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理论（精选12篇）
过程理论 篇1
0 引言
本文是文献[1]的姊妹篇。文献[1]讨论分析了热风对流干燥过程中,多孔材料形状、特征尺寸以及热空气温度、速度和相对湿度对临界干基含水率的影响,并对多孔材料热风对流干燥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临界干基含水率不能确定多孔材料对流干燥所处干燥阶段(即是外部干燥条件控制的第一干燥阶段还是干燥物料自身物性控制的第二干燥阶段);包含恒速干燥阶段和降速干燥阶段的干燥曲线不是多孔材料热风对流干燥特征曲线。
在热风对流干燥过程中,多孔材料表面水分以蒸汽形式通过物料表面气膜向周围热空气对流扩散。物料表面气膜相对湿度取决于与多孔材料物性、温度及所含干基含水率等有关的多孔材料表层水分活度。Ahmet Kaya等[2]研究了胡萝卜切片在不同温度下,平衡干基含水率随热空气相对湿度变化的等温吸附曲线。实验结果表明,在某一确定温度下,胡萝卜切片吸附水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其表面空气相对湿度为1。Sablani S.S.等[3]在23℃、40℃、60℃时对鲍鱼进行等温吸附与等温解吸特性测量,同样发现鲍鱼干基含水率高于某一临界值时,鲍鱼水分活度为1。Yan Z.等[4]研究了中等干基含水率香蕉等温解吸与等温吸附特性,发现不同温度下的等温吸附和等温解吸曲线均为Ⅱ型(即呈S形)。香蕉水分活度为0时,其干基含水率不为0,温度不同其干基含水率为0.03～0.09kg/kg(水与干物质之比,下同)。Fabra M.J.等[5]研究了柚子在25℃时的等温解吸特性,也发现柚子水分活度为0时,柚子的干基含水率不为0。同时他们还发现,柚子水分活度随着干基含水率增加增大至1时,柚子干基含水率再增大,其水分活度维持1不变。
一般根据热风对流干燥条件不同,把干燥问题分为3类:
(1)第1类边值问题(Dirichlet边界问题)
(2)第2类边值问题(Neumann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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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3类边值问题
等温解吸曲线在第1类边值问题中的应用,集中在一定干燥温度与热风相对湿度下,确定物料的平衡干基含水率[6,7,8,9];在第2类边值问题和第3类边值问题中的应用,集中在一定干燥温度下,根据物料外层单元水分活度随其平衡干基含水率变化确定物料表面的热空气相对湿度[10,11]。但是,到目前为止,根据多孔材料外层单元水分活度判断物料干燥究竟是处于第一干燥阶段还是第二干燥阶段,尚未见相关文献报道。鉴于此,本实验根据文献[1]所提供模型、辅助公式、物料物性参数及计算方法,对多孔材料形状、特征尺寸以及热空气温度、速度、相对湿度在热风对流干燥过程中,对多孔材料表层局部干基含水率和水分活度变化影响进行讨论分析,以期更深入全面地认识热风对流干燥多孔材料的干燥特征。
1 不考虑收缩条件下物料干燥特性分析
1.1 物料特征尺寸影响
为了考察物料特征尺寸影响,在相对湿度为0.2、温度为40℃、风速为0.1m/s的热风干燥条件下,对初始干基含水率为9.21kg/kg、长为60mm、宽为15mm、厚度分别为3mm、4.5mm、6mm的胡萝卜薄片试样;高为50mm,直径分别为6mm、9mm、12mm的圆柱状胡萝卜试样;以及直径分别为6mm、9mm、12mm的球形胡萝卜试样进行了数值模拟干燥实验。
图1-图3分别是非收缩条件下薄片状、圆柱状和球状胡萝卜试样干燥速率随外层单元局部干基含水率的变化曲线。从图1中可以看出,3个不同特征尺寸(厚度)胡萝卜薄片干燥速率随外层单元干基含水率的变化曲线重叠在了一起,说明在相同的热风干燥条件下,不同厚度的胡萝卜薄片干燥速率随着外层单元干基含水率的变化规律是相同的。与此不同,图2与图3圆柱状和球状胡萝卜试样恒速干燥速率随其特征尺寸(直径)增大而增大。这是因为薄片状物料,物料表面的水分主要通过薄片对流面积较大的正面(或背面)对流扩散至热空气中,相对于正面和背面,薄片侧面面积很小,如忽略薄片侧面对流扩散的影响,薄片厚度变化对热空气-薄片物料间的对流传质系数和对流传质面均没影响,因此,不同厚度胡萝卜薄片恒速干燥速率相同;而对于圆柱状和球状胡萝卜试样,其对流传质系数与对流传质面面积均随其特征尺寸直径增大而增大,所以圆柱状和球状胡萝卜试样恒速干燥速率随其直径的增大而加快。从图1-图3还可以得到,在同一干燥温度(40℃)下,3种不同形状、不同特征尺寸物料由恒速向降速转变的外层单元局部的干基含水率相同。
图4-图6分别是不同尺寸薄片状、圆柱状和球状胡萝卜试样干燥速率随外层单元水分活度的变化曲线。从图4-图6可以看出,不同形状及特征尺寸胡萝卜试样均从外层单元水分活度为1时开始降速干燥,亦即外层单元水分活度小于1时,物料干燥处于降速干燥阶段。从引言中所提到的水分活度与干基含水率关系以及图7胡萝卜水分活度-干基含水率曲线中,不难看出,当胡萝卜干基含水率大于某一值时,胡萝卜水分活度维持在其极大值1不变。因此,胡萝卜试样外层水分活度为1时,胡萝卜试样处于恒速干燥阶段。
1.2热空气相对湿度影响
图8、图9分别是直径为6mm,初始干基含水率为9.21kg/kg的球形胡萝卜试样,在温度为40℃,风速为0.1m/s,相对湿度分别为0.2、0.4、0.6、0.8的干燥条件下,胡萝卜干燥速率随外层单元局部干基含水率和水分活度的变化曲线。
从球形胡萝卜试样的干燥速率随外层单元局部干基含水率(图8)及随外层单元局部水分活度(图9)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在相同的干燥温度下,球形胡萝卜试样由恒速干燥转变为降速干燥的外层局部干基含水率或外层单元局部水分活度是相同的。这是因为在相同的温度下,胡萝卜外层单元局部水分活度随外层单元局部干基含水率变化规律是相同的,与外部热空气相对湿度无关。不同相对湿度干燥条件下,球形胡萝卜试样由恒速干燥阶段向降速干燥阶段转变的胡萝卜外层单元局部水分活度均为1,即球形胡萝卜试样外层单元水分活度为1时,球形胡萝卜试样处于恒速干燥阶段;而当球形胡萝卜试样外层单元水分活度小于1时,球形胡萝卜试样处于降速干燥阶段。
1.3 热空气温度影响
图10是直径为6mm,初始干基含水率为9.21kg/kg的球形胡萝卜试样,在风速为0.1m/s,相对湿度为0.2,温度为40℃、50℃和60℃的热风干燥条件下,胡萝卜干燥速率随试样外层单元水分活度的变化曲线。
从图10可以看出,不同温度热风干燥条件下的球形胡萝卜试样,在外层单元水分活度小于1时,干燥速率下降,而水分活度为1时,胡萝卜试样的干燥过程则为恒速干燥。这是因为物料外层单元水分活度为1,物料表面水蒸气饱和,物料表面与热空气间的水分扩散驱动力恒定。同时,从图7还可以看出,不同温度下,胡萝卜水分活度由1开始下降的干基含水率不同,而试样的干燥速率是从水分活度值1开始下降的,因此,纵然相同温度下,不同形状、特征尺寸以及热空气相对湿度和速度下,试样由恒速干燥阶段向降速干燥阶段转变的外层单元局部干基含水率相同,由此可见,通过试样外层单元局部干基含水率不能判定试样干燥究竟是处于外部干燥条件控制的第一干燥阶段还是物料自身物性控制的第二干燥阶段。
1.4 风速对干燥特性影响
图11是直径为6mm,初始干基含水率为9.21kg/kg的球形胡萝卜试样,在风速为0.1m/s、0.5m/s、1.0m/s,相对湿度为0.2,温度为40℃时的热风干燥条件下,球形胡萝卜试样的干燥速率随其外层单元水分活度的变化曲线。
由图11可见,无论风速大小,只要胡萝卜试样表面水分活度为1,胡萝卜试样就处于恒速干燥阶段。只有胡萝卜试样外层单元水分活度小于1,干燥速率才开始降低,进入降速干燥阶段,此外,还可以看出,在较高风速干燥条件下,球形胡萝卜试样恒速干燥速率较快,减速干燥阶段干燥速率随着外层单元水分活度减慢较快。
综合物料特征尺寸、热风相对湿度、热风温度及热风风速对物料干燥特性影响分析,不难得出,外层单元水分活度是表征物料干燥由外部干燥条件控制的第一干燥阶段向物料内部水分扩散阻力控制的第二干燥阶段转变的唯一特征参数。
2 收缩对物料干燥特性影响
2.1 薄片状物料收缩影响
图12和图13分别是收缩条件下胡萝卜薄片干燥速率随外层单元干基含水率和水分活度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到,厚度不同的胡萝卜薄片干燥速率随其外层单元干基含水率的变化曲线及其外层单元水分活度的变化曲线重叠在了一起,很容易得出,薄片状物料外层单元干基含水率和水分活度均可作为判断薄片物料干燥过程中由一种干燥状态向另一种干燥状态转变的判据。但在不同温度条件下,薄片物料的干燥速率随外层单元干基含水率变化规律研究显示,不同温度下干燥时,薄片物料由恒速向降速转变的外层单元干基含水率不同(收缩物料在不同温度下的对比这里未给出)。因而再次证明,外层单元水分活度是唯一能够作为判断物料干燥过程是处于外部干燥条件控制的第一干燥阶段还是处于物料内部水分扩散控制的第二干燥阶段的判据。
2.2 圆柱状物料收缩影响
图14是收缩条件下圆柱状胡萝卜试样干燥速率随其外层单元干基含水率以及外层单元水分活度的变化曲线。从图14中可以看到,在考虑干燥收缩时,圆柱形胡萝卜试样在整个干燥过程不存在恒速干燥阶段,这与文献中的报道结果相一致。此外,不能看出圆柱形胡萝卜试样干燥过程是处于外部干燥条件控制的第一干燥阶段还是处于胡萝卜内部水分扩散控制的第二干燥阶段,仅能看到圆柱形胡萝卜试样干燥速率随着其外层单元局部干基含水率降低而减慢。
从图15中收缩条件下圆柱形胡萝卜试样干燥速率随外层单元水分活度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到,在圆柱形胡萝卜外层单元水分活度为1时,圆柱形胡萝卜试样的干燥速率有一个突降,这是因为高初始含水率的圆柱形胡萝卜颗粒在干燥初始阶段,外层单元干基含水率较高,外层单元在干燥过程中有相当一段时间水分活度维持1不变。当外层单元水分活度为1时,圆柱物料表面热空气相对湿度为1,物料表面与热空气间水分对流扩散驱动力不变,干燥过程处于外部干燥条件控制的第一干燥阶段,物料干燥速率下降是因为圆柱物料收缩致使圆柱形胡萝卜试样与热空气间的对流扩散传质系数和对流传质面面积减小的缘故。只有外层单元水分活度小于1,圆柱形胡萝卜试样表面的热空气相对湿度小于1时,圆柱形胡萝卜试样干燥才进入物料内部水分扩散控制占主导作用的第二干燥阶段。
2.3 球状物料收缩影响
如同圆柱状试样,从图16收缩条件下球状胡萝卜干燥速率随外层单元局部干基含水率变化曲线同样不能看出,球状胡萝卜试样外层单元局部干基含水率多大时,试样干燥由外部条件控制转变为内部条件控制。
图17是收缩条件下球状胡萝卜试样干燥速率随其外层单元水分活度的变化曲线。与图15圆柱胡萝卜颗粒干燥速率随其外层单元水分活度变化曲线一样,在外层单元水分活度为1时,图中球状胡萝卜试样干燥速率发生突变。其原因和圆柱状试样一样,初始含水率高的胡萝卜球状试样,外层单元在干燥的初始阶段,水分活度等于1,物料表面热空气相对湿度为1,干燥处于外部干燥条件控制的第一干燥阶段,物料干燥速率下降是因为球形胡萝卜颗粒收缩引起的球形胡萝卜颗粒表面与热空气间的对流传质系数和对流传质面面积减小的缘故。当物料外层单元水分活度小于1时,干燥开始受物料内部水分扩散控制。
3 结论
(1)物料整个干燥过程应划分为外部干燥条件控制的第一干燥阶段和物料内部水分扩散控制的第二干燥阶段。恒速干燥阶段和降速干燥阶段的划分只对特定干燥条件下,特定形状和材质的物料适用。
(2)外层单元局部干基含水率不是物料干燥特征参数,不能判定物料干燥处于第一干燥阶段还是第二干燥阶段。
(3)根据物料外层单元水分活度能够判断物料干燥过程是处于外部干燥条件控制的第一干燥阶段(恒速干燥阶段)还是物料内部水分扩散控制的第二干燥阶段(降速干燥阶段),物料外层单元水分活度是表征物料干燥特性的唯一特征参数。
摘要：在收缩和非收缩条件下,对胡萝卜的对流干燥特征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干燥速率是试样几何形状、尺寸以及热空气温度、风速、相对湿度的函数。整个干燥过程应划分为外部干燥条件控制的第一干燥阶段和物料内部水分扩散控制的第二干燥阶段。而基于经典干燥理论的恒速干燥阶段和降速干燥阶段的划分,只是特定形状和材质的物料在一定干燥条件下才出现的干燥现象。物料外层单元水分活度可以作为判别物料干燥过程是处于第一干燥阶段还是第二干燥阶段的判断依据,是表征物料干燥特性的特征参数。
关键词：胡萝卜,对流干燥,干燥过程,水分活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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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理论 篇2
关键字：教学设计 自主学习学生主体 教学目标
教学设计的理论以其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已被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所关注。如何使教学设计的理论和方法被广大的中小学教师所掌握，并为素质教育的改革实践服务，是当前教学设计理论和教学实践研究的重要课题。
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的过程研究 篇3
关键词：翻译转换 层次转换 范畴转换 《带家具的出租房》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受到快速发展的语言学的影响，西方学界兴起了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翻译研究方法。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提出的翻译转换理论即是翻译转换研究理论的代表理论之一。卡特福德构建的翻译转换理论建立在韩礼德和弗思提出的语言学层次和范畴的基础之上。考虑到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市面上文学作品的译作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卡特福德的翻译转换理论为我们从语言学角度，包括词汇、语义和句法等方面，评判译作提供了新思路。虽然这一翻译转换理论由于其忽略非语言因素而遭受批判，但是它确可作为一种系统且客观的方式去解读文学翻译中发生的转换现象。本文以卡特福德的翻译转换理论为基础，分析和解释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带家具的出租房》中译本中发生的翻译转换，以求为今后的作品翻译提供参考。
一、范畴转换
范畴转换是指从原语到目的语偏离形式的对应（departures from formal correspondence），然后在不同的级阶（句子、分句、片语、词及词素）上发生转换的行为。卡特福德对范畴转换设定了两个条件：转换发生时，原语和目的语处于同一个语言层次；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确有某种程度的形式对应（卡特福德，1991：88～89）。范畴转换作为区分形式对应的主要依据，有四种分类：结构转换（structural shifts）、词类转换（class shifts）、单位转换（unit shifts）和内部体系转换（intra-system shifts）。本文着重关注前三类转换。
（一）结构转换
结构转换是翻译转换中最常出现的范畴转换，它可以发生在所有的等级上。汉英对客观世界反映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在英汉互译过程中发生结构转换的最重要原因。英语思维方式在句式上的表现为“主+谓+宾+状”，而汉语思维方式在句式上的表现为“主+状+谓+宾”（严魁，2013：118）。例如，英：我做了某事，在某人的帮助下；汉：我在某人的帮助下做了某事。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转换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肯定句与否定句的相互转换、主语突出和主题突出的相互转换、物作主语和人作主语的相互转换、被动语态与主动语态的相互转换。
1.肯定句与否定句的相互转换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肯定句和否定句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翻译结果。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中肯定句和否定句表达方式的不同，在英译汉过程中，英语中具有否定含义的词汇、短语或是句子常被译为对应的汉语中具有肯定含义的词汇、短语或句子，反之亦然。
（1）Its a nice room.It aint often vacant.（第182页）
房间很不错吧，一直有人住着。
在例（1）中，“not”的使用强调了否定含义，但在译文中，却转换成了肯定含义。如果例句遵照原文的句子形式进行直译，译文为：“房间不是经常空着的。”这一译文显得十分不自然，“不是”“经常”和“空着”的组合搭配显得累赘绕口，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为了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表达习惯，译者放弃了原文的语言特点，将目标语由否定思维的方式转为肯定思维的方式。
2.主语突出和主题突出的相互转换
经过对汉英语言的对比研究，汉语被认定为主题突出语言，而英语为主语突出语言。在汉语中，名词、名词词组、介词短语、动词等都能充当一个句子的主语，但是在英语中，除了在一些命令句中，名词或名词短语作为主语是必不可缺的。
总体来看，英语是一种主从结构语言，它使用各种连接词和连接方式来构成一个句子。汉语却是一种并列结构句子，主要通过内在逻辑来构成句子，所以抓住句子的中心非常重要。
（2）Do you have many theatrical people rooming here？（第184页）
许多剧团演员在这里租过房子？
在例（2）中，译者在译文中略去了“Do you have”的翻译。译者考虑到汉英语言主题突出和主语突出方面的区别，在英译汉的过程中，突出了是否有“theatrical people”（剧团演员）租过房子这一主题。如果保留英语语言主语突出的句式结构特点，译文为：“你有许多剧团演员在这里住过房子吗？”虽然这一翻译不会造成汉语读者理解句义方面的歧义，但是保留“Do you have”（你有）这一主谓形式的翻译并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3.被动语态与主动语态的相互转换
语态属于语法范畴，汉英两种语言在使用语态的频率上大有不同。Mona Baker指出，被动语态在英语中使用频度非常高（转引自李春蕾，2007：28）。而在对应的英译汉句子中更倾向于使用主动语态。学者刘宓庆对汉英双语使用主动和被动语态的情况作了如下阐释：a.文化：在汉语中，被动语态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吉利的语气，被动语态的使用常常让人们联想到不幸的事；而在英语中，被动语态的使用有时仅仅是为了保证句子的整齐和连贯。b.实用：在汉语中，为了表示被动含义，除了“被字句”外，需要使用如“让”“受”“遭”“蒙”等虚词来构成句子；而在英语中，存在特定的语法使句子由主动变为被动，即“be动词+动词分词”的形式。汉英两种语言在被动句的表达方式上差异巨大。c.习惯：汉英双语由于长期的习惯积累，在某些表达上会形成语言的惯用语。打破这一习惯很容易造成语言表达上的不自然。（转引自李春蕾，2007：28）
（3）The furniture was chipped and bruised；the couch，distorted by bursting springs，seemed a horrible monster that had been slain during the stress of some grotesque convulsion.
家具伤痕累累，像是有人蓄意乱砍乱凿；长沙发上失去弹性的弹簧凸了出来，让沙发完全变形，活像一只正在宰杀的动物，痛苦地抽搐着。（第188页）
在例（3）中，“chipped”“distorted”和“slain”通过语法规则的使用表达了被动含义，施动者分别是“people（省略）”“bursting springs”“people（省略）”。但在译文中，译者将其转换成了主动语态，使其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在英语中，被动语态使用得非常普遍，但有时仅仅是为了保持句子结构的整齐。如在例（3）中，“chipped”“bruised”“distorted”“seemed”都使用了过去分词的形式，使用被动语态使句子结构整齐。但是在汉语表达中，被动句使用频率远低于其在英语表达中的频率，且多个被动句在同一句子中集中出现打破了汉语的习惯用法。
二、词类转换
卡特福德根据韩礼德的方法将“类别”定义为：根据其在相邻高一级单位结构中的作用而划分的特定单位成分的组合（1991：91）。当译语单位的翻译等值成分是一个与原语单位处于不同类别的成分时，就会发生类别转换。汉英分属不同的语系，造成了两种语言在词汇和表达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会找不出完全对等的词汇或是表达方式。所以为了准确传达意义，进行词类转换是非常有必要的。
（4）...unable to perceive that she was there beside，around，against，within，above him，clinging to him，wooing him，calling him so poignantly through the finer senses that even his grosser ones became cognizant of the wall.
他企图找到蛛丝马迹，证明她就在这里，在他的身边，拥抱着他，依偎着他；她就在他的心里，在他的头顶，通过极其微妙的各种方式深深地呼唤着他的名字。（第194页）
在例（4）中，介词“beside”“within”“above”分别转换成了汉语中的“身边”“心里”“头顶”的名词形式。汉英两种语言分属截然不同的语系造成了翻译过程中词类转换的必然性。词类转换形式多样，在翻译过程中，除了由介词转换为名词的形式，还存在名词变动词、介词变动词等转换形式。
三、单位转换
单位转换也称级阶转换，指等级的变换，即原语中某级上的一个单位的翻译等值成分为译语不同等级上的单位，从而产生形式对应上的脱离的现象（卡特福德，1991：92）。在英语和汉语中分别有五种单位形式：英语包括词素、单词、词组、分句和句子；汉语包括字、词语、词组、分句和句子。在英汉互译过程中，译者要注意灵活地在级阶上转换，从而准确恰当地传达意义。
（5）And then he traversed the room like a hound on the scent，skimming the walls，considering the corners...
然后，年轻人又像一条嗅觉灵敏的猎犬一样，在房间里翻箱倒柜。他仔细查看了四面墙壁，在地板上匍匐着……（第194页）
在例（5）中，“skimming the wall”属于动名词短语，在句子中作伴随状语，分属于词组之列。英语表达更倾向使用各种从句以囊括更多的信息，而汉语表达则偏好将信息进行拆分。这也造成了英语句子长且少而汉语句子短且多的特点。在译文中，“他仔细查看了四面墙壁”脱离了原文的句式特征，“skimming the wall”经历了由词组到分句的单位转换。单位转换形式多样，除了以上这一转换形式，具体还包括词到短语、从简单句到并列复合句，从复合句到复杂句等转换形式。
四、结语
综上所述，卡特福德的翻译转换理论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灵活地使用各种转换，以求使得译文流畅自然，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卡特福德的翻译转换理论多是从语法、句式、语义等方面去影响文学作品的翻译，而忽略了文本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因素，所以单用翻译转换理论对文本整体进行评判是不恰当的。本文只分析了该短篇小说的其中一个译本，只研究了该译本中发生的翻译转换，未能将翻译转换置于两个或多个译本中进行对比考量，进一步解读其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有待今后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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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联理论的口译过程研究 篇4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加入W T O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口译的行业以适应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在过去几年里，口译在实践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相比口译实践，口译理论的发展就显得滞后了些。而口译理论的发展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有重视对理论的研究，才能帮助译员更好地进行口译实践，也才能帮助译员更有效地掌握口译规律，培养更多优秀的译员。最近十年口译理论研究与现代语言学、跨文化交流学等其他学科理论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这种发展成为口译研究的一个新趋势。而本文就旨在借助Sperber和Wilson (1986) 提出的一种新型的认知理论——关联理论来分析口译过程的进行，帮助译员从认知的角度来了解口译过程的进行，为译员更有效地掌握口译规律提供一些参考。
2. 关联理论和口译的相容性
认知语言学表明，人类具有共同的认知心理，人通过相关的知识来认识事物。Sperber和Wilson从人类的认知特点出发，提出了有关言语交际的理论，即关联理论。该理论认为，语言交际是一种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明示和推理是交际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从说话人的角度来看，交际是一种明示过程。明示 (ostension) 是指说话人想让听话人明确他说话的意图。推理是对听话人而言的，指的是听话人通过明示手段所提供的信息推断出说话人的意图。在语言交际中，交际双方并非寻求最大关联，而是寻求最佳关联。所谓最佳关联是指话语既能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又只需为此付出最小的努力。语境效果是话语关联的重要条件。言语交际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人们在交际活动中自觉遵守了一条原则——关联原则:“每一段话语或其它的明示的交际活动都应产生一种相关的期待” (Sperber&Wilson, 1986) 。因此关联原则是关联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而口译就是属于一种语言交际过程，而且是一种复杂特殊的动态交际过程。作为口译人员，他身兼两职，既是听话人，又是说话人，即他既是接受者又是源发者，但他主要是第二受者。当他作为听话人时，他必须结合具体语境才能有效地理解话语含义。在整个口译过程中，口译员的智力操作步骤、寻觅探究过程以及摸索推敲程式都离不开对语境假设的判断和选择。理解话语、建立相关语境、选择最佳意义，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对话语信息进行重构的认识过程。当他根据相关语境建立了自己对原讲话人的最佳意义的理解后，就要充当说话人，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诸如原讲话人的观点、信念、态度、兴趣等，对语境进行审度推断并做出选择，再根据对听众认知环境的预测和判断，选择恰当的语言形式，准确无误地把讲话人的意图传递给听众。
总的说来，由于关联理论就是从认知角度探讨的语言交际过程，而口译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特殊的涉及三方语言交际过程（原交际者-译员-译语接收者），因此从关联理论来探讨口译的整个过程具有合理性，并能为口译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3. 口译过程的研究
口译就是从一种语言转化到另一种语言的即兴的口头语言交际活动。而关联理论属于一种新型的认知语言交际理论，因此关联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整个口译过程。以下从三个步骤加以阐述：
3.1 意图的理解
交际事实上是一种传递交际者目的和意图的活动，所以口译人员在口译过程中真正要理解的不仅是发话人传达的字面意思即信息意图，而更重要的是发话人传递的真实意图，即交际意图，这也是发话人最终目的所在。石淑芳（1999）曾指出翻译的过程就是以确定原作的意图开始，以最大限度地传达此意图而结束，这同样也适用于口译过程。
在口译过程开始时，译员最先也是最容易理解到的是作者的信息意图，也就是发话人的字面意思，当发话人的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重叠时，对译员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也是最省事最容易的状态。但实际口译过程中，很多情况都是发话人的真实交际意图都是蕴藏在发话人的字面意思下的，根据关联理论，发话人其实真正要传递的是交际意图，而并不仅仅是话语表面的信息意图，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译员就要结合发话人所处背景，综合各种因素，来挖掘发话人要表达的真实交际意图。举个例子，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毛主席率团访问莫斯科并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其中毛主席说了这么一句：“我们可以通过协商搞点东西，它要既好看又好吃。”如果译员只按照字面意思也就是话语的信息意图就只能口译成："we can work on something good-looking and delicious".而这并没有传递出毛主席出访莫斯科的真实意图，而当时作为毛泽东译员的师哲准确地抓住了毛泽东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随即做出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这主要是给世界各国看的；好吃，就是说要有内容。”随后双方达成协议，签订了一系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由此可见，在实际交流中，作为译员，从发话人的话语中最重要的就是从信息意图中推断出发话人的交际意图，这是口译过程中最关键的第一步。
3.2 动态语境的建立
关联理论所提出的语境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语境，它是指推理过程中的动态语境。关联理论认为，语境是一种心理产物，是听话者对世界的一系列假定中的一组。正是因为这些假定，而非实际的客观世界，制约着交际者对话语的理解（Sperber&Wilson, 2001）。在口译过程中，根据关联理论，口译者把听到的话语传达给目的语听者，还要把目的语听者的话语反馈给发话者，在这一过程中，口译者扮演听话者和说话者的双重角色，这就要求口译人员本身具有丰富的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外，还必须捕捉口译过程中的即时语境信息，包括发话人的身份背景，面部表情，语音语调等等，根据自己推理，建立起相关的最佳动态语境。举个例子，朱镕基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着提问时用到了“我感到很惶恐”这样的措辞。如果没有结合当时的语境，口译人员很容易凭自己的主观判断而按照字面意思译成了“I am very horrified”。而事实上，如果结合当时的动态语境，我们可以知道，朱总理当时刚上任，正在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和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因此结合当时记者提问和相关背景，而应理解为“我很担心会让老百姓失望”，因此口译成“I a m d e e p l y worried that I will let my people down"会更加贴切。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香港回归时，一个领导人说过这样一句话，“香港回归以来很热闹”。如果按照字面意思译成"Hong Kong has been very busy since its return to China", 就完全误解说话人的意图了，而且并没有把“热闹’这个词所代表的真正含义翻译出来。结合当时香港回归的背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应正确理解为"Hong Kong has been most eventful since its return to China"or"Hong Kong has gone through a lot ofthings since its return to China.”
总的来说，根据关联理论，语境不仅仅是传统的上下文和说话时的社交语境，而是一组可以用以解释说话人意图的假设，包括涉及交际双方的各种信念设想，期待，记忆等。译者只有通过一系列明示推理的过程，才能寻觅到贴合当时发话人发话时的最佳动态语境 (吴磊，2006) 。
3.3 最佳关联的建构
根据关联理论，人们在语言交际中总是最大程度地增强语境效果，最大程度地减少推理努力，以达到最佳关联。所谓最佳关联就是过滤了琐碎信息的关联。一般交际如此，作为交际形式之一的口译自然也是如此（柯淑萍，2005）。事实上关联原则为口译者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准绳，帮助译员选择正确的口译方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尽量减少或者避免误译。具体说来，在口译过程中，发话人通常采用的是自然的口述形式来传递言语信息，停顿，迟疑，无意义的口头禅，句子不完整或者不规范等是口头表达经常出现的现象。而口译人员必须对发话人的话语进行整理，先体会出发话人的真实交际意图，并结合即时动态语境，选择出关联信息，剔除无用信息，以减少听话者的处理努力，从而实现最佳关联效果。举个例子：Finally I'd like to say,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mpanies is as significant as a game of cricket.这里提供两种中译参考译文：
1) 最后我想说，我们两家公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如同板球赛一样重要。
2) 最后我想说，我们两家公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如同吃饭一样重要。
由于英国人酷爱板球运动，因此他们文化习俗中形容某事很重要通常比喻成如参加板球比赛一样。而中国人就没有这样的习俗，因此作为译员在口译时如果直接按照发话人的字面信息翻译成“如同板球一般重要”，就容易使中国人摸不着头脑，造成耗费不必要的处理努力，设置理解障碍，而如果结合中国人的文化习俗，通过寻求中国人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译成“如同吃饭一样重要”来寻求最佳关联，而减少了不必要的处理努力。
由此可以看出在口译过程中，尽管原交际者所要传递的信息与译员传递的信息不可能完全对等，因为译员在口译过程中会把琐碎的信息过滤掉或填补他认为必要的信息进行传递，但译员总是努力寻找与交际双方各自接近的语境假设，考虑原交际者与译语接受者双方的认知环境，以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这正如何自然（1999）曾指出的“关联理论指出在话语理解时认知主体会利用推理机制，将话语的字面意义与可能隐含的认知信息加以综合，再结合语境假设，寻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选择其中最具有关联性的解释。”
4. 结语
随着跨国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口译作为沟通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口译者作为交际双方的桥梁，对发话人话语的理解和意义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正好能为研究口译过程的进行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解释口译者在口译活动的认知推理过程。首先要对发话人的话语进行理解，归根到底就是要理解发话人的交际意图，这就需要口译者了解发话人相关的各种因素，如文化背景，生活方式，讲话的场合及目的等，同时启动译员自身的认知，并与短时记忆中的知识相结合，选择最恰当的即时动态假设语境，寻找话语中的最佳关联，进行译语重建，从而实现交际双方成功的理解与沟通。
摘要：口译是通过口头表达将信息从一种语言形式等价地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形式的交流过程, 它帮助人们克服语言上的障碍, 在跨文化的交际过程中发挥了桥梁作用。本论文尝试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口译过程, 即分为意图的理解, 语境的建立, 最佳关联的建构三个步骤来揭示其口译的整个过程, 从而为相关口译人员或者口译学习者提供相应的启示。
关键词：口译,关联理论,语境,意图,最佳关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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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自然, 冉永平.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现代外语.1998 (3) .
中医学理论的心意化过程论文 篇5
中医学的理论学说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及象思维模式而形成的，理论形成的过程是一种心理意象化过程，意象化的过程以非逻辑性推理的形式展开，包含着体验过程、经验过程、想象过程、类比过程、信仰过程、暗示过程等心理过程。本文立足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探讨，对中医理论的形成提出了“心意化”过程，中医理论是通过个体对生理机能的心意化感知而形成的。
思维模式与思维过程本身是一个哲学领域的话题，但思维本身也是各学科的学术理论得以建立的源头性基础，所以思维模式又是一个各学科都离不开的话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思维模式，带有显著的民族印痕，这就是超越于逻辑规则的象化思维，象化思维的过程是一种心意化过程，即将原始积累的信息资料转化为心理上的形象模型后进行意象化的思考。中医学作为一门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医学理论体系，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互交叉渗透，其产生与发展更是与中国文化特色的思维方式紧密相连，中医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个人体验基础之上而不是实验，科研中观察认识的对象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观察者通过对自身体验的研究而认识世界。从心意化的角度探讨中医学理论不仅是一次深入领会中医学玄奥理论的机会，更是一次直面中国文化本源性思维形式过程。
过程理论 篇6
关键词：对外汉语 教学 心理学 课堂
在各门学科的教学过程中都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心理活动；语言习得的过程是一种特殊的高级的心理活动，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对心理学的需求和运用程度，与教学活动中“教”与“学”之间以及二者本身的心理复杂程度有着密切联系，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近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迅速提升，汉语也随之走出国门，掀起“汉语热”。作为对外汉语教师，主动地有意识地把心理学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有利于克服跨文化背景下语言学习的心理障碍和构建教师与学生平等对话的互动式新型课堂，从总体上提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效果，是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执行过程中应该发掘的促进力量。本文试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简要分析普通心理学理论的具体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积极作用。
一.克服跨文化的心理障碍
对外汉语教学是以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为教学对象，以汉语及相关文化知识为教学重点，最终使其学会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教学活动，属于第二语言教学，具有跨文化跨民族的特性。对外汉语教学与国内面向以母语为汉语的学生进行教学有着很大差异，特别体现在讲授思维和方式上，对心理学理论应用的要求更高。究其原因，除了语言习得难度以外，跨文化导致的民族心理差异是学习第二语言的巨大障碍。泛泛而谈文化心理和民族心理范畴过于大，缺乏可操作性，因此需要具体到教学活动，切实以学生心理状态为教学设计的依据，以文化心理和民族心理作为宏观参考，把教学设计与课堂上的学生心理有机结合，关注学生课堂上的注意力、情绪变化、反应速度、学习主动性等，进行实事求是的灵活处置的教学实施。
例如，美国向往独立、民主、自由，由此美国人强调个人主义；中国强调血缘、仁爱、忠义，于是中国人主张集体主义。因此，如果教师用国内讲授语文课的方式对外国学生讲授汉语与文化，会让学生产生误解或者困惑，甚至有可能发生文化和心理上的冲突。遵守课堂纪律，安静听讲，这是中国课堂的普遍现象，所以教师习惯于主导型的讲课，缺乏与学生的及时沟通；而美国学生在课堂上可能会因为对教师所讲的知识都已经理解，随时向教师提出自己的疑问，甚至是质疑教师的某句话表述是否有误。对此，对外汉语教师不能从中国文化心理出发看待这种情况，认为美国学生是打乱课堂纪律，相反要学会适应美国学生的心理习惯和思维方式，积极地回答学生问题。再例如，要着重对外国学生讲解汉文化中的“谦卑”心理，因为在这种文化心理层面的知识上外国学生的理解接受度要低于中国学生。知识性的传授非常简单，但是要彻底克服心理障碍就需要教师的多角度多样化讲解，尤其是让学生以情景模拟的方式进行切身体会，达到更好地学习感悟效果，从心理层面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学习障碍。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对外汉语教学的跨文化跨民族特性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要巧妙地避开民族心理矛盾问题。首先就是对教师的要求，不能带着民族情结走上讲台，而要怀着国际化的心理完成汉语及其文化的传播事业，这是对外汉语教师应当具备的素养。其次是正确引导学生认识国际关系，介绍学习和平友好、平等共处的国与国的之间的交流，营造温馨的课堂氛围，使得学生之间形成平等和睦的同学关系。以上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心理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构建多样化的教学课堂
教学课堂是学生高效吸收与运用新知识的第一阵地，是教师发挥引导作用的主要渠道。教学课堂采用集体授课的方式，与生俱来的弊端就是容易忽视个体差异性，而心理学理论的应用正是弥补这一不足的最佳手段。心理学所研究的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等心理活动和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以及需要、动机、理想、个性等，是从个体性总结归纳出来的共同性，在具体应用时又能以个体差异的形式反馈出来，在很大程度影响了教学法尤其是语言教学法。因此，系统性掌握心理学知识，教师会有很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启发，有利于在教学目标、授课思路、互动方式、评价总结等方面打破传统结构，实现多样化的教学课堂。
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首先是强化学生记忆，调动与记忆相关的知觉，通过视觉上的多次展示和色彩突显、听觉上的重复、带领学生反复朗读等方式；科学运用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设定复习计划，每隔相应的时间带领学生温习已学，强化巩固知识，并尽可能达到“温故而知新”。第二，集中学生注意力。在教学计划中，设计多样化但突出重点，尤其是当今现代化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更加有利于通过多样化的设计把学生吸引到教学活动中；课堂上，通过语音语调的抑扬顿挫突出重点，通过肢体动作的配合表达形象说明，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听课上，并观察学生们的听课状态，有必要的时候进行提醒以最快的速度集中学生注意力。第三，学习动力的培养和激发。从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出发，带领学生探索性学习，设计课堂活动，提高学习趣味性和实用性。对于第二语言教学，情景模拟、小型演讲等方式既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又可以强化所学知识，学以致用。教师也可以主动与学生交流，发现他们的兴趣点，更好地备课。第四，培养能力和意志，激发内在潜能。心理学认为：能力是完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所体现出来的素质；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行动，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心理过程，即人的思维过程见之于行动的心理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多给予学生锻炼的机会，锻炼的难度也要适度高于学生的能力范围，在实际行动中增强学生的能力和意志。在足够的能力和意志力基础上，教师的鼓励性语言和引导性示范对于激发学生潜能具有重要作用。比如，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如果发音问题有困难的，教师要帮助学生找到具体问题，提供相关的纠正与强化的文字材料和音频文件，必要时予以当面辅导，鼓励学生坚持练习，要有信心，表达对学生的期待。有了这样的教育理念，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心理素质会逐渐提高。
三.结语
综上所述，心理学理论贯穿教学全过程，与其他学科理论和技能技巧融为一体，构成了完整的教学实践。对外汉语教学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在心理学理论的应用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在今天的学术背景下，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与运用是一个趋势，并且取得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对各学科的发展乃至社会的进步都是一种新的潜在动力。系统学习心理学理论的教师会更加有意识、有目的性地运用相关知识，使教学活动具有更高的科学性，提高教学效率，与学生更和谐的相处；同时，学科的交叉也会催生新的灵感和启示，对教师的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都会增添新鲜的构思理念。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学术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跨学科的研究理论存在“空中楼阁”的缺陷，没有与教学第一线的实践者有机结合，致使双方之间形成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那么其结果自然是各行其是、互不干扰，研究理论得不到进一步论证，实践活动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因此，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应该实现有机结合。当下有很多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在心理学、文化学、语言学等各方面深度阐释，都应该成为对外汉语教师关注的内容，从总体上提升汉语国际推广的效率和水平，彰显中国教师的独特风采，增强汉语和中华文化的魅力，从而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推动汉语成为国际上普遍通行的交际语言。
参考文献
1.吴旭东.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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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论翻译过程中如何遵循对等理论 篇7
1 对等理论的内涵及其发展
对等作为是翻译实践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众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但是对等问题涵盖了太多的关于翻译方法和翻译标准方面的研究, 这些方法与标准又一直都是翻译界讨论的焦点,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所以对等理论也一直没有统一的定义。普遍认为, 对等理论的内涵可以划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上的对等只是指翻译作品在内容方面要忠实于原著, 而广义上的对等则要求翻译作品在内容、思想、语气等各各方面都要忠实于原著。
由于这两种内涵的侧重点不同, 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对等理论。这里就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对等理论进行介绍:
1)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奈达是著名的翻译家和语言学家, 他被认为是对翻译对等理论影响最大的人物, 他提出翻译过程中存在着形式的对等和动态的对等。其中, 他对动态对等的定义是“最贴近的自然的对等”。这一动态对等理论的提出为对等理论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奈达对这一理论的定义也导致了很多人的误解。根据其定义, 很多人认为只要是翻译作品具有原作品的影响就是达到了动态对等的要求。这显然是非常片面的。为了去除这种误解, 奈达对动态对等进行了修订, 提出了“动能对等”理论, 他指出功能对等的建立要有一定的基础, 即:将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和欣赏方式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方式进行比较。这样才能使他们获得同样的信息量。
2) 贝克的“翻译等值法”。贝克认为, 对等的使用并不是因为其理论地位的重要性, 而是因为译者的习惯, 只是为了方便译者而使用的。在《换言之:翻译教程》一书当中, 贝克专门对翻译的等值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将等值分为了四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翻译过程中的词和词以上层面的翻译等值;第二个层次是翻译过程中的语法等值;第三个层次是翻译过程中的语篇等值;最后一个层次是语用等值。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关于翻译对等理论的研究很多, 但是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尽管存在很多争议,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对等理论在翻译实践中具有比较重要的指导意义。
2 对等理论在翻译中的运用
是否能够准确对原作品进行转达是评判翻译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而要准确的将原作品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就要追求翻译过程中的对等。这种翻译中的对等既包括形式上的对等, 也包括功能上的对等, 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在翻译过程中有着各自的优劣, 要想更好地实现对等, 就要对两种对等形式进行综合把握。
2.1 形式对等
形式对等通常来讲比较便于转述原作品的思想、内容等, 但是因为追求形式上的对等, 受到的限制也比较多, 很难有新的突破。形式对等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一类是译作与原作的用词结构与含义完全相同。如Tom's dirty bike has been cleaned.这句话翻译为“汤姆的脏自行车被清洗干净了”。Jenny likes her little sister.翻译为“珍妮喜欢她的小妹妹”。另一类是译文与原文的修辞和含义都是相同的。如as sly as a fox, 翻译为“狡猾如狐狸”。还有一类是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是相同的, 但是含义上是有区别的。这是由于每种语言的表达习惯是不同的, 所以两种语言即使在形式上一样, 在意思上也会有明显的区别。如sweet water翻译成汉语是“淡水”, 而不是糖水的意思, black tea翻译成汉语是“红茶”而不是黑茶, Chinese dragon对应的是汉语的“麒麟”, 而不是中国龙。
2.2 功能对等
功能对等可以在翻译作品当中加入更多译者对作品的理解, 容易实现创新, 但是由于译者具有比较大的自由性, 所以可能会导致翻译作品在内容和思想等方面与原著有偏差, 甚至可能因为译者对作品的理解而对读者产生误导。
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 由于每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所以严格的追求形式上的对等可能会导致译文读起来很枯燥, 甚至可能会曲解原作的含义, 所以功能对等在翻译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翻译的过程中, 如果形式上没有特别的规定, 通常情况下作者首先应该考虑如何传达出原作当中的信息, 然后再去考虑翻译的内容和形式。翻译者要着眼篇章和段落的整体意思的转述, 而不必拘泥于某一个词语和句子的对应。实现形式和意义方面的同时对等是译文的一种较高追求, 但是当二者不能兼顾时, 首先应该考虑实现功能上的对等, 将原作者的含义表达出来。
由于功能对等的翻译过程中加入了译者对作品的理解和加工, 所以这种翻译作品往往更加生动形象。例如To the world, you are a person.But to a person, you are the world.这句话如果追求形式上的对等, 将被翻译为“对世界而言, 你是一个人。但是对一个人而言, 你是世界”。而如果将这句话翻译成“茫茫宇宙, 沧海一粟, 爱人眼中, 你是全部”, 将可以更好地表达出爱情的浪漫气息。
总之, 形式对等与功能对等都是翻译对等理论当中的重要内容, 在翻译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同时实现形式与功能的对等也是翻译者的一种追求。
3 对等理论指导下的翻译方法应用
由于语言之间表达习惯的差别以及由于不同人群对客观世界不同的感知造成的词汇缺省, 需要通过一些方法才能实现或尽量实现翻译作品与原著的对等。因此, 在对等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 这些方法也被应用到了翻译实践当中。
3.1 音译法
对于人名、地名等一些专有名词, 在另一种语言当中并没有词语与它对应, 如果仅仅采用直译或者是意译等方法翻译都是不准确的, 甚至有可能造成误解。在这种情况下, 考虑到此类译文的主要作用就是指示或找到某一人或地方, 一般都采取音译法, 就可以实现其功能性了。在将国内的汉语人名、地名翻译成英语时, 经常直接使用汉语拼音。例如:张振华翻译为“Zhang Zhenhua”, 上海翻译为“Shanghai”。在英语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如Obarma翻译为“奥巴马”, London翻译为“伦敦”, OPEC翻译为“欧佩克”。但是对于地名翻译还要注意一点, 通常需要音译和直译相结合, 尤其对于自然界的地理划分, 如长江就不能仅翻译成“Changjiang”, 而必须翻译成“Changjiang River”, 再如Black Hill翻译为“布莱克山”。
3.2 直译法
直译法可以更好地保持作品原有的特点, 对原著思想的转达也要更加忠实, 恰当的使用直译的方法还可以使读者更好地接受原作的表达风格, 但是在使用这种翻译方法时必须保证翻译的作品不违反表达方式的要求, 也不会让读者产生误解。直译法通常用在一些术语和简单句子的翻译当中。事实上, 在文化的不断碰撞与交流过程中, 各国的文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例如很多英语词汇都已经直接应用在汉语当中。英语当中的dark horse翻译为汉语的“黑马”, cold war翻译为“冷战”等。同样, 也有很多汉语被直译为英语了, 例如汉语当中的丢脸翻译为“lose one’s face”, 血浓于水翻译为“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直译法的另一常见用途就是对影视作品的标题和商标进行翻译, 如中国的《西游记》对应的英文名字为“The journey to the West”, 电影《卧虎藏龙》翻译为“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而小天鹅商标翻译为“Little Swan”。同样, 英文的影视作品和商标也有很多直译为汉语, 如电影Roman holiday翻译为“罗马假日”, Brave heart翻译为“勇敢的心”, 商标Pioneer翻译为“先锋”。
3.3 增译法
由于语言之间的差别, 有的时候直接翻译无法完整的表达原著的意思, 为了达到对等的要求, 就需要译者增加相应的词语。增译法主要在三种情况下使用, 第一种情况是出于语法方面的考虑。在汉语当中, 有很多句子是没有主语的, 而在英语当中, 只有祈使句才不需要主语。所以, 在将汉语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 经常需要为句子添加符合上下文逻辑关系的主语。例如:如果努力就能按时完成工作, 翻译成英文为“If you try hard, you can finish the work on time”.使用增译法的第二种情况是出于意义上的考虑, 如果不添加词语, 那么翻译过来的句子意思就是不完整的。例如:Her husband bought a Benz for her.翻译为“她的丈夫为她买了一辆奔驰 (汽车) ”, 在这个句子的翻译当中就需要加上“汽车”一词来保持句子意思的完整。使用增译法的另一种情况是出于修辞方面的考虑。在使用增此法时需要注意的是, 不能根据主观意愿随意增加词语, 增加以后必须符合原著的意思。
3.4 减译法
减译法与增译法相反, 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根据需要进行删减。应用删减法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即减形不减意。也就是说这种删减只针对那些不必要的、重复的成分, 而不能将原文的内容进行删减。删减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重复拖沓, 使语言表达更加简明通顺。例如, 他非常擅长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翻译英语为“He is very good at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原文中“问题”一次出现了两次, 而在翻译时只用一次就可以简明的表达同样的意思。又如, 我有500块钱, 翻译为“I have five hundred Yuan”, 在这里把“钱”省略掉了, 因为“500元”就是指“钱”, 省略掉不影响原文的意思, 也更加符合译文的习惯。
3.5 加注法
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一种语言当中的词语在两外一种语言中肯可能没有对应的词语,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更准确的表达原文的含义, 通常采用加注的方法。加注法又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音译加注, 也就是进行音译之后加以解释。例如, clone翻译为“克隆 (无性繁殖技术) ”。第二种是直译加注的方法, 也就是先对原著进行直译, 然后再予以解释。例如, Desert Storm翻译为“沙漠风暴 (1991年美国领导实施的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行动) ”。
3.6 意译法
由于语言的复杂性与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在翻译的过程中, 如果完全依照原文的字面意思进行翻译, 可能无法准确表达作者的意图, 有时甚至会造成曲解。这时就需要采取变通的方法, 也就是要进行意译, 以便准确传达作者意思, 达到对等要求。例如, black sheep如果进行直译就是黑色的羊, 而进行意译则是“害群之马”。又如, 中国著名的一道川菜麻婆豆腐应该译为“spicy bean curd in Sichuan style”, 这种意译才能准确的表达这道菜的特点。再如“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这句话在汉语里有一句非常合适的话来对应, 即“事实胜于雄辩”, 一说谁都懂, 可如果按照字面上直译为“动作比语言更大声”, 译文读者很可能难以理解其意思。但意译法在使用上要注意的是不能太过随意, 特别是要注意文章功能性, 在非文学翻译, 如法律翻译时应尽量避免。
通过对以上集中翻译方法的分析可以发现, 不同的翻译方法适用于不同的对象, 其目的都是为了符合翻译对等理论的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对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
4 结束语
对等理论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要想更好的传达原文的意思, 应该尽量达到翻译中的形式对等与功能对等。翻译中有很多种方法可供选用, 在具体的应用中应该在对等理论的指导下, 根据具体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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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理论的“心意化过程” 篇8
1 中医学理论的形成过程
中医理论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及思维方式而形成的东方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理论的形成有着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首先,作为一种医疗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以大量的原始医疗经验与预防保健知识作为积累的,《内经》就有不少解剖方面的记载: “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肠胃》记载: “胃长二尺六寸,……径五寸; ……小肠长三丈二尺。”［3］其次,在拥有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与保健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医疗理论并没有像西方那样遵循严密的逻辑思维推理形成一套严谨的医学体系,而是跳过了逻辑的思维规则,以意象化的方式,构建了一整套立体的具象的中医理论体系［4］,这种意象化的过程称之为“心意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非逻辑性的推理过程,主要由个体的体验过程、经验过程、想象过程、类比过程、暗示过程等心理过程所构成,对于心意化过程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更深层地了解中医理论的渊源及本质,也将有益于临床过程中对于中医理论的灵活运用。
2 “象思维”方式对中医学理论的影响
中医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代自然哲学的影响,古代的哲学家不擅于抽象的思辨,而是常常将抽象的哲理寓于具体的物象之中。中医的理论有许多直接导源于古代的自然哲学,而古代自然哲学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主要是采用形象思维［5］的方式,《周易》的不少内容就是形象思维的产物。
《周易·系辞传上》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则反映了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的特殊作用和意义,也就是说利用象进行思维的目的就是要“尽意”,即达到一定的认识意境。《周易·系辞传上》又有: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两仪即阴阳; 四象即少阴、太阴、少阳、太阳。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象思维的总纲［6］。
阴阳象模型: 有两种,一是阴阳二象模型,二是阴阳四象模型。阴阳二象模型,宇宙是一个整体,由阴阳两个部分所组成。将宇宙事物类归为阴、阳两大属性。按此模型,可以把握事物的属性。阴阳四象模型,说明阴阳的消长、转化的运动变化。少阳象,说明阳始长,阴渐消; 太阳象,说明阳盛极,阳始转为阴; 少阴象,说明阳渐消,阴始长; 太阴象,说明阴盛极,阴始转为阳。五行象模型: 取木、火、土、金、水五种自然物的特性之象,来归类宇宙一切事物,分为五大类。阴阳与五行学说所建立的具象模型构成了中医基础理论哲学基础,所有生活过程中积累的医疗经验与保健知识通过阴阳与五行学说形成了系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本质意义的一大观念,这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世界观。整体观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大宇宙包含着小宇宙,小宇宙融于大宇宙之中。也就是说个体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整体并不是个体的简单拼装或叠加。要了解个体必须将其放在整体大背景中去认识,必须注意个体存在的外环境及各种关系,而要认识整体则不能靠切割个体来实现。并且借助太极图、阴阳五行、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洛书、天干地支等象数符号、图式构建万事万物的宇宙模型,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全息性［7］。
3 中医学理论“象化思维”后的“心意化过程”
中医的辨证过程可归纳为象化的“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8］,中医理论的象化思维是指将内在的认知与理念以形象化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心意化的过程是指通过自我意识的想象力与意念力,将具象化的思维内容立体呈现在个人的感知阈之中的过程,强调的是整个具象思维的形成过程。
心意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非逻辑性推理过程。严格的逻辑推理,一般表现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论模式: 即从两个反映客观世界对象的联系和关系的判断中得出新的判断的推理形式。基本要求是: 一是大、小前提的判断必须是真实的; 二是推理过程必须符合正确的逻辑形式和规则。
非逻辑性推理过程是东方文化的特色性心理过程,包含了体验过程、经验过程、想象过程、类比过程等意象化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推理是存在的,只是推理的规则不是严密的形式逻辑,而是立体生动的意象化情境,这种非逻辑性的推理过程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并且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模式对中医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深远影响。象思维具有整体性和直观形象性,它赋予《黄帝内经》整体观,进而奠定并丰富了中医学理论体系［9］。
3. 1 体验过程
通过个人的切身体验,对于某一事物、现象或者规律形成最为直接的认识。个人的体验以感知觉为基础,在视嗅触听味等本体感觉能力所采集到的外界信息基础之上,综合形成象化思维。藏象理论的建构过程是来源于对直接经验的描述,受制于人类的行为环境,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其结构是知觉主体的创造,表现出明显的现象学特征和质化分析方法［10］。如神农尝百草,通过个人对于药草的感觉体验,构建起了对于药草的形象化思维,并归纳出药草性味及功效,最终而成书于《神农本草经》; 另一方面,对于学习本草的后人,最为深刻的学习并不仅仅局限于本草中对于各种药味的文字记忆,更要借助文字的记载,在自己的意识中重新建立形象化的思维,对每一味药再次形成生动立体的直观感受,甚至需要通过采药、炮制等实践过程,以辅助这种具象化思维在意识中的形成。
3. 2 经验过程
经验是个体对于既往经历的总结与归纳后所获得的对未来行为具有参考指导意义的认知。心意化的经验过程是重建曾经经历的整个过程,不仅是记忆中的回忆,更要通过想象力,在意识中以形象思维的形式再现整个经验过程,使得经验可以立体饱满地呈现出来。中医的系列理论形成的原始材料包含着许多临床中的经验积累与总结［11］,如在临床遣方用药过程中,以某种偶然的药物组合对某种特殊病种发挥了明显疗效,而这样的一种经历本身就会形成一种经验; 再次遇到类似的病情时,可迅速在象化经验的指导下,选择疗效显著的方药。
3. 3 想象过程
想象过程是心意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几乎每种心意化的心理过程都要或多或少地借助想象的力量完成心理意象化。单独作为一个心理过程所形成的心意化过程就是这里的想象过程,这种过程是形成象思维的基础过程,“想象”进入理性的层面就开始形成更高级的象思维［12］。比如在中医的入静内观过程之中,要求的返观内视五脏五色,就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想象过程,通过专注的想象,最终可以构成具象思维,甚至在躯体感受上产生变化; 阴阳理论中,对于感受到的温热感的事物可以想象为阳,对于感受到的寒凉的事物可以想象为阴。
3. 4 类比过程
缘类比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维方式,也是构建中医理论过程中的核心心理过程,整个中医理论系统都是通过人与自然界类比方式逐步建立起来的［12］。类比过程是通过不同属性事物之间相似的规律性,进行对照关联,并借由一种事物的规律与联系推论得出另一种事物的规律与联系。例如阴阳学说,以自然界中接受太阳光照的多少来区分阴阳,山南水北类比为阳,山北水南为阴,通过自然界中热量分布的类比,将整个自然界做了阴阳两端的划分,再根据机体与自然界的对比,又将人体分出了阴阳两端; 五行学说中,对自然界中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自然属性的归类,并推演出其中的生克制化关系,将整个自然界进行了对比,并通过类比方式,以五行的形式将人体结构与自然界建立起了新的联系。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其建立过程融汇了类比、想象、体验、推理等心理过程,但以类比过程为核心过程,在应用中医理论的过程中也要求灵活运用类比的方法应对临床中的复杂情况。
3. 5 暗示过程
暗示过程是一种使人接受外界或他人的愿望、观念、情绪、判断、态度影响的心理特点,暗示过程是中医心意化过程中将心意化的中医理论发挥影响作用的过程,中医理论形成后本身具有一定的暗示作用,通过中医的理论观点以暗示的方式向社会人群发挥影响。例如,许多人了解脏腑亏虚的理论与观念后会开始感觉自己也有些亏虚,就医后根据舌脉等身体情况却毫无虚象,但是予以安慰剂治疗后却有效。
3. 6 信仰过程
信仰是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某些长期的和必须加以捍卫的根本信念,在一个信仰的状态中,个人十分容易发生各种认知的心意化,信仰的状态下可以很容易的在意识中构建形象化的思维模式,例如,佛教的信徒可以在想象中很真实地见到阿弥陀佛,基督徒也经常会在特定的情况下遇到耶稣,在内经中也有“不信医者,病必不治”的观点,说明患者对于医生的信念本身也是中医治病过程的一项基本环节。
4中医学理论“心意化过程”的结果
4.1“医者,意也”
在心意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医系统中的基本理论观点并不依赖于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需要以意象化的方式进行思考,故有“医者,意也”之说。例如,在临床组方配伍之中,常以君臣佐使喻用药草,配伍的思路是一种形象化的意象结构,而不是有严格药理基础的逻辑推论。
4. 2 医疗过程中的医者之意与患者之意
在医疗过程之中,医者与患者共同构建了医患关系的主体与客体,整个医疗过程是在医者与患者之间的互动中进行的。在传统的医学诊疗过程中,医者在行医的过程之中要持有医者自身的意象化思维,如《大医精诚》中所要求的“安神定志,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等,在具体的诊断过程里又要充分地根据舌脉等信息在意识中重建患者的生理病理的意象化模型,而治疗过程中在没有相关既往经验的情况下,在很多时候还需要医者的一种感应能力,运用开创性的治疗方法,医者的这种敏锐的感应力并不是以逻辑严谨的科学理论为依据,而是以意象化的灵感为基础。所以对于医者的首要要求就是自身必须有一个健康的精神与身体品质,因为医者自身的健康是思维形式有效意象化的基础。
在患者层面,也经常有其固定的意象化形式。患者通常会带有对于疾病的一定焦虑恐惧的心情,就医过程是一种向医生求助的过程,这种求助在一方面承载着患者个人的期望,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对于所选择医生的信任。所以焦虑—期望—信任,是一个正常患者的意象化思维,具备这种内心意想的患者在医疗过程中是比较易于与医者沟通并服从治疗安排的。但也总会有许多患者的意想结构中并不完全地含有焦虑—期望—信任三个层次,当患者并不在意自己的疾病,没有明确的治疗医院,甚至没有对于医生的信任时,患者的心意化的意识结构并非一种对医疗过程的接纳状态,不仅难以在诊疗过程中收获良好的疗效,更容易发生医患纠纷。
4. 3 医患之意所构建的社会之意
医生与患者的意识情况仅仅是个体情况,当双方被放大到整个社会之中,显示出医生与患者两个社会群体上的意识情况,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意识。这个心意化过程所形成中医的理论思维,也就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意识的升格过程中,融入到社会意识之中。在整个社会意识的运行过程中,方方面面会体现出中医的意象化思维的影响与渗透,例如,传统上就将治理国家比喻成治理身体,“上医治国”的认知传统。这种中医意象化思维的社会渗透一方面对于没有形成理论指导的社会领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但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的延缓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推理思维的发展,使得许多领域没有能够充分的发展出完整的理论体系。
4. 4 文化形成过程
心意化过程所形成的中医理论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在中国社会不断发挥着影响,也不断地渗透到了每个社会个体的意识层面。这样的一种趋势就逐渐形成了特殊的中医文化,不仅仅是当今社会中喜闻乐道的各种中医理论知识、方药技巧及养生理念,更是一种跳过严密的逻辑思维而以想象、类比等方式构建的意象化理论的特殊的思维方式,这种心意化的过程本身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精神文化,也是一种深刻的民族烙印,心意化过程所形成的具象化思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思维模式［13］。心意化的思维形式不断地再造各种文化成果,也不断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与氛围之中,东方人对人体生命的体验与意识过程之中也会不断地完善、修正自己的医学体系。
5 结论
中医学的理论学说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及象思维模式而形成的,理论形成的过程是一种心理意象化过程,意象化的过程以非逻辑性推理的形式展开,包含着体验过程、经验过程、想象过程、类比过程、信仰过程、暗示过程等心理过程,对于中医理论的心意化形成过程的了解与掌握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医学理论,以便在临床中更加灵活地应用中医学理论。
摘要：中医学的理论学说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及象思维模式而形成的,理论形成的过程是一种心理意象化过程,意象化的过程以非逻辑性推理的形式展开,包含着体验过程、经验过程、想象过程、类比过程、信仰过程、暗示过程等心理过程。本文立足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探讨,对中医理论的形成提出了“心意化”过程,中医理论是通过个体对生理机能的心意化感知而形成的。
过程理论 篇9
一、从伯恩斯坦语言编码理论看教育过程公平
伯恩斯坦认为语言的差异是劳工阶层子女学业失败的重要原因。其主要观点包括:第一,来自不同背景的儿童倾向于使用不同的语言代码。中上阶层的孩子倾向于使用精密型语言代码,而劳工阶层的孩子倾向于使用局限型语言代码。但伯恩斯坦强调,使用局限型语言代码的孩子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来不使用精密型语言代码,只不过这类孩子在家庭和社会中不经常使用这种代码而已[2]。第二,语言编码理论能够解释劳工阶层子女学业失败的现象。由于学校是精密型语言环境,这对劳工阶层的子女是巨大的挑战。从家庭到学校需要转变自己原来惯常的语言表达形式,这对他们而言可谓困难重重,他们很难适应新环境,容易产生对学校排斥或者造成他们的自卑感。长此以往,劳工阶层的子女在学校环境中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出现厌学、辍学的现象,这就是他们学业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三,家庭关系形式是儿童形成不同语言形式的重要变量。伯恩斯坦把不同的家庭关系形式分为地位型家庭和个人型家庭,地位型家庭各成员地位明确,各成员之间的区别及权威关系以成员的家庭地位为基础,在这种家庭的孩子接受权利与义务的规范训练,沟通不自由,很少拥有表达自我的机会,因而倾向于发展局限型语言。而个人型家庭地位界限模糊,成员关系以自我为中心,家庭成员之间沟通自由,允许孩子自由表达观点与看法,这无形中会促使孩子运用更多的语法、语词和语句,从而发展精密型语言。
伯恩斯坦的语言编码理论为我国研究教育过程公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是解释了学生学业成绩差异的微观因素即语言的差异。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使用的语言代码是存在差异的,而学校又是精密型语言环境,这显然对于使用不同语言代码的学生的发展是不公平的,语言的差异成为影响教育过程公平的重要微观变量。与此同时,语言编码理论为我国解决教育过程公平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城乡学生学业成绩的显著差异不仅仅在于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语言编码类型的差异是其重要的微观变量。
二、语言编码视角下教育过程公平的制约因素
1.学生学习起点的不公平:语言环境的差异
学校是精密型语言环境,这对下层的学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他们在跨入学校的第一步,就要努力改变自己原来的语言形式以便适应新的环境。然而这种转变是艰难的,因为他们已长期习惯于运用局限型语言代码,突然间的转变很难做到。下层学生原有的语言形式与学校代表的精密型语言环境是不一致的。而学生如果难以融入其中,则导致学生挫败感,久而久之产生厌学心理,出现逃课、辍学的现象。而中上阶层的学生则由于学校的语言环境与自己原来的一致,很快就能够适应学校新环境, 成功的概率增加,这就是由于学生语言环境的差异导致学习起点的不公平,进而影响教育过程公平。
当前我国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农民工子女也随之增多。然而,据相关研究表明,进城农民工子女学业成绩不良的比例明显高于城市户籍学生[3]。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语言环境发生了改变。进城农民工子女在社会分层中显然处于下层,他们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的是局限型语言代码,语句简短,需要依赖具体的场域才能理解。而城市学校是精密型语言环境。因此,进城农民工子女在进入城市学校之后,就要努力改变自己原来的语言习惯以便适应新的环境。他们需要在这两种不同的场域之间进行转换。但这种转换是艰难的,因为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是与环境密切联系的, 突然之间语言环境的改变对于学生而言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而城市学生是以精密型语言编码为主,很快就能够适应学校新环境。因此,这解释了进城农民工子女学业不良的比例高于城市户籍学生的原因。
2.学生受对待的不公平:编码类型的差异
2006年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地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4]然而现实中很多学生却受到教师不公平的对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拥有不同语言编码的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局限型语言代码逻辑性不强、概括性弱、语句简短,具有特殊性。精密型语言代码逻辑性强、概括性强、语句复杂,具有普遍性。教师具有一定的文化资本,因而惯于使用精密型语言。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比如,在课堂上回答教师的问题,惯于使用局限型语言的学生表达含糊不清,逻辑混乱,教师表情往往很难看, 更甚者会训斥,并且认为是学生不努力的结果。而惯于使用精密型语言的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则简洁明了,逻辑性强,教师往往给予会心微笑、赞许,这容易使学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另外,拥有精密型语言代码的学生善于语言表达,与教师之间能够更好地交流,他们更受教师的青睐。教师是影响学生最重要的“他人”,长此以往,惯于使用局限型语言的学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事实上,局限型语言代码也有自身的优势,语句简短,容易理解。据相关学者调查发现,更多的学生会喜欢自己的老师使用生活化的语言和风趣的语言风格进行教学,听起来亲切且记得牢[5]。因此, 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适当地运用,不仅便于知识讲授,也易于提高课堂效率。然而,很多教师大多使用精密型语言代码,这不仅不能使学生快速地掌握知识,而且使得那些惯于使用局限型语言代码的学生学习起来更加困难,这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
3.教材、试题的表述不合理:编码比重的差异
教材中不同的语言编码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 有学者对中小学的语文教材研究发现,语文课本中加重了对古诗词歌赋和文言文的学习,议论文也占较大比重,而以前学习的经典白话小说如《骆驼祥子》要么放入选修课里,要么删除[5]。白话小说语句简短、贴近生活实际,是一种局限型语言代码,而古诗词、文言文、议论文则是逻辑性很强的精密型语言。语文教材的精密型语言比重远高于局限型语言,这显然对惯于使用局限型语言代码的学生产生不利的影响。他们在学习教材内容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若要取得更好的成绩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同时,有研究发现:小学语文课本中具有乡村特征的插图所占的比例较小,城市特征插图数量远多于农村[6]。可见,教材存在一定程度的城市化倾向,这明显不利于农村学生学习及农村教师教学。总之, 教材语言的精密化、城市化的趋向造成了学生之间的隐性不公平。
另外,一些试题的表述也不合理。试题中出现城市名词较多,大多采用精密型语言代码,这显然不利于农村学生。因此,试题的表述对学生的成绩也有重要的影响。这对农村学生而言存在着不公平,农村学生在考试竞争中处于劣势。
三、从语言的视角探寻促进教育过程公平的实践路径
语言形式的差异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在现实中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惯于使用局限型语言代码的学生在学校中处于不利地位,易出现学业失败。教育的不公平亟待解决,须要从家长、教师等层面全面关注。
1.家长应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
儿童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最先始于家庭,父母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作为家长应从小重视孩子语言能力的培养,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有意识地转换孩子的语言编码形式。首先,父母要做好榜样作用,在孩子面前尽量说完整流利的普通话,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其次,增加孩子的阅读量,每天陪孩子阅读一些简单读本,睡前给孩子讲故事等。第三,及时让孩子接受学前教育,把握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在幼儿园中孩子与同伴及教师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会无意识地促进孩子语言能力的发展。并且,幼儿园的教师是专业性的,对孩子语言能力的培养可能要优于一般的家庭。最后,家长在与孩子的日常交往中,应多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总之,作为家长应从小注重给孩子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这有助于促进教育过程公平。
2.教师应树立公平意识,合理运用两种语言编码
由于学生所处的家庭条件及背景的不同,语言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语言是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微观变量。作为教师,要充分关注这一点。首先, 教师要有公平的意识,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教师不应以自己的偏好为标准评价学生,要客观公正,树立多元化的评价观。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教师要注意关注学生, 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做到因材施教。其次,教师要注意语言表达方面有缺陷的学生,及时了解原因并 “对症下药”。因为每个学生的原因可能不一样。班主任及科任教师要及时了解情况,积极引导他们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如鼓励他们参加辩论赛、 演讲比赛活动,课堂上多鼓励他们举手回答问题等。第三,局限型语言代码也有自身的优势即形象生动。教师在教学中适当的运用,不仅便于知识讲授,也容易使学生理解。教师使用该类型语言授课一般是通过讲故事、打比方,把一些晦涩难懂的知识通过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既使课堂生动有趣, 又便于学生理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恰当地使用两种语言代码,可以兼顾到不同学生的语言习惯,从而促进教育过程公平。
3.教材、试题的表述要兼顾不同学生的语言习惯
由于教材及试题的表述大多采用的是精密型语言代码且城市化的特征明显,这对惯于使用局限型语言代码的学生成绩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我们要特别关注教材、试题的语言编码的方式。作为教材的编写者要合理地安排两种语言编码的比重, 兼顾不同学生的语言习惯。如语文教材中可以适当增加一些白话文,白话文通俗易懂,便于理解。另外,教材中也应适当地增加具有乡村特征的材料, 这可以兼顾到农村教师及学生的实际情况,促进教育过程公平。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学生往往是因为不能理解题目的意思而做错题。 归其原因是由于试题的表述往往采用的都是精密型语言且试题含有很多城市的名词,对于不熟悉精密型语言的农村学生而言很可能没理解题目的意思,导致做错题,这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公平竞争。因此,试题编写者应尽量使试题的表述简洁易懂,兼顾到不同学生的语言习惯,尤其在各类大型考试中,若有生词、新词的出现应加以注释,做到公平、 公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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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化工过程强化技术理论的应用 篇10
1 超重力强化技术
超重力, 顾名思义就是物质在远高于地球重力加速度的情况下所承受的力。超重力需要以旋转产生离心力的方式来实现, 常用的设备包括旋转填充床等等。从总的情况来说, 通常情况下, 超重力技术被视为一项突破性技术, 主要用于强化传递等。我国针对于超重力强化技术的研究时间相对较长, 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在长期的研究中, 我国在超重力强化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2]在我国, 陈键峰教授最早开始系统的研究起超重技术来, 陈键峰教师创造性的在超重力环境下, 充分借助相关设备发现了微观分子混合强化百倍特征现象。不仅如此, 陈建峰教授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想, 即超重力强化分子混合与反应结晶过程。正是由于陈建峰教授的细心专研, 超重力技术被逐步应用到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 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 提高了工业化的生产质量。
2 微化工技术
我国微化工技术近些年来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陆续研制出多台新型威化工设备, 在这一大环境下, 很多学者都开始研究微结构构型、特征尺度等微化工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微化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微化工设备在微尺度的作用下存在很多分散流型, 常见的有滴出分散流型、射流分散流型等等, 正是这些分散流型逐步发展成为了一种新型的液滴或是气泡, 与传统化工设备相比, 这种液滴和气泡的分散尺度要小1-2个量级。与此同时,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物流和热流的迁移速度也在逐步加快,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微设备内的热值传递效果更加明显, 通过一系列的分析, 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种结论, 即与传统相比, 微化工技术所得到的传质系数要高出其1-2个量级。[3]随着微化工技术的不断发展, 微分散设备内制备纳米碳酸钙技术已经逐步应用于我国的工业化生产当中, 为广大化工企业带来了巨额的利润。除此之外, 中科院也构建了相应的微化工系统, 该系统能够集混合、反应为一体, 有效确保了碳酸二氢铵工业生产的安全性。经过深入的分析我们发现, 现阶段我们所应用的微化工系统具有以往系统所不具备的优点, 例如体积小、过程容易控制等等。
3 离子液体控制技术
所谓离子液体是离子存在的一种形式, 但是这种存在形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主要指的是一种室温液体物质, 随着化工技术的发展, 化工领域越来越重视离子液体的相关原理, 并将其应用到液体不易挥发等问题的研究当中。由此可见, 离子液体的市场前景非常好, 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传统的污染非常严重的催化剂等等, 可以说, 它的广泛应用, 会成为推动绿色化工产业技术革命最为重要的力量。近些年来, 离子液体的研究逐步向工业应用阶段发展, 我国已经有数十家企业单位开始研究离子液体, 常见的单位有河南利华等等, 通过这些研究, 我们研制出了多种离子液体产品。21 世纪初期, 我国在清洁工艺中引进了离子液体, 这样做极大地降低了成本, 不仅如此, 还有效避免了大气污染等现象的发生。
4 超声波反应器
所谓超声波其实就是一种弹性波, 它的频率要远远高于20k Hz, 由于其具有较高的频率, 所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行业当中, 例如机械效应、空化效应等等。超声波的特殊效应能够进一步强化提取过程、化学反应过程等等, 一方面加快了化工过程的反应速度, 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改变化学反应方向, 由此可见, 超声波技术的潜力非常巨大。超声波的控粒作用还能够将大颗粒粉碎成为细小的颗粒。[4]在液体中, 超声波能够产生一些微小的空穴, 在崩裂的瞬间, 空穴能够产生高温和高压, 并在此基础上产生震动, 使超声波能够迅速加快化学反应速率。
5结语
近些年来, 化工过程强化已经引起了广大民众的高度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化工过程强化的应用范围会越来越广泛, 深入贯彻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科学理念, 推动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众所周知, 实现节能减排最为主要的途径就是在于化工过程强化技术的应用。本文系统的阐述了化工过程纤化技术的相关理论, 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其实现途径, 旨在为节能减排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实现生产过程的零排放。
关键词：化工过程强化技术,化学反应,节能减排
参考文献
[1]孙宏伟, 陈建峰.我国化工过程强化技术理论与应用研究进展[J].化工进展, 2011, 01:1-15.
[2]高春坡, 李亚芳, 赵中博.我国化工过程强化技术理论与应用研究进展[J].化工管理, 2014, 29:125.
[3]范金皓.我国化工过程强化技术理论与应用研究进展探讨[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13, 29:5-6.
过程理论 篇11
一、问题的提出
这里要讨论的“教学过程”与“教学流程”，不是宏观的，也不是中观的，而是微观的——一个课时的，因为不管你清楚不清楚，承认不承认，它们都是影响基础教育的教师备课和上课时最多最深的几个术语。在我们还是一名新手教师的时候，我们最在乎的是“教学流程”；但当我们从一名一线教师变成一名教学管理者的时候，“教学过程”“教学流程”则开始整体地对我们进行“折腾”，原因是，它们太像了，但我们又总是觉得它们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们是不是同事异名而我们却孤陋寡闻呢？教学实践告诉我们：不是。因为它们彼此不能替代。但它们又确实具有高度关联性和高度依赖性。这可能是它们“折腾”我们的最重要的根源。
张传燧说：“教学同任何事物一样，都有一个由始至终的过程。教学过程是教学活动经过的程序，表现为具有时间先后和逻辑顺序的一系列步骤、阶段和环节。”在这里，张氏对“教学过程”的描述采用的是“本质”+“形式”的模式。
无独有偶，李臣之在论述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过程的实质”之后，接着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过程如何实现？换言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过程有哪些外显形式？其主要环节和核心要素有哪些？”在这里，尽管李氏同所有论及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过程本质的人一样，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过程”进行了探究，但他仍显得力不从心，尽管如此，但他还是认为，“这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进行实践深度推进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方法论而言，其探究的路径与张氏们相同。
在这里，我们不想去讨论张氏们和李氏们的表达是否正确，我们要讨论的是，他们为什么会对“教学过程”的本质众说纷纭又莫衷一是？尔后他们又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采用“本质”+“形式”的模式来表达他们对“教学过程”的探究呢？
前一个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教学过程”似是不可知的；“教学过程”尽管是客观的，可知的，但其“本质”上是无法清楚地被言说的，尽管我们都可以而且已经“直觉”到了、“意识”到了它，但“教学过程”似乎就是希腊神话中的那块石头，而我们就像那个推石头的西西弗斯。
后一个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仅仅从一个维度用一个术语，我们很难精确地表达“教学过程”；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对“教学过程”剥茧抽丝，分别用不同的词语或术语来命名“本质”与“形式”。
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伯格森的“绵延”理论。李臣之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更是基于过程哲学。”众所周知，过程哲学与伯格森的“绵延”理论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因此，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用“绵延”理论来探究“教学过程”，或许我们能够“柳暗花明”，收获一个“世外桃源”。
二、“绵延”理论
柏格森认为世界的本质在于以生命冲动为基础的“绵延”。“绵延”是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提出的他的生命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马向东说：“绵延的法文是La DurCe，英文是Duration，翻译成中文就是绵延，就是连绵不断的意思，英文和中文的翻译虽然不很贴切，但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翻译。”但“绵延”到底指什么，连柏格森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也只是不断的用比喻来描述形容。在他一系列有关“绵延”的著作出版以后，他仍然说：“什么是绵延？要精确地加以确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绵延是非常难以捉摸的东西。”
“究其原因，是绵延的理解方式问题，这是一个不可以用语言描述的，不可定义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本体意义上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由于无法直接描述这个概念，无法直接说明白‘绵延是什么，说不清它的本质，那我们只能通过了解‘绵延的特点来掌握其内涵。”马向东说，根据柏格森的阐述，“绵延”大致有以下五个特点：（1）绵延就是不可测量、陆续出现的时间。（2）绵延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3）绵延是一种创造和进化，是一种心智的不断涌现。（4）绵延是无法预知的、绝对的、自由的意志。（5）绵延是作为心理意识的纯粹运动。
为了很好地解说他的“绵延”，伯格森把“实在”分为两种。一种是异质性的实在，即种种感觉的性质；一种是同质性的实在，即空间。“很明显，正是由于理智设想出后者，所以才使我们能够运用明确的区分去计算、抽象，甚至是言说。”
以空间为基础，伯格森把“绵延”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的绵延”——异质性的意识状态的纯粹持续，是一种“连续性的、或性质式的，但跟数目丝毫不相像的众多性。”换言之，“纯粹的绵延只不过是一系列陆续出现的性质上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没有清楚的界限，没有在彼此的关系中外化它们自身的倾向，也与数目没有任何关系：它就是纯粹的异质性。”一种是“同质的绵延”——“以空间作为同质媒介来表象时间，并运用这种同质的时间作为媒介来言说意识状态，即按照数量式的、非连续的方式把完全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意识状态当作彼此外在的现象来看待。”
根据对“绵延”的划分，伯格森把时间分成两种。一种是与纯粹绵延相对应的纯粹时间或“真实时间”“活时间”（时间并非抽象的形式，而是与生命和自我粘连在一起的实体。时间为“时延”，即绵延。这一概念如同“生命力”一样可以用“活时间”来表示）。它是意识直接感知的对象，是流动和变化的持续本身，是不可逆的和不可测量的。一种是与同质绵延相对应的科学时间或“测量时间”。它是一种可以在空间中被计算的陆续出现，即，“这种先后次序是在空间中被并置出来以后才被排列出来的，它是反思意识所处理的对象，是可逆的和可测量的。”
根据对“绵延”的划分，伯格森把运动分成两种。一种是被投射到空间中的运动：“当我们看到运动是同质的并可分的之时，我们想到的是运动物体所经过的空间，好像这空间和运动自身是两个可以交换代替的项目一样。”一种是纯粹绵延中发生的运动：“运动物体的先后位置确实占据这空间，但是这一物体由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的过程是空间所捉摸不住的，它是一种在绵延中开展的过程，并且除非是对有意识的观察者而言，它是不存在的。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一件物体，而是一种进展：就运动时从一点到另一点的经过而言，它是一种心理综合，是一种心理的和非广延的过程。”
三、“绵延”理论视阈下的“教学过程”与“教学流程”
如果我们舍弃伯格森的“唯心主义”，承认“绵延”的客观实在性，从方法论的维度来使用“绵延”，那么，我们就会为“教学过程”“教学流程”找到相应的“绵延”。
（一）教学过程
与“纯粹的绵延”相对应的是“教学过程”。它占有的时间是“纯粹时间”。它的运动是纯粹绵延中发生的运动，是可以被当事者直接知觉到的教学生活——它“跟数量无关，是纯粹的性质，它们相互交织，以至于我们无法说清楚它们是一个还是多个，从这种观点来看甚至若不改变它们的本性就无法考察它们。”
比照“纯粹的绵延”，教学过程至少应该有如下特质。（1）客观性。即教学过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人存在，有教学存在，那么“教学过程”就存在。（2）连续性。即教学过程状态的连续，而在这个连续性中，分不出一个个单独的教学活动，连续出现的每一个状态部包含了过去，但又和另一个状态有质的差异，这是一种时间的状态。因为教学过程是生命化的时间，因此它是时间性的，而不是空间性的过程，是永恒的时间性的过程。（3）进化性。同“绵延”一样，教学过程是一种生命和知识的创造和进化的过程，“通过进化，最复杂的东西能够从最简单的东西里产生出来”，“进化意味着过去被真正地保留在当前，意味着绵延，实际上它是一个连接符，是一个连接环节”。（4）生成性。即教学过程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与永恒的生成之中。这是由“教学过程”的“进化性”所决定的或派生出来的。（5）不可逆性。指的是教学过程是流动和变化的持续本身，而非在空间中被并置出来以后才被排列出来的那些东西，由此，它是不可逆的和不可测量的。（6）难言说性。指的是教学过程的理解方式问题，不是说教学过程不可知，不可言说，不可定义，不是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是指：可以意会，也可以言说，但难以言清、难以言尽。
（二）教学流程
与“同质的绵延”相对应的是“教学流程”。它们占有的时间是“科学时间”。它们的运动是被投射到空间中的运动，是通过空间的投射而被知觉到的意识生活——“它是把各种意识状态空间化，从而使它们变得清楚明白，并且很容易用语言说出来。”
比照“同质的绵延”，教学流程至少应该有如下特质。（1）人为性。一是指教学流程是人的而非自然之物的，二是指教学流程是人主观预设的而非自然存在的。（2）合规律性。虽然教学流程具有人为性，但是这不意味着可以想到哪里就干到哪里，更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它们必须遵循知识的逻辑、师生身心发展的规律、教育教学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等等。（3）结构性。教学流程是可以在空间中被计算的陆续出现，即，“这种先后次序是在空间中被并置出来以后才被排列出来的”。（4） 指向性。任何教学流程都指向特定的问题情境、特定的教学内容、特定的教学目标，规定着师生的教学行为。不存在适合一切问题和内容的万能的教学流程。（5）操作性。任何教学流程都是针对教学目标的每一具体要求而制定的，具有与之相对应的方法、技术，它要转化为教师与学生的具体行动。这就要求教学流程必须是可操作的。（6）调控性。即教师对教学流程能及时把握和调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学流程“是反思意识所处理的对象，是可逆的和可测量的。”（7）经济性。由于教学流程是预设的，其目的在于以最少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取得最好的教学效果。俞子夷说：“经济云者，以最少之劳力与时间，得最大效果之谓也。”“一味乱做，往往要事倍功半。无论哪一种学习，事前都应该有一个周详的计划，引导学生不乱做，想定了计划再做，这样学习才能经济。事前计划名曰‘设计。这‘设计的原则实在是最重要的。没有设计，往往用‘尝试与错误的方法。这是最浪费的。所以从另一方面说，也可以叫‘经济的原则。”（8）伦理性。一是指教学流程的正当性；二是指教学流程的正义性。
（三）“教学过程”与“教学流程”的关系
“教学流程”都是“教学过程”的反映，即都基于“教学过程”。也就是说，“教学过程”是客观的、自生的、自动的。“教学流程”是人为的、被人执行的。“教学流程”是教学主体和客体——事及其过程有机统一的成果或产物。“教学流程”的客观基础是客观事物及其过程。所谓“教学流程”的客观基础，一是指“教学流程”是由高度完善的物质—人脑所产生的，二是指“教学流程”的内容、“教学流程”的源泉来自客观世界。“教学流程”不仅受到客观事物及其过程，而且还受到认识过程的制约。“教学流程”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与客观事物及其过程、认识过程的变化、发展过程不能分离。
从发生上看，“教学过程”决定“教学流程”。“教学过程”与“教学流程”是“母子关系”：“教学过程”是“母”，是“根”，是“源”，是里；“教学流程”是“子”，是“叶”，是“流”，是表。但从“教学过程”到“教学流程”需要中介，这些中介有许多，但其中最主要的：过去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教案”，目前是比较流行也比较成熟的“教学设计”。这里的“教学设计”，主要是指“狭义的教学设计”——“教学工作者对教学工作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各种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步骤所作的精心的巧妙的安排。”
在现实生活中，“教学过程”等于“教学流程”是小概率事件。而“教学流程”优于“教学过程”，高于“教学过程”，则是大概率事件，是它们生存的常态。因为“教学过程”中的人是被动的，其职责不明，方向感差。“教学流程”中的人是自主的，目标清晰，方向感强。
“教学过程”是客观的，可知的，但难言，一言便失真：或众说纷纭，或莫衷一是。关于“赫尔巴特教学阶段论”表述的历史便是明证。
赫尔巴特把教学过程分成四个阶段：“清楚（明了）——联合（联想）——系统——方法”。有德国教育学者指出，赫尔巴特教学阶段论“创造了他的教学理论的科学基础。他的这种教学理论至今基本还是适用的，因为它事实上把握了认识过程的基本规律性，即直觉——抽象——应用的顺序。”
齐勒尔，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认为，赫尔巴特提出的教学方法含糊不清，应该加以澄清，并使它变成一套能够被人们所理解的形式阶段，于是，他把赫尔巴特的教学阶段变更为：“分析——综合——联合——系统——方法”。在此，赫尔巴特的第一阶段“清楚（明了）”被划分为“分析”和“综合”两个阶段。
而后期的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赖恩则将赫尔巴特的教学阶段变更为：“准备——呈现——联合——概括——应用”。在此，赫尔巴特的第一阶段“清楚（明了）”被划分为“准备”和“呈现”两个阶段。而单中惠认为是“由于赖恩注重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通俗化和简明化，并努力提供为学校教师所理解和应用的教学模式，因此，他的教学过程五段论在世界各国就更为流行，史称‘五段教学法。它后来成为了中小学教师的典型的教学程式。”
通常情况下，我们被状以文字的所谓的“教学过程”，其实很多不是“教学过程”，而是“教学流程”，因为它们已经不再“客观”，而成了“主观”的东西，是人行为的需要，理想的载体或化身。因此，在我们看来，传统的主流的观点所谓的“赫尔巴特教学过程”与“齐勒尔教学过程”“赖恩教学过程”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学流程”，而真正的“赫尔巴特教学过程”不仅赫尔巴特没有说清楚，他的门徒也没有说清楚，只是到后来，才有人指出赫尔巴特教学阶段论“把握了认识过程的基本规律性，即直觉——抽象——应用的顺序。”因此，我们才可以把“赫尔巴特教学之认识过程”和以之相对应的“教学流程”作如下状：
列宁指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教学流程”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教学流程”虽然是对“教学过程”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机械的绝对的、镜像式反应，而是对客观事物及其本质的近似的相对逼近的反映。”
一般而言，“教学过程”表现为受盲目必然性支配，本身无所谓目的与价值。而作为认识过程的“教学流程”则不同。其主体是人，“人的认识总带有目的指向性，主体需要是认识的原动力，表现为认识中的好奇心、求知欲、猜测、假设等，主体又具有知、情、意的主体性，认识过程中伴杂着人的目的、方案、意志、意向、了悟、毅力、审美、情感、认知方式等主观因素，它们内化为一定的价值取向。”因此，作为认识过程的“教学流程”“既要遵循客观物质过程的规律，又要遵循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人们所知道的或描述的“教学过程”是已经过去的过程，而非现在或当下的“教学过程”，因为当下或现在的“教学过程”，还在进行中，是不完整的，不确定的。因此，我们所设计的“教学过程”，必定也不是我们所说的“教学过程”，而是另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如前所述，我们称之为“教学流程”。“教学流程”源于“教学过程”，但只有变为现实，才有意义和价值。否则就是一个虚拟的“教学过程”。当“教学流程”被“现实”或实践以后，基于“教学过程”的“教学流程”便被“教学过程”了，即一个新的可以被认知被评说的“教学过程”就诞生了。“教学过程”和“教学流程”的关系，至少可能有这样几种状态：
1. 表里关系。“教学过程”是“里”，“教学流程”是表。“教学过程”是基础，“教学流程”受制于“教学过程”，是对“教学过程”的反映。但在实践中，二者常常被异化为“两张皮”，在表面上的关系为：过程—流程—过程。在一般人看来，应该是一个“教学过程”与“教学流程”的循环。但，我们的看法则相反。因为这里的“教学流程”只出现了一次，虽然“教学过程”出现了两次，但是，第一个“教学过程”，经过“教学流程”之后，依旧如故，没有变化或发展，因此，第二个“教学过程”仍然是第一个“教学过程”，也就是说，第一个“教学过程”虽然“经过”“教学流程”的“作用”，但仍然没有发生明显的量变和质变，由此可以判定，这里的“教学流程”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教学流程”不是“教学过程”的“教学流程”。这就是说，这个“教学流程”不是基于“教学过程”的；不是为了“教学过程”的；不在“教学过程”中。“两张皮状态”实际上是：从“教学过程”到“教学过程”；从“教学流程”到“教学流程”。这就是说，“教学过程”还是那个“教学过程”；“教学流程”还是那个“教学流程”，它们“井水不犯河水”，是“两张皮”，恰似“水中油”或“油中水”，关系为过程—过程，以及流程—流程。这种状况在实践中会时不时地出现，在处在新手阶段的教师那里甚至是常态，所以，我们也会时不时地听说：“这堂课，没有进入状态！”从“教学过程”和“教学流程”的关系来看，这句话的背后意义可以意译或演绎为：教师拟定或设计的“教学流程”与“教学过程”不配套；教师拟定或设计的“教学流程”没有和学生或教育教学的或知识发展的“教学过程”“并轨”，因此，这是一个失败的“教学流程”，一次失败的教育教学活动。因此，这个“教学流程”就没有转变成“教学过程”。
2. 因果累进关系：过程—流程—过程1。这里的“教学过程”发生了变化，有了发展，产生出来新的“教学过程”。“教学流程”是：基于“教学过程”的；为了“教学过程”的；在“教学过程”中的。这种状态，在教育教学中是作为熟手的教师的常态。因此，他们的教学基本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但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它是一种非积极的、非创新的行为图式或模式。久而久之，它可能会演化为这样的图式或模式：过程—流程—过程1—流程—过程2。这里变化的是“教学过程”：由“过程”变成了“过程1”与“过程2”。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过程”只是“过程1”的基础，而非“过程2”的基础。这里的“过程1”亦非“过程2”的基础。这就是说，“过程2”是一个新的过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流程”。
尽管“教学流程”出现了两次，但却是没有变化的“教学流程”，它是用一个相同的“教学流程”对两个不同的“教学过程”。是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这样的结果就是：教育教学千遍一律，教育教学效果的低效或负效，教出来的学生千人一面，毫无个性。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教师们这样的感慨：“我以前都是这样教的，现在怎么就不灵了呢？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毋容置疑，就一个独立的或孤立的教学活动来说，其结构无疑是“环状结构”，如图所示：
但是，教学活动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的、生成的或建构的。因此，这些“环状结构”不是静止的，是运动的，形成一个“链索结构”。所以，“过程—流程—过程1”也有可能会演化为“过程—流程—过程1—流程1—过程2……”。而怀特海又提醒我们：“每一节课应该以其自身的方式构成一种涡式的循环，引导出它的下一个过程。”因此，“过程—流程—过程1”还可以演化为这样的图式或模式：在这里，“过程”是“过程1”和“过程2”的基础，“过程1”和“过程2”是“过程”的升华。师生不再重复“那过去的故事”，而是演绎着一部“连续剧”。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流程”衍生出了“流程1”，而且“流程1”又衍生出了“过程2”。在优秀教师那里，这是常态。
在这里，教育教学行为是变动的，而非静止的，它比较好地演绎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原则，比较好地诠释了“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等哲学理念，因为就整体性或复杂性而言，从创造性来看，一个线性的行为似乎不是作用于客观世界的最佳模式或图式，因为世界从来都不是线性的，从来就是非线性的，因此，这样的教育教学一般都是高效的，至少是有效的。一旦这个行为模式成为教育教学的常态，那么，在我国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就有可能不复存在，所谓的“高分低能儿”就有可能大幅度地减少。
3. 相互转化关系。“过程—流程—过程1—流程1—过程2……”在这里，“教学过程”不仅是“教学流程”的基础，“教学流程”是对“教学过程”的升华，而且到一定阶段，“教学流程”与“教学过程”又呈“相互转化状态”——它们互为因果，相互转化，相互优化，共同促进教育教学的健康发展。
过程理论 篇12
经典控制理论和现代控制理论,都需要精确数学模型。然而实际工业过程,往往是多变量、强耦合、时变、约束的复杂过程,难以得到其精确的数学模型。为了克服理论和应用的不协调,人们试图寻找一种对模型要求低、控制综合效果好的控制方法。预测控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一类新型计算机控制算法。它汲取了现代控制理论中的优化思想,利用预测模型和滚动优化并结合反馈校正,取代了传统的最优控制,这种策略非常适用于复杂的工业过程[1,2]。从上世纪70年代问世到现在,已经从最初在工业过程中启发式使用的控制算法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丰富理论和实践内容的新的学科分支。
2 预测控制的研究概况
2.1 参数优化设计
预测控制允许设计者自由地选择性能指标的形式,不同的参数设计所导致的控制效果可截然不同。Maurath等[3]提出了一种基于主元分析的DMC控制器调整方法。Rani等[4]比较并分析了各种DMC、GPC参数整定方法的控制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GPC参数整定方法。利用系统矩阵条件数与控制权系统的解析表达式,Shridhar等[5]提出了一种基于MIMO系统的预测控制器参数调整方法。根据对象闭环预测输出与控制器参数的近似线性关系,Al-Ghazzawi等[6]提出一种在线整定DMC控制器参数策略。Emad[7]提出一种基于模糊规则的非线性预测控制在线整定方法。徐祖华等[8]提出一种基于Min-Max准则的预测控制鲁棒参数设计方法。
2.2 稳定性分析
通常MPC是通过对一个带约束的有限时域开环最优控制问题反复在线求解来实现的,但是有限时域最优不能保证系统稳定,而且MPC系统的闭环描述很难得到,这是研究困难所在。近年来,人们在标准MPC问题的基础上,对其描述增加各种条件、约束,在稳定性研究方面得到一些成果。
(1)内模控制框架下的稳定性研究。席裕庚等[9]从该内模控制结构和最小化实现形式出发,分析了预测控制系统的闭环性能,给出了系统动态响应、抗干扰性、鲁棒性与设计参数的解析关系。
(2)无限时域策略。采用无限时域可以保证目标函数在滚动优化过程中不断下降,从而保证系统的稳定性。Rawlings等[10]将线性系统按稳定与否及有无约束分为四种情况进行MPC系统的稳定性研究。
(3)终端等式约束。为保证MPC稳定性,对有限时域滚动优化问题加入终端等式约束,在优化时域结束时将状态变量强制为零。Kwon等[11]最早提出了有限时域零状态约束MPC策略。这一思想被人们引入各种形式的预测控制,相关的文献很多[12~14]。
(4)终端加权策略。终端约束的引入,减少了控制器的灵活性和可行区域,甚至会导致可行解不存在。终端等式约束相当于终端加权系数为无穷大,因此人们考虑有限终端加权系数的情况。Parisini等[15]、Zheng[16]、Chen等[17]通过选取特殊形式的终端加权项,保证MPC系统的稳定性。Lee等[18]推导出使有限时域性能指标单调下降的不等式条件,并转化为LMI优化命题求解。
(5)压缩约束。Polak等[19]和Zheng[20]提出一种压缩MPC策略,它没有利用Lyapunov函数单调性来证明系统稳定性,而是要求状态变量按一定形式成递减趋势,通过状态压缩约束来确保闭环系统稳定性。
总之而言,目前稳定性理论的证明方法主要是利用性能指标的单调性来完成的。Manye等[21]在综述中指出,关于线性MPC的稳定性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但关于非线性MPC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3 鲁棒性分析
实际工业过程存在于不确定性环境中,模型和被控对象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失配,因此模型预测控制的鲁棒性研究十分必要而且有实际意义。预测控制的鲁棒性研究分为两个方向:MPC的鲁棒性分析和设计鲁棒MPC控制器。
MPC鲁棒性分析是指对不考虑模型不确定性的标准MPC算法进行鲁棒性分析。这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文献给出的分析方法屈指可数。针对不确定脉冲响应模型,Zafiriou等[22]利用压缩映射原理推导出保证系统鲁棒稳定性的充分、必要条件。Genceli等[23]对带约束L1范数性能指标的预测控制算法进行了研究,给出了保证闭环系统稳定性和鲁棒性能的充分条件。Primbs等[24]利用S-procedure方法对带输入约束的有限时域滚动优化控制算法进行了鲁棒性分析。
考虑模型不确定性,设计鲁棒MPC控制器,最典型的一种策略是采用Min-Max形式优化命题计算控制作用,其思想是求解控制律使在不确定性集合中的最坏情况下的目标函数值最小。Campo等[25]首次引入Min-Max鲁棒设计思想,针对不确定脉冲响应模型,设计了无穷范数性能指标的鲁棒MPC算法。
近年来,LMI理论被引入Min-Max预测控制的研究。Kothar等[26]对于多模型结构与反馈不确定两种不确定系统,提出一种基于LMI理论的鲁棒MPC综合方法。Lu等[27]只在第二步后才采用相同的状态反馈律,讨论相应的LMI描述及鲁棒稳定性。Wan等[28]提出基于LMI理论的离线鲁棒预测控制算法。
总的说来,MPC鲁棒性研究大多以其稳定性研究成果为基础,然后引入用来保证鲁棒稳定性的鲁棒约束条件或用来改善鲁棒性能的可调变量,设计鲁棒控制器使控制系统在稳定的同时具有一定的鲁棒性。
2.4 快速预测控制
由于每个控制周期都要求解一个复杂优化问题,使预测控制基本上都局限于慢过程对象。如何提高预测控制的在线计算速度,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Bemporad等[29]提出了一种显式预测控制算法:对约束状态空间分区并设计各区间的显式闭环反馈控制律;在线控制时,依据系统当前状态,选择相应的状态反馈控制律。徐祖华等[30]提出了一种基于LMI的离线预测控制算法,离线求解LMI命题构造分段反馈控制律,在线实施满足条件的反馈控制律。
对标准优化求解算法进行改进或做近似处理,也是一类主要尝试方法。Kouvaritakis等[31]提出用扩展的Newton-Raphson算法取代目前普遍采用的QP形式,使计算量降低10倍以上。Wang等[32]提出了三种针对预测控制在线求解QP问题的快速算法。Diehl等[33]打破了求解优化问题中“优化直至收敛”的概念,提出了实时迭代的思想。
优化变量的集结策略也是减少预测控制计算量的一种有效手段。席裕庚等[34]针对一类受约束的线性离散系统,研究了基于集结策略的预测控制器可行性问题。席裕庚等[35]又提出了等效集结的概念。
2.5 分布式预测控制
随着交通、城市建设等领域的迅猛发展,交通控制系统、排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等受到了格外的关注。这类系统的特点是组成单元多,规模大,具有多目标和多约束,需要采用分布式结构的预测控制。
Li等[36]提出了一种无约束分布式预测控制算法,属于独立、迭代的全局链接方式。Camponogara[37]提出了一种独立的、非迭代的分布式预测控制算法。由于它们得到均为Nash解,闭环系统稳定性无法得到保证,需添加稳定性约束,以保证系统稳定性。Venkat[38]提出一种分布式预测控制算法,各子控制器在每个控制周期完成多次信息交互、迭代求解优化命题,以协作方式将系统推向全局最优解,即Pareto解,使系统的稳定性得到了保证。
2.6 非线性预测控制
非线性预测控制在方法原理上与线性预测控制没有什么不同,但预测模型或目标函数是非线性的。由于非线性系统的复杂多样性,寻找一种统一的非线性模型预测控制方法很困难。非线性预测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机理模型的非线性预测控制。机理模型即根据被控对象的物理特性所建立的微分方程模型。求解这类微分方程的两种典型方法是:序贯求解法[39,40]和联立求解方法[41,42]。对非线性MPC稳定性与鲁棒性研究主要基于机理模型。
(2)基于线性化方法的非线性预测控制。传统的处理非线性问题的方法是线性化方法。非线性系统线性化的方法通常有李亚普诺夫线性化和反馈线性化方法。Lee等[43]将非线性机理模型李亚普诺夫线性化,用线性化模型构成QDMC。Kurtz等[44]通过输入-输出线性化方法,使非线性系统转化为线性系统,然后将线性预测控制方法应用于反馈线性化系统。张智焕等[45]通过静态非线性状态反馈使得闭环系统是输入输出解耦和线性的,然后设计一组单输入单输出预测函数控制器。
(3)基于多模型的非线性预测控制。多模型是一种改进的处理非线性系统的方法,其特点是将模型预测控制与多模型方法相结合,用多个线性子模型来逼近非线性过程。Bjarne等[46]把运行集分为几个运行区域,每一个运行区域分配一个局部线性模型,全局非线性模型是局部线性模型的加权组合。Xu等[47]提出了一种基于操作轨迹LPV模型的非线性预测控制算法,非线性模型是基于调度变量的多个线性子模型加权组合。
(4)基于特殊模型的非线性预测控制。针对一些非线性系统可以用特殊非线性模型,因而出现了基于特殊非线性模型的模型预测控制方法。Volterra模型是非线性脉冲响应模型,描述系统动态的精度取决于所取Volterra序列的阶次[48]。Hammerstein模型描述的是一类可分静态非线性和动态线性的系统,可用于描述PH过程和具有幂函数、死区、开关等非线性特性的过程[49]。Wiener模型与Hammerstein模型类似,不同的是Wiener模型的线性动态环节在非线性静态增益的前面[50]。
(5)基于智能模型的非线性预测控制。智能模型如神经网络模型、模糊模型等具有可以描述用常规方法无法描述的系统,已成为预测控制研究的另一热点[51,52]。将神经网络模型、模糊模型引入非线性MPC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对多步预测缺乏有效的方法;进行网络训练与实时修正耗时较多,不利于实现;理论分析较为困难。
3 工业预测控制软件包
预测控制技术在石油、化工等领域取得了成功应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预测控制提出后,商品化软件包也相继产生,使得其得以进一步推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功能单一到功能强大,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四代演化过程[53]。
(1)预测控制技术。第一代预测控制软件的代表是法国Adersa公司的IDCOM和Shell Oil公司的DMC,其主要用于处理无约束的多变量过程。IDCOM所采用的算法即Richalet在1978提出的MPHC,其主要特点有:•以过程的脉冲响应序列作为预测模型;•采用有限时域的二次型性能指标;•被控对象的未来输出跟踪参考轨迹;•可以处理输入、输出约束;•用启发式迭代算法求解最优控制作用序列。
与此同时,Shell Oil公司的工程师也开发出了自己的MPC软件,并于1973年首次投入使用。1979年Cutler和Ramaker对DMC技术进行了详细的阐述。DMC的主要特点包括:•采用线性阶跃响应序列模型描述被控对象;•采用有限时域的二次型性能指标;•使被控对象输出尽量靠近给定的设定值;•最优控制作用的求解归结为最小二乘问题的求解。
DMC算法的目标是在有MV惩罚项时使系统输出在最小二乘意义下尽可能接近期望的设定值。这样,系统输入变化的幅值不会太大,与IDCOM相比,这种方法对模型误差有更大的鲁棒性。
(2)第二代预测控制技术。为了能够处理有约束的情况,Shell Oil公司的设计人员将原DMC算法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DMC算法被称为QDMC,并于1983年在AICh E年会上首次被提出。QDMC算法的主要特点:•采用线性阶跃响应模型;•性能指标为未来有限时域上的二次性能指标;•对象的未来输出尽量接近期望的设定值;•采用二次规划方法求解最优输入值。
作为第二代预测控制的代表,QDMC将MPC问题转化成一个QP问题,提供了系统处理输入、输出约束的方法。QDMC算法可以直接考虑输入、输出硬约束,同时,人们也开始通过在性能指标中加入加权项来实现尽量不违反所谓的“软”约束。
(3)第三代预测控制技术。随着MPC处理的问题规模越来越大,复杂程度越来越高,QDMC算法遇到新的问题:自由度问题、容错问题、经济优化问题等。这些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使得许多公司对模型预测控制算法进行了新的研究,从而提出了第三代的模型预测控制软件包。Setpoint公司开发出IDCOM软件包的新版本—IDCOM-M。Grosdidier等人在1988年详尽阐述了IDCOM-M软件包的功能特点及应用情况:•采用线性脉冲响应模型;•具有可控性分析功能,能避免病态系统的发生;•采用多级目标函数,先进行被控变量的设定值优化,然后在保证其优化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操纵变量的IRV优化;•每个输出仅从相应的参考轨迹中选择一个未来预测点加以控制;•每个输入只考虑一步控制作用;•约束可是硬约束或者软约束,且每个约束都有优先级的定义。
此外,Shell公司的SMOC、Adersa公司的HIECON、Profimatics公司的PCT和Honeywell公司的RMPC也都是第三代MPC软件的典型代表。
(4)第四代预测控制技术。Aspen Tech公司的DMC-plus和Honeywell公司的RMPCT是第四代MP C软件2个最重要产品。其特点是:•采用多级分层优化策略;•增强了稳态优化的灵活性;•控制器设计考虑模型的不确定性;•采用先进模型辨识技术。
近年来,国内一些企业和科研院校也通过合作或自主研发了多款MPC控制软件包。浙江大学工业控制研究所钱积新教授领导的研发团队于2002年推出了FRONT-Suite先进控制软件包[54,55]。它应用范围广、控制结构灵活、技术成熟,适用于TDC3000、Deltav、CENTUM-CS等DCS系统的集成。后又与荷兰Tai-Ji Control公司合力开发了Tai-Ji MPC软件包。Tai-Ji MPC是一种新颖的自适应MPC控制器,由控制模块、辨识模块和监控模块组成[56]。它的推出意在将MPC的设计、投运和维护做到最简化。利用Tai-Ji MPC建立MPC应用,工程师只需在控制器功能设计阶段对被控变量、输入变量和扰动变量进行选取,余下的工作,如装置测试与模型辨识、控制器整定与仿真、投运和后期的维护等,都可由Tai-Ji MPC自动完成。
4 预测控制的应用概况
预测控制理论从工业实践中来,随着其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预测控制在工业过程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应用范围遍及石油、化工、炼油、冶金、造纸、航空、机械制造、食品加工、液压传动、航海、军事等行业。据Qin和Badgwell[53]截至1999年的一次中等范围统计显示,在工业领域中应用预测控制技术的工业装置已达到4542套,而且近几年的应用呈不断加速增长的趋势,数量上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见表1。
根据文献报道,各种不同石油化工装置实施先进控制后,其净增效益如表2所示(含实时优化)。虽然各公司所报出的年效益有所不同,但其数量差别不大,因而表中数据可以作为实施先进控制的参考。
浙江大学工业控制研究所钱积新教授领导的研发团队先后对常减压装置、PTA装置、空气装置、乙醛装置等工业生产过程的先进控制展开了研究。大型PTA装置的先进控制,每年为企业净创直接经济效益达2.89亿元利润,近三年累计为企业创造了新增利税3.38亿元人民币,获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4年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大型空气装置的自动变负荷先进控制,填补了国内在高端自动变负荷优化控制方面的空白,打破了空分装备自动变负荷技术的国际垄断,提升了国内空分厂商的国际竞争力。
5 未来研究方向
非线性预测控制。随着人们对产品质量和产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对生产经济效益的不断追求,非线性预测控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虽然近年来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如建模困难、实时性差,值得进一步研究。
快速预测控制。由于每个控制周期要求解一个复杂优化问题,使预测控制基本都局限于慢过程对象。如何提高预测控制计算速度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