效, 经超声造影复查血栓完全消失, 1例血栓溶解后出现腹腔内出血, 即开腹止血, 由于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死亡, 2例肝动脉血栓形成患者药物保守治疗无效, 经复查超声造影血栓无明显缩小, 遂再次手术, 重建肝动脉血流, 术后复查超声造影血管通畅、血流正常。对于肝动脉狭窄、门静脉吻合口狭窄和下腔静脉狭窄患者, 行狭窄处球囊扩张后再放置支架, 术后随访6个月血流良好。1例肝动脉假性动脉瘤由于细小, 暂不处理, 予随访观察。

3 讨论

随着外科手术技术的改进、器官保存方法的发展、新的免疫抑制剂的问世和麻醉、术后护理的改善, 肝移植在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然而, 术后并发症如血管、胆道并发症等严重影响了受体的生存质量和移植肝的存活[1,2]。肝移植手术的成功与否除与手术技术有关外, 如何早期发现术后并发症并尽早采取措施是提高存活率的关键。本研究主要探讨术后血管并发症的早期发现。

CDFI由于其简便、价廉、无创、可动态观察并床边操作等优点, 一直以来在肝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的及时诊断方面具有实用价值, 除了在发现肝动脉栓塞等肝动脉并发症外, 对于发现门静脉、下腔静脉和肝静脉并发症也非常重要[3]。但是一些研究发现CDFI存在较高的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4,5], 存在一定的误诊和漏诊, 如果仅仅靠CDFI结果就决定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显然是不可取的。在本研究中, 同样发现数例经CDFI检查诊断的血管并发症如肝动脉血栓形成经造影检查排除, 而1例CDFI检查正常的患者被证实存在肝动脉假性动脉瘤。本研究应用谐波造影技术及新型造影剂对移植术后患者检查, 可以明显显示细小血管和灌注状况, 能够明显缩短检查时间并确诊。因此, 对于CDFI发现血流参数异常的患者必须常规行超声造影, 必要时反复造影复查, 这样可以有效纠正CDFI检查的错误, 提高诊断的准确性[8]。

一直以来, CTA、MRA和DSA被认为是诊断血管性疾病的金标准, 但是该类检查费用昂贵、操作繁琐、接受放射线的时间较长, 且不能在床旁进行。相对而言, 超声造影费用低、没有接受射线的危险性, 并且肝移植术后患者一般情况差, 可以在床旁进行, 避免病人搬动。在本研究中, 对于CDFI检查发现血流参数异常的患者除了行超声造影外, 也进行了CTA检查, 结果表明两者在诊断结果上完全一致, 说明超声造影检查准确率较高, 在临床诊治上完全可以胜任[9]。但是超声造影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 比如容易受到肥胖、气体等因素的干扰;而且观察视野局限, 不能全面观察整个器官或组织的造影剂分布情况[10]。

综上所述, 对肝移植术后患者进行定期CDFI检查, 对血流参数异常患者行超声造影, 可以及时发现术后血管并发症, 尽早采取相应措施, 提高肝移植的存活率和术后生存时间。超声造影与影像学血管造影相比, 具有费用低、操作简便、可以床旁操作、无痛苦等优点, 可作为肝移植术后常规检测方法。

摘要:目的 评价超声造影在原位肝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早期发现中的意义。方法 对肝移植术后存活的89例患者进行常规超声检查追踪, 对发现血流参数异常的患者行超声造影检查和CT血管造影检查, 分析常规超声、超声造影和CT血管造影检查之间的一致性。结果 常规超声检查发现血流参数异常27例, 经超声造影诊断为术后血管并发症12例, 并与CT血管造影检查结果相一致。结论 通过超声造影追踪可以早期发现肝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 让术后血管并发症患者得以及时治疗, 明显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及患者的成活时间。

关键词:肝移植,并发症,超声造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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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血管造影 篇8

1资料与方法

1. 1一般资料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在我院收治的临床拟诊CSP的患者23例,分别行经阴道超声检查 ( trans-vaginal sonography,TVS) 、磁共振成像 (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并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digital subtractive angiography,DSA) 下行子宫动脉栓塞术,术后TVS随访。23例CSP患者年龄33 ~ 41岁,停经时间41 ~ 49天,前次剖宫产时间至CSP时间11 ~ 97个月,入院时血 β-HCG 2580 ~ 51570 U/ L。

1. 2方法

1. 2. 1 TVS检查使用Esaote My Lab 90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阴道探头频率为6 ~ 9 MHz。嘱患者排空膀胱,采用膀胱截石位,行多切面连续扫查,重点观察子宫下段瘢痕处。纵切及横切观察孕囊位置、大小、有无原始心管搏动、头臀径、距前壁浆膜层厚度、 血流显示等情况。

1. 2. 2 MRI检查使用Siemens Magnetom Verio 3. 0磁共振成像仪,平扫加增强横断位、矢状位成像观察子宫下段瘢痕处信号改变,子宫前壁肌层情况以及增强后的强化情况。

1. 2. 3 DSA下行子宫动脉栓塞术采用Seldinger法右侧股动脉置入5F鞘管,插入5F导管至双侧子宫动脉造影,使用微导管超选入双侧子宫动脉,在无造影剂外渗的情况下注入甲氨蝶呤200 mg,然后用明胶海绵颗粒( 500 ~ 700 μm) 和明胶海绵条加强栓塞,再次行子宫动脉造影,子宫动脉及分支不复显影时结束治疗。术后静脉输注广谱抗生素3天。

1. 3随访子宫动脉栓塞术后3天复查血 β-HCG和TVS; 行刮宫术的患者于刮宫术后复查TVS及血 βHCG; 未行刮宫术的患者血 β-HCG随访至下降到正常范围,TVS随访至包块完全吸收。

2结果

2. 1 TVS结果23例患者行TVS,明确诊断17例, 子宫体积增大,于子宫下段瘢痕处见孕囊( 见图1) 或包块( 见图2) 回声,另有3例孕囊或包块下缘紧贴子宫下段瘢痕,不能除外孕囊着床位置较低,不能明确CSP的诊断,这20例彩色多普勒超声( CDFI) 检查示孕囊或包块周边见较丰富的环状血流信号,脉冲多普勒可探及高速( 峰值流速 > 20 cm/s) 低阻( 搏动指数 < 1 ) 的动脉流速曲线。还有3例于子宫下段瘢痕处见孕囊回声,孕囊周边未见明显血流信号,流速曲线未引出,固不能排除难免流产孕囊滞留于瘢痕处。23例患者TVS结果示孕囊或包块距离前壁浆膜层3 ~ 5 mm。

2. 2盆腔MRI结果23例行MRI后,均明确诊断CSP。23例患者子宫矢状面及横断面T1、T2加权连续扫描显示,病灶均位于子宫峡部切口处,其中17例孕囊黏附于子宫前下壁,6例植入子宫前下壁肌层,子宫体积增大,前壁下段局部肌层变薄。23例在T1WI呈不均匀的中等低信号,在T2WI呈不均匀的中等高信号,增强后病灶边缘强化改变明显( 见图3) 。3例TVS不能明确病灶与子宫瘢痕位置关系的患者行MRI检查,清晰显示妊娠物位于子宫瘢痕处。3例TVS需与流产后孕囊滞留于瘢痕处鉴别的患者行增强MRI检查,子宫下段瘢痕处异常信号影边缘均明显强化。

2. 3 DSA表现23例患者中,13例以右侧子宫动脉供血为主,7例以左侧子宫动脉供血为主,3例两侧血供基本相同。15例子宫动脉增粗迂曲,细小血管增多; 13例宫颈内口上方可见胚胎血供丰富、染色加深, 其中3例可见胚胎着床的位置和大小。栓塞后造影显示双侧子宫动脉远端及分支不显影,证实其完全堵塞。

2. 4子宫动脉栓塞治疗情况23例患者双侧子宫动脉选择插管及栓塞均成功,成功率100% 。栓塞后1周内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栓塞后综合征: 7例患者出现一过性恶心、呕吐未做处理,1天后症状好转; 10例患者术后2 ~ 3天内体温上升,体温波动在37. 6℃ ~ 38. 4℃ ,给予物理降温对症处理1周内恢复正常; 11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腹部及腰骶部疼痛,给予止痛对症治疗后于1周内缓解。

2. 5子宫动脉栓塞治疗后TVS声像图变化栓塞治疗后3天TVS示: 2例孕囊排出,1例孕囊完全吸收消失,15例治疗后包块缩小且周围血流信号明显减少,5例包块未见明显缩小,但周围血流信号明显减少( 均为盆腔磁共振明确包块植入前壁下段肌层的病例) 。 8例孕囊型显示孕囊内的无回声区透声较治疗前变差; 3例包块型显示包块回声较治疗前更不均匀。

2. 6子宫动脉栓塞后的后续处理23例患者栓塞治疗后1周血 β-HCG均下降明显,降至545 ~ 8900 U/L。 孕囊自行排出和孕囊完全吸收的3例患者未行特殊处理; 14例于治疗1周后接受刮宫手术,刮出物病理报告为坏死的绒毛组织,手术顺利,刮宫术中及术后24小时出血量60 ~ 155 ml; 6例经MRI诊断包块位于肌层的患者,刮宫困难,未行刮宫术,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变化,每周复查血 β-HCG和TVS,2周后血 β-HCG下降至正常范围,TVS显示包块缩小予以出院,出院后每2周复查TVS,包块最早于4周后吸收,最晚于10周后吸收。所有23例患者均未接受子宫切除术, 患者月经均恢复正常,未发生卵巢早衰或继发性闭经情况。

3讨论

由于剖宫产率不断增加,CSP发生率也在不断上升,早期诊断治疗可以避免失血性休克、子宫破裂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CSP的影像学诊断和治疗技术在最近十几年有了很大的提高。TVS是很可靠的诊断工具,诊断标准如下[5,6]: 1宫腔正常部位及宫颈管未见到孕囊; 2在子宫峡部切口部位可见孕囊或包块; 3孕囊及包块周边可见明显的环状血流信号; 4横切通过孕囊切面子宫肌层缺乏连续性。本研究中符合上述标准明确诊断CSP 17例,孕囊位于子宫下段瘢痕处,周边见明显的环状血流信号。6例未能明确诊断,其中3例不能明确病灶与子宫瘢痕位置关系, 不能除外孕囊着床位置较低,3例不能除外难免流产孕囊滞留于瘢痕处。

23例患者均行增强MRI检查,3例TVS不能明确孕囊与瘢痕位置关系的患者,通过子宫矢状面及横断面、T1、T2加权连续扫描,清晰显示孕囊位于子宫瘢痕处,参照上述超声诊断标准前3条,CSP得到明确诊断; 3例需与难免流产孕囊滞留于瘢痕处鉴别的患者, 在增强MRI检查下显示子宫下段瘢痕处异常信号影边缘均明显强化,结合TVS结果及血 β-HCG确诊CSP。另外的17例患者也经增强MRI检查明确瘢痕妊娠的诊断。与TVS相比,MRI检查具有软组织分辨率高、多方位和多层面成像的特点,能通过多维图像清楚分辨宫腔、子宫瘢痕和妊娠物的关系,并能通过图像观察异位妊娠的特异性表现及血块内部树状结构,这是TVS所不能发现的[7],并且增强MRI可以克服TVS有时对妊娠物滞留与局部种植鉴别困难的缺点。然而目前MRI检查费用相对较昂贵,临床不够普及,操作也较超声复杂,故不作为临床首选的检查及随访方法,目前临床上常规检查首选TVS,对TVS难以确诊的疑似病例,再选择性进行MRI检查,但是治疗后的随访常规检查还是首选TVS。

DSA技术为CSP的介入治疗提供了影像基础,其特点是图像清晰,分辨率高,可观察血管病变,为介入治疗提供真实的立体图像,并可根据图像显示的血管分布、粗细等信息选择进行子宫动脉化疗药物注射或子宫动脉栓塞[8]。本研究中的23例患者动脉栓塞术后均经造影明确子宫动脉远端及分支不显影,证实其完全堵塞。子宫动脉栓塞术可快速、安全、准确进行栓塞,并可保留患者子宫,可作为CSP首选治疗方法[9],本研究的23例患者动脉栓塞术后效果良好,虽然术后出现栓塞后综合征,但均不严重,对症处理后好转。所有患者均保留子宫,月经均恢复正常,未发生卵巢早衰或继发性闭经情况。TVS为评估子宫动脉栓塞术疗效提供依据,本组资料中所有患者在行子宫动脉栓塞术后血 β-HCG下降明显,栓塞术后3天TVS随访示: 病灶缩小,血流信号减少,因为治疗后包块周围的血供减少,此时仅几例患者可以引出紊乱的流速曲线,所以此处未进行具体数据的统计。

文献报道,在子宫动脉栓塞术后盲目刮宫仍有大出血的危险,孕囊着床于子宫肌层的患者,应尽量避免做刮宫术等手术操作[10],如果血 β-HCG持续下降, 包块缩小,可以选择不刮宫[11]。我们的增强MRI检查结果示6例患者的孕囊着床于子宫肌层,其中5例在子宫动脉栓塞术后的TVS显示包块未见明显缩小, 但是包块周围的血供减少。这6例患者每周复查血 β-HCG和TVS,2周后血 β-HCG降至正常,包块开始缩小,所以,我们未对这6例患者行刮宫术,包块均于子宫动脉栓塞术4 ~ 10周后自行吸收并经TVS证实, 这6例着床于肌层的病例治疗效果好的另一方面原因可能是孕周较小,且TVS示孕囊距离浆膜层 > 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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