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血管（共9篇）
肿瘤血管 篇1
过去对肿瘤的研究多集中在癌细胞本身基因结构及功能的变异上, 在治疗策略上也主要是针对破坏癌细胞。近年来人们开始重视肿瘤微环境在肿瘤的形成、分化、演进、侵袭及转移中的作用, 例如:肿瘤血管生成、免疫细胞及其产生的细胞因子、旁分泌生长因子、细胞外基质及蛋白酶等, 并期望以肿瘤微环境作为肿瘤治疗的标靶, 其中抗肿瘤血管生成的治疗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本文就肿瘤治疗中药物抑制血管生成的机制作如下综述。
1 血管生成对肿瘤的影响
1.1 血管生成与肿瘤生长和转移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 Folkman首先提出“肿瘤生长和转移都依赖于新生血管的形成”[1], 并得到大量实验结果的证实[2]。肿瘤的生长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无血管期 (avascular stage) 和血管期 (vascular stage) , 在无血管期实体肿瘤的生长直径不会超过2 mm, 并且没有转移能力, 一旦进入血管期, 毛细血管的生成就使肿瘤获得足够的血供和营养, 而且由于新生血管的基底膜不完整, 血管通透性高, 肿瘤细胞极易穿透血管壁而发生转移。如果抑制肿瘤血管生成, 则可以切断肿瘤的供养, 抑制肿瘤的生长, 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 同时也可减少肿瘤通过血道转移的几率。
1.2 血管生成的调节因素
血管生成受到许多正负调节因子的严密调控, 当促血管生成因子和抑制因子的作用失去平衡, 前者超过后者时, 便触发了新生血管的形成。
血管生成的正性调节因子包括: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VEGF)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b FGFs)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PDGF) 、血管生成素 (angiopoietin, Ang) 、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 、表皮生长因子 (EGF) 、纤溶酶原激活因子 (PA) 、IL-1、IL-8, 另外还包括一些小分子的脂类、核苷酸及维生素, 如前列腺素 (PG) 、丁酰甘油、腺苷、透明质酸代谢产物等。
血管生成的负性调节因子包括:α干扰素 (IFN-α) 、内皮细胞抑制素 (endostatin) 、血管抑制素 (angiostatin) 、血小板因子4、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可溶性受体等。
2 药物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机制
肿瘤血管生成抑制剂 (tumor angiogenesis inhibitor, TAI) 是一类通过破坏或抑制血管生成, 进而阻止肿瘤生长和转移的药物。其作用机制可分为: (1) 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 影响其增殖、凋亡; (2) 调节内皮细胞生长的微环境, 抑制肿瘤血管生成; (3) 综合作用。
2.1 作用于内皮细胞, 影响其增殖、凋亡、迁移等
2.1.1 直接作用于内皮细胞
一些药物可以通过直接作用于内皮细胞而发挥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作用。例如内源性血管生成抑制因子angiostatin及其结构类似物, 其能与血管内皮细胞表面ATP合酶的αβ亚单位特异地结合, 从而抑制ATP代谢、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增生和迁移[3]。O- (氯乙酰-氨甲酰基) 烟曲霉素 (简称TNP-470) , 是一种合成的低毒的烟曲霉素衍生物, 其被认为是目前最有前途的血管生成抑制剂, 具有强烈的抗内皮细胞增殖作用。有研究发现TNP-470能活化内皮细胞p53蛋白, 导致其G1细胞周期依赖激酶抑制剂P21的积聚, 使内皮细胞的分裂停滞在G1期[4]。Abe等[5]报道TNP-470可抑制细胞周期素依赖性激酶cdc2、cdk2的激活及RB蛋白磷酸化, 从而抑制内皮细胞的增殖。
2.1.2 通过血管生成调节因子, 间接作用于内皮细胞
一些抗肿瘤血管生成的药物是直接针对生长因子或生长因子受体的。此类药物可以选择性地抑制一种或几种促血管生成因子的作用, 如新合成的受体酪氨酸激酶的抑制物SU5416, 它可以阻断VEGFR-2, 抑制依赖VEGF刺激的血管内皮细胞增殖, 而对肿瘤细胞本身无直接作用[6];Laird等[7]研究发现, SU6668可通过抑制VEGFR-2、PDGFR和FGFR的酪氨酸蛋白激酶活性, 阻断VEGF、b FGF和PDGF受体, 从而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和肿瘤生长、转移;贝伐单抗 (Avastin, Bevacizumab) 是首个经FDA批准的抗血管生成药物, 已被许可用来治疗晚期大肠癌, 它是VEGF的单克隆抗体, 可以与VEGF的所有异构体发生高亲和力结合, 阻断VEGF和内皮细胞上的VEGF受体结合, 从而发挥抗血管生成作用[8]。
抗血管生成基因治疗的策略是干预肿瘤血管生成调控因子及其作用环节, 包括:从基因水平抑制促血管生成因子的表达、促进抑制因子的表达、阻断血管内皮细胞受体信号传导通路等。有研究证实:裸鼠皮下注射转染了src反义表达载体的大肠癌细胞后, VEGF表达下降, 所形成的肿瘤组织中血管显著减少[9];Marchand等[10]用反义核酸技术, 用低聚核苷酸链构建反义Flk-1和Flt-1导入肿瘤血管内皮细胞, 直接作用于Flt-1和Flk-1的m RNA, 从而阻断了VEGF介导的血管生成;张妞等[11]研究发现外源性p14ARF基因能下调内源性VEGF的表达, 有着抗肿瘤血管生成的重要意义。
2.2 调节内皮细胞生长的微环境
2.2.1 降解细胞外基质
肿瘤细胞在生长过程中可产生多种蛋白酶降解细胞外基质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 从而有利于血管内皮细胞向肿瘤组织迁移,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 , 该家族属于锌肽酶超家族, 其催化区有两个Zn2+结合区, 几乎可以降解全部细胞外基质。近年来有学者提出MMPs的功能不仅是降解细胞外基质, 使肿瘤细胞穿过基底膜, 它们还可能参与活化细胞外基质中不易扩散的或被基质隐埋的生长因子, 如b FGF、VEGF、IGF等, 参与肿瘤血管生成的调节。
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剂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s, TIMPs) 是一组特异性抑制MMPs活性的低分子量蛋白质, 在体内分布广泛, 是体内天然的MMPs抑制剂。目前发现TIMPs有四种:TIMP-1、TIMP-2、TIMP-3、TIMP-4.TIMPs与活化的MMPs以1∶1的比例结合成MMP-TIMP复合体, 从而阻断MMPs与底物结合, 抑制MMPs的活性。正常情况下, MMPs与TIMPs在体内保持着相对的平衡状态, 它们的平衡决定着细胞外基质的降解, 从而在肿瘤细胞的侵袭与转移中发挥重要的意义。
目前多数血管生成抑制剂不是直接作用于内皮细胞, 而是通过调节肿瘤生长的微环境, 间接抑制血管生成。这类药物包括BB-2516 (Marimastat) 、BB94、bay-129566、普马司他 (AG-3340) 等。Marimastat是选择性的MMPs抑制剂, 对MMP-1、MMP-2、MMP-3、MMP-7和MMP-9的抑制作用较强, 能与这些蛋白酶活性部位的锌结合, 抑制酶活性, 从而抑制血管生成[12]。BB94 (batimastat) 是最早合成并应用于临床试验的MMPI, 是一种异羟肟酸衍生物, 通过结合MMP中活性部位的锌原子来抑制其蛋白水解活性[13]。
2.2.2 抑制内皮细胞特异性整合素/生存信号
整合素是细胞以αβ异二聚体形式表达的一个跨膜糖蛋白家族, 其主要功能是通过与相应配体结合介导细胞与基底膜、细胞与细胞的黏附, 其中内皮细胞表面的整合素αvβ3可与细胞外基质结合, 促进内皮细胞的迁移和肿瘤血管的生成, 是抗血管生成治疗的新靶点。近年来对黑色素瘤、神经胶质瘤的研究, 发现MMP激活复合体中包含αvβ3[14,15], 因此整合素αvβ3不仅有黏附转移受体的作用, 而且有降解ECM的MMP激活的作用。
抗整合素αvβ3的单抗Vitaxin能通过抑制肿瘤血管生成而抑制肿瘤生长, 促使肿瘤迅速消退[16];Belvisi L等[17]研究发现ST1646能与αvβ3和αvβ5结合, 从而阻止其与相应配体结合, 抑制血管生成;从竹叶青属的蛇毒液中分离到的含71个氨基酸的多肽Triflavin, 可以抑制B16-F10肿瘤细胞与纤粘连蛋白、玻基粘连蛋白和Ⅰ型胶原黏附的能力, 对血管内皮细胞的黏附和迁移有明显的抑制作用[18]。
2.3 综合作用
大多数药物并非以一种机制发挥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作用, 例如:传统非甾体类抗炎药 (NSAIDs) , 该类药物是临床上常用的合成抗炎镇痛药, 广泛用于各种炎性关节病及疼痛的治疗, 近年来也应用于某些肿瘤的防治及研究。其作为环氧合酶 (cyclooxygenase, COX) 抑制剂抑制肿瘤血管形成可能作用于以下环节: (1) 抑制促血管生成因子VEGF的释放。Fierro等[19]指出NSAIDs可以通过下调VEGF的表达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生成。 (2) NSAIDs可通过抑制COX-2, 从而减少PGE2的产生, 下调内皮细胞血栓素A2 (TXA2) 的表达, 从而降低内皮细胞渗透性, 阻止内皮细胞迁移和管腔形成[20]。 (3) 抑制金属蛋白酶阻止基底膜蛋白质的降解。Callejas NA等[21]发现NSAIDs可以诱导产生降解细胞外基质的MMP.
有一些传统抗肿瘤药物过去认为其作用机制是针对肿瘤细胞, 目前发现其也具有抗肿瘤血管生成的作用, 例如:三氧化二砷 (As2O3) , 研究发现其可以通过抑制MMP, 促进TIMP的表达, 调节MMP/TIMP的比率, 进而调节内皮细胞生长的微环境[22]。Roboz等[23]证实As2O3还可以降低内皮细胞Bcl-2/Bax的比率, 从而诱导血管内皮细胞凋亡。As2O3作用于小鼠S180肉瘤后, NO降低, 从而抑制肿瘤细胞VEGF的表达, 抑制肿瘤血管生成[24]。段红等[25]研究发现As2O3作用于ECA109细胞后可导致TGF-β1基因表达下调, 产生抑制新生血管形成, 抑制食管癌生长、侵袭、转移的作用。
3 小结与展望
抗血管生成治疗是肿瘤治疗的理论上的突破, 为临床治疗提供了一条可选择的途径, 具有许多优点: (1) 血液循环中的治疗药物能直接作用于肿瘤血管内皮细胞。 (2) 被激活的内皮细胞表达一些相对特异的标记物如VEGF受体等, 为药物治疗提供了较为明确的靶点。 (3) 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差异较大, 而肿瘤血管内皮细胞仍属正常细胞, 其基因型稳定, 不易产生耐药性, 而且不同类型实体瘤的生存和生长均需要血液供应, 其血管结构也大致相同。
目前, 抗血管生成治疗还不可能彻底治愈肿瘤, 在基础理论、药物筛选、临床前药理研究和临床应用等方面还需要进行更深入、更扎实的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血管生成抑制剂有可能成为抗肿瘤的主要药物, 并为最终治愈肿瘤提供有效手段。
肿瘤血管 篇2
目的 克隆及表达中国昆明种小鼠的内皮抑素(endostatin)基因.方法 RT-PCR方法扩增鼠内皮抑素基因,构建温敏型表达载体pBV220-endostatin,在大肠杆菌DH5α中诱导表达出鼠内皮抑素蛋白.结果 筛选出pBV220-endostatin阳性克隆菌株,诱导表达外源蛋白内皮抑素,纯化复性后具有一定生物学活性.结论 克隆小鼠内皮抑素基因,重组内皮抑素在大肠杆菌中高效表达,复性后具有抑制血管生长活性.
作 者：栾桂红 李铭新 郑秋月 LUAN Gui-hong LI Ming-xin ZHENG Qiu-yue 作者单位：栾桂红,LUAN Gui-hong(大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116033)
李铭新,LI Ming-xin(沈阳市苏家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10101)
郑秋月,ZHENG Qiu-yue(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大连,116015)
一种蛋白可使异常肿瘤血管正常化 篇3
在人体中，所有组织的生长都需要通过血管来提供氧气和营养，但肿瘤生长的速度远远超过正常组织，并有较高的营养需要，因此，肿瘤细胞开始产生生长因子，刺激新血管的生长，由此造成血管形态异常。异常的血管形态导致血流不畅，氧气供应减少。而氧气供给不足会使癌细胞发生转移，最终形成恶性肿瘤。此外，血管形态异常也使抗癌药物无法到达病灶，使治疗效果大大降低。
传统的治疗癌症方法为抗血管生成疗法，主要致力于消除生长因子，结果却加剧了肿瘤的转移。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在抗血管生成疗法中，肿瘤血管正常化更加受到关注。此外，通过抑制生长因子（PlGF）的抗生长因子疗法也正作为治疗癌症的新手段进行测试。
维萨里研究中心的夏洛特•罗尼及其同事与来自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及瑞典的研究人员合作，深入研究了HRG抗肿瘤活性及其机理。实验结果表明，HRG这种分布在肿瘤间质的蛋白质可防止肿瘤生长和扩散，刺激肿瘤血管正常化。其基础是较大肿瘤有较高的氧气需求。然而，肿瘤血管的形状异常，导致血流不畅和氧气供给不足，缺氧刺激癌细胞转移。HRG在控制肿瘤生长和扩散的同时，还可以抑制血管生长因子（PlGF），进而可以使异常的肿瘤血管恢复正常。
HRG抗癌新机制为癌症治疗开辟了新的视野，不仅能够提高了化疗疗效，还支持抗生长因子疗法，为治疗癌症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手段。（何屹）
肿瘤静脉化疗患者的血管维护 篇4
1 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局部反应
1.1 化学性静脉炎或栓塞性静脉炎
表现为注入化疗药物所用的静脉部位疼痛、皮肤发红，以后沿静脉皮肤色素沉着，脉管成条索状变硬和导致静脉栓塞。
处理:采用中心静脉置管或经外周中心静脉置管等方法。如从外周静脉给药，避免直接推注药物，通过输液器的小壶将药物分段冲入，间断开放输液夹，不断稀释化疗药，减轻药物对静脉的刺激。
静脉炎分级(美国INS输液治疗护理实践):级别:临床症状0．没有症状;1．输液部位发红，伴有或不伴有疼痛;2．输液部位发红，和/或水肿;3．输液部位疼痛伴有发红和/或水肿条索样物形成，可触到条索状的静脉;4．输液部位疼痛伴有发红和/或水肿条索样物形成，可触及的静脉条索状物长度>1英寸，有脓液流出。
1.2 局部组织坏死
当刺激性强的化疗药渗漏于皮下时，可引起局部皮下组织化学性炎症，表现为漏药局部红肿、疼痛严重，可持续2～3周，如漏药未及时处理，可引起局部组织坏死、溃疡，需数月才能愈合。
2 外渗药物分类
2.1 发疱性
外渗后可引起局部组织坏死的药物。临床常用有长春瑞滨(PH3.5)、长春新碱、阿霉素、表阿霉素(PH3)、丝裂霉素、放线菌素D等。
2.2 刺激性
外渗后可引起组织灼伤或轻度炎症而无坏死的药物。如氮烯咪胺、足叶乙甙、卡氮芥等。
2.3 非发疱性
无明显发疱或刺激作用的药物。如环磷酰胺、甲氨蝶呤，博来霉素、氟尿嘧啶、阿糖胞苷、顺铂、米托蒽醌、门冬酰胺酶等。
3 药物外渗的原因
3.1 解剖因素
年老体弱患者血管硬化，血管脆性增大，管腔变小或血流减慢，如果将药物注入这些静脉，则可能使局部药物浓度升高，甚至发生外渗。
3.2 生理因素
静脉压升高时，如上腔静脉综合征或静脉回流受阻，以及腋窝手术后上肢水肿，如将药物经患肢注入，则会增加药物外渗的危险性。
3.3 药理学因素
局部组织损伤与药物性质、浓度、外渗量及接触时间有关，用药前应认真评估患者的静脉情况，选择合适的穿刺部位，合适的穿刺工具，给药时掌握合适的药物浓度，并在最短的时间给予。
3.4 注射部位
首选注射部位是前臂，该处静脉表浅，有足够的软组织，以防止损伤神经及肌腱。应避免在腕部、肘窝处注射，该处神经、肌腱丰富，发生药物外渗不易发现，而且一旦外渗，容易损伤导致功能障碍。
3.5 医源性因素
医务人员对药物性质不了解，给药前没有对血管进行充分评估，在预防及处理药物外渗时措施不当，穿刺技术不熟练，同一部位多次穿刺等。
4 药物外渗的预防
4.1 化疗前识别药物是否为发疱性，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如沿给药静脉走向外敷六神丸、如意金黄散等中药。
4.2 对护士进行专业培训，按化疗方案要求进行化疗。
4.3 适量稀释化疗药物，以免药物浓度过高刺激静脉内膜导致静脉炎。
4.4 给药前应行血管评估，给药途径宜选用中心静脉给药，尤其是发疱性药物，如从外周静脉给药，则应首选前臂，尽量回避手背和关节部位，以免药物外渗引起动脉和肌腱永久性损伤。选择外周静脉穿刺时尽量使用留置针，不建议使用钢针，因为钢针在患者稍有活动时极易穿破静脉，导致药物外渗。
4.5 给药前、中、后应评估输液通路是否通畅，询问患者有无疼痛和不适，合并用止吐镇静剂时，患者往往不能敏感的感觉到输液部位的不适，应在给药同时密切观察给药部位有无红肿外渗迹象。静脉推注的药物尽量采取莫菲氏管冲入的方式给药。
4.6 药液渗漏后应及时更换穿刺部位，24 h内避免使用同一静脉的远端。
4.7 如需同时输注多种化疗药物，应先注入非发疱性;均为发疱性，应先注入稀释量最少的那一种。输注两种化疗药之间以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液冲洗管道。
4.8 腋窝手术后或有上腔静脉综合征的患者，不应选择患肢静脉给药。
4.9 注射化疗药物结束后，以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液冲洗管道或针头后再撤针。
5 药物外渗处理
如有外渗，及时给予正确处理可限制发疱扩散和减少永久性损伤。
疑有外渗，应立即停止输注，按以下程序处理:
5.1 在给药处尽量抽吸，尽量减少局部组织内的药液残留。
5.2 立即拔出针头，用生理盐水在局部皮下注射以稀释药
液，必要时可用0.25%～0.5%普鲁卡因做局部封闭，输注部位可根据药物性质应用适宜解毒剂。
例举抗肿瘤药物静脉外渗解毒剂
氮芥10%硫代硫酸钠4 ml与无菌注射用水6 ml混合
丝裂霉素(1)同上。
(2)维生素c1 ml。
阿霉素(1)50～200 mg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1%氢化可的松霜。
(2)8.4%碳酸氢钠5 ml+地塞米松4 mg。
放线菌素D同丝裂霉素。
长春新碱、长春8.4%碳酸氢钠5 ml或透明质酸酶1-6ml(150～900u)碱、足叶乙甙。
5.3 抬高患肢，局部冰敷24 h左右。足叶乙甙、长春新碱、长春碱类药禁用冰敷，冰敷会加重毒性，应采用热敷。
5.4 可采用如意金黄散或静脉炎软膏等局部外敷，减轻局部组织损伤反应。
5.5 连续观察外渗部位皮肤组织损伤情况，记录外渗药物、
时间、穿刺部位、针头型号、估算药物外渗量及范围、处理方法、患者主诉及局部体征等。
5.6 如有严重的局部组织损伤或坏死，可考虑外科切除或整形治疗。
抗肿瘤药物外渗是通过静脉全身化疗的一种比较常见的并发症，肿瘤科护士应该正确评估各种化疗药物的潜在危险性及外渗后对组织损伤的严重后果，重视预防，一旦药物外渗，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尽量减轻组织损害，避免发生严重的永久性的损伤。
摘要：化学治疗(简称化疗)是肿瘤主要治疗方法之一,但是抗肿瘤药绝大多数对静脉刺激性较强,可引起局部反应严重的静脉炎,如果外渗可致局部组织坏死,处理不当可导致组织永久性损伤。本文探讨肿瘤专科护理人员经静脉行全身化疗时,重视肿瘤化疗患者的血管维护,掌握正确的化疗药物静脉给药方法,以及积极采取正确干预处理措施预防和处理化疗药物所致静脉炎、组织损害的方法,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治疗效果,规避医疗纠纷。
肿瘤血管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月—2014年6月湖南省肿瘤医院收治的脑膜瘤患者63例, 按治疗方法不同分为Ⅰ组 (30例) 和Ⅱ组 (33例) 。Ⅰ组中男10例, 女20例;年龄28~70岁, 平均 (54.3±4.6) 岁;肿瘤直径3.0~8.0cm, 平均 (4.2±0.5) cm;肿瘤部位:大脑镰旁11例, 大脑凸面8例, 矢状窦旁5例, 蝶骨嵴3例, 脑桥小脑角区3例;供应动脉:脑膜中动脉为主11例, 颞浅动脉为主9例, 枕动脉为主10例。Ⅱ组中男11例, 女22例;年龄28~72岁, 平均 (55.4±4.5) 岁;肿瘤直径3.0~8.0cm, 平均 (4.4±0.4) cm;肿瘤部位:大脑镰旁10例, 大脑凸面10例, 矢状窦旁5例, 蝶骨嵴4例, 脑桥小脑角区4例;供应动脉:脑膜中动脉为主12例, 颞浅动脉为主10例, 枕动脉为主11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两组患者手术方法相同, 均根据肿瘤部位确定手术入路, 将肿瘤基底部先行处理, 阻断供血, 再分离肿瘤与脑组织, 整块或分块切除肿瘤, 尽量全部切除, 采用双极烧灼、明胶海绵加脑绵压迫、硬脑膜悬吊等方式止血。Ⅰ组患者术前未行脑血管造影及肿瘤血管栓塞;Ⅱ组患者术前行脑血管造影及肿瘤供血血管栓塞, 即采用Seldinger技术, 局麻后在电视监视下行右侧股动脉穿刺, 推注造影剂, 实施双侧颈内动脉、椎动脉、颈外动脉造影, 掌握供血动脉、引流静脉及与相邻重要动脉和静脉窦位置及关系, 在电视监视下缓慢注入栓塞剂, 注入的栓塞剂悬浮液有淤滞现象或无顺流时立即终止栓塞, 栓塞剂注入遵循缓慢、间断、低压原则, 栓塞完毕后行造影评估肿瘤染色消失情况。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肿瘤切除程度、格拉斯哥预后评分法 (GOS) 评分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1.4 评定标准
(1) GOS评分标准:5分为恢复良好;4分为轻度残疾;3分为重度残疾;2分为植物生存;1分为死亡。 (2) 肿瘤切除程度分级标准:肿瘤全切除并切除肿瘤累及的硬膜和颅骨为Ⅰ级;肿瘤全切除并用激光或电灼肿瘤附着硬膜为Ⅱ级;肿瘤全切除, 肿瘤附着的硬膜没有任何处理为Ⅲ级;部分切除肿瘤为Ⅳ级;单纯肿瘤减压或活检为Ⅴ级。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术中出血量及手术时间
Ⅱ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少于Ⅰ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
2.2 肿瘤切除程度
Ⅱ组患者肿瘤切除程度优于Ⅰ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8.231, P<0.05, 见表2) 。
2.3 GOS评分
两组患者GOS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u=3.140, P>0.05, 见表3) 。
2.4 并发症发生情况
Ⅱ组患者出现脑梗死、瘤内出血2例, 短暂性脑缺血及颅神经麻痹1例, 栓塞后水肿加重、颅内压增高1例。
3 讨论
脑膜瘤的病灶部位血供较为丰富, 术前全脑血管造影能显示肿瘤与相邻重要动脉、静脉、静脉窦的关系, 确定肿瘤切除策略, 有助于选择减少静脉损伤的手术入路方式。术前肿瘤供血血管栓塞能减少肿瘤血供、使瘤体软化坏死, 减少术中出血量, 有利于分离及分块切除肿瘤, 提高肿瘤全切率, 尤其对大型或巨大型肿瘤。
本研究结果显示, Ⅱ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少于Ⅰ组, 与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4]。提示术前栓塞具有较高的去血管化程度。Ⅱ组患者肿瘤切除程度优于Ⅰ组, 与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5]。提示术前栓塞可减少术中出血量、使肿瘤软化坏死, 有利于提高全切率。两组患者出院时GOS评分比较, 无显著差异, 可能是患者术前已存在神经功能障碍, 术后恢复有待长期随访, 评分或栓塞组肿瘤切除程度高, 提高了周围神经、脑组织的损伤风险。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比较, 无显著差异, 与文献[6]存在一定出入, 可能由于栓塞组肿瘤切除程度高, 手术程度有所延长。另外, 术前行脑血管造影及肿瘤供血血管栓塞可提高并发症发生率, 如并发脑梗死、瘤内出血、短暂性脑缺血及颅神经麻痹、栓塞后水肿加重、颅内压增高等, 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可减少栓塞并发症的发生, 慎重实施颈内动脉供血支栓塞能预防脑梗死、瘤内出血, 尽量选择供血动脉远端, 以避免误栓导致脑缺血及颅神经麻痹, 栓塞前后使用激素及甘露醇降低颅压可降低栓塞后脑水肿加重、颅内压增高的发生。
综上所述, 术前脑血管造影及肿瘤供血血管栓塞治疗脑膜瘤的临床效果显著, 能减少术中出血量、提高肿瘤切除程度, 但也存在一定缺陷, 应注意其适应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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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1例 篇6
患者,女,41岁。因“经量增多、经期延长2年余”于2011年4月11日入院。患者两年前开始出现经量增多、经期延长,伴痛经,自觉乏力、头昏。既往体健,孕3产1流2。入院后查体:贫血貌。妇科检查:子宫增大如孕2月余大小,质中偏硬,活动欠佳,压痛,双侧附件区未扪及明显包块、无压痛。B超:子宫增大(大小73 mm×76 mm×64 mm),子宫后壁低回声结节(大小35 mm×36 mm×23 mm),病理性质待定,肌瘤?血常规:血红蛋白78 g/L。术前诊断:(1)子宫腺肌病;(2)子宫肌瘤;(3)贫血(中度)。给予输血治疗后于2011年4月14择期行全子宫+双侧输卵管切除术+左侧卵巢囊肿剥除术,术中发现子宫增大如孕2月余大小,质中偏硬,双侧输卵管充血、水肿,与同侧卵巢黏连,左侧卵巢增大,直径约3 cm,内为巧克力样液体,右侧卵巢外观色泽正常。台下矢状位剖开子宫见子宫内膜增厚,未见菜花状组织,子宫肌层增厚,见暗红色出血灶,右侧宫底部浆膜下有一直径约3 cm的包块,包膜不明显,边界清楚,未见暗红色出血灶及漩涡状结构,呈灰白色,左侧卵巢囊肿囊壁光滑,无乳头,双侧输卵管充血水肿。术后病检:巨检:子宫体积10.5 cm×8 cm×6 cm;宫腔深7 cm;内膜厚0.2 cm;肌层厚3～4 cm,可见暗红色出血灶;右宫底浆膜面肌层局部增厚可见结节,体积35 mm×36 mm×23 mm,表面灰白色,包膜不完整,切面实性,呈鱼肉状,质地软。镜检: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过长;慢性宫颈炎;左侧卵巢巧克力囊肿;双侧输卵管慢性炎症;右宫底浆膜面见大小35 mm×36 mm×23 mm肿块与输卵管系膜相连,来源待定(建议上级医院会诊)。肌层免疫:Desmin++、Actin++、ER+、PR+。遂要求家属将笔者所在医院切面送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会诊,会诊结果如下:病理切片形态符合免疫组化为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本病例形态上细胞丰富、无明显恶性特征,HMB45++、SMA++、CD117++、S-100+、CK-P-、CD10-、Ki-67约1%。术后患者恢复好,随访1月余暂无不适。
2 讨论
2.1 子宫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PEcomas)定义
WHO(2003)女性生殖器官肿瘤分类中定义子宫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PEComas)主要或全部由HMB45阳性的血管周上皮样细胞组成,细胞具有嗜酸性颗粒状胞质。这组病变还包括血管平滑肌脂肪瘤、淋巴管平滑肌瘤以及透明细胞“糖”瘤等,主要涉及肾、肺和肝,子宫罕见,自1996年Pea等首先报道至今仅30余例[1,2,3,4,5,6]。
2.2 子宫PEComa的临床与病理特点
子宫PEComa是非常少见的子宫间叶性肿瘤,国内近年来有个案报告。。其发病年龄一般在40～75岁(平均54岁),多发生在宫体,少数报告在宫颈发生。临床表现多数患者有不规则阴道出血或发现子宫占位性肿瘤。少数病例伴有结节性硬化综合征。
病理大体标本检查:多数病例表现为子宫孤立性肿瘤结节,发生在肌壁间,少数为浆膜下或黏膜下。大小:多数为1.5～5 cm。呈棕黄色,肿瘤边界清楚,无包膜。组织学观察:肿瘤细胞呈多边形、圆形;细胞形态较规则;细胞质丰富,有的为淡嗜酸性颗粒状;核仁不明显,核分裂象多少不一(0～11个/10HPF)。免疫组化染色:HMB45弥漫表达为其特点,α-SMA、desmin有的病例有表达,Melan A、CD 10和S-100表达阴性。电镜观察:肿瘤细胞胞浆内见有黑色素小体或前黑色素小体。
2.3 子宫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的生物学特性
子宫PE-coma多为良性,亦可见恶性病例,提示该肿瘤为恶性潜能未定肿瘤。根据报告恶性病例可得出:(1)肿瘤可发生于各年龄女性,平均发病年龄与良性肿瘤相似。(2)恶性肿瘤直径较良性肿瘤偏大,肿瘤多>8 cm。(3)病理上恶性肿瘤多见坏死,有明显细胞异型性,如核分裂象>1/50HPF,则应考虑肿瘤恶性可能。
2.4 诊断、治疗及预后
该疾病诊断主要依靠病理组织学,其病理学特征如下:(1)瘤细胞围绕血管周围排列。(2)可由上皮样和梭形细胞混合组成。(3)肿瘤细胞胞质透明至颗粒状、弱嗜酸性。(4)细胞核小、染色质密度中等,核仁不明显,可有核异型性及核分裂象。(5)间质富于血管,可为分支状毛细血管网或透明变性的厚壁血管。(6)表达肌细胞和黑色素细胞标志物,以HMB45最为敏感,较少表达desmin。
目前认为,子宫PEcoma最直接有效的治疗手段是行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有些复发、转移患者行放疗、化疗,但疗效不得而知。肿瘤多为良性特征,一般预后良好,本文患者存活,但也有一些病例可以复发而呈恶性经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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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血管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0年2月—2015年2月期间在该院治疗的90例颅内破裂动脉瘤患者, 其中50例采用血管内栓塞方案治疗 (A组) , 另40例患者采用了开颅显微神经外科夹闭手术治疗 (B组) 。90例患者均是在发病后2 d内入院, 入院后完善辅助检查并结合临床表现确诊为颅内破裂动脉瘤患者, 诊断符合第八版《神经外科学》诊断标准。A组患者男性36例, 女性14例, 年龄26~65岁, 平均年龄 (45.2±4.8) 岁, 前交通动脉瘤22例 (44.0%) , 后交通动脉瘤16例 (32.0%) , 大脑中动脉瘤7例 (14.0%) , 椎基底动脉瘤4例 (8.0%) , 眼动脉瘤1例 (2.0%) ;B组患者男性28例, 女性12例, 年龄23~67岁, 平均年龄 (44.8±4.3) 岁, 前交通动脉16例 (40.0%) , 后交通动脉瘤13例 (32.5%) , 大脑中动脉瘤6例 (15.0%) , 椎基底动脉瘤4例 (10.0%) , 眼动脉瘤1例 (2.5%)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纳入标准
(1) 确诊为颅内破裂动脉瘤; (2) 在发病后72 h内入院开始治疗; (3) 家属或患者对此次研究知情并自愿参与。
1.3 方法
A组采用血管内栓塞治疗, 具体步骤为根据影像学结果将6F导引管送入靶血管, 再通过6F导引管置入Reber微导管, 随后根据置入的微导管中的导丝指引, 将导管引入动脉瘤内, 再采用EDC、GDC进行栓塞 (解铂金微弹簧圈) 。术后要行腰穿置管持续引流一周左右, 并注射尼莫地平对抗血管痉挛。B组治疗具体步骤为采用纵裂入路, 在显微镜引导下将一侧的额叶牵开, 暴露出胼胝体周围的动脉血管, 扎到具体的靶血管, 选择合适的动脉瘤夹夹闭瘤颈, 时候同样给予尼莫地平注射液以及腰穿引流, 避免出现血管痉挛。
1.4 疗效标准
(1) 治愈:无神经功能障碍; (2) 好转:伴有轻度神经功能障碍; (3) 无变化:临床表现与治疗前无明显变化; (4) 恶化:表现重度偏瘫、语言障碍; (5) 死亡[2]。
1.5 统计方法
实验所得数据采用SPSS 16.0软件统计处理, 计数资料使用百分数 (%) 表示, 并进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手术情况对比
对比两组患者术后动脉瘤闭塞情况, 其中A组破裂动脉瘤完全闭塞43例 (86.0%) , 不全闭塞7例 (14.0%) , B组完全闭塞36例 (90%) , 不全闭塞7例 (10%)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治疗效果对比
对两组患者均进行6个月的随访, 随访结果显示A组治愈39例, 好转7例, 3例恶化, 1例死亡;B组治愈32例, 好转5例, 2例恶化, 1例死亡,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3 讨论
颅内动脉瘤破裂是临床较为常见的神经外科疾病之一, 早期治疗可以有效预防动脉瘤破裂以及减少再次破裂发生的次数, 还可以避免迟发性脑血管痉挛[3], 极大程度的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在临床治疗颅内动脉瘤患者主张一旦诊断就该及早进行治疗, 尤其是病情相对稳定且无脑血管痉挛的患者, 早期手术是十分必要的[4]。有文献报道, 对于颅内动脉瘤破裂患者手术治疗时间窗应在发病后3 d内实施[5], 这样不但能提高疗效也避免了术后并发症发生。目前临床治疗颅内动脉瘤破裂主要的手术方案有两种, 分别是血管内栓塞手术和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夹闭方案。
从临床疗效来看, 两种手术方案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各有优缺点[6]。开颅显微外科手术夹闭方案由于是开颅手术, 虽然在闫凯旋等人[7]的研究中显示, 其死亡率仅为3.9%, 该研究中也同样显示死亡率仅为1.43%, 但仍存在一定风险。尤其是对于高龄患者以及严重肝肾等重要器官有慢性疾病的患者不宜使用。但对于血肿位置明显, 体质较好的患者较为实用。而血管内栓塞手术可避免开颅引起的风险, 对于全身影响较小, 创伤小, 适用于肝肾功能不全以及大龄患者等[8]。但栓塞治疗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1) 可能造成动脉瘤填塞不全; (2) 复查时有较高的再通率等。所以对于手术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9,10]: (1) 年龄偏大体质较差患者行血管内栓塞; (2) 两手手术方法均适用时, 在患者经济条件较好的情况下, 首选血管内栓塞进行治疗; (3) 动脉瘤反复出血者宜适用血管内栓塞; (4) 肿瘤较小, 位置不明显时, 适用开颅夹闭。脑血管痉挛是此类患者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 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 造成患者病残或病死, 统计发现70%左右的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会并发脑血管痉挛, 大大提高了治疗的难度, 并且出血量越多, 造成的脑血管痉挛程度越严重。临床可以采用尼莫地平局部灌注改善痉挛, 也可以采用球囊局部扩张疗法[11], 也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在手术后行腰穿置管引流也可以有效的预防血管痉挛, 一般引流为3~7 d。通过上述研究结果可知, A组破裂动脉瘤完全闭塞43例 (86.0%) , 不全闭塞7例 (14.0%) , B组完全闭塞36例 (90%) , 不全闭塞7例 (10%)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血管内栓塞以及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夹闭治疗均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在血管闭塞率和术后疗效来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该研究结果与韦忠恒等学者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2], 可见此次研究具有可靠性。随访结果显示A组治愈39例, 好转7例, 3例恶化, 1例死亡;B组治愈32例, 好转5例, 2例恶化, 1例死亡,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提示临床可根据患者具体的病情变化选择适宜的手术方案。
综上所述, 对颅内动脉血管瘤患者给予血管内栓塞或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夹闭治疗均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 术后重视3H疗法 (即高容量、高血压、高血液稀释度治疗方案) 以对抗血管痉挛, 同时注重对全身性并发症的防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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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血管生成拟态的影像学新进展 篇8
1 VM的特点及发生机制
Maniotis等[1]通过研究人眼葡萄膜黑色素瘤及转移性皮肤黑色素瘤的微循环,发现直径>1 cm的瘤体中心很少出现坏死、纤维组织及微血栓,而且普通病理切片上也很少见到由内皮细胞构成的新生血管,于是首次提出了VM的概念,即在无内皮细胞的参与下,由某些具有内皮细胞表型的肿瘤细胞直接形成具有微循环功能的类血管结构。光镜下可以观察到这些类血管结构形态多样,且肿瘤细胞排列成管道结构,管道内衬一层过碘酸希夫(periodic acid Schiff,PAS)染色阳性的细胞基质膜。但经光镜、电镜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均未发现内皮细胞的存在。VM的类型分两种,即管型和图案样基质型VM[2]。管型VM在形态上与新生血管相类似,但管道壁上并未发现内皮细胞;图案样基质型VM在形态学和解剖学上均与新生血管不相类似,而是由层粘连蛋白、硫酸乙酰肝素、IV型及VI型胶原纤维等多种细胞外基质形成。VM与新生血管相比有以下特征:VM管壁内层无内皮细胞,内皮细胞特异标志分子CD31和CD34染色呈阴性[3],而是一层PAS染色阳性的基底膜样结构[4];VM是由多种细胞外基质蛋白组成且与肿瘤血管相吻合的微循环管道,其内可见流动的红细胞;存在VM的肿瘤很少发生中心性坏死,并且很少见到红细胞漏出和微血栓形成;VM多见于高侵袭性肿瘤中,而很少见于低侵袭性及良性肿瘤中。理论上,VM是肿瘤微循环的一部分,且与新生血管相吻合交通,为生长迅速的高侵袭性肿瘤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支持;VM管壁由肿瘤细胞直接构成,更有利于肿瘤细胞的远处转移。
目前VM的生成机制尚不明确,可能的原因主要是:①肿瘤细胞自身方面:在VM形成过程中,肿瘤细胞由于基因型的改变而具有去分化能力,呈现出多潜能胚胎干细胞表型,从而具有自身的可塑性,使其能够模拟血管内皮细胞形成VM。②肿瘤微环境方面:首先,细胞外基质重塑在VM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磷脂酰肌醇-3- 激酶(PI3K)信号转导通路是参与细胞外基质重塑的主要通路。其次,生长迅速的肿瘤会导致其微环境缺氧,缺氧可刺激缺氧诱导因子的过量表达,进而上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的表达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转录,进而诱导VM的形成[5,6]。此外,肿瘤组织液体间质压力、p H值、氧分压等诸多微环境因素也会诱导VM的形成。③肿瘤干细胞方面:肿瘤干细胞是一类特殊干细胞,具备高度的自我更新能力和多向分化潜能,既可以维持祖细胞数量稳定,又可以不断地分化成多种子代细胞来维持瘤体增长。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肿瘤干细胞参与了VM的形成。在三维培养下能形成VM结构的人眼黑色素瘤可表达肿瘤干细胞表型标志物CD271,未形成VM结构的人眼黑色素瘤却不表达CD271[7]。Yao等[8]认为肿瘤干细胞的相互作用改变了瘤体内的微环境,而微环境的改变又决定了肿瘤干细胞的分化方向,进而影响血管发生和血管拟态的形成。
2 VM的临床意义
VM存在于多种肿瘤中,提示肿瘤组织中VM的存在可能具有潜在的普遍意义,且存在VM的肿瘤预后较差。Sun等[9]在胃肠道间质瘤的研究中发现,VM阳性率高的肿瘤患者与VM阳性率低的患者相比,更易于发生肝转移,Kaplan-Meier生存分析揭示了VM是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更直接地提示了存在VM、肿瘤直径>10 cm及出血均为肿瘤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在肾脏透明细胞癌的研究[10]中发现,过表达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会导致VM的形成,且与临床分期、病理分级及远处转移呈正相关。
长期以来,临床上抗肿瘤治疗以血管生成靶向治疗为主,但远期疗效不佳。Xu等[11]的研究表明,抗肿瘤血管生成抑制剂对VM无明显影响,反而药物诱导了VM结构的形成来促进肿瘤的转移。因此,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也应考虑VM的存在。目前,已有学者致力于抗VM药物的研发。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和MMP-9是肿瘤中影响VM形成的重要因素[9],沙利度胺可通过抑制MMP-2和MMP-9的表达来抑制VM形成的信号通路,进而改变肿瘤的营养供应方式[12]。Luan等[13]发现葡萄籽原花青素可以抑制三阴性乳腺癌中VM的形成。Guo等[14]的研究表明,人参皂苷Rg3可以通过下调血管内皮钙黏蛋白、上皮细胞激酶、MMP-2和MMP-9 等信号通路蛋白来抑制胰腺癌VM的形成,进而改善患者预后。以上研究结果为肿瘤VM的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支持,但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究来明确其机制及疗效。
3 VM与影像学的关系
VM是肿瘤高侵袭性的独立预测因素之一,与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及预后密切相关,因此对VM的明确诊断及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分子影像学是将特异性的分子探针导入体内,借助于多种模式的影像学方法来显示组织、细胞和亚细胞水平的特定分子,反映活体状态下分子水平的动态变化,进而定量、定性分析其生物学行为。由于VM是功能性管道,且与肿瘤的微循环相吻合交通,对比剂能够进入其中,这给各种影像学技术尤其是分子影像技术对其进行检测带来了希望。
超声分子影像学是在体积小于红细胞的超声造影剂的表面结合特异性的亲和组件(如配体或抗体),通过配体- 受体相互作用(或抗体- 抗原相互作用)原理,在活体组织中与需要显像的靶组织特异性结合,以提高超声成像的敏感度和特异度。Liu等[15]认为聚乳酸是一种可以在表面连接乳腺癌特异性抗体抗Her2抗体(如赫赛汀)的纳米造影剂,它与过度表达Her2受体的乳腺癌细胞特异性结合。经流式细胞仪和共聚焦成像验证得出,Her2阳性细胞在与纳米颗粒孵育后大量着色,说明聚乳酸与乳腺癌细胞可以特异性地结合。高分辨率超声造影显示其强化程度与病理切片的VM结果一致。以上结果提示可以将放射性药物标记在赫赛汀上,让其与乳腺癌细胞特异性结合,达到靶向治疗的目的。因此超声分子影像学能通过靶向药物的浓聚情况来显示VM的特点,进而判断肿瘤的恶性程度及预测靶向治疗的效果。
近年来MRI的临床应用已从病理解剖学水平逐步过渡到功能代谢以及分子生物学水平,是分子影像学的重要分支。MRI分子成像采用多参数、多序列、多方位成像技术对特定分子进行成像,可反映活体组织的功能信息及病变导致的功能变化,能够早期、准确地诊断疾病。与传统MRI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在传统MRI技术基础上,以特殊分子或细胞作为成像对象(靶结构),把非特异性物理成像转变为特异性分子成像。由于大分子MRI对比剂无法漏过血管壁,以前认为无法用血管造影术证实肿瘤中心的新生血管与VM之间存在着联接通路。随着大分子对比剂的研发及MRI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利用MR动态微血管造影显示肿瘤中心的血管和VM成为可能。Shirakawa等[16]将WIBC-9及MC-5肿瘤细胞接种于BALB/c裸鼠上,成功建立乳腺癌模型,并采用大分子MRI对比剂G6D-(1B4M-Gd)256对其行三维动态微MRI检查。G6D-(1B4M-Gd)256不能漏出血管壁,但是可以在微循环中持续30 min。多个时间点的动态监测发现对比剂到达WIBC-9瘤内的速度以及浓聚速度快于MC-5肿瘤,而且WIBC-9瘤内信号强度高于MC-5肿瘤,且与病理切片的VM形态一致。电镜及免疫组化发现,WIBC-9瘤内存在VM- 新生血管通路。除动物实验外,Yamamoto等[17]利用MRI的FLAIR序列在随访1例患者中发现其右侧额叶有轻微强化的高信号区,且与病理切片上VM的结果一致(图1A~F),提示VM的发现及显像对临床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光学分子成像是在生物体内引入合适的荧光探针,通过用特定波长的红光激发荧光染料,使其发出荧光,或引入报告基因,其表达产物可自发荧光,进而通过光学设备检测发射出的荧光并利用这些信息研究荧光分子的分布,从而记录和显示分子事件及动力学过程。Hillen等[18]利用转基因Tie2-GFP无胸腺裸鼠建立尤文肉瘤模型后观察到在瘤内同时存在肿瘤新生血管及VM,VM的管腔直径大于新生血管,且两者的管腔内均可观察到血液流动。尾静脉内注射若丹明后,在以上2种结构内均可见标记的白细胞。Liu等[19]利用生物发光发现异位表达抑制Hh信号通路蛋白可以阻碍VM的形成,而过表达抑制Hh信号通路蛋白可以使胶质瘤对替莫唑胺和环巴胺的敏感度增加。Fang等[20]的研究表明,3D培养肝癌细胞HCCLM9后发现,该细胞先存在于基质的表面,然后逐步迁移至基质的深处并形成管状、环形及网状结构,均提示肝癌细胞可形成VM。3个时间点的量子点荧光探针成像结果提示肝癌细胞内过表达膜型基质金属蛋白酶会导致树突状伪足向外生长,进而有助于VM的形成。将表达荧光素基因的肿瘤细胞移植到动物模型中,可以原位、动态地监测肿瘤细胞的定植、迁移及增殖过程,但该方法目前只能用于动物模型,还不能用于临床[21]。
图1女,42岁,脑肿瘤。冠状位FLAIR图像示右侧额叶结节状高信号影(白色框内,A);B~D为A白色框内的放大图像,分别为冠状位的FLAIR图像、增强的T1WI图像、增强的FIESTA图像,箭头所示为血管拟态,箭所示为海绵状静脉畸形;HE染色示VM区域与MRI及大体病理标本一致(箭,E、F)
血管拟态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肿瘤血供的传统认识,为高侵袭性肿瘤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指导信息,但是VM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恶性程度不同的肿瘤形成VM的能力不同及其机制、VM和肿瘤新生血管是否有共同靶点、VM怎样与肿瘤新生血管相连接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VM的调控机制、解剖及功能特点会逐步明确。分子影像学在VM的研究中遇到很多困难,最亟待解决的是缺乏特异性分子靶点将VM与肿瘤新生血管区分开,从而造成分子靶向对比剂的研发困难,这可能是将来影像学研究发展的方向之一。
脑肿瘤合并脑血管畸形的临床特点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收治的脑肿瘤合并脑血管畸形患者46例, 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23例, 男性18例, 女性5例, 年龄在30~50之间, 平均年龄为 (32.5±2.3) 岁, 病程在3周~8个月之间, 平均病程为3个月, 其中, 有14例患者出现头昏和头疼, 出现肢体抽搐、言语困难、视物模糊以及肌体无力的各有2例。10例患者全部漏诊脑血管畸形, 5例诊断胶质瘤, 8例诊断脑出血或胶质瘤卒中, 脑血管畸形均没有考虑;对照组男性为19例, 女性为4例, 年龄在25~68岁之间, 平均年龄在 (31.2±2.5) 岁, 病程在6周~4年之间, 平均病程为13个月。其中, 有10例出现头痛, 2例出现恶心呕吐, 3例出现一侧肢体无力, 4例出现肢体抽搐, 2例听力丧失, 2例视力下降。有18例漏诊。23例在诊断当中发现有肿瘤, 只有10例在确诊之前先发现脑血管畸形。
1.2 病变出现部位
观察组的23例患者当中, 病变的部位均发生在双侧额叶、左右两侧的颞叶以及右侧顶叶的后下部等同一部位, 三个部位同时出现的有19例患者, 三个部位先后出现的有4例患者;在对照组的23例患者当中, 有15例患者的病变出现在大脑半球, 4例患者的病变位于脑桥小脑角, 2例位于脑室, 有2例分别位于鞍区与小脑当中。在同一部位出现的有19例, 在不同部位出现的有5例。
1.3 影像学检查
观察组有3例在手术之前通过CT检查确诊为胶质瘤。运用MRI进行检查的有20例, 诊断为胶质瘤的有18例, 脑出血的有2例。另外, 通过CT或者MRI检查都没有提示发现有脑血管畸形, 没有使用脑血管造影来进行检查;对照组例行进行CT检查的有16例, 8例诊断为颅内肿瘤, 1例脑出血, 7例颅内占位。
1.4 统计方法
运用SPSS18.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运用x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漏诊情况
观察组与对照组均出现了漏诊情况, 在漏诊率上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治疗与预后
观察组23例患者都通过同一切口手术把肿瘤与血管畸形进行了切除, 19例在治疗当中共同发现并切除了两种病变, 其它5例在第一次手术当中只发现了胶质瘤, 在治疗之后2个月出现脑出血情况, 在进行第二次治疗的时候才发现血管畸形;对照组23例患者中22例进行常规治疗, 2例在治疗当中发生大出血, 4例遗留听力丧失, 1例肢体偏瘫, 其余的均恢复良好。
3 讨论
在临床当中, 脑肿瘤合并脑血管畸形病比较罕见, 这两种病实质上是一个整体, 而不是平常所说的两种病[2]。从该院所收治46例患者的临床表现来看, 脑肿瘤合并与脑血管畸形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而不是单一的两种疾病。
在该研究当中, 以男性出现脑肿瘤合并脑血管畸形的居多, 其年龄多在33.5岁左右, 病变的部位多发生在颅内的各个区域, 以大脑半球居多。脑肿瘤合并和脑血管畸形这两种病变可以同时出现, 也可以先后出现, 可以在同一个部位也可以在不同的或者相邻的部位出现。通过CT以及MRI检查可以准确定位两种病变在颅内的占位性, 然而却不易发现同时存在的血管畸形, 这也是容易出现漏诊的原因[3]。在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当中, 很少同时发现脑肿瘤合并脑血管畸形。据相关研究表明[4], 运用脑血管造影可以发现血管性病灶, 而对于肿瘤的发现却是无意中的。随着现代临床上广泛运用CT以及MRI技术, 通常是先把肿瘤发现, 接着在确诊之前的血管造影或者手术之后的病理检查当中才把畸形血管探寻出来。肿瘤的病理有许多类型, 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胶质瘤, 脑膜瘤占到22.2%、听神经瘤占到11.1%, 这和颅内每一种类型的肿瘤比例相比较来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而在脑血管畸形当中, 脑动脉畸形占到96.3%, 其次为海绵状血管瘤, 其占到3.7%[5]。该院所收治的46例患者均做了手术。在治疗当中, 要尽可能在同一切口同时把两种病变给切除掉, 然而, 如果两种病变出现部位不相同, 可以分期进行治疗, 在治疗当中要优先处理危害较大的病变, 在治疗前期对血管畸形的确诊度很大程度的影响着手术的成功率, 基于此, 在治疗当中发现了病变情况以及影像学的不同表现就要考虑是否可能出现了合并血管畸形[6]。
终上, 脑肿瘤合并脑血管畸形两者的共存是一定的偶然性质, 因为两者的临床表现没有特异性, 发生的部位、发生的方式以及发生的群体多种多样。在肿瘤的生长当中虽然伴有许多血管生成, 然而并不具有血管畸形的特征。两者在临床上的特点是互相促进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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