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建筑（精选8篇）
汉代建筑 篇1
明器研究是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因为通过观察研究明器能够分析出古代社会的一些历史资料、文化风俗。其中出土的建筑明器为古代楼阁建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汉代建筑明器种类丰富、类型齐全, 各类明器都彰显出特定的风格特点与艺术特征, 这无疑为汉代建筑风格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一、汉代明器与楼阁建筑关系
从汉代明器中来看, 其楼阁建筑主要包括:仓楼、楼宅、望楼、台榭、乐楼等等。不同的楼阁建筑拥有不同的风格特点与功能作用。汉代明器的出土为后人的汉代楼阁建筑风格研究创造了条件, 这些明器渗透出明显的汉代建筑的特征, 从而体现出汉代社会的文化特征与思想理念。
二、汉朝明器渗透出的汉代建筑风格特征
1.楼阁建筑的立面风格。通过观察汉代出土的明器能够看出, 当时的楼阁具有丰富多样的空间体形特点, 且外形、外观处理方面也手法多样、十分巧妙。楼阁形状各异, 既有上大下小的楼宅, 也有上小下大的仓楼, 以及上下尺寸相当的水榭。楼阁空间形状大体采用聚中法、错落分布法、叠加法、渐变法等加以塑造和表现。例如:河北某一地区出土的汉代明器望楼就是通过分段构图的模式来表现自身的空间体形。
2.阁楼斗拱与柱的风格特征。从众多出土的汉代明器可以看到, 汉朝时期的人们喜欢在建筑的关键部位设置斗拱, 斗拱发挥着结构链接与承重的功能, 又凸显出浓厚的艺术风格特点。例如:河南地区出土的陶房, 房子上方就筑有一斗二升的斗拱, 彰显出明显的文化艺术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体现出了汉朝人们对于神灵的高度敬仰与崇奉, 已经将这种精神信仰融入到建筑斗拱中, 因为一些阁楼建筑居中位置通常用柱子来托斗拱, 整个的汉室统治者就将自身的理想和愿望寄托于此。
3.楼阁屋脊的艺术特点。屋脊处于楼阁建筑的最顶端, 占据整个建筑的最高处, 自然成为倍受古代人和现代人关注的对象。从汉代出土的明器能看出, 汉代人已经开始将一些具有深刻内涵的装饰性的图案模型设计在屋脊上, 例如:凤鸟模型, 为楼阁建筑增添了几分神圣与高远, 体现出汉代人的文化信仰与精神追求。例如:西北秦地出土的绿釉陶楼, 其屋脊装饰就独具风格, 屋脊的中心地带设置了正在展示高飞的瑞鸟, 瑞鸟身强体壮大有展翅高飞之状, 这其中就蕴含着深刻的吉祥的祝愿, 表达了当地人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4.楼阁的门窗风格。纵观出土的汉代明器就会发现, 大多数楼阁建筑的门窗都被雕饰、处理过, 体现在很多门窗上镂刻了风格唯美的花纹, 并添加了凤鸟装饰, 一些门窗的斗拱做了精细的雕刻加工处理, 其中的装饰形态不仅有人形还包括一些动物的体态。主要的雕刻装饰动物包括:龙凤、麒麟等, 体现出了中国自古以来对龙凤的崇拜, 寄托了人们美好的理想和希望。
5.楼阁的色彩风格。从汉代明器的整体来看, 其色彩较为丰富多样, 这也是汉代建筑的一大风格特色, 总的来看, 汉代明器颜色多以红黄色、黑白色以及蓝色为主, 这可以说也是由于受到了五行色彩论的指导, 同时也彰显出显著的时代特征。
三、从汉代明器看楼阁建筑的技术特点
1.楼阁建筑的楼层构造特征。纵观整个汉朝的楼阁建筑构造就会发现, 大体包括两大结构:重搂结构与井干结构。前种楼阁的体形、样态复杂多变, 上下楼层的收分较为显著, 各个楼层都自成单元, 通过错位法来设柱, 柱子的设计与施工水平会直接决定整个楼阁结构质量, 从而影响着整个楼阁的结构安全。井干式楼阁则实际出土的较少, 多出自一些史料说明, 这一结构形态的楼阁多体现出恢弘的气势、浩瀚的规模。
2.楼阁建筑的斗拱风格。斗拱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独到的地位, 因为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等级制度森严、社会层次划分分明的封建思想理念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 其中建筑斗拱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可以说斗拱形象地呈现出了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 斗拱是外檐下方的悬挑构件, 体现出负荷逐级传递、逐层上升的效果, 通过屋面、楼面将负荷传到柱头。单纯站在结构设计的方面, 斗拱发挥了结构装饰的作用, 能够确保建筑顶部与建筑自身的和谐共生。
3.楼阁建筑楼梯的布局。我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尊崇礼制的社会, 而且拥有严格的礼制规范, 古代这些严格的礼制规范在汉代明器建筑上得到了集中展示, 特别在建筑楼梯的布局与设计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汉代建筑明器内部楼梯多有内外之分, 其中外部楼梯通常设置在楼阁的前方、两端以及后方, 外形则呈现为正八形或一字形。内部楼梯则通常设在建筑楼阁里面, 多为坡形以及折曲形。
4.明器建筑的梁架构造特征。从出土的汉代明器来看, 其多数楼阁建筑都采用抬梁、穿斗等形态的梁架构造。其中抬梁式构造特征体现为:具有较大的跨度, 然而斜向支撑力则欠缺, 从整体上来看, 建筑物的承重能力可能会深受影响。
总结
汉代建筑明器为汉代楼阁建筑风格特征的研究与分析提供了素材和资料, 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 汉代建筑楼阁已经体现出了显著的象征性文化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1]周学鹰.中国汉代楚 (彭城) 国墓葬建筑及相关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同济大学建筑系, 2000:附录三、四、五表.
[2]杜葆仁.《我国粮仓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考古, 1984年第2期.《我国粮仓的起源和发展续》.农业考古, 2010年第1期.
汉代玉器的材料 篇2
材质多样
汉代玉器在用料方面有一个逐渐丰富和变化的过程，它是在继承战国玉器辉煌成就，特别是玉料丰富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白玉、青玉、黄玉、黄白玉、黄绿玉、玛瑙、水晶、滑石、绿松石、煤精、琥珀、玻璃等材料在汉代玉器中被广泛应用。
汉代玉器材料以和田玉为主，其他材料为辅。说是以和田玉为主，实际上是以和田白玉及青玉为主材料。自西周以来，和田玉逐渐成为了中国玉器的主流玉材，特别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既对和田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又能够大胆地针对器形对材料进行取合，这与前代为珍惜材料而取合器形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和田白玉大量被使用于当时权贵阶层的用玉，几乎涉及其用玉的所有领域，但主要还是用于权贵阶层的生前用玉。这一时期由于开采能力的提高，大量的精致白玉作品已经出现，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出土的几件圆雕玉器堪称其代表作，其中的玉熊、玉辟邪等材质极好，在雕琢过程中甚至保留有和田籽料的皮色，这充分表明西汉玉工已经具有很高的认识和田白玉的能力。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汉墓出土的玉璜、玉佩，玉质细腻，颜色浑白，有些器物毫无杂质，不失为精品。
和田青玉在汉代被大量使用，青玉材料在汉代多被用于制作葬玉器物，尤其以玉璧居多，这些青玉璧的直径多在10－20多厘米之间，最大的已有30多厘米。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三区玉璧，直径33厘米多；山东鲁国故城出土的三区玉璧，直径有31厘米。这些玉璧器表平整，边缘没有勉强用料的痕迹，应是用大型材料切割而成，原料的尺寸更大，当时能开采这么大的原料，说明玉料的开采能力已经相当强了。
从汉代和田玉作品来看，不仅是白玉和青玉，黄玉也在被使用，黄玉的使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玉的感觉和审美，进而丰富了汉代玉器的品类。江苏省海州市网疃庄西汉墓出土的玉猪，玉质细腻，颜色纯正，是汉代黄玉作品中的上品。
汉代还经常使用一种黄绿色的玉料，这种材料介于青黄之间，颜色有点像现在的岫岩老玉，有些青黄，略带杂质，但经过当今地质学家鉴定，又不是岫岩玉，这种玉料多用在汉代玉衣的制作上，如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就是这种情况。
随着西汉向东汉的过渡，文化开始呈现多元化，玉器在材料的使用上也开始多样化起来，除了和田玉以外，其他玉材材料也为汉代玉器增色加彩，表现在无论是材料的使用上还是颜色的搭配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历史上汉代以前传承下来的其他材料在汉代仍在大量使用。玛瑙这种有着丰富颜色和纹理的传统玉材，在汉代被传承使用下来。河北邯郸出土的红色玛瑙玉环，安徽省六合市出土的玛瑙环，徐州市土山东汉墓出土的玛瑙耳坠，山西朔州出土的玛瑙璧，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水晶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玉材，在汉代也在继续使用，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子中，就有水晶棋子6枚。其他材料如煤精、琉璃等也被应用于玉器作品，如江苏省扬州市甘泉姚庄出土的玛瑙、煤精、琥珀串饰；江西南昌市出土的紫水晶、白水晶、玛瑙、琥珀串饰就是例证。
汉代玉器也开始使用新的玉材，琥珀就是其中的一种。汉代开始认识琥珀，并使用琥珀这一名称。最早出现琥珀一词，是汉初陆贾的《新语》“道基篇”。文中谈到：“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琥珀具有色彩亮丽，质地轻盈，制作简单的特点，深受人们喜爱。江苏扬州西汉墓出土的琥珀印，颜色呈橘红色，鲜艳亮丽；江苏省扬州市甘泉姚庄出土的琥珀司南佩、徐州市土山东汉墓出土的琥珀天禄，都是其杰出代表作。琥珀的出现，为中国玉文化的大家族中又增添了新的材料成员，以后历朝历代都有使用。
除了玉材以外，石材也被大量用于汉代玉器制作。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西汉向东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战乱频仍，国力虚弱，导致玉料匮乏。这些石材多是就地取材，因此材料多种多样。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西汉墓出土的玉豹，广东省德庆县东汉墓出土的金星石兽，江西宜春市出土的滑石璧就是这些地方石材作品的代表作。同时，汉代玉握猪多使用滑石材料，这类玉器在全国各地都有出土，数量较多。
颜色多样
汉代玉器不仅材料丰富多样，颜色也多姿多彩。由于汉代崇尚白色，故白玉多用来制作人们的生前用玉，这一现象与儒家思想在汉代被确立为正统的学术思想有关。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经汉代思想家董仲舒的发扬与推广，正式确立为正统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颜色上崇尚白色，因此，在玉器上第一次确立了以白色为主要颜色的玉器审美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对后世及今日的玉器审美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所以，这一时期人们生前用玉无论是摆件还是佩饰都多以白玉为主。摆件如前文所提到的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出土的几件圆雕玉器。但是，在有些重要的葬器上，也有用白玉的，如汉代的玉蝉，虽说是葬器，但也有用极好的白玉材料制成的，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白玉材料的重视。
与此同时，汉代也继承了自春秋战国以来葬玉多使用绿色玉的传统。在古人看来，绿色属于生发之色，数东方之色、春天之色。人们用这种颜色的玉制成葬器，表达着人们向往重生，重回人间的美好愿望。这一时期的葬玉璧多是绿色的玉，无论是大量出土玉璧的南越王墓，还是只有少量玉璧出土的小墓，都用这种青玉璧。这说明人们对玉璧的颜色是有共同的认识的。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玉璧上，在汉代其他重要葬玉中也同样能够体现出来，在玉衣的制作和使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汉代玉衣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黄绿色玉制成的。
汉代还常常同时使用多种材料组成多姿多彩的视觉盛宴。广州市龙升岗出土的由玛瑙水晶琉璃等多种材料组成的串饰，颜色亮丽，鲜艳夺目，佩戴在人身上，该是一道多么美丽的风景线。
来源多样
汉代玉器材料来源多样，有些材料的来源今人已经很明确，但有些来源我们至今未知。
从表面上看，汉代和田玉料都应来源于和田地区，其实不然，这与今天的和田玉材料并不都来源于和田地区是同样的道理。汉代和田玉材料的来源有些复杂，有人认为这些材料全部来源于和田地区，有的是籽料，有的是山料。也有人认为这些材料部分来源于和田，部分来源于其他地区。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笔者认为部分汉代和田玉料来源于和田，而且是和田籽料，这部分玉料就应该出自和田白玉河，如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出土的几件圆雕玉器使用的就是产自和田的白玉籽料，玉料质地极好，特别是其中的玉熊，温润细腻，略带皮色，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属极品；但也有部分和田玉材料不是出自和田地区，笔者曾仔细观察过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的白玉器物，这些器物的材料和当今的和田玉料比较起来略微有些透明，白色自得有些过分，并且不温润。这种惨白且透明的玉料和我们今天所知和田玉产地所产的材料都不同，说它和俄料像，透明度又太高，说它像青海料，白度又太过，所以笔者认为这种材料可能在汉代有大量出产，汉代以后材料消耗殆尽，或者说被历史淹没，以后再也没有出产。产地仍然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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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的大块白玉料极为罕见，今天竟有人说1000多公斤的白玉料制成的玉凳是汉代玉凳，我们且不说器物形制如何，单从玉料来讲已是荒唐之极。
用于葬玉玉衣的青黄玉，颜色在和田玉与岫岩玉之间，这种材料的来源至今也不得而知，只能说，历史上有这种青黄玉料的产地，我们还不了解。
汉代青玉材料的来源同样复杂，很多人认为该青玉来源于和田，至少应该来源于新疆。其实不然，这批青玉青中泛绿，带有黑点，我们今天在整个新疆地区都找不到与其类似的材料。笔者认为，这批材料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蓝田玉，尽管这种说法尚且缺乏实践证明。历史文献中多次提到蓝田玉，汉代乐府《羽林郎》记载：胡姬“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东汉班固《西都赋》有“陆海珍藏，蓝田美玉。”蓝田玉到宋代开始湮没，后人不识其真面目，该蓝田玉应该是指蓝田透闪石。而今现存的古玉器物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器物是蓝田玉所制，而且是蛇纹石。如果历史上仅有这几件蛇纹石器物，那么历史文献就不会多次提到蓝田玉，更不会用大量篇幅来描绘蓝田玉，所以蓝田玉——透闪石蓝田玉在历史上是存在的。当今蓝田地区只出产蛇纹石，并没有透闪石的发现，而这些汉代器物又都是透闪石，有人据此对蓝田玉有无表示怀疑。现在蓝田地区的确只有蛇纹石出产，但这不表明这一地区根本就没有蓝田透闪石的存在，可能只是没有被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认为岫玉就是蛇纹石，并不知道岫玉中还有透闪石存在。红山文化玉器是透闪石，看起来和这些蛇纹石没有关系，红山文化玉器的源头一直成迷。20世纪80年代的一声开山炮响，炸开了沉睡千万年的透闪石之门，岫玉从此有了老岫玉一一透闪石。正是这种透闪石的发现，为红山文化玉器的材料找到了源头。根据历史文献的描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出产蛇纹石的蓝田玉的矿脉中，可能就蕴藏着透闪石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蓝田玉，也就是现在出土的汉代青玉璧。笔者相信，可能会有一天，沉睡的蓝天透闪石玉也能被发现，这也将为我们验证历史文献的准确性，提供实物佐证，也为我们了解汉代玉器材料提供新的证据。
汉代不仅是玉的来源多样，连玛瑙的来源也极为复杂。汉代的玛瑙从颜色上看有红白两种。白玛瑙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玛瑙很相似，但红玛瑙差距较大。这些红玛瑙器物颜色暗红，不如现在的玛瑙通透，但显得非常浑厚。这种颜色的玛瑙与我们国家传统玛瑙产地——阜新的玛瑙有较大的差别。过去一直未能找到这种玛瑙的产地，近些年来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及四川发现有与之相近的玛瑙，但这些玛瑙是否就是汉代玛瑙材料，我们尚不能确定。
汉代石材及琉璃的大量使用也是汉代玉器开始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汉代石材的大量使用是在西汉开始至东汉时期发生的。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社会连年征战，国力耗尽，民不聊生，国家已无力厚葬王公贵族，更无力制作耗时耗力的玉器来随葬，但死后葬玉这一遗风还在作祟，因而就以材料来源简单，制作容易的石头——特别是滑石作品来代替玉器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奈选择，也就应允而生了大量滑石葬玉。同样道理，东汉的很多琉璃器物出现在墓葬中，也是当时国力凋零的真实写照。
汉代玉器的材料如同她所表现的玉文化一样，在以和田玉为主的脉络下，呈现一种多种玉材并举的状况，为中国汉代玉文化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汉代建筑 篇3
汉代是我国古代墓葬制度的定型期。徐州汉楚王墓葬展示了“因山为陵”墓制的源起和演变过程, 其“前堂后室”墓葬空间序列的诞生标志着西汉室墓形制终于走向成熟;楚王墓开设仓、灶、浴、厕、井等生活功能附室之先例更体现了汉代的“事死如事生”的重要墓葬思想。本文归纳徐州汉楚王墓葬建筑形制的源起和演变特点, 总结其在汉代墓葬发展史中的重要意义。
1 开西汉“因山为陵, 凿山为藏 (葬) ”墓制 之先河
1.1. 西汉楚王墓“因山为陵”横穴崖洞墓制的源起
1.1.1. 以首代楚王墓为代表的雏形期
“因山为陵”即将自然山峰作为陵墓的封土, 最早见载于《汉书 . 文帝纪》。[1] 徐州楚王山一号墓即西汉首位楚王——楚元王刘交陵墓, 实际早于汉文帝霸陵的“因山为葬”墓制。徐州市区低山丘陵环绕, 森林资源不足, 山体山石外露适宜开采, 促使楚王墓舍“黄肠题凑”而用“因山为陵”墓制。楚王山汉墓位于楚王山北侧支脉, 为凿山为葬的大型甲字形石室墓, 斜坡墓道面东, 两侧对称设耳室, 甬道短, 石砌穹窿顶, 墓东、北侧均有陪葬墓。楚元王墓是先秦竖穴土坑墓向“凿山为葬”的横穴崖洞墓过渡的产物, 为较罕见的竖穴横室式崖洞墓:在山体中凿出大型竖穴, 在坑底以石材横砌成主墓室。因西汉初年对墓制尚处于摸索阶段, 楚元王墓较多的保留了先秦葬俗: 以东为尊、主陵设高大封土等, 但它对于自然山体的利用已彰显出“因山为陵”的特征;该墓室顶部以条石横砌, 形成完整独立的空间, 相连的墓道两侧凿有耳室, 这都是横穴墓葬的特征。楚元王之后的十一代楚王均采用横穴崖洞墓制, 这在徐州地区是西汉楚王墓的特有形式。 (图01)
1.1.2.“因山为陵”竖穴向橫穴墓过渡的基本特征
狮子山第二代楚王刘郢墓 (图02) 处于竖穴向横穴过渡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内墓道上方有大型长方形天井, 这是先秦竖穴墓的遗风。墓室由第一代楚王墓的单独方形室演变为中间有走道连接的“T”字形前后室。这个阶段楚王陵墓的基本特征为:
a) 采用“因山为陵”墓制, 占据山体上部甚至整座山头, 规模宏大, 讲究气势。大墓道小甬道, 多处效仿前朝帝陵。
b) 竖穴向横穴过渡的特征鲜明:“大竖穴, 小横室”;保留天井, 且重视程度优于墓室。
c) 平面布局基本对称, 内部功能简单粗略, 墓室形制较为简单。结构和构件形式单一, 比如墓顶采用平顶。缺少内部装饰环节。
1.2. 西汉楚王墓“因山为陵”横穴崖洞墓制的发展和延续
1.2.1. 以第三代、四代楚王墓为代表的定型期
驮蓝山第三代楚王陵、北洞山第四代楚王陵 (图03、04) 代表了“因山为陵”横穴崖洞墓的定型期。驮篮山楚王刘戊墓已摆脱竖穴特征, 更好的适应了山体结构特点, 布局丰富而严谨。该墓墓室顶部结构多样化, 内部功能和布局复杂化, 出现浴厕、乐舞等附室, 前堂后室的布局也由前代的“T”字形演变为“山”字形。
1 | 雏形期:楚王山第一代楚元王刘交陵墓
北洞山楚王汉墓在平面布局上出现较大革新, 在简化中轴线两旁耳室的同时, 将功能附属房间集中设置在墓道和甬道交接处的东侧, 体现出“宅院化”的趋势。这种集中设置附属空间的方法便于山坡开采和内部空间的集中搭建, 减少山石开采量, 是其独到之处。定型时期的发展特点为:
a) 更加顺应山体地势, “因山为陵”的模式更趋成熟;结构和设施更趋完善:墓道由斜转平, 长度缩小;取消天井;墓内出现立柱, 有利于山体内部的支撑和加固。
b) 墓室平面布局大体对称。功能安排更贴近地面生活, 空间进一步细化, 在早期的前堂后室的布局基础上, 增添了厕所、浴间、乐舞、柴房等生活必备的附室。
c) 墓顶形式大有突破, 除平顶外, 还有两坡、四坡、盝顶等多种式样。墓内装饰意识浓厚。出现系统的排水设施。
1.2.2. 以龟山楚王 (后) 陵为代表的成熟和巅峰期
本阶段墓葬以龟山楚王 (后) 陵 (图5) 为代表, 其特点是:
2 | 雏形期:狮子山第二代楚王墓
3 | 定型期:驮篮山第三代楚王刘戊墓
a) 结合山体的防盗措施更加完善:墓道长度骤减, 两旁取消耳室, 墓葬更具隐蔽性;甬道加长变窄, 内中塞石由双列变单列, 封堵更加严密。
b) 墓葬中轴两侧空间不对称开凿。耳室设于甬道旁, 数量少, 附室设于后端, 偏于一侧。对地面建筑的模拟进一步增强, 部分室内修建瓦木结构的建筑 (即“明器式建筑”[2]) 并集中进行装饰;大室气势恢宏, 内凿石为柱。出现同茔异穴合葬。
c) 墓顶形式多样, 新添拱顶、双拱顶等。由于装饰集中于木制结构, 石制墙体不再打磨。排水设施科学严谨。
此后, 徐州西汉楚王陵随侯国实力减弱而逐步走向衰败。“因山为陵”墓制因为能达到汉文帝“欲为省, 毋烦民”的初衷, 故被其采纳[3] , 并在西汉时期成为诸侯级别陵墓的标志。直到西汉末年国力衰败才逐步被砖石墓、石室墓所取代。“因山为陵”真正成为帝陵形制是在东晋, 南朝诸帝亦多仿照, 唐太宗因山为陵而建昭陵, 并诏令子孙“永以为法”, 经过高宗乾陵完善, 唐代采用此墓制的帝陵墓就有十余座之多。
2、中轴线型室墓的“前堂后室”墓葬空间序列 的诞生
徐州地区汉以前属于竖穴椁墓的未发达地区, 传统仪制的薄弱为革新带来契机。以“因山为陵”为代表的横穴崖洞墓取代竖穴土坑墓, “从观念上彻底改变了对墓葬的认识, 即从过去对纵向深浅发展的考虑改变为对横向广阔发展的设计。”[4]这触发了一系列的变化, 最重要的就是由过去存放棺椁的单一空间演变为中轴型“前堂后室”的多元型室墓空间。
汉代大型室墓形制可以分为中轴线型、回廊型、单玄室型。其中中轴线型属首创, 它是指按墓道、玄门、前堂后室为基准做中轴线布局, 回廊、耳室和侧室在其两侧做对称配置。其最早实例为徐州楚王崖墓, 当中最为典型的案例为驮篮山第三代楚王刘戊墓。
相较于大空间回廊型和单玄室型墓室, 中轴线型室墓的结构特性更契合凿山为葬的崖墓形制——山体内若干小尺度附室串联远比开凿大面积孔洞合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 这种新的形制带来的空间序列更适应葬仪活动的需要:空间分离伴随功能细化, 葬仪主持者可以经由墓道—玄门—祭祀空间—埋葬空间等一系列独立场所来完成仪式, 靠近尽端的大体量玄室通过尺度和屋顶的特殊形制 (坡顶或穹窿顶) 来强调其主导地位, 非常适合祭祀仪式的展开和高潮, 而尾端的玄室则适合棺椁的安放。也正是中轴序列前堂后室的墓葬形制, 标志着室墓这种构造形制终于走向成熟。
4 | 定型期:北洞山第四代西汉楚王汉墓
就功能排布而言, 墓葬空间沿中轴线的布局基本模拟当时地面殿堂宅邸的前庭、前厅、中堂和后院的平面布局。这是西汉墓葬“事死如事生”思想的产物。墓室入口和两旁的车马室对应现实居住空 间的前庭;沿中轴甬道入“前厅”, 分别排布庖厨室、武器库、礼乐器具室和厕所功能空间, 以满足墓主人宴客、娱乐等生活之需。之后进入墓室的主要空间——前殿, 这里象征着现实建筑中的“中堂”, 空间高大雄伟。最后才能进入墓主人“寝室”, 也是墓葬建筑的核心之处。正是以徐州楚王墓为开端的这种中轴线型前堂后室式室墓完成之后, “才真正具备了汉墓的特征和本质, 奠定了汉代以后墓葬形制的基石”。[5]
值得注意的是, 徐州楚王墓对于中轴线两旁耳室和附室的对称布置并非十分苛求, 例如北洞山墓, 将生活辅助空间成片单独设于轴线一侧, 中晚期的楚王墓更是如此, 这是汉代建筑布局灵活、形式多样的表现。
3、开设仓、灶、浴、厕、井等功能附室之先例 及其寓意
汉墓中在安放棺椁的主墓室之外, 出现仓、灶、浴、厕、井等附设墓室, 这种现象最早可见于徐州驼蓝山、北洞山楚王墓。这类耳室功能的明确和细化, 旨在模仿现实的“第宅化”, 这正是以汉武帝时期为界线的“周制”转化为“汉制”的根本标志。这些功能型设施按照特定的方位和场所设置, 极富象征寓意。比如龟山第六代楚王墓玄室内, 祭祀前堂一侧的岩壁上设有圆形水井, 据记载水井内有果核, 周围有家畜、家禽骨骼。《山海经》《淮南子》等书提及, 水井与天上云气相接, 能够通神灵, 因此是祭祀的重要器具。此外, 灶是可以火烧熟食的器具, 自古象征繁衍生息;厕所驱邪镇凶等。《阴宅集要》更提到“仓”“灶”“井”等在建筑中配置方位对风水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墓葬中设置仓、灶、浴、厕、井等附室不仅与汉代葬仪“事死如事生” 的思想有密切联系, 还应当与井户设施有关的祭祀活动有关。 [6] 西汉中期, 陶制仓、灶等明器开始盛行, 不久仓、灶、浴、厕、井的器物组合和空间配置逐步走向定型。“伴随室墓的形成而出现的组合造设, 或配置仓·灶·井·厕的现象寓意非浅, 从实物原型制作发展到简略小型模式化等, 浸透了汉代人独特的天地思想和阴阳风水信仰观念。”[7]
5 | 成熟期:龟山楚王 (后) 陵
以“因山为陵”为代表的横穴崖洞墓取代竖穴土坑墓, “从观念上彻底改变了对墓葬的认识, 即从过去对纵向深浅发展的考虑改变为对横向广阔发展的设计。”[8]这触发了一系列的变化, 如由过去存放棺椁的单一空间演变为中轴型“前堂后室”的多元型室墓空间;由仿多格棺椁的功用到后来仿地面寝宫或阳宅的多厅室功用等。非壮丽无以重威, 慎终而追远, 汉代墓葬形制和技术艺术成为后世效仿之源, 徐州西汉楚王墓的演变完整的体现了汉代墓葬文化的定型过程。“在我国汉代诸侯王陵墓建筑研究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 2003
汉代女性不怕离婚 篇4
寡妇再嫁，在汉代也被认为是合理的事情。据史书记载，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初嫁平阳侯曹时，曹死后再嫁大将军卫青；汉宣帝的女儿敬武公主初嫁富平侯张临，再嫁临平侯赵钦，赵钦死后，又嫁给高阳侯薛宣；汉元帝冯昭仪之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汉桓帝刘志的邓皇后之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等。由此可见，寡妇再嫁犹如家常便饭。
因为寡妇不愁再嫁，所以当时女子要求离婚的现象也很普遍。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家贫，卖柴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上坟，见朱买臣依然饥寒，还曾经“呼饭炊之”。朱买臣之妻敢于主动提出离婚，这在汉代以后的封建社会里是难得一见的。所以大诗人李白曾有《妾薄命》一诗云：“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
汉代建筑 篇5
船的原始形式是独木舟和木筏或竹筏。前者即所谓“刳木为舟, 剡木为楫”【4】, 后者即古人所说的“方舟设泭, 乘桴济河”【5】, 泭和桴都是指筏。据文献记载, 广州最早的木板船, 就是在独木舟上围上几块木料, 用南藤、麻绳等纤维品捆绑而成的。如《岭表录异》中记:“贾人船不用铁钉, 只使光榔须系绑, 以橄榄糖泥之, 糖干甚坚, 入水如漆也。”【6】
广州造船业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1974年冬, 在广州市区中山四路 (原广州市文化局内) 发现了一处规模很大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该工场可建造长20—30米、宽6-8米、载重达25-30吨的平底木船 (对该遗址的性质, 学术界尚存在争议, 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一处古代木结构建筑遗址) 。到汉代, 形成了从广东出发通向印度洋的航路, 为适应发展海外交通的需要, 舟船制造相应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海外交通的发展, 同时又为中国舟船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此时广州地区已有相当发达的造船业, 据《南越志》记载:“越王造大舟, 溺人三千。”【7】南越舟是见于文献记载的广州最早的船舶。汉代广州船舶建造, 以楼船为最大, 以内河船为最多。楼船高三四层, 设置女墙 (防护墙) 战格, 篙、桨、橹、帆、舵、碇俱全, 材质优良, 结构坚厚, 从广州汉代墓葬中出土的船舶模型和文献记载中可以窥见广州汉代船舶的基本形制和特点。据《广州汉墓》【8】一书记述, 广州曾在12处汉代墓穴中出土过船模资料, 绝大部分残缺不全, 比较有价值的有广州汉墓的船模、西汉中期的木板船模和东汉陶船模。
广州汉墓中出土船模计有15件:其中西汉木船模8件, 东汉1件, 东汉陶瓷船模6件;船型计有5种:彩画楼船、客货两用船、内河货船、内河交通艇和农田小艇。船型的特点是:首尾狭、中部宽, 首尾高、中部低, 底中部平坦, 多舱, 有些船模上配有桨、舵、锚等设施, 桨数多则10件, 少则3件。【9】
1956年于广州西郊西汉木椁墓中出土了一艘木质船模。船底中部略平而首尾部分略上翘, 船中部有两个小房。在两小房的两侧有通道。尾部有狭小的小房, 还有一木俑持一桨, 疑为是用以掌握方向的。【10】
1955年于广州东郊的东汉墓中出土一陶质船模型。底略平, 前窄后宽, 从船首到船尾架8根横梁, 横梁上铺甲板, 甲板上建小房3处。船首两侧各安桨架3支, 船首悬一碇。船尾有舵, 舵叶上有一孔。两舷有外延的板条, 可作为司篙的通道。【11】
1997年于广州市黄花岗东汉砖室墓中出土陶船一件。【12】船体呈长方形, 首尾狭, 翘起中部宽, 大平底, 船中设拱形篷盖, 颇长, 篷下两侧船舷上平出撑篙的走道。船头、船尾各置二俑。船尾右侧舷上残存有立柱, 似为桨架。
番禺汉墓中出土陶船2件。【13】标本M34:92, 已残。无篷, 首尾狭窄, 中间宽, 平底, 船头翘起, 船尾略平, 船头、船尾各立一俑, 船尾甲板有一柱。标本M13:1中间宽, 两端狭窄, 平底微凹, 首尾翘起, 船头有人俑, 船身靠前部位有一拱篷, 篷内有甲板, 甲板下横亘一条木板, 其下又立一柱用来支撑甲板;船舷下各有三条短木支撑, 该船分段制成, 最后粘结, 先做船底, 后做船帮, 再放置船板和船舷, 其上再加上个部分构件。
这20件汉代船模, 尽管在年代上有西汉和东汉之分, 材质上有木质和陶制的不同, 船模的用途也不尽一致, 但是造型都十分完整、精致, 为我们研究广州地区汉代的船舶形制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结合从广州汉代墓葬中出土的船舶模型和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窥见一些广州汉代船舶的基本形制和特点。
1、结构完整先进
据这部分在广州出土的汉代船舶模型分析, 当时较大型的船舶, 一般已采取了用横梁和隔舱板形成的分隔舱结构技术, 以增加整个船体的抗冲击强度与抗沉没能力。这对于汉代船只远洋航行, 在船体结构强度上提供了保证。
2、推进与操纵设备齐全
2.1 桨是古老的传统推进设备, 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问世。
开始时的形态为短桨, 也称“楫”, 由于短桨难以产生足够的推动力, 逐渐产生了推动力较大的长桨。但由于长桨较重, 提在手中在舷侧划水很不方便, 于是就在舷侧设置了一些搁置长桨的支承点或桨柄孔。1997年发掘的黄花岗东汉砖室墓中出土的陶船在船尾右侧舷上残存有立柱, 即疑为桨架。
2.2 仅仅依靠划桨的船舶是不能远航的, 即使在广东沿海航行, 也需要使用风帆。
我国人民早在汉代以前, 就与东南亚各国有了频繁的海上往来。船上如果没有较完备的樯帆设备, 要完成这样的长途航海是不可能的。据《南州异物志》记载, 公元三世纪时在中国南海航行的船只已是“随舟大小或作四帆, 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 叶如牖, 形长丈余, 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 皆使邪移, 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 亦并得风力, 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 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 所以能疾。”【14】那时驶帆技术已相当高明。船帆不仅可以转动以适应不同的风向, 而且驾船的人可以随风力的大小而这增减帆数。欧洲船到了七世纪以后才使用可以转动的纵帆, 以利用从前侧方向吹来的风行船, 十五世纪才出现多桅船。
2.3 舵是随着船只体势的增大, 推进与操纵职能分化的产物。
最初的时候可能是临时指定人员在靠近船尾的舷侧持普通的船桨操纵, 后来随着航行活动的经验积累, 起操纵作用的桨翼渐渐变得短而宽, 以便增加桨叶在水中的操纵力矩, 广州西汉木船模即反映了此种有普通划桨向舵桨的演变。然而, 随着舵桨面积越来越大, 以致人在舷侧难以提在手中操作, 于是, 就由舷侧转向船尾, 并将其固定在船尾的支承点上, 使原来的划动, 改成绕轴转动, 并在舵杆上装上横舵柄, 以便操舵省力捷便。这样, 就产生了船尾舵。在广州东汉墓葬陶船模中, 我们看到的尾部宽叶桨板, 正是这种船尾舵的早期类型。【15】从古文献考察, 在汉代也已有明确关于舵的记载。在西汉的《淮南子》与东汉初的《说文解字》中, 已有舵的古字“杕”, 清代段玉裁注为“引申为舟舵”。在《释名·释船》中, 刘熙对舵的位置与作用作了说明:“其尾曰柂, 柂拖也, 在后见拖曳也。且言弼正船使顺流不得他戾也。”【16】根据该书的记述可知:舵设在船的尾部, 其作用在于“弼正” (控制) 船的方向。舵既写进著作, 盖可认知早在汉代即已有了舵。在广州东汉墓中的陶制船模的尾部也装设了舵, 使对尾舵的认知详尽和丰富得多了。这一文物的出土证实中国早在2000年以前就发明和实际使用了船尾舵。而欧洲的船到十二世纪以后才装上了舵。
2.4 锚是船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因船舶在行驶过程中需要停泊。
锚的先祖是石锚, 称为碇。一开始是以植物滕索之类捆缚住一块自然石头, 利用石块自重来牵泊船只;后来为系扎方便和增加它与底质的附着摩擦力, 而将石块进行人工加工。随着船舶吨位的增大与航行区域的扩大, 这种较为原始的石锚日益暴露出它自身的不足。大约到秦汉时代, 一种新型的有效的古代船锚—木石锚应运问世。这是以石块为锚体、木棍为锚爪的有机结合物。石块可加快整锚沉底的速度, 而木爪可以加强锚体对底质的抓力, 更好地稳住船舶。广州东汉陶船模首下悬挂的就是木石锚, 不过它的丫形主体是木质的, 而整锚重量主要靠捆扎在两侧的石块产生。这类木石锚制作较易, 泊抓力甚佳。故直至明、清时代仍广泛应用于航海中, 许多文献都保存了这方面的珍贵记载。
3、船舶上普遍设有甲板和上层建筑
最初的船是没有甲板的。船在航行时, 海水或河水很容易浸入船内。而且人们在船内走动也很不方便。后来便在船上部铺设了甲板。这是造船的又一个大进步。关于甲板、甲板之上的上层建筑以及多层上层建筑, 汉代刘熙所著《释名》中有专门所述:“其上板曰覆, 言所覆虑也;其上屋曰庐, 像庐舍也;其上重屋曰飞庐, 在上, 故曰飞也;又在其上曰爵室, 于中望之, 如鸟爵 (通雀) 之警视也”。【17】现在获得了实物证据。如1955年广州东郊出土的东汉的陶船模, 这件船模制作非常精确, 长56厘米, 尾部有望楼, 两舷设有撑篙用的边走道 (俗称桥楼) , 首部每舷均设有三个桨架。船上有陶俑六个。船尾有舵, 船首吊着一只锚。这只船估计有20米左右, 是一只内河客货船。其中上层建筑的长度几乎占了全船的3/4, 已有部分甲板。广州汉墓中也出土有彩绘楼船。《史记·平淮书》中曾说:“楼船高十余丈, 旗帜加其上, 甚壮。”【18】按折算, 这种“十余丈”高的楼船, 竟高达约二十余米。如果和西方古希腊、罗马、北欧维京 (海盗) 船 (约在公元10世纪) 等大部分都没有甲板或没有上层建筑的船型比起来, 中国船的甲板和上层建筑确是别具特色的。
4. 船舶在两舷设瞰板
“瞰板”, 现代造船术语中称为“舷伸甲板”, 在古代木船上可用作撑篙船员的通道。瞰板的作用, 除用作通道和撑篙使用之外, 沿瞰板还可缚上成捆的竹或木, 当船舶超载时可提供一部分浮力, 当船舶横向倾斜时可增加稳性并能减缓摇摆。【19】广州西汉木船模型和东汉陶船模型, 在两舷都设有“瞰板”。
总之, 通过将广州出土的汉代船舶模型与文献记载中的汉代船舶形制进行比较, 二者是相互吻合的。但是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 使我们对汉代船舶形制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
汉代建筑 篇6
一、汉代陶俑形制特点
陶俑是我国古代先民在烧制陶器时,以人物、动物形象塑造的一种陶器,观赏价值大于实用价值。从原始社会时期,就曾有过陶猪、陶狗、陶人的出现,到了秦朝,这种陶俑的制作达到一个高峰,以秦始皇地下兵阵形式出现的陶俑,成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陶俑器物。到了汉代,这种陶艺开始在汉代雕塑中广泛推广,成为汉代雕塑重要的组成。汉代陶俑种类繁多,表现形式十分丰富,有行车马、侍卫家奴、田园房屋、歌舞饮宴、百戏杂耍应有尽有。从这些陶俑的形态塑造上,我们也可看出汉代民俗生活的缩影。陶俑在汉朝之前,表现兵士、战车等雕塑居多,多数被放置到帝王或身份尊贵人坟墓中进行陪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由殉葬到陶俑陪葬的社会进步。到了汉代,陶俑造型开始丰富,很多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陶俑作品不断出现,丰富的社会生活文化为陶俑的制作提供了多变的素材。汉朝时期的四川,战乱造成的破坏很少,社会经济繁荣,促进了民间百艺的蓬勃发展。在此背景下,生活元素的多样化为陶俑制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建立西汉,结束中国长期战乱状态,社会经济开始复苏发展。百姓生活逐渐开始丰富多彩,这种社会改变也反映到各行各业,在随葬品上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艺术特征。在西汉之前,陪葬陶俑都以侍童、武士、战车等形式出现,素材单一,人物面部表情过于呆板。汉代陶俑除了保持原有特征之外,艺术神韵更加突出,表现形式更加丰富自由,这些也体现出汉代社会祥和对陶艺创作的影响和启发。从秦、汉古墓出土的陶俑进行比较来看,汉代陶俑类型要比秦朝及前期丰富得多。除了文中说的击鼓说唱俑之外,在江苏东阳和扬州等地发掘的西汉古墓中,百戏陶俑、飞禽走兽等成为陶俑的主要成分。这些陶俑作品,除了制作精致之外,给人最深刻的感受是形体、表情的丰富。这种对陶艺神韵的追求表现,正是体现出汉代百姓生活日趋丰富,精神状态完美回归的体现。
二、汉代民间说唱表演形式与陶俑之间的内在联系
说唱艺术形式在汉代民间十分盛行,很多艺人走街串巷以此谋生,在四川地区,这种说唱艺人被称为“俳优”,“俳优”是一群社会地位低下,身材矮小侏儒,以哗众取宠,扮演丑角,取悦观众为谋生手段的民间艺人,他们为了生活,经常远离故土,以说唱滑稽表演粉饰生活,在赢得观众欢笑的背后,有着各种数不尽的酸楚。据汉史《司马相如传》中颜师古注记载:“俳优侏儒,倡乐狎玩者也”,从这里就可看出这些民间说唱艺人地位的卑微。这些民间艺人的出现,体现了时代的需求。在汉代社会稳定发展,民众娱乐需求增多之时,这些说唱艺人适时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这些“俳优”表演的乡音俚曲,其内容都是社会百姓身边的生活,贴近百姓。表演内容经过这些说唱艺人夸张的艺术加工,深受社会底层百姓喜爱,又由于其搞笑性表演能够活跃现场气氛,在一些宫廷饮宴之时,也常常邀请江湖著名说唱艺人前去助兴,增添欢乐气氛。
在汉代,文化娱乐形式多样,说唱表演被称之为“百戏”而“俳优”表演类似现代杂技中的小丑表演,称为“倡优戏”。这种娱乐表演形式,冲破了传统礼教对“礼乐”规定的束缚。不再以模式化、庄重表演形式的传统高雅歌舞为主导,取而代之的是体现现实生活,表现民间欢乐歌舞和其他文艺表演形式。促进各类艺术的发展,文艺表演形式得到空前繁荣。汉代建立后百废待兴,在“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政策调控下,社会生气得到恢复,民间乐舞、杂技、说唱艺术也就蓬勃兴起。汉代统治者很重视对民间文化的采集,有专门民风采集机构,管理、收集整理这些民间艺术,经过他们加工后成为宫廷文艺的素材和样本。击鼓说唱是汉代很普遍的一种俳优造型,音乐表演形式,演出时一个人说唱,手持小鼓,以击打小鼓为其歌曲表演伴奏,这种表演形式是中国传统曲艺的特征之一,在汉代,这种“俳优”的表演多数是以身材肥胖的侏儒来进行。其本身形态就异于常人,再加之诙谐的动作,夸张的表情、搞笑的表演内容,使这种表演深受各个阶层的喜爱,成为汉朝自上到下都喜爱的表演形式。从“汉代击鼓说唱俑”的艺术表现上看,我认为这不是塑造夸张,反而是东汉时期社会底层艺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汉代击鼓说唱俑”生活化的形态艺术表现
汉代陶俑艺术,改变了秦楚时期木偶人呆滞的神态特点,多变的写实风格逐渐形成。这些陶俑开始以社会人物形象来表现,改变了秦国时期兵马俑特征。但唯一不变的是陶俑仍作为墓葬用品,是陪葬品。这种陪葬陶俑是在废除奴隶制度下的真人殉葬背景下产生的,是时代的进步。但在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下,这种陶俑陪葬形式也刺激了汉代奢侈厚葬之风。从这尊“汉代击鼓说唱俑”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具有如下鲜明特色。其一是人物表现的声情并茂,这尊陶俑表现的说唱艺人动作夸张,但细细体味他的动作,会感到这种夸张恰到好处,符合汉代说唱艺人形态动作特点。在面部表情上看,更加出色,将说唱内容通过喜悦的神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个老年陶俑艺人,头扎巾帻,赤裸双臂,左臂环抱扁鼓,右手举槌,表演时席地而坐,表演到兴奋处左足点地,右足高高抬起,似乎说唱的故事正被他演绎到最出彩之处,让他不禁手舞足蹈、得意忘形。我们不知道此时这位说唱艺人表演的故事内容,但从他表现的这样一个生动传神的精彩瞬间来看,这尊陶俑足以征服观众,引起心灵上的共鸣。其二是陶俑的写实风格浓郁。这尊陶俑赤裸上身,载歌载舞,其身体圆胖,高高隆起的肚皮夸张有趣,很有喜感,其下体穿着肥大的长裤,这种长裤正是汉朝平民流行的衣着。说唱者挤眉弄眼、手舞足蹈的神态极为传神。他颧骨突出,鼻子扁平,肥厚的嘴唇喜笑颜开,眼角有很多皱纹,他的笑令人赏心悦目但又令人捉摸不透。这种笑的表情不是当权者恣意妄为的狂笑,也非卑微者怯懦的笑,而是一种从内心发出的豁达之笑。在这精彩瞬间,抒发出他的个性风采。这种笑包含了说唱艺人经历悲苦后的豁达,对沧桑人生的解读。看到这两千多年前的质朴笑容,仿佛听到叮咚的鼓点和沙哑的嗓音在耳边萦绕。
四、“汉代击鼓说唱俑”对研究汉代民俗的历史价值
首先这尊陶俑反映了汉代高超的陶俑塑造工艺,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汉代陶俑继承发扬了前代陶俑塑造技艺,改变了以往以兵马、侍俑为主的陶俑历史,同时制作出大量反映社会生活的陶俑,在丰富陶俑种类的同时,陶俑制作工艺也得到长足发展,民俗风情的引入带给陶艺工匠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其次,这个陶俑为研究汉代民俗风情,特别是汉代说唱艺术提供了重要佐证。中国传统曲艺艺术,在上古时代就开始萌芽,经过汉、唐、宋、金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不同种类,风格各异的曲艺形式。而滑稽戏表演就是从“俳优”表演发展而来。从滑稽戏的唱念做打来看,这和俳优的表演十分接近。因此,它对中国戏曲的起源有着很大的联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汉代距今已有两千年之久,流传下来记录说唱艺术的历史文献不多,很多研究汉代民俗都是通过汉墓中的壁画来揣摩。比如汉墓中画像砖百戏图像中,经常能看到女舞者身边有一位上身赤裸,体型矮胖的侏儒在一旁插科打诨引人发笑,有的侏儒还在表演杂技。这些俳优的出现,表明在汉代娱乐歌舞中,俳优已经是必不可少的表演形式。其次,说唱俑是研究我国话本小说萌芽的重要资料。秦汉时,中国话本小说还未正式出现,而说唱艺术已经职业化了。很多故事传说都是通过说唱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经过不断完善,为后来小说创作、普及、推广积累了大量文学素材。
从“汉代击鼓说唱俑”精湛的烧制工艺,惟妙惟肖的神韵,以及历史价值上看,这尊陶俑为我们透视汉代曲艺文化,了解说唱艺人特点,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实的素材。这尊陶俑,透过它的艺术表现,展现了汉代思想文化的开放,社会文明的进步。从陶俑灵动状态表现和说唱艺人服饰特点,都为了解汉代艺人生活,和说唱艺术特色做了最有价值的参考。在这尊陶俑上,我们看到了两千多年前中国滑稽戏的雏形,体味到汉代说唱艺人独特的表演形式。现代曲艺中有多种载歌载舞表现形式,它们的艺术之源都与汉代击鼓说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件陶俑无论塑造还是烧制都堪称一绝,能够抓住说唱艺人最具表现力的形象进行塑造,使得这件陶俑成为最具人物表现的说唱俑,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研究价值,是无可争议的国宝。
参考文献
[1]汤池.四川汉代说唱俑[M].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
[2]石荣.东汉说唱俑[J].四川文物,2004(5).
[3]张庚.戏曲的起源[M].中国戏曲通史上册.
[4]徐锷.一件汉代陶俑雕塑的审美鉴赏[J].美与时代,2009(7).
汉代军法掠影 篇7
关键词：汉代,军法,法律渊源,立法概况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在古代中国, 军事活动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初, 高祖不脩文学”, “天下既定”, “韩信申军法”, “又与功臣剖符作誓, 丹书铁契, 金匮石室, 藏之宗庙”。 (1) 至文帝, 中国未安;武帝, 征伐不休, 征四夷, 兵行三十余年。军法是保证汉代这一系列军事行动顺利进行和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 是确保帝国基业巩固和争取霸业的重要条件之一, 所以在法律大家庭里显得十分重要。“师出于律, 否臧凶”, (2) 军事行动没有严明的军法, 即使是强兵也会出现凶兆。 (3) “军之法令, 赏罚之数, 使士赴汤蹈刃。” (4)
一、汉代军法的源头与概念
我国最早的军事法规范出现于原始部落逐渐瓦解, 种族国家形成并日益发展的夏、商、西周时期。《史记·五帝本纪》卷首便言:“轩辕氏习用干戈, 以征不享, 诸侯咸来宾从。”《汉书·胡建传》载:“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定, 穿逾不由路, 是为奸人, 奸人者杀’。”这是维护军营秩序的法令。《尚书·大禹谟》载, 禹征有苗, “乃会群后, 誓于师曰:‘济济有众, 悉听朕命……尔尚一乃心力, 其克有勋’。”这是临敌作誓、宣布赏格的法令。后两条材料是见于现存史籍中最早的军事法的记载, 史学界普遍认为其属后人伪托, 不足为信。据理而言, 有军事活动出现, 就会有调整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员行为的规范存在。 (5)
《说文解字》:“该, 军中约也。”《说文斠注》:“军中约, 言军中戒约也。”在我国远古年代的军旅中, 早已订有戒约, 用以约束全军, 维持纪律, 执行赏罚和增强士气, 这已成为一项措施和制度。《汉书·王莽传》记严尤的话:“自黄帝、汤、武行师, 必待部曲旌旗号令。”《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行军勤兵, 申明约束”, 《孙子列传》:“约束既布, 乃设斧钺, 即三令五申之”, 指的就是军中戒约。军中约发明、创立的年代, 最初、最早的军中约包括哪些具体的条令和内容, 现都已无从查证。今天能从古代典籍中检阅到的最早的军中约, 得数二千一百余年前西汉时期的《军法》。 (6)
《汉书·胡建传》:建上奏曰:“臣闻《军法》:立威以威众, 诛恶以禁邪”, 是《汉军法》开宗明义句。《史记·太史公自序》记:“韩信申军法。”《高纪》也有同样的记载:“初, 高祖不脩文学, 而性明远, 好谋, 自监门戍卒, 见之如旧。天下既定, 命韩信申军法。又与功臣剖符作誓, 丹书铁契, 金匮石室, 藏之宗庙。”《补注》:先谦曰:“《艺文志》兵权谋家《韩信》三篇。又云, 汉兴, 张良、韩信序次兵法, 凡百八十三家, 删取要用, 定著三十五家。” (7) “武帝时, 军正杨仆捃摭遗逸。奏兵录, 犹未能备。至于孝武, 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兵权谋十三家, 兵形势十一家, 阴阳十六家, 兵巧计十三家, 凡兵书五十三家, 七百九十篇, 图四十三卷。” (8)
现代军法一般指调整国防与军事活动范围内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没有明确的军法概念, 但用于调整军事活动的法律规范却很早就出现了,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早产生的法律之一。古人通常用“兵刑合一”、“刑始于兵”来说明刑罚的产生与军事紧密相联。我国古代军事法自春秋战国时开始形成, 绵延两千年, 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向近代化转变。
在此, 必须区分两个重要的概念:“军法”与“兵法”。“军法”即“军中约”, 是军中的律法条令;不同于“兵法”或“兵家言”, 如上文所引《西汉会要》内容。前者是治军的法规条例, 用来申约束、明赏罚;后者讨论的是战略、战役、战术的问题, 是行军用兵之法。《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及其注文和两汉人的著述中所引列的《军法》即《汉军法》, 无疑是西汉初期汉高祖拜韩信为大将后由韩信所订立, 是韩信本着当时国家收藏的古文典册、档案中的古兵家司马穰苴、孙武等所编著的成约, 因袭、整理、补订而成的。 (9)
综上所述, 军法是为组织和强化军队而建立起来的最严格的法规。广义的军法包括军队编制、军功爵赏和军事刑法等。军法有文字的, 有非文字的, 非文字的讯号系统亦以文字记录的军法为基础。军法有时只泛称为“法”或“制”。 (10) 其调整对象较为特殊, 包括将领、军吏和士卒等从军人员及参与到军事活动中的相关人员在军事活动中的一切行为。法律部门主要涉及刑法和行政法的内容。
二、汉代军法的渊源及立法概况
汉代以律为主要的法律形式, 令为重要的法律形式, 另外还有科和比。11汉代在军事方面有过不少立法, 有的见诸刑律, 有的属于单行, 总起来基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法体系。12白建钢认为汉代军法是一个单行法规, 它不仅有细致的定罪和处罚条款, 还有一定的“总则”论述。汉代军法和刑法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13陈伟武认为军法的形式表现为军法和军令 (或为“兵令”) 等。如银雀山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和传本《尉缭子》均有《兵令》篇, 或简称为“令”。14本文认为, 汉代军法的形式包括律 (如《二年律令》) 、令 (如《功令》、《捕斩单于令》) 和品约 (如《烽火品约》) 等, 而以军法 (律) 和军令为主;有的条文列于国家根本律法之中, 有的为单行法规, 共同形成一个独立的颇具特色的完整体系。
在军事关系中, 最基本的内容被编入律中, 而包含赏罚在内的细则则被编入军法中。由于将军的不同, 约束不一样;由于军队的差异, 军法也不相同。但实际上各军有共同的军规和军纪。因此, 将军自由处理士兵的权力大概也局限于律令的大致范围。汉初较为特殊的高祖约法三章, 可以被理解为反秦军的司令官对关中父老发出的军令。15
汉代军法的佚文, 在汉律的研究资料中只举出七条。“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斩”、“五人为伍, 五伍为两, 两有司马, 执铎”、“百人为卒、五人为伍”、“正亡属将军, 将军有罪以闻, 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吏卒斩首, 以尺籍书下县移郡, 令人故行不行, 夺劳二岁”、“父子俱有死事, 得与丧归”、“有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 大父母父母死未满三月, 皆勿徭, 令得送葬”。此外还有“捕斩单于令”。16幸得出土文献为研究汉代军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补充。
军法系统里还有一个特殊的成员:军礼。军礼与作为体现等级秩序的行为规范和有效统治手段的“别贵贱, 序尊卑”的礼不同。《周礼·春官》以“五礼”来概括“三千威仪”, 即吉、凶、军、宾、嘉。《周礼·春官》载:“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 用众也;大均之礼, 恤众也;大田之礼, 简众也;大役之礼, 任众也;大封之礼, 合众也。”按大师, 王出师征伐;大均, 统计户口, 定赋税;大田, 田猎, 检阅队;大役, 筑宫室城邑;大封, 正疆界, 开沟渠, 筑道路。此五者, 均属军礼。所以综观军礼, 其涉及范围广泛, 可称为国家军事武备的基石。17汉代, 军礼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汉人在上书或皇帝下制诏时, 其文多引用诗书经传之句, 以修饰自己的语言。而若引用兵书, 则多为《司马法》。西汉后期, 《司马法》被重视, 在汉军中被正式采用, 军礼按《司马法》行事。18
汉代军礼主要有如下内容:1.亲征。高帝“七月, 燕王臧荼反, 上自将征之。利几反, 上自击破之。”19“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 诏曰, 朕将巡边垂, 择兵振旅, 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202.劳军, 介胄之士不拜。“文帝后六年, 上自劳军, 至霸上及棘门军。至中营, 将军亚夫揖, 曰:‘介胄之士不拜, 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 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213.田猎。田猎不仅是驰驱射猎的活动, 且常作为点校、训练军队的重要手段。“文帝时, 贾山言治乱之道, 曰, ‘驰驱射猎, 一日再三出。今从豪俊之臣, 方正之士, 直与之日日射猎, 击兔伐狐。’”22“元鼎中, 天子行猎新秦中, 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 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234.兵祭。“武帝为伐南越, 告祷于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泰一鏠旗, 命曰灵旗。为兵祷, 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245.教阅。“武帝太初二年, 令天下膢五日。”25汉仪注云:“立秋之日斩牲于郊东门外, 以荐陵庙。武官肄兵皆战阵之仪, 斩牲之礼, 名曰貙刘。兵官皆肄孙吴六十四阵, 名曰乘之。”6.讲武。“立秋之日, 自郊礼毕, 始扬威武, 斩牲于郊东门, 以荐陵庙。其仪, 乘舆御戎路, 白马朱鬣, 躬执弩射牲, 牲以鹿麋。太子令谒者各一人, 载获军驰驷送陵庙。还宫, 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267.拜将。萧何劝刘邦拜韩信为将, “择良日, 斋戒, 设坛场, 具礼”。即“将师受命者, 将率入, 军吏毕入, 皆北面而拜稽首受命, 天子南面而授之钺, 东行西面而揖之, 示弗御也。”27斧钺是将军的象征。8.卫士填街跸。《天官·宫正》:“疏:‘汉仪, 大驾行幸, 使卫士填塞街巷以止行人, 备非常也。’”《续舆服志》:“乘舆大驾, 公卿奉引, 太仆御, 大将军参乘。”9.飨遣故卫士仪。《续志》:“飨遣故卫士仪, 百官会, 位定, 谒者持节引故卫士入自端门。卫司马执幡钲护行。行定, 侍御史持节慰劳, 以诏问所疾苦, 受其章奏所奏言。毕飨, 赐作乐, 观以角抵。乐阕罢遣, 劝以农桑。”2810.兵占。将行军作战与天象卜筮结合起来, 相信一些征兆。例如:“汉中四星, 曰天驷, 旁一星曰王梁, 王梁策马, 车骑满野。岁星所在, 国不可伐, 可以伐人。日方南, 太白居其南。日方北, 太白居其北。为赢。用兵进吉退凶。”29
《汉律摭遗》讲汉礼仪多规定在律令中, 这说明了军礼是军事立法的一部分及军礼的效力。除上述军礼外汉田律中还有相关记载。《秋官·士师》注:“禁则军礼, 曰无干车, 无自后射, 比其类也。”疏:“《易·比》之九五曰, 王用三驱, 失前禽。注云, 王因天下显习兵于蒐狩焉, 驱禽而射之, 三则已发, 军礼。失前禽者, 谓禽在前来者不逆而射, 旁去又不射, 唯其走者顺而射之, 不中亦已, 是皆所失。用兵之法亦如之, 降者不杀, 奔者不禁, 背敌不杀, 以仁恩养威之道。若然, 此不自后射, 亦谓不中之后不重射。前敌不破则有追法, 《春秋》公追戎于济西是也。”贾疏:“此据汉《田律》而言。《士师》五禁注引作《军礼》。”此条为《田律》, 亦为军礼。30违反律令要受刑罚制裁;违犯军礼当也要受到严厉的惩治, 即“出于礼而入于刑”。例如:“韩延寿为东郡太守, 试骑士。极尽铺张壮观, 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 韩延寿也因此僭不道, 坐弃市。”31
三、汉代军法的特点
总的来说, 汉代军法可称作依法治军, 赏罚分明而有信。具体而言, 从上文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君权至上和国家本位
整个军法无处不体现维护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强调皇权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在制度上保证军队的支配权和将吏的任免权牢牢控制在皇帝手里;军政大事, 都由皇帝专断, 臣下不得专擅。各郡国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与调遣。在需要时可以为了国家利益牺牲百姓的利益。
(二) 将权特殊
将军一旦被任命, 就拥有超出任命者统治范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权限。《六韬·立将篇》:“军中之事, 不闻君命, 皆由将出。”《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穰苴曰:将在军, 君令有所不受。”《孙子列传》:“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 将在军, 君令有所不受。”此款古兵家书军法礼中皆有之, 《汉军法》本之。32前文军礼劳军条也曾提到。将军强大的权力由皇帝委让, 主要是专杀权和奖赏权。汉代被承认的将军最大特权是人事权。将军一旦被任命, 可以开府, 叫做“幕府”。将军幕府官吏的任免,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将军的自由意志 (昭帝以后) , 将军幕府也拥有与丞相、御史大夫相等的向官场推荐人才的权力。33
(三) 详备周密
立法律、令、礼等并举, 内容从军队组建、编制、招募、权力系统到军队训练、管理、作战、赏罚、后勤保障, 再到违反军法军礼的惩处都周密详备。可谓对整个军事活动中的各个环节, 各个事项都给予了比较全面周到的规定和管理。
(四) 严苛峻酷
汉代军法是汉代刑法的补充和续篇, 从量刑幅度上看, 军法比刑法处罚从重。战争关乎国家存亡安危, 对在战争中立功的人重赏, 对在战争中触犯律令的人重刑, 是必需的。《商君书·外内》:“民之外事, 莫难于战, 故轻法不可以使之。”同伍连坐和亲属连坐的规定, 足见军法的严酷。律与军令在同类型犯罪行为的处罚上, 军令处罚往往重于律;军中犯罪的罪名多, 刑罚重, 远过于常律。34
(五) 管辖特殊
汉代对违反军法的犯罪均实行特殊管辖, 其处罚由军内执法机构实施。古代兵刑合一, 军队既是作战组织, 又是执法工具, 将帅领兵, 兼治刑狱。执行军事刑法的人又称“军正”或“军吏”。《汉书·胡建传》引军法:“正亡属将军, 将军有罪以闻, 二千石以下行法焉。”执行军法既有专职人员, 又有特殊情况下的替补人员。35将军被委以处罚权和褒赏权, 在军法中已经成文。《李广传》:“击右贤王, 有功中率, 封为乐安侯。诸将多中首虏率为侯者。师古曰:‘率谓军功封赏之科著在法令者也。’”36平时, 所有的部队各以部类相从, 由各级军事长官统领。他们通常既负责军队军事、行政方面的事务, 也管辖军队发生的案件。京师屯兵案件各归首长专门负责, 地方郡兵发生的案件, 皆由作为最高地方军事长官的太守来处理。37
另外汉代军法还具有一般军法讲究时效的特征。军法更突出矛盾的严重性和临时性, 往往是从严从重就地惩处。
汉代的名片 篇8
谒是下级对上级、晚辈对尊长通名时用的名片，通常用于比较庄重、正式的场合，平时在亲朋同僚之间使用的是一种比较简易的名片，叫做“刺”（札）。刺因“书以笔刺纸、简之上”而得名。朱然墓中同时出土了14枚刺，也是长1汉尺左右的木片，但宽仅3.4厘米，厚仅0.6厘米，既薄又窄。刺面从上到下有一行墨书：“故鄣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刺的内容比谒亲切得多，刺面也没有可写别的文字的空隙。
刺的出现比谒略晚，但至少到东汉时也已十分流行了。
（选自《趣味考古 （插图本） 》/叶文宪 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7月版）