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细胞抗原（共10篇）
白细胞抗原 篇1
人类白细胞抗原G (HLA-G) 属机体内重要的免疫调节分子, 包括膜结合型HLA-G (m HLA-G) 及可溶性HLA-G (s HLA-G) 2种分子表达形式。研究显示, HLA-G分子在母胎界面的表达对母胎免疫、感染、自身免疫病及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均有重要意义。现将HLA-G与妊娠及相关疾病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HLA-G分子结构及来源
HLA-G隶属于非经典的HLA-Ⅰ类抗原, 属于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是由学者Geraghty等于1987年首次克隆出来的, 其转录产物经过不同剪接方式形成了≥7个亚型, 相对分子质量为 (37~39) ×103。与传统的HLA-Ⅰ抗原类似, 由重链和轻链构成, 重链又称为α链, 由全部mRNA编码;轻链又称为β2微球蛋白, 与α链的结合位点位于细胞膜外。HLA-G可分为膜结合型和胞质可溶型2类, 共7种不同异构体, 其中HLA-G1-4为膜结合型, HLA-G5-7为可溶型, 均具有抗原呈递作用, 当免疫系统的CD8+T细胞识别到此复合物后, 可产生毒性作用从而杀灭细胞。与HLA-Ⅰ型相比, HLA-G具有低多态性以及分布局限性等特点, 主要是在绒毛外滋养细胞中表达, 它贯穿于整个孕期, 在早中期高水平表达, 在妊娠晚期低水平表达, 主要起到诱导母胎免疫耐受的关键作用[1]。
2 HLA-G生物学效应及发病机制
最早被发现表达于母胎界面的绒毛外细胞滋养层细胞, 能够抑制多种免疫细胞的功能, 具有免疫调节的功能, 目前研究表明在绒毛外滋养细胞、细胞滋养层细胞、合体滋养层以及绒毛基底层的增殖性细胞滋养层等细胞中均能检测到HLA-G的表达, 但其主要表达于胎盘组织母胎界面的绒毛外滋养细胞层细胞, 调节胎盘组织母胎界面的免疫逃逸。HLA-G分子可以表达在能够抵抗具有细胞毒性T细胞及NK细胞靶细胞上。Fourne等[2]研究报道其用免疫组化和流式细胞仪的方法, 发现HLA-G可能与T细胞上的CD8+分子结合, 诱导被激活的CD8+T细胞凋亡;HLA-G还对Thl/Th2型细胞因子平衡的影响呈浓度依赖性, 人们发现Th1型与Th2型细胞因子参与胚胎早期的发育, 介导激活自然杀伤细胞以及T淋巴细胞的应答抑制, 防止其对滋养细胞以及胎儿的损伤, 从而建立和维持妊娠的免疫耐受, 达到保护妊娠的目的。故认为HLA-G致细胞因子分泌紊乱是引起机体免疫耐受的重要原因, 是重要的母胎免疫耐受分子。
3 HLA-G在产科方面的研究
3.1 HLA-G与生理妊娠
目前研究证实, 在妊娠妇女以及非妊娠妇女的外周血、脐带血、羊水中均可检测到有HLA-G, 由于它不只局限于母胎界面, 研究观察到体内HLA-G分子通过对子宫蜕膜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因子释放的影响, 直接保护了胎儿细胞不受母体蜕膜NK细胞的毒性, 可抑制子宫内膜NK细胞和T细胞对受精卵的杀伤作用。从而可以保护胎儿免受母体免疫系统的攻击而维持正常的妊娠。由于Thl/Th2平衡对妊娠结局有重要影响, 高浓度的HLA-G诱导Th2型细胞因子释放, 低浓度HLA-G则引起Thl型细胞因子增多, 因此s HLA-G表达下降可能影响胎儿着床和妊娠维持[3]。还有研究显示[4]人类着床前胚胎表达HLA-G的各个亚型, 在8细胞期之前的人类早期胚胎中检出的HLA-G蛋白来自卵细胞内储备的母源性HLA-G蛋白, 不同发育阶段的胚胎存在表达差异, 在早期胚胎发育中起作用。
3.2 HLA-G与病理妊娠
3.2.1 HLA-G与胎膜早破:
胎膜早破由于屏障作用消失, 还可能引起羊膜腔感染、围生期感染和败血症等严重的并发症, 其发生发展的机制至今仍在研究, 有研究表明胎膜早破患者蜕膜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分泌的Th1型细胞因子占主导地位, HLA-G在胎膜早破滋养细胞低表达而在正常妊娠体内高表达[5]。也有研究通过对比2组血清中s HLA-G和CRP水平, 发现s HLA-G比CRP有更高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并证实s HLA-G可能参与羊膜腔感染的宿主免疫反应调节, 与母体免疫细胞活性的抑制有关。万丽娟等[6]通过使用流式细胞术等技术发现胎膜早破产妇胎盘组织的CD4+HLA-G+、CD8+HLA-G+T淋巴细胞表达均下降, 从而推测由于HLA-G的表达下降, 导致母胎免疫耐受失衡, 并使诱导胎膜早破的CD4+、CD8+细胞表达异常, 甚至胎盘组织母界面滋养细胞抑制母体蜕膜NK细胞和一些细胞毒性细胞因子攻击的能力降低, 引起胎膜早破患者胎盘组织中HLA-G表达显著低于正常妊娠组, 它在胎盘中的低表达可能与胎膜早破的发生有关, 对于母胎耐受的维持有意义。
3.2.2 HLA-G与复发性流产:
复发性自然流产又称为习惯性流产, 它的病因非常复杂, 除染色体、内分泌、感染、生殖器官解剖异常和环境因素外, 还有免疫因素等。Aldrich等[7]研究表明, 无论父亲或母亲携带等位基因HLA-G·0104或HLA-G·0501, 均与复发性流产有关, 而且在≥5次的自然流产患者中, 两者出现频率明显高于仅发生3次自然流产者,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有研究表明[8], HLA-G在原因不明习惯性流产组的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 HLA-G蛋白的表达下调可能是原因不明习惯性流产发生的因素。另有外国学者证实[9]外显子8中3741位点的HLA-G基因3'UTR区14bp插入或缺失的多态性以及HLA-G等位基因的多态性与复发性流产具有相关性。
3.2.3 HLA-G与羊水过少:
大量实验发现胎盘中大部分凋亡细胞为滋养细胞, 滋养细胞的凋亡使细胞体积缩小, 滋养细胞的水通蛋白失活, 不再介导水分子的扩散运动, 导致细胞对水分子的通透性下降, 从而引起妊娠羊水过少的发生。同时NK细胞也在不断地溶解胎盘滋养细胞, 加快其凋亡速度, 这足以证明胎盘中一定存在某种物质抵抗NK细胞的杀伤作用, 减慢其凋亡, 介导水分子的扩散, 维持羊水量的平衡。康馥莉等[10]通过流式细胞学技术检测HLA-G5因子在胎盘和外周血组织中的数值的表达, 发现羊水过少产妇胎盘组织中的CD4+HLA-G5+、CD8+HLA-G5+T淋巴细胞表达均下降, 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HLA-G5表达下降, 侵袭滋养细胞的NK细胞相对增多, 引起参与免疫的CD4+、CD8+细胞表达异常, 而其核心仍在于绒毛膜表面的破坏, 对胎膜的完整性及通透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羊水循环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而证实HLA-G5+在胎盘中的低表达可能与羊水过少的发生有关, 对母胎液体交换有意义。
3.2.4 HLA-G与妊娠高血压疾病:
妊娠高血压疾病是伴随妊娠出现并逐渐加重的高血压、水肿、蛋白尿等一系列症候群, 是严重危害母儿健康的产科并发症,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妊娠高血压疾病的发病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其确切机制仍未阐明。有学者指出HLA-G介导的细胞因子Th1/Th2失衡可能是子痫前期发病的重要因素[11]。另有学者证实[12] (1) 当14bp为插入多态性存在时, 不利于母胎之间的免疫耐受;当母/儿均是 (-14bp/-14bp) 纯合子基因型可能会降低重度子痫前期的发病风险, 是重度子痫前期发生的抗性因子, 从而说明HLA-G14bp缺失多态性的存在可减低母亲重度子痫前期的发病风险; (2) HLA-G5'URR部分SNP可能与重度子痫前期的易感性相关; (3) HLA-G5'URR-1140位点基因型和HLA-G5'UTR14bp多态性的结合可能与重度子痫前期的易感性有关。Chongdong Liu等同样证实HLA-G与子痫前期具有相关性[13]。
3.2.5 HLA-G与胎儿生长受限:
有研究表明, 免疫相关因子HLA-G表达下降使滋养细胞侵蚀分化过程受阻, 绒毛着床过浅, 血管发育欠佳, 不能有效供应胎盘营养, 使胎盘生长发育受限, 可导致妊娠高血压、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等[14]。有中国学者研究孕妇胎盘组织中HLA-G的表达明显低于正常孕妇组, 从而进一步证实HLA-G可能参与胎儿生长受限的发病。
关键词：人类白细胞抗原G,妊娠,进展
怎样正确看待乙肝表面抗原呈阳性 篇2
目前，全世界的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已超过3.5亿。在我国成人中受过乙肝病毒感染的人数约占42%～80%，其中大部分人可以自愈。至于有些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为何不能自愈，其原因至今尚不完全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患者感染乙肝病毒时的年龄越小，以后成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几率就越大。例如，新生儿若感染了乙肝病毒，其以后成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几率高达71%～90%；学龄前儿童若感染了乙肝病毒，其以后成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几率约为25%；青少年和成人若感染了乙肝病毒，其以后成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几率则在3%以下。
一般来说，在临床上很少会出现乙肝表面抗原呈假阳性的情况，但乙肝表面抗原呈假阴性的情况却比较常见。也就是说，一个人若被查出其乙肝表面抗原呈阳性，其结果多半是可靠的。这时患者应首先弄清楚自己是何时被感染了乙肝病毒的，若感染的时间较短，则只需进行定期的复查，若感染的时间已超过半年，其自然痊愈的几率则较小。总的来说，当患者首次发现自己的乙肝表面抗原呈阳性后，应每隔3～4周复查一次乙肝病毒的标志物（俗称“两对半”），同时还要检查肝功能，在连续观察半年以后，再改为每2～3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患者的乙肝表面抗原经连续检查3次均呈阴性，则说明其体内的病毒已经被清除了。
既然乙肝表面抗原呈阳性者存在上述一些情况，那么，这样的人能不能结婚、生育、入学和工作呢？
一、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能不能结婚？
乙肝表面抗原呈阳性者如果是新近感染了乙肝病毒的，最好等到其乙肝表面抗原自然转阴后再结婚；如果感染乙肝病毒的时间较长，而且其肝功能已经不正常或时常波动，则最好等到其肝功能稳定在正常的范围内以后再结婚，以免加重患者肝功能的损害。
二、乙肝表面抗原呈阳性者能不能生育？
乙肝表面抗原呈阳性者既然可以结婚，当然也可以生儿育女。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我国乙肝表面抗原呈阳性者中约有40%～50%的人是通过母亲感染了乙肝病毒的，但只有约2%～25.6%的人是在母体内被感染的，其余大多都是在母亲分娩的过程中或在其出生后与母亲的密切接触中被感染的。因此，对乙肝表面抗原呈阳性的孕妇所生的婴儿，必须及时规范地为其接种乙肝疫苗，最好在该类婴儿出生后的24小时内就为其注射乙型肝炎特异性免疫球蛋白（HBIG），以增强免疫效果。乙肝表面抗原呈阳性的母亲还应注意尽量不要给婴儿哺乳。
三、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能不能入托、上学及工作？
白细胞抗原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观察我市汉族, 无血缘关系的寻常型银屑病患者48例进行分析研究。其中男性患者25例, 女性患者23例, 年龄特征结构在13~65岁之间。对于所有银屑病患者均有典型的临床表现, 在检查中我们对1例银屑病患者的家庭进行了HLA调查。并以我市汉族人口, 无血缘关系的健康人选择89例作为正常对照组。
1.2 试验方法
本实验采用美国NIH微量淋巴细胞毒方法, HLA分型血清共有91份。均来自于NIH, 数据采用自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HLA研究室。且每个HLA抗原用3份以上HLA分型进行鉴定。共检查出8个HLA-A位点抗原和19个HLA-B位点抗原。
1.3 统计学方法
对48例银屑病患者抽样调查的结果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2.0建立数据库, 并进行t检验和χ2查验并进行分析, 通过计算公式, 由χ2值计算出P值, 校正P值等于测定出的P值乘以检测出来的该HLA位点的抗原数量, 最后的检验结果表明,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银屑病和正常对照组HLA-A及B位点抗原频率进行分析比较。
临床实验证明, 银屑病患者HLA抗原频率高于对照组而 (P<0.05) 的数据结果显示与直接检查校正 (P<0.05) 的呈正相关。银屑病患者HLA抗原频率低于对照检查组与直接检查校正 (P<0.05) 的呈负相关。提示具有HLA-A的个体不容易患银屑病。银屑病和正常对照组具有HLA-A的表现频率在银屑病患者中明显高于对照组。
2.2 银屑病患者家族史分析和1例银屑病患者家族的HLA调查分析:
本组48例银屑病患者有家族史者12例, 占25%。在具有HLA-B13的30例临床检查的患者中, 有家族史者有4例, 占总数的13.3%;在具有Bw57的10例患者中, 有家族史者5例, 占总数的50%;B37者6例中, 有家族史者有4例, 占总数的66.7%;而在检查的32例不具有Bw57及B37表现型的患者中, 仅有4例有家族史, 占总数的12.5%, 这和16例具有Bw57及B37患者中, 有家族史者占9例, 占据总数56.2%相比较 (P<0.01) 。从上面的结果来看, 具有Bw57及B37表现型的银屑病患者中, 具有明显的家族发病倾向性, 而B13、Bw57及B37表现型的银屑病患者则不十分明显。
2.3 基本情况分析研究
在临床调查的12例具有家族史的银屑病患者中, 一级亲属 (系指父母、兄弟姐妹及其子女) 发病者占11例, 占发病总数的91.6%;三级亲属 (系指姨表及姑表兄弟姐妹) 发病者1例, 占发病总数的8.4%, 因此从临床的实验结果表明, 银屑病患者主要为一级亲属发病。在临床实验上, 我们还对1例银屑病患者的家庭进行HLA调查, 结果发现母亲及其一子一女均患有寻常型银屑病, 均具有A 1、Bw 57单倍型, 而其父则无银屑病, 不具有A 1、Bw 57单倍型。这进一步证明了A 1、Bw 57单倍型患者容易感染银屑病, 且容易传给下一代。
3 讨论
3.1 根据本文资料分析
银屑病患者和HLA-A1、B13和Bw57相关, 尤其是与HLA-A1、B13相关更为密切。与国外的一些学者专家和国内的学者专家报道基本一致。而进一步分析研究银屑病患者HLA-A1、Bw57、A2、B13和A1、B37表现型的频率也有明显的增高。虽然, B37在48例银屑病患者的频率和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但在本文中A1、B37频率增高;在8例非B13和Bw57的银屑病患者中, 具有HLA-B37者有5例, 占据总数的62.5%[1,2]。因此, 我们认为B37和银屑病具有相关性, 尤其是在非B13及Bw57的银屑病患者中, 相关更密切。这和国外有有关专家报道的相一致, 由上述分析我们知道, 银屑病患者HLA-A1、B13和Bw57、B37呈现出正相关, RR分别为3.7、5.1、3.6及4.1, 并且多数以HLA-A1、Bw57、A2、B13和A1、B37的表现型与银屑病呈现正相关。即具有上述表现的型的人更容易患银屑病, 和国内外报告基本一致。通过对1例银屑病患者家庭的HLA调查, 银屑病和A1、Bw57单倍型密切相关。
3.2 根据本文调查的家族史分析
在患者家族史中阳性患者占25%, 主要为一级亲属发病;并且发现Bw57和B37的银屑病患者具有很高的家族发病率。而B13的银屑病患者家族发病率很低, 这和国内外的文献报道相一致, 调查结果显示, Bw57和B37的银屑病患者具有遗传倾向, 而B13银屑病患者则不明显。同时, 通过1例银屑病患者家庭的HLA调查, 银屑病的易感基因可以通过和A1、Bw57单倍型连锁传给下一代。因此, 从本文的研究中, 也能证实银屑病是遗传性疾病。
参考文献
[1]严月华.寻常型银屑病与HLA相关性的研究[J].中华皮肤科杂志, 2001, (2) :78.
癌胚抗原升高就是患了癌症吗 篇4
我今年３８岁，５年前患了乙肝。在这次单位组织的体检中，我发现自己的谷丙转氨酶比正常值高一倍，癌胚抗原也比正常值高二倍。虽然我现在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但我还是非常担心。请问，癌胚抗原升高就是患了癌症吗？
北京李支新
李支新读者：
癌胚抗原（简称ＣＥＡ，国际通用的正常值为５纳克／毫升）是一个广谱性肿瘤标志物。在临床上，癌胚抗原升高多见于癌症患者，但少数人由于机体内有慢性炎症或者长期吸烟的缘故也会出现癌胚抗原升高的现象。
过去有人认为，ＣＥＡ升高是大肠癌的标志。但最近人们才发现ＣＥＡ升高多见于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此外，乳腺癌、胃癌、食管癌、肺癌等也可以导致ＣＥＡ升高。一般来说，早期癌症患者的ＣＥＡ并不会明显地升高。而进入中晚期的患者常会出现ＣＥＡ升高的现象。众所周知，肉瘤不是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所以，即使病变到了晚期，患者的ＣＥＡ也不会升高。肾癌、前列腺癌虽是上皮细胞的癌症，但也很少会导致ＣＥＡ升高。原发性肝癌患者的ＣＥＡ升高仅占５％，而肺癌患者也只有５０％左右的人有ＣＥＡ升高的现象。所以，癌症患者的ＣＥＡ不一定都会升高。
在临床上，癌症需要通过多次的病理学、影像学或肿瘤标志物等检查来明确诊断。也就是说，一次测得癌胚抗原升高的人并一定就是患了癌症。根据你说的情况，建议你先复查一下谷丙转氨酶（ＡＬＴ）和ＣＥＡ，如果化验数值均正常，则属于一过性ＣＥＡ升高。如果你的ＣＥＡ几次检查都在正常的范围内，那你就基本上可以排除了癌症。如果你的ＡＬＴ和ＣＥＡ仍不正常，建议你最好先服些复方益肝灵等护肝药，然后再定期去医院做复查，以排除癌症。如果你的ＡＬＴ一直正常而ＣＥＡ却持续升高，则需立即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以排除癌症。
白细胞抗原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筛选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009年5月-2011年12月的ICU住院患有脓毒血症的4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配为A组 (早期血液滤过) , 20例, 平均年龄 (50.5±19.1) 岁, APACHE-Ⅱ评分 (19.7±3.2) 分;B组 (晚期血液滤过) , 20例, 平均年龄 (54.6±16.4) 岁, APACHE-Ⅱ评分 (18.9±3.3) 分。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APACHE-Ⅱ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诊断标准
在系统炎性反应基础上, 同时满足以下两种或两种以上临床症状或实验室标准: (1) 体温>38.0℃或<36.0℃; (2) Pa CO2<32 mm Hg; (3) 心率>90次/min; (4) 白细胞>12×109/L或<4×109/L。
1.3 治疗方法
两组均采用脓毒症的常规治疗, 包括广谱抗生素应用及液体复苏等治疗。A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早期 (诊断脓毒症48 h内) 进行CRRT, B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晚期 (诊断脓毒症大于48 h) 行CRRT。全部病例均经股静脉留置单针双腔导管, 均采用BAXTER BM25床旁血滤机, 超滤率为35~50 m L/ (kg·h) , 均为前置换, 滤器为AN69L100, 常规采用肝素抗凝。
1.4 IL-10和HLA-DR的检测
在开始血滤过治疗0 h、12 h、24 h、48 h、7 d后, 分别对两组患者抽取血液样本, 采用ELISA实验方法检测血浆中IL-10, 并在血液滤过治疗7 d后, 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HLA-DR的表达水平。同时统计患者血液滤过治疗后7 d或出ICU时的APACHE-Ⅱ评分。
1.5统计学处理
使用统计学软件SPSS 14.0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方差齐性分析, 数据用 (±s) 表示, 样本均数间比较用t检验, 两变量间变化采用相关性分析,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液滤过治疗后IL-10、HLA-DR的表达水平和APACHE-Ⅱ评分
A、B两组在治疗前血液中IL-10、HLA-DR的表达水平和APACHE-Ⅱ评分 (两组患者危重程度) 比较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但从血液滤过开始治疗7 d后, 两组患者APACHE-Ⅱ评分、IL-10表达水平有明显下降, 且A组下降较明显,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 HLA-DR表达水平也明显升高 (P<0.05) (见图1) 。
2.2 两组样本治疗过程中IL-10和HLA-DR表达水平相关性分析
在治疗过程中, 两组患者样本血清IL-10和HLA-DR的表达成负相关, IL-10表达升高, HLA-DR的表达就会随之降低 (见图2、3) 。
3 讨论
近几年, 尽管对脓毒血症的发生机制和病理生理学研究已得到较为充分的认识, 但是脓毒血症的死亡率仍高达30%[1]。很多学者认为, 免疫器官功能紊乱在脓毒血症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2,3]。脓毒血症促使产生大量促炎细胞因子, 激发过度炎症反应即瀑布样效应[9,10]。因此, 清除过表达的细胞免疫因子、维持免疫反应平衡, 是治疗脓毒血症的重要方法。
早期血液滤过在脓毒血症患者的治疗中起重要作用。然而, 血液滤过治疗脓毒血症的机制尚不明确。许多研究证明这与CVVH能有效清除血液中多种细胞因子有关[11], 但是, 在血滤过程中, 关于抗炎因子IL-10和HLA-DR的相关性研究却非常少见。HLA-DR是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II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抗原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有报道称, HLA-DR的表达增加与血液细胞因子IL-10的表达成负相关[12]。在本实验中, 早期血液滤过治疗组患者HLA-DR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IL-10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这表明HLA-DR和IL-10的表达成负相关 (图2、3) 。APACHEⅡ评分是评估患者病情危重程度的常用指标。在脓毒血症患者治疗开始和治疗7 d后, 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APACHEⅡ评分。结果显示, 早期血液滤过组患者病情危重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同时进行血液滤过治疗, 治疗效果出现明显差异可能与脓毒症患者处于不同的免疫反应阶段有关, 脓毒血症存在促炎和抗炎反应两个阶段[13]。其中, IL-10为主要抗炎因子, 对脓毒血症治疗有重要指导意义。目前血液滤过为治疗脓毒血症的重要方法, 但并不能非常有效控制脓毒血症的病死率。这可能与脓毒血症晚期, 抗炎反应过程中, IL-10生成速度明显大于血液滤过治疗对炎症因子的清除速度, 导致患者处于免疫抑制状态, 这可能通过高通量血液滤过治疗得到改善[14]。
因此, 本实验目的在于研究早期血液滤过治疗在减轻炎性反应同时, 对HLA-DR表达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实验结果表明, 与与晚期血液滤过组相比, 早期血液滤过能有效降低脓毒血症患者血液中的炎性因子浓度。早期血液滤过组与晚期血液滤过组相比较, 患者预后较好。这主要与患者血液中IL-10浓度较对照组明显降低有关。这表明, 早期血液滤疗对脓毒血症治疗有重要意义, 并通过对IL-10和HLA-DR表达监测指导脓毒血症的治疗效果。
摘要：目的:探讨持续血液滤过开始时间对脓毒血症患者血浆IL-10和人白细胞抗原-DR表达的影响, 评价血液滤过治疗效果。方法:选择本院ICU住院的40例脓毒血症患者, 并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组 (早期血液滤过) 和B组 (晚期血液滤过) 。在床旁持续血液滤过治疗开始后0 h、12 h、24 h、48 h、7 d分别采集血液标本并检测细胞因子IL-10和单核细胞人白细胞抗原-DR (HLA-DR) 的表达。结果:血液滤过治疗后, 血液中细胞因子IL-10较治疗前均有下降, HLA-DR的表达也有所提高, 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但是A组与B组相比较, A组疗效优于B组 (P<0.05) 。经治疗后, A组患者APACHEⅡ评分较B组明显降低。结论:血液滤过治疗能显著减少血浆中的抗炎细胞因子IL-10的表达, 早期进行血液滤过治疗, 能更好的改善预后, 减轻患者的危重程度, 这可能与患者血浆中HLA-DR表达上调有关。
白细胞抗原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材料
27例MFH组织及相应的癌旁正常纤维组织均取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0年4月至2015年1月确诊为MFH并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肿瘤组织及癌旁正常纤维组织均经病理证实。其中男17例,女10例;年龄31~83岁,平均(58.7±13.5)岁。术中取材时先取正常纤维组织,再取肿瘤组织,并将组织切成方块,分装,放入液氮中保存,随后置于-80℃冰箱保存。TNM分期按照2010年AJCC标准,Ⅰ期5例,Ⅱ期7例,Ⅲ期11例,Ⅳ期4例。组织学亚型按照新版WHO软组织肿瘤分类(2002)进行:多形性MFH 14例、巨细胞性MFH 8例,炎性MFH 5例。
1.2 方法
a)总RNA的提取:将切取的MFH组织和癌旁组织迅速放入液氮中,快速转移至-80℃冰箱内存放。用Trizol试剂(Invitrogen公司)提取组织总RNA,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A260 nm/A280 nm值,1%琼脂糖凝胶电泳证实RNA完整性。b)c DNA合成:取组织提取RNA 1.0μg,用RT-PCR试剂盒DRR019A(TAKARA公司)合成c DNA,反应条件和反应体系参考试剂盒说明书。c)聚合酶链反应扩增目的基因:取分别来自MFH组织和相对应的癌旁正常纤维组织的c D-NA为模板进行PCR反应,以GAPDH为内参,对WT1,MPP11,PRAME,RHAMM,NY-CO-38,G250,NY-ESO-1,HTERT,BAGE的基因进行检测,引物设计参见文献[3]。9种CTA基因的引物序列、PCR反应退火温度、产物片段长度以及循环数见表1。对于所有的抗原,变性温度为94℃,延伸温度72℃。全部引物均经Gen Bank查询,为目前已知基因特异性引物序列。所有反应均经预变性,94℃5 min,扩增35个循环,72℃延伸5 min。d)DNA序列测定:随机抽取上述9种CTA的阳性PCR产物(各3例)进行DNA序列测定。DNA序列测定由上海基康生物技术公司完成。所得序列与基因库检索序列一致,证实所扩增产物为目的基因的片段。e)将在恶性纤维组织瘤中表达率最高的肿瘤睾丸抗原相关基因与临床相关指标(性别、年龄、组织学亚型、临床分期)进行统计学分析,寻求是否存在关联。
1.3 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行χ2检验,全部数据由SPSS19.0统计软件完成,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CTA基因在MFH及相对应癌旁正常纤维组织中的表达
在2 7例MFH组织标本中,表达率最高的是WT 1(77.8%),其次是MPP11(74.1%),PRAME(63.0%),RHAMM(59.3%),NY-CO-38(51.9%),G250(44.4%),NY-ESO-1(44.4%),HTERT(40.7%),BAGE(14.8%),如图1所示。9种CTA基因在全部正常纤维组织中均无表达。肿瘤组织中至少有1种基因表达的频率是96.3%(26/27),3种或3种以上同时表达概率为85.2%(23/27)。
2.2 在MFH中CTA基因的表达与临床指标的关系
经统计学分析,CTA基因在MFH中表达率最高的WT1与临床相关指标(性别、年龄、组织学亚型、临床分期)无显著相关性(P>0.05),如表2所示。
3 讨论
MFH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软组织肉瘤,恶性程度高,易发生转移和复发,预后差。在现阶段,由于病因未得到确定,对于MFH的早期诊断、病程监控、治疗都没有确切的办法。近年来,MFH患者生存率随着治疗方法的改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即使采取以手术彻底切除加长期化疗的方法,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仍低于70%[4,5]。这种肿瘤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因此急需寻找新的方法来提高治疗效果。
近年来,随着肿瘤学、免疫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突飞猛进,成为继手术、放疗和化疗之后第四种抗肿瘤治疗手段。目前,在肿瘤治疗中免疫治疗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真正实用的肿瘤特异性抗原十分有限;其二是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些仅有的抗原免疫原性低,难以完成抗原的有效递呈,因而开展免疫治疗的关键所在是获得特异性肿瘤抗原[1]。作为免疫治疗其中之一,基因疫苗的治疗策略是利用人体免疫系统已存在的病原体免疫反应,将肿瘤特异性标记物的基因序列与病原体的基因序列融合制成基因疫苗,在人体内激活高水平的T淋巴细胞,从而诱导、维持有效的免疫应答反应,达到治疗目的。由于疫苗治疗具有特异性、在体内免疫效应维持时间长等优点,目前以CTA肽为主的疫苗已成为研究热点[1,6,7]。
1991年有学者通过改进T细胞表位克隆从黑色素瘤细胞中分离并鉴定了第一个肿瘤睾丸抗原MAGE-1,CTA逐渐被人们熟知。CTA基因在正常组织(睾丸和胎盘组织)和某些肿瘤细胞中表达[2]。除此之外,作为一类新的肿瘤特异性抗原,CTA还有如下主要特点:a)大多数CTA基因定位于X染色体;b)一般以多个家族成员的形式存在;c)CTA在各种来源不同的肿瘤组织中的表达一般具有异质性[8]。目前有关研究发现CTA基因及其编码产物CTA在细胞分化增殖、细胞凋亡、信号传导、基因转录、减数分裂等方面起作用[9,10,11,12]。此外,多项研究报告表明,作为肿瘤标记物,还可通过巢式RT-PCR技术检测外周血、脑脊液、腹水中CTA的mRNA的表达及含量,有助于发现少量肿瘤细胞的存在,从而用于肿瘤的早期诊断及转移复发的监测[8]。
目前,虽然大部分CTA功能尚未完全明确,与肿瘤的发病机制也未查明,但是CTA因具有免疫原性及表达局限性,而且CTA基因编码的200余个产物已被鉴定,为含有CTA的恶性肿瘤的免疫治疗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使其在肿瘤疫苗和肿瘤免疫治疗中极具发展潜力,成为一研究热点[1,13]。近年来,隆起性皮肤纤维肉瘤、尤文氏肉瘤、白血病等肿瘤相继发现了特异性标记物,而且,CTA的临床试验在黑色素瘤等肿瘤的治疗上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14,15],但MFH的特异性标记物却没有相关报道。
为了解CTA在MFH中的表达特点,我们检测了9种CTA基因在MFH组织的表达,发现这些CTA基因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达,表达率最高的是WT1(77.8%),其次是MPP11(74.1%),PRAME(63.0%),RHAMM(59.3%),NY-CO-38(51.9%),肿瘤组织中至少有1种基因表达的频率是96.3%(26/27),3种或3种以上同时表达概率为85.2%(23/27);全部CTA基因在正常纤维组织中均无表达。本组实验还对表达率最高的WT1的表达和临床相关指标(性别、年龄、组织学亚型、临床分期)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无显著相关性,但本实验病例较少,是否存在关联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结果提示上述5种CTA基因在MFH中呈现高度特异性表达,由于CTA在肿瘤中呈现异质性表达,这就为开展研究MFH的多价疫苗提供了实验依据,使得CTA作为肿瘤疫苗用于MFH的特异性免疫治疗成为可能,而且多价疫苗还可有效避免因肿瘤抗原表达的个体差异和抗原调变所致的免疫逃逸,进而扩大了免疫治疗适用范围,效果明显优于单一多肽疫苗。
CTA基因的研究把肿瘤发生、发展与生殖细胞的产生和成熟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如上所述,CTA在众多肿瘤中均有不同频率的表达,而且多呈协同表达。Lee等[16]发现长期存活的睾丸癌患者有继发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可能,因CTA具有高度的表达限制性,提示CTA在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中可能出现高表达,本次试验结果与多种CTA在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中呈现高表达相符合,而且多种CTA之间存在协同表达现象。由于本次试验的局限性,CTA与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之间的关联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检验。
白细胞抗原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院门诊及住院的初诊AS患者85例, 其中男58例, 女27例, 年龄11～ 57岁, 平均年龄26.3岁。临床确定AS 的诊断, 以《实用内科学》强直性脊柱炎的诊断为标准[3]。
1.2 仪器与试剂
FACSCalibur 流式细胞仪由美国BD公司生产, HLA-B27荧光抗体F1 (FITC) 、CD3 荧光抗体F2 (PE) 、校准微球和溶血素均购于美国BD公司。
1.3 方法
操作按试剂盒要求, 将30μL荧光抗体 (含抗B27和抗CD3) 加入到FCM 专用试管底部, 再加入抗凝血50 μL, 混匀后室温避光20 min, 然后加溶血素2mL, 混匀后室温避光10 min, 1500 r/ min 离心5 min, 弃上清加PBS液2mL , 混匀, 1500 r/ min 离心5 min, 弃上清加PBS液300 μL, 混匀后上机检测。用HLA - B27自动软件获取和分析数据, 获取前用标准微球经FCSComp软件校准仪器。用HLA- B27软件获取15000个细胞, HLA-B27自动软件首先通过FSC- SSC这两个参数的组合, 区分经裂解红细胞处理后外周血白细胞中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粒细胞三个群体 , 然后在前向角FSC- 荧光FL2点图上确定CD3强阳性细胞群体的位置, 设定一个CD3+T淋巴细胞门, 去除FSC过大或过小的细胞, 确保门内至少有50%的CD3+T淋巴细胞, 这样通过FSC- FL2二者的结合, 将随后进行的分析严格地定位在T淋巴细胞上。软件随后计算FSC- FL2门内细胞抗HLA-B27 FL1信号的平均荧光强度, 并与界值相比较, 如果大于 (或等于) 仪器设定的界值 (界值由BD公司提供) , 报告为HLA-B27阳性, 否则为HLA-B27阴性。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1.5统计学软件包分析, 病例组与对照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
2 结果
AS组HLA-B27检测阳性率高于背及腰腿痛组和健康体检组;背及腰腿痛组HLA-B27检测阳性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无意义;AAU组HLA-B27检测阳性率高于健康体检组;结果详见表1。同时发现HLA- B27阳性AAU患者其AS的发生率为 (5/21) 23.8%, 高于HLA- B27阴性组 (0/19) 0.0% (P<0.05) 。
*:AS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x2= 124.246, P<0.01; *:AS组与背及腰腿痛组比较, x2=130.299, P<0.01; **:AAU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x2= 39.609, P<0.01; #:背及腰腿痛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x2= 0.037, P >0.05。
3 讨论
本文用流式细胞仪法检测85例AS患者、90例背及腰腿痛者和80例健康体检者细胞表面HLA-B27抗原, 结果显示HLA-B27阳性与AS高度相关, 背及腰腿痛者和健康体检者也有一定比例的HLA-B27 阳性率, 但两者的HLA-B27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为AS患者存在一定比例的HLA-B27阴性率, 对照组也有一定比例的HLA-B27阳性率, 说明HLA-B27 检测不能作为随机人群的AS筛选指标, 也不能作为随机选择患者的确诊指标。虽然HLA-B27在AS的诊断应用中有局限, 但当临床症状、体征及X 线检查怀疑为AS时, HLA-B27检测阳性则可有力支持临床诊断。AS的诊断主要根据临床症状、X线或CT检查关节的改变和HLA-B27抗原的检测。HLA -B27为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I类蛋白, 其生理作用是将多肽提呈给CD8+细胞上的T细胞受体, 由于HLA-B27转基因动物模型的建立, 使得其在AS病因学上的作用得到确认, 虽然具体的发病机制仍不清楚, 但HLA-B27分子参与疾病的发生, 是确诊AS的重要指标。我们在实验中检测到的AS患者HLA-B27阳性率 (91.8%) 与国内报道的基本一致[4]。实验室对HLA-B27抗原的筛查, 有助于早期发现AS病人, 早期进行治疗, 改善疾病的预后。
自1973 年BREWERTON等[1]首次报道HLA- B27与AAU间相关性以来, 已发现20多种眼病与HLA-B27抗原具有相关性[5], 其中最重要的是HLA-B27与AAU 间相关性。二者相关程度, 国内外报道不同, 国内报道37%-60%AAU患者HLA- B27呈阳性, 国外报道19.0%-88.0%呈阳性。不同种族人群的AAU与HLA-B27的关联也有差异, 印度人、中国汉族、英美人AAU患者HLA-B27阳性率均在50%以上, 而黑人、日本人仅为6-8%。我们用流式细胞仪法对40例AAU患者检测, 阳性率52.5%, 而健康人对照组HLA-27抗原阳性率仅3.8%, 说明我国汉族AAU患者与HLA-B27有显著相关性, 此与国内外报道一致。同时发现21例HLA-B27阳性的AAU患者中, 男性15例, 女性6例, 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男女之比为5:2; 并且发现HLA- B27 阳性AAU患者AS的发生率 (23.8%) 高于阴性组 (0.0%) , 故应在随访中确定AS 的发生率是否也逐年增加, 以便及早确诊早期AS, 争取得到良好预后。
目前, 国际上常规用流式细胞法检测HLA-B27。文献报道, 该法的假阴性和假阳性率小于5% , 是一种适用于临床的、可信赖的检测方法[6]。应用此法无需分离细胞, 比传统的微量细胞毒实验节约时间, 且检测结果更敏感、准确、客观、容易判读, 尤其适合于大规模样本的检测。HLA-B27检测可以有效帮助临床鉴别诊断AS等血清阴性骨关节疾病。除了AS、AAU以外, 还有其它疾病与HLA-B27抗原的表达有相关性:如Reiter's综合征, 银屑病性关节炎, 溃疡性关节炎伴有关节病等, 因此HLA-B27的检测在这些疾病的诊断中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指标。
参考文献
[1]Brewerton DA, Hart FD, Nicholls A, et al.Ankylosing spondylitis and HLA-B27[J].Lancet, 1973, 1 (7809) :90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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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灏珠.实用内科学[M].11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2328.
[4]陈志坚, 李山.广西壮族强直性脊柱炎患者HLA-B27的检测[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07, 24 (6) :928-929.
[5]Wakefield D, Montanaro A, Mc Cluskey P.Acute anterior uveitis and HLA-B27[J].Surv Ophthalmol, 1991;36 (3) :223-232.
白细胞抗原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连续选择2008年1月至2009年12月在我院接受胸部手术治疗原发性肺癌患者, 纳入标准: (1) 经临床、影像学和病理检查确诊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2) 有手术适应证。 (3) 预期生存期>6个月。排除标准: (1) 术后发生严重合并症患者。 (2) 各重要脏器出现转移者。 (3) 合并有其他严重躯体性疾病。本文共入选共入选接受手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41例, 男25例, 女16例, 年龄44～80 (65.73±16.05) 岁。未手术组选择同期住院未手术同病患者37例, 男21例, 女16例, 年龄44～80 (66.25±15.83) 岁。对照组选择同期住院非肿瘤患者44例, 男26例, 女18例, 年龄44～80 (65.91±15.26) 岁, 3组年龄和性别分布接近,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血清CEA检测方法
分别抽取空腹静脉血4mL, 分离血清后-20℃冷冻保存备用。CEA测定均用放射免疫法, 试剂为瑞典MajnabbeTerminal公司生产的CanAg试剂盒, 由固定人员操作。手术组3次采样时间分别是术前1d、术后1d和7d, 其它2组也分别入选后第1天、3天和10天。
1.2.2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0.0分析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所有结果用 (±s) 表示, 用t检验进行组间显著性测定, P<0.05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3 组对象不同时间段外周血CEA浓度变化比较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a P<0.05, 与未手术组比较:b P<0.05, 与第1次比较:c P<0.05
3 讨论
近年来肺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不断上升, 两项指标均在我国肿瘤流调报道中排名靠前, 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占原发性肺癌患者70%～80%, 首诊时多为中、晚期, 各种治疗疗效不尽人意, 医学界一直在积极寻找理想肿瘤标志物, 以期早期诊断, 并监测患者疗效和病情进展情况。CEA是较早发现的肺癌标志物, 最早在1965年由加拿大学者Gold等从结肠腺和胎儿肠中提取, 其相对分子质量为18000, 属于糖蛋白分子, 因其在胚胎时可正常分泌而得名, 但因其特异性较低, 一般多与其他标志物联合检测才能明确肺癌临床诊断。近来的研究发现, 连续监测外周血CEA浓度更有实际意义, 特别是将其作为手术疗效、预后评估指标[1]。
我们连续选择一组近年来接受手术治疗的NSCLC患者为观察对象, 分别在术前1d、术后1d和7d取样, 结果表明, 手术组和未手术组各次CEA浓度值均明显高于于对照组, 同时手术组术后1d和7d血清CEA明显低于手术前检测值和未手术组同批次检测结果。这些数据提示外周血CEA表达不仅代表肿瘤存在宿主机体中, 手术切除病灶后, 其表达浓度也可随之发生变化, 可能与去掉分泌产生CEA的肿瘤实体细胞有关, 血液浓度下降常常意味着临床治疗有效, 国内其它同类观察[2,3]也有与我们接近的研究结果。
手术切除病灶可显著降低NSCLC患者外周血CEA表达水平现象促进了人们对肺癌发病机制的深入思考, 同时还为选择治疗疗效靶标带来了希望。
摘要：目的 观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手术前后外周血癌胚抗原 (CEA) 表达动态变化。方法 连续选择接受手术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41例 (手术组) 、同期住院未手术治疗同病患者37例 (未手术组) 和同期住院非肿瘤患者44例为对照组。3组对象分别在不同时间段进行外周血癌胚抗原浓度测定, 手术组3次采样时间分别是术前1d、术后1d和7d, 其它2组也分别入选后第1天、3天和10天。结果 手术组和未手术组各次外周血CEA浓度值均明显高于于对照组, 而手术组术后1d和7d血清CEA明显低于手术前检测值和未手术组同批次检测结果 (P均<0.05～0.01) 。结论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有明显外周血CEA高表达, 手术切除病灶可显著降低他们的血清CEA浓度。
关键词：肺癌/非小细胞,手术治疗,癌胚抗原/外周血,肿瘤血清标识物
参考文献
[1]杨婷, 杨勤.肺癌血清肿瘤标志物的研究进展[J].中国药物与临床, 2005, 5 (7) :489～491.
[2]朱登彦, 赵松.46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手术前后肿瘤标志物的监测分析[J].中国老年学, 2009, 30 (9) :1285～1286.
白细胞抗原 篇9
【关键词】 企业贷款； 风险评判； 人工免疫算法； 抗原抗体； 亲和度
银行风险管理是银行的核心功能。其中贷款风险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银行的盈利性和安全性。它包括信贷前可行性分析、贷时审查和执行、贷款回收和评估三个阶段，而第一阶段是防范贷款风险的主要手段之一。所以科学合理构建银行对企业贷款风险评判体系是关键内容。文中引入人工免疫原理及人工免疫算法，将贷款指标的审计值作为抗原，将抗原的平均值，又称聚类中心值作为抗体。从抗体与抗原的匹配，计算出抗体与抗原的亲和度，来衡量银行产生对贷款类资产的免疫反应，即验证指标体系的优中劣等级划分及其预警区间值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旨在使构建的评判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当企业的贷款被确认为优良等级时，企业才能使用信用贷款；若为中等等级，就要考虑为担保贷款或抵押贷款；若为劣等等级，说明贷款存在风险银行不予放贷。
一、生物免疫原理
免疫（Immune）一词由拉丁语Imminis衍生而来。免疫机体的抗感染能力来自宿主对入侵病原微生物的不同程度的无感受性。机体对不同抗原（指标审计值）能够进行识别和排斥，以维持正常的生命环境。免疫是生物体识别自体（self），排除异己（non-self）过程中所产生的生物学效应的总和。对机体起有利的生理性保护作用。识别了“自身”抗原，会形成天然免疫耐受性能，识别是“非己”抗原，就产生排斥作用，以维持抗体生理平衡和免疫保护作用。如果免疫功能失调，则对人体有害。当某种抗原刺激人体以后，人体对这种抗原产生一种物质，称为抗体。抗体能够识别抗原，一旦抗体与抗原的亲和力—亲和度值增大，抗体就能抵抗抗原和消灭抗原。免疫种类有主动免疫和被动免疫。
*主动免疫：机体受外来入侵所获得的免疫属于自适应（adaptive）免疫或特异性（specific）免疫，都属于主动免疫。
*被动免疫：母体在胎儿期注入疫苗为被动免疫。
主动与被动免疫共同构成一套机体免疫系统。
二、人工免疫原理
机体免疫是抗体与抗原的亲和力产生应答效应。抗原是一类物质，它能刺激机体内免疫系统产生一种特异性免疫应答，抗原具有两种特性：
1.抗原原性指抗原能刺激免疫细胞，在人工免疫原理中，可将评判指标审计值作为抗原原性体，刺激免疫细胞可理解为各评判等级的预警区间值。抗原会活化、增值，可将所有指标审计值叠加成实体抗原。
*判别所分评判等级准则：
D（Ci）>［D（Ci）］=0.5，则抗原与抗体之间亲和力合格，可以不改变评判等级数目k，并使用此评判指标体系及此评判系统。
D（Ci）≤［D（Ci）］=0.5，则亲和力太小，需改变评判级别数目k±1，重新判定合理性。
四、银行对企业贷款可行性及风险评判指标体系
银行对企业贷款风险及可行性评判时，科学合理构建其评判指标体系是关键。“安全性”原则是银行经营时要遵循的三性原则之一。就银行贷款而言，对企业使用等级的评定是银行防范贷款风险的基础。银行主要从企业基本素质，经济实力、经营能力、经营效益、使用状况和发展前景等方面来判断企业评判等级。每个方面应有具体指标来衡量。每个指标又有各自的参照监控值和评分标准，文中主要参考财政预算和兴业银行的公司客户使用等级通用评定标准。表1中指标评级数据的权值是以企业客户的实有净资产小于10亿为条件制定的，如果大于10亿，则净资产收益率要求≥4%~6%，故数据段又要调整。
优、中、劣评分标准的量化值要随货币政策变动、金融形势发展和银行的经营目标，而随机动态调整评分标准和权值。
五、各申报贷款企业的实际指标审计值和同一指标归一化处理值
归一化公式u=（J-Jmin）/（Jmax-Jmin）
式中，u为在［0，1］区间的归一化值，在表2的（ ）内，参见表2。
J为这一指标的实际审计值。
Jmax为各个企业在同一指标中的最大审计值。
Jmin为各个企业在同一指标中的最小审计值。
六、各评判等级A，B，C的抗原与抗体及其匹配表达式
表3中，抗原值等于一个企业所有指标审计值之和。
抗原级额定值为1.000/k=1.000/3个级别＝0.333。于是获得：A级为0.66～1.00，B级为0.33～0.66，C级为0.0～0.33。
按抗原值的归一化处理值0.000～1.000（参见表2）可确定抗原值所处等级，参见表3。
f（Ci）=1/DB=0.4708
f'（Ci）=[fmax-f（Ci）]/（fmax-fmin）=0.640
结论：D（Ci）=1/（1+f'（Ci））=0.609>[D（Ci）]=0.5
验证结论：所有抗原与抗体之间的浓度和亲和度较大，说明所分等级数及等级区间值科学合理，这种评判指标体系科学完善有使用实用价值。
（三）银行对各申报贷款企业的可行性及风险评判结论（见表5）
八、结语
对企业申报贷款可行性评判是防范银行经营风险的关键，这对银行安全运行正确决策具有科学价值，从案例说明这种基于人工免疫原理的评判技术是科学可行的。三个评判等级的浓度函数值C（Ci）均在0.5~0.9之间。所以它具有有效性和可操作性。银行还要根据各银行的经营目标和需求、世界和国内金融形势的发展以及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动，而对指标体系中的量化数据和指标权重值随机进行动态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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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彦文，曾春玲.基于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模型的中小企业贷款定价研究［J］.科技与管理，2010（1）:1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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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毓萍.基于集对原理和变权机制的企业贷款可行性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44（4）:580-584.
［11］ 周毓萍，徐琦，余敏.湖北省农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研究［J］.会计之友，2010（4）:51-53.
白细胞抗原 篇10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所选的研究对象均为河北省邢台市眼科医院2006年2月～2012年9月收治的NSCC患者29例,设立为NSCC组,均经病理诊断证实,29例NSCC患者中,男18例,女11例;年龄45～84岁,平均(54.2±2.8)岁;其中有淋巴结转移的2例,无淋巴结转移的27例;临床TNM分期按国际抗癌协会(UICC)标准第5版(1997)方案[3],其中早期(Ⅰ+Ⅱ期)17例,中晚期(Ⅲ+Ⅳ期)12例;分化程度:高分化11例,中分化12例,低分化6例;其中28例手术切除加术后放疗,1例行放疗后手术切除再放疗加化疗,1年内复发者3例。19份对照血清来自鼻中隔偏曲无其他疾病的健康人,设立为对照组,其年龄为42～80岁,平均(52.2±3.1)岁。两组的性别、年龄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检测方法
采用微粒子酶免疫法测定血清中SCCAg,具体方法是采集患者术前及术后、放疗化疗后空腹静脉血2 mL,分离血清后测定。仪器采用美国雅培公司IMX酶免疫分析仪和SCCAg诊断试剂盒。试剂药盒提供正常值范围SCCAg≤1.5μg/L,>1.5μg/L则为阳性[4]。
1.3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处理均应用SPSS 11.0软件,NSCC血清SCCAg浓度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进行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NSCC患者SCCAg阳性率与分期、治疗的关系
NSCC组中25例SCCAg>1.5μg/L,对照组2例>1.5μg/L,SCCAg敏感性86.2%(25/29),特异性89.5%(17/19)。治疗后NSCC组有28例SCCAg≤1.5μg/L,半年后有3例SCCAg>1.5μg/L,3例为复发病例。NSCC组的SCCAg阳性率治疗前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NSCC组的SCCAg阳性率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NSCC组的SCCAg阳性率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从表1可见,随着肿瘤分期的进展,SCCAg阳性率逐渐增多(P<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治疗后比较,#P<0.01
2.2 鼻腔鼻窦鳞状细胞癌患者鳞状细胞癌抗原阳性的浓度治疗前后的变化情况比较
25例NSCC患者SCCAg抗原阳性的浓度手术治疗后2 d检测下降至正常,术后放疗后SCCAg值仍正常,见表2,与治疗前相比,不同分期SCCAg抗原阳性的浓度明显降低,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但术后与行放疗后比较无差异(P>0.05)。不同分期间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3例NSCC在1年内出现肿瘤复发,测得SCCAg>1.5μg/L,再次行手术加放疗治疗后下降至正常。
注:与同期治疗前比较,*P<0.01
3 讨论
鼻腔鼻窦鳞状细胞癌是常见的头颈恶性肿瘤,由于鼻腔及鼻窦的黏膜相互延续,肿物病理性质一致,所以统称为鼻腔鼻窦鳞状细胞癌,原发鼻腔时较早出现症状,易早发现早治疗,原发鼻窦时发现较晚,发现时已侵犯鼻腔或窦旁组织或远处转移,鼻窦鳞癌早期诊断率很低,不足10%,就诊时病变多己达中晚期,临床治疗效果差。局限于鼻腔或鼻窦的早期鼻腔鼻窦鳞癌可完全切除,配合化疗放疗,患者5年生存率可达90%,因此早期诊断及治疗尤为重要,一旦病变进入晚期,有周围组织侵犯,特别是侵犯翼腭窝或伴有远处淋巴结转移,临床治疗比较棘手,即使手术彻底切除病变,也会给患者带来面部畸形,吞咽困难,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肿瘤病理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学的加速发展,以及在医学领域的广泛研究,应用于临床对肿瘤早期发现以及对治疗和预后监测,能显著提高鳞癌患者的生存水平和生活质量。
肿瘤标志物可作为肿瘤的辅助诊断、分析病理、指导治疗、判断疗效、监测复发、转移和判断预后[4]。肿瘤相关抗原TA-4是从人类宫颈癌组织中提取的1种糖蛋白,分子量为48 kD[5],SCCAg是肿瘤相关抗原TA-4的提纯亚单位,最早由Kato等[2]从子宫颈SCC中分离出来。然后学者们在肺、头颈、食管、上皮等部位肿瘤中也相继发现[6,7,8]。广泛用于宫颈、食管、肺等鳞癌的诊断、临床分期、病情监测及预后判断[6,7],分子学研究和基因克隆揭示SCCAg是由两列几乎完全相同的基因(95%的核苷酸序列相同)SCCAg1和SCCAg2转录而来的,主要是SCCAg1。
NSCC患者的SCCAg值明显高于正常值,检测敏感性为86.2%(25/29),特异性89.5%(17/19),SCCAg能作为NSCC检测的一个有价值的指标,SCCAg值在治疗前和治疗后变化有差异,说明治疗是有效的,充分破坏了肿瘤组织,减少了肿瘤SCCAg分泌,如无肿瘤转移或复发,SCCAg可长期保持正常水平,术后对肿瘤SCCAg的监测,可有效的预测NSCC的复发或转移[9]。SCCAg可用于监测肿瘤是否完全切除,提供良好的监测疗效的方法[10]。在肿瘤分期检测中可见早期(Ⅰ+Ⅱ期)17例中有14例(82.4%)、中晚期(Ⅲ+Ⅳ期)12例中有11例(91.6%)SCCAg超过正常值,随分期进展,SCCAg阳性率增多(P<0.01),文献有一致报道[11]。早期(Ⅰ+Ⅱ期)患者SCCAg值为(4.98±0.56)μg/L;中晚期(Ⅲ+Ⅳ期)患者SCCAg值为(7.33±1.20)μg/L,个别病情较重或有远处转移者SCCAg值更高,提示SCCAg与病变分期及病变程度正相关,可作为判断NSCC病变程度的指标。本组实验结果显示,NSCC术后SCCAg值有显著降低,一般在术后2 d检测就降至正常,有明显统计学意义,再经过放疗和化疗后SCCAg值变化不明显,说明手术是切除肿瘤最有效的治疗,对于晚期有远处转移NSCC,术前术后SCCAg值降低不明显,再经放疗和化疗后SCCAg值可降至正常值,所以SCCAg也可作为有无淋巴结转移的参考指标,随病情复发,SCCAg值再次升高,表明NSCC患者治疗前后SCCAg水平变化可作为治疗效果判断及预后检测的指标。本组实验中有3例中晚期(Ⅲ+Ⅳ期)患者在治疗后半年到1年间肿瘤复发,表现术腔内表面不光滑新生物,取活检确诊,检测SCCAg值升高,Lara等[12]有类似报道,经再次局部手术肿物切除并术后放疗化疗,检测1年内SCCAg值正常。
因此,对NSCC患者行术前术后SCCAg检测,可以监测NSCC临床病情及治疗效果,在目前尚未有一个敏感性和特异性理想的肿瘤标志物的前提下,SCCAg值可用于NSCC可疑性筛查,判断手术加放疗和化疗的效果,在NSCC发现和疗效评价中有重要意义。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g)水平与鼻腔鼻窦鳞状细胞癌(NSCC)患者临床分期及治疗预后关系。方法 采用微粒子酶免疫分析法(MEIA)检测河北省邢台市眼科医院29例NSCC患者治疗前后血清SCCAg水平。结果 29例NSCC患者血清SCCAg阳性率为86.2%(25/29),SCCAg阳性率与NSCC的TNM分期有关。治疗前后患者血清鳞状细胞癌抗原水平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复发患者SCCAg明显升高。结论 血清SCCAg可作为鼻腔鼻窦鳞癌的相关肿瘤标志物,对判断鼻腔鼻窦鳞癌治疗效果、预后有重要的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