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改革发展

农业改革发展（精选12篇）

农业改革发展 篇1

农业信贷是金融组织在农村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信用活动的总称。目前我国农业信贷发展并不健全, 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境正制约着农业发展, 因此亟需加快我国农业信贷改革, 使其全面有效地推动农业经济发展。

一、农业信贷的重要意义

首先, 农业信贷利于实现农业扩大再生产, 满足农业生产的资金需求。现代农户农业生产的目的多是利用自然资源与现代农业技术结合, 规模化投资和经营。对于欲从事现代农业经营的农户, 进行大规模农业投资已超出其资金能力, 因此, 农业信贷的作用重大。

其次, 农业信贷能推动生产技术进步。现代农业大量采用农业新技术。很多农业技术都包含在一定的资本投资中。由于这种投资规模大, 超过一般农户的能力, 此时, 农业信贷资金成为农业技术进步的必需条件。

二、农业信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 信息不对称成为瓶颈。

信贷市场上若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 当利率影响到交易的性质时, 市场不能出清。农户的信息主要分两种:一是显信息, 即农户的收入、财产;二为隐信息, 即借款人是否守信, 有无不良嗜好。在农户缺乏抵押品时, 隐信息对银行非常重要且不易获得, 同时农信社对农户的风险评估很困难, 这就造成农业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

(二) 农业信贷担保制度存在问题。

首先, 信贷担保物缺乏。信贷担保物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贷款人对担保物有处分权;二是金融机构对担保物的可交易性及市场价值可认定。农民目前的财产如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等均在构成担保物的要素上存在缺陷, 导致农户缺乏担保物。

其次, 农业信贷担保实现困难。信息不对称导致金融机构对农户信用了解程度不一, 贷前评估和贷后管理困难。而对抵押物处分、追索的法律缺位也带来借款人违约后, 担保权人对担保物处分和获得补偿困难。

(三) 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服务主体错位。

农信社原本是为农民服务的农村集体性信贷组织, 然而近年来, 个别地区的农信社却出现了信贷服务主体错位, 如, 不贷农民贷企业, 不贷小户贷大户。很多地区农户难以甚至从未贷到款, 他们为解决生产资金问题, 不得不投靠民间借贷。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宗旨本应是服务农村经济, 解决农民所需资金紧张问题, 然而服务的错位使其偏离了它的运行轨道。

(四) 信贷资金严重外流, 资金供求矛盾尖锐。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 资金需求刚性增长, 然而农村资金外流, 资金使用非农化现象严重。在农村金融机构中, 邮政储蓄只吸收农村资金而不发放贷款, 吸收的资金都上划到地市级以上机构, 然后转存人民银行获得利息;农信社也存在同样问题。农业银行对农村资金的抽离作用也存在, 数量不可小视。因此, 农村信贷资金需求量的增加趋势与农村资金外流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 加剧了供求矛盾。

(五) 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不够。

政府虽出台了信贷支农政策, 但在执行力不足。地方政府并未将有限的财力投向涉农领域的金融机构并给予政策优惠等来支持本地金融机构的发展。在偏远山区, 当地极少的金融需求量难以维持金融机构生存, 若政府不给予适量补贴, 将很少或没有金融机构在当地经营网点, 偏远地区的农业信贷工作就无法落实。因此, 政府作为政策执行者, 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 将有限的资金运用到农业信贷上来。

四、关于加快农业信贷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一) 消除农信社与农户的信息不对称。

建立起农民个人信用信息库。对于办理贷款的农民的资信状况等进行每年审查并备份, 存放在信用信息库中。为鼓励农民按时还款, 可以对于那些还款积极的农民给予优惠, 并保证其今后能继续获得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政府要加大信用宣传教育, 提高农户信用意识。同时要加强立法, 设计信用激励惩罚机制, 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二) 创新抵押担保机制和抵押担保方式。

出台政策措施, 鼓励信用担保机构拓展符合农村特点的担保业务, 设立农业担保机构;探索创新农地抵押制度, 完善担保物权制度, 使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房产可以合法对外抵押。建立县一级土地银行, 对农户因故不偿还的贷款, 金融机构可依法收回抵押的农地, 由土地银行收购并进行特许交易变现;鼓励保险公司介入, 为担保机构或担保基金提供风险保险, 提高其风险防范能力。

(三) 转变农信社的经营服务理念。

农信社要转变经营服务理念, 坚持“三农”服务的市场定位, 真正成为支农主力军。同时, 为解决普通农户贷款难问题, 可在增加农信社支农资金来源的同时, 适当发展社区金融机构、小额贷款组织等多种类型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以在农村广泛开展小额农贷业务, 让更多的农户得到贷款。

(四) 构建农业信贷资金回流机制。

首先, 建立信贷资金回流农村的激励机制。在政策上, 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在当地吸收存款、在当地放款, 并设定所吸收存款投入三农的比例。其次, 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 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信贷投入;落实农业补贴政策, 吸引更多资金投向三农。第三, 找准农村金融机构与三农发展的利益共同点。

(五) 政府加大政策扶持, 加强审慎监管。

由于农业信贷市场特殊的环境限制了信贷机构的业务发展, 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政府干预。以低门槛、严监管作为对农业信贷机构监管原则, 灵活把握监管尺度。监管部门应确保新型农业信贷机构各项指标符合要求, 保证农业信贷机构稳健经营;拓宽新型农业信贷机构融资渠道, 保障农业信贷机构有良好的资金来源体系;建立农业信贷机构风险分担、保障补偿机制, 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裴洁.浅析我国的农村信贷制度[J].财经与金融, 2010.

[2]徐国强.农村信贷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解决对策[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0

农业改革发展 篇2

摘要：文章在阐述我国农业水价历史沿革及现状基础上，分析了现行水价政策对灌区的影响和水价不能按成本收费原因，提出了水价改革建议：加强宣传和教育，充分认识水资源危机紧迫性，为水价改革奠定舆论基础；准确估计农民的可承受能力；认真地剖析现行水价政策的利弊，制订科学的水价办法；制定合理的水价目标，分步实施；将用户作为主体参与水价的改革。

关键词：农业水价 改革 节水

一、灌区水价的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水费经历了多个历程，灌区的水价也随之发生变化。1965年之前，供水不收费。1965年，水利电力部制定了《水利工程水费征收使用和管理试行办法》，该办法虽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但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未能在全国执行。由于长期采取无偿供水或低价供水政策，导致水利工程维修管理、设备更新费用严重不足，许多单位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同时不利于合理用水和节约用水，造成严重的水资源浪费。为此，前水利部1982年2月向国务院呈交了《关于核定水费制度的报告》，报告指出，制定水价应以供水成本和利润为依据。1984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纪要提出“要修订水费标准，拟定全国征收水费的原则，对提高水费以后发生困难的地区和部门，要进行补贴，宁可将水费补贴在明处。”1984年冬水利电力部拟定了《重新核订水利工程收费制度的暂行规定》上报国务院，1985年7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并以国发［1985］ 94号文《关于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的通知》转发全国遵照执行，此后许多省市都对供水成本进行了测算，并拟定了水费改革方案，自此，灌区的水价收费有规可循，并逐渐步入正轨。

二、现行水价政策对灌区的影响

现行的水价政策的核心和基本依据是国发［1985］94号文《关于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它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规范管理水利工程有偿供水行为的主要法律依据。该办法推动了水利工程水费计收工作的全面展开，使水利工程由无偿服务转向有偿服务，对水利工程正常运转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它是计划市场经济的产物，与目前市场经济难以接轨，加之其制定过程中本身存在多种缺陷，其对灌区产生了极端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

1、水价太低，节水意识低下，导致珍贵的水资源巨大浪费 上文已经提到，我国的农业水价偏低，这主要是因为：水价政策定价原则极不合理，水费标准背离市场价值，主要表现在农业按供水成本收费，其成本不包括农民投劳折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折旧，使得现行水费标准不到供水成本的一半，造成水费偏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水资源本身的价值被抛弃。水资源本身具有价值，此价值的产生是有水资源所有全所确定的，在水价确定时，完全没有考虑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国家所有权的丧失，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市场调节机制失灵，人们的节水意识低下。例如，现在引黄灌溉的水价从0.006元/立方米到0.056元/立方米，平均不足成本的25%，引黄1000立方米的水费只值一瓶饮料的钱，难以调动用户节水的积极性，造成 水资源极大浪费。我国主要灌区的渠系利用系数只有0.4?0.6，即约有一半的水被浪费，引黄灌区下游输水损失达30-50%，河西走廊一些渠道，水量损失竟高达60-80%。

2、难以形成有效的节水管理机制，甚至放纵浪费水资源 有效的节水管理机制是节水的关键。国际上普遍公认，通过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可以节约50%的用水。高效的节水机制至少应该包括：经济激励（惩罚）机制、水权交换机制、合理调配、规划、高效配置机制和交换机制，现行的水价政策不利于上述机制的形成，如目前的灌区收入主要依靠水费，在固定的价格条件下，水费的收入取决于供水量的多少。一些灌区为了获得较多的收益，甚至鼓励多用水，有些灌区虽然节约了水，但被无偿地调给其它部门，无利可图，严重地影响了节水积极性，不利于节水机制的形成。

3、灌区难以维修更新改造

健康的水利工程是充分发挥水利效益的前提，由于现行的水价太低，甚至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灌区工程更新改造由于没有资金来源而受到威胁，甚至采取了只用不修的“榨取式”的使用方式，导致隐患骤增。据统计，全国现有220个大型灌区老化失修，效益不能充分发挥，全国现有111座大型水库不同程度地存在险情。仅以渠道工程老化为例，在被调查的373座渠首建筑物中，严重老化损坏的占70%，失效的占16%，报废的占10%，完好的仅占4%。造成老化的原因是多样的，如自然老化、工程质量存在缺陷、规划设计不合理、资金短缺、管理不善等，其中由于管理不善和人为破坏造成老化损坏的占 10.9%。如果不对这些老化的工程和设备进行改造和修缮，供水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威胁，难以支撑21世纪我国人口对粮食的需求。

正因为如此，必须改革现行的农业水价政策，根据农业的实际情况，至少应该保证按成本收费，但实际上据成本还有一定的距离。

1、习惯势力

长期以来，由于受水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在人们的意识深处根本没有水资源商品性概念，尽管近几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有关专家学者的不断呼吁，人们对水资源短缺有了一定的认识，对水资源具有商品属性有了不同程度的认可，但用户特别是农民对此认识还有一定的滞后性，“水从地前过，不用白不用”的思想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提高水价，尽管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一时间抵触情绪很大，接受有一断过程。

2、担心加重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过重，是近年来农村出现的突出问题之一，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曾多次下文，三令五申要将农民的负担控制在上一年纯收入的5%之内。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将水费计收作为有偿服务行为，收入当做事业性收费进行管理，有的地方政府将水费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并按预算外资金进行调控，所以，一提及水费问题，就同农民负担结合起来，担心如果提高水价，会增加农民的负担，与上级的精神相违背，清理行政事业收费时往往被列为清理和审查对象，导致水费标准难以达到合理水平。

3、有关部门缺乏改革的魄力 水资源是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环境资源和生产生活资料，它涉及到各个方面，水价改革涉及面广，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的态势，所以，有关部门在对水价改革问题上过于谨慎，特别是由于客观上存在国发［1985］94号文，即《关于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更加束缚了手脚。尽管许多学者对此研究比较深入，也提出了不少对策，可相应的主管部门改革的魄力难以到位，顾虑太多。

4、农民的承受能力有限

由于工农业剪刀差的存在，农民的收益相对较低，客观上形成了农民的承受能力极其低下。根据有关学者的推算，一些地区一亩地收益在200元左右，其中不包括农民所投入的劳动，如果将农民的劳动折价计算在内，种地的收益实际上是一个负数。如此低的承受能力，不可能承受过高的水价冲击，这是农业水价不能提高的最根本原因。

四、水价改革建议

农业水价改革关系到节水农业是否能够顺利发展的成败，因此，在目前我国农业水资源极端短缺的情况下进行水价改革更具有现实意义，为此，作者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宣传和教育，充分认识水资源危机紧迫性，为水价改革奠定舆论基础

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工具作用，让公民知道我国水资源供需形势，通过耳闻目染，强化水资源危机意识，使每一个公民有一种危机感。特别是利用好每一年的世界水日（我国为水周），宣传有关政策方针，让公民充分地理解水价改革关系到国际民生、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等重要性，为激发用户参与的积极性和水价改革奠定坚实的舆论基础。

2、准确估计农民的可承受能力

所谓的承受能力，是指人们在某种信号的刺激下仍能保持常态的容忍能力。它有一个最高限，超过这个最高限，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将会出现异常地变化，如对社会不满、破坏性行为，甚至游行、示威和暴动等。它包括物质与心理两个方面。物质承受能力在分析社会综合承受能力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从经济承受能力、生活承受能力和历史承受能力等角度加以考察和研究。对于心理承受能力，目前尚不能准确地用数量加以描述。但是在水资源价格中绝对不能忽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通过经济的影响直接表现在对事物的评价与效果上，它关系到人的情绪、面貌与生产的积极性。在进行水价改革时，应该准确地估计农民的可承受能力，包括物质与心理两个方面，水价改革的幅度应该在可可承受能力范围之内进行。

3、充分地剖析现行水价政策的利弊，制订合理的水价办法 目前，对现行的水价政策分析有很多成果，但主要集中在弊端探析上，这是很片面的，实际上，现行的水价政策也有一定的合理成份，如它具有充分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和水权思想。我们应该全面地研究现行水价的利弊，为制订合理的水价办法提供充分地理论和现实依据。作者认为，新的《水价办法》也必须充分地考虑这一思想，同时，为了充分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水价制度体现市场经济运 作原则，做到成本补偿、合理收益，体现一般商品的价值规律。考虑农业的具体状况，可以对农业粮食作物按完全供水成本核定，经济作物要加一定的利润；在此基础上，实行动态水价和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确保地表水、地下水及降水联调机制顺利实施。

4、制定合理的水价目标，分步实施

合理的水价目标也是水价改革的方向。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水利产业政策》对此进行了纲领性概括。合理水价目标制订应充分地考虑成本核算的会计学、环境会计学以及宏观经济学，在充分地测算基础上加以确定，目标确定以后，分阶段性地予以实施，同时搞好收费体制的改革。

5、将用户作为主体参与水价的改革

农业水价的改革，最终通过用户的支持得以失陷，用户是水价改革的主力军。我们过去水价的改革，大多采取由上而下的策略，完全忽视用户的作用，用户只是被动的参与者，其积极性被无情的抹杀，其意见和建议也难以得到反馈和重视，常常因阻力太大产生不良效果，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所以，我们在进行水价改革时，应该将用户作为主体参与其中，建立用户参与管理决策的民主管理机制，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1）按照《价格法》有关规定，用户参与“听证会”，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作为为决策层参考的依据；（2）建立供水公司+用水者协会的管理模式，用水协会作为用户的代表直接参与水价的谈判，目前在我国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和河北等五省进行的新型的经济自立灌排区试点值得关注与探讨。所谓的经济自立灌排区，是指在水利界限清晰、相对独立的灌排区上建立的旨在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对政府财政依赖、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经济上自负盈亏、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强调民众参与的、非赢利的经济实体，试点单位表明，用户作为水价制订参与者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效果较为明显。

参考文献

［1］贾大林，吴景社，节水农业是缓解我国21世纪水危机的重要途径，1999 ［2］姜文来著，水资源价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3］沈振荣、苏人琼主编，中国农业水危机对策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4］贾大林，农业用水危机及粮食安全对策，农业技术经济，1999（2）

做活改革棋局 发展现代农业 篇3

湖南省永州市决定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从思路、结构、标准、服务、机制等五个方面精准发力，努力做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棋局，在促进农业长足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全面小康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一是改思路，转方式。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调整发展思路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2015年，永州市委书记陈文浩在祁阳县文明铺镇新塘角村领种脱贫“试验田”时，探索出围绕土地转方式的新路子，即从改革土地承包经营权入手，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引进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生产，让农户获得土地租金、入股分红和劳务工资。该村当年种植槟榔芋450亩、蜜本南瓜150亩、香姜200亩，贫困户人均增加纯收入2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10万元。在“新塘角”模式的带动下，全市土地流转和现代农业发展风生水起。去年，全市新增农地流转面积80万亩，新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569个，其中家庭农场、订单农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新模式遍地开花。土地大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大扩张，从根本上扭转了小规模、大分散、低效益等传统的粗放生产方式。

二是改结构，抢市场。结构调整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近两年，永州市从种植业到畜牧业，从生产到加工、流通，全部跟着市场需求走。全市突出发展粮油、蔬菜、畜禽、水果、茶叶等主导产业。同时，以农产品加工专业化、精细化、高端化和市场化为主题，着力延伸产业链、价值链，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业产业化转型升级。近两年，全市共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57家，发展休闲农业企业413家。特别是该市大力实施“互联网+农业”战略，推动电商与农业融合发展，借助专业化的电商企业推动农产品在线上销售。目前，淘宝“特色中国—永州馆”网上交易平台已经全面开通运营，永州14个县（区）均建设了农村淘宝县级营运中心，全市共建成农村电商平台服务网点1800多个，“触电”涉农企业近200家，农产品上线品种达230多种。今年上半年，全市农产品网上交易额达1.5亿元。今年“沪洽周”，永州共签约农业产业化项目19个，总投资68.53亿元。上半年，全市農产品加工业实现销售收入332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3.5亿元。

三是改标准，铸精品。通过农业标准化建设提升农业品质和效益，是永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又一大亮点。市里不仅出台了加快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的系列意见、实施方案和考核办法，而且按照“一个产业、一套标准、一个品牌、一套监管制度、一批新型农民经营组织、一批示范基地”的模式，加快农业标准化示范园区建设。同时，永州在全省率先启动了农产品质量防伪溯源体系建设，在全市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批发市场设立了农残检测站，形成了以市级检测中心为龙头、县级质监站为骨干、基层速测点为基础的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网络。今年初，湖南唯一的进境水果指定口岸——湖南农副产品集中验放场（永州公路口岸）在道县封关运行，不仅提升了永州农产品质量把“关”水准，而且填补了湘、赣、鄂全境和桂北、粤北、黔东无进境水果指定口岸的空白，进一步带动和倒逼该区域农业标准化建设。到2017年底，永州市有望建成30个国家、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园区（场），30个市级农业标准化示范乡镇，60个市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场），80个市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全市规模标准化基地80%以上的农产品通过“三品一标”认证登记。

四是改服务，降成本。今年4月，永州在“全市扶贫攻坚推进大会”上，力推丽辉农业开发公司与农户合作种植麻类经济作物。该公司免费为农户提供种子、农药、化肥，免费进行技术培训指导和跟踪管理服务，还签订产品保护价收购合同。其实，支持各种新型农业主体开展全过程综合配套服务的做法，永州多年前就已经全面铺开，并且在降低生产成本、防范市场风险等多个方面尝到了甜头。2014年，永州市引进广东温氏集团带动农户发展养殖业，实施的就是“统一种苗、统一品种、统一用料、统一防疫和统一生猪回收”的经营和服务模式；到今年上半年，温氏集团在永州已成立江永、江华、零陵、宁远、新田、蓝山、祁阳、道县八家一体化养猪分公司和江华乳业公司，到2018年，温氏将在永州完成投资40亿元，形成年生产生猪500万头、奶牛3万头规模。温氏和丽辉只是永州综合配套服务的一个成功代表和模式缩影。目前该市的现代农业服务支撑体系，已经涵盖标准化生产、病虫害及防疫、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服务、信息化服务、科普培训服务、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农业执法等各个方面，整个农业生产成本在配套服务中得以大幅下降。

五是改机制，补短板。为突破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金融保障滞后等农业供给短板，市里创造性地把农村金融改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建立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长效机制。2015年，永州“农建投”模式在祁阳县试点获得成功。该模式以集聚和引导工商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集中投入、集中开发、集中建设为宗旨，组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司，集中力量对农业供给侧的短板实施突破。重点针对各项财政支农资金，按照“集中财力、能整尽整”的原则，将全县各部门的涉农资金归口到农建投，由农建投根据资金额度负责项目选址，各资金主管部门主抓项目实施，做到“一个漏斗朝下”安排资金，形成了“部门各出一道菜、全县凑成一桌席”的良好格局，改变了过去财政支农资金多头使用、分散投入的低效模式，充分发挥了资金的使用效益。目前，“农建投”运作模式已在全市推广并收到良好效益。今年上半年，全市农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4.5亿元，现代农业园项目完成投资4.5亿元。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关注三大问题 篇4

1、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

当前, 我国农业生产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要看到, 农业仍然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我国农产品总体上还是供不应求, 粮、棉、油、糖、肉这几大农产品都需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比如, 2011年, 我国从国际市场上进口的粮食包括大豆在内, 一共是5 800多万吨, 相当于1 160多亿斤, 进口的粮食超过国内粮食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再比如, 2011年, 我国进口棉花331万吨, 国内总产量660万吨;进口植物油674万吨, 国内总产量1 000万吨;进口食糖200万吨;海关统计的进口猪肉量接近100万吨。在粮食安全问题上,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通过保护耕地, 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不断推动市场化进程等, 努力提高我们的农业产业水平。

总体来讲, 增加粮食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全球总人口接近72亿, 中国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不到19%。目前, 我国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在世界上已处于前列。我们用拥有占全球不到9%的耕地生产了占全球22%左右的粮食, 农产品人均消费水平不低于国际水平;但饮食结构与生活习惯决定了我国对植物油的大量需求, 供给压力很大。我国全年的食用植物油的消费总量超过2 500万吨, 而国内生产的植物油大约1 000万吨, 缺口是1 500万吨。除了进口的植物油600万至700万吨, 剩下的缺口以进口大豆弥补。我国人均植物油消费量还在迅速增长, 目前平均每人每年接近40斤。缺口的增大将带来更多的进口压力。以大豆为例, 出口量和生产量长期居于世界第一位, 但去年大豆产量已下降为1 300万吨, 产量排位已降到世界第三。我国大豆的进口量, 2010年是5 480万吨, 2011年5 264万吨, 今年预计会超过5 500万吨。今年, 我国大豆产量与进口量预计总和为7 000万吨, 大豆的自给率不足20%。2010年, 全球大豆出口量9 200万吨, 57%以上的大豆被进口到中国。

值得关注的是, 我们很难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改变大豆供不应求的状况, 因为其他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也很难减少。我国共有18.2亿亩耕地, 再加上复种指数, 正常年景可达到23.5亿亩左右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其中, 16.5亿亩用于播种粮食。以2011年680多斤的粮食亩产量计算, 现有的16.5亿亩粮食播种面积是不可再减少的。油料的播种面积大约2.1亿亩, 棉花7 000多万亩, 糖料约3000万亩, 蔬菜瓜果3.2亿亩, 再加上麻、茶、药等, 几乎没有可能去减少其他农作物播种面积。如果要通过增加耕地来替代大豆和油料进口, 按照我国目前大豆亩产254斤、8亩地可生产1吨大豆计算, 那么5 500万吨大豆缺口至少需要自种4.4亿亩播种面积。按照菜子油亩产量85斤计算, 700万吨植物油缺口至少需要自种1.6亿至1.7亿亩播种面积。这说明, 我们需要使用6亿至7亿亩的境外播种面积才能维持当前的现状。按照土地产能来计算, 我国的播种面积缺口达到20%。可见, 我国农产品供求的现状非常严峻, 这也是中央为什么反复强调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为什么强调要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什么强调要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原因。

总之, 粮食安全问题事关全局、影响长远。解决当前的粮食安全问题, 需要我们转变思想观念。以大豆为例, 不论谁种大豆, 在哪里种大豆, 都需要经过市场的买卖。从这个意义上讲, 如果全球主要农产品总量能增长, 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就能得到相应提高, 至于谁种大豆则是相对次要的问题。我国还可以采取向其他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方式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投资能为东道国带来经济利益, 当地不仅可以增加税收, 也能促进就业, 也利于满足我们的豆油和豆饼需求, 从而实现双赢。对有潜力的后发地区、后发国家给予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 可以提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粮食产量, 改善人们生活, 增加消费。目前, 我国已经在14个非洲国家开展了农业技术援助, 开展了100多个项目。非洲有很大的种植潜力, 目前整个非洲小麦的进口量超过自身需求的45%。把非洲的供给量提高了, 全球粮食总量就会提高, 就会促进粮食价格稳定, 也利于提高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

2、农村的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体制问题

农村的土地制度和经营体制问题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土地问题既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又关系到国家的宏观经济, 还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我国要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 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严格的土地法律制度。

当前, 我国征地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比如, 一些地方征地的补偿较低, 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出台低地价甚至零地价, 造成工业用地价格偏低, 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水平就被压低了。这不仅有损农民的利益, 也会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和集约用地。我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 工业用地低价在其中起了较大的作用。然而, 发展阶段已经发生了改变, 应当有所变革。

推进征地制度改革, 是一件大事, 一头连着农民利益, 一头连着工业和城镇建设。应该看到,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 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当前, 有一些解决办法值得加以研究和借鉴, 比如不改变所有权而转变土地用途的方式, 像北京西郊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是上世纪80年代发展乡镇企业时建立的, 土地所有权至今仍属于四季青乡, 在这种方式下, 土地的使用符合政府规划, 不仅酒店正常运营, 农民还能收取租金或者得到分红。

必须注意的是, 不论是农民的土地还是国家的土地, 都应该按照规划使用。一方面, 政府应该引领社会制定出科学、公开、公正的规划, 履行好政府的职能。同时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把握好规划中经济总量的阀门, 决不允许违反规划的建设发生。另一方面, 对于政府制定出的规划, 无论是土地所有者还是使用者都应当服从。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土地管理问题上, 都有依据规划制定的用途管制, 即使是土地的所有者也应当在政府规划的合法范围内使用土地。

3、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的问题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的问题非常复杂。当前, 要考虑两个重要问题:第一, 怎么让已进城的农民融入城镇。第二, 农村还有大量人口, 如果继续进入城镇, 农民变市民的问题就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顶层设计。

有的国家在城市化水平不太高的时候就建立了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到大规模开始城镇化进程的时候, 由于解决了社保问题, 农民进城没有增加太多负担。比如日本, 明治维新以前已经实行农村土地的长子继承法, 不允许分割。次子、末子如果想留在家中, 就只能做长子的“长工”。所以, 明治维新一开始, 政府就意识到要考虑对没有财产的农家次子、末子在进入城镇后的社保问题。于是, 政府推出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 一些有实力的公司推出了终身雇佣的制度, 向雇员提供基本食宿和一定的社会保障。等到了城镇化大规模推进的过程中, 农民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有社会保障。

有的国家在早期没有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但在城镇化过程中建立了过渡性制度。比如泰国曼谷大约有300万农民工, 市政府针对不同打工目的的农民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到曼谷来打工的农民, 一部分人赚了钱以后要回到家乡, 一部分则希望将来成为曼谷市民。针对第一种情况, 农民工进城在劳工局登记、缴纳工伤保险就可以, 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针对第二种情况, 农民工进城要在劳工局和社保局都进行登记, 之后个人和用人企业按要求缴纳各种社保费用, 缴满8年以后便可以享受与曼谷市民同等的待遇。这样的政策设计很有序, 让农民自己做选择。与此同时, 这8年也给了社会足够的消化时间。

相较于国际上比较成功的城镇化经验, 我国缺乏这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因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做好制度设计, 通过合理引导人口的流向、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当前利益和长远生计等问题, 以求在城镇化过程中, 城乡社会更加和谐, 农民也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农业改革发展 篇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

①

一、当前我国农业改革进入新阶段

1.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演化的新趋势：从分强统弱、有分无统，转向以分为基础、强化统一经营，真正实行有分有统、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在“分”这个层次上，以超小规模的纯务农户为基础，衍生出不同类型的兼业农户和不同规模的专业农户。2000年以来，我国兼业农户占农户总量的比重相对稳定。到2009年，全国兼业农户比重为46.3%。其中，以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业户的比重为26.8%，以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户的比重为19.4%。发生显著变化的是纯务农户和专业农户的数量。全国纯务农户的比重从2000年的47.2%下降至2009的37.2%，全国经营耕地规模100亩以上的专业农户从2006年的43万户迅速增加到2012年底的 270多万户。2011年，黑龙江省100亩以上种粮大户发展到6.75万个，经营土地2200多万亩，户均320多亩。2012年，江西省百亩以上种粮大户发展到1.17万户,共承租耕地207.37万亩，户均117多亩。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到2012年底，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在“统”这个层次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成为“统一经营”的重要主体，使得传统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统一经营”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从2000年的不到3万家发展到2011年的11万家，目前从业人员近3000万人，销售收入突破5.7万亿元，提供的农产品及 ① 本报告得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2012（总第七期）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特征》(0052012028－4)资助。在所内学术交流会上，秦富所长、王济民副所长、吴敬学研究员对研究报告初稿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建议。加工制品占农产品市场供应量的1/3，占主要城市“菜篮子”产品供给的2/3以上，出口创汇额占全国农产品出口额的80%以上。龙头企业已经形成了以1253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为核心，1万多家省级龙头企业为骨干，10万多家中小龙头企业为基础的发展格局，产品涵盖种植、畜牧、水产多个领域，经营涉及生产、加工、流通多个环节。目前，以龙头企业为主的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全国40%以上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带动各类生产基地规模占全国农业生产总规模的60%以上，通过合同、合作、股份合作三种较为紧密的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农户的产业化组织占总数的98%以上。截至2012年3月底，全国依法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55万多家，其中最近5年的发展数量相当于之前28年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总量的3.7倍。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覆盖全国91.2%的行政村，实有入社成员4300多万，覆盖全国17.2%的农户，每个合作社平均有近80名成员。根据农业部的专项规划，到2015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覆盖率将从现有的17%提高到45%以上。从各地实践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在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小生产”走向“大市场”，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走向专业化经营。

2.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改革的新趋势：从忽视农业公益性服务，偏向农业经营性服务，转向在发展农业经营性服务的同时，重视发展农业公益性服务，建立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2012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对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培育和支持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2年8月31日通过了关于修改农业技术推广法的决定，明确了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公益性，提出完善公益性服务、社会化服务有机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意见》要求：充分发挥农业公共服务组织的主导作用，全面推进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示范县项目，用3年时间在全国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为农户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着力创新农业生产服务机制。为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中央财政从2009年开始安排专项资金，启动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全国14个省、176个县、815个改革基本到位的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启动条件建设试点，实现了多年来中央基本建设投资支持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建设的突破。到2013年底，中央财政投资乡镇农技机构建设将实现全覆盖。

3.农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新动向：在中央层面，通过建立多种涉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等国务院专门委员会，加强农口行政管理部门的合作协调；在地方层面，重庆、广东等地进行了“大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在完善和改革农业管理体制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中央政府加强了农业多部门管理的合作和协调。2004年成立的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斗争部际协调小组，近年来继续在全国农资打假中发挥统一领导作用。为 应对农业转基因技术研究发展的新形势，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2007年底建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为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切实加强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领导，2010年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在地方层面，出现了进行“大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行农业大部制的典型。重庆市积极探索“大农业”的行政管理体制，在2008年将原农业局、农机局、农办与农综办合并，成立重庆市农委。广东推广顺德的“大部制”经验，在全省29个县（市、区）完成大部门体制改革试点的基础上，2012年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2013年将在全省推广“大部制”改革，按照宏观决策权上移、微观管理权下移的原则，行政决策、执行、监管三分制的要求，加强对农业、林业、渔业、畜牧等农业领域工作的统一管理，组建“大农业”管理部门。

4.国家农业政策改革趋势及新内涵：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加大支农、惠农、强农政策的力度。农业政策目标体系基本形成，农业政策手段的多样化和综合运用趋于成熟，农村扶贫政策得到优化。在国家农业政策取向上，坚持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多予”，就是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完善和落实农业补贴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扶贫开发政策、生态建设投入政策，尽力向农民、农业和农村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少取”，就是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放活”，就是搞活农村经营机制，消除体制束缚和政策障碍，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激发农民自主创业增收的积极性。在国家农业政策目标设计上，农业政策的多元目标体系趋于完善。《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不仅明确提出了到2015年全国农业的增产、增 收、增效目标，而且对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国家农业政策手段设计上，注重经济手段、科技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突出经济手段的运用，加大农业财政投入、补贴和奖励的力度，调动农业主产区地方政府和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加强科技手段的运用，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改善行政手段的运用，推行绩效管理，提高农业行政效能；重视农业立法和综合执法手段的运用，推进农业法制建设，提高农业法治水平。在农村扶贫政策上，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行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把扶贫开发作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二、当前我国农业开放进入新阶段

1.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新趋势：贸易总量和逆差的快速增长伴随着贸易结构升级。加入WTO以来，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增长迅速，2004年我国农产品贸易由上年顺差25亿美元转变为逆差46.4亿美元，标志着我国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2007年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保持双增长的格局，但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556.2亿美元，在2007年的水平上翻了一番，与2010年同比增长27.6%。其中，出口60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0%；进口948.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为341.2亿美元，同比扩大47.4%，是2007年40.8亿美元的8.4倍。2011年，农产品出口第一大省山东省农产品出口153.7亿美元，同比增长21%；农产品进口185.9亿美元，同比增长50.4%，均创历史新高，进口首次超过了出口，出现历史上的首个贸 易“逆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2011年的报告称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2012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和逆差继续增长，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757.7亿美元，同比增长12.9%；农产品贸易逆差为491.9亿美元，同比扩大44.2%。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持续较快增长, 自2005年起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紧随美国和欧盟之后，位居世界第三，表明我国不再仅仅是农产品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而且已经成为农产品贸易大国。从我国农产品贸易结构看,近年来农产品进口以土地密集型的产品为主，大规模增加进口大豆以替代进口豆油；出口以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出口产品中水果制品、果酱、茶及水产品中的鱼类加工制成品的比重逐年上升，农产品出口贸易沿着垂直产业链向实现农产品升值增效的方向发展。

2.农业资本跨境流动的新趋势：在继续重视农业利用外资的同时，开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在农业引进外资方面，到2011年末,农、林、牧、渔业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数6993户，比2007年增加了998户；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为375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143亿美元，注册资本为233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86亿美元，其中外方资本202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84亿美元。除了外商企业投资，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资金开展减贫与农业综合开发，已成为山西、湖南、安徽、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农村贫困地区反贫困和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1995～2010年，全国在扶贫领域直接引进利用外资接近14亿美元。在农业对外投资方面，2011年我国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8亿美元，截至2011年末，我国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4.2亿美元。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呈现5个特征：一是投 资主体多元化，从以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中国水产集团总公司和中牧集团等大型国有农业企业为主，向民营企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发展。浙江农民外出开发农业的足迹已遍布乌拉圭、俄罗斯、巴西、美国、日本、韩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二是农业对外投资区域日趋广泛，在俄罗斯、东南亚、中亚和拉美等地区先后建设了粮食、大豆等生产基地和天然橡胶、油棕、剑麻、木薯等稀缺资源开发基地。三是农业对外投资领域覆盖面扩大。投资领域涉及粮食与蔬菜种植、畜禽养殖、森林砍伐、农产品加工、渔业养殖及远洋渔业捕捞等。四是投资形式多样化。农业企业以独资、合资或参股等多种形式租赁土地种植、购买捕捞许可证、建立生产和加工基地、农业资源开发、农产品贸易等在境外从事农业开发与合作。五是农业对外投资发展不均衡。目前，河南、江西等内陆省份“走出去”的步伐相对落后, 而黑龙江、浙江等沿边沿海省份的农业“走出去”的势头良好。

三、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发展的阶段演进

1．第一个阶段：1978-1996年。这个时期的农业发展以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长期短缺为背景，以解决人口大国的温饱问题和提高人民的食物营养水平为基本目标。通过持续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广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我国粮食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和释放。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改革初期的3亿吨相继迈上4亿吨和5亿吨两个台阶。谷物产量从1992年开始稳居世界第1位，肉类产量从世界第3位上升为第1位，甘蔗产量从世界第7位上升到第3位，水果产量从世界第9位跃居世界第1位。人均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18.7公斤增至1996年的414.4公斤，人均猪牛羊肉产量从1978年的9.1公斤增至1996年的人均33.3公斤。棉花、油料、糖料、茶叶、水果、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的人均产量分别从 1978年的2.3公斤、5.5公斤、24.9公斤、0.3公斤、6.9公斤、4.9公斤，增至1996年的3.5公斤、18.2公斤、68.7公斤、0.5公斤、38.2公斤、23.1公斤，农产品供给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终结了我国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并且使得城乡居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2.第二个阶段：1997-2007年。这个时期农业发展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农产品连年丰收后，出现全国性的销售不畅和积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向扩大。农业加入WTO后特别是在2004年过渡期结束后，市场对外开放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从应对入世和促进新阶段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出发，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坚持市场导向、尊重农民意愿、突出重点、以质取胜、产业整体开发、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建立农业的区域比较优势，扩大优质农产品生产的比重，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这一时期，通过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实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加强农业发展的科技支撑，积极发展以“公司加农户”为主要组织方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行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农业生产布局优化方面，到2007年，粮食作物九大优势产业带和经济作物优势区域基本形成，水稻、小麦、玉米、大豆集中度分别达到98%、80%、70%和59%，棉花、甘蔗、苹果、柑橘集中度分别达到99.9%、63%、50.7%和54%。在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方面，到2007年，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粮食品种优质化率分别达到72.3%、61.6%、47.1%、70.3%，苹果、柑橘优质化率提高到55%和50%；牛肉、羊肉的优质化率分别达到35%、30%。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稳步发展，规模逐年扩大。在农业结构升级方面，主要农产 品加工转化率由1997年的不到30% 提高到2007年的45%以上。在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方面，“九五”时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5%，比“八五”高出10个百分点，2007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约48%。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2004-2007年, 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7.5％,走出了1997-2003年均增长4.6%，连年在低位徘徊的局面。2007年农民纯收入增速达9.5％，达到这个时期的最高点。3.第三个阶段：2008-2020年。这个时期农业发展的背景是: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已从“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转变为“总量紧平衡、结构性短缺”，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加快农业“引进来”和“走出去”步伐的机遇与风险并存。农民收入增长虽然走出了低位徘徊，但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自2002年以来连续11年保持在3倍以上。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到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08年以来，通过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方略，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积极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农业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一，全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持连年增产的态势。2008-2012年,我国将稻谷、小麦、玉米的自给率保持在不低于98%的水平上，同期实现了其它重要农产品的供求平衡。其二，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2010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速连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8年的3.36：1回落到2012年的3.10:1。其三，农业现代化进程有了重大突破。到2012年，全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比例、农业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实现程度、养殖业规模化比重、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农业 产业化组织带动农业生产基地规模占全国农业生产总规模的比重、以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衡量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值均超过50%。

（参考文献略）

农业改革发展 篇6

韩长赋表示，2013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连增”，农民增收实现了“十连快”，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14年，农业工作的总思路和总目标就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稳粮增收。“要更加注重改革创新，更加注重质量安全，更加注重资源环境，更加注重科技和人才。要经过努力，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农民收入不徘徊，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粮食安全：“今后粮食进口量不会大幅增长”

在谈到粮食安全问题时，韩长赋再次重申了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20字方针的核心就是立足国内，这个政策坚定不移。”

针对大家关心的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的话题，韩长赋说，这几年我国粮食进口的总量并不大，去年进口量为1300万吨，只占国内消费量的2.4%。“我国消费在增长，资源又有限，所以会适当地利用国际市场，但是基本还是要依靠自己。这是因为全世界的粮食贸易量只有6000亿斤，相当于我们产量的一半；全世界的大米只有700亿斤，相当于国内消费量的1/4，对此要有清醒认识。中国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必须立足国内基本解决粮食问题，今后粮食进口量不会大幅增长。”

“十连增”后能否继续增产？韩长赋称很有信心，可概括为“筑牢三大支柱，坚守一条红线”，即筑牢政策、科技、基础设施等三大支柱，守住18亿亩的耕地保护红线，再加上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种粮效益，稳粮增收有底气。

去年农业“四补贴”已达1600多亿元。今后农业补贴政策会有哪些调整？韩长赋说，对农业、农民进行补贴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国农业还是弱质产业，农民还是弱势群体，今后应继续加大对农民补贴力度，稳定存量，调整增量，将增量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粮大户等倾斜。

土地流转：“流转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干部”

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核心，韩长赋表示，“我们提倡有序流转土地，就是依法、自愿、有偿。最主要的原则是保障农民权益，土地流转不流转、以什么价格流转、流转多少时间都应由农民说了算，流转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干部，这一点必须明确。”

韩长赋指出，当前有一些地方在土地流转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赶进度，如每年要流转多少、要提高多大比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搞强迫命令和行政推动，带来一些矛盾甚至不稳定。

“土地流转也不是越快越好，土地的经营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韩长赋分析说，土地流转要和当地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出去多少相适应，要和当地的技术装备水平相适应，也要和社会化服务的程度相适应。“土地流转不能搞大跃进，不能人为垒大户，不能搞强迫命令，要有序地引导流转，合理地实现流转规模，不要走弯路，如果求急求大，可能欲速则不达。”

针对当前土地流转的一些误区，韩长赋强调土地流转用途不能变，农地还要农用，不能流转土地之后盖别墅、搞高尔夫球场、搞度假村。“土地流转的底线就是不能农转非，我们欢迎工商企业和工商资本到农村来投资农业，但是对于流转土地搞非农建设的，要坚决纠正和制止。”

食品安全：“吃鸡是安全的，不必‘谈禽色变’”

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时，韩长赋表示，这几年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逐年上升，近三年蔬菜、水果，包括畜产品、水产品抽检的合格率总体都在96%以上。但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品种上，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如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超标，有的养殖场户饲养中非法滥用添加剂等。

分析原因，韩长赋认为一是由于我国监管能力还很薄弱，监管不到位，违法者违法成本低；二是和我国的生产方式有关，我国农户有2.6亿户，养猪有6000多万户养殖，规模小而散，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加大了监管难度。此外，我国长期以来喜欢食用鲜活农产品的消费方式也增加了食品安全的风险。

针对这些问题，韩长赋说：“我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态度零容忍，1%的问题也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解决。”今后农业部门将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和养殖，同时加强执法和监管。“我们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也包括最严肃的问责，来确保人民舌尖上的安全。”

针对最近一段时间H7N9流感给家禽企业和养殖户带来的困境，韩长赋表示，吃鸡是安全的，不必“谈禽色变”。农业部门要一手抓疫情防控，保障人的健康安全，一手抓产业发展，促进养禽业的稳定发展，当前正在研究对种禽场和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

转基因：“应用推广遵循非食用→间接食用→食用步骤”

转基因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韩长赋表示：“农业部对转基因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简言之就是两条，一是在研究上要积极，坚持自主创新，二是在推广上要慎重，做到确保安全，核心是健全法规，尊重科学，加强监管。”

韩长赋解释，现在全球的转基因技术研发势头强劲，发达国家都在抢占这一技术制高点。目前我国转基因研究整体上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在有些领域已经达到领先水平。如我们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已经占到了95%。

据介绍，我国组建了由多学科64位专家组成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对转基因生物进行科学、系统、全面的安全评价。组建了由41位专家组成的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经发布了104项转基因生物安全标准。在管理上，还建立了由12个部门组成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研究和协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农业改革发展 篇7

——东部环贡嘎山现代农业经济圈。东部环贡嘎山现代农业经济圈, 包括东部地区的泸定、丹巴、九龙、康定4个县。该区域是甘孜州农业基础最好、资源最丰富、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 特殊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立体气候, 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最佳地区。构建环贡嘎山现代农业经济圈的思路是:按照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原则, 立足优势资源、区位优势、光热条件和农耕文化, 大力发展粮、油、菜、果、酒、菌、药、茶等特色产业, 着力把该区建设成为全州的菜篮子生产基地、出口创汇农产品生产基地、现代农业粮经复合产业基地、特色水果生产基地和乡村旅游示范区、农村改革先行区、特色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民族地区现代农业示范区。

——北部生态农业产业带。北部地区包括甘孜、道孚、炉霍、新龙、德格、白玉、色达、石渠8个县, 该区地处国道317线, 土地资源丰富, 发展生态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和资源优势。推进北部生态农业产业带的思路是:按照生态优先, 突出效益的原则, 立足土地资源优势, 依靠科技进步, 加大招商引资, 创新农业经营机制。以种植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营销市场化、产品品牌化为发展方向, 重点发展青稞、马铃薯、春油菜、中药材等粮经作物, 力争把该区建设成全国的青稞高产高效示范区、全省最大的春油菜生产基地、川西北优质马铃薯种薯生产基地、道地中药材GAP生产基地、全域旅游国道317线最美生态田园风光产业带。

农业改革发展 篇8

2016年印发的《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阐述此次改革内容为:为支持农村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化,在全国范围内统筹三部分资金,一是调拨全国范围内的农资综合补贴中的20%,其次是针对种粮大户的试点补贴,最后是农业“三项补贴”的增长部分,三部分资金整合后将主要用于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规范化和健康化,同时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原来一直存在的“三项补贴”合并为统一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2改革对河南农业发展的效应

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将对河南省农业发展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应。

2.1降低了政策实施成本

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将原来一直存在的“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而且明确了补贴是支持适度规模经营、耕地地力保护和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改革目标非常明确,补贴资金的审核和发放环节减少,减少了管理部门的负担,也让农民更快的得到补贴效益。

2.2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我国在进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以来,农业种植主要还是以家庭小规模经营为主流,不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限制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形成,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实行“多种粮多补贴”,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将从中获得更多利益,提高其积极性,鼓励这些新型经营主体的产生和规模扩大,加快推动农业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社会化生产,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

2.3有利于解决农村融资“难和贵”

河南省农村发展融资需求大。但在供给方面,政策性银行主要对农业龙头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农民很难获得服务;商业银行例如农业银行基本把业务中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我省农村信用社在由于管理服务不到位、经营理念落后、农村地区经营环境恶劣等的问题使其不能很好的为农村提供服务;民间借贷组织作为农村主要的融资渠道由于监管不力留下诸多后遗症。农村金融供给远远无法满足其融资需求。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明确支持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一定程度上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对金融的需求。

2.4支持了耕地地力的保护

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将目标定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对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真正种地农民给予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计算补贴额的依据主要是二轮承包耕地面积、计税耕地面积、确权耕地面积或粮食种植面积等;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粮田转为农业用地、没有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耕地没有补贴资格,提出要提高对农作物秸秆的利用,减少化肥的使用,这些改革将切实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提升河南省耕地的地力,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1]。

3改革发挥效应的阻碍因素

政策宣传不到位

河南农村的基础设施状况较差,互联网还未得到真正普及,农民在农村第一时间能获取国家政策信息的渠道基本只有电视新闻这一渠道,而普通农民平时关注娱乐节目多于政策新闻,不能及时得到相关信息而予以配合。而政府并未充分向农民宣传解释改革具体事项而予以实施,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不能顺利地进行。

3.2强制实施问题

河南省农村政府管理部门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以获得政绩,便在改革政策尚未得到农民充分理解的前提下,并未给农民接受或者缓冲的机会,使得农民对管理部门失去信心进而对改革政策产生排斥,强制实施问题将不利于农业“三项补贴”改革的顺利进行。

3.3利益受损农民的阻挠

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坚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不种粮就没补贴的原则,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和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将切实得到利益,而那些不种粮但仍能领到“三项补贴”的农民的利益势必受到伤害,改革进行中这些利益受损害的农民不能从宏观层面出发理解政策的实施,将会对改革的执行进行阻挠。

3.4改革缺乏监督

河南省农村基层管理部门执行改革的步骤烦琐,上级监管部门不能很好地进行监督,而改革的客体农民文化素质较低,对新发布的政策关注较少,不能完全理解相关改革内容,加上有些农民维权意识较差,也不敢与政府部门公然反抗,所以并不能在改革执行中对管理部门发挥很好的监督作用,使得管理部门在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执行中有可能产生违规或者贪污补贴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2]。

4保障措施

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将对河南农业发展和农民生存产生积极地效应,但在河南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执行中将会面临一系列的阻碍,为了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采取如下的保障措施:

4.1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要建立健全职责责任制,明确责任分工,注重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使得改革有效实施。各地方执行部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制定有效地执行方案。另外,执行部门要提前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赢得理解和支持。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做好改革经费的规划分配工作并保证每项经费对外透明。

4.2制定可行有效的实施方案

河南省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结合河南省各地级市的实际,在充分听取专家、农民意见的基础上,制定详细可行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执行方案,结合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和耕地地力保护的实施规划,明确时间节点,清楚任务分工,分清责任主体,明确政策实施的具体要求和组织保障措施。

4.3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河南省各地要提前做好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要确保基层管理部门对改革政策的真正理解,以便在改革实施中与农民充分的沟通交流。各地方宣传部门要采取有效媒体形式向农民宣传改革内容,获得农民的理解和支持,为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有序推进创造良好的基础。

4.4抓好改革的监督工作

要做好对各级参与部门改革工作情况的及时的监督,尤其上级管理部门要对下级机关严格监督,下级部门也要对上级负责,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向上级报告。河南省财政部、农业部要强化监管督导检查,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研究制定绩效管理制度,适时对各地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绩效考核,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对骗取、贪污、挤占、挪用农业“三项补贴”资金的,或违规发放农业“三项补贴”资金的行为进行制约,确保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公正、公平、公正[3]。

摘要：本文针对2016年农业“三项补贴”改革的内容及效应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农村实际提出了河南省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发挥积极效应的阻碍因素,为消除这些阻碍因素以保障改革效应的发挥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

关键词：三项补贴,改革,河南农业,效应

参考文献

[1]安胜,许佳贤,徐琳.农业补贴政策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效应分析[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3(3).

[2]王冠尧,杨梓轩.浅谈我国新农村建设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和对策[J].科技展望,2015(10).

农业经济社会簿记的改革与发展 篇9

关键词：簿记,农业经济社会,单式簿记,复式簿记

一、自然经济统治与单式簿记

继石器时代之后, 人类进入金属器时代。金属时代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的出现, 导致了频繁的交换, 但是此时的交换只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 而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随着制铜工艺技术性的增强, 使手工业的专门化程度提高。这样, 人类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即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原始经济逐渐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一时期, 自然经济统治地位得以确立, 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时, 占主导地位的是官厅簿记, 民间簿记虽然也有缓慢发展, 但是居于配角地位。

二、商业贸易发展与复式簿记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剩余物品越来越多, 交换的物品种类不断增加, 实物交换就显得不太方便, 于是就需要以某种天然物作为商品交换的手段。其最后结果, 大大地促进了各种商业, 进而相应地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 并使经济专业化随着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全面深化。这段时期, 古希腊和罗马经济的发展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十三世纪, 意大利沿海城市已成为与东方贸易的联结中心, 航海业有了极大的发展。意大利人经常关心会计, 总是将优秀的会计方法加以标准化和法典化。经济的发展产生了A·C·利特尔顿所指的形成复式簿记所必需的七项条件:书法、算术、私有财产、货币、信用、商业、资本, 复式簿记在民间应运而生。1494年, 意大利著名的数学家卢卡·帕乔利使复式簿记法标准化。

三、政治变革与簿记发展

笔者主要以古代罗马的政治特点为主, 阐述政治对簿记发展的影响。古罗马一系列的政治措施间接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罗马帝国时期由银行家和代理人记录的会计账簿中就已经采用了左右对账的形式, 银行家“迅速确认顾客余额的必要性和贷款金额与偿还金额自然两重性的存在, 导致了这样的会计制度的产生, 即收入和支出作成两笔, 一笔记入一个账户的贷方, 另一笔记入另一账户的借方, 从而使顾客账户以左右对照的账户形式反映每位顾客的借贷”。

中世纪末期的城市共和国, 主要是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共和国对封建领主的斗争, 无论是否出于经济的考虑, 都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簿记思想与实践的发展。

四、人文主义思想与簿记发展

最初的希腊宗教形式是神话, 希腊人认为是众神开辟了天地, 保护着人类的所有行为, 希腊信奉众神, 大多数公共财富也以“神的财产”的名义保存在神殿中, 甚至在法律中也有这样的规定:“不报送自己帐目的官吏不得出国, 不得向神殿祭献财产, 不得贡献神圣的祭品, 不得作成遗书, 甚至不得成为养子”。

1096年至1270年的十字军东征使意大利航运恢复了活力, 地中海从此航运贸易发展迅速, 为复式簿记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十四世纪初期, 文艺复兴是一场对古典文化的解放与创造。一般人认为, 文艺复兴只是文学、艺术的复兴, 殊不知簿记的复兴也是其中之一。权威人士将古代数学家、簿记学家卢卡·帕乔利列为文艺复兴晚期的伟人名单中, 卢卡·帕乔利的《数学大全》推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中数学的发展, 并且为复式簿记的创立提供了理论的钥匙, 为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零星的复式簿记的运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复式簿记作为一种新兴的簿记方法不仅服务于意大利各个城市的商业核算, 更对文艺复兴后期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帕乔利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数学家, 而且是世界上率先系统研究意大利复式簿记理论与方法的人, 他在簿记学方面所具有的奠基性贡献, 可与他在文艺复兴时期他在数学方面的贡献具有同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宋英慧.中国会计制度经济学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2]迈克尔·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M].文硕, 董晓柏译.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8

[3]郭道扬.复式簿记起源历史环境新论[J].会计研究, 2007 (12)

[4]金观涛, 唐若昕.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5]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M].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6]王建忠.会计发展史[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7]葛家澍.美国安然事件的经济背景分析[J].会计研究, 2003 (1)

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的改革与发展 篇10

1 当前农业技术推广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需求格局的变化, 我国农业技术的推广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影响了农业技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据有关部门测算, 我国畜禽发病死亡每年直接经济损失达238亿元, 相当于畜牧业总产值的2.82%, 农民平均年损失26.44元。猪、禽的死亡率每降低1%, 农民人均将减少损失1.87元, 按出栏后的价值计算, 人均可增收9.76元。另据测算, 如果我国通过推广先进技术, 使我国化肥利用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将节省成本193.5元/hm2, 共计节省成本252亿元/年;如果使我国农药的利用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节省成本69元/hm2, 共计节省成本90亿元/年。

(1) 农业推广资金投入不足, 制约着推广力度。发达国家农技推广经费一般占农业总产值的0.6%~1.0%, 发展中国家也在0.5%左右, 但我国不足0.2%, 人均经费更少, 致使部分地方政府“卸包袱”, 出现了“线断、网破、人散”的被动局面。

(2) 我国农民对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接纳能力差, 并且缺乏采用新技术的需求动力, 影响农业新技术成果推广转化质量。一方面, 农民的文化素质制约了他们对高新技术的接纳能力。另一方面, 在农业内部, 作为市场主体的农户更加懂得比较科技投入的成本和预期收益, 只有当他们认为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时才会选择新的生产技术, 农业科技使用的高风险性使得他们在有限的资本和劳力的投向上显得更为谨慎, 导致农户对可替代的新技术选择反应迟钝, 缺乏内在的需求动力。

(3) 传统的农业科技推广, 从推广项目选择机制、技术上不能适应变化中的农户生产需求。长期以来, 我国农业科研、推广基本是以提高农产品数量为主要目标。现代农业面对的是一个买方市场, 消费需求多样化, 品质高端化, 农业生产处于大的结构调整中, 同时作为农业技术推广最终接受者的农户随着生产与经营行为的改变, 他们对技术需求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 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的粮食生产技术需求迫切性下降, 而对经济作物生产技术的需求逐步增加;由原来对高产技术的需求转为对优质技术的需求;由节约资金技术的需求转变为节约劳动技术的需求。但现行的农业技术扩散机制是以提高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的产量为主要目标, 建立在“地区目标群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具有完全同质性”这一假设基础之上, 不能满足农户对生产技术的需求。

(4) 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积极性不高, 影响农技推广效率。在现行农业推广制度下, 农业技术推广及开发的速度、效果、服务质量、最后效益无法和推广主体的努力程度或付出挂钩, 农业制度对农业科技进步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5) 农民居住地分散, 组织化程度低, 村委组织功能弱化, 农业技术推广缺乏有效的渠道, 使得技术推广成本高, 导致技术与产业的割裂。

2 深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对策

2.1 推进农业技术推广的制度创新

(1) 确立农民对技术需求的主体地位, 提高农民采纳农业新技术的自愿性。农民是农业经营主体, 也是农业技术的需求主体、市场主体。采纳新的农业技术应该是农民市场经营的理性选择。传统观念通常是从技术供给者的角度看问题, 把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看作是向农民提供农业技术的过程, 把农民看作是农业技术的被动消费者, 而没有对农民的技术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缺乏农业技术推广的针对性。因此, 今后要注重建立农民参与选择推广技术的机制, 改变“你给的我不要, 我要的你没有”的技术供给状况。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农业推广部门应该及时把市场需求的正确信息、先进技术传递给农民, 让农民自己选择, 引导千家万户自愿采纳农业新技术。

(2) 解决农业推广体系中激励机制的缺位问题, 广泛采取市场化的激励手段, 进行推广机制的创新, 大力调动农民、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积极性。在现行农技推广机制下, 农业技术成果转化还缺乏市场激励机制, 技术人员和推广人员的工作还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 没有有效的利益诱导机制, 其工作的好坏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引导, 许多推广工作也就难免流于形式, 不能让农民满意。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机制的完善, 关键在于解决推广主体的激励问题, 创新农技推广机制。如支持农技推广机构和农技人员开展技术承包、有偿服务、订立“超产提成、减产赔偿”合同;通过股份制等市场化手段创办科技示范园区, 展示名优品种、高效生产模式, 带动农民跟进。福建南平市的“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就是非常值得推广的措施, 它能使科技人员与农业生产者形成利益共同体, 而长期有效的合作, 也实现了科研机构与农业生产者的“双赢”。

2.2 推进农业技术推广的组织创新, 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体系

(1) 创新农业推广体系, 发挥政府农技推广队伍的骨干作用。农技推广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公益性职能, 它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主体。由政府建立一支履行公益职能的农技推广队伍, 不但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农业发展的共同经验。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必须更新观念和进行机制创新, 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把服务领域由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 由单项向综合服务延伸, 利用技术和信息引导农民进入市场, 参与并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政府的技术推广等服务工作可以委托协会等为农服务组织进行。农技、农经、农机等站所可以改制或精简后划归协会等组织管理。各级推广机构在切实履行公益性职能的前提下, 可以兴办经营实体, 实行一站两制、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新的管理运行机制。

(2) 鼓励企业、农民等参与农业技术推广, 大力培育多种成分、形式的农技服务组织, 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体系, 使农技推广主体逐渐走向多元化。农业科研、教育单位广泛地面向农村开展科技成果开发、推广活动;农业企业重视开展技术推广服务工作;吸收各种农民技术协会、种养大户成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领域的重要力量。各级农业管理部门和政府农技推广机构要支持这些组织和企业的发展, 鼓励它们以多种形式向农民推广技术, 对农民进行培训。加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部门之间的联合, 推动跨地区、跨专业推广机构的横向协作, 拓宽科技下乡的渠道,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注意发挥各类农技推广服务组织的作用, 建立多方合作机制。

(3) 把技术推广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密切结合起来, 降低农业技术推广成本, 降低其在技术市场中的交易成本, 提高推广效率。农业推广体系直接面向经营规模小、高度分散的农户进行高新技术推广, 成本高、效果低。单个农户直接参与农业技术市场交易, 由于经营规模的限制, 技术交易成本非常高。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形成技术推广站 (农业科研单位等) —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农户的推广模式, 使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成为联接农业技术推广主体和农户的桥梁, 以降低推广成本和技术交易成本, 有效提高新技术的推广效果。从“技术推广站 (农业科研单位等) —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这个技术转移过程来看, 一是合作制度保证了成员在技术获取过程中费用较低;二是其组织制度保证了各成员在选择决策中的主体作用, 保证了技术的适用性;三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由于聚集了更多的能人, 接纳高新技术的能力更高。从“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农户”这个技术扩散过程来看, 农民自己传播农业技术, 其产生的良好效果是其他推广组织、手段难以替代的, 主要原因在于传播者也是农民, 具有与他人相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结构, 了解当地实情和农民实际。因此, 容易为农民所认同和接纳, 特别是如果他们在接受信息后再加以利用, 并取得良好绩效, 这种“再传播”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所以通过农民专业协会来推广、普及农业技术, 实用性强, 费用低, 影响大, 实际效果显著。

2.3 加强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保障和支持

农业科技推广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能否更好的发挥作用, 除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自身要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外, 还需要各级政府、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也需要相应的政策措施、资金支持等外部环境和条件作为坚强的后盾。

(1) 加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增加农技推广资金投入。一要建立农业科技推广专项基金, 并逐步制度化增加财政支农资金中用于农技推广的份额。二要利用“绿箱”政策, 调整支农资金投入结构:按照WTO的原则, 减少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的直接资金投入, 增加对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等领域的资金投入, 使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2) 加强农业教育和农民技术培训, 把教育、研究、推广紧密结合起来。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与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关系极大, 农民教育是农业科技扩散的基础。农技推广体系必须把提高农民素质或通过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作为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 把技术推广融于提高农民素质的过程之中。同时, 要抓好农民技术培训方式创新。要重视对农业劳动者的技术和技能培训, 把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科教兴农、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项重大措施。要深化农村教育方式的改革与创新, 增加职业教育的比重, 通过农业技术讲座、培训、函授、夜大等多种形式, 大幅度提高亿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农业科技水平。农民素质的提高将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在加强农民教育的同时, 要创新推广理念、改进推广方式。我国农民整体文化水平低, 又相对保守、狭隘, 要改变他们的传统生产方式需要通过事实进行演示。因此, 要创造条件建立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 开展示范性农业技术培训, 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3) 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技术培训。基层农技推广人员长期工作在农业一线, 直接为“三农”服务, 要通过培训使他们不断更新知识, 提高素质, 适应农业产业发展的需求。

(4) 发展和引导农业技术市场, 规范农业技术推广市场行为。目前, 我国农业技术市场发育不足, 技术中介组织、技术商业公司、技术承包商等发展远远滞后于农业生产的需要, 农业技术市场性组织所承担的功能仅限于技术产品交易的功能和部分信息传播的功能, 而在技术推广方面还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 要加强农业技术市场建设, 促进农业技术转让。为农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民营科技企业的成果转化及市场化提供便利条件和措施保障;要通过各种途径发布农业技术成果、专利等技术转让信息, 密切技术供需双方的关系。同时, 通过法规、管理办法等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 进一步净化市场环境, 提高农民对技术传播媒介的信任度, 大力发展技术市场与技术传播推广市场性组织, 促进技术推广市场化进程。

3 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与改革建议

3.1 加大宣传力度, 使农民由被动变为主动接受农业科技

首先, 要把农技推广工作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体系结合起来, 致力于提高农业比较效益, 尽快改变农业弱质产业的形象, 促使人们自觉地加大农技推广工作力度, 实实在在地为农民增收致富服务;其次, 要加强宣传, 激发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兴趣和热情;再次, 要改变行政命令型的农技推广服务模式, 通过说服引导、签订技术承包合同等方法, 将农户和农技部门的责权利结合起来, 形成双方自愿、利益同享、风险共担的约束机制, 提高农民采纳推广部门建议和技术措施的积极性。

3.2 抓好科技示范, 使农民了解农业生产新技术

由于大多数农民是现实主义者, 不愿花资金去应用自己尚不完全了解的新技术, 所以每一项新技术推广的初期, 农民大都抱观望态度。为此, 农技推广部门要着力抓好科技示范工作, 对增产潜力大、效益高、推广面大的农业技术项目, 区、镇、村、组都要有目的、有重点地建立科技示范基地和示范户, 为农民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习样板, 用活生生的事实, 教育和引导农民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 应用科技致富。

3.3 加强技术培训, 使农民科学应用科技

根据目前农民素质现状, 加强农民技术培训, 应突出层次性和实用性。就日照地区而言, 基层农技培训可以通过3级网络 (区、镇、村) 、3个层次 (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农民) 、多种形式 (办班培训、邀请专家教授讲课、广播电视讲座、函授等) , 实施“绿色证书”培训项目。对科技文化素质偏低的农民, 可根据农事季节, 采取办培训班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办法, 以增强他们的科技意识, 提高其运用农技进行自我服务的能力。同时, 要注重加强对那些没有正规学历的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学历教育, 通过多种渠道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

3.4 搞好配套服务, 使农民从农技应用中得到实惠

农技部门要充分利用队伍专、人才多、分布广、信息灵的优势, 将产前的项目筛选, 产中的技术指导和产后的销售服务纳入自己的全程配套服务范围。在产前, 要搞好市场调查和预测, 为农民提供准确的信息服务和技术准备;产后则可以采取独营或联营的方式, 开展农副产品的购、加、储、销等服务, 切实为农民解除后顾之忧。对量大面广的主导产品, 农技部门要及时推广系列加工、包装、储运等方面的新技术, 以实现农副产品的多层次增值, 让农民从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3.5 优化运行机制, 增强农技推广机构的实力

良好的运行机制是农技推广部门搞活农技推广工作、增强实力的关键所在。因此, 农技推广部门要改革旧的推广模式, 在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结合, 技术开发、推广与经营结合等方面走出一条新路。要遵循“立足推广搞服务、搞好服务促推广”的原则, 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要立足推广工作的优势, 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通过开展良种统繁统供、化肥统测统配、植保统防统治和农产品贮运加销一条龙的系列化服务, 开拓农技推广产业化服务领域。农机人员要走出机关大院, 深入基层, 发挥各自的技术特长, 开展个人或集团技术承包, 实行技术推广与经济报酬挂钩, 调动农技人员推广农业科技的积极性, 增强农技推广机构的经济实力, 使基层推广机构不断巩固和提高。

摘要：农业技术推广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针对我国现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存在的问题, 提出改革与发展的对策, 以适应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改革,发展,对策

参考文献

[1]王元, 胥和平, 刘冬梅.农业新特点与农村科技战略选择[J].求是, 2003 (17) :46-48.

[2]杜青林.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N].学习时报, 2003-11-24.

农业改革发展 篇11

二是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衡量山区乡镇经济发展水平。依托国家森林经营试点县项目，做好荒山造林、植树造林，完成造林7万亩。以凯迪生物质发电、秦江木业高密板、天森家具和森旺农业为基础，打造湖北现代林业崇阳循环经济科技园。支持汉口精武、正大集团、三普蜂业、瑞发竹业、湖北成祥、永强米业等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加快推进汉口精武鸭产业文化城、后溪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和湖北生态博景园建设，引进华彬集团从事生态农业开发，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三是坚持以抢抓机遇为突破口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抢抓中央和省加大水利改革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争取资金1.56亿元，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筹措资金1亿元，开展低丘缓坡地改造。争取项目资金2.93亿元，启动11.7万亩省级高产示范农田改造。筹措资金1200万元，完成农村能源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站项目建设，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筹措资金4000万元，推进退耕还林、生态公益林补偿、石漠化综合治理和国家级青山湿地公园建设。筹措资金1000万元，解决2万人安全饮水问题。发放专项彩钢板组合仓2000套，推广新式农机具500台。

四是坚持以“五统一”模式加速推进新农村建设。坚持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图纸、统一风格的“五统一”，支持各乡镇在推进去年新农村示范点建设的同时，启动新一轮新农村示范点建设。加强与上级部门联系，积极争取政策支持，迅速启动幕阜山片区崇阳扶贫开发规划。建立县级领导干部挂点贫困村制度，推进重点村扶贫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组织作用，解决农产品生产技术和销售问题。加强村镇规划和管理工作，严厉打击违章建设、违法乱建。扎实开展以“万名干部进万村洁万家”为主题的“三万”活动，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建立垃圾堆放、运送、集中处理长效机制，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湖北省崇阳县财政局供稿）

农业改革发展 篇12

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 胡锦涛指出,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是顺应世界农业发展普遍规律、立足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 是统筹城乡发展、协调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必然要求,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 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 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胡锦涛强调, 在当前形势下, 保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对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保增长的基础支撑在农业, 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农村, 保民生的重点难点在农民。尤其要抓好以下3项工作。一是要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继续提高单产, 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较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补贴, 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加快落实国家扶持油料、生猪、奶业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严格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控, 确保食品质量安全。二是要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改善农民生活。抓住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 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三是要大力促进农民增收, 开拓农村市场。积极谋划促进农民增收的新思路, 最大限度拓展农村内部增收空间。发展先进适用、安全可靠、节能环保的各类农业机械, 加强农机技术培训和售后服务。严厉查处坑农害农行为, 严禁假冒伪劣商品流向农村市场。

胡锦涛指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统筹兼顾、综合规划, 认真抓好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落实。要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全面分析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 充分估计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复杂局面, 深入实际, 把握动态, 摸清实情, 找准对策, 切实解决影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积极主动做好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