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细胞介素12（共7篇）
白细胞介素12 篇1
冠心病是临床的常见病,其病理基础是动脉粥样硬化,有研究认为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中起作用。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是急性时相蛋白,在炎症的进展中具有促进作用,近来人们更关注hs-CRP对冠心病发展的作用[1];白细胞介素-12(IL-12)和白细胞介素-18(IL-18)是促炎症反应介质,可以激活炎症的级联反应[2],在病变的过程中,其与hs-CRP的表达可能具有协同作用。本实验关注冠心病患者血清中hs-CRP、IL-12和IL-18的检测情况,探讨其在冠心病不同类型中的表达意义,旨在为探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1月～2012年1月在我院心内科确诊为冠心病的100例患者,临床资料完整。其中,男55例,女45例;年龄39～77岁,平均55.5岁。纳入标准:(1)冠心病纳入及分型标准均符合WHO诊断标准,且经过冠状动脉造影确诊;(2)临床资料完备;(3)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的要求。排除标准:(1)近3个月内有感染性疾病史的患者;(2)有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患者;(3)有血液系统疾病的患者。选取同期在我院进行体检证实为健康成人的血清标本60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33例,女27例;年龄40～78岁,平均54.4岁。
1.2 CRP、IL-12、IL-18的检测
实验组患者均于入院次日早晨空腹抽取静脉血10 mL,尽快分离血清,置于-20℃冰箱中待检,并于4周内测定。CRP、IL-12、IL-18的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法)[3],试剂由美国RND systems生产,应用Baygene公司的ELX800酶标仪,芬兰Thermo公司的MK2洗板机。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独立样本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多组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与对照组一般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性别、年龄构成、体重及学历构成等基础因素的比较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2.2 观察组与对照组血清中hs-CRP、IL-12和IL-18的表达比较
观察组患者血清中hs-CRP、IL-12和IL-18的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见表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观察组不同疾病类型患者血清中hs-CRP、IL-12和IL-18表达的比较
hs-CRP、IL-12和IL-18的表达在不同类型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差异分别是心肌梗死>不稳定型心绞痛>稳定型心绞痛,三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三者之间两两比较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观察组中不同血管数量累及患者hs-CRP、IL-12和IL-18表达的比较
观察组中不同血管数量累及患者血清中hs-CRP、IL-12和IL-18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血管累及3支及以上>血管累及2支>血管累及1支,三组经方差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两两比较,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5 hs-CRP、IL-12和IL-18在冠心病患者血清中表达的关系
将观察组患者血清中hs-CRP、IL-12和IL-18的表达水平进行线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hs-CRP和IL-12(r=0.45,P=0.013 5)、hs-CRP和IL-18(r=0.42,P=0.013 6)、IL-12和IL-18(r=0.49,P=0.011 0)均呈正相关。
3 讨论
冠心病是指因狭窄性冠状动脉疾病而引起的心肌缺氧(供血不足)所造成的心脏病。不稳定斑块破裂和继发血栓形成是引起冠心病的重要原因,有证据表明炎症反应是引起斑块不稳定的主要因素[4]。Hs-CRP是急性时相蛋白,主要参与局部或全身炎症反应,正常情况下以微量形式存在于健康人群中,当机体有急性炎症、创伤或冠状动脉疾病时此蛋白会明显升高,在对各种急性炎症反应蛋白和血管炎症的血浆标志物的研究中,hs-CRP被认为是急性冠脉综合征中最强的炎症标志物[5,6]。Hs-CRP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反应介质,被认为是未来心血管事件最强有力的炎症反应标志物而倍受关注。IL-12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异源二聚体分子,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及B淋巴细胞对细菌产物及细胞内寄生物发生反应而产生的,它作为早期的非特异性先天性免疫与后期抗原特异性的适应性免疫之间的桥梁,在感染、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中起重要作用。IL-12和IL-18可以对NK细胞有显著的生物作用,能促进NK细胞、CD4、CD8细胞的增殖,使Th0细胞向Th1细胞分化[7,8]。
本文对112例冠心病患者进行hs-CRP、IL-12和IL-18表达的临床对照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血清中hs-CRP、IL-12和IL-18高表达,提示三者在冠心病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结果显示hs-CRP、IL-12和IL-18均与疾病的病变分型、血管累及数量有关,提示hs-CRP、IL-12和IL-18参与疾病的进展。hs-CRP、IL-12和IL-18是诊断和预测心血管事件发生、发展的有效指标,在冠状动脉病变、脑卒中、周围血管栓塞等疾病诊断和预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9]。在体外,用TNF-α、IL-12、IL-18等促炎因子刺激机体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发现PAPP-A呈剂量依赖性表达,而PAPP-A异常表达也是促进血栓形成的重要物质。研究显示hs-CRP、IL-12和IL-18不仅参与了冠心病发展的的炎症反应过程,同时也可能参与了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病理生理变化[10,11,12],大量的炎症细胞被心肌细胞在缺血再灌注过程中激活后,释放许多炎症因子,这些炎症因子作用于炎症细胞本身及血管内皮细胞并且使其表达黏附分子,迁移入缺血区,使内皮细胞肿胀并阻塞微血管,引起缺血区存活心肌的进一步损伤。
总之,hs-CRP、IL-12、IL-18在冠心病患者中高表达,三者在冠心病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促进作用,hs-CRP、IL-12、IL-18联检测对早期判断冠心病患者病变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目的 检测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白细胞介素-12(IL-12)、白细胞介素-18(IL-18)在冠心病患者中的表达情况,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我院100例冠心病患者作为观察组,60例正常体检成人作为对照组,检测血清中hs-CRP(免疫比浊法)、IL-12和IL-18(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法)的含量,比较不同临床特征中的表达差别。结果观察组hs-CRP、IL-12、IL-18的表达量显著高于对照组,hs-CRP、IL-12、IL-18的表达量与病变分型及累及血管的数量有关。线性相关性分析显示hs-CRP、IL-12、IL-18在冠心病患者中的表达呈正相关。结论 hs-CRP、IL-12、IL-18在冠心病患者中高表达,三者在冠心病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hs-CRP、IL-12、IL-18的联合检测对早期判断冠心病患者病变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冠心病,hs-CRP,IL-12,IL-18,酶联免疫吸附实验
白细胞介素12 篇2
关键词：mIL-12质粒,哮喘模型,小鼠,CD4+CD25+T细胞
支气管哮喘 (简称哮喘) 是一种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 属于Ⅰ型变态反应, 其主要特征是气道内以嗜酸粒细胞浸润为主的炎症和气道高反应 (AHR) 。哮喘的发生多与过敏因素有关, 关于其发病机制方面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Th1/Th2的作用方面。近年来, 不少学者发现, CD4+CD25+T细胞在控制哮喘的发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IL-12是一种由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等抗原递呈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研究表明, IL-12能通过调节Th1/Th2细胞平衡来抑制哮喘气道炎症。但是, 长期体内直接应用IL-12重组蛋白可引起严重的毒副反应[1]。因此, 将IL-12基因以质粒为载体导入体内, 使之产生内源性的IL-12, 进而调节Th1/Th2细胞平衡, 在哮喘的防治中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m IL-12质粒对哮喘的气道炎症细胞的浸润、黏附分子和细胞因子等影响的研究已经获得初步结果, 对哮喘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2]。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本次研究观察了m IL-12质粒 (大腿肌肉注射) 对小鼠哮喘模型CD4+CD25+T细胞的影响, 并探讨其可能机制。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48只清洁级BALB/c小鼠, 雄性, 鼠龄4~6周, 体质量18~20 g, 购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动物中心生产科 (许可证号:SCXK (沪) 2002-0010) , 随机分为8组。浙江大学实验动物中心饲养, 环境温度25℃, 湿度70%。超纯质粒DNA纯化试剂盒:维特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小鼠白细胞介素12基因表达质粒 (m IL-12质粒) :浙江大学免疫学研究所构建和转化, 用超纯质粒DNA纯化试剂盒大量制备。pc D-NA3.1 (+) 质粒 (空质粒) :IL-12基因载体, 提供者及制备方法同上。卵白蛋白 (OVA) :V级, 购自美国Sigma公司。10%氢氧化铝凝胶:抗原佐剂, 自行配制。抗-CD4单克隆抗体:R-PE标记, 克隆号H129.19, 抗体类型Rat Ig G2a, κ, 购自美国BD公司。抗-CD25单克隆抗体:FITC标记, 克隆号7D4, 抗体类型Rat Ig M, κ, 购自美国BD公司 (均由上海基因公司代理)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DXM, 规格:5mg/m L) :浙江仙居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生产批号为041107。雾化器:Pari Master雾化吸入器, 德国百瑞有限公司生产, 雾化颗粒直径在0.5~5.0μm之间。流式细胞仪:型号BD-LSR, 购自美国BD公司。酶标仪:型号BIO RAD Model 680购自美国伯乐公司。
1.2 方法
1.2.1 模型的建立
0.1%卵白蛋白氢氧化铝溶液 (100μL/鼠) 两后爪皮下注射作首次致敏;10 d后, 用等量卵白蛋白氢氧化铝溶液作腹腔注射以加强致敏。第15天开始, 将小鼠置于密闭容器内, 以1%卵白蛋白生理盐水溶液雾化攻击, 每天1次, 每次0.5 h, 连续7 d。
1.2.2 实验动物分组及处理
哮喘模型组 (6只) :卵白蛋白 (OVA) 致敏+OVA气雾攻击;正常对照组 (6只) :不作任何处理;模型对照组 (6只) :OVA致敏+生理盐水气雾攻击;阳性药对照组 (6只) :实验第14天开始每天每鼠腹腔注射地塞米松磷酸钠0.5mg/kg, 直至实验结束;空质粒预防对照组 (6只) :实验第1、3、5天, 每鼠各肌肉注射空质粒100μg;空质粒治疗对照组 (6只) :实验第14、16、18天每鼠各肌肉注射空质粒100μg;m IL-12质粒预防组 (6只) :实验第1、3、5天, 每鼠各肌肉注射m IL-12质粒100μg;m IL-12质粒治疗组 (6只) :实验第14、16、18天, 每鼠各肌肉注射m IL-12质粒100μg。
1.2.3 样本的获取与处理
末次雾化攻击24 h后, 小鼠摘眼球采血抗凝, 用于检测外周血白细胞中CD4+CD25+T细胞比例。脱颈椎处死小鼠, 打开胸腔, 气管插管, 以D-hanks液1 m L行支气管-肺泡灌洗, 重复3次, 得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BALF) 约0.8 m L, 取50μL加入等量白细胞计数液, 在低倍镜下进行细胞计数。打开腹腔, 取脾脏, 用玻棒在1 m L PBS中研磨后, 120目滤网滤过, 滤液用于检测CD4+CD25+T细胞比例。取小鼠股骨, 用注射器吸取1m L PBS行骨髓灌洗, 120目滤网过滤, 灌洗液用于检测CD4+CD25+T细胞比例。
1.2.4 CD4+CD25+T细胞的测定
取抗凝外周血20μL加入流式管, 每份标本加两管。阳性管每管中加抗-CD4单抗3μL, 抗-CD25单抗2μL, 避光静置15 min, 加入Tris-NH4Cl 500μL/管破红细胞, 再避光静置15 min后, 1 000 rpm/min离心5 min, 弃上清, 加入生理盐水200μL/管, 然后上流式细胞仪测定。阴性对照管每管中加入相应的阴性对照抗体分别为3μL、8μL, 其余同前。脾细胞悬液和骨髓细胞悬液不破红细胞, 其余加样处理同抗凝血一样。
1.3 统计学处理
各组间比较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包中的Mann-Whintney秩和检验, 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本组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2 结果
2.1 m IL-12质粒对气道炎症细胞浸润的影响
哮喘模型组BALF中炎症细胞数量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和模型对照组 (P<0.05) , 说明哮喘模型的建立是成功的。阳性药对照组BALF中炎症细胞数量明显低于哮喘模型组、空质粒预防对照组和空质粒治疗对照组 (P<0.05) ;m IL-12质粒预防组和m IL-12质粒治疗组BALF中的炎症细胞数量也明显低于哮喘模型组、空质粒预防对照组和空质粒治疗对照组 (P<0.05) 。 (见表1) 。
注:1) 与哮喘模型组相比, P<0.05;2) 与空质粒预防对照组相比, P<0.05;3) 与空质粒治疗对照组相比, P<0.05
2.2 m IL-12质粒对脾脏和骨髓CD4+CD25+T细胞百分比影响的比较
选取空质粒预防对照组、空质粒治疗对照组、m IL-12质粒预防组、m IL-12质粒治疗组、哮喘模型组和正常对照组对脾脏和骨髓中的CD4+CD25+T细胞进行检测, 发现各组小鼠脾脏和骨髓中CD4+CD25+T细胞百分比变化趋势一致 (见表2、图1) 。故选取脾脏进行检测。
2.3 m IL-12质粒对脾脏CD4+CD25+T细胞百分比的影响
注:1) 与哮喘模型组相比, P<0.05;2) 与空质粒预防对照组相比, P<0.05;3) 与空质粒治疗对照组相比, P<0.05。1:空质粒预防对照组;2:空质粒治疗对照组;3:m IL-12质粒预防组;4:m IL-12质粒治疗组;5:哮喘模型组;6:正常对照组
哮喘模型组脾脏CD4+CD25+T细胞百分比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和模型对照组 (P<0.05) 。与哮喘模型组相比, m IL-12质粒预防组和治疗组脾脏CD4+CD25+T细胞的百分比则明显下降 (P<0.05) 。阳性药对照组脾脏CD4+CD25+T细胞的百分比也明显低于哮喘模型组、空质粒预防对照组和空质粒治疗对照组 (P<0.05) , 见 (图2、表3) 。
注:1) 与哮喘模型组相比, P<0.05;2) 与空质粒预防对照组相比, P<0.05;3) 与空质粒治疗对照组相比, P<0.05。1.哮喘模型组;2.正常对照组;3.模型对照组;4.阳性药对照组;5.空质粒预防对照组;6.空质粒治疗对照组;7.m IL-12质粒预防组;8.m IL-12质粒治疗组
2.4 m IL-12质粒对外周血CD4+CD25+T细胞比例的影响
外周血中CD4+CD25+T细胞百分比各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见表4、图3) 。
1.哮喘模型组;2.正常对照组;3.模型对照组;4.阳性药对照组;5.空质粒预防对照组;6.空质粒治疗对照组;7.m IL-12质粒预防组;8.m IL-12质粒治疗组
3 讨论
CD4+CD25+T细胞是近年被关注的一类免疫调节细胞, 在小鼠支气管哮喘模型中该细胞可以通过细胞因子和黏附分子影响其它T细胞的功能, 在Th2细胞介导的肺部炎症的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多种免疫治疗的机制可能与CD4+CD25+T细胞有关。WALKER等[3]研究发现:在DO11.10小鼠体内, 用加了弗式佐剂的抗原致敏后, CD4+CD25+T细胞会增殖。SUTO等[4]研究发现:在过敏性哮喘小鼠模型中, CD4+CD25+T细胞的缺失会减少抗原特异性Ig E的产生, 增强Th1应答, 同时该细胞的缺失可以降低气道中抗原诱导的IL-4和IL-5的量, 体外实验也表明该细胞的缺失会抑制抗原诱导的Th2细胞分化, 说明CD4+CD25+T细胞的缺失可能会降低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4]。OLDENHOVE等[5]证实:在体内, 剔除CD4+CD25+T细胞后, 成熟的DC细胞可以促进Th1细胞和CTL细胞应答, 有助于哮喘的恢复。JAFFAR等[6]则认为CD4+CD25+T细胞的免疫调节特性可能是双向的, 一方面该细胞可以增强Th2应答;另一方面可以抑制Th2细胞的发育, 而Th2细胞在体内可以有效的促进嗜酸粒细胞的增多, 故CD4+CD25+T细胞在Th2介导的肺部炎症的调节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IL-12是一种由抗原递呈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 能促进Th1细胞分化及分泌细胞因子;抑制Th2细胞分化、发育及分泌细胞因子。这有利于机体抑制哮喘的发生与发展。LEE等[7]研究证实IL-12可以有效的抑制已建立的Th2型免疫反应, 恢复Th1/Th2平衡。静脉注射IL-12治疗支气管哮喘有效, 但因其全身副作用, 其应用收到一定限制[8]。在动物模型中, 鼻腔内注入IL-12对哮喘的气道高反应性和炎症反应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副作用也比较小, 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9]。IL-12并不破坏CD4+CD25+T细胞的无能状态, 但可以影响该细胞的增殖[10]。
本实验结果显示, 与正常组和模型对照组相比, 哮喘模型组脾细胞中的CD4+CD25+T细胞百分比增高。证明哮喘发生时, CD4+CD25+T细胞数量增多了, 同时BALF中炎症细胞数量也明显增加。而与哮喘模型组、空质粒预防对照组和空质粒治疗对照组相比, m IL-12质粒预防组和治疗组脾细胞中的CD4+CD25+T细胞百分比以及BALF中炎症细胞数量则明显下降, 这与疗效确定的阳性对照药地塞米松的抑制作用一致。说明肌注IL-12质粒治疗后, 脾细胞中CD4+CD25+T细胞的数量减少, 使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降低。笔者推测, 在哮喘发生时, CD4+CD25+T细胞可以迁移到肺组织局部, 使T细胞向Th2型细胞分化, 上调了气道中Th2细胞介导的过敏性炎症, 故BALF中炎症细胞数量升高, 而脾脏中的CD4+CD25+T细胞则发生了代偿性的增生;肌注IL-12质粒治疗后, 哮喘的发展得到有效的控制, 肺部炎症减轻了, 脾脏中CD4+CD25+T细胞的百分比也随之下降, 发生这一现象的精确机制目前仍然存在争议, 有待于进一步实验研究。各组小鼠外周血的CD4+CD25+T细胞百分比没有明显的差异, 因此可推测, 在外周血中绝大部分CD4+CD25+T细胞是固有性的, 来源于胸腺, 在哮喘发生时其数量并不改变。抗原诱导产生的适应性CD4+CD25+T细胞存在于骨髓, 脾脏等免疫器官, 或者是迁移到局部肺组织发挥作用。关于CD4+CD25+T细胞的具体作用途径及其特性目前还存在争议, 但其在支气管哮喘中确实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m IL-12质粒对哮喘模型的CD4+CD25+T细胞有明显的影响, 因此, 其作为一种潜在的哮喘防治药物, 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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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ALKER LSK, A CHODOS, AK ABBAS.Antigen-dependent proliferation of CD4+CD25+regulatory T cells in vivo[J].J Exp Med, 2003, 198:249-258.
[4]SUTO A, NAKAJIMA H, KAGAMI SL, et al.Rool of CD4+CD25+regulatory T cells in T help 2 cell-mediated allergic inflammation in the airways[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1, 164:680-687.
[5]OLDENHOVE G, MDE HEUSH G, URBAIN-VANSANTEN, et al.CD4+CD25+regulatory T cells control Th1 responses to foreign antigens induced by mature DCs in vivo[J].J Exp Med, 198:259-266.
[6]JAFFAR Z, SIVAKURU T, ROBERTS K.CD4+CD25+T cells regulate airway eosinophilic inflammation by modulating the Th2cell phenotype[J].J Immunol, 2004, 172:3842-3849.
[7]LEE YL, FU CL, YE YL, et al.Administration of interleukin-12prevents mite Der p I allergen-IgE antibody production and airway eosinophil infiltration in an animal model of airway inflammation[J].Scand J Immunol, 1999, 49 (3) :229-236.
[8]BARNES PJ.Cytokine-directed therapies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airway diseases[J].Cytokine Growth Factor Rev, 2003, 14 (6) :511-522.
[9]MATSUSE H, KONG X, HU J, et al.Intranasal IL-12 produces discreet pulmonary and systemic effects on allergic inflammation and airway reactivity[J].Int Immunopharmacol, 2003, 3 (4) :457-468.
白细胞介素12 篇3
1 资料和方法
1.1 检测对象
实验组:取自2010年1月 -2013年1月的70例变应性鼻炎患者均符合2009年修订的变应性鼻炎诊断标准[3],全部用日立免疫系统公司产过敏原测试分析仪(MAST-CLA-1型)作特异性Ig E体外检测(同时检测35种吸入类、食物类过敏原)。检测对象中各人至少有一种过敏原检测水平在2级以上(分0级 - 阴性,1/0级 - 可疑,1、2、3和4级阳性共6级),而且对螨(粉尘螨及屋尘螨)都呈阳性反应。70例患者中,男41例,女29例,由18~50岁,中位年龄30岁,病程:1~20年,中位病程6年。有自觉诱因者44例;有既往个人过敏史者49例;有家族过敏史者15例。
对照组:健康体检者19例,男17例,女2例,由18~38岁,中位年龄24.6岁。无个人及家族过敏史,大便常规检查寄生虫卵阴性。
1.2 方法
实验组70例患者分别于免疫治疗前、免疫治疗后早晨采血,对照组19例同期检测,离心后选取血清,置 -30℃保存。采用ELISA法分别检测IL-4、IL-5、IL-13和总IgE (tatal IgE ,TIg E),于酶标仪450nm处读吸光度值,根据标准曲线计算IL-4、IL-5、IL-13和TIg E浓度值。检测试剂均购自美国Gemzyme公司,酶标仪使用瑞士产帝肯RAINBOW型全自动扫描酶标仪。
1.3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用t检验,使用数据统计软件SPSS 11.0处理。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变应性鼻炎患者的血清 IL-4、IL-5 和 IL-13水平
70例免疫治疗前血清IL-4、IL-5和IL-13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01),见表1。70例免疫治疗前、后血清IL-4、IL-5和IL-13相比,IL-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IL-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IL-13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 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 IL-4、IL-5 和 IL-13 与TIg E 的关系
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IL-4、IL-5、IL-13与TIg E有明显相关性,前两者呈正相关 (r分别=0.536和0.438,P <0.05),后者则呈负相关(r =-0.593,P <0.05)。
2.3 特异性免疫治疗结果
70例中,显效35例,有效16例,无效19例。特异性免疫治疗是根据患者对吸入类过敏原阳性的情况作特异性免疫治疗,因为对螨(粉尘螨及屋尘螨)都呈阳性反应,所以均使用德国默克公司提供的阿罗格NHD长效混合变应原螨(50%粉尘螨及50%屋尘螨) 做免疫治疗,历时两年以上 (2010年1月-2013年1月)。特异性免疫治疗选用产品。治疗方法、用量及疗效判定均符合文献报道及2009年修订的变应性鼻炎疗效评定标准[3,4]。
注:覮 与正常组比较,P <0.001
注:1)免疫治疗前后比较,P <0.01;2)免疫治疗前后比较,P <0.05
3 讨论
白细胞介素12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0年1月~2011年12月到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治疗的急性胰腺炎患者75例患者,其中男41例,女34例,年龄25~74岁,平均(53.4±16.7)岁,所有患者在症状出现后24 h内入院。所有受试者无胃肠、肝胆胰疾病、糖尿病、肿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史。轻症急性胰腺39例,其中男21例,女18例,年龄25~74岁,平均(54.1±18.7)岁;重症急性胰腺36例,其中男20例,女16例,年龄25~73岁,平均(53.8±16.6)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入选标准
急性胰腺炎患者的诊断符合三条标准:(1)血或尿淀粉酶大于正常值上限的3倍。(2)急性上腹痛,具压痛。(3)胰腺形态学异常,胰腺肿大,呈弥漫性胰腺低回声(超声或CT检查确诊),患者血液检测血糖>11 mol/L,白细胞>16×109/L、谷草转氨酶(AST)>250 U/L、乳酸脱氢酶(LDH)>350 U/L。排除外其他原因引起的急性腹痛患者[4]。根据APACHE-Ⅱ评分以及Ranson评分或CT分级,APACHE-Ⅱ评分<8分、Ranson评分<3项或CT分级为A、B、C或CTSI≤2分,具备临床表现和生化改变,无器官功能障碍或局部并发症,液体补充治疗反应良好为轻症急性胰腺炎。而APACHE-Ⅱ评分≥8分、Ranson评分>3项或CT分级为D、E或CTSI>3分,具备临床表现和生化改变,但出现器官衰竭、局部并发症(胰腺坏死、假性囊肿、胰腺脓肿)为重症急性胰腺炎[5]。
1.3 各组患者血清IL-6、IL-10、TNF-α的检测
IL-6、IL-10、TNF-αELISA试剂盒均由上海森雄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酶标仪为奥地利tecan Sunrise全自动酶标仪。患者确诊后立即取静脉血3 m L待血液凝固后,3000 r/min离心,提取上清液,分装于3个试管,冻于-70℃冰箱保存,按操作说明,严格操作待测血清IL-6、IL-10、TNF-α浓度。所测得的OD值都应减除空白值后再行计算,绘出标准曲线。根据样品OD值求出标本中IL-6、IL-10、TNF-α细胞因子浓度。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实验数据均使用应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用t检验;用直线回归方程做两因素间相关性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清IL-6、IL-10、TNF-α浓度的比较
与轻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IL-6、IL-10、TNF-α比较,重症急性胰腺炎血清IL-6、IL-10、TNF-α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IL-6、IL-10、TNF-α相关性分析
轻症急性胰腺炎IL-6同IL-10呈显著正相关,Y=-4.443+0.033X,r=0.963,n=39,P<0.01;IL-6和TNF-α呈显著正相关,Y=-1.445+0.047X,r=0.834,n=39,P<0.01;IL-10同TNF-α呈显著正相关,Y=1.757+0.175X,r=0.947,n=39,P<0.01。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IL-6同IL-10呈显著正相关,Y=-4.467+0.032X,r=0.954,n=36,P<0.01;IL-6和TNF-α呈显著正相关,Y=-1.475+0.067X,r=0.884,n=36,P<0.01;IL-10同TNF-α呈显著正相关,Y=1.754+0.176X,r=0.964,n=36,P<0.01。各指标随症状的加重而增加。
3 讨论
急性胰腺炎是一种因为某些因素导致胰管阻塞、胰管内压突然上升同时胰腺血液供应不足等原因引起的胰腺急性炎症[6,7,8]。临床表现主要有急性上腹痛,腹胀和恶心呕吐,压痛反跳痛,腰肌紧张,肠鸣音消失或减弱,血、尿淀粉酶明显增多。大部分患者伴有胆道疾病。分为轻症急性胰腺炎和重症急性胰腺炎[9,10]。
研究显示,急性胰腺炎的发病机制主要因为致病因子损伤了胰腺外分泌部腺体中心的腺泡细胞,出现胰酶的活化导致胰腺自身消化,所以当活化的胰酶大量的通过血管进入体循环后可以对远处脏器造成损伤,并可促使多器官功能障碍。已有研究证实,胰腺炎全身损伤的更重要原因为全身炎症反应,胰腺损伤部位可以出现大量炎症细胞浸润以及释放大量炎症因子和趋化因子,不但对胰腺局部组织造成损伤,同时还可由于炎症因子大量释放入血而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发生。也是促使加重全身各器官衰竭[11,12]。
IL-6一种分子量为26 k D的蛋白质,由184个氨基酸组成,主要是成纤维细胞和活化的T细胞产生的淋巴因子。可以促使B细胞前体成为产生抗体的细胞;IL-6和集落刺激因子协同作用促进原始骨髓源细胞的分化和生长,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裂解。IL-6是一种多效性细胞因子,能调节多种细胞功能,包括细胞分化、细胞增殖、血细胞生成及免疫防御机制等。IL-6与多种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它可以通过干预细胞的活动力和黏附性、血栓形成、肿瘤细胞的增殖及肿瘤特异性抗原的表达,从而影响肿瘤的进展。
IL-10是一种多功能负性调节因子,也是一种公认的介导免疫抑制的细胞因子,以同源二聚体形式发挥效应,抑制Mqo的抗原提呈功能及其细胞因子合成,可抑制Th1细胞应答及其细胞因子合成,促进B细胞抗体产生及增殖分化。主要由活化的B细胞、Th2细胞、巨噬细胞、单核细胞产生,它参与炎症细胞、免疫细胞、肿瘤细胞等多种细胞的生物调节,在严重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移植免疫、肿瘤等多种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13]。
TNF-α由单核-巨噬细胞分泌的一种小分子蛋白。TNF-β主要由活化的T淋巴细胞分泌,两者有相似致热性。大剂量呈双峰热。小剂量呈单峰热;TNF在体内外均能刺激IL-1的产生。不耐热,70℃30 min失活。通常与肿瘤细胞质膜特异性受体结合,在细胞表面形成帽状聚集而进入细胞沿微管移动与溶酶体结合,导致溶酶体破裂,释放出溶酶体酶而促使细胞自溶。已有研究证实TNF-α对多种肿瘤具有细胞毒和抑制生长作用,且对正常组织细胞没有影响[14]。
本组研究通过对两组患者血清IL-6、IL-10、TNF-α浓度的研究可以看出,与轻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IL-6、IL-10、TNF-α比较,重症急性胰腺炎血清IL-6、IL-10、TNF-α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IL-6、IL-10、TNF-α随症状的加重而增加。可以看出,IL-6是一种重要的急性反应期炎症介质,可以刺激急性反应蛋白的合成,促进淋巴细胞成熟与分化,其本身还是一种内源性致热源,体的发热反应可能由血中IL-6水平升高所导致。而TNF-α是导致胰腺炎时胰外器官组织及胰腺损伤的主要细胞因子,胰腺炎发生也随即升高。他可刺激炎症细胞产生多种炎症介质和氧自由基,这些炎症介质及自由基释放入血后可进一步导致胰外器官组织及胰腺损伤。因此有学者认为TNF-α是胰腺炎症级联瀑布效应的重要环节[15]。笔者的研究显示,虽然两组患者均出现IL-6和TNF-α的上升变化,而且重症急性胰腺炎上升非常显著。
IL-10在组织炎症反应中也是重要的介质之一,IL-10属于细胞因子中的干扰素家族,研究发现内源性和外源性的IL-10均能在转录水平上强烈抑制IL-1、IL-6、IL-8、TNF-α、GM-CSF、G-CSF的合成。研究认为IL-10主要是通过NF-κB的DNA结合能力,或抑制IKK的激活,从而抑制NF-κB启动相关前炎症因子基因的转录。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发现IL-10的水平显著升高,但由于同时存在高水平的IL-6和TNF-α,因此此时血清IL-10抑制炎症作用不明显,机体多处于一种抗炎或促炎均活化的免疫紊乱状态,即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特别重症急性胰腺炎,容易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
研究显示血清TNF-α与IL-6浓度在SAP时显著升高,笔者观察到IL-10呈显著正相关,这样可以比较好的预测急性胰腺炎的严重程度。研究显示,随着病情加重,三组血清因子同时升高,且变化趋势相似,对急性胰腺炎有很好的预测作用。
白细胞介素18研究进展 篇5
1 IL-18的发现与分布
IL-18是于1995年由Okamura等[1]从中毒性休克小鼠的干细胞中分离并克隆出来的。由于这种细胞同样具有强烈的IFN-γ诱生能力, 因此最初被命名为IFN-γ诱生因子 (IFN-γinducingfactor, IGIF) 。1996年, Ushio等[2]以鼠IGIF (m IGIF) 为探针克隆了人类IGIF (h IGIF) 的c DNA, 并在大肠杆菌 (E.coli) 中表达, 鉴于IGIF的氨基酸序列与已知数据库中的任何蛋白均不相同, 并且它还有多种生物学活性, 因此重新命名为白细胞介素18。IL-18主要由巨噬细胞产生, 如单核巨噬细胞、肝脏Kupffer细胞等。同时在神经垂体亦可检测到IL-18 mRNA, 提示IL-18可能作为1种神经免疫调节剂起作用。
2 IL-18的分子特性
鼠IL-18 (m IL-18) 前体蛋白由192个氨基酸组成分子量23.8 ku, N末端有一结构特殊的35个氨基酸组成的信号序列, 无N端糖基化位点、无野生型疏水信号肽样位点, 成熟m IL-18由157个氨基酸组成, 分子量18.2 ku。IL-18前体没有生物学活性。人白介素18 (h IL-18) 基因编码193个氨基酸前体蛋白, 与m IL-18有65%同源性, N端也有类似的信号序列, 亦无N端糖基化位点和疏水信号肽位点[3]。
3 IL-18的生物学作用
Okamura等[1]表达纯化了小鼠IL-18并研究了其生物学活性, 发现IL-18能刺激IFN-γ的产生并且与IL-12有协同作用。它还能刺激T细胞的增殖、增强脾细胞对YAC-1细胞的杀伤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 对IL-18的生物学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3.1 刺激T细胞增殖
重组人IL-18 (rh IIr18) 对T细胞具有促增殖作用[4]。在经CD3单克隆抗体刺激的富集T细胞中加h IL-18, T细胞增殖作用显著增强, 且呈剂量依赖性。若rh IL-18浓度较低时, 这种促增殖作用可被抗IL-2抗体所抑制, IL-18能促进CD3刺激的T细胞分泌IL-2。IL-18能增强T细胞分泌IFN-γ, 具有抗微生物感染的作用[5]。
3.2 IL-18对NK细胞作用
3.2.1 IL-18对NK细胞分泌IFN-r的调节:
To-mura等[6]研究了IL-18对NK细胞体外作用的特点, IL-18单独与NK细胞孵育, 只能诱生少量的IFN-γ;有IL-12或IL-2存在时, 可以诱导NK细胞分泌大量的IFN-γ, 活性远高于IL-12+IL-2或IL-12+IL-lβ。这提示IL-18并不是IL-12诱生IFN-γ的辅助因子, 而单独具有诱导NK细胞分泌IFN-γ的功能。
3.2.2 IL-18对NK细胞增殖及活化的调节:
相关实验表明, IL-18能刺激NK细胞增殖、活化, 但需要与其它细胞因子组成才能发挥较强的促增殖作用。研究发现, IL-18单独对小鼠脾脏NK细胞的促增殖作用并不强, 但与IL-2或IL-12组合可以刺激NK细胞向淋巴母细胞转化, 并较强地促进NK细胞增殖、活化。由此可知, IL-18可以活化、增殖NK细胞的某些亚群, 且与不同细胞因子组合诱导得到不同的细胞群。
3.2.3 IL-18对NK细胞激活杀伤活性的调节:
IL-18选择性地扩增Thl克隆Fas L介导的细胞毒作用, 而对Tho及Th2细胞不起作用。IL-12可以和IL-18起协同作用, IL-18刺激T细胞的产物IFN-γ可以增加Fas L表达, 因此IL-18在免疫系统和某些疾病状态的自身调节中起到重要作用[7]。当IL-18作用于NK细胞时, NK细胞也可上调Fas L表达, 并对Fas L阳性靶细胞表现出更强的杀伤作用[8]。在IL-18敲除的小鼠中, NK细胞活性和Thl反应都大为下降, IL-12敲除的小鼠也有类似结果[9]。
3.3 促进细胞因子的分泌
IL-18可以诱导Th1细胞和NK细胞产生IFN-γ, 这是它最主要的1个生物学功能[6]。在抗CD3单抗存在下, IL-18显著刺激鼠Thl细胞产生IFN-γ, 其量比IL-12诱导产生的要高许多。IL-18与IL-12对IFN-γ的诱导有协同作用。加入鼠中和性抗IL-12抗体于培养液中, 不抑制IL-18诱导Thl细胞产生IFN-γ。同样, 加入抗IL-18抗体也不抑制IL-12诱导产生IFN-γ。当IL-12的作用达到饱和时, IL-18的加入依然可以发挥作用, 说明这2种细胞因子通过不同的信号传导途径, 独自起作用。应用富集的人T细胞, 经抗CD3单抗刺激, 加入rh IL-18, 48 h后, IFN-γ和GM-CSF的产生显著增加, 并呈剂量依赖性, IL-4的产生无变化, IL-10的产生则因人而异, IL-18可增加IL-2的产生, 而IL-12则不能, IL-12也不能增加GM-CSF的产生。尽管rh IL-l P与rh IL-18在结构上有相似性, 但Con A刺激的人外周血单核细胞中, rh IL-1不能诱导IFN-γ和GM-CSP的产生, 由于IL-18增加IFN-γ和GM-CSF的产生, 此二因子与Thl型免疫反应相关或主要由Thl细胞产生, 并且IL-18可激活鼠Thl克隆, 提示IL-18在Thl型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9]。
4 IL-18在兽用疫苗研究中的应用
4.1 在口蹄疫疫苗研究中的应用
张洪勇等[10]用p IL-18作为免疫佐剂与FMDV P1-2A基因构建的重组核酸疫苗质粒免疫小鼠, 结果所诱导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均比未有白细胞介素18参与的免疫组明显增强, 证明了白细胞介素18基因的表达产物具有一定的免疫增强作用。2007年, 史喜菊等[11]将Bo IL-18基因与口蹄疫的VP1基因进行融合, 在毕赤酵母中进行表达, 并将表达产物应用于小鼠, 结果证明, 表达产物能大大提高口蹄疫疫苗的免疫效果, 由此作者推论, 该表达产物能增强口蹄疫疫苗预防效果。邢秀娟等[12]研究表明, 各组小白鼠脾淋巴细胞对Con A都有反应, 但用牛IL-18真核表达质粒分子佐剂免疫小白鼠后, 能明显提高其淋巴细胞对Con A的反应性 (P<0.05) , 说明牛IL-18分子佐剂诱发了机体细胞免疫应答反应,
4.2 在猪蓝耳病疫苗研究中的应用
沈国顺等[13]将IL-18与PRRSV GP5和GP3基因共表达, 小鼠免疫实验结果表明, p VIR-IL-18-ORF5-ORF3组CD8T淋巴细胞亚类数量显著高于p VIR-ORF5-ORF3组和灭活疫苗组。推测出IL-18能促进CD8+T淋巴细胞增殖, 从而增强CTL细胞杀伤活性。金宁一等[14]用PRRSV GP5/GP3和猪IL-18基因共表达重组禽痘病毒免疫接种猪表明, 与wt F-PV接种组比较, 能显著增强CD4+和CD8+T淋巴细胞反应。本试验结果表明, 编码IL-18-GP5蛋白的DNA疫苗与单独表达GP5蛋白的DNA疫苗相比, 能诱导免疫接种猪产生抗体反应, 特别是中和抗体, 在加强免疫后也能增强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
4.3在其它动物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葛金玲等[17]利用pc DNA3载体分别构建HSV-1g B和IL-18的真核表达质粒pg B和p IL-18, 分成pc DNA3、pg B和pg B+p IL-183组, 肌肉注射免疫接种BALB/c小鼠, 发现与g B单独免疫组相比, p IL-18的协同免疫可以显著增强特异性抗体滴度、T细胞增殖反应和DTH反应。IL-18 c DNA的协同免疫可以显著提高pg B DNA疫苗诱导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水平, 增强核酸疫苗对机体的免疫保护作用。Kohno[18]发现IL-18能够提高被I型单纯疤疹病毒感染小鼠的成活率, 在HSV感染前2天开始注射IL-18能够使小鼠有效抵抗HSV-1的感染, 90%以上的小鼠14天后仍存活, 而对照组则全部死亡。李训良等[19]将p IL-12基因、p IL-18基因与TGEv S基因质粒联合免疫小鼠, 实验结果表明, p IL-12基因以及p IL-12基因和p IL-18基因联合作为TGEv S抗原基因的分子佐剂, 不但能促进机体的细胞免疫应答, 而且能够提高机体体液免疫应答, 进而提高了机体的免疫反应, 为进一步研究细胞因子作为免疫佐剂的作用提供了依据, 为新型核酸疫苗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刘金朋等构建了能分别或同时表达ILTV g B和IL-18基因的重组质粒p IRES-g B、p IRES-IL-18、p IRES-g B/IL18, 将重组质粒通过腿部肌肉多点注射免疫21日龄雏鸡, 35日龄加强免疫1次, 二免后2周用ILTV HN1株进行攻毒, 结果显示, p IRES-g B/IL18和p IRES-g B+p IRES-IL-18免疫雏鸡后均能促进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数量和血清中特异性抗体水平的增加, 能明显增强ILTV DNA疫苗对强毒的攻击保护, 结果表明, 鸡IL-18能明显增强ILTV DNA疫苗的免疫原性[20]。
5 小结
综上所述, IL-18作为疫苗佐剂, 可以提高疫苗的免疫效果, 它的免疫增强作用不同于以往化学及微生物源佐剂, 能特异高效地调节动物对疫苗的反应, 包括免疫细胞向接种部位移动、抗原提呈、促进前T细胞的产生、T细胞及B细胞的增殖、分化成熟与激活, 并可激活包括NK细胞、单核细胞、嗜酸性细胞和肥大细胞在内的非特异性免疫细胞[21]。因此, IL-18作为1种安全、高效、经济的新型免疫佐剂, 在畜禽养殖业中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另外, IL-18作为1种新发现的细胞因子, 在抗肿瘤方面的作用也已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 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值。
总之, IL-18是具有多种功能的细胞因子, 在抗感染、抗肿瘤及免疫调节中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对其结构及作用机制了解的深入, IL-18可在生物制剂应用方面有美好的前景。
摘要：白细胞介素18 (IL-18) 作为疫苗的高效免疫增强剂, 能大幅度提高疫苗的免疫保护率和机体的免疫水平, 成为近年来DNA疫苗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文章概述了IL-18的发现与分布、分子特性、生物学作用以及在兽用疫苗中的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白细胞介素-32的研究进展 篇6
1 IL-32的生物学特性及功能
人类IL-32基因定位在人染色体16p13.3上, 跨长约5 kb, 含有8个小外显子, 由705对碱基组成, m RNA长度为1200bp, 能够表达于脾、胸腺、白细胞、小肠、结肠、前列腺、卵巢、睾丸中, 且在免疫组织中表达强于非免疫组织[2]。 目前研究发现, IL-32蛋白一共发现6种剪接变异体:IL-32α, IL-32β、IL-32γ、IL-32δ、IL-32ε 和IL-32ζ, 其中IL-32γ 生物活性最强, 与最初发现的NK4转录本等同, 其信号肽为35aa, 成熟蛋白为147aa, 有1个tyr硫酸酯化部位, 3个N-豆蔻酰化部位, 2个PKC磷酸化部位, 3个潜在的酪蛋白激酶II磷酸化部位和细胞黏附序列RGD。
IL-32能够通过多条信号通路进行转导:1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p38MAPK) 磷酸化通路, 2核转录因子-κB (NF-κB) 途径, 3半胱氨酸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 (Caspase) -1途径, 4Caspase-3途径。 IL- 32既可以通过内源性 (T细胞、NK细胞、 单核细胞、 上皮细胞) 分泌, 也可以通过基因重组技术产生。
IL-32的主要生物学功能为: (1) 诱导产生炎性细胞因子:研究表明IL-32能够通过p38MAPK磷酸化和NF-κB途径, 诱导细胞因子的表达, 如TNF-α、IL-1β、IL-6、IL-8、巨噬细胞炎性蛋-2 (MIP-2) 等, 抑制NF-κB活性和p38MAPK信号通路能够减少炎症细胞因子的生成[3,4,5], 这种特性可能导致IL-32在炎症的放大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将重组人IL-32γ注射至裸鼠的膝关节后, 可观察到关节肿胀、大量炎症细胞浸润及软骨损伤, 而在TNF-α基因缺陷的小鼠关节腔中, 未观察到IL-32所导致的关节肿胀, 炎症细胞的流入大大减少, 但是蛋白多糖的丢失并不受影响, 这提示IL-32的促炎效应可能依赖于TNF-α[6]。 (2) 促进炎症介质的释放:已有研究发现[7], IL-32能够强烈地诱导小鼠巨噬细胞和人单核细胞释放前列腺素E2。而炎症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前列腺素E2的释放。IL-32通过诱导前列腺素E2的释放, 激活外周血中单核细胞的花生四烯酸的代谢。 (3) 参与调节自然杀伤细胞的功能:Marconde等[8,9]研究发现, 慢性骨髓单核细胞性白血病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的骨髓基质中, IL-32m RNA表达显著升高, 较健康正常人增加了14-17倍, 且证明了NK功能障碍与IL-32调节不良有关, 提示IL-32可能参与了自然杀伤细胞的功能调节。 (4) 调节细胞凋亡:Goda等[10]人用抗-CD3抗体刺激T细胞, 培养48 h后, 细胞凋亡显著高于未受刺激的T细胞, 检测细胞中IL-32表达水平亦增加;而未给予相同抗体刺激的细胞中无细胞凋亡增加现象, 而且在T细胞中并未检测到IL-32。说明IL-32可能与活化诱导T细胞凋亡有关。Meyer等[11]报道人类初级角质化细胞中存在IL-32, 通过IFN-γ和TNF-α刺激后可以使其含量增加, 发现IL-32能够诱导角质化细胞的凋亡, 在特异性皮炎患者受损皮肤中有IL-32表达, 其表达水平的高低与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刘宇宏等[12]发现, 当类风湿关节炎成纤维样滑膜细胞中IL-32γm RNA表达显著下调时, 类风湿关节炎成纤维样滑膜细胞数量减少, 其凋亡率增加, 这表明了IL-32γ具有抑制类风湿关节炎成纤维样滑膜细胞凋亡和促进其增殖的功能。 (5) 调节树突状细胞的成熟:Jung等[13]研究表明, IL-32γ能够有效地诱导树突状细胞 (DC) 的成熟, 激活DC细胞的活性, 并且通过诱导DC细胞中IL-12、IL-6的产生来加强Thl和Th2免疫反应。
2 IL-32与炎症性疾病
大多数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均有炎症反应的参与, 在气道炎症反应过程中, 比较重要的炎性因子包括IL-6、IL-8、TNF-α 等。当病原体进入气道后, 不管是获得性免疫反应还自然免疫反应, IL-32均能够快速做出反应, 与其他炎症细胞、炎症因子共同作用, 导致肺部炎症的发生发展[1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全身炎症反应在稳定期即已存在, 在急性加重期表现得更加明显[15]。 有研究证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的诱导痰、血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IL-32水平均高于稳定期和健康者[16,17]。 也证实了IL-32参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理过程。
研究显示[18], 结核分枝杆菌能诱导人单核细胞产生IL-32。 Bai等[19]研究证明, 抑制内源性IL-32产生, 对结核分枝杆菌有杀伤作用的细胞因子如IL-11、IL-8和TNF-α 均明显下降, 提示了IL-32对结核分枝杆菌有一定的防御作用。
卓海燕等[20]发现,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IL-32、IL-6、IL-8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 而且轻、中、重度乙肝患者IL-32、IL-6、IL-8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三者水平都随着病情的加重而增高, 这提示了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IL-32、IL-6、IL-8水平的高低, 能够反映出病情严重程度。
A型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者血清中IL-32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 体外研究提升流感病毒诱导IL-32的表达依赖COX-2途径, IL-32可能成为抗炎治疗的潜在作用点[21]。
炎症性肠病是主要累及回结肠、直肠的慢性肠道炎性疾病, IL-32高表达于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等炎症组织上皮细胞中, 活动期的克罗恩病IL-32表达水平升高更明显[22]。
3 IL-32与肿瘤
IL-32在肿瘤发展中起着促进和抑制的双重作用。 Nishida等[23]发现胰腺癌患者的肿块中IL-32主要是由导管细胞分泌的, IL-32刺激癌细胞生长和存活。 有研究显示[24,25]在肺癌和胃癌的癌组织中的IL-32与对照组相比含量增高, 提示IL-32可能在这些肿瘤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幽门螺杆菌 (HP) 阳性的胃黏膜组织及胃癌组织中, IL-32明显高表达, 提示IL-32可能参与HP感染相关的胃炎或胃癌的发生[26]。 在结肠癌、前列腺癌和黑素瘤等[27,28]中, 起着抑制肿瘤生长、促进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
4结语
白细胞介素12 篇7
关键词：肿瘤坏死因子α,超敏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4(IL-4),白细胞介素-10,支气管哮喘
支气管哮喘是临床常见和多发的呼吸系统疾病之一,研究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3亿患者,随地区不同而异[1]。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人口的增多和环境质量的日益下降,支气管哮喘发病率呈上升的趋势,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但是哮喘的病因仍不完全清楚。近年来研究发现多种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在哮喘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研究支气管中炎症细胞及其细胞因子问的相互关系,笔者对46例哮喘患者血清中白细胞介素-4(Interleukin-4,IL-4)、白细胞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超敏C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的血清水平进行了检测和分析,以探讨其在哮喘发病中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10年1月~2011年1月来我院呼吸内科就诊的支气管哮喘患者46例,设为支气管哮喘组,其中,男31例,女15例,平均年龄(45.3±12.3)岁;对照组患者为同期40例健康体检者,其中,男28例,女12例,平均年龄(46.7±15.6)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所有支气管哮喘患者的诊断标准符合《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支气管哮喘的定义、诊断、治疗及教育和管理方案)》的诊断和分度标准[2],并且所有患者排除其他器官恶性肿瘤及肺部感染等疾病,检验前1个月无免疫药物和类固醇激素治疗史,2周内未使用过抗组胺类药物、茶碱类药物和β2受体激动剂等。
1.2 方法
支气管哮喘患者发作期和缓解期均抽血1次,迅速以3 000 r/min离心20 min后,取血清放于EP管中,在-20℃冰箱中保存。IL-4、IL-10、TNF-α采用ELISA法检测,试剂盒采用加拿大YES公司生产的,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hs-CRP检测应用美国Beckman CX-V型全自动生化仪及对应的试剂进行检查,方法为免疫散射比浊法。肺功能检查使用Med Graphics1085D肺功能仪,检测患者的FEV1和FEV1/FVC。我院化验室检验嗜酸粒细胞计数和TIg E。所有支气管哮喘患者支气管舒张试验均为阳性。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二变量的相关性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支气管哮喘患者急性发作期、缓解期及对照组血清TNF-α、hs-CRP、IL-4、IL-10的水平变化
支气管哮喘哮喘患者急性发作期血清TNF-α、hs-CRP、IL-4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TNF-α水平缓解期也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IL-10水平急性发作期明显低于缓解期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支气管哮喘患者急发作期各指标与TNF-α,hs-CRP的相关分析
支气管哮喘患者急性发作期血清中TNF-α水平与肺功能FEV1及FEV1/FVC呈负相关(r=-0.638、-0.654,P<0.05),与TIg E呈正相关(r=0.789,P<0.05);IL-4与嗜酸粒细胞计数呈正相关(r=0.656,P<0.05);支气管哮喘患者急性发作期血清中hs-CRP、IL-10水平与嗜酸粒细胞计数、TIg E、肺功能FEV1及FEV1/FVC均无相关性。见表2。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是炎症介质引起的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疾病,是多种炎症介质导致呼吸道上皮黏膜损伤,从而造成支气管黏膜血管通透性增加和支气管平滑肌痉挛导致的。而细胞因子是具有免疫效应细胞产生的一种分泌性蛋白,细胞因子主要是通过信号转导调节局部和系统的免疫反应来发挥作用。到目前为止研究发现有十多种细胞因子可能参与支气管哮喘的发生[3,4]。其中,TNF-α、hs-CRP可能增强、维持和减轻气道炎症反应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TNF-α是一种能刺激气道平滑肌细胞产生内皮素,其在上皮成纤维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使上皮成纤维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增殖引起呼吸道重塑,导致呼吸道的不可逆阻塞。Puthothu等[5]研究发现吸入或静脉注射TNF-α可导致气道阻力延迟性增高和气道高反应性,并且TNF-α升高伴有嗜酸粒细胞浸润支气管,说明TNF-α可能在启动哮喘炎症中发挥了关键作用[5]。本研究发现,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的血清TNF-α水平为(2.36±0.87)mg/L,明显高于缓解期患者[(1.48±0.78)mg/L]和对照组[(1.08±0.29)m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缓解期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哮喘过程中TNF-α表达增加,说明TNF-α在炎症细胞浸润和激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哮喘患者发作期经治疗后TNF-α水平明显降低,说明哮喘时TNF-α的异常分泌也随着病情缓解而呈分泌减少的趋势。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哮喘患者急性发作期的TIg E与TNF-α呈正相关,而FEV1、FEV1/FVC与TNF-α呈负相关,这说明TNF-α在哮喘发病过程中,不仅与气道高反应性有关,并且和肺功能下降具有相关性,相关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C-反应蛋白(CRP)是机体在炎症或损伤过程中,由巨噬细胞释放白介素,刺激肝脏迅速合成的一种急性时相蛋白,能敏感地反映机体炎症反应。超敏CRP不是一个新的CRP,而是采用更敏感的方法测定的体内低浓度CRP,其是由肝脏合成的急性时相蛋白,在健康人的血清中以微量的形式存在,而在炎症和组织损伤中可以明显提高[6]。本研究显示,急性发作期血清hs-CRP水平为明显高于缓解期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hs-CRP可能参与了哮喘的急性发作过程,进一步研究未发现其与嗜酸粒细胞计数、TIg E及肺功能具有相关性,说明其可能只是在急性炎症过程中升高。
IL-4由Th2细胞产生,是CD4+T细胞亚群分泌的多效应细胞因子,本研究显示,急性发作期血清IL-4明显高于缓解期和对照组的健康人群,并且与血清中嗜酸粒细胞呈明显的正相关,这可能和IL-4可以导致嗜酸粒细胞增多,黏液过度分泌和气道高反应性等炎症反应有关。IL-10有多项免疫抑制作用,可阻断多种炎症细胞因子的合成,IL-10具有很强的炎症抑制作用,并能诱导T细胞对抗原的免疫耐受,是哮喘发病中的一种重要抗炎因子,这就很好地说明本研究IL-10水平急性发作期明显低于缓解期和对照组的原因。
本实验结果显示,气管哮喘患者血清中细胞因子TNF-α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随着病情缓解TNF-α水平仍高于对照组,提示此阶段气道仍存在炎症反应。
综上所述,TNF-α水平与哮喘发作密切相关,它参与了哮喘的发病机制,因此其可以作为一种反应哮喘患者气道炎症的指标应用于临床诊断中。hs-CRP急性期明显升高,缓解期降至正常,可以作为一种哮喘治疗效果评价的指标应用于临床。而IL-10支气管哮喘患者体内是的绝对或相对不足,提示IL-10可能对支气管哮喘的治疗有效,应进一步对其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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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哮喘学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支气管哮喘的定义、诊断、治疗及教育和管理方案)[J].中华结核和呼吸病杂志,2003,26(3):132-138.
[3]Biller H,Bade B,Matthys H,et al.Interferon-gamma secretion of pe-ripheral blood CD8+T lymphocytes in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in vitro stimulus determines cytokine production[J].Clin Exp Immunol,2001,126(2):199-205.
[4]Antúnez C,Torres MJ,Mayorga C,et al.Cytokine production,activationmarker,and skin homing receptor in children with atopic dermatitis andbronchial asthma[J].Pediatr Allergy Immunol,2006,17(3):166-174.
[5]Puthothu B,Bierbaum S,Kopp MV,et al.Association of TNF-alpha withsevere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infection and bronchial asthma[J].Pe-diatr Allergy Immunol,2009,20(2):157-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