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细胞介素-II（共7篇）
白细胞介素-II 篇1
恶性胸腔积液 (m alignantpleuraleffusion, M PE) 是晚期恶性肿瘤常见并发症。我科自2005年9月至2007年11月对38例恶性胸腔积液患者采用胸腔穿刺置管, 持续引流, 胸腔内注入硝卡芥及白细胞介素-II, 取得满意疗效,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38例均为住院患者, 均经细胞学或病理组织学确诊为恶性肿瘤。男26例, 女12例, 年龄38~76岁, 中位52岁。肺癌20例, 乳腺癌7例, 胃癌3例, 肾癌4例, 腮腺癌2例, 甲状腺癌2例。所有病例4周内局部未行任何治疗, 治疗前K PS评分>60分。预计生存>2月, 无高热、昏迷, 严重肝肾功能损害。
1.2 治疗方法
胸腔内注药前经B超检查确定穿刺点及胸腔积液量, 按常规行胸腔穿刺, 置中心静脉留置管, 第1天放液量不超过800~1000m L, 如果第2天放液量减少, 第3天尽量抽放净胸水, 于胸腔内注入硝卡芥40-60m g+生理盐水10m l, 及白细胞介素-II 100-200万U+生理盐水10m L, 如果第3天胸水仍多, 可推迟一天注药。注药前30分钟含化吲哚美辛片25m g, 注药后嘱患者平卧, 2h内每15分钟变换1次体位, 使药液与胸膜充分接触。1周后开放引流, 无胸水者, 再次注射上诉药物, 有胸水者引流后再注射上诉药物, 共治疗118例次。平均2~4次。
1.3 观察指标与方法
治疗前后每周复查血常规, 肝肾功能, 胸部超声, 记录K PS评分、消化道反应及其他不良反应,
1.4 评价标准
1.4.1 W H O的疗效评价标准完全缓解 (CR) :
积液消失, 症状缓解持续4周以上;部分缓解 (PR) :积液显著减少50%以上, 症状缓解持续4周以上;稳定 (SD) :积液减少在50%以内, 无增加趋势, 症状部分缓解;进展 (PD) :积液无减少或增多[1]。
1.4.2 生活质量K PS评分标准治疗后较治疗前增加10分为提高, 增加或减少<10分为稳定, 减少>10分为下降。
2 结果
2.1 疗效
38例患者CR 9例 (23.7%) , PR 22例 (57.9%) , 总有效率 (CR+PR) 81.6%。其中肺癌有效率最高90%, K PS评分提高者22例, 稳定者10例, 下降者6例。
2.2 不良反应
所有患者共治疗118例次, 其中出现低热43例次, 胸痛15例次, I度白细胞下降7例次。经对症治疗1周内均恢复。38例均无纵隔摆动及肺水肿发生。未见明显胃肠道反应及肝肾功能损害。
3 讨论
硝卡芥是一种新型的烷化剂, 是溶肉瘤素脂肪族的异构体, 作用于细胞的D N A, 属于细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 对多种肿瘤均有抑制作用[2]。白介素-II为一种基因重组技术生产的生物反应调节剂, 具有促进淋巴细胞增殖分化;诱导生成淋巴因子, 激活杀伤细胞;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刺激巨噬细胞分泌干扰素等作用。胸腔内注入白介素-2可直接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还可产生化学性炎症使胸膜腔闭塞达到控制胸水的目的[3]。与硝卡芥联用, 既能杀伤各个增殖周期的肿瘤细胞, 增加局部化疗的能力, 又能增强N K细胞、T细胞、B细胞的功能, 起协同作用。
几乎所有肿瘤均有侵犯胸膜的报道, 其中肺癌最常见, 约占M PE的1/3。对化疗敏感的肿瘤, 如淋巴瘤, 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卵巢癌、小细胞肺癌及睾丸恶性肿瘤应以全身化疗为主[4]。必须局部处理的患者采用胸腔置管引流放液, 避免反复胸穿, 减少发生气胸的机会, 且胸水引流平稳彻底, 不易发生纵隔摆动及肺水肿[5]。本组病例采用胸腔穿刺持续引流, 白细胞介素-II联合硝卡芥胸腔内注入治疗恶性胸腔积液, 总有效率81.6%, 且毒副反应小, 临床应用方便, 疗效肯定, 是目前治疗恶性胸腔积液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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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II 篇2
1 资料和方法
1.1 检测对象
实验组:取自2010年1月 -2013年1月的70例变应性鼻炎患者均符合2009年修订的变应性鼻炎诊断标准[3],全部用日立免疫系统公司产过敏原测试分析仪(MAST-CLA-1型)作特异性Ig E体外检测(同时检测35种吸入类、食物类过敏原)。检测对象中各人至少有一种过敏原检测水平在2级以上(分0级 - 阴性,1/0级 - 可疑,1、2、3和4级阳性共6级),而且对螨(粉尘螨及屋尘螨)都呈阳性反应。70例患者中,男41例,女29例,由18~50岁,中位年龄30岁,病程:1~20年,中位病程6年。有自觉诱因者44例;有既往个人过敏史者49例;有家族过敏史者15例。
对照组:健康体检者19例,男17例,女2例,由18~38岁,中位年龄24.6岁。无个人及家族过敏史,大便常规检查寄生虫卵阴性。
1.2 方法
实验组70例患者分别于免疫治疗前、免疫治疗后早晨采血,对照组19例同期检测,离心后选取血清,置 -30℃保存。采用ELISA法分别检测IL-4、IL-5、IL-13和总IgE (tatal IgE ,TIg E),于酶标仪450nm处读吸光度值,根据标准曲线计算IL-4、IL-5、IL-13和TIg E浓度值。检测试剂均购自美国Gemzyme公司,酶标仪使用瑞士产帝肯RAINBOW型全自动扫描酶标仪。
1.3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用t检验,使用数据统计软件SPSS 11.0处理。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变应性鼻炎患者的血清 IL-4、IL-5 和 IL-13水平
70例免疫治疗前血清IL-4、IL-5和IL-13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01),见表1。70例免疫治疗前、后血清IL-4、IL-5和IL-13相比,IL-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IL-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IL-13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 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 IL-4、IL-5 和 IL-13 与TIg E 的关系
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IL-4、IL-5、IL-13与TIg E有明显相关性,前两者呈正相关 (r分别=0.536和0.438,P <0.05),后者则呈负相关(r =-0.593,P <0.05)。
2.3 特异性免疫治疗结果
70例中,显效35例,有效16例,无效19例。特异性免疫治疗是根据患者对吸入类过敏原阳性的情况作特异性免疫治疗,因为对螨(粉尘螨及屋尘螨)都呈阳性反应,所以均使用德国默克公司提供的阿罗格NHD长效混合变应原螨(50%粉尘螨及50%屋尘螨) 做免疫治疗,历时两年以上 (2010年1月-2013年1月)。特异性免疫治疗选用产品。治疗方法、用量及疗效判定均符合文献报道及2009年修订的变应性鼻炎疗效评定标准[3,4]。
注:覮 与正常组比较,P <0.001
注:1)免疫治疗前后比较,P <0.01;2)免疫治疗前后比较,P <0.05
3 讨论
白细胞介素-II 篇3
1.1 一般资料
2008年12月至2011年11月45例5～64岁体外循环 (CPB) 心脏直视手术患者, 分为不停跳与停跳体外循环 (CPB) 手术组。不停跳体外循环 (CPB) 手术组23例, 男5例, 女18例, 年龄5～57岁, 平均 (21.1±16.9) 岁;房间隔缺损18例, 室间隔缺损4例, 肺动脉瓣狭窄1例;采取浅低温 (鼻咽温度31℃～34℃) 体外循环 (CPB) 下不阻断冠状动脉血流, 在心脏不停跳下手术。停跳体外循环 (CPB) 手术组22例, 男8例, 女14例, 年龄5～64岁, 平均 (19.0±15.9) 岁;房间隔缺损4例, 室间隔缺损16例, 肺动脉瓣狭窄及左房粘液瘤各1例;采取低温 (鼻咽温度25℃～28℃) 体外循环 (CPB) 下阻断升主动脉, 经主动脉根部灌注冷血停跳液, 在心脏停跳下手术。
1.2 方法
两组病例均于术前24 h、术后0.5 h、术后24 h、术后7 d抽取非抗凝静脉血, 分离血清, 放置在-20℃冰箱内保存, 待标本收集完毕, 统一测定。使用人白细胞介素4 (IL-4) 酶联免疫分析 (ELISA) (检测范围20ng/L～400ng/L) 、人白细胞介素7 (IL-7) 酶联免疫分析 (ELISA) (检测范围8ng/L～220ng/L) 试剂盒 (由北京冬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 参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用酶标分析仪测定血清中T淋巴细胞白细胞介素4 (IL-4) 、白细胞介素7 (IL-7) 的含量。
1.3 统计学方法
用SPSS 1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均数±标准差均以
2结果
2.1 浅低温心脏不停跳组手术时间 (147.4±30.3) min, 体外循环时间 (35.6±10.5) min。
低温心脏停跳组手术时间 (196.0±51.2) min, 体外循环时间 (74.5±39.0) min。
2.2 不停跳CPB手术组:
T淋巴细胞IL-4在术后0.5 h、术后24 h升高, 术后7 d下降, 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P>0.05) 。IL-7在术后0.5 h、术后24 h升高, 术后7 d下降至术前, 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3 停跳CPB手术组:
T淋巴细胞IL-4在术后0.5 h升高 (P<0.05) ;术后24 h明显升高, 术后7 d下降, 仍高于术前, 变化有统计学意义 (P<0.01) 。IL-7在术后0.5 h、术后24 h升高, 术后7 d下降, 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见表1。
注:*P<0.05 (与术前比较) ;**P<0.01 (与术前比较) 3讨论
低温体外循环 (CPB) 心脏停跳下心脏直视手术是心脏外科最基本的手术方法。低温为 CPB时心脏和脑等重要器官保护的主要方法。低温 CPB可降低脑细胞代谢率和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发生率[1,2]。
心内直视手术常规采用停跳法, 心脏存在缺血缺氧的损伤和再灌注损伤。浅低温心脏不停跳心内手术则打破传统, 视为更贴近生理状态下的新兴的心肌保护措施和新的心脏手术技术[3]。浅低温能使心率减慢, 心脏收缩力减弱, 使心脏舒缓跳动, 利于心肌和全身其他组织的保护。心脏跳动下心内直视手术由于术中不阻断主动脉, 心肌得到了持续的氧供, 不间断的灌注氧合血能很好地满足心肌代谢需要, 减轻了缺血, 再灌注损伤, 减少了氧自由基的产生[4,5]。
研究表明, IL-7能促进人激活T淋巴细胞产生IL-4[6]。CPB术后创伤反应及并发症是由机体免疫功能失调所致。一方面, 通过产生IL-4、IL-10等抗炎介质, 促使免疫细胞功能下降、凋亡, 导致机体免疫系统短暂失能, 抑制炎性反应[7,8]。另一方面, CPB引起补体激活、内毒素释放、粒细胞活化、黏附分子表达、致炎介质释放, 表现为全身性非特异性炎性反应[9,10];二者均是机体对CPB产生的正常保护性反应, 对于减轻创伤、抵抗感染至关重要。
本研究结果显示, CPB手术过程导致T淋巴细胞内Th2细胞特异的抗炎介质IL-4及IL-7升高, 术后逐渐恢复至术前水平。在不停跳手术组T淋巴细胞IL-4在术后0.5 h、术后24 h升高, 术后7 d下降;IL-7在术后0.5 h、术后24 h升高, 术后7 d下降至术前, 两者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而在停跳手术组T淋巴细胞IL-4在术后0.5 h升高 (P<0.05) , 术后24 h明显升高, 术后7 d下降, 仍高于术前, 变化有统计学意义 (P<0.01) ;IL-7在术后0.5 h、术后24 h升高, 术后7 d下降, 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说明不停跳与停跳体外循环 (CPB) 心脏手术中, CPB引起T淋巴细胞IL-4、IL-7升高, IL-4变化在心脏停跳组尤为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显示IL-4在CPB创伤、炎性反应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浅低温不停跳体外循环 (CPB) 手术对IL-4影响小, 有利于机体T淋巴细胞免疫功能的保护。IL-7对IL-4的作用机理及在体外循环 (CPB) 手术中的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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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18研究进展 篇4
1 IL-18的发现与分布
IL-18是于1995年由Okamura等[1]从中毒性休克小鼠的干细胞中分离并克隆出来的。由于这种细胞同样具有强烈的IFN-γ诱生能力, 因此最初被命名为IFN-γ诱生因子 (IFN-γinducingfactor, IGIF) 。1996年, Ushio等[2]以鼠IGIF (m IGIF) 为探针克隆了人类IGIF (h IGIF) 的c DNA, 并在大肠杆菌 (E.coli) 中表达, 鉴于IGIF的氨基酸序列与已知数据库中的任何蛋白均不相同, 并且它还有多种生物学活性, 因此重新命名为白细胞介素18。IL-18主要由巨噬细胞产生, 如单核巨噬细胞、肝脏Kupffer细胞等。同时在神经垂体亦可检测到IL-18 mRNA, 提示IL-18可能作为1种神经免疫调节剂起作用。
2 IL-18的分子特性
鼠IL-18 (m IL-18) 前体蛋白由192个氨基酸组成分子量23.8 ku, N末端有一结构特殊的35个氨基酸组成的信号序列, 无N端糖基化位点、无野生型疏水信号肽样位点, 成熟m IL-18由157个氨基酸组成, 分子量18.2 ku。IL-18前体没有生物学活性。人白介素18 (h IL-18) 基因编码193个氨基酸前体蛋白, 与m IL-18有65%同源性, N端也有类似的信号序列, 亦无N端糖基化位点和疏水信号肽位点[3]。
3 IL-18的生物学作用
Okamura等[1]表达纯化了小鼠IL-18并研究了其生物学活性, 发现IL-18能刺激IFN-γ的产生并且与IL-12有协同作用。它还能刺激T细胞的增殖、增强脾细胞对YAC-1细胞的杀伤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 对IL-18的生物学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3.1 刺激T细胞增殖
重组人IL-18 (rh IIr18) 对T细胞具有促增殖作用[4]。在经CD3单克隆抗体刺激的富集T细胞中加h IL-18, T细胞增殖作用显著增强, 且呈剂量依赖性。若rh IL-18浓度较低时, 这种促增殖作用可被抗IL-2抗体所抑制, IL-18能促进CD3刺激的T细胞分泌IL-2。IL-18能增强T细胞分泌IFN-γ, 具有抗微生物感染的作用[5]。
3.2 IL-18对NK细胞作用
3.2.1 IL-18对NK细胞分泌IFN-r的调节:
To-mura等[6]研究了IL-18对NK细胞体外作用的特点, IL-18单独与NK细胞孵育, 只能诱生少量的IFN-γ;有IL-12或IL-2存在时, 可以诱导NK细胞分泌大量的IFN-γ, 活性远高于IL-12+IL-2或IL-12+IL-lβ。这提示IL-18并不是IL-12诱生IFN-γ的辅助因子, 而单独具有诱导NK细胞分泌IFN-γ的功能。
3.2.2 IL-18对NK细胞增殖及活化的调节:
相关实验表明, IL-18能刺激NK细胞增殖、活化, 但需要与其它细胞因子组成才能发挥较强的促增殖作用。研究发现, IL-18单独对小鼠脾脏NK细胞的促增殖作用并不强, 但与IL-2或IL-12组合可以刺激NK细胞向淋巴母细胞转化, 并较强地促进NK细胞增殖、活化。由此可知, IL-18可以活化、增殖NK细胞的某些亚群, 且与不同细胞因子组合诱导得到不同的细胞群。
3.2.3 IL-18对NK细胞激活杀伤活性的调节:
IL-18选择性地扩增Thl克隆Fas L介导的细胞毒作用, 而对Tho及Th2细胞不起作用。IL-12可以和IL-18起协同作用, IL-18刺激T细胞的产物IFN-γ可以增加Fas L表达, 因此IL-18在免疫系统和某些疾病状态的自身调节中起到重要作用[7]。当IL-18作用于NK细胞时, NK细胞也可上调Fas L表达, 并对Fas L阳性靶细胞表现出更强的杀伤作用[8]。在IL-18敲除的小鼠中, NK细胞活性和Thl反应都大为下降, IL-12敲除的小鼠也有类似结果[9]。
3.3 促进细胞因子的分泌
IL-18可以诱导Th1细胞和NK细胞产生IFN-γ, 这是它最主要的1个生物学功能[6]。在抗CD3单抗存在下, IL-18显著刺激鼠Thl细胞产生IFN-γ, 其量比IL-12诱导产生的要高许多。IL-18与IL-12对IFN-γ的诱导有协同作用。加入鼠中和性抗IL-12抗体于培养液中, 不抑制IL-18诱导Thl细胞产生IFN-γ。同样, 加入抗IL-18抗体也不抑制IL-12诱导产生IFN-γ。当IL-12的作用达到饱和时, IL-18的加入依然可以发挥作用, 说明这2种细胞因子通过不同的信号传导途径, 独自起作用。应用富集的人T细胞, 经抗CD3单抗刺激, 加入rh IL-18, 48 h后, IFN-γ和GM-CSF的产生显著增加, 并呈剂量依赖性, IL-4的产生无变化, IL-10的产生则因人而异, IL-18可增加IL-2的产生, 而IL-12则不能, IL-12也不能增加GM-CSF的产生。尽管rh IL-l P与rh IL-18在结构上有相似性, 但Con A刺激的人外周血单核细胞中, rh IL-1不能诱导IFN-γ和GM-CSP的产生, 由于IL-18增加IFN-γ和GM-CSF的产生, 此二因子与Thl型免疫反应相关或主要由Thl细胞产生, 并且IL-18可激活鼠Thl克隆, 提示IL-18在Thl型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9]。
4 IL-18在兽用疫苗研究中的应用
4.1 在口蹄疫疫苗研究中的应用
张洪勇等[10]用p IL-18作为免疫佐剂与FMDV P1-2A基因构建的重组核酸疫苗质粒免疫小鼠, 结果所诱导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均比未有白细胞介素18参与的免疫组明显增强, 证明了白细胞介素18基因的表达产物具有一定的免疫增强作用。2007年, 史喜菊等[11]将Bo IL-18基因与口蹄疫的VP1基因进行融合, 在毕赤酵母中进行表达, 并将表达产物应用于小鼠, 结果证明, 表达产物能大大提高口蹄疫疫苗的免疫效果, 由此作者推论, 该表达产物能增强口蹄疫疫苗预防效果。邢秀娟等[12]研究表明, 各组小白鼠脾淋巴细胞对Con A都有反应, 但用牛IL-18真核表达质粒分子佐剂免疫小白鼠后, 能明显提高其淋巴细胞对Con A的反应性 (P<0.05) , 说明牛IL-18分子佐剂诱发了机体细胞免疫应答反应,
4.2 在猪蓝耳病疫苗研究中的应用
沈国顺等[13]将IL-18与PRRSV GP5和GP3基因共表达, 小鼠免疫实验结果表明, p VIR-IL-18-ORF5-ORF3组CD8T淋巴细胞亚类数量显著高于p VIR-ORF5-ORF3组和灭活疫苗组。推测出IL-18能促进CD8+T淋巴细胞增殖, 从而增强CTL细胞杀伤活性。金宁一等[14]用PRRSV GP5/GP3和猪IL-18基因共表达重组禽痘病毒免疫接种猪表明, 与wt F-PV接种组比较, 能显著增强CD4+和CD8+T淋巴细胞反应。本试验结果表明, 编码IL-18-GP5蛋白的DNA疫苗与单独表达GP5蛋白的DNA疫苗相比, 能诱导免疫接种猪产生抗体反应, 特别是中和抗体, 在加强免疫后也能增强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
4.3在其它动物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葛金玲等[17]利用pc DNA3载体分别构建HSV-1g B和IL-18的真核表达质粒pg B和p IL-18, 分成pc DNA3、pg B和pg B+p IL-183组, 肌肉注射免疫接种BALB/c小鼠, 发现与g B单独免疫组相比, p IL-18的协同免疫可以显著增强特异性抗体滴度、T细胞增殖反应和DTH反应。IL-18 c DNA的协同免疫可以显著提高pg B DNA疫苗诱导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水平, 增强核酸疫苗对机体的免疫保护作用。Kohno[18]发现IL-18能够提高被I型单纯疤疹病毒感染小鼠的成活率, 在HSV感染前2天开始注射IL-18能够使小鼠有效抵抗HSV-1的感染, 90%以上的小鼠14天后仍存活, 而对照组则全部死亡。李训良等[19]将p IL-12基因、p IL-18基因与TGEv S基因质粒联合免疫小鼠, 实验结果表明, p IL-12基因以及p IL-12基因和p IL-18基因联合作为TGEv S抗原基因的分子佐剂, 不但能促进机体的细胞免疫应答, 而且能够提高机体体液免疫应答, 进而提高了机体的免疫反应, 为进一步研究细胞因子作为免疫佐剂的作用提供了依据, 为新型核酸疫苗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刘金朋等构建了能分别或同时表达ILTV g B和IL-18基因的重组质粒p IRES-g B、p IRES-IL-18、p IRES-g B/IL18, 将重组质粒通过腿部肌肉多点注射免疫21日龄雏鸡, 35日龄加强免疫1次, 二免后2周用ILTV HN1株进行攻毒, 结果显示, p IRES-g B/IL18和p IRES-g B+p IRES-IL-18免疫雏鸡后均能促进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数量和血清中特异性抗体水平的增加, 能明显增强ILTV DNA疫苗对强毒的攻击保护, 结果表明, 鸡IL-18能明显增强ILTV DNA疫苗的免疫原性[20]。
5 小结
综上所述, IL-18作为疫苗佐剂, 可以提高疫苗的免疫效果, 它的免疫增强作用不同于以往化学及微生物源佐剂, 能特异高效地调节动物对疫苗的反应, 包括免疫细胞向接种部位移动、抗原提呈、促进前T细胞的产生、T细胞及B细胞的增殖、分化成熟与激活, 并可激活包括NK细胞、单核细胞、嗜酸性细胞和肥大细胞在内的非特异性免疫细胞[21]。因此, IL-18作为1种安全、高效、经济的新型免疫佐剂, 在畜禽养殖业中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另外, IL-18作为1种新发现的细胞因子, 在抗肿瘤方面的作用也已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 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值。
总之, IL-18是具有多种功能的细胞因子, 在抗感染、抗肿瘤及免疫调节中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对其结构及作用机制了解的深入, IL-18可在生物制剂应用方面有美好的前景。
摘要：白细胞介素18 (IL-18) 作为疫苗的高效免疫增强剂, 能大幅度提高疫苗的免疫保护率和机体的免疫水平, 成为近年来DNA疫苗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文章概述了IL-18的发现与分布、分子特性、生物学作用以及在兽用疫苗中的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白细胞介素-32的研究进展 篇5
1 IL-32的生物学特性及功能
人类IL-32基因定位在人染色体16p13.3上, 跨长约5 kb, 含有8个小外显子, 由705对碱基组成, m RNA长度为1200bp, 能够表达于脾、胸腺、白细胞、小肠、结肠、前列腺、卵巢、睾丸中, 且在免疫组织中表达强于非免疫组织[2]。 目前研究发现, IL-32蛋白一共发现6种剪接变异体:IL-32α, IL-32β、IL-32γ、IL-32δ、IL-32ε 和IL-32ζ, 其中IL-32γ 生物活性最强, 与最初发现的NK4转录本等同, 其信号肽为35aa, 成熟蛋白为147aa, 有1个tyr硫酸酯化部位, 3个N-豆蔻酰化部位, 2个PKC磷酸化部位, 3个潜在的酪蛋白激酶II磷酸化部位和细胞黏附序列RGD。
IL-32能够通过多条信号通路进行转导:1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p38MAPK) 磷酸化通路, 2核转录因子-κB (NF-κB) 途径, 3半胱氨酸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 (Caspase) -1途径, 4Caspase-3途径。 IL- 32既可以通过内源性 (T细胞、NK细胞、 单核细胞、 上皮细胞) 分泌, 也可以通过基因重组技术产生。
IL-32的主要生物学功能为: (1) 诱导产生炎性细胞因子:研究表明IL-32能够通过p38MAPK磷酸化和NF-κB途径, 诱导细胞因子的表达, 如TNF-α、IL-1β、IL-6、IL-8、巨噬细胞炎性蛋-2 (MIP-2) 等, 抑制NF-κB活性和p38MAPK信号通路能够减少炎症细胞因子的生成[3,4,5], 这种特性可能导致IL-32在炎症的放大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将重组人IL-32γ注射至裸鼠的膝关节后, 可观察到关节肿胀、大量炎症细胞浸润及软骨损伤, 而在TNF-α基因缺陷的小鼠关节腔中, 未观察到IL-32所导致的关节肿胀, 炎症细胞的流入大大减少, 但是蛋白多糖的丢失并不受影响, 这提示IL-32的促炎效应可能依赖于TNF-α[6]。 (2) 促进炎症介质的释放:已有研究发现[7], IL-32能够强烈地诱导小鼠巨噬细胞和人单核细胞释放前列腺素E2。而炎症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前列腺素E2的释放。IL-32通过诱导前列腺素E2的释放, 激活外周血中单核细胞的花生四烯酸的代谢。 (3) 参与调节自然杀伤细胞的功能:Marconde等[8,9]研究发现, 慢性骨髓单核细胞性白血病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的骨髓基质中, IL-32m RNA表达显著升高, 较健康正常人增加了14-17倍, 且证明了NK功能障碍与IL-32调节不良有关, 提示IL-32可能参与了自然杀伤细胞的功能调节。 (4) 调节细胞凋亡:Goda等[10]人用抗-CD3抗体刺激T细胞, 培养48 h后, 细胞凋亡显著高于未受刺激的T细胞, 检测细胞中IL-32表达水平亦增加;而未给予相同抗体刺激的细胞中无细胞凋亡增加现象, 而且在T细胞中并未检测到IL-32。说明IL-32可能与活化诱导T细胞凋亡有关。Meyer等[11]报道人类初级角质化细胞中存在IL-32, 通过IFN-γ和TNF-α刺激后可以使其含量增加, 发现IL-32能够诱导角质化细胞的凋亡, 在特异性皮炎患者受损皮肤中有IL-32表达, 其表达水平的高低与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刘宇宏等[12]发现, 当类风湿关节炎成纤维样滑膜细胞中IL-32γm RNA表达显著下调时, 类风湿关节炎成纤维样滑膜细胞数量减少, 其凋亡率增加, 这表明了IL-32γ具有抑制类风湿关节炎成纤维样滑膜细胞凋亡和促进其增殖的功能。 (5) 调节树突状细胞的成熟:Jung等[13]研究表明, IL-32γ能够有效地诱导树突状细胞 (DC) 的成熟, 激活DC细胞的活性, 并且通过诱导DC细胞中IL-12、IL-6的产生来加强Thl和Th2免疫反应。
2 IL-32与炎症性疾病
大多数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均有炎症反应的参与, 在气道炎症反应过程中, 比较重要的炎性因子包括IL-6、IL-8、TNF-α 等。当病原体进入气道后, 不管是获得性免疫反应还自然免疫反应, IL-32均能够快速做出反应, 与其他炎症细胞、炎症因子共同作用, 导致肺部炎症的发生发展[1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全身炎症反应在稳定期即已存在, 在急性加重期表现得更加明显[15]。 有研究证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的诱导痰、血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IL-32水平均高于稳定期和健康者[16,17]。 也证实了IL-32参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理过程。
研究显示[18], 结核分枝杆菌能诱导人单核细胞产生IL-32。 Bai等[19]研究证明, 抑制内源性IL-32产生, 对结核分枝杆菌有杀伤作用的细胞因子如IL-11、IL-8和TNF-α 均明显下降, 提示了IL-32对结核分枝杆菌有一定的防御作用。
卓海燕等[20]发现,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IL-32、IL-6、IL-8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 而且轻、中、重度乙肝患者IL-32、IL-6、IL-8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三者水平都随着病情的加重而增高, 这提示了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IL-32、IL-6、IL-8水平的高低, 能够反映出病情严重程度。
A型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者血清中IL-32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 体外研究提升流感病毒诱导IL-32的表达依赖COX-2途径, IL-32可能成为抗炎治疗的潜在作用点[21]。
炎症性肠病是主要累及回结肠、直肠的慢性肠道炎性疾病, IL-32高表达于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等炎症组织上皮细胞中, 活动期的克罗恩病IL-32表达水平升高更明显[22]。
3 IL-32与肿瘤
IL-32在肿瘤发展中起着促进和抑制的双重作用。 Nishida等[23]发现胰腺癌患者的肿块中IL-32主要是由导管细胞分泌的, IL-32刺激癌细胞生长和存活。 有研究显示[24,25]在肺癌和胃癌的癌组织中的IL-32与对照组相比含量增高, 提示IL-32可能在这些肿瘤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幽门螺杆菌 (HP) 阳性的胃黏膜组织及胃癌组织中, IL-32明显高表达, 提示IL-32可能参与HP感染相关的胃炎或胃癌的发生[26]。 在结肠癌、前列腺癌和黑素瘤等[27,28]中, 起着抑制肿瘤生长、促进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
4结语
白细胞介素-II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11月至2013年11月所收治的48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作为患者组, 平均年龄为41.3岁, 最大年龄为51岁, 最小年龄为22岁。本组患者均行实验室、B超、体征等检测, 明确为血清抗-HCV阳性[2]。另外, 选取我院体检中心经健康体检合格者35例为正常人组, 血清抗-HCV为阴性, 肾、肝功能试验正常, 不存在重要脏器疾患。
1.2 方法
1.2.1 标本采集
两组研究对象均在清晨空腹抽取3ml静脉血, 在抽血1h内对血清进行分离, 而后再置于-20℃进行保存待测。
1.2.2 血清IL-10、IL-6、TGF-β1水平检测
检测方法采用ELISA法。试剂盒选用深圳晶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软件,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以P<0.01为差异非常显著。
2 结果
血清TGF-β1、IL-6和IL-10含量测定结果, 由表1可知,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对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血清IL-10、IL-6、TGF-β1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为正相关 (P<0.01, r=0.6317、0.6718) 。
注:ΔP<0.05, 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转化生长因子β1 (TGF-β1) 会强烈抑制肝细胞, 是上皮细胞繁殖的主要凋亡因子和免疫调控因子[3]。正常情况下TGF-β1可在转录及转录后抑制c-myc基因表达, 使细胞生长停滞于G1期水平, 抑制肿瘤形成。一旦机体对TGF-β1反应性降低, c-myc基因可过度表达[4,5]。
IL-6也被称为BCDF、BSF-2、IFN-β2, 由212个氨基酸残基组成, 包括28个氨基酸残基的信号序列, 成熟IL-6为184氨基酸残基, 分子量26k Da, 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多功能细胞因子, 在不同的条件下由多种细胞产生。IL-6可以由多种肿瘤细胞产生, 目前已经证实卵巢癌细胞、肾癌细胞、骨髓瘤细胞等都能分泌IL-6, 这些肿瘤的预后还与IL-6水平有关。IL-6可促进下调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 的表达及细胞分化, 是一种较为重要的生长调节因子, 对慢性丙型肝炎细胞的判断极为有效。本文结果表明, 患者组血清IL-10含量为 (38.4±15.4) pg/ml, 血清IL-6含量为 (11±5) pg/ml, 血清TGF-β1含量为 (42±27) μg/L;而正常人组血清IL-10含量为 (21±8) pg/ml, 血清IL-6含量为 (5±3) pg/ml, 血清TGF-β1含量为 (9±4) μg/L;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由此可见, 患者组血清IL-10、IL-6、TGF-β1含量均高于正常人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血清IL-10、IL-6和TGF-β1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为正相关 (P<0.01, r=0.6317、0.6718) 。
总之,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血清TGF-β1、IL-6和IL-10水平检测的临床意义较大, 对于探讨慢性丙型肝炎发病机制、了解病情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摘要：目的 探讨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血清转化生长因子β1 (TGF-β1) 、白细胞介素-6 (IL-6) 和白细胞介素-10 (IL-10) 水平检测的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2010年11月至2013年11月所收治的48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为患者组, 另外选取我院体检中心经健康体检合格者35例为正常人组, 均在清晨空腹抽取3ml静脉血, 在抽血1h内对血清进行分离, 而后再置于-20℃进行保存待测。结果 患者组血清IL-10含量为 (38.4±15.4) pg/ml, 血清IL-6含量为 (11.4±4.6) pg/ml, 血清TGF-β1含量为 (42.2±26.7) μg/L;而正常人组血清IL-10含量为 (21.2±8.2) pg/ml, 血清IL-6含量为 (5.2±3.1) pg/ml, 血清TGF-β1含量为 (8.8±3.6) μg/L;二者差异显著, 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血清TGF-β1、IL-6和IL-10水平检测的临床意义较大, 对于探讨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发病机制、了解病情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关键词：慢性丙型肝炎,白细胞介素-10,白细胞介素-6,转化生长因子β1
参考文献
[1]李鹏, 李颖, 丁惠国.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自身抗体的检测及其临床意义[J].临床荟萃, 2008, 23 (20) :1474-1475.
[2]李新华, 侯宝国.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干扰素治疗前后血清IL-10变化的临床观察[J].华西医学, 2010 (11) :25-26.
[3]李新华, 张爱秋, 曹春蕊, 等.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血清TGF-β1, IL-6和IL-10的检测及结果分析[J].临床荟萃, 2010 (09)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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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II 篇7
关键词：阿芬太尼,缺血再灌注,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0,mRNA
下肢手术应用止血带减少手术出血,但松止血带后可造成下肢缺血再灌注损伤,缺血再灌注常引起过度炎性反应而导致组织、器官损伤。研究表明,阿片类物质,尤其较大剂量芬太尼具有抑制炎性反应的作用[1]。但是小剂量阿芬太尼对下肢缺血再灌注患者炎性反应的影响尚未见研究。本研究拟评价小剂量阿芬太尼对下肢缺血再灌注患者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10(IL-10)及其m RNA表达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7月在青岛市市立医院(以下简称“我院”)硬膜外麻醉下使用止血带的单侧下肢择期手术患者24例,ASAⅠ～Ⅱ级,术前心、肺、肝、肾功能正常,无免疫性疾病和内分泌疾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C组,n=12)和阿芬太尼组(A组,n=12)。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止血带压迫时间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通过,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麻醉方法
患者入手术室后应用Datex-Ohmeda AS/3监测仪常规监测无创血压、心电图和脉搏血氧饱和度。以腰2～3间隙穿刺行连续硬膜外麻醉,2%利多卡因4 mL作为试验量,0.75%罗哌卡因10 mL作为首次剂量,阻滞平面在胸8以下。用驱血带自患肢远端向近端驱血后,全自动气压止血带用于大腿中1/3处,压力为70 kPa。A组患者于上止血带前5 min缓慢静注(用时1 min)阿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批号:090701)10μg/kg+生理盐水5 mL;C组患者给予5 mL生理盐水。两组患者术中均未给予镇静、镇痛药,围术期均未输血。
1.3 检测指标
两组患者分别在硬膜外麻醉后上止血带前(T1)、松止血带后30 min(T2)、4 h(T3)抽取静脉血样,采用RT-PCR法测定IL-6 mRNA和IL-10 mRNA,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IL-6和IL-10血浆浓度。RT-PCR引物由上海生物工程技术公司合成,试剂盒由上海贝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酶联免疫吸附法试剂盒由美国R&B公司提供。RT-PCR扩增引物序列见表2。
1.4 IL-6和IL-10 mRNA的测定
采用RT-PCR法。将取得的肝素抗凝血严格按照淋巴细胞分离液(Ficoll)说明书进行淋巴细胞分离。淋巴细胞4℃,200μg冷冻离心10 min,弃上清后加入Trizol 1 mL进行RNA抽提。逆转录反应以m RNA为模板,加入随机引物,在逆转录酶的作用下合成c DNA第一条链,加入逆转录反应体系试剂;快速离心混匀,37℃1 h,95℃10 min灭活逆转录酶,快速离心。PCR反应以逆转录生成的cDNA为模板,在目的基因的特异性引物和Taq DNA聚合酶的作用下,以β-actin为参照,扩增目的基因的特定片段。计算各试剂所需总量,分装后分别加入目的基因和参照β-actin的上下游引物,进行PCR扩增(PE-9600型PCR扩增仪)。循环条件:94℃40 s,58℃1 min,72℃1 min,循环35次,末次延长7 min。取PCR产物5μL经2%琼脂糖凝胶电泳后,溴化乙啶(EB)染色,用凝胶图象分析系统扫描求积定量,其中β-actin作为内对照。
注:IL-6:白细胞介素-6;IL-10:白细胞介素-10
1.5 统计学方法
用SPSS 13.0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独立样本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围术期血浆IL-6、IL-10浓度和IL-6/IL-10比值的变化比较
两组IL-6、IL-10浓度,C组IL-6/IL-10比值于T2～3显著高于T1(P<0.05),A组IL-6/IL-10比值于T2～3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IL-6浓度、IL-6/IL-10比值于T2～3明显低于C组(P<0.05)。见表3。
注:与本组T1比较,aP<0.05;与A组同期比较,b P<0.05;IL-6:白细胞介素-6;IL-10:白细胞介素-10
2.2 两组IL-6 mRNA、IL-10 mRNA的表达及IL-6 mR-NA/IL-10 mRNA比值的变化比较
两组IL-6 mRNA、IL-10 mRNA,C组IL-6 mRNA/IL-10 mRNA比值于T2～3显著高于T1(P<0.05),A组IL-6mRNA/IL-10 mRNA比值于T2～3升高,但与T1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于T2～3IL-6 mRNA、IL-6 mR-NA/IL-10 mRNA比值显著低于C组(P<0.05)。见表4。
3 讨论
临床上下肢手术松止血带后因组织缺血再灌注可以导致大量氧自由基的产生,氧自由基能够破坏生物膜中的多聚不饱和脂肪酸,并进而导致蛋白质交联变性、DNA断裂,引起严重的组织损伤反应[2]。在下肢缺血再灌注的同时,可以引起中性粒细胞向损伤组织大量浸润,激发促炎症细胞因子的释放,并最终导致严重组织损伤[3]。另外,缺血再灌注损伤还可激活NF-κB,激活的NF-κB可以导致促炎症细胞因子的血浆水平升高[4]。因此通过术中合理的药物干预尽可能地减少促炎性因子的释放显得尤为重要。
注:与本组T1比较,aP<0.05;与A组同期比较,b P<0.05;IL-6:白细胞介素-6;IL-10:白细胞介素-10
IL-6和IL-10在早期炎症诊断方面有重要价值,尤其是两者敏感性较好[5]。IL-6是人体内重要的促炎症细胞因子,异常释放可导致机体多器官细胞代谢障碍和功能损害,重度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IL-6水平显著高于轻度患者,有并发症的胰腺炎患者明显高于没有并发症的患者[6,7,8]。其血浆浓度高低与手术创伤、麻醉药物以及术后并发症密切相关,可以准确地反映术中的应激反应。IL-10是体内最重要的抗炎细胞因子,能抑制单核细胞等产生TNF-α、IL-6等炎性因子,并能减少抗原提呈细胞表面分子的表达[9]。对炎症反应的调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中两组患者松止血带后,A组血浆IL-6浓度显著低于C组,表明阿芬太尼可有效抑制过度炎性反应,其机制是阿芬太尼作用于阿片受体,导致细胞内环磷酸腺苷(c AMP)降低[10]而抑制IL-6等促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另外,在上止血带前预先应用阿芬太尼可通过中枢神经系统的μ受体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及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诱发糖皮质激素和儿茶酚胺释放,从而抑制细胞免疫功能[11]。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松止血带后,A组IL-6mRNA表达显著低于C组,说明A组IL-6 mRNA低表达可能是导致血浆IL-6浓度低的主要原因。A组血浆IL-10浓度和IL-10 mRNA表达与C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小剂量阿芬太尼(10μg/kg)对IL-10无明显影响,不同剂量阿芬太尼对IL-10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IL-6/IL-10比值对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患者的预后判断具一定的价值,比值升高提示患者预后不佳[12,13]。本研究中,A组IL-6/IL-10比值显著低于C组,反映A组机体促炎作用减弱,使促炎/抗炎反应趋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