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因素（共7篇）
制裁因素 篇1
篮球比赛运动中, 会有相关的规则, 这就需要裁判员公平地执行相关的规则。裁判员的执行过程中, 会受到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在新的社会发展背景下, 篮球运动的发展也对篮球裁判的工作提出了更新的要求, 这就需要裁判员能够在执行相应的规则中, 在各个方面都要得到优化, 例如在队伍的建设以及知识技能的提升等方面。这些方面对篮球裁判制裁的效率提升有着积极影响, 加强对基层篮球裁判制裁的理论研究就有着实质性意义。
1基层篮球裁判员结构及发展现状分析
1.1基层篮球裁判员结构分析
对于基层的篮球裁判员的结构分析可从多方面进行加强, 基层能够有高级的裁判就对基层的裁判业务水平有着直接的反映。我国的基层青年裁判员在进行培养的周期是比较长的, 所以在获得大型的执法比赛的相关机会是比较少的, 很难在短时期内能够获得高的级别, 还有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下, 对青年裁判员的价值观念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1]。一些新的观念对青年的篮球裁判员的影响比较大, 这些方面就会对其在经济价值观念上产生负面的影响。
从基层的篮球裁判员的结构层面来看, 由于在篮球的基础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篮球运动的喜爱程度也有着不同。由于篮球裁判员并没有专业的学校进行教育, 对裁判员的选拔是通过各级的竞赛部门以及篮球协会进行组织的。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背景下, 学历也成为各行业人才选拔的一个重要标准条件, 学历的结构能够对受教育程度得到相应的反映。而对于基层的篮球裁判员这一方面的情况来看, 学历还相对比较低, 在英语水平方面普遍较低[2]。
1.2基层篮球裁判员发展现状分析
从当前我国的基层篮球裁判员的发展现状来看, 还有诸多方面有待优化。由于基层的篮球裁判运动员各个方面的基础不是很强, 所以在具体的作用发挥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化的体现, 这就对基层篮球裁判制裁的优化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只有充分保障基层篮球裁判员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才能对整体的篮球裁判员的发展现状得到相应的改善。篮球裁判的工作是篮球运动比较重要的组成, 裁判员在篮球竞赛当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发挥, 在实际的比赛过程中是支持以及提倡树立良好体育道德作风的, 篮球裁判员在赏罚水平上的高低, 就对篮球运动战术水平的提高有着相应的影响。
在当前的篮球向着社会化以及商业化的方向发展下, 也对裁判员自身的水平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篮球裁判员的工作可以说是门艺术, 其不是单纯的技术以及知识的反映, 只有在经验上不断地积累和学习交流, 才能有更高的发展。我国的篮球裁判的整体水平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提升, 已经在逐步地缩小了和世界优秀裁判员之间的差距。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篮球的理念发展逐步地向着国际化的进程迈进, 在对篮球的规则上, 也已经和世界相接轨, 在领导的重视度上也得到了加强, 通过多种手段对篮球裁判员进行了培养等[3]。但是也存在着相应的问题, 主要就是尺度过紧, 以及心态和判罚的尺度关系上没有得到科学的把握等。在这些方面都要能够得到充分的重视。
2基层篮球裁判制裁的相关因素影响及优化策略
2.1基层篮球裁判制裁的相关因素影响分析
对基层的篮球裁判制裁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主要体现在职业道德因素上。篮球裁判员的制裁的公平性与否, 对篮球运动的成败有着很大的影响。如果是在篮球的运动过程中出现了黑哨的行为, 就必然会影响篮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裁判员也会被大众所遗弃。所以裁判员自身的专业素质以及职业道德, 就对篮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裁判员的管理体制对临场执裁能力的影响也比较突出, 篮球裁判员在日常的工作上比较多, 并且有很多是工作中的中坚力量, 裁判员在比赛场上会有很大的压力, 这对裁判员的裁判能力也有着一定的影响[4]。
再有, 影响基层篮球裁判制裁的因素还体现在人际关系层面.对于基层的篮球比赛过程中, 通常是主办单位进行领导的, 所以球员也多是熟人, 有的都是亲朋好友, 这样就会存在着打招呼的问题。在篮球的运动比赛中, 观赛人员是比较多的, 也有着各个行业的人员, 所以在一些赛事上就很难得到有效的控制, 而裁判员是篮球比赛的主要裁决者, 在面对这些的比赛的时候, 也会有着诸多方面的压力等, 对制裁的公正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2.2基层篮球裁判制裁的优化策略
针对基层的篮球裁判制裁的优化策略实施, 就要能够结合实际进行优化, 对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都要逐一地得到克服。对于人际关系的影响因素, 就要能够对主办单位的领导意图能够清楚, 对于球队的核心球员在比赛当中起到的主导作用也要能得到明确化。在进行比赛前要能够对双方的核心球员讲清相应的规则, 在关系上要能和谐化。篮球裁判要能是一个团队, 并要和其他的裁判搞好关系, 相互地促进借鉴经验, 这样才能够将裁判的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再者, 对基层篮球的裁判制裁的策略进行优化, 要能对相关的规则得到有效正确的掌握, 这是公平制裁的一个重要基础, 裁判员还要能够对每条规则的实际含义能够得到详细准确的理解。在每场篮球比赛当中运用的知识要能保持一致性, 在比赛当中的态度行为要能充分重视。还要能够对篮球的规则能巧妙地运用, 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积极有效地化解, 要能够对比赛的圆满完成得到有效保障[5]。
另外, 对于裁判员的身体语言的应用要充分重视, 身体语言的良好应用, 要比口头语言的应用要更为有效。在进行实际的裁判过程中, 要能跑动路线来选位进行观察, 将每个动作细节都要得到详细观察。还要能充分重视临场裁判间的相互配合[6]。
对基层篮球裁判员的常识性培训的制度建立要完善, 并要能够加强年轻裁判员的业务素质, 对骨干裁判员的培训要能不断地加强。对裁判员的培训过程中, 还要能积极鼓励裁判员对专业的技能知识自主地进行学习。还要能在奖惩的相关制度建立上要明确化, 将相关的考核标准能够得到科学化制定, 对裁判员的英语考核制度的制定也要能够得到加强。只有在这些方面得到有效完善, 才能将基层篮球裁判员的制裁公平性得到体现。对基层裁判员的培训要不断地加强, 并能够在一些新的规则更新方面的培训进行加强, 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篮球比赛规则, 只有在这些方面得到了加强, 才能有助于基层裁判员的作用充分发挥。
3结语
总之, 对基层的篮球裁判员的制裁影响的分析, 以及策略的实施, 能从一定程度上提升裁判员的制裁水平, 对篮球运动的整体发展也有着积极促进作用。此次主要从基层篮球队伍的结构以及发展的现状进行理论分析, 然后结合实际就影响裁判员制裁的因素以及优化策略进行相应的探究, 希望能有助于实际的发展进步。
摘要：现阶段我国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有着很大的进步, 在体育运动领域的发展也得到了很大程度发展。对于基层的篮球运动中的裁判制裁程序实施中, 会受到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基于此, 该文主要就基层篮球裁判员的结构以及发展现状进行详细分析, 然后结合实际对影响基层篮球裁判制裁的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然后结合实际探究基层篮球裁判制裁的优化策略。希望能够通过此次理论研究, 对我国的基层篮球裁判制裁的效率水平提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关键词：篮球裁判,制裁因素,优化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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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因素 篇2
厘清概念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程序性制裁何以可能给了一个基本思路。即为什么要制裁程序性违法?以及为什么这种制裁是程序性的?
一、为什么制裁程序性违法
这个看似不证自明的问题其实值得商榷。有学者从诸如“程序法实施的需要”, “权利救济的必有之路”来说明程序性制裁的正当性。由于没有从对程序性违法给予制裁和给予程序性上的制裁两个内在角度分别加以论证, 所以上述理由要么是从实体法的角度给予的, 要么只是深层原因的体现。笔者认为制裁程序性违法的根本理由在于程序的独立价值与对人格尊严的保护。
贝勒斯通过对边沁经济成本理论和德沃金的错误成本理论的合理部分吸收并综合认为, 程序的内在价值是脱离与于解决实体纠纷, 得到正确结果的实体价值而独立的。运用“内在价值”的标准对法律程序做出评价时, 可以完全不必顾及裁判结果的正确性, 也不必顾及错误成本的支出, 而只须关注法律程序或者过程本身的情况。也就是说, 既然法律对于程序的内在价值是追求使之独立并加以保护, 那么程序性违法首先就是对程序价值的践踏和对由此形成的法律秩序的破坏, 故程序性制裁的首要功能就是对程序的有效实施给予保障。虽然不是有了程序性制裁所有问题都得以解决, 因为这不仅涉及程序性制裁自身的运作问题和各种制度的协调问题, 但是没有程序性制裁却是万万不行的。有学者明确指出, 中国刑事程序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司法保障体制的不利。同时, 程序性制裁使这种基于自然理性的正义“看的见”。其具有的“审判中的审判”的外在形态使得其与司法体制联系紧密, 更符合作为程序保障程序这一法律程序所应该带有的属性。由于程序的内在价值与自然正义有天然联系, 所以程序性制裁所担当的功能就不仅仅是保障诉讼的进行, 其对程序内在价值的保护效应是还可以辐射到实证法的最顶层, 从而决定了该制度深刻的内涵。对程序性违法施以制裁是对程序内在价值的保护必要要求。
同时马修认为, 裁判者不仅要确保裁判结论的公正性, 也应当极为重视裁判过程的公正性……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 坚持程序正义观念, 并在法律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中贯彻这一价值的要求, 有助于在国家与个人在发生利益冲突的场合确定基本的公平权衡机制, 使个人权益得到尊重, 使公共权力被限制在合理的程度之内。在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处于极端不利的处境, 且由于这是每个公民潜在可能所处的地位, 故在这种情况下, 人格尊严是法律考虑的重点。违反程序性法律从这个角度上说就是对于人尊严地践踏, 也许在实体利益的掩护下这种行为的恶劣程度并不触目惊心。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角度上, 程序独立也包含有法哲学意义, “可以说刑事诉讼程序并不是简单的技术性手续, 而带有明确的权利含量和价值要素;警察、检察官、法官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也不仅仅属于一种形式上的违法, 而带有明显的公共侵权甚至宪法性侵权性质。”作为刑事诉讼中的程序保护制度, 其是宪法权利与刑事诉讼相契合的法律表现。程序性违法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秩序, 侵害了人格尊严, 损害了程序的内在独立价值。基于刑事诉讼中程序价值所要求的自然法中的正义取向, 因此对程序性违法给予制裁从个人自由主义这个角度上就是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反应了法治文明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二、为什么给予程序性的制裁
笔者认为, 对程序性违法施之程序上的制裁并以之为主而不是其他形式的制裁, 主要是基于这两个原因:即程序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和程序的普遍性。
程序内在价值理论要求法律对于程序性违法给予制裁, 这是程序法独立于实体法的重要标志。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程序, 其完整性要求在制度层面上要有程序性制裁这一自我保护机制对其加以维护。如果对于程序违法我们主要求之于实体法制裁, 那程序独立是不完整的。不论是结构耦合还是刺激, 环境的要素是不能决定系统运作的, 系统在运作上是封闭的。封闭性和开放性不再是相互矛盾的, 而是相反相成的。系统的开放性以自我求诸的封闭性为基础, 封闭性的自生或复制又与环境有关。在将程序作为独立系统的前提下, 其内在运作的封闭性决定了程序的运作应诉诸于己。由于系统运作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并不矛盾, 故程序性制裁也需要其他实体法上的制度与之协调, 但这不能作为解释对程序性违法施加程序上制裁的原因, 而应作为考察程序性制裁实施的影响因素。同时这也解释了程序性制裁更有透明性, 可预测性的优点, 因为对程序性违法施以自身系统中特有的制裁方式, 当中的排斥反应没有那么大。
最广义上, 社会人进行的各种活动只要具有了涉他的意义就必定要有一定程序来规范。如果这种活动涉及的利益越大, 其程序性就越明显, 故直接关系到人的宪法权利和对实体权利有巨大影响的刑事诉讼法在程序性上达到了极致。程序的普遍性带来的一种当然结果就是如果一种程序被法律认为是不可取的, 那么必定要有相应法律上的程序反应, 否则要么程序无法进行下去或者不能表明法律的立场。程序的普遍性是一种客观现实, 在这里我们可以抛去一切价值判断, 不管是实体上抑或是程序上的, 这就是所谓的程序性思维。在程序作为独立系统的主导下程序性制裁具有作为这个系统必要组成部分的性质, 我们怎能想象作为独立系统的程序没有程序性制裁的支持。在程序普遍性的要求下程序性制裁就是一种法律上反映的客观存在, 其是一种对被否定程序的程序上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 采取程序性制裁是必然的。
三、程序性制裁的内在逻辑区分
一般认为法律规则的结构分为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两部分。程序性制裁是一种针对程序性违法而施以的程序上的制裁, 按照一般法理, 我们只能够从法律规范应该有法律后果推出程序性违法应受惩罚, 但具体内容我们无从得知。故表面上程序性制裁似乎不证自明, 可其中确有特殊之处值得我们注意。虽然刑事诉讼法中直接规定违反程序所应该承担的不利后果, 就已构成一个完整法律规范所应该具备的要素, 那是不是所有的程序性制裁体现出来的方式都是“宣告无效”呢?其具体适用条件是不是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更详细的规定的呢?抑或是另外立法?有学者明确指出,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制定一部专门的“程序法的实施法”, 程序法的实施必须要通过其自身来完成。所以, 对于程序性违法给与制裁我们不能从满足法理学的法律规范构成要素的简单逻辑当然导出, 也不能将对程序性违法应该施加制裁的证明就直接等同于对其应施以程序上的制裁的证明。
要回答为什么要对程序性制裁进行“程序上”的区分, 本文将从“新程序主义”视角加以说明。“新程序主义”, 季卫东教授对其典型描述为:“契约的非契约性基础是程序, 程序的非程序性基础是契约”。虽然对此争论颇多, 但是“新程序主义”的一个区分值得我们注意。
新程序主义坚持价值多元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 在现实层面上坚持程序性建构理性的优先性的同时, 在理想层面坚持实质性建构理性的优先性。故本文将程序性制裁的区分与其做如下对应:对程序性违法给予制裁主要是实质性构建的角度, 包括程序的内在独立价值以及人格尊严理论及其在刑事诉讼法中反映出的宪法性权利;对给以程序上的制裁主要是程序性构建的角度, 即程序作为独立的系统和客观存在的程序普遍性。同时程序作为独立系统, 不仅是对程序价值的反映, 也要与“环境”等外界“刺激”互动, 故通过程序性制裁的内在逻辑区分将作为独立系统的程序在“新程序性主义”的视角下把实质性构建和程序性构建链接起来, 即程序作为独立系统不仅以普遍性客观为基础, 且对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亦加以反映。
如上述, 程序性违法应受制裁是因为程序有其独立价值, 这属于实质性建构的范畴, 这里的程序性制裁是通过价值判断来加以构建, 其是对于各种价值平衡之后进行的实体性构建, 试图追求一种最终价值。法律此时考量的是使诉讼程序在“技术性”和“手续性”之中带有更加深厚的价值含量。那种单纯的程序在理想层面中是找不到位置的, 法律的理想是追求实质正义。我们从程序内在独立价值论者提到的“平等、合理、参与”即可看出当中的“实质”意味;这个角度的上程序性制裁作为价值多元化的协调功能并不明显, 因为其本身就含有价值判断的预设。所以说, 正是由于某种价值使得我们可以放纵“罪犯”, 这种对于理想的追求在现实当中就显得有点“不可理喻”。
在现实层面上, 我们需要通过单纯的形式正义才可能调和各种价值冲突, 这就是程序性构建在现实中的优先性。不管学者对程序性建构非议如何, (1) 现实的法律体系之中程序已“无孔不入”, 程序的客观普遍性已经得到了全方位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即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具有普遍性, 它摆脱了“程序工具主义”对实体的依赖, 甚至在“程序本位主义”已经受到“程序自治主义”的质疑下, 摆脱了程序价值论中的价值判断, 完全与价值脱离。不管从任何角度, 我们都不可能要求法律对于程序性违法给予制裁不带有“程序性”, 因为即使是实体上制裁也是要遵守程序的。同时, 即使我们不要求, 法律作为价值谐调的一种社会运作的系统, 其子系统也必然存在带有一种单纯“程序性”的程序, 这就是程序性制裁的作为客观存在的发生原因, 也是程序性构建现实优先性对程序性制裁的理论支持。刑事诉讼由于价值多元化产生的冲突在程序性制裁上有激烈的体现, 所以对程序性制裁进行内在区分并与“新程序主义”加以对应的根本意义就是在肯定其自身构建受对各种价值加以反映的同时又给予一个“独立”具有中立性质的空间, 脱离价值判断的影响, 协调各种价值冲突。这对于我们认清程序性制裁的实质是有帮助的。
四、程序性制裁内在逻辑区分的运用
一般认为程序性制裁有可能使违法人脱法, 法律制度的代价过大等局限。可上述局限都是只将实体性建构所追求的实质正义给予考量而忽视程序普遍性而产生的。例如, 在给受害人带去消极后果方面, 我们只看到被害人没有任何过错, 可似乎忘记了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所代表的人权价值及“无罪推定”给犯罪嫌疑人所设定的诉讼地位。价值冲突时, 从实质性构建的角度可以知道:程序性违法破坏了程序的内在价值, 损害了人格尊严, 在法律上使“人不为人”, (2) 由于这里涉及价值冲突, 所以我们就不能不考虑被害人的诉求。同时通过价值判断, 在文明社会法治背景下我们似乎更应倾向于保护人权。其实在各种程序性违法中, 不管视角如何, 犯罪嫌疑人为恒定受侵害的一方。所以如果在价值判断介入时, 我们有“人为人”的这个预设, 那程序性制裁就是合理的。如果在轻微的程序性违法并没有涉及到“人为人”的情况下, (3) 对于这种行为施以程序上的惩罚的价值判断就显得不那么明显, 这时作为独立系统的程序要求有自身的保护机制这个理由就能对这种情形给予适合的说明。
同时我们更应看到的是程序性制裁不仅在理想层面上体现了“新程序主义”实质性建构的优先性, 即人们对法治的追求 (这个实质正义即使不是终极, 但至少具有优先性) , 更加重要的是在现实层面上, 程序性制裁还提供给当事各方一种参与的司法机制, 由于受害人没有直接参与到犯罪的追究的程序中, (4) 所以形式上的正义的外形在程序性制裁中得到了体现。在解决价值冲突时我们需要的程序如果还存在一种其自认为正确的价值判断, 那这种价值的存在就必定不能解决其他价值的冲突。所以这时需要对程序性制裁做出抛开价值判断的理解。现实中对于程序性制裁的逻辑区分让我们知道:只要法律对程序性违法加以程序性上的不利就是程序性制裁, 这就注定了程序性制裁不可替代, 同时也需要其他的制裁方式加以辅助, 也决定了在具体适用程序性制裁上不仅要有要兼顾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的价值判断, (5) 更加决定了程序性制裁要有抛开价值判断的一面。在形式正义和价值冲突的交融的情况下, 法律程序正是基于理性和反思而实现矛盾的动态平衡化以及整合化的一种中介装置。拉德布鲁赫曾说:“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 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 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 它如同桅杆尖顶, 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做出最强烈的摆动。”我们应该继续说:“只要船是用来在海上航行的, 只要船还会在海上航行, 那么桅杆的尖顶不仅会根据不同的路线做出不同的摆动, 而且这种摆动在任何路线当中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 必不可少。”
摘要：本文通过对程序性制裁进行内在的逻辑区分, 主要从为何对程序性违法施以制裁及为何对之施以程序上的制裁进行讨论。笔者通过“新程序性主义”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区分的原因, 试图找出对程序性制裁这一法律制度的理论支撑, 最后运用前述区分提出对程序性制裁局限性的一些见解。
西方对俄制裁的影响 篇3
作为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 经济制裁的运用需确定具体的政策目标、可用的制裁工具, 并合理估计使用制裁工具需要面临的决策约束。本文将在分析西方对俄制裁的政策目标、制裁工具和决策约束的基础上, 评估西方对俄经济制裁的影响。
一、西方对俄制裁的目标、工具及决策约束
西方对俄制裁具有三个目的: (1) 惩罚相关责任人和企业, 包括制造克里米亚入俄事件的个人和企业, 俄重要银行、能源和军工企业, 迫使其游说政府改变对乌政策; (2) 通过打击俄关键经济部门, 削弱其财政能力、军事实力和经济活力, 打击俄政府的政治声誉, 迫使俄政府停止对乌克兰的干预, 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甚至北约; (3) 吓阻潜在的冒险冲动。美认为制裁俄有利于吓阻俄及第三国正在萌发的冒险冲动。倘若西方对俄在乌克兰的军事冒险和粗暴干预置之不理, 会激励俄在外高加索、中亚等地展开类似行动, 同时, 潜在模仿者的“扩张”倾向也会进一步增强。
西方对俄制裁以金融和贸易制裁为主, 其他制裁工具为辅。金融制裁的执行方式包括制裁俄融资渠道、降低俄国际信用评级、限制本国企业与俄企合作、对个人和企业的资产冻结等, 目的是提高企业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 打击俄宏观经济和政府财政能力。其他制裁工具, 如技术封锁, 主要目的是遏制俄能源、军工产业的发展。此外, 非制裁手段也对制裁效果产生积极影响。
制裁的成本收益计算影响制裁的决定。西方制裁俄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制裁对自身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 俄反制措施导致的损失, 以及说服国内反对力量以实现有效制裁需要的协调成本。制裁的收益取决于西方与俄战略意志的较量, 因此, 对俄战略意志的评估也将影响西方对俄制裁的决策。
二、制裁影响评估:俄利益受损, 渐取守势但立场不变
西方经济制裁使俄在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上付出代价;但在国内政治层面, 制裁帮助普京政府获得了更牢固的民意支持;制裁带来的利益损失, 以及对遭受更强制裁的担心, 迫使俄在涉乌问题上更加谨慎, 但阻止乌向西方靠拢的政策并未改变;此外, 西方制裁还导致了一系列外溢后果。
1. 俄宏观经济进一步恶化
⑴制裁加剧经济疲弱态势。受制于产能极限和油价走跌, 俄经济增长自2011年起即进入下行区间, 但是仍然维持在增长轨道。西方经济制裁加剧了投资者对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 造成资本流失和投资疲弱。金融制裁推高企业信贷成本, 加剧实体经济恶化趋势。7月份工业产出的环比增长率为1.5%, 8月份则跌至零增长。传统部门如机械制造、化工、冶金等受冲击尤其明显。7月份IMF《世界经济展望》将俄全年经济增长率由4月份的1.3%下调至0.2%, 世界银行12月预测俄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零。
⑵“石油财政”更加凸显。经济制裁和地缘政治危机导致俄资本账户严重恶化, 但是受益于大额油气出口, 俄经常账户改善明显。2014年2季度, 俄能源出口额增至913亿美元, 相比去年同期提高74亿美元。石油相关收入占GDP的比重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这确保了在非石油财政赤字占GDP9%的情况下, 能够使联邦预算盈余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显然, 当前俄联邦财政比以往更加倚重石油收入。
⑶技术封锁威胁石油产能。为应对石油产量下降的挑战, 俄石油部门开始瞄准北极地区的新油区。所需致密油勘探和开采的关键技术及服务多由西方企业提供。俄企与美欧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强化了这种技术依赖。7月份美欧先后禁止向俄出口高科技石油设备, 进而禁止相关技术服务及企业间合作。这导致俄对北极地带和页岩油储备的勘探开发陷于停顿。俄经济发展部对未来3年石油出口量的预测分别比之前下调了4.3%、6.2%和8.2%。
⑷贸易反制降低消费水平。为反制西方国家对俄经济制裁, 8月7日, 俄宣布禁止进口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挪威的猪肉、鱼类、海产品、蔬菜、牛奶、乳制品及品种广泛的加工食物。据欧盟估计, 俄罗斯食品消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35%。而在莫斯科等大城市, 进口食品所占比重更高。俄食品进口禁令无疑推高了通胀压力,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 收入增长放缓, 家庭负债压力和通胀共同压低了俄8月份的非贸易品的国内需求。
⑸抗通胀削弱增长潜力。除了贸易反制可能导致通胀外, 关税政策、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卢布贬值压力等都会推高通胀预期。为对抗潜在通胀威胁, 俄央行已逐步提高利率水平, 截止到7月末, 利率基准点已累计提高250点, 使官方利率达到8%。然而, 利率提高将进一步提高信贷成本, 这又会弱化金融制裁背景下的俄企投资冲动。当前的投资抑制将给俄未来经济增长投下阴影。
⑹企业面临流动性危机。年底前俄企有1150亿美元左右的债务到期, 在建项目又亟需资金注入, 西方金融制裁导致他们难以通过对西方资本市场的再融资解决资金难题。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制裁导致资本外逃, 俄政府试图以提高利率维持汇率稳定, 但又会推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当前, 乌克兰难民安置、军事开支、克里米亚基建、世界杯场馆等项目均需大量资金, 加上担忧通胀恶化,
俄很难大规模援助受制裁企业。在整体缺乏流动性的背景下, 缺乏政府庇护的中小私人企业将面临最严重的冲击。另外, 俄企债务违约风险也在提高。
2. 俄战略腾挪空间被压缩
⑴地缘政治空间被压缩.乌克兰危机之前, 俄具有多重身份。在G8集团内俄是全球工业强国, 被视作西方成员;在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金砖集团中, 俄是重要成员之一, 被视作对抗旧秩序的新兴力量之一;在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中, 俄是西方对话和合作伙伴;在上合组织中俄与中国并列双强, 具有制衡美国和北约的意味。这种多重身份使俄方便地参与全球事务, 大大扩展了其战略运筹空间。西方对俄制裁一方面中断了既有的对话机制, 如俄被G8集团开除, 北约中止与俄合作;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二者的不信任, 甚至将对方视作地缘政治威胁, 俄地缘政治的腾挪空间缩小。
⑵俄地缘经济影响力弱化。 (1) 俄经济实力的削弱将限制其在独联体推进经济合作的能力。一方面, 俄饱受制裁之苦, 给予其他成员国的好处在减少, 要求其承担的成本在增加, 例如希望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协助制裁乌克兰和反制西方;另一方面, 俄经济衰退客观上冲击了与其经济联系密切的中亚经济体, 根据IMF的估算, 俄经济萎缩1个百分点将导致中亚国家GDP萎缩0.15~0.4个百分点。事实上, 哈萨克斯坦上半年的GDP增速已较去年下降2.1个百分点, 对俄贸易额也减少20%。
(2) 克里米亚事件强化了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对国家主权的担忧。卢卡申科总统明确指出, 俄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制造了不好的先例;纳扎尔巴耶夫则表示, 如果主权面临威胁, 哈萨克斯坦可能推出欧亚经济联盟;当俄制裁乌克兰以及对西方国家实施进口禁令时, 作为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拒绝效仿, 暴露了欧亚联盟内部的裂痕。
(3) 中亚国家寻求经济合作的多元化。乌克兰危机令中亚国家寻求经济联系多元化的意愿更加强烈。俄在自身加强对华经济合作的同时, 中亚国家亦寻求更加多元化的合作伙伴。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中亚第一大投资和贸易伙伴, 美国也在积极涉足中亚能源市场。由于俄自身经济实力衰落, 中亚国家寻求经济联系多元化的努力必将进一步侵蚀俄在中亚的经济影响力。
3. 普京收获国内政治收益
个人支持率创新高。2008年以来, 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从83%一路下跌至2013年的54%, 今年7月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 遭受制裁之下的俄罗斯民众高度评价普京的工作, 其民意支持率已达到2008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这说明在国家遭受孤立, 经济遭受制裁的困境下, 民众总乐于给予其政府完全的支持。同时也表明, 普京借乌克兰危机已完全巩固本已动摇的民意基础。
掩盖施政不善的后果。普京当政14年来, 借国际油价上涨获得高额石油红利, 不仅还清了欠巴黎俱乐部的237.37亿美元债务, 而且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 成为全球第五大债权国, 按照人均GDP俄已经达到富裕国家水平。然而, 普京政府在国家治理尤其是调整经济结构, 夯实经济增长基础方面却乏善可陈。经济繁荣表象之下的政府效率低下、经济结构失衡、市场机制不健全、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长期存在, 导致国民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严重恶化。这成为普京国内支持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近年来, 国际油价在低位徘徊, 加之俄经济产能达到极限, 经济增长率逐年降低。西方经济制裁则可能给俄政府提供回避改革和经济恶化责任的借口。
4. 俄外交行为更谨慎温和
西方的经济惩罚改变了俄在采取行动前的成本收益计算。面对西方强硬制裁, 俄对待乌克兰问题的表态更加温和, 对乌东部的干预更加隐蔽, 整体上呈现守势。
首先, 希望与西方缓和关系。西方制裁令俄承受巨大国际压力, 也遭受巨额经济损失。7月4日, 普京在美国独立日向奥巴马表示祝贺, 并呼吁改善双边关系;8月中旬, 乌政府军节节胜利之际, 普京表示, 俄不希望与西方国家对抗, 且会尽一切努力阻止乌克兰冲突恶化;9月初停火协议达成后, 冲突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停火, 俄外长出面表示, 冲突双方基本遵守停火协议, 展现出更强的和解倾向。另一方面, 在实施对西方的贸易反制后, 俄再未明确启动反制措施, 明确拒绝与北约进行军备竞赛, 欧洲一直担心的天然气断供威胁也未出现, 各种迹象显示俄应对欧洲制裁的方式更为谨慎。
其次, 对乌政策更趋谨慎。 (1) 理性对待乌克兰入盟。9月10日俄乌总统通电话, 商定努力解决基辅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相关问题。相比于尤先科时期俄频频使用天然气武器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 此次俄的应对方式更加理性和谨慎, 也说明俄正在接受从经济上失去乌克兰的事实。 (2) 温和干预乌东部局势。进入8月份, 俄先后两次完成针对乌东部的人道主义援助。相比之前的边境军事威慑, 这种隐蔽的干预方式, 在保证实现目标的同时, 减少了对西方的刺激。 (3) 首提俄版“和平计划”。明斯克会议前夕, 普京提出稳定乌局势的七点计划, 其内容具有易接受、可操作和可监督等特征。停火协议生效后, 俄驻欧盟大使呼吁认真了解乌克兰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发生的变化, 显示和平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避免美欧进一步实施制裁。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俄对乌克兰问题的政策和行为更加温和, 但是其对乌克兰东部武装的支持并未减少, 反而通过多次“人道主义援助”强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尽管其具体效果仍有待观察, 但这至少表明, 西方制裁只是改变了俄对乌克兰事务的干预方式, 而拖延其入盟、阻止其加入北约的根本战略取向并未改变。
三、未来影响制裁效果的因素及制裁走向
1. 未来制裁效果取决于三个因素
⑴多边制裁能否维持。各种文献表明, 多边制裁比单边制裁更容易成功, 但多边制裁也更难维持。对俄经济制裁是一把双刃剑, 其负效应在美欧差异巨大。2013年俄欧贸易额是美俄贸易额的近十倍, 但欧盟失业率接近美两倍, 欧盟经济更脆弱对制裁的副作用也更敏感, 因而欧盟内部对制裁俄始终存在反对声音;其他盟友, 如日本、澳大利亚则更多因美国压力而采取象征性制裁。
⑵第三方对俄支持的力度。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疲弱, 国际油价走低, 大环境对俄经济复苏不利, 因此, 俄主要依靠新兴市场国家的支持减轻经济制裁的危害。这些支持项目包括大额能源交易、能源开采及技术服务、融资支持、基础设施援助、军事合作等;与此同时, 俄也希望通过与伊朗等“同病相怜”的国家加强合作, 以获得战略和经济支持。未来类似合作的程度和规模将影响俄缓解制裁压力的能力。
⑶西方军事威慑的效果。俄与美同为超极核大国, 美多次声明, 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发生军事冲突, 而北约暂时也缺乏应对俄军事行动的快速反应能力。军事威慑的不可靠性会令经济制裁的效果大打折扣。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发酵, 北约已经开始筹建快速反应部队, 强化北约盟国的军事巡逻频率, 并组织了多场针对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未来北约对俄军事威慑的强度和可信度将成为影响对俄经济制裁效果的重要因素。
2. 既有制裁措施不会升级或撤销
随着乌东部停火协议的达成, 西方升级对俄制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正在消失。其原因包括:首先, 西方升级制裁的难度在增大。一方面, 制裁升级意味着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对美而言, 强化对俄制裁将使自身继续深陷乌克兰漩涡, 必将分散对反恐、亚太再平衡、防扩散及军控等问题的注意力;对欧盟而言, 升级制裁不仅意味着需要付出直接的经济成本, 而且内部协调的难度会进一步增大, 且冬季将至, 若发生天然气供应危机, 欧盟将难以承受。另一方面, 俄正在加强与伊朗、朝鲜等受制裁国家合作, 并在核扩散、叙利亚反恐、裁军等问题上频频展示“不同意见”, 使美欧认识到失去俄罗斯的合作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其次, 美俄欧达到各自阶段性目标。乌东部武装成功击退政府军, 且正式参与明斯克停火协议谈判, 意味着乌政府事实上将东部武装视作谈判对象, 这是俄重要的政治收益, 因此俄不会采取激化局势的做法。乌欧议会同步批准联系国协定, 意味着乌克兰再度步入加入欧盟的轨道, 乌克兰从经济上融入西方已成定局;美实现离间俄欧的目标, 北约启动复兴步伐, 意味着美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促进局势稳定则有利于其从欧洲脱身。这意味着当前西方既缺乏升级制裁的理由, 亦无意升级制裁。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停火协议达成后, 政府军与东部民间武装频频爆发冲突, 说明乌东部停火机制依然脆弱, 而基辅政府在处理“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向西靠拢”的关系时始终面临巨大挑战, 未来仍不排除危机再次发酵的可能。在此背景下, 为压制俄在乌克兰事务的影响力, 西方将继续维持对俄遏制态势, 其对俄制裁措施不会轻易撤销。
参考文献
制裁因素 篇4
在一份发给欧盟贸易委员卡雷尔·德古特的公开信中, 上述光伏企业表示, 如果欧委会针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终决定实施惩罚性关税, 这可能对欧洲光伏企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阻碍欧洲太阳能行业增长。
比利时光伏企业Cleantec Trade总裁沃特·维美徐说:“这里没有赢家, 只有输家。”上下游供应商构成了欧洲太阳能价值链的70%, “双反”给这些供应商带来的损失将超过给欧洲太阳能企业带来的好处。
德国太阳能系统供应商IBC太阳能的诺贝特·哈恩表示, 如果实施惩罚性关税, 70%到80%在欧洲生产的太阳能模板价格将大幅上升, 利润和需求将相应下降。
这份公开信的签名企业代表了欧盟光伏产品消费类企业的行业协会——欧洲平价太阳能联盟的立场。而以德国太阳能企业太阳能世界为代表的“欧盟支持太阳行动”则指责中国太阳能企业价格倾销。
论违反管制规定的制裁机制的构建 篇5
一、管制概述
(一) 管制的概念及特征
管制是由人民法院判决, 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 但限制其一定自由, 交由公安机关管束和人民群众监督改造的刑罚方法[1]。其适用于犯罪较轻、认罪态度较好、人身危险性较小并且不需要关押的犯罪分子。
根据《刑法》第39条,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管制执行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服从监督; (2) 未经执行机关批准, 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 按照执行机关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4) 遵守执行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5) 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 应当报经执行机关批准。
管制具有以下特征:
1. 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 不剥夺其人身自由。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 不羁押在监狱、看守所等执行场所中, 仍留在原工作单位或居住地, 也不离开自己的家庭, 不中断与社会的正常交往。这是管制刑与其他刑罚方法的重要区别。
2. 被判处管制刑的犯罪分子虽然有人身自由, 但他的工
作、活动必须接受公安机关的管束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其自由受到一定限制。
3.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劳动中与普通公民同工同酬。
(二) 管制的价值与意义
管制刑作为一种限制自由刑, 是我国的独创, 它萌芽于抗日战争时期, 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管制刑是我国刑罚中最轻的主刑, 该刑种将自由行的执行同固有的监禁场所相分离, 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监禁刑对人身进行关押而可能给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带来的消极影响。有利于减少监狱关押人数, 避免了将犯罪分子之间的交叉感染, 有利于减轻监禁给罪犯家庭生活带来的过重负担, 从而有助于犯罪分子的心理稳定和改造。更为重要的是, 管制将社会力量引入刑罚的执行, 这种尝试与目前世界范围内刑罚轻缓化、刑罚执行公开化、社会化趋势是吻合的[2]。
具体来说, 其价值与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
对于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给予较重的刑罚, 对不需要剥夺其人身自由的犯罪分子施以监禁刑就有失公正。这样不但达不到刑罚的效果, 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 对于那些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轻型犯、过失犯、某些未成年犯等适用管制刑, 不但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 更有利于对这些犯罪分子的改造。
2. 可以节省开支, 节约刑罚资源。
管制刑不必为执行刑罚建造监管设施, 也不必承担犯罪分子的生活及其教育改造的费用, 可以减少开支。而且可以解决监狱拥挤问题, 减轻监狱沉重的经济负担, 节约刑罚资源。
3. 符合刑罚发展的方向。
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发展的趋势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由严厉向缓和方向发展;二是由封闭性向开放性发展[3]。管制刑就符合刑罚开放性、社会性的发展方向。管制刑促使罪犯与外部社会接触, 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参与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 既可以防止短期自由刑的种种弊端, 如交叉感染、造成犯罪分子的自暴自弃等, 也可以避免给犯罪分子正常的家庭生活、工作造成动荡而产生不必要的不安定要素[4]。被判处管制刑的犯罪分子可以在融入社会之中、基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保持家庭基本稳定的前提下, 受到应有的惩罚, 使他们得到教育改造, 恶性得到矫正。
二、建立违反管制规定的制裁机制的必要性
尽管管制刑为我国教育改造犯罪分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尽管它反映了世界刑罚轻缓化、社会化的趋势, 符合了现代刑罚发展的总体趋势, 但管制刑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率却仍然很低。1997年《刑法》修改以前, 管制刑的适用率近2‰左右;1997年修改《刑法》以后, 尽管有的地方管制刑适用率有所提高, 但也都在1%左右[5]。另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1999年全国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占被判处刑罚的罪犯的1.23%, 2000年全国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占被判处刑罚的罪犯的1.21%, 2001年全国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占被判处刑罚的罪犯的1.26%[6]。上述管制刑适用的比例都远远低于《刑法》分则规定可以适用管制刑条文所占刑法分则所有规定法定刑条文的比例, 管制刑的执行最后几乎成了放任自流, 以至学术界一度对其存亡争论不休。最后虽然争议双方基本达成共识, 认为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 大部分国家都普遍发展限制自由刑以弥补短期自由刑的不足, 追求刑罚的轻缓化和行刑的社会化, 作为我国主刑中唯一的限制自由刑, 管制刑正好符合这种国际趋势, 所以仍有存在的必要[7]。但必须承认要保留管制刑就必须找出管制刑的缺陷并对其进行完善和充实。
管制刑的主要缺陷有管制刑体现的惩罚性不足, 难以起威慑作用;管制刑的执行内容空泛, 不利于操作等等。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缺乏违反管制规定后的必要的制裁措施。法律只规定了由公安机关执行管制, 只规定了犯罪分子应当遵守的规定, 却并未指明如果犯罪分子违反了这些规定, 公安机关如何处理。没有相关的制裁惩罚措施, 使得管制刑欠缺必要的执行保障, 以至执行机关对于违反管制规定的犯罪分子束手无策, 不得不放任自流。缓刑、假释均有相应的保障措施, 适用缓刑、假释的罪犯必须遵守考察规定, 一旦不遵守, 可能导致随后的收监执行, 因此有强大的威慑力。但是适用管制刑的罪犯不遵守管制规定怎么办?似乎执行机关没有什么好办法, 使得管制刑的执行等于一纸空文。这样, 管制刑还有什么意义?完全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因此, 要保障管制刑有效地执行, 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必须建立违反管制规定的必要的制裁和惩罚机制, 加强管制刑的强制性。
三、建立违反管制规定的制裁机制的具体措施
管制刑的立法价值取向是通过对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一定程度的限制, 即既达到惩罚犯罪分子的目的, 节省刑罚资源, 同时, 又达到使刑罚处罚的封闭式管理走向开放的国际趋势。但如果不增加违反管制规定的制裁措施, 那么, 管制刑的条文无论怎么设计, 在司法实践中都可能导致管制刑的虚置[8]。因此, 为了保障管制刑的有效执行, 改变管制刑被虚置的状况, 必须建立相关的违反管制规定的制裁机制。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1.建立管制刑保证金制度。被判处管制刑的犯罪分子应向执行机关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 如果犯罪分子违反管制规制规定情节严重, 或者恶意违反管制规定, 则根据具体情节没收其所缴纳的保证金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如果在管制刑执行期间犯罪分子没有违反管制规定, 则管制期满, 执行机关应在向本人和其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群众宣布解除管制, 发给本人解除通知书的同时退还其所缴纳的保证金。保证金的数额应当考虑到管制刑本身为轻刑, 因此不能太高, 但也不能太低, 否则不能对犯罪分子构成有效的约束和威慑。如果犯罪分子违反管制规定情节轻微或者出于过失, 可不没收保证金, 由执行机关采取警告、批评、训诫等措施, 如果犯罪分子再次违反管制规定则可对其采取没收保证金的措施[9]。对于保证金的没收应由执行机关向执行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处罚建议,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情况属实的裁定予以没收。
2.引入社区服务制度。对于恶意逃避法律制裁、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犯罪分子, 可以经执行机关建议, 由法院判令强制犯罪分子参加一定数量的公益劳动, 例如打扫卫生、种花、种草、植树、维护交通安全、便民维修服务等, 以作为对其违反管制规定的制裁和处罚措施。这样可以使管制刑在执行过程中对犯罪分子保持必要的约束力, 督促犯罪分子积极遵守和履行法定的义务, 保证行刑的效果。这种公益劳动在国外也被称为社区服务, 是指犯罪分子在社区从事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以作为对社会的赔偿, 并试图通过义务劳动使犯罪分子自我教育, 自我改善[10]。社区服务最早出现在英国, 我国香港地区也有相关的规定[11]。社区服务既可以教育改造犯罪分子, 又可以赔偿社会, 符合刑罚执行的社会化、开放化潮流。不过国外的社区服务是一种独立的刑种, 或者作为缓刑或其他非监禁刑的执行内容之一。而我国的管制刑制度与社区服务制度在对象范围等方面都非常相似, 因此可以将社区服务作为犯罪分子违反管制规定的一种制裁和处罚措施, 由法院根据犯罪分子违反管制规定的情节轻重, 确定犯罪分子社区服务的时间长短, 从而保证管制刑的有效执行, 实现管制刑的立法价值。
摘要：管制刑作为一种限制自由刑, 是我国的独创的刑种, 曾为我国教育改造犯罪分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反映了世界刑罚轻缓化、社会化的潮流, 符合现代刑罚发展的总体趋势。但由于缺乏违反管制规定的制裁和处罚机制, 导致管制刑没有足够的约束力和执行力, 从而造成管制刑在实践中适用率低下, 形成被束之高阁的尴尬局面, 难以实现其立法价值。因此, 为了使管制刑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应该建立相应的违反管制规定的制裁机制。
关键词：管制刑,管制规定,制裁机制,社区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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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对国际避税地的制裁综述 篇6
虽然国际避税地的存在是跨国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重要前提, 但目前关于国际避税地的概念及其界定, 不同的人、国家和专家学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最粗略的定义是, 避税地是为投资者提供避税机会的低税区。
根据形成低税的方式不同, 一般把国际避税地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不征所得税和一般财产税的国家和地区。这一类国际避税地被称为“纯国际避税地”, 代表国家为巴哈马。二是不征某些所得税和一般财产税, 或虽征收但税率远低于国际一般水平, 或对来源和存在于境外的所得和财产免税的国家和地区。代表性地区为新加坡。三是虽有规范税制, 但存在某些税收特例或提供某些特殊税收优惠的国家和地区。代表国家为卢森堡。
二、OECD对国际避税地的制裁历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与国际避税地的斗争最为活跃, 且由来已久, 并体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一) 制裁酝酿阶段
早在1977年OECD就要求其下属的财政事务委员会为成员国之间反避税、反偷税的行动提供便利。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OECD关于反避税地的工作开始加速, 1998年发布了《有害税收竞争:一个正在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以及《执行1998关于有害税收竞争报告的指南》两份报告, 对有害的税收优惠制度和避税港概念进行界定, 率先提出了制裁有害税收竞争的原则和建议, 这代表着OECD对国际避税地的正式宣战。
(二) 制裁实施阶段
2000年6月, OECD发布了一份题为《认定和消除有害税收行为的进程》的报告。该报告将不愿与其合作的35个避税地列入黑名单, 要求名单中的国家在12个月内采取措施, 消除其有害税收竞争行为, 否则将对其进行严厉制裁。值得注意的是, 名单的制定参考了两大标准:一是该地区是否采取适用范围广泛的低税制或零税制吸引投资;二是该地区是否拒绝应其他国家要求提供在该地区注册的外国公司或在该地区银行拥有银行账户个人的涉税信息。
此后, OECD分别于2001年、2004年和2006年发布了有关该项工作进程的专题报告, 号召其成员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对不合作的避税地采取措施。其中包括:促使“黑名单”上的国家 (地区) 重新审视他们的政策;建议中止和避税地之间的税收协定, 并不再与之谈签税收协定等。但OECD的这些措施引起了大量批评, 尤其是对避税地的制裁措施被认为是对一国税收主权的干涉, 因此, OECD把反避税地的工作重心放到“税法透明和信息交换”方面。
随后, OECD组建了一个工作小组, 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发出能够用于创立有效信息交换的法律工具。该工作小组在2002年4月公布了《有关税收问题的信息交换的协定范本》, 将没有有效的信息交换作为判定存在有害税收活动的关键标准。税务信息交换协定一般包括如下内容:识别各国开征的税种, 何种信息交换要求可以拒绝, 对按照税务信息交换协定获得的信息进行保密等。
2009年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 OECD公布了一份税收表现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中, OECD把调查的87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类, 即白名单, 包含40个实质履行国际通行税收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灰名单, 包含比利时、文莱、荷属安地列斯、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摩纳哥、新加坡等38个国家和地区;黑名单, 包含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菲律宾、乌拉圭等4个国家。
(三) 制裁的成果
2009年, 发布黑名单后的当天晚上, 乌拉圭就宣布从第2天开始采用OECD的标准。黑名单中的四个国家相继通知经合组织, 从该年起提供立法, 消除实施该组织标准的障碍, 并纳入在法律和条约中, 目前皆已生效。同年4月OECD将这四个国家从黑名单中除名, 与其它38国共列“灰名单”。
为了避免在2010年5月后遭受严厉制裁, 陆续有国际避税地因满足OECD标准而进入“白名单”。2009年8月, 在与新西兰等12个国家签署税收信息交换协议后, 开曼群岛被OECD确认执行国际税收信息和监管标准, 进入“白名单”行列。巴哈马也紧锣密鼓地与加拿大等14个国家商签税收信息交换协议, 争取早日从“灰名单”中转入“白名单”。
据2011年发布的《OECD全球论坛调查的落实国际公认的税务标准的国家的进展报告——截至2011年5月2日所做的进展》显示, 直至目前, 白名单包含的国家和地区已为82个, 灰名单包含的国家和地区为8个, 黑名单清空为零, 这说明OECD对国际避税的的斗争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启示
OECD对国际避税地的制裁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其反对有害税收竞争的做法也值得肯定。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剧,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竞争也更加激烈, 或多或少会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因此OECD在与国际避税地斗争的时候应正确界定有害税收竞争与一般税收优惠, 避免实施过于严厉的制裁而遏制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况且, 国际避税地只是税收竞争的表现形式之一, 各国和国际组织也应该积极关注和打击其他有害税收竞争形式, 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
参考文献
浅谈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及制裁措施 篇7
一、行政措施
行政处罚是指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对违反行政法规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制裁的行为。行政措施是我国对著作权保护的一个重要特点, 也是行政部门主动打击侵权人的行为。
(一) 适用行政处罚的侵权行为
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的八种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行为;
2、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行为;
3、未经表演者许可, 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 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行为;
4、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 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
5、未经许可, 播放或者复制广播、电视的行为;
6、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 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行为;
7、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 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行为;
8、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行为。
(二) 行政处罚种类
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侵犯著作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后果大小、性质严重程度等分别给予侵权人不同的行政处罚。主要包括:1、责令停止侵权行为;2、没收违法所得;3、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4、罚款。
二、司法措施
(一) 违反民事法律行为及责任
民事法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法规, 不履行民事义务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利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著作权是一项民事权利, 使用作品者未履行法律和合同约定的义务, 发生侵权行为时, 侵权人为此应承担民事责任。民事法律主要通过两种类型的诉讼, 达到追究侵权人的民事法律责任:一是裁决著作权归属纠纷;二是裁决著作权侵权纠纷。
1、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侵权行为
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侵犯著作权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行为除了前述八种外, 还包括以下行为:
(1)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发表其作品的行为;
(2) 未经合作作者许可, 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行为;
(3) 没参加创作, 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行为;
(4) 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行为;
(5) 到窃他人作品的行为;
(6)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
作品, 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行为;
(7) 使用他人作品, 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行为;
(8) 未经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 出租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
(9) 未经出版者许可, 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
(10) 未经表演者许可, 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 或者录制其表演的行为;
(11) 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2、侵犯著作权的民事法律责任
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应当根据情况承担下列民事法律责任。
(1) 停止侵害。
是指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正在进行的侵权行为。停止侵害的目的是防止著作权人的利益受到进一步的损害。
(2) 消除影响。
这主要是指侵犯著作权人的人身权, 而适用的责任方式。侵权行为造成影响的范围有多大, 侵权人就应当在此范围内消除不良影响, 恢复著作权人的名誉。
(3) 赔礼道歉。
是责令侵权人向著作权人公开承认错误所采取的措施。这是一种保护著作权人的人身权的有效措施。侵权人应在其给著作权人造成不利影响范围, 公开承认侵权过错, 澄清事实。具体方式有通过媒体道歉、书面道歉、口头道歉等。
(4) 赔偿损失。
是指侵权人以自己的财产赔偿因其行为给著作权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数额, 应当根据侵权的情节、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来确定。
(二) 违反刑事法律行为及责任
刑事法律责任是行为人实施刑事法律禁止的行为, 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侵权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追究刑事法律责任的行为
(1)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 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作品的行为。 (2) 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行为。 (3) 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 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行为。 (4) 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行为。
2、侵犯著作权的刑事法律责任
(1) 侵犯著作权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 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 复制发行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 或者专有出版权的图书, 或者音像制品, 或者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自然人犯侵犯著作权罪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单位犯侵犯著作权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 违反著作权法规定, 销售明知是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复制品,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
自然人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位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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