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司法解释

对中国司法解释（精选12篇）

对中国司法解释 篇1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由于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汇率体制、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截至2009年底,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已高达23 991.52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理论上讲,外汇储备的增加一方面增强了中国国家竞争力,提高了国际地位,而另一方面促使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加大了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一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Khan[1](1979)、Mohsen和Janardhanan[2](1997)考察了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长期之间的关系,认为“长期看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是正相关的”,这种观点得到中国部分学者的认同。谢平、张晓朴(2002)[3]认为,外汇占款是构成货币供给的重要部分,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之一;封建强、袁林(2000)[4]认为,长期外汇储备增加会引起货币投放,从而引起物价上涨;方先明、裴平、张谊浩(2006)[5]也考察了通货膨胀和外汇储备的关系,通过对2001年第一季度至2005年第二季度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2001年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具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赵振全、刘柏(2006)[6]通过VAR模型和方差分解实证得出外汇储备通过外汇占款途径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然而,就中国物价水平的变动趋势来看,显然它并未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呈现趋势性的上涨。戴根有(1994)[7]从1994年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原因入手,从现金投放、存款货币的角度指出外汇储备增加并不构成当时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夏斌、廖强(2001)[8]的研究也表明外汇占款并不一定会影响一国的通货膨胀水平,通货膨胀由很多其他因素决定;刘荣茂、黎开颜(2005)[9]在《中国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分析》中指出,1981—1996年通货膨胀指标的波动与外汇储备数量的变动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外汇储备的变动并不是通货膨胀波动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支持者或是反对者,在分析通货膨胀与外汇储备的关系时,都遵循了如下的思路:外汇储备的增减导致外汇占款的变化,从而使货币供应量发生变动,并最终影响物价。本文则认为,外汇储备的增加虽会加大一国潜在通货膨胀压力,但是否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则取决于由外汇储备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是否进入流通环节,这受到外汇储备来源结构的影响。本文下面的安排为:第二部分对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理论关系的传统观点进行阐述;第三部分结合中国的现状,指出传统分析对中国现象的不适用性;第四部分从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渠道分别分析其与通货膨胀的理论关系;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论。

二、外汇储备影响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

一国的货币供应量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共同决定,即:Ms=k Mb,Ms为货币供应量,k为货币乘数,Mb为基础货币。外汇储备也将从这两个途径影响一国的货币供应量。

(一)基础货币途径

一国基础货币的创造来自于两个方面:国内信贷Dc和储备资产变化IR,储备资产主要由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外汇储备Er构成。前三者一般数量较小且波动不大,因此储备资产的变动基本上由外汇储备的变动决定,一国的基础货币可以用下式衡量:Mb=Dc+Er。此处笔者假定国内信贷不变,主要论及外汇储备变化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假定企业的外汇收入为A(以美元计价),直接标价法下的即时汇率为f,外汇指定银行动用存放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为企业结汇,但由于中国外汇头寸上的限制,外汇指定银行也只能持有全部外汇收入中的一定比例a(0<a<1),即外汇指定银行持有a×A外汇,其他的(1-a)×A的外汇只能由央行在外汇市场上收购,这样央行被迫增加投放(1-a)×A×f的基础货币,从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这部分增加的货币即为外汇占款。

(二)货币乘数途径

完整的货币乘数公式表示为:,r表示存款准备金率,c表示现金漏损率,e表示超额准备金率,显然,任何影响r、c和e的因素都将改变货币乘数。沿用前面的假定,由于外汇指定银行动用了a×A×f的超额准备金,致使货币乘数因超额准备金率的下降而提高。设原来的超额准备金为E,存款总额为D,则新的超额准备金为E0=E-a×A×f,新的超额准备金率为e0=E0/D=(E-a×A×f)/D=e-a×A×f/D,显然新的超额准备金率e0小于原超额准备金率,从而新的货币乘数大于原货币乘数,即外汇储备增加导致货币乘数的提高。

(三)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的理论关系

由外汇储备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途径,可以总结出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大致为: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外汇占款的增加,既增加了一国基础货币的投放,同时也提高了该国的货币乘数,从而使该国货币供应增加,而随着货币供应的增加,必然会加大一国通货膨胀的压力,此传导机制可简单表示为:

三、中国异象的提出

根据外汇储备影响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在外汇储备剧增的同时理应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出现。然而通过观察中国十几年的情况,笔者却难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国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外汇储备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尤其是进入2000年后外汇储备增长速度迅速加快,但中国通货膨胀率却起伏不定,且基本保持低位运行(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10。

从图1看出,外汇储备与通胀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这与笔者前面的理论分析严重不符。中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这种异常现象已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不少专家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观点认为是央行近些年来的货币冲销政策产生的效果,化解了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于这种观点,其传导机制可以表述为:

显然,这种解释是在承认外汇储备增加一定引起通货膨胀的前提下才成立,央行的行为只是在被动地治理通货膨胀。同时,该解释也隐含了在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比重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以冲销政策维持基础货币供应稳定的方法必然难以维持,而且增加了一国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简而言之,外汇储备的增加终将引发通货膨胀,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因此,本文认为,货币冲销干预政策对中国异象的解释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中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这种异常的关系,应不完全是央行的冲销干预政策造成的,其本质在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构成中,能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所占比重还不是很大,外汇储备的增加是否必然引起通货膨胀,需要分析外汇储备的来源结构。

四、外汇储备来源结构与通货膨胀

从理论上讲,一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三条途径:一是国际收支顺差形成外汇储备;二是借入外汇补充外汇储备;三是用外汇储备收益补充外汇储备。就中国而言,外汇储备收益列入央行的对外资产,不计入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没有也不需要通过借入外汇以补充外汇储备。因此中国基本上是通过第一条途径增加外汇储备的,根据国际收支项目,中国外汇储备主要由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构成,不同的外汇储备来源结构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不同的。

(一)经常项目顺差与通货膨胀

经常项目顺差是中国外汇储备增加最主要的来源,该项目主要反映本国与外国进行经济往来(主要是进出口)的状况,具体包括四个项目:货物、服务、收益和经常转移。其中经常转移虽然一直是顺差,但数额比较小,收益项从1998—2004年一直为负数,只有近几年为正,并且数额也较小,所以它们对经常项目顺差的贡献不大。贡献最大的是进出口贸易顺差,其中又以货物贸易顺差为主。因此考虑经常项目顺差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转化为考察贸易顺差是否引起通货膨胀。

1. 经常项目顺差数量大,利润少,对中国通货膨胀影响较小。

由于通货膨胀是流通中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而引起的物价上涨现象,换句话说,对于新增加的任一单位货币,如果有等值的产品与之对应,理论上是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虽然巨大,但主要来源于贸易顺差,假设贸易顺差由G商品的国际贸易获得,一单位G商品售价P美元,即一单位G商品的出口创汇收入是P美元,其单位成本为C美元,在只考虑收入和成本的情况下,如果P=C,意味着这部分外汇收入在国内是有相应的实物资源(如原材料等)与之对应的,因而也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只有当P叟C,收入超过成本部分即利润(P-C),由于没有实物资源的对应,才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效应。中国出口贸易主要是一些低端产品,附加值较低、利润薄弱,因此中国贸易顺差数量虽然巨大,但实现的利润却十分微小,自然也不会对通货膨胀产生较大的影响。

2. 经常项目顺差所形成的货币供应,进入流通领域非常有限。

经常项目顺差的创造主体是企业和居民,由此所引起的基础货币注入口(2)主要就是企业和居民,换句话说,由经常项目顺差所形成的货币供应(外汇收入)主要由企业和居民持有,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高静(2008)的研究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自2001年以来占中国的出口总额一直在50%以上,而吕进中(2008)的研究则表明外商投资企业所获收益中有30%汇出境外,20%转增资于本企业或再投资于境内其他领域或企业,20%以应付股利的形式留在境内,30%以未分配利润的形式留在境内,也就是说,在这部分收入中,有大约60%的货币没有进入本国流通领域。对于内资企业和居民而言,长期以来由于经营思想上的保守和储蓄倾向较高的影响,他们结汇后的收入大部分往往也变成了银行的存款,进入流通领域的货币十分有限,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外汇储备如此巨大,而物价水平却并未显著上涨,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增加的外汇储备中经常项目顺差占据了绝大部分(见图2),由于经常项目顺差所引起的货币供应注入的主体是企业,无论是内资企业或外资企业,它们并未让这部分货币全部进入流通领域,形成对本国投资或消费的有效需求,从而抬高物价,因此,在中国表现出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不明显的相关性。

3. 经常项目对通货膨胀的传导。

由于经常项目顺差所形成的货币供应并未完全传导至物价水平,因此,在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经常项目顺差的情况下,其对物价水平的传导机制可表示为:

(二)资本项目顺差与通货膨胀

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是中国外汇储备剧增的第二个直接来源。中国自1994年以来只有个别年份(1998年)出现资本账户逆差,最近几年,基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中国的高利率政策,资本更是加速流入中国。资本大量流入增加了一国的外汇储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不足,但过多的国际资本流入却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包括引发一国通货膨胀。

1. 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引起通货膨胀。

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引发通货膨胀的观点已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多年来中国追求GDP的快速增长,各级地方政府以各种方法吸引外资,这些被地方政府“请”进来的外资不再像企业创汇所得收入那样,或汇出境外或存进银行,这种进来的资金是与地方经济增长紧密相联的,只会寻找一切可能的投资机会,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因此这一部分资金几乎全部进入生产流通领域,从而引起物价的上涨;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一部分资金还具有带动效应,能够带动国内货币供给的增加,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通常并不能立即形成生产能力,还需要国内相关部门与之配套投资,这样相关领域的投资会增加,这种投资可以称之为被“挤”出来的投资,而国内投资的提高可能加剧国内商品市场尤其是生产资料供求的紧张状况,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部分资金将转化为消费资金,形成对生活资料的巨大需求,促使国内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即外商直接投资会刺激国内投资,引起国内配套资金的增加,从而使经济体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

2. 短期资本流入推高资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和信用扩张引发通货膨胀。

此处讲的短期资本主要指资本项目下的短期资本和误差与遗漏项目的热钱流入,虽然热钱不属于资本项目,但由于其具有与短期资本类似的特点,此处将其统计为短期资本。这种资本的显著特点是具有高度流动性,追逐短期利益,进入一国的方式和途径比较隐蔽,因此这些资本容易导致外汇储备突发性变动,降低外汇储备的稳定性,从而造成基础货币投放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这些短期资本进入中国寻找投资机会,首选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因为一般而言这两种市场具有高度流动性,收益可观且进退较为容易。短期资本的进入会导致这些市场价格飙升,近几年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经历的暴涨与暴跌,短期资本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这些短期资本在推高中国资产价格的同时还具有明显的“杠杆效应”(3),境内外许多民间资金受其影响纷纷跟风入市,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这又会吸引更多的外资和内资进入,形成正反馈循环,这会产生两个效应:一是居民财富效应,即资产价格上升增加了居民财富,从而使需求增加,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使物价上涨;二是银行的信用扩张效应,房市、股市等市场的火爆,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同时资产价格的居高不下,会让人觉得投资于这些资产有利可图,因此会增加向银行的贷款,在没有实施紧缩的信贷政策的情况下,货币供应必然增加,进而对物价产生影响。

3. 资本项目对通货膨胀的传导。

通过这一部分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资本项目顺差与通货膨胀关系紧密,无论是长期资本如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还是短期资本及热钱流入,都将产生通货膨胀效应。从图3中也不难看出中国资本项目顺差与通货膨胀变化较为一致的趋势,因此随着资本项目顺差的持续扩大,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必然加大。外汇储备通过资本项目途径对一国的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其传导机制如下: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五、简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关系的传统理论分析为基础,从外汇储备的来源结构入手,考察了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顺差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并对中国异象作出解释,主要结论如下:

1.外汇储备是否会引起通货膨胀,取决于外汇储备来源结构中资本项目顺差所占比重,若外汇储备增加主要来自于资本项目顺差,一国通货膨胀压力必然加大,但如外汇储备中经常项目所占比重较大,则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中国的外汇储备构成中绝大部分来源于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顺差只占很小比重,因此,尽管资本项目顺差与通货膨胀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仍然表现出外汇储备增加与通货膨胀不明显的相关性,即中国异象。

2.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截然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由二者引起的外汇占款注入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这些主体对货币的使用方向和意愿有较大的区别,最终表现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同。具体来说,经常项目顺差持有主体是企业,这部分货币进入本国流通领域较少,因而对物价影响较小,资本项目顺差的持有者相当于政府和投机者,这部分货币流通速度较快,对物价影响很大。

3.从政策的角度看,根据本文的分析,在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当务之急是要严格控制不断增加的资本项目顺差,一方面,要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而不是单纯追求外资的数量;另一方面,对于短期资本及热钱要实行严格监控,这样既能减缓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也有利于防止经济内外失衡的加剧;第三,对于经常项目顺差则不必过于担忧,甚至可以促进出口以拉动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建议中国实现外部均衡的模式可以选择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

摘要：外汇储备的增加会改变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进而加大一国通货膨胀压力。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以及外汇储备来源结构对二者之间的理论关系分析表明:外汇储备增加并不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它取决于外汇储备来源构成,其中经常项目顺差对通货膨胀影响较小,而资本项目顺差与通货膨胀关系密切;中国的外汇储备构成中由于资本项目顺差所占比重较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是很大。

关键词：外汇储备,通货膨胀,传导机制,中国异象

参考文献

[1]Mohsin S.Khan,1979“.Inf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serves:A Time Series Analysis.”IMF Staff Paper,Vol.23.

[2]Mousen Bahmani-Oskooee,Jannardhanan Alse(1997).“Error-Correction Models and Cointegration:InternationalReserves and World Inflation,”Economic Note,Vol.26,pp.35-48.

[3]谢平,张晓朴.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三次冲突——1994—2000年中国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济评论,2002,(3).

[4]封建强,袁林.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与物价波动研究[J].经济科学,2000,(6).

[5]方先明,裴平,张谊浩.外汇储备增加的通货膨胀效应和货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基于中国统计数据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6,(7).

[6]赵振全,刘柏.我国国际收支对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经济计量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5).

[7]戴根有.1994年货币政策效应初步分析[J].金融研究,1995,(4).

[8]夏斌,廖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J].经济研究,2001,(8).

[9]刘荣茂,黎开颜.外汇储备增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分析[J].当代财经,2005,(4).

对中国司法解释 篇2

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１０月１０日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司法：挑战与改革”的演讲，受到耶鲁大学数百名师生的热烈欢迎。

肖扬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首先介绍了中国诉讼案件增长的情况，指出，２０多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平均每年的民商事案件只有５０多万件，而２０多年后的今天则上升到了５００多万件。肖扬分析了诉讼增加的三个基本原因：一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生活的活跃，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经济纠纷也相应增加；二是中国社会的全面开放导致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民事案件如婚姻家庭纠纷增加；三是随着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步伐加快，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显著增强，过去那种厌讼、非讼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肖扬指出，诉讼的增多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社会正在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法治，是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标志。

肖扬说，诉讼的大量增加，对中国司法机构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有效地解决大量诉讼问题，必须提高司法解决纠纷的能力，树立司法的权威。因此，目前是中国司法迅速发展，实现司法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机遇期。同时，诉讼增多也对中国法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司法系统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汹涌而来的诉讼面前，司法的能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如何保证司法的公正、效率和廉洁，是摆在中国司法机构面前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肖扬指出，面对挑战，中国法院没有退路，只有勇敢面对。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法院提出了“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并通过改革法院体制、机制和制度，不断提升司法的能力和品质。１９９９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了３９项改革措施。如进行了以权力制约为目标的法院内部机构改革，实现立案、审判、监督、执行的分立；进行了以庭审改革为核心的审判方式改革，减少审判的职权主义色彩，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实现法官的居中裁判；进行了以强化合议庭职能为内容的审判组织改革，减少审判的行政化色彩，实现合议庭、独任法官审判权的统一；进行了以提高司法效率为目标的诉讼程序改革，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了以审判流程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案件管理改革，实现案件管理的现代化、规范化，等等。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中国法院还适时开展司法大检查活动，纠正少数判决中存在的问题；开展清理积案活动，消除和减少刑事案件中的超期羁押和民事案件的超审限现象。

肖扬指出，应对挑战，需要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经过２０多年的建设，目前中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审判能力不断提高，司法经验不断丰富。但是毋庸讳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法官的整体素质还难以完全满足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需要。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法官职业化”的目标，希望建设一支具有较高职业水平的、专业化的法官队伍。这个目标当然不是短时间就能实现的，但是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２００２年，中国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同时，我们也主张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律师中选拔法官，这是未来法官队伍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们还主张上级法院的法官应主要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拔，以提高上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水平。

肖扬说，司法考试仅仅是为司法职业化提供了法律素质方面的保障，但“职业化”不仅仅是“专业化”。一名称职的法官，除了需要具备法律基本素质，还要有高度的司法职业道德。“无知者不能当法官，无能者不能当法官，无德者同样也不能当法官”。法官不仅应该

是一个精通法律者，而且应该是一个德高望重者。２００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要求法官做到六条：一是保障司法公正；二是提高司法效率；三是保持清正廉洁；四是遵守司法礼仪；五是加强自身修养；六是约束业外活动。这是法官职业化的重要条件。

肖扬指出，诉讼并非公民生活中的常事，人们对司法的印象往往是从与司法的有限接触中获得的。要提高司法的公众形象，就必须消除司法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司法为民”的主张，要求司法机构切实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做到优化诉讼环境，减轻诉讼负担，方便群众诉讼，增强司法的“亲和力”，树立中国司法的民主形象。许多法院设立了立案大厅，实行“柜台式”、“窗口式”服务；农村基层法庭则实行巡回开庭、假日开庭、预约开庭等制度，方便了农民诉讼。为了使贫困的当事人能够依法维护自身的权利，中国司法机构实行了司法救助制度，对于贫困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减、缓、免，使他们打得起官司。这些政策和相应的措施出台后，受到了当事人和社会的普遍欢迎。肖扬说，中国司法要应对诉讼增多的严峻挑战，必须打牢基础，下大力气提升基层司法的能力和品质。为此，在基层法庭体制上，中国改变了过去完全按照行政区划设置派出法庭的做法，改为跨乡镇设立，减少了派出法庭的数量，实现了派出法庭的规模化和规范化；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大力改善派出法庭的审判设施，改善交通、通讯条件，提高办案的现代化水平；在法官素质的提高上，中国加强了对基层法官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国家法官学院和地方法官学院每年都培训大批来自基层法院的法官。

肖扬指出，对于一个正向法治目标迈进的国度来说，法律是司法机构和法官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但是中国传统上又是一个“礼俗”社会，法律不可能成为解决所有纠纷的“灵丹妙药”，法律以外的因素如道德、情理也是司法过程所不可忽略的。判决不仅是单纯的法律责任的判断，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可能造成一系列社会影响的司法决策。为此，中国司法机构提出了“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实践中二者经常不一致，简单地援引法律条文进行判决不一定得到社会的认同。因此，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让位于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法官的判决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问题，而不应为了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有机的平衡。肖扬介绍了中国司法调解的情况。他说，为了增强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中国开始重新重视司法调解的作用。中国的民事诉讼法曾经规定民事诉讼“着重调解”的原则，基层司法的调解率多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是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进展，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审判方式改革中，对调解的认识产生了误区，认为调解是法制不健全的产物，现在既然法制日益健全，就不再需要调解。由于这种认识，调解的比重下降，判决的比重上升。经过多年的实践，人们现在又开始逐渐认识到调解的作用。目前，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率不断上升，许多地方超过了百分之六十。同时，中国也加强了民间调解机构建设，把大量的纠纷通过民间调解渠道予以化解，减少进入诉讼的数量。

肖扬坦率地指出，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地逐步推进法律和司法改革。应当说，中国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条件正在成熟，改革的深度、力度和速度正在加大，改革的理念、方向和立场更加坚定，改革的思路、方式和方法更加明确。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使中国的司法制度日臻完善，更加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更加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浅议大数据时代对中国司法的影响 篇3

关键词：大数据 犯罪预测 案件侦破 司法统计

一、大数据对犯罪预防的作用

大数据技术就其定义而言，即通过对海量、瞬时、多样化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处理、高效分析，并对未来发展做出准确预测。比如商家可以运用大数据技术准确判断顾客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从而占得市场先机并提高运营效率。基于这样的判断能力，我们可以推断，在犯罪预防领域大数据一定也有不俗的表现。事实上，在美国许多城市，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在使用软件处理过往的犯罪数据还有其他的数据。通过这种措施来预测哪些区域的犯罪率会更高，并提前派出更多警车到这一区域巡逻。使用效果令人印象深刻：和不使用软件分析的周边地区相比，采用这种措施的地区犯罪率大幅下降。目前由于技术的限制，司法部门是以判断发生罪案的地点为主。而在未来，随着各地司法行政部门对于相关数据收集的日趋重视，以及数据存储分析能力的蓬勃发展，对于个体犯罪趋势的预测必将完善。传统的犯罪预防手段将会朝着精确有效的方向迈进。

二、大数据对案件侦破的作用

小说里的神探，不管是福尔摩斯还是柯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一个具备强大分析能力的大脑，能够观察到细小的证据，并把这些证据关联起来，从而分析出犯罪事实。在互联网时代，警察破案除了用到传统的档案、走访资料、电话记录等信息外，还会用到互联网上出现的信息。所有的这些信息汇集成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如今有了一个更加时髦的身份，那就是“大数据”。

在如今这个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犯罪分子要想不留下任何电子信息，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了。就算犯罪分子不上网、不使用手机、不看电视等，总之不和任何信息设备发生关联，也不可能逃脱大数据的追踪。因为犯罪分子不可能长期远离道路、商店、码头、车站等公共场所，一旦出现，就可能被公共的或他人的电子设备拍摄到。

此外随着信息处理分析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特异性的个体指征被加入到了案件的分析过程中来，原先微不足道的一滴汗渍，一缕头发丝，甚至是不经意间落下的一点碎屑，都可能成为将犯罪分子推上审判席的终极利器。另外，随着存储技术的發展，公安部门对公民信息的掌握也日趋复杂。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发生了案件之后，警察只要动动鼠标比对一下数据，犯罪分子就无处遁形了。譬如，近日在美国发生的美国波士顿在举办马拉松比赛的过程中发生连续炸弹爆炸案，结果导致3人死亡、183人受伤。在案件发生后，警方保留了案发现场附近的所有监控录像以供比对、查找，波士顿警察局的官员称“仔细查看了所有录像的每一帧画面”。然后，警察走访了事发地点附近12个街区的居民，收集可能存在的各种私人录像、照片，无论它们来自摄像机还是手机。警方还大量收集网上信息，包括像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出现的相关照片、录像等，而且在这些流量巨大的网站上向公众提出了收集相关信息的请求。最终，警察确定了犯罪分子，并且迅速将两名罪犯绳之以法。

事实上，随着数据库的扩大，通过庞大数据库的比对，来找出犯罪分子。以成为现代破案的一种趋势。如最近武汉市公安对比数千名大学生DNA来查找杀害女大学生的凶手，以及之前2006年11月13日，马迹镇杉山村公路地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受害人曹某（男，10岁）当场死亡。肇事车辆逃逸，在侦查中发现一外地大货车有重大嫌疑，而该车驾驶员矢口否认，其他没有任何人证物证。经反复勘查在嫌疑车车架上发现可疑人体生物物证。经提取后进行DNA检测，结果确认该嫌疑车为肇事车辆，从而迅速破获了此案。2000年2月21日，某村民唐某到派出所报称：孙女，现年13岁，学生，经某妇幼保健院检查已怀孕5个多月，最终通过DNA比对，确定了侵害人是其继父。

三、大数据对司法部门的影响以及隐忧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我国司法部门的一些工作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力。譬如在与数据直接相关的司法统计领域，其产生的变革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司法统计是指按照统计设计的要求，对法院的各项工作，主要是法院的审判活动所产生和形成的各种数据，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进行记录、搜集、整理、分析、提供、保存等活动过程的总称。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司法统计主要是依靠手工报表完成。这不免容易出现差错，纰漏和重复，并且难以被纠错。在对于案件的分析上，也往往实用传统统计常用的样本分析来做。这样一来就使得统计工作者难以精确细分同类案件所呈现的多种特征。并且统计的时效性也难以保证。

而在大数据时代，这些问题迎刃而解，首先计算机存储的实现解决了报表难以纠错的问题。并且时时记录上传也极大的提高率统计录入的时效性。并且由于数据量庞大，摘取简便。司法统计工作者往往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对于案件的各项特征进行细分和统计。这样对于精确提取统计信息产生了极大的便利。也便于法律工作者们更容易的找出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对案件审理的参考，完善相关的程序或者制度产生方便。浙江高院早在08年就开展了数据信息化工作，之后更是相继推出了“审判执行案件信息结构化数据分析系统”，“阳光司法指数评估体系”。对司法统计的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另外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对于犯罪信息的共享也越来越方便快捷。这对于司法部门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可以想象，在在不远的将来，一个人如果被列为嫌疑人。那么他的护照，机票以及身份证上都将会显示出他的这一情况。那么他只能乖乖的束手就擒了。现在频发的裸官外逃事件也可以得到极大的缓解。

大数据时代既是司法工作的福音又是一大挑战。首先由许多数据取之于人，所以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等人身权利将受到挑战。这就要求出台更加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同时要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其次，对于利用数据分析作为犯罪的预测应该仅仅限于极小的范围之内，并且不应该作为证明其有罪的证据。最后，由于政府部门拥有巨大的数据资源，所以应该更加严格的进行数据公开，使得数据的价值能够得到最为充分的利用。

参考文献：

[1]维克托. 迈尔一舍恩伯格， 肯尼思· 库克耶[J]. 大数据时代， 2013： 5-25.

[2]袁晨. 基于 Web 的法院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 复旦大学， 2008.

对中国司法解释 篇4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 我国国民储蓄率呈振荡上升趋势。但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 一个国家的储蓄、消费和投资与该国GDP的比值应该在稳态点附近波动, 我国过多的国民储蓄很可能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动态无效 (袁志刚等, 2003;黄飞鸣, 2010) 。虽然有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等国储蓄率上升的先例, 但原因和具体表现形式和中国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最近以来关于我国高储蓄现象的探讨持续升温, 这一现象也被称为“中国高储蓄之谜” (Wen, 2009) 。从图 (1) 来看, 在此期间我国居民储蓄率基本保持了与国民储蓄率同步走高的态势, 从1991年的27%上升至2010年的37.1%, 且该图显示居民储蓄率占国民储蓄率的比率平均在70%左右, 因此从这一时段来看, 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是中国国民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 如图 (2) 所示, 同期中国的经常账户也基本保持了盈余 (1993年除外) , 而且绝对值也呈基本上升的趋势,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外汇储备增量基本为正 (仅1992年为负) , 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不断累积, 至2010年底已经达到28473亿美元。我国储蓄率走高和外汇储备积累齐头并进的态势逐步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实际上, 当前我国以“高储蓄、低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内部失衡和由“双顺差”引致的外汇储备积累为特征的经济外部失衡已经使得我国经济陷入了一种内外失衡的困境 (余永定, 2010) , 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尤其是处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今天, 我国经济内部面临着内需不足、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而外部经济环境则持续恶化, 外需减少, 同时还面临着美国等国对我国操纵汇率维持经常账户顺差从而输出通胀的指责, 使得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态势难以为继, 经济运行的风险急剧加大, 经济转型刻不容缓。那么, 什么因素导致了今天的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和和外汇储备持续积累的局面呢, 这种内外部失衡是否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机制呢?未来一段时期其发展趋势如何呢, 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呢?为了应对我国经济未来可能到来的风险, 有必要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本文也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在本文中, 我们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分析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问题。在当前已有关于中国高储蓄率和超额外汇储备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以离散的Ramsey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的存货缓冲模型 (buffer-stock model) , 从居民消费者面临不确定性预期的最优选择行为出发, 研究其在借贷约束条件下的储蓄行为, 以期对中国的高储蓄之谜和外汇储备积累现象进行解释, 并试图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期对近来愈演愈烈的有关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讨论提供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文献回顾

(一) 高储蓄率产生原因

目前已有文献对中国高储蓄率和外汇储备的积累进行了解释, 并探讨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其中大多文献从分析我国的“储蓄-投资”缺口出发, 即通过“储蓄-投资=贸易差额”的国际经济学恒等式把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和高额的外汇储备积累看作是中国储蓄率过高的一种必然结果。其中代表性的有麦金农 (Mc Kinnon) 的“高储蓄两难” (Conflicted virtue) 假说。麦金农其一系列文献中具体的分析了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高储蓄向外汇储备积累的转化过程 (Mc Kinnon and Schnabl, 2003a、2003b;麦金农, 2005) , 他指出, 对中国等东亚国家的个人来说, 传统上储蓄被认为是一种节俭的美德, 但对于一个国家或经济整体而言, 由微观个体积极储蓄所带来的高国民储蓄率却意味着经常项目顺差 (如果储蓄率减去投资率大于零) , 后者又意味着对外债权的增加, 即一国外汇储备的积累。至于中国居民为何要提高其储蓄率, 目前的文献研究给出了多种解释, 具有代表性的解释可总结为如下几种。第一, 上述“高储蓄两难”理论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规范因素使得居民有储蓄的习惯。第二, Modigliani&Cao (2004) 指出,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婴儿出生率大大下降, 相比较之前为抚养多个孩子的巨大支出, 中国居民家庭的储蓄能力大为增加。第三, Wei&Zhang (2009) 进一步从中国人口结构中性别比例的变化说明了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他们指出, 计划生育政策激发了婴儿的性别歧视, 从而出现了男多女少的比例失衡, 其结果就导致婚姻市场竞争压力升高, 迫使男方增加储蓄提高竞争地位, 从而使得居民储蓄率上升。第四, 预防性储蓄。即一方面中国居民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开支巨大, 另一方面中国又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使得居民必须增加储蓄 (周小川, 2009)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 外汇储备积累上升原因

中国居民储蓄率不断上升的同时, 中国的外汇储备会不断上升既有文献对此做出了解释。首先, 如果是在一个封闭经济体里面, 一国的储蓄会始终等于其投资, 因此不会出现图 (1) 中经常账户和外汇储备具有趋势性的变化情况。但随着一国经济逐步开放而逐步融入世界, 如果其金融发展状况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从而使得投资机会不同, 该国就会将其储蓄购买具有发达金融市场国家的金融产品, 从而出现“储蓄-投资”缺口, 再根据上述“储蓄-投资=贸易差额”的国际经济学恒等式, 就会造成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积累。对这种理论逻辑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就是埃奇格林 (Eichengreen) 等的“原罪” (Original sin) 论。Eichengreen etal. (2003) 指出, 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存在不能用本币进行长期借贷的原罪, 因此必须依靠国外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等金融活动。更为广义的原罪论还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本币非国际中心货币, 从而使得本国居民出于其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等方面的考虑, 选择以国际中心货币 (主要是美元) 保有其储蓄, 因而导致其货币错配 (Currency mismatch) 情况不断加重, 使得该国外汇风险敞口扩大, 并使得本国外汇储备不断积累。Song et al. (2011) 的研究也印证了这种理论逻辑。研究指出, 由于存在着融资约束, 企业家只能以个人储蓄为其运营和发展提供资金, 使得中国居民储蓄增长很快。而居民储蓄主要以银行存款形式保有, 从而使得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银行存款迅速增加。而中国银行业资金用途大致可分为发放贷款和持有外国资产, 如果资金出现剩余, 唯一的出路就是持有外国资产, 从而致使外汇储备不断积累。综上所述, 已有的文献已经以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外汇储备积累现象进行了分析, 为本文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但一方面这些研究仅限于从会计等式出发对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外汇储备积累做出解释, 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一种从经济现象到经济现象的理论假说, 而没有从居民的优化选择行为等微观层面上分析中国居民为何要不断增加储蓄和积累外汇储备, 因此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 这些论述还很分散, 并没有将当前中国以高储蓄和外汇储备积累所代表的内外部经济失衡统一到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中, 致使这些分析所提出的政策措施存在着一些相互矛盾。有鉴于此, 本文以下部分将建立一个基于消费者最优选择行为的经济增长模型, 在其中考虑当前中国居民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具有不确定性, 以及因缺乏金融市场深度而存在借贷约束等经济特征事实, 以研究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和外汇储备积累, 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三、基本模型设定

(一) 模型描述

本文将建立一个以离散Ramsey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的存货缓冲模型来分析本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具体的模型描述如下:首先, 为分析简便, 可假设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 因此可以求解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计划者的最优动态问题。假定该社会计划者即为本国的代表性经济行为人i, 因此i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假定该经济行为人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信息时滞, 即由于产品生产环节需要时间或者产品的运输需要时间等原因, 他必须在t-1期的期末就做出劳动投入决策, 然后在t期会受到一个外部冲击, 消费者在观测到该不确定性冲击后再做出消费和储蓄决策。由于消费者在t-1期的期末做劳动决策时并没有观测到t期发生的外部冲击, 因此该经济系统具有消费者的不确定性预期, 将产生与传统的Ramsey经济增长模型不同的结论。根据上述描述, 消费者i的效用函数可表示如下

式 (1) 中ct和nt分别表示消费者选择的消费和劳动供给 (为简洁, 本文省略对经济变量的标注i) , mt为消费者选择持有的货币余额, 在本文中mt用来代表居民的储蓄。β为主观贴现率。εt表示消费者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 可以理解为消费者预期在t期遭受到的不确定性外部冲击。由于εt衡量的是消费者自身有关未来的预期, 是一种私有信息, 因此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不能通过在金融市场上购买保险对冲掉, 可称作“特有冲击” (idiosyncratic shocks) 。如果消费者预期未来遭受的外部冲击会比较大 (即εt值比较大) , 消费者就会增加货币 (mt) 的储蓄, 反之则反是。因此, εt也衡量了预防性储蓄相对于消费和劳动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大小。为简略, 设该生产者的生产函数为yt=Atnt, 其中At=A0 (1+g) t, g为经济增长率。由于本文分析不涉及到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我们可假设劳动的增长率为0。

假定消费者面临如下两个约束条件

式 (2) 中wt为单位有效劳动工资水平, 则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条件下, 有wt=A0成立。在该国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 (BGP) 上, mt的系数 (1+g) 中的g表示为了与上期储蓄持平必须追加的储蓄率。式 (3) 表示存在着借贷约束, 即在每一期消费者不能通过金融市场借贷来提高其消费, 因此必须保持一部分预防性储蓄, 即mt须大于0。

在解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外汇储备时, 基于如下两个理由本文可直接将mt视作本国当年的外汇储备变化值:其一, 在本文所建立的模型中, 由于没有考虑资本积累和投资行为, 由所代表的储蓄即为该国的净储蓄 (可理解为在标准的Ramsey模型中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 , 因此按照“储蓄-投资=经常账户余额”的国际经济恒等式, 本文中mt所代表的本国居民储蓄即为本国在时期t增持的外国资产;其二, 由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金融市场发展严重不足, 因而其国内投资机会不足, 从而使得该国将多余的居民储蓄借给国外, 致使其货币错配程度较高, 因此假定其净储蓄以外币形式持有也是合理的。正是基于此, 我们不仅可以以式 (1) 的形式将mt代表本国外汇储备的当年增量值以MIU (money in utility) 引入效应函数, 而且不用假定本国经济只有出口部门以说明外汇储备的积累, 而且使得消费者通过积累储蓄以防未来不确定性的含义更为明确。按照这种假设, 本国消费者的最优储蓄行为也就是该国的外汇储备积累过程, 因此我们就能将对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分析统一到一个简单的模型分析框架中来。

为求解上述模型一般均衡解, 必须求解出任一时期t的ct、mt和nt, 为此, 分别给出求导的一阶条件:ctλt=1 (4) ; (1+g) λt=βEtλt+1+πt+εt (5) ;1=A0Et-1λt (6)

上述表达式中λt和πt分别为式 (2) 和 (3) 的拉格朗日乘子。式 (6) 中预期算子Et-1的下标之所以为t-1, 是因为消费者必须在t-1期尚没有观察到t期的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就做出劳动供给决策, 以便为t期提供消费品。根据式 (4) 和 (5) , 有下式成立

除了上述一阶条件, 令xt=mt-1+A0nt表示消费者拥有的流动性约束, 消费者还受到如下两个约束条件:ct+ (1+g) mt=xt (8) ;πtmt=0 (9)

以上式 (1) 至式 (9) 就完成了对该模型的描述。

(二) 不确定性预期下的储蓄行为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 根据以上对该模型的描述, 一方面, 如果没有消费者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 则本文所建立的模型与标准的离散性Ramsey经济增长模型没有任何区别, 根据市场出清的条件就有ct=wtnt, 则根据式 (8) 就不可能有储蓄产生。而另一方面, 如果消费者对于未来的冲击εt没有任何的先验信息, 在式 (1) 不可分劳动 (indivisible labor) 的假定形式下, 根据市场出清的条件ct=wtnt, 也不会有储蓄产生。因此为了求解该模型的一般均衡解, 必须确定每一时期的货币储蓄mt, 为此本文假定εt服从一个先验分布:εt~F (εt) 。由于mt的确定取决于一个不确定性的外部冲击εt, 本文假定存在一个特定的临界值εt*, 如果消费者预期未来的εt会大过εt*, 就会增加货币储蓄mt;反之则反是。因此, 由于本文假设消费者即为生产商, 我们可以将mt视作一种“缓冲存货” (Buffer stock) , 该存货也即消费者的储蓄。为了确定每一时期的储蓄mt, 我们可以分如下两种情形讨论。

(1) εt叟εt*。按照上文分析, 此时消费者借贷是受约束的, 由式 (9) 可知有πt=0成立, 此时mt>0。其经济学含义是当消费者预期到未来的外部冲击εt会比较大时, 较多的货币储蓄会给其带来更多的效用, 体现了消费者对外在冲击具有不确定性时理性的储蓄行为。此时根据式 (7) 可得该情形下产品的影子价格λt值:λt= (β/A0+εt) / (1+g) (10)

由式 (4) 和 (8) 可得 (1+g) mt=xt-1/λt叟0, 将式 (10) 代人前式可得εt叟 (1+g) /xt-β/A0=εt*, 因此可得xt= (1+g) / (β/A0+εt*) 。

(2) εt<εt*。此时消费者预期未来的不确定性冲击比较小, 因此储蓄欲望不强烈, 宁愿放弃储蓄以扩大消费。可视作消费者在t期没有借贷约束, 因此有πt>0, mt=0。虽然货币余额不能给消费者带来效用, 但是此时的消费达到最高, 也可以保证总体的效用不至于有大幅的波动。由式 (8) 可得ct=xt, 则易知此时的λt值:λt=1/xt= (β/A0+εt*) / (1+g) (11)

(三) 消费者优化选择行为

由式 (10) 和 (11) 分别给值后, 可将式 (6) 重新表述如下

(四) 社会总体的经济动态

以上着重分析了单个消费者的动态优化选择行为之后, 为了进一步分析加总后社会总体的经济动态行为, 我们假定社会总体中消费者的个数为无穷大, 并用Xt=0∫∞1xt (i) di表示社会总体的流动性, 则按照大数定律, 社会加总的消费Ct和储蓄

式 (14) 和 (15) 中D (εt*) 和H (εt*) 分别为社会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 因此有D (εt*) +H (εt*) =1。

按照储蓄率的定义, 本国经济储蓄率应为τ=Xt-Mt-1 (1+g) Mt-Mt-1, 则在经济平衡增长路径上 (此时应有Mt=Mt-1) , τ应为

为了进一步明晰本国储蓄率τ与经济增长率g之间的关系, 将τ对g求导得

由上文分析知则由式 (12) 易知而由于因此式 (17) 中因此, 由函数τ (g) 的连续性, 必然存在一个临界值g*, 当g燮g*时本国储蓄率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上升, 而当g>g*时本国储蓄率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而下降。式 (16) 和 (17) 反映了在经济系统处于稳态时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函数关系, 下文将对参数校准之后通过数值模拟给出τ对g的具体函数形式。通过对本文所建立的上述模型的分析, 我们论证的结论可表述如下:在消费者存在不确定性预期及存在借贷约束等特定的条件下, 本国储蓄率与其经济增长率存在着特定的联系, 其中当经济增长率在某一临界值以下时, 储蓄率会随着该国经济增长率的上升而上升, 而当经济增长率超过某一临界值时, 储蓄率会随着该国经济增长率的上升而下降。显然, 本文所得到的上述结论与弗里德曼提出的储蓄率独立于国民收入的“永久收入假说” (PIH) 是不相符合的, 原因就在于PIH中并不存在不确定性的外部冲击, 且不存在强制性的借贷约束。但是必须指出的是, 本文的结论与PIH并不矛盾。实际上, 如果放松居民受借贷约束等假设而将本文所建立的模型退化为一个标准的Ramsey模型, 所得到的结论与PIH是一致的。由此也可以说明为何在拥有成熟金融市场的发达国家, 其储蓄率能够保持比较平稳, 且在其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却能保持比较高消费水平和比较低的储蓄率。反之,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率基本上保持在10%左右, 但还没有达到人们所预期的足以抵消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那个经济增长率的临界值, 因此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

四、中国外汇储备积累的解释与预测

(一) 中国外汇储备积累解释

本部分将对该模型进行参数校准, 以进一步的从数量上分析该模型结论对中国外汇储备积累的解释和预测。上文已指出, 如果假定εt的具体分布函数, 就可以给出居民储蓄率关于本国经济增长率的函数关系式。参照“缓冲存货”的研究文献 (Singh et al. (2010) , Wen (2011) ) , 不妨假设εt的分布函数为:F (εt) =1-εt-λ (18)

其中λ>1, εt∈ (1, ∞) 。此时, 由式 (12) 、 (16) 和 (18) 构成的方程组就包含了居民储蓄率τ与本国经济增长率g的隐函数关系式。由于求解该方程组难以给出解析解, 为了给出τ与g具体的函数关系形式, 我们可以对该方程组进行数值模拟。而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对相关参数值进行校准, 本文须校准的参数包括β、A0和λ。首先, 对于主观贴现率β, 国内外学者对其校准值相差不大, 由于其对应的是年度数据, 在本文中我们令其为0.96。其次, 由式 (12) , A0可以看作是εt的一个系数, 因此可认为其为衡量外在冲击大小的标准化参数, 不妨令其为1。最后, 是对λ值的校准, 我们对其校准的依据是式 (15) 。实际上, 按照大数定律, 我们可将冲击εt发生的几率视作社会总体中遭受εt冲击的微观个体占社会总体的比例, 因此本来同质的经济行为人在遭受不同冲击后其储蓄行为将不同, 即变成了异质的经济行为人。则据式 (14) , 可以理解D (εt*) 为居民中没有任何储蓄的那部分人的比例, 因此式 (15) 中H (εt*) 的另外一个明显的含义就是代表社会总体的基尼系数, 因此我们将根据中国实际的基尼系数的情况对λ值进行校准。由于当前有关中国基尼系数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 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已有的研究文献对此进行校准, 表 (1) 为已有的对中国基尼系数的研究结论。我们考虑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 以使得校准值是一种折衷的结果。根据表 (1) , 我们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在1991至2010年间一个比较合理的估计值应该在0.45左右。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 取λ=1.15, 这样将使H (εt*) 的值在0.45左右。在给出具体的参数校准之后, 图 (2) 中给出了中国居民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示意图。根据图 (2) 的结论, 中国居民储蓄率关于经济增长率的函数是一条凸函数曲线。当经济增长率比较小时, 居民储蓄率上升很快, 当经济增长率比较大时居民储蓄率会下降。这其中又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 当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下时, 居民储蓄率上升迅速;其次, 当经济增长率上升至10%而小于25%时 (假设可以达到) , 居民储蓄率的增长速度开始明显下降。因此, 根据图 (2) 可以将10%的经济增长率作为中国居民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是否敏感的临界值, 即当中国经济增长率小于10%时, 中国居民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率是非常敏感的, 大于10%时敏感性下降。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1991至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均值为10.5%, 这表明中国经济经过近二十多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长, 中国居民从心里上已经习惯了将10%的经济增长率作为一个是否增加储蓄率的临界值。最后, 当经济增长率上升至25%时, 居民储蓄率将达到最高点35%, 此后便开始下降。因此, 图 (2) 显示的结论与式 (17) 的推导是一致的。

注:a、李实等学者估算了历年的中国基尼系数值, 本文只选取其最近一年的数值;b、国家统计局自2004年之后不再公布基尼系数。

(二) 中国外汇储备积累预测

由图 (1) 可知, 在1991至2010年间中国的经常账户变动主要是由对外出口构成, 因此按照本文之前的分析, 可按照图 (2) 将该样本时段内经济增长率所对应的储蓄率乘以中国对外出口额作为当年外汇储备变化的模型拟合值, 得到图 (3) 所示的结果。从图 (3) 来看, 中国外汇储备的模型拟合值与中国历年外汇储备变化的实际值是比较接近的。图 (4) 显示的是中国外汇储备历年积累与其模型拟合值, 如图所示,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积累的模型预测对实际值的拟合也是比较理想的。因此, 应用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外汇储备的变动与积累, 这也反过来说明不确定性预期和金融市场上的借贷约束确实是促成中国高储蓄向外汇储备积累的重要因素。在上述计算的基础上, 还可以比较粗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外汇储备积累的走势。首先, 假设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7%左右, 即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991至2010年间平均值10.5%的66%水平。此时按照比例, 中国对外出口额的增长率将从1991至2010年平均18%的增长率下降到11.8%。其次, 按照图3的结论, 当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时, 储蓄率将下降为28%。由于我们已经论证将中国居民储蓄率与对外出口的乘积作为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是合适的。因此如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可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出口将保持每年11.8%的增长, 而其中增长部分的28%将作为新增外汇储备。据此, 就可以粗略的计算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外汇储备积累的走势, 至2015年, 中国外汇储备积累水平可能突破5万亿美元, 超过了目前所公认的合理水平。

五、结论

本文结合中国当前存在居民对于未来的收入与支出具有比较强烈的不确定性, 以及因为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不够而具有借贷约束等两个基本特征事实, 分析了居民最优的储蓄行为, 指出当本国经济增长率处于一定范围时, 居民储蓄率将与本国经济增长率呈正比例增长。与此同时, 在该国的货币错配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 其外汇储备也会不断积累。这个结论能够比较好的解释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高储蓄之谜”以及在此期间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现象, 从而为解释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失衡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消费者优化选择行为的微观基础。根据本文的结论, 中国当前过高的居民储蓄和外汇储备的积累是一种居民优化选择行为的必然结果, 而不是一种偶然的结局, 因此如果政策上想对此局面做出改变, 只有从影响居民的预期等微观层面出发才会起到长久的效果, 从而使得本文的结论具有非常明显的政策含义。首先, 按照本文的结论, 以高储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以外汇储备积累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外部失衡之间是相互间有机联系的统一体, 因此化解当前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需要采取统筹兼顾、前后统一的政策组合, 不能只侧重解决失衡的某个方面。其次, 就具体的政策建议来说, 如果要降低储蓄、扩大消费, 按照本文的结论, 就要稳定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 为此应该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使得个体对于未来有明确的预期。同时, 也要加快深化中国的金融市场, 提高企业和个人在金融市场上直接融资的比例, 以逐步缓解居民的借贷约束。另外, 还应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和上海、北京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这样才能逐步降低中国的货币错配程度, 并进一步的降低中国的外汇储备积累。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对中国的高储蓄和外汇储备积累问题的分析是非常简略的, 虽然指出了图 (1) 和图 (2) 中储蓄率和外汇储备积累变化的趋势, 但是对于具体的动态演变过程并没有进行解释和说明。而对于理解当前中国内外部经济失衡来说, 这种演变过程或许更为重要, 这也是未来研究值得进一步扩展的方向。

摘要：基于当前中国消费者具有不确定性预期和因缺乏成熟金融市场而存在着借贷约束等两大基本特征事实, 本文通过构造缓冲存货模型, 论证指出当本国经济增长率小于特定的临界值时, 居民储蓄率将与本国经济增长率呈正比例变动, 而本国的外汇储备也会不断积累。这不仅解释了中国的“高储蓄之谜”, 也解释了其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 从而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失衡提供了微观解释基础。

关键词：不确定性预期,借贷约束,储蓄行为,外汇储备

参考文献

[1]程永宏:《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 《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2]戈登斯坦、特纳:《货币错配——新兴市场国家的困境与对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3]黄飞鸣:《中国经济动态效率——基于消费——收入视角的检验》,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0年第4期。

[4]李实、赵人伟、张平:《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 《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5]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 《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6]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

[7]王祖祥、张奎、孟勇:《中国基尼系数的估算研究》, 《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

[8]Aiyagari, R., Uninsured idiosyncratic risk and aggregate sav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

[9]Carroll, C., Buffer-stock saving and the life cycl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0]Deaton, A., Saving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Econometrica, 1991.

中国司法改革报告 篇5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Judicial Reform(2010)

徐昕 黄艳好 卢荣荣

2010年，中国司法改革沿着预定的轨迹缓慢前行。

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根据司法改革整体规划，继续低调推进改革。按照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部署，2010年是司法改革攻坚年。新一轮司法改革自2008年底启动以来，经过两年的努力，部分改革有所进步。但备受期待的“攻坚”并没有出现，2010年的司法改革主要体现为机制改革和工作方法的改进，基本未涉及司法体制的转型。尽管刑事证据规则出台、量刑规范化改革、案例指导制推行等举措力度较大，改革司法官遴选制度、规范上下级法院关系、规范扣押冻结涉案款物工作、加强刑事立案监督、出台《人民调解法》等改革措施有所深化，但相比上一年，改革步伐更加缓滞，改革理念趋于保守，改革的政治色彩有增无减。总体上，2010年司法改革只是2009年改革的落实和延续。

一、综合性改革

完善刑事证据制度。《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可谓刑事证据立法的重大进展。两项规定体现了中国在遏制刑讯逼供、避免违法取证、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等方面的努力。两项规定仍存在不足。第一，某些规定过于模糊。第二，非法证据的范围过窄。第三，某些规则有所保留甚至有所倒退。第四，死刑案件的证据规则区别于其他刑事案件并无必要。第五，不少规则仍需完善。

此次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可谓对民众司法需求的积极回应，但施行半年以来，无任何迹象表明刑讯逼供得到或可能得到遏制。未来应切实执行两项规定，确立并落实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和直接言词原则，进一步完善诉讼证据规则。从根本而言，公民应享有沉默权；律师的权利应得到切实保障；警察权应弱化并受到有力的监督制约；检察权恰当定位从而实现有效的监督；司法的独立性应得到切实保障。

量刑规范化改革。量刑规范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通知》相继出台。《意见》延续并整合了2009年的改革措施，将量刑纳入庭审程序。《通知》重申《意见》的主要内容，要求政法部门相互支持和配合。量刑规范化改革有利于提高量刑的公开性，规范自由裁量权，减少“同罪不同罚”现象。

但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出台的若干文件不应理解为固定模式，而应作为改革新起点。未来应加大试点力度，注重各地经验的总结、提炼、统一和推行，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量刑模式。

探索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案例指导制度最初旨在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明确了发布指导性案例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出台，成为2010年司法改革的重大进展。该规定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条件、推荐、审查、发布及编纂，确立了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力。

昆明市中级法院连续七年开展指导案例评选；广东省高级法院建立全省联动、层次分明的案例指导体系。四川省梓潼县检察院、江苏省泰州市检察院、湖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公安厅、司法厅等出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

立法机关担忧指导性案例会导致司法权冲击立法权。事实上，审判坚持成文法优先，指导性案例为补充，就能避免。案例指导制度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重点完善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坚持“两步走”：初步旨在化解“同案不同判”现象，长远则应充分挖掘其功能，使其逐步上升为正式的法律渊源，最终建立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改进。《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出台，要求各级公检法司建立、巩固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机构，扩大保护范围，加强协调配合，健全配套工作制度。《意见》是多年工作的总结和提升，构建未成年人司法改革的新平台。

多年来，未成年人司法改革主要体现为地方性探索，形成了监护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等多项制度。但公检法司等各部门的衔接配合是制度顺利运作的关键，仍需加强。未来应加大试点改革的力度，通过实践探索不断总结和完善各项制度，同时，以刑事司法为出发点，逐步拓展到民行领域。应不断总结和提炼试点经验，将成熟的做法上升为立法。

铁路司法系统的改革。全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院长工作会议首次透露铁路司法系统改革方案规划：铁路法院将从铁路企业中剥离，作为专门法院予以保留，并纳入国家司法体制，移交所在地省级党委、省高级法院管理。“企业办司法”不符合法治原则，但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涉及人财物等诸多方面。同时，作为专门司法机关整体保留，是否有利于彻底清除司法企业化问题，有待观察。期待有关方案至少能确保铁路法院人事及财政独立于铁路企业。

司法官遴选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要求从律师中遴选法官和检察官，推荐优秀的律师参政议政。司法官公开遴选制度，特别是从律师和其他法律工作人员中选任司法官，应成为未来司法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目前司法官遴选制度更多面向司法机关内部，从律师和其他法律工作者中选任的情形有限，今后，除坚持“逐级遴选”的做法外，应逐步扩大从律师遴选的规模，促进从律师到司法官的法律职业流动机制的形成。

应对政法队伍人力短缺。中央办公厅牵头，会同中央政法委组成督查组，围绕基层司法机关人才流失等问题进行督查。经中央编委批准，最高人民法院为地方法院确定五年增编四万人的计划。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招录人数有所下降，政策向中西部一些“老、少、边、穷”和条件特别艰苦的地区倾斜。

上述举措未从根本入手，收效甚微。从中短期而言，化解问题可考虑：一是整合司法资源，优化内设机构；二是完善司法官遴选制度和司法官助理制度；三是推迟法官的退休年龄；四是建立独立的职务序列和工资制度。长远而言，应建立司法官职业养成制度、从律师到司法官的司法职业转换机制，对法学教育改革进行长远规划。

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已成为中国基本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从“严”从“宽”处罚的各种情形、宽严“相济”的具体要求及工作机制的完善。但该政策的贯彻落实需继续增强可操作性，应将该政策的落实逐步渗透到具体的制度建设中。

加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实施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力争做到案结事了。同时，全国政法机关开展“涉法涉诉信访积案清理”活动和“百万案件评查”活动，各地纷纷将2010年列为“涉法涉诉信访督办年”并制定相关工作方案。

信访终结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看似可以化解缠访、重复上访等问题，但信访不可能真正被终结，在“维稳”政治任务的压力下信访更难以实现“案结事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彻底解决需从根本上改革信访制度，并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法院改革

(一)优化法院职权配置

陪审制改革。《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出台。河南省推行人民陪审团试点，各基层法院配备人民陪审团成员库，随机抽取组成人民陪审团参审，其意见在合议庭评议案件时作为参考。该试点对于扩大民众参与、减少涉法信访发挥一定作用，但缺陷明显，总体上政治考虑高于法律因素，浪漫色彩多于理性设计。

陪审制改革的整体框架可考虑：立足参审制完善，进行陪审团试点，形成以参审制为基础、陪审团有限适用为补充的二元陪审模式，或选择“竞争”胜出的模式推广。完善陪审制需考虑三大因素：化解制度固有缺陷、借鉴移植国外先进制度设计、贯彻落实司法民主。目前，可结合陪审制面临的急迫问题对陪审员的选任与管理等进行系统改革。

合议制改革。《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明确了合议庭组成方式、职能分工、内部运作、考评机制和责任分配，旨在化解合议庭行政化和虚置问题，有助于厘清合议庭内外的权责关系，强化合议庭职责。

但该规定仅完善了部分工作机制，未触及体制根源，因此并非全面和最终方案。合议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以审判组织改革为中心，涉及法院的审判管理、人事安排、职业保障等诸多方面，需要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法院内部管理机制等作为配套支撑，最终需要司法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如保障合议庭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消解司法的行政化尤其是法院内部行政化。

规范上下级法院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审议通过《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上级法院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范围与方式，对案件请示做法进行诉讼化改造，旨在纠正长期以来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的非正常关系。

规范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主要涉及法院系统自身，可作为法院改革的突破口。但该举措改革尚不彻底，未触及问题的核心。总体上，规范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应以实现各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为目标。具体举措包括：彻底废除案件请示制度、限制提级管辖和发回重审的适用、规范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司法行政管理关系、改革法院绩效考评、错案追究机制等。

建立司法巡查制度。《人民法院司法巡查工作暂行规定》出台，正式建立司法巡查制度。该制度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进行巡回检查的内部监督制度，在司法公正保障不足的背景下，短期内有助于改进法院管理、提高办案质量。

但该制度透露出中央对地方、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不信任，显示了法院系统的不自信。难获取真实信息、暗访如何运用和规范、“三不”原则与巡查目标内在冲突、巡查结果纳入考核奖惩机制不合理等问题显而易见。事实上，该制度旨在强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行政控制，与消解司法行政化的目标背道而驰，是逆司法规律而动的倒退。但期望司法巡查制度引出司法系统的纵向管理模式，将法官和法院院长的人事任免由上级法院决定。

完善审判管理机制。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审判管理办公室。地方法院改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设立审判管理专门机构，如河南省登封市法院尝试“矩阵式”司法审判管理模式；山东省滕州市法院设立审判监督委员会；湖北省秭归县法院设立审判管理局。二是工作机制方面，如山东省东营市中级法院追求无缝隙管理，建立审判质量指标体系；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积极探索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改革。

长期以来，审判管理存在部门衔接不畅，审判事务分流低效、处理不及时，考核评价体系极不合理等问题，特别是管理行政化现象严重。因此，完善审判管理涉及审判权的优化配置，优化审判职权配置也适合从审判管理的完善入手。审判管理涉及上下级法院的关系、法院内部各机构和人员之间的职责划分，故其关键在于合理界定职权，建立以审判权为中心、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制约平衡的法院权力结构。这项改革任务可行但艰巨：可行是因为阻力主要来自于法院自身；艰巨是因为任何自我改革皆缺乏足够和持续动力。

执行体制及工作机制改革。《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出台；“无执行积案法院”活动和“委托执行案件专项清理活动”持续开展；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普遍实行。

多年来，执行工作机制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但“执行难”、“执行乱”问题未能有效化解。这表明只是工作机制和方法的改进难以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深入推进执行体制改革。其中一条重要思路是设置独立于法院的专门执行机构。

死刑复核程序改革。律师在死刑复核阶段的有效介入和权利保障问题，因2010年的热点事件樊奇航案而倍受关注。作为回应，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对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权益落实的调研；年底，王胜俊提出将于2011年加快推进死刑复核程序改革。

自收归死刑核准权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控制死刑、完善死刑复核程序上做了一些努力，但该制度仍需完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化程序的参与性、公开性，改变单方、书面、秘密的复核方式，加强辩护律师和检察机关的参与，防止复核走过场，避免司法腐败。

加强涉军案件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涉军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国各级法院建立健全涉军案件审判工作组织机构，旨在全面强化涉军案件审判工作，有利于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但涉军案件与普通案件究竟有多大区别，专门加强涉军案件审判工作有无必要，值得深思。法院应坚持诉讼的平等和对等原则，注重对当事人各方权利的平等保护。

(二)落实司法为民

倡导能动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提出保障和服务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十一个妥善”措施。能动司法被置于“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的框架下，强调法院主动服务，违背了司法被动、中立的基本特征，损害司法的正当性。

长远而言，能动司法可向司法能动主义趋近。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考虑倡导一种适度、温和、渐进的司法能动主义。具体发展可分为司法权复位和司法权扩张两个阶段。首先必须促使司法权复位。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司法权的扩张：一是支持诉权的扩张；二是不断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三是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大力推广巡回审判。巡回办案的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1980年代末以后，伴随法治的成长，巡回审判逐渐淡出法院的工作重点。但近年来该制度出现复兴之势。《关于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意见》出台，强调新形势下大力推广巡回审判的重要意义，要求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策略有针对性地开展巡回审判工作。

尽管巡回审判制度的发展完善有助于便利民众诉讼、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及时解决纠纷，但实践中也出现法院上门揽案、巡回审判的时间、地点随意、受案范围不明确、审判程序不规范、特别是巡回审判经常流于形式等问题。因此，须克服上述问题，明确适用条件、受案范围、巡回时间、审判地点和基本的程序要求，加强巡回审判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

强化“调解优先”工作原则。“调解优先”工作原则有过度重视调解之嫌，可能导致权利打折、规则缺失和司法权威的削弱。但高人民法院继续强化该原则，颁布《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规定了法院调解工作各个环节。

对“调解优先”工作原则应作符合司法规律的解读，将其定位为“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基础上对柔性司法手段的倾向性选择。应将“调解优先”与“调判结合”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调解优先”是步骤，“调判结合”是手段。尽管“调解优先”对司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实践中得到一定的纠偏。

探索司法附设调解。大力发展司法附设调解等类型的司法ADR(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是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方面。广东省东莞市第二法院的实践特别值得关注，其做法遵循司法规律，实行“调审分离”，仅立案调解由立案庭法官主持，其他调解皆借助社会力量，“诉讼绿色通道”一直延伸至二审和执行阶段。尽管目前情况下法官介入稍多，但这是公民社会欠发达背景下的无奈选择。总体上，该法院在“调审分离”基础上大力发展司法附设调解，值得肯定。

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部分基层法院试点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此项试点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不具有紧迫性和普遍意义，仅对极少数行政案件较多的法院具有积极意义。行政审判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小，地方干预司法，司法公正未获切实保障，故该领域的改革应以扩大司法审查权范围、提升司法的独立性为目标。

立案信访窗口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立案信访窗口”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力图促进立案信访窗口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回应“立案难”和信访难题。但这种回应仅仅是程序性的工作机制改良而非尝试化解导致“立案难”和信访问题的深层原因。

问题的彻底解决需对症下药，并涉及司法体制的改革。例如，解决行政诉讼面临的“立案难”，需从根本提升司法的独立性；民事诉讼“立案难”的解决，需要通过禁止提高起诉门槛，杜绝“抽屉案”，明文规定相关救济与惩罚条款，修改《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有关起诉条件的规定等举措来实现。

(三)强化司法监督

落实司法公开。最高人民法院首度发布《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9)》，开展“司法公开宣传月”活动，下发《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公布100个“司法公开示范法院”，以促进司法公开。地方法院积极落实司法公开，如东莞市第二法院打造“345”司法公开模式；陕西三级法院实现裁判文书全部上网；重庆市高级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等发布系列白皮书；广州市中级法院采用网络直播刑事案件庭审等。

发布审判白皮书是司法公开一扇窗口，最高人民法院确有必要每年发布工作报告或专项审判白皮书，但下级法院不宜跟风。发布审判白皮书应作为提升司法公信的手段而非“面子工程”，应面向公众，通过媒体公开发布，并提供网络下载。司法公开的落实更体现在法院的日常工作中。未来仍需不断加强和落实，最终真正实现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公信。

推进司法廉政建设。《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和《法官行为规范》出台、司法警察警示教育活动启动等举措均可视为法院廉政建设的一部分，体现了法院推动司法廉政的努力。但这些举措效果有限，难以形成确保司法廉政的长效机制。未来应完善相应的发现、监察和惩治机制，建立正面激励机制。长远而言，应构建法官惩戒制度。

三、检察改革

(一)加强法律监督

强化刑事立案监督。《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出台，明确了刑事立案监督的任务、原则、公安机关立案的条件、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刑事立案监督的程序及其保障措施、法律文书的随案移送等事项。

该规定一定程度强化刑事立案监督，但刑事立案监督制度还需完善。要明确监督内容；建立刑事案件备案审查制；赋予检察机关立案监督调查权、程序选择权和违法处分建议权，明确违法立案的程序性制裁等。

完善审查逮捕程序。《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出台。该规定明确了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讯问的要求和重点、听取律师意见的方式等事项。

审查逮捕程序的完善体现了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环节讯问犯罪嫌疑人改革的司法化、规范化走向，较大程度上避免了检察机关书面化办案，有利于及时发现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但由于该条文操作弹性大，总体上对违法侦查的监督制约有限。未来的改革应从两大方向努力：一是以权利制约权力；二是以权力限制权力。首先，赋予公民沉默权，在侦查阶段即可获得律师帮助，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切实保障律师的权利。其次，坚持以检察权和审判权制约警察权，提升检察权和审判权的地位，弱化警察权。最后，真正贯彻落实《宪法》第五条的规定。

(二)加强对检察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

规范扣押、冻结涉案款物工作。《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涉案款物工作规定》出台。该规定对职务犯罪侦查中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的范围、程序以、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权利保护等作出明确规定。该规定有利于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透明度，防止执法懈怠和腐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是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无监督”现状的局部纠正。

但该规定的部分内容较为原则，且规定的贯彻落实仅依赖于检察机关的自觉性，因而监督效果仍有待观察。未来改革的方向是需强化当事人权利的保护，特别是从根本上考虑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如借鉴香港经验设立廉政公署。

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出台。该规定要求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的工作机制，明确了同步审查的范围、程序、重点、责任主体和责任追究，规定了意见分歧的处理方式和协商程序。

该规定有利于排除案外因素的干扰，实现职务犯罪案件刑事审判监督由“软”变“硬”，确保职务犯罪人量刑适当、罚当其罪。但该制度只是一种“同体监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改革方向上，需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尤其要制约行政权力，禁止党政部门干预司法，进而不断提升司法的独立性。此外，应进一步完善缓刑、免刑、假释、取保候审、保外就医等制度。

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全面实行。以此为契机，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管理、监督范围、程序等规则有所调整。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全面实行，一定程度有利于监督检察权，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民主。

但人民监督员制度并未突破以往的固有缺陷，只能归属于内部监督，监督效果和民主实现程度将相当有限。未来改革方向是深化体制外改革。第一，保证参与者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保证参与途径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保证监督者独立于被监督者。第二，保证监督范围的全面性和可行性。第三，完善监督程序，保证制度的独立性和顺畅运行。第四，提升监督效力。第五，配套制度的支持。

四、司法行政领域的改革

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人民调解法》是中国第一部人民调解的专门法律。该法是一部保守的法律，多数条文沿用原有规定，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倒退，也没有为将来的制度创新留下足够的空间，立法理念存在方向性误区。立法性质应定位于促进性立法，促进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尤其是促进调解组织的发展。

《人民调解法》未回应人民调解制度的纠纷解决能力低等问题。当下的人民调解是一种外生型调解和政府控制型调解，缺乏民间调解制度本应具有的内在活力。人民调解制度应从外生型调解向内生型调解转变，最终迈向社会自治型人民调解。要淡化人民调解与民间调解的区别，从半官方调解转化成真正的民间调解。“人民调解”的“人民”二字最终可以去掉，所有民间调解都是“人民的调解”。应制定统一的《调解法》，培育各类民间调解组织，鼓励试点改革。

加强律师管理。司法部下发《关于李庄违法违纪案件的通报》，让整风运动席卷全国律师界。该通报引发了较大争议，且运动出现蔓延态势。《律师事务所检查考核办法》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更大的权力，加大了对律师事务所及律师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但部分规定有超越立法权限之嫌，某些规定过于苛刻，对已处境困难的律师执业产生了消极影响。《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可视为律师业整风运动的总结性文件。

李庄案引出律师业整风运动，也引发律师执业基本权利保障的热议。保障律师权即保障公民权，保障律师权即保卫法治。律师制度的改革方向应以律师权利保障为中心。规范律师执业应采取符合司法规律的方法。长远而言，政府主导的律师监管模式应转型为律师行业自治。目前应完善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行业“两结合”的管理体制，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监管职责应逐渐从前者转移到后者。

2010年，中国司法改革进展缓慢。司法改革未触及司法体制的变动；大多数改革措施进步不大；公正廉洁执法效果欠佳；改革力度有限，步伐放缓；某些方面进一步倒退；司法体制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有增无减，司法独立性遭受更大损害。

司法改革的政治化逻辑已成桎梏。司法体制是相对独立的功能区域，属于中立性、工具性、功能性的治理技术问题。改革应去政治化。司法的归司法，政治的归政治。

司法改革越来越偏好以政治口号为司法政策。维护公平正义才是最好的司法，保障司法公正才是最大的政治。避免法律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即使“政治”问题也可纳入司法体系并彻底解决。

现代中国之能动司法 篇6

【关键词】 能动司法 司法能动主义

1. 能动司法的概念

从司法的政治社会功能的角度出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是能动司法提倡者，王院长2009年在江苏调研时指出：“我们所讲的能动司法，简而言之，就是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1]

从对司法机关行为要求的角度出发，公丕祥较早系统论述了能动司法的含义，认为能动司法有三层含义：一是能否把纠纷有效化解在基层、能否彻底消除纠纷隐患是社会评价司法的最高标准，相比之下，裁判的合法律性与规范性则是第二位的；二是司法应当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更加主动地发现、预防、解决纠纷，而不能满足于被动受理案件；三是法院不能拘泥于“裁判”这个狭隘的职能分工，只要是有助于预防、化解纠纷的工作，法院都要积极去做，包括积极开展调研、建立纠纷预警机制、提供司法建议为党委政府决策献计献策也是司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官不能只做单纯适用规则的消极的裁判者，而要充当“社会工程师”角色。[2]

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中国语境下的能动司法有其特殊背景与需求，即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在遵循法治和司法规律的前提下，基于国情、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积极有效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即法院和法官在遵循法治规律与中国现实基础上，对司法中涉及的具有宪政意义的制度问题所作的改革与创新并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3]

2. 能动司法的特征

能动司法是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多发，法制不健全、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的国情下提出的，是司法在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下对于司法需求的一种回应。表现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我国能动司法具有政治性、人民性的特征。能动司法强调最大限度地适应司法基本国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司法国情要求司法必须充分发挥法的社会职能作用。充分整合社会资源，以实现法的社会功能服务于人民群众。

其次，我国能动司法具有主动性、服务性的特征。能动司法明确指出，司法要积极主动地满足社会需求，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人民司法，为社会服务。主动性、服务性是新时期能动司法的重要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司法理念最根本的特征。

再次，我国能动司法同时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特征。能动司法坚持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但并不排除法律适用的灵活性，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能动司法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彻底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为目的，其所追求的司法效果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个案平衡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内在统一。

3. 司法能动主义概念的论争及其与能动司法的联系

司法能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国家是美国。在美国，近十年来，司法部门在政治过程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布莱克法律词典》的定义是“司法能动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涵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当司法机构发挥其司法能动性时，它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更倾向于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演变的趋势，而不是拘泥于旧有成文法或先例以防止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因此，司法能动性即意味着法院通过法律解释对法律的创造和补充。”[4]《美国法律辞典》将司法能动主义定义为“对美国法律制度中审判行为的一种见解。司法能动主义者认为上诉法院发挥着实质性的和积极的政策导向作用。司法能动主义倡导法官接受新的政策，即使是那些与既定的法律规范和先例不一致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主张法院适用自己的政策优先于那些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政策。这最鲜明地表现在法院宣告一项政府行为因危险而无效。司法能动主义还可以把法律规范延伸到给政府行为确立特定的要件。”[5]综上所述司法能动主义在西方理论界具有多义性，而区别主要集中于法官造法，违宪审查方面。

4. 能动司法和司法能动主义的区别

根据我国“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宪法和法律制定权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狭义的司法权）。”[6]鉴于在我国司法权是立法权的下位权力，所以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而且司法机关解释法律的权力在当代中国有且仅有最高人民法院享有。我国的能动司法必然基于自己的国情和富有自身特色，主张在中国语境下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以更加有效地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和中国的能动司法都作为一种司法裁判的理念，从司法裁判的角度，强调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应当根据“各种具体的条件和情况结合法官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充分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利益衡量原则下作出合法合情合理的裁判”。[7]

与美国相比，我国并不具备司法能动主义产生的宪政基础、违宪审查制度、法官职业化、实用主义法律哲学等司法能动主义适用的基本条件。在西方的语境之下，司法的能动性与政治性是粘连在一起的，能动意味着司法更高的价值追求，立法活动通常是政治性的，司法能动性与政治性两者相关联。我国的能动司法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矛盾表现出一定的突发性特征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无论是在产生的憲政基础上还是在司法国情和司法性质上与司法能动主义都有着巨大的差别。

由此，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能动司法，不同于西方盛行的司法能动主义。能动司法是在当代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立法权至上的宪政制度中提出的，它不仅是当下的司法举措，更是我国司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所必须坚持的一种司法理念。所以，区分能动司法和司法能动主义的本质内涵，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贯彻能动司法理念，更好地发挥司法的社会作用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于2009年8月在江苏法院视察调研时的讲话.

[2] 吴英姿：《风险时代的秩序重建与法治信念-以“能动司法”为对象的讨论》，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1期.

[3] 张军：《司法能动：中国语境下的选择与进路》，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6月3日.

[4] 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Henrv Campbell.Black Law Dictionar-v.West Publishine Co.6th ed.（1990），v.847.

[5] [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编：《美国法律辞典》，贺卫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

[6] 王建国：《司法能动的正当性分析》，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5期.

[7] 王建林：《司法能动的中国特色-兼与美国司法能动的比较》，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9期.

作者简介：宁洁，陕西西安人，法学硕士，西安财经学院法律系讲师。

对中国司法解释 篇7

(一)比较优势战略与中国加工贸易发展

亚当·斯密提出国与国之间需要根据产品生产的绝对成本差异进行分工,以获取贸易收益。在此基础上,大卫·李嘉图发现了国与国分工的依据为比较成本,即各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或者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赫克希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应该根据资源禀赋状况发展国际贸易———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资本丰富的国家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基本上是沿着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演进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根本原因[1]。发展中国家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本国经济,能够更快地实现经济的增长,实现与发达国家间经济的收敛[2]。国内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也印证了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正确性[3]。改革开放的政策设计基本顺应这一战略,表现为大力吸引FDI、出口导向型的优惠以及对加工贸易的扶持。中国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在于资源密集型产品,其次是劳动密集型产品;90年代以来,中国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中的地位逐渐提高,显示性比较优势逐步由资源密集型产品向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

加工贸易的突出发展显示了比较优势战略在中国的成功实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对外贸易发展迅速,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仅有206.4亿美元,而2011年全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36421亿美元,增长了176.5倍,这其中加工贸易的发展特别突出(如表1所示)。1981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6.3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5.99%,2011年中国加工贸易总额达到了13052亿美元,比1981年增长了495.3倍,占到了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47.2%。

(二)加工贸易贫困化增长

加工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带动了进出口发展、就业、创汇和吸引外资[4],也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5]。但是,加工贸易超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巨额顺差和外汇储备、贸易摩擦、外依存度过高、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引起了国内学者对于加工贸易弊端的研究兴趣,并对发挥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发展提出了质疑。如落后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永远无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6],而加工贸易结构将会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7];发展中国家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发展国际贸易,不仅很难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反而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8];粗放式增长的加工贸易给中国带来了贫困化增长的威胁[9]等。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对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国家而言,如果其贸易条件严重恶化以至于抵消掉经济扩张所带来的正效应,从而导致该国实际收入的绝对减少,就产生了所谓的“贫困化增长”(Immiserzing Growth)。由于贫困化增长通常用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来表示,来自贸易条件的实证分析佐证了中国加工贸易贫困化增长倾向。如商务部国际市场研究室研究表明,1993～2000年我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10]。此外,大量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等[11]。

(三)理论黑箱

研究认为,贸易条件恶化通常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出口产品的特性,如以低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12];二是产业结构问题[13];三是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化,出口价格下降和进口价格上升是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9][11];两国对不同商品的相对偏好和相对人口比例的大小也是影响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14]。总体而言,进出口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是贸易条件恶化的根本原因,但是进出口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与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并没有直接关联。

加工贸易发展究竟如何影响贸易条件恶化?学术界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从逻辑上讲,任何经济现象都满足经济学的供需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中国比较优势战略不会直接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化,而应该首先作用于世界市场相对供需状况和竞争格局,影响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进而恶化贸易条件,但是加工贸易发展如何作用于市场供需和竞争格局,学术研究目前对此尚未做深入分析。加工贸易发展与贸易条件恶化关系之间存在着一个理论黑箱。

虽然加工贸易发展与贸易条件恶化的作用机制不明确,但是加工贸易发展所带来的经常项目差额剧增却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它导致了外汇储备剧增、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和外贸争端加剧[15][16],人民币升值会影响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而外贸争端则引起出口厂商为争夺同一国外市场而低价竞争,这都影响了进出口商品价格。而进出口商品价格是导致贸易条件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加工贸易发展与贸易条件的间接关系是否通过经常项目差额来体现?经常项目差额、加工贸易与贸易条件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往文献分析就是忽略了加工贸易对于贸易条件影响的中间作用机制,形成了理论上的黑箱。如果存在中间传导媒介,那么经常项目差额应该是加工贸易与贸易条件的中间变量,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进行论证。

二、理论模型

来自经验的事实证明,加工贸易发展与外贸顺差直接正相关。因此,为了解开加工贸易发展与贫困化增长的理论黑箱,必须首先了解经常项目差额与贸易条件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下面将通过构造一个两国模型来推导。本文的模型是在克鲁格曼(Krugman)[17]关于国际要素流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的,借鉴了其两国、两种产品的框架;与他们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着力点在于分析国际要素流动对要素价格的影响,而本文则基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从而探讨经常项目差额与贸易条件的关系。

(一)模型假设

假设1.有Home和Foreign两个国家,都生产两种产品Cloth和food。之所以做这样的假定,一方面是因为两国、两种产品的分析框架是国际经济学研究文献中一般性的处理方式,如克鲁格曼[17]以及克鲁格曼(Krugman)与奥伯斯法尔德(Obstfeld)(2002)等;另一方面不失一般性,我们假定这两种产品是Cloth和food。

假设2.Home生产Cloth更有比较优势,Foreign生产Food更有比较优势。因此Home出口Cloth而进口一部分Food;Foreign反之。

假设3.两国的生产要素供给大致相当,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假设4.无关税,不考虑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

假设5.实行市场经济,且短期无科技技术进步。

(二)基本模型

由国际收支平衡表,我们有

于是Yd=YS

(I-S)为投资储蓄差额,(G-T)为财政赤字,(X-M-Rf)为经常账户差额。

又因为S=Sp+Sg

且根据国际经济收支表

有△C+△K+△R=0(忽略统计与遗漏项目)

△C为经常账户差额,△K为资本项目差额,△R为储蓄资本增减额

所以本国进口:PF(DF-QF)

出口:PC(DC-QC)

邻国进口:PC(DC*-QC*)

出口:PF(DF*-QF*)

由于仅仅是两国模型,则本国的进口等于邻国的出口,本国的出口等于邻国的进口,即有

那么本国的

ΔC=出口额-进口额

即本国的国民总产值减去总消费。

令PCQC+PFQF=VHPCDC+PFDF=CH(H为本国的home的略写)

于是ΔC=VH-CH

且RS=RD(最终会达到静态均衡)

而我们知道ΔC=VH-CH=(VF+VC)-(CF+CC)

现在我们假设本国与邻国由于经济水平存在差异,在消费需求上有一个比例关系γ(γ1,γ2);在生产率上也有一个比例关系α(α1,α2)

于是由(2)和(3)

RS(H)、RD(H)分别为本国的C产品的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

则由(4)和(5)推倒出

又(1)式

结合以上

RS两边同时乘以π得

又由(7)式得到

同理得到

经过以上推导,我们可以发现在满足模型假设的条件下,经常项目差额与世界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及本国贸易条件存在函数关系。那么,经常项目差额与贸易条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经过归纳,本文认为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如

即经常项目差额将会首先影响世界相对供给RS和世界相对需求RD,进而影响贸易条件π。

(三)经常项目差额与相对需求

根据静态均衡原理,RS=RD。

且根据(10)式,我们有

因为VC,CC,α*,γ*均为常数,或常数因子,且VC-CC>0,

则(11)式可简化为

因为(相对供给不变时,相对需求越大,相对价格越高,如图1所示。)

所以,即ΔC与RD成反向关系。

(四)经常项目差额与贸易条件若令π=f(RD),

令P(RD)=RDf(RD),且静态均衡时有VC-CC=0,则ΔCP(RD)=k1。

将π1、π2、π3与RD,RD与RS,RS与π的关系结合起来,得到图2,并可推导出ΔC与π图[18]:(1)一国商品出口必须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2)该国必须是一个贸易大国,这样其大幅度的出口扩张必然导致该国贸易条件的恶化;(3)世界上其他国家对该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很低,这样该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将十分严重;(4)该国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贸易条件的大幅度恶化才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绝对下降。例如,我国2007年外贸依存度一度达到67.61%、2011年外贸规模达到36421亿美元,考虑到我国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等,我国粗放增长的加工贸易发展满足以上4个条件。因此,本文认为,从理论上讲,经常项目差额与贸易条件存在反比例关系,经常项目差额对贸易条件有反向作用机制。到底现实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关系?本文将进行实证研究,从经验上论证。

三、实证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对于黑箱的解释,选取1990～2010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中国经常项目差额作时间序列分析。

(一)数据说明

一般认为,中国实行与国际接轨的外贸体制始于1989年,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990～2010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NBTT)和经常项目差额(SUR)。其中价格贸易条件采用的是拉斯帕尔斯公式(Laspeyres aggregative formula),即P=(Px/Pm)*100,其中Px、Pm分别代表观察期内一国的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它表示一国每出口1个单位商品所能交换到的进口商品数量。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NBTT大于1,表示商品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反之,则意味着商品贸易条件出现恶化。以上数据整理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参考了张建华和刘庆玉[13]的计算数据。

经常项目差额(SCUR)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历年公布的《中国历年外汇储备》数据整理而得,并通过公式(Xi-Xmin)/(Xi-Xmax)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中Xi、Xmax、Xmin分别为SCUR中的第i个、最大值和最小值数据。

(二)平稳性检验

为了保证三个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的,我们采用单位根检验方法中的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J检验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要检验的数据均具有时间趋势及截距项,所以选取检验单位根的普通原理模型为:

其中Yt是待检测的时间序列,εt是白噪声,检验的原假设H0∶δ=0,即序列不平稳,原序列有一个单位根;备选假设H1∶δ≠0。借助于eviews7.0软件,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表明,NBTT和SCUR两个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需要做差分处理,以确定其单整阶数(见表3)。

表3的检验结果表明,NBTT、SCUR经过一阶差分处理后的数据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证明数据是平稳的。所以,DNBTT、DSCUR有着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三)协整关系检验

如果所考虑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且某种线性组合使得组合时间序列的单整阶数降低,则称这些时间序列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通过协整关系的估计检验,也就度量了经济系统中长期的均衡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注:迹检验统计量、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均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针对NBTT与SCUR可能存在的协整关系,假设模型如下:

借助于eviews7.0软件对(2)式进行参数回归,得到结果如下:

这个结果表明,经常项目差额变化一个单位,贸易条件将恶化0.923个单位,经常项目差额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非常显著。因为D.W.值偏离2较远,这个结果显示可能存在序列相关性,需要进一步做误差修正模型。

(四)误差修正模型

得到协整的长期均衡关系后,通过建立包括误差修正项(ECM)在内的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模型的短期动态特征。

其中,α1、α2、λ分别为非零系数,εt为白噪声序列。对(3)式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下:

从误差修正项系数估计值λ=-0.235可以看出,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235的调整幅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进一步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残差分析,诊断结果如表5所示。

表5表明,误差修正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自相关性、异方差性和条件异方差性。

对残差进行自相关和偏自相关检验,显示在95%的置信区间内误差修正模型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和偏自相关。

四、结论

1.加工贸易发展带来了贫困化增长的危险,但是加工贸易发展究竟如何影响贸易条件恶化,学术界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从逻辑上讲,任何经济现象都满足经济学的供需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中国比较优势战略不会直接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化,而应该首先起作用于世界市场相对供需状况和竞争格局,影响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进而恶化贸易条件。来自经验中的事实告诉我们,加工贸易与外贸顺差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关系。从一个大胆假设的角度来看,经常项目差额可能是加工贸易与贸易条件关系的中间变量。我们接受加工贸易导致经常项目差额增加的事实,而从经典理论模型推导中验证了经常项目差额对于世界相对需求的负相关关系以及经常项目差额如何影响贸易条件的作用机制。

2.经常项目差额对贸易条件的作用机制:本文认为经常项目差额是加工贸易发展导致贫困化增长的中间变量,经常项目差额的增加改变了本国产品的世界相对需求,本国进出口商品市场的供需状况发生改变,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随即改变,从而恶化了贸易条件。经常项目差额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使得本币升值,相对影响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加剧了贸易条件的恶化。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有供需失衡及所导致的市场竞争、汇率升值所导致的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变化两个作用机制(如图3所示)对价格贸易条件发生作用,导致贫困化增长倾向。

3.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的观点。从长期来看,经常项目差额变化1个单位,贸易条件将恶化0.923个单位,经常项目差额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非常显著。

对中国司法解释 篇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条法治道路, 这条道路既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法制”, 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特色”主要体现为: (1) 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社会属性, 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2)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政治保障,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功绩所决定的; (3) 这条法治道路是将“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高度统一的一条法治道路,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而法律在我国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人民意志的, 这条法治道路统一于人民民主, 旨在充分保障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的权利; (4) 这条法治道路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扬弃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法治文明成果而形成的一条法治道路, 因此我们的法治道路既有重视“情理法统一”的色彩, 也有注重“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统一的趋势。在司法领域, 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司法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并重等。

二、司法改革与司法规律的内在关系

司法改革与司法规律关系密切,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体现, 当司法实践的发展需要变革一些司法制度时, 司法规律就在无形之中支配着司法改革。而司法规律对司法改革有着方向标的意义, 司法改革必须遵循司法规律, 违背司法规律的司法改革难以取得良好成效, 尊重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一)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

司法改革的发生是伴随着司法体系内部矛盾和司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变化而发生的。司法规律要求司法活动必须符合时代之发展要求, 当司法活动不能实现司法公正之目标时, 就需要改革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设计。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

(二) 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依据。

司法规律具有客观性、必然性,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司法改革要尊重实践, 要参照司法规律, 绝对不能纯粹“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在司法改革过程中, 司法规律是一个重要依据。

(三) 司法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遵循司法规律。

中国司法改革的不竭动力不是理论探讨, 只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需求才是司法改革、政策变迁与法治建构的核心变量与最重要的驱动力。而司法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司法改革是否尊重了中国国情下的司法基本规律, 是否尊重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现实。

(四) 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的方向标。

司法改革不是茫然的改革, 而是朝着回归司法本位的方向, 司法规律就是司法改革的方向标。司法规律支配下的司法权属于国家, 是中央事权, 是按照司法自身的属性在运行, 不会出现“地方化”“行政化”等情形, 司法改革就是要朝着遵守司法规律的方向改革。

三、司法规律视域下司法改革的现状与完善

(一) 司法规律检视下的司法改革现状

1.“司法行政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规律要求的是司法发挥司法而非行政应有的价值, “让司法的回归司法, 行政的归行政。”不可否认, 从我国法院设置、法官级别设置到法院权力之运行无不带有行政化色彩。本轮司法改革最突出特色是”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 这被认为是剑指“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色彩浓重带来的不仅仅是司法的错位, 更严重的是产生的冤假错案及其带来的群体性价值迷失。

2.“司法地方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权的地方化使得审判权行使过程中容易受到地方党政机关的不当影响、干预甚至操控, 作为审判组织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有时需要请示上级法院或层层报批来抵御这种压力。本轮司法改革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管, 这项举措在理论上的初衷在于去地方化, 但是再在实践中或许会加剧地方化的隐忧。

3. 司法公开与司法规律

司法公开是确保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司法改革中关于司法公开的范围尚且有限, 对于司法公正所需要的公开化远远不够。司法公开是为了确保公众更好的监督, 监督的缺失必然导致公正的折扣。王晨光教授认为“司法权的专属性、定纷止争的功能和追求正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司法活动必然要遵循司法公开的原则;其内在规律也揭示了司法公开的必然性。”

4. 司法职权配置科学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既无强制, 又无意志, 只有判断, 且为实施其判断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司法权的配置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权的运行及其结果。目前司法实践中中国尚未真正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现代司法体制, 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是“流水作业”, 未真正实现“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权力制衡原则”“避免利益冲突原则”。审判管理和司法行政管理中对司法规律的把握和遵循还不够。

5. 司法职业化、民主化与司法规律

近年来的两种司法改革路径中“侧重解决问题的”主张司法应该民主化, 以“马锡武审判方式”为历史蓝本, 以法庭下乡为现实样本;侧重“按司法规律办事的”则主张司法应该职业化。司法改革的现状中关于司法队伍职业化进程也是在不断推进的, 此前退伍军人转业进法院的现象已经得到纠偏。对于司法民主化是否有违司法规律, 笔者以为应该辩证看待, 司法民主化不等于司法的政治化和去专业化, 更不等于一味的迎合民众司法情绪而丧失司法应有的理性, 从这个层面讲, 司法民主并不违背司法规律。

6. 司法能动与司法规律

在和谐司法的呼声中, 在问题导向大和解的背景下, 中国司法改革中曾一度出现了“能动司法”的动态。能动司法观是改革者为了解决转型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司法资源匮乏的张力而提出的, 初衷在于司法机关积极主动甚至提前介入矛盾纠纷以更好的化解纠纷、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殊不知中国的能动司法在实践中被变异为“司法盲动”“司法乱动”“司法权的滥用”等现象。显然这是有违司法被动性的。也正是因为有违司法规律, 司法能动在中国司法改革的阵地中仅仅是昙花一现。

(二) 辩证对待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

司法规律对司法改革的要求还体现在:辩证对待司法与行政、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 不能本末倒置。司法规律要求实现的是司法与行政各归其位, 各司其职。司法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桥头堡, 重大行政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司法改革的目标在一国往往与该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改革目标的行政化, 比如司法改革是否应该以“服务大局”为首要目标,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司法就应该作出“司法大和解”的现实回应, 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在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中, 我们应该看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势必会影响到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改革的深化也会带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司法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重要体现。一切行政改革应该法治化, 一切司法改革的推进则不应该行政化, 行政化的司法改革本身就难以祛除司法行政化的诟病, 权威与公正更是无从确保。

(三) 司法规律前提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建议

司法规律对于司法改革成败得失意义重大, 基于中国当前司法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今后应该遵循司法规律深化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笔者以为, 司法规律前提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应该从以下着手:

1. 司法规律与中国特色相统一

司法规律具有普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区别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司法规律不仅仅适合西方国家, 它也应该适用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司法规律在中国的不适用或变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更好的保障司法人权价值目标的实现。中国传统的行政权大于司法权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应该得到改革, 行政权高于或大于司法权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司法的特色, 遵循司法规律, 今后应该处理好的中国特色是: (1) 积极改变党对司法的领导方式, 破除“党大与法大”的理论陷阱; (2) 做强做大做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祛除人大的个案监督; (3) 破解“维权”与“维稳”的对立, 促进权利保障前提下的社会稳定; (4) 努力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 减少“信访不信法”的怪象。

2. 司法体制与行政体制相一致

我国单一制的国体决定了不可能存在西方三权分立与制约平衡,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自然不会存在西方的那种绝对的司法独立。遵循司法规律下的司法体制改革不是违背本国国体与政体的改革, 而是在尊重现行国体与政体的前提下, 逐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也不是“头痛医头, 脚疼医脚”, 而是在科学理性的顶层设计之下, 改革那些不适应时代发展、不适应人民之需、不符合司法价值与属性的具体制度。

3. 司法模式与司法规律相统一

司法模式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是不同的, 中国的司法模式更类似大陆法系, 带有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线条流畅、诉讼效率高。这样一种诉讼模式并不意味着与司法规律相冲突, 司法在实践中应该追求效率与公正, 以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为例,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当是一种具有较高诉讼效率的诉讼架构, 只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程序能够得到切实遵守, 完全可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高效率, 根本没必要搞普通程序简易审这种不伦不类的改革。”因此, 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应该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更应给本国司法模式以关怀, 将本国司法模式与司法规律有机统一起来。

4. 把握并遵循法治规律

司法是法治的关键环节, 司法的改革必须遵循国家治理与法治发展和运行规律。具体而言,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要遵循以下三个基本的规律: (1) 要遵循国家治理规律, 理性把握法治的作用和功能, 将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2) 要遵循法治发展规律, 做到政府推进与社会演进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创造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路径相结合。 (3) 要遵循法治的运行规律, 合理配置法治主体的结构, 努力提高法治结构的功能, 积极推进法治功能的强化和转化。

四、结语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不是中国封建法制的延续, 不是本土资源的沿袭, 更不是西方法治的完全移植, 同样, 中国的司法改革不会完全参照西方来改革, 更不会以封建法制为皈依。中国的历次司法改革, 改革内容越来越多, 程度在不断深化, 而本轮司法改革不单单是问题导向, 也不是纯粹的遵循司法规律, 而是将中国特色的国情与司法规律有机统一, 这也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真正需求。司法规律检视下的中国司法体制仍旧存在问题,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 中国司法体制将会日趋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浅谈中国网络司法拍卖制度 篇9

2012年7月,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法院将一辆宝马730轿车推上淘宝平台进行司法拍卖, 该车估价为25.08万元、起拍价19.99万元, 最终以33.09万元的价格被吉林辽源的网民拍得,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互联网司法拍卖的热议之潮。

随着司法拍卖的法院主动权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中被认可, 各界争论渐渐平息。该新模式仍然存在争议和缺陷, 笔者认为在其沉静之后更需要在理论上反思并在实践中完善。

二、网络司法拍卖理论分析

(一) 法律修订过程的制度倾向

淘宝司法拍卖引发的最大争议在于拍卖主体性质和合法性问题。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23条和第226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规定交由关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此次立法正式确立了法院的强制拍卖权, 且以法院自行拍卖为主。随着1997年拍卖法生效, “委托拍卖”成为了原则和主流。2004年, 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托拍卖的相关规则又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指出“人民法院拍卖被执行人财产, 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拍卖机构进行, 并对拍卖机构的拍卖进行监督。”法院在司法拍卖过程中的监督职能得以体现。2009年8月24日最高法院审委会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则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于拍卖机构的管理与监督和采取公开随机的方式选定。从2004到2009年的法律变更, 可以看出法院对于司法拍卖的监督不断强化, 究其原因则在于司法系统中的拍卖环节层出的暗箱操作和法官腐败问题。直至2012年1月1日, 最高院《若干规定》正式实施, 首次提出了网络司法拍卖, 通过“四个统一”, 即“统一管理部门、统一资质标准、统一随机方式、统一拍卖场所”, 应对司法环节出现的问题。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第247条明确规定:“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 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不适于拍卖或者当事人双方同意不进行拍卖的, 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关单位变卖或者自行变卖。”此次法律的修正, 无疑使得网络司法拍卖的主体得以合法化, 为法院自行组织拍卖实现正名。

从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出台至今, 司法拍卖的主体从伊始的法院发展为其后的拍卖机构, 如今又再次回归到了法院, 其背后是对于在司法拍卖过程中滋生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思和改正。从法律变化的背后, 可以发现在传统的司法拍卖发展过程中, 司法腐败问题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和根本性的解决。自2012年法院依托网络司法平台, 形成法院系统内部与外部利益的隔离带, 再次收回了司法拍卖的主权, 而司法拍卖更是呈现出实现网络化的倾向。

(二) 司法拍卖的价值导向

1. 利益

法的整个运行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各种利益进行平衡、选择、取舍, 并通过权利和义务对这些不同利益进行权威性、规范性调整的过程。司法拍卖作为司法环节中重要的利益分配链, 增强分配环节的透明度, 减少过程中的资源损耗, 是实现公正的最有效路径。

其一是解决佣金与竞价问题。在传统的司法拍卖中, 拍卖公司都要收取3%到5%的佣金费, 而这些佣金均需要由当事人负担。而淘宝网络司法拍卖, 没有拍卖公司参与, 实现了零佣金, 大大降低了当事人的拍卖成本。同时又利用淘宝网络的知名度, 促使竞价更加充分, 促进涉诉资产得以变现。

其二是设立利益监督机制。在传统的司法拍卖过程中, 由于竞拍监督机制的不健全。竞拍集团利用其社会力量, 暗中操纵拍卖过程, 使得当事人的利益难以实现。而在系统内部中, 法官暗中操作现象也屡见不鲜。在司法拍卖实践初期, 法官权利集中, 滋生大量腐败现象。淘宝司法拍卖中, 淘宝仅作为一个中介平台, 所有流程都由系统自行操作, 包括身份认证、保证金缴纳、竞价在内的环节, 人工无法介入, 并不存在一个法院和淘宝的可视“后台”, 且竞买人的信息实行保密, 竞买人只能以代码形式出现, 竞买人的身份信息并不公开, 从而防止串标等行为, 实现安全和透明化的交易。

2. 效率

司法拍卖不仅追求公平的程序, 也在于对效率的追求。在司法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 现代化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驱动, 鞭策着法律执行高效化。以宁波为试点的淘宝网络司法拍卖模式为例, 其本质即为利用淘宝网的电子商务平台形成与司法拍卖的联姻。淘宝网以其成熟的运行模式与稳定的受众群体为司法拍卖提供了良好的程序和实质性保障。例如竞买人只需要拥有淘宝账号并缴纳保证金即可参与司法竞拍;利用互联网的可视性, 法院委托专门制作人员对竞拍的标的物的基本情况进行视频制作, 使竞买人对物有直观详细的了解;竞买人只需要登录网络界面即可浏览拍品, 打破传统标的物信息滞后的局囿等等。总而言之, 在信息变革时代, 利用互联网技术, 提高司法拍卖效率, 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改革的必经之途。

(三) 实践创新推动法律改革

立法过程是对于司法实践的总结。法律的产生具有天生的局限性, 要求其紧密联系社会现实, 笔者认为网络司法拍卖的创新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司法实践推动立法改革。立法上的创新需要从司法实践中寻求经验支持, 司法拍卖网络化的改革之路就是一个典范。回溯司法拍卖网络化在浙江的历程, 2012年初由省高院牵头提出了试点项目, 宁波法院首先试水, 从宁波北仑法院到浙江省的广泛推广, 实践的速度超出预期。但问题随之而来, 众多拍卖行的矛头直指司法拍卖淘宝化网络化不合法, 理由就是根据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对于人民法院的执行的规定认为人民法院自主拍卖不合法。2012年《民事诉讼法》大修, 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司法拍卖网络化的实情与其进步性做出了修改。由此观之, 司法实践的合理创新正是立法创新的基础, 正是这样的创新带动了中国司法的进步。

第二, 立法确立带动司法创新。随着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 法院的自主拍卖权正式确立, 重庆模式、上海模式、浙江模式等网络司法拍卖形式逐渐成为了全国各省市学习的典范。笔者在采访宁波市中院的执行法官时其表示北京及北方诸省市均前往学习, 在全国范围掀起一股司法拍卖网络化的司法改革浪潮。司法创新是司法改革中重要部分, 司法拍卖网络化是中国司法改革中重大创新之一, 传统民事诉讼中“执行难”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不仅惠及当事人, 也带给中国司法革新以新思维与新方向。

三、结语

司法拍卖网络化在浙江已经走过了两个年头, 从起初实务界与理论界大讨论再到《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确立, 再到实务界停止争论, 转而完善制度本身。理论界并未停止对司法拍卖网络化的讨论, 传统的司法拍卖的诸多问题在新制度下依然存在, 不仅仅关系到司法制度本身, 也关系到司法程序的公信力。所以讨论司法拍卖网络化依然有很强的必要性, 也希望这一制度能够在“依法治国”的环境下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

[1]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法院自行拍卖是否鸠占鹊巢[N].人民法院报, 2012-08-17 (2) .

[2]冯娇雯.网络语境下的司法拍卖[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2 (4) :52-54.

[3]百晓锋.我看浙江法院试水网络拍卖[J].中国审判, 2012 (09) .

[4]廖鸿程.对浙江法院试水网络拍卖的几点看法[J].中国审判, 2012 (09) .

中国反垄断司法实践反思 篇10

反垄断法在美国被称为“自由企业大宪章”, 在德国被称为“经济宪法”。向来有“市场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 在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中, 是确保市场规则的最重要的一部法律。然而, 在中国, 这部大法为什么遭到5年冷遇?突然发威又意味着什么?在一个正在努力从空白中完善市场的转型经济体中, 反垄断法遇到了哪些“中国问题”?

一、裁定反垄断行为的制度设计问题

在许多国家或地区, 反垄断法都有一个明确的执法部门, 韩国是公正教育委员会, 中国台湾是台湾公平教育委员会。但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地区由一个机构裁定反垄断行为的制度设计不同,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这三个部委都能挥舞这根大棒。与价格有关的反垄断执法是由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主要负责, 经营者集中的调查是由商务部反垄断局主要负责, 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管剩下的部分, 这样就形成了“三龙治水”的局面。

三龙治水的局面, 会使一些案件的执法陷入尴尬。比如:价格的执法权属于发改委, 而非价格的执法权属于工商总局, 但有时候一个案件既有价格的事情, 又有非价格的事情。湖南的新车保险垄断经营案, 两方面都有涉及, 最后发改委处理了, 工商局也处理了。三家机构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交叉, 不能形成统一意见, 但又都不愿意放弃各自的权力。

二、执法信息不透明

由于反垄断案件处理的特性, 主管机构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反垄断执法的案例均例行公开, 公众可以随时进行详细查询。而在中国, 由于信息披露并不完善, 如何使用这些自由裁量权, 外界无从得知, 这样就会造成各种质疑与猜测。自从反垄断法颁布以来, 对中国反垄断执法是否针对性执法——针对外资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质疑就一直不断。

比如, 发改委制定的《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就规定经营者主动“举报”并提供重要证据的, 可以酌情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第一个“举报”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二个可以按照不低于50%的幅度减轻处罚, 其他的可以按照不高于50%的幅度减轻处罚。因为信息并不透明, 这些自由裁量权是如何被使用的, 外界无从得知。

三、政府依然很强大, 市场依然比较弱

虽然, 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被调查者享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救济手段, 但在主管机构的强大气场中, 几乎没有企业敢提出异议。另一方面, 反垄断机构人员紧缺。目前,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这三家反垄断工作人员加起来不足百人。我国以如此少的人手, 处理如此多而且复杂的反垄断事务, 也令外界颇为担心。

四、反垄断道路上的中国式难题

在转型期的中国, 反垄断的真正难题在于庞大的国企群, 尤其是强势央企。2011年由发改委反垄断局发起的电信联通反垄断案是被被官方公开的唯一一起针对央企的反垄断案件。但是, 这起国字头央企反垄断案却遭到被调查者的强势反击, 其通过下属《中国邮电报》等媒体连续发起对发改委调查的质疑, 也令这个案件至今尚未结案。这个案例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很明显。目前, 三家反垄断行政机构均为司局级, 而这些强势央企往往都是部级, 让一个司局级的单位去调查一个部级单位, 本身存在很大的难度。当然, 在中国这样一个并非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土壤里, 要移植一部市场经济的法律, 会遇到很多嫁接问题也在所难免。

五、结语

面对中国反垄断道路上的种种难题, 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首先, 要建立一个信息披露的固定机制和程序, 要保证信息披露和披露的充分性, 加强对执法机构自由裁量权的监督。通过这种机制要非常充分地表达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以及政府对于市场进行干预的理由。信息披露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法律权威性的体现。

其次, 需要更加注重司法的救济程序。目前在我国反垄断法的框架下, 执行机构的裁决有可能形成终极裁决。另外, 对于反垄断法的接受方, 法律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上诉或者申诉的司法程序, 没有给需要救济的人提供非常明显的可供救济的渠道和程序。

摘要：反垄断法向来有“市场宪法”之称, 是确保市场规则的最重要的一部法律。然而我国反垄断法颁布至今, 前五年却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直到2013年才猛然发威。在中国, 这部大法为什么遭到5年冷遇?突然发威又意味着什么?在一个正在努力从空白中完善市场的转型经济体中, 反垄断法遇到了哪些“中国问题”?

关键词：反垄断法,制度设计,信息披露

参考文献

浅谈当代中国司法之独立 篇11

关键词：司法独立 舆论监督 体制

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機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0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一、司法独立的内涵

司法独立，主要包括检查独立和审判独立，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司法原则之一，是司法公正的保证, 也是公民自由的保证。

何谓司法独立？简单来讲，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时，以法律为依据，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涉。试想，如果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不分彼此，立法者、司法者、行政人员便会是同一人或者同一群体，当公民的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我们靠什么来保障公民的生命及自由，我们所谓的法律监督是否还会发生作用。

二、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法律工作者，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无论是作为立法者，还是司法者或执行者，都会受到自身主观方面的影响，都会受到自身情绪的干扰，并不能一直秉承客观公正。要想确保司法独立，就需要进行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而舆论监督就是社会监督的一种。

（一）舆论监督对司法独立的积极意义

1、有利于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

舆论监督的存在，能够使公民及时正确的了解国家司法权力的行使和运作，能够确保法律的实施曝光在社会公众面前，防止司法机关之间互相干涉，这是对司法人员行使司法权的一种牵制，使其不敢存有枉法之心，能够真正依法公正处理案件，实现司法公正。

2、有助于促使错误裁判得到纠正。

如果司法不独立，不公正的裁判就会时时刻刻出现。对于此，舆论从来都是毫不留情的予以曝光，知情公众也从来不吝啬对于不公正裁判的愤慨及批评，这对于司法机关来讲是一种极大的社会压力。压力之下，司法机关即使面对上级压力或者行政干扰，也会及时作出更正，以真正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3、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加快廉政建设。

我国的司法体制还不健全，法院上下级之间，同级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都存在着某些影响法律公正实施的因素。比如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施压以影响对某一案件的裁判，就是常见的一种现象。舆论监督的存在，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此类现象的出现，减少司法腐败，推进国家廉政建设的快速发展。

舆论监督是一种全民的广泛的监督。利用好这一力量, 对于我国目前司法改革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舆论监督对司法独立的消极影响

过度的舆论监督会影响公正裁判。

法律的公正实施，需要的是一个客观的环境和司法工作者客观的态度，在审理案件时，法官只对法律负责, 对外界的批评意见有采纳和拒绝的自由。

舆论监督的过分行使，对于司法的独立性，是一种反作用的存在。人情与法理，不可兼得。然而普通公众却不以为然，总是以自己的道德观念来评价某一法律结果的出现，当其发现这一结果违背了自身的道德观念时，便会群起而攻之，舆论造势，也即所谓的民愤，地方司法机关有时会迫于形势，不得不违法更正裁判结果。这时，公众是满意了，但是法律的权威与法律存在的价值，却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为众所周知，所谓民愤不过是民众基于自己的认识而对某一事件或个人形成的强烈看法，不足以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

三、司法独立的困境及解决途径

（一）党组织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太过深远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发现地方党委直接插手干预司法机关的司法工作，尽管现在这种现象已大为减少, 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向党委请示或接受其指示，这种做法严重干扰了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对此，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党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司法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二者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统一的。认识到这一点，在实际工作中，各级司法机关要正确处理与党组织的关系，从根本上保持自身的司法独立。

（二）行政机关对司法工作的影响

历史上，中国行政司法一体的制度沿袭了几千年，行政干预司法成为一种必然，直至今天这种影响依然存在。比如，当前我国人民法院的财政权在地方政府控制之中，要法院保持司法独立，很难很难。司法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一定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预造成的。

如果希望司法机关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就需要在全国司法系统内实现财政独立，使法院的财政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真正确保司法独立的实现。

（三）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淡薄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法律也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由于我国法律教育的落后，人民群众对待各种事件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自身的道德观念出发，以道德标准去衡量法律的实施，当法与情不合，便会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此时司法机关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偏离公正。

对此，我们只能通过在全社会进行有关树立、维护司法机关权威，尊重、服从司法机关决定的法制教育来加以改善。

（四）司法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法律的公正，一是需要制度的保障，二就是要求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必须达到标准。然而，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法律教育的相对落后，导致了很多在司法机关从业的人员，法律素质不是很合格，在对待某一问题时，容易被自身情绪影响，容易主观臆断，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法律的不公正。

要想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对已经从业的司法工作人员进行深度的培训，加强个人的学习，从而提升自身素质；二是在司法机关招收新的工作人员时，严格把关，录用高素质的法律人才。

四、结语

司法独立是一个国家是否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坚持我国司法的独立性，在合理运用舆论监督的基础上，保证舆论不会影响到司法的独立，同时，加强司法制度改革，提升司法系统的独立性，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加快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参考文献：

[1]谭世贵.论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J].中国法学.1999,( 4)

[2]车英.论大众传播与舆论监督的应有功能[J].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6).

[3]参见依法治国与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纪要中贺卫方发言[J].法学研究.1999, ( 4)

[4]信春鹰等.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151.

[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

对中国司法解释 篇12

关键词：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

2010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于2010年8月13日施行以来, 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据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介绍,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 经过三年多的调研起草和充分论证, 而且该司法解释共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 共19个条文,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研和论证, 区区19个条文为何能引起如此之大的争论呢?下面笔者就个别条文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 第十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 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 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 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 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 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 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 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 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虽然对其余某些条文的规定我个人也不是十分认可, 可对该条的意见最大, 我认为这条规定完全没有考虑到大部分女性的权益保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司法解释, 法律解释的一种, 属正式解释, 是司法机关对法律、法规的具体应用问题所做的说明。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解释, 对下级法院通常具有约束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违背宪法与法律的司法解释无效。根据上述定义, 我们可以这样狭义的理解《婚姻法》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具体应用问题所做的、对下级法院具有约束力的解释, 当然同其它司法解释一样, 不能违背宪法和法律 (这里的法律当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换句话说, 就是全国各地的法院在审判离婚诉讼案件的时候都要以此解释为准。针对该条文, 曾有不少拥趸者认为其可以改变中国目前的婚恋观现状, 大幅减少“傍大款”现象的出现, 可以改变青年人的择偶观, 首选由“富二代”变成“潜力股”。虽然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 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女, 但大多数的青年人在选择终身配偶的问题上还是出于感情因素考虑的。婚姻除了有海誓山盟的爱情以外, 还包含了太多的“穿衣吃饭”问题, 即使是时下最为流行的“裸婚”, 也逃不开衣食住行。尊敬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各位专家, 你们是否忽略了一个问题, 尽管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由来已久, 但现实生活中, 男女地位根本就没有做到真正的平等, 男强女弱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 诚然男女身体状况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但男女在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差别对待, 女性所遭到的性别歧视, 我想并不是完全是身体差异原因造成的吧。当然,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 第十条并未规定性别问题, 只是对事不对人的规定, 肯定有人会说, 那就女方买房子呗, 离了房子也归女方。中国幅员辽阔, 地大物博,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这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学就被老师灌输的思想, 很多人至今仍以此为我们的祖国感到光荣。男女不平等也是我们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的体现之一。同理, 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传统方面, 很多地方都是男方家出钱买房子, 女方家负责装修以及用各种家用电器和家具把男方出资所购房屋填满, 就好比绝大部分家庭的孩子生下来就随父姓一样, 对于这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在司法解释三出台之前没有多少人去质疑它。没有人把买房子的压力强加给男方, 这只是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来的一种风俗而已。所以司法解释三的第十条规定实际上就是为男性的出轨扫平了障碍, 使相对出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绝大部分人都是抱着过一辈子的态度才结婚的, 不过理想归理想, 现实是现实, 当夫妻二人感情没有问题的时候, 一切都好, 一旦两人出现矛盾, 且当矛盾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 就该“算账”了。

试想一下, 一对夫妻, 按照惯常方式, 男方家于婚前交付首付款, 以男方名义贷款购买了一套房子, 女方负责装修, 买家具, 婚后双方共同还贷, 如果产权登记于男方名下, 婚后共同生活了10年, 两人过不下去了, 必须离婚, 比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这套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先由夫妻二人协商而定。如果协商不成, 法院要判房屋归男方所有, 未还清的贷款也归男方。当然, 最高法院的专家考虑到了共同还贷的部分, 还规定了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 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 也就是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 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我国偿还房贷的方式有两种——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 假设房款90万, 全部按揭, 按最低首付和最长贷款时间来计算, 也就是首付30万 (刨除各种税费) , 其余60万元要在30年内还清, 按照商业贷款的基准利率7.05%, 假设利率不变, 不考虑提前还贷的情况, 我们逐一计算夫妻二人在10年内共同还款部分的还款数额。等额本息方式, 月均还款4011.98元, 还款总额481437.98元, 其中偿还本金84521.72元, 支付利息396916.26元。等额本金方式, 每月还款从5191.67元开始递减, 直到第十年的最后一个月月还款额为4026.46元, 还款总额为553087.6元, 其中偿还本金200000.4元, 支付利息333087.2元。可见, 无论是那种还贷方式, 10年间夫妻二人共同偿还的贷款, 由产权人也就是男方给予女方补偿。既然是共同偿还的贷款, 那么其中的二分之一就是男方应得的部分, 剩下的二分之一应该返回给非产权人且偿还了10年贷款的女方, 按照我们上面举得例子当中金额较多的等额本金方式来计算, 女方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276543.8元。至于补偿的问题, 就要看法官的意思表示了, 因为“补偿”的操作性实在太强了, 没有硬性规定补偿的比例, 虽然会考虑到增值部分, 请各位试想一下, 加上女方自己应得的那27万多, 在现今一套房子要多少钱, 各位心里都清楚, 就算是小户型的话, 请问要补偿多少钱才能够让这个离婚女性重新买一套房子?虽然我们不是法官, 但我们谁都知道即使加上补偿款, 这个离婚女性也不可能不添钱就买的起房子。上述例子还是全部商业贷款, 利率较高, 也就是10年期间共同还款的金额较多的方式, 如果是公积金贷款或者组合贷款的话, 利率都比纯商业贷款低, 换句话说, 还款的金额就少, 也就是离婚时, 女方能拿回偿还房贷属于自己那一半的钱会更少, 那么加上补偿后的金额也会更低一些的。再说了, 房子通常是升值的多, 而装修和家居用品可都是有折旧的啊, 所以无论怎样看, 还是买房一方合适。

不管补偿款多与少, 至少是可以量化的东西, 那些不可量化的东西又该如何补偿呢?在我们中国的家庭中, 女性持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相夫教子就是女性的天职。古代如此, 现在也一样, 一句话, 还是传统。在10年的婚姻生活中, 那个女性要为家庭付出多少的劳动有量化的东西吗?有公式可以计算出她在10年当中做饭、洗衣、带孩子、孝敬老人、帮衬丈夫合多少人民币吗?每每看到给《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歌功颂德的文章, 都会觉得很奇怪, 甚至有些人认为之前的解释一和二出台时一样争议颇多, 但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就都被公众认可了。我想说的是, 别管出台什么样的司法解释,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即使有再大的不满, 除了被动接受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接受和认可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对于前两个司法解释没有争议了, 是因为人们知道即使有再大的不满, 依然无法改变司法解释已经出台的现状, 同样, 司法解释三也由最初的争议无数慢慢变成了没有争议, 因为广大的普通民众除了被动接受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