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保护

海洋生态保护（共12篇）

海洋生态保护 篇1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 是科学发展观的升华,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化, 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合。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29次提到生态, 12次提到生态文明, 报告将生态的内涵从过去的生物生态、污染生态上升到现今的人的生态、系统生态, 上升到生产关系、消费行为、体制机制、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高度, 上升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穿针引线、合纵连横的高度, 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生态振兴转折点的到来。海洋是地球和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乡、资源的宝库。发展海洋经济是世界的潮流, 是我国的强国战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海洋占有重要地位, 海洋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 海洋生态系统的状况对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乃至生存状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海洋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随着“生态文明”第一次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 国内对有关生态文明研究可谓风生水起、众说纷纭、百家争鸣。其中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的界定更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 发展海洋经济,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建设海洋强国。”这是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 深刻总结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和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历程, 统筹谋划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而作出的战略抉择, 充分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八大报告宣示要“五位一体”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列并举。这不仅是一种新的提法、一种新的表述, 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成熟与完善。这种成熟、完善的治国理念, 必将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走向和谐幸福, 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可谓“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2 深入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

2.1 推动海洋产业转型升级, 实施科技兴海战略

深入实施全国“科技兴海”规划纲要, 大力推进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的深度融合, 加快促进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海洋服务业、海洋旅游业和海洋文化产业, 积极培育涉海金融服务业、海洋公共服务业。进一步推进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提升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在海洋产业中的比重, 加速海洋高技术产业集聚、辐射和扩散。

2.2 构建海洋生态环境屏障, 开展示范区建设

深入开展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探索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积极探索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模式, 科学制定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发展规划, 保障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资金需求。尽快制定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 加强对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科学引领和规范实施。

2.3 实现海洋生态环境安全, 加强海洋综合管控

开展重点沿海地区海域排污总量控制, 削减主要污染物入海总量。大力推进各类海洋保护区选划、建设与规范化管理, 严格保护典型性海洋生态系统。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 提高滨海湿地、海岛植被覆盖率。加强海洋行政监察执法工作, 坚决打击各类海洋违法违规开发活动。

2.4 增强海洋生态文明意识, 倡导和谐海洋理念

继承和发展传统海洋文化精华, 发展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现代海洋文化, 谋求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新的海洋文化观。深入开展海洋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 重点建设海洋保护区、海洋公园等海洋生态环境科普教育基地。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提高公众投身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努力形成关心、珍惜、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海洋生态文明理念。

3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重大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 必须紧紧抓住海洋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 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 为实现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海洋产业合理布局、海洋生态和谐美好注入强劲动力。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务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海洋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 必然要求在开发利用海洋的过程中,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充分尊重海洋的自然规律, 以海洋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 不断提升资源集约节约和综合利用效率, 促进人与海洋的长期和谐共处, 最终实现海洋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沿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但随着海洋开发的力度不断加大, 海洋生态环境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形势下, 抓紧调整海洋经济结构, 优化海洋产业布局, 形成节约集约利用海洋资源和有效保护海洋环境的发展方式, 就成为实现沿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期盼的客观需求。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不懈努力, 目前, 我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在全面建设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人民群众对进一步改善生活质量、进一步美化生活环境有了新要求。为了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必须切实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尽快扭转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努力构建和谐的人海关系, 使海洋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蓝色家园。

4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思路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提升海洋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为主要目标, 以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改善海洋环境质量为主攻方向, 推动形成节约集约利用海洋资源和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海洋生态文明意识, 力争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上取得新进展, 在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突破, 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新成效。

一是要坚持陆海统筹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 提出了陆海统筹的海洋发展战略。海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陆域经济的辐射和带动, 陆域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海洋经济的拓展和提升, 两者之间互为依托、相互促进。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坚持陆海统筹, 努力在海域与陆域开发上做到定位、规划、布局、资源、环境、防灾等六个方面相互衔接。坚决防止人为割裂陆海间资源禀赋、环境条件和功能定位的内在联系, 不计代价地盲目开发海洋。

二是要坚持“五个用海”的总体要求。坚持规划用海, 严格实施海洋功能区划, 全面提升海洋功能区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坚持集约用海、坚持生态用海、坚持科技用海、坚持依法用海, 进一步完善海洋开发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依法审批用海, 坚决查处违法用海、违规批海。

三是要坚持“在开发中保护, 在保护中开发”的工作方针。一方面,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一现实决定了必须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用发展的办法去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另一方面,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方式仍较为粗放, 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仍然较大, 海洋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 绝不能以牺牲海洋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求得短期的发展。因此, 必须统筹好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关系, 将保护与开发并重的方针贯穿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S

海洋生态保护 篇2

2.阅读：课本《阿拉斯加的油轮泄漏》一文及插图、图表《海上石油泄漏清污方法》

3.提问：海洋污染会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什么影响;海洋生态的破坏是否都是人为因素?

4.讲解：除海洋污染外，人类的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如破坏海岸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工程建设;人类对某些海洋生物的过度捕捞;缺乏科学论证的围海造田工程;都会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海洋生物数量和种类不断减少，甚至部分物种濒临灭绝。另外，自然环境的变化，如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以及一些自然灾害，如海底火山爆发、海啸、海底地震等，也会使海洋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和改变。但是，人为因素对海洋生态的破坏更为突出。

〖海洋权益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教学〗

1.阅读和读图：课本相关部分内容，并且读《专属经济区》示意图

海洋生态损害索赔 篇3

目前，我国现有的环境法律法规中仅有《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了“生态损害索赔权”——“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这一规定为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正是根据这一规定，天津市海洋局在中国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第一案——“塔”轮案一审中获得胜诉。

《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第41条以及1999年修订后的第90条，奠定了海洋生态损害索赔的法律基础。《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将损害分为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三个方面，并没有明确某个具体部门行使海洋生态索赔权，仅笼统规定“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这是因为，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环保、海洋、海事、军队、渔业部门都有一定的海洋环境管理职权且分工不够明确，在某些方面还造成了“五龙闹海”的现象。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正式确立了“生态损害索赔权”，并规定了代表国家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部门，既奠定了生态损害赔偿之诉的法律基础，又解决了生态利益代表缺位的难题，可谓一举两得。作为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生态损害索赔权实际上是一项“程序权”——由特定部门启动生态损害索赔程序，而“实体权”则在此之前已经通过生态利益法律化制定相应的原则与规则予以解决。对于“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来说，代表国家追究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是法律赋予的一项职权。由此可见，从程序法来看，“生态损害索赔权”是“诉权”而非“实体权”；从行使主体来看，“生态损害索赔权”是“权力”而非“权利”。

2.特定环境行政部门提起生态损害索赔之诉的主体资格

保护公共利益是诉讼公正的应有之义，在保障民事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必须加强维护公共利益。面对此起彼伏的生态损害事件，我们迫切需要一个代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提起民事诉讼从而落实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开创了授权特定行政部门提起生态损害赔偿之诉的先河。尽管现实中已不乏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例，但环境行政部门从事环境保护和管理工作比检察院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优先考虑由环境行政部门行使生态损害索赔权似乎更加顺理成章。再次，有必要分析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中特定行政部门享有诉权与处分权的理论与法律基础。

第一，当事人与诉权理论。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把当事人适格的基础完全归于原告和被告对诉讼标的管理或处分权，而且管理权、处分权皆源自于实体法规定。我国传统民事诉讼理论强调诉讼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随着诉讼实践的发展，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既难成为形成之诉和确认之诉，当事人适格的基础也不能解释诉讼担当、群体诉讼等情形中当事人适格的问题，从而被以“诉的利益”为基础的当事人适格理论所取代，扩大了当事人适格的范围。只要诉讼标的争执在法律上利害关系对立双方之间进行，当事人对该诉讼就有“诉的利益”。关于诉的利益，不同国家有不同判断标准。一般来说，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的民事訴讼属于“规范出发型”奉行“实定法确定”的原则以制定法作为确定诉的利益标准。英美法系民事诉讼是“事实出发型”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然正义”精神，通常以法官自由裁量决定诉的利益的有无[1]。

生态利益属于公共利益，政府承担维护公共环境资源的职责并通过行政权力的二次分配将有关环境保护与管理的职权分配给特定环境行政部门，由他们代表国家行使环境管理权、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所以当发生生态损害时，特定环境部门负责维护的环境利益遭到损害时当然可以认定特定环境部门具有诉的利益，从而代表国家提起生态损害赔偿之诉，但需要通过生态损害赔偿法制定法律规范予以授权。

此外，近年来诉讼信托理论的产生也使适格当事人的范围，从传统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扩展到非直接利害关系人。根据该理论，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可基于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授权，而享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从而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并承担程序意义上的诉讼后果[2]。当生态利益受到损害时，国家可以作为民事主体享有诉权，这种诉权必须由作为监管人的特定环境行政部门来统一承担，该特定部门基于法律规定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因此，特定部门提起生态损害赔偿之诉，还可以认为是一种法定的诉讼信托。

第二，处分权原则。民事关系实行意思自治，坚持当事人处分原则。所谓民事诉讼处分权，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决定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权利并具有约束力的利益和自由。当事人处分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程序发动权，即“没有原告就没有法官”、“民不告，官不究”。在此，特定环境行政部门提起生态损害赔偿之诉是否侵害当事人启动程序的处分权，可以从处分权的界限进行分析。任何权利都不是没有界限的，处分权也不例外。《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可见，我国实行的是有限处分原则。此外，《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侵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根据这一宪法精神，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应当以社会公益目的为边界[3]。如果处分行为违反法律，侵害了社会公益，将要受到国家的干预。

由此可知，特定环境部门在当事人“越界”行使处分权的情况下，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但范围应仅限于当事人对生态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情形，不得任意涉足私权领域。所以，由特定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生态损害赔偿之诉与处分权原则并不冲突。

第三，法律依据。考察我国现行法律，很多法律原则和规范可以为立法授权特定部门提起生态损害赔偿之诉提供支持。除了《宪法》第51条之外，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或集体的财产。”《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和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环境保护法》第6条第1款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3.扩大提起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主体范围

为了及时有效的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全状态，有必要對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起诉主体资格加以扩大，使其不仅仅限于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海洋生态环境属于公共财产，虽然我国法律规定其为国家所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保护的义务，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享有管理海洋生态环境使其免遭损害的权利。

第一，起诉主体范围扩张的理论基础。有无诉权是一个主体能否成为原告的标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体法占有绝对优越的地位，而程序法则依附于实体法存在。在这种观念下，只有实体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才会享有诉讼的权利，即诉权严格限制在实体法意义上。但自从人们认识到程序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后，诉权的内涵就有了双重性，即程序内涵和实体内涵。程序内涵的诉权即在程序上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它的行使旨在将纠纷或争议引导到诉讼中的程序功能。由于“公害”的泛滥，现代诉讼法承认诉权的实体含义与程序含义在特定情况下的分离。因为，如果绝对的把诉权主体界定为直接利害关系人或具体行政相对人即实体争议主体，那么必然导致大量的环境案例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因此，处于解决纠纷等诉讼目的的考虑，法理拿起法律技术的衡平武器，利用诉讼利益的变通，赋予非实体争议的第三人以程序含义诉权来维护实体争议主体的权益，从而扩大诉讼主体范围。在诉权理论变化的影响下，当事人适格也由实体适格（实质适格）向程序适格（形式适格）转变。程序性当事人理论认为，诉讼当事人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判断诉讼当事人是否适格，只要看起诉的当事人是否拥有诉权（程序诉权），而无需从实体法上考察其与诉讼标的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事人可以不是利害关系人。依此理论，原告包括一切符合诉讼程序要求的起诉人。凡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的人就是原告，并不以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主体为限。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关于原告资格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最初民事诉讼原告是“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到“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旨在保护民事权益，并能引起民事诉讼程序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人。”再到“以自己的名义，就特定的民事争议要求法院行使民事裁判权的人及相对人”[4]。从这一系列法律用语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当事人概念当中的实体内涵分量在逐步减少，其程序意义与分量正逐步凸显出来[5]。这意味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和非直接的“利害关系人”，都可以成为原告提起诉讼。直接利害关系人是为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而进行诉讼的人。为保护他人的民事权益而进行诉讼的人是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其对争议的民事权利享有管理权、支配权等。如财产代管人、国有资产管理人等，他们并非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但他们都可以成为民事诉讼的适格当事人。并且，“利害关系”也不仅仅限于传统法律所认可的人身与财产上的利益关系，并且还应当包括人们在审美、舒适感等环境方面的利益。这些都为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扩大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们主张扩大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主体，目的就是为了更加及时有效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并不是说起诉主体有权获得被告支付的赔偿。其实，无论是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还是其他起诉主体，都无权享有被告支付的赔偿，这一赔偿（除相应的评估研究费用外）都应该用作恢复遭受损害的海洋生态系统，这也是对海洋生态损害进行赔偿的本质目的所在。

第二，起诉主体范围的扩张。鉴于上文的论述，我们建议对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主体应当作以下扩张。

（1）社会一般公众。海洋生态环境是一种公共物品，任何公民都是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享有者和保护者。一旦发生了海洋生态害，每个公民的健康权、财产权和对优良环境的享受等利益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或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公民都可以自己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诉讼，参与到海洋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例如，在美国“学生诉洲际商务委员会”案件中社会公众的适格原告地位得到了确立。在此案中，学生认为美国洲际商务委员会关于提高铁路运费的决定，会导致可循环利用的物资的能耗量降低，这样一来全国范围内会有更多的废弃物，他们就无法像以往一样享受当地公园的风景。尽管学生声称的因果关系十分勉强，最高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学生们确有资格对洲际商务委员会的行为提起控告[6]。

（2）社会环保团体。环保组织对环境问题十分关切，再加上其往往能结合人才在科技与法律问题上提供专业知识与技术。通过社会环保团体的参与，可以使大公司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法律上的对抗与制衡，也可以解决由单个公民诉讼中出现的诸如信息渠道不通畅、法院负担过重等问题。

（3）检察机关。通常情况下，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原告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污染企业和有强大威慑力的行政主体，双方无论是在资金、信息还是组织上都是无法比拟的。这时就非常需要一个国家机关为代表，以维护社会公益并与污染企业抗衡。检察机关就是合适人选。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是国家利益的最佳代表，具有为了社会公益提起民事和行政诉讼的职能。检察机关也应该是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适格原告。针对特定的民事、行政案件提起诉讼，是现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从立法上授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权利。《罗马尼亚民事诉讼法典》规定，只要出于保护国家或公众利益或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的需要，检察长就可以参加诉讼。美国法中也赋予了检察官在涉及联邦利益的案件时可以享有起诉权。法国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在法律有专门规定的案件中，检察官作为主要当事人提起诉讼，除上述案件外，在公法秩序受到损害时，它可以为维护公法秩序而提起诉讼[7]。

参考文献

[1] 江伟，邵明，陈刚，《民事诉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 熊跃敏，赵宁，《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法理价值及其程序构建》河北法学2005。

[3] 史长青，《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之理论问题解析》，行政与法，2004。

[4] 郭英华，李庆华，《试论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河北法学，2005

[5] 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6] 常纪文，《国外环境民事起诉权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中国环境科学》，2002。

[7] 郭英华，李庆华，《试论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河北法学，2005。

作者简介

海洋生态保护 篇4

海洋生态损害,参照 《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指南(试行)》,系指海上溢油、危险品化学品泄漏、围填海、排污、海洋倾废以及海洋矿产资源开发等涉海非法行为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因子、非生物因子有害影响的事实后果。

损害是对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妨害,故探讨损害的构成离不开权利。生态损害虽然具备传统损害概念的某些特征,它也是人的行为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却并不是指某个民事主体的权益所遭受的不利后果,而是指人类的行为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消极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并非法律中的权利主体,无所谓“行使权利”“利益丧失”。那么, 海洋生态损害只是海域所属国家的损害吗?不能肯定。海洋无疆,海域有界,国家管辖海域由法律界定,难及于海洋生态系统的范围,故严重的海洋生态损害事件会引起相邻国家关注,甚至成为跨国环境外交问题。由此看来,法律上界定的“海洋生态损害”,是因事发海域所属生态系统遭受侵害而致该生态系统中所有人以健康、稳定的海洋生态系统为指向的公共利益受损的法律事实。这一公共利益系指生态系统基于其客观属性向该生态系统中所有人提供的生存、发展需要之满足,在法学研究中多被称为“生态利益”。 海洋生态损害进入法律调整领域的原因,在于其侵害了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海洋生态利益。

生态利益意识 的觉醒,生态利益 观念的形 成,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遭遇生态危机时 “反而求诸己”的表现。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客观上催促生态利益被法律确认为一种新的法益,得到明文保护。不过,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当代国家尚未在实定法中规定生态利益。从利益分析角度考量,海洋生态损害不时发生的根源,是生态利益这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具有普遍 需求和广泛冲突的新型利益未得到充分、有效的法律保护,相应地,当事人的重视程度不高,该利益遭受侵犯的可能性随之增加。

生态利益是典型的公共利益,其因不法侵害行为而丧失,由此造成的损失,是全体人的损失, 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部门的私益损失无关。 海洋生态损害事件影响广泛,因受侵害的权益并非私人权益而难以按照民事法律的通常办法提起普通 侵权之诉。 在一国范 围内,代表全民 意志、维护公共利益的机构是国家政府。当然,维护生态利益,公众监督、参与必不可少。如果海洋生态损害的影响超出一国管辖范围,则损害所及的国家均有权就其国家损失要求赔偿。

从海域管理的角度说,重大海洋生态损害事件发生后,该海域的所有权主体———国家遭受权益侵害,造成国家损失。面对影响面广、调查难度大、证据收集困难的“海洋生态损害事件”,国家政府及其部门具有及时调集多方力量、通过官方途径向事故责任方施压等优势。近30年来,国内外重大海上溢油事故引发的生态损害索赔诉讼,都是由掌握海洋管理权力 的政府及 其部门依 法提起。例如:在 “Cadiz”号巨型油轮油污案中,法国政府基于预计实施恢复生态系统的计划进行索赔;“Patmos”号漏油事故案中,意大利政府作为国家遗产的受托人就“公众忍受了丧失享受的乐趣的痛苦”主张赔偿;“塔斯曼海”轮油污损害索赔案中,我国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第2款规定的 “生态损害索赔权”行使诉权;墨西哥湾溢油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也是以其在谈判中背倚政治与法律的强势及其司法部启动刑事调查程序,对英国石油公司造成的压力,迫使英国石油公司设立初始资金数额为200亿美元的溢油响应基金,并建立“海湾海岸索赔工具”运作该基金。虽然美国的法律制度中早已确立“公民诉讼制度”,但是,面对海上溢油生态损害索赔这类繁难案件,公民、环保组织通常难以组织长时间的海洋环境监测、调查、取样、分析,不具备与事故责任方谈判、施压的条件[1]。

国家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代表,国家对海域加以管理或予以支配的公权利(权力)本源于该国公民的权利。“权利—权力”的关联与制约关系, 决定了国家被依法赋予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权时,应当受到公民、团体的制度化监督。完善 “权利—权力”的关联与制约关系,是应对海上溢油生态损害的索赔实践向我国立法提出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海洋生态系统因涉海非法行为所致不利后果,表现为事发海域油污厚 重、生物遭灾、生态破坏 等现象, “反映”为海洋环境容量损失、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耗减等海洋监测结论。这些都构成对该生态系统中所有人共享的生态利益 的妨害。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之诉,是由国家代表事发海域所属国家的全体人员向不法行为人提起的环境 公益诉讼。这一诉讼,和其他公益诉讼一样,并非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可以提起,“有关组织” 亦可成为原告主体。一方面,由于立法不足,我国海洋执法机关在准备海上溢油生态损害国家 索赔时遇到诸多司法难题,因此应尽快构建我国的海上溢油生态损害国家索赔制度;另一方面, 学者对政府的“环境公益代表资格的唯一性”存疑,指出“政府也并非环境公益的唯一代表,我们必须走出‘公益等于国家公益’的误区,体现环境公益维护者的多元取向”[2]。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结合我国的实践,在第五十八条中规定了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的认定条件。2014年12月8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又对“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第五十八 条规定的 社会组织”做出规定,至此,环境公益 诉讼案的 原告主体,在我国法律上得到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当然适用于属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之诉。

2015年6月5日,大连环保志愿者协会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状告中石油“7· 16”事故造成大连市海洋环境重大污染,并向其索赔6.45亿元,用于修复生态环境。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杨白新向媒体介绍,在收回的1万份有效调查问卷中,赞成起诉中石油“7·16” 污染案的占96%。“环境是一种公共财富,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必然损害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因此,维护良好的环境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愿望…… 我们想使环境公益诉讼与行政监管、社会参与、经济调节相配合,从而实现大连环境状况的根本好转。”另外,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也向媒体表示,“我们也在考虑将来启动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来要求生态的修复”[3]。由此看来,“环境公益维护者的多元取向”已由学者的呼吁落实为当下的司法实践。

2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权的分配及其行使程序

构建海上溢油 生态损害 国家索赔 制度,是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具体表现,有助于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切实履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承担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工作的职责。

为指导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开展海洋生态 损害索赔 工作,国家海洋 局制定了 《海洋生态损害 国家损失 索赔办法》(下称 “《办法》”),于2014年10月公布。

《办法》围绕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索赔内容、索赔主体、索赔途径、保全措施、信息公开、赔偿金用途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我国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工作存在的重要事项缺乏专门规定、各级海洋部门职责划分不清、索赔程序不统一等突出问题。

《办法》第四条规定,国家海洋局负责全国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工作的监督管理,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海洋局派出机构分别承担不同管辖海域内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工作。其中,地方管理海域内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工作的分工,由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自行规定;跨省、地方管理海域以外国家管辖海域的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工作,由所在海区国家海洋局派出机构承办。这一规定明确了“国家海洋局主抓监督管理,国家海洋局派出机构和地方海洋行政管理部门依据管辖海域分 片管理”的职责划分格局,使《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的“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得以细化。

《办法》第六条至第十二条明确了行使海洋生态损害国 家索赔权 的基本程 序,即预判—评估—发送索赔函—协商、仲裁或诉讼。索赔程序法定化,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行使索赔权提供程序指南,使案前技术准备工作,与海洋生态损害事故责任人的协议、异议,因非诉解决无果再转诉讼索赔的过程合法、合理,同时,有助于社会各界依法了解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海洋生态损害索赔的工作步骤,避免急迫、无序的国内外舆论扰乱依法推进的索赔工作。

《办法》虽以规范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工作为中心,未专门涉及公众参与机制,却也在第五条和第十四条规定了 “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加强沟通、配合,建立海洋生态损害信息共享机制”、索赔工作相关信息应当依法“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等内容。这说明,《办法》的制定者准确地认识到,担负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职责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需要与环保、海事、渔业等部门联系与合作,需要海洋信息公开及共享的工作机制支持,在全社会监督的法制环境中及时、有效地提出海洋生态损害的公共利益诉求。就连海洋生态损害行为的发现,也需要“接到相关报告、通报”等方式作为重要补充。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是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进行的公益损害求偿,所得到的“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赔偿金”亦“应按照国家财政有关法规进行管理”,用于受害海域的海洋生态恢复与建设。一言之,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是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非政府部门利益;是为救济国家管辖海域的生态利益损失,而非国库财产损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履职,应当得到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公众的支持与公开监督。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被依法赋予“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权”,亦应担负及时、有效地作为并向社会公开信息的法定义务。

《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要求,不影响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部门依 法提出的 其他索赔 要求。按照 《〈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办法〉解读》,“《办法》适用于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海洋生态损害赔偿,不同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提起的私益索赔,也不影响其他部门依法提出的其他索赔要求。”问题是,《办法》出台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案已公布,该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今,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已施行,故笔者认为,《办法》第十三条中的“其他索赔要求”不仅包括“私益索赔”,也包括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的海洋生态损害索赔。

3适格的社会组织

“海洋生态损 害国家损 失”一词出现 在 《办法》的名称中,着实耐人琢磨。

损害与损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损害是一种事实状态,系因侵害行为而致,其强调的是不法行为的后果;而损失强调的是权利主体的利益丧失。损害的事实状态必 然带来损 失的后果。损失不限于损害的财产价值表现形式,还包括无形损失等“损害的非财产价值表现”。有损害必定有损失,有损失不一定有损害。换言之,并非所有损失皆缘自损害。民事主体行使权利不当也会带来损失。

如果损害和损失不分,不仅造成人们概念上的混乱,而且容易导致在确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时随心所欲 和遗漏,影响了法 律的公正 和完整。从这个意义上说,《办法》在名称中出现“损害”“损失”两个词,不仅有助于救济那些无法用财产价值表现形式来体现的国家利益丧失,也有助于明确属于国家的各类损失是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向责任者索赔的法律依据。因此《办法》规定的索赔主体只有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而未提及“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社会组织”。

损害是由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造成的。《办法》第二条规定了十二类“导致海洋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造成国家 重大损失 的”行为,包括新建、改建、扩建海洋、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及其他用海活动等。这些不法行为的后果既包括海洋生态损害,也包括“次生污染损害”。后者虽不属于海洋生态损害,却是在应对海洋生态损害过程中发生的损 害,是对特定 环境造成 的 “排放型”损害。而海洋生态损害是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 “功能型”损害,其影响的 权利主体 具有不确 定性,其妨害的权益是生态利益,故这种新型损害所致后果包括该生态系统中所有人普遍遭受的公共利益损失。《办法》作为国家海洋局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第二款制定的规章,只涉及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的对国家造成损失费用总计超过30万元的重大损失索赔。这意味着,并非海洋生态损害带来的所有损失均可由 “法律规定的机关”提出索赔。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不影响其他部门依法提出的其他索赔要求,例如,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发生后,农业部积极开展养殖渔业、天然渔业资源损害索赔。

仅就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而言,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是担负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职 责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其便于获得技术支持与法律支持,依据《办法》中明确规定的索赔程序开展索赔工作。不过,除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具有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权,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社会组织”亦可成为索赔主体。《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五十五条、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完善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不仅有利于督促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履职,且明确了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的“替补”原告。适格的社会组织亦可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不仅体现了环境民主原则,也说明生态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可以由适格的社会组织依法维护。再者,如学者言,“人们所见的每一次生态损害中都包含没有被人们认 识到的损失”[4]。基于特有的视野、智识和观念, 适格的社会组织可以发现海洋生态损害造成的各种损失。这种来自广大民间的社会组织不仅人员广泛,且有持续、深入工作的可能,其对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之诉的密切关注,使之得以配合、 监督“法律规定的机关”工作,甚至在必要时作为替补原告向责任者提出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我国立法的上述新规定,将有利于建立海洋生态损害多元化救济机制,更好地维护海洋生态利益。

摘要：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是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进行公益损害求偿,应得到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公众的支持与监督。《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办法》解决了我国各级海洋部门职责划分不清、索赔程序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表明,不仅“法律规定的机关”具有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权,适格的社会组织亦可作为替补原告提出海洋生态损害索赔。建立海洋生态损害多元化救济机制,可更好地维护海洋生态利益。

海洋生态保护 篇5

2、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

3、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海洋。

4、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安全。

5、改善海洋环境，共建美好未来。

6、愿大海永远清澈与辽阔，愿人类更美好。

7、民无海洋不富，国无海洋不强。

8、关爱海洋，就是关爱我们自己。

9、关心海洋，你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10、保护海洋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11、污染环境，害人害已。

12、海洋生物，也有生命。

13、生命源自海洋，污染海洋就等于污染你的祖坟。

14、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15、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6、蓝色经济，领航绿色生活。

17、保护海洋，就是保护自己。

18、海洋生物，也有生命;保护海洋，就是保护自己。

19、海为画世界，人在城中行。

20、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共图民族复兴大业。

21、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

22、滴滴水源，不可浪费。

23、海洋犹如母亲的乳汁，哺育着我们，我们应该保护她。

24、扬帆绿色奥运，拥抱蓝色海洋。

海洋生态保护 篇6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态文化协会会长江泽慧出席会议并作《弘扬海洋生态文化，延展海上丝绸之路，培育海洋强国的文化支撑》的主旨报告；广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彬、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彭有冬、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孙书贤、北海市市委副书记蔡中平、教育部科技司司长、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副会长王延觉出席论坛并致辞。

江泽慧在主旨报告中说，海洋生态文化是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传承到今天的“一带一路”，海洋生态文化以“声教四海、和谐万邦”的向心力，“始终在释放一种跨越古今的开放、外向、合作、互利、共赢理念”。21世纪的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海洋强国必须守护好中国海蓝色国土并走向深海参与国际合作。立足国情、放眼国际、陆海统筹，确立中国海洋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将弘扬海洋生态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进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合作机制与平台，加快《中国海洋基本法》的立法进程，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生态安全，共建共享世界海洋和平。

江泽慧强调，各省（区、市）生态文化主管部门和省级生态文化协会、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及其各分会，要紧密围绕本次论坛主题和精神，全面加强对《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要2016-2020》的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的理解，研究确定本地区、本领域生态文化发展建设的总体思路，落实生态文化发展的各项战略任务和重大行动的具体措施，并将其纳入各地“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林业等行业发展总体规划。特别要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精心打造生态文化品牌，编织陆海丝绸之路双边、多边，生态文化合作交流的纽带。

彭有冬在致辞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的思想文化灵魂，在推进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中发挥指导和引领作用，弘扬生态文化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又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彭有冬强调，国家林业局高度重视生态文化建设，把建设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作为林业建设的重要内容，先后印发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2013-2020年）》、《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要（2016-2020），提出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成为道德风尚和行为规范。

彭有冬表示，中国生态文化协会自2008年成立以来，在江会长的领导下，以“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建设生态文明” 为宗旨，做了大量开拓性、前瞻性、基础性工作，为生态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孙书贤在致辞中指出，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经济社会发展高度依赖海洋。海洋生态文明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离不开美丽海洋，海洋生态文明是国家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

孙书贤强调，国家海洋局非常重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生态文明宣传教育。2015年，与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共同开展了《中国海洋生态文化》专著的撰写工作，积极创作海洋生态文化精品，鼓励与引导社会公众走向海洋、亲近海洋、爱护海洋，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彬在致辞中介绍了广西生态环境建设情况、海洋资源状况以及广西如何树立生态立区战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李彬表示，广西近年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尤其2013年以来，全区上下开展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推动村屯绿化、林水净化、道路绿化，使美丽广西焕发新的光彩。同时，广西海洋资源丰富，全区未来将牢牢把握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机遇。他指出，通过此次论坛深入、务实、有效地交流，将大力促进广西及北海海洋生态文化的发展。

北海市委副书记蔡中平介绍，北海自然资源丰富，近年来北海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健康发展和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他表示，生态是北海发展的最大潜力，未来北海将进一步严格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全民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本次论坛特别邀请了国内海洋生态文化和森林文化研究领域的3位著名专家学者，与大家一起分享、共同探讨海洋生态文化。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书记、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原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我国水下考古开创者张威作了题为“探海寻踪—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水下考古”的专题报告；生物生产学博士、副研究员、广西北海市副市长刘翔作了题为“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历史文化遗产”的专题报告；海南省林业厅总工程师周亚东博士作了题为“热带雨林生态文化”的专题报告。

此次论坛上，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命名授予“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小瓦窑村”等122个行政村“全国生态文化村”称号，授予北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旅游区“全国生态文化示范基地”称号，授予潘雅菲等23名小学生“生态文化小标兵”称号。“全国生态文化村”代表重庆市酉阳县河湾村 、北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旅游区和“生态文化小标兵”代表先后做了交流发言。

8月27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态文化协会会长江泽慧，来到广西北海市实验学校，出席中国生态文化协会举办的生态文化进校园公益活动。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国家林业局及中国花卉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等相关领导一同参加了该活动。

江泽慧在活动中发表了重要讲话。她充分肯定了北海市实验学校坚持“有氧教育”的办学理念，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及在生态德育和生态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良好成绩。她指出，校园是提升全民族生态文化素质的前沿阵地，要继续加大生态德育教育力度，创新生态文化办学方式，全力推进校园生态文化建设。

在座谈会上，江泽慧分享了自己多年从事林业工作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的心得，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有趣的亲身经历，鼓励孩子们要珍惜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树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思想。

江泽慧说，生态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离不开教育的保障和推动。同学们是弘扬生态文化的生力军，老师们是践行生态文明的引领者，校园是提升全民族生态文化素质的前沿阵地。她指出了从小培养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性，号召学生们积极参与到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文明的行动中来，为建设和谐幸福的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活动中，小标兵代表黄禹涵同学介绍了学校生态文化活动的开展情况，江泽慧一行为学校送上了科普教材和教学用品，全体来宾参观了校园橱窗学生作品、环保生态活动展板、学校办学概况展帘等。

据了解，“生态文化进校园”活动是中国生态文化协会继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生态文化示范企业和全国生态文化示范基地的遴选命名活动及丝绸之路生态文化万里行活动之后主办的又一项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活动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文明”宗旨，采取寓教于乐、以帮促建的形式，通过赠送科普图书、教学器材，专家授课和“生态文化小标兵”评选等活动，向广大青少年儿童普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知识，引导同学们认识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海洋生态保护 篇7

大力建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防治污染与生态保护并重, 是河北省海洋局始终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近年来, 河北省扎实开展了河口综合整治、岸滩保护与修复、滨海湿地保护与修复、保护区建设、防护林建设等一系列“护肾工程”, 为蓝色海洋筑起了一道海岸绿色屏障。

海岸带、海岛治理舍得投入。先后完成了北戴河海滩修复治理示范工程, 实施了石臼坨岛、打网岗岛的岛体修复工程等。北戴河作为著名的旅游区和避暑胜地, 一向以滩宽浪缓、沙软、潮平著称于世。近年来, 由于气候环境变化以及游人不断增多, 北戴河海滩岸线后退、坡度变陡、沙质粗化, 侵蚀退化较为严重, 滨海旅游环境质量降低。为保护海滩环境, 真正还原自然沙滩, 河北省在国家支持指导下, 实施了北戴河沙滩治理工程。该项目从2010年4月开始, 总投资2.66亿元, 恢复治理的浴场海岸线全长5.4千米, 新增沙滩面积40.6公顷, 包括289.75万立方米的人工养滩填沙、总长672米的人工浅礁4座、690米的离岸浅堤4座以及养滩工程监测系统等, 目前工程已全部结束。北戴河沙滩的修复治理在保护海洋环境、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日渐显现。

自然保护区建设逐步规范。昌黎黄金海岸自然保护区、北戴河鸟类自然保护区、唐山乐亭石臼坨诸岛自然保护区建设得到新的加强。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1990年9月建立的首批国家级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之一, 主要保护对象为沙丘、沙堤、泻湖、林带和海洋生物等构成的沙质海岸自然景观和所在海区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近几年来, 河北省海洋局进一步加大了生态修复和监管力度, 在陆域核心区布设了围栏、围网, 埋设了界桩、界碑, 在海上核心区布设了4个浮标, 通过退养还湖、植被恢复、清理淤泥等措施, 对七里海生态环境进行了综合整治。2010年以来, 保护区开展了陆域核心区20公顷海滩修复治理工程, 主要进行了海滩垃圾清理、海滩海岸修复治理及后期维护, 及时发现和处理了多起保护区内挖沙、采药、开发建设等违法违规事件, 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湿地保护措施得到新加强。河北省有南大港、海兴、唐海三个省级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 近年来在海洋湿地保护建设中下了大功夫。南大港省级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占地面积16000公顷, 为了保护好这一自然资源, 近年来各级累计投入1200多万元, 购买黄河水注入湿地, 在排河入海口建成拦水闸一座, 维修了两座扬水站及与湿地相通的水渠, 开挖了环形沟和引水渠完善保护设施, 在湿地周边建设了20米宽、29千米长的绿色保护林带,

清理了湿地周边的污染源。同时, 在湿地各个入口处设立保护卡, 实行全封闭管理, 使这一宝贵的湿地资源得到了较好的管理和保护。

着力提升海洋环境监测管理水平

近几年来, 河北省海洋局针对当前海洋管理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进一步加大了海洋环境监测管理的力度, 初步实现了监视监测常态化、预警预报规范化、应急监测及时化、基础研究前沿化。

监视监测常态化。建立了省、市两级海洋环境监测网络, 沿海秦皇岛、唐山和沧州三市海洋环境监测机构、技术人员和设备不断完善。优化了监测站位布局和监测内容, 监测站位总数增加到近400个, 监测项目扩展到河流入海污染物总量监测、陆源入海排污口及其邻近海域环境质量监测、海水入侵与盐渍化监测、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保护区监测、海洋环境重金属污染监测、海平面变化影响监测等27个专项, 监测范围基本覆盖全省海域。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市级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定期发布, 形成了省、市两级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定期发布制度, 为社会公众和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预警预报规范化。建立了国家、海区、省与秦皇岛港、京唐港区、曹妃甸港区和黄骅港等重点观测站之间的信息传输网络, 完善了省、市两级海洋信息日报制度和月报制度, 与海区建立了海上溢油信息通报制度, 开通了海洋预警报手机短信服务业务等, 保证重大海洋水文气象观测数据准确公布, 及时为各级政府、沿海地区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公众提供有效的海洋信息服务。制定了《河北省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和《海洋赤潮灾害应急执行预案》《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执行预案》《海洋石油污染防治应急执行预案》等, 初步建立了海洋灾害远程视频会商系统, 在预防海洋灾害和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急监测及时化。高度重视海洋灾害的应急监测和预报工作。2010年1月, 河北省遭遇了30年一遇的罕见冰情, 省海洋局下发了《关于做好海冰灾害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 提出了6项措施要求, 组织海冰应急监测队伍, 出动2000多人次、行程近3万千米, 获取海冰现场监测数据162份, 发布海冰灾害冰情简报54期。2011年6月, 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发生后, 全省各级海洋管理部门积极应对, 共派出执法船艇270艘次、航时891小时、航程16800海里, 加大了对全省近岸海域尤其是北戴河海域的巡视频次和频率, 及时通报取样鉴定情况和事件发展趋势, 为做好应急准备提供了可靠依据。

基础研究前沿化。先后完成了河北省海洋环境容量及陆源排污总量控制、河北省海水入侵灾害调查评价、河北省海岸侵蚀灾害监测评价、河北省沿海风暴潮警戒水位核定、风暴潮预警报系统应用技术能力建设、河北省海岸带地质环境调查与脆弱性评价、海洋环境监视监测和海洋灾害远程应急会商系统、秦皇岛海域养殖经济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等多项研究, 保证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始终建立在科学严谨的研究基础之上。

坚持海洋开发与保护并举

海洋经济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河北省充分利用沿海有利条件, 全力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 集中力量加大沿海开发力度, 积极开展秦皇岛、曹妃甸新区和沧州渤海新区建设, 海洋经济快速崛起。为了妥善处理好海洋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 河北省海洋局按照开发与保护并举的原则, 积极探索“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有效途径, 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规划论证阶段及时提出环保要求。近几年, 河北省加快工业向沿海转移, 建设了一批沿海工业项目, 每个项目特别是国家和省、市重点项目, 省、市海洋部门都坚持提前介入, 积极协调和指导, 依法进行项目影响评价, 对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唐山曹妃甸工业区在规划设计时, 先后邀请国家海洋局勘测环评中心等30余家甲级设计、勘测、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 进行项目论证评审, 明确提出了加强污水处理和回用工程建设、搞好雨水收集和回用工程、建立健全严格的船舶停泊管理制度、按20年一遇标准建设风暴潮灾害防御工程体系和巨浪海冰预警预报体系等具体要求, 同时明确了固废综合利用、清洁生产认证、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具体标准, 力争将工业区对海洋环境的损害降到最低。

项目实施阶段集中搞好综合治理。唐山乐亭“三岛”是河北省重要的海岛资源富集区, 2009年开始进行旅游区开发建设。为有效解决内海淤积、岛岸侵蚀、沙滩萎缩、生态退化、植被破坏等明显削弱岛屿属性的生态退化问题, 唐山市专门成立了旅游岛管理委员会, 提出了“先整治后开发, 不整治不开发”的工作思路。委托国内多家科研院所进行了海洋环境质量调查、数模物模分析、生态环境地质调查、沙滩保护与利用规划等前期技术工作, 在引入项目之前针对不同的区域采取了不同的环保措施。仅2011年就投资3000万元, 对“三岛”中的石臼砣岛岛体、岸线进行修复整治, 加强对岛上多样的天然海岛生境的保护。同时启动诸多长期性生态环境监测项目, 全面掌握已有项目对唐山湾“三岛”及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影响。

经营运行阶段不断改进环保措施。京唐港是河北省的重要港口, 其建成运营以来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有效解决粉尘污染问题, 采取了一系列抑尘措施, 2010年修建了港区挡风抑尘墙, 码头装船卸船采用了封闭式皮带通廊方式, 对港区粉状物料存储场所全部安装固定喷淋和流动洒水设施, 煤炭和矿石存储场所还配置了吸尘车, 对落地散落物料及时回收, 港区粉尘污染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建立健全陆海统筹联动保护机制

为促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和陆域、流域环境保护相衔接, 河北省海洋局按照“陆海统筹、河海统筹”的原则, 建立完善了全省陆海统筹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机制, 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明确任务, 实行目标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 河北省海洋局和河北省环境保护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陆海统筹海洋环境保护沟通合作工作机制的意见》, 在每年召开的全省海洋工作会议上, 环保部门都要提出海洋环境保护的目标任务, 把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具体指标任务分解到沿海各设区市, 作为环保工作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河北省海洋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也对海洋环境保护的目标任务提出了硬性要求, 确定到2015年入海排污口和入海河口污染物达标排放率达到60%以上, 近岸海域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达标率达到90%, 重点监控区赤潮灾害发现率达到100%, 港口作业区、海上油气区等重点海洋功能区监控率达到90%。

协调联动, 形成整体合力。建立了由海洋、环保、水利、交通、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和沿海地方政府组成的海洋环境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和部门污染防治协调联动机制, 对各部门在陆海污染防治工作中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分工。规定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海上污染控制, 按照海洋功能区的环境质量要求, 强化海洋环境分级管理;环保部门要加强沿海地区工业和城市污染源管理, 控制陆源污染物入海总量;水产、交通部门分别负责水产养殖、港口船舶的污染物控制与治理, 防止污染事故发生;旅游、林业部门要加强旅游资源、沿海防护林和湿地的保护与建设;农业部门要大力推广清洁养殖、清洁种植, 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强度。实际工作中, 各部门各负其责、各行其职, 协调联动, 真正形成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合力。

突破难点, 加大治污力度。进一步加大城镇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业面源污染、旅游区污染治理力度, 取得了明显成效。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 工厂临海而建, 过去由于厂区地标太低, 不能并入城市污水处理厂, 公司厂区生活污水直排入海;2009年该公司投资800万元新建了一座日处理能力1500吨的生活污水处理站, 所有生活污水和车间冲洗废水并入生活污水管网, 统一经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 用于办公设施卫生用水、道路洒水降尘和绿化用水, 做到清污分流, 废水处理标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为了做好旅游区污染治理工作, 多年来河北省海洋局坚持“暑期无小事”的原则, 每年都要成立暑期秦皇岛海洋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具体负责各旅游区海洋环境监视监测工作, 有效保障了暑期秦皇岛海洋环境的安全。

促进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化规范化

为促进海洋环境保护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河北省海洋局注重不断完善海洋管理的法规体系, 加强制度建设, 有效促进了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

创新完善政策措施。制定下发了《河北省海洋局关于划分海洋主管部门核准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权限的意见》《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优化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工作的意见》等规章制度, 并印发了《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指南》《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签发指南》等技术规范, 使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

切实搞好规划引导。注重发挥规划的控制约束功能, 引导沿海地区自觉做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按照《河北省海洋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要求, 重点实施海洋污染控制、滨海生态保护与修复、海洋环境保护能力提升等3大类15小类61项工程。升级改造污水处理厂6个, 续建污水处理厂10个, 新建污水处理厂62个, 新增污水处理能力242.9万吨/日;新建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工程2个, 处理规模456吨/日;建设城市污水管网221.7千米;实施再生水利用工程12个, 再生水利用规模达到43万吨/日。这些工程全部完工后, 将初步形成完善的陆海统筹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监测评价和海洋环境监管体系, 基本恢复近岸海域和保护区陆域生态系统功能, 为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海洋生态保护 篇8

记者:赵局长, 首先请您谈谈什么是海洋生态文明,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 以及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赵利民:自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的命题以后, 社会各界对生态文明的概念已逐渐形成共识, 但对海洋生态文明的概念却至今未有较完整的表述。什么是海洋生态文明?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人类遵循人、海洋、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二是人与海洋、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发展的文化伦理形态。就海洋生态文明的内涵而言, 主要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三个方面。海洋生态文明的实质就是要建立以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海洋开发、利用、保护等理念和活动方式, 实现人与海洋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科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根据海洋自然生态承载能力, 积极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海洋经济产业。

二是维护海洋生态平衡。通过海洋环境整治、海洋生态保护及修复等措施, 确保海洋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三是大力发展海洋文化。要紧紧围绕建设海洋经济强国、强省的总体目标和要求, 着力推进海洋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建设, 深化海洋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努力建设符合国情、省情的海洋文化体系, 提高社会公众的海洋生态文明意识, 强化公众对海洋自然规律、资源禀赋、生态价值、生态责任等的认识, 自觉地关爱海洋、保护海洋、善待海洋, 为促进海洋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概括起来说, 就是以“人海和谐”的理念, 来规范人的意识、行为和道德,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推动“人类社会永续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其作用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目前, 浙江省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海洋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有力支撑。虽然海洋资源优势突出, 但大多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或资源更新、再生的周期比较漫长, 而海洋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也是有限的。随着各类开发活动的加剧, 海洋资源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形势不容乐观。长此以往, 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必然会遭遇到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因此, 有必要把建设生态文明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 从根本上破解这个难题。

二是打造“碧海蓝天”环境, 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建设海洋生态文明, 直观地讲, 就是要切实解决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 让浙江的天更蓝、海更清, 城市环境更加舒适优美, 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这是真实可感的, 是能惠及到人民日常生活的, 也是为子孙后代谋福祉的大事。

三是应对气候变化影响, 倡导“绿色发展”方式。近年来, 气候变化问题一直倍受关注。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洋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 延缓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 保护海洋环境, 修复海洋生态, 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大意义。同时, 海洋生态文明所倡导的循环利用、低碳经济的绿色发展方式, 也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记者:浙江是一个海洋大省, 海洋经济发展较快, 海洋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请问赵局长, 在以往发展海洋经济的过程中, 浙江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还存在哪些问题?

赵利民:浙江确实是一个海洋大省, 海岸线曲折绵长, 海域辽阔, 岛礁众多, 资源优势突出。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视海洋经济工作。2003年8月, 第三次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目标, 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 推动了海洋经济的发展。2007年,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把“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作为实施“两创” (创业富民、创新强省) 总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提出加快建设港航强省的奋斗目标和主要措施, 海洋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9年, 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09亿元, 占全省GDP的比重为12.5%。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沿海基础设施日趋改善, 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海洋已成为浙江省推动经济社会战略转型的一大突破口。

在发展海洋经济的过程中, 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 浙江省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是强化规划引领和调控。以资源环境容量调控不同区域开发强度, 强化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岛保护利用规划管理, 优化沿海产业空间布局。2009年以来, 积极筹划将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组织编制了《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主动邀请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清华大学专家来浙调研。2010年, 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任组长的中国工程院《浙江省沿海及海岛综合开发战略研究》项目组来浙江省调研指导。经过努力, 浙江省的海洋经济工作已得到国家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 2010年被国家有关部门确定为为数不多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之一, 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

二是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管理。有效实施海洋、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监督机制。加强了对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 细化了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评价管理程序和管理内容。制定实施《浙江省碧海生态建设行动计划》, 积极开展海洋生态建设。2008年以来, 在对已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管理工作进行考核的同时, 新建了宁波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和温州瑞安铜盘岛、台州大陈岛两个省级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重视渔业污染调查, 推进渔业污染治理工作。2008年开始, 全省各级海洋与行政主管部门认真组织开展了渔业污染源普查工作, 摸清了家底。

三是加大海洋环境监测监管力度。2008、2009年全省各级海洋环境监测任务完成率为100%, 拓展了监测内容, 增加了监测频率, 监测工作不断得到深化, 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开展了海上在线监测试点建设。同时开展“海盾”“碧海”等专项联合执法行动, 严格查处破坏海洋资源、环境的各种违法行为。

四是实施海洋生态环境修复。实施“310环境修复工程”, 开展人工鱼礁与海洋牧场建设、滨海湿地与海岛生态修复等试点;加强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和休渔期、禁渔区管理, 维护海洋与渔业生态安全。

五是加强海洋防灾减灾。启动省、市、县三级海洋灾害预警报和应急响应处置指挥系统建设, 组织指导沿海5市开展海洋灾害区划编制工作, 进一步健全海洋信息的媒体发布机制。

六是探索海洋文化建设。成立海洋文化研究机构。浙江省于2006年成立浙江省海洋文化研究会, 近年来又发展了一批团体会员,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海洋文化研究活动。举办系列重大海洋文化活动, 如, 先后在岱山、舟山成功举办了中国海洋文化节和中国海洋文化论坛, 在温州举办了2008、2009两届海洋生态文明 (温州) 国际论坛。建立一批海洋文化展馆 (公园) , 如, 岱山的系列海洋博物馆、舟山科技馆、杭州极地海洋世界 (公园) 等。深入挖掘海洋文化资源, 如, 浙江海洋学院组织专业人员开展了浙江省海洋文化资源调查工作, 于2009年完成了《浙江省沿海地区海洋文化资源调查报告》;该项成果清晰而扼要地梳理了浙江省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资源现状, 对摸清全省海洋文化资源、建设文化大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浙江省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海洋生态环境仍然面临着很大压力。由于浙江省海域受长江、钱塘江等入海径流携带大量营养盐和沿海城市生活污水以及工业废水排放等影响, 在2005年之前环境状况一直不理想, 2001年和2002年达到了历年来最高污染水平, 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的海域比例达80%。“十一五”期间, 国家加大了对长江流域的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浙江省也启动实施生态省建设和“811环境污染整治”等工程, 提高了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处理率, 加强了对陆源直排污染源的监管。随着陆源性输入污染物的减少, 近几年浙江省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有所改善。2006年以来, 海水中氮和磷含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富营养化程度有所缓和, 水质总体呈好转趋势;至2008年, 清洁和较清洁海水面积比例达到了35.5%;2009年, 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的海域比例下降为57%, 相比“十五”期间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 但还是容不得我们掉以轻心。因此, 只有通过海陆联动、跨区域合作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海洋生态环境污染问题。

记者:2010年浙江省委《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出台后, 作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浙江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思路是什么?重点工作有哪些?

赵利民:根据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 结合浙江省海洋工作的实际, 浙江省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思路是:按照“集约用海、科技兴海、生态治海、依法管海、全民护海”的要求,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构筑蓝色生态屏障;完善海洋资源环境管理体制和机制, 促进科学生态用海;加强海洋科普宣传, 提高公众海洋生态意识, 全面推进浙江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在上述工作思路的指导下, 我们将全力推进六大重点工作:

(一) 加强海洋科普宣传。构筑多元化的海洋生态文化宣传平台 (包括“全国海洋宣传日”系列活动、海洋专题会展、海洋科普教育基地、海洋公园、海洋环境志愿者队伍等) , 通过不断的宣传, 促进社会公众认识海洋、关注海洋、善待海洋。

(二) 加强海洋环境保护。通过规划调控、环境监测、工程监管、源头控制、执法监察等手段, 强化跟踪监管机制, 完善生态损害补偿制度, 提高排污成本, 逐步建立起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刚性机制, 尽快完善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体系建设, 实现主要入海河口和各类省级以上海洋保护区的监测全覆盖, 全面掌握海域环境质量状况与演变趋势、主要污染源的状况以及潜在的环境风险。

(三) 开展海洋生态修复。以推进海洋保护区、水产增殖放流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为主要抓手,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 积极探索曼氏无针乌贼等有浙江地方特色的增殖放流优良品种, 以达到涵养资源、修复生态的目的。前不久, 农业部东海区渔政局与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联合共建的“东海带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生态修复计划已经启动, 该保护区的面积比杭州市还要大30%, 生态修复作用相当可观;另外, 玉环县目前也在积极筹建漩门湾湿地公园, 这是浙江省唯一一个滨海湿地公园。依托于这些平台, 浙江省将逐步开展一场耕海牧鱼、固碳减排的海洋生态行动。

(四) 发展高效生态渔业。加快探索国内捕捞优化升级, 围绕“捕大捕优、保鲜保活、依靠科技、增值增收”的目标, 以控制捕捞渔船、规范渔具渔法与网目尺寸、管理渔场渔期和外来劳力、推进渔船节能降耗改造等为手段, 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的海洋捕捞业。围绕结构调整、要素集聚、产业升级, 加快推进现代渔业示范园区建设;按照高值、低耗、低排的要求, 推广一批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技术和模式 (包括生态立体养殖、渔船节能改造、温室绿色能源供热、循环水净化养殖等) ;充分发挥水生生物在固碳固氮、净化水体方面的作用, 大力发展以浅海贝藻栽培为主的洁水渔业 (碳汇渔业) 。

(五) 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围绕海洋环保综合考评、生态补偿、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等重点, 探索创新, 逐步完善海洋资源环境管理体制机制。探索建立并逐步完善“部门协同 (浙海网) 、区域合作 (长三角) 、试点探索 (包括海域招拍挂和生态赔补偿机制建立、重点港湾环境容量研究与污染物总量控制、生态围填海工程等) ”的体制机制。

海洋生态保护 篇9

一、建设海洋强国进程中面临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海洋物理学家、被誉为“海洋之子”的苏纪兰教授曾表示, 我国在实施新一轮沿海发展战略之时, 海洋可持续发展也会面临严峻的问题。目前, 虽然我国极其重视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 设法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 但是较之陆地生态保护, 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仍显薄弱[2]。

在海洋资源与环境方面, 我国在近海及邻近海域拥有的生境和物种十分丰富, 促使我国的陆架海成为全球生产力最佳的陆架海之一, 这也成为我国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源。但是, 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的影响, 在最近几十年, 我国的近海和邻近海域, 发生了海水的温度不断上升、海平面逐渐升高的现象, 这个现象还影响到海洋生物的地理分布及海洋物种的组成。另外, 由于捕捞过度、海水养殖过度、向海洋排污等因素, 我国的海洋经常出现绿藻、赤潮等生态灾害, 并使得渔业生物资源深受影响以致不断减少。值此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当头,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们在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二、建设海洋强国进程中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3]。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 而且, 海洋强国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部分[4]。当前, 中国推进实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 既彰显了我国对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海洋可持续健康发展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决心, 又对实现中国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5]。在推进实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过程中,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它对于建设海洋强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

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包括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在建设海洋强国的道路上, 要求海洋经济发达的同时, 拥有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也十分重要。中国进行海洋强国建设, 其主要内容包含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和加强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我国在海洋领域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的理念, 就务必要求我们在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过程中, 注重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按照海洋发展的自然规律, 以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作为基础, 既提高海洋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又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水平, 推进人和海洋长期和谐相处, 最终实现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

(二)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沿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生态环境出现问题终归就是发展方式出现了问题。我们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 一定程度上是对我们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入反思。中国海洋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是近海和海岸带, 现如今, 我们经济活动、城市建设都愈益临近海岸, 同时, 离岸海洋开发的陆地服务载体等工程建设, 也不断增大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压力,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主要包括涉海企业和沿海产业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和陆源排污。因此, 实现沿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三)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期盼的重要基础

能否吃到放心的海产、用上干净的海水、享受美丽的海景等都是非常基本的民生问题, 而这些很基本的民生问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身心健康紧密相联。只有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参与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才能实现海洋生态环境良好这个美好的目标, 与此同时, 也只有让人们不断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获得真实的利益,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这样才会让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成为人们自愿、自觉的行动。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为了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我国一定要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尽快改变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有害局面, 构建人与海洋长期和谐发展的新型人海关系, 让海洋成为人民热爱的真实而温暖的蓝色家园, 从而使我国真正成为一个海洋强国。

三、建设海洋强国进程中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举措

(一)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海洋生态文明理念

理念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脉, 是人们的精神家园, 是人们指导措施的前提和基础。海洋生态文化及其理念是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支柱, 会为海洋强国的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 所以我们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海洋强国战略之中, 用生态文明理念去指导海洋文化建设的思想和行动。我们要将培养海洋生态意识作为大力发展海洋生态文化的重心, 将生态文明理念多角度渗透到海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中, 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所有环节, 让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理念体现在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等各个领域。

我们应该继承与发扬海洋文化的传统精华, 发展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海洋生态文化, 争取在社会形成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互相协调的海洋生态文化观。着力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宣传及其教育工作, 着重建设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海洋公园等涉海科普类教育基地。尽快建立健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机制, 提升公民投身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自主性, 形成关心与爱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社会气氛, 力争在社会树立海洋生态文明的理念。

(二) 加快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

我们要大力促进海洋经济与海洋科技两者交融, 推动海洋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我们应该改善和加紧保护海洋环境, 确保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 建设海洋民生工程, 提升海洋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6]。加快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以及海洋文化产业, 努力推动海洋公共服务业和涉海金融服务业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着力推进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提升涉海高新技术产业在涉海产业中的占比, 推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辐散。

加快转变海洋经济的发展模式, 主要是实现海洋经济活动方式和各涉海产业发展的绿色化,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海洋经济发展布局、涉海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涉海领域节能减排。首先, 依靠各海域和不同地区的涉海产业基础、海洋环境容量、海洋资源能力和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力, 按照以陆促海、以海带陆、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根本原则, 产生特色鲜明、定位准确、层次清晰的海洋经济发展布局;其次, 在涉海产业培育和升级的过程中, 要表现海洋环保的需求, 务必于海洋经济发展中推动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 着力发展绿色经济, 建构我国沿海区域的绿色产业体系;最后, 目前在海洋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 涉海领域的节能减排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海洋经济领域发挥更大效力的有力举措。

(三) 深入开展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部署的具体表现, 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也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我国国家海洋局于2013年2月16日对外界公示了第一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名单, 其中包括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在内的十二个市、县 (区) 入选了我国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名单。惠州市和深圳市大鹏新区在2015年12月15日也被评为了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这标志着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们要深入开展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建设, 加快建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屏障, 主动探索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模式。我们必须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试点地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积极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方式, 科学制定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发展举措, 在资金方面尽全力做到满足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需求;尽快完善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指标体系与考评办法, 科学引导国家级和省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建设, 强化示范区的规范实施。

(四) 提升海洋综合管控能力, 保障海洋生态环境安全

为了保障海洋生态环境的安全, 我们必须提升海洋综合管控的能力。目前,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的总体情况并不乐观, 保护与改善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在沿海地区对重点海域的排污总量进行监控, 尽力减少主要入海污染物的总量。我国应该大力推进各类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建设和规范化管理, 努力保障全国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安全。我们应当加强保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 努力提升滨海湿地与海岛的植被覆盖率;加大海洋行政监察的执法力度, 坚决打击各种涉海违法违规行为。

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 我们要健全与完善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建立起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预警评价体系, 积极使用“绿色核算体系”, 同时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海域合理使用和海洋灾害预警等方面加强理论研究和立法工作。在开发与利用海洋的过程中, 我们要秉承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用海、依法用海的原则, 维护海洋生态健康, 保障海洋生态安全, 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7]。

四、结语

建设海洋强国, 是党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 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8]。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海洋生态文明, 就更加关系到我国人民的利益, 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中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加强我国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既能够大力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又会对全球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因此, 我们应该大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努力建设海洋强国,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摘要：我国要建设海洋强国, 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一个海洋大国, 我国的海洋如今出现了海洋资源锐减、海洋污染日趋严重、海洋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退化等严峻的形势。为了实现我国成为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 我们必须加大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力度, 加强全国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从而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海洋强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2]裘颖琼.中科院院士苏纪兰:开发海洋不容小视生态环境保护[EB/OL].[2015-12-20].http://www.cusdn.org.cn/news_detail.php?id=218158.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4.

[4]习近平.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N].人民日报, 2013-08-01 (001) .

[5]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蔡榕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中之重[N].中国海洋报, 2013-08-21 (001) .

[6]朱坚真, 闫柳.基于点轴理论的珠三角区域海洋产业布局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 2013, (04) :18-27.

[7]马德毅.发展海洋科技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海洋强国[J].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2, (12) :55-56.

海洋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篇10

1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和分类

海洋生态补偿源于生态补偿的概念而提出, 因国内外对生态补偿概念理解千差万别,所以目前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也尚无公认的定论。有些学者认为海洋生态补偿是一种海洋资源环境 保护的经济手段,即通过一定的政策或市场途径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目的是支持和鼓励保 护海洋生 态环境行 为[1]。也有些学者认为海洋生态补偿是对生态功能的补偿, 是使受损害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恢复到初始状态而人为采取的修复活动[2,3]。此外,还有些学者提出海洋生态补偿应包括海洋生态保护 补偿和海洋生 态损害补 偿,属于 “外部性内 部化”[4,5]。

之所以在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界定存在较大的差异,原因在于海洋生态补偿的分类标准过多。笔者认为,根据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外部性的性质,海洋生态补偿可分为增益型补偿 (正外部性内部 化)和抑损型 补偿 (负外部性 内部化)。

增益型补偿是指因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生态保护的受益人或海洋资源的所有者对海洋保护者和建设者以及付出代价者进行弥补。如国家建立海洋生态保护区,保护区内的民众做出牺牲,或丧失发展机会,应该得到补偿[6],增益型补偿体现“谁受益,谁补偿”原则。

抑损型补偿是指海洋开发和利用者在利用海洋资源的过程中造成海洋生态损害,作为责任方应对海洋生态服务的损失进行恢复和补救,海洋资源托管方的政府代表整个社会对海洋生态损害的责任方进行求偿,抑损型补偿表达了“谁破坏,谁补偿”的准则。

国外对海洋生态损害的补偿体现在专门的法案中。“Compensation”确指赔偿,是责任方的过错行为(故意、过失或违法)对他人造成损害而赔偿对方全部损失,带有惩罚性,责任方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7]。例如美国制定有《清洁水法(CWA)》《油污法(OPA)》《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赔偿 法 (CERCLA)》[8]。其中CERCLA确立了潜在责任方的赔偿义务,规定向美国的通航水域排放有害物质的责任方有义务承担一切消除成本和必要的应对成本,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损害和合理 的评估费 用[7]。欧盟的 《环境责任 法令》(EC指令)第6条规定如果经营者对该指令所保护的自然资源造成了严重损害,公共机构有权要求其采取必要的修复措施,损害赔偿金要优先考虑修复成本,此外经营者也必须承担修复期间的自然资源损 失[9]。上述法律 都规定自 然资源损害应该是补偿性赔偿的而非普通法原则下的惩罚性赔偿[7],其生态损害赔偿自然均属于抑损型赔偿。

2海洋生态补偿主体和受偿对象

构建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明晰权责关系,调节相关利益者经济利益来实现对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因此界定补偿主体和受偿对象,明确相关利益方是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补偿主体是负责筹集资金、实施补救的义务方。增益型补偿主体是海洋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人或海洋资源的所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

在海洋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国家直接享受海洋生态保护和建设成果,是海洋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人,因而是增益型生态补偿主体。受偿对象是海洋保护活动的建设者以及为配合海洋保护 做出牺牲者和利益受损者,例如,因限制捕捞而被迫转产转业的渔业企业和个人、近岸生活的居民等[10]。

抑损型补偿主体是造成海洋资源和生态损害的责任人,也是海洋资源的使用者,主要包括渔业捕殖企业和个人、海洋工程开发企业等。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海域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对于海洋资源开发的生态损害或破坏,国家有权提出赔偿请求,故应为生态补偿的受偿对象。但是国家只是一个相对抽象的主体,在具体的实施中,具有管理主体资格和能力的政府才真正是实际的受偿主体。在我国,国家海洋局代表国家行使海洋环境的保护权,因此国家海洋局及地方海洋行政管 理部门是 抑损型生 态补偿的 受偿对象[11]。

国外海洋生态补偿一般是指抑损型补偿,补偿主体也即赔偿主体,是指“法律规定的应对自己损害海洋自然资源的行为负责,并对该损害进行赔偿的人”[8]。补偿主体负责赔偿对自然资源的损害、破坏或损 失并承担 相关评估 费用。 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和区域组织制订了多个自然资源损害评估法案,对补偿主体进行了界定 (表1)。

国外在明确受偿对象时具有一致性,即建立托管人制度,任命特定的主管机构作为特定自然资源的托管人。托管人有权对造成自然资源损害的经营者提 起诉讼和 损害赔偿[9]。托管人除 具有索赔权外,还可以评估海洋生态损害并有权选择合理的修复措施。

美国《综合环境处理、赔偿和责任法》和 《油污法》规定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是海岸及海洋资源的托管 人[12]。同时,美国建立 了由生物 学家、资源经济学家和律师等组成的地区损害估算团队来协助受托人估算自然资源损害,制订和评估修复方案,以及通过谈判或诉讼的方式获得损害赔偿。

欧盟《环境责任法令》(EC指令)规定成员国具有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起诉资格,并要求成员国任命主管机构作为有关自然资源的受托人行事,由其承担估算自然资源损害和决定适当的修复方案。然而,EC指令将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排除在了自然资源损害权利主体之外,非政府组织和私有自然资源无权要求污染者直接赔偿 损害,但有权要求主管机构采取措施修复损害, 并对即将采取的修复措施提请观察[9]。

3海洋生态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是实现生态补偿的依据,解答 “补偿多少”的问题。综合而言,确立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依据主要分为3种:基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标准、基于直接经济损失标准以及基于海洋生态损害的修复标准。

3.1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标准

早在1997年Constanza等[14]将全球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分为17种类型,并首次测算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平均为每年33万亿美元,其中海洋 生态系统 价值占比63%。2001年,联合国启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项目,提出了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框架[15]。据此框架,学术界较为统一地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 分为供给、调节、文化和支 持功能四 大类[16]。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研究成果,学者纷纷以此作为确定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依据。

Paulo A.L.D.Nunes等[17]将旅行费用法和意愿调查法相结合,测算了保护荷兰海洋环境免受赤潮、船舶搁浅等海洋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价值。

Karl Van Biervliet等[18]利用意愿调查法,计算了比利时北部海岸不同石油泄漏事故造成的 海洋非使用价值的损失量。

在抑损型补偿 中,我国学者 彭本荣、洪华生[19]基于厦门湾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出厦门湾每平方米围填海造地的生态损害价值为279元;刘容子等[20]根据围填海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量化了福建省13个海湾的围填海的生态损害。赵斐斐等[21]利用意愿调查法评估连云港海滨新区潮滩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一步作为连云港海滨新城围填海工程对湿地生态破坏的补偿标准。

对于增益型补偿,韩秋影[22]基于广西合浦海草示范区的海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包括近海渔 业价值、护堤减灾价值、科研价值和净化水质价值的量化评估,进而整合为海草示范区所有者的受益价值,结合利益受损渔民的实际损失,得出广西合浦海草示范区建设国家对渔民的补偿强 度为3 443元/户。

以上研究的共同点是,以海洋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支持服务、调节服务和生境服务等的经济价值为标准,或是基于不同用海方式对服务价值的损害程度,利用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将建设项目导致损害的物理量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损失量, 进而将损失的 货币量作 为补偿量 的参考标 准。 或是针对某种海洋资源保护措施,例如设立海洋自然保护区,据此将增加或维护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转化成货币量作为补偿标准。

用公式表述为海洋生态补偿标准为

式中:i为受到损害/增加的生态服务类型;n为受到损害/增加的生态服务类型数目;Vi为第i种生态服务受损/受益价值折现后总量;S为生态损害/保护区的面积。

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货币化评估是依据该标准实施生态补偿的难点和分歧点,经量化后的损 益价值直 接决定了 补偿量的 多少。 但由于海洋具有整体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很难辨别资源开发或保护到底在什么范围、多长时间带来了何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下降或增加,如果估算出的价值 偏大,超出了人 类社会生 产的价值,补偿主体较难接受。因此,有学者指出应把基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

3.2直接经济损失标准

直接经济损失是指海洋资源开发直接造成资源产量或生态服务功能下降所引起的财产收益的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标准要求受损的资源或生态服务有相应的市场价格或替代价格。增益型补偿的直接经济损失标准为保护自然的成本损失,包括保护区的管理、建设成本损失,保护区当地居民因让渡产权而丧失的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损失。李京梅、孙晨以山东省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以保护区建设导致居民放弃从事渔业捕捞、水产养殖、盐业、农业的经济收入,作为样本村居民补偿标准所获得的补偿标准[23]。抑损型补偿的直接经济损失标准指依据建设项目影响海洋生物资源的范围和程度,根据受影响的海洋生物资源的市场价格, 计算受损害的海洋生物资源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而将此作为补偿量的参考标准。

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Y为补偿额;n为受损的海洋生 物资源类 型;Di为生物密度(kg/hm2);S为受到污染的面积;P为当地海洋生物市场价格(元/kg)。

该补偿标准在计算渔业资源补偿费时较为常用。2008年4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该国家标准成为确立渔业资源损失补偿 费的依据。 同时山东、浙江等沿 海省、市、自治区出台地方性法规,明确造成渔业资源损失应向当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缴纳渔业资源损失赔偿费,赔偿费额度的确定为直接经济损失标准。该标准充分考虑了用海建设项目的生物资源损害代价,但没有完全考虑所损失的生态服务功能社会总效用,因此一般将此作为海洋生态补偿的最低标准。

3.3海洋生态损害修复标准

实施海洋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并使受破坏的海洋生态系统或海洋资源发挥原有的服务功能。目标在于保持生态功能的基准水平而不是人们福利水平的不 变。依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损失征收的生态补偿金不 能完全用于上述目的,因此国外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与管理更侧重生态修复。因而修复费用成为确定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参考依据之一。该方法能避免获取经济损失尤其是非使用价值损 失有效评估的困难,符合生态补偿的目的。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评估框架 (NRDA)强调通过实物生态修复项目实现公共补偿,并在有关法律中做出了明确规定。

《油污法》要求自然资源的受托人应把补偿资金花费在“修复、替换遭到破坏的自然资源,或获得等同的自然资源所用的开支”[24]。

1997年,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颁布了评估自然资源损害的指导文件,建议应基于修复工程计算生态损害的补偿,用修复工程成本度量损害。并推荐使用生境等价分析法 (habitat equivalency analysis,HEA)对船舶搁 浅、溢油事故和有害物质排放等处的自然资源进行受损评估,估算生态系统或生物要素提供服务所受到的损害,并进一步制订修复计划、确定修复规模作为对公众的补偿额[12]。

1997年,美国商务 部、内政部把 应用HEA研究珊瑚礁和海岸受损索赔的案例编入自然资源损害评估NRDA指导手册。

2004年,一项针对全美22个州的NRDA的调查显示,收集的88个案例所采用的评估技术, 其中18%的方法是等价分析法[25]。2004年欧洲 《环境责任指令》发布,专门成立了“欧盟应用资源等价分析法评估环境损害”项目,开展等价分析法(equivalency analysis method,EAM)的工具箱和案例研究。

基于海洋生态损害修复的补偿标准包括3个部分:一是把受损的海洋资源及其服务功能恢复到基线水平的 修复成本,即初始性 修复措施 成本;二是从损害开始到资源恢复到基线水平期间的功能损失补偿,即补偿性修复措施成本;三是执行损害评估 产生的合 理成本,包括损害 评估费、行政执法 费、数据收集 费用及相 关监控成 本等[9]。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海洋生态补偿研究中开始重视生态修复,针对溢油事故、围填海造地等造成海洋生态损害,采用等价分析法,提出人工种植红树林、建设人工湿地、海洋生态保护区等修复措施,评估修复补偿规模。如李京梅等利用生境等价分析法对胶州湾围垦生态损害进行评估,测算出通过人工种植沼泽植被来修复受损湿地生境所需的工程规模为358hm2[25]。杨寅、韩大雄等运用生境等价分析法估算出修复我国某海域溢油事故损害所需替代生境红树林工程规模为347.99万m2[26]。

4海洋生态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方式是补偿得以实现的具体表现形式。按照不同的准则可将海洋生态补偿的方式分为不同体系。依据补偿实施主体和运作机制可以分为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按照补偿对象和客体获得补偿的形式可以分为经济补偿、生境补偿、资源补偿、政策补偿和智力补偿[27,28]。本文仍然按照增益型补偿和抑损型补偿分类梳理补偿方式。

4.1增益型补偿方式

增益型补偿形式多样,包括货币补偿、资源补偿、政策补偿和智力补偿等。增益型补偿方式在渔业资源管理、建设项目用海等补偿已经有具体应用。例如,21世纪初国家拨出专项资金支持海洋渔业减船转产工程,实施渔船报废制度,拨出专项资金对渔民予以补助,并详细规定了我国退出海洋捕捞渔民的补贴标准和资金的使用范 围;为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我国从2001年开始实施《渤海碧海行动计划》;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的人工增殖渔业资源措施;中央政府和各沿海地方政府建立海洋生态资源的生态补偿制度,通过制定各项优先权和优惠待遇的政策给予受偿 者权利和发展机会的补偿;对被补偿地区开展免费的技术咨询 和指导,培训受偿 地区的技 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以提高补偿对象的生产技术和收入水平。如我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每年举办的渔民转产转业培训。

4.2抑损型补偿方式

抑损型补偿一般以货币补偿和生态修复为主。21世纪初,部分国家和政府开展了围填海造地的生态修复补偿实践,如日本专门设立再生补助项目;美国提出生境保育计划(HCP)和湿地保护银行(WMB)[29]。

我国抑损型海洋生态补偿方式最初以货币补偿为主,对需要占用海域资源的填海造地等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征收海域使用金;对造成海洋生态损害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等处以经济罚款,并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了赔偿额度。我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目前发生在我国沿海的溢油事故生态损害赔偿主要依据国家海 洋局2007年 《海洋溢油 生态损害 评价技术 导则》。近年来,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也越来越强调对填海造地、海洋溢油事故等造成的生态损害使用生境修复补偿方式。如,通过建设海草床、人工红树林,建立人工湿地、退田还海等措施,实施海洋生态补偿。

5结论

生态补偿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相对来说,我国海洋生态补偿仍然处在探索阶段。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来看,我国海洋生态补偿还存在以下不足和空白。

(1)缺乏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依据。当前我国并没有出台国家层面上的海洋生态补偿的专门立法和技术指导。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零星存在于《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环境法律体系中。虽然沿海地区个别省份出台了海洋生态补偿的地方性法规,但其无法用来指导全国的生态补偿。总体来看,涉及海洋生态补偿的法律规定大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较弱,没有明确界定海洋生态补偿的责任主体、补偿范围及标准、程序及补偿金的使用管理等关键要素,造成海洋 生态补偿 实践中无 法可依,执法无据的局面,致使利益相关者无法依据法律明确权、责、利关系,因而海洋生态补偿进展缓慢。

(2)补偿标准确立的依据不完善。相较于国外自然损害补偿制度而言,目前我国海洋生态补偿以货币补偿为主,较少重视生态修复。学者们在探讨补偿标准时多是以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益的货 币量为依 据,建议给予 多少经济 补偿。然而,实施海洋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使受损的海洋生态系统发挥原有的服务功能。根本目标在于保持生态功能的基准水平而不是人们福利水平的不变。货币补偿为主征收的补偿金大多用于满足人们生活、安置、迁移、生产等需求,真正用于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生态损害修复的很少,不能实现上述海洋生态补偿目标。同时货币补偿的金额往往不足以修复受损生境,易导致自然的净损失。因此在确立补偿标准时应以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花费的修复成本为主,通过成立专家评估小组和监督组织,确保补偿用于生态修复。在无法选取合适的生态修复项目或修复项目费用远超出人们的承受能 力情况下可采取直接货币补偿。

(3)现行补偿 标准的计 量方式存 在不合理 性。即便是采取货币补偿,确定补偿量时采用的计量模型方法具有争议性。欧美一些国家的法律和国际条约,不承认用模型计算出的经济价值结果。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决定了海洋生态系统提供的某些服务功能的价值(非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难以量化。意愿调查法历来是对非使用价值进行货币化量化时唯一可用方法。该方法具有简单易操作的优点,但由于该方法取决于受偿者的主观意愿,主观性太强,难以保证评估的有效性与公平公正性,评估结果往往夸大实际价值,造成海洋生态补偿标准制定过高,补偿主体较难接受。此外因获取海洋损害相关数据的困难性,评估价值时采用到的其他环境经济学方法是否合理也有待商榷。

摘要：海洋生态补偿不仅有利于保护海洋资源,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是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海洋生态补偿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由于研究视角差异导致的概念界定模糊、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不一等问题。文章基于海洋生态增益型补偿和抑损型补偿的基本分类,针对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建立的关键点,分别从补偿主体与受偿对象、补偿范围与标准、补偿方式3个侧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希望对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篇11

关键词：海洋生态；生态补偿；生态系统

生态补偿是经济发展中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和制度安排。关于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国内外众多学者从生态行政学、外部性理论、海域承载力等角度探讨了海洋生态补偿的必要性；从海洋生态补偿原则、主客体、方式、标准、法律、资金来源等层面探讨了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从海洋生态补偿的实例研究方面，探究了海洋渔业资源、局部海域、海洋自然保护区、填海造陆项目等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和模式。[1]总体而言，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健全。原因在于基于海洋生态资源的流动性、连通性、整体性等特点，导致海洋生态价值和补偿标准难以评估和确定；根本原因在于，由于海洋生态资源的外部性特征，人们对海洋生态价值认识不够，加上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行为，成为制约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难以运行的瓶颈因素。

1 概念

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人类与海洋等自然环境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的各方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2]

作为生态补偿的一个具体类别，海洋生态补偿的目的是实现人海和谐、促进经济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在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改善过程中为了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对海洋生态保护作出贡献者和因海洋保护利用而利益受到损害者给予资金、技术和实物上补偿的环境政策。为了调整海洋开发与海洋生态保护的关系，促进海洋资源的集约利用，迫切需要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调整和平衡海洋生态受益者、保护者、破坏者、建设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2 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生态系统方法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全面方式，是一个按照生态学原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生态系统进行思考和制定行动计划的框架，是对包括国际生物多样性、湿地、海洋、水域等保护在内的国际环境保护最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的方法。在海洋管理领域，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认为，生态系统方法为海洋和海岸带管理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如图1所示。与传统的基于单个物种或者单一问题的分散管理不同，运用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管理综合考虑了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特别是影响海洋资源利用的人类因素。而我国目前还没有采用生态系统方法来进行海洋管理，使得政府在进行海洋决策时不能充分考虑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对海洋生态的实际和潜在影响，因此，在海洋综合管理中运用生态系统方法对海洋活动进行生态补偿，对于维持海洋生态平衡是非常有必要的。

200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为生态系统方法制订了12条基本原则，IUCN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根据优先级对这些原则进行了划分，结合生态补偿的实践，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大体可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1）通过实地或书面调研，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风俗习惯等了解当地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为生态补偿提供数据支持。

（2）进行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变化调查，评估海洋生态资源价值的变化量，确定生态补偿范围。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方法，建立经济模型，对比历史数据，确定生态服务功能变化的程度，进而运用环境影响价值评价方法，对海洋生态资源价值的变化进行量化，以确定生态补偿的范围和程度。

（3）进行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海洋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受特定海洋活动影响的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补偿主体包括破坏生态系统服务的群体和分享因他人的贡献而增加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群体；补偿客体包括原本享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损害的群体以及对恢复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有贡献的群体。

（4）确定补偿方式和补偿模式。补偿方式包括资金、政策、实物补偿；补偿模式包括政府单方面主导生态补偿的实践，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或政策支持等对海洋生态建设的保护者和贡献者给予补偿并对海洋生态的破坏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市场模式是依托市场法则来规范海洋开发利用行为，将生态服务功能或环境保护效益打包推入市场，实现海洋生态资源的价值补偿；政府和市场联合调控。

（5）确定具体的生态补偿实施计划，并对计划实施过程进行适时监测和对实施结果进行评估，以便确定生态补偿的效果是否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并达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的目的。

3 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3.1 生态补偿模式

我国的生态补偿主要是通过政府收取生态效益补偿费或者生态税的方式来建立生态补偿基金，缺乏市场化的补偿模式。由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开发现象普遍存在，海洋生态利用上的负外部性已大大超过政府能独立调控的范围。

3.2 生态补偿标准确定

我国的生态补偿标准主要通过生态效益的价值计量或核算确定，缺少利益相关者双方的讨价还价。事实上，由于生态补偿标准涉及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和人们的意识的方面，单纯采用理论方法计算的生态补偿标准往往难以被接受。

3.3 生态补偿资金

不同于国外通过财政援助、开征生态税收、绿色环保税收等方式，中国没有专门的海洋生态税，现行的资源税费并没有将海洋资源纳入保护性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征收范围，投融资渠道狭窄。

3.4 生态补偿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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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关于海洋生态补偿的实体规定比较分散，存在适用空间有限、内部冲突难以协调、可实施性不强等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例如《环境保护法》没有涉及生态补偿问题；《海洋环境保护法》作为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虽然对生态补偿有所规定，但缺乏必要的实施细则。部分沿海省份虽有专门立法，但适用范围有限、效力较低、缺乏上位法的指导和约束，不同区域立法之间还存在冲突。

3.5 海洋监管体制存在问题

海洋综合管理政出多头，缺乏统一规划指导，造成管理上的混乱，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中央的纵向补偿以及区域间的横向补偿难以开展，严重影响了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4 完善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展望

4.1 拓宽财政投资融资渠道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全社会支持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融资体制。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投融资体制，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努力增加公共财政对生态补偿的投入，又要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参与，[3]拓宽生态补偿市场化、社会化运作的路子，积极探索资源使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的补偿模式，提高治污效率逐步建立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生态补偿和生态建设投融资机制，积极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第一、通过征收海洋资源税的形式来筹集海洋生态补偿资金；第二、设立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专项基金和发行国债，将“海洋资源利用补偿费”的专项资金纳入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用于保障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三，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从制度上制定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相关的生态补偿支出项目，用于保护和利用海洋资源；第四、对于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推广优惠信贷，既能刺激借贷人有效使用贷款，也可以提高贷款资金的生态效率。[4]

4.2 建立海洋生态价值评价体系

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就是建立科学的海洋生态价值评价体系，为确定海洋生态补偿标准和方式提供科学依据。具体而言，应该加强海洋生态资源价值的数量化技术研究，建立专门性的评估机制和评估机构，为生态补偿提供数量化的技术保障。[5]其中，评估机构的设立条件、程序、监管和评估人员的资质、监管以及机构与人员的法律责任，可以通过《海洋生态价值评估办法》予以制度化。其次，建立海洋生态资源存量的调查和统计制度，充分掌握区域海洋生态资源存量的历史变迁和现状变化，确定海洋生态资源存量的合理值，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数据支持。

4.3 完善海洋生态法律机制

完善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建多层次的海洋生态补偿法律体系，能够为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运行实施提供合法性依据和法律保障。首先，完善海洋生态补偿的实体法。对海洋生态补偿不同层面的立法进行有效整合与梳理，制定立法层次更高的《海洋生态补偿法》，并在环保基本法中明确海洋生态补偿制度，使国家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法制化和规范化。通过《海洋生态补偿法》规定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原则、主客体、范围、方式和标准等，使海洋生态补偿制度上升为环境保护法的基本范畴，以满足生态补偿实践的需要。其次，完善海洋生态补偿的程序法。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必须满足行政程序和救济程序。行政程序包括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实施公告、登记、核算补偿金、公告补偿方案和听证、支付和争议处理；救济程序包括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对于行政补偿金额所产生的行政纠纷应一律遵循“司法终局”的原则，积极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诉讼权益。程序正义是保证实体正义、实现法治的必要手段，程序公正具有独立的价值。通过实现生态补偿程序手段和行政救济途径的规定，推动生态补偿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有利于实现生态补偿的公正和合理。

4.4 完善海洋监管体制

首先，明确海洋行政管理各部门的权力和职责范围，杜绝政出多头造成的混乱。其次，出台具体规定明确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办法、监督办法，保证专款专用，使得海洋生态补偿资金能够合理、有效使用。沿海各省可以设立海洋生态补偿专项基金，由各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支付，同时建立明确的处罚机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使用、谁补偿”的原则，对海洋资源的占用应缴纳补偿费。再次，完善行政管理、海洋监测、行政执法及保护区管理等海洋生态监控综合机制，定期开展近海生态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的定期调查评价，同时建立生态保护监督网络和举报机制，形成点面结合、专业执法的海洋生态保护和监督机制。[6]

事实上，我国的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研究才刚刚起步，远落后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当务之急，我们需要研究确立在国际和国家水平上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框架，制定在地方水平上开展海洋生态补偿的实践，通过借鉴国内外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完善我国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为我国的海洋开发和环境保护提供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必须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统筹区域发展为主线，以体制创新、政策创新、管理创新为动力，因地制宜选择生态补偿模式，不断完善政府对生态补偿的调控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逐步建立公平公正、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努力实现生态补偿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恢复海洋生态平衡、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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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秀梅，宋彦龙，戴桂林，等.中国海洋生态资源环境问题与海洋生态补偿对策分析[J].海洋湖沼通报，2013（2）：146-154

[2] 汪思龙，赵士洞.生态系统途径——生态系统管理的一种新理念[J].应用生态学报，2004（15）：2364-2368

[3] 蒋飞.海洋生态文明视野下生态补偿机制初探[J].改革与开放，2012（11）：55-56

[4] 王淼，段志霞.关于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J].中国渔业经济，2008（3）：12-15

[5] 廖一波，寿鹿，曾江宁，等.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现状和展望[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3）：47-51

[6] 刘慧，高新伟，黄秉杰.完善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路径探讨——基于康菲石油案对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法律的挑战[J].生态经济，2013（2）：184-189

海洋生态保护 篇12

1 国内外海洋保护区(海洋公园)发展概况

现阶段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并把国家公园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重要形式,国家海洋公园是其中主要类别。自1937年美国建立哈特拉斯角国家海滨公园以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日本、韩国等相继开展国家海洋公园建设[2]。这些海洋公园有效兼顾海洋保护与开发,以澳大利亚大堡礁国家海洋公园为例,其面积占大堡礁总面积的98.5%,经过多年的保护与管理,大堡礁国家海洋公园不仅实现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有效保护,而且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每年吸引全球数以万计的游客,旅游收入超过45亿美元[3]。此外,随着当前世界渔业捕捞强度不断加大,渔业资源日益枯竭、渔民收入逐渐下降;海洋公园对渔业捕捞有所限制,渔业资源因此得以恢复,并且为渔村渔民增加餐饮、服务、旅游观光等多方面的收入,最终提高渔民收益、改善渔民生活[4,5]。

我国海洋保护区(海洋公园)由于建立时间较短,无论区域面积还是发展模式都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目前我国海洋保护区政策是以单方面保护为主,更多关注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而对保护区建立后其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关注较少[6]。自国家海洋公园设立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兼顾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新模式,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成果[7,8,9]。

2 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基本情况

2.1 地理位置和功能分区

浙江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位于浙江省象山县东南海域,总面积5 700hm2,其中重点保护区41.2hm2、生态与资源恢复区178.7hm2、适度利用区2 492.6 hm2、预留区2 987.5hm2(表1)。渔山列岛岛礁总数量为54个(其中岛屿13个、礁41个),目前开发利用的北渔山岛为有居民岛,面积50hm2,现有村民198户498人,其中常住村民40户70人。

2.2 资源特色

2.2.1 环境优美

渔山列岛属于典型岛群生态系统,海岸曲折、岛礁棋布、水道纵横、气候宜人、水质清新、环境优美。与浙江近岸其他海域相比,渔山海域的海洋环境质量更为优良,是我国东部少有的集环境、资源、区位等优势于一身的海域。

2.2.2 资源丰富

由于多种水系交汇,渔山海域生产力水平较高,调查发现浮游植物有135种、浮游动物有65种、底栖生物有119种、潮间带生物有84种[10]。渔山列岛地处我国传统的渔山渔场,是带鱼的产卵场之一,大黄鱼、带鱼和多种虾类均在此索饵、栖息、生长和育肥,贝藻类资源也十分丰富。

2.2.3 景点众多

渔山列岛的自然地质地貌特征较为独特,以海蚀地貌为主,兼具高、险、奇的特征,天然形成仙人桥、一线天等景点。渔山列岛依托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丰富的地理、生物资源,成为天然的海钓、避暑、野外运动目的地,并被誉为“亚洲第一钓场”。

2.2.4 文化深厚

宁波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渔山列岛海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水道,2008年在渔山列岛海域发掘出的“小白礁1号”水下沉船出水清代文物千余件[11]。北渔山岛灯塔建于1895年,曾被称为“远东第一大灯塔”,是当时海上交通避险保航的重要设施,也见证了当年海上丝路的繁荣。

2.3 管理机构设置和管控措施

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管理局挂靠在象山县海洋与渔业局,独立行使保护区(海洋公园)的管理职能。海洋公园坚持“保护为主,适度开发”的原则,实行总量控制,通过实施捕捞许可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控制渔业资源利用,要求海洋捕捞渔船每日限制在40艘以内;按照保护区环境容量控制要求,要求日接待游客人数限制在500人次以内,登岛人数限制在150人次以内。

3 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旅游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压力

近年来渔山列岛的旅游知名度不断提高,每年登岛的游客络绎不绝。据刘迅等[12]测算,当前景区年累计游客量为13万人次,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多,渔山列岛海洋生态环境压力较大,密集的海钓活动对恋礁性鱼类栖息地存在一定不良影响。

3.2 渔业生产对资源损耗较大

渔山海域有经济价值的贝藻类种类繁殖是保护区重点保护对象。渔山列岛实行厚壳贻贝的限额采捕制度,即当年采捕当年招标,由管理局、渔村和企业三方共同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贻贝资源滥采滥捕的现象。但对荔枝螺、亚洲棘螺、角蝾螺、嫁和牡蛎等种类的采捕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由此造成低潮线附近的亚洲棘螺和角蝾螺数量锐减,荔枝螺数量明显减少且个体也偏小。

3.3 基础设施建设对自然生态造成一定影响

为改善船舶靠泊条件和活动戏水场所,对小澳内的大型砾石滩进行平整,并修筑挡水堤坝,致使此区域内部分固着性物种的生物量下降。

3.4 管理机制有待健全

目前保护区管理局实行定期、专人巡查制度,派驻专人从事日常监管工作,切实落实国家和地方实行的禁渔制度或限额捕捞措施,对海洋生物资源进行有效保护。但渔山列岛仍然存在“谁投资、谁监管”的粗放型管理模式,而且保护区管理涉及军队、政府部门、基层组织等,管理复杂程度高,机制有待健全。

4 管理策略分析

4.1 健全管理机构,强化统筹协调

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建设项目涉及海洋、国土、林业、交通、水利、旅游、环保等多个部门,协调难度大。为更加有效地开展渔山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的管护工作,建议保护区管理局突出主体管理职责,加强日常管理和执法能力建设;为理顺各涉岛管理部门职责,形成统一的管理机制,可成立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综合管理委员会,统筹协调项目开发与管理。

4.2 加强环境监测和预警,强化建设项目监管

将渔山列岛海洋环境监测纳入政府海洋环境监测总体方案,通过对水环境、沉积环境、生物质量进行定期跟踪监测,及时掌握渔山海域的海洋资源状况、恢复情况、变化趋势。严格控制各类建设活动或开发活动,符合保护区(海洋公园)总体规划的建设项目需要进行严格的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海域使用论证,切实防范海洋工程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

4.3 坚持海岛原生态开发原则,美化海岛环境

开展海岛原生态开发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保护区(海洋公园)内所有岛礁禁止开采石料,合理处置废弃建筑物,加强海岛景观绿化;基础设施建设以不破坏海岛自然地貌、不影响景观和不随意改变自然岸线为原则,依地形而建;不得随意切割山体,少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永久性建筑,突出海岛风光,形成立体和平面相结合的多层次海岛旅游效果。

4.4 执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推进海洋牧场建设

为杜绝贝藻资源滥采滥捕现象,严格执行资源限额采捕和有偿使用制度,并从厚壳贻贝单一品种推广到其他经济价值较高的贝藻类。着力推进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结合鱼礁投放和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有效保护渔山列岛海域海洋生态系统,提高渔业资源的丰度和物种多样性。

4.5 深化基础研究,促进海岛保护与开发协同发展

目前对渔山列岛的研究还较少,且多为海洋生物资源调查方面的研究[10],近年来随着旅游开发加快,也开展了海岛环境容量和旅游容量评估等研究[12]。为达到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并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利用的目的,应深化以下方面研究:对保护区(海洋公园)内岛礁、典型生态系统、重要产卵场等进行全面调查研究,探究人为活动及海洋牧场建设对资源动态变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制订相应的保护计划和措施;通过科学评估经济物种资源量,制定更为精准的渔业资源捕捞准入和捕捞总量控制制度,尤其是针对以厚壳贻贝、荔枝螺等为代表的贝类资源和以鲈鱼、黑鲷、褐菖鲉等为代表的海钓鱼类资源;研究和推广应用基于信息化手段的海岛管理系统,利用遥感、无人机等新技术手段加强保护区(海洋公园)的综合管理。

摘要：浙江渔山列岛先后被国家海洋局列为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和海洋公园,文章详述渔山列岛基本情况、保护与开发现状,针对渔山列岛当前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参考国内外海洋保护区(海洋公园)成功经验,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的综合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渔山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国家级海洋公园[EB/OL].[2016-04-28].http://baike.baidu.com/link?url=RGSit3kQvZSbn6cCwNr43qazpJlZURPdee2_UNWdyAyZghLUJGdybK6IwNGVzeLETEhicFXDIj6pwcrjODzj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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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焦海峰,彭小明,尤仲杰,等.渔山岛岩石相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J].生物多样性,2011,19(5):5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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