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过错责任

医疗过错责任（共9篇）

医疗过错责任 篇1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医疗损害责任实习过错归责原则, 即医疗机构实施违法的诊疗行为时有过错并造成患者损害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第五十八条有规定, 患者有损害, 因下列情形之一的, 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包括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1 第五十八条存在的问题

1.1 与医疗损害责任实习过错归责原则有冲突

医疗损害责任根据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实习过错规则原则;而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三类情形本身即是有过错的表现, 却又规定为“过错规定”, 实为不妥。其一,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本身即能说明医疗人员对其医疗行为具有主观过错。可以试想, 当医疗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实施所谓的诊疗行为, 其主观上就应当会存在明知违法的诊疗行为会给患者造成损害, 仍然实施该行为, 这是明显的故意;或者应当知道该违法的诊疗行为可能会给患者造成损害, 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料到或已经知道轻信能够避免, 这分明是过失。故, 医疗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其主观上本身即存有过错, 无需在专门规定这一项。其二,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这说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了《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即医疗机构具有提供病历资料的义务。提供病历资料的义务是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法定义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拒绝提供, 如果违反这一义务的话, 本身就存在过错, 也无需再推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由过错。其三, 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这违反了侵权责任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侵权责任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医疗机构及其义务人员有按规范填写并妥善保管病历资料的法定义务, 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则明显违反了此一法定义务, 说明其具有主观过错。

1.2 与过错推定的法理违背

过错推定作为一种特殊的过错责任在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款予以规定, 即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 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过错推定的特点是, 仍然要求加害人具有主观过错, 过错是确定侵权责任成立的重要因素, 另外一个特点是举证责任倒置, 即原告无需承担证明被告具有过错的举证责任, 法律推定被告具有过错, 被告若认为自己没有过错, 就必须举证证明其不存在主观过错, 从而推翻法律的推定而不承担侵权责任。而医疗损害责任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显然被告无法提出反证。当原告举证证明被告存在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的话, 被告无法举证证明其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的, 或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以及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也是合法的, 这根本上无法提出反证。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名为过错推定, 却严重不符合过错推定的法理, 无法体现法律平衡当事人利益的意图。

1.3 造成第七章体系上的不和谐

过错的认定日益客观化, 学界普遍认为注意义务的违反即能说明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 因为通过客观的方法探求行为内心世界的过失抑或故意等心理状态, 但这些心理状态会势必通过外资行为表现出来, 从而违反了法定的义务, 故, 法定义务的违反即具有过错, 司法实践中也是通过义务的违反来认定过错。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第六十一条规定了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病例资料的义务和向患者提供病历资料的义务, 第六十二条规定了对患者的隐私保密的义务, 第六十三条规定了不得过度诊所的义务。这些义务的违反即能说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具有过错。而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过错推定的三种情形, 分明是这些义务的违反。其中第一项违反了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第二项和第三项违反了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过错推定实际上是法定义务的违反, 本身就能说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如今这样规定, 反而显得多余了。

2 如何应对第五十八条存在的问题

一是在制定民法典时删除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这是治本的做法。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 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过错推定”其实不是过错推定, 是对具有过错情形的列举, 同时也不符合过错推定的应有含义且体系上造成了混乱。二是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 不妨对其作出灵活的解释, 即虽实行过错推定, 但被告不能提出反证, 从而剥夺了被告提出反证的权利。也就是说, 只要原告举证证明存在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被告被推定的过错就一定存在。这两种方法, 目前来看, 第二种较为妥当。

医疗过错责任 篇2

一、《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侵权赔偿的规定 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司法鉴定”的区别

（一）各级医学会没有司法鉴定的资格，即：没有《司法鉴定许可证书》，其鉴定不属于“司法鉴定”，只能是“技术鉴定”

各级医学会是医学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并依法登记的公益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卫生管理部门以及民政部门。登记的是社团组织。

《中华医学会章程》第二条规定“中华医学会（以下简称本会）是全国医学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并依法登记的公益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医学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是发展我国医学科学技术和卫生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第五条规定“本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业务上接受卫生部的指导和管理。”

（二）“各级医学会”是按照行政法规设立的“社团组织”

社团组织之所以能够对医疗事故鉴定，是缘于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该《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

人。”

三、法律和司法解释均规定“诉讼过程中应当进行司法鉴定”

（一）国家对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国家对从事下列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

（一）法医类鉴定；

（二）物证类鉴定；

（三）声像资料鉴定；

（四）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法律对前款规定事项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九条规定“在诉讼中，对本决定第二条所规定的鉴定事项发生争议，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列入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进行鉴定。”

（二）《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

（三）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证据规则》，诉讼过程当中应当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进行鉴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四）最高人民法院在《侵权责任法》2010年7月1日施行前一天发出《通知》，要求依法进行鉴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的，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组织鉴定。”

四、《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只需要进行“医疗是否存在过错鉴定”，（一）《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只需要进行“医疗是否存在过错鉴定”，无须进行“医疗过错参与度”鉴定

医疗过错责任 篇3

一般看来, 医疗过错的判定最根本的标准就是看医方是否尽到了其合理的注意义务。但是, 不同的医疗侵权类型, 其注意义务是不同的, 尤其是具体的诊疗活动中, 医方的注意义务更是具体的。因此, 如何来判断乙方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呢?医疗过错判定的一般规则就提供了这种标准。本文的探讨是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四要件说”的基础上展开的。在此前提下, 一般情况下, 医疗损害中的医疗过错, 应具体体现在医方在执业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诊疗操作规范、技术规程或指南的情形, 一般情况下, 不涉及法律、法规。因此, 医疗过错鉴定的认定, 当然也是主要考察医方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违反行业组织制定的操作规范、技术规程或指南的情形, 甚至包括没有形成书面上文字行业惯例。 (1) 当然, 这样的认定标准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诊疗行为, 仅仅是针对“诊疗水平”达到安全性、通用性的标准后实行的一般标准。而医学水平是不断发展的, 因此, 医疗过错的认定应当与医学水平的发展保持现一致。

二、医疗过错鉴定的特殊规则

医疗过错鉴定的特殊规则, 是指仅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的鉴定规则, 主要针对的是一定特殊条件下实施的诊疗行为。特殊规则也是一个动态、开放、发展的体系。

首先, 当地医疗水平规则。任何具体的诊疗行为, 几乎都需要借助于具体的诊疗设备。而我国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 各地医疗资源配置也参差不齐。因此, 考虑医疗过错时, 应当以当地现有的医疗设备、技术为依据作出判断。按照当地医疗水平规则, 在鉴定诊疗行为是否具备医疗过错时, 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 医疗机构的性质与级别;第二, 注意医务人员的身份。综合起来, 该规则判断标准要求具体化对待, 具体考察是否构成医疗过失行为。

其次, 紧急处置规则。即在出现紧急情况下, 由于救治的时间紧, 任务重, 很难像正常诊治时尽到对患者的详细的检查义务, 因此, 法律允许医务人员在此情况下的注意义务低于一般的医疗情形。 (2) 此时, 对医方过错的认定应当将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即便是出现不规范的诊疗行为, 但若是为抢救患者的目的, 即便是给患者造成了损害, 也不能认定为诊疗过错。《侵权责任法》第56条医疗过错的认定即可遵从该种鉴定标准。

再次, 容许危险规则。容许危险是指为达成某种有益于社会目的的行为, 虽然, 其从性质上判断, 常常含有某种侵犯社会法益的危险, 但是该种危险在社会的一般意义上认为相当时, 即可容许其危险行为为合法行为。 (3) 而医疗行为典型特点之一就是危险性, 其在给患者诊治的过程中, 虽然可能对患者身体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 但是相对于患者恢复健康等, 其危险性较小的。如医方为就患者, 实施了高难度的手术, 而该高难度手术最终失败了, 给患者造成额伤害, 此时, 也不能认定为是医疗事故。但是, 该种危险性应当把握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有学者就提出了衡量危险的三个标准:第一, 被侵害法益与拯救的法益之间的重要性衡量;第二, 迫切危险的重要衡量;第三, 诊疗行为目的正当性衡量及有效性衡量。 (4)

三、医疗过错认定规则中的免责鉴定规则

医疗过错的鉴定规则体系中的医方免责的鉴定规则, 是对认定医疗过错情况的否定。免责的认定作为例外的否定性的规定, 应当是具体的情形, 在作出具体认定时, 必须符合该种具体的情形才可以认定为医方免责, 如《侵权责任法》第60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在医疗过错认定过程中, 免责鉴定主要针对的是如下三种情形:第一种, 患者或其近亲属不配合医方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第二种, 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 导致的不良后果。如限于医疗水平, 患者在诊疗过程中由于无法控制的并发症或者患者身体异常而发生了医疗意外;或者限于医疗水平, 发生了无法防范或者无法控制的后果等。第三种, 因医方的无过错输血而造成的不良后果。血液, 作为重要的医疗制品之一, 无法通过人工生产实现, 只能通过采集。虽然采集血液之前需要体检, 但是仍然有许多隐形的问题在检测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被检测出来, 所以, 输血的过程中仍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突然问题。此时, 医方或者血液采集机构能够证明己方已经尽到了合理在注意义务时, 就应当免责。

注释

11 刘鑫.医疗过错鉴定规则体系研究[J].证据法学, 2012 (3) :268.

22 田韶华, 杨清.专家民事责任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5:301.

33 李大平主编.医师法学[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206.

医疗过错赔偿案例 篇4

事件患者就医次日死亡.

6月29日14时30分，原告刘某某、李某某之子刘xx以“头痛、头昏、左侧肢体活动障碍一小时”之主诉入某某县医院住院治疗。入院查体，脉搏80次/分，呼吸20次/分，血压150/120毫米柱，神志清，精神差，头颅CT检查：右基底节出血约30毫升。诊断：1、脑出血;2、高血压病2级，很高危。处理：一级护理，吸氧，脱水降颅压，营养脑细胞，控制血压，止血，支持对症疗法。当晚及6月30日前半天，患者症状、体征同前，病情较稳定。6月30日下午3时40分，患者燥动，鼻部不适，患者陪护人员告知医务人员，医方拔掉氧气管，同意停氧。护理记录记载：6月30日下午4时，患者神志清，精神差，双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应灵敏，诉头痛、头昏，血压170/110毫米柱，脉搏98次/分，呼吸22分/次。下午5时护理记录：神不清，瞳孔0.2厘米，光反射迟钝，呼吸快，鼾声重，呼之不应。下午6时给呼吸兴奋剂等处理，8时再次作头颅CT检查，右基底节出血有增加(约40亳升)，出血灶周围有水肿灶形成。医方口头告知家属病情，双方商议后，由医务人员护送转往安康市中心医院，途中患者死亡。争议几次鉴定各有说法。

安康市安康市医学会01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分析认为：1、患者脑出血(右侧基底节)量大，并发二次出血，继发脑水肿、脑疝形成，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是患者直直接死亡原因。医方的诊断及处理原则、主要措施是基本确定的。2、医方在病情变化时，观察，记录、处理欠及时。3、“病危通知书”未送达到病人家属手中，转院指征欠妥。鉴定结论属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负轻微责任。陕西省医学会()129号医疗事故鉴定书分析意见：1、脑出血诊断明确。2、入院收住内科抢救室诊治措施基本符合治疗原则。在病情加重时虽及时行复查头颅CT，但应请神经外科会诊，以确定手术时机，采取转院方式欠妥。3、脑出血、脑疝形成导致死亡。4、病历资料中有关入院时间在病历记载中数处不一致属医院管理缺陷。结论不构成医疗事故。原告方委托陕西安康永衡司法鉴定所作出永法鉴字()017号司法鉴定书，该鉴定书分析意见：某某县医院在诊治刘xx的全过程中存在诸多缺陷，其主要是：1、未执行“脑出血”护理常规，首先未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其次未进行对症护理，再次未观察准确记录24小时出入量，也没有严密观察水电解度平衡。2、治疗原则缺陷，未及时组织神经外科会诊，随时CT跟踪检查，掌握病情变化，确定手术时机。3、根据患者当时病情确定转院时机、方式欠妥。4、住院病历记录及答复中多处时间、日期、内容不符。鉴定结论：医方违背医疗水准和未尽到最高注意义务，在治疗抢救过程中存在诸多过失，其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存在主要因果关系。虽不构成医疗事故医院仍被判四成责任。

一审旬阳县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的是医疗过错损害赔偿，应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对被告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应根据被告医疗行为的过错或过失程度对原告承担民事责任。

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依法应由被告医院方对其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被告主张其医疗行为与患者刘xx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的主要证据是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法院认为，该鉴定结论并不能否定医方医疗行为存在的过错。尽管几份鉴定书的结论不一致，无法确信哪份鉴定结论更具有公正性和客观性，但每份鉴定结论在分析意见中均指出了某某县医院在对刘xx的治疗过程中存在诸多过失，包括未执行“脑出血”护理常规;治疗原则缺陷，未及时组织神经外科会诊，随时CT跟踪检查，掌握病情变化，确定手术时机;根据患者当时病情，转院指征欠妥等。可以看出被告的诊疗行为有明显的疏乎和懈怠，因此，应认定被告的医疗行为有过错，其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由于原告主张的是过错或过失赔偿，应根据被告的过错或过失程度来确定其赔偿责任，被告承担的责任不应超过构成医疗事故的责任比例。根据认定的被告的过失、过错理由，被告承担的过失责任，应以次要责任为限，被告赔偿原告损失的比例以40%为宜。依法判决医院赔偿各种损失82275.84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0元。

一审宣判后，某某县医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刘xx在某某县医院住院治疗过程中死亡的事实清楚，相关的几份鉴定均指出某某县医院有实施治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失。现某某县医院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不存在医疗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刘xx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而一审结果正确，驳回了某某县医院的上诉。

解 析

诉讼性质不同承担责任的前提不同，导致的法律后果亦不同。在医患纠纷中，主要有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医疗事故赔偿诉讼、医疗过失(或过错)赔偿诉讼。这两类诉讼，在归责原则上，实质都是过错责任原则，但表现形式有所区别。

医疗事故赔偿诉讼，须以医疗行为构成医疗事故为医方承担责任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在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诉讼中，法院判定医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不以医疗行为构成医疗事故为前提和必要条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失及过错、过失程度决定医方承担民事责任及承担责任的大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通知》第一条规定：“该《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该解释给那些因医疗行为存在过失、过错，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患者方以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但应当注意，在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诉讼中，对医方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实际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是举证责任分配的结果，如果医方不能证明自己不存在医疗过错，则可以推定医方存在过错，依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本案中，原告诉讼的理由是医疗过失损害赔偿，因此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对被告医院方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中讲到，如果患者因医疗机构非医疗事故的行为受到损害，医疗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那就不仅违反了我们宪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且还会导致受害人受到损害没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局面，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受到损害，没有任何救济渠道，这也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也不可能为社会或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

论中医医疗过错的认定 篇5

随着中医医疗纠纷的不断出现, 在中医医疗纠纷案件中, 传统的医疗过错认定方式已经暴露出其缺陷:现行的医疗过错认定更多地是通过鉴定, 并依赖西医专家作出鉴定结论。虽然中医和西医一样, 其医疗行为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但两者却有显著差异, 而目前我国在医疗过错的认定问题上, 并没有意识到中西医区别, 而往往是以对西医标准的标准来判定中医的医疗行为。这种认定过错的方式没有兼顾中医的特殊性, 将不利于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也不利于祖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因此, 探讨如何认定中医诊疗活动中的过错显得异常重要。

1 一般医疗过错的认定

在法国, 医疗过错是指医疗行为不符合一定的行为规范或行为规则, 医疗行为违反任何一种行为规范或行为规则[2]。在英美法系, 医疗过错被定义为“专业人员的失职行为”, 即医师未能按医疗行业在当时的通常医疗水平提供一般医师应具有的医疗技能、知识, 或应给予的诚信和合理的医疗服务, 致使患者受到损害的失职行为[3]。

在我国, 大多数学者对于医疗过错概念之界定都趋于相同, 认为医疗过错主要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违反应尽的注意义务。《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处的“与当时的诊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即可以作“注意义务”理解。国内外对医疗过错概念的界定主要关注的都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注意义务的违反, 对医疗过错的认定也主要考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换言之, 医疗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 就是医疗过错的判断标准。

在西医中, 不论是诊断标准还是治疗手段, 都有相对明确的、量化的规范, 可以作为衡量医务人员是否尽到注意义务的标尺, 这些规范化的标准也常常在鉴定中被使用。而目前, 由于医疗纠纷的鉴定大多仍由医学会来组织, 西医专家在专家库中也占绝大多数, 所以, 由西医专家根据西医标准来鉴定中医医疗过错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事实上, 由于中医与西医在多方面的差异, 决定了西医的这些标准不能套用到中医中来, 以西医的标准与方式来鉴定中医的医疗过错是不合理的。

2 中西医之间存在的差别

中医与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模式, 一个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不易被证明, 一个则是以现代科学研究为依托, 具体而明确, 两者在对疾病的认识方法和诊断治疗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

2.1 中西医对疾病的认识方法不同

中医主要是从宏观和感性的角度来认识人体和疾病。中医认为人是脏腑精气、气血经脉组成的有机整体, 疾病发生的原因无非为“三因”: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及不内外因。中医往往通过望、闻、问、切的综合方法将收集到的感性材料加以整理, 结合中医师的经验, 运用分析推理的方式确定疾病的性质、部位和程度, 通过辨证论治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

西医则更为理性和微观, 运用视、触、叩、听、嗅等诊断方法, 并在诊断中大量运用影像、检验、病理、超声等先进的科学技术, 以实验结果为依据, 认识和治疗疾病。在这样庞大的辅助系统的帮助下, 西医的诊断正确率相比之下会更高。

两者对疾病认识方法的差异是由两者的思维差异决定的, 既然思维有差别, 那么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 就很难说是公平的。

2.2 中西医对疾病的诊断标准不同

中医诊断强调宏观辩证、司外揣内, 西医则强调微观分析、眼见为实。中医辩证主要是根据患者主证进行分析, 辨病因、病名、病性、病位, 病势, 并没有相对客观的诊断标准可以参照, 大多仅凭医生的分析、推理得出结论, 其主观性体现得十分明显, 中医中的脉诊就是典型的例子。

西医在发展过程中, 除了经验积累外, 还有经过大量、客观的医学试验研究证明的标准作为诊断依据, 同时再借助先进的辅助检查, 从而在疾病诊断中排除了医生的主观臆断, 表现出更加精确的客观性。

因此, 相对于西医, 中医是一门经验性很强的医学, 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中医应该有一套自己的评判标准。

2.3 中西医对疾病的治疗不同

传统的中医治疗手段有砭、针、灸、药四种方法。以中药方剂为例, 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配方, 往往只记载了方剂的治疗作用, 却很少涉及服用后的不良反应或毒副作用。因为中药成分复杂, 一个方剂十几味中药, 要对药品成分进行定量、定性是很困难的, 所以很难对其发生机制进行判断。而对方剂的加减, 也缺乏严格的科学实验, 往往是依据中医师的主观判断。

西医的治疗方法或药品在应用于临床之前一般要经过严格的实验, 对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或毒副作用或使用的禁忌症等, 都会有相对详细的说明, 医生在使用该治疗方法或药品时, 按标准操作, 一般就不会产生问题。

可见, 在西医中, 要证明是否存在过失是相对容易的, 而作为传统医学, 中医本质上是经验医学, 主观性很强, 缺乏西医那样明确的量化指标, 更多地是依靠长期以来积累的实践经验和临床疗效得到民众的信赖。如果在医疗过错认定过程中运用主要针对西医制定的标准来判断中医师在诊治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 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所以, 应遵循中医理论与规律, 在鉴定主体的确定及判断过失的标准上应与西医有所区别。

3 探讨合理的中医医疗过错认定方式

3.1“Bolam测试标准”和“Shakoor案”的启示

“Bolam测试标准”是在英国一个涉及精神病人的治疗案件中建立的。在Bolam诉Frien HMC (1957) 一案中, 原告罹患精神疾病并接受电刺激治疗。那时接受电刺激治疗的病人需要按情况给予放松药物或者身体限制, 也可以两者均不实施。原告没有被给予放松药物或者身体限制, 结果他的髋部受伤。后来法院认为医生的行为符合“负责任医护人员”的标准, “遵循了已经被认可的某一学派的观点”, 没有医疗过错, 不对原告的髋部受伤负责[4]。“Bolam测试标准”也称为“同行业”标准, 是指在判断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时应以与该医生处于同一专业领域的同行的专业判断为标准。对于医务人员这类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员来说, 他们应履行的注意义务达到“其所属群体”的“合理谨慎标准”就够了[5]。该标准赋予了医学观点和做法以及大的权威和尊重。它将某一做法是否过失的判断交给了医学界, 而且以这种做法是否被“同行业”“负责任的人”所接受来判断是否为适当[6]。

英国的“Shakoor案”涉及一位中医师的医疗过失认定问题, 一位患有良性脂肪瘤的患者Shakoor (原告) 拒绝了运用西医手术摘除肿瘤的治疗方法, 转而来到Situ (被告) 处进行治疗。Situ是一位经过适当培训的、有较好资格和经验的中医草药从业人员。被告根据传统经典药方为患者开处了一个包含有12种不同中草药的处方。但是, 在服完第9付药之后, 原告出现了致命性的特异体质反应———急性的肝功能衰竭, 在进行了肝移植手术之后死亡。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 从中医从业者的角度看, 被告并没有违反一个合理中草药医生的注意义务, 因此被告无需对原告的死亡负责[7]。在选择中医从业者的注意义务标准时, 法院注意到了中医与西医的区别, 并没有要求中医从业者达到西医从业者的注意标准, 而是坚持了让中医同行去做判断的Bolam测试标准, 这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 值得借鉴。

Bolam测试标准和Shakoor案给予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一方面, 法官由于专业知识的局限, 不能对医疗领域的技术问题妄加评判, 因此需要医学专家参与到过错认定中来;另一方面, 由于医学专家专业领域不同, 中医与西医也有本质区别, 要遵守“同行业”判断的标准, 不能把对中医医疗过错的认定权交给西医专家。因此, 我国在对中医医疗过错进行认定时, 需要在鉴定方式及判断标准上进行完善, 而不能直接套用西医的标准。

3.2 完善中医医疗过错的认定方式及判断标准

3.2.1 充分发挥中医专家在中医医疗过错鉴定中的作用

鉴定意见是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的重要证据, 我国一直存在着“二元化”的鉴定模式:一种是医学会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负责组织的医疗事故责任鉴定, 一种是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医疗损害技术鉴定。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后, 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目前大多数的医疗事故鉴定仍由医学会作出。虽然医学会都建有专家库, 并且依据2002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学科专业组名录 (试行) 》设置有“中医科”和“民族医学科”的分类, 但实际情况是, 医学会的成员大多是西医医生, 由西医来鉴定中医的情况难以避免。即使专家库的学科组中有中医专家, 但在依“过半数通过”的原则出具鉴定意见的鉴定小组中, 如果西医专家多于中医专家, 那么中医专家发挥的作用仍是有限的。虽然同是医学, 但西医与中医的思维方法、诊治手段的差异, 使其在判断是否存在过错、因果关系上都有差别, 它们并不是完全的“同行”, 由西医来鉴定中医, 结论难免会让人质疑。

而在2012年8月《民事诉讼法》作出修订后, 中医专家在认定中医医疗过错中的作用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 双方当事人可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 也可由人民法院指定或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以此法律依据, 对于医疗纠纷中中医的医疗过错, 将不必然由医学会来进行鉴定, 完全可以选择更恰当的鉴定人来完成鉴定工作, 例如中医学会。将中医医疗过错的认定交由中医专家来进行鉴定, 使其可以依据中医的特点来判定是否存在医疗过错, 实现“同行业”的判断, 这比由西医来进行鉴定更为合理。

3.2.2 充分发挥中医专家作为“专家证人”的作用

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 作出鉴定结论的鉴定人员往往无需出庭质证, 而对于未经充分质证的鉴定, 审判人员便无从判断鉴定依据的事实是否可靠, 鉴定手段和方法是否科学, 不能有效地发现鉴定中存在的问题, 往往只能直接采信, 形成了鉴定结论必然作为判案依据的现象。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的表述修改为“鉴定意见”, 这表明, 质证的过程将被重视, 作出的书面鉴定“结论”将不再被必然采纳, 而只是作为法官审理的参考“意见”。同时,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这里“有专门知识的人”即是英美法系国家所称的“专家证人”。依据这一规定, 在法庭质证过程中亦可充分发挥中医专家证人的作用。在针对中医医疗纠纷案件中, 当事人完全可以请有经验的中医专家以“同行业”者的身份出庭, 用其中医的专门知识对有关证据进行质疑、辩驳, 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 有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 作出判断。

3.2.3 不断完善中医诊疗规范

中医与西医对疾病有完全不同的认识方式, 认定中医医疗过错时采用西医标准显然是不恰当的。除了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务人员是否具备获得认可的医疗资格外, 中医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是否有医疗过错, 是否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 也是认定其过错必须要考虑的因素。而中医作为经验性和主观性很强的医学, 对中医治疗行为的过错认定仍是一个难点, 即使由中医专家来进行鉴定, 也需要采用有说服力的依据。

中医的很多做法被传承和推广, 并不是基于循证医学的系统严谨的实验获得的证据, 而是基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获得的经验。而即使是经验医学, 也应当有一个大致正确的方向。比如, 某单味中药或方剂可能有严重的毒副作用或不适合治疗某种疾病, 若医师错误地使用了这味药或方剂, 则应当对患者的损害承担责任。所以, 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遵循正确的方向, 制定和完善针对中医的诊疗规范, 将其作为中医医务人员从事医疗行为的指南和鉴定中医医疗过错的重要标准是极有必要的。

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了《中医外科常见病诊疗指南》《中医妇科常见病诊疗指南》《中医儿科常见病诊疗指南》等8个临床专科229项标准, 加上已发布的中医内科、糖尿病、肿瘤等诊疗指南, 中医常见病诊疗指南系列标准共涉及11个临床专业397个病种, 涵盖了中医临床常见的大部分病种, 初步形成了中医常见病临床诊疗技术规范体系[8]。而这将为中医医务人员的工作实践提供重要指导, 也会在中医医疗过错的认定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为科学合理解决中医医疗纠纷提供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

[1]梁超.孕妇同仁堂就医被诊月经不调[N].京华时报, 2012-08-11 (10) .

[2][3]杨立新.医疗损害责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101.

[4]赵西巨.医疗过失与因果关系之认定:英美法中的理论与具体规则[J].东方法学, 2011, 1:126-140.

[5][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下) [M].焦美华,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373.

[6]赵西巨.医生对新疗法的使用和告知[J].东方医学, 2009, 6:121.

[7]赵西巨.中医的医疗过失认定——英国的Shakoor案[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11 (1) :28.

论侵权行为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篇6

过错责任原则, 是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主要的归责依据的归责原则。它不仅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作为归责的构成要件, 并且将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作为判断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1]正如德国学者耶林所言:“使人负损害赔偿的, 不是因为有损害, 而是因为有过失。”过错责任原则强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作为行为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

二、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过错责任原则主要适用于一般的侵权行为, 即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且直接造成他人损害结果, 适用民法规定的一般责任条款的行为。[2]一般侵权行为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是一致的, 即“谁行为谁负责”, 所以, 我国民法要求一般侵权行为的行为主体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一般侵权行为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要注意以下方面。

(一) 责任构成

侵害人的违法行为、受害人遭受损害的事实、侵害人的违法行为与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 是侵权责任构成的四个要件。

试举例:一名孕妇乘坐公交车。公交车上已经满座, 没有空位, 孕妇只能扶着车上的扶手站着。突然, 公交车驾驶员急刹车, 孕妇不慎摔倒在地, 导致流产。

如果本案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第一要考虑侵权责任的责任构成, 本案中公交车驾驶员是否实施了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也被认为是行为人没有充分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 且这种违反法定义务行为直接给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公交车属于公共场所, 公交车驾驶员作为管理人对车上的乘客有安全保障义务。驾驶员没有充分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孕妇的损害, 这种行为可以认定为违法行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孕妇乘车, 公交车驾驶员基于职务原因对她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孕妇摔倒造成流产也是由于公交车驾驶员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的, 因此, 笔者认为公交车驾驶员存在违法行为。

第二, 考虑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本案中, 孕妇摔倒流产的损害事实是由于驾驶员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的, 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切实存在的。

第三, 判断驾驶员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孕妇上车时, 车上已没有空座, 也没有乘客起身让座。此时, 公交车驾驶员有义务提醒其他乘客让座, 他可以播放让座提示来提醒其他乘客让座。如果反复播放提示录音仍然没有乘客让座, 那么驾驶员可以要求其他乘客给孕妇让座。驾驶员明知孕妇没有座位, 也没有给其安排座位, 就可以认定驾驶员对孕妇遭受的损害事实存在过错。

另外, 行为人的过错责任来源也会影响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驾驶员的过错责任来源于他的职务, 在公交车上有明确标识的老弱病残孕专座, 尊老爱幼、照顾残疾人和孕妇不仅是道德的要求, 也是驾驶员的职责。

(二) 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有责任有义务对自己主张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当事人无法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 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3]过错归责原则的适用中, 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遵循“谁主张谁举证”。提出损害赔偿主张的受害人需要对侵权责任构成的全部要件承担证明责任, 侵害人不需要承担证明自己无过错的责任。然而, 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形式过错推定原则时, 受害人只要证明侵害人的违法行为, 损害事实, 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 而侵害人应当承担证明自己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过错的责任。这事实上是一种举证责任倒置。即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 由被告人承担该待证事实的反面事实的证明责任。以下举例说明。

某天深夜, 章先生骑摩托车回家, 行至乐山路时不慎跌入路中间的硕大土坑, 造成右腿骨折。经查该土坑是市交管部门挖的, 且土坑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

《侵权责任法》规定施工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属于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特殊侵权行为, 故本案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 需要进行举证责任倒置。本案中受害人章先生只需要证明自己受到损害的事实, 交管部门道路上实施挖坑作业未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和设置防护设施, 以及交管部门的行为与章先生右腿骨折的事实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即可。而交管部门需要证明自己对章先生右腿骨折这一损害事实没有过错。

(三) 责任形式

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主要是一般侵权行为, 由行为人自己独立承担侵权责任, 不存在替代责任的情况。

(四) 过错对侵权责任的影响

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在一般情况下, 过错轻重对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意义不大, 但在下列情况下, 过错大小对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大小意义重大:

1.过错程度对侵权责任构成的影响

例如侵害债权的行为。债权是不具有社会公开性的相对权, 侵害债权的构成要件不同于侵害绝对权的构成要件。其中差异主要体现在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侵害绝对权时, 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可以是故意或者过失。侵害债权的场合中, 只有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 才可能构成侵权。[4]

2.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

共同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原则是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对内按过错程度比例分配。所以, 在确定各共同侵权人的内部侵权责任份额时, 需要依照每个人过错程度判断。

3.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了侵权行为, 造成同一损害结果的, 如果能够分别确定二人过错责任大小的, 每人按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无法确定的, 平均承担责任。

4.第三人造成受害人损害

依照法律规定,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他人的损害是由于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第三人造成了受害人的损害, 且管理人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此时就免除了管理人的责任, 转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5.双方当事人对于损害事实都存在过错

在此前提下, 需要分别考量受害人的过错程度与加害人的过错程度, 并进行比较分析, 依照各自过错程度确定责任。例如在医疗损害责任中, 如果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致使患者遭受损害, 医疗机构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这种损害是由于患者自己或者其家属不配合诊疗, 医务人员已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基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治等原因造成的, 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

6.过错程度对责任范围的影响

过错责任原则要求依照行为人过错程度来确定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在实践中, 经常出现行为人存在严重的主观过错但其仅仅造成了他人的轻微损害事实 (例如故意侵害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但损害轻微) 或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较轻却给他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事实 (例如由于一时疏忽而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 情形。在以上情况下, 确定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大小就应当按照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和损害结果的严重程度来。

侵权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和损害的多样性需要在实践中按照行为人的过错程度归责。这里的损害既包含了财产损害, 也包括人身损害。侵害人身权的案件中, 受害人可能并没有实际的财产损失, 此时, 仍然可以要求加害人赔偿精神损失。精神损失赔偿金的高低也可依照加害人过错程度的高低决定。

摘要：侵权行为指的是行为人违反了法定义务, 并存在主观过错直接致使他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行为。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 需要遵循归责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就是侵权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本文旨在分析适用这一原则时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侵权行为,过错责任,过错

参考文献

[1]樊崇义.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297.

[2]杨立新.侵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130.

[3]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663.

医疗过错责任 篇7

关键词：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关键问题

医疗纠纷主要是指医院方面与病患之间在就病患的治疗结果上产生矛盾的一种结果。双方在治疗的认知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除此之外, 医方对患方履行法定义务与约定的诊疗义务时存在过错或过失;因医方收费不当、无视患者知情权、侵犯患者名誉权;因药品、医疗器械的质量、医疗服务合同存在欺诈等因素造成损害后果, 双方当事人对造成不良后果的事实不同认识、互相争执、各执己见等引发的纠纷。

一、医疗过错司法鉴定过程中应当倡导专家鉴定模式

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是指法医的临床鉴定。这种鉴定方式是一种与临床医学关联紧密的学科。医疗过错中的司法鉴定也需要依据临床医学的相关常规性的标准对医疗行为进行评价。基于这种情况, 在对法医临床与相关的无证、毒物以及病理概念进行判断时就不会出现误区。后者在进行具体的操作过程中, 可以不是医生。另外, 临床医学在分类上学科种类相对较多, 不同专业之间并不能相通, 这样造成了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工作具有复杂性与鉴定的不可替代。

加强对医疗过错司法鉴定队伍建设, 形成一支具有专业化能力的司法鉴定队伍具有重要意义。当前, 我国的司法鉴定队伍中专家少, 具有达到相应资质和鉴定水平的人员不足, 这就造成了司法鉴定工作开展上的困难。

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中的材料情况分析

(一) 医疗过错鉴定过程中材料的真实、合法性分析

在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的过程中, 案件的当事人也就是病患往往对案件中提交的鉴定材料真实度产生换衣。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这种鉴定材料保存在医院方面。而院方的资料提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完成。这样就造成了资料可能被篡改或者是伪造。因此, 一些案件当中的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侧重点就不是案件本身, 而是在鉴定材料的真实性上。单从鉴定机关的只能与功能上看, 鉴定材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应当不属于他们的实则范围。这项工作的真正主体应当是委托人。委托人在向当事人要求出去材料的过程中应当要求材料的真实性, 但是由于涉及到双方的利害关系, 当事人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 材料的真实性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基于这种情况, 法院才会形成质证的流程。

(二) 医疗过错鉴定过程中的材料完整性分析

在鉴定材料不完整的情况下, 鉴定结果必然受到影响。其公平性往往会丧失。因此, 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加强对建筑材料的完整性。

1. 委托方出具的综合材料, 包括患者基本情况、案情摘要、医疗过错鉴定的有关情况说明等。

2. 医疗档案资料, 包括门诊病历、住院病历、病程记录、体温单、医嘱单、护理记录、化验单及检验报告、医学影像学检查报告及原片 (X片、CT片、MRI片等) 、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及记录、麻醉同意书及记录、病理报告 (必要时提供大体标本、组织蜡块、切片) 、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会诊意见、上级医师查房记录等。

3. 抢救急、危患者, 在规定时间内 (6h) 补记的病历。

4. 封存保留的输液、注射用物品, 血液、药物以及取出的植入物、异物等实物, 或者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对这些物品、实物作出的检验报告。

5. 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及其它有关材料。

三、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制度完善

目前为止, 我国在司法鉴定方面会对鉴定实施保密原则。也就是说, 司法鉴定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在保密的环境中进行的。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这种保密的程度更高。换言之, 在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的过程中, 相关的当事人缺少能够参与到鉴定活动的机会。这种参与度不足往往会造成听证程序的确实, 或者相关的鉴定行为被质疑。当事人在这种环境下, 因为不能通过相应的渠道将自己对案件的看法和合理的理由表现出来, 而形成不满的情绪。造成了纠纷的升级和扩大。因此, 在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过程中应当形成公开的制度或者程序。加大对司法鉴定工作的监督和质量监控。

四、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的合理性表述与判决依据分析

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形成结果, 并在案件中以一定的方式表述出来作为案件的判断依据一次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为了满足案件判断的一种重要需求。因此, 这种结论的形成应当能够满足司法鉴定的当事人身份。也就是说, 这种结论不能产生越俎代庖的嫌疑。不应当以法官的视角去形成意见。基于这种前提, 在医疗过错司法鉴定过程中应当形成合理的表述模式, 不能是定性式或者是判定式的表述。同时, 这种表述还应当是一种应当紧紧围绕过错、因果关系及程度这些要素发表鉴定意见才能对法院审判发挥有价值的影响和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 我国医学的进步与发展, 实现了医疗手段的现代化。但是科技进步也无法完全抹掉医疗纠纷。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进步, 医疗过错引起的纠纷案件与司法鉴定成为了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有效处理和解决医疗过错引起的司法鉴定, 不仅需要医学方面的知识结构不能完全处理这项问题, 同时需要掌握司法活动的鉴定能力。因为医学本身可以作为一种鉴定能力, 但是还需要依靠司法知识体系才能完成司法鉴定的工作。并基于这种情况, 应当形成一支具有统筹两者之间活动能力的鉴定主体部门。这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医患双方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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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薇薇, 李晓堰, 邓虹.专家证人证言相关性的探讨[J].中国司法鉴定, 2011, (5) :78-80.

医疗过错责任 篇8

1.1 检案摘要

死者男性, 57岁, 2009年10月17日, 在重庆市某区人民医院死亡。为查明死亡原因, 死者家属及医院委托某司法鉴定所对其尸体进行法医学鉴定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

1.2 资料摘要

2009年05月11日, 李某因左大腿疼痛3月, 入住重庆市某区人民医院, 入院诊断:左股骨上段骨肿瘤?于入院第二天 (2009年05月13日) 在腰硬联合麻醉下行左股骨骨肿瘤切除术。术中见:左股骨上段近小粗隆处前方有直径约2cm大小骨破坏, 伴骨缺损。髓腔内为血性液体, 髓腔内壁可见较多疏松肉芽组织, 易与骨剥离。髓腔内可见分隔, 先将骨髓腔内病变组织送冰冻切片后检查, 结果提示良性病变伴出血坏死。行了左股骨囊肿切除, 髂骨取骨植骨术。术后病检结果为:病变较符合动脉瘤样骨囊肿, 共住院10天出院。

约2个月后 (2009年07月08日) , 患者因左大腿疼痛12小时又入住该院, 入院诊断:左股骨上端病理性骨折。行了左股骨上段骨折切开复位钢板螺钉内固定, 人工骨植骨术。1+月后复查CR片示:左股骨上段骨皮质破坏, 疑诊为恶性肿瘤, 先后请多家医院病理会诊。结论分别为:重庆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室会诊报告 (2009年09月07日) :低度恶性梭形细胞瘤, 考虑纤维组织细胞来源。重庆第三军医大新桥医院病理科 (2009年09月09日) 诊断:低度恶性梭形细胞软组织肿瘤。重庆西南医院病理报告 (2009年09月28日) 诊断:恶性肿瘤 (考虑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

医院超声检查2009年10月04日、2009年10月14日、2009年10月15日、2009年10月17日报告均提示:左侧胸腔积液。

2009年10月17日抢救记录:今日上午9:55病人李某在行床旁B超检查过程中, 突然出现呼吸心跳暂停。查:颈动脉未扪及搏动, 胸部无起伏。立即进行抢救, 抢救无效于2009年10月17日10:45宣布临床死亡。

1.3 尸体检验

尸表:尸长164cm, 发育正常, 营养中等。全身浅表淋巴结未扪及肿大。左髋部至大腿外侧疤痕19.0cm×0.4cm。

解剖:按照病理解剖常规, 系统提取脑、心脏、肝脏、肾脏、脾脏等器官送检。解剖中左侧胸腔内见红色稀薄液体约6500ml;左肺被压缩90%以上;壁层胸膜和膈面散在大小不一灰褐色斑块状物, 直径0.7～4.0cm。左胸脊柱旁壁层胸膜凸出1个灰褐色斑块状肿物, 大小约5.5cm×1.5cm×0.7cm。纵隔部胸腺不明显。找见明显肿大肺门淋巴结8枚, 直径0.9～2.5cm, 切面多色、实性, 质中软。右肺基本结构存在, 饱满, 表面光滑, 散在少量灰黑色斑点。右肺重约895.0g, 大小约28.0cm×12.0cm×5.0cm。右肺切面灰褐色、质软, 轻压可见少量泡沫状液体溢出。左肺基本结构破坏, 重约404.0g, 大小约14.5cm×11.5cm×8.0cm;上下叶萎缩、融合, 质地变硬, 表面见灰白间褐色菜花样肿瘤凸出, 面积约9.5cm×6.0cm, 切面见肿瘤广泛破坏肺组织。

左侧股骨上段:沿左侧大腿疤痕切开, 见股骨上段骨折处有钢板螺丝钉固定。骨折处见灰白色连珠状物质, 累及骨及周围软组织。

1.4 病理检验

左侧肺脏各部位组织切片显示组织基本结构破坏, 各级血管壁组织结构疏松。肺组织广泛区域被梭形细胞肿瘤组织浸润破坏伴出血坏死, 肿瘤广泛累及脏层胸膜、壁层胸膜和膈胸膜及其邻近组织。

肺门淋巴结显示梭形细胞肿瘤组织转移 (8/8) 伴出血坏死。

左侧股骨上段肿瘤组织:肿瘤组织结构疏密不一, 呈编织状和波纹状排列, 见出血坏死及黏液变性。肿瘤细胞呈梭形, 核浆比例增大;核大小不一、深染、颗粒粗, 核仁明显, 多极核分裂易见;可见肿瘤性组织细胞。免疫组织化学染色:SD68阳性表达 (++) 、VIM阳性表达 (+++) 、NSE阴性表达 (-) 、Ki-67阴性表达 (-) 、MBP阳性表达 (++) 。

左侧肺脏、壁层胸膜、膈面和肺门淋巴结等部位肿瘤组织结构与左侧股骨上段肿瘤组织结构完全一致。

病理诊断: (1) 左侧股骨上段:晚期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破坏骨组织, 浸润周围软组织, 广泛转移至左侧肺脏、壁层胸膜、膈面和肺门淋巴结等部位。 (2) 左肺转移性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伴肺组织高度萎缩。 (3) 脑水肿伴散在性神经细胞变性、坏死。 (4) 多脏器水肿, 实质组织变性:心脏、肝脏、肾脏、脾脏等。

1.5 实验室检验

尸检时提取李某心血约5mL, 作常规毒物检验, 根据《毒物分析》方法提取, 气质联用仪检验:未检出安眠药、农药及鼠药等常见毒物。

1.6 司法鉴定所的分析说明

(1) 根据对李某的尸体检验见, 左侧胸腔红色液体约6500ml, 左肺压缩90%以上, 左胸壁层、左胸脊柱旁胸膜均见散在斑块状物, 多个肺门淋巴结肿大;左侧股骨上段骨折处切开见灰白色连珠状物质, 经组织病理学及免疫组织检验, 左侧股骨上段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左侧肺脏、壁层胸膜、肺门淋巴结等部位肿瘤组织与左侧股骨上段肿瘤组织结构一致。结合病史提供等情况分析判明, 李某系左侧股骨上段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广泛转移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2) 提取李某心血进行毒物分析未检出安眠药、农药及鼠药等常见毒物判明, 李某之死可排除常见毒物中毒所致。

鉴定意见:李某系左侧股骨上段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广泛转移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2 讨论

2.1 对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认识

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malignant fibrous histiotoma, MFH) 多发生于深层软组织, 首先由O’Briea和Stoat所报道, 原发于骨内者甚为少见。1972年Feldman和Norman提出将此瘤作为一种独立的骨肿瘤类型, 以前常将骨内MFH误认为骨肉瘤、纤维肉瘤、骨巨细胞瘤或骨转移性癌等。由可分化为组织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细胞形成。

此瘤由发生间变的组织细胞和纤维母细胞所构成, 现时可见有良恶性多核巨细胞和炎症细胞。无钙化灶, 组织细胞呈圆形或近圆形, 核为圆形或肾状, 有明显的异形性, 富于胞浆, 并有吞噬现象。泡沫细胞中含细胞碎屑和含铁血黄素等。纤维母细胞疏密不一, 细胞呈漩涡状或车辐状排列, 细胞体积较大, 卵圆形, 核明显异形性, 多核巨细胞有良恶性之分。前者很象破骨细胞或杜顿 (Touton) 巨细胞, 恶性者为瘤巨细胞。

肿块常呈多叶状, 灰白色, 有时为黄色或黄褐色 (脂质、含铁血黄素) 肿块中, 特别在粘膜样变种中有胶状区域。在血管瘤样的类型中出血病变区居优势, 并伴发充满血液的大腔隙。在炎症病变中, 黄色尤为明显。有时出血和坏死较广泛, 以致整个肿瘤的肿块均变为含有液体的囊而类似于囊性血肿。有时肿瘤外观似已完全包被, 但实际上, 病变已浸润至其周围的组织。

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为最常见到的软组织恶性肿瘤之一。由于近年来将以往单独分类为多形性横纹肌肉瘤、多形性脂肪肉瘤和罕见的稀疏分化性纤维肉瘤等均归属于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所以, 后者的发病数量增多, 范围扩大。根据临床工作需要, 又将上述病变分为数种变种。已发现此肿瘤的变种有:多形分层型, 黏液型, 巨细胞型、炎症型、血管瘤样型等。

通常, 在对无特殊细胞分化改变的多形性肉瘤重复进行检查时, 即显示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形态特征。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明显好发于男性。发病年龄较晚, 一般从50～70岁。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好发于肢体 (特别是下肢、尤以大腿为多见) 。当肿瘤形体为中等大小时即可发现。有时肿瘤呈囊性变和/或出血, 以致有可能误诊为血肿。

少数情况下, 当肿瘤贴近骨骼时, 可能显示浅表性骨质溶解或骨膜反应。骨扫描检查对邻近的骨反应很敏感。很少见到病灶的钙化和骨化, 但有时也可在肿瘤周围或肿瘤内见到。血管造影可显示其与其他恶性肿瘤所共有的变化。但有时甚至在非常大的肿瘤内, 可因组织坏死和出血, 而呈现为无血管的影像。主要血管可能移位和受压, 但很少被浸润。CT和MRI显示为实心的, 非均质性肿块。有时可见大的含有液体的囊腔。

病灶呈灶样缺损的透亮区, 多有完整边缘, 好发于干骺端, 经常可见有皮质破坏, 并穿透到软组织中去。无明显骨膜反应。X线征象类似于其他原发或继发的恶性肿瘤, 无特征性, 全身骨扫描和CT检查有助于肿瘤鉴别的来源为髓内或骨外。

病案中, 某区人民医院第一次对李某施行骨肿瘤切除术, 病检认为病变较符合动脉瘤样骨囊肿, 术后约2月因受术部位发生病理性骨折, 又行了左股骨上段骨折切开复位钢板螺钉内固定, 人工骨植骨术。1+月后复查CR片示左股骨上段骨皮质破坏, 疑诊为恶性肿瘤, 虽先后请多家医院病理会诊, 直到第一次手术后4个多月才考虑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诊断。由于基层医院的医务人员对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这一疾病认识不足, 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 最终导致了李某在接受医疗措施后短期内死亡。可见相关医务人员对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这一疾病认识的重要性。

2.2 医疗过错鉴定

2.2.1 鉴定会于2010年09月26日在某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举行, 参加人员:患方4人, 医方5人, 专家组3人, 鉴定方2人。

2.2.2 鉴定会摘录

专家组问:第一次手术中骨肿瘤的腔隙有多大?

医方答:直径约2cm, 在小粗隆前上。

专家组问:病理性骨折后考虑了病变程度否?

医方答:复查X线片无明显变化。

专家组问:第一次手术前排除良恶性措施做了哪些?

医方答:胸片等, 比较依赖病检。

专家组问:第二次手术前还做了哪些检查?

医方答:有一个不明确的外伤史, 所以误导了。

专家组问:第一次手术与第二次手术后X片上变化不大吗?

医方答:是的。

专家组问:快速切片的方法是什么?

医方答:快速石蜡切片。

专家组问:时间?

医方答:约10分钟。

专家组问:非典型纤维组织细胞瘤你们是怎样理解的?

医方答:非病理专业人员, 读起来比较困难, 不能认识到这种疾病的恶性度。

专家组问:骨的恶性肿瘤分期否?

医方答:骨质破坏了, 不好分期。

专家组问:为什么没有做外固定?

医方答:我们经验不足。

2.2.3 分析说明

根据病史资料提供和现场阅片及医患双方分别陈述, 鉴定专家组分析结果如下。

(1) 某区人民医院在对李某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A病理切片未及时会诊, 存在过错。医方的病理诊断为:病变较符合动脉瘤样骨囊肿 (建议可会诊除外肿瘤病变) 专家组认为, 医方的术后病理石蜡切片组织学报告质量不高, 病理诊断指向不明确切, 其中建议会诊除外肿瘤, 然而事实是术后3个多月内仍未会诊, 且第二次手术未做病检, 存在过错。B检查措施不完善, 存在过错。病史资料显示, 患者入院时, 医方已考虑到有可能为骨肿瘤, 术前做了一般的常规检查, 专家组认为:既然医方已经考虑到骨肿瘤, 就应该进行良、恶性的鉴别。如进一步的检查有:ECT, MRI, 血清免疫学检查和肿瘤多项检查等。然而医方没有行进一步的检查, 来区别良恶性质, 属检查措施不完善, 存在过错。 (2) 因果关系:该患者的尸检结果是左侧股骨上段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广泛转移。因此, 李某的根本死亡原因为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此病为少见疾病, 恶性程度高, 预后差。故疾病存在较高的参与度, 是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医方的过错行为是病理切片后未及时会诊, 检查措施不完善, 从而对病程有一定的延误, 同时加速了病情的恶化, 与病情发展存在因果关系, 也是导致患者死亡的次要因素。

2.2.4 鉴定意见

(1) 某区人民医院对李某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 (2) 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患者死亡的次要因素。

2.3 对本例的死因分析

2009年05月11日, 李某因左大腿疼痛3月, 在某区人民医院行左股骨骨肿瘤切除术及骨植骨术。约2个月后因左股骨上端病理性骨折, 行了左股骨上段骨折切开复位钢板螺钉内固定, 人工骨植骨术。2009年10月17日, 在行床旁B超检查过程中, 突然出现呼吸心跳停止死亡。尸体检验见左侧胸腔红色液体约6500ml, 左肺压缩90%以上。病理诊断为左侧股骨上段晚期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破坏骨组织, 浸润周围软组织, 广泛转移至左侧肺脏、壁层胸膜、膈面和肺门淋巴结等部位;左肺转移性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伴肺组织高度萎缩;脑水肿伴散在性神经细胞变性、坏死;心脏、肝脏、肾脏、脾脏等多脏器水肿, 实质组织变性。而某司法鉴定所分析李某系左侧股骨上段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广泛转移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显然其死因结论值得商榷。

首先应该弄清什么是根本死因与直接死因。按照在死亡发生中的作用不同分类: (1) 直接死因, 指直接引起死亡的疾病或损伤。它常是疾病、损伤、中毒、窒息所引起的直接致命的并发症或继发症。它们可以是一种疾病 (如支气管肺炎、破伤风、冠状动脉血栓形成或脑动脉栓塞) , 也可以是一种病理状态 (如休克、脑水肿和脑疝形成、败血症、脓毒血症) 。总之, 直接由它们引起了死亡的过程, 直接死因可以是一个, 也可以是几个。 (2) 根本死因, 指导致上述直接死因的损伤或疾病, 即直接死因的启动原因。它不是并发症或继发症, 包括继发的生理功能的紊乱, 因而不同于上述直接死因。它与直接死因间的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如腹部刺创后继发化脓性腹膜炎死亡, 腹部刺创是根本死因, 继发的化脓性腹膜炎是直接死因。

李某的根本死因是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应无异议, 但直接死因并非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广泛转移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多器官功能衰竭定义:指急性疾病过程中同时或序贯地发生2个或2个以上器官的急性功能障碍的临床过程称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 (MODS) , 最终导致功能衰竭, 故又称多器官功能衰竭 (MOF) 。

急性原发致病因素, 继发受损器官可在远隔原发伤部位, 不能将慢性疾病器官退化失代偿时归属于MODS。急性原发致病因素常见于感染、创伤、中毒、烧伤、大手术、组织坏死、再灌注损伤、营养不良、过量输液、大量输血、缺血、缺氧、肠道细菌移位等。致病因素与发生MODS必须间隔一定时间>24h, 常呈序贯性器官受累。机体原有器官功能基本健康, 功能损害是可逆性, 一旦发病机制阻断, 及时救治器官功能可望恢复。从多器官功能衰竭定义, 致病因素及发病机理, 可排除李某直接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

浅议缔约过错责任的几个基本问题 篇9

合同缔约过程中的责任制度是民事责任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它并不像发端于罗马法的违约责任那样是合同制度相伴随而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在1861年诞生于德国, 当时著名法学家耶林 (Rudolf Vou Jhering) 在其主编的《耶林法学年报》第四卷上发表了《缔约上过失, 契约无效与不成立时之损害赔偿》一文。耶林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 被誉为法学上的发现, 第一次明确了当事人在缔约阶段的义务和责任, 对各国立法判例产生深远的影响,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将缔约过失责任规定为一项概括性的法律原则的是希腊, 该国于1940年修改民法时, 在第198条规定:“于为缔结契约磋商行为之际, 因过失致相对人遭受损害时, 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即使契约未能成立亦然”。有了耶林的提出和希腊的规定后, 各国的法学界对它引起了逐步的探讨。伴随缔约过失责任在大陆法系的传播, 我国也终于在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中对缔约过程产生的责任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一、缔约过程中产生的责任的法律术语

缔约过程中产生的责任的法律术语, 法学界有多种界定, 各有侧重。第一种观点将在此过程产生的责任鉴定为“缔约过失责任”[1], 第二种观点将其鉴定为“缔约责任”[2]。我国目前众多的学者赞同了第一种观点, 将《合同法》第四十二条或第四十三条规定应承担的责任界定为缔约过失责任。笔者认为对这一术语问题的确定还有待商榷。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其中 (一) 、 (二) 两项明确是故意行为;第 (三) 项有故意行为也有过失行为。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中也有故意行为和过失行为。从以上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对缔约过程中产生责任的原因不仅仅是过失行为, 而是故意行为和过失行为两种情况;同时也体现了适用的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是过错原则。第一种观点照搬了历史的、他人的“缔约过失责任”这一术语词语, 其没有将德国和希腊当时的具体规定与我国目前的具体规定加以区别和分析。我国目前缔约过程中产生的责任构成要件是“过错”, 所以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这一术语不妥。第二种观点没有体现出承担责任的原则。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 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有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3]缔约责任这一术语不能体现适用的是过错原则, 而我国目前对缔约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明确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所以适用缔约责任这一术语也不妥。因此笔者认为, 根据我国现在法律规定, 应将缔约过程中承担责任的法律术语确定为“缔约过错责任”更为完整、准确。

二、缔约过错责任的适用范围

缔约过错责任的适用范围包括适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缔约过错责任适用的空间范围是指缔约过错方应承担缔约过错责任的法定事由产生的阶段性问题。缔约过错责任适用的时间范围是指在什么时间可以适用缔约过错责任, 亦即无过错方在什么时候追究并让缔约过错当事人承担这种责任。

(一) 缔约过错责任适用的空间范围

缔约过错责任适用的空间范围又包括缔约错责任适用的开始时间和缔约过错责任适用的终止时间。

1.缔约过错责任适用的开始时间

缔约过错责任适用的开始时间是指从什么时间开始实施过错行为就应承担缔约过错责任。对缔约过错责任的开始时间, 目前法学界存在众多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开始于要约生效的时间。他们认为缔约过失责任违反的是先合同义务, 先合同义务指要约生效后合同成立前缔约双方当事人在磋商时发生的说明、告之、注意等义务。[4]但笔者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笔者认为缔约过错责任是因违反先合同义务而应承担的责任, 先合同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而不是约定义务, 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 因此, 我们探讨的出发点就是法律是怎样规定缔约过错的开始时间才能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更符合客观实际。现代市场经济中, 在要约发生之前, 缔约人之间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接触的情况很多。例如, 生产厂家和经营者为推销产品所派发或寄送商品价目表;招标人为吸引或邀请相对方而采取的招标公告等要约邀请行为。这些要约邀请行为有可能不紧密, 但已产生一定的约束。笔者认为先合同义务在有要约邀请时应开始于要约邀请到达相对人之时, 无要约邀请时开始于要约生效之时更符合客观实际, 更为科学合理。

2.缔约过错责任适用的终止时间

缔约过错责任适用的终止时间是指到什么时间前发生过错行为应承担缔约过错责任。我国新合同法首次对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作了严格的区分。要准确的确定缔约过错责任适用的终止时间, 首先应明确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严格区别。

所谓合同成立, 是指订约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5]即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建立了合同关系, 表明了合同订立过程的完结。合同成立突出的是当事人的意志自由, 表达了意思自治原则, 体现了合同自由的理念, 属于合同的订立范畴, 解决的是合同是否存在的事实问题。

所谓合同生效, 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一定的法律拘束力,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法律效力。[5]合同生效突出的是国家主权对当事人意志的干预, 公法对私法的渗透, 反映了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必然要求, 体现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评价, 属于合同的效力范畴, 解决的是已经成立的合同是否产生法律效力的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同时的。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1款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这时将合同的生效作为缔约过错责任的终止时间并无大碍。但是在以下三种情况下,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并不同时。一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2款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 依照其规定。”二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1款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立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 自条件成就时生效”。三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立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 自期限届满时生效。”

正因为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有以上本质的区别。所以我国现将一个契约的要约到生效的社会历程规定为要约→承诺→成立→生效是符合客观实际, 也是科学合理的。那么缔约过错责任适用的是以合同成立为终止时间呢还是以合同生效为终止时间法学界上存在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 应当以合同的生效作为承担缔约过错责任的法定事由产生的终止时间;[6]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以合同的成立作为终止时间。[7]笔者认为, 第二种观点更为合理, 应将合同成立作为缔约过错责任的终止时间, 因为如前文所述, 合同成立是指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和议, 表明了合同订立过程的完结。缔约过错之“缔约”是指合同的订立过程, 缔约过错之“过错”应是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过错。合同若已生效, 显然已终结了订约过程。如果缔约过错责任适用以合同成立为终止时间, 违约责任适用于合同生效后的时间, 有人认为合同成立至生效这一阶段一方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就没有相应的责任了, 这一阶段成了法律责任的真空, 理应缔约过错责任延续到合同生效为止。但笔者认为既然没有规定, 是法律的真空, 国家也可以做出规定来弥补这一处的空白。这阶段产生的责任不能适用缔约过错责任, 也不能适用违约责任, 它只能是一种特殊的责任形态。考虑其过错发生在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 称其为效力过错责任为宜。

(二) 缔约过错责任适用的时间范围

缔约过错责任适用的时间范围指无过错方在什么时间可以追究并让缔约过错当事人承担缔约过错责任。目前法学界对时间范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将合同未成立, 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作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条件。目前许多学者都赞同这种观点。

缔约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具备, 完全符合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或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时, 我们就应当尊重法律的规定, 即使合同成立, 即使在合同未被确认无效或未被撤销情况下, 无过错方也有权要求过错方承担缔约过错责任, 使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维护。

本文对缔约过错责任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 其理论体系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缔约过错责任的立法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赵旭东主编.合同法相关术语词详解[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57.

[2]蓝蓝.对缔约责任几个基本问题理论的探讨[J].民商法学, 2001, (3) .

[3]郑立, 王作堂主编.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543.

[4]李仁玉主编.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189.

[5]王利明,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38;74.

[6]王利明,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